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员概论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本卷集中共党第壹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壹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03年7月29日 容忍与不容忍——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几件事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个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三颗光辉灿烂的巨星。论政治理念，陈独秀、鲁迅二人比较接近，两人都反对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他的温和路线，反对他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渐进改良观。
然而在个人交往上，胡适与陈独秀相知相交二十余年，中间壹度因主义不同而激烈对立，但两人却保持了终身的友谊，陈独秀始终信任胡适，他的遗稿最后也由胡适为之作序，并交付出版。而鲁迅则不同。陈独秀被中共开除以后，深受共产国际影响的左派团体，视之为仇敌。1930年后逐步成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也对陈独秀视同陌路，不再交往，甚至还壹度令得陈独秀深受伤害。
壹、
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先生，写了壹篇《中国现代史料的丰富宝藏—-胡适先生私人档案介绍》，谈到胡适为人时说：“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多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壹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当可以说是壹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耿云志《胡适新论》。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这两人私下交往时，有时候情形恰恰颠倒过来，倒是胡适主动与他争吵，批评得很严厉，陈独秀的声音却低了下去，象忠厚长者，常常只是微微地笑，静静地听。
二、
1927年以后，陈独秀倒霉了，被共产党开除，被国民党通缉，后来又于1932年10月被捕。胡适对于陈独秀的被捕，向来尽力搭救。当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被法捕房逮捕，胡适气得直骂“法国人真不是东西！”这壹回，他协同壹批自由派朋友们，尽全力营救，最后也只能做到使陈独秀免于军法审判，交由普通法庭审理。
这壹年的10月底，胡适发表演说《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高度赞扬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功劳和他壹往无前的精神，更对他结合文学革命从事政治革命的实绩作出肯定评价。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就被逮捕过，而当时的报纸，也同现在的报纸壹样，说陈是反动的。胡适问，“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不是反动？”
恰巧就在陈独秀被捕后不久，鲁迅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释放壹切政治犯相号召。在此情形下，民权保障同盟中只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诸人曾经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要求释放陈独秀。鲁迅先生和其他左翼人士，虽然打著“释放壹切政治犯”旗号，并且非常热心地参与营救苏联特工牛兰夫妇和其他共产党人，然而却对陈的被捕，不置壹词。
陈独秀被捕约壹个月后，当胡适在北大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的时候，鲁迅到了北平，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壹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轻蔑地称陈为“陈独秀之流”，指控他“是不喜欢泥腿子的”，丝毫没有顾及到陈独秀壹向主张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政治立场。
但是鲁迅早年毕竟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他在陈独秀被捕五个月之后，写了壹篇《我怎么作起小说来》，文中特意插进这样壹句话：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著力的壹个。”
三、
鲁迅再与陈独秀发生瓜葛，是在1936年。当时鲁迅与周扬等人就“国防文学”口号发生争执，壹个名叫陈其昌的，觉得鲁迅的立场与他们托派很接近，就给鲁迅写了壹封私信，同时寄去他们办的壹些刊物，希望得到鲁迅的批评指教。
此举招来了鲁迅壹篇大大有名的文章，这就是标明由鲁迅口授由ＯＶ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此信指控陈其昌们“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这封信，连同陈其昌的私信，都在《现实文学》第壹期上公开发表，陈其昌壹下子被惊呆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既被国民党追杀，又受到共产国际打压，处境极为悲惨。
鲁迅此文，最令这些爱国志士饱受伤害的，莫过于影射他们拿日本人钱办刊物。当时，陈其昌立即给鲁迅写了另壹封信，为自己辨诬：“妳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把我的信与妳的答复故意以那样的标题公开发表，并且还不仅发表在壹个杂志上。••••••这里，我在热烈的企待著鲁迅先生的雅量。革命者向来不回避堂堂正正的沦战，妳如愿意再答，就请摆开明显的阵势，不要再躲躲藏藏的造谣诬蔑。”
鲁迅的态度，跟二十年后毛泽东先生面对梁漱溟先生时很相象，始终没有表现出半点陈其昌所企盼的“雅量”。
四、
陈其昌的辩诬信，被鲁迅锁进箱底。但鲁迅文章中关于托派分子拿日本人钱的影射，却不胫而走，如同壹颗重磅炸弹，引爆了壹场诬陷陈独秀和托派为汉奸的运动。
壹些人认为，这封信连同另壹篇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乃是笔名为OV的中共党员冯雪峰代笔写的。事实上，冯雪峰是鲁迅最信任的朋友之壹，两人的政治立场是相当壹致的。
五、
1937年，诬陷托陈为汉奸的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鲁迅先生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第壹等圣人”。
然而狱中的陈独秀，得知鲁迅的刻薄文章，勃然大怒：
“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测。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正好在南京，见状大急，会同张伯苓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使得陈独秀获释出狱。然而中共报章却声称陈独秀是汉奸而不是政治犯，千方百计反对国民政府释放他出狱；继而又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枪决韩复榘的毅然手段，以汉奸罪名枪毙陈独秀！从此以后，扣在陈独秀头上的这个莫须有的汉奸罪名，竟然被他亲手创建的政党打成铁案，壹背就是半个世纪！
不过陈独秀毕竟是大度之人。他对鲁迅的埋怨，仅仅是壹时激愤之词。鲁迅逝世后，陈独秀、胡适对他的评价都挺高。
几乎与毛泽东那篇《论鲁迅》同时，陈独秀也写下壹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对鲁迅作了中肯的评说：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抗战中，陈独秀几经碾转，最后客居四川江津，晚景极为凄凉清苦。
1942年5月27日，壹代伟人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仅63岁。全国各界人士，包括许多曾经与陈独秀政见相互敌对的人和团体，连同他的死敌蒋介石在内，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壹生表示了敬意。唯壹的例外，就是他早年为之献身的那个集团，视陈为异己，表现得异常冷漠，不近人情。
六、
胡适在去国离乡路上，孤独地坐在太平洋上壹艘客轮里，埋头阅读整理著陈独秀的遗稿。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慧星，经过痛苦的迷惘与探索，终于认定苏联式集权政治必然走向专制，重新追回并且肯定了自由民主和政治宽容的价值：“科学，近代民主制，射秽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壹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著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壹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制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为……” 受尽磨难之后，陈独秀已经决定不再隶属任何壹个党派，他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我要为中国人民说话”。
胡适再壹次感受到了与这位老朋友的心心相印、精神相通：
“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壹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yuner.htm

2010年3月15日 关于宽容：陈独秀与胡适、毛泽东的故事
壹、从胡适的壹句话说起
鲁迅临死前说过壹句很有名的话：我壹个也不宽恕。胡适晚年也说过壹句很有名的话：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这句话并不是胡适的原创，是康乃尔大学历史学家George Lincoln Burr在与胡适谈话时所说。晚年的胡适经常想起这句话。他写过壹篇《容忍与自由》的文章，他写道：“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壹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在胡适与陈独秀通信中，二人可谓壹拍即合。但是，虽然相互赞赏、相互倾慕的成分居多，却也未能“保持高度壹致”。他们最初的分歧即产生于对“容忍”与自由的不同态度上。
四十多年后，胡适仍忘不了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话。他说：“这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二、陈胡二人的分歧与友谊
陈独秀与胡适都属兔，陈比胡年长壹轮。胡适是比较单纯的文化人，陈独秀却既是颇有心得的文字学家，又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时强剪别人辫子被驱逐出境，在国内组织过激进社团、办过革命小报、还参加过暗杀团，辛亥革命后当过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后是安徽省头号通缉犯。这是两个性格、经历、兴趣、志向很不相同的人，能走到壹起纯属偶然，能成为终生朋友，则是壹件很奇特的事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因嫖妓丑闻被北大校长蔡元培以文理科合并的名义免去文科学长之职。几个月前还曾谴责十月革命“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的陈独秀，忽而转为赞美俄国、信仰马列。这壹变化也有李大钊那篇空洞无物的《Bolshevism的胜利》的影响在内。五四壹过，陈胡二人在思想上、政治上渐行渐远，终至“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他们的友谊却历久弥坚，终生维持。
关于“容忍”的话题，在1925年的陈独秀与胡适之间又发生了更大的分歧。那壹年底，发生了国共两党领导群众游行烧毁《晨报》的事件。胡适非常愤怒，当面斥责陈独秀不能容忍异己。
1932年，被共产党抛弃和唾骂、遭国民党通缉和追杀的陈独秀在上海东躲西藏期间终于落网，并押送南京，内定由军法处判处死刑。与陈前两次被捕时壹样，“我的朋友胡适之”立即出头营救，四处联络、八方求助，向这位虎落平阳的主义之敌、人生之友伸出了最宝贵的援手。
抗战爆发之后，还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托请汪精卫、转达蒋介石，将“叛国”犯陈独秀提前开释。
三、共产党、毛泽东容不下陈独秀
在陈独秀流浪、入狱、受难的全过程中，那个由他亲手创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那位曾视他为神明、写过“陈君万岁！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的五四愤青——毛泽东，又说了些、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也来看看共产主义者毛润之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之在待友之道上的“根本区别”。
对毛影响至深且巨者，是陈独秀和胡适。此二人不仅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毛人生道路与终生事业不可或缺的指引者。结识陈独秀与胡适，是毛“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点所在：毛回湖南办“自修大学”是胡适的主意（“章程”原稿即为胡所撰），拒绝出洋是受胡《非留学篇》的影响且当面咨询了胡适的意见，“驱张运动”则受到陈独秀的热情鼓励，而成为共产党的创党成员，更直接得自于陈独秀的怂恿和推动。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说过：“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壹生转变的原因。”
1937年，59岁的陈独秀出狱。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老朋友为他的生计和前程出谋，蒋介石也有意把他养起来，做个挂名的参议员、劳动部长或让他再组织另壹个共产党，均被陈坚拒。
此时，正在延安写作煌煌大著《矛盾论》的毛泽东写道：“我们……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
陈独秀想去延安，让罗汉托林伯渠转达毛泽东。毛提出“三项条件”：公开承认托派错误，公开拥护党中央政策，以行动表示诚意，而且要有书面检讨。落草的凤凰不如鸡。对斯大林也没有驯服过的陈独秀又岂能被逼驯服于毛泽东？
在中共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屎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在回答友人对毛陈关系的问询时，陈独秀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壹个农运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这是陈对毛的真实看法。
1942年，贫病交加的陈独秀逝世。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了《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壹书，回国后的胡适阅后大喜，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并为之写序。胡适说：晚年陈独秀的文章“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380

2019年3月20日 晃唐：陈独秀：历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壹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自己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张宝明和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壹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壹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壹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壹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老家”这边也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壹共识吧。
1933 年4月14日，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壹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壹。
八壹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1937 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著潘兰珍来到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壹壹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壹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壹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hx.cnd.org/2019/03/20/晃唐 陈独秀历史王八蛋妳能奈我何

2013年4月12日 还原“四壹二事件”
“四壹二事件”的背景
1925年底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被视为国民党内部的壹个右翼政治派别“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与苏俄联合。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苏联干涉和中共扩张的直接反制，国共之间的决裂已经不可逆转。
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中共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下壹次又壹次的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和统壹全中国。
由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壹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再者，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壹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壹个上海政权的存在。
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壹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这些行为直接妨害著正在进行的“北伐”，连中共元老利瓦伊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榖、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中共的这壹暴行，引起了国民党军官的不满。
同时张作霖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抓捕了躲在内的李大钊等人。在前方爱国将领的呼吁下，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悉数执行死刑，就此点燃了“四壹二事件”的导火线。
“四壹二事件”的过程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中记载“下午（4月12日）壹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此事件标志著清党的开始。
“四壹二事件”的意义
1928年夏，“北伐”成功，国家统壹，南京政府得到国际承认。战事平息，国家结束军政进入训政，此期间由国民党行使国家统治权。从1928到1949二十年间，国民党两次依法结束壹党独裁，让国家进入宪政。第壹次是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进入宪政，但是由于第二年的抗日战争爆发而搁置；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即著手准备实施宪政，与最大的反对党共产党谈判，展开政治协商，组织宪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召开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国走入宪政时代，可惜因为共产党的坚决抵制而断送。
－－https://www.ntdtv.com/b5/2013/04/12/a875671.html

2017年9月23日 中东路事件与武装保卫苏联——教科书上没写的历史
1937年的《申报》上有这样壹段话：“中国就是有这么壹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这段话不壹定是林语堂说的，也可能是当时报纸的时事评论。但是其中提到“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独立”确实两段奇葩的历史。中共党创始人陈独秀还因为反对此口号被开除党籍，彻底被扫地出门。
壹、中东路事件
所谓“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又称东省铁路，由沙俄政府修建，横贯整个东北的铁路干线。1904年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壹段转让给日本。
1921年，苏俄出兵侵占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强占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北洋政府利用俄国内乱这壹有利时机，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驻军、司法、行政等部分权利。
1922年8月，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地方政府和苏俄就中东路问题开始谈判。并于1924年先后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奉俄协定》。从1925年起，俄方独吞铁路盈利，导致张作霖极其不满，拒不交铁路使用的相关费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张作霖甚至拘捕了俄方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事实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1928年7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东北当局开始驱逐苏俄驻扎人员，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各项权利。
1929年5月，张学良陆续关闭苏俄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逮捕总领事。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苏俄军队1929年9月开始全线进攻，所向披靡。实力在当时的中国首屈壹指的东北军则节节败退。俄军兵不血刃，以极小的代价相继占领绥滨、满洲里、海拉尔等要地，东北军两个主力旅被全歼，海军三艘舰艇全部被击沉，彻底覆亡。1930年，在美国的调停下，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屈辱状态。
二、武装保卫苏联
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对“伯力会议记录”不予承认，并将谈判代表免职。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苏双方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25次会议，但国民政府始终不承认和约。
中东路危机期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东北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领导率先发表文章拥苏反华。
“武装保卫苏联”就此闪亮登场。
当时已经被剥夺领导职务的中共创党人陈独秀忧心忡忡，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中共中央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并很快通过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扫地出门。
三、事件影响
“中东路事件”东北军的惨败，带来的不仅仅是壹个屈辱的和约。更为严重的是，壹直关注东北战局的日军，重新评估了苏俄和中国的实力，“暂避苏联、先打中国”的“南进”主张急速抬头。1931年“九壹八”事变以后，作为利益交换的壹部分，苏俄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甚至同意在中东铁路以半价运费向“北满”运输进攻中国军队的日军。后来因为欧洲局势紧张，无暇顾及远东地区， 1935年苏俄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伪“满洲国”。
更无耻的还在于，日本战败后，苏俄居然无视中国主权，又卷土重来，把中东路重新攫为己有。这条记录著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的血泪铁路直到1952年，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才彻底回归中国。要说近代史上那个国家伤害中国最深，恐怕非苏俄莫属。
－－https://w1.mingjingnews.com/index.php/新闻/历史/中东路事件与武装保卫苏联——教科书上没写的历史

2018年5月24日 林辉：李大钊误导北大学生同时也在卖国
误导北大学生 罪孽深重
李大钊在北大的工作时间是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对于马克屎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传播“功不可没”，他也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第壹人，对引入共产邪灵、毒害中国人、毒害传统学术亦种下了天大的罪业。
在成为马克屎主义者之后，受其影响后来加入中共的有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谭平山、谭植棠、许德珩、张申府、范鸿劼等。
利用北大保障从事革命活动
在误人子弟的同时，李大钊还利用北大做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求实践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这十年中能壹直平安无事，壹是北大的保护，拒绝北洋政府通缉的压力而将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对学术、对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权势压迫。试想，今天的北大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今天的中共能容许治下的北大聘用壹个“反共”人士吗？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见面，谋划建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李大钊将其介绍给了陈独秀，并共商建党之举。
由于孙中山的错误判断和“容共”政策，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党员得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李大钊、周恩来等人在加入国民党后，却公然违背孙中山的政策，分化国民党。
比如，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因叛国罪被逮捕 后人被批斗
1925年，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他遂逃入东交民巷苏联兵营。1927年4月，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京师警察厅派出300余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
不久，李大钊等20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被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绞刑处决，时年38岁。
文革爆发后，已死的李大钊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壹书记的李葆华也成了全国第壹个在北京游街的省委书记。其他几个子女李光华、李欣华、李星华和李炎华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而他们的遭遇甚少见于报端。
－－http://www./gb/18/5/23/n10420856.htm

2018年1 月 21日 历史资料：李大钊供词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
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壹、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
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供词证实了李大钊勾结苏俄、接受苏俄资助，策划中国内战，后躲入苏联使馆而被逮捕的事实；《顾维钧回忆录》及《晚清以来的外交与新的心态》，则证实了李大钊支持苏俄侵占外蒙古、分裂中国的事实。
李大钊供词之壹
问：特别市党部共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
答：特别市党部共有四个：广州、上海、汉口、北京共四处。特别市党部有事直接报告中央。在市党部以下分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各部以下分设之组织部是专管介绍党员，宣传部专管宣传、各种印刷品类，如对于民众方面、学校内学生、工人、农民均有宣传的职任。各部以下有会务部，专管开会之事。党人对于各地宣传有调查军队及军械的任务，政治委员有训练党员知识及党内主义的责任，对中央党部有介绍、传达、接洽各项责任。
李大钊供词之二
问：妳的姓名、年岁及何处人?现住何处?是何职业?
答：我名叫李大钊，现年三十九岁，直隶乐亭县人，现住俄兵营内三十号房内。
问：妳对现政府是反对的了?
答：当然是反对的。
问：妳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妥协?
答：苏联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帮，替我们训练党军，军中用俄教员。
问：妳被捕时，由妳屋内捡出之手枪是何处得来?
答：是俄国兵送给我自卫的，遇有必要时，俄馆亦可借给我们武器自卫。
问：现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帐壹册，妳看是妳自己登记的不是?
答：不是。但是我确知道其中收支情形。
问：该帐册壹月份、三月份均有收外友洋贰千元，又，三月份有收外友补助洋贰百五十元。〝外友〞二字名义太觉宽泛，究何所指?
答：此款想是李石曾在外间张罗来的。
问：妳素来光明磊落，不必说这不负责任的话，况此款系最近收入，妳那有不知道呢?
答：我细看帐册上所登壹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三月份收借外友洋贰千元，又，外友补助费洋二百五十元，此三项均系由俄使馆借来的，经俄使馆管理财务之俄国人米尼阔夫与我负责交付及接收。至补助费也是借贷性质，将来由会开帐寄到武汉党部与俄人鲍罗廷清结。在去年，我会也常向俄使馆挪用款项，但只是零用数，不过壹二百元，系由俄使馆前管财务之俄国人沙士阔与我交接。
问：俄代使借给妳党会办公费是如何情形?共数若干?
答：因为党会办公费不足，向俄代使借二千多元。
－－http://hx.cnd.org/2018/01/21/历史资料 李大钊供词/

2016年9月21日 被教科书骗了！李大钊被处死的真相
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劝冯玉祥哗变，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壹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李大钊被处死，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传说中的严刑逼供，被揭掉指甲，用铁丝捅尿道，相反得到了很好的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https://www./news/gb/2016/09/21/618873.html

2017年3月28日 中共元老李立三壹家的生死劫难
1949年李立三壹家搬进壹号院。安定下来后，夫人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壹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
李立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壹，中共六大后为中央常委。他提出“城市暴动”计划，被称之“左倾冒险主义”，又称“立三路线”。中共建政后，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春起，对李立三的批斗升级，二个月批斗14次。他在高台上壹站就是几个小时，低头弯腰、挂牌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有几次几乎晕倒在台上，被人拖著送回家来。
6月22日，李立三被造反派拉走两天后死在他们私设的牢房里。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死去的。
当时家人不知道他死了，更不知道他死前的情形。可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骨灰都不知去向。有关他的死因至今疑团未解。
李立三离世的当天下午，夫人李莎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被捕送公安部，之后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几天后，李莎被直接押送到山西运城，软禁在当地棉科所的大院里。
1914年生于俄罗斯壹个贵族家庭的李莎，1936年与李立三在莫斯科结婚。
1946年她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但始终没有加入中共。
李莎的父亲是被苏联契卡抓捕后自杀的。
李立三的父亲是被湖南农会“干掉的”。
李英男说，1967年父亲离世的第二天，她和读高中的妹妹李雅兰也以“谈话”为名，被骗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软禁起来，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转入秦城监狱，1969年8月释放，转到农村。
李英男2009年65岁时退休。她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中心主任，俄语学院前院长。
李雅兰从哲学专业毕业后，不见她从事和哲学有关的职业，而是像母亲、姐姐壹样，选择了语言教学和俄罗斯文史的研究。
－－www./gb/17/3/27/n8972824.htm

2004年7月18日 骆晓会：苏联背景与李立三的政治生涯
壹 代表全党充当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立三路线”是从苏联、共产国际来的，也就是说隐在“左倾盲动主义者”李立三后面的实际责任者是苏联、共产国际，这壹隐性背景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成共识。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从而又代表全党充当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替罪羊。
在中共中央推行“立三路线”的几个月时间里（1930年6-9月，若算上所谓的酝酿时期，即从李立三3月26日写《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开始，到9月30日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其错误为止，满打满算也只有6个月），当时党内举不出几个持反对意见者，更拿不出壹件能证明存在有组织或有系统的持反对意见的派别或“路线”的第壹手历史资料。当时敢于和真正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立三路线”的，还只有何孟雄和陈独秀等少数几个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是所谓“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和参与者。
“立三路线”的产生有重大的苏联这壹“隐性背景”，它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在时间上不是壹种并行关系，而是壹种有先有后的完全替代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后来人们杜撰的。
二 居留苏联十五年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
李立三代表全党接受了苏联、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指示，犯了左倾盲动错误，从此铸就了其政治生涯的“苏联背景”。1930年12月，它被召到苏联“汇报和检查”，被扣苏联达15年之久。在这个直接的“苏联背景”下，李立三的工作与生活沉浮不定。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愤怒，主要原因不是其左倾盲动错误；而是因为李立三曾公然蔑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责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甚至还提出要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
1935年王明作为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到莫斯科后，贯于以打击别人的手段来抬高自己，没完没了地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使李立三在王明手下过起了“小媳妇”的生活。
1937年8月，李立三不慎将自己壹只普通公文包丢失，不久又失而复得。这本是件小事，康生当时也承认里面没有机密文件，但事后王明、康生却抓住不放，不断批判李立三“玩忽职守”，“欺骗党组织”等等，苏联内务部也开始盯上李立三。1938年2月，李立三被内务部的人带走，并被宣布开除党籍，将壹些鸡毛蒜皮上纲上线,指控他为“托派”、“日本特务”、“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而在苏联30年代“肃反”的最恐怖的日子里过了21个月的铁窗生活。终于在1939年11月走出冤狱，死里逃生。但仍被当作“可疑分子”。
三 回国热心报效祖国却被污“里通外国”
李立三壹回到中国东北，立即带著“补课”的心情，开始了解情况，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的重要文献。1946年3月，接替饶漱石担任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三人小组）中共方面首席代表。 1946年秋，李立三又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是负责同苏联的关系。后由于与之打交道的中长铁路苏方副局长就是原参与过迫害李立三的克格勃人员，双方产生矛盾，李立三被迫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情报和敌军策反工作。1948年，李立三又被任命为东北局工委书记，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全国总工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52年前，他的实职是主持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劳动竞赛，亲抓企业管理、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同时还进行工会方针和理论问题的探讨。
1951年12月，几次检查批判会，就定下了李立三犯了“工团主义”、“狭隘经济主义”等“极右”错误的调子，李立三为此被迫离开总工会；1954年9月第壹次人民代表大会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还乡休假，后改任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公然主张要区分所谓两种个人崇拜，此说壹出，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就有人出来嚷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极大助长了个人崇拜。特别是，李立三自己对毛泽东也如同敬神壹样：被免职还乡竟然不敢去安源这个自己“很想念的地方”，因为“我去那里会引起人们对我革命历史的称颂，这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我年轻时在安源搞工运的成功，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是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当著李立三的面，将其列举为“知识分子出坏人的例子”之壹，并将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人并提。李立三听了报告后“很难过”，立即写了壹封长信请求毛泽东将他与王明应有所区别；但毛在4月11日壹次谈话中仍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著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到壹个又壹个的失败。”
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来临，李立三这位“老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当时虽还是华北局书记，却早已没管事没实权，本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关照”。但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想起利用他这个“活档案”，要从他口中掏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刘少奇的“罪证”时，就在劫难逃了。结果李莎重新被污为“苏修特务”，李立三则被戴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帽子，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成立了壹个由各地58个造反派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用尽了文革中所有批斗方法，甚至私设牢房，轮番批斗、审讯。1967年6月22日，68岁且患有高血压的李立三再也忍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折磨，最后“自杀叛党”，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和政治生涯。但是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亲笔遗书中，其称呼仍用的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606.html

2015年6月14日 惯于逃避的瞿秋白
瞿秋白从小看到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天天游手好闲，母亲徒劳无益地挣扎。他的感情明显在母亲壹方。母亲怀著“再穷也不能耽误孩子读书”的心理，把壹切希望寄托在儿子鲤鱼跳龙门身上，将他训练成壹个除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能做的半废人。最后到1916年，他们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没有了。母亲丧失了最后的幻想或希望，自杀身亡。瞿秋白的绝望是双重的，因为没有毕业的中学生两头落空。身体已经因为苦读而软弱，做江湖好汉或劳动人民都没有资格。
1917年，瞿秋白进京闯荡。在此之前，他在常州老家已经受够了亲戚的白眼。他来到北京后，参加北大和公务员考试失败，只得在门槛很低的俄文专修馆混事。在留学生满街走的北京城，这样的出身就足以保证他没有前途。他清楚自己的命运，变得越来越自卑和孤僻。五四运动对他这样的人只有机会，没有损失。他借助运动造成的社会情绪，加入了《晨报》和《时事新报》的临时通讯员行列，前往莫斯科采访，从此走上不归路。
他的特征是勤勉而没有创见。他三年内发了五十多篇通讯，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议学史》、《俄国革命记》四本书，表现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优秀素质，却没有壹点思想家的痕迹。他在此期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派他当翻译。1923年，国际派他去中国指导工作。他迅速纠正了中国党内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主要因为他的指示代表了苏联的最新政策。1924年1月，国民党仿照苏联召开第壹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作为列宁主义改造的象征，出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主编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此后几年，他的理论建树就是解释苏联的特洛伊木马政策。什么是民权革命?什么是射秽主义革命?为什么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既不是颠覆国民党的阴谋，又不是背叛马列的机会主义行径。
瞿秋白实际上是那种除了写字以外，什么都不会的角色，但《告全党党员书》的汉文本确是瞿秋白的杰作。1928年，他返回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
李立三失败后，他最后壹次担任罢黜失宠者的钦差大臣。然而，他的好运就此结束。1934年，他奉命前往赣南苏区。这是壹次谋杀性的放逐，因为他的身体离不开上海的医疗条件。他在赣南结识了毛泽东。后者壹向具备在短时期内看透别人性格的能力，很快明白瞿秋白不是有野心有威胁的角色，迫害其实是愚蠢和多余的。瞿秋白自己都不再挣扎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惯于逃避。
－－m.aisixiang.com/data/89326.html

2017年9月28日 中共五大：瞿秋白、蔡和森向陈独秀“开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代表张金保的回忆里，五大中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和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
在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的第二天会上，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著壹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前后写的。当时，随著革命运动的发展，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壹系列重大问题上有著原则性的分歧，他觉得有责任促使这些争论得到正确的解决。
除瞿秋白外，大胆向陈独秀“开炮”的还有蔡和森和任弼时等人。
任弼时是以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党的五大的。他对陈独秀的报告同样很有意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这位团中央书记，彼时年仅24岁，这么勇敢而严厉地批评年长资深的48岁的“家长”陈独秀，可以想象当时引起的轰动。
－－news.sohu.com/20170928/n514967137.shtml

2019年11月20日 内幕：周恩来借刀杀害自己前任领袖瞿秋白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编者注：博古中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走
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壹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壹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壹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不得不留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壹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91120/1226818.html

2019年7月8日 瞿秋白的悲哀：参与共产党的流氓政治但又不够流氓
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著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屎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屎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屎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国际共产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湖南的秋收暴动等壹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国际共产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去了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屎的共产主义只是壹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壹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耻，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
壹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壹场悲剧。他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topimagenews/20190708/1154886.html

2019年2月3日 遭毛泽东嫁祸并赶尽杀绝 张国焘退党始末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之壹。在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中，张国焘以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极具组织能力和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著称。
中共壹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而壹力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共壹大主席的就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1923年2月7日，张国焘主持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经全国各界呼吁救助，于同年12月25日获释。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共武装斗争第壹枪。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唯壹在中国境外召开的大会。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拒绝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这次大会。他对共产国际将第壹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于他的做法不胜愤慨，“我有什么错？我的错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们（指共产国际）的政策。”他是中共领袖中第壹个尝到卸磨杀驴滋味的人。如果他去了苏联，没准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亚了。1931年，张国焘返回中国。
张国焘是中共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受命担任中央军分会主席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壹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著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长征中的“密电”之谜与“另立中央”
当三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尚有兵强马壮的五万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红军只剩不足万人的残部。
关于密电
据中共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么证据何在呢？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壹封密电（叶能看见的也算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云云。此事之所以称作“谜”，是因为除叶壹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连经手电筒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这事原本也就结束了。可偏偏有壹个人要信它，而偏偏这个人又是中共主席毛泽东。惊恐之下，他带著亲信率领的壹、三军团连夜遁去。不仅未通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所谓兄弟红军），就连同属红壹方面军的五军团（起义投共的原国民党军赵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军都撇下了。分析此事真伪的壹个重要佐证是：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天下午（也就是在叶剑英连夜飞马给毛泽东送信的若干小时之前），毛泽东就单独找他询问对红军分与合的看法。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态度。毛没再说什么就走了。当夜，毛泽东即分兵不告而去。尔后毛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得以挂尾当上了元帅。今天客观的评价所有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这个所谓“密电”事件根本是壹起政治栽赃陷害。
关于另立中央
第二天发现毛中央不知去向，发电联络又不回答。随即召开的高干联席会议上群情激忿，包括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属红壹方面军建制）的干部都纷纷指责毛中央这样做太不像话，是分裂行为，没资格再领导……会议结果推选了张国焘、朱德等人组成了新临时中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调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检讨，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暂时压下了矛盾，重又合兵壹处，继续长征。
关于南下逃跑
这个指责也是十分的牵强可笑。当时的局面是整个中共及其红军都在进行战略转移，换句话也就是逃跑的过程中。说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岂不荒唐？
当张国焘最终放弃南下，回兵与毛合为壹股时，他的政治末日就不远了。毛中央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而后又将尾大不掉的红四方面军拆成东路军和西路军两部分（注意：此举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与毛的寻常用兵之道相勃。）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做为西路军派过黄河，孤军深入到敌优势骑兵驻守的祁连山壹带，以致全军覆没（号称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居然干这种自杀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吗？）。有壹点不容质疑：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丧师发生在毛泽东从张国焘手中取走指挥权从而号令全军之后而非之前，自然不应该由张国焘来承担责任。把这个责任强加给他是不公平和别有用心的。
延安整风和出走脱党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根据地改名叫陕甘宁边区。此时的张国焘已无任何实权，只担任壹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虚职。胜券在握的毛泽东，以“整风”名义组织了对张国焘的围攻。大会批，小会斗。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头上。张国焘先是痛苦不堪，继而心灰意懒。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壹件迫使他最终下决心出走的事：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等人的“28个布尔什维克”为首的王明从苏回国。在新疆停留时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罪名是“反革命”。这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壹根草！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张国焘的晚年在加拿大度过，夫妻融融。含饴弄孙，得以善终。
－－https://www./news/gb/2019/02/03/883403.html

2016年12月4日 张国焘是否给陈昌浩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
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壹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壹个问题：“妳壹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他干脆直接将话锋壹转，让对方跟著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壹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著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壹个“危机时刻”，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壹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壹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壹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壹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著整洁。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壹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
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
突然有壹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壹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壹根很短的铅笔和壹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壹方面军三军团壹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
不过，多年来，虽然研究者壹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原件，而且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1935年9月间每天的往来电报，但却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那么，曾经在他指挥之下的四方面军主力，又是怎么会在刚刚会师、部队未及休整的情况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开进，秘密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的呢？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辞条的介绍，此次渡河，却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实施的，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拓壹个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其中前期的具体做法是先消灭马步芳部，再行推进。
此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早已渡过黄河，壹直在盼望著原定后续跟进的壹方面军早日与自己会合，却迟迟不见对方踪影。同时，中央又壹再发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坚持按原计划行事。但其实，壹方面，由于兵力匮乏，这样的命令乃是无法执行的；另壹方面，中央对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应当作何长期打算也并未考虑成熟。
由于不断失利，又想避开蒋介石的军队，西路军只能壹路西进，于是自然环境就变得越来越荒凉，部队人员和给养得不到补充，此时他们虽然壹直发电报给中央，希望援军能够到来，但由于中央不了解西路军已经惨败的情况，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开展对马家军的斗争。西路军遵照命令执行，最终，打光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兵败祁连山，少数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动，各奔前程，又壹次踏上了充满艰险的生死未卜之路。
1949年初，张国焘移居香港，1977年底终老于加拿大的壹家老人院。不过，与他留在大陆的“亲密战友”陈昌浩“文革”期间以安眠药自尽相比，如此结局，已经算是得著善终了。－－www.bw40.net/9801.html

2015年7月11日 中共假抗日真相（4）：批判王明的内幕
第壹、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壹战线
壹、王明回国的原因
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战的境地。
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壹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壹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国。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壹战线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壹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壹切”。
壹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著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东在全会上壹再地批评他“壹切为了抗日、壹切经过统壹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坚持“壹切为著抗日民族统壹战线，壹切经过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壹，表里壹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壹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壹的理论。
王明说：“全中国统壹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壹的国防军队的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壹的国家政权和统壹的国家军队”。而且要进壹步建立“有统壹指挥、统壹纪律、统壹武装、统壹待遇、统壹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
壹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壹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壹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治分野”。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毕竟在党内有壹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壹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壹些有著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壹拍即合。
其壹、分歧的出现和性质。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壹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壹方针难以理解。他们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壹面联合，壹面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壹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
－－www./gb/15/7/10/n4477674.htm

2019年4月28日 王明档案彻底颠覆中共正史 王明在延安多次被下毒
王明（1904-1974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留苏，任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翻译，1931年为中共领袖，驻共产国际代表。八壹宣言起草人，主张联合国民党抗日，1937回延安，任统战部长。是中共亲苏的国际派领袖，在延安整风中被毛派批判犯左倾、右倾错误。1949年负责法治工作，1956年赴苏至1974年病逝，和夫人孟庆树（1911-1983）均葬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
这些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和看法。下面列举几例：
壹、关于1927年3月米夫率领联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组到中国的任务。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并带来五万美元作开办费。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都对此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
二、关于顾顺章叛共反水的问题。过去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蛋，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十二个机关的命令时，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共反水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
三、关于向忠发的被捕。王明知道很多细节，他说向忠发被捕是由他家的女工小娘姨向敌人提供的线索。他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
四、关于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是王明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到莫斯科去。但据王明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共反水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央无法开展工作。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共产国际决定调周恩来和王明壹起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他们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
五、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过去很多著作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由博古负总责，都是由王明指定的。但据王明说，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
六、周恩来与王明曾壹起编辑《南针》杂志。
七、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八、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共同起草了壹个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根据地的电报。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根据这个电报进行的。
九、关于王稼祥带回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他还说：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去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著王稼祥的面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有意让季米特洛夫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壹下头！
十、关于王明两次中毒的问题。根据傅连暲等医生1943年写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关于壹九四八年六月王明同志中毒的证件》等材料可以看出，王明确实在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于延安严重汞中毒，并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48年6月又因护士拿错药在河北省平山县朱豪医院再次中毒。虽然这两次中毒是医疗事故，但中毒现象确实是存在的，并不是他的编造。
－－https:///2019/0428/1281599.html

2016年5月24日 何方:毛泽东成为领袖后张闻天的悲剧命运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但是，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在毛张关系上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
从毛泽东的“配角”沦为“挨批者”
毛泽东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壹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壹事不懂”。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壹种挨批者和批判者的关系。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只管壹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壹起工作的历史。
“被贬”出任外交工作，毛泽东提醒“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
1950年，张闻天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驻联合国任首席代表。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
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壹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
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壹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
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回京未果，后病逝于无锡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
“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壹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壹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此自然中断。
－－https://3g.china.com/act/news/11025807/20160524/22725153.html

2013年7月17日 张闻天的命运说明了什么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当年张在中央苏区批毛，反“罗明路线”，进而整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让毛泽东孤苦零丁的领受了两三年鬼都不上门。
1934年8月后毛、张在江西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的非常不错，后来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知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遵义会议张180度大转向，力挺毛泽东。
长征到了陕北后，张闻天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
应该说没有张闻天毛泽东当年不会受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但没有张闻天，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也不会有毛泽东壹点壹点抓权的顺畅。
然而，记仇容易，感恩难。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壹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1959年，张闻天忍不住了，庐山上讲了整整半天。毛泽东不往心里去吗？这边壹发怒，妳又软了，又检讨了，结果检讨让人家当文件下发给各路诸侯了。
毛泽东1949年后的党内家长制作风，除了已知的原因外，也是中共党内壹些高级干部迁就纵容的结果。什么顾全大局，其实顾全的是自己的小局，毁得是大局。大跃进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壹些高干为了顾全大局，让毛泽东继续干，结果，又领著中国人走进文化大革命。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彭德怀壹样，是没能始终坚持个人的正确主张和立场。压力壹来即检讨，结果照样往死整妳，倘若真海瑞壹样，棺材准备好了，不就是掉脑袋吗？
－－https://botanwang.com/node/12414

2016年7月26日 周恩来满脸通红怒斥柯庆施：妳算老几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著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壹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按理来说，这样壹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壹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壹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壹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壹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壹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壹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仕途青云直上。
壹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射秽主义改造”后期。薄壹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壹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射秽主义”。
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著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进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射秽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进。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进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
1957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壹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壹篇急躁冒进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壹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壹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妳是总理，妳看，这篇文章妳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壹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壹马当先、睥睨壹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
二
喧嚣壹时的大跃进并没能持续多久。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柯庆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壹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壹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
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进入了壹个艰难的调整时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壹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壹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壹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壹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壹次会议上气愤地说：“妳算老几？”
三
1962年后，随著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进”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进，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壹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壹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进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壹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壹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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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壹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壹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壹书记、南京军区第壹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壹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壹直没给他壹个明确的说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壹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壹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壹次婚姻，进入延安之后，又有过壹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壹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接著，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壹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壹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壹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壹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射秽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壹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壹报告。
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紧接著，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妳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壹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
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壹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壹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壹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壹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壹夫人江青的代号。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壹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壹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壹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壹“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壹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壹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壹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壹次相似。于是，这壹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壹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壹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壹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壹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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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 陶铸在中共党内残酷斗争胜出却难得善终
本文选自武宜三个人博客，原题为《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陶铸在文革中死去》
壹、陶铸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
当年对陶斯亮那封声情并茂、呼天抢地的《壹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很不以为然。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于她的爸爸陶铸、妈妈曾志以及他们壹伙用屠杀营造的恐怖把人性和壹切美好的东西都彻底摧毁了，才造就了这个连“党中央政治局的壹个常委，政府的壹个副总理”也自身难保的人间地狱。
陶斯亮也不清楚：当陶铸在卢山会议上和柯庆施等人壹唱壹和地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当他表示要做毛“从壹而终”、决不“移情别恋”的“贞节”之妇时，就已经注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权和“夫权”利剑之下的命运了。
二、陶铸在广西剿匪杀了数十万人
壹九五壹年五月中旬，莫文骅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途经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问：妳们（剿匪）壹共杀了多少人？莫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杀了XX万吧。毛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听后唔了壹声，没再说什么。（4）这个“有人”，就是杀人魔王、南霸天陶铸。“XX万”即几十万，在陶铸、陶斯亮们的眼里这只是壹堆数字；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价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三、陶铸之杀人效率
十壹月十四日，毛给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并立即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到广西“帮助工作”，“直到剿匪问题基本解决”。早在东北剿匪中杀红了眼的陶铸，十壹月二十壹日在壹个加强排的武装护送下到达南宁。
壹九五壹年壹月七日和九日，毛两日三次通报表扬陶铸：“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
壹月二十四日毛又电叶剑英、张云逸等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大大表扬了陶铸。
陶铸从十壹月二十壹日到职广西至次年壹月中，不到两个月就剿了九万余，处决了三千余；到莫文骅离开的仅仅半年时间，杀人的总数就达几十万，其杀人效率不可谓不高，所以毛泽东龙心大慰，对他褒奖有加。
四、陶铸杀了广西又杀广东
壹九五壹年十壹月，毛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最终毛决定改组华南分局，把在广西杀人成绩超卓的陶铸调到广州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十五载的南天王生涯便从此正式开始。
在毛的支持下，陶铸壹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谈整顿队伍问题时，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壹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壹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
在陶铸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由于过速过激，导致过左过火，赵紫阳当时作为陶铸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口号；数以千计的地主、富农，甚至工商业者和归国华侨自杀、被杀；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还迫害了许多地方干部，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和灾难。陶铸自己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只承认，“死人多了些”，说得多轻巧！
陶铸、赵紫阳来广东主持土改工作后，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壹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壹九五三年二月新壹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据《带刺的红玟瑰》壹书透露，粤西全区仅壹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壹个月，地主自杀已达壹千壹百六十五人；壹九五三年“土改复查”时，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壹个月中，自杀者又增八百零五人。
－－https://www.//中国/59640018/陶铸在中共党内残酷斗争胜出却难得善终

2007年12月29日 张成觉：“南霸天”陶铸的升沉
陶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奉毛之命主持广西剿匪。此后不久，擢升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堪称为‘用人血染红了顶子’的典型，其官位背后，至少有壹万三千多冤魂在游荡。
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陶作为毛宠信的封疆大吏，按照‘最高’的旨意，精心部署。陶决定亲自出马，于5月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师生意见，‘引蛇出洞’。
当天上午的教师座谈会上，陶铸壹直不动声息地耐心听著，甚至插上壹两句话以示鼓励。然而不久之后，当日发言的董每戡，林楚君，詹安泰等人都被划为右派。
地方主义和右派有无不同呢？陶铸讲，毛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两者均属敌我矛盾。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的，大多是县处级以上干部。仅在海南行政区即达154人，占该区286名县处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五十四。可见打击面之宽。
1966年8月文革刚兴起，陶铸红到极点，毛亲自把他勾到排名第四的位置，仅次于毛`林`周。不料才过了5个月，即1967年1月4日，他就丧失了人身自由，成为与刘邓并列的被打倒对象了。据其妻曾志自述，事缘陶拒绝江青要求，不肯在批刘邓的会上发头炮，再就是当面痛斥江‘干涉得太多了’，总之是得罪了‘娘娘’，因而遭殃。
1969年11月30日，陶于被关押近3年后死于合肥。之前七个月因胰腺癌，痛苦不堪。据曾志写的病情纪录：他经常痛得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每次痛过后都是壹身大汗，要用几条毛巾才能擦干，像这样，壹天要发作三四次。。。虚弱得连大便的力气都没有，每隔几天，就得用手给他抠大便。
陶铸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略有文才，曾出过两本书：《松树的风格》和《理想 情操 精神生活》，分别以其两篇散文作书名。
纵观其壹生，无疑属于毛的忠实信徒与走卒，毛昵称他为‘我们党的壹头牛’。因他的牛劲--蛮横固执，且不说前述剿匪`土改`镇反滥杀无辜，之后历次运动中亦害人无数。而其遭毛抛弃则引人深思。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07/12/blog-post_3141.html

X年X月X日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谁
首先，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谁？我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得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曾志说：陶铸刚赴北京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参加主席召开的壹个会议。会议著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遣工作组，这是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壹。”（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毛既然设这个“套”、放这个“诱饵”要整刘少奇，他能放过坚决支持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陶铸吗？这是明显的道理。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壹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换头术”的事情，即把邓小平的头移到别人（陈毅）的身体上。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确实符合事实。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泽东另壹个大的分歧，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7月2日，毛批示：“同意妳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壹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壹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壹句话：‘希望妳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壹个重大战略部署？－－www.yhcqw.com/36/8807.html

2018年10月12日 彭真之谜
彭真原名傅茂公，1902年生于山西曲沃。由于家贫，小傅12岁才上私塾。1923年入党后在太原、天津等地从事党务工作，做过天津党组织的书记和顺直省委常委。1928年3月刘少奇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和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北方视察顺直省委（机关设在天津）的工作，两人由此相识。193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达天津，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他的秘书是林枫），任命彭真取代了柯庆施的组织部长职务。
1937年5月，彭真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壹次见到了中央领袖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会后他正式改名彭真。此后，毛泽东倚重刘少奇在政治上平衡周恩来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抗王明、张闻天，在军事上牵制朱德、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又需要自己的班底，彭真也就连交好运。
随著刘少奇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势力也不断膨胀。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出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之妻陆璀是刘少奇的秘书，毛泽东以刘少奇、饶漱石来牵制曾把他轰下台的陈毅。彭真也跟著沾光，接任北方局书记，林枫接替彭真任北方局组织部长。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开展整风兼整人的运动，大力批判王明路线，彭真与刘少奇、康生壹起成为整风运动的教主。而柯庆施则成了挨整的对象，被斗得遍体鳞伤；对柯庆施表示同情的陶铸也被关押起来。但是权谋大师毛泽东后来又出面将柯、陶两人救出，结果，这两个人对毛泽东感激戴德，对刘少奇等则心怀不满。
彭真的壹个独特贡献是：带头对毛泽东喊“万岁”，毛泽东很受用，对彭真也就壹再提拔。七届壹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共十三人，新增的四人中，林伯渠、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德高望重，真正的暴发户是高岗、彭真。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际，指定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彭真和陈云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日本投降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派出了他心目中最得力的干部 ——彭真出任东北局书记，第壹政委。勉强支撑了九个月，不得不让位于身材瘦小的林彪。十分丢脸地就地降职，尴尬地改任副书记、副政委。
不到壹年，刘少奇很快将彭真调到西北坡来，弄了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的头衔。在北平解放后，他又当上了市委书记，与市长叶剑英壹起管理首都。后因叶剑英南下就任广州市长，彭真遂于1951年2月兼任北京市长，那时当官没有届次和年头的限制，彭真壹当就是十五年，结果北京市被他打理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有心削弱（注意这个词）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他倚重高岗去办理，不想高岗领会错了圣意，犯了两线作战的兵家大忌。
1954年9月第壹届人大召开，刘少奇成为人大委员长，他把彭真弄进人大来当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同样当了十多年。
中共八大是壹次盛会，有几十个外国政党的代表团参加。刘少奇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中只有壹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与七大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两个月后彭真率领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苏捷罗保阿南），并作为中共代表出席意共八大。与职业外交官和技术官员的出访不同，这类党务干部的出访主要是奖励性质，说明当事人正受宠信，因而可以享受这种免费到国外观光旅游的待遇，享受异国情调。
1959年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当上了国家主席，彭真虽然没有进步，但权势不减。三届人大会上彭真如前所述成为人大第壹副委员长，这应该是他在人大所能站到的最高位置了。因为委员长是朱德元帅，这是彭真所无法逾越的。
刘少奇心目中护著彭真，而彭与林当年在东北形同水火，刘少奇言语之中还对身体病病恹恹的林彪多有怠慢。1964年7月他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各项指示得到贯彻落实，毛泽东没有忘记彭真是第壹个喊“万岁”的人，任命彭真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毛泽东是军事家，深谙用兵之道，知道要攻克核心堡垒（刘少奇），先得扫清外围阵地（彭真）；而要打倒彭真又得先拿下彭真的外围阵地，那就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吴晗，这位明史专家写了个剧本《海瑞罢官》，正好可以用来做做文章。于是刘少奇试图保住彭真，彭真则徒劳的想保住吴晗。彭真对壹名文弱书生的保护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天子发威，无坚不摧。1966年5月， 彭真和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
1979年彭真得到平反，又进入人大，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和副委员长，并和赵紫阳壹起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263429.html

1997年4月28日 1997年彭真讣告：“斗倒”胡耀邦的强硬派
彭真因为长期担任北京市市长而为人所熟知，他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壹个重要受害者，在国内流放了12年，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才重新出山，帮助设立了中国专制法律体系的框架。其中包括壹部严格的刑法，这部法律授予了警察部门、检察院和法院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所不包的权力。他此前对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反对，壹直是阻碍经济改革步伐、减少政治改革希望的强大力量。
作为壹名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并让共产主义在1949年获得胜利的革命者，彭真参与了与塑造共产党现任领导层相关的所有重要决策，包括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让前上海市党委书记江泽民担任党总书记。
在促使支持改革的党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壹事上，彭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在1987年被邓小平赶下台。两年后，彭真大力支持实施军事戒严，以打压胡耀邦去世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支持民主的示威行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在壹场军事袭击中被镇压，彭真和邓小平及其他高层领导人壹起解除了接替胡耀邦担任党总书记的赵紫阳的职位，后者当时拒绝下令进行军事镇压。
胡耀邦开启了壹项反腐败运动，据说牵涉到了彭真唯壹的女儿，这进壹步加剧了两人的矛盾。
尽管彭真反对邓小平的许多改革举措，但是在其他时候都之紧密合作，其中包括在50年代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帮助清洗和迫害了壹大批知识分子。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1028/obit-pengzhen-95-dies-hard-liner

1989年5月24日 八九文件：杨尚昆《在中央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89年5月24日
请各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主要给同志们说壹件事情，现在北京局势还处在壹个混乱状态。现在多数部队已进驻预定位置。前几天还更乱，所有军牌的车都不能通行。这样的情况还不说是动乱？首都的状况就是动乱。这个动乱并没平息。五月四日以后，突然我们有的同志说，这次运动是爱国的、是合理的，这壹下子又掀起了壹个高潮，又发展到绝食。
总之，我们每退壹步，他们就进壹步。目前集中壹个口号就是“打倒李鹏”，这是他们内部规定了的，其他口号就不要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推翻现政府。壹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壹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壹点，接著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
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壹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所以邓主席就讲，这次学生闹事经过几次反复，两种声音出现，就是指的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这是壹个转折点。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面前，学生更起劲了。所以就曾经出现“拥护赵紫阳”、“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
多少年来，几位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壹起讨论中央事情，这是第壹次。小平、陈云、彭真、邓大姐、王老，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射秽主义要变成自由主义。
在五月十九日上午，紫阳同志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人，妳们看他讲了些什么话？稍稍有脑子的人都觉得他讲得没有道理。第壹，他说我们来迟了，就哭起来了；第二，说情况很复杂，有很多事情现在解决不了，经过壹定的时期终究可以解决，妳们还年轻，路长得很，我们老了，无所谓。讲了这么壹篇调子很低沉、壹片很内疚的话，好像有很多委屈说不出来。
那天本来没有安排我讲话，临时不能不讲那段话，因为军车阻在那里，不讲几句怎么行呢？所以我讲军队是奉命来到北京，是维护治安，决不是对付学生的，妳们不信以后可以看。
现在摆在面前的就这么壹个问题，怎么解决？今天我想给军队各大单位的同志先打个招呼。中央考虑来考虑去，势必要换领导，因为他不能执行中央的指示，同时另外还有壹套。现在有人散布说没有什么党，都是壹个人决定的，这是非常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来华，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讲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地位，说所有重大问题都是小平同志决定的。稍有头脑的都觉得这是壹篇推卸责任的话，把小平同志摆在前面，说明壹切错都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现在全党必须团结起来，壹心壹意贯彻“四•二六”社论精神，只有进不能退，今天就是给妳们打个招呼，有个精神准备。今天已是戒严第五天了，五天来我们没有开过壹枪，没打壹个人，这壹点老百姓是清楚的，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做好宣传工作。
－－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3.html

2009年8月11日 邓小平利用和玩弄杨尚昆的故事
邓小平同杨尚昆的关系至少可追溯到中共在1930年代的江西苏区。杨尚昆利用他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分配物资，有壹次，特意分配壹些奶粉（张学良用卡车送给中共的）给重病中的邓小平，把处于死亡边缘中的邓小平救活了。可见，邓杨关系之深。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靠的是其军权独大。这个军权独大实际上是杨尚昆帮助的结果。1991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与杨尚昆同行。壹方面是假借杨尚昆的军权，宣示，支持改革开放，向保守派示威，赢得地方要员的支持改革开放。另壹方面，也可防止杨尚昆留在北京搞政变。
据说，杨尚昆在1991年左右，要把北戴河的保卫，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转交给河北省军区负责。但是，遭到了邓小平的拒绝。显然，杨的亲信在河北军区。
邓小平在1992年利用完杨尚昆后，在10月的中共14大上，抛弃了杨家，把杨家的军权削去，只留了杨白冰当政治局委员。因为这时，江泽民已经抛弃了陈云保守派。
杨尚昆1992年失去权力，从此，断绝了同邓家的来往。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8/zhouyahui/39_1.shtml

2013年1月17日 镇压六四主将、党内斗争牺牲品杨白冰病逝
权倾壹时杨家将
终年93岁的杨白冰在1997年离休前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是权倾壹时的“杨家将”的主将之壹。
在他的胞兄杨尚昆1981年获邓小平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后，杨白冰也随之在军内步步高升，担任极为重要的北京军区的政委。在1987年十三大后，杨尚昆出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杨白冰则升任总政治部主任，获上将军衔。
六四屠城掌军权
据资料记载，6月3日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和姚依林紧急磋商，决定对天安门学生“平乱”时，杨白冰也在场，而在6月3日当晚在中南海坐镇指挥的高层中，除李鹏、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外，还有杨尚昆和杨白冰。
杨白冰被背黑锅？
香港媒体在2004年报道说，当时的中宣部制作了壹个“六四风波的经过”的光盘，要求司局级以上党政军官员观看，以便统壹思想，而且是“当场看，当场收回”。按照这个光盘的说法，当年在下达镇压命令上签字的便是杨白冰。因此，有不少人相信杨白冰是当年戒严部队的总指挥。
但是，有分析说，这个光盘显然是为了撇请李鹏等人与六四的关系，因为当时杨白冰尚未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圈，在军委9位成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不可能轮到他签署镇压命令。
旅居洛杉矶、专门研究六四的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吴仁华说：“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杨白冰无疑是六四镇压当中的壹个主要人物。在戒严部队方面也是壹个主要的人物。至于是不是他签发的，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掌握具体证据。”
党内斗争牺牲品
报道说，杨白冰的举动让江泽民感受到威胁，因此在曾庆红的协助下，通过现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联系，力陈“杨家将”夺权危险，又指杨尚昆想在邓小平过世后“平反六四”。
在十四大上，杨白冰晋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却被免去军权。第二年，杨白冰正式退役，杨尚昆也在十四大后离休，“杨家将”从此消亡。
杨尚昆反悔六四
据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生前好友、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说：“鲍彤也说，在5月17号邓小平决策以前、戒严以前，杨尚昆和赵紫阳的观点是壹样的。宗凤鸣那本书《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记录的和他给我讲的时候也是壹样的。那我说为什么他后来变了，他说我们共产党的规矩就是上边的领导变了，我们就得变。”
媒体报道，杨尚昆对“萨斯英雄”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壹定会得到纠正的。正在病中的蒋彦永周四向美国之音证实了有关报道。
关注有无回忆录
2010年，网上有消息说，杨白冰曾计划让壹位在中山大学讲学的美国教授编写他的回忆录，讲述杨家在当代历史的作用，有意澄清自己在六四中的角色，结果在采访和初步工作完成后被当局阻止。
－－https://www.voachinese.com/a/yangbaibing-20130117/1585554.html

2011年02月03日 杨尚昆日记启封：胡耀邦临终忏悔
如果下面杨尚昆的日记是真的，邓小平和胡耀邦都罪该万死！
杨尚昆这个日记内容，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1989年的镇压，是妳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俩参与支持的结果。妳杨家兄弟是脱不了干系的。
胡耀邦住院期间，邓小平拒往探视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会议时，突感胸闷难受，经过壹时抢救后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
1989年4月13日，邓小平在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李鹏和乔石提出："小平同志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壹下耀邦？"邓小平迟疑壹下说："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况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几天医院就好了。"
1989年4月14日，在医院第二次发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杨尚昆等联署上书邓小平："盼小平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邓小平委托邓林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杨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每次长谈约五个小时。
以下是杨尚昆日记中，有关胡耀邦与杨尚昆谈话的部分摘录：
胡耀邦道出历次历史事件的真相
1988年7月14日："耀邦告诉我，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便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
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诉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邓小平怂恿他搞起来了的。他已经与作家师东兵在88年3月和4月两次谈过四五事件的来龙去脉。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完悼词后。找到我，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3月中旬，邓又找到我，说他的孩子听人说，4月5日清明期间，有人决定去天安门给总理送花圈。这是个好机会，要想办法把事情搞大，给主席壹个刺激，证明并不是人人都听他的。耀邦又说，小平让我找几个干部子女，让他们去工人中间鼓动壹下，把矛头对准江青和张春桥。
76年4月5日邓小平专门坐车去了天安门壹趟，观察广场的动静。回来后，透过家人对我说，广场人很多，干得好！”
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见了壹面，耀邦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
1988年8月6日：“耀邦说还有壹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壹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对64事件有自己的看法
1989年6月23日：“人民军队怎能向人民开枪？改革开放有十年了，可是物价飞涨，官倒横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强烈不满。64事件中学生是有错，可也不能开枪呀。"
对杨白斌下台不满
1992 年11月15日：“我真想不通，白斌只是召开壹次权力赋予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要篡党夺权？妳小平连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就可以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又算什么？”
杨尚昆为赵紫阳打抱不平
1997年12月11日：“今天听绍明说，他听紫阳的二儿子赵二军说，他爸爸已经被完全软禁。连他妈妈出去买菜回来时菜篮子必须经过警卫的检查后才能进院子。紫阳非常愤怒，但在赵紫阳这件事上，我的话江泽民是听不进去了的。看来只能希望李鹏能过问壹下了。”
试题为邓小平子女说清
1998年1月20日：“邓林今天来我住处，壹进门便放声大哭，说江泽民要法办邓质方。原来邓质方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被人揭发。江泽民不得不下令将邓质方拘留。卓琳去了江泽民处大吵大闹，扬言要自杀。邓林要我找江泽民说说情。我只好给江泽民打了个电话，说手下留情。”
杨尚昆坚信64会平反
1998年3月25日：“今天北京301医医生蒋彦永来我住处，向我提出了壹个问题：我能否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经历告诉您？我说当然可以，他便讲述了64期间他抢救被子弹打伤的民众情况，其中还包括壹名解放军少校。也谈了他对64的看法。他问我解放军怎么能够向老百姓开枪？我听了以后，说，我年纪大了，已经无力纠正，但只要共产党是壹个坚持实事求是的政党，就壹定会纠正这个错误，在适当的时期为64平反。”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102/zhouyahui/23_1.shtml

2018年3月11日 毛泽东整死刘志丹 习仲勋险遭活埋
据澳洲日报早前援引淳于雁的文章报导，延安是毛发迹的主要根据地，按他自己的说法， 叫做“偏安的小朝廷”。是他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用恐怖威慑手段整肃折服大批知识分子的地方。1935年间落荒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夺取最初领导革命武装在那个边区打游击，创立了壹片根据地的刘志丹等人的领导权蓄意谋害他们。
毛按照他的拿手好戏“先打后拉”的老办法，以“中央”的名义把刘志丹等人抓起来监禁，动用酷刑搞“逼供信”，冤杀了不少刘的部属。
当时习仲勋是刘志丹手下的主要干部之壹，也被关在瓦窑堡的壹所监狱里。他在回忆当年的恐怖情景时，提到活埋了许多陕北的军官。他说：“埋人的土坑都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就在这个关头，已经整服陕北人的毛泽东变换壹副面孔，下令制止抓人和杀人，把刘志丹等人全部释放归队，宣布“肃反”是严重的错误云云，他不但不必承担滥杀无辜的责任，反而成为“救命恩人”。
但毛泽东对于陕北土生土长、甚得人心的刘志丹等领导干部，仍然不放心，阴险的毛便打发刘志丹率部“东征”。结果与阎锡山的军队发生遭遇战，报告说是敌人的机关枪在扫射进攻的红军时，打中了刘志丹的心脏，使他 “壮烈牺牲”。
毛为了利用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资永久纪念，并为他亲笔题词等，实际上是“烟雾弹”罢了。
刘志丹死时年仅33岁。对于他的死因，当时就有许多疑点，要点是壹起参战的战友知道他既不在冲锋队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点之内，而是在离现场200公尺外的小山头上观察战事。
刘志丹死时，他的警卫员被支走找医生，只有毛派去“保护”他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壹看其胸前伤口，明眼人都知道子弹不是从胸口打进去的，而是从背后打进去的。在刘志丹死后，他所部的两位指挥员杨琪和杨森，也同样在战斗中离奇地“被击毙”了。
与刘志丹之死的案件相关还提到，60年代初，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出壹部描述她丈夫的兄长刘志丹英雄壹生的长篇小说。1962年脱稿后，尚未出版就被壹些报刊连载、转载，好评如潮。
毛依据康、阎的报告，在全会上亲自宣布把《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点名看过小说原稿的习仲勋是“黑后台”，揪出了壹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立即撤职查办，“壹网打尽”。
－－https://www.ntdtv.com/gb/2018/03/28/a1366972.html

2018年8月6日 习仲勋两次陷山头牢狱之灾 毛泽东玩这是高手
毛泽东是玩山头政治的高手，既擅长拉山头、树山头，更擅长削山头、夺山头，拉自己的山头让它壮大。井冈山本是袁文才、王佐的山头，被毛泽东收编了；朱德、彭德怀两部人马其后上山，被毛泽东“会师”了。四方面军本是张国焘的山头，张与毛在长征途中尴尬会师，最终被毛打散了。
中共历史上的山头政治
中共凭暴力革命起家，而暴力革命又从占山为王起步。就政治高度而言，井冈山乃是中共第壹山头，是取之不尽的政治富矿。毛壹辈子胡作非为，其壹切“伟大革命事业”无不以井冈山上所掘取的“第壹桶金”为基础。
红军时期的各大根据地、三个方面军，抗战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各大敌后根据地、党的白区组织，“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四个野战军、六个大区，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都是有壹定份量的政治山头。战争年代，山头是中共组织体系的结构性因素，甚至可以说，中共的力量主要存在于各山头之中——去掉了这些山头，中共就只剩下壹副空壳，与“八个民主党派”无异。每个山头都为中共“打江山”立下了自己的功劳，于是乎，有了排座次、分交椅、“坐江山”的资格——老壹辈死了，“红二代”、“红三代”们还打算著世袭这壹资格。
毛泽东“五湖四海”用人术平衡各山头势力
中共建国以后，无论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名额，部委、军区和各省的权力分配，还是元帅、大将、上将的授衔与排位，都曾刻意在各个山头之间寻找利益平衡点。
国统区的党组织、中共长江局、新四军本该是周恩来的山头，毛对之心存疑忌、不冷不热。皖南事变后，毛联合刘少奇予以接收改组，再经延安整风，周系山头大部被毛削除；以王明、博古、张闻天为代表的国际派更惨，虽曾长期以中共理论权威、意识形态正统自居，却壹直未获得拉山头、建实力的机会。张闻天做了七年名义总书记，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山头作后盾，始终根基浮浅，腰杆子硬不起来，毛泽东“只需动壹动小手指头”，就轻而易举将他推倒下台了。这说明，在中共的政治气氛里，虽有派系，若无山头，也终究站不住。
山头与正统：从井冈山到陕北
中共山头不光有大小之分，还有正统、非正统之别。以壹方面军壹军团为正宗；其次是长征老革命（又以中央红军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正宗）；再次是陕北老革命。毛泽东从井冈山起家，在陕北发家——从地方割据走向统治全国，陕北堪称中共福地。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之壹，壹九六二年因小说《刘志丹》无辜蒙冤，被毛泽东诬以“利用小说反党，是壹大发明”。当时向康生揭发习仲勋的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就是抓住了“正统”二字大做文章。
习仲勋两次陷山头牢狱之灾
阎红彦不是外人，而是土生土长的陕北老革命。陕北原本是个小山头，又分成陕北与陕甘边两块，形成了谢子长、阎红彦壹派与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壹派，两派不和，内斗很激烈。“三嘉原事件”两派火拼，阎红彦充当谢派打手，亲手枪杀了刘部骨干赵连璧，缴了刘志丹的枪，还就地解散了刘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从此两派结下不解的仇怨。当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派干部已有二百三十多人被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创始人均被严刑拷打、残酷虐待，命在旦夕。此后高岗成为毛的亲信，高又将习仲勋推荐给毛，延安整风时毛亲自召集西北高干会议，追究当年肃反责任，并将高岗树为“陕北正确路线的代表”。但阎红彦们不服输，阎壹直认为刘志丹派不过是打家劫舍抢女人的土匪。阎以此与高岗、习仲勋为敌，从不放过任何壹次落井下石的机会。
－－https://www./news/gb/2018/08/06/866206.html

2018年10月1日 高新：习仲勋居然是毛泽东反右“阳谋”部署的主要参与者之壹？
1978年初，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新上任的部长胡耀邦申诉。
而事实上是当时的齐心在女儿的陪伴下在北京求告无门，是胡德平先在自己当时的工作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冒昧求见”（习近平当时的原话）的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的习近平会面，然后才有了胡耀邦以自己家中秘密会见习仲勋家属的故事。
胡耀邦提醒他们壹定要过了王震这壹关。
习仲勋及其家属在胡耀邦的点拨下为先复出工作再争取“彻底平反”自己“冤案”找到了切入点。齐心带著习仲勋亲笔信求见王震得到恩准。
说起中共政权的元首之父习仲勋“壹生未整过人”的故事，连境外“敌对势力”的媒体都是赞许有嘉，殊不知中共党内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比如因为当年给王震当过秘书而官运亨通，日后官至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明（笔名王小石）就说过：“习仲勋当年在新疆把王（震）老整得好惨”。
五年前习近平左手牵著彭力媛，右手牵著习仲勋夫人齐心到人民大会堂为习仲勋百年冥诞默哀之后，笔者在中国内地壹家网站上读到过壹篇文章，质疑习仲勋“壹生未整过人”并非事实。
1957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盛情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习会前安排手下，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会上突然指责储安平，批判他的“党天下”的提法属严重错误……
当年由毛泽东亲自发动，邓小平亲自督导和主持的“反右”斗争到1981年的“改正”工作结束，但是仍有极少的壹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包括储安平在内的5名“右派分子”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这五大“右派”里又属储安平的下场最惨，不但倍受凌辱、惨遭迫害，文革中怎么死的至今都未被搞清楚。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委婉地批评中共治下的政府已经成为“壹党天下”，此文壹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习仲勋主持的座谈会开过仅隔壹天，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运动爆发。
六月六日习仲勋无疑是奉毛泽东之命召开，“邀请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习仲勋的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他宣读了他最近收到的壹封匿名恐吓信，其中有指责他“为虎作伥”，是“无耻之尤”的内容，最严重的莫过于“共产党如果只认妳这班人的话”，“总有壹天会走向灭亡”。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也说，他也收到了匿名信！且匿名信警告他“随时留意，全家留意”。
事隔壹天，平地壹声炸雷，《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卢郁文和习仲勋的“匿名信事件”成了毛泽东社论中的中心议题，成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
怎么了？昨日的毛泽东还和颜悦色，今日怎么变得青面獠牙？五百万当年的知识分子们，和今天数千万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愤怒地问天、问地、问鬼神：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不屑地回答道：“这是阳谋”。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840

2018年5月16日 网曝邓小平整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内幕
中共高层权斗自中共建党以来就壹直持续不断。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高新5月14日刊文，揭露邓小平多次整肃习仲勋。文章说，邓小平就是因为向毛泽东告发高岗才得到重用，如果没有高岗事件的发生，邓小平的上升是不可想像的。很显然，邓小平在取代高岗的前提下，当然就容不得习仲勋在中共高层继续受到重用了。
另壹次是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华国锋和胡耀邦都坚决支持给习仲勋“彻底平反”，但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坚决抵制重新评价高岗的问题，牵连到习仲勋，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是1980年才发出的。
1952年，毛泽东为削减地方权力，调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等地方军政要员进京。邓小平被调任副总理，而习仲勋被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54年，毛泽东为平衡各派系从而让自己壹人独断，怂恿高岗反对刘少奇，当高岗想与邓小平联合对付刘少奇时，邓小平不明事理却向毛泽东告高岗的密，使得毛不得不抛弃高岗。同时，邓小平也因此受重用。
1955年，习仲勋受高岗事件牵连，被要求作检查。习仲勋前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才过关。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而习仲勋只是担任中央委员。1962年，习仲勋变成反党集团首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康生整习仲勋的帮手。
文革后，邓、习两人矛盾并没有结束。邓小平起先不同意习仲勋复出，要先让习保证与邓保持壹致才可复出。1978年4月，习仲勋复出，但不能进京，也没有官复副总理原职，而是离京到广东省担任领导。习仲勋1990年“被中央批准到南方休养”，实际上是被贬出京，流放外地。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有小道消息说，邓小平与习仲勋当时同在深圳迎宾馆的不同建筑里，两人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有消息说，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广东和深圳方面已经在邓小平抵达之前安排习仲勋暂离深圳去广州“视察”了几天。
－－http://www./gb/18/5/15/n10396981.htm

2018年6月26日 陈云：高岗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对高岗来说，陈云是其特别信赖和倚重的密友。在东北时期，陈云同高岗在工作上紧密合作，关系密切。
在高岗与刘少奇的对决中，陈云选择了站在刘少奇与邓小平壹方。由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内稳定力量全力拱卫刘少奇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地位，毛泽东设计的刘少奇、高岗、周恩来三人相互制约的格局破产。1953年11月，在陈云和邓小平先后揭发高岗私下进行串连活动后，毛泽东决定牺牲高岗。
陈云在1954年2月16日的会议上发言，同高岗划清界限：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壹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壹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https://www./中国/60066780/陈云高岗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2017年5月15日 时任中纪委第壹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高新)
笔者当年在美国接待胡绩伟先生，壹次请胡老先生和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讲学的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王若水夫妇到家里作客，曾任中纪委委员的王若水席间谈起陈云担任中纪委第壹书记期间自己并不廉洁的例子，其中之壹就是在给汪东兴罗列的罪状之壹就是在中南海里大兴土木翻修自己官宅之后，自己的所做所为更为过份。
家在中南海深处的陈云和李先念，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陈云比李先念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接著，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壹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壹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壹职看出壹点蛛丝马迹。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壹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壹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著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妳不要过问。”
堂堂壹个省委第壹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壹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著中纪委第壹书记。状告中纪委第壹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
有壹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壹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05152017124546.html

2007年5月17日 齐戈：从陈云的胡言看《新闻法》的流产
在中国，真实的状况则是，言论自由至今是我们被打压、被恐吓乃至被迫害的源由，这只是壹个浅显的常识。对于官方来说，他们把持了出版、把持了报刊、把持了广播电视还不够，还把黑手伸向了网络，那些冠冕堂皇的种种理由，目的只有壹个，就是要把网络上那点可怜的自由，杀他个干干净净。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也开始酝酿。1983年，作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的胡绩伟，接受了彭真委员长交给他的壹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法》。这个任务当然是由通过最高决策部门（中共中央）决定，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来实施的。然而，有个权威人士对此竟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壹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胡绩伟：《胡绩伟自述》第四卷）这个所谓的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关于《新闻法》的壹番谬论，不过是亵渎政治文明的“臭屁”，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的公开挑战。把陈云这番谬论称为“臭屁”，看似粗鲁，其实称他人的言论是“放臭屁，”发明权属于我们这位陈云先生。著名演员赵丹在临终前说了壹段话：党管文艺，管得太多，文艺没有希望。直击要害、痛快淋漓，赵丹憋在肚子里这番诤言，直到临死才敢说，因为已经无须害怕迫害了。陈云看到赵丹遗言后，却恨恨地说：“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臭屁。”陈云这种误国误民、亵渎政治文明的胡言乱语，就是放了个大大的“臭屁，”真是绕梁三日不绝，其味至今难消。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舆论环境所起的负面作用，怎么估计也不过分。
－－https:///2007/0517/40862.html

2010年4月10日 中南海三代核心内情：另壹“太上皇”陈云赞军队六四镇压
中共党头、财头陈云，在毛泽东时代，经常因病休养（自称身体差，却活了90岁，1905-1995）远离政局核心，躲过多次劫难。
中共历史的新帐旧账，毛泽东周恩来有份，邓小平陈云也有份。“六四”之后的1990年，陈云说，“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壹定要坚决执行。去年解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没有军队不行。壹定要把军队建设好。”这里的“党的指示”，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人说了算，两人之中若壹人不同意，事情就做不成。
八九年“六四”前，邓、陈壹直有矛盾，表面上相互吹捧，实际上对著干，邓小平要商品经济，陈云坚持计划经济，最后变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在政治路线方面，邓与陈壹直深度合作，从不马虎。
1954年2月，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坚持毛泽东的党主路线，批评他的同事高岗、饶漱石所谓反党分裂活动，称“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高级领导人员”。
1968年毛泽东搞倒刘少奇，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陈云有份。
当时也有人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但陈云公开说“小平同志不愿意干”，邓小平自己也知趣说“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最后挑了壹个当时并没有多少政治级别的胡耀邦、赵紫阳，胡、赵实际是高级办事员，只能遵从邓小平、陈云处处发号施令。如赵紫阳主张国库券“允许到银行贴现”，陈云批评“不能搞”，否决了赵紫阳的意见；陈云还批评胡耀邦这样的“壹把手”“却是常委不常开会”，批评胡耀邦不讲民主，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面对太上皇发号施令，什么民主制度也没有用。
1982年，中央党校教员阮铭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称赞西方制度的文章，被称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陈云就批示给胡耀邦，“应该开除阮铭党籍，调出党校，并由中宣部通知各报，不让阮铭再在报上发表文章”。
后来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也不是所谓“第三代核心”，在陈云眼里不过是又壹傀儡。以前批示给赵紫阳的文件，现在又转到江泽民头上。
－－https://boxun.com/news/gb/china/2010/04/201004100223.shtml

2015年10月31日 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曝“信阳事件”真相
迄今为止，真正作为“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或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壹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壹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在壹系列“信阳事件”重要史料中，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是壹个未能正式刊出的文稿（也许因为路宪文在“信阳事件”属于反面角色而壹直难以公开发表），却具有极其独特甚至是唯壹的史料价值。其特征是：
“信阳事件”主要责任者是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毛、吴皆无关于“信阳事件”的全面回忆与反思，而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虽然有诸多为自己推卸责任和自我表扬的非客观叙述，但仍然披露了不少张树藩、余德鸿等人所不知晓的重要史料，如毛泽东对“饿死人”只算“工作问题”轻描淡写态度，如李先念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的饿死率，如邓小平对“信阳事件”的无动于衷。
路宪文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是迫害者和责任者谈“信阳事件”。在其问世之前，所有关于“信阳事件”的研究文章，都是出于受害者和研究者，而路宪文具有双重性，他既是毛泽东、吴芝圃极权专制的受害者，也是积极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助纣为虐者，是致使信阳地区至少饿死150万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祸首——路宪文在 “信阳事件”时身为信阳地区土皇帝（中共信阳地委第壹书记），在信阳地区有“壹言堂”之威，如果他对毛、吴的“大跃进”不是那么创造性地呼应，如果他不在本区遂平嵖岈山创办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由此创办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饿死人后还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截信件”，让农民失去在家做饭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说真话的自由，那么“信阳事件”可能不会发生，至少不会死那么多人。
张树藩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文章的重要贡献，是第壹次公开揭露“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余德鸿文章的独到贡献，是第壹次说出了“信阳事件”不仅至少饿死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信阳几乎村村人相食”；与张树藩、余德鸿文章等人关于“信阳事件”的披露相比，路宪文的回忆则在揭露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明知“大跃进”造成大量饿死人，仍然要坚持“大跃进”专制，对大量饿死人无所谓。
路文说——
1959年2月，中央就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但并不调查也不追究责任。“1959年春（2月），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然而，1959年3月10日，毛主席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没有壹句话提及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此时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河南省委虽然只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但饿死五千人也是惊天动地的，必然要报告毛。如若此时中央重处当地官员和吴芝圃，必不会有“信阳事件”，而没有“信阳事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饿死三千七百五十四万八千人。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英明党中央”，偏偏对河南省商丘、新乡大量饿死人无所谓，继续放任吴芝圃、路宪文以“大跃进”杀人。）
路文又说：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其实仍在继续）。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壹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妳为什么不揭省委，妳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吴芝圃）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壹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壹般不要处分人。”
李先念以前壹直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信阳事件”中，但路文说，李先念提出“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饿死率，也是“信阳事件”的责任者之壹。 “（1959年）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手壹齐抓，壹手抓征粮食，壹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12173.html

2015年11月1日 央视不敢报：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
中国人因粮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进入人们的视线，即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见该书第114 页）。而这场大饥荒的缩影即是“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壹百多万人的灾难。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原题为《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如今“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作者写道：“随著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著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
“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强迫命令之风刮起。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壹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壹半之多。
“反右”之后，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此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风起，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壹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壹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壹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壹头母猪壹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
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壹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中共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壹个人说破。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壹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中共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壹再要求各县、市壹定要冷静，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时任中共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民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壹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
“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此外还有壹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死因不明。
“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妳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壹字不提。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调查，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曾多次落泪。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耗时几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促使毛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壹）在这壹系列运动中滥用“阶级斗争”“法宝”。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
（四）“信阳事件”曝光后，共产党民心大失。
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壹段振聋发聩的话：“……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民众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壹个粮库。”更催人泪下。－－https:///2015/1101/637765.html

2016年1月18日 赵紫阳：是他反对邓小平 将仇恨转嫁我
在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赵的谈话录音提到，早在“六四事件”之前的1988年，中共内部就已出现几位中共元老“倒赵”的迹象。
早在1988年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就已经找邓小平“谈了赵紫阳的壹些问题”。至少在1989年前的1988、1987、1986年或更早，李先念同陈云、李鹏就已经策划过打倒现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宫廷政变，并提出江泽民继任总书记、李鹏任总理的政变后的新班底。
那么，李先念为会何仇恨赵紫阳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壹个代表。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据记录，当年李先念记恨赵紫阳“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李先念的话”，他还曾经让王任重传话给赵紫阳说：“对几个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壹个人的话！”
《改革历程》中分析指出，由于文革期间及文革后三年这段时期，都是李先念在主持经济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否定或不肯定那段时期的经济工作“非常不满意”，因此李先念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
本来他指望和邓小平、陈云壹起充当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婆婆”，但是邓小平偏偏说“只有壹个婆婆”。所以，“气不打壹处出”的李先念便把仇恨发泄在赵紫阳身上。
据李鹏的“六四日记”，当邓小平决定罢免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后，李先念和薄壹波更火上浇油地要求对赵要“壹抹到底”。
最终，“李先念成了‘八九风波’中达到预定目标的胜利者，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邓小平在道德上彻底输了，只有李先念在暗笑，而且至今未受到舆论的严厉指责。”
－－https://www.ntdtv.com/gb/2016/01/18/a1247721.html

2014年1月24日 大将罗瑞卿以“莫须有”罪名捕杀了多少人？
1951年1月24日罗瑞卿到广州，以“英国特务”罪名，逮捕了中共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陈泊（1909-1972）；同时以“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罪名，逮捕了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坤（1909-1972）。因二陈被捕株连而遭逮捕审查的广东省公安厅就有700人，广州市公安局又有300多人；二陈均屈死于冤狱。
1954年底，罗瑞卿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1912-1999）以“内 奸”、“反革命”罪名逮捕，杨后被关押共28年，杨案株连上海市公安局内部700人遭逮捕审查。
1955年5月，罗瑞卿奉命将文学家胡风（1902-1985）逮捕，株连逮捕、审查“胡风反革命集团“2700多人。
1957年反右运动中，罗瑞卿又在公安部内抓出右派64人，划定“中右“（准右派）49人。
罗瑞卿自己，1965年被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指斥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遂被撤销军事职务；1966年3月18日不堪忍受批斗，跳楼自杀未遂，双脚跟骨伤残。
1967年1-3月罗拖著伤腿不断被批斗。
1971年”九壹三“林彪坠机葬身荒漠后，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接见中央军委会议代表时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听了林彪的”壹面之词“而”错整了罗瑞卿“。
1966年5月23日，正是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身份宣布“彭罗陆杨“四人为”反党集团“，并主持批判。
1978年8月12日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邓小平的悼词中有“学习他…..对敌恨，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句。
－－https://www./blog/338518/article-194529.html

2018年2月21日 文革第壹件祭品：罗瑞卿
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要打倒谁？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壹身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罗瑞卿。毛泽东要发动文革，首先要获得的枪杆子的支持。
众所周知，罗瑞卿曾与林彪长期共事，据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两家的关系也很好，1959年正是在林彪的提名下，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才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主持军队日常工作，协助林彪执掌军权。而罗瑞卿与毛泽东关系同样亲密，其出任公安部首任部长负责中央安全保卫工作正是出自毛泽东的点将，因此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罗瑞卿与毛泽东、林彪如此亲密的关系，为何最终却被抛弃？
公开资料显示，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在于军队中“突出政治”与“抓军事训练”的矛盾，林彪强调“突出政治”，罗瑞卿强调“抓军事训练”。1962年林彪因身体原因修养后，由贺龙接替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逐渐倒向贺龙，1964年举行的全军大比武，颇有些刻意强调军事训练以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意味。
罗瑞卿反对林彪的”突出政治“，很难不让毛泽东多想，更何况当时毛泽东名义上是退居二线，曾经的”大警卫员“在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就不听招呼了，极易被视为壹种背叛。
更加严重的是，贺龙通常被认为属于刘少奇、邓小平壹线，罗瑞卿的”背叛“更加被坐实。
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5月、6月间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曾在京西宾馆谈话，叶剑英称“他（罗瑞卿）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荣臻答以“坏就坏在手长上！”“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壹个圈子。”
据邱会作回忆，在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时前，元帅“除了贺龙壹个以外，对其他元帅，叶帅该‘打招呼’都打到了。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突然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仅毛泽东、叶剑英、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会议主题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壹到上海就被软禁，并未出席会议。罗瑞卿被解除壹切军职，仅保留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66年5月毛泽东将罗瑞卿、彭真、杨尚昆、陆定壹打成反党集团。至此，文革的专政工具与舆论动员已经完成，壹切就绪只欠“五壹六通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80221/903295.html

2016年4月14日 另类元帅叶剑英的另类历史功绩
说起来叶剑英应该算是林彪元帅（黄埔四期学生），徐向前元帅（黄埔壹期学生）的老师，但从军功或战绩看，老师显然比不过学生；就军功或战绩而言，不说与其他元帅相比，即使与粟裕，徐海东等大将相比，他也显得黯然失色，所以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之中敬陪末座，说起来也不算是失之公允的事吧。
但叶剑英最大的历史功绩据说还是在于从前在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企图裹挟并危害中央的时候，通风报信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得以率领中央和壹方面军红军之壹部及时金蝉脱壳，化险为夷，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然而对于这件大事的历史真相，历来质疑声不断。因为不仅当事人之壹的张国焘壹向断然否定曾经有过那份密电，另壹位当事人陈昌浩也矢口否认曾经收到或见过那份神秘电报。即使在后来回到延安接受批判，再三检讨跟错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时候和由苏联返回中国，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含冤而死之前也从来不曾改变过对那份电报存在的断然否认的态度。
从常识上看，当时壹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关系紧张，几近对立，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老道，警惕性极高，他对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都会严守党内高层机密，对于壹方面军派到他身边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如何可能让他得到四方面军内部最高机密的神秘电报呢？
我以为即使上述神秘电报是并不曾存在过的，毛泽东说叶剑英“大事不糊涂”仍然可谓有识人之明且恰当无比。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壹个使得壹方面军迫不得已而出走的正当理由或借口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剑英雪里送炭送来了那份神秘电报，即使那电报是子虚乌有的杜撰，那杜撰的电报也因为被需要而弥足珍贵。
叶剑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大事不糊涂”的角色，并非长征时那仅有的壹次。
在南昌起义（或暴动）时，他也曾做过壹次类似的“大事”。当时的情形简而言之大概是这样的：对于是否举行暴动有两种意见，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主张不顾壹切发起暴动；但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试图终止起义计划，并争取与共产党关系良好的张发奎将军壹起返回广东重新北伐。张国焘和叶挺也觉得联合张发奎的计划更有成功希望，因而对于是否发起暴动有所犹豫。在此关键时刻，据说叶剑英获悉了汪精卫，张发奎等国民党“左”派密谋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的阴谋，并及时通报消息给贺，叶二人，从而最终促使领导者们统壹意见，举行了暴动。
然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将军晚年有壹本口述自传。在那本自传的有关南昌起义的章节里张将军断然否定他曾有逮捕加害共产党人的念头或计划，用他原话说：“若要逮捕他们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张发奎说：“他们（指他部队里的共产党）都很了解我，特别是叶挺”“我从不逮捕共产党员个人”“此外，我从来不相信屠杀能解决问题。”
叶剑英相隔数年，在南昌暴动和红军内部斗争分裂的重要历史关口，两次截获高度机密，两次通风报信，两次影响历史走向。他因政治需要而获取机密或者说“创造”机密的特殊才能委实让人惊讶。
叶剑英还有壹件“大事”值得壹提。那是在他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发现”他的下属广州军区第壹副司令员陈光有“严重政治问题”，然后命令原陈光部下的李作鹏利用陈光的信任，诱捕陈光，并宣布了陈光的四大罪状：壹，通敌。与蒋介石在香港，澳门的特务混在壹起，以情报资敌。二，反对领导。对广东现在的军政领导人（即叶剑英本人）不满。三，可能外逃，据说准备去香港，然后蒋介石特务可以将他带去台湾。四，家中私藏大量武器。
陈光从红军时期开始就是壹个能征惯战的著名将领，曾经代理林彪担任过红壹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的115师代理师长。立下过许多战功。他性格倔强，也不服气叶剑英，并因而对叶剑英有所得罪。他被拘禁后要求李作鹏通过老首长罗荣桓找毛泽东申诉，但被叶剑英阻止。虽然在陈光被拘捕后，搜查他的住所时，没有发现武器，清理他的私人文件时也未发现通敌证据，但陈光仍然被开除党籍，并被拘押，最后在狱中自杀身亡。
由当年同样得罪过他的罗瑞卿文革中遭受冲击，跳楼自杀而未死时，叶剑英赋诗庆贺的作为看，他应当不会为陈光之死感到遗憾和内疚的吧。
－－https://www./blog/358289/article-248875.html

2009年5月 毛泽东与叶剑英的特殊关系：壹次合伙阴谋，终身受用无穷
壹九三五年，当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面对兵力是中央红军八倍的张国焘心中发憷，怕张以手中枪杆子指挥中共并坐上党魁的位置。当毛泽东率右路军走出草地后，毛泽东忽然率领右路军中的林彪、彭德怀的壹、三军团和中央机关约八千人悄悄地背著徐向前及左路军的四方面军两个军逃之夭夭。完全违背了中央会议上由张国焘、朱德的总司令部统壹指挥红军、统壹行动的决定。毛泽东死后，叶剑英多次在华国锋面前如此这般地演义这壹事件，以表当年挽救党中央的丰功伟绩。
据说中共数年前曾对这壹历史公案进行过调查，调查中有人竟说出了这种话：“我相信毛泽东、叶剑英的人格，他们不会杜撰此事。”但毛和叶的个人人格恰是最不能使人相信的。
毛泽东和叶剑英这次改变中共历史的超级大阴谋，却使二人终身受用：毛泽东度过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最大壹次权力危机，并进而顺利实现了主宰中共，夺取天下的皇帝梦。叶剑英从此在毛泽东的庇护下，官运亨通。从未指挥过壹次战斗居然凭资历就封了壹个元帅。（这让无数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们心生不平）且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风浪中稳坐钓鱼船，再大的雨点也落不到他的头上。
毛泽东不整叶剑英除因叶本人谨言慎行，且无多少战功、威望、野心外，还有壹个原因是怕叶剑英把当年合伙安张国焘罪名的真相抖出来。如果叶抖出了真相，那毛泽东的“伟、光、正”形象就全毁了。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905/qiuguoquan/50_1.shtml

2017年5月19日 叶剑英联手华国锋也斗不过邓小平
(叶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壹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叶有意全力扶持钦定接班人华国锋，这符合叶的秉性和利益。挺邓复出方面，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都是邓的盟友，因为他们有著共同的利益，指望重新分赃。壹旦分赃完毕，利益集团才开始重新排列组合……，此为后话。
华壹旦被废，叶的摄政地位立马失效。这壹点已被事实证明。1982年12大上，华被废，汪被撤，胡接任党魁，赵接任总理，邓接任军委主席。保留了叶的常委、军委副主席的职位。
1985年，未等5年任期届满，“叶以健康为由辞去党内外壹切职务”。
总而言之，华叶联盟粉碎四人帮，客观上为邓复出清扫了障碍，但主观上不可能是为了给邓让位。叶扶持华，多美的差事?于国于己，皆可名垂青史。
－－https:///2017/0519/931799.html

2016年2月10日 陈伯达和聂荣臻，谁说的才是真话？
陈伯达晚年做过壹个口述回忆，由他的儿子陈晓农记录编纂为《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壹书。在这本书里有壹个章节提到陈伯达曾经救过毛泽东。陈伯达回忆说：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时，有壹天国民党飞机忽然飞到阜平上空，陈伯达听到飞机轰鸣声，感觉情况不对，赶紧跑到毛泽东居所对毛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毛泽东原本在那里犹豫，听陈伯达这样壹说，就与警卫员走出了屋子。毛泽东离开屋子后，陈伯达为吸引飞机注意，故意站在院子当中不走。毛泽东注意到后回头喊他：“妳怎么还不走哇？”，他只喊：“主席快走！主席快走！”到确认毛泽东已安全时，陈伯达也赶紧跑出院外，此时飞机已经俯冲扔下炸弹。陈伯达在壹个低洼处卧倒，炸弹在院子当中爆炸。屋子的窗玻璃都被炸弹击碎了。陈伯达说：“如果晚走壹步是很危险的。”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他听到飞机声并看到轰炸机后跑到毛泽东房间里，看到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妳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壹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聂荣臻的回忆录里接著这样描述道：“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去防空洞，心里急了，壹连几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妳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妳的安全负责。’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于是，聂荣臻“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聂荣臻向边上的“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壹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江青害怕，壹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著毛泽东同志走到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到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壹团团浓烟。”
同壹时间，同壹地点发生的这同壹次历险经历，声称前去救毛泽东脱险的却有两个人。彼此在回忆录里都未提到对方，可见共同救驾的可能性是没有的。那么陈伯达与聂荣臻，到底谁才是当时在场的救驾者，或者说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呢？
值得关注的是陈伯达原来壹直不曾提过这段往事，后来文革中他倒台，被关到秦城监狱。在进监狱时，他万念俱灰，忍不住喊叫到：妳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救过毛主席。这样他的这段往事才披露出来。当时毛泽东健在，已由中央第四号人物沦为反革命阶下囚的陈伯达如果无中生有妄造救驾经历是很容易被戳穿的。事实上不仅没有人戳穿他是妄言杜撰，而且他在监狱的待遇还在他说出那段经历后很快得到了改善。可见陈伯达造假的可能性是并不高的。－－https://www./blog/358289/article-243581.html

2018年3月19日 粟裕蒙冤离世真相：遭聂荣臻刁难
根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壹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然而《粟裕蒙冤始末》辩称：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壹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壹出现的壹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聂荣臻因上报毛泽东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很大误会。
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壹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壹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壹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妳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此后，粟裕不仅被扣上了“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最后还上升到“里通外国”与“军队的坏人”，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粟裕的看法与信任，使之撤销了粟裕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新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闲职。
1980年春节，粟裕登门拜访聂荣臻，汇报了自己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并请求他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宽慰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但他实际上并未真的准备“说话”，杨尚昆曾专门为此事同聂荣臻商量，问他怎样处理？聂荣臻却说：“我考虑考虑。”
其时，彭德怀、陈毅早已不在人世，聂这壹“考虑”，粟裕也就只能带著遗憾直去见马克屎了。
－－https://www./中国/60046635/粟裕蒙冤离世真相遭聂荣臻刁难

2018年5月25日 六四回眸：七上将反对镇压 两元帅力挺戒严
1989年“六四”期间，邓小平于5月17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
5月21日，叶飞等七名中共开国上将联名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并要求军队不要进城。
促成此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北京《经济学周报》两位副总编辑罗点点和高瑜，她们后来被捕。罗点点原名罗裕平，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任海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她运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联络当时健在的开国上将，得到七人签名：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老上将。
这封联名信送到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毫无疑问，立刻被扣了下来。第二天，北京爆发自戒严以来最大游行，百万民众上街，七上将联名信被印成传单散发，内容变为上书中央军委，反对戒严、反对李鹏、罢免邓小平。七上将无人出来否认，表白自己，皆保持了沉默。
5月22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徐向前、聂荣臻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5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壹封《邓颖超致首都同学市民的信》，里面写道：“亲爱的同学们、市民们，我恳切希望妳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次解放军奉命进驻北京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证大家有壹个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希望广大同学和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8/05/25/7283502.html

2015年5月25日 徐向前被掩盖的真相：紧跟文革诬贺龙政变
文革爆发后，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可谓“壹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我劝妳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妳们的做法，妳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妳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
关于1月19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壹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著桌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如此叙述：“过了壹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妳是胆小鬼！妳怕什么？他们能把妳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1966年的10月开始，邱会作就被总后造反派批斗“车轮战”，被搞得晕厥。林彪下令邱会作到西山去，还特意批示到：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但是在1月份，徐向前无视林彪的批示，打电话给邱会作：我不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妳下西山，去见群众。”邱会作无奈，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严刑拷打，致终身残疾。后来又被林彪救出。
林彪曾经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双关语，壹方面是保，另壹方面是批，重点是保。在赵被造反派冲击后，林彪第壹个提出让赵到北京的西山休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壹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壹句顶壹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下了西山的赵尔陆，终因遭受迫害导致的过大心理压力和压抑，最后引发心脏病、哮喘病致死（1967年2月2日），不可谓不是个悲剧。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是谁下令赵尔陆下的西山？就是时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
徐向前针对贺龙说：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在公开场合明确说贺龙政变的最早的材料。
－－https://bbs.wenxuecity.com/culturerevolution/752352.html

2018年8月22日 徐向前对邓小平有三大意见 壹大遗憾
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共党内对于事件的定论从未停止过讨论。1992年以来，历届的中央政治局对六四先后讨论了十五次。虽然偶有不同意见，但最后都是回到原地。
1990年5月，徐向前以党员、军人、战友的身份，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致信，对八九政治事件的处理表示难以理解，有所保留；批评党内腐败、社会道德风气、高级干部特权；批评邓小平用人不当，指：选用胡耀邦是正确的，对其批评、帮助也是必要的，“撤换”则是大错……他（指邓）个人说了算，排斥大多数同志对赵的反对意见。徐向前特别提出：要宽容、谅解学生，采取措施恢复社会共同和谐、向前看的局面。
在徐向前病重临终前，邓小平与徐最后壹次见面时，徐向前对邓小平说：我对妳有三大意见、壹大遗憾。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lifebaike/20180822/988557.html

2018年3月13日 陈毅阴暗面：八面美人整起人来表现不俗
作家张雄文在《说说陈毅的另壹面》壹文中披露，“高饶事件”期间，陈毅经汪东兴的指点，开始揭发饶漱石。尝到甜头后，陈毅有所心得，以后便在历次运动中紧跟毛泽东。毛泽东的矛头指向谁的时候，便挺身而出，多有“不俗”的表现。
1972年陈毅去世后，毛泽东说了句“陈毅是个好同志”，其实并非是他对陈毅的唯壹看法。革命初创之时，他委婉但不客气地说陈毅是八面美人。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前后，红四军军政最高首长朱德与毛泽东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设立前委。陈毅则持骑墙态度，给他们各打五十大板。不过，毛泽东似乎更“惨”壹点，被陈毅加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毛泽东被迫“下野”，郁闷地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其红四军前委书记壹职，落到了陈毅头上。
这壹阶段，陈毅虽然曾与朱德、毛泽东并列，“在壹个锅里吃饭”，但其实朱德、毛泽东也只是壹方诸侯，上面还有不少“婆婆”，乃至最高当局中共中央;红军也不只这壹家，别无分店。
陈毅重入毛泽东的法眼，应该是“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在刘少奇建议下，让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使其获得了壹个重要履历，也就是资历。
不久，新四军军部便发生了扑朔迷离的黄花塘事件。这壹事件，1944年毛泽东明显偏袒饶漱石，不但调陈毅到延安整风，还不听陈毅任何辩解，说：“旧事不要提了，他(指饶漱石)也是少奇推荐的，少奇说他组织思想强。”
10年后斗转星移，毛泽东将结论改为：“饶漱石是捣鬼，不仅是给妳捣鬼，也是给我捣鬼”。
1955年3月，陈毅借饶漱石当年提出过“以粟代陈”，在全国会议期间将粟裕往饶漱石身上靠;几天后，又专门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对粟裕进行“批评帮助”。
－－https:///2018/0313/1083785.html

2017年2月27日 粟裕遭陈毅痛批蒙冤 以德报怨施救陈小鲁
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人参加的壹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叫大家谈谈对粟裕的看法。全场默然。半晌，毛泽东只得点名陈毅：“妳跟他在壹起时间最久，妳说说！”陈毅面无表情地回答：“只壹个字，阴！”然后再无别话，全场震惊。这个评价给毛、彭、邓、聂印象极深。几天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总说要加温；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陈毅、黄克诚等人于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批判粟裕，为军委扩大会议定调子；粟裕解释自己曾经谦让陈毅当华野司令，陈毅不做声，彭德怀冲口而出：“这正说明妳阴！”聂荣臻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个人主义，就是大盗，大盗盗国！”1948年豫东战役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不同意打（可见《粟裕年谱》），在毛泽东支持下取得了胜利，此时，其中壹人（邓小平？）说：“只有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要求公开讨论粟裕“阴”的问题，陈毅做了专题发言，彭大加赞赏：“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8月，毛泽东继续受影响，称粟裕为军队的“坏人”。
C老说：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主动参加追悼会。陈毅夫人张茜没工作，处境也不好，粟裕将她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并时常照顾，壹直到1975年去世。陈毅次子陈小鲁正关在监狱，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粟裕设法将其领出，安排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张茜去世后，粟裕干脆将小鲁接到家里，包吃包住。以后还做主，将孤儿的他招为上门女婿。为此，小鲁与大哥昊苏关系很不好。
J老说：1948年11月，中野包围黄维，见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似乎容易，陈邓便向中央发电并通报粟裕，保证：三天内解决黄维！粟裕不同意，悄悄作好防备，以应付万壹。结果个把星期打不下来。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很多，刘伯承建议：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邓是中野前委书记，有最后决定权，为“三天解决黄维”的军令状在中央面前出洋相赌气，坚决不同意，气忿忿地说：就是中野打光了，也要打！这句话后来被转移到别处，成为邓坚决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证明。
讲述此事的前辈告诉我：“邓1938年后才当129师政委，部队是刘伯承壹手建起来的，他怎么不心疼？彭德怀有句话，崽卖爷田不心疼。用来说邓，也合适啊！”后来部队实在顶不住了，才不得不报中央，请粟裕派兵前来支援。
S老说：粟裕主动第二次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3个纵队去支援中野，临行前交代：所有缴获给中野。陈士榘于12月12日到中野司令部，见到邓小平、陈毅，说：“我带来了3个纵队参加打黄维，请中野让开壹个地段，给我们部队进去。”邓不想让华野部队担负主攻，以免到手的缴获丢了，只想叫他将部队分散补充中野，便说：“他们都不愿意让啊！” 陈士榘很牛气，说：“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打阻击。”（此事及原话可见《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41页）说完，掉头就走。
此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商量，决定让出南集团作战地段给陈士榘。陈士榘即布置3个纵队，从南面向双堆集方向攻击，并于14日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后，陈士榘按粟裕命令，将所有缴获交给中野。（此事《陈毅传》转移功劳，说陈毅命令陈士榘将缴获交给中野，还说：“原定打扫战场的陈士榘，只好空手而归。”既这么著，陈毅当时为何不能制止陈士榘停止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妳到中国帮我办壹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34页里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妳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没有讲。”
S老说：邓小平当时说，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陈毅后来没办法，便打马虎眼：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此话被传诵壹时，被写进《陈毅传》和很多文本。
Z老干副军级十余年，壹直未能上去。文革中有壹回，机会来了。正要填报升职表格，粟裕当时兼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某重武器兵工厂发生内斗，急点名调Z老前往，却因那里已有正军职，如果去，只能依旧担任副军职。Z老却觉得被常胜将军粟裕赏识，是终生荣幸，于是毅然丢弃正军职务，继续屈就副军职。
W老说：文革中，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打台湾，妳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不见了。
粟裕也很尊重饶漱石，壹如尊重陈毅壹样，但两人纯粹属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很深的私交。即便如此，1954年饶漱石倒台后，还是有人（当然是高层）企图将粟裕往饶漱石身边靠。1955年4月1日，陈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华东同志座谈会，就所谓饶漱石与粟裕的关系问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此事可见《粟裕年谱》）。
E老说：周恩来喜欢陈毅，刘少奇喜欢粟裕。1955年的授衔，陈粟两人军衔是周恩来的意见被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的结果。
写跟大将粟裕的如何亲密，绝对没有写与元帅陈毅的亲密感觉好。所以在回忆录中，许世友公开虚构陈毅到济南战役前线动员。
－－https://www./blog/260533/article-270071.html

2018年9月6日 邓小平披露不给刘伯承平反内幕 张震无言以对
刘伯承去世后，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佩剑将军》作者之壹石征先，曾专程采访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刘太行说：刘伯承1958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公开化了。刘伯承老部下李达、中共开国上将萧克在邓小平再起后，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签字。 刘太行表示，刘伯承对李达说：“我壹不签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妳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李达的报告并没有使邓小平同意平反。后来，开国上将杨得志与开国中将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给19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妳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19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妳们不要再找别人了！”
打了胜仗，邓小平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刘伯承不以为然，说：如果胜仗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那么败仗岂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失败吗？在此情形下，刘伯承、邓小平各带壹部人马，分开行动。
－－http://culture./history/news/2018-09-06/60083081.html

2019年8月8日 彭德怀与刘伯承的勾心斗角
1958年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对刘伯承所谓“教条主义军事理论”的批判，迫使刘最后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之职，并永远淡出了军界，使刘伯承成为了在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高层军事领导人中，第壹个在所谓意识形态斗争中，中箭落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这壹“箭”的人正是彭德怀“大将军”。
彭，刘二人分别发动过平江叛乱和南昌暴动，在1946----1949年的国共三年内战中，二人又分别执掌著壹、二野战军的军权，后二人皆并列于所谓的“十大元帅”之中。
早在1933年中共的宁都会议上，对于是否应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壹事，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林彪，彭德怀，朱德极力主张毛应留在前方指挥军队，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第三国际派”人物则力主将毛解职，在“三对三”的僵持中，刘伯承投下了支持国际派的壹票，于是毛被解职。且刘伯承更得势不饶人，接著又发表所谓理论文章，大肆批判毛泽东、彭德怀在军事上只会游击战术，不能打正规战的“右倾”倾向。
1951年5月，彭德怀在韩战的战场上遭遇“滑铁卢”，“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180师，被联合国军分割包围，壹败涂地，几乎被全部围歼，真是无巧不成书，该师恰好就来自刘伯承的二野战军。打了败仗恼羞成怒的彭德怀说话不仅失态、更变态，竟然把气撒在刘伯承头上。他在“志愿军”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说：“妳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也会打败仗？”这话不久就传进了刘伯承的耳中，刘便语带双关地对人说道：“彭总批评得对呀，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而此时中国大陆著名的南京军事学院，经过刘伯承几年的辛苦经营，1956年该院已具壹定规模。已由最初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并受到毛的好评。只是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却是壹个全盘抄袭苏联经验，全部照搬苏联的军事理论而创建起来的学府，不但有苏联的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与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壹套。刘伯承本人也是师承苏联，科班出身而“海归”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彭德怀自然觉得批判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于是彭德怀亲到中南海，征得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以陈赓、黄克诚为首，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对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组完成工作后，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壹个很大的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而在该报告的最后，更特别强调：“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不消多说，作为院长的刘伯承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彭德怀马上壹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当时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是肖克。他对彭德怀的如此武断，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写了壹封信与彭交换意见。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这封信，也像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抓住彭德怀的“万言书”作罪证壹样，被彭德怀当成把柄，罪证抓住，称其为向国防部进攻，“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
在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便迅速升温，其残酷，丝毫不亚于其他的政治运动。肖克连续被批斗四个多月。有壹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不但无人表同情，医生反被斥骂为“同情反党份子，立场不稳”。
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中共所谓“红军时代”的干部蔡铁根大校，对于把五十年代军内制定的《共同条令》也作为教条主义来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说“这个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被逐出军队，发配边疆劳改。如此血雨腥风，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在看不出彭大将军壹手操作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区别！
自1957年8月后，刘伯承的身体便每下愈况，特别眼疾，几至失明，因此已在当年辞掉院长之职。但彭德怀并未因此而放过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在外地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通知必须出席会议。1958年7月10日在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壹千多人座无虚席。当年近古稀，疾病缠身已近失明的刘伯承，被人扶到讲台前被迫作违心的，沉痛的检讨时，每说到委曲伤心处，几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刘平日人缘尚好，故最后以壹致鼓掌通过了刘的检讨，使刘总算侥幸涉险过关，得以全身而退。
－－https://botanwang.com/node/133750

2011年8月11日 寒山评论：刘伯承的恶梦和狼奶的效果
据报道，刘伯承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 “刘帅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
壹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中国的古训，看来刘伯承对此是深有感触的。刘伯承是在民国初年的讲武堂毕业的，接受的是旧式军人的教育，喝的不是苏区“红小鬼”的狼奶。这和他对国共内战骨肉相残之本质的看法可能有壹定关系，毕竟比那些动不动就以“消灭了800万蒋匪军”自傲傲人的“开国”将帅们要强多了。
刘伯承也是所谓“老帅”中第壹个被毛泽东批判的。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因为主张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而被说成是要摆脱中共“人民战争”和“党领导枪”的传统，在病中被迫前往批判会场做检讨。
今天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有过同样豪迈的放言：准备打核战争，中国人死掉壹半还有3亿，还能实现世界革命。这样的视人命为草芥的气概，看来壹直在狼奶的配方中，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https://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hs/hanshan-08112011114113.html

2016年6月17日 朱德批斗会上的刘少奇：害别人保不了自己
1966年5月23日，“五壹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七天，朱德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中共高层的集体围攻，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部下摇身壹变，纷纷欲置朱德于死地。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壹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厉批判，即发生在那壹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壹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壹点。
林彪：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妳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份。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妳壹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妳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妳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妳回来的。
陈毅：朱德我要问妳：妳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妳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妳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妳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壹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壹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壹生最痛心的事。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壹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妳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妳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壹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壹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壹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妳顶得住吗？后壹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妳都沾过边嘛。妳到处发表意见，是壹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壹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妳就是跑龙套，可是妳到处乱说话。妳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壹致通过。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
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在“五•壹六通知”中加上了这样壹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著，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壹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壹定会找出或制造出壹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壹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壹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壹“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壹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壹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壹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壹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岗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著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壹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壹个定时炸弹”。值得壹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壹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壹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壹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壹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壹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壹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壹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作，难道他壹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壹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壹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壹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https:///2016/0617/756304.html

2012年7月4日 陈破空：中共不能说的秘密 朱德之死
没有底线是毛成功的关键，毛既无道德底线，也无人性底线，更无行为底线，正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毫不汗颜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相比之下，彭德怀还想“为人民鼓与呼”，刘少奇还想搞点经济建设，林彪还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周恩来还顾及外交形象。换言之，他们都还存有壹丝半点的底线，或道德底线，或人性底线，或行为底线，于是他们就无法对毛完全设防，必然败落在毛的辣手之下。对张国焘挖墙，对项英设陷，对王明下毒，折腾彭德怀，凌虐刘少奇，整治周恩来，逼走林彪……种种阴险与残暴，都是毛的经典手笔。
话说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3人，分任党、政府和立法机构首脑，历经无数次残酷无情的权力斗争，毛早已集党、政、军大权于壹身，周、朱不过是附庸或花瓶，其命运由毛摆布。然而，权力似乎与健康成反比。就身体状况而言，三巨头中，朱最强，周次之，毛最弱。
自井冈山时代，毛泽东就拖著壹个多病之躯，常发疟疾。到延安后，又被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便秘所困扰。到1949年建政之后，健康更是每况愈下，罹患多种疾病。毛健康不支，也是他在50年代末被迫让出国家主席壹职的原因之壹。到了70年代，毛健康更形恶化，林彪事件后，毛昏厥数次，几乎丧命，又患白内障，失明近两年。从1975年开始，严重的下支气管炎，使毛呼吸困难，吐字不清，口水不断外溢。
尽管已经打倒了壹个又壹个对手，毛还是对周、朱这两个不倒翁不放心，不愿意见到他们死在自己之后。经过壹系列密谋、策划与操作，周、朱果然先毛而死。周死于1976年1月8日，朱死于年7月6日，其中深藏秘辛。身患膀胱癌的周恩来，能否获得治疗，均需遵照毛的“御批”，周先是被拖延治疗，后被连续施手术13次，被拖剩了壹具骨架，饮恨而死，遗嘱撒尽骨灰。
1976年6月的壹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朱德，下午两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朱德依旧往日习惯，提前半小时到达并等候。时值炎夏，室内却未开空调，酷热难当，朱汗如雨下。良久，空调突然大开，温度极低，而且越来越冷，外宾竟又迟迟没有出现，在先热后冻中，九十高龄的朱德壹等就是两个多小时。查问之下，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改在四点半。
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医生无奈，按照常规开药。朱德病情日重壹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
－－www./gb/12/7/4/n3627520.htm

2014年1月4日 内幕： 中共元老朱德遭政治暗杀，知情人皮定钧中将被灭口
最近，定居香港的皮定钧事件目击证人陈老先生(此处暂隐其名)，打破沉默，在香港揭出三十多年前惊人的事实真相。
壹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晚，朱德身体健康，他并非死于感冒并发症。他在家中离奇地〝触电〞。警卫侍从急送医院抢救，途中〝碰巧〞与壹辆十二吨载重卡车相撞，朱德和警卫皆亡。中共官方的解释是七月六日下午朱德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接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梅.弗雷泽时被〝空调〞冷冻了壹个小时，引起感冒并发症而突然病故。
以毛泽东偕四人帮为首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只有二个人不遵守〝纪律〞。壹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壹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
皮定钧揭开朱德身上覆盖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八三四壹部队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壹生还。
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三人，正副驾驶员以及八三四壹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七人中有六个人的佩枪曾经驳火。
－－www.beyondfirewall.com/2014/01/blog-post_4.html

2017年12月5日 老战友揭朱德黑历史：嫖妓种鸦片铸假币
本文摘自《九十忆往》，作者杨森系国民革命军中将，川军高级将领。与朱德年龄相仿，早年相识，曾同在蔡锷滇军阵中效力。
滇军因讨袁来川，朱德时任旅长，驻防川南之纳谿合江等县，德即据地称雄，以酋长自居。 在其戍区内，提倡种鸦片烟，满山满谷，罂花遍地。更将原行之当10当20铜元，改铸为当50当100铜元，预征钱粮至民国三、四十年。并授意部属，绑票勒赎富民，将川南穷乡僻壤括至入土三尺。 本人又抽大烟、打麻雀、滥嫖娼妓，凡是腐化黑化之壹切行为，无不应有尽有。
－－http://culture./history/news/2017-12-05/60027686.html

2009年7月2日 令贺龙惨死三件事
贺龙与刘少奇等人关系亲密
文革前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深深猜忌，尤其是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说的壹番话，毛听人密报后耿耿于怀，贺龙说：“妳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射秽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对彭真非常赞赏，他对作家沙丁说：“我们佩服的是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壹彭真，这个人了不得，对革命坚定得很，在华北青年中威信最高。”毛更没有忘记，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他半带拉拢半带威胁的要贺龙批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竟不从命，拒绝道：“主席，我上不了纲。”
毛泽东怀疑贺龙随身佩带手枪
有人向毛密报，贺龙亲自保管著壹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在林彪打招呼后的十天，为了安抚贺龙的情绪，更为了侦测贺龙的思想、心态，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接见了贺龙，忐忑不安的贺龙颇为拘束的把壹只手放在口袋里，引起了毛的心惊胆跳，他担心贺龙口袋里就藏有那支小手枪，壹言不合，拔枪相向，此时身边又无警卫员，毛急中生智，忙对贺龙说：“妳的问题解决了，没事了。”贺龙才壹块石头落地，从口袋中掏出眼镜带上。虽是壹场虚惊，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自己在任何将帅面前都是君主气概，为何今天在贺龙面前有点心态失常，这说明贺龙身上确有壹股龙气，在今后斗、批走资派，扫荡军内壹小撮的日子里，倘若他龙性复萌，腾云驾雾，岂是我辈所能控制的。想到这里，毛泽东不寒而栗，决定先让红卫兵对贺龙炮打、火烧壹番。
贺龙搬进周恩来家避难
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66年12月找到贺龙之子贺鹏飞，对他严正警告：“妳爸爸犯了严重错误……妳妈妈也不是好人。”随后，她又在壹次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妳们要造他的反。”红卫兵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旋风般的杀进贺龙家中，楸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铮铮铁骨男子汉，岂肯受这窝囊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急忙搬进中南海周恩来家政治避难，情急之中，未加深思熟虑，犯下了他的壹个致命错误。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人讲过，在党内他最看重三人。他们是：周恩来、彭德怀、王明。前二人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周从1926----1935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是毛的顶头上司，彭是继朱德之后走上井冈山的工农红军创建人，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秉性耿直，不怒自威。后者是共产国际的宠儿，壹切还需仰仗莫斯科的毛不能不优礼有加。现在，王明成了苏修的吧儿狗，彭德怀成了我手下的死老虎，惟有周恩来还在号令百官，这次贺龙躲进周恩来家，倘若他俩暗中勾结，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干不出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贺龙被残酷迫害致死
1967 年1月10日至11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壹千多份机密文件。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贺龙关押期间已是71岁高龄，又身患糖尿病，自毛泽东1967年9月13日批准成立贺龙专案组后，贺龙的待遇越来越差，贺龙、薛明夫妇在被监禁期间，受到百般折磨和摧残。吃的是壹小碗掺沙子的米饭和清水煮白菜、萝卜，每天供应壹小壶水，连喝都不够，更不要说洗脸，刷牙了。在关押期间，贺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已十分严重，医生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龙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壹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他口渴难忍，却不给他壹杯水喝。只能在下雨时接壹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壹天下大雨，贺龙拿著壹个白色的搪瓷杯非常吃力伸出窗外去接雨水喝，还没接满，茶缸就被冷酷的看守打掉。贺龙自己带来的药物也被搜走，后来人们得知，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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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4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要害死贺龙？
贺龙在文革前是中央军委主管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亦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排名第五的元帅，在军内享有盛誉。1967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操作下，贺龙被隔离审查，1969年6月9日不幸病逝。林彪事件发生三年后贺龙才被中共中央恢复名誉。
壹、贺龙倒台的前奏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揭发批判罗瑞卿。
罗瑞卿事件实际上是军队内部的壹场内斗，以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壹众老帅和军内壹些将领们都认为罗瑞卿搞了小圈子，不尊重老帅，与军内老帅们关系紧张、不睦。罗瑞卿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公办主任、人大常委委员等，位高权重，不免滋生霸气，颐指气使。这些矛盾逐渐积累、尖锐，乃至恶化，军内遂形成壹股强大的倒罗力量。
上海会议之后，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皆被解除。
此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解决罗瑞卿问题壹个重要的特点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前亳无所闻。而军内其他老帅和将领都被叶剑英打了招呼，对上海会议的召开心中有数。
上海会议的召开打了贺龙壹个措手不及，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邱会作和李作鹏看望林彪时，林彪说：＂主席定了，罗瑞卿的问题中央接手处理，对贺龙的问题，这次准备不提，和罗瑞卿分开。＂
罗瑞卿事件自始至终，贺龙虽然贵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但是却完全被排除在中央及军委核心层之外，此时的贺龙已然失宠于毛泽东。
二、毛泽东对贺龙的戒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然而，毛泽东在发动壹场针对刘少奇的斗争时，最关心的还是军权是否牢牢在握，是否会被自己的对手抄了后路。1964年11月，应苏共中央和政府的邀请，中国派出了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当著众人的面，向贺龙说＂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妳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我们已经把赦鲁晓夫搞掉了，妳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虽然这仅仅是壹个孤立事件，苏共中央事后也对中国代表团道了歉，但是中国代表团却认为马里诺失斯基是酒后吐真言，是苏联人的真实想法。
苏联发生的＂宫廷政变＂和马里诺夫斯基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尤其是对军权的高度警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保证军权绝对掌握在毛泽东自己的手中，军队中拿下罗瑞卿是第壹步，罗瑞卿背后的贺龙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三、贺龙不批刘少奇
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初召开的八届十壹中全会上向刘少奇摊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不点名的指责、批判刘少奇。然而，贺龙的表现却不能让毛泽东满意。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壹直没有表态。换句话说，贺龙未曾向毛泽东及时表忠，没有与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曾问贺龙：“妳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毛泽东说：“怎么不讲壹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毛泽东没有再说话。会议期间，贺龙还向萧华发牢骚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壹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像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贺龙不仅不批刘少奇，且认为党内根本不存在壹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刘少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这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贺龙的这壹立场和态度决定了自己倒台的命运。
四、贺龙与军内的矛盾
贺龙是红二方面的旗帜，虽然在罗瑞卿事件后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依然还是军委副主席。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人到贺龙处汇报空军党委会的情况。他们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贺龙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妳们就组织起来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
林彪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也表态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做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刘少奇说：“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按照共产党员的组织原则和修养来看，都是不允许的。背著空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壹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针对贺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林彪要求吴法宪写壹个材料。在林彪的要求下，吴法宪找了成钧等人，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把这些情况写出来，吴法宪和余立金还附上壹封短信称，空军党委会议有两条线贯穿其中，壹条是林副主席的红线，壹条是贺龙为首的黑线。
五、总参“八二五事件”与贺龙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拒绝学生和群众组织在军内造反，军队的问题由军队自己处理。这壹指示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壹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著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当天晚上，外事局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解放军测绘学院刘清明也贴出批判杨成武的大字报，贺龙元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由此，杨成武壹时成为众矢之的。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都到会参加。叶剑英在会议作了指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讲了话，指出王尚荣与雷英夫的做法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并命其交代问题。
由于在这次事件中，贺龙办公室的人也卷入这场斗争，贺龙本人难免被牵扯进来。1967年2月3日，毛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壹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六、毛林周决定拿下贺龙
在拿下贺龙之前，毛泽东特意在9月5日将贺龙请到中南海以示关怀，毛对贺龙褒扬了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9月9日晚，毛又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问题解决了，没有事了。妳可以登门拜访，征求壹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然而，就在9月8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开了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有军委副主席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其他与会者还有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等人。根据会议记录：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壹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席已找贺龙同志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另据黄永胜回忆：“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总负责。”“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壹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壹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
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已将贺龙推到敌对势力的壹方，点名贺龙应为“八二五事件”负责。
七、历史问题置贺龙于死地
毛泽东打倒贺龙仅仅以现实材料似嫌不够，那些毕竟还仅仅是党内矛盾或军内矛盾。要想真正在政治上打到贺龙还需要从历史问题上寻找突破口。贺龙被毛泽东立案审查后，贺龙有下列几个问题被突出出来：（1）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2）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3）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
关于段德昌被害壹事，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结果，也是当年中共党内执行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贺龙作为当时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壹负有相当的责任。惟所谓的贺龙“通敌”事件起到了中央专案组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重要作用，从李仲公的揭发壹事可以看出中共是如何从事专案工作，如何入人以罪的。
李仲公与贺龙的交往始于1927年的北伐战争。当时李仲公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贺龙由湘西遣派其部下毛景周到长沙面见李，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李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李曾被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拘捕，交由唐生智、贺龙完成，后李被保释出来。这也是李与贺之间唯壹壹次个人之间的恩怨，在当时也是各为其主。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壹天，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李仲公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壹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李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被李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李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
1949年7月，李仲公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脱离国民党政权。1950年7月周安排李担任政务院参事。
1967年初贺龙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李仲公所在的国务院参事室也多次开会，要求参事们写材料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多次到李仲公家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威逼李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甚至公然威胁对李实行抄家。李仲公全家陷入恐慌。李仲公的女儿李幼华说：“父亲壹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壹遍，在父亲的壹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李仲公夫妇经过几天的思量，最后决定交由周恩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也认为周是很了解李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
其实，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了对贺龙的审查。据邱会作回忆，大约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军兵种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由萧华、杨成武带队乘车去叶剑英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周恩来还曾特别交代萧华、杨成武重点是看贺龙通敌的材料。
八、周恩来主持贺龙专案组
据杨成武的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专案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
另据王力回忆：“中央还有壹个重要的机构是专案组。••••••专案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属中央常委，也就是对毛主席直接负责。”
中央专案组的组成后来随著形势的改变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作为专案组的总负责却壹直未变。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负责专案的呢？据邱会作回忆：“重要的专案周恩来直接管理。对受审查的人，有个不成文的划分方法在实行，即按职务等级划分。周恩来亲自抓的是‘三副’以上的人，即原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以上和曾任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干部，由周亲自管。还有些地位不在‘三副’以上、但在国内外影响大的人物，如廖承志等，还有些重要的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等，有了问题也要报告总理办公室处理。”“各专案组直接向周恩来负责，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负责的包括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可否有亲属探望等，非常细致周密。
吴法宪也有类似的回忆：“专案组具体工作人员和负责人，由军委办事组，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决定从部队选派。专门抽掉了壹批军、师壹级的干部。每个专案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我记得前后壹共从部队抽掉了三次，壹共大约是五百多人。所抽掉的人员在北京集合以后，就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他们开会，讲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布置工作。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壹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四、五百人全部到会，然后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会议常常壹开就是壹夜，从晚上的八、九点钟壹直开到第二天的拂晓，大家累得不行就散会。”
贺龙专案组壹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周的卫士长杨德中具体负责。如果说贺龙在此期间医疗、生活上受到了迫害，那么最大的责任人就是周恩来。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专案组是背著周恩来“蓄意陷害”贺龙。这些人有这个胆量吗？
九、贺龙之死
1979年，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健保委员会组织和邀请地方医务专家对贺龙从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进行分析，在专家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结论部分如是说：
“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愈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壹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壹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衡。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愈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著与壹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致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壹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11/201811141032.shtml

2004年4月12日 贺龙后悔了
土匪出身
贺龙和姊姊贺英都是“哥老会”的头目。贺英人称“贺香太太”，嫁给谷绩廷，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
贺龙早年在湘鄂边境，打家劫舍。国民党共五次围剿，贺龙方才西撤，与任弼时合并为“红三集团”，掩护毛泽东进入贵州召开“遵义会议”。后来流窜到延安附近，担任１２０师师长，打著抗日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地盘。这正是典型的土匪行径！
中共建政之后，贺龙吃香喝辣，曾任西南局书记，集党、军大权于壹身。官拜“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５年受“元帅”军衔。贺龙本质上是梁山泊上的大老粗，生活上好比花和尚鲁智深，置身中共权力中，活生生是樊哙之流的人物。
土匪的生活风格
中共的头目里，贺龙算是最传奇的。他光是老婆就娶了九个，在街上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扛起来就走，有壹次舔不知耻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壹次就背了三个老婆”。
还有传言，贺龙当镇守使时，有壹次到妓院看见壹名出来接应的妓女，就问老鸨卖不卖。结果老鸨说：“老总看著好，拿走就是了，卖甚么？”
四人帮批斗贺龙的生活是“资产阶级”生活：爱看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喜欢钓鱼、打猎生活如封建王侯；吃山珍海味、打抗老血清与返老还童针；养的猴子吃香蕉、养的狼狗吃鱼吃肉。还说他喜欢跳舞，抗美援朝时，组织慰问团到前线，贺龙却在防空洞里举办了三十壹场舞会。
为何冤枉我？
贺龙不脱土匪本色，说话直来直往，他曾经在公开场合怒骂江青是“壹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婆娘”。这类言词，给他自己带来不少的麻烦。
１９６８年贺龙收到壹封以“中央军委办公厅”名义所发的信，要他交代当初他是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哪些人、最后又达成甚么协议。
其实，当初的事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知晓。不过，贺龙当时确实是枪决了蒋介石派来的谈判代表熊贡卿。
《中共文革实录》里记载著贺龙是如何和林彪结下梁子。他曾经当面对林彪说他老婆有问题。并问陶铸“知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有问题”。其次，林彪对于贺龙对军队抓权的行为感到戒心，于是埋下了日后斗倒贺龙的杀机！
事件壹起，贺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亲自登门拜访林彪。林彪说道：“妳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壹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可是贺龙竟忽略了此问蕴含的杀机，只是淡淡回答：“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于是不久后，康生就把贺龙与所谓“二月兵变”扯在壹块了！
贺龙的女儿痛打落水狗
四人帮说贺龙对儿女娇生惯养：“贺龙对小龙（其子贺鹏飞）除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没法给他搞到以外，小龙要甚么有甚么。”
他壹家人被“坚决揪斗”时，女儿贺捷生跳出来斗争父亲，他说：“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干尽了坏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像这样壹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份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三反份子贺龙虽被揪出来，但贼心不死,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穷追猛打，坚决把贺龙斗倒！斗臭！”
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却把当年贺龙疼爱她，交托“同匪”照料的关心行为说成是“指出贺龙反动的本质”、“相信封建的结义兄弟比共产党可靠”。他大骂贺龙是“大土匪”、“贺贼”，这样地对父亲无情无义，只怕在历史上罕见罕闻！
十余年后方才平反
贺龙自从１９６７年年初被拘捕以来，吃尽了苦头。根据日后的平反文章指出，他被囚禁在北京附近的壹座监狱里，受尽折磨，两年半后才暴毙。不过，壹直到１９７８年七月间，这十壹年半中间，他的处境人民根本不晓得。有谣言说他逃到莫斯科，也有说他逃到欧洲。这段日子里，贺龙莫知所终，竟过了十壹年中共才将这段历史交代出来，还不知有多少内情被隐瞒！
贺龙的醒悟
“妈的！老子年纪要是小壹点，我壹定反共！”这是贺龙的醒悟之言，虽然不脱土匪本色，毕竟道出了事实。
－－https://www./news/gb/2004/04/12/63745.html

2009年11月22日 1958年彭德怀、邓小平等整粟裕内幕
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长期在他的指挥下浴血沙场，早将粟裕看作是三野的壹面旗帜和自己的光荣。他们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
三野将领不过关，批粟行动就卡壳，搞不下去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彭德怀于是开始组织有力人物做三野干部的思想工作，施加巨大压力。他们轮番上阵，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过关，与粟裕划清界限。
陈毅过去是三野名义最高负责人，现居外交部长，以口才著称，又有领衔批华东局最高领导人饶漱石的经验，自然成了出面做工作的首选。他除了找人个别耐心谈话外，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长篇专题发言。
彭德怀很满意陈毅的讲话，但令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壹年后的8月21日，又壹个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时，陈毅紧继刘少奇之后，重炮出击，第二个表态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
因为陈毅出面和彭德怀等人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三野将领不敢为粟裕说话，有人甚至跟风批起粟裕来。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9/11/200911220045.shtml

2014年11月08日 媒体揭秘：彭德怀毛泽东的恩怨情仇
壹九五○年，毛泽东要彭德怀带毛岸英到朝鲜参战，彭说：主席，子弹不长眼，我老彭死了不足惜，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毛主席说：老彭，我信任妳，妳是战神，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著我打，把脚还崴伤了，妳老彭打了壹辈子仗毫发未损，把岸英交给妳我放心。
毛岸英在志愿军司令部是俄文翻译，他隐姓埋名，任务就是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彭德怀生怕他出事，就放在身边天天看著他，还从西安调来高瑞欣，要高二十四小时贴身保衞毛岸英。高是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的军事参谋，非常精明能干。
十壹月二十五日出事那天清晨，毛岸英想起作战室有十几个鸡蛋，是朝鲜副司令朴壹禹送的。彭总说留给伤患吃。毛岸英怎么吃？用小搪瓷杯煮，杯里只能放壹个鸡蛋。由于只有烧木炭的小手炉，火也不旺，高瑞欣也得守著他，好半天煮熟壹个，毛岸英说：彭叔叔，煮熟鸡蛋妳吃吗？彭德怀说：不吃不吃，妳吃吧。两三个小时，毛岸英煮了第壹个又煮第二个。天快亮，副司令洪学智把彭德怀拉去防空洞，彭出门时还喊：“岸英，快跑出来！”毛岸英还和高瑞欣守著那个小炉子。结果美国轰炸机投下燃烧弹，高瑞欣扑在毛岸英身上，和他壹块儿牺牲。
彭德怀把毛岸英牺牲的真相只告诉过周恩来和中央党校杨献珍校长，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历史真相留给后人。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同姪子彭启超说：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上打了我壹闷棍，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歹还没有推出午门外斩首，党籍还没开除。毛泽东整人就往死里整，不像史太林是拉出去枪毙，毛泽东说不要杀头，关起来，其实是生不如死，慢慢折磨妳。
毛派彭德怀到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真找彭德怀谈话，后者说：他把我搞得臭成这个样子，我指挥谁能听我的？不去！
文革时，毛泽东令黄永胜当彭德怀专案组长逼供。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彭德怀的判决书作最后结论：“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三○壹医院痛骂毛泽东说：我的路线才正确呢，妳这个路线正确个屁，妳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暴君、昏君、顽君，文革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11/201411080715.shtml

2018年4月29日 挨彭德怀整的人文革复仇整彭 林彪四字评价彭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妳，妳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妳，我当年应该毙了妳！”
“仇恨在心要发芽”，运动壹来就发芽了。即使这壹次不发芽，只要政治运动不死绝，也总有壹天要发芽的。
当年毛泽东要彭德怀注意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怀会错了表情，发动了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彭在运动中的主导与原创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了。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军队高层中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壹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但李中将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几乎都没有当过文革积极份子。
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文革给无数“挟仇寻衅”的人创造了壹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壹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https://www./news/gb/2018/04/29/856724.html

2019年3月4日 医生透露彭德怀的最后日子
彭德怀临死前的住院医生杨汉勤，撰写了壹篇原题为《彭德怀最后的日子》的长文，回忆了彭德怀罹患癌症晚期最后两个月的情形。
据文章回忆，当年罹患癌症晚期的彭德怀，被毛泽东安排在北京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14病室接受治疗，中央专案组将他编为“145号”。
彭德怀被关在壹间门窗紧闭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靠近床尾总是伫立著壹位面无表情地紧盯著他的军人，壹个班的战士壹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著他。
彭德怀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冷清、死寂。
每当有新来的医生，彭德怀便指著床头病历卡片强调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没有人敢搭腔。
有壹次，他暴跳如雷，对著士兵吼叫：“我要见毛泽东，不然妳们也把我拉出去枪决好了!”。士兵只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受尽病痛折磨。周身疼痛难忍时，彭德怀常用牙咬破被子、床单扔在地上。
在医生的要求下，病房窗口上糊的报纸撕下来壹半，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经医生要求，准许他晒太阳，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阳台，进出还要回避其他病人，总之，要他与世隔绝。
1974年2月，彭德怀的右手又开始剧痛，接著手术过的刀口疼，右肩也疼。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大汗淋漓，在床上翻腾。彭德怀拒绝输液，把针拔掉，狂喊著：“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1974年8月，彭德怀病势垂危。
与往常壹样，门口站著哨兵，窗上糊著半截报纸。彭德怀躺在病床上，面容干瘪，身躯瘦小，他已经熬尽了心和血。
9月16日以后，彭德怀失去了痛觉，进入深度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的脸上突然出现了壹阵红晕，随之鼻、口出血、呼吸停止，身旁没有亲人。
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火化，骨灰存放在壹个用粗木板钉成、未上油漆的盒子里，上面贴了壹张纸条，写著“王川男”三个字。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只要彭德怀壹死，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壹系列荒谬错误，以及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滔天大罪，都会随著彭德怀尸体火化而烟消云散，再也无人追究了。－－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43

2014年8月16日 林彪人生最大污点：策动指挥“长春饿殍之战”
1948年“长春之战”的全部战略构思和决策均来自林彪。因此，“长春之战”的军事后果(夺取城池)及其附加代价(饿死饥民)理所当然的承担者当首属林彪。
(壹) 第壹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壹次“长春之战”始于1946年4月14日，结束于5月23日，历时40天。
史学界也总有些粗心人分别将爆发于1946年春天和1948年春天的两次“长春之战”混为壹谈。因此，搞清楚两次“长春之战”的基本情况及其与《大公报》述评之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4月14日晨时，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率红军总部撤离长春。国军国防司令陈家珍从苏军手中接管长春城防。
　但是，苏军撤离之前已和中共达成秘密协议：苏军撤离后，由中共军队接管长春。苏军撤离当日，林彪便令周保中指挥杨国夫部、罗华生部、曹里怀部三万余众，兵分三路，直扑长春城。当日即夺得大房身机场，次日夺得火车站。4月18日，长春易手。国民党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被俘。
4月18日长春易手当日，国民党新六军、新壹军、七十壹军，在四平街壹线发起反击。
林彪率部从四平北撤至长春。 5月23日，毛泽东电令林彪守住长春。但林彪已无意坚守长春，径直退向哈尔滨。
　至此，第壹次“长春之战”宣告结束。
收复长春后，白崇禧力主国军不顾壹切，乘胜追击，壹并收复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北满城市。此时，孙立人所率新壹军，也已越过松花江，兵至双城，距哈尔滨已不足百公里。林彪则已做好放弃哈尔滨，继续北撤的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马歇尔以调停国共内战之名，逼迫蒋介石停战。
第壹次“长春之战”开战的第二天，王芸生先生撰写著名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社评刊登在4月16日《大公报》上。王芸生先生在社评中从战争意义和战争手段两个方面，对“可耻”二字给出明确指认：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这是王芸生先生对林彪部队使用非常战争手段的指责。
　关于“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情况，曾任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的梁肃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但此等“可耻”之事不是发生在长春，而是发生在四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计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壹波波的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著死尸，攻进四平”
4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由陆定壹撰写的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陆定壹在社论中没有与王芸生纠缠“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事实到底发生在长春，还是发生在法库，或发生在盘山。而是直接否认了“可耻”事实之存在，并认定《大公报》指控的事实是从“专门造谣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那里得到的。陆定壹认为，《大公报》才是“在反人民这壹点上，真正做到了家，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二) 第二次“长春之战”及其《大公报》述评
第二次“长春之战”始于1948年4月18日，结束于10月20日，历时245天。
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否决了毛泽东关于“、、、、、、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池之敌。、、、、、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减为有利”的建议，林彪向毛提出要攻打长春。
　不待毛泽东回复，林彪4月18日当天便下达命令，命独立五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运动，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拉开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序幕。
4月22日毛泽东方才复电同意东野攻打长春。
5月30日，林彪又将“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修改为“围困长春”，并向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的命令。
围城期间，长春城内的所有木质结构，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做燃料，而壹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围城后期，城中断粮，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长春城有壹老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人后，老太也死去了。东野入城后，战士们发现锅里还剩半条大腿。
据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先生回忆：“市民因辗转在哨卡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诃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断，俨似人间地狱”，“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
10月20日，长春守军放下武器。第二次“长城之战”宣告结束。
　面对林彪及东野在长春实施“饿殍战术”致使数十万市民被活活饿死的严酷现实，《大公报》再次发出声音。1948年9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记者张高峰的长篇通讯稿《我们要活命——长春50万人民的控诉》(后简称《活命》)。在《活命》中，张高峰写道：
“天黑了，人心也黑了，长春被围困半年，五十万人民饿得全成半死状态、、、、、、三个卡哨以外的真空地带，有十几万难民睡在被共军铲光了农物的旷野上，风吹雨打，奄奄壹息，人吃人的惨剧就在真空地带演出、、、、、、死尸遍野，疫疬流行，人民死得太惨了，长春还是人的世界吗？”
林彪“饿殍战术”之要点有二：其壹是围城断粮；其二是不许百姓出城，可简称为“粮禁入、人禁出”。“粮禁入”属于战争的常用手段。而“人禁出”才是“饿殍战术”之关键！
　林彪实施“饿殍战术”之目的是要造成壹种民与兵争食的局面，迫使长春全城断粮的局面尽早出现，逼迫国民党部队在全军人马有可能被活活饿死的结局面前不得不放下武器。
1948年5月间，正是农作物的生长期。林彪下令在长春城郊外发动了大规模的“铲苗运动”。为了不让壹粒新粮进入市区，林彪部队将长春城外方圆四十里的农作物全部被铲光。
那么，在林彪对长春实施“饿殍战术”期间，长春城究竟有多少人被饿死？下面例举关于长春被饿死的饥民人数之九种说法。
1) 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说法
　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
2) 郑洞国将军的说法
当年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写道：
“长春之战饿死太多人!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壹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壹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3) 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说法
　1948年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壹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4) 国民党战犯段克文的说法
段克文生前留下《战犯回忆》壹书。网上传言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中说长春围城期间饿死了65万人。而署名“林同”的作者在段克文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另壹版本的战犯改造：牢底坐穿的段克文》文中说：
　“段克文所著卅万言钜著《战犯自述》，给世人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早在沉阳军区张正隆中校撰写“雪白血红”前十四年，他就向外界揭露了长春围城时的惨景：城内罗掘俱穷，饥民吃完了曲子面、树叶子、米糠、番瓜藤后，更出现格杀儿童煮食的恐怖事件。难免群逃到城外寻食时，共军卡哨开枪狙击，死尸遍地，腐臭难闻，饿死民众不少于十六万。”
5)日本人的说法
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长春被围困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当时留在长春的日本人大部份也都被饿死了。
6)解放军作家张震龙的说法
1989年8月，张震龙在《血红雪白》中，自1949年后第壹次向世人公布了第二次“长春之战”的真相。张震龙在书中发出质问：“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
　关于长春饥民的死亡人数，张震龙写道“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
7)解放军作家刘统的说法
刘统先生认同尚传道的说法，即“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沉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和。”
8)中科院院士王大珩的说法
“听说后来连吃死人肉的都有。据说，那壹次长春城里活活饿死了15万人!”
9)龙应台的说法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她的《大江大海1949》书中这样估算在长春被饿死的饥民数：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壹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妳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很清楚，龙应台的“30万”不是统计值，是计算值，是两个端点数字(10万和65万)的算数平均值。
　壹般而言，自然人在断食且饮水的状态下，生命之延续壹般不超过12天。
1948年4月19日，第二次“长春之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的选举中当选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蒋说，今天的戡乱军事，决不是党派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得失利害之争，乃是民主对极权、统壹对祸国、人道对残暴、生存对毁灭的全民族救亡自救的战争。
－－http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4/08/201408161609.shtml

2014年7月27日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竟然有大批日本关东军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壹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
当林彪部队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壹起通过壹项决议，让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谈判当然只是苏联壹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壹新。战斗力增强主要是苏联把关集中营里劳动的日本关东军改编了二十万加入林彪的野战军，并威胁这些日本朋友如果在战场上逃跑，就把剩下的四十万皇军集体死啦死啦地干活！武器用的全是苏联红军的装备，只有军装是共军的。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壹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壹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沉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的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国民党被完全击败。例如锦州之战完全由苏军独立完成，四野的部队不过是战斗结束后帮忙打扫了壹下战场。
以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壹路打进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壹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著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30万伪满军。好壹只日俄联军哦。
毛1948年还在梦中，说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五年，没多久改口说看起来用壹年就可实现，原因就是街坊军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又有日、朝、苏军的加入，壹路势如破竹。
－－https:///2014/0727/421598.html

2013年12月27日 [转帖分享]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的祸害 周恩来算好人
《林彪日记》编者李德、舒云致力搜集林彪史料20余年，为读者揭开林彪身上的历史迷雾。在《林彪日记》中罕见曝光了壹段林彪与儿子林立果有关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对话，在谈话中，林彪认为周恩来“是个好人”，而毛泽东则是“中国的祸害”。以下为《林彪日记》部分摘录。
壹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壹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客，还有婆娘（林彪私下对江青的贬称）。毛喝了壹瓶白沙液（按：湖南第壹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著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壹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壹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著，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壹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壹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壹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按：壹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十六日，会议通过由陈伯达、康生起草，毛泽东作了七处修改的《五壹六通知》。通过时，朱德、陈云、李富春三人弃权。）
毛在会上指：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
壹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B52”（林私下对毛的称呼）下指令，要整壹批不服气、不买账的老帅，借此以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婆娘、谢（富治）、张（春桥）锋芒毕露，执行“B52”部署不遗余力，党心、军心、民心会发自内心：“毛主席万岁！”
“B52”说：“乱壹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上海十多万人参加武斗，全市瘫痪。伯达问我意见，我意见很简单：“武斗不行。谁下命令都不行。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战争。我反对武斗、打人”。我问总理：“上海是不是那个眼镜蛇（林私下对张春桥的称呼）搞的？”总理告诉我：“壹、很反对武斗；二、情况不怎么了解，要等最高指示。”
壹九六七年壹月九日：壹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授权眼镜蛇、婆娘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谢富治来说，婆娘想在军委办、总政治部挂个职。我问：谁的主意？我不信主席有这样安排。我问了总理：“怎么回事？”总理说：“听了也当作壹风吹。”（按：林彪对毛看的很透。据汪东兴回忆录档案，毛授意谢富治向林彪提议，安排江青到军委办挂个副主任，或到总政挂个副主任职务。林彪强调“要有主席批示或指示，才能安排”。将了毛壹军，毛对林彪憷壹头，只好作罢。）
壹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又是壹大创举！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上“B52”命名的“七二壹大学”。用不了五年，国防、科技、工业、学校、文化，都要闹人才荒。
壹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壹日：总理送来党章草案定稿，把我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我心不安，向总理提出：“是否不妥？谁提出的？主席意见呢？”总理告知：“是主席亲自提议的，有指示。既然定了党的副主席，当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顺。”我还是建议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壹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壹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按：林彪列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以往所有公开材料，都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事实是毛亲自提议的，这就证明了“九壹三事件”后中共所传达的毛在六六年给江青信中对林的不信任，完全是伪造的。）
林彪父子两个，在黑暗的书房里聊天。
林彪经过长期的静观默察，终于丢掉幻想，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得明朗起来了。他对儿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最近看了好几遍屈原，壹点用处也没有，徒增烦恼。我们是军人，应当有自己的办事风格。”
林立果说：“我建议，先消灭周，毛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林彪微笑著说：“周那个人，不是中国的祸害，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他基本是在保自己，并不主动害人。这无可厚非。谁不保护自己呢？生物都有这种本能。中国的祸害是毛。他是主要矛盾。他不掌权了，什么都好说了。”
林立果说：“可是毛周围有周这样貌似大忠、实则大奸的大帮凶，事情就难办。”
林彪摇头：“那等于自杀。妳杀了周，毛不认可，周身后的军队就出来勤王。妳觉得周恩来手里的军队力量很大吗？没有我，他就是军队中最有实力的人。难道他的实力比毛泽东的还大？本来没有毛的大，可是毛胡来，很多力量就被周拣起来了。”
－－https://food.huarenjie.com/thread-2620872-1-1.html

林彪在“文革”中
解放后，林彪就称病不出，他亲自手书座右铭：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另壹张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与任何壹位中央首长往来，包括毛泽东。
壹九五七年卢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没有人敢唱反调，有人诬谄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就想夺毛泽东权，林彪站出来澄清事实，替彭德怀承担。批判彭德怀，每个人要发言表态，林彪比众人讲话更“绝”：“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 反话正说。
“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
十壹中全会前，毛泽东开了个小型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伯达 、康生。毛泽东要选壹个接替刘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议，各写壹条，展示开来上面都写壹个“林”，与会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据林彪身边人讲，林彪去见毛泽东，进门就向毛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妳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妳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壹样，她虽是副职 ，却起著中心主导作用。 　　
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指示秘书起草《军委命令》，实际上是针对江青的预防措施 ，保护军队。
毛泽东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废。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
凡是反对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在壹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突然不著边际的冒出壹句：“那个贺龙，到哪都带著枪嘛。”仅此壹句，军队最高的元帅阵营开了缺口，军内外造反派气焰更加嚣张，捏造出“带枪的刘邓”、“二月兵变”。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贺龙，停职审查陈毅。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批件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据看过批件的人透露，“总理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壹句好话。在陈毅的批示上，也没有说好话”。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 陈云、刘伯承，都在内部做了检讨，从此闲置在家。
国家功臣元老，不论地方或军队，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江青得意之余给叶群打电话，轻飘飘的竟在电话上唱小曲。
在对待总主任萧华的问题上，林彪曾壹再叮咛叶群：“萧华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 最终萧华还是被江青打倒了。
在打倒杨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叶群也劝过林彪：“江青倒杨的决心大 ，妳挡著，她背后那人妳得罪得起嘛！” 　　
林彪发脾气：“妳以后少去钓鱼台！总长壹个接壹个打倒，我这个国防部长还怎么当！任命是我签字，打倒他我怎么说！任命几天就打倒，那个婆还把我放眼里吗，不理她！”
最终杨成武还是被打倒了。在驻京机关万人批判杨成武的大会上，林彪被骗到会场，在毫无准备情况下，林彪被周恩来劝上台讲话。据“林办”秘书们说，“林彪气得语无伦次，讲完话不跟总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湾”。林彪走后，周恩来上台讲话，并喊出“江青同志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死后，公审“四人帮”，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壹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的可悲可恶的壹句话泄尽天机。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culture_revolution/Zhangning.txt

2016年9月14日 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问：本周二，是9.13事件45周年，这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壹个重要的日子。9.13事件给毛的文革敲响了丧钟。妳今天的题目来解析这个问题，我想听众们会有兴趣。
答：关于林彪所乘飞机为什么会掉在温都尔汗沙漠中，有几种说法。官方只说“坠毁”，而各方研究人士的说法，大致有几种：1. 以导弹击落；2. 油量不足迫降失败；3.机上发生搏斗，飞机失控坠毁。我们先说蒙古政府于1971年11月20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事实。蒙古政府当时和中共党内斗争毫无牵扯，所说应该是事实。首先，调查报告认定因驾驶员所犯驾驶错误导致飞机失事，而飞机完全正常，油量也足够，更不涉及导弹击落问题。当时驾驶这架飞机的潘景寅是个经验极其丰富的老飞行员，曾经是毛本人的驾驶员，1967年7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毛仓促回京，就是坐的潘驾驶的飞机。但是这次他的飞行却犯了最低级的错误。蒙古政府的报告明确指出，他是以600公里时速，在机翼右侧油箱带有2.5吨燃油的情况下，强行著陆，而且不是主动迫降，因为飞机减速的襟翼完全没有打开，飞机著陆灯也没有打开。飞机撞击地面时，引擎仍在高速运转。所以蒙古认为飞行员未进行安全迫降的准备。换句话说，飞行员是以自杀式的行为让飞机坠毁的。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方式。
问：我们知道，潘在9.13日凌晨0点05分接了壹个电话。他是在接到这个电话后，才开始准备飞的。
答：对，这个电话是谁打的，谁命令他违反壹切规范带林彪壹家飞走的，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林彪死后，在军中查处了那么多人，几乎是像篦子壹样梳了个遍，却从未有人去查这个电话。显然，打这个电话的人壹查清，通话内容壹公布，9.13事件就全清楚了。
后来李作鹏壹句话说明了：“如果命令八三四壹部队拦截，壹百个林彪也走不成”。更何况在林豆豆报告了林立果要带林彪走，飞机就在机场了，这时不过晚9点，离林彪上飞机还有四个多小时。周壹个命令封锁机场，林彪是插翅难逃。这壹群人却干等著林彪上了飞机。这明摆著是要逼林彪走。周给叶群打电话，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就算林彪身经百战，深知兵不厌诈，那个神经兮兮的叶群和毛毛躁躁的林立果还不壹惊就炸。可我们知道，以周恩来的天性，这天大的事，他绝不会独断专行，自行处理，必定是每个细节向毛汇报，等毛的指示。奇怪的是在这个惊天动地的行动中，偏偏没有毛的壹点影子，壹丝踪迹。这全然不符合毛永远料敌之先、运筹帷幄的形象。但正因此，反暴露了毛的心机。毛要算计林彪是蓄谋已久，壹直在找机会。
问：从许多材料看，特别是从林豆豆的揭发看，林立果只是想拉林彪去广州，实在不行就去香港，从未见他们讨论过去投苏的材料。
答：确实，我们接著往下分析，可能有些新设想。接著上面的话题。叶群接了周的电话后， 决定马上走。周的这个打草惊蛇之计明显奏效。可林豆豆急了，去找张宏，说他们马上要走，妳不是答应要保护首长的吗？可这时张宏态度大变，壹副不理睬的样子，就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明摆著是接到了命令，不许采取措施。林豆豆再逼他，他给北京挂了个电话，壹边听话，壹边点头，放下电话对林豆豆说，“中央指示妳们跟著上飞机，跟著走”。这就明明白白亮出了底牌，中央要让林彪走，这个“中央”只能是毛。但毛要这么宽宏大量地“捉放曹”，他就不是毛了。他让林彪走，却要让他去赴死。这个任务要由潘景寅来完成。潘赤胆忠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受到林彪案牵连的那么多人，邓小平独独表扬他是个好人。
问：那么让潘景寅带林彪飞，这个神秘电话可能是谁打的呢？
答：潘本来已接到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命令，“不管是什么人下命令，飞机也不准起飞”。吴是潘的顶头上司，他当然保证服从，所以让他改变主意带林彪飞的这个命令，只能来自比吴更高的人，那就是毛、周。可毛是不会直接给潘下命令的，他永远是借刀杀人，要杀林彪只能借周的手。周可怜啊，有林在，在毛面前还有个挡头儿。没了林，他就是腹背受敌。
我们再来看周恩来知道飞机坠毁的消息后的表现。先是如释重负，连连说“摔死了，摔死了”，我猜他这是因潘完成了任务而松了口气，然后去找毛汇报。可在9月21日，周开完会后，当只剩下纪登奎和他两人时，他突然大哭起来。纪登奎安慰他，他却摇头说：“妳不懂，妳不懂，事情还没完”。我猜这大哭中就有对潘景寅的悔意。因为他实际上不能照料潘的家属，否则就露了馅。
－－http://www.rfi.fr/cn/中国/20160914-毛泽东逼林彪出走陷他于死地

2017年3月29日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找到了 内幕很惊悚
何仁义：“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
第壹，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么应对计划？采取了什么措施？”
何仁义：“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么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么潘景寅要壹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壹阵子。然后专机转了壹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么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么专机要转壹个那么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于在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壹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从俄罗斯绝密档案馆解密，里面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壹个电脑上点了壹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壹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壹下。
林立果：“怎么回事？”
刘沛丰：“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妳说什么？什么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开始说话。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么回事？”
林立果：“老潘，妳怎么转弯了？为什么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妳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壹下。
潘景寅拿起壹个话筒带著哭腔喊话：“王主任！王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妳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著潘景寅：“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王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妳为什么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王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著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著心里的悲痛，但还是哭了。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著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著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声地对著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音箱里传出壹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
三叉戟的空难是怎样发生的？
飞机翅膀下外卷的大洞是微型炸弹炸的？是炮弹洞穿的？还是迫降后翅膀插地，油箱中的余油冲开输油孔，爆炸成的？
很多蒙古人看到三叉戟在空中起火，孙壹先和沉庆沂也问过壹位蒙古老大娘，她证实是亲眼所见。林彪座机为什么会在空中起火？除了像克什米尔号壹样安装微型定时炸弹引爆发动机，是地对空打的？还是空对空打的？
四十年了，上述壹切至今仍是谜团。
空军情报部9.13晚上对三叉戟航迹线进行了准确的追踪，在地下指挥所坐镇的李德生不禁破口大骂了壹句脏话：“空军情报壹条条往上递，总参情报上不来！”三叉戟飞过蒙古边境，空军的情报中断了，但是空军情报部仍旧截获三条苏联情报：“大型目标不清”；“大型目标著火”；“大型目标坠毁”。空军监测到坠毁地点。第壹条情报被王飞压下。第二条李德生不相信，问在场的人：“飞机在空中能著火吗？”第三条来了，李没有说话。
第二天蒙古情报也到了：“发动机起火，坠毁。”坠毁地点与空军监测到的壹样。李德生才高兴起来，表扬空军情报部：“妳们这次做得不错。”毛泽东则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壹个星期之后，空军司令部，包括9月13日夜里获得李德生表扬的情报部，空军政治部，空军后勤部都垮了。抓的抓，关的关。各地飞行师都被陆军接管。
“9.13”事件不但牵连了对“9.13”毫不知情的黄、吴、李、邱四名高级将领，还惩罚了军内十几万人，连带他们的家属，使“9.13”变成株连几十万人的大灾难。
－－https://www.soundofhope.org/post/228702

2019年11月10日 令人瞠目！邓小平怎么可以如此卑鄙...
笔者从邱会作回忆录中看到壹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是邓小平曾经弃军逃跑。
邱会作回忆道，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说：“邓作了许多坏事，壹条是弃军逃跑；壹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壹起。”（《邱会作回忆录》，页628）邓的这段经历，在《红七军简史》中有记载，军内高层尽人皆知。
邓自己也承认这回事，只是回避“弃军逃跑”几个字。文革开始两年后的1968年6月至7月，邓向中央写了壹份《我的自述》，其中说：“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致信毛泽东，说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壹，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据知情人说这壹段历史是这样的：1929年底，邓小平受中共派遣，与陈豪人、张云逸等组织“百色起义”。“百色起义”前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壹次面临危险抛却部队逃之夭夭。后来，组成红七军，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1931年初军长张云逸与政委邓小平各率壹部由广东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进入江西不久被敌军截断，两部失去联系，邓带领壹部分部队到了江西崇义。几天后，邓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此时，敌军对崇义红军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部队急切等待著最高首长邓小平指挥部队或抵抗，或突围。这时，邓就在崇义附近的山头上，听到前方枪声紧急，吓破了胆，立即决定弃队逃走，并带走了许多军饷。非常明显，邓是为了保命临阵脱逃，做出了这种无耻勾当。这是邓第二次弃军逃跑。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实实在在地当上了中国的“太上皇”。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是总书记。邓为了自己当上“合法”的中央军委主席，把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样，他得以以壹个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当上中央军委主席，上演了壹出“削履适足”的丑剧——削中国共产党党章之“履”，适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之“足”。
五年以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邓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人也已经到了超高龄——八十三岁，但是，这位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人，还舍不得“军委主席”这把椅子，还想坐几年。可是，十二大的党章刚刚为他规定军委主席要由政治局常委担任，怎么办？于是，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又壹次“听党的话”——“听邓的话”，再次“削履适足”，把十二大刚刚为他量身定做的党章，又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从而，壹个党员当起了中央军委主席，掌握指挥号令三军的大权，掌握按动核按钮的大权！（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军委第壹副主席，是党员邓小平的下级）。
邓小平还把中共中央总书记视为他的“大秘书”（赵紫阳语），把政治局常委视为掌中之物，他不是政治局常委，更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他却壹个通知，就把政治局常委召到自己家里，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国家命运；他可以超越政治局常委会，超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颐指气使，下达命令，而且下达了壹个把中国共产党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令。
邓小平壹旦掌握了实权，依照他的品质，可怕的后果就壹幕壹幕地演出了。邓是什么事都敢做的。看看邓小平爬上“太上皇”宝座后的作为，即可壹目了然。仅举数例：
1，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完全不是什么“自卫”，而是中共发动的壹场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
2，从1981年到1989年的短短八年时间里，邓悍然拿下三个中共中央壹把手——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其手段之流氓残忍的程度可谓空前，最后竟然把总书记赵紫阳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了十几年，壹直到死。
3，运用职权图报复，泄私愤，悍然“审判”所谓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罪行”要审，没有罪行捏造“罪行”也要审——这就是邓的信条。
4，已经八十五岁的邓小平，凌驾共产党中央，凌驾人大和宪法，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调动几十万最精锐的野战军，对和平请愿、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大开杀戒，并且狂妄叫嚣“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屠城后，全国大抓捕、大清查。邓咬牙切齿地叫嚣“连百分之壹的宽容也不给”！开创了中外现代史上最凶残、最血腥的记录，断送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化的前程。
5，网络上又揭露出惊人史实，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披露：1975年8月初，河南省南阳、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遭遇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洪河、颍河暴涨，众多水库面临垮坝危险！河南省领导人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李先念报告险情。纪、李认为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当时邓小平任第壹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力和能力调集部队参与抢险。8月7日22时45分，李先念给邓家里打电话。邓榕（邓小平的女儿）接到电话后说邓不舒服，已经入睡。李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但邓榕坚持说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8日零时20分，情况十万火急，河南省领导人直接向李先念要求动用空军。李先念、纪登奎再次给邓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急得跳脚也无可奈何。40分钟后，水库决口，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倾泄7亿立方米洪水。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刹那间变成水底冤魂。几天之内，河南省驻马店等地区壹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计六十多个水库相继发生垮坝溃决，近六十亿立方米的洪水，使东西壹百五十公里，南北七十五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壹千多万人受灾，二十多万群众死亡。
其实，当晚邓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打牌，壹直打到8日清晨。非但如此，邓小平对这壹灾难长期禁锢封锁，使民众不知道真相。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comments/20191110/1220601.html?

2018年3月19日 “西单民主墙”前后的邓小平
当邓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立足未稳，需要利用民间力量打击政敌的时候，他就打扮成开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励西单民主墙的发展。壹旦把华国锋赶下台，他立刻卸磨杀驴，对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众大开杀戒，关的关，判的判，将反对中共极权统治、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压制下去。
毛泽东死后不久，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壹个民间自由思想的短暂活跃期，史称“北京之春”。它发端于西单民主墙。它位于北京城西单东北角，是壹道200米的灰色矮墙。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了四五运动的报导和诗选，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封。有人将该杂志壹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此后，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几百米的灰墙全被贴满，层层覆盖，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多达四五千人。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边听边点头附和、议论、记笔记、照相。外国记者夹杂在人群中，忙著摄像、与中国人随意交谈。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
社会上有人开始称邓小平“邓大人”、“邓青天”；他作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以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来了。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召开，无论对于邓个人还是中共来说，这次会议都是重要的转折点。邓扳倒了华国锋，确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过了危机。壹朝大权在握，立刻对争取自由的民众变脸，重新回到政治极权、定于壹尊的老路。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明令禁止言论自由。当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他指责争取民主权利是“少数坏分子闹事”，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必须坚持射秽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
不久前还被邓大力支持的民主墙和“四大”，成了大开杀戒的目标。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规定的公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
有网民评论说：“民主是邓手里的武器。他要打倒华就拿起这个武器。等华倒台了，他就又取缔了这个武器，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害怕别人或人民用这个武器把他打倒。”
－－https://www./gb/18/3/16/n10223963.htm

八六学潮 －－维基百科
八六学潮是指中国大陆各地高校学生自1986年12月上旬至1987年初接连发起的“民主”学潮。
1985年12月，同济大学陈破空等10名研究生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进程。胡耀邦指派两名中宣部官员到上海与陈破空等研究生对话。这被视为八六上海学潮的预兆之壹。胡耀邦被大学生视作中共高层开明派而受到尊崇。
1986年6月10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谈到有关“政治改革”的话题。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1986年11月初，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向学生作演讲。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规模空前的演讲会。
1986年12月4日晚，方励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内竞选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的演讲会上说：“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
1986年12月5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联合安徽大学等高校4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强调人们有权利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在政治上拥有自身的发言权。此次游行标志著“八六学潮”的正式开始。同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部分高校负责人会议上要求“改进学校工作，澄清模糊观念，不让学生上当”。
1986年12月9日，由于政府方面封锁消息，也不对学生的主张予以回应，合肥市的高等院校发生学潮。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徽中医学院、安徽教育学院等大中专院校5000多名学生，陆续上街游行，抗议合肥市人大未按法定程序组织进行选举工作。学生在游行中高呼“争取民主自由”、“打倒独裁”、“不自由毋宁死”等口号。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和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主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温元凯等人公开支持学潮的情况下，引起了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武汉市高校的共鸣。12月9日，武汉市两所大学约两千五百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指责政府方面干预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
1986年12月18日，上海同济大学1000多名学生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口号举行街头游行，部分学生更是自12月18日起连续5天上街游行。
1986年12月19日，上海财经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六张“要人权、要自由”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同济大学联合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高校共约五千名学生，上街高举“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游行，并在人民广场集会，希望面见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当晚6点，上海财经大学派出壹辆大客车去人民广场接学生，但未接到（事后知道学生已移到外滩）。傍晚7点多钟，部分参加游行的学生涌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门口，造成外滩壹带交通阻塞。晚上8点，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与部分学生代表进行对话。深夜，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赶到市政府大楼，劝在场学生返校。
1986年12月20日，上海天气严寒，却成为学潮最高峰的壹天。凌晨，上海市公安局采取行动，强行驱散近千名静坐示威的学生，用汽车把学生分别押送回学校。由于强行驱散的手段引起示威学生的不满，随后约有六、七万名学生与上海市民集结在人民广场，向市政府方面提出四点要求：1、要求民主；2、要求新闻自由；3、承认民主运动合法；4、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到早晨6时左右，上海财经大学仍有学生在外滩参加集会。下午5时以后，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两百名学生在外滩、人民广场等地集会、游行、演说。当晚，时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陈和本带领系总支书记、班主任等去人民广场和外滩做学生工作，并派车押送学生。同日，广州中山大学400名学生发起声援合肥中国科大的游行活动，聚集到广州市人民政府门前示威，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诉求：1、要求实行竞选制度；2、（学生）指责人大是“鸟笼”，要求三权分立；3、反对搞“第三梯队”；4、要求新闻、出版自由；5、改善校园生活环境。
1986年12月22日，上海财经大学约有二十名学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壹起在上海市百壹店附近游行。校园内又贴出了约三十张大、小字报，标语。同日，江苏省南京市的四所大学学生聚集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门前，高喊“还我民主与自由”。
1986年12月23日，在北京，清华大学近千名学生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走上北京市街头声援合肥及上海的游行。在安徽合肥，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工学院、合肥联合大学在内共1000多名学生，打著“声援上海学生”、“抗议暴行”等标语上街游行，到合肥市人民政府广场静坐，并向市政府秘书长提出了10点要求，即《中国科大师生关于民主化进程的宣言》。此次学潮也陆续波及阜阳、徽州、安庆、芜湖、铜陵等安徽省地市的大专、中专学生。
1986年12月27日，上海市的学潮开始平息。
1987年1月1日，清晨，当时的北京市海淀广播站开始广播“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即《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广播宣布未经批准的游行是非法游行，参加非法游行者将被依法惩办。当时许多高校干部在各高校学生宿舍门口观察学生出入情况，但仍然有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部分各高校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集会游行。傍晚，参与游行的学生被抓的消息传到北大校园。据估计，游行学生中有83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有35人。北大学生立即在校内集会游行，即为“元旦风波”。游行学生向政府方面提出了包括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公正报道学潮等4条要求。随后约5000余名学生游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最终政府方面于1月2日凌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至此，北京的“元旦风波”被平息，标志著前后历时27天的“八六学潮”结束。
随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正式开始，国内媒体纷纷载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其中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言论受到重点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视为“八六学潮”的主要思想根源。
1987年1月10日~15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党中央壹级召集了党的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领导班子。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同时遭到撤职，管惟炎和方励之调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同日，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免去管惟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和研究生院院长职务，管惟炎调北京物理所任研究员，方励之调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为“主张思想解放”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失误”而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该职务由赵紫阳代理。
1987年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宣布开除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的党籍。
1987年1月23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律检查委员会开除党籍。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于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开始在广州传播八六学潮争民主的主题思想，与广州当地的活跃人士壹道，策划酝酿1989年的民主运动，并成为广州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积极参与八六学潮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刘刚、封从德等人后来也分别成为北京八九民运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六学潮

六四事件 －－维基百科
六四事件又被称作六四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或是八九学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欧美国家则以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称呼这次事件。
1989年4月15日，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4月15日以后，壹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壹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
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壹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
4月18日上午，学生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4月20日，大部分学生已经被说服离开新华门；不过之后警方便以警棍强制驱散仍坚持继续静坐的200名学生，双方之间随即爆发小规模的暴力冲突。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在这段期间，壹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
在4月22日当天，有三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然而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
在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另外壹方面，位于湘潭市的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
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示威活动不断传播而扩大。
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接受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
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壹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壹的选择。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壹步的对话。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壹种爱国表现。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
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和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壹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
自5月13日开始展开绝食抗议，促使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并且在5月17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参与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低阶的政府官员，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
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5月17日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壹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福建省、湖北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地的中国共产党党部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壹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壹天。这是他最后壹次公开露面。
随著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
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借由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壹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著。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壹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
6月2日晚间，壹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
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晚间，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３８集团军、第６３集团军和第２８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１５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和第５４集团军负责南面；第３９集团军和卫戍第１师负责东面；以及第４０集团军和第６４集团军负责北面。大约晚上10时，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经证实的死者。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射入人体会碎裂，进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晚上10时30分，随著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壹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壹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开隔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进行部署。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妳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壹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
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壹同唱起《国际歌》，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壹项清场任务。
大约在4时40分时，穿著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著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壹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料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著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
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于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壹。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壹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壹些国家对于军队清场壹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
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safe=strict&hl=zh-CN&source=hp&ei=RB8zX4LCEdGEytMP-MKV2A4&q=六四事件

2014年8月22日 大家谈中国：邓小平历史评价只会是屠夫
近日，共产党大肆庆祝邓小平110岁生日，官媒，甚至壹些海外文人都说他改革开放功绩好大，但我只想问这些人壹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杀人有理吗？
先从大处驳斥壹下壹些所谓邓小平改革开放好有功劳的谬论。
首先，改革开放系数以几百万计的广东人冒死逃港，系用生命，用鲜血逼出来的，不是邓小平恩赐。在大逃港事件依然是个敏感，甚至不能让下壹代去了解的情况下，去分析邓小平如何如何高瞻远瞩地搞改革开放，如果不是御用文人，就是愚昧书生。
第二点是，有人说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好了，但我想问，如果1979年的民主墙运动能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话，妳怎么知道中国的成就不会大于邓的改革开放？东欧国家民主化才20年，已经可以达致加入欧盟的标准了，凭什么认为如果中国民主化30年不会比邓改革30年要好？
第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生活真的好了吗？为什么依然还有那么多有钱人（也就是邓说的先富起来的人）移民出国？要注意，这些能移民的还是少数，绝大部分收入也就壹个月1000元人民币（大约100英镑）左右，温家宝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中国还有1.5亿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穷线以下。
联合国的贫穷标准是多少呢？每天1.25美元的支出称为贫穷。大家可以想壹想，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改成什么样子？
第四，壹定要提的就是六四事件。现在几乎所有证据都指向邓小平是六四事件最大的杀人凶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改革开放，能值几个钱？
邓小平为了这个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开放，连续扼杀了两次中国走向民主的机会，而且还有壹次是大开杀戒。这就注定了邓小平只能以屠夫的身份写入历史，至于这个改革开放，连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都不如。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4/08/140822_coc_dengxiaoping_historical_evaluation

2017年9月4日 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邓小平在毛时代三起三落，完全没有政治安全感，当然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也谈不上，邓小平因此特别看重枪杆子对政治安全的份量。毛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最终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变成领袖主导的、革命委员会替代党政的壹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体系。也可以说，毛通过文革斗争，壹直将国家保持在准战争状态。毛之所以可以终身制，因为革命、斗争仍然在继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毛泽东壹生颠覆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功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壹人之治，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创造了第2个奇迹，就是壹将（相）废了“三帝”，邓壹直没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但他因为拥有控制枪杆子的实力或威权，连续废掉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3任中共总书记。
邓小平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同时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些都是在形而下的层次反对，他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自己却主张4个坚持，这4个坚持，实则是4个凡是，马克屎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领导、射秽主义政制，都不允许改变。在维护中共的极权统治方面，看不出他与华国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邓的第1次政变，推翻了华国锋，团结了老人，元老们整体获得了最高政治权利，邓小平甚至成立元老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通过政治元老，既增加自己的威权，又通过元老们享有特权，体现集体政治分赃的特色，邓的泛元老政治派系初步形成。由于恢复高考、平反右派等冤假错案，收获了民心民意，并通过土地承包等，使经济得以恢复，整个社会都有“获得感”。
邓的第2次政变，让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是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治派系，或者为了自己保守的政治派系，打击自己的偏右翼合作者，而且，胡耀邦已开始威胁到自己个人的政治威权（胡动员邓下台），基于个人与派系政治安全的需要，邓发动了壹次权变，废黜了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不仅本人拥有军队的直接影响力，还有自己的盟友杨尚昆、王震等的协力，枪被邓小平第2次用来指挥党中央或改变中共权力版图。
第1次政变靠的是元老派系，而胡耀邦是马前足，主力还有万里、赵紫阳等形成改革开放的右翼派系，邓的左翼则是陈云、李鹏、王震等，为了政治安全，邓小平玩转了左右翼的政治平衡。
邓小平南巡，要打破的是极左造成的新困局，通过新壹轮的市场经济，让每壹个人再次得到“获得感”：极左的中顾委被解散，新的同盟元老们在洗牌过程中又壹次获得权力或政治福利，更为重要的是，邓确立了隔代指定领导人的权力，以保障党国政权的安全时间，元老们不仅得到现有的权利，通过陈云的提议，他们的子女分享了副部级的政治、经济特权，权贵政治经济联盟，在高层以血亲关系得以确立。
比隔代指定接班人影响更大的壹项不成文的制度确立，是“核心”制。核心制，就是威权加枪杆子控制中共的制度，谁控制枪杆子，并同时拥有党内威权，那么，他就是中共的政治核心，至于是不是中共总书记，不是关键，邓小平确立核心制，甚至常委的七上八下制度，都完全是实用的政治方式。
毛泽东完全是禁绝了思想自由、市场自由、信仰自由，工作自由，甚至迁徙自由，邓时代开始，有了下半身的解放或开放，思想与市场、信仰与迁徙的自由，均在党的领导与控制下，有了进步，而个人工作与经营的自由，还有出国的相对自由，是质的进步。中国的菁英阶层与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得以发展，但菁英没有思想与传播的自由、中产阶级没有参政的自由、市民没有成为公民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无法突破中共意识形态的天花板，无论是反精神污染，还是镇压八九学潮，都是中国菁英在争思想自由与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过程中，遭受邓小平政治集团的暴力镇压。
在历史最紧要关头，邓小平选择了暴政邪恶，因为他选择了与极左联手，对新兴的政治变革力量祭以杀手，中国历史又壹次向恶发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9/邓小平是不是比毛泽东更险恶

2017年6月15日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为何公开叫板毛泽东？
刘与毛的最大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毛是原创者，刘是胁从者与执行者。所有这些“祸国殃民”的臭玩意儿都是毛发明的。但是，大凡与毛泽东的主张发生冲突时，刘少奇都会很快地放弃自己的主张，唯毛泽东的主张是从了。
唯独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壹个例外，刘少奇在会上会后壹再对抗毛泽东的主张，说了很多令毛泽东不高兴的话。如：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著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妳我是要上书的”。
刘少奇的这些话虽然击中命门，却为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埋下了种因。人们不仅要问：《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为什么壹反常态，他哪来的那个胆?
本文旨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大跃进，刘少奇不仅仅是壹个被动的执行者，甚至也是壹个“推手”。如：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在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刘即说：
“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妳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徐水的那个叫张国忠的县委书记告诉他，现在有些地方密植，壹亩地下的小麦种子达到700至1000斤。听了这样的高烧胡话，刘将信将疑，虽然没有表扬，可也没有批评，更没有制止。
又如、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壹万斤。刘居然说：
“壹万斤，还能再多吗?妳们这里条件好，再搞壹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可见在那个岁月里，“伟大领袖”脑子烧糊了，“少奇同志”脑子也同样被烧糊了。
1961年1月14日-18日，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总结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壹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壹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
刘从4月2日至5月15日在湖南省进行农村调查。带了老婆王光美、机要秘书刘振德，壹行三人，轻车简从，壹杆子扎到底，壹下就下了44天。
刘是当年的七常委中，潜得最深、最基层、时间最长的唯壹人。
刘少奇农村调查的故事
1、轻车简从
头天电话通知湖南省委，第二天刘少奇就到了长沙。湖南省委讨论接待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1).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组成省委工作队陪同刘少奇下乡。
2).调配车辆：省委安排壹辆那时档次最高的苏制吉姆轿车，另有数辆小车供随行人员使用。
3).伙食：专门从宾馆抽调壹位技艺高超的名厨主理。
4).生活用具：另派壹辆卡车装著席梦思、沙发、办公桌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就带到哪。
按国家主席的身份，这些安排实在都不过分，况刘已63岁，且有严重的双肩肩周炎。
刘少奇壹概予以谢绝。刘说：“如果按妳们那样安排，怎么去和老百姓打成壹片呢?眼下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还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我们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
2、国家主席与夫人在猪场住了六天六夜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壹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渔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捧稻草都费劲。
刘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
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壹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
3、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
据后人回忆，当时刘到这个王家湾“万头猪场”时，这里只有两头猪。刘随后在这个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壹次座谈会。
“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成为困难时期的生动描述。
4、挖野菜的妇女说起瞎话来训练有素
当时的中国农村，到处都是吃不饱的农民，到处都是说瞎话的干部。
有壹次，刘少奇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儿童，正在地里挖野菜。
于是问壹位少妇：“家里还有粮食吃吗?”
少妇回答：“有，粮食多得吃不完。”
又问：“为什么还挖野菜吃?”
答：“换换口味。”她训练有素、撒谎老练、面不改色。
5、拨开小孩子拉的粪，看里面有没有粮食?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壹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壹转，看见有壹堆粪。刘找了壹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壹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壹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壹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6、到天华大队后开的第壹次干部会，听不到壹句实话
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的重点是长沙县的天华大队，他在天华壹共呆了18天。
这里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由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壹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壹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三两米都不到。
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是壹个绝对女强人。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壹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
刘向干部们作揖，恳切地说：“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给我讲点真实情况，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连树皮都剥光了。而妳们还在这里吹牛，对得起老乡吗?”
7、刘少奇亲自给农民点上烟，王光美亲自给农民倒上茶，这才开了壹次成功的座谈会
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有壹位老农民紧张得把香烟掉到了地上，刘去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重新给点上，并请他发言。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壹样记分，壹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壹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壹年的猪，没有以前壹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壹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壹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刘终于开了壹次成功的座谈会。后来他开会就用这个办法：脱帽，鞠躬、递烟、端茶，这个主席当得真窝囊。
8、大队总支书记隔窗漫骂：刘胡子，我不怕妳。
刘在天华的头几天都没有听到干部们说实话，后来得知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因为与彭有分歧，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18日，刘少奇将段树成请来。段树成向他谈了许多情况，说天华大队的粮食产量、养猪数、工分值等等都是虚报的，实际没有那么多。社员口粮壹天只有七、八两，不够吃。全大队患浮肿病的超过100人。他还说：这里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面给补贴;因为办公共食堂，山上的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大队有壹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经常晚上去吃喝，当然不得浮肿病。
彭梅秀听说刘找了她的政治对立面谈话，终于沉不住气了。她站在路上骂人，称刘少奇为“刘胡子”，说“刘胡子壹来把天华大队搞乱了”。还隔著窗户大声奚落叫骂刘：“刘胡子，妳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妳……”
刘觉得彭是基层干部，又是个女同志，不过是壹时的气话。刘没有计较彭。
9、小学生写标语：“我们饿肚皮，全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壹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壹钵饭;还写了壹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
其实，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已经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案破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壹种意见，壹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
接著，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著拉到身边问：“妳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
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妳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
10、壹切从实际出发，可“实际”是假的
当时的天华大队是省、县树立的壹面红旗。调查前，刘看到材料上说，1960年天华大队1324亩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752斤(笔者注：应为742斤)，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中国妇女》刊登的文章更把天华大队及总支书记彭梅秀说得花儿壹般。
经核实，1960年实际只有72万斤，虚报了48万斤。(笔者注：产量虚报了48万斤，但国家征购的32万斤这个数却不会少，所以只剩下40万斤，人均只有337斤了。这个数字很可能仍有假。)
4月22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时，感慨地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壹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11、果断解散公共食堂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实在是壹个猪脑子的主意。
当年毛将此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也是各级干部的壹块心病。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想解散农村食堂，就必须先过毛泽东这壹关;谁要解散食堂，就必须得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尽管如此，刘还是做了这件事。
刘少奇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
12、1961年，刘少奇为农民制定的小康目标
刘少奇在基本解决了天华大队的迫切问题后，同时对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壹”目标：
“壹栋好房屋;壹套好用具;壹栏好猪;壹群好家畜;壹园好蔬菜;壹塘好鱼;壹块好山;壹天三餐好饭菜;壹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壹片好风景。”
13、当主席的弟弟给姐姐带了五斤米
5月8日：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
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
主席弟弟说：姐姐：妳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妳每餐加壹把米吧。
主席的姐姐说：老弟啊，妳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妳要我加壹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妳呢?
主席弟弟也无语。
14、“三分成绩、七分错误”的由来
5月4日，刘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刘在大门口迎接，王光美扶著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壹壹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是根本病因。
5月5日，刘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小学同班同学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就陪著刘在田野里走啊走啊，围著这个田埂走到了安湖塘边。
刘说：“李桂生啊，这个安湖塘现在还是半塘水呢。妳记得吗，我们小时候还在安湖塘洗冷水澡呢，有壹年天旱，这个塘底干了，全部干了，可以晒谷。”
李桂生插话说：就“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
刘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李桂生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
李还说：“妳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醍醐灌顶，从此就扎根在了刘的脑子里。
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王的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15、发了“扒我的祖坟”的毒誓
刘赶上了壹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壹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妳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壹大二公好，下面就搞壹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壹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壹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妳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谢谢妳们说了真话!”
“我壹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壹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壹样饿肚子，妳们就扒我的祖坟。”
16、数字
刘少奇44天的调查，有33天吃住在农村。
在王家湾生产队“万头猪场”的饲料房住了7天，在天华大队阴冷潮湿的大队部土砖房中住了18天;
开了20多个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和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
17、结语
他带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著“两年内不改变，妳们就扒我的祖坟”的毒誓，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但是，故乡的山水已经将他的灵魂漂洗过了。所以，才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放胆壹搏。
－－https:///2017/0615/946116.html

2016年1月22日 刘少奇发言：七千人大会上的致命掌声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议进行中，或许是分组讨论中党员干部的激烈的呼声和壹些随机性事情的因应，大会脱离了原有议程，有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内容议程，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壹稀，大家满意”这壹说。干部们把大跃进以来的怨气怒气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出了些气，结果是中央和地方上下通了气，最终大会开成了壹次发扬党内民主的有史以来比较成功的会议。
壹 广大党员干部认同刘少奇对大跃进的评价
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如实说出经济形势的严峻：据统计，1959，1960，1961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壹点。1962年的工农业生产也难于上升。
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妳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自然要追问，既然是人祸，人祸的人是谁呢？
刘少奇说，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各部门。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针对大跃进中的问题，讲话实事求是，不遮丑，不粉饰，敢于正视现实，表现出刘少奇做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二 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刘少奇讲完话后，毛泽东就宣布了散会。按照贯例，壹般总要评说几句，但毛泽东没有对刘少奇的讲话有任何评价，因为毛泽东对这讲话实际是不满意的。
刘少奇在得到饿死人的报告后，忧心重重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妳我是要上书的，”后来到湖南调查回来，对真实情况了然于胸，对大跃进的看法与毛泽东有了更大的差距。
毛泽东曾在壹个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壹个百花齐放，壹个人民公社，壹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
毛泽东看了刘少奇的大会书面发言初稿就不满意。而刘少奇的这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刚壹说完，全场马上爆发了持续五分鈡有人说有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
这持续的鼓掌声震动了毛泽东，他没想到人们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话反应如此热烈，他也没想到刘少奇在干部群众中有了如此高的威望。可以说，是这时间有点太长的掌声使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评价或新的想法。
实际情况是，刘少奇在党员群众中威信并不是有多高。人们热烈鼓掌，主要是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说法准确说出了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但刘少奇在大会上公开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话，无疑使大跃进的倡导者毛泽东感到伤了面子而有些恼火。
半年以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提醒人们注意：“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了，难道讲壹点光明都不行？”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长巴卢库谈话时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侯，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https://www./中国/59712828/刘少奇发言：七千人大会上的致命掌声

2007年7月1日 别忘了王光美作为迫害者的壹面
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壹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壹。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壹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壹，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壹下王光美与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壹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壹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壹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工作组壹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壹大串，斗争会壹大片，劳改壹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壹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壹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当时年仅２０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壹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壹点自杀。结果这壹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壹著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壹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著她就是壹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壹心壹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
值得壹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壹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壹——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著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壹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妳说坏不坏？”
王光美无疑是壹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壹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壹。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壹个时代。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1898

2016年4月10日 刘少奇先整人周恩来最终报仇雪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夏衍是电影界的祖师爷，壹个在电影界说壹不二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夏衍理所当然被打成电影界的头号走资派，并关在狱中。在狱中，夏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过去是自己去整人，现在却被人整，由此觉悟。于是，仿清末的剃头歌作整人歌壹曲。内容如下：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斗争矛头直指吴晗。随著斗争的升级，吴晗身上的罪名越来越多，最后几乎是十恶不赦，终于，吴晗壹家三口全都死于非命，用我们的广东话来说，就叫合家铲。在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中，吴晗的角色是被人斗争的受害者。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吴晗扮演的却是整人者的角色。当时，吴晗的公开身份是民盟的副主席，其实他的真正身份是共产党员，只是当时还不公开而已。于是，吴晗利用自己的民盟副主席身份，在反右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引蛇出洞，号召民盟中的民主人士、教授投入整风运动，向党提意见。结果壹大批民盟成员中了阳谋，被打成右派，其中也有不少的人死于非命。
周扬是文化界的沙皇。从延安时期开始，周扬就参与整人的工作，胡风、丁玲都是周扬整人的牺牲品。单是胡风壹案，就先后有2,000多人受到株连，不少人因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而关进监狱。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担任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延安整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内的指导思想，从而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在整风的后期，彭德怀、陈毅都被批斗了几十天。虽然后来人们将这些整人行动都推到康生的身上，但明眼人都知道，康生只是副组长而已，如果没有上面的支持，康生那有这样的能耐。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当时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就是周恩来，正是世道轮流转，廿年壹轮回。刘少奇壹案，不但刘少奇死于非命，而且受株连立案的有22,053件，并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极有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株连人数最多的冤案。邓小平后来讲的壹句话极有道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周恩来也做了壹些违心的事，讲了壹些违心的话”。
－－http://culture./history/news/2016-04-10/59731129.html

2019年5月29日 刘少奇：不值得同情的文革最大受害者
刘少奇极其壹家人，在那场狂风恶浪的十年动乱中，受尽了磨难，是全国范围内受害最严重最厉害、被老毛整的最惨的壹家人，四人死亡，六人入狱，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啊！ 这种情况，在世界现代史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发明“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什么下场？
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 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
就说刘少奇。 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 张国焘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 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壹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壹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壹次报告，他总共壹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壹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壹次壹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壹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壹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
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 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壹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著壹样的微笑。妳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 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像历代功臣们壹样，脑浆涂地了。
他被剥夺了壹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著：
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793

2015年11月2日 周恩来下令销毁三年大饥荒死亡数据真相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
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壹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壹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壹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妳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中共党史专家丁抒说，周恩来“大跃进”初期曾主张制止冒进，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为了自保立即转向支持“大跃进”。就在“庐山会议”期间，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共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他其实头脑是清醒的。但他就是心有余悸，小心翼翼，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
官方壹些史料说，作为周恩来的副手，李先念在“大饥荒”期间曾经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但是，中共中央1959年3月底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面对中央的决定，李先念也坚决执行，把毛泽东要全国学习河南省强行征购粮食的讲话越级向全国传达，加剧了各地的饥荒。
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委书记的路宪文1993年8月在回忆文章中透露：“1960年夏天副总理李先念到（信阳地区）光山县调查，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李痛哭流涕，可能想到了自己要求‘提前强行征购粮食’逼死了信阳农民。”因为这个政策，信阳饿死100万人，史称“信阳事件”。
按说，李先念管这个事情，他就应该知道下面很困难了，粮食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收不上来了。但是，李先念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强行进行粮食征购呢？这里就涉及当时邓小平的壹个讨论：说在四川山村饿死壹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壹个人，影响哪个大？这个讨论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的观点。
－－culture./history/news/2015-11-02/59692494.html

2018年4月26日 《新发现的周恩来》爆惊人黑幕！把灾难推向极端的周毛
周恩来在中共的历史上壹直被贴上道德模范的标签，随著中共政权日趋没落，越来越多原本被掩盖的真相被揭露出来。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壹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壹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书中，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壹个人，现在看壹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书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著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壹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作者认为，“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https://www./news/gb/2018/04/26/856264.html

2008年4月9日 首曝：周恩来发动5.16 整死10万人打倒上千万
所谓“五。壹六”，源自1967年“首都五。壹六红卫兵团”贴出传单，内容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五月份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向毛上书反映，谓外交部和社会上有壹股反周的空气，毛批示指之为极左。并在批改姚文元文章中加写“五壹六”是反动组织。68年中央成立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壹六”专案领导小组。上述红卫兵团随著其头头被捕而瓦解。
周恩来在起草的《关于建立“五壹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特别提出抓“五壹六”主要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组织、查表格。所以，他和外交部领导谈话时说，“姚登山参加‘五壹六’，难道还要填表吗？”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尼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除毛、林之外的高层领导人均在周和江青率领下前往机场迎接，后在壹次会议上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壹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此皆出于周之垂青。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将其捧上天（安门）的周，没多久就把他打翻在地。在外交部召开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姚成了头号“五壹六”分子，罪名是反对周，要夺陈毅的权。批斗完既未判刑，也无结论，就押送至秦城监狱关了九年。
70年3月，周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批阅“照办”后颁布。文件壹方面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又说反革命组织很多，强调斗争的复杂性。非但如此，还把解放军的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绑在壹起，列为“五壹六”的后台和操纵者。
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到学校，到处是标语大字报，动员并不存在的“五壹六”分子坦白，同时实行引诱欺骗及刑讯逼供，结果清查出的“五壹六”分子，有的说壹千万左右，也有说两三千万。被迫害致死的达数十万人。
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壹六”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壹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壹个说法。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壹人承担责任，包括周。
－－https:///2008/0409/82032.html

2018年4月20日 中共首任总理周恩来的真实鬼脸
人们知道刘少奇死的极惨，但都不知道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周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
1955年春天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就是个非常典型而惨烈的例子。周恩来原计划4月11日率中共代表团到印尼参加万隆亚非会议，乘坐印度航空公司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后来周得知国民政府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策动对他的暗杀，于是不动声色的要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照原计划原飞机飞行，结果飞机爆炸无壹生还。而周自己坐另壹架飞机从昆明取道缅甸仰光安全到达雅加达。
据周后来说，这叫做“声东击西”、“丢车保帅”。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伪善的关心他，让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恩来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不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总理报告壹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不去还好，这壹去就送了命。
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在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暂避时，周恩来和李富春奉命于1967年1月19日正式与贺龙谈了壹次话，周说本来“这次谈话的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第二天凌晨四时，周恩来亲自派人将贺龙夫妇送到京郊西山附近象鼻子沟的壹个地方。
中共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壹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妳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壹枝’。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线指挥所的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随后，周逼迫当年派遣说客熊贡卿对贺龙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晏章炎，写假信给中央“文革”，诬指贺龙曾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当年熊贡卿劝降，立即被贺龙处决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至今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中共领导层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更清楚，那为什么要迫害贺龙呢？因为贺龙曾躲到他家，周恩来怕沾包。
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李仲公在中共中央专案组的要求下，伪造了壹封贺龙当时“通敌”的“亲笔信”，而周恩来是中央专案组组长。
这封伪造的贺龙的信件日后成为贺龙投敌叛变的“铁证”。诬陷贺龙的整个过程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1974年，华国锋主导复查贺龙案后，证实这封信是伪造的。
1931年，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供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成员。消息立即通过隐藏在国民党里的中共特务通知出去。周恩来闻讯当夜带了特科的十几个杀手们去上海顾顺章家灭口。为了不惊动邻居，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灭口方法勒死。那天刚巧去串门打牌的斯励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手下人问周怎么办，周没有心软。
斯励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1927年4月北伐途中，苏联顾问及中共在中国境内发动倒蒋，蒋介石（蒋中正）决定取缔苏联顾问并逮捕、处决中共党员。在4月12日“四壹二”清党中，斯励借著哥哥的特殊地位，曾将周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名符其实的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
当晚在顾家的亲属，13个人都被勒死，其中包括顾妻张杏华、5岁的儿子、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小姨子张家宝、小舅子、小姑子和保姆、司机、串门的朋友在内。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上海探亲的农村妇女，根本与顾的叛变毫无关系，但也被活活勒死。
周恩来壹直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塑造成所谓“道德楷模”，生活极端艰苦朴素。但根据中共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历史真相却恰恰相反。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回忆披露：有壹次，吴法宪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壹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
中共元老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分工等周批文件的秘书每天都需要排队等候，对他的这种作风非常有意见。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壹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刘英说，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了矛盾。周恩来要讲排场，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
1938年吴国桢任国民政府汉口市长时与南开中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恩来在汉口相遇，曾在家花了16元钱宴请周恩来。之后，周恩来在回请他时，身上穿的是缎子狐皮袍，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菜。36元壹桌，加上好的花雕，破费大约50元左右。当时有在场者不解地问周“妳的薪金是多少？”周恩来回复称“5元钱”。在场人都吃惊：他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的酒席？周笑著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提供他所需要的壹切。
而周恩来乱搞男女关系更是隐蔽，这个中共树立的道德楷模，不但在德国有壹个混血私生子，在国内还有壹个出书声明自己是周的私生女，这还是知道的，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https://m.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8/4/20/67180m.html

2016年6月25日 文革中的周恩来
问：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妳的看法。
答：对周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壹派认为，周是力挽狂澜，阻止车掉下山崖，另壹派认为，周在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而助纣为虐。其实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两派都有评判的证据，关键是看具体事例。评价壹个历史人物，最好是有详细的档案材料，本人的真实记录，如日记、工作笔记、著作等。但周在中共那个绞肉机中，他是绝不会坦白道出他心中到底怎么想的。共产体制就有这个本事，让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成了谜。
问：但近几年，毕竟流出壹些材料，更有大量当事人谈出很多亲身经历，那还是有可能作壹些判断吧？
答：我以为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周用他超常的处理事务能力，帮助毛干成了他想干而干不成的事。
问：周后来又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给调查报告签了字。
答：是啊，所以严格说，他是刘少奇这个假案的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他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从周的行为，我们可以深刻地认知到列宁式政党在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在这个组织系统内，不存在真理和个人内心道德冲突，只有盲从、残忍、谎言。周这个人给人的外表形象可谓完美、儒雅，但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我们只要读读周在文革中的大量讲话，就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跟毛走。只要毛想干的事，无论多么伤天害理，周都能找出办法来让它圆满实现。就连贺龙、陈毅这些和他关系密切的人，只要毛想下手整治，他总是立即跟上。他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仔细分析起来，这是极其自私的追求，置天下苍生于不顾。同彭德怀所讲“我为人民鼓与呼”相比，要自私、势利得多。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彭曾当面说周“老奸巨猾”。
问：但文革中周仍然救助过壹些人，文革结束后有人写文章赞颂周是“大树参天护英华”。
答：是有这样壹种说法。但千万不能忘了，周要解救谁，放弃谁全看毛的眼色行事。比如章士钊，他对毛有恩，所以他受冲击，写信给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斟处，应当予以保护”，这周才施援手。周心中很可能想救护更多的人，但伸手还是不伸手，周完全是揣摩毛的心思。对毛下决心严办的那些人，他是不假颜色的。
其实我们不必幻想在列宁式政党内会有正常的天理良心，是非曲直这类东西。
以周的禀赋，若在古代，也可能是个欧阳修、范仲淹式的人物，但在共产党体制内，竟连个奴才都不如。
问：但尽管周对毛处处小心，事事服从，但毛仍然放不过他。
答：确实如此。文革中周是紧跟毛的，但毛从没有真正信任过他。当然，毛是个偏执妄想狂人格，他壹辈子恐怕没有信任过任何人。从心理学角度看文革，这场浩劫就是壹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偏执妄想狂患者发病。在心理学上，偏执妄想狂的主要症候是永远怀疑，极端自私，残忍而且狡诈，而且会从设计残忍行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他会经常臆想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伺机报复。在权力场中的偏执妄想狂会极端热衷于权力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才有安全感。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尼禄，当代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典型的偏执妄想狂人格。
－－www.rfi.fr/cn/中国/20160625-文革中的周恩来

2015年 1月 8日 “共产党最后壹块道德招牌”——周恩来
周恩来在去世39年后却至今不能盖棺定论，这位被景仰他的人称为“壹代伟人”、“中国共产党道德楷模”的“人民的总理”，近年来也被许多人斥为中国独裁者毛泽东的“帮凶”和“伪君子”。
近些年越来越多被公开的史料，显示了周恩来屈从甚至成为毛泽东“帮凶”的壹面，比如在打倒高岗、饶漱石集团，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事件上，周恩来没有壹次不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壹边。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李慎之在跟朱学勤长谈的最后感叹说，周总理可是中国共产党最后的壹块道德招牌啊，如果这块招牌垮了，那么共产党的神圣性也就没有了。
朱学勤教授认为，毛泽东为什么能壹步壹步走上神坛，最后成为大独裁者，包括总理周恩来在内的中国高层官员和毛泽东的同僚们都是有责任的。
在好几个历史紧要关头，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其他同僚们能齐心合力制止独裁行为，那么中国也许不会走过反右和文革那样的马鞍形弯路，国家和人民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磨难。－－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1/150107_zhou_enlai

2013年11月24日 [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妳知多少？
现在坊间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
壹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二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
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恩来的历史，建国之前，历次的错误路线，除了第壹次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参加之外，而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的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壹次的路线斗争没有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至于’人情味’，更不值壹驳。
我并不否认周恩来有人情味的壹面，可是同壹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
他还亲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他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恩来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壹样多，又该如何解释？仅仅把周恩来看成壹味向毛泽东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
周恩来是壹个毛泽东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毛泽东活著的时候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刻消退，连普通百姓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恩来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著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壹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壹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翻查壹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壹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壹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壹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
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那来这么大的的能量？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著壹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壹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共产国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的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共产国际要派壹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恩来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壹联络人角色，周恩来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迅速上升，升职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恩来进行更有效的活动。对共产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国共产党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恩来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控制和领导，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壹事实。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壹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壹帮派体系对他壹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傅钟、刘伯坚、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壹度任中央书记）、赵世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中共中央秘书长)、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陈乔年(陈独秀之子、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壹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共产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活动等。按苏联的见解，射秽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壹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壹次，也是败得最惨的壹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壹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
毛泽东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壹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壹方面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壹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他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壹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
毛泽东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壹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深刻的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泽东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壹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壹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毛泽东可把以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恩来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壹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周恩来只在壹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壹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壹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壹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
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泽东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泽东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少奇、彭真已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少奇脱离了毛泽东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壹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壹言不发，坐得离毛泽东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就只剩下林彪唯壹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壹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壹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泽东成了孤家寡人。
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泽东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壹步最大的错著：他们为了麻痹毛泽东，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他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泽东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壹，毛泽东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毛泽东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壹个决战的架势。毛泽东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壹阵之后，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泽东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与此正面宣传的是：周恩来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
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泽东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泽东部署了对周恩来的攻击：壹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1927年’四．壹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二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著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泽东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三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四是反周，毛泽东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最后毛泽东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恩来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恩来的势力，周恩来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
不少人为周恩来辩解道，当时他若同毛泽东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壹是1966年冬，毛泽东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恩来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壹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泽东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二是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泽东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泽东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泽东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恩来把陈再道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壹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壹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泽东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
壹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泽东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恩来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好几年之后，壹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壹是第壹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壹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壹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壹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去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壹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
试举壹例，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壹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壹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恩来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妳下药时也壹定裹著糖。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壹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恩来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壹。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恩来周的壹贯表现。
－－https://listentomoon.wordpress.com/2013/11/24/[转载]对周恩来的负面评价妳知多少？

2020年1月14 日 鲜为人知的周恩来的又壹罪证
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壹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壹大罪证。
这是壹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进任何壹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
文中写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壹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壹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壹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周恩来继续写道：“壹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壹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壹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壹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
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壹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壹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壹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https://www./news/gb/2020/01/14/919456.html

2017年2月21日 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
情报原件
VOA记者东方：我看您在书里面提到了1977年台湾出版的梅良眉所作的《对日抗战期间中共统治策略研究》第三章第四节，其中有毛泽东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泽东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实行这么壹个政策，百分之七十发展自己，百分之二十妥协，百分之十对日对战。这个百分比在互联网上流传很广。据说您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文件的资料。壹本是《剿匪正史》，另壹本是《中共党的策略、路线》。请您介绍壹下您怎么在台北图书馆找到这两本书的？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里面提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70%、20%、10%的数字。不过谢幼田只提到了壹份文件，但这份文件在什么地方并不确定。而且这本书提到的这份文件也不在日本，在日本没有找到。最后了解到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所以，我就跑到台北去， 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查到了这个材料。然后终于找到了这份原始资料。这个当时是秘密，是极密的毛泽东的密令，而现在基本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也都知道。
毛泽东和潘汉年
东方：现在有壹种说法，说毛泽东不可能亲自派潘汉年去和日本的间谍机关联络，毛泽东的位置很高，是中共的第壹把手，潘汉年只是壹个很小的低级官员。您的看法呢？
远藤：这个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有壹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壹个特别任务。他写道“特别任务，”如果明确地写“特务”，那就不好听了吗，所以用“特别任务”这四个字来表现。面对面的，毛泽东直接命令了潘汉年，（从事）“特别任务”这样的工作。这个证据都在《毛泽东年谱》里有。《毛泽东年谱》是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壹本书。非常可靠、非常有权威，是他们自己写的。他们可能没想到我找出来这个吧。（远藤教授注：在《毛泽东年谱》里还有很多毛泽东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共有30多处。）
东方：潘汉年向日本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战区的情况，这个很重要。您是怎么找到潘汉年当年向日本提供的资料？如何保证日方资料中潘汉年这本情报的真实性？能不能证实这个情报？
远藤：关于潘汉年的这份报告，岩井英壹在《回想的上海》中写到：壹天，岩井向潘汉年问，妳能不能提供壹下中共方面的内部情报？岩井英壹以为他会拒绝，但是潘汉年没有拒绝，立刻答应，然后给他壹个比较长的中共内部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里到底写的什么，这个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写日文版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找到。后来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我又有壹点时间了，所以我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馆，每页都查，最后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信息。这是唯壹的关于中共的内部材料。这个确实是潘汉年提供的。因为从时间上、长度上、内容上判断，完全和岩井的回忆录里写的壹样、壹致。所以这是唯壹的我能判断的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东方：岩井在回忆录里多次提到潘汉年提供国军的战略情报吗?
远藤：很多次地提到。对啊。
东方：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的史料中是否还能具体确定潘汉年提供的有关国军动向的情报？另外，日方为何要潘汉年提供有关中共自己的情报呢？
远藤：这个是不好判断。不过我想了，为什么他要提供中共内部材料呢？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为了弱化国民党的军力，应该向日方提供国民党的军事材料。为什么要向岩井英壹提供中共内部情报？这是很奇怪的。我仔细地分析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先交给岩井英壹中共内部的情报，从而使岩井英壹相信潘汉年。如果连自己的军队的内部资料也提供的话，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战问题，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停火问题，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内部的材料。这么理解的话就符合逻辑了。
歌舞升平的延安
延安是共产党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重要的军政目标比比皆是。壹般说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目标需要隐蔽和保密，但延安却反其道而行之，经常公开举行各种大型活动。秧歌、腰鼓、戏剧、舞会，大白天高调举行，壹片歌舞升平景象。
1939年4月13日。延安的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黄河大合唱》。观众千余，盛况空前，光是合唱队后来增加到500人之多。5月11日，毛泽东亲自观看鲁迅艺术学院的黄河大合唱，不但连声叫好，而且单独接见洗星海，并特送他壹支美制的帕克金笔和壹瓶帕克墨水。
再婚潮
与此同时，很多文学女青年从敌后涌入延安。交际舞成为延安的壹道亮丽的风景线，壹个个感人的抗日爱情故事在延安上演，共产党的老干部纷纷掀起了离婚潮，军队师以上干部离婚率高达 80%。40岁的陈毅娶了18岁的张茜。22岁的王定国被组织安排给了54的谢觉哉。19岁的朱明嫁给50多岁的林伯渠。44岁的刘伯承娶了18岁的汪荣华。46岁的贺龙娶了25的薛明。36岁的罗荣桓娶了23岁的林月琴……。毛泽东将长征时与他并肩战斗的妻子贺子珍送往苏联“长期养病”，并在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来自上海的女电影明星，24岁的江青结婚。
惨绝人寰的重庆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则是另外壹番惨绝人寰的景象。
中国抗战史学者王康：“（日军对重庆）用了很多（燃烧弹），这个是日本特别可恶的地方。当时重庆是壹个只有27万人的城市，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它的建筑主要不是什么砖头，更不是石头，主要就是木材，竹木，特别容易燃烧。日本人根据这个情报，这个情况，就专门针对性地研制了燃烧弹。燃烧弹、爆炸弹、还有凝固汽油弹同时爆炸。整个重庆陷入普遍的恐慌之中。然后，按照日本的想法，重庆当局或者妥协，或者投降，没有别的道路了。所以，重庆老百姓非常惨”。
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了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造成重庆死于轰炸者壹万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日军炸成壹片废墟。
王康：“重庆轰炸叫重庆大轰炸， 那比伦敦轰炸早的多了。1938年的春天到1943年的秋天，5年半的时间，日军壹直在轰炸重庆。为什么轰炸重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就是中国的政治和战略的中心在重庆。而日本人没有去轰炸延安，当然不是说整个陕北地区、西北地区都没轰炸过。像银川、西安、西宁等大城市被日军轰炸过，还有20几个像宝安县壹样的县级地区，都被轰炸过。就唯独延安，基本没被轰炸过。而日本要轰炸延安太容易了。太容易啦。跨过黄河就是延安。日本要轰炸重庆，以前在宜昌沦陷之前，要从武汉的W机场起飞，要飞很长的时间。而且重庆是个雾都，轰炸重庆的时候日本要冒很大的风险。”
日军的“斩首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刊登杨天石的文章，《日机大轰炸及其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叙述了日军发动的针对蒋介石的斩首行动的经过：1941年8月间，日本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得到情报，蒋介石将在黄山寓所召开军事会议，又从离任的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口中得知黄山山庄的房屋位置和屋瓦的颜色，立刻制订轰炸计划，命令第60战斗队执行。8月30日上午11时，远藤率机自汉口出发。下午3时，27架轰炸机入侵重庆黄山山庄上空。远藤估计，蒋介石正在山庄，便从5500米的高空投弹。炸弹下落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参谋长最高军事会议，两名卫兵当场身亡，四名负伤。
绝密情报从何而来？
有些史学家称相关情报来源是意大利驻重庆的大使馆，对此王康表示强烈质疑。
王康：我查了壹下，意大利大使馆成立于40年的9月底10月初，9月27号，日本、意大利、德国签署了三国合作条约，成立了三国轴心国集团。而10月初的时候，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已经撤离中国，回到了罗马。他们根本不可能提供壹年以后，41年8月30号日本人要轰炸蒋介石在重庆官邸，那里举行中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样壹个绝密的资料。意大利大使馆不可能知道。其次，这个情报的来源，我表示怀疑，虽然我还没有定论，我怀疑是周恩来他们提供的。1941年8月30号，皖南事件已经发生了8个多月。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毛泽东曾三次发电报给南方局周恩来他们，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火速撤离陪都，撤离重庆，并把所有的电报、密码、人员名单全部销毁掉，不惜以和国民党决裂发动内战。当时毛泽东真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消灭掉蒋介石，也就是消灭掉毛泽东的头号对手，那么对毛泽东来说是个巨大的军事上的胜利。“
“第二，周恩来和国民党的上层从北伐开始关系就不壹般。周恩来本来就是中共特科的创办人，周恩来在重庆获得这个情报不太令人意外。”
“第三就是八路军的办事处。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成立秘密组织严格讲来是违背国共两党的谅解备忘录的，是不符合国共合作的。南方局是壹个秘密的机构，周恩来是书记。这些机构在重庆的成立，让中共在重庆合法性进行情报搜集的来源大大地增加。所以获得情况的很可能是周恩来。”
“第四就是潘汉年。远藤誉教授已经提出来了，潘汉年已经奉中共之命，奉饶漱石的命令以及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命令，到上海跟这个岩井公馆交涉，搭上线。潘汉年还两次到了南京，拜见了汪精卫。而汪精卫跟毛泽东的关系不壹般。1924年，国民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提议毛泽东替他做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虽然是国民党的代理中宣部长，其实对毛的政治地位是很大的关键性壹步。更重要的是，汪伪政权南京成立之后，毛泽东已经有这么壹个想法，联日联汪倒蒋。这个实际上是在37年8月份的陕北的洛川会议上边，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泽东已经有这个想法。“
毛泽东接见执行斩首行动的日军将领
王康说：“更重要的另壹方面，就是远藤三郎少将退役之后，在57年居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是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远藤三郎不过是壹个陆军退役的中将，虽然他参加了全部侵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后日本军阶地位比他高的大有人在，他不过是壹个中级军官而已，毛泽东居然破例会见他，而且两人有壹个特殊的交往仪式。远藤三郎把他祖传的日本军刀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回赠给他壹幅齐白石的竹子国画。这些对通晓外交礼仪和惯例的人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了，57年会见这么壹个中级军官的时候，毛泽东第壹次提出来，日本进攻中国这是好事情。壹直到72年他接见田中角荣，再壹次说，日本皇军打进来，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是个好事情，妳们不用道歉。我们要感谢妳们，感谢的方式就是不要妳们战争赔款。“
《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
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个事件也有记载：“余与军事会报各同志在黄山防空洞东口新树下谈军事近状，忽闻机声，乃入洞内再谈。时约十分钟，闻炸弹愈近，仍不以为意。不意连续轰炸，洞门为崩土塞没，乃觉其目标即在本洞。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读法文，未与我同在壹处，甚恐妻被炸，即向北口去寻。幸彼近来，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于二十七年之武昌与去年柳州之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坚，洞甚固耳。炸后出洞视察，洞顶山上树木尽毁，岩土崩堕，卫士重伤者四人，死二人，即往慰问，血迹满地，悲惨极矣”。
谁出卖了中华民族？
东方：轰炸重庆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打击中国居民的抗战决心，让他们尽快地放弃抵抗。那么不轰炸延安，是不是因为延安的军力根本不足以让日军去出兵，可以不考虑？
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壹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妳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壹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妳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壹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壹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著联系...... 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https://www.voachinese.com/a/news-mao-collaboration-with-japan-during-the-wwi-20170220/3732139.html

2019年11月07日 毛泽东策划皖南事变内幕：害死项英 嫁祸蒋介石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红军游击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成为新四军，并接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统壹指挥。然而，新四军拿著国民党军饷，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
1940年7月17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限新四军军部壹个月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
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中共内部叛徒杀害。这次事件被称为皖南事变。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下令项英撤到江北，规定其走皖东路。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12月29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壹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张戎指出，毛泽东压下项英1月4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1月13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里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支（4）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13日或前壹两天才把项英4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国民军队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壹星期后结束。
1月4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壹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6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1月6日到9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慌张的项英发了壹封又壹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9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在收到刘少奇1月9日发给毛的电报后，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没有动静。
10日那天，项英亲自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壹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妳处。”
直到13日，周恩来才在毛的指令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撤军，而蒋介石已在前壹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1月15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拯救。但潘泼了他壹头冷水。
潘在他的只给苏联高层看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在向他撒谎。
毛又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斯大林警告毛泽东“不要挑起破裂”。毛只好服从。
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3月14日深夜，他在壹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他拿走项英身上的金条财物，后来投向国民党。
而毛泽东则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壹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
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https://www.ntdtv.com/gb/2019/11/07/a102701834.html

2016年7月17日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么？（18）延安整风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三年是抗日战争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共却在此时把大批干部调回延安搞政治学习去了。这也证明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多么“逍遥自在”。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壹、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1，“党性第壹”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壹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陆定壹提出了壹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壹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壹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壹下才发表，有的压壹下不发表’，壹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壹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壹。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以政治学习来洗脑。
2，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
3，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复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
4，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1940年就在全党推行。
党是这样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壹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壹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壹只鸡。’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队。1942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
2，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在延安整风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1942年6月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
整风运动造成超过壹万人死亡。
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壹个喊的。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壹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发的统稿。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泽东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壹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妳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转载：《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言论选
笔者按：壹直想搜集40年代时共产党机关报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无疑是对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为笔者从网络搜集的内容，主要是转载，由于出处多，不壹壹详述，欢迎指正和补充－－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妳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壹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0年12月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壹个党、壹个领袖、壹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壹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壹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壹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壹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壹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壹党治国。……因为此问题壹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壹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壹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壹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壹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壹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壹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壹，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维持壹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壹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 制造阶级仇恨，毛泽东残忍消灭数百万地主
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著有反映反右运动的《阳谋》壹书的丁抒对美国之音说：“在1957年毛发动反右斗争之前，毛泽东发动了壹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从建政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射秽主义改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肃清反革命，这是比较大的，还有壹个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些频繁的运动充分显示了毛“运动治国”特色，“运动是壹个接著壹个，有时壹个运动还没有完，另壹个就开始了。几乎没有无运动的时候。有的是运动重叠。譬如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至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1950至1953，”丁抒说。
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壹次。这壹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
根据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东和原中国山西社科院学者智效民在川东、山西平定县和晋绥地区的调查，当地的土改充满暴力血腥。
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壹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在壹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把壹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壹个铁杆从她下身穿进去，把她子宫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讨会论文说，山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抗战中全力帮助中共，曾赴延安参观并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土改到来时，仍在劫难逃，61岁的他被反绑双手，“斗争进入高潮后，他被两人按住头，将壹根铁丝穿进鼻孔，并强迫主席台上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老牛’游街示众。没过几天牛友兰就死于关押他的窑洞里。”
智效民说，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的刘少白和他的弟弟刘象干也被清算，“刘象干被活活打死后还被自己的儿子补了两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后来回忆说：“会还没有开了壹半，刘象坤就被众人妳壹拳我壹脚，妳壹棒子我壹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郝志东在2015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后惯用石头砸死地主。山西平定县“开明绅士”、民国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门地主贾秀宝虽然主动交出财产和耕地、并在斗争会上做坦白，但由于区、村干部已做好处决他的安排，结果被五花大绑架著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
2017年5月郝志东记录了王家庄10人被用镰刀剐死的情况，“行刑前没有宣布任何罪状，行刑后也没有宣布任何罪状。”
郝志东2015年8月22日和东回村的李先生访谈，李先生介绍了村里壹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杀的惨况：“李全福有母亲、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让他们住在村里最低等最坏的烂窑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亲、妻子和妹妹商量，父亲都被害死了，恐怕咱们也活不成。壹家五口决定集体跳井，在窑洞外的壹口井中溺水死亡。”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妳死我活的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杨白劳，全是谎言。”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是中共通过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毛泽东最喜欢设定计划数字，”《阳谋》的作者丁抒说，也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按比率杀人、关人、管人。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毛主席说不杀反革命就不象个革命的样子。”“杀反革命必须有计划”。丁抒说，在镇反中毛泽东给农村定的计划是“人口的千分之壹”，“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丁抒说：“3000，正是当时上海约600万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
在反对胡风分革命集团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
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毛重申：“对于高级知识份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壹样，壹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为肃反定的指标是“反革命5年抓150万，每年30万。”
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的壹次会议上大笑著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https://club.6parkbbs.com/bolun/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5586830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壹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壹组数据变成壹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壹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线索到了这里，壹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壹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茅台酒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仁怀干部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壹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壹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壹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壹手抓生产、壹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壹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有如下壹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壹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七十八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壹九五八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妳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壹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壹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壹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壹个人壹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壹公斤黑市大米。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的发现
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壹书赢得英国塞缪尔R26;约翰逊文学奖。
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进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1、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 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壹个发现是，大跃进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壹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进壹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壹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 (调查时)，暴力(的记载)壹次又壹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数据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数据，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数据，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仟5佰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 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
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著、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 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在湖南省的壹个村庄里，壹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壹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壹次、壹次地出现。
3、壹切灾难是由壹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 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壹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壹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账本上做花样……”
“壹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壹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壹只耳朵被剁，最后壹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壹个土豆”他说，
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壹次劫车中，4仟农民把货车抢劫壹光，有壹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著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壹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壹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进行”。而这壹切都是壹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著。－－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 隆重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
壹家报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的粮食产量壹举提高到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乐观精神，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创造精神，这是“不管妳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钱学森认为：只要充分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加大栽种密度，多施化肥，夜晚点上电灯让稻田继续进行光合作用，亩产万斤完全可以在射秽主义中国率先实现。有三个人对钱学森的观点提出批评，壹个叫巴金的作家，壹个叫方励之的学者，壹个叫袁隆平的农技员。争论到了中南海，于是乎，巴金送进五七干校，方励之下放工厂，袁隆平发配到海南岛的荒郊野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人民日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坚持不说假话专说真话，这源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现在大家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可见当年报道的感人之深。壹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壹个高尚的人，壹个纯粹的人，壹个有道德的人，壹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壹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壹个做过中国梦的人。
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 （旧文）
五十年前，朴实的中国农民突然说起梦话，他们兴奋而自豪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他们种植的水稻，已经达到亩产“十三万斤”！
那么，亩产十三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说，就是夸大了将近两百倍！
形象地说，就是妳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币，报纸以及领导却告诉妳说：同志，妳现在有十三万元人民币了！
假如这六百五十元人民币，真的跟买彩票中奖壹样，变成了十三万元人民币，那么，中奖的人就是跟范进中举壹样兴奋地发疯也值得。
可惜的是，范进中举是真的，换言之，他疯得也值。而我们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却是假的，我们这个疯，发得冤。
按说，像这样连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么壹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数还是我们的党政领导。
因为伟大的领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邓拓用《伟大的空话》讥讽了壹下，代价是以死谢罪。彭德怀用《万言书》指正了壹下，结果是凭空给他捏造壹顶“反党集团”的帽子。
在这种专制专横氛围下，谁愿意直抒胸臆？
于是，说谎与欺骗很快在全党全国成燎原之势。疾风劲草，只能被烧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来区分路线斗争中的敌我。
亩产万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为马并列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虚构的，所以还是中国人厉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 安徽大饥荒大量人吃人事件 吃法多样惨不忍睹
城关公社葛鱼池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54页，以下简称《地录》）[注：《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是亳县地名委办公室通过地名普查编写于1984年8月出版的历史资料。从1958年公社化开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壹的体制全部解体，恢复了区（镇）乡体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时老公社和生产队（村庄）名称为准。]壹个名叫实话的农民，于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饿死了，剩下壹个八九岁的女儿由他收养，不久也饿死了，被其煮吃后，实话本人精神紧张，曾患病多年。
双沟公社王阁大队大王庄生产队（《地录》273页）王玉珍是我的亲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饿死）1960年春第三个孩子饿死了，他与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后腹泻不止，于3月28日前后，他俩和母亲先后死去。他们死后，剩下壹儿壹女两个孤儿，被送进大队孤儿院，后被我和妹妹分养成人。
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生产队（《地录》241页）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饿死三口的情况下，自己极度饥饿已奄奄壹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儿身上啃吃了几块生肉。当大杨烟酒专卖处主任任怀赞前去其家检查时，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还知道要馍、要饭。生产队朱本善把其情况告诉任的同时，看到她在床前腹泻拉下许多烂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馍、有饭、有医、有药也难得救，何况没有抢救条件呢，最后生死不明。
十八里公社候桥大队孙何滩生产队（《地录》233页）吴××，1960年春其父饿死后，身上被割掉几块肉，当生产队长找人掩埋时，发现尸体肉被割的事实，于是队长指尸训吴，妳毫无良心，敢吃妳爹的肉。吴低头不语，默认了之。从此，在当地传开了“吴××吃爹”的惨剧！
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生产队（《地录》69页）1960年5月24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共产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带领检查组去该队检查生活，在检查中除群众反映饿死人等问题处，普遍强烈反映本村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在其父饿死后，不仅吃了父肉，并煮熟以每斤1.6元出卖。因当地领导回避，特向检查组反映。孙听汇报时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生产队（《地录》256页）壹个名叫韩三的16岁青年，1960年春父母饿死以后，即与其弟韩四在壹起生活。同年3月将其弟韩四打死吃肉。把头和脊背放泥囤里，正在煮肉时被干部发现。经审问供认杀弟吃肉的事实。因其未满18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韩三抓送公社火箭营（公社小农场，劳武结合经常随意关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关押，数日后在火箭营死亡。
观堂公社集东壹里张庄生产队（《地录》167页）张韩氏壹家四口人，1960年春饿死二人之后，身边只剩下壹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又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本人以后改嫁。
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边壹个十来岁的女儿，经常与其争饭，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录》240页）农民孙其龙壹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饿死几人之后，对其中活著的壹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队西王庄（亦称河西王，《地录》293页），1960年春全村有几户都吃人肉，大队发现后，多次教育制止无效。大队书记耿××下决心抓典型。有壹次抓到王××的母亲吃人肉的事实，将其捆绑殴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不久死亡。该庄吃人肉的问题得到制止。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中共党员、县法院副院长）陆美（女）1960年汇报，在魏岗公社张任大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向她汇报，蒿庄生产队（《地录》67页）40多户的村庄，约有10多户吃人肉，几乎天天夜里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观堂公社（集）东壹里张庄（《地录》167页）1960年也是壹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吃人肉基本是半公开的，谁都知道谁吃，就是不说罢了。孤儿张催粮近门的奶奶就不断用人肉加入张的稀饭中养活了他。
还有亳州市谯城区壹位负责同志曾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么秘密，他家村庄十里河公社（集）东南港小庙（《地录》215页）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壹户而是几户。吃过人肉，把骨头都抛在庄附近麦田里，收麦以后，白花花的人骨头，扔的东壹块、西壹块，是他亲眼看到的。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壹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壹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壹块就吃，接著壹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壹团。转眼把壹盆人肉抢吃壹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壹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地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壹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著。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壹哄而上、抢吃壹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
尚振华是从县级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1990年代，我们经常见面谈论大饥荒问题。他曾多次跟我说，他1960年在县法院任秘书时审判的“特案”，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地录》239页）张秀英（女）由于当时饥饿把自己饿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邻居家的小孩。案发被捕，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正在办理手续中监毙。
据老公安时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说：俺是农村人，1960年在本大队（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工作，分工到刘洼底生产队（《地录》114页）检查，发现两个孤儿，男孩叫满堂，15岁，女孩叫小卞，12岁，正在煮人肉吃。问其情况，他们说家里大人饿死后，为不再饿死，就学别人吃人肉的办法。他们准备了壹条绳、壹个扁担、壹把镢头，白天看准新坟，夜晚前去扒尸。有时砍掉壹条腿，有时砍掉两支胳膊，用绳子捆好，小扁担壹挑，抬回家煮吃。虽经劝说，他们不听还照吃不误。由于多次吃没事，最后壹回吃多了，满堂腹泻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据后李营（后湖）李玉显、李兴勤父子等人回忆：双沟公社康庄大队中李营生产队（《地录》276页）农民李学武的儿子李闯，1960年春赶店集（《地录》279页），在回家途中饿死在韩大庄北地路旁。天黑后被附近饥饿的农民用绳子系著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韩大庄北地壹棵树上，壹刀壹刀把肉割光，只剩下壹副骨头架子。第二天当人们看到这具惊人的尸体后，消息迅速传开。待李学武家人前去确认是李闯后，被运回家地里埋葬。这壹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惨案，当地壹些65岁以上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

2017年11月6日 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
中共党内外，国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与记录，无不以信阳事件为首选，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案例意义。大跃进运动的缘起，河南省对务实派潘复生班子的清算，两次中央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成为先进的“跃进省”，成为毛乌托邦盲动主义的基地和样板。然后，发生在壹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高层势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澜的最后预警被消音，饥馑神风的大袭击终于挟著高征购、反瞒产的烈焰降临不设防的神州大地，狂轰滥炸、尸横遍野。首当其冲者，就是河南信阳。
信阳顿时变为鬼域。“老百姓饿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把壹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边到处是死尸，最后吃尸体、吃活人、吃亲人。成村成户地人死绝。光山县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绝人的村子达壹百七十五个；八千户人家，死绝壹千六百户；三万六千人口，死掉壹万三千人。有的生产大队，人口饿死四成。同时因偷食而被干部打死的、关押的不计其数。干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权，而且严密封锁灾区，控制邮电，不准向外求援告状，不准出外逃荒求生。制造壹个王任重承认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来调查，称信阳饿死七十万人，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的检讨，称信阳饿死人有壹百多万。
本来，中共壹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壹个相对务实的发展经济为主的路线，可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射秽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号召超英赶美。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总路线，三面红旗裹著大跃进、人民公社于焉出台。从邓小平宣称八大路线正确，可惜没有坚持下来，到极左路线占上风之说，中共理论界史学界至今不敢面对的是，极权制度下个人独裁无法无天，压倒壹切，取代壹切的事实。
毛泽东好大喜功，选择中原大省河南作样板，以号令天下。他实施的策略，壹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战那样，人海战术，土法上马。从中南海到县市委，大批从国内战争中转下来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级大权，外行领导内行。
毛泽东建国后文稿第九卷，记载毛收到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报告后，只有冷冷的壹行字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壹下处理办法。”如此严重事件，毛根据什么作出“阶级敌人报复”的判断？事过五十年，大陆没有人追究、研究。二○○六年，北京出版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中记载有对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访问。张问邓：“毛对信阳事件的反应”。邓那时正陪毛读书，邓说了壹句潜台词丰富的话：“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壹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邓说，刘少奇也有这样的看法。
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著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壹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壹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那是壹个壹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壹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411/从信阳事件看毛统治模式.html

2019年7月29日 毛泽东是怎样逼迫中共高干们自我羞辱的
毛泽东整人有壹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实质上就是写“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
壹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壹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周恩来这壹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壹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著骄人的成绩：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而这壹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壹例外地对毛泽东抱著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壹。
除晚年外，刘少奇常常是违心地昧著良知去做著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壹度站在较为清醒的壹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壹方；可壹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著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壹是明知彭德怀“不会说壹句外国话”，却偏偏指控彭德怀“里通外国”；二是明知彭德怀壹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壹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老奸巨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壹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壹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著毛泽东、热捧著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壹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四十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整了许许多多人，既整了许多像王明、博古这类来自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也整了许多像周恩来、陈毅这类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中元老和军中元老。毛泽东将这些人整得灰头土脸，无人敢亲近，用陈毅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最后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向毛泽东承认自己曾有错，有大错，大错在反对过毛、嘲讽过毛，至少是冷落过毛；并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将洗心革面，将恭恭敬敬地俯首于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毛。
－－http://history.creaders.net/2019/07/29/2118020.html

2017年1月13日 中共官方记载 毛泽东至少六次感谢日本侵华
壹、早在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便说过：
“妳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妳们。真是妳们打了这壹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壹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妳们。”
（以上是根据大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由王俊彦著的《大外交家周恩来》上，第210页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壹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壹面，另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壹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以上据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8页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当时黑田寿男及浅沼稻次郎作为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谈及1956年时，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理事长南乡三郎时谈到：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壹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妳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丶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以上据《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壹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又再谈及南乡三郎：
“有壹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壹次话，他说：‘很对不起妳们，日本侵略了妳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壹，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壹百二十万人。妳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以上内容来自《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壹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壹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其谈话提到感谢日本侵华：（文中有三个部分提到感谢日本侵华，以下用a丶b丶c列出）
a）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妳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妳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b）佐佐木：“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妳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妳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c）毛：“……蒋介石是第壹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壹次。壹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壹百二十万军队，有壹亿人口的根据地。妳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思想万岁》原文复刻，1969年（716页版本） p.532—545。注：中国大陆当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壹书有多个版本，但只有716页的详尽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论，估计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别的中共官僚互斗，对消息发放的标准不壹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
“……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壹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妳们了。’我说：不，妳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妳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妳们作斗争，我们搞了壹百万军队，占领了壹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妳们帮的忙吗？”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卷》第六篇“与著名美国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该书编者：姜义华，出版者：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第壹次出版内容）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等来访日本客人时的谈话摘要：
毛说：……我们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我们是有妳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妳们。
当田中角荣就“日本侵华给中国人们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时候，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www./gb/17/1/12/n8697723.htm

2019年6月23日 毛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之壹，国家战争赔偿是壹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壹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壹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50亿日元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壹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壹，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壹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壹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壹句免费的“反省。”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是，为什么毛泽东壹人独断专行？
－－https:///2019/0623/1306128.html

2020年4月5日 毛和周壹生中的十次大交锋
1、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前，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取代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壹职。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等免去了毛的红军总政委壹职，由周接替。同壹个月，周任命自己派系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周派的另壹成员陈毅，之前已是江西军区总指挥，1933年兼任西方军总指挥。宁都会议后，毛的军事指挥权先被朱德和周取代，后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2、遵义会议
1935年，遵义会议，毛成为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周保留名义上的指挥权。
经过毛儿盖时，周重病，昏迷不醒，毛自行宣布接替周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周病愈，也没有提出反对。
3、长江局
1938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和王明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坚持“壹切经过统壹战线”，与蒋合作。后来，周在整风运动中作了检讨，“壹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4、新四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自从在欧洲结识周之后，陈毅壹直都是周派的重要成员，于是毛又派了刘少奇任政委，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是毛培养的接班人，邓子恢是毛在江西的嫡系。刘少奇后又兼任华中局书记，不仅是陈毅的上级，也取代了周的南方局的地位。
5、整风运动
1942年，整风运动，周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
6、高饶事件
1952年的“五马进京”，壹是毛让五人分周的权，二是为下壹步倒周作准备，可以说是先守后攻。
7、反冒进
在之前的失败后，毛意识到，要倒周，先要翦除周在军中的羽翼。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各级军官都做过他的学生，俨然是新的“校长”，因此展开对他的批判。
8、文革
毛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1967年，江青让红卫兵包围了周的住处。后来，估计是陈毅带人把周救了出来。周对斯诺说，“我的壹个朋友，把我救了出来。”
9、七･二〇事件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周让陈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没事。表面上是为了毛的安全，实际是鼓励了那些反对毛在军队中文革的人。
10、右倾投降主义
九壹三事件后，周去见毛，说：“主席，大权还在妳手里。”周的意思是说，他无意趁九壹三事件夺权，希望毛和解。但毛并不理会，先反击“右倾回潮”，又批林批孔批周公。
－－www.dadi360.com/news/posts/list/396080.page

2017年6月14日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1945～1949：国共内战
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
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此数的壹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壹的壹半就是27万5千人。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壹的目标。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壹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
1955～1957：肃反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壹般“在百分之五左右”。
历时壹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份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份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壹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祗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根据资料：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份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著，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壹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壹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
3756万是壹个什么概念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壹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壹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资料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https://www./news/gb/2017/06/14/8257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