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竞争超越经济竞争

中美两国总统合影 © Getty Images

佐里格特·达什多尔吉 (Zorigt Dashdorj) 周五 (8月8日) 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发表观点：如今，政治紧张局势和地缘战略竞争对贸易决策的影响远大于经济理性或市场效率, 战略竞争超越经济竞争。他还认为: 领导人的个性日益决定着联盟中难以预测的变; 贸易壁垒服务于政治目标，而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利益;  大国冲突如今在全球战略中掩盖了经济逻辑。

“不确定性”目前是一个热门词汇，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经济分析师的词汇中。然而，全球总体趋势相当确定，并且指向一个方向：一场大国斗争。

关税变化、债券市场波动或供应链重新分配等细节，为那些依赖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来制定日常决策和交易的商人们制造了烟幕。突如其来的变化可能会迅速摧毁进步。

在地缘政治中，战争和冲突似乎也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美国6月份干预以色列-伊朗火箭袭击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近几个月频繁的动荡被许多人描述为“不确定性”。

然而，地缘政治观察家们意识到，形势正在不断变化，并具有四个特点。

战前而非冷战的动态

首先，当前的世界局势更像二战前，甚至一战前，而非冷战及其“战略稳定”时期，即在相互保证核毁灭的威胁下争夺意识形态霸权。如今，中国和俄罗斯试图制衡美国，而美国本身也在努力重申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各自为政。这使得局势比冷战时期更加动荡和危险。加剧的不安全感又加剧了军事化和军备竞赛。

随着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两国都在增加自身在共同繁荣中所占的份额——开始意识到彼此是竞争对手和对手，相互对抗对方的力量和影响力，去风险化和脱钩成为常态。战略对手很难依赖对方的供应链。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对印太联盟的关注，以及拜登政府维持特朗普对华强硬关税政策，都是这一战略转变的关键标志。

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更多地反映了地缘政治对峙，而不仅仅是旨在鼓励国内生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无论当前关税边缘政策的谈判结果如何，为确保社会关键产品（甚至不一定是军事产品）不被扣押而去风险化的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同样，可能提升对手潜力的技术交流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因此，特朗普政府第二次对华加征关税，与其说是旨在鼓励国内生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正如人们经常描述和理解的那样），不如说是地缘政治僵局的反映和工具。

这正是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在讨论近几个月事件时存在误解的本质。他们倾向于评估经济原因和影响，而忽视了近期事件的驱动力：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

类似于日本崛起和随后停滞的模式

其次，当前的事件似乎反映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崛起成为美国最大出口国的时代，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的“失去的十年”经济停滞。美国制定这些政策是为了应对日元“不公平”的贬值，日元贬值支撑了日本出口产品的廉价。最初，日本和美国同意自愿出口限制，以便为美国汽车行业提供重组和提升竞争力的时间。与此同时，日本汽车制造商开始在美国投资生产，日本自身也降低了非关税贸易壁垒，以放宽美国进口产品的准入。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华盛顿当前关于美国与中国、欧盟、日本等国贸易关系的言论相呼应。

特朗普总统及其官员强调汽车和钢铁进口及其对当地生产和就业的影响并非巧合。无论其经济合理性如何，其逻辑与四十年前并无二致：这些行业的工人受到廉价进口产品的影响，这转化为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等对美国选举至关重要的州的政治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界对加征关税的反对和批评相当温和，主要集中在国内价格上涨，而不是将这些行动归咎于整体战略或缺乏战略。

由于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根源在于政治而非经济，任何关于这些行动的福利效应的讨论很可能对制定这些行动的人的盘算影响甚微。与越南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都不会导致美国南大西洋沿岸的虾价更低，在德克萨斯州畅销的底特律汽车在日本或德国的销量也不会更好。相反，这些政策实现了针对那些要求采取此类行动来保护当地市场的特定选民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