欧洲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下一次能源危机
法国昂热西部天主教大学 (UCO) 经济学教授卡尔-弗里德里希·以色(Karl-Friedrich Israel)于2025年12月10日《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认为，欧洲正面临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既要努力实现脱碳目标，又要降低来自中国的供应链风险: 中国对关键材料的控制威胁着欧洲的能源转型; 出口管制和贸易争端危及欧洲的清洁技术供应。他指出，欧洲必须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并加强加工能力以降低风险：
在过去两年中，欧洲政策制定者普遍使用“去风险化”一词来描述欧洲与中国关系的重新调整。虽然欧盟在2019年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欧盟不再寻求彻底“脱钩”，而是旨在降低在被视为对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的风险敞口。潜在的担忧是，虽然欧洲已经减少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与此同时，它也同样依赖于对实现欧洲宏伟的环境和技术目标至关重要的中国商品。
2022年的能源危机表明，过度依赖特定供应链如何将外部冲击转化为国内经济痛苦。在清洁技术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中国主导着太阳能光伏组件、稀土元素、永磁体以及石墨和锂化合物等先进电池材料的全球生产和加工。在这些价值链的几个环节，中国生产商控制着全球80%或以上的产能。
这种集中度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战略脆弱性——并非直接体现在能源供应方面，而是体现在关键技术的供应方面。中国出口的磁铁、光伏晶圆或电池化学品供应中断可能会延迟可再生能源的部署、电动汽车的生产和电网升级，就像过去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曾扰乱供暖和工业生产一样。即使是短暂的中断也会对价格、投资时间表和工业产出产生连锁反应。
欧洲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其雄心壮志最高的领域也最为深刻。
贸易紧张局势增加了政治层面。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已经引发了对欧洲农产品出口的报复性调查。与此同时，北京收紧了对某些等级石墨和稀土磁体的出口许可要求，这表明它愿意将市场份额作为武器。布鲁塞尔正在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做出回应，该法案旨在建设欧盟内部的采矿、精炼和回收能力；但此类项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成熟。
欧洲面临着一个战略困境：既要加速脱碳，又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实现这两个目标需要艰难的权衡、可靠的多元化计划以及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伙伴的合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欧洲大陆可能会面临另一场能源危机——这一次危机并非源于管道，而是源于加工厂和出口许可证。
依赖性真正造成影响的领域
欧洲对中国的脆弱性集中在几个对欧盟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关键领域。有四个领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稀土元素和磁体、太阳能光伏、镁和电池。
稀土元素和永磁体
稀土元素对于电动汽车电机、风力涡轮机发电机和国防技术至关重要。虽然许多国家都有稀土开采，但中国主导着供应链的精炼和磁体制造阶段。欧盟在永磁体方面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而日本和其他一些生产商目前的贸易流量有限。
对于重稀土元素，欧盟对中国的依赖接近100%。2025年，当北京收紧对高性能磁体的出口许可审查时，欧洲制造商认为这是一个警告。CRMA设定了2030年的多元化目标，但欧洲真正意义上的精炼和磁体产能仍然遥遥无期。
太阳能光伏
从多晶硅到成品组件，中国企业目前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光伏制造产能。继2010年代初欧盟自身的太阳能产业崩溃之后，欧洲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90%以上来自中国。这造成了一个悖论：欧洲的旗舰气候技术依赖于单一的外国供应商。任何贸易限制或物流冲击都可能延缓安装进度并抬高项目成本，从而损害欧盟的气候目标。
镁
镁是所有常用结构材料中最轻的，也是轻质铝合金的关键成分，但其市场规模较小，且高度集中：欧盟95-96%的镁进口来自中国。罗马尼亚、法国和挪威重启冶炼的努力面临高昂的能源成本和漫长的审批流程。
2021年，中国曾短暂削减镁产量，以降低国内能源消耗，导致全球镁价飙升和供应短缺。这威胁到欧洲的汽车和包装行业，并引发了人们对大规模停产和失业的担忧。这一事件表明，即使是次要材料，如果集中在一个国家，也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电池和关键矿物
欧洲快速发展的电池行业仍然严重依赖中国的中间加工环节。中国精炼全球约60-70%的锂和钴，以及约90%的天然石墨，包括几乎所有用于电池负极的球形石墨。
即使电池组装在欧洲进行，这些精炼原材料也主要来自中国的工厂，这在供应链中造成了一个潜在的单点故障。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盟友供应商的合作正在增长，但在本世纪末之前，替代的精炼和加工能力不太可能满足欧洲的预期需求。
能源技术之外
其他行业，特别是制药业，也表现出对亚洲供应链的类似依赖。然而，眼前的战略风险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和工业材料领域。这些投入与欧洲的电力系统、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竞争力直接相关——这些领域在俄罗斯天然气危机期间被证明是最脆弱的。
总之，欧洲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在其雄心壮志最高的领域最为突出。太阳能组件、磁铁、镁和电池材料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依赖轴心——一个建立在外国基础上的欧洲能源转型。
新的能源危机可能如何展开
欧洲对中国投入的依赖不会一夜之间演变成危机。但一些明确的传导渠道可能迅速将关键材料的中断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压力。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发生的天然气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将通过制造业瓶颈、投资延迟和价格波动来蔓延，而不是通过家庭能源账单。
出口管制和许可延迟
中国已经使用行政手段来表明其影响力。 2023年对某些等级石墨实施出口许可要求，以及2025年收紧对高性能磁铁的管制，都表明繁琐的文书工作很容易演变成阻碍贸易的政策壁垒。即使是轻微的延误也可能导致欧洲电动汽车电机或风力涡轮机发电机生产线停产。由于欧洲缺乏库存和国内精炼能力，中国任何出口暂停——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立即传导至供应链。
关税、报复和贸易摩擦
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及北京方面对欧洲农产品出口的反制调查标志着贸易政治化的新阶段。事态升级很容易蔓延到清洁技术零部件领域。如果中国对光伏组件、磁铁或电池材料征收关税或实施配额限制，项目成本将飙升，安装进度将延误，迫使各国政府修改其气候能源发展路线图。反之，欧洲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提高欧盟自身绿色产业的投入成本，加剧通胀压力。
物流和货币传导
即使没有正式的限制措施，航运、保险或外汇市场的波动也可能给供应链带来压力。南海或台湾海峡的地缘政治冲突将导致海上贸易路线改变，并推高运费。由于欧洲大部分能源转型硬件都通过海运运输，几周的港口拥堵或人民币升值就可能使项目预算增加数十亿美元。
金融和产业蔓延
下游行业——公用事业公司、汽车制造商和建筑公司——的投资周期都很紧张。光伏组件或电池的突然短缺将导致收入延迟、资产负债表不稳定并削弱投资者信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即使是小幅的交货延迟也可能导致市值损失，进而影响信贷状况和公共财政。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欧洲的脆弱性已从能源消耗转移到能源技术。中国清洁技术出口的供应冲击不会导致家庭能源供应中断，但却可能阻碍能源转型本身。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欧洲未来能否实现自主权，取决于欧盟如何管理其与中国的不对称关系。两种不同的路径概括了绿色能源产业普遍面临的战略选择和风险，而第三种路径则意味着欧洲将继续发展清洁能源发电，但会牺牲其他技术目标。
可能性较大：在追求所有欧盟目标的同时，进行可控的依赖
欧洲继续目前的路线：在“去风险化”的旗帜下谨慎地实现多元化，同时与中国保持务实的贸易关系。《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以及与盟友的一些合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韧性，但中国生产商在太阳能光伏、电池材料和磁体领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供应紧张局面持续存在，但可以通过库存和灵活的合同安排加以控制。随着经济增长成为首要任务，对“主权”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弱。能源转型继续推进，但潜在的风险依然存在：一种稳定的依赖关系，而非真正的自主权。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为60%。
可能性较小：贸易摩擦导致欧盟目标受阻
围绕电动汽车关税或技术转让的争端升级，引发了一系列报复行动。北京方面放缓石墨和稀土磁体的出口审批；布鲁塞尔方面则提高对中国清洁技术进口的壁垒。项目成本上升，可再生能源建设停滞不前，欧洲再次面临类似于2022年的供应驱动型通货膨胀。
各国政府争相补贴国内生产，导致欧洲单一市场碎片化。公用事业公司和汽车制造商推迟投资，欧盟的气候目标更加遥不可及。这场危机既是政治危机，也是经济危机：欧洲无法协调其环境雄心与地缘政治脆弱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为15%。
可能：核能用于工业和家庭；放弃电动汽车、光伏和风能目标
反复出现的供应冲击、地缘政治逆风和成本上升促使欧洲进行战略反思，从而通过核能继续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同时放弃太阳能和风能以及从内燃机转向电动汽车的宏伟目标。鉴于目前各国对核能发电的关注度再次提高（英国和捷克正在从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设计阶段转向实施阶段，斯洛伐克选择西屋公司供应核燃料，布拉格选择韩国核电公司在其现有核电站建设新的大型反应堆），一些欧洲国家也加入了核能复兴的行列，以此作为实现能源自主和工业稳定的途径。法国加速发展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克罗地亚和意大利也在寻求类似的方案，瑞典改变立场，允许发展核电，而波兰和芬兰则与美国和韩国的供应商合作。就连德国也制定了新的条件，将逐步重启其核电站。
这一转变确保了长期、低碳的基础能源供应，并减少了对中国清洁技术投入的依赖，从而挑战了“中国对于欧洲减少碳足迹至关重要”以及“仅靠可再生能源就能确保能源安全”的假设。尽管短期内这会减缓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能力的扩张，并使电动汽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这种情况可以提供更大的长期稳定性、成本可预测性和地缘政治控制力。这种方法最终可以增强欧洲的工业基础和战略自主性。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