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人入官场究何会丢失灵魂？

聪明人入官场究何会丢失灵魂？

——从“结构性贪腐和欺诈”看体制性根由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1980年初稿于都昌镇二中，2025年修订于温哥华开关居

朋友连着发来“黔城130亿贪腐列表”、某某家族动辄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贪腐案新闻！

‪其实，我早就不关心，也没办法辨别真假，有多少官、多大多小的官、那个派系的新官旧官落马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啦！不过，国防部10月17日绕过新华社，直接官宣开除何卫东等9个上将黨军籍，这事就不简单了！如果，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打法，成为四中全会基调，那么，所有关于四中人事安排的海外猜测，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不是谁下谁上的问题，而是组织的结构性Transform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想必你也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这些所谓“巨贪”，你要单独和他们打交道，真感觉不到他们是什么坏人，他们一个个都十分聪明，满腹经伦、仁义道德、仕途经济、世事通明、人情练达、尤擅话术，而且，他们都十分“繁忙”，或叫“勤政”，今天这个计划规划，明天那项目布局，让你颇生好感，甚至自叹不如。

可就是这样的“聪明的好人”，咋就成了大大小小的所谓贪官污吏了呢？

一句话：他们丢了灵魂。聪明可以填满表层的生活，却填不满精神的空洞。于是，他们只能用权力、金钱、色相来弥补灵魂的缺席，陷入“忙、盲、茫”的境地。这已经成为官场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的通律。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这种为了“权、钱、性”，陷入“忙、盲、茫”的中国官场官场政治、经济、文化行为的通律，又怎样成型的呢？

我就直接说结论，是这个从前苏联移植到东土的制度使然！这个制度或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就是“财产公有、权力私有”的苏联尚黑文化+东土“举国官阶大一统”的殖官主义传统。这样的制度，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创租—抽租—寻租”的整套方便法门。于是，精神的空虚与制度的黑洞，就这样彼此成全，演化为一种“中国特色文明病”：越是聪明、越懂世故的人，越容易被体制驯化成“失魂的成功者”。

一、历史的现场

我第一次对这种聪明人“失魂”现象感到震动，是在1980年。那时我刚刚结束长达十一年“广阔天地”的生活进城，从15岁少年农夫到26岁知识青年，连小学才累计上一年半的我，仅经过县教育局教研室两个月的集中培训，就分配到达光小学做教师，半年后调都昌镇二中任教——同时教授历史、政治、语文、地理、生物、音乐等六门课程，实际是十门，因为政治课包含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时事四门课。

可能因为我在农村时，免费给缺医少药的农民伯伯“行方便”，读了不少医药书并自采药制药形成医者的思维方式，加上在田埂上读完了从公社秘书（碰巧是我父亲的朋友）《马恩全集》、《列宁选集》《宇宙之谜》《宗教史》《科学史》，当然还有毛泽东、鲁迅的书，甚至还读过令我惊吓不小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有多种人物传记，特别喜欢《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事》和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传》……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凡是我觉得有问题的事情——主要是从人体健康到社会机体健康——我就有种非把它弄清楚，且找到解决它的办法不可的内在冲动。

这样，担任六门课程教学的我，竟在1980年写下了3万多字的《论社会生活动力之动力》，其结构几乎完全模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但内容主要是梳理中国自先秦至当代的社会制度流变。记得在写序言时，我意识到：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先锋队”政治思维语境中，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必然在政治实践和制度建构上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陷阱——耗尽资源、耗干信念。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比如，你刚性规定，只能让某些“特殊材料做的”羊去看管一块圈定的草地，哪怕你放进去的是最忠诚、最聪明的羊，如果没有人的帮助（“制度外部性”），不多久，那片草地也会被屎尿熏得寸草不生——这就是社会的“熵增效应”。

二、列宁的草棚与理论的歧路

1917年夏，伟大的政治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因对“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却继续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革命党临时政府不满，在一次苏维埃政权工兵群众集会上，公开鼓吹“俄国人民要让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归于失败”，而被临时政府以“叛国罪”通缉。他被迫从彼得格勒逃离，辗转隐居在拉兹利夫湖畔。那是一片荒草连天的沼泽地，他与护卫在湖边草棚中隐居数周。白天伪装成割草农民，夜晚借着油灯，在潮湿的木板上起草《国家与革命》。书稿写到一半时，形势再度紧张，列宁被迫越境逃往芬兰，在赫尔辛基郊区的避难屋中完成定稿。那是1917年8月至9月之间——距离“十月革命”仅仅数周。

《国家与革命》这本小册子，被称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空白”，却也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含义，借批判第二国际考茨基之名，否定了恩格斯晚年反思“巴黎公社”暴力革命后赞成的“议会道路”，说什么“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又把普列汉诺夫的“先锋队思想”推向极端，制造出后来苏维埃政体那种“以革命之名集权于黨”的国家体制原型。

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革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命，其实以暴力革掉列宁原本信心满满同意参选的民主选举制度之命。列宁的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2017年在选举大败后，列宁一边答应由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社会革命党人组建政府，一边在斯莫尔尼宫策动政变，由托洛茨基指挥苏维埃士兵突然袭击冲进冬宫，将俄国主体人口农民们选出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悉数逮捕、枪决，让俄国陷入三年血腥内战。

这些惨烈的真相，被《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文艺化和《俄共（布）党史教程》悉数删除。

顺便说一句，我后来看到，亦为中学历史优秀教师出身的媒体人袁腾飞的“中国秽史论”，表示高度认同。之前的我，虽远在乡镇，却从这些被文艺化删改和篡改的历史幻象中，看到了大同、小康、共产诸般乌托邦之败坏的根源：理想失真，信仰腐化，从精神开始的溃烂。可毕竟这是我的国，我生于斯长于斯，终究还是有一份责任，使她重新振作变得好起来，这就是我的Mission啊！

三、制度的陷阱与金钱的幻术之解

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着一串串“百亿贪官”名单时，不该只问“他们怎么敢”，而要问“他们怎么成为的”。

答案其实很简单：当制度允许用权力换资源、用关系换安全，而信仰又被虚无化，灵魂的空洞就会吸尽社会的财富与意义。

我现在关心的是：反腐追回的钱都去哪儿了？哪怕至少一半，回流到民生经济中呢？朋友向松祚呼吁：“赶紧给老百姓发钱”，以激活消费与信心。有人说中国现在是通缩是钱慌，其实不是“没钱”，而是钱被锁在体制的回路中——在一个精神失衡、制度僵化的社会里，钱流动的方向，最反映灵魂的去向，“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之下，“雁过拔毛”是无解的常態，当局者哪敢发钱？

何心破解？就是要从列宁对马克思的扭曲中回到原点。卡尔·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经验》（1872）中特别指出，对《共产黨宣言》（日本翻译如此，本应翻译为《公社黨宣言》）要做的唯一修改，就是：消灭私有制一定要同时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继承下来的“祸害”，取消官吏、常备军和警察这类压迫性的工具。因为从历史上看，权力的无序扩张（殖官）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资本的无序扩张（殖民）。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国家消亡需要共同的条件与前提。在前提不具备时，消灭其中任何一个都只会带来灾难。官本位货殖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债”，其要义是“资源变现”，以获得 “超额租金”。其行为主体是“官”，其客体对象是“民”。于是，作为工具性行为的组织系统（权力和金钱），入侵到交互行为的生活世界，实行“殖民”或“殖官”，将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兵等一切社会关系，都简化成“超高价值承诺下的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及待价而沽的“债权/债务”关系。这就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主流思维（参看《殖官主义：货殖意识形态的成因与结果》 http://symbiosism.com.cn/8079.html）。

2500年来，这种经济学思维，从“内敛外掠搜刮金银财宝”，到“开放促改革‘鸡的屁’锦标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货殖官主义”。

我曾在《殖官主义与Gentleman治理：英联邦幸福指数的制度逻辑》比较了“殖官主义”与“Gentleman治理”两种制度逻辑，揭示了英联邦国家幸福指数长期领先的根源。殖官主义以权力攫取为核心，依赖贪官酷吏、沉重税负与不公司法，导致人民困苦与制度性腐败。而英国在亚当·斯密思想与议会制度影响下，将殖民治理逐步转化为Gentleman模式：依靠普通法、轻税制与社区自治，形成“家庭—社区—政府”三级秩序。这种制度遗产不仅击碎了传统的殖官模式，还建立了生产回归生活、生活呈现生态、生态激励生命的良性循环，体现了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所强调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与互生”原则（ http://symbiosism.com.cn/10881.html）。

四、结语

我在都昌镇二中那年写的那句话，如今依然成立：“如果没有制度外部性来帮助打理，人类任何自称纯洁而被圈起来的芳草圆，都会被自己的屎尿所熏。”

四十五年过去，世界变了，但人心的困局并未变，东土大国的“财产公有-权力私有”的方便殖官主义——“全官寻租化-全民佃户化”的体制传统没变。

真正的反腐，不只是惩恶，更是重建灵魂的公义生态，杜绝腐败的方便法门，一个社会只有当“人心再度有光”，经济、制度、政治才能不再靠“全面贪与选择惩”和“精英变流氓的轮流坐庄”循环取代，来勉强维系。组织结构的Transform只是时间问题！

说得再明白一点：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 Robinson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经济繁荣影响”研究的贡献中，汲取智慧和动力，重建“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吗）体制！

参考文献

    1.  《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

    2.  《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

    3.  《中国：共生崛起》

    4.  《原德：大国哲学》

    5.  《原德：大国政治探微》

    6.  《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

    7.  《SYMBIOSISM·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

    8.  《共生经济学：回到亚当·斯密的原点再出发——21世纪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的因应之道》

    9.  《Amorsophia Mindswork（AM 愛之智慧孞態网）：作为“LIFE-AI-TRUST”交互行为奖抑机制的生活方式创新与再组织基础设施》

    10. 《全球化3.0势在必行：大而无当，小即是美的国际关系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