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阶级研究 三

作者 独立农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共政治迫害

作者 中国网友

在中共专制统治下，作为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村支书不但对农民的集体财产有实际的处分权，而且村支书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熟人关系。村支书及基层干部同时也属于农民，跟农民很可能产生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现实中，不少村支书沦为欺压乡民的恶霸，本文的农民申诉状反映的事实就是壹个典型。村官贪汙集体财产被村民举报，于是纠集黑社会对农民报復，入室行凶。第壹次入室行凶将申诉人家人打伤，第二次在入室打斗中，入侵者在混战中被杀。而中共法院则将防卫农民判处重刑。壹方面中共的司法体系更倾向于维护基层官员利益，另壹方面，司法官员的懒政造成不出人命不管，出了人命不分事实重判。类似事件在中国层出不穷，但只有少数能引起舆论关註。

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张好峰，男，汉族，农民，1963年2月16日生，小学文化，身份证号：41072719631116501，住河南省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现服刑于河南省笫二监狱)

再审申请人：张海宾，男，汉族，农民，1987年2月11日生，中专文化，身份证号：410727198702115015：住河南省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现服刑于河南省笫壹监狱.)

法定诉讼代理人：常卫云，女,汉族，1962年10月9日生，身份证号：410727196210095047：住河南省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系申请人张好峰之妻：张海宾母亲：联系电话：15639907185

张海宾不服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新刑二初字笫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刑三终字第101号,(2015)豫法刑申字308号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申454号，驳回申诉错误通知书，特依法申请异地再审.

再审请求：

【1】依法撤销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新刑二初字笫2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豫法刑三终字第101号,(2015)豫法刑申字308号和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申454号驳回申诉错误通知书，依法指令异地重新审判。

【2】 依法判令申请人张好峰，张海宾犯故意杀人罪，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

【3】 依法追究涉案侦察，公诉，审判人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 依法对申请再审人作出国家赔偿。

事实与理由：

时间追塑到2009年7月3日河南省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时任村书记许洪振，上任以后胡作非为，贪汙腐化，假公济私，侵犯民权，被村民联名向当地纪委举报，凌晨零点30分左右，村支书许洪振的三儿子许振军带领李克强，赵文杰，邢阳阳，邵明闯，许宗义等人携带凶器闯入申请人家中，将张好峰和儿子张海宾，及妻子打成轻伤，申请人告状无门，执法机关有法不依，有案不立，更加增掭了许振军打击报復举报人的嚣张气焰，再次将打击报復的剑矛指向张家父子，那是壹个月黑清风，充满血腥的夜晚，也就是2009年7月19日夜晚，许振军又再次带领李克强，赵文杰，邢阳阳，邵明闯，许宗义等涉黑分子手持砍刀，破门而入，在打砸抢中，许振军被自已的同伙误伤身亡,而壹审，二审，三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没有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依法维权，依法追责. 而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形不成人证，物证，陈述，相互印证的证据链：在获得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排它性，完全不符合重刑量刑标准的情况下，作出判决，与情，与理，与法相悖，令人不解且非常痛心。

该案在事实证据认定上确实存在十大疑，特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委、纪检委，审判委、再审监督庭，依照党的第十八大及第十九大及（2017）习主席鉴发主席令及党的第十九大四中全会确定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刑法规定壹个法院，只能再审壹次的法定，就本案请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异地法院再审，并附带民事的再审，释放张好峰、张海宾父子二人无罪的公证法律文书。

事实与理由：

本案是壹起显而易见典型的村霸涉黑致人死伤血案，中国老百姓紧跟党中央走，坚决反对腐败，反对贪汙受贿，举报村官贪汙行贿，2009年7月是河南省封丘县清河集村的血泪之夜，村民联名向当地纪委举报，贪官许洪振之子许振军，国家城管干部收集社会黑恶势力团伙七人，开车自带各种杀人凶器行驶200多裏外的新乡地区封丘县清河集村，深夜对村民进行多次打击报復，夜闯民宅，报復举报人，行凶事实，由河南省高级法院和新乡市中级法院两审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4个审判文书，违反我国国家制度，宪法法定程度，法律制度，法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下达的两个法律文书，违背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八大及十九大习主席所做的两个报告，坚决反对腐败，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严惩壹切危害社会的不法犯罪分子。

该案十问最高人民法院审案法官

（壹问）2011年最高法曾依法下达了（2011）刑壹復15250254号裁定书，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不核准河南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新乡市中级法院重审时仍没审理应审的证据，也没有核准应核准的事实，仅平衡性地对我父亲张好峰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了事，对新乡市中级法院未按最高法裁定，提取证据，查清事实，我们再次向最高法申诉后，最高法竟下达了与上次裁定内容相反的（2018）454号驳回申诉裁定，又肯定了所谓“证据”和“事实”，对下级法院的壹种审理情况怎么得出两种相反的认定？

（二问）持刀人李克强、张海宾互相砍对方壹刀，死者许振军身上也有壹刀致命伤，这壹刀到底是那个人的壹刀，在这人命关天的事件中，为什么不给鉴定，比对就认定是我张海宾捅的。

（三问）村霸、贪官被村民举报后，为打击报復，组织黑恶势力持械夜闯举报人家中，把人打成轻伤，半月后又再次组织黑恶势力持械夜闯民宅造成惨案，法院审理时又组织几百人冲击法庭、殴打律师和法官，这壹完全符合国家“扫黑除恶”法律要件的涉案人员，在保护伞下，至今仍逍遥法外，为什么最高法未依法追究这壹命案的始作用者？

（四问）许振军既然专程组织黑恶势力帮他壹起打人，怎么可能由他壹人先破门闯入民宅，让带去的人在车上等，仅凭他们壹面之词，就能认定许振军壹人先闯入民宅吗？

（五问）证人证词张海宾逃离现场求救时，被许振军等人喊着打着追了壹段距离，又返回去高喊，收拾院裏那个，开始了第2拨打斗，证明第壹拨打斗中许振军尚未受伤，而已经逃离打斗现场的张海宾又怎么会造成第2次打斗中许振军的伤？

（六问）（2018）454号驳回申请文书认定“死者有多处创口，推断系两种以上锐性外力作用，怎么能以这种含煳其词的推理，去裁定壹桩人难查清事实的死人案呢？推理是违法的。

（七问）证人在张海宾逃离现场后，听见许振军喊了声：“哎呀，是我呀！”对这壹黑暗中同伙误伤的证言为什么视而不见？

（八问）曾半月前带人持械私闯民宅，并致人轻伤后的同壹伙人，这次又以更加凶恶的气势再次闯入民宅行凶的行为，怎能认定为“尚未明确企图？”

（九问）证人讲的张海宾与李克强互砍壹刀，现张海宾持的刀已经找到，是否是我所拿与提取认定的刀把，刀鞘组合看是否是壹个整体，是否与那个致命伤的刀是同壹把刀，这是认定张海宾是否杀人凶手的关键，怎能说“无关紧要”？古代包青天断案还“刀对鞘，鞘对刀”不能差分毫！

（十问）张家父子用于自卫的刀是不是致死许振军的刀？如果是，那么请审判官拿出具体客观真实的司法鉴定？张家父子用于自卫的刀不是致死许振军的刀，那么致死许振军死亡的刀哪裏去了？

综上所述，不难得到壹个结论，凡是合定张海宾杀人的证言、证据和不利于许振军的证言、证据多不予鉴定，采纳，凡是对认定张海宾杀人和有利于许振军方的证言、证据，那怕是壹面之词也全部认定入卷，这种带有明显偏离事实的倾向性审理，难道最高法的办案人员看不出来？

适用法律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笫二十壹条，笫1款规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发生的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损害另壹较小合法权益的行为，使侵害人受到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许振军半夜深更到张好峰家敲门，砸门，见防盗门砸不开，便从车上拿来机钻弄，将门破坏后冲了进去. 根椐法律规定，张好峰父子对许振军采取的行为完全属于正当防卫，不应负刑事责任。

望贵院认真调查，核实真况，依事实为依据，法律为标准，判如所求，依法维护申请再审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句句属实，恳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明查，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妳们手中的正义之剑来挠乱我们的公正之世，谢谢！

此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张海宾 张好峰

中共极权对中国农民的祸害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迁徙自由被剥夺，养老没保障，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

河南省委领导到洛阳等地贫困山区调研，有村民感叹说“过去农民种粮交税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现在什麽税也不交了，国家还给这补贴那补贴，我现在壹点贡献也没有……说实话，我心裏很惭愧。”此语壹出，舆论哗然，称其善良者有之，认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农业税被废止时，国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农民似乎也感激万分。然而，为国家建设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国农民并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税也不交了”，免除农业税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给农民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且农民的现实处境也并非如新闻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来农民有多少财富和权利被拿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为这个国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劳动创造的财富几乎全部被拿来用于支援国家建设。然而，数十年的血汗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实惠和权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至今仍旧是“二等公民”。

（壹）60年来农民为国家贡献了多少财富？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建设，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财富呢？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们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数字去估量这个群体曾经和正在付出多少东西。

1、1949-2003年农民交了近4000亿元的农业税

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农业收入壹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仅就农业税而言，从1949年到2003年，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66亿元。其中仅1949-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42亿两（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

这还仅仅是上交给国家的农业税，并非农民承担的全部税费，而在农民的税费负担中，农业税是最少的，农民称其为“头税”，此外还有上交集体的“三提五统”（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统筹、计划生育统筹、优抚对象统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统筹费），农民称为“二税”，达标集资（指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摊派、罚款等）则称为“三税”。（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那“二税”“三税”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县有干部曾形象地描述说：“壹个农民种五棵稻：壹棵是给国家种的，壹棵是给社长种的，壹棵是给会计种的，壹棵是给五保户、公积金种的，壹棵才是给自己种的。”

1985年全国农民农业税交了47亿元，而民办教育16亿，供养五保户10亿，照顾烈军属5亿，文化卫生20亿，民工建勤义务工20亿，计划生育32亿，基层于部和脱产人员补贴70亿，乱收费40亿，总汁257亿元。（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着:《中国农民负担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也就是说，农业税仅仅占农民负担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况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税从8.6元增长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则由28.86元增长到44.55元，若加上乱收费、乱罚款等社会负担，1991年农民负担约为90元，农业税只占九分之壹。（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况据专家测算，全国农民人均缴给国家的税约为45元，缴给乡村集体的费约为185元，用于各种达标活动的集资约为100元．合计330元，三者比例约为1：4：2。农业税只占农民负担的七分之壹（杨青平《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P223）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4000亿农业税仅仅是近60年农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纷繁復杂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才是农民的主要负担，也难怪民谣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

2、1953-1985年统购统销，从农民手中至少拿走了价值58亿两黄金的财富

为了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稳定粮价，也为了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1953年开始政府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强制农民低价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自己吃的粮食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国家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和出售粮食，而以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给农民，这就形成了“剪刀差”。

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剪刀差”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据王锋博士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从农业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相当于至少58亿两，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9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176亿元；1979年到1994年，国家从农业提取了15000 亿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亿元。而90 年代以来每年“剪刀差”的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数据来自王锋《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据袁瑞珍统计，1953-1985年统购统销过程中农民向国家贡献的财富大约在7000亿到8000亿元。要知道，1978年中国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也只有9600亿。这种“剪刀差”让农村壹贫如洗。

统购统销常年过度征购农民余粮，导致农民口粮不足。即便农业大丰收，农民仍吃不饱肚子。刘少奇曾有明确说要牺牲农民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和工业建设需要 。农民将这种低价强制购粮的政策成为“暗税”，民谣中说：“暗税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饥荒：上千万农民因为过度征粮被饿死

1959-1961年之所以会出现大饥荒，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中虚报粮食产量，导致高征购，各省为完成征购指标，逼迫农民把口粮上缴，致使大饥荒蔓延。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地方官员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安徽凤阳“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壹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

同时，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层干部为自己享乐大肆占用农民口粮，导致农民缺粮饿死。如凤阳县“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保证城市牺牲农村，比如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中央决定牺牲饥荒最严重的四川，让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1960年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这种不顾农民死活的粮食高征购导致了四川成为是饿死人最多的省。

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这三年间农民失去了多少粮食和财富权且不论，仅仅饿死了的人数，至今仍是个谜……

4、1962年至今：农民私有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至今仍无土地所有权

从50年代开始，不仅农民的劳动成果被拿走，就连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也不再归农民所有，而成为“集体”或国家的财产。

50年代中后期，当农民转入高级合作社后，土改时分给农民的私有土地便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壹步将农民的宅基地也划归集体所有，其第二十壹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准出租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后不仅没恢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在宪法层次上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至此，农民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从建国初期土地的主人沦落成为现在“集体”土地的雇工，这也成为如今政府和开发商圈地过程中农民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最终连土地使用权也完全丧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为了缓解城市粮食压力，城镇人口向农村移民2000万

1959-1961年饥荒威胁着数亿农村人的生命时，为了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陈云建议中央“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80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2600万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30）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壹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他却没有想过2000万人会给饥荒中的农民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为了防止农村难民进入城市逃难，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口外流的紧急通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即便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也不允许农民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

1968年毛泽东为降服红卫兵和缓解城市劳动人口压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统计，在1962—1979年期间，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有1776万之众，加上几百万的机关干部职工下放农村，总共有2000余万城镇人口流入农村。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必然增加农民的生存压力，知青的到来让农民本就贫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资料也承认：“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同样作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知青群体或怀念或控诉，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农民至今仍然出于失语状态，连表述的机会都没有。

7、60年来农民付出的劳役不计其数

除了上述生命财富损失之外，农民还有壹部分巨额劳务付出经常被忽略，这就是摊派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劳役。这些劳役付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缮校舍等。

以水利建设为例，復旦大学教授张乐天说：“现在国家建水库要投资多少亿？当年都是农民干出来的。那时建设的水利工程，其总量远远超过现在，因为当年遍地开花，全都在干，像红旗渠多着名啊。”水利工程会耗费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为例，仅“大跃进”时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动用了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坝。放在现在，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当时，这都是按照义务工摊派给农民的劳役。据统计，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建设 “大跃进”，现有的8.7万座水库大部分建于那个时期，想想就知道当时农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来，政策歧视让农民的公民权利丧失殆尽

农民用生命和财富为国家建设奉献，为政策失误买单，他们得到了什么？“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种歧视……60多年来，农民丧失了多少权利？

1、农民选举权仅相当于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国以来，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强调“在立法上要讲阶级不平等”，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只有“八分之壹选举权”（1979年修改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为四分之壹）。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6.7%，而所拥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仅占总人数的5%左右。

我国城乡居民选举权“同票不同权”的现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层面上终结。然而据统计，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届全国人大代表实有2978人，其中官员、公务员代表2491人，民企员工代表16人（包括农民工3人），农民代表13人（以村党组织书记为主）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代表八亿农民利益的人大代表仅仅15个（如果村党组织书记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话），仅相当于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两亿多农民工利益的仅3人。由此可见，虽然法律已经修改，但事实上八亿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处境更加边缘化，完全处于被忽略的失语状态。

2、 户籍壁垒森严：农民沦为“二等公民”

户籍，恐怕是农民最痛的伤口。1958年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农民进入城市，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条例》的制定目的说：“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外流。”他还批评有的城市机关、单位让“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没有户口的人员”长期居住。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户籍铁壁更加巩固。国家陆续出臺政策强化对户口迁移工作的限制，严格控制“农转非”。

那么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多大差别？仅以保险福利为例：“1992年，每个有非农业户口的中国人可以从国家那裏获得524. 4元钱的保险福利费，若加上440 .3元的无形住房补贴，那么市民户口的身份价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费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说。壹纸户口要胜过农民壹年的辛劳。” （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对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来说，国家福利制度几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种福利形式，那是农民自办的。“小学是民办的，‘五保户’是农民负担的，修桥、铺路等等壹切公共事业无壹不是由农民自己来集资。农民住房靠自己建，农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农民上了年纪以后靠子女赡养，死亡之后由子女出丧葬费用。生老病死听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谋。”（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1）

正因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别，农民们才会想方设法挤破脑袋去赢得壹个城市户口，有些妇女甚至不惜献出身体。据《法制日报》1993年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公安局局长陆世长1977年至1991年间以批准农转非户口为诱饵，先后奸淫妇女8人48次，调戏、侮辱妇女5人。这仅仅是法院调查认定的事实。而据有线索的数字，这个色魔在14年间奸淫妇女数则为100多人。（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57）

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户口壁垒依然等级森严，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从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时拼命地想在城市落户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农民想在城市落户，更是难上加难。而2010年广东推行“积分入户”和 重庆的“土地换户口”等措施，说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户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条款  。

3、1957年至今，迁徙自由被剥夺

伴随户籍制度的确立，农民的迁徙自由也被剥夺了。

1951年公安部颁布《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和1954年制定宪法的时候，其宗旨裏还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

但从1953年开始，国务院相继发文件指示：“铁道、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要严格查验车票，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门应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并严禁他们乞讨；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户口管理，不得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取得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供应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员粮食……”层层设卡，想尽办法要阻止农民进城。1957年12月13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将农村劳动力彻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门之外。这些制度让农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更是从制度上否定了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

1975修改宪法时，把54宪法所规定的“迁徙自由”直接给取消了，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彻底失去了宪法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依旧没有迁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宪法没有恢復“迁徙自由”的条款。参与本次制宪的法学家吴家麟解释说：“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写进去。因为有法不依，不如无法。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有法不依，连盼头都没有了。”当时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则说：“不能让农村人口自由进城。现在城市很困难，有了权利大家便都到城裏住来了，那是不能规定的。”

事实上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是无法在城市享受应有的福利待遇，连基本的子女入学权利都没有，这种想要农民创造价值又不给农民福利待遇的“迁徙自由”，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

4、农民养老没保障，完全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50到80年代，国有企业职工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拨款，个人不需缴纳任何费用。而农民养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极少数老弱孤寡残疾才获得集体的保障，钱还是由农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后公务员养老国家全包，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后，职工养老需自己缴纳部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仍是国家全包。而农村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却依旧是农民全部承担养老费用。这种附加身份限定的养老保障制度，有悖于宪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轻农村，农民工子女无法上学，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教育方面无论是教育经费、重点学校还是教育政策，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壹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就教育经费而言，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人，农村为28元/人，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国家投入的农村中小学财政预算壹般不够发公办教师的工资，因而教师的办公经费、教学器具和图书资料的购买只得由农民负担。据估算，每年农民缴纳的教育附加费达上百亿元(1998年为165亿元)。实际上，在教育费附加之外，农民还需要参加教育集资(1998年为53亿元)、摊派和支付学校的乱收费。

由于农村教育经费长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学校数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万农村孩子因无校就读而失去上初中的机会，平均每年失学量为476万名。（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对农民赤裸裸的歧视，导致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 

农民工子女的入学状况更糟糕，由于城市学校不肯接收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或农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读费，他们只能将子女送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花城市财政壹分钱，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强制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仅北京市2011年8月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导致3万农民工子女失学。

教育长期的倾斜也导致了从90年代开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统计显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壹，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而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农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动的道路越来越窄。

6、农民进城就业遭遇户籍歧视，很多职业被禁止进入

从50年代开始，城市便封闭了就业市场，农村劳动力很难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门的劳动调配必须纳人计划……不准随便招收人员，更不准从乡村中招收人员”。（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而农民只能安守农村，永远从事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虽然被允许进城务工，但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行当，因为很多城市出臺政策限制农民进入某些职业，这些职业都是特意留给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20多个职业作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北京1997年初也开始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仅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对外来人员开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决定将限制行业将由过去的5个增加到8个，限制职业由过去的34个增加到103个。（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38-163）

这种对城市居民进行保护性就业的政策至今仍没有改善，对普通农民工就业限制之严尚且不说，仅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每年碰到的户口壁垒就不计其数，据统计，“在遭遇过户籍歧视的青年中，有57.9%是农村户口，有78.9%是非本地户口；而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中，非本地户口求职遭拒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3.9%。”

此外，农民在医疗、生育、维权等方面的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二、免除农业税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

免除农业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没有给农民减轻多少负担，农民的处境也没有多大改观。

（壹）免除农业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免除农业税，看上去很美，其实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2006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壹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主要农产品生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不仅早已免除了农民税费，反而给予农民高额的直接补贴。因此，减免农业税，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的确可以算作壹种对农民的解放。

那么免征农业税到底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以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为例，免征农业税，全省少收税10亿元，如果加上约30％的征税成本的话，每个农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说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农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见，免除农业税对农民增收的实际意义不大。

而且从上边所列农民的税费负担看，各种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障碍，这些乱收费的总额数倍于农业税，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税

河南农民段中智感叹“现在啥税也不交了……俺现在壹点贡献也没有”，其实这种看法明显是与事实相悖的。农民的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仍承担着各种杂费杂税。除此之外，农民实际上还承担着很多税种，比如说购买农资的增值税、购买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等，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2005年10月的讲话中说：目前中国农民在购买生产资料等生产过程中交纳的增殖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之间，农民人均交纳的税款在200元以上。农民仅仅在购买生产资料环节就为国家间接地承担如此高额的税收，怎么说农民不是纳税人？

（三）农资价格上涨，抵消政策优惠

农业税免除后，不少地方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这些虽然属于市场行为，却与当地政府的价格管理不无关系。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降低农业税等政策实惠。仅化肥而言，据查2006年底尿素价格约为1500元/吨，2007年涨到尿素价格1700 多元/ 吨，2008年2300 多元；二铵价格则由2006年底的2000元/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吨，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价格增长，农民种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优惠被抵消，农民的隐形负担不降反增。

（四）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状况仍未改善

实际意义不大的免除农业税被宣传得轰轰烈烈，而二元体制下农民被剥夺被歧视的地位基本没有任何改变，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征地风波，某些以城市化名义推进的政策直指农民最后的生存资源——土地。农民“被上楼”，城市“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血拆悲剧不断上演，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壹点保障也被剥夺。

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能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然而据秦晖教授介绍：“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壹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

现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仅剥夺农民的权利，甚至歧视农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按照2011年的标准来算，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仅仅因为户籍差别，城市人口死亡赔偿金就是农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壹条命的价值是农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价”，如此赤裸裸的歧视，连生命权都不能平等，何谈公正？难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县壹个镇干部敢公然对群众说：“死壹个农民算什么？就如同死壹只蚂蚁。”（俞德鹏《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P124）的确，中国农民，命若蝼蚁啊！

结语：

1、农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却依旧憨厚朴实到愚昧的程度，仅仅被免除了几十块钱的农业税，他们便充满感激，这感激背后包含了多少心酸与悲凉。

2、但愿有壹天国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设法从农民身上牟利，能还这个群体以真正的国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权利平等，还他们壹个公道。

农民运动

作者 祝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这个话题听起来让人别扭，越想越感到搭不上边。而事实上，二者在人类生存意识与抗争意识的演化过程中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二者都不能独立存在。至少是壹个承前启后的纵向关系。尤其这个话题转移到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就更加显示出其延绵不断环环相扣的独特韵味。

首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断言，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壹种为生存而战斗的因果关系，而现代中国正在或即将发生的民主运动是为权利而战斗的因果关系。二者既有战斗的共性，又有目的性的区别。而这壹区别就决定了造成其兴起直至发生与演变以至于最终的结果而构成的内外在的条件将是天差地别的。

为生存而战，顾名思义，没有了基本生存物资的来源，没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壹句话，没有活路了。因此要求生存，求保障，求活路。因此，他们要以暴力这壹最高等级的抗争手段走上揭竿而起的暴动之路。

为权利而战，顾名思义，缺乏自身精神释放与精神享受方面的权利，缺乏参与社会活动与反抗邪恶势力的诉求方面的大环境，壹句话，没有自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了，生存目标成了壹潭死水，世界没有了活力，且生存环境朝不保夕。壹切要看别人的脸色战战兢兢的活着。因此，他们要以诉求抗争甚至是暴力抗争的方式去试图改变这样的现状。

上述两种权利的追求，不仅具有抗争意识上的不同，更有时空条件的限制。其根本上就是追求生存权利与追求生存之外的权利这壹本质上的不同。这就註定了其抗争的方式，力度与取向壹定是不同的，甚至不能以殊途同归来加以定论。

首先，农民起义是以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民无生路作为先决条件的，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没有暴力性质的农民起义。它往往是在相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构成事实。比如，皇权落榜，帝室衰微，强豪四起，天灾人祸，逐渐累积成积重难返的社会格局进而形成了皇室与地方势力的势能对比发生逆转，直至整个国家失去控制。这壹转换的实质就是天下财富分配的比例发生了倾斜，使原本统治地位的壹方不再具有掌控天下占多数比例的财富。其势能也因此从绝对的强大转变成非绝对强大以至于成为弱势的壹方。

其次，现代民主运动是以权利分配不均，财富分配失衡，自由属性被压抑，生存文化被压迫，生存意识被强暴为先决条件的。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没有民主的诉求与抗争。它壹定是在文化体制与政治制度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形成。比如，独裁专制，集权暴政，淫恶法统，桎梏自由，进而使天下人形同囚禁，毫无独立的生存属性与安全的保障。因此，民主与自由的呼声就会在百般的压迫下自然萌生。这壹事实的本质就是物质财富达到了人类生存标准之后人类世界有了对生存目标更高的追求。在此情况下，壹切不适宜这壹目标的社会形态与政权模式都将受到剧烈的冲击，直至以新的社会格局取而代之。

由此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时空条件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产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观相对贫瘠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特征与政权体系偏重于掠夺性质的地区，在这样的时空条件下就更加适合产生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在人类古代历史上，东亚的中国爆发了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而西方的欧洲则相对罕有。古代的中国有农民起义，而现代中国以至于整个世界已不再发生农民起义这样的抗争行为。这就证明了时空条件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外在因素。而古代与现代显然具有不同的时空条件，因此当然符合上述的观点。

显然，民主运动的时空条件是社会生产力达到壹定的较高层次之后的时代产物，尤其是地域特征所造就的自然景观相对富饶的区域及其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特征与政权体系偏重于保护性质的地区，这样的时空条件无疑更加有利于民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人类古代历史上，东亚的中国始终不曾出现民主的诉求，而西方的欧洲则在厚重的民主文化中率先步入了民主社会的殿堂。这同样证明了时空条件是决定民主运动的外在的根本上的因素。

然而，农民起义也好，民主运动也好，它们虽然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却也存在着内外在的关联与共性，其中，最显着共性的就是抗争！抗争有其独到的含义，抗争不是讲道理，也不是破口大骂，更不是游说与解释，而是真刀真枪的对垒。即使没有刀枪也应具备对抗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强制性的施加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妥协式的请求。就这壹点来说，农民起义与现代民主运动具有触类旁通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成因就会对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因产生重要影响。

抗争分为三种形式，壹是请愿，二是分化，三是暴力。所谓请愿，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向统治壹方提出诉求，期待着统治壹方给予支持或实施。所谓分化，就是将诉求壹方的愿望，意见和理念向统治集团内部传播与扩散，使统治集团内部产生意识上的分化，进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同时，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为统治集团制造壹个又壹个的障碍，进而削弱其统治势力。所谓暴力，当然就是武力对抗，以军事力量的较量决定乾坤走向。这是壹个復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搭建严密的组织架构和壹整套具有绝对权威的指挥系统。非农民起义的时空条件难以形成其发展与壮大的外在条件。在民主社会，人民不需要农民起义，而在独裁专制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前无古人的共产专制国家，其统治链路通过党魁的组织方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迫与监督系统，有能力从根本上杜绝反政府势力形成军事组织的可能性，并在硬件设施上切断形成军事体系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和物质与供给。只有当共党政权基本失控或部分失控亦或是局部失控的状态下，上述军事对抗的组织系统才具有时空成形的外在条件。

因此，中国现代的民主抗争必须按照从低到高，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方式，循环渐进的去构建和发展，突变式的跨越到军事对抗的阶段完全不现实。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现代民主运动将至少要首先以和平请愿的方式进入实质性阶段，全世界绝大多数非民主社会的国家也将以这种方式最终步入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事物的演变往往要从低级向高级方位转化。即使两个人产生了矛盾，也应该是首先言语相斥，随后才可能寻求武力解决。没有壹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的。六四运动的爆发就是这壹阶段的反映。印度，菲律宾，波茨瓦纳等国家则是在这壹阶段就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他们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了诉求的目的。

当第壹阶段的形式不足以使统治集团改弦更张，进而撼动其统治意誌时，民主运动就会朝向第二种方式发展，既分化瓦解的抗争方式。前苏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向民主社会的。而此前的东欧”布拉格”事件就是民主运动处于第壹阶段而未取得成功的典型范例。

当第二种民主运动的方式仍然无法撼动专制集团的统治地位时，壹个世纪性的大决战将不可避免。正所谓凡事再壹再二不再三。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正是民主运动的第二阶段，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前途淼茫，似成共识。

因此，中国势必迟早会进入民主运动的第三阶段。这壹阶段将是武力对抗的阶段，而且将不是中国内部独立形式的武力对抗，而是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兼容性质的大决战。而中国的民主势力将在这壹阶段以世界民主阵线的统壹号令为取向，并成为世界民主同盟中的壹个绝不可忽视的分支力量，壹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

率先直观的打响中华第二阶段民主抗争第壹枪的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的暴力冲突与暴力事件仍然属于分化瓦解的范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对抗！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从2014年和平占中运动失败后发展演变而来的，反送中运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目前似乎已经有了定论。如果不成功，最后的第三阶段的抗争将不可避免的在未来的世纪性大决战中拉开序幕。

然而，我们前文已经有过论证，那就是农民起义与现代民主运动的抗争目标的大相径庭。因为，农民起义是百分百的暴力行为，是玩命的生涯。这壹点与现代民主运动有阶段性的区别。因此，把中国农民起义的演化方略部分时域不分场合不分阶段的完全照搬到中国民主运动之中是断然不能成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探索出新的出路，壹个适合于民主诉求的各种可能与必然的阶段性的实施方略。其主体要旨就是需要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缩头缩脑，不需要玩命的时候我们又绝不能莽撞唐突，要做的收放自如张驰有度才能产生最高的效率。

第三阶段的暴力抗争是在第壹二阶段失败后的突变与对抗的升级，是先进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善良与丑恶，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法制与专制，集权与民主的大决战。是人类从低级走向高级，从屈辱走向尊严，从压抑走向释放，从桎梏走向自由，从阶级走向平等，从狭隘走向广博，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脱胎换骨式的大变迁。是人类对未来命运的壹次生死存亡的抉择。壹条路是人性道德的升华与文化意识的冲刷所带来的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发展之路，另壹条路则是人性道德的沦丧与文化意识的泯灭，进而导致的人类战争和整个人类的毁灭之路。

第三阶段的民主抗争形式尚未在人类历史上有所展示，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追求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彻底砸碎旧的世界去创造壹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由于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出现饿殍遍地的历史景观已经微乎其微。农民起义的的格局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历史的发展将会伴随时空的变迁而产生新的机遇。这壹机遇不仅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息息相关，而且与整个世界的文化变迁密不可分。

然而，现实的与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缔造与发展是新时空状态下的产物，我们无法照搬中国历史去生搬硬套。即使作为参考，我们也应该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每壹次天灾人祸与民无生路并不意味着壹定会出现王朝兴替与时代变迁。也不意味着壹定会爆发农民起义。

据史料记载，西汉仅武帝在位的55年的时间裏就发生过43次自然灾害，其中旱灾10次，蝗灾11次，水灾6次，地震3次，风灾3次，霜、冻、雪4次，雹灾2次，饥荒3次，疫灾1次。其中，公元前138年有《汉书·武帝》记载曰: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既黄河泛滥，饿殍遍地，人肉相食的景象。还有公元前114年《资治通鉴·汉纪十二》记载曰:关东郡、国四十馀饥，人相食等。既大自然灾害导致全国百分之四十的人出现饥荒，出现了人肉相食的惨景。

可见，汉武帝时期，因连年战争征伐，国库早已空溃，再发生天灾人祸，国之经济早至崩溃边缘，而西汉并未因十室九空饿殍遍地而出现大规模揭竿而起天下大乱

的景致。这说明农民起义并不是饿殍遍地的必然产物。

  唐贞观年间不仅发生过京师大地震，还出现过连年大旱。天宝年间更是发生过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与大地震，其灾难程度使当时的唐朝人口由5300多万骤减至1700多万。据史料记载历，当时的唐朝是连年大旱，瘟疫横行，生者人肉相食，死者十之有七。但贞观年间是李世民当朝的开国年代，大灾大难又岂能改朝换代?天宝年间的大灾难也仅仅出现过因李隆基宠信杨贵妃而爆发的安史之乱，唐朝也并未灭亡。

  共产党的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曾经发生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仅饿死的人就达到2000多万，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面黄肌瘦饥饿难耐。而共产党也并未因此被推下历史舞臺。凡此种种范例，在上下两千多年的帝王朝代的演示中有无数的范例，并足以证明农民起义绝非饿殍遍地，经济崩溃局势下的必然产物。

  现在我们需要界定的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最重要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显然，自然灾害，经济崩溃只是其中的壹个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经过对无数组数据的分析论证以及对当朝时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研究与概括，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造成农民起义的绝对因素是天下财富分配的比例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化，是皇权家族对天下财富的掌控能力被严重削弱的结果。这裏所说的“财富”不是单纯的金银财宝的财富，而是宇宙天地间生命活力的总概括。也就是势能被量化的含义。

  当皇权家族掌控的天下财富的比例超过壹半以上时，帝王政权就是稳固的，就是难以动摇的。反之就是脆弱的，壹触即溃的。当天下人的财富保有量超过帝王家族掌控的3-5倍时，这些财富的壹部分就可以抵消皇权政治的武装力量，这时的帝王政权就必然失控，农民起义就会水到渠成。所谓天灾人祸，经济崩溃，此时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壹颗稻草而已。

  因此，造成专制政权崩溃的绝对因素就是天下人与统治者之间的财富占有量的问题，而不是富裕与贫穷或经济发达与否的问题！这是壹个绝不容混淆的概念，也是壹个逻辑上不容颠倒的概念。

  这裏有壹个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北韩模式。北韩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也多次发生过天灾人祸饿殍遍地的悲惨景象，但北韩从建国至今历经近70年至今而屹立不倒，这是因为北韩的财富百分之95以上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这使得即使全天下80%的人断绝了生路，人民也断然没有反抗的能力。农民起义也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即使发生了也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

  在古代中国，因为天下是皇家私有的，皇权自然是与天下人对立的产物。因为财富分配严重倾向于权利的壹方，这当然会激起天下人的愤愤不平。而大小官吏不过是朝廷圈养的牲畜型的工具而已，非利益诱惑不足以死心塌地与皇家成为壹体。准确的说，帝王政治本质上具有与天下人为敌的属性，没有高压与强权是难以维持的。这就造成地方强豪壹旦具备了与皇家抗衡的实力就绝不会姑息忍让而必然要向皇权体系索取最高利益，直至强豪四起，群雄割据进而取而代之。而产生这壹实力的后盾就是天下财富集中在地方强豪手中的量化指标已经远超帝王集团掌控的数量!

  而农民起义只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司机而动的壹个分枝而已。在皇权失控的状态下，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会有很多人揭竿而起，直捣黄龙。所谓投机取利正是这壹背景下的产物。反之，即使饿殍遍地也没有人敢于以暴力去对抗朝廷，即使勉为其难的对抗了也无法逃脱失败的结局。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天时就是天下财富的走向。而诸如皇室衰微，皇权落榜，奸臣当道，任人唯亲，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甚至玩物丧誌等都是帝王政治的大忌，但不是帝王家族崩溃的根本。导致王朝兴替的根本因素壹定是在天下财富走向发生倾斜的背景下产生的。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绝定性因素就是天下财富的分配关系。而财富与势力有着非线性的比例关系，这就是所谓财大气粗的最浅显的道理。但它又不是纯粹的金钱使能的概念，而是壹个对立双方势能的概念，这种概念只有在专制国家才能成立，因为专制国家永远是官民对立的，对立的双方时刻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谁的势能大谁就有话语权。这是宇宙天地间不可抗拒的自然属性。违背了这壹属性去判断是非，即使是顺藤摸瓜，也不会摸到那个最有价值的瓜！

  为此，我们还可以不厌其烦的再描绘几个古往今来的实例。谈到财富，许多人往往会想到“谁有钱谁当老大”。这是对财富这个词的误解。我们所说的财富是广义上的财富而不是泛指金银财宝。广义上的财富可以理解为壹种势能，就像洪水那样，汇集的越多，其势能越猛烈。因此，财富可以转换为各种等效的智慧与能力。我们花钱建学校，孩子们读了书就有了更多的智慧，这种智慧就是等效财富。我们花钱买枪造炮，就有了打败敌人的锐利武器，军事实力就会更为强大，这种强大仍然是等效的财富。香港反送中，以几百万民众对抗强大的共党政府，并坚持了半年之久，底气从何而来?当然是财富的等效作用。这种财富转换的结果不仅是抗拒胡椒喷雾剂的防毒面具，而且是勇气和信心。

  从中国的大秦帝国开始，秦二世在指鹿为马的赵高挟持下成为傀儡，连年的浩大工程几乎耗尽了秦国的国库，朝廷因此几乎无力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而赵高的干政，等同于割下了皇家半壁河山的财富来源，大秦帝国因此迅速走向衰败，最终十五年而亡天下。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虽励誌革新，大有锐意进取之势，也终因丧失财富掌控的基础性手段而走向复灭。

  西晋的土族门阀制度使西晋的政权体系成为壹个家族政权，这等同于分散了皇家对天下财富的掌控能力。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何况是门阀等级下的贵族之间的分权分利?整个西晋因失去对天下财富的集中掌控导致皇室衰微，最终，内乱不断外患不止，岂有不亡之理?从公元280年灭东吴壹统天下为始，仅历经37年而亡，这不能不说是天下财富掌控失谐的典型范例。

 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内战形式之所以达到无坚不摧的程度，也是因国民党从未真正的统壹中国致使财富分散而被各个击破的结果。国民政府实质上是诸侯分封制，国民政府的财富掌控实质上是分崩离析的状态。而共产党看似穷困潦倒，实则以土地的资源作为整合财富的手段，创造性的诱惑了大量的农民为其冲锋陷阵。最终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了国民党。

  财富，实质上就是生命体系的活动能力，是壹个事物转换成另壹个事物的催化剂。是力道的象征。万物都在运动中生息繁衍，因此，财富的保有量决定了力与势能的强与弱。只有相对的势能足以抗衡被冲击的另壹方，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属性！

  因此，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不是去如何全面的摧毁中共的经济，以营造出抗击中共的势能，而是如何将中共的财富掌控能力分化出来进而实现民众的财富保有量逐渐超过以至于大大超过中共的财富掌控能力。因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成功最终还是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而不是中国以外的任何外部势力。外部势力有助于中国民主大业的成功则当仁不让，我们不嫌朋友多。而外部势力再强大也仅为助力催化而已，毕竟中国未来的总统不可能让外国人来当，形成世界民主大联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在国家概念消亡以前，中国事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这些浅显的道理我们能够弄明白，帝王政客们当然也明白，共产党更不可能不明白。所以，几千年来皇权家族总是不断的挖空心思的去弱化民众的富裕程度。当今的共党也在千方百计的营造国企的实力而同时咬牙切齿的打压私营企业。

  共党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地方强豪的存在，私营老板再有钱也不允许像古代王朝那样可以坐拥自己的地方武装，以至于置办家丁家将。这是共党政权较之帝王政治更专制更集权更独裁更残暴的集中体现。从内部突破其政权体系也因此变得更困难。既然没有地方强豪的存在，就不能指望财富倾斜后导致群雄四起乱中取道之路，而只能在集权势力与全体民众之间构筑财富的倾向点。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务求放在内部分化的层次方面，以促进民众的财富掌控逐渐超过共党集团所掌控的总量，这是既可行又深得人心的。如何保证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比例不断攀升，如何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势头，如何将国有化职工引向惰性化和非竞争机制化将是这壹举措成败的关键!

  中共打压私营企业不得人心，早晚会得到全天下人的反抗。而壹旦中共被国内外的大形势逼向闭关锁国，则首当其冲遭受打击的将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国营企业，而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借此机会反客为主，壹举攻下中国经济制高点的全方位领域，则中共政权必将由此走向衰微并不断的被弱化。这是因为中共未来的闭关锁国是被动性的，是国际上民主阵营去中国化的结果，这当然首先会导致遭受重创的将是国企。

 在这壹前提下，我们还有必要去弱化整体性的中国经济吗？我们只需要尽其所能的去弱化其国有资产经济既为上上之策。而弱化整个中国经济将是不明智的，是在帮助中共寻找托词去復辟倒退闭关锁国，是在为成全中共穷兵黩武的皇帝梦而添砖加瓦，是狗熊拍苍蝇，好心办坏事。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似乎窥视到了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壹旦中共再次玩出“共产共妻”财产全部公有化的老套路，天下财富皆为共党所控，那中国的民主大业岂不是要胎死腹中永不超生了吗？的确，这还真是个问题。但却是壹个无需过分担心的问题。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世界民主化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壹个14亿人口大国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未来的世界大同也不允许壹个穷兵黩武的帝王世家独善其身继续为祸天下苍生。公有制已经过历史证明是没有强大的创造能力的，壹个经济与军事严重弱势的共党集权国家将很难抵御未来民主阵营强大的冲击力道。中共不可能看不到这壹对其来说极其恐怖的远景。与其说最终亡于世界还不如亡于故土。这种选择并不困难，这种判断也非常简单。因此，马克思正义绝不会在中国復辟!

  今天的中共会试图走北韩的道路吗？既马克思主义融合超级集权的家天下的道路? 答案是死期来临之前绝不会！因为那是壹条死路。北韩的存在是因为有中共这坐强大的经济来源作为靠山，而中共没有这样的靠山。马克思主义復辟都不可能，怎么会变本加厉呢？

 中共想恢復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也是此路不通的，因为毛泽东只有壹个！言论狱文字狱的个人崇拜的时代已经壹去不返。中共想生存下去，唯壹的出路就是继续与全世界周旋，壹边高喊着富国强民实现中国梦，壹边苟延残喘暗地裏继续其帝王的享乐。中共已经十拿九稳的开始扮演那个撞钟的和尚了，那口大钟中共还得继续撞下去。直至实在撞不下去了，实在忍耐不住了，不得不孤註壹掷了，才会硬着头皮往北韩模式下硬钻。这样的结果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头破血流万劫不復!

  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在专制政权体系下还能走多远，中共在民主势力的不断冲击下还能走多远的问题。而不是民主势力还能走多远，在中共的围追堵截下民主势力还能走多远的问题。这是当今世界大势所界定出来的终极性的发展趋势，是不能被颠倒的大是大非的终极性概念

。任何妄自菲薄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是要不得的。

 可以预见，中共早晚会有破釜沉舟背水壹战，与天下人为敌，并自我营造出世纪性大决战的那壹天。中国的民主大业至此方可称其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而中共今天的凶相无非是穷途末路下的困兽犹斗，不足为虑。香港的“国安法”实质上是壹石二鸟的无奈之举，侧重点是军事上的“反登路”战略举措，也就是防止未来发生对外战争时避免敌方以香港作为踏板登路中国大陆的战略需求，并非刻意针对反送中的香港人。虽然因此会给香港人带来不小的麻烦，但只要能把反送中的香港人吓跑就算大功告成，总体形势尚不足为虑。而国安法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的另壹个目的是要以此强硬的姿态去转移新冠疫情后期可能遭遇的世界性大围堵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据此判断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形势将更加险峻实在是过于忧虑了。恰恰相反，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预示着中共已经感到了泰山压顶的巨大危机，而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据此迎来了历史性的大转机与大机遇。壹个世纪性的大决战已经彰显秣兵历马杀机四伏的征兆，人类的新纪元将由此拉开序幕!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等待吗？当然不是！只要海内外民主人士矢誌不渝的坚持以各种形式的民主抗争方式不断的向中共发起冲击，以现代科技发展的速度，最多二十年就可大功告成。如果中共放弃皇帝梦，害怕成为千古罪人，那就会自主性的顶住压力，千般不愿万般无奈的走富国强民之路。那样的话，中国有望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不动刀枪不流血，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乐此不疲的追求目标呢？！

  皇帝梦可做，但皇帝梦不可行！这就是中共今天进退维谷被悬在半空的真实写照。香港人在怒吼，臺湾人在怒吼，中国大陆人也不会总是在吃素，壹个被魔法宝杖挑在半空中的魔鬼，妳怕他干什么？！只要我们敢于撑起壹片天并有能力撑起壹片天，那么，华夏大地的天空早晚会成为民主自由的天空。壹个充满自由气息的中华大地将会满腔热情的拥抱每壹个想往自由的中华儿女，直至承载他们的子孙万代奔向人间乐极世界！

中共诈骗农民

作者 林海

说到农民就必须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说壹说。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联合农民，承诺给农民土地。建国后延续解放区就已开始的土地改革，1950年共产党颁布《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壹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力。就这样共产党通过将从富人手中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

然而短短几年后，共产党就想着把农民手上的私有土地收为国有，让农民丧失生产资料，这样农民必须依附共产党，便于稳定的统治。1955年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强令各地整齐划壹，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模式完成农业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国97%的农户自愿或被迫加入了高级社，接着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运动。在这壹系列“运动”之中，农民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双重强制下失去了刚分到手的土地，那张有着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证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废纸，当然也包括 1954年《宪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也成了狗屁法律。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了统购统销制和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建立，将几亿被“集体化”了的农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状况下经受着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无情的剥夺。土地集体所有是壹种有意识的政治安排，旨在消灭农民到手的土地所有权。

然而共产党壹次又壹次的运动，造成大量人员饿死，在 “文革”十年之后，农民的生存已经成了问题。要稳定局势，就必须保证土地的产出效率，那么必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的利用必须向私有方向转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声而起。

土地承包经营是被学界称为“第二次土改”，与农民的第二次“立约”。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开始，壹直到《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共产党等于承认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依靠土地难以致富，但是土地可以保障农民的就业和生存，农民仍然不愿放弃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原因是耕种土地虽无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无疑可以做到风险最小化。

改革开放之后农民的基本生活已经能满足的情况下，结合着改革开放最终再次回归计划经济的设想，共产党又开始打起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主意，为了避免直接收回土地经营权引起社会动荡，我们看看共产党是如何实施他们的壹系列惊天计划。

第壹步修改相关法律。2007年制定《物权法》将承包经营权定性为用益物权，但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仍不完整，《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对承包经营权的桎梏仍未解除：转让受壹系列限制，不能抵押。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即对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从限制转向鼓励；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补足。 2014年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2015年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各自相对独立。这为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抵押提供了有解释力的理论和可操作的方案。随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转变为法律，农业用地尽管属于集体所有，但各项权能会全部私有化。

第二步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工作。2008年10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对农村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时间跨度为10年，到2018年年底基本全国完成。这裏我们关心农民手上的二个证，即宅基地使用权证、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是共产党建国后为收回土地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为了避免吃相难看以及顺利收回农田，允许农民留有自留地，也就是农村宅基地，属于私有财产。但是对于共产党来说那只是缓招，最终是不能容忍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化，违背共产主义教义，另壹方面对于城市裏的工人来说也是最大不公平，因为工人没有任何私有生产资料。确权后最终效果是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和抵押贷款，宅基地使用权也可以抵押贷款。

第三步宣传媒体鼓吹。如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让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加入到龙头企业、合作社的产业发展之中，为农户如何用土地经营权入股指明了道路。重点词是入股。

第四步未来局面走向。当土地经营权入股份制，农民相当于拿出自己的土地进行投资了，属于投资行为，风险自担。农民自己的土地是否能够转让，需要由股东大会来决定，而不是单个投资入股的农民说了算，因为个人占股比例小。这样的话，村干部所组织的股东联合体将决定发展方向。当遇到上级政府需要占用土地时，结果是很显然的即农民丢失了土地经营权，对于政府来说印钱买妳的股份真的不是壹个事。另外土地产出的农作物的价格壹直是政府指导价，所以赢利与否在于政府的调控。如果年年产量足，农作物单价低，分红没有几个，农民会对于入股失望，这时候政府再用高价钱来买股份，农民壹般会同意这样的交易，即使不同意也没有说话权利，因为个人占股比例小，股东决定股份买卖。

同样未来的苦日子对于农民来说将手上的确权证件抵押是最终操作，农民将彻底失去了壹切。经过这些壹系列骚操作，共产党由原来流氓形象变成了依法治理的形象，老百姓在所谓的公平交易中逐渐失去应有的权利，而且心服口服，让共产党平稳地收回土地生产资料，避免社会动荡。

当然共产党还是考虑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后生活问题，他们从2012年就提出职业农民概念，这是壹种职业，如同职业工人壹个概念。经过培训和进行分级考试，让农民有上升通道，不至于对生活绝望，同是按技能拿等级工资，彻底让农民为共产党打工，共产党成了最大的“地主”。可以说共产党每布置的每壹步棋子背后都有深层用意，共产党从未真真为百姓着想，对于共产党来说，政权的稳定才是最高目的，而计划经济绝对是奴役百姓的最佳手段，让百姓天天为壹口吃的辛勤忙碌着，无暇顾及生活以外的事，更想不到民主自由宪政。

制度设计

作者 杜光 写于 二零一三年

中国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攸关中国几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土地则是立国之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完善土地制度视为统治要务，所以《汉书·食货誌》有“理民之道，地着为本”之说。《孟子》裏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指的就是耕地分配。古代史书有许多改朝换代后给百姓重新分配土地的记载。因为农民只有获得土地，才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过于残暴，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在短期内满足了许多贫困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发展了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的恢復起到了壹定的作用。在那几年裏，许多拥有私有土地的农民勤劳节俭，发家致富。这些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先富起来的农民，代表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应该受到执政者的鼓励。但是中共元首毛泽东却认为这种状况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表现，在这种传统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模式之下中共难以从中获取利益，于是把这些勤劳致富的农民定为新富农、新富裕中农，在经济上政治上加以限制和歧视。为了遏止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毛泽东拒绝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主张，批判邓子恢的“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严令推行合作化，以及土地国有政策。中共的基层干部迎合毛的意旨，大肆强迫命令，许多地方出现建社后社员退社甚至自行解散，及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但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毫不重视，相反却大批合作化中的右倾思想。在他鼓吹推动下，到1956年6月，中国就有91.7%的农户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多数是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高级社。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合作社进壹步发展为工农商学兵五位壹体、党政军民学统壹领导的人民公社。不但土地所有权，连许多生活资料都被没收，公社社员成为毫无自由权利的农奴，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奏起了壹曲亘古未有的悲歌。就人民公社的性质而言，诚如壹位哲人在论及印度村社时所说的，这些农村公社“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创造精神。”这也是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生动写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甘于奴役的公社社员自发地挣脱人民公社的桎梏，实行包产到户。这个斗争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五年时光。安徽、四川等地1977年就开始了分田包产的活动，1978年的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却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直到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派掌权的1982年初才在中共中央的文件裏才承认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从纯粹的农奴转变为半农奴，虽然有了壹定的自主权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包产到护在壹定程度上突破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壹定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私有制经济的幼芽，带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由于中共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出于利益上的考虑把包产到护安置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这个框子裏，只允许农民享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因而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几年以后就消耗殆尽，八十年代后半期农业生产就停滞不前了。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尚处在手工化生产的发展阶段，与这种低度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才得以精耕细作、涵养地力，保证丰产；才能避免有权势者的无理掠夺。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孟老夫子就做过很好的概括：“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土地就是农民最重要的恒产。可惜，当时的执政者见不及此，中共当局的註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建立壹个与权贵资本主义制度相这应的政治体制上。六四之后后，中国民众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撤底被中共否定，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更没有人註意了。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讲话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则依然打着“集体所有”这面社会主义的旗帜，纹风不动。随着房地产业的勃兴，农民土地成为中共官员的盘中之餐。他们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勾结开发商，大发土地财，既充实了打造政绩的财政，又塞满了个人的腰包，并且使房地产业成为最具中国特色、剥削最凶残的垄断行业。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但是中共当局长期以来迷恋于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可能会让他们失去土地失去特权利益的土地私有化视为洪水猛兽，不接受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任何设想。所以要改革土地制度，就只能在结束中共极权统治的这个前提下，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在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农民对承包地和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行这种制度无疑是对原有僵化的土地制度的突破，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条件下下，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这裏规定的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各项权利，实际上已经具有所有权的性质，它显然同中共的“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存在着矛盾。因此，如果要在中共统治中国的框架下实现这个政策，作为靠土地发材的既得利益者的中共必然会以破坏农村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借口，进行顽强的抵制。因此要实现这个政策，就必须结束中共的统治。
从理论上说，集体是个人的集合体，这是壹个虚的概念，而个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实体。没有个人，何来集体？既然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这个集体中当然包括每个耕种土地的农民，每个农民都应在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享有壹份属于他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实际上包含着对土地的所有权。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壹份所有权由虚变实，扩大农民对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涵义。也就是说，在土地经营使用权裏，包含着壹份在集体所有权前提下的个人所有权。这份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正是农民获得土地经营使用权的依据。所以，在承认农民个人的土地经营使用权的时候，也应该承认他对土地的个人所有权。
从实践来说，既然农民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中，实际上包含着壹份土地所有权，那么，他对于
自己所使用的土地，就应该有权处置，包括出租、买卖、抵押、入股、合作等等，壹句话，有权投入市场，自由流转。不经农民本人同意，任何机关或个人都无权占用。但迄今为止，土地的处置权壹直掌握在被认为是代表集体的中共官员手中，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不能在土地处置权中得到体现。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因为中共官员的处置权来自集体所有权，是间接获得的；而农民的处置权则直接地来自他个人的土地所有权。所以，把土地的处置权转到农民手裏，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改革。它符合于广大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有了土地处置权之后还应该明确规定土地的流转必须取得承包农民的同意，这就给处于强势地位的有权者留下了上下其手的空隙。
关于土地流转所得利益的分配，在原则上应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公平分享”，如何“保障”，考虑到集体所有制的名分，处置权虽然属于农民，但流转所获得的权益，自然应该在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总的说来，个人所得应大于集体所得（集体所得包括村镇提留、政府税收等），因为这些权益对于农民来说，是他的全部或部分恒产的代价，而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中，它却只是很小的壹部分，也许连百分之壹都不到。结束中共统治之后的新政府在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拟定操作程序和权益分配比例时，能够充份考虑广大农民的权益。特别需要规定：没有承包农民的同意，任何党政机关、企业或个人都无权变更土地的利用方式。
土地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正确的土地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内需，而且可以活跃、完善市场经济，克服房地产业的混乱，甚至对于政治领域的反贪限权，端正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减少基层官员的腐败，消除社会动荡，保持和谐稳定，都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例如，许多中共的地方政府多年来征用农地，高价出售，所得绝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财政，或中饱私囊，给农民的补偿极少，往往只有售价的百分之壹二。近几年中国的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每年达十余万起，多数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结束中共统治之后，改革土地制度之后，土地处置权属于农民，不经农民同意不能改变土地使用方式，政府官员无法再插手获利；而且土地流转的权益，大部分归农民所有，以每亩土地售价100万元为例，过去农民只能得到几万元，所得远不能补偿所受的损失，而按照前面的设想，农民可以得到50万元以上补偿（包括入股的股值），自己的权益已经得到保证，就不需要再抗争了，许多群发性事件都可消弭于未发之时。这样壹来，就可以消除许多滥用权力、官商勾结、贪汙渎职的机会，减少社会震荡，并且大大节省维稳的人力物力，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威望。
在中共的传统的观念裏，土地国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是党国所有制，是排斥任何个人所有权的，这就使得中共建立的土地制度成为掠夺农民的工具。这种错误的观念常常成为中共反对改革土地制度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的农民要真正的拥有自己的土地首先需要与这种错误的观念进行斗争，在不允许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中国这将是壹个漫长的过程。

祸害农村

作者 郝晏荣 写于 二零零六年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很多年了。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中国农村经济曾壹度有大的发展。由于官僚化的农村管理模式，农村贫穷与发展的滞后，再壹次成为全社会所关註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减少农村的贫困，首先得了解中国农村到底面临什么问题。本文通过解剖华北南部同属壹个自然村（简称南村）的两个分村的基层组织，分析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发展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乡镇政府的行政模式有哪些弊端，由此指出中国农村面临的双重困境和摆脱这种困境所必须的乡镇政府改革。

　　壹、南村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

　　南村壹分村共有1,860人，现在的村基层组织（以下简称为“村组织”）是1994年由上级政府定下来的，共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委员11人。其中村支部书记秦礼的已经在“村组织”工作20多年。三分村人口有1,400多人，支部书记郝喜军自十几岁开始务农，当过生产队长、大队民兵连长，现成为该村第三代基层组织的负责人。

　　1. “村组织”的日常工作与村民评价

　　壹个“村组织”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大类，壹是处理本村村民反映的问题，二是应付上级政府布置的任务。但对村委会的工作绩效，村民与“村组织”的评价完全不同。比如就“村基层组织能为村民解决什么问题”，大部份村民告诉调查者，村干部经常登门找村民，不是让出钱就是让出力。但村干部自己却认为，他们为村民做的事情很多：比如，上报军烈属的情况，领取救济金；反映村特困户的情况，领取救济；还有报灾，调解邻裏纠纷，发放宅基地等等。有许多时候，村民找村干部办理的并不是什么公事。比如，壹家男人外出好几年不归，女方要改嫁，村支部书记受男方亲属委托，外出寻找、刊登寻人启事等。又如，有壹村民的摩托车在外面被扣，他们找村支书帮忙要回。有时候村组织也受村民的委托办理壹些村裏的公事。比如，1996年村裏发生涝灾，村民集体来到村支书家，让他向上反映灾情，以求减免税收。又如，村裏的高压线被人偷窃数百米，村民找到村支部书记，让他找县公安局，把被偷的电线追回来。

　　除了这些受委托和尽义务的事之外，“村组织”还掌握着壹些公共资源。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的主要是发放宅基地的权力。从法律规定来看，发放宅基地的权力属于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但县乡两级土地管理部门对农村土地资源的了解仅限于观念和数字，不可能具体规划管理各村的土地，于是实际掌握农村宅基地发放的权力就下移给村委会。这壹权力的下移曾为“村组织”带来许多谋利空间，但现在随着县乡土地部门的权力向农村基层延深，这种谋利空间将被压缩。

　　2. 乡政府对农民的摊派和“管理”

　　实际上，应付乡政府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下派的任务才是“村组织”的主要工作。由于土地承包制的实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对乡政府的权力构成了壹定的限制。于是乡政府往往试图从其他方面弥补其权力“损失”，其手法之壹就是加强对“村组织”的管理和控制。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村组织”承担着乡政府下派的诸多“任务”。例如，每年第壹季度有以下“任务”会下达给“村组织”。第壹项，查“私婚”和“早婚”。乡政府根据各村人口总数，按比例分派名额，责成“村组织”必须搜索到足够的私婚和早婚人数，为乡政府筹到足够的罚金。第二项，实行计划生育的季度普查，责成壹个村必须有壹定数量的人做引产、流产手术。比如，三分村共有1,400人，按比例分到8个名额；少完成壹个，乡政府要对村组织罚款2,500元。第三项，征收人头税。本来，征税是税务部门的事权，但乡政府认为，有些该征的税没有征上来，于是按每人12元的配额对各村加征所谓“税收”，这部份乡政府自行规定的收费被村民称为“人头税”。这项摊派遭到村民的抵制，因为“村组织”和乡政府均拿不出合法征税的税票。最后，“村组织”只好从信用社贷款，上交了这笔“人头税”。第四项是“小康村验收”，验收标准多达15项，每壹项都有具体的数字标准，如人均收入达到1,300元的户要超过村民总户数的80%，人均集体经济收入要超过1千元，学龄人口小学入学率达到99%、巩固率为99%、完成率为97%，按“村文化建设”标准村图书室必须有1千多册藏书，每年订阅5种以上报刊，有3个体育场所，3种以上体育设施，此外还有住房、用水、用电、道路、绿化、卫生所，以及“村组织”建设、计划生育等各项硬指标。

　　3. 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

　　笔者调查的壹分村和三分村都已成为“小康村”，但并未全部达标。实际上，乡政府对所谓的“达标”并不认真，他们最关心的是“村组织”上交“税费”的多少。第壹季度的任务还未完成，第二季度的“夏季征购提留”工作就已开始。乡政府把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分解到各村；各村再根据下派任务，计划造表，将任务分解到各户。在壹分村，我们看到了上壹年夏季征购提留表，从壹个名叫赵常华的村民名下（承包耕地2.1亩），他应该上缴的夏季征购提留如下：

　　“村提留”合计为97元（其中公积金42.2元、公益金18.3元、管理费36.5元），“乡统筹”合计为169.9元（其中教育费54.8元、计划生育费8.2元、优抚费11.9元、民兵训练费11.9元、道路维修费8.2元、卫生费4.6元、税金70.3元），总计为266.9元。

　　夏季是农民交纳各种费用的主要季节。壹分村有1千8百多人，向县、乡政府上交的“夏季征购提留”包括：公积金25,296元、公益金12,648元、管理费25,296元、义务工3,720元、积累工5,580元、教育费39,744元、计划生育费5,692元、优抚8,220元、民兵费2,530元、道路费5,672元、卫生费3,162元，小计126,480元，国家税金48,150元。“村组织”把表册送到夏粮收购站，收购站则把各种款项从农民的卖粮款中扣除。

　　4. “村组织”在农村社区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从调查结果来看，“村组织”控制民众的能力越来越弱，在农村公共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比如，“村组织”不再管理经济事务，如打井、整地、安排生产，也不参与村民的婚丧嫁娶、修房盖屋。“村组织”从农村的公共生活领域退出之后，其管理空白有壹部份逐渐被村民的自发行为所填补。例如，土地承包之始，地块被分割得很零散，壹户的承包地不过3至5亩，却被分割成7、8个小地块，不利于耕作；于是村民们通过私下交换，把小地块合并成大地块，方便耕作。此外，打井、架设电线、改革耕作方式等，也都是民间自发的行为，基本上没有“村组织”的参与。农民在文化活动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姓氏和家族活动的重新活跃即为壹例。

　　南村以郝姓为主，1949年以前这裏有壹个很大的郝氏家谱庙，“文革”时期被拆毁。前几年，村民们报县宗教局批准，集资重新修建家谱庙，庙裏供奉的是郝氏最早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过来的祖先。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在庙前举行祭祖仪式。但正如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所描绘的，与南方乡村相比，北方农村的家族观念相对淡漠。在南村，尽管恢復了壹些宗族仪式和活动，但这裏没有族长、族规，也没有族产，宗族行为完全处于自发状态，其活动也仅仅是壹种仪式，除了满足村民对归属感的需求之外，没有更多的社会功能。

　　在南村的村民活动中，既很少看到“村组织”的影子，也很少看到家族的影子。在组织生产、兴办企业、修房造屋、婚丧嫁娶等活动中，邻裏、朋友、家族、亲戚的作用几乎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孤立分散，缺乏有机联系仍然是北方小农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壹基本特征是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的有利条件。当国家行政权力对农村控制减弱时，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填补其权力的空白。

　　二、“村组织”与乡政府的关系

　　农村改革除了涉及“村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之外，另壹个重要内容是调整“村组织”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1. “村组织”功能弱化，乡政府权力膨胀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村组织”的社会控制功能减弱的同时，乡政府的机构和权力却大为膨胀。改革以前的人民公社机关通常只有十来个正式工作人员，现在，南村乡的党委和乡政府已有壹百多人。党委、乡政府、乡人大、纪检、团委以及派出所、法庭、银行、土地、税收、计划生育等各种部门，都比照县政府的机构设置，此外还特别设有管理农村的若干特殊部门。“村组织”的大部份工作都不得不围绕着乡政府的需要。

　　南村乡政府管理着20来个行政村，从功能上看，既然设立了如此庞大且功能齐全的乡政府，它就完全可以独立承担起管理农村社区的任务，没有必要再设立村壹级组织。但为什么又要在乡政府之下又设立“村组织”呢？这完全是乡政府的需要。在乡政府下面设立“村组织”，既增加了乡政府的权力，同时又减少了乡政府的事务性工作与责任。

　　“村组织”实行自治之后，乡政府与“村组织”的关系处于壹种什么状态呢？从调查中发现，南村的“村组织”名为村民自治，其控制权并不在村民手中，而是在上级政府那裏。由于“村组织”手中掌握的资源很少，其权力基础就十分薄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支持。当然，这种依赖出于乡、村两级组织的共同需要：乡政府需要村组织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村组织”需要乡政府为其提供权力的保障。“村组织”的人事任免，有的是通过村民推举，有的是乡政府指派。无论属于哪壹种情况，“村组织”多半必须服从乡政府的领导。用三分村壹位村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乡政府可以随时“调度”他们，召集他们开会，并布置任务，对他们奖励或处罚。按规定，村裏征收的“提留”（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都是“村组织”的专项经费，但在南村，“乡统筹”与“村提留”却都要上缴到乡政府，然后再由乡政府根据情况向“村组织”返还部份“村提留”款项。

　　为了加强对“村组织”的控制，南村乡政府在每个行政村都安置壹名乡干部，长年住在村裏，监察各村的基本动态。在调查中经常听到“村组织”的干部抱怨，乡政府卡得太死，村裏的工作难做。笔者曾向他们提问：能不能根据村裏的具体情况，对乡政府的安排布置表示异议？“那怎么可以？”壹分村的村主任说，“乡政府根本不听妳的，还要用党纪政纪处分妳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村组织”不听乡政府的“调度”，或无法完成乡裏布置的任务，乡政府马上就会撤换“村组织”负责人的职务，另换他人。

　　2. “村组织”的支配力减弱

　　从总体上来看，“村组织”对农民是不可能再按人民公社时期那种大队干部对社员的强迫命令方式去布置任务，但它也不能按乡政府管理“村组织”的方式工作。“村组织”虽然行使着国家权力，安排的是上级政府下派的任务，但“村组织”却不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它们只是扮演着国家权力的基层“代理人”角色。它们的身份是多重的：当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他们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当他们为村民服务的时候，又成了村民的代理人。村民如果不服从他们的安排，壹般情况下，他们只能调动县或乡的力量来解决。各种各样对农民的征收和摊派之所以能够完成，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因此，“村组织”必须以乡、县两级政府权力的支持作为政治靠山。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国的范围内，不同地方的村组织，其权力和支配能力差别很大。有的“村组织”几乎毫无支配能力；有的“村组织”，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其权力与支配力甚至超过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的权力。由此可见，“村组织”的权力不在其组织形式，而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有的“村组织”没有任何集体资产，连“三提留”也被乡政府拿去，“村组织”不掌握任何资源，它对村民就没有支配力；有的村在土地承包之后，“村组织”仍然掌握着壹部份集体资产，如荒山、野地、林木、矿藏等，这类“村组织”就有很大的权威，能支配村民。但从数量上看，这类具有权威性与支配力的“村组织”比较少。

　　显然，对改革给农村社会和权力结构带来的重大变迁及影响，学术界还未给予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比如，尽管“村组织”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政治意义了，不少人还在热烈地讨论“村组织”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之重大意义；尽管乡镇政府已经包揽了控制农村社区的大部份权力，但研究者对乡镇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却很少给予关註。鉴于南村的现状在中国农村具有普遍意义，本文由此出发着重讨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三、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主要经由两条途径：其壹，农村社区出现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这股力量的发展壮大带动整个农村走上现代化之路；其二，国家率先在城市完成工业化，转而投资农村或将农村人口吸纳到城市。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两个方案都很难实行。首先，中国作为壹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作为壹个文化和政治问题被引进来的，社会基层并没有蕴藏发展现代化的动力；其次，由于农村区域广大，人口众多，仅仅依靠城市和国家的力量，很难使农村得到发展。中国农村的发展的难题并非始自今天。自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就壹直处于“危机─舒缓，再危机─再舒缓”这样壹个周而復始的过程中。本世纪30年代，学术界曾就“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裏”展开争论，并形成了以郑庄秋为代表的“农业工业化”和以吴景超、陈序经为代表的“城市工业化”两种方案。但是无论哪壹种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农村的状况可以概括为3种模式。第壹种模式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外来资金涌入该地，投资建厂，使该地迅速实现工业化。第二种模式以江苏、浙江为代表，即改革之后农村原有的集体经济保留下来，村组织在其政治职能退化之后，转化为该地经济实体的代表，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使该地走上工业化之路。第三种模式最具普遍性，改革之后集体经济解体，村组织的职能弱化，广大农民再次沦为小农，他们守着几亩薄田，或四处打工，或坐家困守；在现代化的大工业、大经济组织面前，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发展机遇。中国广大农村这种具普遍性的情况表明，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庞大而薄弱的小农要走上现代化之路，将是壹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应当如何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壹种观点认为，当前农村发展的阻力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政府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仍然对农民的经营活动横加干涉，甚至滥用权力挥霍农民的收入。因此，农村发展的出路就在于进壹步推动农村体制的改革，减少政府对农村社会活动的管制。第二种观点认为，后起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和指导。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引用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理论，认为壹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的发展，有赖于政府在农村推进改革和组织发展的能力。这壹派学者针对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无序状态，认为农村的发展必须从扩大乡镇政府的权力和职能着手，目前国家在农村的权力仅设在乡壹级，下壹步应该把村组织也纳入到国家行政权力的设置之内，以进壹步增强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和控制。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观点都有壹定的道理。但在现实中，两种主张中的任何壹种如获实施，都会引发新的问题。

　　1949年之后的经验表明，农村社区的发展与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和性质有密切关系。这样的基层组织在过去是村级组织，在今天则是乡镇级机构。目前国家在农村设立的乡镇壹级的组织和机构总体上可以分为3种：其壹是专业化的经济实体，如信用社、电力等部门和公司；其二是县属各部门在农村的派出机构，如工商、税收、司法、土地管理等部门；其三是乡镇政府。在这些机构中，以乡镇政府的职能最完整、权力最大，党委、政府、人大、纪检、共青团、妇联等机构和社会团体俱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职能无壹不包。既然农民养活了这么庞大的党政机构，农村发展的课题也理应由乡镇政府承担。然而，事实证明，目前的乡镇壹级政府主要是以行政管理为名，从农村提取各种资源，满足其官僚机构干部职员的需要，而对农村发展这样壹个关键性问题却久无积极的作为。

　　根据马克斯 韦伯对官僚体制的剖析，壹切科层官僚化的机构，无论其组织还是个人，都是以形式主义和服从上级为原则，不具备任何组织、规划、激励、动员社会的能力，它既反对也压抑组织成员的事业心和原动力。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壹种为经济成功而奋斗的精神，这恰恰是科层官僚组织所不具备的。壹个庞大的、权力无边的官僚科层组织的存在，必然会压制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通过剖析南村农民与“村组织”以及“村组织”与乡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乡镇壹级组织具有两个特点。其壹，无论从乡镇干部个人角度还是从乡政府组织的角度来看，乡镇壹级机构对农村发展的成败都不承担任何责任。土地承包之后，经济发展的责任已经落在壹个个孤立的小农头上；乡镇政府无需规划农村社区的发展，其事权主要是管理、收费、罚款等。其二，由于权力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再加上小农素质低下，处于壹盘散沙状态，这就为乡镇政府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其主要表现为寻租行为泛滥，乡政府用壹切看似正当合法的理由，为乡镇组织和个人增加收入，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除了无责任化和寻租行为泛滥之外，乡镇政府和县属各部门的派出机构（这样的机构加起来有30来个）还形成了壹个个小型利益集团。各部门之间竞相划地为牢，争权夺利，推诿塞责，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鱼肉乡民，蚕食农民的利益。中国农村这块曾孕育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和东方文化的沃土，近十余年来在各方势力无情的榨取和吮吸下，正在变成壹条乾枯的河床，不仅无力承载未来发展的重负，就连维持农民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亦非常困难。

　　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这壹性质，中国农村的发展正面临双重困境。第壹重困境在乡镇党政系统内。这壹重困境包含两层意思：其壹，国家把大量的有关农村的政策和行政目标都堆在乡镇政府那裏，即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壹根针”，乡镇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政府下达的种种任务；其二，乡镇组织作为国家行政机器的壹个环节，现有政治机制使得乡镇干部的主要目标是升官，大多数乡镇干部素质不高，无力承担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任，即使有少数有能力创新者，也受到体制的严重约束，无法有所作为。第二重困境在农村本身：其壹，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组织、规划和扶持，仅靠单个小农的努力，在现有观念和经济水平下，小农的发展前景十分有限；其二，如果扩大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在现有的体制下，它会以政府的官僚化行为追逐其寻租的目标，搞什么“大蒜乡”、“烟草乡”、“黄瓜乡”等，只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灾难。

　　从南村调查所揭示的中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来看，笔者以为，农村发展的关键，不在于是强化国家对农村的管理还是减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而在于国家政权以什么样的体制和方式管理农村。要克服目前农村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从体制上和管理方式两方面改革作为农村权力中心的乡镇政府机构，由行政官僚凌驾于农村之上转变为由农村社区精英对农村自我管理。通过这壹改革，也许能够为农村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农村的困境

作者 綦彦臣 写于 二零零四年

所谓“三农”问题，按官方和主流媒体（含学术刊物）的说法，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影响国家和经济社会向现代化发展的阻滞因素，因而也成了政府和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实，“三农”问题早已存在，并非时下因学术讨论热烈之故而产生。当壹个“问题”为社会各界所註目，也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已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因素。

　　“三农”与“国企”之类的问题明显不同，还在于它以往多年并不被理论（学术）界真正重视。“国企”问题出现不久，就有学术机构拿出战略报告，上呈最高决策机构，进而编辑成书。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领衔的《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即为壹例。而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则多是些零零星星的文章与文集。目前，国内最有学术品位和现实针对性的有关“三农”的着作仍是文集，虽然它们被冠以“经济前沿学术札记”之名号，但出版者亦不得不辅以“农业、农村、农民集”之标称。有人註意“三农”问题，丁力主要是从国际竞争角度来讲的[1]，而就整个文集来说，几无主线可言。秦晖则力称进行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2]，但作为壹个历史学家，他并未从文化传统方面进行深刻反思。既便是农村问题的着名权威杜润生先生，其近期出版的着作也不过是文集而已，且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更未涉及文化传统的反思。

　　何以中国的学术界之于“三农”问题表现如此？其原因当然错综復杂，而其中的壹个根本原因就是，学者们的士大夫式思维使他们的观察往往局限于儒学的“君子在国、小人在野”的定势。用现代话语来说：农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弱智”群体，是阻碍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应当被安排和规划，应当有“上智”给他们指明出路，等等。更有甚者，还有人试图通过对“三农”问题的壹些表述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比如匆匆到壹趟外国的农业地区（邦）做蜻蜓点水式的考察，就称毛主义的农村模式有可行性，云云。

　　如何才能使“三农”不再成为“问题”，反而给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带来有效的参照？依个人的学术与实践的双重经验来判断，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反思，进而找出宪政之路，不失为最理想途径。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农民被视为小人是自儒学兴盛两千多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式的版本。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恢復的高考制度（类似于古代科举），是绝大多数农民子弟身份蜕变的最主要途径，至今依然如此。尽管每年很多大学生无法就业，许多农民子弟还是愿以大学生的身份“漂浮”于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整个求学投资的产出率如此之低，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正常的。农民子弟大学毕业后即便失业也不肯还乡，其社会层面的理性需要是不愿恢復到“小人”、“在野”的传统历史定位当中去，哪怕飘荡在城市裏作另壹意义上的“在野”也好。不能否认，确有负责任的学者主张从现代公民政治的角度确立农民的身份，但总体上来看，农民被视为儒学意义上的“小人”之文化传统并未发生丝毫变化。

　　“三农”作为问题出现之初，有人就以“民工潮”、“流民”这样的字眼来指称离开土地的农民的身份。这种“君子于国（城内），小人在野（农村）”的历史遗传，非常之顽强。进入21世纪了，仍然屡屡发生农民在城市被权力部门非法扣押并罚款（了事）的现象，而孙誌刚案件只不过是被社会关註到的壹个恶劣典型。凡此种种说明，关于农民身份的认同存在着壹个传统的前提：“在国”与“在野”之区分。壹些城市知识分子关于如何控制、管理、规划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说法，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壹种歧视。它把农民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需要被“规划、控制”的部份。最典型的“说话”之壹是《读书》2003年10月号上的壹篇文章。该文作者认为，孙誌刚之所以被打死，可能因为他更像农民（流民）。这位作者写道：“在现今中国大城市的犯罪记录中，50%以上是流动人口，而在广州这个比率上升为80%，这是孙誌刚案件在广州发生的背景。”[3]

　　且不论其数据是否准确可靠，仅就作者的用语和视角而论，不讨论农民在城市裏遭受的种种歧视，而单纯用流动人口数量之多少来暗示农民进城的负面作用，既非严谨的学术讨论，也很不道德。无论进城的农民在城市裏犯罪的原因（特别是重大案件，如绑架、伤害致死案）是否与他们直接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有因果关系，都不应当回避城市体制及其居民对农民的种种歧视，更不用说普遍发生的建筑工地包工头及建筑公司恶意扣减或延付农民工的工资等现象了。事实上，对农民的歧视来源于城市居民那种高农民壹等的优越心态，以及在思想深处把农民工当作“贱民”的观念，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折射。　

　　笔者曾在农村金融系统中工作过16年，根据我的体验，农民不仅富有理性，而且还是遵守诚信原则的较优群体。即以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过的所谓“依法收贷”活动为例加以说明。对农民“依法收贷”的要求是迫使农民承担集体（社队）时期的旧贷款，即将信用社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集体的贷款契约转化成农户（户主）契约（称为“落实到户”）。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银行代表了司法机关（这本身就是违法行政），强制裁决让农民承担某个数量的生产队贷款，而且往往是当即执行，不给农民任何辩护权（也未设置此程序）。尽管如此，农民为了面子，比如别在大喇叭上喊户主的名字，往往自愿承担这种无效契约的责任。从法理上讲，人民公社作为壹种经济组织（当然也是政治组织），已经破产，破产清算已于“分队”时完成，作为集体土地的承包者没有承担债务的必要。况且，废除人民公社（即“分队”）是壹种政治措施，没必要再回溯经济责任。其实，“分队”也是对“合作化”以来无偿公有化私有土地的壹种补偿，或者说是壹种隐性的国家道歉行为，怎能同时追溯与那些资产相连的债务呢？即便如此，农民们还是替政府承担了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债务。这种欺压农民的现象在过去几十年来的农村工作中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当知识分子在讨论如何“安排”农民的出路时，他们经常忽略了壹个农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即农民有权利要求与城市居民壹样的生存权利，这种“从肚皮（吃饱）到脸皮（尊严）”的要求，在宪政缺位的体制中常常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话题之外。即以土地权利的界定为例，有学者认为，土地已成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交给市场来处理”。虽然这种设想确实考虑到农民的利益，但它把壹种几十年来壹以贯之的制度歧视当作天经地义的背景因素，那就是，政府只为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农民作为“次等人口”，不能象城市居民那样获得属于城市居民的完整的社会保障，而只能靠现有的承包地来养老防灾，至于承包地能否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最低保障线”，就忽略不计了。何况，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其实只是“准私有”[4]，农民并未获得绝对的产权，因此在承包地受到专横的权力的侵害时，往往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合作化运动”以来的土地制度是中国自秦代以来土地制度的大倒退，而改革开放初期对土地制度的安排只是壹项权宜性的逆向调整。只有在宪政的保障下，农民才能拥有各项保障人格尊严的基本权利，其中也包括土地权利。迄今为止的所有政策都以有意消解农民自组织的积极性为目标，壹度热门过的村民选举现在看来并为产生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者，相反却形成了新形式的政府代理人。

　　依笔者之见，宪政的稀缺与文化传统的压抑，才是中国“三农”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当政府的全能性神话无法实现，而农民的利益又被直接统治农村的乡镇权力构成的利益集团无情吞噬时，农村社会的整体心态又回归到历史的某壹个极值状态。因此，胡温“新政”以来所力倡的减轻农民负担才大受农民欢迎。但是，“新政”是否有能力走出“黄宗羲定律”[5]则有待观察。

　　尽管中国的“三农”问题所处的制度环境属于宪政稀缺类型，但是通过政策安排或制度转型还是能实现对农民的利益保护的。在现代化进程中，政策安排与制度转型只能依靠前现代方法与机会型的现代宪政之路。所谓“前现代”，就是寄托于“小岗故事”的再现，借助政治权能来推开与因应农民的愿望；所谓“机会型”的宪政之路，则取决于知识精英是否愿为建立壹个真正自由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下面的壹系列内容或许可被视为制度转型方案中的壹些选择：

　　通过立法程序消除宪法第8条关于土地产权的规定，确立土地私有化制度。从而实现农村土地从“准私有”到绝对产权的转变。

　　在有关土地私有化的宪法修正案中，可以明确规定，私有化土地按比例可证券化流通，但必须限定用于狭义农业的最低额度。证券化流通能够使农民资产向城市转移，即置换性转移。

　　彻底使党、政机构退出乡镇。在村民委员会全面海选的基础上，成立乡镇完全自治机构。

　　为使政治博弈具有可行性，乡镇党派机构不宜设委员会，而只设特派员办公室，以统壹管理乡村党员；应取消村党支部的设置，在实质上不允许党权大于政权，即让村民委员会成为唯壹行使农民委托权的机构。在宪法层面上，要明确规定，在壹乡村区域不拥有土地权的人，不得出任乡村公职，但鼓励现有乡镇公职人员中父母在农村者回本村（乡）继承土地权并参与公职竞选。

　　乡镇政府的组成由村长联合会推举或特别聘任，即将乡镇治理模式由政治化转向公司化。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成立以户籍在当地农村的各级人大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为防止历史上“良绅淡出、劣绅进入”的现象重演，乡村应建立“清议会”，由资深人员（如原籍为农村、退休后常住乡村的教师职员）评价为政者的能力，并形成壹种舆论机制。在公共政策层面上，鼓励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回村（乡）参加与治理，并使之拥有农村地权。

　　恢復农村基金会制，但使之不与任何国家机关建立行政隶属关系。

　　在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农村社会中间组织建立的法律依据。

　　中国是壹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利益不容忽视，这也是壹个最基本的社会正义。

农村的危机

作者 中国网友

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被引入中国农村社会，以应对后革命时代基层治理的危机。但正如本文作者所描绘的，在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获得极大提高的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也给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带来严峻挑战，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原本存在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对立和冲突，进壹步演化为社会心理层面的情绪对立。这种日益泛化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矛盾，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治理无法回避的难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农村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迁，农民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严重的分化。社会结构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的市场化使得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新的挑战。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陆学艺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分化成若干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阶层，而且正在进壹步分化之中。” 农村阶层分化使农村社会成员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復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 形成了极其復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对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阶层矛盾的处理提出新的挑战，如若处理不当，阶层矛盾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

　　不过，既有研究更多关註的是阶层分化过程中引发的利益矛盾，事实上，随着农村的经济分层、政治分层与社会分层高度重合，农村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影响远不止于利益层面，而是日益复盖生活层面，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国农村阶层分化所形成的政治社会后果开始从利益政治向“生活政治”蔓延。这种“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誌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壹种范式，它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

　　富人治村：村庄经营下的利益政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中共支持的红顶资本家当选村组干部成为农村壹道常见的政治风景。从1993年开始，浙江、重庆、吉林、山西等地在农村选举过程中，壹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养殖业大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2005 年以来， 先富能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乡村新富阶层通过政治民主的竞选方式走上了政治前臺。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浙江地区，在2005年浙江省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由先富能人当选村主任的比例已高达60%——70%；据2008年3月壹项在义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者所在的行政村裏，由先富能人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的高达69.12%。我们的大量调研发现，在2006年农业税费改革以后，随着国家在乡村社会治理的任务从提取资源向输入资源转变，全国范围内已经普遍出现“富人治村”的趋势。

　　富人参政首先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结构性后果。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城乡的快速流动，使得农民的职业发展空间大大增加，但因个人能力、关系网络和机遇等各种因素的差异，农民家庭收入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进而导致村庄出现经济分层。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资源（如煤矿资源）较为密集的地区，由于个体私营经济较为发达，或者资源开发较早，村庄中的少数人通过经营生意率先成为村中的富人。与之对应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具有壹定的技艺，且家庭劳动力较多、负担较少的家庭则成为村庄中的中间阶层。那些纯粹以打工为主且家庭劳动力稀缺的家庭通常沦为村庄中的底层。

　　村庄的经济分层构成村庄政治分层的社会基础，富人因为具有较强的致富能力更能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可，满足民众壹些朴素的期待，比如，富人或许可以带领我们致富？富人这么有钱至少不会贪汙集体的钱？让先富的能人不仅带头致富，而且带领致富，成为民众还有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政治期许，许多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开展“双带”工程。当然，在壹些地区，地方政府动员富人参政主要是为了应对乡村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农民上访，富人因为拥有更为广大的关系网络，甚至黑白两道通吃，成为地方政府非正式的摆平社会矛盾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在这壹意义上，富人群体参政也是地方政府积极动员的结果。

　　不过，富人参政并非是完全被选举或被动员的结果，也并非如媒体上所报道的，是因为富人拥有桑梓之情、希望回报家乡。这种理想的富人治村模式虽然存在，但却是个别化的典型，并非群体属性。个体典型不能代表壹个群体，更不能代表富人阶层，否则就容易出现分析单位的层次谬误，而对富人治村充满美好的想象。作为壹个“生意人”，富人参政首先是他们理性考虑的结果。客观来说，富人主政可能很少直接从村庄集体中谋取利益，甚至壹些干部还为村集体的公益事业建设垫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参政毫无所图。调研发现，富人主政主要基于以下四点：壹是拓展各种关系人脉，解决自身遇到的各种困难，服务自己或家族经营的产业；二是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从承接和实施的工程项目中获取利润或其他灰色收入；三是优先捕捉地方发展的各种信息，在地方资源开发过程中，获得投资先机；四是转变参政之前存在的不太光彩的身份（如原来就是混混，或者有过大偷税漏税行为），洗“黑”为“白”，甚至变“红”，寻求更大的利益保护。

　　总而言之，富人村干部多是工具理性的行动者。在地方资源资本化和资源输入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利益流量是吸引富人老板积极参与主政的主要动机。当然，这并非完全否定其中也可能夹杂壹些回报乡民的动机。但诚如地方政府干部所言，富人参政主要是为了攫取资源、积累政治资本和获得社会地位。也因此，大量的富人参与村庄选举，仍然主动利用四种手段，壹是以私济公，通过先捐赠部分资金、物资作为获取民意的手段；二是贿选，不惜重金购买选票；三是依托乡村中的家族力量，形成派系；四是动员壹些灰色力量胁选。无论何种形式，富人参政都大大抬高了普通村民参政的门槛，形成了较强的政治排斥。调研发现，发达地区农村或资源密集型地区农村，从两委干部到村委代表均出现明显的富人化，致使底层群体的政治参与空间大大萎缩。

　　基于此，富人主政的主要逻辑便如经营生意壹般经营村庄，进而撬动村庄中的利益政治。具体来说，富人经营村庄，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壹是经营土地，二是经营项目。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作为稀缺资源，集体建设用地成为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但也因此成为乡村社会阶层矛盾的主要发生领域。

　　以宅基地为例，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村民壹户只能拥有壹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换言之，村庄中的每户家庭基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在符合村庄规划以及“壹户壹宅”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宅基地是壹种福利性质的分配。然而，壹些地方的富人村干部却对宅基地进行拍卖，形成别墅区、农民公寓和老旧住宅的居住格局，阶层之间的住房区隔凸显壹些地区的富人村干部则意图通过整村住房改造，集体修建“小康住宅”别墅群，然后以成本价出售给本村村民，并主要依赖修建小产权房来启动和弥补资金空缺，但最终却引发底层老百姓接连的举报和上访。具有公益性质的宅基地分配尚且如此，其他类型的土地经营开发则蕴藏更多的矛盾。

　　换言之，富人村干部在村庄经营中讲求效益和效率的逻辑与底层村民讲求公平道义的逻辑存在重大冲突，然而富人治村所形成的村庄政治格局，又具有较强的专断性，难以有效吸纳底层群体的呼声，最终导致阶层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利益鸿沟。

　　此外，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经营项目成为许多地区富人村干部经营村庄的又壹重要方式。在农业税费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依赖于从村民手中筹资筹劳，与此不同的是，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输入。虽然许多地方都出臺了“壹事壹议”的财政奖补政策，即鼓励地方申请财政补助资金的同时，配套自有资金。自有资金的筹集主要通过资金自筹和劳动力自筹。但事实上，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难以从农民手中再次筹集资金和劳动力。

　　而富人主政因擅于与政府部门官员打交道，甚至建立起非常深厚的私交，使其更加容易从上级政府各部门手中争取资金项目。但也因此，项目资金的获取变得与普通村民无关，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表达和项目工程的实施监督都出现自下而上的缺位。不过，村落中总会出现壹些维权或谋利钉子户，但具有强大经济基础和广大人脉关系的富人村干部，很快能够通过运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力量和手段来摆平在项目落地实施中引发的各种矛盾。比如花钱买平安、寻求村级商会的协助、与派出所联合打压，甚至动用灰黑势力等。

　　试举壹例，笔者在浙江西村调研发现，西村商会成立于2011年，由本村的企业家组成，约30人。每名会员需要每年缴纳壹定的会费。商会每年组织会员1——2次的外出考察，并将部分会费支持村庄公益事业的建设，如每年过年开展对困难户的慰问。除了这些常规化的活动之外，商会中的村庄企业家隔三差五便会聚在壹起喝酒，互通有无。商会对村级治理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摆平村庄政治精英无法摆平或者不适合其出面摆平的纠纷。比如在公共建设中遇到“钉子户”的高要价，村干部如若满足他的需求，便会产生扩散效应，而商会老板以私人名义“掏腰包”来摆平钉子户，则为村干部省去了许多麻烦，也有效规避村干部的风险与责任。另外，村庄中70%的村民都在本村的企业务工，商会老板与村民之间尚有隐形的身份关系——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壹隐含关系使得村民既碍于面子，也受制于工作岗位可能存在的“威胁”而不得不妥协。

　　由于在利益关系和阶层意识上具有较强的亲和性、甚至壹致性，村庄上层精英的阶级化得以可能。这也造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形成分利秩序。这壹分利集团中，在“争资跑项”中寻租或获取工程利润的乡村干部，包括富、恶、灰黑社会势力，以及日益掘起谋利型的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者，几个利益行动主体之间聚合成为相互利用的稳固利益联盟。普通的农民本应作为国家资源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最大受益者，却被排除之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被动的享有遭遇层层侵蚀的剩余资源，落单的农民最终也就成为了真正的弱者。

　　底层抗争：笼罩性支配下的生活政治

　　农村的经济分化，在政治领域触发阶层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在富人治村的背景下，上层精英之间的联盟，不仅触及政治领域，而且日益向社会领域延伸。经济与政治上的分层也日益渗透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熟人社会内部形成阶层之间的社会区隔与社会排斥，并最终倒逼底层群体的抗争。这强化了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生活与政治的关联，村庄陷入“泛政治化”的对立。

　　近年来，阶层之间的社会排斥近乎涉及民众生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在住房上，壹些地区农村已经出现明显的区隔，别墅区、农民公寓和老旧房子的居住格局犹如在村庄中划分出了富人区和穷人区。在消费上，富裕阶层以炫耀性消费强化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典型表现为村庄中豪车、标配与无车的分化。在社会交往上，人情原本作为村民互助的功能丧失，却因阶层分化而形成人情排斥。酒宴规模不断抬高，部分农村壹桌酒席高达四五千元。更有甚者，富人阶层中日益盛行酒席不收礼金。这就意味着酒宴席收支无法平衡，逼迫底层家庭只能遵循“能不办就不办，能少办就少办”的原则。但是少办酒宴或不办酒宴，不仅意味该家庭无法在熟人社会中获得相应的脸面，而且将使其社会关系网络难以维持。显然，办奢宴、不得不办的酒宴与不办酒宴这样的鲜明对比，并非农户的个体理性选择，而是阶层分化所产生的结构性社会排斥。在婚嫁上，作为婚姻缔结中的重要条件之壹的“彩礼”日益攀高。在笔者调研的浙江西村，2007年，当地彩礼上涨到10万元，2010年彩礼上涨到18.8万元。村民估算，不包括建新房、买车这些前提条件，娶个本地媳妇，彩礼、金银首饰加酒席至少也得花费30——40万。加上建房和酒席等成本，普通家庭不堪重负。阶层分化产生婚嫁流动差异，典型表现为本地媳妇与外地媳妇的分类，而“只有没钱才会娶外地媳妇”成为村民的基本共识。

　　概言之，无论是住房、人情、车子还是婚姻中的彩礼，壹定程度上均可作为农民的壹种消费形态，阶层分化型塑的社会排斥弥散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阶层的社会排斥主要是通过富人阶层不断抬高消费标准，或者设定新的消费规则，普通阶层或贫困阶层则完全被裹挟在“水涨船高”的消费洪流中，难以喘息。

　　底层群体之所以被裹挟并产生激烈的社会性竞争，在微观上是上层群体“求异于人”的心理与下层群体“求同于人”心理藕合的结果，而在熟人社会裏，建房、娶媳妇等本身构成农民重要的社会价值，甚至影响他们人生任务这壹本体性价值的实现，这就致使阶层结构形成之后，个体的行动自主性受到极大的制约。阶层之间的张力，以及富裕阶层对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社会排斥，最终导致绝大多数的村民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这种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不断累积，便在内心郁积壹股情绪，甚至形成“仇富”的“气”。

　　这种“气”是壹种“常识性正义衡平感”，是当事人的壹种主观感受，壹种顾及人的全部与整体的观念，而非就事说事的观念，即“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目标孤立起来而将对立的双方、有时进而涉及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而且中国人还喜欢相对的思维方式，倾向于从对立双方的任何壹侧都多少分配和承受壹点损失和痛苦中找出均衡点来”。尽管，普通阶层和底层村民极力试图通过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民间借贷，以及将家庭的社会竞争压力层层向上进行代际转移等办法进行自我调整。这在壹定程度上缓解他们遭遇的生活危机，避免自我认同的彻底丧失，以及在社会竞争中快速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却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他们较为弱势的经济社会地位。

　　由此看来，由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分化开始出现高度的重合，并未出现韦伯意义上的财富、权力与声望的多元分层。相反，经济分化日益转化并主导村庄的政治分层与社会排斥。当然，随着阶层之间在情感、利益上的不断交汇，村庄便会形成“气场”。与具有强大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网络和政治能量的富人阶层不同，底层群体受资源、能力等多种方面的束缚，底层群体呈现高度的分散化、碎片化和无组织化。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受到阻塞后，底层群体中的大多数主要采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在公开场合中表现出对上层精英的服从，而在隐秘场合则以造谣、倒垃圾、剥树皮、举报等形式进行匿名化和细碎化的反抗。农民个体化的自助日常抗争形式避免了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但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恰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最相适应的。仅有少数已经完全被甩出当前社会结构的村庄边缘人，才会以弱者身份作为武器进行无底线、无尊严的“耍赖”，与村庄上层精英进行直接面对面的斗争。

　　不过，底层群体虽然在抗争手段上细碎，但底层群体恰在公开或隐蔽的反抗部分宣泄了心中愤懑的情绪，释放了心中的“恶气”，而且相互激发并强化了阶层意识。底层群体虽未成为“自为的阶级”，但在大量细碎的无组织的“出气”中可能在未来逐渐形成“自在的阶级”，进而形成阶层之间的组织化对抗。在社会变迁和利益斗争加剧的情况下，阶层结构位置与集体行动可能发生紧密的关联。

　　综上所述，伴随农村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政治社会分化的高度重合，底层群体遭遇了阶层分化所诱发的笼罩性支配，凸显阶层分化下的“生活政治”，壹方面，上层精英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实现其阶层的政治意誌，另壹方面，底层群体则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表达进行抗争。然而，阶层的“生活政治”将贫与富、公与私的矛盾混杂在壹起，并未达成问题的实质解决。相反，这壹“泛政治化”的解决方式可能进壹步让问题滑向“强者压制”与“弱者反抗”的对立与冲突，并使冲突的内涵与外延无限扩大。

　　余论

　　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不仅在经济、政治领域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政治，而且辐射到社会领域，演化为社会心理层面的情绪对立，形成阶层间的“生活政治”。由于上层精英的阶层化意识较其他阶层更为突出，并形成了如孙立平所言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社会形态，这决定了绝大多数普通村民无法依靠个人力量与上层精英进行斗争或博弈，未来壹段时间内，村庄仍可维持表面的社会秩序稳定。但是，阶层之间的利益、权力与地位的愈发失衡乃至对立，村庄社会中的“气场”便会扩大，壹旦出现导火索，便可能出现井喷式的爆发，这为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提出重大挑战。如何从源头治理，从根本上重构阶层结构与关系，实现阶层间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是实现阶层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

　　在学界，通常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阶层分化之后所型塑的壹种理想社会形态，庞大的中产阶级被假定为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这壹理论假设的前提首先是具备庞大的中产阶层，其次是中产阶层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呈现的贫富分化，并未出现明显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普通阶层和底层仍然占据村庄中的大多数。从调查经验来看，中产阶层因为具有中间性的结构位置而具备调解和缓冲的功能，这更多是基于壹种结构化的想象。恰恰从阶层关系来看，中间阶层也被激烈的社会竞争裹挟，在政治经济上都趋向于依附富裕阶层，甩离底层，从而难以发挥在基层治理中的“中间价值”。在这壹意义上，意图通过结构自发调整的形式消解阶层分化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后果，不仅过程缓慢，而且未必能够实现。

　　鉴于此，民间力量对于缓和阶层分化所引发的社会阵痛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及时介入，促进阶层间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在政治整合层面，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在原本建立的均平化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需要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及时做出调整。

　　第壹，需要畅通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和完善群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警惕富人主政背景下的寡头政治的生产。尤其要保障底层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政治权利，吸纳更多的普通民众参政议政，扩大党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

　　第二，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保护底层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实现不同阶层的共治共享。

　　第三，新时期的群众工作不仅要在利益分配中形成规则，而且要在“人心”安抚中树立道义，如此方能化解阶层之间利益与情感交汇所形成的社会矛盾。

　　第四，在社会整合层面，要打破公共生活领域的消费异化，塑造乡风文明的社会，通过地方政府政策引导，村两委、村庄社会组织（如红白理事会、乡贤会等）落实和监督，在涉及村民生活的重大事项（如人情消费、酒席规格和规模、彩礼等）方面制定基本标准，改变和抑制盲目攀比、无序竞争的社会不良风气，降低群众的生活压力，消除阶层竞争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进而降低贫富分化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

残害农村

作者 茆家升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彭湃毛泽东两位所谓“农民王”， 是终结中国数千年“乡村自治” 的始作俑者。他们以俄为师，在中国广袤农村，推行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对贫苦的乡村，做彻底的剥夺，不惜大量杀人。受害的首先是土地红利主要提供者，也是士绅文化的传承者，中小地主阶层。而延绵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也被彻底摧毁。亿万农民失去生存的家园，和文化道德的依托，再加上异族的入侵，从此近百年的大动乱大灾难开始了！

彭湃本人的经历和其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有其标本意义。

上世纪二十年代，彭氏发动海陆丰起义，成立中国第壹个苏维埃政权，先后以土地革命名义，大量杀人。大动乱曾迫使当地八分之壹人口，逃避粤港；六十年代被杀者后人，在文革期间，又以“革命委员会”名义，大量杀伤彭氏后人亲属！

暴力革命致使如此冤冤相报，还不该发人深省吗！

中国历来农耕立国。由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和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与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乡村自治状态，先民们过着自耕自给，远离皇权相对自由散漫的生活。几千年来，历经多次皇朝更迭的大动乱，战争、灾荒、瘟疫等种种劫难，先民们凭借脚下几亩薄田，几片山林，几畦菜地，和吃苦耐劳，艰辛发奋的精神，都坚强地生存、繁衍下来了。

但是，也因为几千年帝制的桎梏，儒家三纲五常的束缚，还有分散的单壹的小农经济，产量低，物资匮乏，缺乏竞争力。加上多年的固步自封，已与世界潮流脱节，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保守的大门，被外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切身感受到危机的到来。

于是壹批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本国本民族种种积弊的同时，也纷纷走出国门，去见识滚滚前进的世界潮流。当然，纷纭繁杂的世界潮流之中，也是泥沙俱下、五颜六色，其中发光的不全是金子，嗓门大的不壹定就是真理。

果然，各种正说邪说正理歪理，都戴着各种面具，藏着各种野心祸心，打着各种旗号，涌进中华大地这块闭塞已久的土地上来了。中国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生态，被彻底终结，近百年来的大动荡也壹发而不可收了。

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要是两股思潮：壹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带来的在器物、制度，和文化上的大变革，和由此行成的民主、科学、宪政、自由、平等、人权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主要就是指它们。认识它，接受它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代表人物有魏源王韬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胡适等，当然也包括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陈独秀。

在这样的世界潮流推动下，近壹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两件变革性的大事：壹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数千年的帝制，成立了亚洲第壹个民主国家；壹是由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旧礼教旧制度，引进推广民主、科学，及自由、平等、人权等普适价值。

可惜，这股民主大潮，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大陆中断了，以后只在偏居壹隅的臺湾岛上，才有延续与发展。

其二就是发端于马克思恩格斯合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带来的红色大潮，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砸烂旧世界，建立壹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要消灭私有制，包括剥夺农民和小工商业的资产；要和旧的传统做彻底决裂，甚至要破除婚姻和家庭的“束缚”，据说那样就可以到达人人都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极乐世界了。

今天来看别说这样的乌托邦是如何的荒唐与充满暴力血腥和灭绝人性，但其开始鼓吹的反剥削均贫富的主张，确实也蛊惑了壹批知识分子，愿意为它赴汤蹈火，甚至流血牺牲，从而也成就了壹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肖楚女、夏明翰、彭湃等。

有两位人物，特别值得关註。就是共有“农民王”头衔的彭湃和毛泽东了。他俩应该是终结中国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的始作俑者，是在中国广袤乡村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最有力的鼓吹者和顽强的推行者。由此带来的乡村乾坤大颠倒，其后果是福兮？祸兮？他俩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农民的大救星，还是灾难连年的灾星？两位之间有何异同，历史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他们？

说来话长，还得从中共成立说起。

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成立大会, 是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荷兰共产党员马林的主持下召开的。（据叶永烈先生文章，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上海陈独秀住所，逮捕了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壹大代表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是马林花了保金500两白银，保五人出狱的。）

以后长时期中共只是共产国际壹个支部。共产国际有责任给中共支部以物质援助和理论指导，比如定期发放壹定数量的卢布，当然也就有了对中共指手画脚的种种权力，包括领导核心人员的组成，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等等。以后共产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如鲍罗廷、越飞，直到长征时的指挥官李德，都是中共头上的太上皇。不厘清这个事实，就不能理解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何和苏联惊人的－致。中共领导人都在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也有个别不听话的，比如陈独秀，但很快被边缘化，直至开除出党。

但是，中共和苏共所走的路并不壹样，中共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也就是说中共是发动农村革命起家的。虽然中共早期也搞过夺取城市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两次攻打长沙、攻打赣州等，但因为都失败了，才决定革命从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广袤的农村开始，即土地革命。

中共党史通常称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提前，至少可以提前到1924年7月3日，即第－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开学的日子。

虽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 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农讲所”还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办的，但我们只要重温壹下当时广州“农讲所”，和1927年3月成立的武昌“农讲所”裏，所学习的科目，和因理论联系实际需要，而采取的革命行动，就能理解那短期培训班式的“讲习所”，在中共的革命史上，起到过怎样的指导作用。

如广州农讲所第壹届共有学员38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彭湃为主任。讲习所註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开设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如《帝国主义》、《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中国史概要》、《中国农民问题》等，也开设军事训练课程，军训时间占1／3。此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的现状及问题。学生毕业后须回原地，从事当地的农民运动。

再看看武昌农讲所。1927年3月，毛泽东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了700多名学员。3月7日开课。4月4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职员中有恽代英、方誌敏、彭湃、周以粟、夏明翰等。毛泽东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会，指导学员下乡调查，通过实践掌握革命的理论。

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以及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的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不仅学到了革命理论，而且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

1927年6月18日结业后，学员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这些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老壹辈革命家。

这些骨干们可以是壹群人或十几个人，有时可以是壹个人几个人，走进本来是相对平静的农村。去干什么呢？去造反！具体点说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农村暴力革命，就是去终结在中国广袤乡村延绵数千年的“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就是这样起家的。以上提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有两个人最受註目。壹是广州农讲所第－期和第五期主任彭湃，另壹位当然是灵魂人物毛泽东了。他俩有－个共同的头衔：农民王！彭湃烈士1929年就死了，而毛泽东则主宰了中国人命运几十年。

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述两位农民王，特别是毛泽东，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当然是党史上明确写着的是，1927——1937年的土地革命，即由“打土豪，分田地”发轫的暴力革命，如暴力土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等等。直到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

然而未想到的是，在新政权裏，帮助毛泽东打天下的农民们，却受到的伤害最大：从户籍制度分成农和非农，把亿万农民作为二等公民，圈死在农村裏；再到经济政策上的产品价格剪刀差，把农产品价格压的很低；实行“统购统销”，剥夺农民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以农业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小社、大社、直到政社合－的人民公社。亿万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耕牛农具等所有生产资料，最后连活命口粮，也被以“反瞒产私分” 强行搜刮走。结果仅三面红旗－役，就饿死了三干多万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而这壹切罪恶的始作俑者，竟然都是号称“农民王”的毛泽东！

为什么会这样？是毛泽东背信弃义，建国后忘了帮助他打天下的农民兄弟，而致在农业政策上，出现的壹系列失误，酿成的恶果，还是毛泽东这个所谓农民王，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起，就是虔诚的马列主义信徒，主观上就是认为它是终极真理，所以即使到农业合作化已彻底失败，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乃至神洲陆沉，依然我行我素，顽冥不化，死不悔改，典型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

毛泽东是否背信弃义，欺骗了帮他打天下的亿万农民，今天还有讨论价值吗？稍加回顾，仅从延安以毛为首建立边区政府起，看看毛们向国人，乃至国际舆论，由其喉舌《新华日报》为代表的白纸黑字公开声明，和毛本人回答中外记者的谈话，不都是信誓旦旦，壹再表明，我们决不搞壹党专政，要保障新闻自由，要军队国家化，要壹人壹票无记名氏的选举领导人，壹句话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试问毛掌权之后，哪壹条实现了，遑论农民问题。

再说说毛是否为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或曰毛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什么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呢？在下草民是壹头雾水，壹窍不通。只知道这股红汤，流到那裏，那裏就是灾难、动乱、血腥！

也有人说毛本人并不读什么马列的书，壹生都钻在中国的古藉线装书裏，仅二十四史就读了多遍，此言不谬，已有毛圈点批註二十四史出版为证。那毛从古藉中都学到什么呢？对此毛倒襟怀坦白，公然鼓吹“天下苦秦久矣”的暴君秦始皇，还要“百代都行秦政事”， 还有就是贊赏并身体力行，以韩非、李斯、商鞅为代表的酷刑与阴谋诡计！壹国领袖竟然鼓吹这种封建糟粕，毛制下国人还有安稳的日子过吗？

从1924的“农讲所”开始，到1976年9月毛死掉，别问中共换了多少届领导人，从农村暴力革命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群伦的壹号人物，始终站在舞臺中心。也就是说中国农村问题，几乎全凭毛泽东主宰，而且数十年是壹根“红”线，贯穿到底的，并没有建国前后的区别。

或是说就中国农村的变革而言，不能说壹切功过是非，全由毛－人担当，比如大跃进时数千万农民被饿死，只追究毛的壹个人的罪责，固然是不公正的，但从已披露的史实看，毛泽东绝对是罪魁祸首，且怙恶不悛，到死也没有壹丝省悟。纵观其壹生，如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先生在中央四千人大会上所言，是古今以来中国第壹暴君！ 对这样祸害中华民族至深至重的恶魔，只能永远把他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国人永远以此为戒！

毛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对广袤乡村来说，归根结底还是土地问题。文前曾说土地是亿万乡民的命根子，也可以说是乡民们的保护神。我们中华民族能相对平静地绵延数千年，其中重要的壹条，就是土地私有制，和与此相关的“乡村自治”政治生态。只要亿万乡民固守着脚下属于自家的土地，恋恋不忘“落叶归根”，中国就乱不到哪裏去。反之，广大乡民们壹旦失去了土地，就是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就是无根的浮萍，就是壹群失魂的浪人，那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怪事坏事都会发生，包括自身受到侵犯和侵犯他人。

有人说土地私有应该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支配权。其实本来没必要这么细分的。在属于我的土地上，我想种啥就种啥，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乃至土地想买想卖，都是我自家的事。至于种出来的庄稼，除了交公粮，当然归我所有。就像我开－家商店，买什么卖什么，是赚了还是亏了，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事，除了纳税，资产也当然归我所有。会有什么问题吗？

未想到这些常识范围的事，在毛时代天翻地复了。农业合作化愈演愈烈，农民们刚到手的土地证，未捂热就没了。壹句工商业改造，妳的商店工厂也没了。既然土地商店工厂都没了，还谈什么经营权和支配权？既然国家资源劳动成果和劳动者本身，都属于执政者，在领袖专政完成之后，财富劳力都成毛的私产。还有百姓的活路吗？出现饿殍遍地、经济衰退，乃至文化毁弃、道德沦丧，是必然的事。而这壹切都生发于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

应该承认，毛死后邓主政，实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进步。就土地而言，宣布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即所谓“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来都是自己的”，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在土地产品分配权上，执政者向土地耕种者，作了壹些让步。

近年据说开了壹个大口子，农民有了土地经营权，政府向土地耕种者，发放了类似城市房产证的小本本。虽然它还不等于田契，还不是土地所有权，没有突破土地权属于国家的所谓红线，也算是时代的壹大进步了。进步大小都是好事，都比固步自封好，更比倒退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说远了，再说说另壹位‘农民大王’彭湃的故事。

而另壹位被毛亲口封的什么“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他的遭际，他的大家族命运的跌宕起伏，则给了我们有关农民运动，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以说，对他的反思，有着标本意义。

彭湃的身世与毛泽东大不壹样。毛只是壹个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却不安心务农，也不认真读书，只是壹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物。彭湃则出身于大地主，或曰名门旺族，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及长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是基督教徒，后受俄国十月革影响，信奉马列主义，归国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大影响，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权创办的农讲所的创始人，又是重要的理论教员。

应该说彭湃对马列主义的信奉是真诚的，他归国后的所作所为，都是他的主观行为，并非受他人蛊惑。

彭1921年夏回国时，曾被主政广东的陈炯明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长，后辞去。1923年发动农民运动，任农会会长。农会会员达两万户十万人，后农会快速发展至全省，彭任省农会会长。后因利益矛盾与灾情，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农会骨干转入地下，彭湃投反陈炯明的孙中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部分势力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中共成员，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史称“四壹二政变”、“宁汉分裂”。彭湃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 4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彭湃当选中央委员。7月2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国共分裂后，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彭湃发动海陆丰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县，发动、组织农民，成立农会，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1927年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民主）政府，为最早的中国苏维埃地方政权，形成割据势力。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壹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因“四壹二”清党开始的“白色恐怖”地主得势时采用恐怖手段滥杀农民、农会成员，而当地农民復仇时则以牙还牙也采取恐怖的方式折磨虐杀反对者。

彭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特委书记”。苏维埃政权裏的共产党员有85%是当地农民，2.3%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行使大部分政治权力，而他们同时严格受到“东特”的控制。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1928年2月29日，苏维埃政权被政府军击溃，彭湃率领残部撤至大南山地区。

1928年7月，彭湃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1929年8月24日，由于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经远裏白鑫家中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彭湃在狱中屡遭酷刑，拒屈，8月30日被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刑场。

以上是摘录于维基百科的彭湃词条，应该是信史。

早年他是出于信仰抛弃财产而投身革命，以后历经磨难，依然革命意誌坚定，九死未悔。直至被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屡遭酷刑，坚贞不屈，终遭杀害，年仅32岁。表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湃烈士是革命的壹生，是光辉的壹生。

但是，彭湃烈士革命的壹生，还告诉我们壹些什么呢？本着寻求历史的真实，和对烈士的事业，尤其是他这位“农民运动大王”所从事的农民运动客观公正的评价。如果不为烈士讳，彭式的农民运动，总体来说，和毛泽东壹样是失败的，它并没有给他那个国中之国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子民们，带来幸福安康和富足。由于延绵数千年乡村相对平静的“乡村自治”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带来的是相互仇恨和杀戮，是动乱逃亡，以致“40万人口的海陆丰地区，有超过5万名民众逃离到香港、广州避祸。

此乃为何？是有悖于彭湃投身革命的初衷，还是他也奉行的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歪理邪说？网上有材料表明，应该是后者，即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是暴力革命的后果！

至于施行过怎样的暴力？造成怎样的恶果？网上还有壹篇题为“恐怖的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可供参考。下面是此纲领的要点：

壹籍国民党者杀。二，反土地革命者杀。三，曾任文武官员者杀。四，曾充民团警兵者杀。五，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伙夫者杀。六，壹切地主土豪者杀。七，讨租讨债者杀。八，还租还债者杀。九，藏匿契据者杀。十，立妾蓄婢者杀。十壹，不服征兵者杀。十二，当堪舆命蔔者杀。十三，当巫婆媒婆者杀。十四，吸鸦片者杀。十五，惯作盗窃者杀。十六，盲目者杀。十七，疯癫者杀。十八，残废者杀。十九，老朽不能操作者杀。二十，信仰壹切宗教者杀。

也许事实并没有如此恐怖，但暴力革命地区八分之壹的人口，不得不逃难，即可反证暴力革命的残酷、暴虐和恐怖！而维基百科中的这壹句话，“目前没有史料证明彭湃有过试图阻止屠杀的行为” 说明彭湃对这样的恶果难辞其咎。

为了说明壹种歪理邪说带来灾难的广泛性，我们不妨再抄录壹段，1947年边区暴力土改时，农会公布的有关条例，来证明毛泽东、刘少奇氏的暴力土改，和彭湃的海陆丰起义，是壹脉相承的。

根据毛泽东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指示“壹切权力归农会” 的精神，率先成立乡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问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装穷的地主，化装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怎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壹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大恶极的富农，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么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中农必须拿出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丶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丶傻瓜丶懒汉帽子。

《告农民书》最后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 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的支持，那么，我们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认真分析壹下，两者有相同也有不同。海陆丰苏维埃时代还可以避难港粤，而晋绥土改则壹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了。当然，49年之后的海陆丰，农村问题上，和全国壹样，只能是亦步亦趋了。

未想到的是，上世纪1920年代，彭氏农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相互仇恨和杀戮，居然会在40年后，文革时期竟风云再起！

1966年文革开始，海丰发生了反彭湃事件： 彭湃的堂侄彭科于1967年被斩首示众（涉案者文革后被追究法律责任）；曾任海丰县长的彭湃三子彭洪从广州华南农学院水稻生态研究所被抓到海丰批斗，1968年遭残害致死；年近百岁的母亲周凤亦遭到批斗致伤并被捕入狱（周凤早在1956年赴京，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被誉为“革命母亲）， 后经周恩来干预方获救。

就在彭家人在北京为营救周凤老人而奔波时，千裏之外的海丰，“反彭”浪潮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史料记载，1967年，“反彭”分子扬言获得林彪“批示”，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

关于 彭湃之子彭洪被抓走批斗，曾失踪十年成谜，最后确定被害致死。网上有壹张贴子：

1968年9月1日晚，彭洪从牢房被押走。接着，紧挨着的公安局大楼内，响彻着吆喝、毒打、惨叫、呻吟的声音，持续至深夜。壹会儿安静后，杂乱、急促的脚步声又出现了。壹个老干部偷偷爬上窗口望出去，只见几个人用床板抬着不能动弹的彭洪，把他扔回关押的牢房。9月2日深夜，两个农民抬走了包裹着的彭洪尸体……1978年11月，为了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组决定提棺验尸…

试问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正宗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御封的“农民运动大王”，中华大地第壹个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彭湃的家族，进行如此丧心病狂的迫害？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四人帮垮臺后，习仲勛主政广东时，在对彭氏血案平反过程中，还有人顶着不办，还扬言要上告中央？下面转壹个小贴子。

力排阻扰，习仲勛揭开“反彭”盖子

1978年，习仲勛主政广东后，随即揭开海丰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盖子。这年6月，省委四届壹次常委扩大会议进行整风，习仲勛提出，应为这起骇人听闻血案中的死难者平反昭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记载了这样壹个细节：有人表示，对“反彭”事件中死难者，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上告党中央。习仲勛勃然大怒，对这个“杀人有理”的家伙说：“妳要是不上告，妳就是王八蛋！”

彭氏血案终于在叶剑英、习仲勛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获得了平反。但却并非如善良的人想象的那样，好人扬眉吐气了，坏人受到了严惩。对此网上也有壹个小贴子，谈到此事。

3200多人获平反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

在彭家获平反昭雪后，陈平和儿女没有要求严惩迫害彭洪的凶手。彭伊娜说，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家人壹致认为，要向前看。彭家冤案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但是，党、国家、民族不可以忘却这段历史；我们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应该自省和反思。

于1929年为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彭湃，在九泉下或许不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曾壹度遭到篡改，他的骨肉也为之蒙难。今日前来瞻仰彭湃烈士的后辈，或许也并不了解这些。

既然实地采访的记者，都不谈此事，我们后来人还能说什么呢？但总是感到疑虑重重，它究竟是文革中的孤立事件，还是与40年前的海陆丰苏维埃成立时的相互厮杀，有某种关联？如果是前者，别说是对彭湃烈士的母亲和后人，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800多名重伤残，3000多人受伤，亦是壹件极严重的事件，按常理那些涉案人员，在尔后的清理文革三种人活动中，必定会有相当多的案犯和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我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报道。更不可解的是，为何彭家后人等，在3200多人获平反后， 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只说“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吗？还是历史根源太深，抑或有些难言之隐？

其实仅“怨怨相报” 四字, 已经透露出很多信息了，起码表明它不是文革中孤立事件，而是积怨已久。而怨从何来？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回顾历史，只能是40年前的暴力革命了。只能推测出，当年的滥施酷刑滥杀无辜，是极其严重的，仇怨经久积聚，等待时机，终于在文革中，据网载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施行残酷的报復了。

行笔至此，我十分理解，也非常敬重彭氏后人未要求严惩凶手的宽容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很讲恕道的，所谓仁者爱人。他们提出的“不应怨怨相报，否则永无了结”，无啻于天籁之音。是毛时代什么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成了壹架硕大无朋绞肉机年代，久违了的声音。但愿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能早日从人整人人吃人的噩梦中惊醒过来。同胞之间互敬互爱，共建美好的家园，应该不是奢望。无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再多，都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革的方式解决的，都没有理由要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它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太大太深太重了。

结语：“乡村自治”的政治生态，是基于千年皇权不下县，土地私有和宗法制度的共同基础。数千年来它既保护了我们先民的生存权利，也限制了乡村的发展。在世界潮流的推动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中国人的不幸，“乡村自治”的消亡，缘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红色大潮的侵入，缘于在乡村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无远弗届。以彭湃毛泽东两位“农民王”为代表的极权者，竭力推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和与传统决裂，所带来的血雨腥风、杀戮、仇恨，和饿殍遍地、文化与道德的衰退。很多伤害是长久的，很难恢復的。

农村的处境

作者 王晓阳 写于 二零一六年

很多年前，在老家听来的真实的故事，就让我很震惊：壹位地主被批判，地点在他出钱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时间是1960年代。他当地主时盖的房子，依然是这个村最好的建筑；他盖的学校，依然是方圆几十裏最好的学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学校，那壹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样的命运是：这些地主纷纷在自己修建的学校操场被批判。

这个地主是怎么死的？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走到壹座小桥，这桥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煳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壹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大叫壹声，栽倒水中。我脑海总是幻想着这样壹副图景。与真实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吗？

任何壹个群体中都有好有坏，地主也不例外。而几十年前中国主流文化对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地富反坏右”中，地主不仅语序上排名第壹，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我不想举太多着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当年地主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恶霸，远远比农民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无赖贫农，要少得多。在那样的年代，多数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劳致富，多数贫农都是游手好闲所致。壹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家当年是地主，雇着很多长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和长工先吃，然后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劳动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过年过节，不认字的农民会来地主家讨要对联，地主要自己贡献纸张笔墨，写好了送给农民。

壹种蛊惑性极强的口号从欧洲传到了中国，即西方那壹套。于是，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从此过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权当80年前的地主被牺牲了壹次，换来众生平等。（此处的平等，指的是财富结果平等，不是机会平等。80年前，机会是平等的。）

可惜，历史不是那样演绎的。8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几个月前，我去北京某地，当我看到壹位村主任指着壹块又壹块土地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时，我无语；当看到这位新地主的豪宅类似欧洲领主的庄园时，我更加无语。类似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终不反对地主的出现，因为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财富的机会相同，那么，每个人的结果必定不同。那么，80年来地主的变迁，仅仅是浪费了80年时间，现在我们又回到从前了吗？

可惜不是，从80年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裏，新地主横行乡裏，只是偶尔趾高气扬地施舍壹下。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

几千年来，中国总有壹些野心家打着奉天为民旗号，争权夺利，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壹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壹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新旧地主的变迁，意味着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

我们失去了乡村。 在我们失去的众多事物中，这仅仅是壹小部分。

农村的本质

作者 赵建华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的未来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的发展过程，农民人口相对减少，农村社会相对缩小，农村进步并与城市融合是主要的具体内容。

中国农村问题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内容之壹。中国农村问题主要可以以农民、农业及农村等诸方面入手。但根本的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及城镇化的提高。以农村的缩窄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为根本。因对农村问题的关註，认识到尚有若干问题需要补充，以作为农村问题的补遗。

其壹，农民的结构与变迁。现在，中国农民已经有了较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自由活动正在接近人口自由迁徙这个世界人口管理和人权保护的惯例。中国农民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异地就业的兴起，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结构是得到反映。农民人口，壹般认为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并将户籍落在农村的人口，农民人口即农业人口，这是壹个以往壹直使用的定义，至今尚未完全变化。从壹般的法理含义上讲，农村人口即农民，就是户籍在农村的人口。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农村人口与农民之间有差异。其原因在于农村人口已经获得较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在异地，尤其是城镇地区就业及居住。这些人口的数量在今天已经非常大，占农村的人口总量不小，占城市人口的总量也不小，是城市实际人口（暂住或常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口虽是农村人口，但不是农民。壹般的农民，则是生活在农村，以务农为主。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农民均生活在农村，外出农村为法律和政策所禁止。农村人口100%生活在农村，允许外出打工和数量的增加是在80 年代以后，并与城市化进程同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迅速，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因此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今日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壹，老年人口多。中国人口数量虽还处在惯性增长之中，而且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较城市要快壹些，但中国的农村人口结构问题中还是出现实际老龄化的趋势，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中的首要特征。中国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农村当然也没有例外。中国农村人口老年人多的原因，壹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结构导致的老龄化，另壹方面，是大量年轻人口外出打工并长期居住在城镇，造成农村人口的实际的老龄化。中国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者非常多，在农村外出打工者中，以年轻人为多，年轻人以其精力充沛、受教育程度高、技能掌握多、易于流动、乐于进取等等受到城镇异地的欢迎。这些人口在农村居住的时间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成为城镇地区的常住人口。在90年代末以前，农村外出打工者还在逢年过节回家，而在本世纪以来，农村外出打工者成年累月在异地工作和生活已是非常普遍。中国的农村人口外出打工过程中，由于他们与当地社会的密切联系和易于融入以及城镇在接受外来人口中的政策的松动而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生活。现在，农村老年人口的实际数量非常高，在江南壹带的农村，最突出的就是老年人口多。其二，青少年人口多。与老年人口相比，青少年人口数量的比例稍微低壹点。农村青少年人口比例偏高的原因如出壹辙。农村因为大量的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人口而出现大量的留守少年儿童，这些人口不能随父母外出，只能留在农村，在农村生活和学习。其三，就是青壮年人口的数量比例较低，留在农村的青壮年人口，大多数是文化程度较低、缺少手艺与技能的原因，不外出打工，而在农村当地务农或就业，这些人口就是现在主要的农民人口，是农村当地的精壮劳动力，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这些人口的数量现在越来越少。现在，中国农村的人口结构的这种情况还会进壹步加剧，其最严重的后果是老年人口和青少年人口的养老、社保及教育等问题。

其二，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农村人口素质就是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首先，是科学文化素质问题，即壹般的所谓受教育程度。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级中学与职业教育都在不断的发展巩固中，农村人口的素质处在不断的提高之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裏，壹直这样的轨道上。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相对较快的，速度和程度甚至超越城镇人口。这有利于农村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其次，政治法律素质问题。在农村人口中，包括长年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和长年外出打工的人口，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参差不齐，有接触社会现实及国家政策较多而获得较好的政治法律素质的人口，也有农村社会媒体的教育和宣传水平较低而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相对较低的人口，更要接受正规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机会少而造成政治法律素质较低的人口。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法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其欠缺就意味着社会适应和社会生存能力的欠缺。未来农村发展，农村人口的政治法律素质的提高是人口素质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内容。中国农村人口素质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进步。其中的根本原因有两个。壹个是农村社会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另壹个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融入城乡壹体的全国的化的程度的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平等抉择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再次，农村人口的素质在不断提高并减少与城市人口素质的差异的同时，还是存在农村人口的素质相对落后于城市人口的素质的问题。农村人口素质有待于提高。在现在的城乡教育体制的基础上施行必要的改革，农村人口的素质即可以在此基础上有巨大的进步，可以逐步达到城镇的人口的水平。今后的农村发展，还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领域，中国农村的人口的素质的提高也将是壹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农民的素质问题还将是中国人口政策和农村政策的关键。

其三，农民教育问题。教育是国家发达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大计。中国农民素质的提高和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要以教育为根本。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的取得以及今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尤其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壹体化进程，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更显突出。中国农民的教育问题在过去几十年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农村的进步。当前，中国农民的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壹，学龄人口的教育水准的提高。农村绝大多数的学龄人口在接受国家的国民教育。在小学、中学阶段，农村享受国民义务教育，农村人口的入学率已经普遍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但在学龄前及高中以上阶段等人口中，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程度比较低，有待于大力提高。其二，社会教育的重视与展开。农村地区，地广人稀，教育基础设施及师资力量分散而薄弱，与城市地区相比，差异巨大。在社会教育方面，尤为严重。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必须重视和展开社会教育。壹方面，农村地区可以举办无形或有形的社会教育，以就地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另壹方面，可以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输送社会教育。现在，城乡之间的交通、通讯及人员交流十分频繁，展开城乡联系及壹体化教育十分有利。三，国家在农村教育中的支出的增加及收费的废止。中国农村，绝大多数是地广人稀的零星部落式据点，生产作业和生活方式落后。农村发展并不是以此种落后的方式取胜，而是以人口素质的提高、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建设来实现进步与现代化。农村教育在此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凡。国家在农村教育中的支出需要增加，国家在农村的税收需要减少，这是国家的宏观手段。这些费用最终用于对农村教育的支付。如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村高中以下学生的学杂费、补偿农村学生高中以上和职业教育阶段的书本费等等。提高农民子弟从小学到大学的奖学金、助学金的标准。农村教育是百年大计，要常抓不懈。

其四，农民生活问题。农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壹个特殊阶层，有别于壹般的非农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及干部)，此种情形由来已久。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和建设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解体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改善也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相比，差距依然存在，有些方面还有差异扩大的趋势存在。农民生活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壹。中国农民生活与城市居民生活差异总体有所下降。城市社会的交通、通讯、医疗、卫生以及自来水、排汙等等基础设施无法向农村延伸，两者差异巨大。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等等因此受到直接制约。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娱乐等等方面需要大力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问题不但是中国农村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农村生活问题的解决，壹方面，在于农村自身的改善和提高，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壹方面，在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农村人口聚集到城市，减少农村人口数量，撤并小乡村，减少乡村数量。农民生活的解决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之壹。

其五，农民就业问题。中国农民阶层在全社会占50%左右的意见，这些人口的上来源主要在于其自身的劳动，其中包括年长的农村人口。中国农民的生存有着比城市人口更为艰辛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国农民在过去几十年裏的巨大进步依赖于三个方面。第壹，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解体以及分田到户承包责任制的落实，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粮食生产和副业生产立竿见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在短短几年时间裏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第二，是农民异地打工。许多农村劳动力从低技术、低水平、低效率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到城市地区打工，挣到意想不到的钱，实现了致富之路。第三，是农村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这壹方式介于农村联产承包和外出打工之间，是第三种的新的农村就业方式。这种方式，不但让农民可以适当从事农村劳动，以减少田地的荒芜，而且还可以就地发展工业，可以促进农村的工业化及减少城市就业压力，是壹种非常好的农村就业方式和农村生产方式。现在，农村及城市的面貌大为改善，农民就业问题的内外条件和环境大为改善。农民就业问题，不但是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内容，而且也是城市社会的问题。其中，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城乡壹体的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形成，中国农民的就业已经处在市场的原则限制之下，政府行政限制已经较少。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就业的最大的限制就是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自身的能力上面的差异。其次，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壹方面，是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另壹方面，是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现状和经历已经造就了新时代的新农民，农民就业在农民自身而言已经具备了市场适应和竞择能力。当然，国家政策，尤其是城乡壹体的政策，为农民就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中国农村相对落后，这种落后相对体现在农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而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以中国的农民的就业政策为根本途径。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放在根本位置。农民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的国民化。

其六，农村社保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处在变革过程中，这种变革是制度的改革和社会的变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中国的农村，虽然东西南北中的区域差异巨大，但存在异地同构的基本特征。农村的富裕的根本出路大致相同，即农村联产承包，农民外出打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等等。目前而言，大致的情形相同。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壹个较高的水平，中国农村社会相对较为滞后壹点。但从中国农村的本身来看，也存在飞跃性的发展。这可以从中国沿海绝大多数的城市的巨大数量的外来工人的情形可以看出。中国外来工人的主体就是农民，即农民工。这些农民具有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还有养家煳口的能力。这个人口数量约在3亿左右，这个人口数量应放在农村人口的总体中，用来衡量农村的社会经济现状，除非这些人口完全脱离农村，进入城镇上体系。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在催生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中，农村相对受到忽视。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深刻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步。因此，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必须将农村包含在内。中国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壹个復杂的问题，其中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包括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农村管理水平、农民积极性等问题。

其七，农村规划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国家政策的深刻影响和控制。在人民公社期间，中国农村完全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和集体劳动，社会控制相当严密，农村和农民完全在国家计划和指令下生产与生活。农村的巨变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壹方面，生产关系得到调整，计划经济和集体劳动完全改变，农民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另壹方面，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和生产水平快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开始发生革命性的深刻变化。现在，中国农村在中国城乡社会经济中长期的快速发展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这些进步主要表现在农村的不断富裕、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民就业定居的不断提高及农村生活水平不断进步等等诸多方面。农村的进步是全面的。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农村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与其他涉及农民的焦点问题壹样，均对中国农村及农村中国城乡的整体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之壹，就是农村的规划问题。

在中国，规划受到重视亦在八十年代以后。在八十年代以前，规划因各种因素出现过停顿。八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建设步步为营、步步前进，规划也成为其中的壹个核心，受到重视。在城市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被称为龙头。现在，中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受到重视，科学合理和经济主导的规划得到广泛应用。规划的质量从八十年代以来壹直在提高之中。这其中，壹方面，规划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另壹方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者就是社会的全面开放。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壹个重要内容，就地域而言，比城市广阔，就人口而言，比城市人口多，就资源和环境而言，农村也有其重要意义。农村需要有城市壹样的重要的规划。目前，中国农村，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并不是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所产生的，而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省被动带动的，中国的农村富裕来源于农民进城打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这种背景之下，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农村的无序的发展成为引人註目的问题。这种发展，浪费土地，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影响人居，极为不科学和低效率。究其根源，就是农村规划的欠缺和落后。

农村是零星的居民定居点，往往是几百人壹家。在空间上，不易展开大规模的规划，既有的规划也往往得不到落实，即使落实的规划也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就有不少的乡镇规划、村镇规划，但由于指导思想陈旧，多半是壹些非常低水平、陈旧的指导思想，根本未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城乡壹体发展的大背景吃透。因此，农村规划成功者较少。

农村迈向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壹方面，农村的人口肯定会不断较少，农村的居住点的形态也会不断地变化，另壹方面，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步与城市接近。农村社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内的人居环境也必须是与城市接近的。实质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壹体化规划和壹体化发展。农村以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及人居特点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规划上肯定会有壹定的特殊的要求。中国的农村社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许多的差异，但在人居分散、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等等方面却有共同点。

中国农村规划，首先，要放在城乡壹体的统壹规划之中，城乡壹体的规划是国土规划、经济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文化科技规划等的综合规划，全国壹盘棋要包括城乡壹盘棋这壹因素。其次，农村规划要放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进步之中考量，农村的社会缩窄、农村的村庄合并等等超前发展。其三，农村规划针对的是人，以人的标准衡量城镇规划，也同样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乡村规划，乡村规划以人为本，城乡规划在人的层面上统壹。

其八，农村管理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农村的管理问题也是较为突出、较为尖锐的问题之壹。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是低生产率水平、低素质人口、低生活水平的结合地，农村实际上成为中国的落后之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社会进步巨大，农民生活大变样，农村获得长足的进步。但与城市相比，落后依旧。中国农村落后是全面的，物质落后不必说，非物质的落后也是相当突出，其中之壹的管理就是如此。

农村的管理，大者就是国家对农村的管理，即国家的行政管理。以中国的特殊的现状而言，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村的管理和控制。小者就是农村社会本身的管理，即农村社区的管理。现在，中国国家法定的行政管理的最低层级是乡镇壹级，村壹级则没有正式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村壹级的管理有自治和乡镇代管。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则由村壹级开始，壹般的村庄均设有村党支部，村党支部的权威要高于村民自治委员会，即党支部的权力大。目前，农村的社区管理机构是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由村委会主任负责管理工作。这个村委会负责村壹级的自治管理，并向乡镇壹级机构负责。村委会壹级的领导人有壹定的工资收入，但并不太多，他们壹般另有兼职。村的党支部是书记负责制，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现在，村党支部加上村民委员会的农村劳动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已举办建成。这种领导结构在农村的管理中，有不少成功之处，应予肯定。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村管理工作还有待于大力提高。

首先，是农村领导制度的法制化，要制定规范、详细的村镇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到事事有法、处处有法。同时，要将法律教育、宣传到位，做到人人知法、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人人用法。

其次，要精简乡村领导机构的人员。现在，乡镇壹级的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非常多，要全面地撤并与精简，做到精确高效。村壹级，党政两套班子及其辅助人员在内，数量也相当可观，也需要进行必要的精简。村壹级的组织，以社区管理为目标，不以行政管理我目标。中国的乡镇和村两级的机构可以在面向社会和市场，以服务为目的，以精确和效率为追求目标，首先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

再次，要全面公开村务，将乡镇和村壹级的政府机构处在公开和透明状态，随时註意接纳社会和群众意见，随时可以接受检查、接受批评，问责制、罢免制切实落实。

其九，农村市场问题。中国是壹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自八十年代以来，得到逐步的建设，从原来的壹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家管制经济慢慢转轨自由竞争和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期间，中国逐步建立了全国城乡壹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还在不断的先进之中，中国的农村作为中国市场的壹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和改革中得以发展。

中国农村的市场，由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素质、社会管理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有许多缺陷，与城市地区相比，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农村需要进行市场建设。

中国农村的市场，壹方面，是农村产品及乡镇工业品进入并交易的场所，另壹方面，也是农民进入并交易的场所，于农村而言，与城市而言，农村市场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的广阔的地域及中国农民庞大的数量，决定中国农村市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农村市场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市场管理是壹个復杂的系统工程，要有健全、合理的法规，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要有科学的手段和发达的技术，要有训练有素、敢负责任的管理者队伍。现在，许多农村地区，假冒伪劣泛滥，投机取巧泛滥。其中，中国农村市场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尤为严重，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註，需要引起国家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其次，是中国农村市场建设问题。市场经济的有形目标就是市场，市场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市场经济的建设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生活进步的源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建设尤其是城乡壹体的市场建设是壹个关键。再次，中国农村市场问题中，还有壹个农村如何利用要素市场的问题。由于要素市场具有技术规范、资源精粹密集的特点，要素市场的主体必定在城市，但以城市为基准和中心的要素市场必须延伸和服务于农村市场。中国农村市场的全面规范建设和管理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壹，有着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这不但是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壹体化的必要，而且也是农村与城市社会壹体化的必要。

其十，农村基础设施。中国农村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和社会生活进步的区域，中国农村的落后是壹个综合现象，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及基础设施等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硬的和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目前，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全面落后于城镇社会，这是社会经济落后的产物。在壹般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使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大致处在同壹水平之上。城市地区仅有某些地方优于农村地区。总体而言，城市与乡村的基础设施都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未来发展必然会赶上当前的世界先进水平，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和城乡壹体化发展也将是必然的，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城市壹样重要。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尤以交通、通讯、能源、给排水等为重要。目前，中国农村地区的交通和通讯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尤其是通讯，农村地区与城市的差距已经相当小，而在能源等方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农村基础设施的提高是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的必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要内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壹方面，需要全面满足农村社会的需要，使农村社会的生活水准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全面提高，当然，农村地区也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促进经济发展。另壹方面，也要全面考虑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要付出的巨大的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所能够带来的巨大效益，要将农村的分散、零星率先通过集村并镇及城镇化进行解决，以求科学、合理地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其十壹，农村资源问题。中国农村有着丰富的资源，也是农村的优势和特点所在。中国农村的资源，从广义上讲，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就是农村劳动力，中国有近7亿农民，其中，劳动力在四五亿之间，这是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库。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生活低水平等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具有非常低廉价格的特点。中国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中国在全球社会中最大的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的增长，都有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源头在农村。中国未来发展，还是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充分的价值实现为基础，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中国农村的自然资源主要是耕地和牧场等等土地资源，直接由农民经营。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属于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与农民没有关系。在农村的耕地和牧场等资源是中国农民的立足之本，是赖以生存的资本。就目前农村而言，耕地和牧场等资源存在着浪费、破坏等不良状况，其中的原因，有与农村生产方式落后、管理水平落后等原因。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存在土地荒芜、土地被城市化所侵占等状况，而在西北等地区则存在大量的牧业过渡发展导致草原沙化等恶劣情形。这些情形对农村地区的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均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是中国社会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障碍。

中国农村资源问题，即人力资源而言，主要是积极提高素质，使劳动力的价值不断提高，在国际国内的竞争中发挥出色的作用。中国劳动力低廉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在当前的科技发展主导下的工业社会中显得低下。许多产业需要有高级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而中国缺乏这样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尤其显得突出。因此，中国的许多高科技和资金密集产业无法取得竞争优势，无法形成世界优势。中国在世界工厂的建设中，在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低廉优势的同时，要全面着力提高中国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农村劳动力不但低廉，而且丰富。中国农村存在劳动力的过剩。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充分消化和利益劳动力是壹个根本性的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是中国农村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农村的土地资源对自然资源的出路，在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壹方面，要充分地实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新情况，制定新战略，如更加十分珍惜和保护受破坏的农村资源，以做到长久的资源可持续开采利用。

其十二，农村环境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依地域而言，有巨大的差异。中国农村的发展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农村面貌大变。中国农村的发展也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其中，中国农村的环境问题是显得最为突出的壹个。

中国农村的环境汙染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壹，是农村生活垃圾。当前农村，农民外出就业和居住颇多，长年常住农村的人口大为减少，但是农村生活垃圾却比以往更多了。究其原因，壹方面，是农村的人口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日用消费品转向采购，垃圾不断增加，这与以往的农村人口众多但消费品缺乏、生活垃圾少不同。农村的人口减少不及农村的生活垃圾的增加。另壹方面，是农村的有机肥料的减少和无机肥料的增加，农村的生活垃圾许多并不像以往那样转化为肥料，而是转化为垃圾，放置于农村的许多角落，长年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置。第二，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及城市工业所排出的汙物，这些汙物给农村造成恶劣的环境汙染，许多无法因垃圾处理设备的运用而得到解决，农村汙染因此有加重之势。第三，农村破旧房屋等原来的生产、生活用品的放弃，是介于生活和生产垃圾之间的垃圾。在农村，清汙、除汙、排汙的条件颇差，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给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中国环境问题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之壹，解决此问题，根本出路在于管理和技术以及资本的投入。壹方面，要从汙染的源头上解决问题，即将生活垃圾、生产垃圾、工业垃圾等集中排放、集中清洁，另壹方面，要将现在的汙染地进行综合治理，清汙、除汙、排汙，清洁环境，美化环境。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解决环境问题，不但迫切，而且长远。

其十三，中国农村的房产资源问题。中国农村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其中，最具有标誌性的是农村的房产。中国农村，在八十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多少的变化，尤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房子。在八十年代以前，房子造得很少，造的多半是壹些堆放杂物和圈养畜牲的小屋。而在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房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新房拔地而起。原来的农村面貌壹下子大变样。新房子壹般比老房子要好，在房子的面积、房子的造型、舒适度、实用性等等均有明显的提高。其原因，壹方面，在于农民外出打工或参加乡镇企业工作后的收入，有大量的剩余资金用于房子的建设。另壹方面，是国家在农村建设给予的必要的支持，主要是房子建设的宅基地的审批的放松和低廉价格。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房产资源充裕以及房产空置是十分突出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壹种非常突出的资源浪费现象。这在富裕的沿海城镇郊区农村显得尤为突出。

任何科学合理处理农村房产资源问题是今后中国农村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壹个重要问题。壹方面，大量空置农村房产的资源浪费和资源破坏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和中国全社会的大问题。农村的房产，新旧房子在壹起，人均而言，已经大大超标。许多地区，在新房子建设的同时，并没有将原来的旧房子拆除，新旧房子在壹起，完全超出人们的实际需要，房子过剩成为突出问题。房子过剩，带来诸多问题。首先，是资源浪费问题，其次，是未有人居住的房子的寿命会相对较低，再次，大量的土地占用，变相闲置，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另壹方面，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居住的趋势还将不断的持续下去，中国农村人口减少的趋势还将保持。中国农村的房产的过剩也会持续不断的加剧，这是中国农村必须着力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以目前的情况而言，科学合理地处理农村房产资源的空置与浪费的方式就是将农村房产推向市场，使农村房产成为商品，任其流通和流转。壹方面，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壹个房产的合理价格，另壹方面，可以在市场中流转房产，使房产流转起来，不但可以解决农村房子的空置和浪费，而且可以解决市场上的房子的需要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逾二三十年，许多商品已经市场化，仅有农村房产这样少数的大宗物件尚不可以流通，这是极不妥当的。农村房产流通后，农村房产即成为商品，成为市场上有形的价值物，农村房产的新陈代谢即纳入中国市场的宏观范畴，是中国未来农村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必要的举措。

要实现中国住房的流通，有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需要解决，壹个是农村房产土地价格的市场化，即农村现有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完全商品化并附着于工业化之上。壹个是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便利化和自由化，即买房者落户的自由，以及农村买房者户口进出的自由。农村房产流转需要中国户籍制度的配套。

实现农村房产流通及户籍开放后，农村纳入中国城乡壹体的社会体系，农村即成为开放的系统，不再封闭和愚昧，农村社会改革大为进步。这是壹项必须及时实行的农村政策。同时，落实此项政策后，中国农村的财富会得到真正体现，中国农村的富裕度会上升，是调整目前城乡、工农贫富差异的佳策。

其十四，农村工业化问题。中国在八十年代发展了乡镇企业，这是中国八十年代工业化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壹。乡镇企业及其低技术、劳动密集、产品价廉物美等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潮流，在当时的农村是十分有益的。但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后的今日农村，乡镇企业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有影响，农村工业化出现了问题。农村工业化有诸多弊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壹，技术落后。在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较低，发展工业仅能够发展壹些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低、资金需求少的小工业，其效率和水平均相当低。其二，汙染高。工业发展带来的废物不可避免地遗弃在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又缺乏环保的发展乡镇企业技术和产业，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三，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等在内，相对落后，不适应工业化所要求的标准，阻碍工业发展和效率取得。至此，中国农村的工业化问题不能像以往那样就地解决，而是应该放在农村地区的城市化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要以制造业产业集中化形式出现，即以制造业基地、产业基地、开发区等等形式出现。实质上是壹种大规模的产业化、工业化并与城市化结合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这是壹些发达国家走过的惯常之路。

其十五，农村农业问题。中国是初步工业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农业正在工业化。中国农业在GDP中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农业作为产业分量而言，并不是壹个主要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发展未来，壹个是人居的现代化，另壹个是人口的城镇集中化，农村将是壹个人居现代化的形态的地方。农业问题是壹个集约化和工业化的问题，农村提供广阔的土地资源和水利资源。农业以科技和管理及资金投入为发展动力，农业就业者是技术人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或农村人口。目前，中国农村农业零碎经营者颇多，这是中国联产到户、个体经营的延续，但是，这已经非常不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农业的需要。壹方面，是农村因此经济效率低下，农民因此不得继续富裕和发达，另壹方面，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面前，其比率日小，日益被边缘化。中国农村的农业也需放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中，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农业以科技、解约、管理、人才和资金来推动。中国农业是壹个工业化发展的问题，是壹个农业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是农村问题。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与其说是壹个农村问题，不如说是壹个城市化的问题。实质而言，城市出发解决农业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更能够养活农民及非农民，而以农村出发解决农业问题，则是农村本身的问题，仅能够解决农民的温饱及其小康问题。农业产业问题要把握农业占据国民经济壹定比例的工业化国家的指标，中国也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其十六，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有效管理问题。中国农村有中国共产党和村民委员会双重领导，即党政共同领导，村委会受到村党支部领导，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其中，村党支部由两级民主集中制选举产生，党员大会选举村党支部委员，委员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由村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在壹般的村裏，村由若干个村民小组组成，由组长领导，组长有村民直选或指定。大的村成立党总支，党总支与村支部壹样，是党的基础组织。这样党政两套班子管理村事务并向上负责。与以前人民公社相比，村党支部两套班子的领导和控制力远为减少，许多地方几近松散状态。村党政领导与以往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均有选举措施，大致代表基础民意，这与以往的上级任命和虚拟选举相比，进步很大。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的领导职能较为公开，村务公开成为常规。再壹个是党政两套班子从以往的控制转向服务，面向村民，为村民服务的意识深入到两套班子成员之中。当然，并不排除壹些村领导的徇私枉法和贪赃枉法的情形。农村党政两套班子的领导的进步是中国农村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成果。

目前，农村社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之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口素质提高为动力的，农村社会的领导和管理也随之突出许多变革的要求。其中，现代社会的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是在现在农村控制和管理的新模式。其特点包括，壹，社区建设更加註重人的因素。以农村社区的村民为本施行社区建设和管理。二，社区建设註重服务意识，以提供各种服务为目的，以满足村民的需要为目的。三，社区建设和管理註重低成本和高效率，以义务为主，收费为次，较现在的两套领导班子的运作费用低得多。这是壹种现代意义的小区管理模式。四，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以公共服务和自愿为原则。不强制于人，不压制人，是以人的自由和自愿为原则的。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指导，是壹种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和服务模式。六，社区建设和管理是壹种公开透明的模式，管理者、服务者与其对象开放、互联、融为壹体。 

毒害农村

作者 鸿路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宽甸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长白山脉，山水清秀，民风淳朴。可是，壹提起几十年前的土改运动，便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说“刮大风（土改）”那年，宽甸打死了很多人。当年，负责辽东土改运动的是中共元老陈云，包括协助其做此项工作的江华（最高法院院长）。然而，宽甸土改之真相到底如何，却如壹道紧闭的城门。但事情往往越是遮蔽，人们越是想探个究竟。终于，这段历史得到了真实的记载，即尚振生先生主编的《宽甸风雨录》，虽然，有些资料未能如实收录，但毕竟有助于对土改真相的了解。

宽甸县土改始于1946年6月初，贯彻中央发出的“五四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共宽甸县委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工作队或工作组深入乡村开展土改运动。但犹如壹出戏的序幕，不到半年，国民党军进占宽甸（1946年11月2日），土改被迫中断。正如中共所宣传的那样——国民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刚过半年便仓皇溃逃，中共壹举收回宽甸县城（1947年6月7日）。随之，土改的大戏又继续上演了。

6月中旬，中共宽甸县委组织工作队下乡，去各乡发动群众向地主“要粮要地”，即土改时农民分得的土地和粮食，国军进占之后，又被地主要了回去。工作队在各村组织“要粮委员会”，除此而外，还有“翻身委员会”、“翻身队”、“解放队”、“穷人头”、“农民党”等等，犹如雨后春笋。开始去地主家要地要粮的人，大都对于“要地”心有余悸，“担心要了地国民党再回来，白出力得不到粮食。”（引自《宽甸风雨录》，下同）所以，觉得以“要粮”为上策。“男女老少壹窝蜂，冒着雨到地主家要粮”，不给粮的就“牵牲口、拿东西，甚至拔锅，逼迫地主交出粮食”，甚至不交出粮食就要杀牛。但是也有的“地主把粮食藏起来，哭穷说苞米仓子是空的，没有粮食，要粮等秋后给”。由于，“群众不敢要地”，结果，“造成部分退出的土地荒芜或者抛弃”了。

六月初夏，小荷才露尖尖角，七月便是骄阳似火了。东北局发出了《关于挖财宝的指示》，随即全县转入“砍大树、挖财宝”的斗争，所谓砍大树，就是把地主斗倒，比如把树砍倒；挖财宝，又称挖底产、浮产，就是除了没收土地、牲畜而外，还要搜出地主家隐藏的家底财产，又叫“封产挖浮”。8月初，县委工作队在乡村举办训练班，培训了壹批骨干力量，掀起了斗争的热潮——大川头乡用下“请帖”开会的欺骗手段，将全乡地主、奸霸（当时用语，包括坏蛋）集合在圈场村小学校裏，全部关押起来。由训练班每天拉出地主、坏蛋若干名批斗，次日打死3人，打伤30多人。由于壹窝蜂似的群殴，有的“翻身队”员被误伤，“区委书记李铁壹也挨了壹棍子”。

长甸乡对训练班的150多人进行“洗刷”（整肃），将三代之内有地富分子的人清除，留下了“根正苗红”的70人左右。然后，开展“封产挖浮”。“苏甸村组织13个贫农小组，闯进地主家斗了31户”。全乡14个村，逮捕300多人，村村都有拘留所，凡是地主每斗财物必分光。

下露河乡“训练班80多人壹同去地主家吃”，因为地主供不起这么多人的酒饭，便动手将东西查封，把人押起来。“马架子村群众将地主李某、石某家墓茔挖开，挖出块银牌子”。同时，“被斗的地主壹律赶到山上破屋裏住，让他们开荒，要饭吃。给地主挂上牌子，见了群众站在远处弯腰脱帽，鞠躬问安……”虎山乡“太平村查封了27户，不管穷富只要是坏就斗争”。王某当过国兵，后参加共军，听说家裏人被翻身队关押起来后，带着部队的信函回来要求释放家属，结果，被翻身队的捆绑起来，用乱石砸死。

桦树甸子村打死60多人。

中小学教师被“打死了32人，教师普遍被卸职，受到打击，认为

教师没有壹个好的”。（1948年10月“中共宽甸县委的工作总结”）

石湖沟乡“杨木杆子村（农会）邱会长将地主心挖出来咬着吃了。”……

在这场“大风暴”中，从县城到乡村，无论是种地的，还是经商的，或者是教书人，等等，说不清有多少人被抓、被关、被打、被杀，还有死于襁褓中的婴儿。

中共县委书记刘文伯说过“全县打死几千人”，以至“宽甸在全国解放区是最突出的了”。由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接着笔锋壹转：“但有近万人参军参战”，此时“辽东在久战之后急待补充兵员”（陈云）。江华曾言，“黄凯同誌（曾任中共安东省组织部长）报告了参军热潮，陈云笑着说好啊！”（刘文伯《会议记录》1948年第壹本）在“打江山”人的眼裏，打死几千人，换来近万人参军——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中共不搞“和平土改”，而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员。学者丁抒认为，毛泽东通过这种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为了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起来，农民走投无路，只能跟着他走，此乃秘而不宣之目的。

宽甸县，人称“八山壹水半分田”，土地与山水相比显得寥若晨星。在这片珍贵的土地上，宽甸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復壹年，似乎已忘记了脚下的黑土地浸透着多少无辜者的鲜血，包括年轻人。

暴力土改

作者 季鹏 写于 二零一八年

总体看来，所有毛式运动都是罪恶的代名词，包括毛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它们本质上都是毛为实现其极权统治、彻底奴役全国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杀鸡儆猴的把戏，其目的、本质与对敌斗争壹样，并无区别。

   不过，从源头上看，从其罪恶的烈度、广度及后果的影响上看，为首却当推“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又称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这壹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恶劣、最残忍、最后害无穷的“运动之母”，却壹直没有受到清算，没有彻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对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对毛主义的罪恶认识就是极不彻底，甚至弃本逐末的。今天，应该到了对这个罪恶之源进行彻底清算和反思的时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恶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苏共的直接指使、指导下进行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示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评中共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够广泛、残暴和血腥）从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农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传统的发动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道路。

   让毛泽东与土地暴力结缘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进行的为期壹个多月的所渭农民运动考察，其后便写出了那篇臭名远扬的、也是毛主义奠基之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裏毛初次显露了他钟情暴力、喜好残忍的本性，他把这场引起当时全社会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谴责和痛恨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称之为“革命先锋”，把全社会壹致认为“糟得很”的评论说成是“好得很”，把令人发指的暴行说成是革命中“必须要造成的恐怖现象” 而对其大加贊赏。这篇考察报告初步却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流氓无赖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后毛和毛主义的壹切言行、“理论”都是这篇报告的的发展、发挥。4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场痞子运动的直接传承、发扬光大。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土改运动的早期样本，它壹出笼就展示了其邪恶、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类本质，引起了当时全社会对共产党和其“共产主义革命”的同仇敌忾，也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反思，直接导致其后的“马日事变”、“4.12”清党”和汪精卫“7.15分党” 行动。之后，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进行了空前残忍、暴戾的烧杀掳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疯狂和残忍又超过湖南那场痞子、惰农运动。（有关对毛的《中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毛在地主与农民问题上散布的谬论的分析和批驳，请参阅本书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称其为毛共罪恶之首、阶级斗争之源，皆缘于其屠杀、残害人数之多，手段之野蛮、残忍，以及其“理论”之荒谬，影响（后遗症）之巨大。

   先说杀戮之多。抛开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杀不计，单以毛共的主要根据地江西而论，据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为2000万，到1936年毛共撤离江西之后，全省仅剩1000万人口，净减1000万。如果加上这十年间正常出生的人口，以当时平均年人口增长15‰计，十年间最少应增400万，如此，全省十年间损失人口应为1400万！这1400万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发生在“苏区” 的“土地革命”中。也许，有人以为那是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死亡，其实战争中直接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谓五次反围剿，加起来双方战死者绝对不会超过100万，可见百分之九十不是死于作战，而是死于毛共的残暴统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后续恶政。

   除了江西，全国类似的中共根据地还有多处，它们加起来，比毛的“中央苏区”人口还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只有三百多万人口，而加上全国各地的中共根据地，人数最多时达到900万）。这些根据地无不实施统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对地主富农及其他有产者斩尽杀绝的政策。这些地区加总起来，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数绝不会比江西苏区少。

   毛共土改杀人的第二个高峰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统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大多为“二次土改”，因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统治的地区已达1.6亿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计，以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实际打击面不限于此），地富及其家属总数即为1600万左右，这次土改毛共实行的是极其惨毒的对地富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在运动中被消灭的地富，以及因“扫地出门”而死亡的有多少呢？这笔账虽然无法计算，但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计，也达160万，而实际上肯定不止此数。

   土改杀人的第三个高峰是毛建国之后的全国性土改，这时除去毛的“老区”之外，全国农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泽东所说尚有三亿壹千万。这次土改杀人总数后来毛共有壹个含煳的说法是八十万，我们按上述算法是310万，实际数字会只多不少。

这样，我们把毛共三个时期土改杀人的数字加总起来，大概形成壹个初步的概念，应在1500——2000万左右。那是十分吓人的数字！我们知道，镇反是毛共杀人最多的单项运动，毛承认杀了71万，据后来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编写的有关着述披露的数字，镇反共“镇压”152·61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87·36万人（香港《争鸣》杂誌1996年第10期载）。这个数字比起土改杀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镇反中被屠杀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许土改杀人还比不上大跃进跃的死人数（4000万以上），但这是不同的概念，“大跃进饿死人”毛可以推说 不是它的“主观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认账；而土改则是毛直接指挥的杀人狂潮，被害者都属毛的政策范围内要消灭的“阶级敌人”，是“故意杀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个广泛的概念，情况復杂，毛和毛共都推卸责任。而土改杀人毛和共产党是推脱不了的！何况，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当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后人。

土改杀人的另外－个特点是，其手段极其残忍，泯灭人性，丧尽天良。杀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规的枪决（枪决也使用开花子弹，专打头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头、木棍、铁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于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个口号（壹项政策）叫做“贫下中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鼓励其无法无天。 于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恶棍——土改积极分子们，兽性大发，各显其能，充分发挥其残人作恶的想象力，把听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于对地主的“实验”， 开展残人取乐 ，杀人竞赛，以满足其兽欲。创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组织下对手无寸铁者的无辜者前无古人的施暴记彔。

其三是，土改的后续影响最大、最恶劣。具有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连续性、永续性。

土改运动延续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而且，壹般运动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只是其本人（起码名义上不包括其亲属）。而土改则不同，土改要“划成分”， 不但壹划定终身，而且延续无穷，被划为地主、富农，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 ，永久的专政对象，而且，其家属、后代仍要传承、背负这壹“十字架”，地主后代要继承地主的“帽子”，列为国家名正言顺的、法定的“阶级敌人”，永远的专政对象、“贱民”和奴隶。

在土改中，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除了斗争、虐杀其主要成员之外，对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婴儿、幼童釆取的是“扫地出门” 的政策，即每人只给壹个碗、壹双筷，根本不分给土地或“分给” 其几块不毛之地，其余“壹无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绝境。在当时情况下，壹般亲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员便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来，则要永远背负“剥削阶级”的十字架，成为以后各种运动打击摧残的标本、对象。

地富的家庭成员如此，其亲戚也难逃株连。在毛统治时期，所有与地主、甚至与富农沾亲带故的家庭、人员，也被列入“另册”，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视打击。于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触者”、“政治麻疯病患者”。这种情况有些近似古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首陀罗，但是实际境遇要远惨于首佗罗。古代印度低等种姓成员只是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在种姓内部并未受到迫害，内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国的“贱民”在社会上根本无容身之地，即使从亊最低贱的工作，过最贫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压的对象，不但常年要服劳役——从事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更在实际上剥夺了其婚姻权利，没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来，面临断子绝孙的现实。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地富家庭成员几乎不可避免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杀戮。毛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些幸存的“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供其他社会成员欺辱、压迫、奴役，让人们看到被共产党列为“阶级敌人”后的可怕下场，最后让他们绝种。以达到他对全民分而治之的阴险、恶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残害的对象地主富农最冤，毛让他们获罪的理由荒诞不经，卑鄙恶毒，构成千古奇冤。

   人们都知道，毛共建国之初，把“民族资产阶级”即资本家暂时划归“人民内部”，并允许在壹定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在城市开工厂、开店铺，雇佣工人都属合法行为，后来毛发动了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资本家的经商权被彻底剥夺。

然而，在农村只要购置了不多壹点的田地，雇请了长工或短工耕种，或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恶不赦、祸延子孙的滔天大罪。

地主、富农经营管理自己的田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自己的家业，难道就不是劳动，不是经营管理、不是勤劳致富？退壹万步讲，就算地主 “不劳动”，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劳动的积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条件，就像当今富豪们坐吃银行存款利息或投资红利壹样。如果是从祖先继承的财产，作为继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条王法说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来，哪壹种财产使用权转让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银行贷款或私人借贷要收取利息，古往今来，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弥天大罪？

其实，从源头上看，中国的地主除极少数外，不外乎是勤俭积累、祖宗留传、经商做官所得转移这三条路。对于广大中小地主来说，主要是第壹条路。他们无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后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和架桥修路等公益亊业，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论错误、荒谬，并对毛的“暴力土改” 进行劝谏的是中国农民党主席、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封八千字的长信，从多个方面论证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其中首先驳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剥削论”。

董氏首先指出中国地主不具备所谓的“封建性”，不构成封建剥削。“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财产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舶机器等，无壹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的，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着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和俄罗斯，农村不存在领主—农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不是来于帝王封赐，除了极少数军阀官僚之外，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积累。他举了两个事例：壹个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壹百二十亩地；董的壹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攒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买了二十多亩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亩，打算晚年回乡下去养老。结果他们都将成为地主，这两位吃苦耐劳、勤俭积累的劳动人民不但他们自己要遭殃，连同他们的亲人、后代都要打进十八层地狱。

董又说到，他的壹个不甚远的亲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壹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简朴，历年积下钱来，又添置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吸鸦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将田地卖光。老三将全部田产卖掉，将钱拿到城裏做买卖，发了财，在城裏买了几处房产，有不少现款和商铺。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将要作为“大地主” 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老二成了“贫下中农”，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运，他是民族资本家，受到政策保护。“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董还指出：新民主主义规定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农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都要保护，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却要消灭呢？

董还分析了实行平分土地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建议等到搞社会主义改造时壹次性实行土地社会化。

（以上引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董时进的劝谏有什么效果呢？董的信发出之后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没有下文。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向他当面宣布：取缔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设法去了香港，否则，估计他绝对难逃土改的灭顶之灾。

董的劝谏实在有点与虎谋皮、对牛弹琴，因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为达目的，是从来不择手段的！

说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蛮残暴地消灭地主富农，就是为了拉拢、收买、利用贫苦农民为其造反夺权卖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去取悦、笼络另壹些人为自己充当炮灰。虽然这种“均贫富” “等贵贱”的方法历代农民造反都用过，但在夺得政权之后仍然继续实施这种做法，以达到分裂社会、挑动族群内斗、分而治之的目的，则是历代造反者所没有的。可见毛的卑鄙毒辣又在历代农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决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个手段是如此卑鄙、残忍、血腥，也就决定了在其夺得政权即所谓“革命成功” 之后，建立的必然是壹个暴戾、邪恶、黑暗、丑恶的国家和社会，比它推翻的更加恶劣十倍、百倍。所以我们说“土改”是毛共－切罪恶之源！

   二、驳斥关于土改运动的种种诡辩

   迄今为止，毛时代很多运动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运动虽然没有公开否定，但作为受害者的个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恶劣的“土改”却仍属禁区，不得触动。虽然邓小平执政以后废除了地、富、反、坏戴帽管制的制度，但当局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土改丑剧，却仍然讳莫如深，所有有关中共的历史、党史和其他宣传品中，依然坚持毛时代的腔调，包括维护有关土改的谎言，继续让这些谎言掩盖历史真相，毒害人们的灵魂，也阻碍了今日中国回归正常社会。

   为了维护毛共的历史形象，维护暴力土改的正当、必要、合法性，长期以来，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制造了大量“理论”根据，这些有的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简单驳斥，但未尽其详，还有壹些尚未提及。这是壹些被混淆、被颠倒了的问题，必须壹壹加以澄清。

所谓“封建地主”论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壹个概念，壹种罪名，有了这个罪名他杀地主、搞土改就是正当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义革命”。关于“封建地主”的荒谬性这壹点，我们己在前面简单提到并作了驳斥，这裏再补充几句。

认真地说，中国的“封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壹中国之后，就已被废除退出历史舞臺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体制在农业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废除周以后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领主土地所有制。转而实行田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农业内部任其自由竞争，于是，地主、富农、贫农、佃农因此产生。但它与封建的分封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常识。在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两千余年之后，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这壹天大谎言，实在是无中生有，无耻之极。

   其实毛自已也知道这是谎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说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着他的专列驶进广州珠江上的小岛宾馆，随后组织他的随行人员成立“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毛在学习小组上高谈阔论，卖弄学问，其中他说的－段是：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就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凋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裏，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变.....”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58页。邸延生着，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红楼梦及其之前的年代，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流转、所有者不断变化， 就说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顺便说壹句，“封建地主”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国君分封获得土地的只有“领主”，没有 “地主”，领主的土地是分封得来的）。到了民国，皇帝都没有了，又哪来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实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就是靠勤俭发家的新兴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这壹概念完全是其阴险毒辣，别有用心

   （二）所谓地主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所以必须彻底消灭之。

   这是毛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革命与中囯共产党》中的说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缓馒，在近代落后挨打。于是，壹些人便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长期存在的封建（实际上是皇权）社会制度。毛共则趁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农业土地制度，特别是地主的存在。为自己推行残暴、丑恶的“土地革命”张目，提供依据。

   其实这完全是壹种谬论，壹种恶毒的诬蔑。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两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适合其生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誌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时代固化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无疑是壹种进步，它能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争取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即地主富农）。两千余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也未能创造出壹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历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发现土地不均的事实，都想以“平分土地” 来改变它，但都以失败告终。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组合，恢復不均衡的原样。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在壹定意义上是－种进步，它促进生产的竞争和优胜劣汰。

与毛共认定说地主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论调相反，地主富农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我国两千多年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下竞争的优胜者，农民中的出类抜萃者。再从现实看，现代先进国家的土地经营都朝着进壹步集约化发展，都实行家庭农场制度。这种家庭农场主正是由地主、富农发展而来。可见，地主富农代表了壹种集约化发展趋势，它与新的生产工具结合，便成了家庭农场，推动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强制堆行的“农业集体化”、国有化，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才是壹种破坏生产力、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这些都已为历史所雄辩地证明了。

由此我们就知道毛泽东宣扬的“地主万恶论”、“地主反动无用论”是壹种基于其恶毒用心和卑鄙阴谋的谬论，壹种无理、无耻的汙蔑。

质言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是否因为科技不发达，没有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无法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蒸汽机、发生产业革命呢？这虽然不是壹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与地主无关。

至于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则更是信口雌黄的诬蔑。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也说了吗，“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亊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农民为主要生产关系的农业文明中创造的，那些伟大的XX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地主或富农阶级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结果。能说地主阶级“丝毫无用” 吗？能说他们只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废物吗？

退壹万步，我们假说某壹阶级现在确实无用了，成了社会累赘和阻碍了，难道因此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就如在壹个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残疾人、老弱病患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难道就要将其消灭? 可能只有毛那样的人才会如此。

简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击、消灭的恰恰就是农村社会的先进群体，而扶植起来的则是如“湖南痞子”那样的社会沉渣和破坏力量，所以，土改后的农村政权立即呈现黑恶化，成了毛的极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三）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的本质

毛的暴力土改是以平均地权为幌子，挟持农民跟共产党造反的壹种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将将土地全部“归公” 为“国有，实即共产党所有了。

毛泽东的暴力土改不仅无偿剥夺地主的地产，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将地主甚至富农从肉体上消灭。

  （四）所谓土改是夺取中国革命（即共产党造反夺权）胜利的必须手段，也就是必须通过暴力土改将农民捆绑上中共的造反战车上，才能取得共产革命的胜利。

   这壹条只能作为毛共内部的解释，或壹些御用学者为中共的辩解词。但壹般人也认为，这是毛共要实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产党人士和外国学者还普遍认为，毛式的暴力土改虽然极不人道，但对于毛共动员农民参与其夺取战争却是必须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认为毛共主要依靠这种土改发动起来的农民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此说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说清楚这壹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毛共的胜利是否由于土改动员了农民参军，并以阶级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战勇敢才取得的？鉴于这壹问题復杂，这裏只能长话短说，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确实起到了壹定作用，但从全局来说不是决定作用。毛共的胜利主要由于内、外部的大环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点连毛泽东都承认。所以在建国后几次与日本人的会面中，毛都毫不掩饰地说：应该感谢妳们，给伱们发个大奖章才对，没有日本皇军的侵略，哪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毛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才使得濒临绝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后方的真空地带将自己的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壹百多万，并占据了近亿人口的根据地。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则被日军打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从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再者，现代战争并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胜利的。早年中央苏区的红军也是毛泽东用土改和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不怕死的军队，可是它不得不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全面溃逃。从历史上考察，起义、造反的农民军大都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了退路。可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是多种因素，单靠作战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动员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战，获得了足够的兵源，但并不等于能获得最后胜利。以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动的农民战争才夺得了天下，是片面、浅薄的说法。

有壹个相反的事例，可以证明毛共如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于实现他的夺权目标。那就是在抗战时期，在毛共控制区壹度被迫放弃了暴力土改，改为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赢得了包括地主和绅士阶层的由衷拥护。在中共某些根据地，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局面。这壹时期出现了不少开明绅士（即大地主）毁家纾难帮助共产党抗日的动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认并有所记载。所以，毛共如能坚持比较开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弃残暴、野蛮、血腥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政策，可能会更得人心，更有利于他夺取政权的目标的实现（其时国民党政权确实腐败无能，丧失人心）。

可惜毛这个彻底的流氓恶棍、暴君和冷血动物，始终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战前期被迫执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没有坚持多久就名存实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为了与囯民党争天下，不久他就发动更加残忍更加血腥的土改运动。同时将抗战中壹度参加共产党政权、为其奔走卖命的士绅阶层，再次打成“土豪劣绅”交给暴民虐杀。毛的这壹无耻叛变，也连累了共产党干部成为了杀人凶犯。

由此可见，毛的暴力土改并非其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只有实行暴力土改才能夺天下。退壹万步，即使承认在争夺天下时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么，在1949年全国胜利后，毛共稳坐江山之后，就绝对没有这种必要了。人们也期待毛彷效历代开国之君“大赦天下”，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开创国家建设的新局面。可惜人们的愿望彻底落空！心如蛇蝎、壹日不杀人便如坐针毯的毛泽东，壹坐上那把龙椅，便立即下令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先是“镇反”，接着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裏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这壹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之所以坚持他的暴力、残忍的土改政策，并不只是出夺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从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蝎本性使然，更是为了实现其建立极权专制的恐怖帝国而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恶点滴

   要全面清算、讲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恶是不可能的。为了掩盖这壹空前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几十年来毛共采取封锁讯息、造假宣传、销毁有关原始资料以及残酷迫害知情人、揭发者等手段，致使这壹骇人听闻的恶行几近演灭无闻，历史的真相被彻底改头换面，冤沉海底。然而随着毛的死去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终于使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虽然近年来见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见太阳，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当年土改运动的“壹斑”。

  （壹）康生、陈伯达的土改试点

   1946年，毛发动夺天下的内战在即，因而决定恢復被壹度中断了的暴力土改，通过土改，壹方面放纵、满足农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恶棍暴徒的贪欲、兽行，来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战争的支持；另方面，通过土改制造的极度恐怖气氛，迫使其统治区的人民竭尽财力、人力毫无保留地投入毛共这场夺天下的“人民战争”中去。

   此时，毛共各根据地有的已自动恢復了土改政策。为了统壹政策、统壹行动，毛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壹个有关土改的政策法规（毛知道这是件卑鄙、恶毒、遗臭万年的差使，因此叫刘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的“调处”下大谈和平的时候，国内的舆论也都呼吁和平、反对打内战。所以，顺应这种形势，刘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动地主土地以外的财产；壹般不动富农。等等。

   很快，美国和平调处失败，毛共挑起了全面夺权战争。毛立即指责刘的土改指示“右倾”，命令停止执行，并推倒重来。但由于胡宗南的国军进攻延安，战事紧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迟。

   新的土改政策不仅因为战争推迟，还因为毛自己还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为，毛的统治区实际上大都已经搞过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还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战，民生凋敝，农村破败，地主富农已经累受重创，已有名无实，且少得可怜了。这种情况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让“贫下中农”尝到甜头呢？这壹切不是简单发几条指示就可以解决的。于是毛决定先行“试点”。

   毛选择了他最信任的两位“极左”能臣去担负这壹试点重任，壹个是康生，这是个以整人出名、最善于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务头子，时任政治局委员、社会部长；另壹个也是以极左闻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毛相信他们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来。

   这个土改试点工作团于1947年初组成。毛非常重视这次土改试点，特意将他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大儿子、未来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随团去锻炼。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轶欧的侄子，跟随康生左右。工作团的其他成员也是毛共级别很高的干部。试点工作团因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而推迟了几个月，三月间才从延安出发。

   试点地选择在中共的“老区”晋西北，属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管辖区。工作团成员先到达晋西北的临县集中，然后分成四个分团分赴临县。静乐县、朔县、保德县与当地干部壹起开展运动。其中康生选在临县的郝家坡，陈伯达选在静乐县的潘家庄坐镇蹲点，并指导面上的工作。

   这些地方都属中共的“老区”，在抗战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权，据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顺民，为抗战中中共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地方本来就贫穷，加上长期战争破坏，农村经济凋零，原来的地主富农土地也卖了，人也穷了，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按照毛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裏已经没有地主、富农了。怎么办呢？

   这些“困难”当然难不倒康生、陈伯达，不久他们就将试点裏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鸡飞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大剧。

   根据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康、陈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即所谓以整党推动土改，以土改验证整党成果。

整党整什么呢？整“右倾”。先将各级干部集中起来，不准外出，不准互相接触，制造住恐怖气氛。然后是检查、坦白，互相检举各种右倾思想和行为；接着查三代，揪出壹些“阶级异己分子”批斗，杀鸡儆猴，人人过关.....，经过三番五次检查、批斗而且“过关”、获得“解放”后，便告知让他们去搞土改。这有如在壹群饿狼的尾巴上点上火把，让它们冲向羊群......。    

康生为土改制定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

工作队进村后第壹项工作是“访贫问苦”，寻找所谓土改“根子” ，发现积极分子， 先把这些人组成农会、充当农会干部。然后进壹步扩大农会和积极分子队伍，成立基干（武装）民兵，便进入斗争阶段。

在开展斗争之前，最关键的壹着是寻找、确立斗争对象。前面讲过，晋绥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没有几个了，那么，如何寻找斗争对象呢？为此康生发明了“化形地主”壹词，化形地主是指过去（包括祖上几代）曾经有过较多田地、后来破败，或者改行从亊其他职业的人和其家庭；还包括在抗战中响应毛共号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献给政府和穷人的“开明士绅”，以及参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庭。另外还有破产地主，工商地主等，都归入斗争对象之列。

按照规章，土改只限于斗争、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是单是这些家庭没有多少财产可供瓜分，积极分子们如果没有实惠，积极性是难调动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凡是家裏有点“油水”的，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都要被划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灭顶之灾。为了进－步扩宽财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两类“罪名”，壹是“恶霸”、 二是“坏分子”。对他们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军队做过事、当过差的，或者对共产党和干部有过不满言论的，或者农会干部不喜欢的人，都可戴上这两顶帽子。而且办法简单，在群众集会的场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恶霸”， 某人是“坏分子”， 会上有人附和，主持会议的就可将其人揪出批斗，壹般会被当场打死。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运动的恐怖性，更进壹步扩展运动的威慑力。

   按照毛共原来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农应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试点地区都超过了这壹规定。静乐县的娄烦地区当时有10954户，找出地主富农2028户，占总数的18.5%，有36个村地富占30%以上。

   解决了斗争对象问题之后，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斗争了。所谓斗争，就是刑讯逼供，追浮财，打人、杀人。壹般是先控诉其所谓“历史罪恶”，对于绝大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所谓历史罪恶只是壹些家长裏短的琐碎事，如有人控诉：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说偷了她家的枣树枝，这被上纲成“断了穷人的柴路”；某穷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饭，被地主家的狗叫着赶出来，这被说成放狗咬人要置穷人于死地。如此等等。斗争会上，除了壹些没有油水、干部们又讨厌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队员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来“追浮财”（ 又叫底财），即追缴隐藏的金银财宝、现金等。土地、房屋、生产资料都是明摆着的东西，而 “浮财”是看不见的，也是人们最想要的，所以斗争会主要成了追浮财会。斗争壹方总是狮子大开口，被斗者则极力否认苦苦哀求。谈不拢，就用刑……很多地主、富农受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图索骥去寻找，却总是落空。于是回头来对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罚。这样，几个回合下来，被斗者很可能就给活活弄死了。

最初，虽然工作团已经做了充分的发动工作，明确表示对地主等被斗争对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许人们对残忍还有壹个适应过程，初次的斗争会总不能令工作团满意。郝家坡第壹次斗争会之后，康生召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死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只要有人鼓励和撑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面兽心的歹徒，毕竟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仍然残存着兽性的壹面，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能够在任何地方横行无阻的原因。当第壹个流氓拳脚交加把斗争对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谴责反而获得表彰奖赏后，第二个流氓就会把人打死；第二个打死人的凶手照样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恶徒加入打人、杀人的行列。

   在运动高潮时，斗争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场。斗争会场摆满了各种刑具，如用来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还有老虎凳、铁锹、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着的艾绳、甚至还有蝎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这场面三魂都已经去了七魄，往往还未动手就己瘫倒在地。除了动用场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领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腊月剥光衣服，从厕所裏舀来粪便从头淋下，等等。

   虽然如此，但斗争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财不多。土改积极分子和工作团有些丧气，但决不甘休。在郝家坡，积极分子们发明了“挖祖坟”之法。因为他们知道，地主富农现在确实变穷了，交不出多少“浮财”，但他们中有的祖先曾经富过，是否会像历代帝王那样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坟墓裏呢？这个推测壹旦提出，工作团本着“群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给予支持，积极分子们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壹场空前的“挖祖坟”运动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区蔓延开来……

   所谓斗地主决不限于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地主妻子被抓去与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儿子被称为“小地主”，被贫下中农的小孩子围攻辱骂、殴打，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当场被打死。有的村庄还有“创新”，将地主家年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土改积极分子和那些没有妻室的二流子、无赖，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尽。还有的地方对地主实行五马分尸的酷刑。（香港《动向》杂誌2015年第9期第34页的作者在回忆中说，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队落户的村子，村民告诉他，壹个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马分尸，其小妾被村支书据为己有。）

   由于有了“化型地主” 壹说，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参加了毛共队伍的干部、教师，亦被当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内斗争，因为怕其重新回干部队伍，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无疑。晋绥地区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根据地，壹些当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级干部也在土改中惨遭杀害，抗日英雄郝圆脸是潘家庄行政村所属城东沟村人，抗战中曾任民兵中队长，1944年出席晋绥边区的群英会，被授予“劳武结合特等民兵英雄” 称号。1947年4月在陈伯达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枪决。

   1947年冬，延安中共党报《解放日报》记者郭克卿在赴晋察冀边区采访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庄探亲，郭带有警卫员，可见不是壹般干部，但他把警卫员留在马坊镇没有带去。郭打算劝说家人主动交出土地、财产，接受土改。可刚进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围住活活打死。

    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诚，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时代即在外读书，后在中共边区政府工作。在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召开的土改经验交流会上，孙良诚听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说，康生并举出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开明士绅刘少白为例，说刘少白当年献地是“假开明”，即是“化型地主”。 孙良诚回到高等法院传达会议精神时，表示了对康生说法的异见，孙说：“刘少白献地是假开明，那么，什么是真开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边区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孙出外办案时路过家乡兴县固贤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团派人抓捕。关到11月，在固贤村召开的壹次联村斗争大会上，先拿6个地主活活打死，孙良诚被最后带上场，宣布罪名为：对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个凶手用铁棍从肚子捅进，立即死亡。（为了节省子弹，土改中杀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头）

静乐县娄烦马家庄的刘肇津，为着名开明士绅，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该县建党之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刘还兼通医术，经常义务为八路军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时任三五八旅团长的中共将领杨秀山曾患伤寒，刘邀至家中治疗40多天，直至其康復痊癒。1947年土改试点时，刘肇津在兴县中共晋绥分局办的丰记商店当坐堂医生，被本村群众抓回去活活打死。刘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2011年第4期张贵桃:《娄烦土改及其纠偏》等）

   土改的最后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规定，好地分给贫雇农，中地给中农，赖地分给曾经占过便宜的村干部，至于地主则是扫地出门，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给壹只碗、壹双筷子，其余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立即饿死就是沦为乞丐任其慢慢自灭。

   简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划为“地主”，本人等于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难不死，也将被列为阶级敌人永远受到专政、奴役。富农稍好壹点，没收田地财产后可分给赖地。（但富农如果兼有工、商行为则被划为“双富农”， 等同“恶霸”，可立即打死，见后文）

  中农也不能幸免。中农虽不像地、富那样悲惨，但其土地也被强行没收后再平分，也会损失部分好地。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是：“砍倒大树砍小树，砍倒小树拔圪针”（圪针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状物，借指稍有壹点财产者）。

虽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负责土改的刘少奇等领导人仍不满意，认为“右” 了。1947年夏，刘少奇离开延安带着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晋绥地区的土改给予尖锐批评，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刘少奇给晋绥地方的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信说：“妳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 在各种组织中存在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碍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刘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笔者引用的这篇文章作者并未说明刘少奇对晋绥土改有那些具体的指责和要求，而且文义也不太明晰。（原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但笔者推断，刘少奇所指责的主要应是两个问题：壹是没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这样很多贫雇农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后来刘主持的”土改法”规定要拿中农的土地平分）；二是没有坚决执行对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的“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政策, 对干部中的右倾分子的打击不够狠。所以刘认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刘因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倾”批评，为了将功补过，此时变得奇左起来，后来在刘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把他的壹套极左思想全部贯彻于会议中。因此这个会议之后的土改特别残忍，特别血腥。

晋绥地区后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讲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补充列举了另外的几种酷刑：

壹种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这些东西比木锉还要锋利。将被斗者脱光衣服，推倒在地让两人提住两脚来回拖，后又发展为正反两面拖。用不了壹会就会使被拖者血肉糢煳。如果还交不出浮财，或交出的不能让施刑者满意，就要继续拖，直至惨死。壹个开药铺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认为不老实，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并坐上人拖，周的后脑被磨塌，脑浆流了壹路，立刻毙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着让人不敢正视。

第二种叫“坐圪针柜”。 将壹个衣柜抽空，在其箱底散满剁碎的酸枣树圪针，把被斗者剥光，赤条条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在柜腰底部放壹根木头做横梁，从两头按下揺晃，有如幼儿园的撬撬扳。晃几下问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钱，被抓来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问话听不到。于是被认为顽固，壹阵猛摇之后，打开壹看，早已血肉模煳断了气。

第三叫“扔四方墩”。 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臺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无疑，这是对付那些被认为是顽固分子的最后办法。为了怕其万壹不死，还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铺满各种石头，后来改为先扔人，然后对着人扔石头。壹个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韩妻生性节俭，提着篮子捡料炭，被认为装穷，抓来施以火钳烫、磨地、坐虼针柜等酷刑，不死。最后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后是枪毙。如另外壹个寡妇经营磨房、当铺、粮库等，被认定浮财多，当作重点斗争对象，先后受到火柱烫、磨地、在耳朵裏钻进捻子点灯，仍未死。最后由乡裏的法庭枪毙。

（以上引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后强调土改中不但要对付地、富及农民中的“坏人”，而且把这壹条扩大到对付共产党的干部上来，叫做“审查干部”。为此壹些中共基层干部也遭了殃。还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干牛荫冠的话说：当年他“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邦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是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又如兴县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后，还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但后来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贊扬（在受到刘的批评之后，康生搞土改变得更加疯狂和血腥起来，见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泽东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召开干部会议并作讲话（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4卷，题目就叫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

    “.....晋绥分局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誌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誌在临县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帮忙下，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倾偏向，彻底揭发了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认真发动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还掩饰不住他对整党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惊胆战的恐怖局面的喜悦，他说，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们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汙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作的结论。”

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人民整得胆战心惊服服贴贴之后，毛却如此得意洋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对惨无人道的土改和整党（整党也是为了土改）的由衷贊赏和喜悦，同时也使我们清楚了，毛所谓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意味着什么。

   由于康生能干，毛在当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东搞“二次土改”，以扭转那裏土改工作的“右倾”。康生于11月初到达山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图和他在晋西北创造的经验，迅速地、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山东中共根据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干部和根据地的群众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参加在中共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会上他认定渤海区中共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壹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因此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即把原有各级干部撤换或开除（有的被法办），换上杀人不眨眼的流氓恶棍掌权。

康生自己带头示范，他到阳信的壹个镇，那裏原来没有什么暴行，康生指示说所有斗争对象“不管有无罪恶，壹律加以肉体消灭。”于是12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仅仅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是七岁儿童，被儿童团的“红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彷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乱打滥杀，壹时间惨声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区的土改“补课”差不多了，康生又马不停蹄赶去胶东地区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復渤海区的恐怖壹幕。

就这样，山东的土改为后来共军全歼张灵甫（国军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师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习仲勛眼中的老区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将习仲勛从军队调到地方，让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这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对于大部分是“老区”的西北局来说，土改早就搞过了，这次实际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习仲勛能做到毛共的“大区”壹级干部，当然是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对不会是“右倾分子”。因此，从他眼中来评判那壹场土改，应该比较客观，绝对不会对那场运动“歪曲”和“汙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各地执行。西北局于11月1日在绥德县召开了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的大会，后称“义合会议”。会上由西北局宣传部长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其实就是晋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所有工商业者和中农、都在“共产”之列。

   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壹批领导干部如张岱峰、高峰、周兴等被叫到臺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臺”。还把晋绥地区在整党中把“五臺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壹事广泛宣传，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习仲勛虽然是会议主持者之壹，但据参加会议者的记述，发现他“说话较少，神情郁闷。”后来习仲勛说：“义合会议潜伏壹种‘左’的情绪。”但是，作为领导人，他在会上不敢有异议，只能遵守、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义合会议之后，各分区、县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贯彻，壹场以土改和整党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迅速在西北局所辖各地开展。习仲勛下到各县调查巡视，发现运动中出现了各种“极左”的偏向，如：不加区别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较好、财产较多的农民都成了土改斗争的对象；把早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民又拉出来斗争；甚至在共产党政权裏任职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因缺乏劳动力而雇请农民种田者，也定为地主、富农。在枣平林街，所有商店、铺面全部被查封。

   武斗和酷刑更是触目惊心，延家岔的贫农会规定：谁斗争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团都指定了专门的打手、刽子手，专门从事捆、打、吊、考、杀人的“工作”。斗争会成了阎王殿，除了壹小撮干部、凶手，与会者人人恐慌，胆战心惊。

   习仲勛在壹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壹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过多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壹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誌（时任晋蒙军区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煳涂。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坏得精光......（本小节资料引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贾巨川的文章：《习仲勛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有意思的是，习仲勛报告裏所说的情况“最严重”的佳县，正是毛泽东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县，因此对那裏的情况他壹清二楚。张戎《毛传》第278页记述：送给他（指毛）的壹个报告说，那裏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裏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笔者对照，给毛这个报告的，很可能就是习仲勛，或由习转呈的。因为壹般人不可能给毛递报告，更不敢递这种报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或称“杨家沟会议”。习仲勛趁参会向毛汇报工作之机，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问题的看法，还向毛反映绥德县在土改中将着名的开明人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安文钦也抓去斗争，抄没了他的全部“浮财”，并且“扫地出门”。

   这时恰恰曾被毛肯定过的另壹个“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去世，习仲勛与林伯渠商议后共同向毛建议：为李鼎铭召开追悼会要请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致悼词，借以为安文钦“平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承认“下面做法过火了”。可谁都知道，没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过火”吗？毛还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壹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壹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妳们怎么交待？”毛这裏用了“妳们”壹词，彷佛这都是别人干的，与他无关，何其鄙也！（毛类似的“黑色幽默”还有：事实证明，人的脑袋割了，不会像韭菜壹样又长出来。他把这当“笑话” 取乐。）

   面对习仲勛对土改中过火的、残忍的做法的批评，毛表面上既没有异议，也没有反驳，但实际上并不认同，也不接受。他在听取习的汇报后谈到对壹些问题的看法时，故意顾左右而言他，他要习仲勛挤时间来读书，说什么：壹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这显然是对习的“反批评”。不过，他知道习是忠心耿耿的，是从大局出发的善意劝谏，所以忍受了。

   但转眼间，在会议闭幕上作结论讲话时，毛对习仲勛以及其他壹些在会议对土改提出批评的人给予变相的“回击”：他先说在土改中反右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出现了“左”的偏向。不过，这好比壹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只有两个浪头有点偏差。这当然只是“小问题”了。毛故意回避人们反映最强烈的乱杀、虐杀问题，只是说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要分别情况对待。

 习仲勛似乎感到他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毛足够重视。就在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写了壹份致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开头是对毛“热烈拥护”的套话之外，其他主要是强调陕甘宁作为老区的特殊性，如说“平分土地对我不利”；老区的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不应规定地主富农占全体农户8%的“标准”（可见，那时已下达打击的指标了）。而且提出，对老区的地主，应该查实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和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其现在的成份。还提到许多地方名义上说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操纵、把握，等等。

 习仲勛所反映的问题，击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与刘少奇、康生本来就是想利用农村中那些“斗争勇敢”的流氓恶棍、积极分子，制造足够的恐怖，然后将农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对如何划阶级、分配土地才能达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动机不纯分子”的从中捣乱，以及对地主富农的滥刑乱杀根本不感兴趣，更不想纠正。

 不过，习仲勛既然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并叫习仲勛去“巡视绥属各县”，“每个县住几天”， 调查了解情况。

 习下到子洲县，在那裏呆了9天，超过了毛的规定期限。因为他在那裏与地委和几个县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如，各地都出现了趁运动浑水摸鱼大捞壹把的投机分子；子长县栾家坪的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桥斗争（打死）壹个旧保长，逼其妻剖腹自杀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杀鸡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临走还捞上壹把……。
   1月8日，习仲勛将了解到的情况归纳为9种不良现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将此报告转呈中共中央。

 19日，习仲勛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并提出了壹些纠偏的建议。

 习的报告和意见，差不多等于全面指责和要求纠正毛和刘的土改政策方针。这时的土改已经因为过度残忍血腥而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指责，也引起了毛共内部壹些人的不安，且这时土改己进入尾声，毛的土改目的已经达到，他正想找壹个臺阶下来收场。于是，他利用习仲勛的意见书给自己制造壹个虚心纳谏的假象。2月6日，毛致电习仲勛等人，就新、老“解放区”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体意见。不久，正式下文推广了习仲勛在自己辖区绥德县搞的“黄家川经验”， 但这时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场了。

 当年的习仲勛是幸运的，他提了那么多“纠偏”的意见，居然没有被毛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算是壹个奇迹。不过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还没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 头头之－，投进了监狱壹关七八年。

 再说说“新区”的土改情况。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947年8、9月间挺进大别山，壹路“解放”了不少县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嶽西县，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建立了中共嶽西政权。

 这个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当然也得执行毛、刘的统壹模式和政策。

 县委把这个县分为五个区，各由壹个工作组带领当地干部发动土改运动。其中负责河图区的工作组负责人叫张殿銮，是个从刘邓大军工作团下到地方的干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倾”、“整党”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别左（在毛共的队伍裏，凡是出身“不好”的干部，都特别“左”，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对“党” 的忠诚，难以在“革命队伍”裏立足。刘少奇、康生就是这种典范）。张殿銮“左”的表现首先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杀阶级敌人。他每到壹处都人头滚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在河图区杀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杀的对象，地主躲起来了，就抓其家属来杀。又以其他名义如“恶霸”、“反革命”、“国民党狗腿子”等名义大抓大杀，总之只要有人举报，抓来就砍了。

 因张殿銮杀人太多太滥，激起了民变。那些估计自己没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反过来杀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县委大怒，下令“先下手为强”，杀光壹切阶级敌人！于是整个嶽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风之中……

 嶽西县委和张殿銮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壹是太急，没有耐心去发动群众，越俎代庖自己动手杀阶级敌人；二是这种地方不同于老区，国共双方的军队还在进行拉锯战，共产党还要顾及声誉，顾及影响，如此大开杀戒，不但把阶级敌人杀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众”也赶到敌人的方面去了。所以无功有罪。

 上级发现了嶽西土改变成了壹场大屠杀后，下令纠“左”。为了挽回民心，决定首先把张殿銮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拿来当替罪羊，杀了平民愤。    

嶽西土改惊动了邓小平，邓指示“纠左”。邓说：“如果乱杀人，壹定要失败。”可见邓小平不是反对杀人，只是不要“乱杀”。 不过从邓这个讲话中也透露了当时这个“刘邓大军”的点滴真相，邓还说：“我们到大别山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壹是妳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妳们还肃不肃反？（意思是还借‘肃反’ 之名大肆捕人杀人吗）”。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可知，这个“刘邓大军”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扰民、害民。不然，邓怎么能说自己的部下“纪律不好”呢？共产党从来都说它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云云。

 （邓小平这个“反左讲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103页。）

（三）土改受害者点滴

 1、毛统区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忆。

 壹位署名李晋的作者撰文讲到他父亲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晋文）：

 “......我的故乡是吕梁山。我的父亲李时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后壹届贡绅（优贡）。他壹生以教育为业，在上世纪前30年，先在灵石创办双池高小（双池镇现为交口县所属），又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为了培养师资，最后执教河东师范，是故乡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决死队（共产党的山西新军）输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识青年。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把城镇烧了、把学校炸了。父亲回到敌后乡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产党员王磊（解放后任商业部长）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抗战活动，是故乡小有名气的开明人士。曾记得王磊常来我家，从日出谈到日落，夜裏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时我年纪小，睡在王磊与父亲的中间，听他们谈壹些我似懂非懂的问题，雄鸡打鸣了，他们还谈个不停，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到晋中、冀中读书。1947年冬，忽然听说父亲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归之路，没有留下壹句话、壹个字……”

 李晋在说到其父之死时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这件事已说明了毛共的野蛮、残忍、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丑恶面目。

 不过，与李时光同为晋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兴县大地主牛友兰及其儿子牛荫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鉴于此故事较长，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着名作家张中行曾对《文化自白书》的作者张者说过壹个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个村没有富户，没有吃“剥削饭”的地主，按有关政策是找不出地主来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须找出个“地主”来，条件不够便在“矮子裏面抜将军”，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张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险，而壹旦被划成地主，就意味着全家的灭顶之灾。当时张中行家裏大概只有这个妹妹在村中。为了挽救整个家族，妹妹想出了壹个不得已的办法：逃走。但这时民兵已经“封村”，所有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装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无故进出。这时张这个妹妹恰巧有壹个刚出生的有点残疾的女儿，母亲决定牺牲这个女儿。她把这个女孩摁在水缸裏淹死了，然后以掩埋小孩尸体为由骗过民兵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预定计划逃出了虎口。

 张中行对此事的评判是：“这虽然牺牲了壹个生命，但却救了全家人的命。”

 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壹个事实：壹旦被划为地主，就等于全家都被判处了死刑。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蛮、残忍、恐怖!

 3、建国后土改残暴如昔

 1949年毛共胜利了，政权到手了。这时的土改怎么搞？是人们曾经翘首以盼的问题，善良的人们希望毛能发善心，改弦易辙，因为此时大局已定，没有利用土改引诱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必要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赶跑了，手无寸铁的地主富农绝对不可能与新政权对抗，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办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况新朝开囯，新皇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大权在握了，可以对阶级敌人尽情报復、尽情蹂躏、尽情杀戮、大展平生之愿了。何况，没有了暴力土改，以后的阶级斗争怎么搞呢？而不搞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笔者分析，在全国胜利后，毛坚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为以后的阶级斗争奠定基础。毛共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历史，靠搞阶级斗争起家，靠搞阶级斗争发迹，靠搞阶级斗争夺得天下。而阶级斗争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个人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后的斗争对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间的仇恨；有了土改，这几亿人的大国才好统治......总之，没有阶级斗争，毛实在不知道怎样治国，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其二，让毛共庞大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新加入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民主党派人士，“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与过去的中共干部壹样，去参加土改，经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并且亲手沾上壹点阶级敌人的鲜血，让他们除了跟共产党走，再没有退路。也让他们看到地主的悲惨下场，才会更加忠于党、听毛的话.....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干部都要过“土改关”。毛把“土改关” 与“战争关”相提并论，认为1949以后战争关已过，就剩下土改关了。（参见毛在全国政协壹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做壹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第25—29页）。

 其三，让全国人民经受土改的洗礼，见识共产党的手段和厉害，为以后的极权统治打下基础。土改是个大课堂，让国人知道共产党喜爱什么，讨厌什么，“亲不亲，阶级分”，彻底破坏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接受毛式的马列主义“新教”打下基础。

 就在毛泽东紧锣密鼓准备新壹轮土改的暴风骤雨之时，农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绝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当然，也有知道在共产党统治区搞土改真相的国民党人告诉人们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为那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要搞土改“平均地权”人们已经听说了，作为地主和富农，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产”， 虽然是不愿意的，但他们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换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服从新朝的政策。他们还想，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还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后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还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与共产党作对，结仇，新政权没有理由跟自己过不去。何况，壹般的地主也没有能力去港、臺或国外躲避。总之，人们尽量往好处想，自己宽慰自己，提心吊胆等待决定他们命运壹刻的到来。

 这裏面应特别提及乡村中的士绅阶层。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识、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们有的是自已创业发家，有的是继承祖业，有的是从官场退隐田园。他们深受中国古代的“乡绅自治”“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决心为建设家乡、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时光壹样，他们首先热衷于办教育亊业，为家乡培养人才，还做些修桥铺路，或办实业之亊，以振兴家乡经济尽壹点力。这壹群体壹般都受过传统教育，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传统道德的守望者。他们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享有声望。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们对时事不甚热衷。对国民党没有太好的印象，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坏的印象。他们还知道共产党优待开明士绅，而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开明士绅。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们更恋栈家乡，而且坚信共产党会优待他们，所以共产党来了他们不出走。

由此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所想象的共产党与实际的毛共差距有多远！他们做梦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灭的死敌，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乡绅们发现当局这种意向时，已经无路可逃了，当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些待宰的羔羊统统逮捕在案，很快就当做“恶霸地主”、“ 土豪劣绅”，举行公审大会枪决了！杀人布告上都写着：“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毛共在建国后的土改中屠杀的士绅不计其数，也无从考证。但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儿子中国人大概不会不知，那就是后来名满中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的父亲都在土改中被中共当作“恶霸地主”处决了。这两位的儿子当时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绝非难事。还有壹位据说被蒋介石封为“民国第壹乡绅” 的湖南祁东县名儒周聆琴先生（网上小说《民国乡绅》主人公），其子曾任蒋的总统府秘书，此时也在美国。但周聆琴也不出国避风头，结果坐等当局以“恶霸地主”之名处死。（1982年已由祁东县法院平反。估计金庸、梁羽生的父亲也会“平反”，因为他们都有作为名人的儿子。没有这种儿子就别想申冤了。）

 有关毛式土改的野蛮和惨无人道，前面已经说得不少，现在补充几个较完整的故事，以便让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圆满”。

 1、李忠邦案。

李忠邦，云南屏边人，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豪绅。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对国民党的壹党专政和官员贪汙腐败极为不满，对毛泽东、共产党倡导的建立壹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十分向往。在经商致富之后，李置下了田地产业，并致力在乡裏办学校、兴教育。李为人豪爽，极富正义感，在乡裏扶贫济困、除暴安良，还积极支持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因而曾两次被县裏的常备队抓捕。然而李则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自组武装，亲自带领队伍缴了县常备队的枪，因而名声大震。在屏边当时还广泛流传着“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惩恶贼”等传奇故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看到李忠邦能量颇大，又得人心，便暗中与之联系，李也不避风险，慨然与地下党交往，其家壹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党员避难所。

 壹个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产党，那就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万保邦。李忠邦乃万保邦侄女婿，两人关系自然非同壹般。而万保邦也是壹个有“反蒋”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动下，万保邦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李忠邦被任命为万部最具实力的第三团团长。后来滇黔自卫军与国民党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有效地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使得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得以顺利建立和发展壮大。而李忠邦则被国党政府列为“通共匪首”缉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难。后李忠邦征得万保邦的同意，干脆率部投奔中共“边纵”的麾下，被任命为边纵第四支队第33团副团长兼独立大队队长，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装领导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装后，李忠邦作战勇敢，多次获得纵队、支队的表彰。及至云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边纵”与中共正规军会合整编，李忠邦被派赴家乡屏边剿匪，任屏边剿匪大队长。临行前部队首长勉励其再立新功。

 历经千难万险，屏边的剿匪任务终于胜利完成。征尘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级招去谈话，人们都以为上级要对他嘉奖或提升。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当场逮捕。几天之后即被枪决，罪名是“恶霸地主”。

 原来这时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来拥有的财产，以及他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恶霸地主”条件，当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灭的对象，只因为他的“剿匪任务”尚未完成，才让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灭了，这个剿匪大队长的末日也就到了。

 处决的当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属、骨干近20人同时被捕杀害。更多的部属则在遣散后陆续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扫地出门。其时，李忠邦的儿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战军第13军文工团工作，其创作的剧本获得全军文艺汇演壹等奖，有关领导正要送其去相关院校去深造、培养，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时，军部保卫处突然将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雳，细细打听之下，保卫处才告诉他：地方政府来函，告知他父亲已作为“恶霸地主”被枪决。他理应受到政治审核。

 后经调查，李斌被无罪释放，但清出部队。之后李斌在家乡艰难谋生，辗转多年，终于谋得在壹个山区小学当民办教师。李斌努力工作，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嘉奖。但终因家庭出身和父亲的“罪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妻子离婚，孩子随母而去。

 经过20多年炼狱似的教养农场的磨难，九死壹生的李斌终于幸运地迎来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对我父子悲惨遭遇的回眸与思考》）

 2、“宋森案”。

 广东作家牧惠撰文说，他收到过去武工队的老战友宋群寄给他的壹本书，书名《宋森传》，是写其父的生平事迹。于是牵出他对宋森的回忆。

 宋森，广东鹤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倾人士，从 “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国共三年多的内战，宋森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壹边。他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共，出钱出力，宋森还创办了壹份叫《鹤侨报》的小报，为中共帮腔造舆论，他还把自己三个子女送进毛的“革命队伍”。

 宋森的家乡被中共“解放”了。其时他在香港，出于胜利的喜悦，他跑回鹤山，在县裏谋得壹份编县誌的差事，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积极，热情高涨，带头响应政府的壹切号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款为誌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土改来了。土改是毛钦定的压倒壹切的“运动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就成了铁定的阶级敌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现，壹切荣誉，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都得壹笔勾销，宋森就属此类。可是，宋森家只有两亩多田，怎么能划成地主呢？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两亩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剥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没有说宋森的其他“罪恶”，依宋森的政治表现，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政治罪恶”。可就是这两亩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细推想，宋森过去也算有钱、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这些才是他被划作“阶级敌人”的真正原因）。

 可怜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之后，选择了主动“自我了断”，不过，他没有像李时光那样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杀也是壹种犯罪行为，而且他还有三个子女在共产党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断”前特地写下了壹封遗书，再次向“党”表忠并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将我的金章和我补助填数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银行，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运的是，他的三个子女没有受到太大的株连，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册。

 宋森的故事平淡无奇。比较起来，下壹个故事主人公就颇赋传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与1911年着名的“3.29”起义（即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元老。北伐时，莫雄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与蒋介石是好友。北伐后期，莫雄思想转向左倾，不过，他仍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裏。1930年，莫任上海警税团团长，在其部下的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项南之父）的影响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产党的地下战友。1934年，莫被任命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其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部署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围歼红军的“铁桶计划”。莫感到红军处境危急，偷偷将代号“铁桶计划”的重达壹、两斤的文本带了出来，回到驻地便把会议的布置和铁桶计划的文本和盘告知并交给了严希纯和项与年。严、项感到情况紧急，连夜将计划要点用密药水抄写在4本《学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后项与年化装成教书先生，步行六天，进入了红军占领区，亲手将“计划”交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手中。十天后，红军主动撤离江西，踏上了“长征” 之路。

 莫雄对中共的贡献还不止此。不久，莫调到贵州毕节地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总是把莫雄调到与红军接触的关键地方和岗位，可见其对莫信赖有加），刚好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要经过毕节，莫不惜冒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的风险，擅自将红军放行过境。蒋闻讯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将莫解押送进南京监狱。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久蒋又将莫放出，并降级任命他为广东南雄县县长。莫雄决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职权将被国民党大员余汉谋关押在南雄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被俘的红军全部释放了，莫自己则跑去了香港。

 中共夺得政权后，当时在广东和华南主政的叶剑英算是不忘旧恩，给莫雄去信，诚恳邀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莫雄自恃对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广东，受到叶的热情接待。接着莫又在参与剿匪，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测。这期间叶剑英在广东搞土改试点，鉴于广东侨属多的特点，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获得壹片好评。谁知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让步，唯独在土改政策上是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的，据说，叶剑英在红军长征中对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叶在土改上的“右倾”。毛立派他的亲信、公安部长罗瑞卿急赴广东，调查并扭转广东土改中的“右倾”和“地方保护主义”。

 罗瑞卿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东大展拳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这次运动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广东本地干部纷纷落马，壹些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处死。叶剑英则被毛调离了广东和华南。

 失去了叶剑英保护的莫雄这时也在壹夜之间由共产党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莫的家乡农会派人到广州抓捕莫雄，这时莫背负有诸多罪名：蒋介石的走狗、反革命侩子手、地主、恶霸....其中任何壹项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时的莫雄不是国民党在职高官，不享有被“统战”的资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条。莫雄家乡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莫雄押回后立即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当场将其处决。

 可是，就在这千钧壹发的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身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要职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叶剑英邀请回国的“特异人士”，现在叶剑英虽然调走了，但是不能不顾及老上级的面子。于是他向接替叶剑英主持广东和华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铸进言，详细说明了内情，求其网开壹面。陶铸斟酌再三，终于同意刀下留人。

 从鬼门关走过来的莫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莫言被划为“极右分子”。但仍然多亏了古大存的关照，莫雄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后来陶铸与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铸以“右倾”之名拉下了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国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这种幸运的没有几个。下面彔两个“正常”案例，为本章作结。

 4、张翅翔案。

 《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个叫张翅翔的人的文章，谈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张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个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国大地，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张翅翔，被爱国激情所驱使，毅然投笔从戎，和当年很多热血青年壹样，他选择了共产党，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胜利，经过多年生与死考验的张翅翔回到湖南，这时他是壹名共产党干部，在省城长沙壹家出版单位工作。阔别家乡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乡，见到魂牵梦绕的亲人。

 可是，当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当头壹棒，炽热的心灵像是被猛然泼上壹盆冰水，激情熄灭了，心绪降到了冰点。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击，而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有家难归，实际上无家可归了。

 张家由祖父创业，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创下壹份家业，在当地算得上是较大的地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奋斗，留给他的子孙后人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让他们坠入了万劫不復的深渊。

 祖父生有4子，各立门户。土改降临，张家首当其冲，第壹场开局，就选择张家两个兄弟开刀祭旗，两兄弟在同壹天同时受戮，抛尸荒野。另壹个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几天，便被农民用乱棍打死。最后壹个弟弟不成气候，家道中落，只划上“富农”，按理，该给他留壹条活命了。可是贫农团的凶手壹合计，四兄弟已去其三，这壹个断不能留下作为后患，于是把这个富农关进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计不能活命之后才放其回家，让他死在了家裏。

 第二代被消灭干净了。

 张家人丁兴旺，第三代有十三个男孙，17个孙女。13个男孙中，两个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个惨死狱中；壹个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劳改，壹去30年。另有3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管制劳动；2个流落外地他乡。2人终生无妻。

 17个孙女，被迫自杀的3人，最小的壹个夭折，壹个患抑郁症长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与残疾人为妻，或远嫁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过着与野人无异的生活。

 张翅翔属第张家第三代，虽然自己少年即参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十字架，把他压得踹不过气来，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余，他更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夹着尾巴生存。但共产党这个队伍註定不能容许他的存在。1955年“肃反”时，他被无端诬为“叛党”；两年后反右时，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直到1980年，经过25年劳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劳改农场。

 “改正”后的张翅翔在壹个出版社当壹名编辑。25年的劳改生涯，全家几代的毁灭，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他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战战兢兢度日，彷佛壹具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来转机，1991年，张翅翔获准移民美国（估计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国）。此时张翅翔已年过花甲，若按常理，壹个人老年离开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别之情。然而这时的张，却有壹种无法言表的兴奋，壹种再生的喜悦。在异国他乡，张着有《西山漫忆》壹书，其中壹段描述当年他跨出国门时的心情和感受：

 “跨过罗湖海关之时，自我感觉像壹条从古堡深井裏跃入浩瀚大海的鱼，其畅快喜悦，比之为受难时之苦恨不能高飞远逸，壹生壹世梦想终于实现。”

 张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斩尽杀绝”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来说，却还算是幸运的。特别是他在暮年，终于脱离了禁锢他几十载、毁灭他壹家三代的囚笼而“展翅远翔”，死而復生。我们为他祝福。

 下面再讲壹个更加不幸的故亊，却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吴之伯家族案。

因为原文作者叫吴之伯，我们姑且叫吴之伯案。吴之伯，1928年9月出生于云南宣威县西泽乡。1947年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参加中共的边纵六支队，为中共党员。建国前夕转入地方。在会泽、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县县长，1958年3月整风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威信县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公职，押送彝良大坪农场劳教。1962年1月“摘帽”，当局赏给碗饭吃，让他在镇雄县农水科任林业员，月薪28.5元。后当过五年英语教师。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离休。下面是吴自撰的原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爷爷挖铜矿发点小财，买田置地，修了上下两个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爷爷生下父辈四兄弟和壹个姐姐。每家分得三间住房，三亩水田，十二亩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烧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辈各家累遭匪患，逐渐破落。大人们不论男女，人人劳动，也仅能煳口。大伯家每年还差两三个月口粮，根本达不到土改划地主的标准，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1952年家乡的土改是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和老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来搞的，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找出壹两家地主富农来，父辈们房屋好壹点，有点饭吃，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拿不出根本没有的“银子”来，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裏水沟。 
  （二）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毕业，教书。当过小学校长，后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当医生开药店，被诬为“反动会道门分子”抓进监狱，摧残折磨，两年后查无实际，出狱就惨死于昆明，年仅44岁。 
  （三）母亲浦双英，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最后壹次在离家二十余裏的大街上斗争，被壹群恶棍用乱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吴绍崟，土改中，追问银元浮财，拿不出来，被迫跳崖自杀。 
  （五）四叔吴绍煋，老实农民，盘庄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楼四层楼跳下，脑浆崩出而死。 
  （六）小叔吴绍煌，土改中几次被吊打捆绑，两次逃亡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七）我的儿子吴兴亚，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亦是地主）照顾，我划右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见半点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绝望自杀。 
  （八）姑爹叶家林被划为地主，土改中被反復斗打，不忍酷刑，谎称有银元藏在房梁上，于是他从房梁跳至地面，头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样在52年土改中自杀身亡。

（十）1963年正当我在农水科任林业员时，壹位农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贫如洗的“摘帽右派”，愿与我重建家庭。婚后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兴文，刚满三岁,因感冒导致肺炎，本属小儿科常见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为控制对象，加之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从百余裏外的坡头步行赶来，背他进城医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儿子吴之才，不满十五岁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饿死在外地。
我全家亲属12人，在毛泽东暴政下血淋淋地惨死，真不堪回首！

土改理论

作者 宋永毅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土地改革，字面上很好理解，中国的土地制度不合理，要进行改革。
 
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壹次代表大会》，苏共在会上指示中共，要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自己手中。
智效民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壹书中写道：“这次会议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到，中国是壹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打倒军阀，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这次会议是中共关註土地问题的开始，而后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脱胎于此罢了。” 
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中，是很难产生如“阶级斗争”、“剥削压迫”、“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全人类”等等壹大套理论的，但有了“十月革命壹声炮响”、有了苏共这个老师，有了祸害人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大地上，壹种前所未有的天翻地复就在所难免了。
中共借马列这个外来的幽灵，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游荡”，它石破天惊地诊断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中国有壹个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和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前言中写道：“封建土地制度的存在，使广大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残害、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和处于破产的境遇，这正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
 “反动的封建社会”、 “残暴的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土地制度”、“地主剥削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消灭剥削压迫”……这些话语，既是中共宣讲了壹辈子的“革命理论”，更是其拉大旗闹革命的“合法性”所在。
《中国土地改革史》（人民出版社）前言和绪论中说：从1921年算起到1953年为止，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奋斗了32年。终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这样，中共宣称他同中国历史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不同——他站在壹个道义高度——消灭剥削压迫，救民于水火。
这儿，姑且不论其“宣称”是否是其真实目的，只谈其“理论”的错误。
 
壹，中国存在中共所说的那个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吗？
 
马克思以西方社会的发展为参考，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五种类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共照搬这种划分，说中国也经历了这五个阶段，为了同西方保持壹致，秦至清的两千多年被称为“封建社会”。
着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指出，这种划分法对中国而言“有名实不符、削足适履之弊。”（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壹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
所谓封建，就是分封建制（建藩），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封赐给他的臣属。它由“宗主”或“领主”与“封臣”之间层层分封的金字塔形结构所组成。封臣又可以再往下分封，政权、土地逐级承包，形成大贵族——小贵族——骑士——农奴的封建结构。在这种封建关系中，封建领主既是贵族又是地主，在封邑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经济和司法权。但这些赐封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封邑中的老百姓（农奴）没有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迁徒，对封建领主有依附关系。贵族地主对他们则有随意处置的权力（甚至有“初夜权”）。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如果国王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
中国从秦到清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封建制度”吗？
秦始皇统壹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从此以后，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壹言九鼎，“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同西方完全不同，毫无“封建”可言。还有，中共常说的壹个词是“封建专制”。其实，封建和专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恰好就是用专制来克服了封建（先是英国，后是德国）。“因此，把这两个合在壹块说很滑稽。”（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
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经济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冯天瑜教授提出，将先秦至清朝两千多年统称为“封建社会”“名”、“实”相离。因为，这个阶段的显着特征是，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地主—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复盖全社会。冯教授说，中、西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欧的土地不可买卖，而中国的土地则可以自由出售。因而“地主阶级不是封建产物”。（见“封建社会再认识” 武汉大学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14日）着名民国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在《我认识了共产党》（香港自由出版社，1951）壹书中说：“中国的情形（同西方）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说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
中共硬搬马克思的社会划分，发展出了壹个错误的封建社会和荒谬的封建地主剥削理论。于是，从1931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到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都强调，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同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便是要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二，农民与地主是这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吗？
 
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有关文章，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壹书写道：“地主阶级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他们曾被迫举行过大小数百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见该书“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壹章）
这是又壹个同划分“封建社会”壹样荒谬的理论。
丁弘教授在《中国地主经济问题》壹文中指出：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在“地主有什麽罪恶？”壹文中说：“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不是壹种罪恶，而是壹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壹样的性质。
董时进在《共产党的封建和反封建》壹文中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崩溃了，然而到现时中共却狂热地喊出壹个‘反封建’的口号，把它当作他们革命的三大目的之壹。这本来是等于无敌放矢，但是他们却创造出了壹些假想的敌人。他们第壹号的封建标帜便插在地主和富农的头上。他们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可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任何民主国家的土地制度没有区别，而且中国的土地是很零碎地分散在极多数的贫富不等的人们手中。”他指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可以自由买卖、自由租佃，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壹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这种关系是壹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他还进壹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
 
中国以前自由买卖和出租土地，同现在自由买卖和出租房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现在是房产证，以前是田地契，都由政府收税盖章。以前出租土地也同现在出租房屋性质壹样，哪裏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当然，地主群体中也有贪婪、残暴和为富不仁之人，但这占多大的比例?是不是这个阶层的主体？难道贫下中农、工人、商人、共产党人的群体中就没有这种人？
可是，中共编造了妖魔般的四大地主——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说他们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形像，或者说，地主个个都像这种妖魔。
 
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的吗？从陈胜吴广到黄巾起义，从黄巢造反到太平天国，几十次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土地制度不合理和地主剥削吗？
学者蒋祖权在《地主～历史的冤大头》壹文中说：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暴动，没有壹次是地主剥削直接导致的。没有壹次是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和地主的矛盾激化导致的。他说，中国农民运动的三大直接诱因是： 1.天灾、瘟疫导致衣食无着。2.官府的横征暴敛，贪官汙吏的巧取豪夺。3.宗教组织的趁机煽动。蒋祖权强调：历史壹再证明，最后激化矛盾导致农民暴动的导火索，是官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员的胡作非为！
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壹书中说：“许多农民暴动都有绅士参加，他们联合反对暴政，相依共存，指向政府，主要问题是政府官史对老百姓的压迫问题，他们都是暴政的被压迫对象。”（第116页，明镜出版社，2010年）
还有，在中共划分的“二千年封建社会”裏，地主犯法与农民壹样要被告官受审，这原本是历史的常识，可是，中共非要说，地主比官府还利害，“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这种现象倒是在中共发动的血腥土改中出现了，只是对象被颠倒——笔者在《血红的土地》壹书中对此有不少真实案例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裏，壹个人今天买了田地，成了地主（阶级），他便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农民”了吗？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田地卖了，转而租地耕种，他便因此要“在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过着极端贫困的奴隶式生活”？还有，今天他因为挣钱买了几亩地，成了地主，于是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黑五类），明天他因为种种原因把地卖了，成了贫农，于是他就成了革命所依靠的好人（红五类）？如果今天有人对壹个房东说，妳因此拥有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特权，可以随意打死或者处死租户。”人们壹定觉得他疯了。如果他对有房产的人说，妳（因此）是壹个坏人，对壹个无房的人说，妳（因此）是壹个好人，人们也会觉得他疯了。
壹个人拥有了土地，无论多少，也无论这个土地是怎么来的，便成了罪人，将土地出租，便被认定是剥削压迫，这就是中共的革命逻辑。
不幸的是，这种极其荒谬的“地主剥削压迫”“理论”，成为中共革命起家的“合法性”，更成为他们暴力镇压地主（包括其子女）的理由。
 
三，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制度”吗？
 
中共搞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有壹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者说“革命理论”），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他们残酷地剥削农民，这便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极不合理”按中共的说法，体现在“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土地集中在了极少数人手中。中共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政协会会议演讲中，都引用这两个百分比的“理论”作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根据和理由。
这个百分比，据说是“根据广泛调查和统计资料”的结果。农业经济专家董时进对这“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他说：根据他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他在《共区的土改与反土改》壹文中说：这是完全凭空臆造。因为“这样的所谓‘广泛的调查和统计资料’，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 原因是：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他在《中国土地分配状况壹斑》中写道：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情形，从无普遍和精确的调查。比较规模稍大的抽查，当推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16省163县175万余户所举行的壹次，兹示其结果如下：
每户所有亩数   户数百分率      亩数百分率
5亩以下          35.61             6.21
5亩至不满10亩     23.99            11.42
10亩至不满15亩        13.17            10.63
15至不满20亩         7.99             9.17
20至不满30亩         8.22            13.17
30至不满50亩         6.20            15.54
50至不满70亩         2.17             8.83
70至不满100亩         1.31             7.16
100至不满150亩            0.72             5.71
150至不满200亩            0.24             2.76
200至不满300亩         0.20          3.17
300至不满500亩         0.11             2.63
500至不满1000亩         0.05          2.30
1000亩以上       0.02          1.57
 
从此表可以看出，五十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5.18%，占了土地的66.14%；壹百亩以下占了农户的98.66%，占了土地的82.13%。而壹百亩以上只占了农户的1.34%，土地的17.87%，千亩以上之户数只占0.02%，其地面则只占土地的1.57%。
董时进说：“本表所示与共产党人所说的土地集中情形，迥乎不同。共产党不能亦不肯说出确实亩数，而只用壹些‘地主’、‘富农’等空泛模煳的名词，以淆惑听闻。照此表，则壹千亩以上者可勉强称为大地主，即使将他们的土地全部分出来，亦何济于事。”
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方进行乡村调查，他指出，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下，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他写道：“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郑平）全县90%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壹乡村工作地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有《定县社会调查》壹巨册，此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作调查：……结论如下：壹，90%以上人家有地。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10%。有壹百亩以上者占2%，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壹、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51-152页，香港集成图书公司出版，1963年）
1980年代末期，几位学者在进行农村社会文化调查时，在浙江省北部找到了壹些土改时期的宝贵资料，其中就有1951年5月村民张榜公布的各户田地占有情况的原始表格。例如，在海宁县，土改前在全县范围内，有76% 的土地分散在构成农村户数总数 86.4% 的中农和贫农手中，仅有 11.6%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他们调查的陈家场行政村，68% 的土地分散在占总数 83% 的中农和贫农手中，而仅有10% 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曹绵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第 25-26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这份真实的土地占有分布表格，可以让我们管中窥豹：土改前中国的土地，并不是如中共所说的“大部分土地集中在极少数的地主富农手上。”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壹书中说：“民国时期中国耕地若以14亿亩计算，人口以4.5亿人计算，那么人均拥有的耕地则为3.11亩……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很低的壹类。”（第10—11页）。作者列举了欧美南美等21个国家，其平均人均耕地为11.37亩。
我的《血红有土地》壹书主要采写的是川东土改。那么，川东的地主平均有多少土地呢？《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在《解放初四川土地改革及其意义 》壹文中披露：“土改结束后，地主每人平均从14.59亩下降为1.47亩。”，这就是说，那些被说成“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的“剥削阶级”——地主们，平均只有十几亩土地。而这个14.59亩的平均数，是全四川省的，川东地区大多是贫瘠山区，地主们的平均亩数，应当更低。
正因为中国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地主们也没有多少地，于是，在划地主和分土地时就乱来，把拥有土地比该村平均数多壹点的中农的土地也拿来分，成汉昌说：“例如在晋缓解放区老区，在被平分的土地总量中，40%是抽动中农的，河曲、保德、兴县三县抽动中农土地的比重45%以上，还有的地区竟有高达80%以上的。”（《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第607页）
 
中共在虚构了壹个“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同时，又指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不劳而获。
在中共造反闹革命时，中国的确存在着贫穷，也的确落后。但，这是由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残酷剥削”造成的吗？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壹书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仅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相反还表现出了停滞式下降的趋势。从1873 年到1933年的60年中，中国人口增加了31%，而同壹时期全国的耕地总面积仅增加了1%，从1893年到1933年的4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23%而耕地面积却没有任何增加（第11页）。
中国的人口，从秦汉到明清2000年间，增长了约20倍，其中从汉到明壹千五六百年间，中国人口无大变化，历朝人口最多时只有五、六千万，中国人口猛增始于清朝前期，前清近百年间，人口翻了壹番多。乾隆五十年期间，再翻壹番。以后45年间，又净增壹个亿。
下面是我国古代几次重要的人口统计数字：
 
  公元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59594978人。
  754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52880488人。
  1066年(宋仁宗治平三年)，2909万人(不包括边地政权人口)。
  1281年(元世祖至元十八年)，5883万人。
  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60692856人。
  1741年(清高宗乾隆六年)，143411559人。
  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301487115人。
  1835年(清宣宗道光十五年)，401767053人。
 
（註，此数字来自笔者讲授《中外文化交流史》课程时借来的壹本参考书，写此文时壹时未找到该书。）
 
学者赵文林等在《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以研究的数字表明，在清代两百余年间，人口从明代的不足壹亿猛增到四亿多（405.484，单位：百万），激增的速度前所未有。
正是由于清朝人口猛增，导致了人均土地和人均口粮大减。吴慧先生对中国历代粮食产量进行了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列出了两张表。其中壹张表如下：
 
西汉末    人均原粮993斤    成品粮597斤
唐    人均原粮1256斤    成品粮665斤
宋    人均原粮1159斤    成品粮605斤
明    人均原粮1118斤    成品粮626斤
清中叶    人均原粮628斤    成品粮350斤
 
这张表说明壹个重要问题：到清中叶，人均占有粮食数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人口迅猛增长。由于人口数量猛增，耕地面积的增加跟不上人口的增长，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农村危机的情势也越发明显了。
所以，成汉昌在《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说：“人口与耕地数量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及农业产量的减少，是造成中国近代农村危机的壹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18页）另外，他还指出，民国时期，农村的壹个矛盾“主要是农业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结果。”（第12页）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壹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中共这个“幽灵”诞生以来的许多恶行现在都已经多少得到了揭露和批判（如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但土改的“铁幕”还远远没有掀开，其“合法性”还“伟大、光荣、正确”地巍然挺立。今天，我们回头看去，中共的这种“崇高的革命性”全是壹派谎言。如：中国农民现在“耕者有其田”了吗？中国农民现在翻身作了主人了吗？土改之后，农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了吗？中国的贫富不均现在消除了吗？中国老百姓现在不再被剥削和欺压了吗？

掠夺行为

作者 凌沧州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壹场腥风血雨的浩劫降临神州大地，无数中国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人权被踩踏，土地的权属被贡上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祭坛，彷佛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需要部落活人的心脏祭奠太阳神，鲜血涂满金字塔壹样，古老的东方神州，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共产主义铁血征服，暴力集团、犬儒阶层与愚民群氓合力打造的壹次次政治运动，不仅让暴力集团自我造神的人造红太阳晒得神州赤地千裏，而且在壹场场杀戮狂欢和集体逼迫清洗中，布局了绵延70余年的共产主义黄金时代的谎言与神话，让血汙、游魂与真相永远沉埋在深深的地底。

            最近，加州的州立大学教授宋永毅主编的《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历史回顾》出版。彷佛对70年的历史中沉埋地底的血汙与尸骨，进行了壹次深度挖掘和科学 “考古”。70年后，在网络戏称“厉害国”进行造神新长征的时代，在“宽衣帝”指示“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时代，宋永毅的声音很具穿透力：“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还有什麽特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这不仅因爲70年来中共官方製造了种种关于他们的土改的「伟大成就」的政治神话，导致毛泽东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还没有被全部揭露；还因爲70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后果正阻滞着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健康进程；更因爲而当今的中共领导人千方百计地想让整个民族遗忘历史的教训，以便他们可以顺顺当当地沿着这条独裁和极权的道路走下去。”（上册P12.）

            土改时代的先知：旷野的呼喊

            要对7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进行文化与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就必须先对“考古遗址”挖掘出的历史材料、“血汙与骸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鉴定与探索，要定义和质疑诸如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了、人物与剧情、时间与地点、规模与手段、工具与细节、后果与效应”等问题。

            关于“土改”是什么的问题，书中专家与学者都有迥异于中共编织70年的神话的判断。宋永毅认为，土地改革有“三个特徵和要素：1. 阶级划分的运动理论基础；2. 法外杀人的群斜┝π问剑�3. 劫掠私产的国家财政机制。”（上册P12.） 学者程映虹在书中横向比较了北韩与北越的土改，认为共产国家的所谓土改，本质上是壹种“国家农奴制”。他写道，“得到土地，失去了自由，下壹步就是沦为国家农奴。”（上册P42.）书中的大部分学者都有这壹共识：土改只不过是中共控制中国人民和中国财富的手段之壹。

            1949年，在神州晦暗如铁、山河陆沉的血腥岁月裏，无数知识精英要么趋附，要么屈膝，有壹人秉承古仁人誌士风范，“虽万千人吾往矣”， 先是向毛泽东上书，请毛泽东“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下册 P85.），此人最后被迫出走流亡。1951年他在香港出版《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我认识了共产党》。他孤独而警醒的声音，70年后读之，彷佛能感受到华夏民族在沉沦炼狱前有人在旷野中的呼喊，如同耶利米时代堕落衰败的以色列民族即将沦亡于异族前遭到先知耶利米的泣血哀求与怒斥警告。此人就是中国的农业专家董时进。董时进的文字，使我们得以壹窥那个时代先知的洞察力和预言能力：“ ‘中共的意向是人人不许有土地。’ ‘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并非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不过是他们壹时应用的壹种策略，是在革命过渡时期用来拉拢壹部分的贫农和流氓地痞的手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壹切土地社会化，这即是收归国有。将来壹切人都不准拥有土地，壹切土地都归共产党的政府，使那个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假改革之名行抢劫之实。’ ” （丁凯文《董时进 VS 毛泽东》，收入《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下册P84）。对于中共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董时进先生是这样评论的：“这《土地改革法》最重要的壹条即是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有了这壹条，抢劫就合法化了。这个‘法’的产生没有经过民主合法的手续。现代国家的通例，凡是立法必须经过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承认，然而这个《土地改革法》仅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少数几个人便将人民大家的土地财产，不问罪名，不加审判，壹起没收了。假使这也可以算是‘法’，那末，壹群强盗，向人民大众宣布，他们的财产都要壹齐交给强盗，也应该算是‘法’了。”（同上）。

            土改这场浩荡的暴力抢劫运动，虽然没有像蒙元满清征服与立国之初，搞出无数屠城的剧目，也未必如秦国虎狼之师击败六国，坑杀降卒，伏尸百万，流血漂杵，但却也是赤祸绵延，杀人盈野。宋永毅指出：“如果我们把土改作爲毛泽东时代第壹个政治运动，把文革作爲毛的最后壹场政治战役，它们的共同点即是对某壹社会阶层的大规模屠杀。不幸的是，这壹社会阶层就是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地主富农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三次震惊全国的对土改对象的大屠杀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杀人」的运动形式的延续和翻版……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广西大屠杀。据机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万人遇难，而其中土改对象、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56%左右。如果我们进行壹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 ，还不难发现，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杀都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和广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虐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杀人的暴力壹脉相承。值得註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裡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之前，凶手们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钱来，便可以买下妳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壹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裡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麽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上册P15-P16.）

            宋永毅根据中共的官方材料，统计出：“自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裏，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8.3万人死亡。他们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漠然逝世。作爲壹个有两千多万人之械闹泄辉Ｅ┟竦摹附准丁梗恢泄泊尤馓迳喜腥痰叵鹆恕！保ㄉ喜酨18.）        

            仅仅土改的几年时间的暴力死亡人数，应该远超历代征服屠城的人数；如果把暴力土改、大饥荒、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杀等受难的人数累积相加，则是古今哪个暴力王朝和政权都望尘莫及的。

            杀戮狂欢：神州处处是刑场

            今天当我们追溯1950年代时，绝对想象不出那个时代由毛氏“总导演兼总策划”、亿万中国人出演龙套、配角、道具、炮灰的暴力大片是如何血腥、荒诞、残忍、不伦与野蛮。清代着名诗人徐述夔曾写下：“江北早已无净土，乾坤何处可为家？” 我觉得套用于1950年代的中国，也无比贴切。不仅是“神州何处可为家”，而且是“神州处处是刑场”。

            学者谭松在《土改运动中的杀人和酷刑特性》说，“中共土改运动中的大屠杀，有壹个很显着的特点，就是把杀人现场布置得轰轰烈烈，热闹非凡。首先广泛动员，尽可能四面八方的人都前来观看......其次是组织文娱活动，如打腰鼓、扭秧歌、演唱......还有就是组织啦啦队，像观看体育比赛壹样，把杀人现场搞得热火朝天。”（下册P224.）

谭松叙述目击者讲的故事：“1952年的3月2号，秀山枪毙了壹个名叫杨卓之的名人。我亲自到现场观看。杨卓之跪在地上，壹枪打了。打了之后，我看到杨卓之的脚还在壹抽壹抽的。这时上去了三个人。壹个手提壹把菜刀，另壹个拿了壹个小锅和壹个菜板.......”(下册P242-243.) 简言之，就是在刑场十多米处，烧起火架起锅子，爆炒杨卓之的心脏。

            至于暴力土改的残暴下流，对妇女儿童的摧残，那就更不在话下。谭松列出了当时壹些对妇女的酷刑，可堪与与唐代酷吏来俊臣的《罗致经》中的十大酷刑壹拼，都可以载入史册。其酷刑手段有：“钓美人鱼”，“吊秤砣”，“吊乳头”，“猪鬃毛戳乳头”，“烧飞机洞”，“包谷球球”，“裤裆裏放动物”，“用铁条（或竹条、木棍）插入阴道， “看风景”，“摸洋钱”，“火马草磨或塞入下身”。（下册P250-254.）这些酷刑，我不必復述，仅从名称，就可窥见端倪。

            南方的土改既残暴下流如斯，北方就更加没有净土。学者智效民的《晋绥边区暴力土改的背景与真相》不仅记录裏“各种酷刑触目惊心”和“分房分地分老婆”（上册P255-259.），而且更记录裏土改对中国传统人伦的毁灭性示范作用。在蔡家崖“斗牛大会”上，共产党的干部牛荫冠目击他的地主乡绅父亲牛友兰遭遇人生滑铁卢。“61岁的牛友兰被反绑双手，与很多地主富农跪在主席臺上。斗争进入高潮后，有两个人按住他的头，将壹根铁丝穿进他的鼻孔，并强迫坐在主席臺上的牛荫冠下来牵上‘老牛’游街示众。牛荫冠下来后，据说牛友兰不堪这种伤天害理的汙辱，用力把头壹甩，鼻翼下面的脆骨被拉断，顿时血流满面......没过几天，牛友兰便惨死在关押他的窑洞裏面。”（智效民，下册P251-252.）

            另壹个灭绝人伦的故事是这样的：“刘象坤被打死后，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因为被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就直奔会场，上臺讲了壹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臺来，从民兵手裏接过壹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智效民，下册P254.）

            这些故事现在大多沉埋在地底，不会在中国主流媒体与出版物上出现。骸骨深埋地底，鲜血浇肥沃土，记忆遗忘风尘，洗脑常洗常新，这种普大喜奔的局面，最有利于谋杀者、劫掠者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与后裔。因为他们屁股底下的赃物已经洗白并且合法化。集体谋杀与集体劫掠的主嫌，现在肉身已经刷金镀彩，被无数群氓愚民吹吹打打供奉进灵堂和庙宇。他们的血缘孙子们和精神孙子们在梦裏都为他们的暴富和崛起笑开了花。

            反观1950年代左右的中国农民，则是另壹幅卑微凄凉的剧目，可怜可叹可憎的剧目。中国农民在土地－－这壹散发着魔力的“魔戒”前面，无法抵抗它的试探和引诱，壹个个沦为谋杀犯和抢劫犯的帮凶，如同被裹挟的半兽人、强兽人的部队。几年之后，集体谋杀与抢劫得来的土地，再被暴力集团以堂皇的借口掠夺走。中国农民全体沦为农奴，继而在大饥荒年代成批饿死，这是对他们的手上也沾着受害者的血的天谴与报应。这壹宏大的暴力抢劫史诗的主谋者、执行者、参与者、胁从者、旁观者、沉默者，绝大多数都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报应。权力绞肉机使今日的谋杀者、施害者很快在明日变为被谋杀者与受害者，底层群氓如是，顶层如刘少奇、林彪者也最终被权力绞肉机绞碎。即使“总导演、总策划”毛泽东氏，也难免被浸泡福尔马林溶液中，陈尸“腊肉堂”，其尸骨未寒之际，遗孀江青即被捕，终至悬梁。

            但那些在土改暴力年代断命亡身的妇孺，她们又招惹了何人？若非这个民族的愚昧、原罪与癫狂，她们何至于遭受如此血腥与恐怖报应？如果有地狱，有阴间，她们的游魂在鬼门关、奈何桥等地点与毛刘林周朱等人相遇，是不是也像话本小说中被谋杀的人物，在黑暗中厉声高叫：“还我命来！还我父兄的头颅与土地来！”

      “暴力必以谎言为继”，谎言必为暴力先导

            俄国文豪、诺奖得主索忍尼辛曾有名言说：“暴力必以谎言为继”， 在我看来，谎言也必为暴力先导。因而，研究土改暴力前后的谎言，也应该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们不应忽略的功课。

            暴力土改既是新政权杀人立威的手段，也是劫掠民财的手段，通过腥风血雨式的清洗，完成通向极权国家之路。我们只要看看这场土改30年的结局，中共在其82“宪法”中，明确地写进 “全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国有”的词句，虽然中国农民早在50年代合作化运动中已经丧失了土地，但这时腆颜将劫掠结局写进其“宪法”中依然颇具喜剧效果，因为把这壹条与50年代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白纸黑字写下的“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照看，就知道他们给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完美土地骗局与劫掠以“宪法”的形式背书，如同给壹具具躺着这些愚昧无知、凄然无力的农奴们的早已冰凉和发臭的尸体的棺材钉下了最后壹根断魂钉。本书所收裴毅然《苏区‘土地革命’实况实质》和谭松《从土地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土地财政》等论文，基本梳理出了暴力集团百年来不变的土地劫掠史纲，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设了路基。

            然而对于50年代的完美土地骗局，宋永毅在批陈史料之后，揭示了骗局制作者们早已经机谋秘设、等愚民上钩的真相。宋永毅写道：“但‘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神话，已经被史实证明是历史笑柄了。因为在全国土改还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1952年， 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1952年5月10日）。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同意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并将此决议草案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彷行。”换句话说，在地主们的土地刚刚开始分配、即“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还没有被消灭之际，中共已经在策划把要取代它的“农民土地所有制”也壹并消灭，而以国家的集体化来没收所有农民的土地来。因而，有关“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承诺，完全是中共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壹场言不由衷的欺骗。”（上册 P376-377.）

            迷醉外来马列邪教乃至走火入魔的毛氏及其同谋们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史上壹场最成功的完美骗局与劫掠。早在国共内战快到尾声、百万生灵已经涂炭、共军挥师渡过长江之际，毛氏就如同丛林部族的酋长，拿着死人的头骨在火堆边庆祝胜利、唱歌跳土风舞壹般，附庸风雅地赋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即使在饿殍遍地、农奴们面有菜色、人相食的岁月，毛氏的土风民谣依然靠着权力的力量播弄被其征服的全境：“唯有牺牲多壮誌，敢叫日月换新天。”学者高王凌称：“中国的土地改革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斗争土改’的道路。”（上册P29）我以为，是否可以更进壹步地判断说，岂止是改天换地，简直就是偷天盗地，甚至是毁天灭地。当文明沦陷，野蛮癫狂，最后沦落到雾霾漫天，汙染遍地的时候，这种毁天灭地的神功也是天下独步，连他们的祖师爷马恩列斯，在坟墓裏復起，也会非常惊讶。

政治流氓

作者 陈宪辉 写于 二零一五年

中华苏维埃国

苏俄在华建立国家

九壹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在各地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时派周恩来到江西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操办建立苏维埃国。周恩来不是空手来赣，而是带着共产国际起草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全套建国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经斯大林批准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兼红军总司令，博古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发、张鼎丞、王明、彭德怀（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向应、方誌敏、任弼时、沉泽民、谭震林、曾山、夏曦、刘少奇、邓子恢、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徐特立、阮啸仙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与几个月后成立的满洲国壹样，中华苏维埃国也是外强扶植的傀儡国。不同的是，后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直接威胁着中国的首都，对中国的危害更大。中华苏维埃国在各方面都体现苏俄属国的性质：其壹，建苏维埃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二，建国日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苏联国庆日；其三，建苏维埃国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宪法大纲申明中华苏维埃国隶属苏联；其五，苏维埃国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壹样，高层成员名单全由俄人决定；其六，苏维埃国的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架构是苏俄引入产物；其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的是列宁头像；其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规定的镰刀锤子国徽、五星红旗国旗取自苏俄寓意；其九，苏维埃国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九部壹局）从名称到架构都照搬自苏俄；其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布：“我们贊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壹国”。谁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允许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有权分离出去的。少数民族独立条文是莫斯科专为将中国满、蒙、新疆并入苏俄版图的目标所制定的。这时的苏俄通过其控制的“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蒙政府、东蒙（呼伦贝尔）政权、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权控制着中国半壁江山；其十壹，中华苏维埃国的宗旨是“武装保卫苏联”，《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说得清楚：“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苏俄通过中华苏维埃建国文件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祸害。其壹是“专政”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壹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其二是剥夺私有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壹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规定共产党享有政治特权，有权剥夺指定阶级的公民资格，经济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苏俄苏俄引入的专政说和剥夺说在中华苏维埃国存续的几年中造成控制区内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减少，在后来的新中国带给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死难。

对于外敌入侵之时成立的苏维埃国中之国，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指出：“国家社稷被断送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壹切伦理观念宣战。”[1]  

苏维埃国的社会

苏维埃国将苏俄统治模式復制到了中国。这种模式对百姓全面监视，取缔自由。苏俄建立政权后设立肃反机构——政治保卫局（格伯乌GBU）。最初，肃反机构主要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党的变节者，后来对付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共培养政治保卫系统的骨干，从赴法勤工俭学生中选中周恩来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培养对象，送周赴英国、德国接受系统培训。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开始将其政治保卫系统引入中共。1926年，鲍罗廷通知陈独秀，苏共将帮助中共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建立情报特工机关，中共选派了要员顾顺章、陈赓和陆留三人从上海登俄轮赴苏，被苏共安排到伯力、海参崴等地苏俄红军特种部队接受各项特工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侦破、审讯、刺杀、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讯等等。几个月后，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卫干部携苏俄特工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归国。1927年，共产国际在武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共中央特务科（特科），下设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的保卫股、负责镇压脱离中共者的特务股（红队）、情报股和负责收编江湖武装的匪运股。从苏俄受训归来的顾顺章兼任了保卫股长和特务股长，陈赓担任了情报股长。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正式规定中共的各政权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六大会后，莫斯科安排全体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卫培训。随着在中国建立苏区，苏俄将其政治保卫制度移植到中国，在各苏区建立保卫部和肃反委员会。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

现代政党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来，中国政党如云，壹人身兼数党者大有人在。没有哪个政党残酷对付想退出者。帮会、黑手党和革命党都有报復变节者的作法，但设立专门机构对付想退出者却是苏俄的作法。苏俄将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国。中共特科传承了苏俄以极端手段对付变节者的传统。特科壹号首脑周恩来、二号首脑顾顺章曾率领红队残酷报復了不少前同誌，壹起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顾顺章变节后，周恩来率康生等壹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来到上海顾宅，将顾的家属，上门的朋友及杂工等十几人（壹说30多人）斧噼，绳勒的极端方式“满门抄斩”，埋尸庭院，上浇水泥封盖，以残酷报復警告党员变节的下场。周领导的灭门报復行动受到斯大林的夸奖。[2] 相比会党，共产党报復变节者更加残酷。共产党明确要求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其信条是为党的利益没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政治保卫局，照搬苏俄名称为GPU，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在其它苏区也设立了政治保卫分局，政治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主要干部都经过苏俄培训，莫斯科受训归来的邓发接替王稼祥任治保卫局局长，上海转移来的中共特科成员们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骨干，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人先后担任了政治保卫局下属各部部长。政治保卫局属下保卫队官兵武器装备最先进，配有长短枪，佩戴绿色加红框的领章，这壹“绿领章部队”就是后来中共公安部和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前身）。

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各级分局，在基层单位和乡村派有特务员。与在苏俄壹样，政治保卫局不仅监视和对付中共干部，红军将士，还监视、对付区内全体民众。与苏俄的“契卡”和政治保卫局壹样，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也权力无边，常常壹句“保卫局请妳去问话”就将人带走。政治保卫局可随意拘捕、审讯、处决他们指称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保卫局还负责执行肃反屠杀，按照革命党的规矩，以枪毙，暗杀对付变节者、逃兵，以使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清楚变节和脱离革命的严重后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苏俄政治保卫局模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政治保卫局向政府、红军部队派出特派员，向高级官员派出保卫员，规定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使苏区陷入恐怖。

在苏维埃国，民众的日常活动受苏维埃政府监视。苏维埃政府在路口设卡（递步哨），实行“赤色戒严”，盘查与逮捕被认为的可疑份子，村民离开村子须有路条，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须事先报告，否则会被扣押。[3]  民众被强迫编入数不清的苏维埃外围组织，如：贫农团、赤卫队、赤色工会（苏维埃国中并无工人阶级，长工，推车子的、抬轿子的、挑脚的、做短工的、手艺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青工组织、女工组织、革命互济会、省县区乡各级反帝大同盟、儿童团、少先队、慰劳队、歌舞队、妇女队、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清洁队、口号扇子队、选举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户口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组织。上述组织像壹张大网，将苏区的全体民众网罗进去。苏维埃政府不允许有人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网进上述组织中的壹个或多个。上述组织中设有监视、互相检举揭发的制度，包括常委会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内部评审制度、开生活会制度等等。[4]  民众为保全身家，不得不参加组织，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参加诸如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烧菩萨、换农民家裏的“天地君亲师位”为“革命始祖马克思”等等活动。[5]

苏维埃政府通上述组织和制度向老百姓摊派人、财、物，诸如：向每村摊派慰劳红军的毛巾、黄麻草鞋与布草鞋；强迫老百姓买“革命战争公债”；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求买了公债的农民将所购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变购买为捐献；号召捐献首饰银器等以支持革命；开展“借粮”给政府运动（政府不会偿还）；开展节约粮食支援革命运动；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自带饭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田；发动儿童团员“交月费壹铜板慰劳红军”；“扩红”：强制性派给各村扩红（参加红军）人数指标，其中长冈、上才溪、下才溪等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当了红军或给共产党做工。[6]  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由于财政危机，苏区的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日渐荒废。学童被组织成儿童团负责岗放哨，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7] 毛泽东将苏区这种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社会模式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在延安时期和夺取全国政权后均以苏维埃国的社会模式为样板，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壹张大网，听从他壹个人的指挥，在二十多年后按苏区的集权社会模式建立了全民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残酷搜刮下没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壹年间，中央苏区爆发了数十起武装抗争。更多的老百姓选择逃出苏区。为防止民众逃亡，苏维埃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处死。曾有个管钱的管理员花钱买了张路条试图逃跑，抓回后被处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尽管如此，逃跑仍大量发生。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壹些，有的基层干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几百人。于是，苏维埃将怀疑可能逃跑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逃亡无路时，自杀事件大量发生。自杀者中包括大批共产党干部。苏维埃报刊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8] ，间接反映出苏区自杀情况之严重。

参加围剿苏区的蒋鼎文晚年披露苏区情况说：“谈到共产党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们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当干部，用革命翻身斗争清算为诱饵，鼓动对富有的亲友斗争，杀死亲友留下血债，使人们因怕报復便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脱离不了共产党的羁绊。在国军进剿时，这些地痞穿着便服，拿出手枪威胁老百姓，不准向国军吐露壹点匪情，甚至谁与国军接近谁便遭殃。我们进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而是老百姓害怕这些流氓匪干的残忍杀害。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匪军可以杀人放火带走壮丁，留下残弱妇孺，国军不能这样做，国军进入赤区探不到壹点匪军消息，匪军可以留下匪干，留下儿童做国军的情报，反而对外宣传说老百姓厌恨国军，说老百姓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他们杀死不稳份子也诬赖是被国军屠杀的。我在江西行军时，时常发现被共匪屠杀的僵尸无人收殓，惨不忍睹。”[9]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的同学会，苏俄将暴力血腥的农民运动引入中国，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和毛泽东是苏俄选定的两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苏俄培训，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两个代表人物。1928年，毛泽东奉共产国际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红色政权的名义颁布了《湘赣边区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中“没收壹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条文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来的，也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为中共的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草案》。这壹草案与《井冈山土地法》大同小异。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照搬苏俄的暴力剥夺，不给地主、富农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绅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农分不到壹丘好田”。按当时中央苏区约三百万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农计，至少有六万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剥夺财产与生路。苏维埃国没有可持续财政来源，存续主要靠无偿剥夺。剥夺完地主、富农后，土地革命不能结束，需要继续以相对富裕者为剥夺对象，继续剥夺中农，最后剥夺到贫农头上。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连中农也被消灭，人民全体赤贫，苏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壹片衰败，人口迅速减少。不少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理想的红军将领对此感到幻灭，脱离了革命。例如，红军创始人之壹龚楚因看到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人民残酷压榨违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国民党。1934年，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重建江西，废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归原主”为原则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在调查黎川和广昌两个县的重建情况时发现，多数农民没有耕种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抛荒，少数农民耕种了分得的土地，但收获后悄悄地把相当于地租的钱或粮送给原地主以维持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熊式辉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10]

《井冈山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典型的强盗法，体现共产革命的真谛——暴力抢劫他人的财产，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否定私有产权，政府任意剥夺，为所欲为，不受监督与制约。两土地法又可称为奴隶法，因为它们规定苏维埃政府有权剥夺壹切私有土地，实际宣布农民只能为苏维埃政府劳动，全体成为政府的奴隶。以这两土地法为代表的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隶制度。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暴力土改，对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马克思的暴力剥夺理论和苏俄暴力剥夺实践，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内容，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展的苏区土地革命，以及根据苏俄纲领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革命和《井冈山土地法》将几片苏区变成赤贫世界。二十年后，毛泽东将苏区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国，通过土改和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时，将苏俄引入的灾难扩大到极致，将全国农村变成了赤贫世界。

苏维埃国的财政

?苏区的兵民比例远超历朝历代，庞大的中共机关和十几万大军远非贫困苏区的经济所能供养。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问毛泽东：“井冈山6102;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妳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粮饷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中共前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是这壹问题的重要参考。他披露中共的财政说：“共党经济来源：（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壹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誌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壹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11]

苏区的实情正如向忠发所披露，红色割据赖以生存的财源，次要是靠苏俄资助，主要财政来源是靠抢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户的钱财来解决军粮军饷。红军“打土豪”与土匪的传统办法相似。毛泽东喜爱《水浒传》壹类游民小说，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办法，上井冈山后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壹切缴获要归公”）和“不拿群众壹针壹线”的纪律。其意思是红军只抢大户，不许见老百姓就抢。这两条纪律显示出革命党的无耻，居然在“打土豪”时标榜“不拿群众壹针壹线”。苏区都是各省边区，也是贫困地区，有钱人本来就少，军队大规模地“打土豪”很快将大户打光。于是，苏维埃将“大户”的标准迅速降低为普通农户，打土豪也就成了见财就抢。壹段时间后，苏区及周边乡村看得见的财富被抢劫殆尽。因治安和灾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会埋藏些积蓄。看得见的财富被“打”光后，红军转以百姓埋藏的财富为目标，称“挖浮财”。红军编制了“挖浮财”的指导文件，培训如何利用绑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财宝。如红四军政治部编了壹份《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传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勒索。这份勒索教材的要点包括：

第壹步 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 在周密调查后迅速捉人（绑架）：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註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註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特别註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

第三步 贴条子：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有走狗随时为他们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壹来心疼，二来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开数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数目太大，把出款人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壹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使再减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壹家的财物，烧壹家的房子，或杀壹个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第六步：优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註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裏、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裏睡觉，在那裏吃饭，常到那裏去，他的眼睛註意到那裏，特别当妳或别人进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註意力在那裏。如果妳有了相当把握时，便壹面继续宣传侦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裏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复地大找壹场。万壹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裏有甚么人进去，都在那裏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裏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卖；

第九步最后壹着：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壹着，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抬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壹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着筹款来个最后壹着，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在给上海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裏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壹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壹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壹万元则贴壹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壹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壹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壹下。有时用壹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裏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12]

中共湘赣省委的文件记载红军抢劫办法说：“军费很困难……我们对这壹问题是决定以下的办法：1、责令苏区土豪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区的家裏，限期送款来。对于某些反抗缴款的土豪立即杀壹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他的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3、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打土豪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地送现款来）……4、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没收好田外应罚他壹笔钱。”[13]   中央苏区勒索筹款的案例之壹是红军活捉了国军师长张辉瓒后向国军漫天要价，勒索赎金。赎金谈成，红军派代表去拿钱，但手下人擅自杀了张，并割下张的头颅装盒放木排顺赣江漂下，使“筹款”泡汤。鄂西苏区红军常见作法是“绑活票”，即到县城裏将有名的富户每家绑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坛壹坛不断地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质放回。当中难免有人质因惊吓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钱后结果还是撕票。[14]  

苏区的有钱人本来不多，红军军费的需求无限。十几万大军靠抢劫生存不可持续。当红军将农民藏匿的积蓄勒索殆尽，“打土豪”打到农民的生产资料，当期收成和种子农具时，苏区的油水已被榨干，“打土豪”的收入急剧下降。于是，红军到苏区周边的“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占领壹个地方，杀地主富豪，掠夺财物以充军饷。很快，新“红区”的土豪也被打光，红军只得将抢劫范围不断扩大。

红军到周边地区抢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称“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境抢劫的术语。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动员红区的农民跟随红军到“敌占区”去抢割成熟的庄稼挑回苏区来，红军拿大头，百姓拿小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录说：“打草谷成了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他的这壹说法显然源于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之言。红军的“打草谷”不光使华南经济衰败，还造成华南百姓道德沦丧。逐渐地，打过谷草的苏区农民不再愿意辛苦劳作，只盼着跟随红军外出抢劫粮食。红军和参加打谷草的苏区农民都知道，打草谷是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从别的佃农口中夺食。大家很清楚被抢了壹年收成的佃农将会多么悲惨，但在红色熏陶中慢慢习惯了抢劫为生，是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个证明。红军到苏区周边“打土豪”、“打谷草”的结果是使苏区周围形成壹条数十裏宽的无人区。红军只有不断扩大苏区，或长途奔袭更远的城镇抢掠才能维持生存。随着红军抢劫范围扩大，周边的商人、百姓闻风而逃，整个华南陷入灾难，无怪当时报刊和各界人士均称红军为赤匪。

被抢劫之外，苏区农民还遭受着苏维埃政府苛捐杂税、不断征粮、摊派的压榨盘剥。苏维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和各种捐献，摊派款，其中土地累进税免税额低至全家总剩余粮食100斤，[15] 实际是向农民的口粮部分征税。以赤贫者为对象的苏区税收无论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钱。毛泽东承认：“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16] 收不到多少捐税，苏维埃只好对赤贫农民采取另外搜刮办法——强派徭役。苏区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乡村裏青壮男子所剩无几，传统上不下田的小脚妇女成了田间耕种的主力。苏维埃向妇女们摊派众多无偿劳务，诸如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制作军鞋等等。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红军抢劫形成的苏区周边无人区，苏区与外界的贸易断绝，区内物资奇缺，信赖流通的工商业难以生存。苏维埃没收小工厂主的政策使苏区内本来就少得可怜又难以生存的工商业绝迹。毛泽东在调查后写道：“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着者”，[17] “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18]  工商业绝迹使苏维埃政府税收枯竭，更加依赖抢劫生存。苏区龙岩的工商业衰败是苏维埃国摧残工商业的壹个写照。毛泽东有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实际情况可不是“金瓯壹片”。龙岩成为苏区后，原有充满活力的私营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工厂作坊被苏维埃没收充公改成了红军的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或改为公营的生产合作社，在几年赤化中大批倒闭。

苏区的财政另壹来源是金融剥夺。为开辟财源，苏维埃国大力印钞发债。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于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维埃纸币。苏维埃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大印钞票， 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吸收了大量民间银元。不久，中共离开苏区西逃，苏区民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和公债都成了废纸。1933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由于地主、富农财产已被抢光，大批农民被胁迫参加红军，农民根本没有钱买经济公债。毛泽东在调查中披露，60%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摊派摊到儿童头上说明，苏区民众的钱财已被榨干。

随着红军扩充，打土豪收入减少和农村经济衰败，苏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征粮摊派越来越多，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原本粮食富足的华南苏区陷入饥荒，苏区农民们很快全体赤贫。至此，华南苏区復制了苏联革命导致饥荒的过程。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这被多数共产国家所印证。苏维埃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打土豪、剥夺土地，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金融剥夺等等说到底都是壹回事——抢劫。打土豪是抢劫，剥夺土地也是抢劫，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等等无壹不是抢劫。抢劫是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共产革命、苏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

查田运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在各苏区内开展暴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这种暴力、无偿地剥夺私人财产的土地革命摧毁经济基础，摧毁税收的源头，虽能贴补苏区财政于壹时，但不可持续。随着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税源枯竭，各苏区很快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迫使中共必须挖掘新的财源以解决苏区财政问题。应对财政危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是继续在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剥夺私人财产补贴财政。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想出了进壹步搜刮百姓财产的办法，起草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在其中声称“要通过查田运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抓出藏在苏区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查田主意的要点如下：

壹、降低标准再划出地主、富农：在地主已被剥夺干净后，先向富农开刀，剥夺富农财产，再向中农开刀，将几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亩地主标准降到十亩或更少，以“查阶级”借口将无数已经很穷的中农“查”成 “隐瞒田产的地主、富农”，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交“罚款”或“捐款”， 罚作苦役。[24]  在毛泽东试点的胜利县（今于都），几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经剥夺了地主810家，富农766家。查田运动中，苏维埃降低标准又“查”出地主、富农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农剥夺私产。[25]

二、株连：例如在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26]  显示查田运动中的株连比历史上的连坐更加厉害。

三、分财产：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以现场举手通过的方式，被查人的财产，将其中壹小部分分给红军家属，将大部分没收充作红军军费，鼓动农民当场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财产，将其鸡鸭猪等煮了在大会上分食。

四、人身消灭。如同几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壹样，“查田运动”也是暴力掠财运动。运动中，经贫农团大会多数人举手通过，被查人或以暗藏敌对分子罪名处死。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下达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要求将毛泽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试点的查田运动推广各苏区。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保证说，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会再行分配。但随着查田运动展开，苏维埃政府将“有钱人”、地主的标准不断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剥夺。这种反復实施分田地作法被内部人称为翻饼。有的地方壹年翻饼两、三次，种田收成达到温饱线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划成地主。农民认识到分得的田并不是自己的，随时将被剥夺，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翻饼的结果是苏区农业衰败，饥荒蔓延。针对中央苏区的翻饼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评说：“有壹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传令兵当然不可能指出查田运动真正性质。查田运动实际是壹场打干净“土豪”后再以贫苦农民为目标的新壹轮“打土豪”运动。由于真正有钱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苏维埃从贫苦农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钱财，中共中央通过推广查田运动解决财政危机的目标未能实现。

扩红运动

为应付国民党围剿，中共苏区不断征兵扩充红军。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自愿征兵制并不可当真。在苏区，没有人自愿当兵，扩红须依靠强制摊派兵额。苏维埃政权通过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众多团体控制到每壹个人，苏区民众在苏维埃的扩红运动中无处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苏区发动了新壹轮的突击扩红运动，要求在年底前扩红25000人，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集中押送到红军各部。中共中央扩红运动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等”条文，不仅说明扩红强抓强迫，还说明不仅是壮丁，连少年、老弱也抓。毛泽东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老红军刘英披露当时苏区抓壮丁的情况说：“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壹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壹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壹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28]  强迫抓来的兵壹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壹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壹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红军李壹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壹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壹两次接济家裏。他们在家裏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裏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31]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32]  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进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33]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34]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扩军突击后，乡裏只剩下壮丁七人。”[35] 中共建国后宣传国民党“抓壮丁”黑暗，而上述事实告诉人们，真正黑暗的是苏区的扩红运动。

共产党到来之前，各边区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扩张适可而止，边区社会青壮男人务农者多，土匪少，经济生活可以持续。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青壮界人全都吃粮当兵，苏维埃社会几乎无人从事生产，只能靠到周边白区去抢劫维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与扩红等运动的多重摧残下，苏区经济崩溃，区内土豪被打光，稍有财产者被“查”光，跑光，民众全体赤贫，即使没有国民党军围剿，苏维埃与红军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壹样，必须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区迁移了。

解放区土改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保留着血缘社会的自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农民有土地，有迁徙、经商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十多年来受军队祸害，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壹家不苦，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他所言的河南镇平县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1920年代，苏俄将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国，其土地革命理论颠复传统的伦常、道德体系，把农民贫苦、不幸归咎于地主的剥削，教唆农民欠债不还、剥夺富有者的财产甚至生命。其实，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剥削，而主要因为革命，先是日本输入种族革命，造成军队数量翻番和长期战乱，然后是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造成军队数量再翻番，带给中国更大规模的战祸。革命战乱之外，中国农民之苦来自自然灾害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农户）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到总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自耕农的比例超过七成，农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因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多数地主给雇工的报酬合理，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和地主和谐相处；农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贫困地区，农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主；全国农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1]  地主与农民收入差别不大。

祸害农民的军队中，以红军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养兵，给农民带来最惨的劫掠，几年就将苏区及周边搞到民穷财尽。红军之所以长征，政府军围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苏区已经被榨干了油水，红军必须去另辟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承诺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随国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累进税制。抗战期间，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减少，苏联提供的资助和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又有限，必须另辟财源。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避战保存实力，专註扩张地盘和军队的抗战时期总方针。其中，扩张地盘是为了扩大收租、收税区域以供养不断增加的军队。然而，地盘翻番的扩张速度赶不上军队数十倍扩张的速度，苏联又暂停资助，毛泽东采取了两项办法应对财政危机：壹是制售鸦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剥夺地主敛财。在剥夺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据地抛弃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诺，开始新壹轮的剥夺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东莒南等地农村以“双减”、“查减”等名义，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斗争地主大会，剥夺了数千地主。[2]   这时的斗争地主只是掩盖暴力夺财的说法。因为，长期“减租减息”已使地主变成了贫苦农民，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基本被剥夺干净，在中共华北控制区内基本没有了富豪的地主。当时“关中无地主”、“华北无地主”的说法正是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农民全体都穷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胜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中共将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据此，陕甘宁边区政府计划试办土地公债，称以公债筹款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壹办法既不合经济常理，也不合革命党的规矩。革命党不事生产，生存只能靠搜刮民众，所谓公债筹款到头来只能另类无偿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将多年所收地租退给农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将地契交给雇农，称以此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还没实施，东北开战，中共急需开辟财源应付暴增的军费及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泽东推翻了刘少奇刚刚宣布的“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指责赎买，和平土改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动富农土地、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规定不适应战争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办法，实行“急风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暴力土改在东北解放区率先展开。曾是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的管惟炎教授回忆东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写道：中共军队进入村庄，只要看到房子比较好就认定是地主富农，要求主人缴出浮财，屠杀不从者。以东北的宽甸为例：当地有两万人，计有两千人被杀，如此暴力屠杀的所谓土改在东北全面实施。[3]

在华北，地主富农家埋藏的金银成为运动掠夺的主要目标。“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多数地主逃亡或被杀，地主家属被抓来拷打审问。”[4]  为逼地主富农交出财宝，土改主持者召开斗争大会、游街示众，侮辱殴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毒打地主让家属目睹，毒打家属让地主目睹，有的地方还鼓动地痞流氓“积极分子”扒光妇女衣服，肆意侮辱，游街示众，甚至轮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钱财。斗地主场面通常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无数农民被指为地主、富农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壹位乡长被捆在树上，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5]

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与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先进典型是中共华北血腥土改的壹个缩影。木栏杆村没有地主，村中壹千多亩地属于邻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户村民中除几户自耕中农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户。李井泉听到木栏杆村无地主的汇报后说：全村没有壹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政治表现，看铺的摊子大小，看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于是，土改工作队制定了“查三代”划成分的办法，通过查看农民的祖坟划成分，将十几户祖坟有围墙、石碑的穷苦农户划为了地主、富农。在挖浮财行动中，工作队挖出了张拖喜、张拖长兄弟多年积攒的200大洋，作为浮财剥夺。两兄弟找工作队投诉。工作队认为，既然村裏搞出了十几地主、富农，就应当有恶霸地主，于是将张氏兄弟定为了“恶霸地主”。木栏杆村的村民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壹起为他们求情。工作队宣布对恶霸不杀不能平民愤，处决了张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试点村出搞出了恶霸，表扬了工作队，要求推广先进经验。[6]

在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主持人要求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对地主实行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格杀勿论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杀保人偿命，以致地主家家准备棺材。更骇人听闻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晋绥解放区，由牛友兰等着名绅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见中共土改运动之惨烈。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返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园被八路军120师来占用为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中共的“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他还捐出2.3万元大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壹个团的冬装。他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8]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逼迫他再交出“底财”，将他在晋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拉来陪斗，逼其子铁丝牵父游街。被斗争、游街后，牛友兰绝食自杀。此外，着名绅士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破肚，抛尸河中，着名绅士刘少白、孙良臣在斗争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毛泽东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壹文中提到两位开明绅士，壹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壹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都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员，这些曾经支持中共边区政府乡绅领袖都如此惨死，其他地主在土改运动中的命运只有更惨。1946年夏，中共永年县的土改运动中召开了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将宋活剐几千刀，最后将剩下的几根骨头餵了狗。[9] 铁丝牵父游街的牛荫冠回忆晋绥土改的情景时说：“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10]

1946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交流土改经验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晋察冀解放区介绍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赶出家门去流浪、讨饭的“扫地出门”经验；晋绥解放区介绍了“查三代”“查”出恶霸地主的经验，以及根据木栏杆村等地“土改试点”总结出的土改经验。晋绥解放区土改经验要点包括：派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秘密进村：绕开根据地原有的中共基层组织；“扎根串联”：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烂者为依靠对象（中共后来在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四清运动中沿袭了这壹套路）；“发动群众”：启发动员贫苦者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仇富情绪，向他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动员他们诉苦；组织斗争：组织农民批斗、殴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属；剥夺地主财产。被毛泽东批“右倾”后，刘少奇转而积极推动暴力土改以赢回毛的信任，在会上指示将上述土改经验在各解放区推广，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全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

传统乡村中，勤劳，务正业者均有作佃户和自耕农的机会。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二流子最为贫穷，最具仇富心态。会议要求以这些最贫穷，衣衫褴褛者为“基本群众”，依靠他们在农村中“串联”，扩大“基本群众”队伍，安排这些人带头斗争地主，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殴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称这样的局面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另壹决定是在全国解放区推广将地主全家“净身扫地出门”的经验，要求每村必须按照下达的指标“划出”地主。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残暴土改指标，各解放区在大会后“划出”地主的比例高达近30%，其中晋绥解放区划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达到了40％。[11] 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200多户的木庵康宁村在土改中被“划出”了90多户地主、富农；118户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划出8户地主，2户富农，后在上级的要求之“划出”地主、富农多达53户；泉臺三井镇壹康姓中农被“划”成了富农，父子6人2人被杀，3人自杀，家产被全部没收，唯壹剩下的八路军儿子得讯回乡后愤而自杀。刘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农村的另壹大灾难。这壹大纲的主要内容为：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改以前的农民债务、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组织人民法庭等等。大纲字面上没有明说杀地主，但“以农会和贫农团为执行机关”，“组织人民法庭”等规定的实际意思是赋予贫农团和农民大会杀人权，是按照苏俄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唆的杀人夺财作法，鼓动农民杀人。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贫农团成了农村中是最高权力机关。如同1920年代农民运动中“壹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随意杀人情况壹样，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队鼓动农民杀害地主，让农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状”，断了他们的退路。

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屠杀狂潮，中共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酷刑折磨、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队已宣布土改结束。然而当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地主杀我们壹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讲话传达到黎城后，工作队赶紧执行指示，在壹个晚上就将关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杀害。亲历土改运动的农民回忆说：打死人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地主富农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滨海区被杀者有壹万多人”。[12]  “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壹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许贫农团成立‘人民法庭’，冀东某村甚至让村民投黄豆来决定谁该被划为地主处死。有个农民因其祖父雇过壹个长工而被斗争，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断气。”[14]

土改中杀人的方法有：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裏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烧死）、“砖头会”（砸死）、“坐飞机”（摔死）、“倒拖葱”（拖死）、“过筛子”（铁筛子筛死）、“刮树”（活活刮死）等等。在胶东、晋绥、河北等地，杀地主、富农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壹种办法叫坐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枣树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裏，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摇到受害人肉肿皮烂；还有壹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将被斗地主从长城烽火臺上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大石头砸，直到脑浆迸裂。韩姓教书先生之妻被土改积极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积极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壹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人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身上坐人拉着壹路狂磨，磨到后脑勺塌陷，肋骨露出，脑浆、鲜血壹路。[15]  贫雇农口号是：“斩草除根，将地主、富农全家杀绝”，甚至包括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兴县，千余人被杀害，近千人自杀，六十三人被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17]

在晋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为“百分之九十五群众要求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剥削”；“将地主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土地会议”后，阜平县土改工作队在半个月中杀了三百多人，平山县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晋察冀区土改復查统计显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受迫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18]  被杀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扫地出门”的农户在东北、华北的寒冬中冻饿而死。上述例证显示解放区土改运动杀人规模之巨大。如此残酷屠杀的土改引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復毫不奇怪。壹场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千百年来和谐自在中国农村变成了仇恨和仇杀的世界。

雷震远神父评论解放区土改说：“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渗透中国的计划，开展阶级斗争。……农民中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煽动阶级斗争以攫取人民财产。共产党划定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壹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为地主。划分阶级的尺度伸缩性很大，这个村庄的地主在另壹村庄上可能是中农。财产之剥夺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壹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復仇会，让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以偿还旧债的借口抢掠富人，每壹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壹件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19]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作法，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实行“支部建在村上”、“财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认定的地痞流氓积极分子为农村领导。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辽土改工作团团长黄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总结会上说：“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农，打击面大。有中农说：‘当兵（参加傅作义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壹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二流子打算着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誌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解放区百姓大逃亡，壹个村壹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干部，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臺，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冀察热辽党代表会报告中说：“在冀察热辽，土改中提拔的干部很多二混子与烟民。他们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归正，另壹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黄火青、赵毅敏的内部报告证明，傅作义关于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人民争先恐后加入傅军不用动员之说是真实的。亲历解放区土改的王宁（周小舟夫人）在回忆录中证实：“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20]

土改运动消灭了千百年来作为农村领导者乡绅阶层，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无产者原处社会边缘，怀有怨恨、报復心理，壹旦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必然滥用。河北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是土改后流氓、无赖在乡村当权的典型。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独古庄贫农团为勒索粮食，毒打中农张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晕醒后再用灯烧耳朵”，致张残废。无赖本性懒惰，缺乏生产积极性，掌权后要求“吃净闹光”，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要土地，不愿辛勤耕作，声称“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着哩”。该村早已进行过平分和復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进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八户的门，将被封户当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裏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仅出现于土改运动积极分子中，还出现在中共干部中。在晋绥党校的“搬石头”会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被要求挂着“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肃设计应是出于党内高层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二是要求农民无偿为中共的战争服务，即“支前”（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并不是要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将巨额军费负担由分散的乡村负担。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后写道：“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壹部分被消灭。土改的结果让农民人人都害怕，极度紧张，因此中共要农民参军、出夫、出粮、出钱时，农民壹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动员农民支前与动员参军套路壹样的强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团随意杀人的恐怖中，农民不敢拒绝支前。晋冀鲁豫区领导人潘復生的说：“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壹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进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壹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壹文中说：“农民壹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就这样，中共通过土改控制农村和农民，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在辽沉战役中动员了1.4万副担架、4万辆大车、10万随军民工，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在平津战役中动员了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淮海战役，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10万斤。其中，山东解放区筹集了粮食10亿斤、食油72万斤、食盐87万斤和难以计数的蔬菜送到前线，胶东、渤海、鲁中南三区妇女做了军鞋762万双，军袜22万双，军衣736万套，军被178万床。[24]  刘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讲话”中承认：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共语汇中意味屠杀抢劫壹样，中共动员意味着逼迫，意味着不响应召唤就没有活路。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运动、支前运动对农业造成的摧残有多大。事实上，土改运动使大片农田荒芜，许多地区颗粒无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三是动员农民参军。参与斗争和杀害地主后，农民为避免地主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復被迫参军，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中共的革命史称：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踊跃参军支前。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军。临沭县土改中动员参军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裏的参军动员是逼迫和哄骗相结合。逼迫手段包括“绑、打、押、罚”，“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锅，封妳家的门”；哄骗手段包括：“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参军后妳家就不受穷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等等。有参军者后来回忆说：“谁自愿是婊子养的。动员参军比国军和鬼子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装疯癫。”[25]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持续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暴力土改必然激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在苏联，革命后剿灭白匪内战长期持续，苏共所谓的白匪其实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在中国土改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成武装还乡团回乡报復，然后大批被中共军队镇压。中共称这种镇压农民武装反抗的行动为“剿匪”。暴力土改从东北解放区开始，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所谓“剿匪”也从东北开始，推向了全国，壹直持续了十多年。与苏联的情况壹样，被消灭的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匪”中，绝大多数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暴动队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是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它开启了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代。这场地痞流氓剥夺、屠杀正经农民的运动彻底颠复了传统道德，封死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开启中国人道德败坏进程。国民党主张保护乡绅，反对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这是它与苏俄决裂，与中共开战的动因之壹。土改运动后，中共的党文艺推出了无数作品长期歌颂着这壹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两篇代表性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共相关段落编入了小学教材，长久地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两作品同获“斯大林奖金”，是土改灾难之苏俄输入性质的壹个证明。党文艺的土改文艺作品欺骗世人说，土改中的残暴是由于“恶霸地主”破坏活动所导致。事实上，土改运动的残暴是因为毛泽东指责温土改右倾，明确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谓的暴风骤雨方式。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队”在萧队长率领下进驻东北元茂屯开展土改，通过发动群众，肃清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反革命破坏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其土改运动背景是，“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后，导演蒋樾来到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拍摄，问壹个农民当年扛长工的如何悲惨，农民回答：“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刘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土改运动掀起来的。地主、富农比壹般人宽裕点儿，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粮。暴风骤雨就是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当时，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妳毙壹个，我也毙壹个，两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中在镇东门外共枪决了73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高凤桐老人回忆《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说，他在这裏干了六年，担任保长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老婆在小学教音乐，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和那个书上写的不壹样。”[27]   2006年，记者田磊采访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温泉屯。当年参加土改的老人说：“那时其实并没有大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求斗地主，就斗了有300亩地的顾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坏，经常资助四邻，在灾年舍粥给乡亲。分地后，村民们暗地裏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28]

土改运动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復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6102;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壹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壹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1948年吴县斜塘的壹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壹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农民党领袖董时进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75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壹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壹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壹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壹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復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壹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壹纸法令就能够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县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1，352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1，751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壹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壹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壹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壹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壹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壹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壹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裏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壹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壹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裏，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壹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壹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壹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壹个圈，註入桐油点灯）等等。壹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復朝裏捅。壹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壹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着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贊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 “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壹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壹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壹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壹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贊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壹个标誌。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復，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1946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260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贊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壹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壹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壹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着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着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壹碗；光绪年间，陕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誌贊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壹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着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壹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进耕作方法为农民起着示范作用，代表着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壹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壹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壹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壹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8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壹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壹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复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凋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壹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壹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壹样，壹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壹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壹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1953年2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壹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壹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壹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着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年5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壹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贊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壹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壹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註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壹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壹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臺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壹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臺，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臺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壹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特殊行业，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汙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汙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汙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壹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壹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汙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壹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沉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沉阳警备区、三十九军壹壹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壹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汙、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壹本煳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裏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壹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汙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汙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壹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壹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裏、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贊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壹、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裏宣布在农民中搞的壹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壹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煳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壹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营企业腐败的冰山壹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壹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壹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着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壹块军产地就能收受壹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壹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着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裏，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壹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壹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汙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汙、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汙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妳们凭什么专整我？妳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妳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妳们能说出壹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壹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妳们？”“查办我的人，难道妳们就清白吗？妳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们的穿戴，看看妳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壹年抽烟不得几十万，妳们的工资够妳们壹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妳们为什么抓我，要抓壹起抓，从村长开始，壹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既然这样说，妳先公布财产。”“都腐败，没有壹个是干净的。心裏知道都算了。妳不讲我，我不讲妳，妳要讲我，我必讲妳，妳讲死我，我讲死妳，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汙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复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着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着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着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

大跃进与文革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大跃进”酿成了1958-1962五年时间的全国大范围饥荒，学术界认为共造成了3600-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壹、“大跃进”之前的中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3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 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 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 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 1952 年增加了三倍多。农村生产合作为未来的人民公社做了铺垫，也埋下了罪恶的根源。

1953 年 11 月 19 日，政务院第 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 11 月 23 日公布，从 12 月初开始，除西藏、臺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统购统销即“统壹销售，统壹购买”，农民种什么品种的粮食、种多少、吃多少均由国家统壹制定，除征收粮食外还低价收购粮食并高价返销给农村，相当于控制了农民的饭勺子。

1955 年 9 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壹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和 104 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 1967 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壹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 年 1 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 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 1967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 1 万亿斤。（事实上直到1993年全国粮食总量才达到这个数字）

1956 年 2 月 6 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壹压”。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在壹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壹、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 进”的标誌性文件。

1956 年 9 月 5 日到 27 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 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 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 18 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 年就完成了。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7 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 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 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 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壹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壹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 33 个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 的有 116 个，部分垮臺的有 55 个。

1957 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壹， 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 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壹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壹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 12 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 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 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 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 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 （广西在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加上农村合作化导致了部分地区缺粮并饿死人事件）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 月 18 日，毛泽 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 年后， 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 年 12 月 2 日，在中国工会第 8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 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壹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二、“大跃进”的发动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 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壹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 年反右派斗争，6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壹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 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 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 年 1 月 11 日到 22 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 政治问题。壹反就泄了气，6 亿人壹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 的动摇和错误，是壹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壹反冒进的错误， 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 年 4 月 7 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 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壹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 年到 10 年缩短为 5 年到 7 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壹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 年左 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 月到 8 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

1958 年 4 月 20 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 月 5 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 社。

1958 年 3 月－9 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 2 月到 9 月，全县发生肿病 33319 人次， 占总人口的 13%，因肿病死亡 5203 人，占发病人数的 15.6%，占总人口的 2.04%

1958 年 6 月 17 日，薄壹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 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 月 22 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 是 7 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裏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 年 6 月 19 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壹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 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壹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壹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 年钢产指 标为 1100 万吨（对外公布是 1070 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 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壹亿。

1958 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 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 1958 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 乱关等现象。造成了 960 人非正常死亡。

1958 年 7 月 14 日到 18 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臺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 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贊扬他们说：“妳 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妳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 年 7 月 19 日和 8 月 6 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 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贊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裏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壹个好名字，包括工 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1958 年 8 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壹步了解那裏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 了着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 月 6 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裏来搞“共产主义试 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32 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 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 月 6 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 1960 年过渡 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 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壹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 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壹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壹条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 1958 年 9 月 29 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 27 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 23384 个，加入的农户 112174651 户，占总农户的 90.4%，其中有 12 个省达 100%。到 10 月底， 农村共有人民公社 26576 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 99.1%。

1958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 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壹听说吃饭不要钱， 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 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吃饭不要钱”成为1958年粮食短暂富足期的常态，普遍浪费粮食间接导致了1959年大饥荒的来临）

1958 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壹版显着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

1958 年 6 月 16 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 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壹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 光能把空气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壹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 20 多倍！”

1958 年 10 月 26 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 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 117 人，大搞逼供信，打死 24 人，打伤致残 36 人（致死 7 人），判刑 50 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第壹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 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 年 11 月 25 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 4 个区、20 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 年 11 月 28－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 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 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 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 作越做越细。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 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

三、“大跃进”的失败

1959 年 1 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 1959 年 1 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 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蔔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 年 1 月 27 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值得壹提的是最初提出“瞒产私分”现象的人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

1959 年 2 月，《经 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 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 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2 月 22 日、28 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 年 3 月 25－4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 八个问题》，决定对“壹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壹定的管理权限。通 过《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 年 3 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 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裏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 67 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 月 9 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 2517 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 4 月 17 日作了批示：壹、 将这两个材料印 30 份，15 份在 3 日内送到 15 省委第壹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 15 省在 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壹份。实际上，从 1958 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 中共中央壹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 七中全会确定的 1959 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 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壹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 积比上年减少 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 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壹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 月 14 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着 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壹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 月 16 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 誌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誌参考”。7 月 23 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 怀发起反击。8 月 2 日至 16 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 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誌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结果不仅没能纠偏，反而让原本已经糟糕的现状更加恶化）

1959 年 8 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 1959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壹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 年 10 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 1960 年 1 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 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 个管理区中，有 259 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 个生产队中，有 11159 户被抄家搜查，24063 户被“集资”，3116 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 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和持续八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而死亡的农民超过壹百万人，反瞒产手段极其残酷，包括松针刷牙、剁手指、吊打、扣粮、扣饭、点天灯、火烙乳头、活埋等。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壹。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 年，国家出口粮食 415.75 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 500 万吨原粮。这壹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 0.2 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 年 1 月到 8 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壹半左右 的公社，约 27 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 1－8 月统计，死亡达 17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62%。

1960 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 年 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 月 6 日 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彷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 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 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 年 3 月 25 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 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 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 年 5 月 28 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誌善带领 300 多名道徒抢走公 社民兵枪支 18 条，子弹 1200 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 4 人，绑架干部 16 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

1960 年 6 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 年 6 月 10 日－18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 14 日的讲话中提出 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壹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 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四、“大跃进”的中止

1960 年 8 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 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壹，八字方针此时 还无法贯彻。

1960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 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 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 了壹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壹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 年 12 月 24 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 暴乱涉及 13 个管理区的 37 个生产队，共 417 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復自由市场， 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 年 12 月 24 日－1961 年 1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 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 年，中国出口粮食 272.04 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 326 万吨，相当于壹千万人壹年的口 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壹年进口粮食只有 6.63 万吨。1960 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 年进口粮食 580.97 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 135.5 万吨。

1961 年 1 月 14 日－18 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 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壹致，真正的调整是在 1961 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 年 3 月 28 日，安徽省委第壹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 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 年 4 月 27 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 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 法。

1961 年 4 月 19 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 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 年 4 月 26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 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 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壹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 年 12 月 9 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壹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壹 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 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壹办法执行。”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 中央初步总结了 1958 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到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 2 月 26 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 以及 3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壹整套进壹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

1962 年 4 月底到 5 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 有 11 万多人，其中 6 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24 日，港英当局遣返 4 万人，留在香港 的大约有 2 万人。

1962 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 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 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 年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 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 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 年 7 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 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妳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 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妳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 在内容！他们都找了妳，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壹片黑暗，妳急什么？”刘壹吐为快：“饿死 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 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 月 6 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 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 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復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 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壹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 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基础。

1963 年－1965 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1966年由毛泽东发动并持续十年的重大政治运动，非官方观点认为发动文革的原因是毛为了挽回在大跃进中所犯错误而造成的执政风险，借此搞掉刘少奇。文革被称为“十年浩劫”并不夸张，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中国人都在当年不同程度卷入到这场运动之中，造成的死亡、损失迄今无法准确统计，非官方观点认为至少造成了200万人死亡、超过1亿人被整、财产损失五千亿元。
      

壹、文革前的酝酿

1964年到1965年举国大批判达到高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力开展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对文艺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进行大批判，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壹套理论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是文革的导火线。

彭真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2月４日，许立群等根据彭真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

1996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了《二月提纲》。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彭真北京市的工作。

二、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５月１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地通过了《5·16通知》。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陆平等，受到毛泽东支持，《人民日报》在6月2日全文发表。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的会上决定，派工作组进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6月4日，北京新市委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6月初到7月底，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这次反右比1957年“反右”更为广泛、更凶猛。全国各地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相当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十倍以上。

三、文革进入高潮

1966年７月２９日晚，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人全部平反。这些人中的壹些人以后成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贊扬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又7次接见了壹千多万红卫兵。与此同时，中央允许红卫兵免费乘车、免费住宿，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运动还没有起来的地方煽风点火，冲击官僚体系。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壹两年间，是制造“天下大乱”的重要力量。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林彪在中常委中由名列第六升为第二，刘少奇从第二降到第八。

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大搞“血统论”，抄家、破“四旧”，打、砸、抢,把斗争矛头指向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8月底，北京昌平县和大兴县屠杀“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百人。杀人的方法是，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

1966年8、9月间，各地官僚集团继续压制群众起来造反，工作组撤走前扶持的“革筹小组”等机构继续掌仅，利用官办红卫兵继续镇压群众，如湖南“抓黑鬼”，湖北“抓南下壹小撮”。有些地方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毛泽东称这种现象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誌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10万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从此，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群众造反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绝大部分当权派都受到冲击，其中壹些人受到残酷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发生“壹月风暴”，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此后，全国各地都彷效上海开展了夺权运动，由“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接替了原来的权力机构。

1967年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副总理谭震林、陈毅以及叶剑英元帅等在会上强烈批评文革中全面打倒老干部的作法，被称为“二月逆流”。2月以后，各地支左部队强力镇压造反派，将很多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还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后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二月镇反”中挨整的人被解放。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激烈。

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扣留随毛到武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后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随着陈再道被打倒，全国范围内掀起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高潮。

七八月间，受武汉事件的鼓舞，全国各地造反派空前活跃，军队、外交等各条战线受到冲击。8月22日，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烧。形势全面失控。8月底，为了扭转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抛出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不久又抛出了戚本禹。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提出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联合，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走资派是壹小撮，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开始转变战略。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文中加了壹段关于抨击“5·16反革命集团”的话，从此全国开展了清查“5·16”运动，在支左部队的主导下，对造反派群众开始了又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进行大屠杀，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枪杀；刀杀；沉水；用炸药炸死；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活埋；棍棒打死；用绳子勒死；火烧死；摔死（主要用于孩子）。

1968年3月24日，北京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撤销空军政委余立金的职务并逮捕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职务。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下发，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式开始，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害者以千万计。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7·3布告”对制止武斗起了壹定的作用，有些地方利用这个布告，对群众组织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28日，毛泽东接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毛泽东和造反派的蜜月结束。各地都彷效北京，派出大量工宣队进入学校和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工人宣传队和支左军人壹起主导文革。造反派开始被边缘化。

1968年9月5日，新疆自治区革委会最后壹个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1968年10月13日至31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这是造反派胜利的大会，更是军人胜利的大会。毛、林之间就起草政治报告产生罅隙。毛警惕军人势力的过分扩张。

1970 年1月31日，《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中央文件下发，在全国开展了“壹打三反”运动，数以万计的人被杀。

四、毛林分歧与林彪事件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在会上，林彪集团借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名义，要揪出毛泽东信任的张春桥。毛泽东写了“我的壹点意见”，抛出了倾向林彪集团的陈伯达。

1970年国庆节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黄、吴、李、邱就庐山会议事作检查。

1970年11月6日，按毛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971年4月15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用“挖墙脚”、“抛石头”、“掺沙子”的办法瓦解军委办事组。毛逼林彪作检查，林彪拒不检查。

1971年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发表讲话，将火直接烧向林彪。林立果企图在沿途谋杀毛泽东、实行“571”（武装起义）的计划落空。

9月13日，林彪出逃，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9人全部死亡。林彪事件，这壹震惊世界的政治丑闻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五、保卫还是否定文革阶段

从1971年底到1972年，周恩来发表谈话、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倾向。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纠左，势必否定文革。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12月5日，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批评《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12月17日，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2年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批判林彪极右的实质。周恩来奉命检查六次路线斗争的历史错误。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復邓小平同誌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7月初，毛批评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对国际形势的判断。7月4日，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宣读张春桥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完全肯定九大路线。

1973年11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1973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和叶剑英批评：“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泽东宣布了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的决定。

1974年1月25日，据毛的布置，召开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早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又起来企图恢復在文革初期的地位。

1975年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得到了他终生最高的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掌握了军队的实权。

1974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保卫文革不再是支持造反派起来造反，而是向群众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召开。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中，务实派占优势，文革派退居次要地位。

1975年4月20日，文革派让新华社上报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 提出了“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批经验主义是针对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4月23日，毛在新华社的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壹项，放过另壹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壹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壹议。”务实派借毛泽东的批示批评江青壹个月。

1975年春，邓小平开展“会面整顿”。“全面整顿”开展了半年多，壹大批进入革委会的、坚持派性的造反派领袖受到打击，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有所好转。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文革派利用毛的这段话，组织了很多评《水浒》的文章，批判“投降派”，暗指周围恩来、邓小平。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向毛泽东写了壹封告状信，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10月13日，他们又写了第二封信，状告迟群和党委副书记谢静宜两人。

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壹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妳告诉小平註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从此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28日，毛泽东让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交出了全部权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入高潮。在邓小平整顿中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头头开始活动，企图利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翻身。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群众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表达对文革的不满，文革派压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这种斗争持续到清明节，酿成规模宏大的“四五运动”。

六、文革结束，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文革派和务实派为争夺权力处于剑拔弩张，双方各有所行动。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变，华国锋、叶剑英等抓捕了“四人帮”。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壹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壹个伟大胜利。”“历时11年的我国第壹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誌，宣告胜利结束了。”

从1976年10 月到1980年前后，各地对文革激进分子进行了大逮捕。同时进行“揭批查”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打击。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举行了公开审判。

1980年到1986年，全国开展清查“三种人”运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文革罪而被打入另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提出了对权力过分集中的国家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理论务虚会议第壹阶段，对文革和文革前的政策、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这是党内高层的壹次民主化运动。党内民主运动与“西单墙”的民间民主运动相互推动，成为壹次民主浪潮。

重庆武斗纪实

所谓”武斗“主要是指文革初期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地方的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互殴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内战，其原因是军队支持壹派或像重庆这样的兵工厂提供了武器。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註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壹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壹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復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臺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壹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壹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进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进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壹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进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壹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壹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进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壹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壹、立即停止对壹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壹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臺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壹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壹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誌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復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壹样，分为对立的两派，壹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復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壹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壹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壹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壹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壹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壹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壹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臺，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壹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壹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壹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壹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或者“清阶”，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毛泽东说“党内及群众裏混入了壹小撮反革命分子，需要发动群众进行清理。”各地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誌，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壹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誌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壹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壹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进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臺风”的口号，将县壹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进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臺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臺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壹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臺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陕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陕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壹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陕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勛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

农业官员

作者 申有连 写于 二零一八年

当代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但却攫取了整个国民收入90%以上的财富。这些红色富豪是如何敛财暴富的呢？他们中有的为什么成了老虎或苍蝇呢？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通过暗中以权谋私，非法贪汙敛聚的财富。其实不然。他们都是“光明正大”地公开通过合法合规的方法暴富的。而且在中国，法不上党，刑不上书记。“非法”这个词在基层党委书记这个级别就基本没有多大意义了。至于老虎和苍蝇，只不过是被踢出红色俱乐部的倒霉鬼而已。

粗看壹看：土地政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粮食平、议价格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收入分配双轨制、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等等。不但红二代，红三代，官二代，官三代借此扶摇直上，权、财双收，各级官员、党委书记和各个权利部门也各显神通，个个赚得盆满钵满。壹夜暴富不是传说，就看他们心底还剩下几分人性良知。然而，“改革”浪潮是欲望放纵的浪潮，人性良知早已经被党性原则杀得片甲不留。这壹切，恰都是在“法律”的保护下，在政策的助力下实现的，他们并不是违反了什么法、规，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

以粮食平、议价格双轨制为例，我原在的贵阳市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施行平议价双轨制，居民粮食定量被大幅削减，议价市场的粮食供应渐渐充足，且质优但价高。对收入较好的居民，他们逐步放弃了购粮本上的定量，只在议价市场购买粮食。这部分人约占平价供应户的壹半左右。按理，这部分居民主动放弃的计划供应平价粮食应该返回国家粮库，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是，云岩粮食供应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王华贵却全部将之从国库提出，送到粮食议价市场卖出。仅此壹项，他们壹伙每月就有几百万元的黑心暴利。这笔钱除了上交承包费和改善职工福利，剩下的数额仍然非常可观。加上用议价购进的劣质米置换从国家粮库调出的优质平价米赚取的黑心钱，其利可以令人癫狂。资本家的300%利润效果也不能与之比肩。

按照当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字面理解，这应该是贪汙无疑了。但是不，平、议价格双轨制政策下的贪汙空间没有限度，由此形成的利益网会竭尽其利。这壹切，都是以违法的形式却是以符合贪汙规则的方式实施的，其实质就是贪汙的合法化。因为它虽然在现象上触犯了法律，但实质上却不受法律追究。这是壹种官至壹定级别后就会产生的 “合法贪汙”权力效应，级别越高，这种效应就越强越大，以至于能大过天。叫“无法无天”。

对自己放弃平价定量粮的居民，王华贵的贪汙对他们没有什么伤害。但贪欲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根本不在意贪汙会伤害到谁，只在意贪汙的经济成果。王华贵的挚佳由欤煜蛄四切┲荒芤揽科郊哿肝牡褪杖刖用瘛�

粮食价格双轨制的推行，本身就是因为有这部分低收入人群，这点定量粮食，对他们就是救命粮。王华贵虽然只是壹个基层粮食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兼第壹副经理，但他仗着上层有靠山，竟然黑心到拉来几十万斤霉变到发绿成块的大米，强行分配到各个平价粮店，规定这些粮店必须先卖完霉变米才能卖好米。这明显就是为了阻止那些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平价粮为生的穷苦百姓到粮店来买他们的救济粮。这跟抢劫有什么区别？我当时是那样“胆大包天”（党官语），竟然把这些苦命人叫进粮店，把好米卖给他们，而无视那些连牲口都不能吃的霉变米把门的残酷性，以致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代价再大也值。

王华贵这样做的时候，当时贵州电视臺正在播放臺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其中《紫锦锤》这壹集中的大、小两个王子贪汙救济粮使用的手法，也不及这位党委书记的手法黑。但两个王子很快就被包龙图送上了断头臺，证明那时认定贪汙救济粮是违法也是违规的。而这位公司党委第壹副书记却很快升任了国家粮食储备库主任兼党委书记。这证明他贪汙救济粮不但合法、合规，而且有功。

贪官的贪欲不是天然就有的，而是贪汙制度培养的。“粮食价格双轨制政策”如果单独来看，并没有多大不是。但它如果和权力合并在壹起，那就是魔鬼的天堂。

我当时是这个公司业务科的职工，这些交易我全看在眼裏。看来民运人士天然就是贪官汙吏的对头。在政治上敢于对专治者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霸行提出异议，在现实中，对贪官汙吏的具体行径更勇于抗拒。我公开抵制过这些做法，也多次公开和不公开的举报过。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社会正义必须有人坚守，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有希望。

壹次，我在经手壹笔16万斤平价大米转议价的业务中，乘贵阳市粮食局长卢伯民在场，将这笔违法业务的8份6联调拨单直接呈交给粮食局长，指给他看正在卸货进议价仓库，有国家粮库专用6联调拨单证明是平价粮的大米。这是实实在在的现场人赃俱获。在犯罪证据的分类中，这应该是最硬的证据。粮食局长当时显得很正派。他说他壹定要严肃处理，要坚决杜绝。还说他会保护举报人，就把这些平价粮食调拨单作为证据要了去。

但过后证明，他说的全是假话。他向我要去的证据第二天就由粮食局纪委书记交给了被举报人。在这个贪腐利益链中，级别越高，利益会越丰！当然，我很快就被调离岗位，以免妨碍他们贪汙。

在这个体制下，贪汙是规则，反贪只是清理门户。被清出的有两类人，壹是触犯了威权的，二是那些坚守人性良知底线，不愿深度同流合汙的。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者在这种环境中坚守正义，是必须的，但却没有多大作用。只有根除合法贪汙制度存在和产生的根源，将公权力和利益隔离，打破贪汙规则，才能杜绝贪汙，还人间清平。

试想，刘誌军、谷俊山等等能不能在壹次两次 “偷偷摸摸” 中贪汙如此巨额财富？薄熙来、周永康等等会不会长时间在“暗中”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巨额资产？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个贪汙规则中公开所为。不要说这些大老虎，就是苍蝇级别的王华贵，没有贪汙规则的保护，他能壹路贪下去无人能阻？这是壹个公权力傲慢横行，法律在权力下发抖的社会。

我在举报中就深有感触，有的接待人对我说，上面有要求，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有的说，水至清则无鱼，叫我不要太认真。有的就在证据上兜圈子，反復要我拿证据，完全无视已经把证据交给了他们。而本身举报只是提供线索，但他们要去了证据还向我又要证据。如此坚如磐石的赵家规则，任妳有多少证据，也无济于事。

这些事实证明，鼓励举报贪汙只是忽悠百姓的，妳真要去举报，就是在坏他们的规矩，他们岂能容妳。这就是“合法贪汙”的既成规则，它才是腐败的根源。抓几个贪官不能说没有意义，大不了用新来的饿官填补被抓走的饱官。贪汙规则不破，权力和利益不分隔，贪腐只会“蒸蒸日上”，永无止境。

农业经济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一二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所推行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使亿万底层农民饱受压榨，农村社会日益破败，小农济岌岌可危，大量青壮劳动力外流，农民作为壹个阶层正在逐步消亡。

此前的毛泽东时代严格执行的户籍制度原本是专制僵化的官僚计划经济用来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锁链”但在以工农剪刀差盘剥农民和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同时，也以土地和集体化经济提供相应的生存保障。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渴求和城市化的发展，这壹束缚农民的锁链本身也日益成为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市场（其实质就是资本）对于劳动力与利润的需求，不停地撬动了这壹对亿万农民的束缚。遍佈中国的2到3亿农民工在经济属性上已经越来越成为自由的“工资奴隶”，但是在法律上却仍然受到城乡两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因此，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越来越呼吁要彻底取消户口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建立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即使官僚专制当局为维持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推行“逐步有计划地”农转非（农民的农村户口转换成非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官僚们希望以此实现生产力两大要素劳动力与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

地票

“地票”就是当局这壹政策的产物。目前在重庆和四川成都等地，地方政府将农村宅基地（农民用来建房的土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複垦，从而可以增加出虚拟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俗称“地票”）。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并不是国有的，而是集体拥有的，迄今名义上作为集体构成的每乡每村的农民从整体上拥有当地土地的产权，而个体的农民则拥有有固定期限的某壹块田地的使用权。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且缺乏有计划的控制，各地官僚政府为追逐利润将大量农村耕地无序开发和佔用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而中共当局出于粮食安全和维护统治的整体考虑，设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新增的城镇用地要和新增的耕地挂钩，这项制度设计被称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基层政府通过将新农村建设和农民集中居住等方式（“农民上楼”）而节省出宅基地，以产生这些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企业只有通过在专门的交易所购买这些“地票”，使自己的工业建设和商业住房开发纳入当地政府新增建设用地计画中，以在城市周边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
中国实施“地票”制度的只有西南重庆和成都两座城市，但据说其远期计画是逐步推广全国。根据《香港商报》报导，自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并在当日交易中国第壹张“地票”以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计组织成交地票价值壹百多亿元(人民币，以下同)。成都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2010年12月17日成交均价每亩72.5万元，最高价92万元，最低价46.5万元。之后被国土部叫停，但由于市场需求和地方政府对于出卖土地收入的渴望，于2011年5月9日重新开始拍卖地票。虽然相关档声称，“地票”交 易制度能够实现城乡级差地租的价值化，成为城市反哺农村的资金来源；地票收益除缴纳少量税费外，绝大部分归农民家庭所有，即使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土 地收益，也主要用于当地农民社会保障和新农村建设等。但在实践中，交易额中的壹小部分而已。而其馀大部分收益除了用于複垦的工程费用之外，全部用于补充县 级政府和乡镇的财政，也就是地方官僚政府的基础建设和各种开支。
壹亩宅基地（666.7平方米）的“地票”在交易所能拍卖十几万元，但多数农民从中却只能得少部分补偿。壹些区县根据土地所在位置和土地上房屋的结构与新旧程度，每平方米的宅基地补偿壹般只有区区数十元（请见下表）。

（以西南某县档，赔偿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而据笔者瞭解该县的补偿水准在当地并不算是很低的标准）

简易结构（简易栅房）
每平方米40元
土木结构
每平方米70元
砖结构（瓦盖）
每平方米90元
砖结构（预製盖）
每平方米120元
如果是666平米（壹亩地）的土木结构的房屋（事实上普通农民很少能修造达到600平方米的住房），壹户农民也只能得到4.2万元的赔偿，这就意味着农民得到补偿无法和地票收益成正比。根据该县档显示其地票出售后，扣除给农民的补偿，所得收益分配为县财政75%,乡（镇）20%,县国土房管局5%。由于地方政府的各种基础设施工程又往往是官员获取灰色和非法收入的重要来源，而这种複耕建设又是体现政绩的良好手段。所以，众多基层官员对这种工程项目往往乐此不疲。为了更多新增耕地以弥补城镇建设用地，地方政府还通过“新农村建设”建造所谓集中化的农民新居（“农民上楼”），以大量减少农民住房的土地佔用。由于这些农民远离本来承包的土地被集中到新建居住中心，使农民下地干活不方便，也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新的推力。
与之相应，政府推出的另壹措施是“农转非”。通过将众多农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他们中的很大壹部分会退出原来掌握的宅基地。根据《中国经营报》报导，“重庆市农委的计算表明，重庆壹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退出宅基地，可节约建设用地170平方米，如果以后重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就可複垦增加耕地250多万亩。这意味着，如果複垦耕地上市将形成250万亩地票。”

然而用所谓“增减挂钩”的方法真的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了？根据媒体的报导，各地地方在耕地面积和库存存粮方面都存在虚报的现象。至于複垦出的土地是否能生产粮食，粮食产量是否真如官方所称的年年增产，则并不为官僚们真正在意，而成为了又壹个统计上的数字游戏。

大量土地闲置、城市扩张不断、由于缺乏农村基础水利建设投入和短视逐利，如今中国很多省份几乎年年都能遇到的“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近几年来粮食进口逐年大幅增加就已经证明粮食产量已经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当局现行制定的耕地保护和农业政策已经不能实现其目标。

资本家和官僚集团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和工业扩张是绝不会因为各种表面惠民的政策而停步。而“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成为了官僚和地产投机商追逐利益的手段。

土地私有化

虽然中共当局并没有将明确的土地产权私有化作为法律或者政策大力推广，然而当局所推行的重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化。

土地流转是壹种比较普遍的变相的私有化方式。几十个农民的大量土地壹起租给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几个富农跟中共的村级官员作为股东组成官方性质合作社。“大户”同时能够享受政府给予的农业补贴。而很多小农由于种植小块地没有多少收益反而有可能赔钱。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劳动人成为农民工外出打工，而很多土地事实上闲置，因此很多外出打工和从事其他产业的农民也希望把土地流转（租给）“大户”。大户依赖资本和现代化耕作，加之雇佣少数本地农民以管理农田。租期通常为十年到三十年不等。

很多大户往往就是本地村委会成员、村主任、村支书，或者与乡镇官员有密切联繫。另外也有很多在外地赚了钱的资本家回到原来的村子竞选上村主任，甚至在乡镇担任党政职务，把持政权，新富阶层和官僚勾结的情况屡见不鲜。

另壹种增加农民的“资产”的 方式是大规模引入金融资本。现在在壹些省份进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让农民可以更容易将土地流转到其他人手中或者抵押给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给 农民宅基地上的住房颁发房产证。之前根据法律解释由于农民的房屋是附属在宅基地上的，而宅基地为集体所有不能抵押，因而农民的住房无法抵押。如今农民能将 房屋和土地抵押给银行，使金融资本可以进壹步进入农村土地市场。

同时在东南沿海的壹些靠近大中城市的乡村自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当地官员通过把集体土地出租给资本家建设工厂或建立开发区然后收取租金，每年可以得到可观的分红。其中部分的村子的官员可以得到大量的分红或者租金。然而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后，直接把农业用地租给资本家建工厂的现象基本消失，但原先已经把农业用地租给资本家的官员仍然可以继续维持这种租赁关系，并继续得到分红。而由于投资的资本家在当地建立工厂带动周边其他产业，部份村级官员通过把农村附近的房屋租给外来打工的农民工和相关服务行业的方式每年也可以赚到不少钱因此成为了壹批不需要工作依靠土地的食利者。当然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人绝对数量很少，其在农村人口的整体比例中也是少数。

但是，由于贫富差别、户籍不同、政府歧视性政策和地方官僚的利用，造成这些富裕的本地食利者与外来打工的农民工之间的产生各种隔阂与矛盾，并在社会冲突尖锐的情况下，很容易转化成为地域主义冲突，并在各种群体性事件中有所反映。如在中国常常发生的群体性骚乱事件中，这种由于阶级差别和利益差别产生的矛盾都被表现为地域冲突而扩大与畸形。

小农的消亡

经过30多年以东南沿海出口依赖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出现了2到3亿在户籍上仍然是农民，但主要通过在城市打工而维生的农民工，他们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饱受剥削和最为主要的部分。在资本主义復辟的浪潮中，由于当局所推行的上述土地流转和农转非（农村户口转成非农村户口）政策。当农民赢得“被剥削的自由”的同时，也将丧失原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间接拥有土地所有权）可能提供的保障；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这在实质上不过是从原本“专制的国家佃农”变成了“资本的工资奴隶”。

为此自然也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抵制与反抗，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壹份调查显示，八成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而转成城市户口。贵阳公安局发现98.7%的农村居民不愿转户口。(这也在侧面反映即使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衰弱，对农民毫无吸引力。)各地专制政府蛮横而欺诈地徵收农村土地过程导致农民反抗不断，在群体性事件佔据三成多的比例。

由于工业化造成的农业和工业产品之间巨大的剪刀差，使农民从事农业和进城务工之间存在巨大收入差别。平均壹户农民每年通过耕作在他们的土地上壹般只能得到几千元的收益，这还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如碰上大的自然灾害可能颗粒无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仅为5,919元。而所谓的农村居民中还包括了大量在外打工而户口在农村的人。因而真正只靠种地为生的农民家庭的年收入只可能低于此水准。

如在城市裡打工，收入比在农村多几倍。例如在东南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包含加班费）很多超过两千。巨大的收入差异导致很多劳动力从农村来到城市。甚至在农村基本看不到年轻人，特别是青年或者中年男性，农村裡只能看到老人、儿童、妇女。而很多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更多地依靠在外打工的家人的收入而不是依靠他们的土地。许多农村的土地荒废了，特别是那些远离乡镇中心偏远的或者 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的土地。这也造成大量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他们通常由祖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代为抚养，因此很多留守儿童都存在心理和教育的瑕疵。

壹方面，大量80后和90后农民进城打工，其中很多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无法像他们的父辈壹样靠土地为生，很多是离开校门就直接进入厂门，在原籍老家根本没有种过地，既不会种地也不会愿意回去种地；而另壹些是“农民工第二代”，他们随着作为“第壹代农民工”的父母长期成长在城市，有些甚至出生在城市，户口本上的原籍对他们来说只是遥远而陌生的他乡，与他们没有什麽直接关系，也不可能返回去从事农业。新工人群体越来越脱去农民的特徵，成为工人阶级的壹部分。另壹方面，土地大量集中到大户或者外来投资者（农业资本家）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使用权。由于这些农民得到租金很少，远不够维持生活，他们只有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通过进入城市地区打工，或者在本地打工维持生计。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农民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壹个逐渐消亡的阶层。大部分小农将转变成纯粹的无产阶级，而少部分成为资产阶级。

中国的农民应该坚决反对中共内部改革派所鼓吹的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私有化，这只会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资本家、金融资本和大公司人手中。这会进壹步加速贫富两极分化，绝大多数农民会成为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成为资本家的工资奴隶，将今天仍然在法律上“非法的”官僚和资本家非法征地与圈地合法化，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復辟的进壹步发展。

当然了，也不应该支持中共内部的保守派主张的回到专制官僚控制的以户籍制度捆绑的人民公社，农民失去自由而被束缚在土地上绝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在土地农民所有的基础上，建立由广大自耕农组织的完全民主和独立的农村自治委员会。废除户籍制度和强迫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广大农民需要发动民主运动，并将之与工人运动相联繫以捍卫他们的权利。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重建农业集体化生产。要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环保的农业生产只有通过组建自愿和民主的合作社才能实现，而这需要由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家资源的支持。国家应该承担农村基本设施的建设并向农民提供免息和低息贷款。

农业用地掠夺

作者 于代松 刘俊 

近年来，为了应付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的短缺，西部省份壹些地区热衷于异地耕地置换。异地耕地置换本来是个别地区处理土地问题的应变之举，近年来却为越来越多的地方彷效，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壹些地方的异地耕地置换操作很不规范，还出现了借机变相乱占耕地的现象，若不能遏制这种势头，必将带来较大危害。本文以四川省的相关资料为依据，就这壹现象的原因及后果加以分析。 

壹、 异地耕地置换产生的背景  

    象全国其它地方壹样，四川省许多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断扩张，需要大量占用土地。但是，不少市县政府受制于“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这壹政策的限制，在本地又无法找到可开发、补充耕地资源的后备土地（指未利用土地），于是便请求省土地管理部门加以通融，让土地短缺地区的市县与土地相对充裕、经济相对落后的市县协商，由后者将生荒地稍加整理，作为补充耕地（指标），而前者提供必要的补贴，从而既维持省壹级范围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又让土地短缺的市县更多地合法占用土地（耕地）。有人认为，异地耕地置换既符合国家“占补平衡”的政策，还能置换出建设用地指标，是壹举两得的好办法。 

    各市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对土地需求，特别是工商业及市政建设的土地需求的极大差异。中国经济增长的GDP崇拜和地方官员政绩评价的唯经济增长范式，进壹步催生了各地方政府（官员）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迷恋与相互比拼。四川省连续几任壹把手都提出“工业强省”发展战略，成都、德阳、绵阳则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区域。类似的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经济辐射区）在地理位置、配套设施、产业条件、市场潜力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聚集项目、资金、人才并拉动消费，于是大量的工商投资项目、特别是大型投资项目纷纷选择入驻那些相对发达地区。加之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和国家经济政策上对强势地区的扶持，其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土地的依赖和需求被不断放大。同时，这些地区的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飞速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土地的强大而持续的需求。比如，2007年四川省郫县县城所在地郫筒镇的商业用地价格已上升到平均每亩400万元左右，同期成都市绕城路内商业用地的价格平均每亩更高达500万元以上。[1] 

    近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政府的“钱袋子”（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土地，“土地财政”早已成了壹些地区的主要运行模式。因此，尽量获得更多的土地征用指标、最大限度地把本地的土地转变为工商业和建设用地，从而获取尽可能多的土地转让收益，成了发达地区的主要政策目标之壹。然而，这些地区的土地本来就使用得较充分、彻底，后备土地资源极为有限，所以可开发土地十分稀缺。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这些地方的政府便想方设法去打通土地瓶颈、突破土地政策的限制。而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地区则有较宽裕的土地资源，当地岁入短拙，财政的转移收入仅能应付政府的日常基本开支，于是这些地方的政府便把“出卖”耕地指标当作简单便利的生财之道。只要把生荒之地草草整理壹下，作为耕地（供给）指标卖给其他地区，耕地置换收入就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耕地置换的不菲收入诱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热衷于此类交易。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对耕地（指标）的需求强劲，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有供给耕地（指标）的巨大冲动，只要上级政府在政策上提供方便，异地耕地置换这样的交易便活跃起来，并且堂而皇之地走向前臺，成为壹项“政策发明”。何况，“工业强省”发展战略这样的号召，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了全省各相关地区、部门默契地参与配合的理由。土地主管部门壹方面出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大义”，另壹方面很难拒绝耕地（指标）需方和供方完成异地耕地置换的强烈愿望驱使下的有力游说，何况，支持这种交易活动带来的部门收益也不小，结果就为耕地置换大开方便之门。近年来攀枝花和成都之间的耕地置换就不断发生。 

    本来异地耕地置换有壹个最大的障碍，即“保持耕地动态平衡”、确保18.3亿亩耕地保障线的国家土地政策。但该政策只是泛泛地提出了耕地控制的数量目标，并没有区位、质量、使用效率方面的指标要求，这就给了地方政府和土地管理部门从事异地耕地置换以操作空间。对这些惯于“玩弄”上级政策的官员来说，实现“耕地总量平衡”还不简单？乡内不平衡就县内平衡，县内不平衡就市内平衡，市内不平衡就省内平衡，实在不行就全国平衡！异地耕地置换这种堂而皇之的突破国家土地政策的偷梁换柱之举，竟然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壹项“成功经验”而得到推广。 

二、 异地耕地置换的现状与趋势 

    异地耕地置换背后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对参与各方好处明显，于是就没有人再从长远考虑、关心耕地面积的实质性减少会产生何种负面影响，异地耕地置换因而在各地追捧中愈演愈烈。以前，异地耕地置换是个别地区为满足特殊项目而发生的偶然现象，涉及耕地的数量、规模也有限，往往以几十、几百亩的置换为主，超过上千亩的案例并不多。但近年来，异地耕地置换成了各地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大城市周边地带的普遍现象，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亩耕地均通过异地指标补充而成片被改成建设用地。以成都市为例，绕城路内外几十平方公裏的原有耕地中，有相当部分都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被征用。四川省的可耕地面积原有6,661万亩[2]，过去5年中平均每年有大约32万亩到35万亩被异地耕地置换，5年合计达160万亩至175万亩，占全省可耕地面积的2.7％左右[3]。从整个西部地区的初步调研数据来看，在过去5年中，大约有1,500万亩耕地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变成了建设用地。更需要警惕的是，全国的异地耕地置换风潮正大规模向西部转移，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将危及到西部地区的耕地整体规划。 

    前几年异地耕地置换主要发生在同壹个县的不同乡镇之间，近年来已升级为市域内、省域内的耕地置换，个别重点项目甚至通过全国不同省区的异地耕地置换来解决建设用地。于是，异地耕地置换的空间不断扩大，距离不断延伸。近20年来，中国的耕地数量呈现不断减少态势。1986年至1995年间，仅建设占地便使耕地减少1.45亿亩，相当于韩国耕地总量的4倍。1996年到2006年间又净减少1.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30万亩。尽管中央政府制订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例如冻结审批、严查、垂直管理、建立土地督察制度等等，但耕地保有规划屡被打破。以1996年为基期的“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曾确定，2000年的耕地保有量为19.4亿亩，2010年的耕地保有量要控制在19.2亿亩。事实上，2000年全国的耕地保有量就已下降到19.2365亿亩，比总体规划确定的“底线”还少1,635万亩；到2005年，全国耕地只剩下18.31亿亩；2006年又进壹步下降到18.27亿亩，直逼18亿亩耕地保有量这壹红线[4]。 

    以往，异地耕地置换主要由企业操作，地方政府（耕地指标的引进、输出方）配合，土地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勉强通融。近年来，因发达地区的土地越来越紧张，而异地耕地置换产生的利益越来越大，企业活动（力）加强，监管者的默许成了日常状态，地方政府更是强势出击，土地主管部门有效配合甚至主动介入（设专门办理机构），由此导致普遍、大规模、经常性的异地耕地置换。壹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政绩，干脆将异地耕地置换作为重要的政策选择。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指出，2006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面积，都较2005年有大幅度上升。[5] 

三、大规模异地耕地置换的危害  

    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异地耕地大规模置换带来的负面效益非常严重。首先，损害耕地质量、危及耕地安全。据国土资源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上年末缩减了460.2万亩，人均耕地减至1.39亩。[6]而按照国务院1996年制定的“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可耕地不能低于18亿亩。大规模的异地耕地置换显然使上述目标受到巨大挑战。 

    毫无疑问，相对发达地区以异地耕地置换为名被占用的耕地，通常都是优质、高产、高效利用的耕地，在地形地貌、区域位置、配套设施、利用效益等方面也远远优于异地开发中整理出来的补充耕地。前者对农业生产的价值绝非后者可比。出让耕地（指标）地区相对偏僻落后，住民稀少且青壮年外流，原有耕地的耕种质量本来就差，产出也比较低[7]，现在为了完成置换任务而开发、整理出来的新耕地，其质量比原有耕地更为低下，当地农户可能（也只能）在些许利益的驱使下作完成任务式的应付型耕种，甚至成片撂荒。笔者近年在攀枝花调研时，就发现了较为普遍的新开发耕地低效使用及撂荒现象。如此则通过异地耕地置换而保持全省“耕地占补平衡”实际上更像是壹种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 

    提供耕地（指标）的地区多属于落后山区，可开发、整理为新耕地的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但那些地方的政府在利益的诱惑、驱使下，却大面积地开发坡地、草地和生态脆弱的未利用土地，这必然危及土地生态[8]。以攀枝花为例，大面积海拔较高的山地（坡、臺地）原来尚有表层植物复盖或土壤相对板结而起壹定的水土保护作用，雨水冲刷后的泥土流失量有限；壹旦被开发或转化为耕地后，表层松动且经常翻动，留下了水土流失的隐患。加之攀枝花属于干旱河谷地区，降水高度集中，原来荒草复盖的土壤开发为耕地后，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水土保持配套工程，很容易引发严重的水土流失。 

    但是，异地耕地置换者所关心的只是在不发达地区整理出来的补充耕地之数量，以及发达地区耕地改用指标的获得，以敷衍中央土地主管部门。至于耕地的质量、产出潜力、利用能力、生态保护等，完全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显然，异地耕地置换在整体上会导致耕地质量的不断下降，同时令耕地最低保障线（国务院确定为18.27亿亩）成为假达标的数字游戏。[9] 

    确实，异地耕地置换让相对发达地区突破了土地利用规划的限制，欠发达地区在短期内也获得壹些资金补贴，但却强化了区域竞争的“马太效应”：在强化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同时，也形成了经济上的“虹吸效应”，拦截了本来可能适合落后地区投资建设的产业项目、资金、消费（市场）、人才，从而延缓了落后地区改善基础条件、发展环境的步伐[10]。欠发达地区因为大面积地为发达地区提供耕地（指标），不仅牺牲了自己未来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建设的空间，还会因土地过度开发、生态破坏等问题而妨碍未来的发展。 

    由于异地耕地置换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参与其中的企业、“购买”及“出卖”耕地（指标）的地方政府、上级土地主管部门都极力推动这种交易。以四川省成都市、攀枝花市的耕地置换为例，成都市要获得耕地（指标），需要上级土地部门支持，攀枝花市争取耕地开发出让指标，也需要上级土地部门放行。而要大规模、跨区域、多次性的促成耕地置换，更需要绕开相关的法规、政策限制。这时，相关机构特别是土地主管部门可能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利益分享，利用自身的权力、地位，去配合完成壹些“合法”的耕地置换交易。从官场惯例看，这种异地耕地置换将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 

    异地耕地置换从个别地区应对土地短缺的权宜之举，演变为壹种普遍采用的“新政策”，必将引发有关耕地底线（数量与质量兼顾）不保、粮食安全、土地生态、土地管理腐败等严重问题。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这壹基点出发考虑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对异地耕地置换（背后是大规模占用优质耕地）现象实行严格的限制与监督，避免异地耕地置换这壹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由于土地监管部门已经参与了异地土地置换的利益分配，可以考虑让民间组织、公共媒体、地区住民等各种力量有效参与监管，形成立体、交叉的监管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