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惧与勇气之间——中国军人与民众应对“徐勤先条款”指南
在恐惧与勇气之间
——中国军人与民众应对“徐勤先条款”指南
作者：杨纯华
导语：恶法出现，军人与民众要有一个自保生存预案
徐勤先是1984年抗命镇压学生的38集团军军长。2025年11月25日，他在1990年1月受审的长达6个小时影像流出海外。
202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以“试行”名义出台补充规定，被军内暗称为“徐勤先条款”，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条款规定：军人拒绝执行命令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以“人道”“良心”为由拒绝开枪属“严重情节”；调查期间即隔离审查；直系亲属将被政审淘汰，实行家族性连坐。
这不是军法，而是政治恐惧的具象化。恶法的出现标志着三件事：
统治者对军队忠诚危机的恐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军队内部出现足以动摇政权安全感的思想裂缝；
政权选择用恐惧而非信任维系统治，意味着合法性正在崩塌。
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应对”不是煽动反抗，而是当恶法出现，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道德、尊严与生存权？军人如何保护自己不被利用？人民如何在恐惧时代保存社会良心？这不是政治宣言，而是一份现实中的自保生存指南。
一、恶法为何危险
——它试图摧毁军人的人性与人民的安全
“徐勤先条款”是一部典型的“极权晚期恐惧法”，其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彻底否定军人的“道德判断权”
国际军事法体系普遍承认：士兵不仅可以拒绝非法命令，而且必须拒绝。德国、日本、美国、法国等现代国家都认为：士兵是人，而不是武器。
但“徐勤先条款”规定：“任何理由”均不得拒绝命令，包括法律、良心、人道、战术；开枪清场必须无条件执行；道德反抗视同叛国。
这比纳粹的“领袖命令”更绝对，比朝鲜的“忠诚条例”更封闭。它意味着：军人不再被允许成为一个道德主体。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等于强迫军人接受“自我毁灭”：放弃判断、放弃人格、放弃责任。这样的军队最危险，因为失去思考能力的军队才会真正大规模犯下反人类罪行。
（二）将军队与人民推向对立
条款点名：“以人道理由拒绝平息骚乱者”属“严重情节”。换言之，军人若不愿向人民开枪，就是罪犯。这是主动把军队推向人民的对立面，使军人与人民成为彼此的恐惧对象。
一个政权若不得不依靠军队镇压人民，说明：它已经在人民中失去合法性；在军队中失去信任机制；无法依靠治理，只能依靠恐惧。
（三）株连制度复活，“忠诚”变成家族命运
“家属三代不得进入军队”，是对军人的精准心理打击。其意图十分清楚：
军人可能敢死，但不敢让家族永远沉沦政治黑名单。
这是极权统治最典型的“人质机制”。它的出现说明：政权已经不再相信军人会自愿为其牺牲，而是要军人用家族未来担保忠诚。这已不是军法，而是统治绝境的征兆。
二、军人如何应对
——在忠诚、道德与生存之间寻找出口
应对的关键不在于“反抗”，而在于：军人如何保护自己不陷入道德毁灭与政治陷阱。
（一）认识本质：恶法不是用来“执行”的，而是用来“恐吓”的
历史上，凡是突然强化“忠诚法”的政权，几乎无一不处于崩溃边缘：
罗马尼亚198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末期、苏联解体前夕、阿拉伯之春前的突尼斯和埃及、纳粹德国末期、乌克兰亲俄政权倒台前夕、朝鲜在大饥荒前强化军纪。
规律十分清晰：越需要强调忠诚的政权，越无法获得真正忠诚。恶法的目标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军队的精神结构——瓦解互信，制造恐惧，鼓励举报，使军队失去组织能力。
（二）“心中有法”：国际法与宪法义务高于恶法
国际法明确规定：军人必须拒绝执行非法命令，尤其是涉及屠杀平民的命令。若执行，责任不在下达者，而在执行者本人。
“徐勤先条款”无法保护任何人。执行反人类命令的人，在任何政权更替后都会被追责；拒绝非法命令的人，才会被历史保护。
（三）保存记录：自保的第一原则
历史经验表明，执行者后来最害怕的是：
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曾抗拒、曾被威胁、曾试图避免伤害人民。
记录应包括：命令来源、内容是否合法、是否遭受威胁、同僚态度、个人抗议过程、是否被隔离审查。这些证据未来将决定：你是被追责者，还是被保护者。
（四）保持团结，拒绝彼此恐惧
政权最希望看到的是：互相怀疑、互相举报、互相隔离。
一个有凝聚力的军队可以拒绝非法命令；一个被恐惧撕裂的军队只能服从暴政。
军人至少应坚持三点原则：
不做告密者；
不孤立有良心者；
关键时刻彼此保护。
三、人民如何应对
——在黑暗时代保存社会良心
“徐勤先条款”的最终目标不是军人，而是人民。人民的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一）不仇视军人：他们同样是受害者
军人被宣传包围、被命令控制、不能自由离职，一旦拒命，家族被牵连。他们不是特权者，而是最容易被政治利用的群体。
（二）向军人传递真实信息，而不是敌意
真实信息包括：民众诉求、经济危机、腐败真相、历史事实。
历史证明：当军人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暴乱者”，而是合理诉求者，拒绝开枪的概率会急剧上升。
（三）保护良心军人
任何敢于保持良知的军人都会承受巨大政治压力。人民应给予他们舆论与道义保护，让“良心”成为荣誉，而不是风险。
（四）坚持非暴力，避免军民对立
越是极权末期，越希望制造“暴力借口”。只要不出现暴力场面，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的概率将大幅上升。
四、国际经验
——恶法无法阻挡军队的觉醒
从世界历史看，凡是出现“强制服从法”的政权，最终都面临军队的脱钩。
（一）罗马尼亚模式：拒绝开枪，政权 48 小时崩塌
1989 年，军队了解到真实情况后拒绝开枪。两天内，罗马尼亚极权政权消失。
对军人最大的支持不是武器，而是民众的道德力量。
（二）苏联模式：军队不愿意屠杀人民，政变失败
1991 年 8 月政变时，苏军拒绝向人民开火。叶利钦坦克演讲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苏军将领随后公开说：
“我们不是为了杀害同胞而训练的。”
（三）埃及模式：军队拒绝镇压抗议者，政权垮台
军方高层决定不介入屠杀，人民几十年独裁一夕结束。
（四）德国模式：军队良知文化制度化，拒绝非法命令成为职业要求
德国军人的誓言不是向政府，而是向宪法。士兵训练必须包含“拒绝非法命令”的课程。
这说明：一个国家最安全的军队，是懂得拒绝非法命令的军队。
五、中国未来的出路
——军人与人民站在一起，恶法自然失效
没有任何恶法能够压倒人性与集体的道德力量。
“徐勤先条款”是政治恐惧的产物，而恐惧从来无法统治一支真正成熟的军队，也无法征服一个已经觉醒的社会。
未来的出路，不是军人对人民开枪，而是军人与人民共同拒绝被利用，不与暴政合作，最终推翻暴政。
以下三个条件一旦出现，恶法就会失效：
（一）军队内部出现共识：
“我们不能被用于镇压人民”。
一旦部分军官或士兵意识到：这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任务；开枪会毁掉自己；拒绝开枪才是自我保护；家族株连反而证明政权虚弱；军队就会逐渐形成“软性不服从文化”。这是极权崩溃的标志之一。
（二）人民展现文明、理性与非暴力
只要人民保持非暴力：军队无理由开火，执行命令者不敢承担责任，拒绝命令者有社会支持，国际社会舆论会全面站在人民一边。
人民的非暴力，是军人的护身符。
（三）恶法引发社会共识：
“拒绝屠杀是正义。”
当社会一致认为拒绝杀害人民是光荣，良心军人应被保护，杀害人民的命令是非法，家族株连不可接受，恶法就会在心理层面失效。
结语：
恶法可以制造恐惧，却无法阻止人心觉醒
“徐勤先条款”表明政权对军队的信任已经崩塌，而当军队失去信任，任何极权都已站在终点线前。
中国军人只需做到：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拒绝非法命令，坚守道德底线；
人民只需做到：尊重军人，非暴力，坚持真相，守护良知；
恶法自然失去运作土壤。
历史反复证明：
当军人拒绝成为屠杀工具，当人民拒绝成为敌人，当社会拒绝恐惧，
恶法必然失效，暴政终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