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实案例谈民主社会的立法原则

唐付民

近日在X上见有人在公众媒体上发布（转发）台湾曹兴诚很久前“外遇”的照片，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违法行为。因为“民主法制”的立法原则是要保护公民（人民）利益，保护公民利益不是保护“弱势一方” （或强势一方），而是保护“公平公正”。换言之，在民主社会“公民”不应该是弱者，“受伤害者”才应该被保护。即立法原则应该保护“受伤害方”，惩治“加害方”！

就公布曹兴诚“外遇”一事而言，如果“外遇”为真实的，直接受伤害者应该是曹妻。如果公布“外遇”者不是受伤方，那他就无资格参与“追诉或讨罚”。由于公布“外遇”必定会对“外遇双方”造成名誉伤害，因此，受伤害者有理由对“公布外遇者”进行司法追讨！

有人用“政治人物的隐私权要让位监督权和知情权”来解释，这里把“政治人物与政府官员”混在一起。政治人物如果没有掌握公共权力，就应该享有隐私权，因为他参与政治是在维护自己基本的“政治权利”。而政府官员拥有公共权力，才不可以享受隐私权。换言之，利用公权力犯罪和犯错都是侵占公众利益，而未享有公权力的人犯错，只有直接“受伤害者”才有资格和理由决定追诉方式和标准。换言之，即使是“受伤害者”也不可以制造“反向伤害” （升级伤害），只能要求“伤害赔偿”！

如果用维护所谓“公序良俗”来解释这种行为，是在严重颠覆“公正司法”！因为，所谓“公序良俗”常常存在极大的随意性，会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会严重搅乱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损伤文明价值！无论“外遇”真假，公开这种事情都不会对“所谓良俗”产生改善。除了会造成“二度伤害”，还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增加司法诉讼成本与代价。甚至会严重干扰社会政治动向，搅乱民众的正常感知和正确意愿！

就公布“外遇事件”而言，可能产生两种伤害结果：一种是《名誉伤害罪》，另一种是《诬陷罪》。前者是证明“外遇”为真实事件，后者是证明“外遇”为虚假事件。无论真假，拥有“外遇信息”之人，只能把“信息”交给直接当事人自行处理而外，无权享有公布权力（无被伤害追诉权利）！如果“公布”，便会造成“二度伤害或升级伤害”，把自己升级为（转变为）“加害者”：造成相当比例的自杀或精神崩溃的社会案件！

毫无疑问，公布曹兴诚“外遇”的目的，可以实现打击曹先生参与台湾政治活动（政治诉求）的作用。也就是借用“个人隐私”去达到“政治霸凌”的目的！但我觉得，无论曹先生的“外遇”真假，都可以追究公布者的《民事伤害责任》！甚至还可以追究其《政治权利损害罪》，因他明显是在借力“个人隐私”来达到“政治打击或剥夺政治权利”的目的。或者说，他企图可以实现对曹先生的政治主张（维权意愿）实施“非法打压” （使用“非法手段”打击政治维权对象）！

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的法治理念，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原则，应该是“保护弱者赦免犯罪”。我认为它偏离了“维护正义”的基本原则，容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或价值偏差。弱者需要被帮助，但不能形成“强行分利”。或者说，被帮助者需具备对利益分享者存有“感恩之心”而不可以造成“强行占有” （如马列主义）。也不应该感恩政府或政治领袖，她只是“中介” 不能变成“强盗” （共产政府）！如果说过度的“保护弱者”容易压制“社会精英”助长“弱势霸凌”，那过度的“赦免犯罪” （减轻治罪）等于是支持犯罪，催生社会犯罪！无论“强弱”，只要“伤害别人”，就违背了“人权平等”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