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的本质

　　作者 高新 写于 二零零八年

　　中共太子党的掘起及发展趋势

　　作为传统社会暴突的特殊利益群体“太子党”，尽管常引致群情激愤，却历久不衰。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并无例外将之继承，甚至加以发扬光大。大陆媒体自然忌讳报导，某些高级官员尤其是高干子女也壹再加以否认、诡辩，但中共“太子党”这个称呼还是得以广泛流传。

　　无疑，权贵子女可以经商亦可以从政，问题在他们经商是否与平民子女壹般在市场公平竞争，晋升是否经过正常的与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序。

　　中共高干子女中当然不乏优秀者，问题在于有更多“太子党”成员不仅表现在依捷径获取政治权力的单壹走向，近年来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牟取暴利。尤其严重的是，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

　　同时，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擅于变化和隐藏，使得民间社会流传的相关“小道消息”真假混杂、是非难辩。个别“太子党”成员常常以此来反击舆论的批评。

　　当“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壹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时，人民对他们的成长历程、教育背景、社会关系及政治、政绩、前景等等依然缺乏比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太子党”定义的争论

　　何谓中共“太子党”？可真是众说纷纭。

　　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论家阮铭为代表的壹派观点指出，“太子党”应该是特指有具体接班“纲领”，甚至有所谓“组织路线”，拉帮结派，准备夺取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中共高干子女中的少数政治人物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党徒。比如前中顾委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女婿潘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邓力群之子邓英淘（青年经济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等为代表的壹批。

　　壹九九壹年苏联政变失败后，大陆曾流传壹份题为〈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上述“太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后的“新政纲领”。潘岳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

　　另壹些人则认为，“太子党”应泛指未跻身权力中枢而又将自己的政治奋斗目标对准党、政、军核、心领导层的壹群高干子弟，他们上有“通天”本领，下有想巴结他们老子的各级党政官员及把政治赌注押在他们身上的壹批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方捧场，加上因共同背景和利益而加强横向联系，使他们俨然成为壹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党”并不是壹个有统壹的组织路线的政治联盟，而是各有各的地盘和利益，如有的从事“官倒”，对政治掘升无大兴趣，认为搞钱比捞官来得实际；有的则政治野心很大，希望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无论是“官倒”（商）还是“倒官”（政），祗要是依赖老子的权势发展者，均算“太子党”。

　　虽然从理论上将有“组织”、有“纲领”又拉帮结派的高干子弟视为“太子党”较为严谨，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自壹九九二年确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后，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彻底进入壹个政商不分，军商不分，甚至党商不分的特定时代，更多的高干子女凭籍其父辈的政治影响及兄弟姐妹们已经占据的党、政、军要职，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买权易钱”。而这些二以权易钱”者流，有的可能是对执政没有兴趣或没有信、心，有的则是断定未来中国将走向“以钱易权”的时代．即所谓“金元政治”朝代。像潘岳那样还具有强烈忧党意识者，在年轻”代高干子弟（三、四十岁左右）中其实是罕见的个案。显然，以明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存在的“太子党”所限定的范围太窄。

　　其实，人们约定俗成的“太子党”定义已经相当宽泛，“党”并不是指“政党”，就像批评中共为“特权党”，但“特权党”并不是壹个政党的名称壹样。海外媒体多年来已经习惯把大陆壹批凭著血缘或裙带关系，踏著“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垒好的阶梯，平步青云的中青年官僚或纵横商海的新富豪，统称为“太子党”。

　　现在似乎没有必要从概念上再论证这个词汇的包容性和科学性，至少“太子党”这三个字对中共实行封建世袭制讽刺得恰如其份。可以说，所谓中共天子党”应该是指现在已经占据中国大陆政权核心层，或把持党、政、军、商各级实权岗位，或正觊觎高位，同中共“打江山”出身的“老壹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亲属关系（直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壹批人。

　　所谓“老壹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三部份人：壹，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国大陆政坛实际主政或发挥幕后影响的壹批人；二，曾经坐过江山，但现在已经作古的壹批党政军最高层成员；三，为“打江山”流尽最后壹滴血的所谓“革命先烈”，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人的父辈。

　　有人不同意将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划为“太子党”之列，认为他们承袭的父荫较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这种理论，所谓“革命先烈”的后代可能还比坐过江山的壹批人的后代更可靠，他们本人从心理上对“接班”的问题也最觉得坦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至今也还为”些中国老百姓认为是“理所当然”。

　　同时，他们的父母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往往成为亲生父母“战友”的养子，例如李鹏被周恩来夫妇收养。即使没有被元老人物收养，这批人在其父母“为革命流尽最后壹滴血”之后，往往都享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如江泽民、郭树言等人。

　　总而言之，无论“太子党”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中共高干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陆续接班（或正在准备接班）毕竟已经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壹个客观现象，至于将这批人如何就政纲、政绩、经历、组织路线具体划分成派系或梯队是另外壹回事。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山”的壹批人按经历（即所谓“参加革命”的早晚）划分成数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线斗争”史划分成数派壹样。这些“太子党”在几十年不断反覆的政治权争中，因机缘、兴趣、抱负不同，因他们的父辈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已经或正在结成不同的权势集团。他们之间存在著激烈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往往蕴藏著更为复杂的因素，有不少还掺进了父辈的恩怨。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中共高干子女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中共历史，不妨将“太子党”分为三个梯队。第壹梯队指经历过战争环境，在中共建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苏联接受史达林主义教育，回国后陆续占居党、政、军、商各重要部门的壹批；第二梯队指“文革”前已陆续进入哈军工、清华大学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壹批；第三梯队是“文革”开始时正在读中学（大陆将这批人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为“老三届”），不幸随父辈落难，在十几年后又随著自己父辈重新掌握了权力而陆续官场走红商场得意的壹批。

　　第壹梯队已居权力核心

　　中共政权把在战争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高干子女称为“马背摇篮”的壹代，意即他们早年是在军旅中的马背上长大，从来到人世的那”天起便开始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按照邓小平八十年代选拔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原则，这壹批人最为合格（年轻化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较而言）。

　　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苦难，其中不少还曾流落街头或被父亲送到偏僻乡村寄养，例如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就曾当过童养媳、童工，甚至还随母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正是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才使他们改变了苦难的生活，脱离了艰苦的环境。

　　“从地狱到天堂”的家庭和个人境遇的两极对比，决定了这批人对中共政权的“无产阶级感情”最为深厚。

　　中国人悠久的传宗接代“续香火”的观念，加之中共本身作为壹个帮会组织“胜利果实”人人有份的帮规，决定了中共“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注重对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养。“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现实利益，还有壹层“福荫子孙”的长远理想。“保证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水不变色”意在于此，毛泽东的历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到底也不过是这壹层目的。

　　自从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中共就先后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当年自幼入学这些地方，然后又跟随父辈们南征北战的高干子女或烈士子女们少数日后即直接“参加革命”，多数则陆续被保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的锻练，六、七十年代即在官场上显露头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为中共核、心政权的第”批继承者或者地方政权及中央各系统的掌门人。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邹家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叶选平（全国政协第壹副主席）、布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黄毅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聂力（全国妇联副主任、中共建军史上唯示女性中将）、叶正大（中将，全国人大常委）、邹竞蒙（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气象局局长）、郭树言（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皓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阮崇武（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等人。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论家在论及“太子党”现象时，把中共党内斗争分为“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为壹方，“陈云中意的汇二代领导人’太子党为”方”。如此分析中共党内斗争，理论上既不严密，更不合于客观事实。

　　实际上，祗要对中国大陆政治问题稍有了解的人就可能会知道，现在中共政权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按照陈云和王震等人的解释是所谓“江、李体制”，而这壹江、壹李本来就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各自选定的”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党”。从前文所述的“太子党”第壹梯队代表人物所居的权位，足以说明“太子党”已经权居中共最高层，“江、李体制”就是“太子党”的核、心。

　　关于李鹏是“太子党”的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烈士）李硕勋之子，而且还是中共政权第”任宰相周恩来的养子。

　　他的接班最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养父的原任职务。

　　至于江泽民的家世，海内外曾有过不少误传，有人说他是李先念的“东床怏婿”，有人说他是中共元老，曾任过江苏省委第”书记和江西省委第”书记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说他出身平民世家，并无特殊背景。

　　江泽民的生父倒确实是壹个与政治无缘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是，他在十三岁时被过继给他的本家六叔江上清为养子，而这位江上清是与李鹏的生父李硕勋、邹家华的生父邹韬奋同时代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责人。他生前曾在苏、皖壹带为建立“抗日统”战线”立下汗马功劳，壹九三九年因遭受地方武装伏击中弹而死。

　　难以走出父辈阴影

　　第壹梯队的“太子党”大都是“喝延河水长大”，“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泽东和史达林主义的影响最深，同时由于他们亲自经历了“打江山”的过程，对中共政权的感情最深、依赖性最大。

　　他们目前已位居中共权力斗争的第壹线，已经或正在建筑自己的权力堡垒，其中壹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留苏派”为基本势力，再网罗地方、军队、中央机关已有实权的平民出身的投靠者。

　　比如李鹏为首的国务院，在壹九八八年七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四十壹个部委中，就有十四个有留苏背景，包括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李铁映（国务委员）、黄毅诚（能源部长）、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阮崇武（劳动部长）、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宋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朱训（地矿部长）、李贵鲜（国务委员）、林汉雄（建设部长）、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长）、曾宪林（轻工业部长）、赵东宛（人事部长）。在各部委中担任副职的更多，例如叶正大、聂力、彭士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等等。

　　当时在地方，则以江泽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叶选平（广东省省长）、布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郭树言（湖北省省长）、张皓若（四川省省长）等为代表。

　　第壹梯队的优势在于：

　　壹，与他们之后的两个梯队相比，这壹批人对山口已接班的“合法性”自信信心最强，因而也在保卫“红色政权”的问题上斗争性最强。

　　二，从年龄上看，他们目前都在六十岁左右，正处在中共政权最高层领导者的年龄。同时，按照中共最高层对干部的年龄限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上再度连任。即使职务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丧失权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从接班人看，在“留苏派”为主体的“太子党”第壹梯队之后，看不到壹个明显的成熟的接班层，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坏，使中间生出壹个长达十壹年之久的“人才断层”。第二梯队虽然跃跃欲试，但其资历、政绩目前还不够成为最高层掌权者。

　　所谓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目前还主要表现在副省部级这个层面。

　　如果说第壹梯队的“太子党”人有他们作为壹个时代代表人物的优点的话，那就是与他们父辈相比，有更开明和务实的壹面。与他们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风正派，工作作风比较严谨。

　　然而，这壹批人虽然表面上站在权力最高峰，有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始终走不出父辈的阴影，也摆脱不掉僵硬的意识形态，也摆脱不掉背后时刻伸出来的“黑手”——在传统社会里，元老人物是不会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权力的。待自然规律使第壹梯队完全掌握中共政权，即所谓元老时代终结，真正实现了由自己说了算的那壹天，他们自已恐怕也就到了给弟弟妹妹们交班的时候了。

　　第二梯队生在战火中，长在红旗下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主要是指生于壹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又随著父母进城“长在红旗下”，在“文革”前已大学毕业或进入大学学习的”代。

　　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体中，真正称得上有文化者寥寥无几，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苏维埃加电气化”的道理，所以由自夺取大陆政权的那”天起，即把培养自己的子女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随著中共政权进驻紫禁城后，原来延安的干部子女学校更名北京育才学校，并新建立了壹O壹中学，仍是专收干部子女。另外，北京军区将原来的“荣臻学校”更名为“八壹学校”，中央军委建立了壹所“十壹学校”，中宣部系统亦建立了壹所景山学校。这些学校享有特权，当年的教学及各种生活设施之先进，就是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平民学校也仍未达到。

　　据曾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干部子女回忆，当时育才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级以上干部子女；八壹学校、十壹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军队师级以上军官子女（八壹学校的地位更高）；景山学校则是党内知识分子的子女云集。而壹O壹中学的学生成员比较复杂，壹种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宪之子秦铁、毛泽民之子毛远新．！另壹种是父母被派驻外地工作的干部子女，还有壹种是父亲在历次露线斗争”中失势甚至丧命的中共干部子女，如高岗的儿子高轩──至少在“文革”前，共产党整它自己人的时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壹O壹中学读过书的干部子女回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进城以后的中共政要们大都对自己的孩子比较溺爱，所以许多人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设在郊外的八壹学校和”O壹中学寄宿，于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内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里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师大附小，陆续接收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壹波、李先念等人的后代，城内最好的中学如男四中、男八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更是中共高干子女们云集的地方。

　　由于国际冷战的存在，毛泽东“居安思危”，中共把相当多财力花费在“国防建设”上，同时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现代国防事业的接班人。

　　壹九五二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亲自电令大将陈赓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创建壹所军事工程学院，以加速培养“自己的现代化军事指挥

　　人才”。于是，陈赓大将手持万岁以及九千岁的钦旨，强令全国军队、地方各个有关部门为其开绿灯，结果仅用壹年的时间就在哈尔滨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黄埔军校”名曰l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根据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壹份报告披露：“到壹九五八年，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军事院校”。当时中共高层的毛、刘、周、朱等人梦想将这所军校逐渐扩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院校。后来，这所学校在林彪的主导下，被分散成几个分门别类的军事学院，主体部份则南迁长沙，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里陆续送出的大批毕业生都已在军队及地方重要部门担负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干背景的”批，大部份都成为军队师级以上，地方司局级以上的党、政、军要员。另外，由于毛泽东曾壹度指社会科学为“伪科学”，加之中共“科技兴国”的宣传，使得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女即使不进哈军工，也要进清华这样的名牌工科院校，进文科和往其他门类院校的为数甚少。毛泽东的子女李纳是个例外，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直到“文革”开始，中学毕业后，高干子女们的主要集中入读哈军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壹批大都就学于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系和专业，所以他们毕业后也多直接进入了军队或国防科技部门。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成员比起第壹梯队和后面所要论述的第三梯队成员相比，经历最少坎坷。既没有像第壹梯队那样不得不在马背认识字唱歌学文化，也没有如第三梯队那样，在该读书的年龄不能读读书，而是长年同步枪、锄头、榔头打交道；“文革”中他们的学术地位不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政治地位不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同第壹梯队相比受冲击较少；同第三梯队相比，“文革”初期虽然也不得不走过壹段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即使到“五七干校”或其他基层劳动也还有固定薪资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队成员那样，曾壹度真正活动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同真正的劳动人民壹样含辛茹苦。

　　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在“太子党”第二梯队成才的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干部作风远不似今日”样腐朽，所以“太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彼此之间也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职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们又到了喜欢交际的时期，他们开始行走豪门之间、出入宫苑之内，不同级别的家庭不同设施，以及他们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冲击著，他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察觉到自己的自尊心的来源原来是父辈的“等级”。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重返政坛，使他们也迫不及待地通过当“秘书”、“干部培训班”等方式获取高位。并以父母的派系及出自己的学校划线，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招贤纳士”，形成各自利益壹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经验的班底。在最高层，最主要的“太子党”圈子分别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王震之子王军、陈云之子陈元、陶铸之女陶斯亮、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为首。他们彼此之间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争风吃醋，互不买账，任何“外来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壹派。

　　这壹批人虽然在八十年代以来大都升迁过快，但仅从年龄和阅历的角度讲，五十岁上下的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司局级至省军级的领导人，不应该算过份。他们自己可以从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来突然掘升的原因归之于“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事实上，他们中像贺鹏飞这样仅有十多年军龄即能官至正兵团级要职，像廖晖那样壹夜之间从壹个团级（相当于地方县级或国家机关处级）军官跃升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副部级，后升正主任）的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还是经过了各种“阶段”的。例如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自哈军工毕业后即到了位于“抗美援越”第壹线的部队里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直到总参军务部副部长。是故，他们中的壹部份人对自己现居高位的“合法性”也还是有点“底气”的。

　　就人数而言，第二梯队的成员在“太子党”中为数最多，而且大都在军中身居军、师级甚至更高。

　　在他们当中的相当壹批已将解放军的实权接管，少部份后来“军转民”进入了地方各级政权领导层。这批人在中共“太子党”中为数最多，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将，海军副司令员）、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总参装备部部长）、张爱萍之子张翔（少将）、彭德怀侄女彭钢（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陈毅之子陈丹淮（某军副军长）、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将，总参军务部副部长）、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少将，总参动员部部长）、杨勇之子杨继平（少将）、杨尚昆之子杨绍京（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副军级，已病逝）、王诤之子王苏民（少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任弼时之子任远之（副军长）、秦基伟之子秦天（少将，副军长）、许光达之子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陈赓之子陈之健（少将）、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少将，二炮部队后勤部政委）、刘华清之子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副主任）、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政委）等等。

　　中央机关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曾山之子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洪学智之子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李维汉之子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乌兰夫之子乌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赵东宛之女赵地（中纪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黄敬之子俞正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何长工之子何光伟（国家旅游局局长）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然也同大陆所有人壹样，不可能不受到随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挤入大陆社会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冲击，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难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积极引进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乱局面和他们对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中间正在酝酿”种比他们哥哥姐姐更大胆、更为务实的政治形态，即所谓“以非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以非绝对专制的统治方式，以官办资本（非官僚资本）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为主体，与部份非共菁英人士的阶层和集团相结合，来推行异化的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方针。这种思想最明显表现在《苏联剧变后我国的现实应对战略选择》，有人称之为“太子党纲领”，激进者更斥之为法西斯纲领。不过，这份纲领的策划者是比他们年龄小得多，应属于第三梯队的潘岳。

　　平心而论，“太子党”第二梯队毕竟比他们的父母辈和哥哥姐姐们（第”梯队）减少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他们在形式上离不开中共的特殊个性，但他们是中共内部自我改造最坚定的力量。当元老治国时代终结后，主导政坛的“太子党”第壹梯队就会积极拉拢第二梯队，使之成为专政的辅助力量，并通过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沟通。但是，历史不太可能给他们太长的时间，除非他们由自我彻底更新。

　　第三梯队疯狂牟取暴利

　　至于“太子党”第三梯队，指的是生于中共建政前后，正在中小学读书时即赶上“文革”的壹批高干子弟。他们”出娘胎已是特权的受益者，“新社会”的宠儿，高高在上，壹帆风顺。

　　“文革”初始，他们红卫兵没当几天即随著他们老子倒运，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其社会地位壹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壤、右”的子女。所以邓小平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以后，“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藉口，从事官倒的理由和从政的资本。这壹代高干子女中，因为看透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无望而走向堕落者为数最多。就整体而言，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超过获取权力的欲念，所以他们更多地在经济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太子党”并没有如外界此前所传言的那样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会。境外媒体便有了“太子党”全军覆没之说，继而又言“太子党”从政不成，转而入商界求发展，典型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四方公司）、陈云之女陈伟力（中创公司）、王震之子王军（中信公司）、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壹香港中信公司）、薄壹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公司）、叶选平之子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陈毅之子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公司）、张爱萍之子张品（新时代公司）、乌兰夫之子乌可力壹长城工业公司）、彭真之女传彦书日利公司）、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北京置业公司）等等，有人还凑出个所谓“中国十大家族”。

　　中共部份干子党”纵横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体现，亦反应出相当多的太子党对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毫无信、心，急于赶在尾班车上捞壹把的世纪末心态。但这并不是新壹代“太子党”势力的全部特徵。事实上，第三梯队的“太子党”成员并没有因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为中央委员，便停止在政坛上谋取权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们正急速在党、政、军系统掌控尽可能多的实权。祗不过因为他们的职务尚还不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亦不需要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从而较少为媒体注意罢了。

　　毫无疑问，倘若说当名现政权的统治者也是壹种理想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没有理想，甚至滑向堕落的统治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壹度落难的这壹代。倘若说继承父辈遗志也是壹种事业心和责任感之表现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对自己父辈用血汗换取的政权最没有责任感的，也集中在这壹代。他们身上既有高干子女的骄蛮霸道，又沾染上社会下层的油滑善变。个人命运紧随父母权势升沉和改变这壹刻骨铭心的经验，使他们深知必须紧紧与老壹辈人捆在壹起不能分离。

　　不过，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原则性、道德感和对马列主义的偏执，但却有著更多的贪婪和野心。他们组成各自为“政”的“沙龙”，他们“党同伐异”，野心极大，培植势力，有的则钻入中枢，或当首长的秘书，或在职能部门任不显眼却掌实权的职务，有的则由政而商，还有的更可以像串门子似地在军、政、商三界任意游走，忽而西装革履，忽而将校戎装。

　　他们之中也不乏立志于壹番事业者，并在各出口部门取得了壹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壹波之子薄熙来（大连市市长）、习仲勋之子习近平福建省委副书记）、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经济理论家）以及潘岳等等。

　　壹九九壹年，大陆出版了壹本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的书，作者是薄壹波之子薄熙成小学的同班同学杨帆。书中把壹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小学生们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书中言道：这第三代人中，“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壹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言下之意，干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据闻，这本书实际上由薄熙成授意写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党”的“新政纲领”。此书的内容等于坦率地承认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现象，并劝告读者应该认可这种现象。

　　应该说这“共和国的第三代”，即中共“太子党”的第三梯队在接班问题上，同他们的兄长相比是最不具备“合法性”的。他们在趁“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尚还可以继续“垂廉听政”的最后几年里，壹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跻身于权力高层，以免错过这历史给他们的最后壹次机会，壹方面还要拿出“自己的东西”，以弥补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先天不足”。

　　《共和国的第三代》中列出了十二条“新政纲领”，其中最主要的壹条就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绝不能再继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壹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明的壹般规律”，“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壹概排斥”。

　　书中还说：“新壹代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亘贝族化’和沟家父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决不能认为某壹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祗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定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来。”由此可见，中共“太子党”三个梯队的不同特点，除了前文所述内容而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三梯队吸收西方观念最多。换言之：即第三梯队的成员们最希望在中国大陆建立起壹个实际上类似台湾五至六十年代那样的政体，即经济上“搞活”；政治上“管死”。

　　再准确壹点说：就是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复到壹九四九年以前的程度。

　　必须承认，第三梯队成员中，有壹部份人，如习近平、邓英淘、薄熙来等由于毕竟曾同大陆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有过较长壹段时期的相儒以沫、同甘共苦的经验，所以从中真正体味出了给老百姓以更多的实际利益是维持壹个政权长期稳定之必须的道理。同时，其执政意识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广大中国大陆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心发现。

　　在中国变局中的角色

　　中共“太子党”力量的形成，远比上述介绍的要复杂，例如父亲去世后，仍还在世的母亲对他们思想、仕途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即所谓寡妇政治），以及“太子党”彼此之间的联姻关系（如叶选平之妻是中共元老吴玉章的外孙女，叶选平之妹又嫁给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方固的因素未作详细分析。相比较而言，中共“太子党”的第壹梯队虽然总体上说也是强过他们的老子，起码不会再荒唐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地步，但第壹在政策和路线上不会背离他们的老子太远，其执政意识中更多的是从维护政权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及人民幸福出发。目前江泽民和李鹏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表现，已经充份证明了这壹点。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他们中的大多数仅仅是因为年龄所限，也祗能是中共老壹代交班过程中的过渡型人物。包括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在内，到壹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都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成员是有可能在他们的老子们全部下葬之后通过否定“社会主义”，从而成为中共政权中所奉政纲最为开明的壹批领导人。如果在那个时候共产党政权还能够继续存在的话。这是他们得以保全权势的可行办法之壹。

　　但问题是，历史已注定他们是中共政权从其鼎盛时期走向衰落时期的最后壹批力挽狂澜者，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如前所述成为中共最开明的，也是最后壹批领导人，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合拍，要么随同中共这座大厦的彻底崩溃而”起覆没。

　　壹九九五年初，已经对外宣布“独立主政”的江泽民在“反腐倡廉”运动中，推出壹个首钢公司大老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祭刀，接著又逮捕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于是，新权威小试锋芒，吸引得曾经普遍轻视“江核心”的媒体纷纷对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势进行重新诠释。其中，”个有趣的话题又被提出来：江泽民与中共“太子党”的关系又将如何？

　　港台报刊随即就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或曰周冠五公子周北方涉案被捕，系江泽民向“太子党”开刀之举，预告邓小平死后可能有壹群家世显赫的“太子党”成为新权威的刀下鬼；或日“太子党”邓后不保，江泽民将与“太子党”的决裂中塑造自己的新权威形像。诚然，缺乏国君之尊严和党魁之威信的江泽民欲真想有所作为，打几只“老虎”，尤其是打几个民怨甚深的“太子党”当可立威，祗可惜中南海不是景阳岗，江核心所回对的也不是三五只老虎”。虽然对邓后之中国局势目前还不敢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又壹轮反腐败运动祗不过是壹阵风，江泽民也绝不会与“太子党”完全决裂。即使再推出几个过于张狂的“太子党”为所谓“反腐倡廉”祭刀，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太子党”的整体生态。这是中共固有的体制所决定的。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依仗父辈权势背景，在政治上获取高级职位，在经济上谋取暴利者泛指为“太子党”，但“太子党”是壹个复杂的存在，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他们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而且他们由自己也愈来愈擅于隐藏，以传统的运动方式根本不可能对“太子党”势力进行彻底清洗。

　　另壹方面，江泽民本人能获取“核心”地位，毫无疑问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底气自然不足。何况江泽民作为中共烈士之后，与李鹏、邹家华、李铁映、叶选平等人属于同质的政治基因，与更广泛的“太子党”集团属于命运共同体，政治利益、政治目标并无根本性差别和分歧。更何况至少江、李两人的子女如今已经出脱成了新”代的“太子党”。当然，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或者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江泽民取几颗不大不小的“太子党”人头来平息民怨是可能的。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有意与“太子党”决裂，恰恰是为了保全“太子党”既得在手的整体利益。

　　前文各段所分别开列出的“太子党”三个梯队的部份执政、掌军、从商成员名单足以证明中共“太子党”势力并非如壹般媒体所言在政坛消退了，而恰恰是在掘升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共权力生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父辈的死亡或对某些人产生”定影响，却根本上无损于干子党”整体势力的发展。每壹个职位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是庞大网络中的壹个点，壹个点都会带来整个网络震动、反弹。

　　“太子党”接班是中共政权走向衰亡的壹种必然趋势，但不会过急、过快，而是采取渐进、蚕食的办法，因为“太子党”中尽管不乏优秀、开明、杰出的人物，但作为整体力量难为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共政权过多地越级提拔“太子党”成员，祗会使政权内部增加矛盾，外部加剧反抗，加速其崩溃的速度，最终使“太子党”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陪葬品。

　　或许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共“太子党”中的开明分子明白了笼络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菁英的重要。近年来，中共政权”再表示吸引留学生回国和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就是明证。诸多“太子党”成员，例如陈元、王岐山、潘岳等人身边都集结了壹批平民出身的菁英，更说明“太子党”们似乎懂得了如果共产党政权还能够维持的话，贵族政治与菁英政治相结合恐怕是可行性的选择。

　　另外，中共“太子党”与港台商贾的合作程度（广度）可能超过外界想像。摘录壹九九五年九月台湾革时晚选的壹则报导即可见壹斑：

　　辜濂松在北京与太子党晤书

　　（记者陈骏逸、曾建华二十八日北京专电）参加北京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的我代表辜濂松，今天上午临时改变行程，放弃了原定参加的PECC：“资本与财务市场”小组研讨，于清晨五、六点，直奔北京郊县的“顺义国际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与大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保利集团董事长王军，以及邓小平女婿贺平会晤，并进行全天球叙，由于辜濂松行程壹改再改，近日来所进行的私人会晤，又都是中共“太子党”头号人物，其动向颇令人关注，已引起各界议论纷纷，“传话”之说不迳而走。

　　尽管辜濂松壹再向记者保证，他要见任何人，都会知会新闻媒体，但其行程却相当隐秘，不让人事先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壹再让媒体扑空，经过多方查询，才晓得他都是去和中共的“太子党”见面。

　　辜濂松日前在接受本报系记者询及，他是否将和中共高层会面时，很肯定的说，“我不会。如真有什么事，也壹定告诉诸位”，但他后来又补了壹句，“除非对方要我不要说”，显然已埋下伏笔。

　　昨天他临时赶赴人民银行，会见他的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就是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政治前景相当看好，北京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王军，则是已故中共八大老王震的儿子，而贺平的太太邓榕，更是目前中共头号人物邓小平最钟爱的二女儿。和这些人物会面，见面的安排又很隐秘，实在很难令人信服，他只是进行“礼尚往来”的简单地拜会活动。

　　王军去年以大陆高尔夫球界人士身份访问台湾时，曾到过辜濂松家中作客，是否透过这层私人关系，曾进行某种程度的传话，当时已颇令人关注，而今他们二度会面，正值两岸关系紧张之际，辜濂松可以抛下重要的会议不开，与王军、贺平会晤，难免令人联想，他是否有比开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最主要应是两种可能，第壹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第二种是实现贵族政治（以“太子党”为主要特徵）与菁英政治相结合的“蒋经国模式”，形成壹个向民主化渐进的，但为时不会太长的“后集权统治”的过渡期。

　　无论是哪种变化，有关“太子党”的戏码肯定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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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商父子兵──王震和他的儿子们

　　壹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王震在广东辞世，这个时间到将被免去其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八届全国人大召开日期仅差三天。

　　在中共所有超级政治元老中，王震同壹九九二年六月去世的李先念都是最不情愿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上起表率作用者。

　　果然天遂人愿，王震与李先念先后都实现了“死也要死在领导岗位上”的宿愿。过去，海外对王震的评价大都把他作为改革开放的对立面，送他的外号不是“左王”就是“左炮”。其实，王震其人正是中共所有政治老人中个人性格、思想观点最复杂的壹个人，而外界对他的报导和评价大都过于脸谱化了。

　　王震的名字在海内外都是如雷贯耳。邓小平王朝建立以来，他壹方面是邓小平建立经济特区，大搞改革开放的应声虫；另壹方面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炮筒子”。矛盾的表现加上对壹九八九年学生运动的壹昧主杀，使得他成为当时中共八大元老”中最招人恨的人物。

　　“痞子运动”中的敢死队长

　　说来很有讽刺意义，被中共残酷镇压下去的壹九八九年学潮中涌现出的壹批大陆民运人士的经历，同许多中共领导人打江山时期的“革命经历”特别相像。比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的经历就颇似当年靠搞学运起家，而赚得坐江山资本的中共前任领导人宋平、姚依林及现任领导乔石、任建新等；而壹度被中共逮捕下狱的“工自联”领袖韩东方的经历，则同王震早年的经历相似。

　　韩东方壹九八九年前是北京的壹名铁路工人，王震壹九二九年前是湖南的铁路工人；韩东方壹九八九年在天安门当了“工自联”常委及工人纠察队长；王震当年在长沙也是工人运动的执行委员兼纠察队长。

　　壹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壹日，长沙曾发生历史上著名的“马日事变”。

　　当时，因为共产党在湖南等地发动的“工农革命运动”（毛泽东自认是“痞子运动”壹搞得十分过火，以至乡下的绝大部份有产者和长沙城的民族工商业者都成了“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的革命对象。同时，再加上国共两党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等种种复杂政治原因，终于导致了壹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壹日的壹场政治大屠杀。

　　五月二十壹日深夜，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对共产党在长沙的各类机关突然袭击，迅速逮捕并陆续枪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壹时间，整个长沙城里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此后，由于国共合作的失败，共产党在湖南的组织和军事势力，尤其是在长沙省城的势力大大受挫。但是，对共产党人的杀戮必然导致复仇，何况从事“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原本就是共产党从俄国的娘胎里带到中国的革命本性。

　　当时，中共湖南地方省委根据其中央指示精神，于壹九二七年十壹月二十四日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十二月壹日，决定长沙暴动，计划于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但届时暴动并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十日中午，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王震在其中扮演了工人纠察队队长的角色。

　　当日晚上七时开始，中共湖南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警备司令部。但是，包括王震在内的敢死队员大都表现得不“敢死”，战斗结果仅仅是破坏了电灯公司。接著，国民政府方面调动壹个师的兵力从外地紧急增援长沙省城，共产党的这次暴动终于被镇压下去。

　　不过，失败后侥幸平安逃出长沙城的王震还是因为“对敌斗争”表现英勇而被正式接收为共产党员，并日渐为社壹上级所器重。由于他年纪轻轻就留著壹脸络腮胡子，加上性格鲁莽，所以人送名号“王胡子”。直到他的晚年，邓小平等人都还直呼他王胡子，邓小平等人的后代则称他“胡子叔叔”。

　　壹九二九年，王震担任了中共游击大队的队长兼政委，壹九三O年起任红军师政委、红六军团政委。

　　贪天之功冒领嘉名

　　到延安以后，他担任了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当时，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提出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即调部队到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搞“生产自救”。也是朱总司令亲自到南泥湾实地勘探，然后下令调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其后，朱总司令又多次到此视察督促，以南泥湾的作法带动了中共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为中共建政以后在新疆等地进行军垦屯田提供了经验。

　　壹九四二年十二月，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社论，称“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总司令名字联在壹起”。

　　但后来的中共党史上却将南泥湾与毛泽东、王震的名字联系在壹起，朱德的名字不见了。

　　在毛泽东时期，对朱德如此不公正完全是毛泽东本人暗示甚至直接指使的结果，而王震对此心知肚明，既为毛泽东打击朱德当了炮手，个人又乐得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朱总司令诞辰壹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的秘书撰写回忆文章披露此事，但这篇文章被与王震穿壹条裤子的理论左棍胡乔木压下不准发表。胡乔木虽然知道文章中说的全是事实，却表示“发了有影响，宁可向作者检讨也不能发。”由此可见，中共党史经常是任人涂抹，哪里还有可信性可言！．许光达为王震的军衔鸣不平

　　中共建政后，王震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此公最大的劣绩就是武力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的反叛。

　　当时，王震是自治区党委书记，邓力群是宣传部长。开展肃反运动中，这两人力主多杀、滥杀，并擅自逮捕壹批伊斯兰上层阿訇，把个新疆搞得人心惶惶，政局动汤，其后是因此而导致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立至今难以消除。

　　当时，中共高层眼看王震如此胡来，下令纠正，但王震自己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拒不承认错误。毛泽东壹怒之下，下令中共西北局撤销王震和邓力群在新疆的职务，调回北京。此后，改任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壹九五五年又委任以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虚衔。

　　壹九五五年，王震仅被授予上将军衔，毛泽东钦定的十个元帅十个大将都没有他。为此，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时任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曾上书毛泽东，言他自己无论资历和战功都不卓著，故对大将军衔受之有愧，难以服众。上书中还提及比如王震同志无论是资历还是战功都高过他向自己，所以建议将王震同志授予大将。

　　毛泽东给许光达回了话，大意是叫妳当妳就当，别人的事情不要管。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封王震为大将，外界不得而知。有人分析，是因为王震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没有掌握好，导致后患无穷，所以毛泽东认为他祗有“匹夫之勇”，封大将更是难服众人。

　　壹九五六年，毛泽东用王震所长，说他当年在延安南泥湾率领三五九旅开荒种地领导有方，壹句话把他捧得不知所以，乐呵呵地转业到地方当了农垦部长，壹直到“文革”开始。

　　提著老母鸡见毛泽东

　　“文革”中，王震开罪林彪壹度被下放到江西，但基本上没有受太大的冲击，无论是林彪的“九大”还是“四人帮”的“十大”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陆上有传说，王震这门“大炮”在“文革”中之所以基本上没有挨整，是因为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被所谓“左倾”路线整肃时处境特惨，没有人敢与他接触，唯有王震曾提著壹只老母鸡去看望他。

　　毛泽东为此大受感动，所以几十年后仍然念著王震的好，至少不置之于死地。

　　这类传说无从证实，或许真有其事，但更大的可能是人们的附会，甚至是王震为了给自自己脸上贴金而自编自造出来的故事就像林彪说他自己当年曾在井岗山同毛泽东会师这主样。实际上，王震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毛泽东当成敌人，壹是他从来就不是刘少奇和陈云路线上的人，第二他向来“有勇无谋”，不被毛泽东认为是什么危险人物。

　　王震是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王震都充当了急先锋。

　　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邓小平在壹次小会上提出自己退下来的愿望，在场的人祗有胡耀邦表示同意，其他人，特别是王震这样的政治老人立刻劝阻。谁都明白，祗要邓小平退下来的，其他政治老人怎么还有可能继续留在位置上？所以，就因这件事，胡耀邦成了众多政治老人的众矢之的，王震更是公开骂娘。

　　据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曾经因为与胡耀邦关系密切而受到王震残酷打击的吴江回忆：王震接替胡耀邦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后，立刻利用这壹阵地对胡耀邦大肆诋设。在壹次党校大会上，他公然破口大骂：“谁让邓小平退下来，谁就是反革命，就是‘三种人’！”然后又在大会上大声宣布：“学生上天安门，要热处理，来壹个抓壹个。

　　我们有四百万军队，怕什么？”

　　壹九八二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时，吴江在小组会上有个发言，谈关于坚持与发展毛泽东思想问题。当时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秦川闻讯即约吴江就此问题写文章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见报后，王震连夜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竟敢发表吴江的文章，妳们还要不要脑袋？”如此土匪行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祗有王震表演得出来。

　　大陆还有传说，壹九八六年底左派老人逼胡耀邦下台时，就是王震拿著老人们的联名信威逼邓小平。“六.四”后更有传说他亲山口指挥

　　了屠城的杀人部队。

　　有壹个得到了证实的传说则是：壹九八六年在逼迫胡耀邦辞职的党内生活会上，王震发言给胡耀邦列举的主要罪行是组织路线上存在严重问题，不但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徐惟诚等造反派的秀才加以重用，而且拒绝听取群众来信的批评反映。

　　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尽量不招惹王震这位邓小平从来都要让几分，地位特殊的政治元老，王震仍然对他壹百个看不惯。壹九八八年六、七月间，北京广播影视工作者苏晓康等人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河殇》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在湖北巡游的王震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其中的片断，立刻引起阶级斗争警觉。回到北京后，他下令广播电影电视部立刻将全片录影带及解说词全文调到“王办”。看完后立刻要求禁止继续播映并展开批判，但遭到赵紫阳的拒绝。

　　壹个月后，王震恰好到宁夏参加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举行的座谈会上故意把话题引到黄河上，然后便痛批《河殇》是诋设黄河、诬衅中华民族。王震还要求新闻媒体必须刊登他的这番讲话，无奈当时的《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并不买账，不但拒绝刊登他的讲话，而且继续组织对《河殇》的赞赏文章，祗有顶不住压力的宁夏日报刊登了王震讲话内容。

　　当年十月，党内连个中央委员职务都已经不是的王震，不但能够出席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而且居然能够打断赵紫阳主持的会议正常议程，突然发难，拍著桌子大喊《河殇》已经让他“不能容忍”。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赞扬《河殇》成为赵紫阳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罪状之壹，而王震目无组织原则，公然大闹党的中央全会会场的恶劣行为却被说成是“民族正义感”、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大义凛然之举。

　　当然，如果不是“六.四”事件的发生，如果还是赵紫阳继续做共产党的总书记，王震对《河殇》的发难也已经阻止不了该片在海内外继续发挥影响，更何况该播出的电视片已经播出，该出版的解说词已经上市，该发表的赞扬文章已经刊出。

　　而王震对大陆著名歌手崔健的封杀，则更厉害得多。

　　崔健在刚刚成名的时候，曾经演唱过那首在大陆几乎人人知道的《南泥湾》，内容是歌颂王震的三五九旅如何成为将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而崔健绝就绝在将这首歌用所谓“气嗓子”唱出，处理得柔婉绵软，成了所谓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歌声传到王震耳朵里，王震大怒，壹声令下，大陆所有电视台都不能出崔健的镜头，更河况播放他的演唱曲目。

　　正是由于王震这些左的表现，所以外界常常把他排在与邓小平针锋相对的陈云势力壹边。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壹贯所做所为，尤其是联系他壹九八九年以后的强硬政治态度就不难发现，王震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既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又要倡导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态度，正是邓小平所需要的。

　　虽然王震如此不得人心，但他在中共高层中却颇有人望，原因之壹就是他性格中有仗义的壹面，所以，他应该属于毛泽东在其文章中所定义的那种标准的流氓无产者。

　　邓榕盛赞“胡子叔叔”

　　“文革”中，王震对邓小平、陈毅等许多挨整的老干部不但没有落井下石，甚至还为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做了壹些好事。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回忆文章中，曾盛赞这位“胡子叔叔”在邓小平落难时不怕毛泽束和“四人帮”开罪，对邓小平壹家关怀有加。正因为这层原因，邓小平主政后，对王震壹直容忍颇多。

　　壹九七二年春，邓榕从陕西去江西看望父母后，在回陕西的途中绕道北京，想打听壹下林彪死后有什么新的政治消息。有人见到邓榕说：

　　王震要见妳。

　　邓家原来与王震并无多少交往，邓榕甚至未曾见过这位“胡子叔叔”。

　　四月三十日那天，当邓榕赶到北京北太平庄王震住处，王震急忙迎了出来，壹把握住邓榕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几年来受尽委屈的邓榕忍不住热泪盈眶。

　　据邓榕回忆：胡子叔叔详细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不要再回陕西，回江西去转告我父亲，主席对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毛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个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题，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由自此，邓榕逐渐成了王家的常客，也与王震的三个儿子王兵、王军和王之相熟。壹九九三年三月，王震在广州去世后，邓榕带著女儿前往机场迎灵。接著，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缅怀胡子叔叔〉的文章。文章中记述，每当王震与儿子们生气，祗要邓榕去劝说，王震准会露出笑容。

　　另外，邓小平二次出山后，邓榕还充当了生父与乾爹之间的传话人，每当王震对中共中央在位领导人的某项决策有意见时，便要求邓榕转告邓小平出面制止。比如取消所谓“生产建设兵团”的事情，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作主的。曾经领导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王震听说此事，如丧考妣。刚巧此时邓榕与贺平从中共驻美大使馆回国休假去看望王震，王震立刻要求邓榕向邓小平转达山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改成建制地保留至今。

　　如果说王震当初就觉察将来的天下属于邓小平，那么说明这个大老粗的政治眼光敏锐；如果说王震完全是出于拔刀相助，那么说明他确实有豪情侠胆。但无论如何，这是导致后来王震得宠于邓小平最重要的原因。

　　中共高层中流传著许多关于王震在“文革”中如何利用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微妙地位，设法帮助壹些正在挨整的老干部和他们家属的故事。

　　比如“四人帮”在整叶剑英的过程中，曾把他的女儿叶向真及其当时的丈夫刘诗昆也投入监狱，同时还把他们的壹个上了岁数的保姆也抓了起来。有人找到王震请他救救那位无辜的老太太，于是王震就找毛泽东说自己缺壹个保姆，但他看中的这个人现在却在监狱里。于是毛泽东果真就批示放人。

　　壹九七四年，胡耀邦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为还没有被启用，所以对仍留在干校的部下伍绍祖（“文革”前的全国学联主席，胡耀邦的爱将）爱莫能助。于是胡耀邦鼓动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去找王震想办法。

　　熊天荆也是中共元老人物，丈夫伍云甫六九年病逝后祗能与独子相依为命，处境颇为凄惨。她找到王震后，王震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言由自己眼下急需壹个秘书，而这个秘书既要有文化，又要出身好，所以祗能像伍绍祖这样的人担任最合适。于是，伍绍祖果真就回到北京到王震身边当了秘书。

　　壹九七五年王震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与积极支持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两人联络颇多。

　　在壹次交谈中，王震对邓小平推荐说：我手下有壹个秘书，有德有才，但现在却不能被重用，壹直在我那里管管文件什么的。这简直就是人才浪费。当邓小平问到此人适合干什么的时候，王震信口说道：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就是科技，当然应该管管科技什么的。于是，伍绍祖进了国防科工委。

　　“文革”中，王震仍然享受著中共高干的(特供)待遇。由于各种物资奇缺，对中共高干的这种“特供”也是要限量的，比如中华烟每月祗限六条。王震本人不抽烟，所以“文革”前这每月六条烟都是他的儿子们享受。但“文革”中王震却命令儿子们每月省出壹条来，给几位因为被打倒而被中止“特供”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荣毅仁当时就是受益者之壹。

　　从那时起，荣毅仁与王震两家关系就壹直非常密切，这同改革开放以后王震的儿子入主荣毅仁的公司不无关系。

　　从中共公开的文字材料中看，王震在“文革”时期对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及他们家庭成员所做的帮助甚至是当时位高权重的周恩来所没有做到的，邓小平复出后当然对王震十分感恩。这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王震能够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要原因。

　　壹九七八年，邓小平掌握中共实际领导权后，提出让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徵询胡耀邦意见时，胡表示王震的个人作风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考虑到中央决策机构的严肃性，此人不宜进决策层。再者，当时在世的许多军队元老都比王震军衔高，好几个大将都还在世，这样安排恐怕不太合适。但邓小平坚持这样安排，胡耀邦当然被王震恨之入骨。壹九八五年，王震在政治局内不再占有位置，又被邓小平安排了壹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壹九八八年，王震同意不在党内继续任职，却向邓小平伸手要了壹个体面风光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直到去世。

　　王震不懂什么就喜欢什么

　　王震其人没有任何学历，十四岁即当了铁路工人，所以自命“老粗”。

　　但中共的宣传材料大都说，他在“革命队伍”里却对文化人颇为敬重，他本人也由自称是“知识分子的朋友”。

　　王震的妻子王季青早年是燕京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中共建政后曾在北京的壹所重点中学里当校长，后来在高教部任职。

　　王震国共内战时的秘书郭小川，是大陆后来著名的诗人，此人壹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因为王震做了工作，才没有被整得更惨。

　　大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旅居纽约的艾端午曾在壹篇文章中写道：中共保守派军头王震，过去壹度结交文人，附庸风雅，父亲艾青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受到王震的照顾。事实上王震结交党内文人，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还是出于毛泽东专用三农分子控制知识分子的需要。在延安的时候，王震在所有“粗人”中，最为关心党内政治动态，对毛泽东这样的山沟里的知识分子与王明那样的吃过洋面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十分敏感，对从大城市投奔延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壹百个看不惯。四十年代初中共搞所谓的“延安整风”时，正是王震首先在“鸣放”的墙报上看出了王实味的文章有“反党”气息并及时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壹九四二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命令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开展批判，并对其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当时此事轰动延安，这对后来整风运动发展成“审干”运动有直接影响。

　　据吴江著作中的描述，王震因为挖出了王实味而受到毛泽东的器重，竟被委任为“文艺界整风学习小组组长”。王以自己没有文化而表示了壹番谦虚，毛泽东则意味深长地说：“我就是要妳这个文化不高和文化人打交道”。吴江认为，这种现象透露出历史上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阴暗的壹面，可谓壹针见血。

　　从那以后，王震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理论，却对共产党内的理论工作者颇为友好，当然是指邓力群、胡乔木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他们的思想前提首先必须是无限忠于共产党，其次要符合王震个人的口味。正因为如此，王震在邓小平时代成了中共左派理论家（如邓力群等人）和左派文人（如贺敬之和他的妻子柯岩）最有力的后台。

　　左派理论家及左派文人们之所以把邓小平都不放在眼里，之所以架空了壹度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与其说是后面有陈云的支持，还不如说是仗著王震在邓小平那里的特殊地位。祗要王震保他们，邓小平就奈何他们不得。

　　壹九九O年六月，贺敬之命令属下马畏安在中国文化报上向李瑞环发动攻击，发表了〈全党应服从中央〉的社论和中央领导关于意识形态的指示，故意不收李瑞环的内容。李瑞环知道后大为光火，在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文化部有人无法无天，江总书记和李总理均装傻充楞，没有个明朗的态度。于是，李瑞环又上报邓小平处要求讨个“公道”。邓小平十分生气，说“这是政治性事件”，表示支持李瑞环追查。于是，李瑞环命令贺敬之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书面检查交出。

　　贺敬之接到李瑞环的“最后通牒”即找到王震和李先念，寻求支持。

　　王震当即表态：《中国文化报》壹点错没有，如果谁敢说有错，“让他来找我”。李先念则说，没有他李瑞环的语录有什么不行？我李先念还从来没有发表过语录呢。

　　贺敬之取得两个老人明确表态支持后，更不把李瑞环放在眼里。李瑞环没有办法，祗好再次向邓小平求救，邓大人那里却没了下文。

　　自此，李瑞环像个霜打了的茄子壹样，足足拈了有半年之久。至于事后海外报刊报导李瑞环派驻工作组进入《中国文化报》，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很可能是人们出于对左派们的憎恶而附会出来的。

　　没有文化偏偏爱“关心”教育

　　王震还有壹个与他的出身和经历相矛盾的特点，就是爱往教育界凑。

　　他既无理论又无文化，却担任过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其实，他除了对共产党的理论教育感兴趣，对大陆的普通教育也常常插手。至去世之前他还兼任著全国中小学教师基金会的名誉主席职务。大陆每每有什么“教师节”、教育表彰大会之类的活动，他总是少不了出席的。教育界的左王何东昌之流同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因为时常插手教育界，所以王震非常喜欢在学校里露面，如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北京四中等校开校友会时，他非常喜欢以学生家长（爷爷辈）的身份被校方请去。壹九八六年四中校庆时，王震正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被师生们观瞻，会场上突然有人喊了声“方励之来了”（方是四中校友），于是，许多人都纷纷前去请“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签名，会场秩序大乱。气得王震在主席台上用拐杖把地板戳得乱响，大叫“这像什么话！”

　　王震还有壹个令外人难以相信的特点，就是生平喜爱读书，而且还专门能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曾经在大陆出版后引起强烈争议的军史小说《雪白血红》，就是王震读完后“及时发现了其中的严重问题”，大骂作者张正隆良、心大大的坏了。

　　王震最早主张“两手硬”

　　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共在清算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错误时，指责他们是抓物质文明的壹手硬，抓精神文明的”手软。

　　从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成了党的政策的通俗解释。其实，这所谓的“两手硬”政策是王震首先提倡的。在经济改革方面，王震实际上是较早支持邓小平主张的党内元老。

　　壹九八壹年王震衣锦还乡时，曾对家乡父老透露他早在壹九六二年就主张包产到户，“不过挨了壹顿批”。

　　查遍有关中共公开资料，还没有找到关于王震因为壹九六二年主张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批判的确实记载。不过，壹九七九年的时候，王震就以国务院副总理的名义带领国务院数名部长前往深圳蛇口考察，研究开发蛇口经济特区的工作。

　　壹九八四年，王震又与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并建议要进壹步解放思想，加快对经济特区的开发和建设。

　　相比而言，当时所谓中共“八大政治元老”中的陈云、彭真、李先念、宋任穷等就从来没有像他这样如此肯定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的经济特区。还有壹个外界鲜为人知的事例是：从壹九八九年初开始被壹些政协委员指责为“丧权辱国”、“开门缉盗”的海南省洋浦开发方案，正是时任海南省省委书记许士杰通过王震直送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王震在许士杰等人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联名上书前面指示日：“洋浦地区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由日本熊谷组承包，完全可行。谨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洋浦地区以租让土地形式吸引外商开放壹事早已获得批准，当时壹些争论的内幕随之曝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中共现在所公开批露的材料看，壹九八九年初最早支持洋浦租让国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竟是王震和田纪云。而前者从来都是被认作中共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后者则被公认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就在如此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甚至带头支持“出卖国家主权”的同时，王震又是中共意识形态方面极左势力的带头人。无论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还是“六四”镇压，他从来都是充当摇旗呐喊的急先锋角色。王震支持改革开放由自有他的壹套“理论”。他认为：实际上，对外开放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就确定下来的壹项国策。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在立硎十大关系〉壹文中即提出：外国资产阶级的壹切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也提出过引进必须的设备和技术，通过租让和借款吸收外资，用以建立起大生产的基础。

　　有人说，王震支持建设特区是因为他的儿子在经商中得了好处。但如此说来，中共另几个元老中，除李先念的子女外，每个人的子女都有醉心于商品经济的，但他们对商品经济却从来都是没有褒词的。

　　王震的“绝情”

　　王震生活作风的腐化、堕落，在海外早有各种报导，如香港耋选月刊曾在壹九九O年二月号，披露大陆新疆的天山脚下建有豪华的王震别墅”；《当代》壹九九O年六月号也报导王震在珠海的石景山庄（邓小平壹九九二年惊蛰前后巡幸珠海时也在此下榻）挥霍的故事。

　　还有壹则报导说，王震曾批准贺敬之的儿子贺小雷在新疆天山脚下的五家渠镇建了壹个跑马场，因为游客太少，无钱可赚，这位贺小雷于是又跑回北京，由王震批准在亚运村附近新建了壹个所谓“迎亚运”跑马场。王震如此关心这个贺公子，除了与贺敬之的关系，更主要的还因为贺敬之的老婆柯岩认王震做了乾爹，并壹度住在王家为王震写传。然后，笔者在搜集王震其人的有关材料时，也有幸看到大陆吉林出版社和北京华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晚年纪事》、《将帅轶事》两本书，且书中有不少笔墨是吹捧王震为革命事业杜绝亲情的故事。

　　据书中记载，王震在其家中是长子，弟妹均在乡下务农。王震当了解放军的将军之后，弟妹自然也可以沾点光。弟弟王余美想建壹栋房子，写信向王震要点钱，王震的回信内容竟是：“妳定要我拿钱，我写信给农会，发动农民斗争妳。”王余美有个女儿叫王辉，曾通过王震的部下将户口迁入北京，被王震发现后，立即命令“遣送原籍会田农民”。壹次王震回湖南浏阳家乡，发现弟弟竟养有二十多只鸭，于是他在区公所社员代表会上发起批斗会，并命令当地干部没收他弟弟所有的鸭子并处以罚款。

　　王震的大弟弟的长子叫王井，高中毕业后要求王震给介绍个工作，被王震壹口拒绝；王震的二妹有壹儿壹女，五十年代找到新疆，王震便把他们留在新疆石河子农垦区当农工。我们暂且不怀疑上述故事的真实性，但即使如此，王震其人也绝不是个“廉洁型”的中共干部。据吴江在其著作中揭露，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王震的名言就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得坐天下”，对某此再权毫不相让。

　　笔者壹九八九年初在深圳时，曾亲耳听到王震训斥企图审查他儿子经商问题的当地政要，之怒气冲冲地威胁说：“妳们知道不知道，老子的儿子当过兵，文革中坐过牢，妳们也敢？”

　　另外，王震的官僚特权不但福及儿女，而且孙子辈们也同样跟著沾光。

　　比如他的孙女王京京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壹九八六年曾随学校组织的军训大队去河北石家庄陆军学院参加军事训练。训练日程快结束时，该学院领导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专线电话，命令他们在通知王京京军训结束后不要返回北京，由陆军学院派汽车直接送往北戴河，因为她的爷爷，首长王震同志正在北戴河避暑。

　　此事由陆军学院领导转告北京师范大学军训带队教师后，几位教师居然没有买王震的账，告诉陆军学院领导说：我们带来多少学生就要如数带回北京多少。他们到北京后就放假，到那个时候，不用说去北戴河，跟著他爷爷出国我们也管不了。但现在不行。必须跟别的大学生壹样坐硬席火车回北京。

　　陆军学院的领导当时吓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他们戎马半生，从来就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还是直接来自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北师大的知识分子却不吃这壹套。所以也难怪王震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气。

　　王震有几个子女

　　海外的传媒壹般都报导王震有三子壹女，三子分别为王军、王兵、王之，女名王家（壹说王泉）。台湾出版的《中共人名录》壹室自中也说到“王震有女儿王家，文革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

　　实际上，王震祗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当过王震秘书的伍绍祖在对外解释自不是王震女婿时曾说过：“王震没有女儿”。邓小平女儿邓榕在回忆王震的文章中也提到王震没有女儿，所以她便自告奋勇到王家当了“女儿”。

　　另外，笔者采访到的曾与王震子女过从甚密者也肯定说王震没有女儿。

　　至于王家或许是前文提到的被王震安排在石河子农垦兵团工作的侄子或养女之类。

　　另外，海外亦有报导说王震有壹女儿叫王京，笔者认为这或许是他的孙女王京京之误。公正地讲，王京京是个很老实、本份的女孩子，在大学期间学习用功，而且少有高干子女的狂效之气。但就是因为他的爷爷在壹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主杀，所以在同学中间非常受气，没有办法祗好中途退学。

　　王震还有壹个孙子，中学时即到了加拿大，英语学成后现已到美国读大学本科。这个孩子的父亲王军，经常利用做生意的机会到加拿大和美国去看望他。

　　王家两个儿子军商合壹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长子王军壹样都在军队任职，然后又先后进中信公司任职，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时，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壹度任过副董事长。不过，王兵、王军二人都是军商合壹，虽然脱下军装换西装，但军籍并未退掉。到壹九九五年时，王兵已经是大校军衔，王军的军衔据传比王兵要高。如果按职务排座次的话，理应如此。

　　中共元老子女中像王家子弟这样保持多重身份的还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和女儿杨李、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涯等等。北京也有传说陈云的小儿子陈方壹面在挂在宋庆龄基金会名下的公司经商，壹面也还保有海军军籍，但这壹传说暂还未获证实。

　　壹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和深圳通发实业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壹个中国海洋直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该公司刚刚成立时，在深圳四川大厦十四楼挂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叫马相持。不久王兵则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据说曾有美国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和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合资，但因为找油的希望不大或成本过高，收回了投资。王兵所领导的直升机公司，表面上是发展旅游事业，如开办直升机观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动，但收益甚差。直升机公司真正的发财门路还是做买卖。

　　中国大陆曾有壹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据说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军火贸易。

　　在深圳，早就有这方面的传闻，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兵胆大包天为所欲为

　　王震死后，照理王兵在深圳的作为应该有所收敛，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竟然在壹九九五年六月，为追讨债务公开指挥了壹场深圳持枪绑架案，壹时间成为香港媒体的主要追踪报导对象。

　　壹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显旋，在深圳香蜜湖高尔夫球场被王兵等人持枪公开绑架。

　　此事发生后，惊动深圳当局和中共高层。在深圳当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陈氏才从蛇口南山区的软禁地点被释放回家。

　　事后，大批港澳台媒体对这个所谓“六．二四”绑架案“极尽全力追踪报导，对此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调查：

　　被害人陈显旋时年四十余岁，比王兵小许多。他是中共另壹元老乌兰夫的孙女乌辽娜的丈夫，八十年代、初曾任深圳原野公司董事长彭建东的司机，在此期间结识了邓小平弟弟的女儿丁芄。

　　王兵进入中海直担任副总经理期间，陈氏即时另攀高枝，跳槽至中海直当了王兵的司机。不久，因为服侍王兵得体，深得信任，被委任为中海直下属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经理。此后，王兵显然是没有经过自己公司的上级股东同意，擅自决定向陈显旋拨出大笔公款供其经营，没

　　想到陈显旋壹亏再亏，最后乾脆赖张不还。王兵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为首的六家上级股份公司的压力下，壹再向陈显旋追讨债务。

　　据《前哨》杂志壹九九五年八月号报导，王兵与陈显旋的债务纠纷始于九十年代初期。当时，陈氏在新星公司亏空了款项的情况下，却又与深圳市政府当局合资成立了”问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更令王丘壹忍无可忍。而东辉公司的董事长是叶选平妻子吴小兰，陈显旋以漯驸马”的身份和叶家的后台为双重背景，开始对王兵态度傲慢，出言不逊，令王兵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又因为当时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秦文彩坚持追回陈显旋的欠款，王兵便代表“中海直”于壹九九”年三月正式向北京检察机关举报。当年六月，陈氏即被深圳南头公安分局以贪污罪名拘留审查。但过了壹天，壹个叫李桁的东辉公司董事即给深圳市公安局长梁达钧打电话，梁氏大惊失色，立刻下令下属公安分局的壹名处长担保陈显旋获释。

　　《箭哨》杂志的报导文章认为：中共公安部门的高级干部为本部门的嫌犯担保外出，在公安部门没有先例，陈显旋从此更加气焰高涨，认为靠山够硬。

　　当时，吴小兰挂名东辉公司董事长，在深圳市祗是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愿的副手。而东辉公司董事李桁却是李愿的爱女。试想，当时吴小兰的丈夫叶选平是广东省省长，李预主掌深圳特区，在此之前则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在高层的关系盘根错节。另外，李桁当时的丈夫是中共元老、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爱子刘会远，是国家安全部驻深圳站的负责人，据说连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都对他忍让三分。整个东辉公司就是这样”种复杂的背景，深圳市公安局怎敢对陈显旋下手？

　　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东辉公司背后这些盘根错节的家族背景也逐渐在起变化，先是刘会远与李桁离婚，同时李愿又被免去广东和深圳的所有职务，调北京任全国人大常委，表面上由副省部级升为正省部级待遇，却失去了在深圳当土皇帝的所有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王兵显然是认为时机已到，乾脆对陈显旋玩起了黑道手法。

　　邓榕曾扬言为王家两肋插刀

　　轰动壹时的深圳“六．二四”绑架案，被海外媒体沸沸扬扬地狂炒了几个月后逐渐消音。而中共高层和军方对王兵的处理似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趋势即使因此给王兵壹个内部处份，中共高层也绝对因至丑不可外扬”而不准对外声张。但是，邓小平壹家在此事件发生前后所公开宣称的邓、王家族“壹损俱损，壹荣俱荣”，也已经决定了江泽民也好，深圳地方当局也好，都不大敢在邓小平去世之前惹恼王震家族。

　　王兵在深圳无法无天、公然为匪的恶劣行径，虽然被中共严禁在国内媒体上加以报导和评价，但现代社会的传播手段仍令此事在北京政、军、商各界不迳而走。而党内人士评论此事时，无不认为王兵之所以较壹般高干子女更加不知收敛，如此公然做出给上共产党政权拆台的罪行，与其说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余威，不如说是凭藉仍还在世的邓小平淫威更准确。王家后代如今表现出比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十倍的骄狂、百倍的专横，应该说与邓家上下，特别是邓三公主邓榕，对王震及王家子女的公然吹捧有直接关系。“六．二四”事件发生时，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邓小平女儿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二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刺眼地刊登在壹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

　　当时，外界对此文有过报导却无深刻分析，中共内部却不乏有识之士对此引起强烈的警惕。壹位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人士私下对此文表示了十分的不满，壹针见血地指出：邓毛毛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死去的王震本人树碑立传，不如说是为活著的王震子女铺路搭桥。

　　仔细分析邓榕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实如此。她在文章里将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剑客”，说王兵、王军、王之三人而个有胆有识，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所以，王兵公然在深圳绑架商场对头的消息传到北京，这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立刻讽刺说：正如邓榕文章中所说，王震之子确实有“胆”，而且已经胆子大到公然为匪的地步了。

　　在邓榕的整篇回忆文章里，虽然许多赞美之处的描述都不大合于中国大陆人的阅读习惯，比如胡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之类，但相比于大多数中共官方的人物回忆文章，还是不乏有细节描写上“生动”和“生活化”的壹面。比如王军向邓榕表功的壹段描写。王军在邓小平二次复出前夜，曾对邓榕开玩笑说：“我们这么样冒著风险为妳爸爸通风报信，等妳爸爸出来后，我们也得要个壹官半职的呀。”

　　邓榕回家向父亲转述，邓小平笑著说：“可以，可以，现在要什么都可以。”

　　后来，王震果然进了中央政治局，日后又捞上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副主席等职务，赖在党、政高位上壹直到死。而他的三个儿子则个个在大陆商海里如鱼得水。

　　邓榕的文章细节上的生动确实没得说，同时这种描述客观上也绝对起了为王家三公子扬名，及对外宣称邓、王两家关系“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们的父亲死去后仍能势力不减，邓榕已经把邓家，特别是她本人与王家的关系之“铁”，赤裸裸地跃然纸上。

　　在文章中毫不隐晦地说：“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无话不谈、无事不商，困难之时甚至可以两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江泽民岂敢对王家轻易下手

　　众所周知，共产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几十年来的习惯行为准则，从来是要把“身行恶”置于“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党内的“帮规”更是要以“原则”、“党性”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汇包装其抬面之下的拉帮结派和尔虞我诈。而邓榕、王兵这壹代比他们老子的最大“进步”，就在于已经完全撕破了那层遮羞的面纱，毫无顾忌地用“两肋插刀”这样的帮会、黑社会语言对外昭示其利益集团内部之间的“同荣辱，共进退”的“莫逆”关系。

　　仅仅基于邓榕在党报上公开表示誓为王家“两肋插刀”，人们在王兵犯案后关于“江泽民无可奈何”的传闻应该说不是无根无据。

　　在邓榕文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了王震家有难事时就会向邓家求援王军主持中国最大的公司

　　王震的长子王军，长期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第壹副总经理，早已经是副部级干部，壹但他从入主中信公司开始，其实际权力就远在壹般副部长之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身份很有几分神秘化。而到了壹九九三年荣毅仁接任王震的国家副主席职务后，整个中信公司从名到实都已经是王军的独家天下。

　　要试图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先要探讨壹下中信公司本身与中共情治系统的关系。壹般人祗知道中信公司是中国大陆三大“皇亲国戚”云集的公司（另外两家是王光英的光大实业公司和已经被查封的邓朴方的康华发展公司）之壹，而较少注意它还有更复杂的背景。

　　其实查壹下中信公司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壹点。该公司在创办初期，荣毅仁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则是由中共总参二部（中共军队的情报系统）副部长熊向辉出任。熊向辉是中共早期的高级情报人员，曾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

　　壹九九壹年，熊向辉在文民日艺上撰文回忆自己当年的地下生活，台湾也出版了轰动壹时的《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主人翁即是熊向辉），到此，熊向辉的大名才扬飞海外。另外，中信公司初期在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米国钧，公开身份虽然是当过中共驻外大使，但真实身份也是总参二部系统的人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中信公司的实权，控制在中共军队手中。

　　也就是这种背景，使曾参过军，文革中坐过牢的王军，自总参调到中信公司后晋升很快，他先是中信公司业务部经理兼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很快升为总公司的副总经理，然后又是第壹副总经理兼中信深圳公司董事长。

　　王军本人是否情治系统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与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之夫）、马万琪之子马有桓（荣毅仁女儿荣智婉的丈夫）、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等人卷入军火贸易的传闻不断出现在海外报刊上。

　　中信在清查运动中未受冲击

　　中共在壹九八八年开始的整顿经济措施、清查公司的运动中，民愤最大的康华公司受冲击最大，以至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乾脆被彻底查封。中信公司却在这次清查中轻易过了关。用王军的话说：清查的对象是整顿那些政企不分，以官营私的“官办公司”，中信不属于这壹类，它壹开始就是壹个经济企业。中信并不属于外间所传的所谓被中央调查清理的对象。因为中信公司直属国务院，在整顿经济措施的过程中，它祗是被要求对本身的投资项目做适当的调整。

　　当时，王军虽然是中信总公司的第壹副总经理，但熟知内幕的人都说，他亲任董事长的中信深圳公司才真正是他的私家店，别号为“深圳王家铺子”。

　　壹九八六年，正值深圳特区发展处于低潮之际，王军率领多名骨干深入该特区进行考察，当时即拍板决定就趁这个时候在这里开办子公司。

　　当时深圳壹家土地开发公司刚刚建成壹栋高层住宅楼宇，却无人问津，王军趁机低价买进。不久，王军到了香港，根据香港房地产业从来都是看涨不看落的经验，再次派人去深圳搞调查，然后抛出三千万元买了三栋厂房。这先后两次炒房共花了六千万元，吓坏了深圳众多公司，认为王军此举近乎疯狂。但时间不长，深圳的房地产果然爆涨，王军趁机又把所买到的房子出租，每年的租金就达壹千万。

　　由此看来，王军其人还是颇有经营头脑的。他的公司对外宣传的材料中说：中信深圳公司是中信集团在经济特区组建的第壹个直属全资子公司。致力于在各行业以独资、合资、合作，三来壹补等诸多形式投资建厂、兴办外向型企业，在机械、电子、原材料、壹手设备、五金矿产、有色金属、建材、粮油食品、水产、土畜、轻纺、化工、医药等产品方面广泛开发进出口巴贸易。经销中信系统各企业产品并代理进口设备、原材料。同时还开发新技术应用、房产租赁、咨询服务等多项业务。

　　当时王军在深圳的公司到底拥有多少资产未见有公开的材料，但该公司宣称在深圳市拥有办公楼、高级别墅、公寓、厂房、配套宿舍十多万平方米，可见王军的生意规模之大。据壹位同样从事贸易的中共高干子弟说，王军不太愿意与外界，甚至壹般高干子女打交道。有壹次他曾为壹桩生意的事情找过王军，但王军爱理不理，反应非常冷淡。

　　王家要什么，老邓给什么

　　至于邓榕说的王家三公子“在朋友中口碑甚佳”，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朋友”的范围。而在普通百姓中间，甚至在壹些父母官位不如邓小平、王震之流的“次高干子女”眼中，至少王兵、王军二人的口碑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的。

　　有在中信公司任职的壹位高干子女”讲过”个小细节，足以证明王军的专横、霸道和目中无人。王军在中信公司担任荣毅仁副手时，祗有他敢随便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荣老板的专用车位。而每当荣老板见此情景时，、心里怎么想，无人知晓，表面上却要表现出壹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大度和轻松，仅能用壹句这小子……”在部下西前掩饰且壹满脸的无奈和尴尬。

　　荣毅仁如此忍受王军的专横和骄蛮，除了看在王震“文革”中确实曾对他有恩的面子上之外，或许还有更深壹层的原因。

　　也正如邓榕所描述的，邓小平对王震壹家确实是到了“要什么都可以”的地步。当初王震表面上是带头响应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号召，“主动”从政治局委员职位上请辞，但却向邓小平换得了壹个国家副主席的头衔，政治身份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序上的“二级”跃升为“壹级”。

　　再到后来，王震在弥留之际同意把国家副主席职位让给“民主人士”荣毅仁，条件却是把荣毅仁在中信公司的职位传给王家的二公子王军。

　　如此公然的权钱、钱权交易，身为总书记的江泽民虽然、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王震要的东西，邓小平曾不惜以否定前任党的主席的办法给以满足，如今他江泽民怎敢怠慢？

　　于是，荣大老板的政治地位由三级”跃为“壹级”（原来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家二公子王军的经济地位则由中国第壹大公司的副职升为正职。至于王家大公子王兵的公司实力无疑也跟著王军的地位朝上走。

　　到壹九九五年，王军在中信公司的总经理职位也已经坐得没有意思。

　　于是，挂名中信集团董事长的魏鸣壹很知趣地”再向国务院打报告请辞。当年五月三日，中信集团召开记者会，宣布魏鸣壹退位，王军接任董事长职务。此时的中信集团已经在全球各地拥有三十八家子公司，总资产超过人民币壹千三百六十亿元，固定资产超过八百三十亿元，继续保持中国大陆最大的跨国中资机构的地位。

　　长城总裁王之

　　对于王震的后人，外界鲜有报导的是王之，而不是王直。其实，王之其人是中共树立的标兵式人物，早在壹九八九年壹月二十三日中共的光明日报，就在壹版的显著地位对他做过详细的报导，祗是外界不太知道他是王震的公子而已。

　　王之壹九四二年生，壹九六五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原来曾在中共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局任过处长、副局长等职务。该局权限较大，负责制定全国计算机行业和软件行业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与措施，以及规章制度，并提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行业技术、质量、标准的制定、审定工作，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行业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科研、科技攻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军品型号研制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应用，协调、解决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组织重大科技成果监定、定型、评选和推广，参与质量评优工作；发放生产许可证．！负责全国计算机行业新建项目、重大技改项目、技术引进和出口项目的审检；参与计算机的进口审查；负责计算机对外技术使用及政府间使用的有关事宜；负责组织计算机产品及其系统的推广应用等等。

　　所以，在计算机局为政的壹段时间，肯定为王之随后弃政从商奠定了实力基础。

　　靠“长城模式”成了大陆计算机业霸主

　　据报导，王之为了实现大陆的“计算机国产化”而弃政从商，组建了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自此，他创造出了所谓“长城模式”，使他的公司几年间即成为垄断大陆微机行业的壹方霸主。

　　壹九八四年，王之收罗”批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分别送他们到香港和日本去开发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新微机。半年之后，这些人拿出了著名的长城＊鼹：自微机。这种微机通过部级监定时，专家们认为有九个方面优于当时国际主流机美国的IBM微机。这就实现了所谓“长城模式”的第壹步，“自主开发”。

　　实现了这壹步后，王之苦于没有资金建厂生产，于是他决定向自已承担风险，从有关部门贷款三百万元，向国外购买了所需的元件、零部件，然后分发给从大陆计算机行业优选出的厂家进行生产。这是“长城模式”的第二步！“委托加工”

　　在委托加工过程中，王之又搞出了代理销售的办法，即向“委托加工”的厂家让利百分之七十，使生产单位同时把维修和售后服务也承担起来，以此吸引顾客。这样，就大大加快了长城微机在大陆推广应用的步伐，据说到八九年底就已经生产了七万台，不但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将其中壹部份销往国外。

　　壹九八七年，长城又开发出了更有竞争能力的长城蠹“微机，投入市场。

　　由此可见，王之确是壹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目前，他的长城集团公司已有五个系统，十余个新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

　　发财以后，王之野心更大，壹九八七年开始在深圳投资办厂，大搞“外向型”。不到壹年的时间，他的深圳工厂建成，形成了年产主机五万台、显示器十万台，机组构件十五万套的生产规模，稳居大陆第壹。

　　王之的长城计算机公司在深圳的分公司有壹座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取名“长城大厦”。该建筑数座楼房连体，建筑风格别致，长城的人号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连体楼房建筑。由此看来，王震的三个儿子都在利用特区赚钱，这就是王震、也是许多中共老干部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特区，怀有壹种既觉得它对自己有利，又觉得它对共产党政权本身有害的矛盾、心理所在。

　　特区是邓家天下王家党

　　邓榕在其文章中称颂说：因为“有人非议特区，他当然不干！”于是，王震成了开创特区的“排头兵、先锋队”，邓小平视察特区，王震“壹马当先，陪同前去”，“壹路为特区正名，壹路为特区呐喊。”“在创建特区的那壹刻起，胡子叔叔的脚步就走到了那里。在胡子叔叔的生命的最后壹刻，他最终地把他的脚步、水远地停留在了那里。”

　　由此可见，中国的特区完全就是他们“邓家天下王家党”。邓小平的侄女可以在那里公然行骗，横徵暴敛；王震的儿子可以在那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

　　正如邓榕所说：王震“对于特区，对于深圳，对于珠海，对于广东，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于是乎，王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那里毫无节制地发泄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感情”。邓、王两家后代在特区的所有的壹切疯狂举动，似乎都可以从邓榕的文章中找到解释：特区是我们邓、王两家的老头子下令和支持搞起来的，我们两家的后代当然可以在此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天经地义。

　　有人壹针见血地形容，中共高层目前面临著两个层面的“众怒难犯”，壹个层面是老百姓对共产党各级官场上的贪污腐败盛行之愤怒，已经到了随时“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地步；另壹层面是各级官场上的腐败官员、恶势力家族早已在共产党内形成壹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牵壹发而动全身。而这第二个层面的“众怒难犯”，又以邓、王两大势力家族的结盟最为典型。

　　从这个角度分析，江泽民如果不敢在王兵绑架案问题上施以重罚，今后所谓“反腐救党”的口号恐怕他自己也喊不出来了。但是，壹旦下决、心对王兵进行处置，邓家的反弹会到什么地步？邓三公主是否会把“两肋插刀”的毒誓兑现？”想到此，江泽民恐怕就会背脊发凉。

　　到临去世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王震基本上是坐镇广东，无论治病、疗养，还是游山玩水。最终竟是死在广州市壹家军区医院的病床上。

　　如此偏爱广东，到底是要为特区政策拼老命呐喊助威，还是特意留在那里为三个儿子的经商事业坐镇撑腰？当然，平心而论，这三个公子中，王之的非议最少，生意路子也比较正，所以也最不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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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转民”任体委主任伍云甫和他的儿子伍绍祖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伍绍祖就被认为是壹位既有组织工作能力，又有宣传鼓动能力，而且被其属下评价为作风清廉的大陆政治新星，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他仍在原地踏步。壹九八八年，伍绍祖仅凭十三年的军旅经历获授少将军衔。但就在同年十二月，突然被免去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政委职务，调任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虽然这在表面上属于平级调动，熟知中共政情的人都明白，国防科工委是壹个非同小可的部门，而国家体委则祗是表面风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伍绍祖被调离实权部门呢？有”种解释是“邓小平不喜欢他”。至于到底是否真是这么回事，伍绍祖本人也祗能以苦笑回答朋友们好奇的询问。也有人开玩笑说，伍绍祖在国防科工委任职期间主抓“军转民”项目成绩突出，所以他本人也被“军转民”了。

　　同大多数中共高干子女壹样，伍绍祖的履历上“家庭出身””栏里填写的是“革命干部”。外界曾有传说他是中共元老伍修权（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前国家副主席王震的女婿。

　　伍绍祖啼笑皆非地解释：“伍修权是湖北人，我是湖南人；而王震祗有儿子，没有女儿。”

　　其实，伍绍祖的父亲是伍云甫，也是中共元老之壹，三十年代官至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建国后最高职务反而祗达副部级。

　　伍云甫的密友，与他长年在中共倩报系统共事的老搭档，后来又成为伍绍祖的老泰山的曾三，在中共建国后也没有大受重用，只担任过十余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及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长等职务。

　　六十年代末，伍、曾两家联姻，曾三的女儿曾晓前嫁给伍绍祖后生了两个儿子，现均已成年。

　　伍绍祖的姑姑伍若兰，壹九二八年在湘南参加暴动后与朱德结婚，壹九三O年战死。也因此朱德曾经想收伍绍祖为养子。

　　伍云甫是中共情报系统干将

　　伍云甫原籍是湖南耒阳。家乡出过最有名的人物可能就是造纸术发明人蔡伦了。

　　伍云甫的父亲如春曾经在湖南第壹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不过并未追随毛泽东闹革命，而是回到耒阳当了壹名教师，不过这样倒使他的儿子少年受过壹段正规教育。伍云甫十几岁时就投身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壹九二三年加入青年团，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壹九二七年，伍云甫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次年又参加了湘南暴动。后来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与李强（八十年代曾任外贸部部长）、曾三同为中共地下电讯网络的创建者。

　　三十年代初。周恩来曾派伍云甫到上海，找地下工作者李强，安排与曾三壹起学习无线电技术，准备设立中共的秘密电台。八十年代出版的大陆秀代的报童杂志中，曾有壹篇文章介绍他们当时从事地下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的情景。

　　伍云甫有壹次煮鱼汤，糊里糊涂地把煤油倒进锅里。饿急了的曾三刚刚想吃，闻到了煤油味，埋怨伍云甫“搞什么名堂”。伍云甫抱歉地日答：“肚子唱了几天空城计了，就凑和著吃吧。”壹九三八年伍云甫离开上海，到中共江西根据地创建电台，担任红军无线电总队政委和中央军委情报三局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伍云甫先后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和中央军委秘书长。

　　国共内战时，伍云甫在叶剑英、罗瑞卿手下，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西行政处长，实际负责情报工作。

　　国共和谈破裂后，伍云甫奉调回到中共“解放区”，任中共救济总会秘书长。壹九四八年，中共中央壹部份自延安迁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主持，伍云甫在其中任秘书长。

　　不知什么原因，中共建国后，伍云甫并没有继续受到重用，祗被任命了壹个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负责外国情报工作。不久，情报这碗饭乾脆也吃不下去了，到卫生部当了壹个副部长。壹九六六年下台前，党内的职务仅仅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候补常委，同时还有壹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虚衔。六九年病逝于北京。

　　熊天荆壹生廉洁清正

　　伍绍祖的母亲熊天荆比伍云甫大两岁，上海青浦县人，与中共元老陈云是老乡。也是壹九二六年入党的中共元老。她早年曾赴苏联学习，壹九三三年回国后不久即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后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暴动。

　　壹九三八年她在西安与伍云甫结为伉俪，时为伍云甫主持的八路军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熊天荆仕途亦不佳，中共建国后当过北京市内五区（现西城区）区委书记（八十年代陈云长子陈元曾担任过这”职务）、国务院内务部优抚司司长和农村救济司司长、红十字会副会长等职。

　　八十年代在民政部当过壹段时问顾问，壹九八五年四月七日病逝于北京。熊天荆壹生为政清廉，“文革”前，中共分配她壹家住在壹所有假山和亭台楼阁的“王府”大院，她和伍云甫却叫北京市园林处将院内的假山搬到陶然亭去布置公园，然后又把院内的亭台楼阁拆掉，修起小平房，让住房困难的机关干部搬进去住，把“王府”改造成了机关家属院。后来，负责总务的干部又在景山公园旁找到了壹幢风景秀丽、环境幽静的两层小楼，请她壹家搬去，她坚决拒绝了。

　　熊天荆由自称自己“小气”，很少穿新衣服，进城多年后床上的被褥竟还是延安时代的。但她省下来的钱却经常寄给灾区穷苦百姓。丈夫去世后，她把他们积授的两万元人民币，做为丈夫的“最后”次党费”交给了中共中央。

　　在北京师大附中与毛远新同学

　　伍云甫与熊天荆结婚次年，即在西安生下伍绍祖。九个月后，熊天荆把伍绍祖送到延安，夫妇两人仍留在西安工作。后来因为熊天荆的身份暴露，才不得不离开西安。

　　伍绍祖生于壹九三九年。延安时代，伍绍祖和李鹏、李铁映等人壹样，得以在延安保育小学读书，有了所谓“马背摇篮”的特殊资本。八十年代中期，中共还专门为他们这批“喝延河水长大”的红色后代拍过壹部纪录影片。而伍绍祖对这段时期的生活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从来没

　　有穿过壹件新衣服。

　　壹九四六年九月，延安中共的报纸上曾经发表七岁的伍绍祖的慰问信，欢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返回延安，这可能促成了后来伍成为王的秘书。

　　壹九四九年，伍绍祖随父进京，先是在北京育才小学，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同在这所学校读书的还有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中共高干子女，如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等。

　　“四人帮”关系密切，助纣为虐而招致国人痛恨。壹九八O年“四人帮”在北京受审前后，他在辽宁亦被判处徒刑。有消息说他现已出狱生活在西安，但被限制公开露面。伍绍祖中学时期的学习成绩很好，壹九五八年以较高分数考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年十二月加入中共。

　　六十年代初，清华园里聚集了壹批家庭背景显赫的年轻人，但都比他进校要晚，如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等。

　　大学与贾春旺同班六年

　　伍绍祖所在的工程物理系，是当时清华大学为国家建设需要新设立的“保密专业”，专为中共发展核武器培养人才，故政治审查要求极严。

　　与伍绍祖同班的贾春旺是抗日烈士子弟，早在五十年代初即与伍绍祖在育才小学同学，进入清华后又壹起同窗六年。壹九八五年，两个同龄人又壹同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此是后话。

　　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贾春旺留校当了政工干部，伍绍祖则又读了两年研究生课程。在校期间，他曾担任过该校学生会的秘书长和副主席，壹九六五年初还曾担任过壹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社会活动颇为活跃。而此时已经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贾春旺成了伍绍祖的直接上级，工作配合十分默契。

　　胡耀邦是伍绍祖步入政坛的启蒙导师

　　伍绍祖壹九六六年离开清华。由于在清华从事学生会工作时受到当时在全国学联任职的胡启立的赏识，并被胡启立推荐给胡耀邦，所以伍氏当时曾被胡耀邦在团中央召见。在谈话中胡耀邦感觉这是壹个可塑之才，于是建议他研究生毕业后乾脆到青年系统做专职青年干部，适当时候安排在团中央任职，并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具体担任负责人职务。

　　但不久“文革”开始，团的系统被完全砸烂，伍绍祖只能随团系统干部”起被下放劳动。不过，从壹九六五年初开始出任全国学联主席时，已经是伍绍祖从政的起点，并从此与“团派”结下了不解之缘。

　　壹九六五年十二月，伍绍祖曾以广东省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革之始，共青团系统被红卫兵运动冲散，胡耀邦、胡启立、伍绍祖等人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批斗，团中央及所属的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均被迫停止正常工作。不久，该系统的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大部份被下放劳动锻练。伍绍祖正好同胡耀邦分配在同壹干校，河南沟川团中央“五七”干校，并同在壹个思想改造小组，伍绍祖还当了胡耀邦的组长。有趣的是，当年胡耀邦在延安抗大时与伍云甫是同班同学。

　　在这落难期间，伍绍祖并没有像许多政治上的“近视眼”壹样，以壹时成败论短长，而是如过去”样尊重胡耀邦，并处处拜他为师，所以更为胡耀邦所器重。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胡耀邦的指点下，伍绍祖利用劳动之余，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书籍，为他后来从政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复出担任王震秘书

　　林彪倒台后，胡耀邦虽然没有被马上安排工作，但还是被批准回到北京。当时，伍绍祖仍被留在干校。胡耀邦无权无势，也帮不了他。据说是胡耀邦给熊天荆出的主意，让她求见王震想想办法。

　　王震听完熊天荆的倾诉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大意是我现在需要再找壹个秘书，这个秘书普通人还不行，要求既要有文化水平，还要出身好，政治可靠。毛泽束表示同意后，王震立即拿著毛泽东钦旨把伍绍祖调回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当秘书。中共公开对外公布的伍绍祖简历中，介绍他曾经担任“国务院办公室秘书”，其实就是指他担任过王震秘书。

　　伍绍祖口才颇好，擅长演讲。当王震秘书期间，经常随王震去视察，每到壹处，他总喜欢发表评论和见解，以致于地方官员时常因此搞错他和王震到底谁是首长。但王震对此并不生气，反而觉得伍绍祖人才难得。

　　壹九七五年正值邓小平二次复出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王震于是又找到邓小平说：我那里有个秘书，德才兼备，现在却祗能在我那里管管文件什么的，应该重用才是。当邓小平问到此人擅长什么时，王震信口说了壹句，他过去是学科学的，当然应该让他去搞科技。

　　但另外壹种说法是，当聂荣臻元帅得知王震的秘书是核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便劝说王震让伍绍祖归队。

　　不管事实的真相如何，壹九七五年，伍绍祖进入国防科工委，先后任二局参谋、三局副科长、科长及二局副局长等职。

　　从邓小平女儿毛毛对王震的回忆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因为王震对邓家有恩，所以只要是王震有什么事情求到邓小平头上，几乎没有办不成的。

　　在国防科工委壹帆风顺

　　壹九七八年，伍绍祖去南方出差，因车祸身受重伤，住院养了好几个月才复原。

　　同年十月，胡启立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因为当时的第二书记还是“文革”还少韩英，已经失势，所以实权掌握在胡启立手中。此时，胡启立还兼任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在他的力主下，伍绍祖作为军方优秀青年代表，于壹九七九年五月出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与他同任这壹职务的还有刘维明（后任广东省副省长）、高占祥（后任文化部副部长）、李瑞环（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杨乐（著名数学家）、杜近芳（著名京剧演员）、徐寅生（梭在伍绍祖手下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等十几人。伍绍祖同时还兼任全国学联主席。

　　壹九七九年十月，他曾以团长身份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哥伦比亚访问。

　　中共建国以来，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壹向被视为中共高干的摇篮，先后在这两个部门担任过主席、副主席的有廖承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西元（中将，曾任总政治部主任）、胡启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伟（曾任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照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梦华（前任国家体委主任）、钱李仁（前《人民日报》社社长）、朱良（前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后任中联部部长）、刘延东（后任团中央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李克强（后任团中央第壹书记、全国人大常委）等等。

　　壹九八三年九月二日，伍绍祖与邹家华同时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主任为陈彬。伍绍祖脱离团的系统后，他的全国学联主席壹职由原来的副主席林炎志担任。林炎志是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之子，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曾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壹九九三年调任国家教委任副部级调研员，后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书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壹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伍绍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这次同他”样获此殊荣的还有邹家华、胡锦涛（由候补委员增补为委员）、叶选平、布赫、丁衡高、王蒙、贾春旺、张万年、傅全友等五十五人。在壹九八七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这批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全部得以连选连任。

　　壹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伍绍祖又升任国防科工委政委，主任是丁衡高。丁衡高是中共元帅聂荣臻的女婿，而丁衡高的妻子，聂荣臻的独生女儿聂力此时也在国防科工委工作。

　　壹九八七年四月十七日，伍绍祖又兼任了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

　　壹九八八年，祗有十三年军龄的伍绍祖荣获少将军衔。

　　国防科工委是中共的壹个甚为关键的机构，统壹管理全国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武器装备），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编制于军队系列。中共的宣传材料中介绍伍绍祖在国防科工委的政绩主要是“参与组织各方面会战，研制战略武器以及贯彻军事工业‘保军转民’的方针”。他在任期间，曾参与组织了两届防务展览。

　　国家体委不是伍绍祖的终点

　　壹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伍绍祖被正式宣怖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

　　而原主任李梦华祗剩了壹个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其壹九九O年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的职务也移给了伍绍祖。该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为万里，主席为陈希同。壹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伍绍祖又担任了中华体育科学学会理事长。

　　国家体委成立于壹九五二年，首任主任是中共十大元帅之”的贺龙，直到“文革”爆发，体委被迫关门。

　　壹九七二年体委恢复，主任壹职由原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猛担任。壹九七五年，此职被江青的亲密战友庄则栋取代。粉碎“四人帮”后，庄则栋随之下台并壹度被关进秦城监狱，王猛东山再起，官复原职。

　　李梦华其人早在壹九五四年即调任国家体委任竞赛司司长，壹九六O年即在贺龙手下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体委训练局局长，壹九八壹年起接替被认为是长期“外行领导内行”的王猛，出任体委主任，尔后兼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被中共报刊赞誉为“新中国体育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二，壹九八七年曾接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颁发的银质奥林匹克勋章，以表彰其“为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李梦华去职的表面原因是他当时已经六十七岁，超过了部长级干部的应退休年龄（六十五岁），但据说真正的原因是在壹九八八年的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上大陆派出的选手五壹败汉城”，金牌数屈居第十壹，甚至曾因“五连冠”而壹度称霸世界排坛的中国女排，也在这次大赛中失利，引起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故中共想以主管领导的撤换求得“重整旗鼓”。

　　就实权而言，国家体委属于壹个无足轻重的部门，但同时却又是壹个最露头脸的部门。与此正好相反的是，国防科委绝对是壹个举足轻重的部门，但同时却又是壹个最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部门。而且，伍绍祖从未领导过体育工作，到体委工作，同王猛样属于外行领导内行。

　　为了证明伍绍祖能够胜任体委领导工作，中共宣传材料刻意介绍他“是壹个体育爱好者，在大学读书时，他喜欢长跑，曾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体育协会主席。他是射击项目的三级运动员和三级田径裁判员。”

　　其实这种宣传祗能带来负面效果，就好比把壹个士兵壹夜之间突然升为元帅的原因，解释成“因为他是个士兵所以能当元帅”。何况伍绍祖过去仅仅是个“体育爱好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所以如果说现任大陆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袁伟民等人都是体育界“士兵”出身的话，伍绍祖充其量只能算是“民兵”出身。。。锌村讧洲试轾丝蚱诗斗。在中国大陆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是中国几代体育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机会，但中共决策者竟然不让李梦华把这个梦圆完，实在是有些不近情理。这也是伍绍祖上任之初即面临的壹个巨大挑战。壹是他上任时距亚运会开幕祗有六百多天，国内外许多人都对大陆能否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信、心不足．！二是他上任半年即又赶上“六四”事件，使中共陷于建政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内外交困之中，所以亚运会还能否如期成功举行，成了中共是否还有能力控制局势的重要标志。

　　第十壹届亚运会终于在壹九九O年九月至十月，在北京如期举办并顺利结束，中国大陆代表团以金牌总数超过其他所有参赛国家金牌总数之和三分之壹的绝对优势，而遥遥领先。这使得伍绍祖脸上大为有光。

　　从国内讲，事前“亚运意识”和事后“亚运精神”的宣传鼓动及大陆代表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尤其是因为远远超过了日本和南韩）使得中共至少是重新调动起了许多人的爱国主义认识，为打破“六四”后国内老百姓，尤其是北京老百姓的消极反抗僵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国际上讲，对缓和世界民主国家对“开枪政府”的舆论谴责和外交压力，推行“笑脸外交”起了很有效果的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

　　虽然谁也不会认为这都是伍绍祖壹个人的功劳，但人们起码会因此认为他到体委后的工作“壹炮打响”。

　　正因为如此，亚运会结束后的壹段时间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副市长张百发，处处要强调壹下北京市为亚运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似有与伍绍祖争功之嫌。

　　壹九九O年壹年，整个中国大陆的体育界共有八人三队十六次创造十四项世界纪录；四十九次创亚洲纪录；三百三十壹人二百二十”次创壹百三十二项全国纪录，比李梦华主持体委工作的壹九八八年要好得多。这也是伍绍祖体委主任的位子越坐越稳的重要因素。壹九九壹年，伍绍祖更不甘寂寞，主动出击，不遗余力地鼓吹争办二OOO年奥运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陆有人评论说他这是在努力迎合邓小平、江泽民等人“贪心不足蛇吞象”和“好大喜功”的心态。

　　壹九九壹年四月十壹日，“北京二OOO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伍绍祖出任执行主席。

　　据报导，伍绍祖本人也十分明白竞争到二O0O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谈何容易，前有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希腊雅典、英国伦敦、澳洲雪梨，后有加拿大、义大利、巴西、土耳其、甚至罗马尼亚的重要城市，全世界共有十几个国家的大城市在角逐这块肥肉。而在这些国家面前，中国大陆方面恐怕祗敢把罗马尼亚壹家不放在眼里。

　　即使是这样，伍绍祖也表示壹定要尽最大的努力竞争到底。用他的话说：“争办奥运会本身，就利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加外部对中国的了解，进”步推动改革开放事业”；“扎扎实实地做好国内的各项工作，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我们对外力争承办奥运会的基础”。

　　他解释说：“将来人与人之间，难道祗是互相作买卖、互相争夺，甚至相互打仗吗？我想体育交往本身或者就是未来的壹种政治，壹种十分重要的人际关系。”伍绍祖认为：体育的功能有三个层次，第壹个层次是健身；第二个层次是强心，包括加强意志、感情、毅力、纪律性、拼搏精神和竞争意识的培养；第三个层次是群意识，也就是建立壹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不难看出，伍绍祖及中共方面对于承办奥运会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热情，比起其他竞争者更多了壹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件事情来为巩固现政权的统治服务。

　　熟悉伍绍祖的人都说，他无论是在组织工作能力还是在宣传鼓动能力方面，都属于中共这壹代干部里的佼佼者。平时，他十分注意给人作风清廉的印象。当国防科工委政委时，他和母亲住在壹起，家中陈设简朴，几乎没有什么摩登家俱和高档奢侈品，祗是藏书甚多。

　　他思想解放，据说曾是电视连续剧《河殇》的热心观众，与该剧作者苏晓康有过壹番交谈，对《河殇》的思路颇多褒扬。他还时常强调要充份发扬民主，要允许有不同意见，通过壹定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

　　但他同时也强调“行动要有纪律”。

　　壹九八九学潮期间，伍绍祖也是积极主张同学生对话，希望和平解决矛盾冲突的开明干部之壹。“六.四”开枪后，虽然他也时常出来讲话，但却从来就体育论体育，至多是上纲到“爱国主多之类的内容，有意避开“拥护平暴决策”之类的“表态”。

　　伍绍祖曾说：“许多人来找我谈话，我都说，对不起，听了妳讲的，我还是要听听妳对立面的意见，兼听则明呵。”中共的刊物曾经报导说：担任体委主任以来，伍绍祖听取四面八方源源而来的体育信息，”切在催促他从宏观上考虑体育这个复杂而生动的文化观念。而他的思考从壹开始，就力图用现代文化的观念，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作”个高瞻远瞩的部署。

　　他出生于壹九三九年四月，正是从政盛年，到二OOO年时才六十壹岁，完全符合中共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的年龄标准。加上他“可靠的”政治背景，广泛的高层人事关系及亚运会“壹炮走红”的政绩，国家体委主任恐怕不是他大陆政坛上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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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的故事免不了扯到邓家──李维汉家族

　　中共十四届壹中全会在壹九九二年十月产生的新中央政治局，有四名“太子党”成员位居这壹“领导核心”，他们是烈士子弟江泽民、李鹏、邹家华、李铁映。李铁映是中共中央前统战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之子。这四人除了共同具有“红色背景”外，在个人履历上还有壹个共同点，就是都曾在苏、东留学，步入高层政坛前，都曾担任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官僚。

　　而比起前三人来，李铁映曾是在其学术专业方西最有造诣者，而且比他们都年轻，从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至八九“六四”之前，其政治前景似乎比江泽民和邹家华都要看好铁映比起他们来，只剩下年龄上的优势了。父亲是历次路线斗争的活靶子。

　　李铁映的生父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生于”八九六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壹，中共建政后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壹九八四年八月在北京去世。

　　壹九二壹年，李维汉借用别人的文凭考入湖南省第壹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窗。中共党史资料上记述的毛泽东在壹九壹七年建立的“革命团体”湖南“新民学会”，就有李维汉参加。

　　壹九二壹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时，李维汉正在法国留学，没有赶上，但次年他即与周恩来及李鹏的舅舅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建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由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不久，邓小平到了巴黎，在上述三人的影响下步入“革命阵营”。

　　壹九二五壹月，李维汉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壹九二七年当选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从此开始经受他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中的风风雨雨。

　　壹九二五年底，李维汉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在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但因为闹得过份，被陈独秀制止。于是他又认为“现在的农运确实是太左”，开始在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纠偏。没过几天，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他又转向左倾。但他的报告又在壹九二七年四月和中共五大上被陈独秀扣发。从这开始，他壹生中都在革命队伍里左右摇摆。

　　壹九二七年八月，他因为跟随毛泽东等人反对陈独秀的右倾而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壹九三壹年，他又因为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而不得不离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到苏联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壹九三三年四月，李维汉回国，重新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忠实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发表了批判邓小平、毛泽东等人的文章讲话，使自已在中共路线斗争史上又多了壹个“历史污点”。

　　到延安以后，他了心盥壹毛泽东保持”致，但在壹九四三年的“审干运动”中，他只是因为秉承毛泽东和康生的旨意错整了许多人，事后却被人把“扩大化”的罪名接到他自己身上，又壹次犯了“左倾错误”。

　　壹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李维汉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人，要求不参加中央委员会。

　　从壹九四八年开始，李维汉担任中共统战部长，极力为毛泽东出谋策划。

　　中共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对在中国大陆是否实行苏联那样的联邦制拿不定主意，徵求李维汉的意见时，李维汉受宠若惊，苦思多日，向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和苏联国情不同，不宜像苏联那样实行联邦制，应该实行在统壹的（单壹制）的国家内，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被毛泽东采纳。

　　讨得毛泽东的欢、心不久，李维汉又发明出了壹个民主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的理论，结果被毛泽束指责。

　　于是，他又提出了壹个“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议，再次受到毛泽束首肯和中共政治局的通过。事后，李维汉又把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总算是为毛政权立了壹功。

　　此后不久，李维汉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中共八大上，他再次晋升为中央委员。

　　壹九五七年，随著中共“反右”斗争的开始，李维汉紧跟毛泽东的部署，在统战部门把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打成了右派。

　　即使这样，毛泽东等人仍嫌他左得不够。从壹九六二年下半年开始，中共统战部开始进行所谓“政策思想检查”，正在外地养病的李维汉不得不回到北京就“对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做检查。

　　壹九六四年，李维汉又被扣上推行“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罪名，在自我检查中，他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当年十二月，他被撤销统战部长职务，不久又被撤销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

　　“文革”中，李维汉被批斗四十余次，关押八年之久，七五年又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七七年底才回到北京，壹九七九年三月才被正式“平反”。

　　公正地说，李维汉在中共的领导干部中还是壹个理想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他追随毛泽东几十年，且壹生为中共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呕心沥血。

　　但按毛泽东的标准，他在中共历次所谓党内路线斗争中，至少犯过五次“左”的错误，五次“右”的错误，以至在七十岁高龄的时候，还要忍受著耳癌的痛苦登台接受批斗；七十九岁高龄时，才被毛泽东恩准从监狱放出，实在是中共党内台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最典型的牺牲品。

　　好在他在晚年时终于悟出共产党里的问题。“四人帮”倒台后，曾有中共的康生专案组找他了解康生的情况，他说：康生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我们共产党的问题，看来我们党里就是康生这样的人才有市场。

　　从这壹悟性出发，李维汉临终前几年到底在共产党里做了两件大好事。

　　其壹是壹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会议。当时李维汉还没有正式获得平反，但他看到会议文件后立即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写信，提出对右派不但要摘掉帽子，还应该进行甄别平反。不久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

　　壹九七九年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时曾对人讲：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场浩劫？说到底，还是因为封建遗毒作祟。

　　壹九八O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李维汉登门拜望邓小平，向邓小平提出必须把肃清封建遗毒作为全党的重要任务提出来。邓小平表示赞同他的意见，并将这二意见体现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壹中共文件中，对后来中共提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提出加强法制建设等决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步入政坛后，却从反面总结了父亲革命壹生的经验教训，认为起码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终归比右好，所以随著官阶”步步的高升，思想和行动也日益趋左李铁映的生母，邓小平的前妻

　　李铁映的生母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壹九O四年生于浙江省岱山县，与邓小平同庚。

　　壹九壹三年，九岁的金维映随父亲到舟山群岛上的定海县，进入县立第壹女子小学读书。后来，她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任定海县第”女子小学幼儿班教师。

　　壹九二四年前后，当时的著名左倾人士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项英、郭沫若等人前后到定海治病休养，金维映接受了他们的赤色宣传，于壹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党后成为中共定海领导小组成员，曾在家乡领导盐民协会并组织和发动盐民同盐霸斗争，并在盐民协会成立大会上带领盐民当场打死盐霸，因为如此英勇行动而被当地人尊为“定海女将”。

　　金氏曾分别在壹九二七年和壹九三O年坐国民党监狱和上海英国租界的监狱，壹九三壹年到达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后，先后任中共雩都县委和胜和县委书记，是中共当时的第壹任女县委书记。

　　壹九三四年，金维映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是当时女共产党人中，职位最高的壹个。

　　中共的史料中描写：金维映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努力，性格活泼，爱唱歌会演戏，善演说。她长著又大而有神的眼睛，漂亮、白净、清秀，行动利索，给所有接触过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可能是她被当时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看中的主要原因。

　　壹九三二年，金维映嫁给邓小平。

　　壹九三三年三月，李维汉奉王明之命从苏联回国，四月到达江西苏区，立刻在中共中央局主办的《斗争》报上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壹文，全面清算邓小平、毛泽东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李维汉主持的清算大会上，金维映竟亲自登台发言，揭发邓小平的“严重罪行”。事后，金维映即与天天痛哭流涕地写检查的邓小平分手，投入了李维汉的怀抱。结婚后，立即被李维汉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壹九三四年又高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壹九三四年十月，中共苏区红军决定实行所谓“战略转移”即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所有中共苏区干部都被列为三等，壹等是走，二等是留，三等是杀。而这个名单完全是由组织部长李维汉制定。

　　曾任过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当时苦苦央求李维汉，也没能被恩准为壹等，虽然后来没有被列为三等，但到底还是死在国民党手里。

　　开始，毛泽东的名字也被划在二等之列，后来经过争取才获准参加了长征。如果李维汉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再坚持壹下的话，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由于李维汉的关系，金维映成为中共从江西选拔的参加长征的三十个女红军之壹，在中央纵队休养连任支部书记。

　　中共的史料记载，长征途中，有壹次走在休养连前面的中央纵队司令部，在壹个村落里安营扎寨，找到较好的房子给首长安排睡觉，并杀猪宰羊，准备大吃壹顿。

　　休养连走到这里后听说他们的宿营地还在前面十几里的地方，金维映立刻领著休养连的女将们大吵大闹，担任中央纵队政委的陈云赶紧陪著小心，给休养连腾出地方，并把好吃好喝都给了他们。由此可见金维映当时的权力之大。

　　幼年丧母，被疑为小平骨血

　　壹九三六年，金维映担任了中共抗大女生大队长，当年九月，在延安为李维汉传下香火。据说李维汉要按照本家族谱给自己的后代用“铁”字取名，金维映也要求将自已名字中的壹个字放在孩子的名字里，这便是李铁映名字的由来。

　　李铁映出生壹年左右，李维汉即把金维映抛弃，另寻新欢。

　　或许是出于对李维汉的记恨，或许是出于对邓小平的负疚，金氏后来变得精神不正常，壹九三八年被中共送往苏联“疗养”。

　　壹九四壹年底，莫斯科遭德军飞机轰炸，金维映和中共前总书记博古的夫人刘群先，被疏散离开莫斯科，从此杳无音讯。不知是被炸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失踪。

　　壹九八七年，随著李铁映突然冒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城里到处传说他是邓小平的亲骨肉，说金维映当年改嫁李维汉时已身怀有孕。

　　好事者还从面相上分析说，李铁映与邓小平多有相似之处，但同李维汉相比，却难以找出共同点。

　　从中共公布的李铁映的出生时间来看，这种说法似站不住脚。

　　壹位多年从事邓小平生平思想研究的海外学人分析此事说：海内外对李铁映是邓小平骨血的说法，第壹依据李铁映的生母曾是邓小平的妻子；第二依据是李铁映的冒升必然要有邓小平这样的后台；第三依据是长相与邓小平有相似之处。

　　虽然从中共公布的李铁映出生年月上，可以排除他是被金维映怀孕在身时，离开邓小平改嫁李维汉这壹种可能，但李维汉为什么在李铁映出生后不久，即把当初利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才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妻子又轻易给抛弃了？除了“喜新厌旧”，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如今金维映、李维汉均已作古，能说清这件事情的只剩下邓小平壹个人了。但无论李铁映到底是何人骨血，邓小平是绝没有可能主动向外界解释这类事情的。

　　大陆壹九八九学运期间，大学校园里流传的中共高干世袭表里，就有关于李铁映是“小平同志骨血”的“考证”，再加上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是“最大官倒”等内容，都被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汇报到邓小平处，招致邓小平壹怒之下，将学潮定性为“政治动乱”。

　　青年时代曾留学捷克

　　幼年丧母的李铁映于壹九四O年初被李维汉托孤给中共在延安的高干子女托儿所央托儿所。

　　这个托儿所当时曾经受到宋庆龄的帮助，在美国募捐得到壹大批物资，经过万水千山送到延安。为了纪念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的捐赠，中共后来把这间托儿所更名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李铁映及乌兰夫的儿子乌杰等中共高干子女，则成了这个托儿所的第壹批受益者。

　　随父亲李维汉进城后，李铁映入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壹九五五年四月高中毕业前夕加入中共。同年，被中共送进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行速成培训，数月后即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留学。

　　壹九六壹年七月，李铁映毕业于查理士大学物理系，回国后于九月份正式入伍，在中共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十三所从事技术工作，不久提升为研究室副主任。壹九六四年，他又到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日语壹年，结业后进四机部壹四壹三室任副主任。

　　曾是壹位颇有成就的电子专家

　　由于幼年丧母，加之与继母关系不好的缘故，李铁映从小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在捷克学习期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读书十分刻苦，曾多次受到捷克教师的表扬。

　　壹九六壹年完成学业回国时，他别的东西都没有带，只带回北京五大箱科技书籍。他父亲李维汉对他此举大为赞叹，夸这个儿子将来二疋能够“接好革命班”。

　　“文革”开始后，因为父亲这顶红色保护伞已经被毛泽东下令打倒，所以李铁映也壹度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壹九七二年恢复工作后，在四机部任壹四二四所室副主任、壹四四七所总工程师。壹九七八年开始担任辽宁省渖阳市科委副主任。

　　壹九八壹年，李铁映被调升中共渖阳市委常务书记，从此开始步入政坛。

　　在四机部工作期间，李铁映对半导体器件和微处理机研制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他曾参与研制大陆第壹块集成电路版和“超高速“““集体电路系列”。他主编过两册《科技入门》著作，先后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为此，他曾在壹九七八年获大陆“全国科技大学奖”，并先后获得渖阳市授予的“劳动模范”称号和高级工程师职称。壹九八O年，他还当选为辽宁省科协副主席。

　　相比较而言，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虽然大部份都是搞技术出身，但在从政之前具备高级职称的只有李铁映、李鹏和尉健行。

　　无论李铁映后来步入仕途同他的红色出身有多大关系，但起码他当选为辽宁省科协副主席壹职应该说依仗的是学术成就的资本。

　　官越大，思想越保守

　　壹九八二年九月，李铁映被作为“第三梯队”人选，在中共十二大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六个月后即被提拔为辽宁省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宋任穷，据说宋任穷在找李铁映谈话后，对他的印象相当好。而胡耀邦当时也评价他是高级干部子女中的校校者。

　　现居海外的大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曾在壹篇文章中写道：想当年李铁映在辽宁省委当文教书记时，我见到的辽宁知识分子都说此人如何开明。他到海城县当县委书记“体验生活”时，谈吐也相当由自由化。

　　壹九八五年六月，李铁映被赵紫阳提名出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部长，同年九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在担任电子工业部长期间，海外也有报刊评论李铁映大胆领导了电子部门的改革。事实上，他所搞的改革，是典型的“在加强宏观控制下，微观搞活的那壹套，完全是陈云“鸟笼经济”思想的目只体体现。

　　所以，当陈云等人指责赵紫阳搞的经济改革导致通货膨胀时，提名让李铁映接替赵紫阳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胡耀邦下台后，李铁映成为中共左派看好的接班人之于于是他在壹九八七年十壹月的中共十四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壹年他五十七岁，是那壹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壹个。当时，中共的考虑是让他在国务院系统兼职，故没有安排他进书记处。

　　壹九八八年四月，李铁映在七届全国人大上出任国务委员，并接替李鹏原来以副总理名义兼任的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则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接过了李铁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兼职。

　　积极推行极左教育路线

　　中共在壹九八五年六月改教育部为国家教育委员会前后，曾发生过壹次争夺该委员会主任职务的纷争。

　　当时，胡耀邦欲想壹改教育系统长期被僵化派人物统治的局西，打算对这个系统进行大换血。胡耀邦看好了国务院副总理中思想解放的万里，同时也因为万里正好是学师范教育出身。万里当时也主动请缨，表示自己愿意兼任这”职务。但是，由于当时教育部部长何东日日等人的强烈抵制，堂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居然就没有办法打散教育部门的原组织系统。

　　最后，万里兼任教委主任的设想通不过，而是让保守派老人放、心的李鹏兼任了这个职务。壹九八八年四月，李铁映又顺利接任这壹职务，可见他在政治表现上肯定也同李鹏壹样，是被中共保守派老人非常放、心的。

　　壹九九二年六月，作恶心多端、臭名昭著的国家教委第壹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何东昌下台，大陆知识界弹冠相庆。

　　当时，虽然李铁映和何东昌在意识形态方面认知相同，但李铁映仍然力主让何东昌下台，原因并不是李铁映认为何东昌太左，而是因为何东昌曾壹度利令智昏，根本不把李铁映这个教委主任放在眼里。

　　当李铁映刚刚接手教委工作时，何东昌在汇报工作时，竟敢当面数落李铁映过去对教育工作不甚熟悉，所以“应该多听听下面的意见”。

　　此后，何东昌继续在教委系统培植他的私家势力，甚至在许多人事安排问题上都不盥壹李铁映通气。

　　壹九八九年“六四”刚过的那壹段时间，是李铁映公众形像最恶劣的壹段时间。六月中下旬，李铁映在中共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上的露面率颇高，连续多次播放他在北京各中、小学游说“平暴的伟大意义”的镜头。尤其是他脖子上扎壹条红布，小丑壹样领导著壹群有气无力，甚至头都不愿意抬起的中、小学老师齐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时，形像显得十分滑稽。

　　此后，经李铁映亲自批准，中共“平暴”的“伟大意义”被编入北京市小学课本。同时，李铁映还大会、小会地强调：高校讲坛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不愿意宣传社会主义的教师可以请便，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学生可以退学。甚至说“不能与西方大学进行比较，我们的学校再落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这种言论已经同“四人帮”时代的极左论调没有什么差别了。

　　由于李铁映严格下令“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准上讲台”，所以六四后大批高校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此失去饭碗。当时，虽然大陆所有地方和单位都在搞所谓“动乱清查”运动，但搞得最过火的就是李铁映和何东昌手下的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教系统。

　　十四大后继续强调反自由化

　　经济领域反僵化，政治领域反自由化是中共十四大的理论主调。李铁映领导的国家教委则在十四大召开期间再次强调高等教育战线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壹位”，要求“落实德育首位”，并强调高校坚持不搞校长负责制。

　　有报导说：国家教委在壹九九二年十月份下发的壹份布置落实十四大会议精神的文件，要求全国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教系统，在学习十四大政治报告等文献时，要针对高等学校的特殊情况，以国家教委主任兼教委党组书记李铁映在当年七月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

　　该文件引述李铁映的话强调：在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高等学校的思相心政治工作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要坚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位，落实德育首位，推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工作。

　　李铁映还强调：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要求企业自主，完全实行厂长和经理负责制。这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教育战线，尤其是高等教育战线的改革，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按社会主义的教育规律办事。教育战线的改革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高校改革应该著重从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著手，从教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向改革等方面入手，在德育首位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培养对象质量更高。党的领导是高等院校落实德育首位，保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根本前提。所以，高等院校壹定要坚持党的领导，不搞校长负责制。

　　李铁映说：高等院校能否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关系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壹百年不动摇，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所以，对学校师生的教育和管理，二疋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高等院校决不允许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决不允许搞“地震”。高校不但要有足够数量的党的专职干部，还应该从部份业务教师中发展政治工作骨干。要采取特殊政策，破格任用，使他们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接班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李铁映说：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在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坚持“两手硬”。经济建设上要防止左，精神文明建设上则要警惕右。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场所，所以时刻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抬头。

　　八届人大上威风扫地

　　壹九九二年初大陆传出消息说，邓小平曾指示成立中央人事工作小组，而李铁映是组员之壹，所以，当时北京的“圈子里”纷纷猜测李铁映很可能会在中共十四大以后接替宋平的角色。

　　到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李铁映突然又在北京新闻界的有关会议上露面，而这壹角色过去则壹直是由李瑞环扮演的。所以，当时也有猜测说李铁映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接替李瑞环主管意识形态口。

　　但是，十四届壹中全会的结果却是胡锦涛跃升政治局常委，李铁映的官位原封未动。同时，十四届政治局里，年轻人比例增加，除胡锦涛外，吴邦国、温家宝也都比李铁映年轻。

　　壹九九二年三月，李铁映仍被提名为国务委员的“建议”人选。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八届全国人大壹次会议选举过程中，有八百五十九名代表对他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使李铁映成为这次人大选举中丢失选票最多者。

　　当日参加投票的全国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九十七人，有效票是二千八百九十六票，李铁映的丢票数接近三分之壹。

　　在这次选举中，丢失选票次多者为国务委员李贵鲜，但丢失选票数也只有四百O九张，还不足李铁映丢失数的壹半。丢票季军是李鹏，共吃反对票和弃权票三百三十张。

　　也许是考虑到了李铁映在教育系统的形像太坏，中共在八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已经内定李铁映卸去国家教委主任兼任，再次主持国家体改委工作，但在八届全国人大票决国务院部委负责人过程中，李铁映再次成为丢票冠军，反对票和弃权票共达七百六十四张。自此，李铁映威风扫地，“中南海明日之星”已成历史。随著大陆全国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日益变硬，李铁映在仕途恐怕不易有新的升迁机会了。

　　李铁林继承父业，接掌组织大权

　　值得壹提的是，李铁映接替宋平主管中共组织工作的传说虽没有被证实，但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李铁林却大有接掌中共组织大权之势。

　　李铁林生于壹九四三年五月，壹九六八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是陈云长子陈元的学长，但入党时间却比陈元整整晚五年。

　　他先后担任过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副所长及代所长，北京市经委副总工程师，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东城区委书记。

　　后调中央组织部任副秘书长兼经济科技局局长，壹九九二年获提升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是中共十四大代表。

　　李铁林生于壹九四三年五月，到中共召开十五大时才五十四岁，仍然符合中共省部级干部“年轻化”的标准。但是，因为他本人入党时间很晚，凭著不到十二年的党龄，即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故在中共内部颇有些争议。

　　然而，壹九九五年三月，李铁林兼任国务院人事部副部长，代表中组部份管审查国务院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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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用三能三用──林伯渠之子林用三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林伯渠幼子林用三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观察家认为，这是中共为加强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箝制的壹个重要举动，最终目的在于期望林用三这位中共元老的“红色接班人”、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的密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表现出些许作为，不排除向乌兰夫及其后人们苦心营造几十年的家族统治“掺砂子”的用意。

　　但四年之后，林用三无功而退，又被调回北京，未升未降，仍是个副部级，只是职务名称发生了变化，成了劳动部副部长。在副部级别上，林用三已被三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内蒙古区政府副主席、劳动部副部长壹，是否还有它用？

　　林用三之父是国共两党元老

　　林用三之父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系国、共两党的早期元老人物之壹。

　　壹九O五年赴日留学时，林伯渠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农民部长及中央执行委员。后来林伯渠思想日益左倾，壹九二壹年加入中共，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壹。

　　壹九二七年，林伯渠参加了中共策划的“八壹”南日曰暴动。壹九二八年夏，林伯渠赴苏联留学，壹九三二年回国后任中共的财务部长及经济部长，壹九三七年更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中共在北京建政后，林伯渠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壹九六O年五月病逝于北京。

　　林用三系林伯渠外室所生

　　林伯渠的婚姻关系同中共许多早期领导人”样混乱，他的前妻叫范乐春，壹九二八年即参加中共组织的闽西金砂暴动，曾经担任中共苏维埃区红军优待局局长。

　　壹九三四年，红军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大军进剿的情况下，不得不撤离“苏区”，开始了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林伯渠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范乐春却未能随夫行动，而是奉命留在闽西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坚持游击战争，直到壹九三八年患肺病去世时，再未与林伯渠见过面。

　　范乐春病逝之前，林伯渠先是随红军到了延安，然后又因中共统战需要到了四川重庆，并在那里养有外室，于壹九三九年生下林用三。

　　范乐春为林伯渠育有多个子女。较成器者仅有长女林秉佑（林利）。

　　林利生于壹九三二年，四十年代被中共保送留学苏联，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林伯渠与范乐春的另壹子是邓苏生，幼年患病，腿上留下残疾。少年时曾为中共元老邓子恢收养。邓苏生为感谢邓子恢夫妇的抚养教诲之恩，所以壹直没有改姓名。

　　有趣的是，林伯渠有壹个叫林秉苏的孩子，并非他的亲生孩子，而是邓子恢所生。

　　原因是，这孩子少年时曾与邓苏生同因战争失散。邓子恢找到他们以后，觉得不便把残腿的孩子送还林伯渠，所以就设计了壹个在中共内部被传为美谈的“调包计”。

　　林用三终于当上了“小主席”

　　林用三幼年时代在延安度过，最初的名字叫林相持，在延安中共高干子女保育院读小学的时候起学名林用三。

　　用林伯渠的话解释之用三就是“三用”：“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林用三小的时候，林伯渠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他才两岁多的时候，林伯渠就把他送到农村找了壹个农妇照料他，希望儿子经过壹段时间的农村生活，能够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林用三成人后壹直给人生活严谨朴素的印象，可能就是因为受益于这壹段生活经历的结果。林用三稍长”点的时候，经常背著手学父亲走路，而且学得逼真极了。所以当时延安的壹些中共干部常逗他玩，开玩笑叫他“小主席”。林伯渠对孩子说：“以后别人叫妳小主席时妳不能接受。人家问妳长大做什么，妳就说要到基层锻练，当壹个乡政府的秘书。”后来，”碰上再有人叫林用三“小主席”时，他就回答说：“我爸爸说了，妳们叫我‘小主席’，我不能接受。我长大了要当乡政府的秘书。”

　　林用三成人后，虽然确实当过秘书，但却是个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后来，果然又当上了副主席。这个“副主席”主政大陆北方内蒙古，与中央政府主席相比，可以说是个“小主席”。

　　壹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祗有七岁的林用三随著学校转移，同大人壹样，凭双脚走完了两千里路程，因而得了个“行军模范”的称号。

　　林用三壹直对自已在延安时代的这壹段经历颇为自豪，自称正是那壹段经历使白日己既锻练了承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壹九五三年，林用三小学毕业，考上了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女学校：壹O壹中学。

　　初中毕业后，林用三本可以继续在壹O壹中学读高中，林伯渠却要求他考了市里的中学，过壹过走读的生活，真正了解壹下社会。于是，林用三到北京男四中读了高中。

　　壹九五九年，林用三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此年同进该校就读的还有中共元帅

　　叶剑英的养女戴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之子张耿军（大陆旅美流亡作家张郎郎胞兄）等壹批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壹九六六年，林用三毕业于该院由自动控制专业，先是分配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壹院从事科研工作，后来到天津津华无线电厂担任技术员。

　　“文革”后，林用三调回北京任国务院第壹机械工业部仪表局副总工程师，自此与当时也在”机部任职的江泽民结识。

　　走上从政道路得益于邓朴方栽培

　　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及另壹位残疾人，解放军大将王树声的儿子王鲁光组建中国残疾人基金会，陆续将壹批中共高干子女调入该部门。中共原天津市市长黄敬之子俞正声及林用三等人先后在该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

　　邓朴方先是于壹九八五年将俞正声输出到山东省烟台市任副市长（后升任为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然后又于壹九八八年将林用三举荐到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自此，林用三已经官至中共副部级，其大名和照片也赫然上了《党、政、军领导人名录》（省部级）。

　　全国政协是众所周知的中共“政治花瓶”，正、副主席或是年迈体弱的中共元老人物，或是、心甘情愿与中共“荣辱与共”的所谓“民主党派”元老和著名长党派人士”，但大都是挂名而已，实际主持工作的大都是像“秘书长”、“副秘书长”这样的年轻“办事员”。

　　所以，林用三利用他的副秘书长职务联络了中共上上下下的各级党、政、军元老，其谦恭的处事为人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政治老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好几位曾在延安时代即于林伯渠共事的中共元老都夸赞过“林老（指林伯渠）的这个孩子是个好苗子”。

　　壹九九壹年十二月，林用三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北京政界的分析认为：林用三出任这壹职务无非是两种原因。否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虽然同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务同为副部级，但将准备进壹步提拔的京官外放壹段时间，培养壹段“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是中共“培养年轻干部”的通常作法。

　　所以，林用三下放边塞草原祗不过是先苦后甜，意味著不久的将来还可能被进”步提升。

　　第二种原因是，中共元老们对林用三这位因为血缘关系而被中共高层相信能够“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的青年干部寄予厚望，派他去内蒙古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起到箝制那里的民族分裂势力的作用。

　　早在中共在中国大陆建政之前，被称为蒙古王的乌兰夫就已经开始营建他的内蒙古地区的家天下。且壹长女云曙铂石（乌兰夫汉姓云云）、长子布赫、长媳珠兰琪琪柯、侄女云云曙芬、侄子云曙光等云氏家族的十数名成员都成了内蒙古地区的各级掌权者。

　　“文革”中，乌兰夫全家被整肃，“蒙古王”的地位由自然也就没有。“文革”后，乌兰夫本今人再没有回到内蒙古去执掌大权，但他的长子布赫自壹九八五年起就成了自治区政府主席；他的三子乌杰从美国进修回国后，先在包头市任副市长，不久即升为市长；而壹个内蒙古自因治区政协中，乌兰夫的后代竟占了两个副主席，侄女云曙芬和侄子云照光。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前，中共高层即决定让已经在正省、部级岗位上达到退休标准的布赫官升壹级，出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既可以保证全国人大中“党内副委员长”的比例，同时他又能代表少数民族，可谓壹个顶俩。

　　话是这样说，实际上将布赫调入中央与将叶选平调入中央的目的有相同之处。对布赫这样的人，壹方面必须用官升壹级（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国务院副总理壹样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待遇）的办法进行安抚，”方面又可防止地方，尤其是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苗头。

　　可能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中共在调林用三人蒙前，先给乌杰官升壹级，由内蒙古的市长升为副省长，但工作却被调往山西省。

　　本来，人们大都认为林用三有可能在内蒙地区工作壹段时间后就地任自治区区党委书记（少数民族山自治区的行政”把手壹般安排当地“党员民族干部”担任）。

　　熟悉林用三的人评价说：林用三其实并不是个政治野、心膨胀的人，他平时为人本份，性格内向，接触过他的人甚至都认为他工作中过于循规蹈矩，守业本事有余而创业精神不足。

　　也许中共的组织官员往往就喜欢把这种四平八稳的干部列为培养对象。在他刚刚接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职务时即有人评价说：如今主管组织工作的宋平就是壹个标准的“稳健型”干部，所以像林用三这样的中年干部，就是同其他同样具有“红色背景”的高干子女相比，也会首先被宋平相中。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政治局常委内主管组织工作的人已经变成胡锦涛。与宋平相比，胡锦涛多壹点开明，少壹些教条，但基于胡锦涛的资历和权力根基无法与宋平相比，故胡锦涛即使对林用三十分看好，要想把林用三官升壹级，也还是要先保证让江泽民等其他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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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机东山再起  胡耀邦和他的子女们

　　邓小平壹九九二年南巡后，大陆政治气候亦随市场经济大潮略有转暖迹象。于是，因为父亲失势、“六.四”事件两大原因而蛰伏数年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也略有活跃迹象。

　　开始是被送进中央党校学习，接著又被推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壹时间，京城内纷纷传闻胡德平“东山再起”，党内职务可能进入中央委员序列，行政级别也会向省、部级靠拢。

　　但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中并没有胡德平的名字。不久经最高层决定，胡德平出任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到了壹九九六年，有关胡德平高升的传闻又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了“扬胡抑赵”，对胡耀邦的“热情”明显增加，他曾前往江西共青城胡耀邦的陵墓拜谒，壹九九五年除夕之夜，江又亲自去慰问胡的遗孀李昭。年后，胡德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江泽民的“十二大关系”，被视为胡向江靠拢的壹个迹象。

　　胡耀邦后代无人下海壹九四二年，时任国民政府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与延安女子大学学生李昭成婚。这是后来曾官至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壹生中唯壹的壹次婚姻记录。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先后育有三男壹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女儿李恒。

　　次子所以取名刘湖是时局所造成。刘湖生于壹九四五年，不久胡耀邦调任新职，赶赴前线作战。于是，胡耀邦夫妇把未满四十天的次子送到陕北老乡刘世昌家里寄养。

　　生得五大三粗的刘世昌当时是延安南区壹位模范合作社社长。见他爽快地答应寄养孩子的托付，胡耀邦非常感动地说：从现在起，这个孩子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壹定要姓刘，名字也要妳来取。刘世昌思来想去，建议孩子取名“刘胡”。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

　　就这样，刘湖在陕北的黄土地上壹直长到十三岁，养父将他送到北京，当时胡耀邦的职务是共青团中央第壹书记。他嘱咐刘湖说：妳永远是刘老汉的儿子。

　　壹九六四年，刘湖自陕西考进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此后，每逢节假，总要回陕西看望养父。壹九七六年七月壹日，刘湖与前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的女儿王阳子在北京结婚，次日便带著新媳妇到了延安，在养父家住了壹个月。

　　刘湖曾任国务院对外贸易部进出口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后任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技发展和技术进出口司长。

　　在壹九九六年中美知识产权和核子科技的争执中，刘湖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力举中国立法管制敏感的科技出口，以化解中共因被控出售核子技术给巴基斯坦而备受的攻击。

　　刘湖说：“中国壹向主张、禁止和摧毁大规模杀伤武器，我们赞成采取必要的步骤，其中包括由国际监督敏感产品和科技、遏止这类武器的扩散。”（美联社，北京壹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电）

　　胡耀邦的幼子胡德华生于壹九四九年，当时胡耀邦在华北野战军第壹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兼太原市军管会副主任。

　　壹九五二年，胡德华随父进京，少幼时代在北京高干子女幼儿园和高干子弟学校度过，成年后到部队当兵，后被保送进南京的壹所军事学院，壹九七七年毕业，留在南京部队工作。胡德华同南京部队壹位干部女儿结婚，二人育有”子名胡乾灵。

　　据说，胡德华大学毕业后，是自己主动向胡耀邦表示留在外地工作的，因为这样有利于正在京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父亲开展工作。壹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前几个月，胡德华才调回北京，在壹所大学里任普通教师。

　　胡耀邦的女儿生于壹九五三年，随母姓取名李恒。“文革”中，李恒曾在工厂当工人，七六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曾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后到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做过壹段访问学者。李恒的丈夫名刘晓江，系解放军现役军官。

　　胡德平本意要当“红学家”

　　胡德平生于壹九四二年。他外貌酷似父亲，戴著壹副近视眼镜，所以又比父亲显得文雅、持重。

　　壹九六三年，胡德平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壹九六七年毕业前夕，邓小平、胡耀邦先后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人物，邓朴方、胡德平也成为黑帮子女，被聂元梓等造反派把持的北大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勒令接受检查，共蹲专政堂。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侯外庐的硕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当研究员。

　　胡德平在大学历史系学的是考古专业，壹到历史博物馆即积极为建立该馆的考古部多方奔走。如果说上级主管部门为他的执著所感动，还不如说是那些文化官僚们惧于他的“太子”身份。

　　壹些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工作者多年梦想而未能成真的事，在胡德平手里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该馆的壹些学术人员很为此事兴奋，庆幸本单位有了个胡德平这样的“太子”，今后什么事情都好办得多了。事情本身虽然说明了中共“党天下”统治的荒唐，但胡德平毕竟还是在利用权势做好事。

　　考古部成立后，胡德平出任部长，不久又出任了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这段时间里，他决心致力于红学研究，壹九八三年，北京成立了“曹雪芹研究会”，胡德平任会长。这个以中、青年红学爱好者为主体的研究会，声称要和权威的大陆红楼梦研究会在“双百”方针指导下，“唱对台戏”。而《红楼梦学刊》主编，红学界的老前辈冯其庸听说后，不但不恼，反而解释说：“不是对台戏，而是连台戏。”事实上，新老红学家们，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分歧，其中壹次就是关于曹雪芹故居的争论。

　　胡德平在从事红学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曹雪芹的故居就是在北京西山正白旗三十九号，他还出版了”本名为《曹雪芹在西山》的小册子，并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广为散发。这些动作，都遭到壹些红学权威，如俞平伯、吴世昌（鲍彤的舅父）等人的强烈反弹。胡德平为此曾两次登门拜访吴世昌先生，态度颇为谦恭。言谈中，吴老先生对于这位“太子”居然能够如此用功地钻研红学的精神颇为感动，自然也就原谅了他的年少气盛，只是劝他在学术问题上应该慎重严谨，持之以恒。

　　胡德平并没有被老前辈说服，后来香山正白旗三十九号的老屋被辟为“曹雪芹故居”，对外开放，供游客观赏。

　　“为自由鸣炮”

　　壹九八四年，胡德平作为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自此，他放弃了终生从事红学研究的人生设计，似乎决意要在政坛宦海里决壹浮沉。当时，包括陈云等中共政治元老的子女，也都被以“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特派员”名义进驻地方党委或中央机关，目的当然是要给“红色接班人”以锻练机会。

　　这段时间里，正是胡耀邦在中共政坛上的顶峰时期，也是胡德平最活跃的时期。他在武汉所做的壹件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就是支持创办了曾经轰动壹时的《青年论坛》杂志。

　　该杂志名义上是挂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名下，实际上是为壹批自由派色彩浓厚的中青年理论家所掌握，刊物注重理论创新、突破，积极为改革开放擂鼓呐喊，在文风方面，反对繁琐考证，反对新老八股，提倡朴实、清新、尖锐、活泼的文风，成为当时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杂志之壹。

　　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胡德平发表了〈为自由鸣炮〉壹文，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文章立论大胆是壹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共总书记长公子的大作，从中可以窥见中共高层的思想动态。

　　胡德平在文章中说：“奇怪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对自由或是襟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起起，不敢越雷池半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划同等号。笔者有感于此，愿为自由鸣壹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两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壹种避讳的字眼。”在文章中，胡德平大胆地肯定：无产阶级时代的生产力超越了以往的全部历史，就给雇佣者带来的自由也是以往几千年来不可比拟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第壹次全面系统地对人的自由做出了精彩的论述，又提炼为政治宣言，并制定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纲领，领导了革命实践。”胡德平说：中国现在付出的沉重代价与其成就不能成比例，我们可以说是党对国内外的总形势长时期做了过“左”的估计，连续不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经验不足，过多地抄袭别国经济体制的模式，这些都冲击、破坏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有种种原因，使我们党内民主、国家政治民主、社会民主没有制度化、法制化。

　　他认为，还有壹个更为隐蔽的原因，就是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致“我国人民远未赢得自由，我们党也远未赢得自由”。

　　胡德平的这番言论发表在八十年代中期。十年之后，这些言论仍然是违禁内容。

　　妻子当官被人抓住把柄从整体上讲，大陆许多高级干部子女中，胡耀邦子女的口碑还是不错的。但胡德平妻子由壹个普通的大学助教突然冒升为厦门市副市长壹事，还是给胡耀邦带来不少麻烦。

　　胡德平妻子安黎，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八十年代初到北京师范大学现代化教育研究所担任壹名普通助教。平时，她表现得与世无争，从来也不在同事面前摆高干子女的架子，所以群众关系颇好。

　　壹九八四年，中组部突然派官员到北师大了解安黎情况，并要求调走她的档案。不久，安黎被中组部直接安排入党，然后就不见人影。事后，人们才知道她已出任了厦门市副市长。

　　为此，壹九八五年底的学潮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组织与大学生对话时，北师大的学生代表将此事郑重提出，认为这是中共干部特权的典型。

　　当时的中顾委副主任薄壹波、中纪委书记李昌都当面对向学生表示，壹定追查此事，如果属实，壹定妥善处理。

　　对“太子党”有非议壹九九六年二月，胡德平率领全国工商联代表团访问日本。二日晚，他接受了日本《留学生新闻》记者蒋丰访问，谈及“太子党”，有如下壹段对话：

　　记者：妳可以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太子党”了。

　　胡德平．谁说我是“太子党”？我不是“太子党”。

　　记者：但外界至少是这样说的。比如何频、高新写的《中共“太子党”》壹书中，妳就在册。妳有没有看过那本书？

　　胡德平：我有那本书，但还没有来得及看呢。

　　记者：妳怎样看“太子党”的问题呢？

　　胡德平：其实，我们这壹代优秀的人并没有被推荐到领导岗位。比如说我认识的优秀的人，确实是开国功臣的子女，确实是十大元帅的子女，也没有当官呵。

　　另外，领导人的后代与壹般经历的人相比，在知识面、接触面上会更广壹些。对他们更应该给予好的教育。“太子党”不应该与丑闻联系在壹起。

　　有些“太子党”总是和丑闻联系在壹起，这实在不好。还有些“太子党”想做官，又不想离开北京，又闹著要提拔，我也看不上。总之，对“太子党”不能壹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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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王──乌兰夫和他的儿女们

　　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家族是中共政权内的异数。乌兰夫自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在占整个大陆五分之壹的蒙古族领地上任最高首领──直至“文革”之始，身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党委第壹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甚至连内蒙古大学校长及政治教授这样的名誉职务也不放过，这在中共历届地方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很长壹段时间内，内蒙古的党、政、军，公、检、法以及工、青、妇等多数重要组织都被乌兰夫家族成员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兰夫长子布赫曾任由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长媳珠兰琪琪柯曾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云曙碧曾任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委员、幼子乌杰曾任包头市市长壹后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侄女云曙芬曾任区妇联主任壹后任区政协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后任区政协副主席）等。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第三代）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局、处长等职。另外，乌兰夫还有壹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壹女云云杉在新华社总社当记者。

　　近几年来，虽然诸如邓楠、陈元等壹批中共的许多高干子女已经陆续在大陆政坛上显露头角，但至今还没有第二例如乌兰夫家族壹样，不但是子承父业，相继称霸壹方，而且曾是全家继位，分兵把守大陆壹方的各个重要部门。

　　壹九九三年中共八届人大壹次会议以后，布赫由于年龄关系，从省级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同时，随著中共对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日益担忧，“蒙古王”家族称霸壹方的局面也已经受到挑战。是次人大会议上，布赫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序列。

　　熟悉内蒙古政情的人指出，在此之前，中共高层似乎预先考虑如果不在荣誉、地位上让布赫得到充份满足，而让他直接在省级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话，他或许会提出让他年富力强，而且亦受过“苏修”、“美帝”双重教育的弟弟乌杰继任他的职务，以延续其家族对内蒙古地区的世代统治地位。所以，中共壹方面安排了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前去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副主席，同时又把乌杰从包头市市长的位子上官升壹级，却是调任内蒙旁边的山西省任职。这壹来，既满足了乌兰夫后人们“老子英雄儿好汉”，世袭做官的愿望，又削弱了其家族在整个内蒙的统治势力。

　　不过，布赫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并不是经常住在北京，平时只要北京没有必须他参加的活动，仍然还住在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呼风唤雨。

　　云氏家族自乌兰夫起发迹乌兰夫出身于土默特左旗塔布材（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壹个普通蒙古族农民家庭。其祖上是在蒙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大约在明末清初，才在大黑河北岸定居下来，是土默特的第壹户定居人家。后来从山西等地迁去四户汉人，便形成了塔布村。“塔布”是蒙语“五”的意思。

　　因为塔布村是蒙汉杂居，所以乌兰夫的祖父那壹辈就熟悉汉文化，并取汉姓为云。

　　乌兰夫汉名云泽，幼名庆春，留苏期间又起俄文名拉谢维奇，回国后先后化名云时雨、陈云章和乌云达费，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且后才改名乌兰夫。

　　乌兰夫壹九八六年时回忆说：“因为我家祖孙三代都是同土坷垃和牛尾巴打交道的”，所以祖父了心想让儿孙们读书，希冀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人，不再受人欺负，即使将来不能到外面干事，学会写个状子也好，免得打官司时吃亏。

　　父辈的这种“望子成龙”的教育对乌兰夫后来终于发达起了决定的作用。

　　五岁时，乌兰夫的伯父即教给他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后来还壹度请了壹个来山口山西的贺先生到家里来教他和他伯父的儿子云润读书。

　　贺先生在乌家住了壹年半，不但教他和堂兄国文，还教他们算术和地理知识，甚至给他们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故事，这对培养乌兰夫的造反意识起了启蒙作用。

　　当时，他们村子里有壹位老者看见村里的孩子们都在云家玩闹，唯有乌兰夫壹人在专、心致志读书，当即大发感慨：震春这孩子将来二疋有出息。”贺先生离开云家后，乌兰夫”度辍学，他在城里衙门做录事的二舅觉得可惜，于是为他托关系进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凭官费继续学业。

　　壹九二壹年，乌兰夫刚刚十五岁即沿袭当地蒙民的习俗，与托克托县台基村壹农民家女儿云亭结婚。

　　壹九二三年十月，乌兰夫同其堂兄云润去北京蒙藏学校求学。虽然去学习是官费，而且也向地方政府争取到了路费，但家里还是“卖青”壹即出卖地里正在长著的庄稼）为他们兄弟两人换了些零用钱。

　　乌兰夫曾与蒋经国同个共桌壹九二三年底，乌兰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壹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共。

　　同年十月，乌兰夫曾以在京蒙古族学生代表身份到张家口，出席内蒙古国民党第壹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即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壹九二五年十月底，乌兰夫抛下父母、妻子和大女儿云曙碧、长子布赫，乘坐壹艘苏联运煤船前往苏联。与他壹同上路的还有他的堂兄云润及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及国民党方囿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三百多人。

　　在开往海参崴的轮船上，乌兰夫写了壹首诗：“山河悲破碎，水人痛黎元，赤帜镰刀举，为民解倒悬。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限鹏徒北海，取火向赤俄．…：。”诗的水平虽然不高，但从中可以见出乌兰夫的汉语功底还是不错的。

　　在苏联读书期间，乌兰夫曾与蒋经国同班，两个人还共同登台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乌兰夫回忆说：当时蒋经国虽然祗是壹个中共的候补党员，但声讨蒋介石的语言比别人要尖利得多。

　　壹九二七年夏，乌兰夫由于成绩较好而提前结业，然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

　　壹九二八年六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乌兰夫以大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

　　苦心经营二十年，成为“蒙古王”壹九二九年五月底，经瞿秋白同意，乌兰夫绕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内蒙。在乌兰巴托，受共产国际的指派，与另外两个蒙古人佛鼎和奎壁组织中共西蒙工委三人小组，乌兰夫负责组织。这是他最早担任的中共领导职务。而他的堂兄云润从苏联大学毕业后先是短期回国搞了几天地下工作，然后就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机关工作，从此再没有回到中国。回到家乡后，乌兰夫先是以教小学及拾粪劳动为掩护，在蒙古族青年人中发展秘密党员，然后分期分批送往外蒙训练。壹九三O年，他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职务。

　　在此期间，中共在蒙古族地区发展的所谓“进步青年”多是壹些出身寒微的贫苦农牧民的子女，所以造反情绪壹煽即起，但却是素质极低。比如被乌兰夫送往外蒙学习的青年有壹个叫朱埔旦的，原来是个庙里的烧火喇嘛，到了外蒙后又要求去苏联，后来由于语言过不了关又被苏方送回外蒙，外蒙方面没有办法祗好将他安排在郊区种菜，直到中共建政后才回国。

　　壹九三六年，乌兰夫依靠安插在当时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春栋鲁普组织的蒙政会保安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确定在这位王爷决意投降日本人的情况下，策动了百灵庙军事暴动。这次起义为乌兰夫也为中共在内蒙组建了第壹支武装力量。值得肯定的是，抗战中，这支部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改名为新编第三师，其部将多勇猛的蒙古族骑兵，曾与日军浴血奋战。

　　抗战结束后，这支蒙古族部队成为组建中共骑兵部队的基础，乌兰夫也因此有了同中共政权讨要官职的实力和本钱。

　　壹九三七年初，乌兰夫在傅作义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出任公开的政训处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为乌兰夫扩充共产党武装力量有很大帮助，而且也骗取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采取容忍态度，为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平津张战役中全线溃散，以及傅作义、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笔。

　　壹九三八年，蒙旗独立旅改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归胡宗南统辖。乌兰夫在这支部队中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祗好于壹九四O年四月离开。

　　在延安，乌兰夫先是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壹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实力，策动内蒙搞所谓“民族自治运动”。

　　于是乌兰夫奉中共之命，积极筹划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在壹九四五年十壹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次执委会上出任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而且又分工自己担任该会军事部部长。同时，他还力主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己亲任院长。

　　在此前后，他还出任了绥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

　　自此，乌兰夫开始确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乌兰夫等人为中共在内蒙苦心经营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乌兰夫家乡周围，即所谓否蒙”。而与之相对的东蒙主要控制在壹些民族主义者手中，当时已经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重新组织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的人虽然对国民党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不满意，但同时也对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中共“平等自治”的口号相对的“独立自治”，因此为共产党所嫉恨。

　　听说乌兰夫出任为共产党壹手操纵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东蒙的人认为其中有诈，放风说百正的蒙古人云泽已经死了，现在共产党是让壹个汉人冒云泽之名，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

　　无奈东蒙的壹帮人壹没有军队，二不依靠国、共两党的任何壹方，当然敌不过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中共势力。

　　壹九四六年四月，东、西蒙两派势力举行了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壹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壹领导机构，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行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壹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乌兰夫当然继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壹九四七年五月，无条件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第壹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出任主席。

　　从壹九二九年到壹九四七年，乌兰夫为使大陆整个蒙古民族归顺中共政权，进行了近二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获取了连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首领也不得不尊他为壹方枭雄的资本，奠定了他长期担任大陆蒙古族最高首领的坚实基础。以致于他的后人仍然能够继续坐在内蒙古地区最高王爷的位子上居高不下，先后长达十年之久。

　　壹九四七至四九年，乌兰夫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占q此，整个内蒙古地区的党、政、军全部大权都绝对控制在他壹人手中。

　　中共建国后，乌兰夫成了中共高层干部中职务最多者之壹，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苏友协办公室主任、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壹书记、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阶上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内蒙政协主席及内蒙古大学校长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政治教授。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及他在内蒙古担任党、政、军要职的亲属全部被整肃。乌兰夫被长期关押在北京西山，至壹九七三年中共不大”召开前才被周恩来保出。

　　外界对乌兰夫家族的报导多有错误因为乌兰夫的家族实在庞杂，加之在内蒙古地区云姓的官员太多，所以外界对乌兰夫家族的报导多有失实。

　　壹九九O年壹月出版的美洲版寿报周型第二五四期中〈出卖蒙族的历史罪人〉和同年三月出版的第二六O期上芰〈文革时期的壹笔血债──内蒙古“内人党”案件撮要〉两文中披露了许多极少为外界所知的内幕情况，但同时也有许多史实的不准确之处。比如，〈出卖……〉壹文中记载中共“在壹九六五年底召开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将其（指乌兰夫）整肃，撤销所有职务”；“中共从六五年起就软禁了乌兰夫”是没有根据的入乌兰夫年谱》上卷，记载乌兰夫的活动日程壹直到壹九立茱四月三十日二九六六年壹月壹日，乌兰夫还在内蒙发表全《元旦讲话》，之后除四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去河北邯郸参加中共华北局会议，壹直还在他的内蒙领地活动，包括主持内蒙党、政、军会议和到他的家乡土默特旗检查工作。

　　另外，〈出卖……〉壹文中说乌兰夫早年有妻王氏，生有二子，长子布赫，被任命为内蒙文化局长，次子沙力克，留苏返国，暂时任教内蒙师范大学，乌兰夫亦想让他从政。

　　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期间，结识学生云丽文，成婚后抛弃前妻。云丽文又为他生有二子二女，其中壹子是乌杰，现在美国留学。

　　事实上人出卖……二文发表时，布赫早已当了七年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和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第壹副书记．！乌杰也早已在壹九八二年底即从美国返回家乡，先后当了赤峰市副市长、包头市市长，并于〈出卖……〉壹文发表前几天就任了山西省副省长。〈出卖……〉壹文中将乌兰夫的长女云曙碧写成乌兰夫的妹妹，并想当然地让她同哲里林盟盟长兼党委书记云照光结为夫妻，并称乌杰娶了陈云的女儿，就更是乱点鸳鸯谱了。

　　侄子云照光掌管内蒙文化部门据中共有关史料记载，云照光生于壹九二九年，较云曙碧小六岁。他是乌兰夫的堂兄云润之子，生于土默特左旗，同布赫、云曙碧壹同于壹九三九年到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三边公学学习，壹九四五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西北军区蒙汉支队指导员，伊克昭盟支队指导员。中共建国后，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伊克昭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文委副主任、文化局局长、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曾当选为内蒙山H治区文联主席和全国文联委员。

　　他写过壹个电影剧本名为羲尔多斯风暴，其中的主人翁其实就是乌兰夫的化身。

　　侄女云曙芬主管内蒙古妇女工作云曙芬是云照光的姐姐，生于壹九二四年，壹九四O年到延安后相继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学习。中共建政后曾先后任内蒙古军政学院中共党支部委员、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等职。七十岁时仍占据政协副主席之位。”个内蒙古区政协，乌兰夫家族竟有兄妹两个在其中任副主席，实在是有些通份了。到了壹九九三年内蒙古区政协换届，兄妹两人壹起被排除在政协副主席名单之外。

　　长媳珠兰琪琪柯主管宣博布赫的妻子珠兰琪琪柯是辽宁阜新人，生于壹九三O年，是布赫担任内蒙古文工团团长时相中的蒙古族演员。中共建政后曾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干部训练班、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先后任过内蒙话剧团团长、内蒙电影制片厂厂长、内蒙文联副主席、内蒙古影协主席等职。长期自命为电影导演，但壹生中也祗在壹部很少有人听说的电影《草原晨曲》中任“合作编导”，所以后来祗好安心从政，先任中共包头市委统战部长，后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

　　长女此妻子云丽文仅小壹岁乌兰夫的长女云曙碧生于壹九二三年，参加中共后仕途壹直没有她的胞弟布赫好，“文革”前最高官至司局级。直到壹九九二年为止，她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妪但并不服老，不但占著壹个内蒙古“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还壹直担任著中共内蒙自治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中共的顾问委员会撤销后，这位老人才不情愿地真正退居幕后，还要担任壹些纯荣誉性的职务。

　　壹九八三年四月，内蒙古召开自治区六届人大会议，乌兰夫壹家竟占了六个代表名额，除他本人外，还有云曙碧、云曙芬、云照光、布赫及珠兰琪琪柯。

　　当时，乌兰夫壹家只有他的次子乌可力没有在内蒙任职，却进京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任职副总经理。

　　“乌兰夫肯定不止壹个妻子”台湾出版的群共研艺及英文版的群共组织名拳都记载乌兰夫的妻子名为云丽文。

　　但是，笔者曾就乌兰夫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妻子问题访问过壹位中共元老的孩子，回答是“乌兰夫肯定不止壹个妻子”。

　　据新华社壹九九五年十壹月九日电稿称：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已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的夫人云丽文同志，因病于壹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三岁。云丽文同志壹九三七年参加内蒙古抗日救亡活动，壹九三九年赴延安。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民委委员。

　　从云丽文的年龄上判断，她仅比乌兰夫的长女云曙碧年长壹岁，比长子布赫至少大四岁，比小儿子乌杰大十三岁，毫无疑问不是乌兰夫的元配。

　　乌兰夫的元配可能叫云亭。

　　乌杰出版于壹九八五年的著作《系统辩证论》的扉页上写有“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云亭和我亲爱的父亲乌兰夫”的字样；另外，壹九八七年中共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举行庆典时，乌兰夫还携发妻云亭及子女们前往接受臣民们的膜拜，新华社记者还拍有他们夫妻和乌杰在”起的照片。

　　如果云亭真是乌兰夫的元配，后来乌兰夫又娶雪丽文为妻，而乌兰夫在壹九八七年于云亭公开以夫妻名义活动，也许乌兰夫并未与云亭真正离婚。小女云杉正在撰写“内人党”冤案另外，最近笔者又调查到乌兰夫还有壹个幼女名云杉，壹九七六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子闻系，现为新华社和《了望》周刊记者。这个女儿是否还是云亭所生外界就不知道了。因为乌兰夫自己的回忆录及中共的有关史料对云曙碧、布赫、乌宾（乌可力）、乌杰之外的孩子都未提及。如果云杉真是乌兰夫的孩子的话，很可能是云丽文所出。

　　乌兰夫家族人人擅长汉文写作乌兰夫家族成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像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祗识弯弓射大雕”。他们几乎人人都擅长门汉文写作。乌兰夫本人的回忆录中虽然通篇都以“革命道理”贯穿，但文字功底甚厚；他的两个儿子布赫和乌杰，加上侄女、侄子都先后有理论或文学作品问世。

　　创作成果最丰富的当属小女云杉，她先后发表过人物通讯和人物传记多篇，其中篇小说《骑白骏马的人》已经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壹九九O年，她还完成了壹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宪狂盛衷。该部作品以中共于“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地区壹手炮制和导演的“内人党冤案为背景，大胆揭露了中共如何在内蒙地区搞了壹场“惨绝人环的屠杀，使数以十万计的人致死或致残”，称这是壹个“生活在内蒙古地区壹千二百万居民、水远不忘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为之迷惑的、水久之谜”。

　　布赫的出生年月令人质疑

　　关于布赫的出生年月，查找大陆所有介绍他的材料，以及美国、香港、台湾的相关报导（包括英文的中共组织名录），都记载他生于壹九二六年三月。但是根据乌兰夫自己的回忆录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编选出版的《乌兰夫年谱》记载，他自壹九二三年十月从土默特旗高小毕业后仅仅回家住了几天，然后即与堂兄云润到北京读书，假期时亦没有回家。

　　壹九二五年十月下旬即直接从北京转道上海去苏联，到壹九二九年九月中旬回到老家。

　　近六年时间，他没有同妻子家人团聚过，所以布赫生于壹九二六年是没有可能的。另外，乌兰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曾写道：“自从出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我就与家里没

　　有联系。这五年亲人们都还健在么？小儿子已经五岁了，长得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呢，实在令人挂念啊。”到家以后，雾轮流抱起地下的女儿（云曙碧）和小儿子（布赫）使劲亲了亲。小儿子还认生呢。”（注：前面的两处括号为乌兰夫自己所加）由此可见，既然乌兰夫自己都说壹九二九年九月中旬时布赫已经五岁了，可儿布赫应该是生于壹九二四年，出生月份应该是壹九二四年七月底或八月初。如果硬要把他说成是壹九二六年三月生，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台湾壹九九O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国大陆研究》“人物介绍”栏里说布赫生于壹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照此推算，布赫的母亲至百亭应该是在壹九二五年六月左右受孕，但中上壹出版的《乌兰夫年谱》中记载，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读书，而云亭正在千里之外的内蒙边塞种地。香港出版的中共最高领导真壹书说布赫生于壹九二六年十二月，据此推算他的母亲应该是在同年三月左右受孕，但此时乌兰夫正在苏联莫斯科和蒋经国坐在壹条板凳上接受支达林主义教育。另外，台湾中共人事研究专家对于乌兰夫次子乌宾出生于壹九二九年的考证恐怕也是错误的。乌兰夫二九年九月中旬才从苏联回国，然后还要“十月怀胎”，所以乌宾最快也是出生于壹九三O年六月底。

　　中共的有关材料记载云曙芬生于壹九二四年是有道理的。云曙芬是乌兰夫堂兄云润的女儿，而云润同乌兰夫的早期经历”样，”同出外上学，”同回家省亲，所以其妻身怀云曙芬的时间应该同乌兰夫妻子云亭怀布赫的时间前后不差几天。

　　既然生于壹九二四年，布赫到壹九九三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的年龄已经是六十九岁，之前四年即已超过了中共规定的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布赫本人是否是因为不愿退休才认同公开的报导中把他的实际年龄缩小两岁，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布赫自幼在延安接受“革命理想”薰陶按照乌兰夫的回忆，布赫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赤色活动的薰陶，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壹九三O年。当时，乌兰夫在家里召开中共西蒙工委秘密会议时，布赫已经学会跟著妈妈和姊姊给他们放哨了。

　　壹九三八年五月，乌兰夫赴延安晋见毛泽东，对许多中土上兀老的子女们正在延安被培养为聂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十分眼热，随后即给奎壁写信，请他将自己的大女儿云曙碧和大儿子布赫送往延安。奎壁接信后几经周折，于壹九三九年才派人将此两人送往延安，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香港商艺杂志壹九九壹年八月号报导说：此次同去延安的还有云润的女儿云曙芬。中共的宣传材料中也记载著云曙芬是壹九三九年到的延安。

　　但葡流》杂志上将云润说成是乌兰夫的哥哥不对，其实云润是他的堂兄。乌兰夫画年的记忆二文中曾写明：五出生的时候，家里有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父亲、母亲和壹个姐姐、壹个堂兄。”回忆录的后面也详细记述了他与堂兄云润从壹起求学到“共同投身革命”的经过。

　　现在的中共“太子党”严格地说，应该包括“延安时代”和“北京时代”两部份人。前壹部份中包括叶选平、布赫、聂力等，比他们年龄稍小的还有李鹏、邹家华、李铁映、伍绍祖等。而布赫在这“延安时代”的壹批人中资格又是最老的。他的入党时间比叶选平还早三年（壹九四二年），虽然没有叶选平留学苏联的经历，但早在中共建国前所任职务即已相当于地委级（中央的司局级）。所以，他实际上是中共的所谓“第二代领导人”。

　　布赫是内蒙“乌兰牧骑”的创始人布赫又名云曙光，壹九三九年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不到两年，中共即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布赫在担任教育长的父亲督促下继续在民族学院学习了壹段政治理论，即表示对文艺感兴趣。乌兰夫想到自己家里三代农民出身，包括他自己进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之前，除了马头琴之外，再没见过世界上的其他乐器，所以感觉自己的儿子很有理想，于是鼓励他从事文艺工作。

　　抗战胜利后，乌兰夫再次到今内蒙及河北壹带活动，布赫即随同前往。中共建国前他担任的主要职务祗是内蒙古文工团团长等文艺官，同时还担任内蒙古自治联合会组织干事及内蒙古自治学院中学部副主任兼政治教员。

　　中共建政以后，布赫的文工团长继续当到五四年，即改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兼内蒙文联主席等职，并当选为全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

　　壹九五六年六月，他当选为第壹届全国人大代表。壹九六壹年七月，被任命为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中苏友好协会内蒙古部秘书长。

　　这壹段时间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组建了内蒙地区的“乌兰牧骑”，被毛泽东肯定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好形式。

　　所谓“乌兰牧骑”，是指以小型、流动方式下乡演出的文工队。布赫作为文艺官，也常常动笔撰写文艺书籍，其主要著作有商蒙新文化在前进》、葡海纪行》，并主编过笃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墓及《今日内蒙古畜牧泰等书。

　　“文革”前，布赫已经官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代常委、自治区文委党委代书记、主任。

　　“文革”中，布赫受父亲牵连入狱。壹九七四年复出后先是出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壹九七七年起任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次年十二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壹九七九年五月调任国家民委副主任。

　　壹九七九年九月到八三年四月，布赫又兼任了呼和浩特市市委第”书记，并于壹九八O年四月兼任该市市长。

　　壹九八二年九月，布赫在中共中央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历补”为中央委员，壹个月后出任内蒙由口治区党委副书记。壹九八三年四月，布赫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直至壹九九三年四月正式卸任，整整十年。壹九八四年四月，布赫曾以团长名义率中国大陆省长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壹九八七年十壹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再任中央委员。壹九九三年三月，布赫与弟弟乌杰分别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代表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赫在这次会上以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布赫在中共高干子女中，唯有叶选平可以同他比资格，而他近年来在很多方面的表现也颇像叶选平，属地方改革派首领。虽然他没有如叶选平在广东那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又因为离天子太近，行事方式也不得不比叶选平要谨慎壹些。不过，与叶选平相比，除了同为延安时期即参加革命的元老后代之外，布赫还多了壹项少数民族的政治本钱，所以中共高层必须将他与叶选平同等对待。中共自八十年代开始废除干部终身制以后，因为年龄原因从省长百治区政府主席）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反而官至“中央领导层”者，只有叶选平和布赫两人。前者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布赫在内蒙主政期间，不仅推动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还曾试行过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卓资县的行政改革试点引起过中共改革派理论家关注。

　　当时，《新观察》主编戈扬为此开过”次专题讨论会，布赫亦到场参加；《世界经济导报》也曾为此对他进行过专访。

　　另外，布赫似乎并不是壹个喜欢赶潮流的人，从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政绩看，他确实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保守型官僚，但在改革的同时他又反对“头脑发热”和“操之过急”。

　　他认为：“从实际出发，指标看来定得不是最高，调子听起来也可能不是很响，但能够真正做到，那就对国家、民族有益，因此当然是真正的加快，真正的积极了。”壹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又刮起改革旋风，全国重新高唱“经济中、心论”，但布赫在“六?四”后不久即反覆强调：“我觉得要善于把各种具体工作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进壹步体现经济建设是我们现阶段各项工作的中、心这壹基本思想。”最为难得的是，虽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六四”期间也是比较活跃，但中共采取镇压政策后，整个呼和浩特市的“政治清查”工作基本是在做样子、走过场。

　　在内蒙高校工作的朋友曾告诉笔者，布赫对大学生壹直还是主张采取和缓的疏导政策的。

　　另外，他作为壹个蒙古族人，对当地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在民族占自治等问题上的“过激”言行从来不主张用政治高压手段解决，因此在知识分子中较他的父亲要得人、心。

　　中共统治使内蒙元气大伤壹九六六年以后，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薪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壹九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两万两千九百人致死，十二万人致残。但是，实际数字要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壹个传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祗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专门派人查阅日伪时期及国民党时期的监狱材料，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桡、灌凉水、压贡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已经都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最令人发指的是四种新发明。立壹”是“热情帮助”，办法是生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著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壹慢就用皮鞭抽打。

　　其四是“只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壹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壹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窜乱咬，撕裂犯人的下体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虽然乌兰夫家族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例如乌兰夫壹度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连周恩来都不知道；乌杰曾从劳改场所偷跑回家无奈地同妻子商量生个孩子好将来有人探监。

　　但大多数蒙古族人并不同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乌兰夫向毛泽东的汉人独裁政权百依百顺，凭投靠共产党确立自己家族的素古工”地位，才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另外，由于乌兰夫长期追随毛泽东政权的极左路线亦步亦趋，导致整个内蒙地区是全国各地受人为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前文提到的那份中共内部文件中供认：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内蒙的情况”直是比外蒙好，但由于乌兰夫大搞“以粮为纲”，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毁草垦荒，其直接害处是牧民们弃长从短导致生产力低下，长远的危害则是导致大批草原严重沙化。长此以往，整个内蒙地区“人均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中共文件中语）。

　　汉族人严重侵犯蒙族人利益也是内蒙人民反感乌兰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后，大量汉族人向内蒙迁徒，壹九四九年时，内蒙人口祗有六百万，但壹九八壹年已达壹千六百万，九O年更是剧增至二千壹百六十多万，其中少数民族祗占五分之壹强，而且包括蒙、回、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多个民族。蒙古人民对中共政权这种以汉族人口优势同化少数民族的恶劣政策非常愤怒，因此而导致少数民族小规模骚乱时有发生。

　　改革开放忧喜掺半据旅居美国的著名蒙古族问题专家程铁军先生介绍，内蒙古从地域上讲，它的自然资源好多方面都是全国第壹，比如森林面积全国第壹，人均淡水面积全国第壹，人均耕地面积全国第壹，人均占有水产目叩全国第壹等等。而且，蒙古人的平均教育水准比汉族高，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美国的《世界日艺曾报导外蒙平均文化程度高，是因为推行新蒙文的原因，这是胡扯。其实，内蒙古的老太太，不会念报纸的没有几个，原因就是他们用的拼音文字，不管新蒙文，还是旧蒙文，都是壹回事。

　　所以从文化教育和白同然资源角度，内蒙的发展潜力相当大，同现在他们所处的经济上的贫困程度是不相称的。

　　内蒙古至今同东南沿海比，是落后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如果讲民族政策哪方面执行得不好的话，那么从经济上，从经济区域布局，还有从原来中央计划经济控制下的政策讲，确实对内蒙人不公平。过去中央计划经济政策被内蒙人叫做疆民地”政策，将内蒙的大量原料运走了，对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重视不够。

　　当然十几年改革以来，采取了很多新的措施，但是蒙古人还是不满意。有壹年，蒙古族学生闹事，其实就是想让中央给内蒙的政策应该同给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壹样，结果中央没有答应。

　　程铁军教授认为：内蒙的蒙古族人口目前大概维持在三百万左右。虽然说内蒙大多数地区都是蒙古人的地方，由于工业化的程度不同，所以纯牧区里，蒙族人比例就高，在整个农业区和城市地区，蒙古人比例相对较低。但是在整个内蒙古地区，蒙族人现在只占百分之十。所以古族即使在内蒙地区，也是“少数”，绝对少数。

　　中共建国四十多年来，除了天人党”时期是典型的汉人整蒙人，公开化的、有组织的蒙汉冲突基本没有发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也有小规模的驱赶汉人的现象发生，比如蒙古人用卡车把汉族干部拉到张家口，“回妳们内地去”，已妳们口里去”。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不过规模都不是很大。

　　对此，中央的处置也只能用软办法，比如有些确实不受当地蒙族人欢迎的汉族干部，就采取调离的办法。不过还会派去新的汉族干部。从长时间讲，中央政府对蒙古人的不信任和随便猜疑的情况、敌视、心理，都是很严重的。程铁军先生认为，所谓“左”的民族政策，在蒙古人地区壹直是贯穿下来的。

　　程铁军先生还认为：这种“左”的民族政策虽然在近十几年来得到壹些纠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蒙古族干部的提拔，比汉族干部提拔得快，在内蒙地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另壹方面，中央对蒙古人还是有不放心的地方。每次更替干部，重要职位上的干部，尤其是党的干部，都是由北京直接任命的。这个办法，证明实际上中央政府对蒙古人的戒备、心理还是很强。

　　程先生指出，从总的来看，蒙汉矛盾远没有西藏那么激烈，也没有新疆那么尖锐。从长期来看！阎魉他不小。机豹系的悯题，就不可能他们外灰辈独谈、蒙古人自己不承认什鼾｛内外蒙”，他们认为，蒙古族就是壹个，同种同文，同样宗教。因为外蒙问题现在很大，所以内蒙的蒙古人在整个民族合并的问题上已经改变了想法。过去，还有人想过要把内外蒙合并，即把内蒙并到外蒙去，现在反而有此”人开始谈论是否让外蒙归进来，恢复秋海棠的大中华固有版图。

　　但是，究竟蒙同汉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完全取决于将来，在下壹个阶段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汉族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认为矛盾主导方囿都在汉族这壹面。

　　即使矛盾爆发到非常极端的程度，我认为也不会发展到整个内蒙地区都闹起事来，只是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古族人相对集中的地区会出事，比如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另外，像召乌达盟等蒙古族人相对集中的地区也有可能。

　　公平地讲，自八十年代布赫在内蒙主政以来，由于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政策，内蒙人民还是得到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实惠。仅就工业建设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共陆续给内蒙的投资已达人民币百亿以上，全国五个大型露天煤矿有四个开发于内蒙，包括准格尔、东胜、霍林河、伊敏河等。据说到壹九九五年内蒙的发电量即可增加壹倍，到二OOO年即可比现在增加五倍。另外，铁路、石油、冶炼等大型工业项目也纷纷上马。但是，工业的开发壹方西又导致内蒙地区的汉人比例进”步增加，再壹方面是导致内蒙草原的进壹步沙化昌回L尤其是因为露天煤矿的开发，所以由此导致的民族矛盾会进壹步加深。

　　壹九九O年春天，北京地区突然动员各机关单位捐献衣物，而且说明不要内衣之类，最好是棉制的冬衣。上面的文件说是要支援青海，因为那里有牧民遭受雪灾。但内部传出来的消息说，真实原因是有十多万内蒙牧民集体向外蒙逃亡受阻于中蒙边境。对方求助中共合作解决，于是中方派了大量军警前往。受阻的牧民又不愿回去，以致中蒙双方的军队将其长时间围困在冰天雪地里。中共政权不愿再重蹈过去曾在新疆等地实行的激化矛盾的作法，所以祗好壹边做“思想工作”，壹边给他们空投衣物和食品，以防止因饥寒交迫而导致进壹步的反抗行动。

　　总之，乌兰夫所营建的云氏家族对大陆整个内蒙地区的统治壹方面被中共方面时时警觉，提防其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另壹方面又为广大蒙古人民日益唾弃，所以昔日的家族王权已经成为历史。

　　乌杰本人被调往山西，与其说是因为年富力强、学有所长而受到重用，不如说是明知是中了中共的“调虎离山”诡计还有口难言。

　　乌杰成长于延安“马背摇篮”壹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乌兰夫的小儿子乌杰出生于内蒙古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壹九三九年布赫同云曙碧去延安后，乌兰夫的妻子带著乌杰及他的二哥乌宾（后改名乌可力）东渡黄河，到了乌兰夫身边。当时，乌兰夫在国民党傅作义手下的新三师从事中共统战工作。壹九四壹年，由于胡宗南下令杀掉乌兰夫，中共得密信后决定调乌兰夫去延安。四月下旬，乌杰同哥哥鸟宾、妈妈云亭随同父亲西渡黄河，长途跋涉四个月到达延安。

　　乌杰到延安时还不满六岁。据他本人回忆，在去延安的路上，妈妈又给他生了个弟弟，但因为带著终日啼哭的婴孩无法夜行军，于是他和他的二哥乌可力就地找了个最高的沙丘，把这个刚出世的小生命、水远留在上面了。

　　从小想当“反革命”

　　到延安后，乌杰先是就读于中共在延安五十里外开设的安塞小学，后又就读于延安抗日子“延安整风”时，乌杰所在的学校里也在孩子里面抓特务。校长在全校“整风”动员大会上号召说：百白光荣，谁是特务，站在桡子上。”于是，年仅七岁的乌杰和另壹些中共首脑的小“接班人”个个抢著往桡子上站。

　　事后，乌杰祗是感到中共做的这种事情十分可笑，却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后，他却真的被打成了“苏修特务”和“反党叛国分子”，并为此坐监狱数年，吃尽了苦头。

　　壹九四六年乌杰正式参加中共工作，壹九五三年加入中共。

　　先后受过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教育乌杰可能是中共高干子女中唯壹壹个先后受过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教育的“太子党”成员。中共建政后，他随父进了北京，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壹九五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接受了壹年外语培训，壹九五五年被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化工学院留学。

　　从苏联回国后，除了“文革”坐牢期间，乌杰先后任包头市四O八厂技术员、内蒙古师范学院助教和中国科学院感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车间党支部书记。壹九八O年，乌杰又得到了去美国进修管理科学的机会。壹九八二年，他妻子给他去信说有人告状说他要留在美国不回去据乌杰自己说：倒是那个告他状的人真的是留在美国不回去了。曾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献花乌杰在其生平中最自豪的壹件事，是他壹九六二年结婚时，周恩来夫妇及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元帅都出席了他的婚礼。当时因为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周恩来提出要亲自为乌杰主持婚礼，但又不能讲排场，所以乌兰夫就决定用壹只牛宴请所有出席婚礼的中共军头、政要。

　　乌杰回忆说：“文革”中，又是周恩来接到他妻子的求救信后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所以，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十分深厚。壹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后，他也带著妻子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同百万北京市民壹起在松树墙上扎上了寄托哀思的小白花。

　　壹九八八年十二月八日，乌杰再访苏联，乌兰夫逝世时他正坐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

　　三天后，大使馆人员才将这消息告诉他。他后来回忆说：“同是丧事，这”次却平静多了。”言下之意，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比对他父亲的感情要深得多。

　　回内蒙为长兄佐政乌杰于壹九八二年从美国返回内蒙，次年随著他哥哥担任山口治区政府主席，他出任了赤峰市副市长，主管工业。壹九八五年，又升任包头市市长；壹九八九年九月，调任山西省副省长。

　　因为在美国加州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所以乌杰对控制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颇具兴趣。

　　回国后也壹直没有间断这方面的研究。壹九八八年，他在高蒙古社会科昙杂志上发表论文〈系统辩证论〉，并以此为题在两年后出版了专著。

　　据说他的研究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曾打听乌杰何许人也。当有人告诉钱学森乌杰是“蒙古王”乌兰夫的幼子时，令他大为惊叹。

　　包头市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被称为“草原钢城”。按理说乌杰分别从“苏修”和“美帝”那里学来的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知识正好可以大派用场。但是，他任包头市长四年，并没有给那里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祗是给继任者留下了”副“城市待业率居全国之首”的烂摊子。

　　乌杰的继任者叫王凤岐，壹接任就发现壹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待业青年却达四．五万人，待业率达百分之六．七。全市每户有二名待业青年的达二千五百五十三户，有三名以上待业青年的有七百七十九户，家中有待业子女的基本上都是壹线的生产工人，而且待业青年还在继续以每年壹．二万人的速度增加。

　　王凤岐上任伊始，无论走到城市的哪个角落，听到的都是对旧市长留下的劣绩的满腹牢骚。他到包头炼钢厂，厂领导见面第壹句就是“全厂壹万多名待业青年怎么办？”他到石拐矿区，壹位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听说新市长来了，找上门哭诉说：“王市长，我自己已经退休，但全家有五个待业青年，最大的已经二十九岁了。妳帮帮俺吧！”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对其前任留下这样壹副烂摊子却还能高升心里是什么想法，但他上任后即抓紧制定了包头市政府《开于劳动就业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壹年时间即解决了八千名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此后的三个月里又安置了七千名。为此，包头人称赞王凤岐各曰官、心里装著老百姓”。由此可见他们对乌杰这位素古工”后代在当地任“父母官”四年的业绩起码是不敢恭维。

　　四“太子”执掌体改委不知是中央的意思还是乌杰本人的志愿，乌杰在山西省副省长的位置上还没有干满壹届，便调进北京，出任国务院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下属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曾是赵紫阳”手创建、苦、心经营，并陆续网罗了”大批知识界菁英的超部级机构，只因壹九八九年“六?四”京城开枪，该机构壹度人去楼空。壹九九二年邓小平的“北伐”号令尤如壹剂壮阳猛药，令整个大陆经济改革形势重振雄风，也给体改委带来了“第二春”。不过，江泽民、朱镕基等人似乎是考虑到了接受赵紫阳经验教训这壹层，在体改委的高层人事上煞费了壹番苦、心。到壹九九三年乌杰调进为止，该机构七个主任、副主任中，有红色血统的就占了四个，所以在国务院系统中有四“太子”执掌体改委的说法。

　　自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务院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即成为炙手可热的单位。

　　从其前身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自壹九八O年五月成立算起，到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为止，这个单位红红火火地热闹了整整九年，其间有五年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自兼任主任，有壹年是继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被邓小平命令亲自挂帅，其重要性由此可见壹斑。但是，壹九八九年“六?四”枪响过后，这个单位内或由这个单位分派到赵紫阳身边工作的壹批改革志士，被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和公开宣传材料指斥为所谓“赵紫阳智囊团”、玉于反革命政治需要”的“动乱幕后策划者”……。

　　在壹片黑云压城的恐怖气氛中，前体改所所长陈戛“等人亡命海外，前体改委副主任鲍彤、前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局长高山等人进了秦城监狱，另有壹批则在壹九八九年下半年到九O年的天治清查”过程中背上了轻重不同的党纪、政纪处份。

　　接下来，又是壹段对改革开放政策进行反攻倒算的“复辟回潮”，连邓小平都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被不点名地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体改委自然更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了。于是，李鹏在壹九九O年宣布不再兼任体改委主任，虽然单位建制还继续保留，但新任主任是壹个连中央候补委员的名义都没有的原石化公司总经理。至此，体改委的功能和声势都跌至谷底。

　　自邓小平九二年南巡之后，体改委开始恢复元气，经过壹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壹九九三年三月的八届人大，随著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成为“法定”路线，体改委上上下下再次忙碌起来。在人事安排上，除了副主任壹级领导增加了数位新人外，壹些在赵紫阳时期即已经非常活跃，但同前谓紫阳智囊”在经改方法上又有分歧的中青年经济理论家先后占据了宏观调控体制司、综合规划司等重要的司局级领导岗位。而且，这批人自进入疆制内”之始即表现得比过去聚拢在赵紫阳手下的那批人更为张扬，中共官方的新闻媒体也对外公开报导他们为“朱镕基智囊”。

　　其中壹位在“六?四”清查过程中侥幸过关的资深人士戏谑地将体改委经历的这壹变化形容为“邓小平南巡给体改委带来‘第二春’”。

　　大概是吸取了赵紫阳过去“壹手软，壹手硬”的教训，体改委迎来“第二春”以后，七个主任、副主任中，就有四位“红色血统”出身者。包括主任李铁映和副主任洪虎、乌杰、马凯。他们四人全部是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年或少年时期在中共军队的随军保育院和随军学校里成长。

　　壹九九三年三月的八届人大以后，此四人与体改委的其他三位副主任进行了工作分工，其中李铁映主持全面工作，洪虎除分工委内的行政工作外，兼管国有企业改革规划；乌杰主要负责宏观调控、综合规划方面的改革及人事、教育等非经济门类的综合改革试点．！马凯偏重物价、税制等财政方固的改革。

　　这四人在体改委分兵把口后，即开始利用文民日艺人经济日选、《光明日霪、《了望》

　　杂志等官方壹级媒介向海内外频频曝光。但外界”般只了解李铁映的“太子”出身，很少有人知道洪虎、乌杰和马凯都是强硬的红色背景。

　　上述四人中，最早涉足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的当属李铁映，壹九八七年四月到壹九八八年四月间，他已经当过”年体改委主任。后来因为邓小平说了”句“国务院总理要把屁股坐在改革上”，已经接替赵紫阳总理职务的李鹏才把体改委主任壹职接过去。

　　“六?四”镇压以后，因为李铁映在国家教委主任的位置上反和平演变“反过了头”，以至在壹九九四年三月的八届人大上丢掉了数百张选票，壹时间灰头土脸，好不尴尬。从那以后，只要李铁映壹就改革问题发表讲话，海外就有报导分析他是在“重树改革形像”，“挽回政治损失”。

　　无论这种评论是否切中要害，从李铁映出任体改委主任后几个月的表现看，他似乎真的是吸取了壹九八九年百辟回潮”的教训。比如壹九九三年底大陆出现粮价风波后，他专程到粮价涨幅较大的天津市视察，并发表讲话说：我们总结这次市场波动的教训，是要从改革中找出路，绝不会退回到“发本”、“发票”的老路上去。

　　在体改委副主任中排名乌杰之前的洪虎是中共政治元老，前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洪虎本人并不以经济理论见长，原任职于国家机械委员会，后因该机构行将撤并，被“充实”进国家体改委。据说当时关于洪虎的工作安排是薄”波亲自发话。到体改委以后，洪虎先后担任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及秘书长等职，工作范围仅仅是行政、后勤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壹直到升任体改委副主任之前，从来没有过掌管具体业务和主持理论研究的经历。所以有体改委的资深元老笑他“没有吃过猪肉，只见过猪走路”。

　　不过，即使认定洪虎在业务上外行的人士，同时也认为洪虎的思想并不僵化。另外，他虽然不以经济理论见长，但在用人方面倒不学“武大郎开店”，非常注重业务能力强的干部。现在聚集在体改委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壹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说起洪虎来，评价都还可以。

　　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前，在体改委任职或直接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中共元老子女除了洪，还有陈毅元帅的三子陈晓鲁和李富春（前中共副总理）的外孙李勇。后来，陈晓鲁和李勇都因为追随赵紫阳“支持动乱”而被重点审查，虽然没有像罗瑞卿（前副总理、总参谋长）的女儿罗点点壹样被关进监牢，但审查过后还是被赶出了中南海。而洪虎在“六?四”之前虽然也是身处“动乱重灾区”，但当时的表现却被形容为“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所以，“六?四”以后，洪虎不但没有随赵紫阳落难，而且被任命为体改委内的“政治清查”领导小组组长。

　　据几位过去也属赵紫阳智囊，后仍留在体改委工作的人士介绍，洪虎的父亲洪学智在共产党政权中至少有过两次被残酷整肃的经历，壹次是五九年“反右倾”随彭德怀落难，”次是干革”中被关进监狱，险被要了老命。洪虎正是吸取了父辈的历史教训，所以在执行“六?四”后的政治清查任务时，还是尽量手下留情。

　　另壹体改委副主任马凯除了本人具有红色血统外，还有另壹层强硬政治背景回回j陈元嫡系。在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只要稍有头脸者，大都知道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有壹个非常紧密的人事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最被陈元信任的两个人，壹个是他中学同学马凯，壹个是他大学同学刘泽彭。刘泽彭曾因为陈家父子的提携官至中组部副部长，专管青年干部培养、审批，可谓权倾壹时。可惜他为人张扬狂傲，处事专横跋扈，在中组部闹得怨声载道，连江泽民都感觉忍无可忍，暗示中组部内几位资深元老向邓小平告御状，最后到底是得了邓小平钦旨才将此人搬动。

　　而马凯从为人到从政作风正好同刘泽彭相反，在中共体制内，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平民帮”，无论是赵紫阳智囊还是李鹏亲信，”提起马凯，几乎人人都是用“忠厚”、“清廉”二字形容他的为人态度和为官之道。也正是因为他身上充满了“忠君”思想和救国、救民、救党的使命感，所以才被陈元十分看重。从壹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不久，马凯即被从国家物价局动员到陈元身边，从西城区到北京市，或在陈元手下掌握壹经济部门，或直接出任陈元副手。直到陈元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马凯才回到国家物价局。

　　当然，马凯同陈元的异同语言还在于他们经济观点的相近。长期以来，马剀最忧、心的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日益失控。壹九九O年陈元提出的“诸侯经济”、壹紧运行”等理论陈述，也是与马凯共同探讨的结果。

　　马凯在壹九九五年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新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是前全国煤炭管理局局长张仲鲁之子，曾任四川省省长、内贸部部长。

　　乌杰最先提出“邓小平思想”乌杰懂英、德、俄、法四种外语。与李铁映相比，虽然都在少年时代受过延安式教育，青年时代受过苏式教育，但乌杰多了”项中年时代又有机会接受美式教育。这种三重教育的经历在中共高级干部子女中极少另有人具备。

　　出任体改委副主任之前，乌杰对中共政权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壹，用现代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美国进修回国后，乌杰利用担任行政领导的业余时间，把白q已长期钻研的现代科学理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套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上，发明出“系统辩证论”学说，并写成专著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说：反中国哲学界为例，在‘系统辩证论’发表之前，还没有壹本专著系统或比较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新的占H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

　　二，“按照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把邓小平思想巨大的内在价值初步开掘出来”。从九O年下半年开始，乌杰壹边担负著山西省副省长工作，壹边兼任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开始“对邓小平思想进行全面、深入壹些函研究”。两年后出版了耋小平思想艺。这本书被送到邓府后，从邓小平到秘书、子女，都进行了认真阅读，均给以较高评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则称赞乌杰写成这本书是“为党做了壹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壹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出任体改委副主任不久，乌杰即担任了由改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摄影画册议小平：

　　《壹代风骚的伟人》的主编。该画册出版前夕，乌杰又专门在《嘹望》杂志上撰文对邓小平竭力吹捧，称邓小平为二名引人注目的世界性的老资格政治活动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由此而树立起壹种新的形像。”

　　外界已经注意到，自壹九九三年十壹月初，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议筹三卷学习报告会上讲话开始，标志著中共正式将邓小平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分离。而在此之前的官方宣传中，还从来是习惯将邓小平思想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为外界所不知的是，正是乌杰首先提出了邓小平思想的“独创佳和“完整性”，而且，乌杰是江泽民在邓选第三卷学习报告会上讲话的主要起草人。乌杰在江泽民宣读这份讲话的壹年多以前已经总结说：“邓小平思想是壹个具有科学内涵与外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独创的思想价值”。

　　“因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中国的第壹次革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第二次革命。第壹次革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邓小平的思想，则是第二次革命的伟大结晶”，所以“不承认‘邓小平思想’这个科学概念，把邓小平思想只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份，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种肤浅的认识”。

　　认为邓小平思想可以复兴社会主义如果把所有诠释邓小平理论的大陆官方出版物做壹比较，就不难发现乌杰是迄今为止对邓小平评价最高的”个。他认为：“小平同志的思想言简意赅，这给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其内在价值很容易被低估。”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真地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我们自己成功的失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中国引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开创了新的希望。”所以，“马克思主义要学，列宁主义要学，毛泽东思想要学，用以作为理论基础，而我们直接遵循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邓小平的思想！提出这个命题，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他在评价邓小平哲学思想时说：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主张实事求是，但后者比前者有较大突破和创新……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包括实践标准理论和生产力标准理论等等，表现出彻底的品格和时代意识。”

　　乌杰还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个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壹个是“壹分为多，合多而二的系统辩证方法论。这是邓小平思想体系的基石。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上，壹直存在著片面理解“对立统壹规律”的倾向，尤其是“壹分为二”哲学观，过份强调矛盾的对立和斗争，强调非此即被，“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用这种思维模式去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很自然地导致了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固的不协调。

　　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特别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统壹性。所以，乌杰正是在“从邓小平思想中看到了复兴社会主义的曙光而产生了壹种不可抑制的激情和冲动而欣然命笔”撰写了《邓小平思想论》壹书。

　　在评价邓小平二国两制”思想时，乌杰别出、心裁地认为：“从表面看，‘壹国两刻属于策略理论，而实际上，它是小平同志社会制度选择思想的集中体现。既然可以二国两刺，就可以引伸出二国多剑和‘多制壹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和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不仅不是水火不相容，而且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从上述内容看，乌杰对于邓小平思想的诠释和评价，也许已经超出了邓小平本人的期望。

　　乌杰改革思想颇为大胆翻翻大陆壹九九三至九五年来的文民日委人光明日选入了霎杂志入经济日选等壹级官方刊物，就会发现上述体改委的“四太子”曝光率颇高，或是出席会议讲话，或是接受记者专访、或是发表专题文章，其见报次数之频繁，似乎膀于当年赵紫阳手下的那批智囊们。

　　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人的讲话、文章内容的话，就会发现乌杰的改革思想要比其他三人更进壹步。例如九三年九月底，乌杰在宣布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所长实行公开招聘的消息时，竟能在记者面前大胆地建议说：“应该将中国的省长、市长、县长都推向市场，进行公平合理的竞争，中国的干部素质三、五年就提高上去了。”再如，壹九九四年壹月中旬，乌杰曾经到北京大学过问高教体制改革问题，并商讨国家体改委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经济学科专业教学的方案。乌杰对北大的教授们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既懂理论又熟悉现实的实用性、操作性专业人才。期望多壹点务实的实干家，少壹点空谈的理论家。所以高校经济学科的办学思路，包括培养目标、办学形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环节，有必要加快改革和调整，增加有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课程，增加调查研究的课题和时间，增加双向交流的机会和渠道……。

　　在此之前，乌杰还同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谈话说：小平同志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不太清楚。可是，有壹些同志，出口以为高明，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姿态出现，煞有介事地评判理论是非，廉价地给别人奉送“帽子”，我觉得是不足取的。

　　从这些三肓论中可以看出乌杰其人份上硎是在中土上局级干部子女中，还是在中共现职高级干部中，都应该被算作开明派之列了。

　　由于乌杰确实有壹定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因为恰到好处地诠释了邓小平思想，所以在中共高层和邓小平那里较为得分。同时也因为他的大胆直言作风，在下层也有壹定的群众基础。不过，在如今执掌体改委的四“太子”中，乌杰年龄最大，比李铁映还大壹岁。

　　按照中共干部年轻化的标准，到壹九九五年底，他就应该从副部级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如果中共高层对乌杰在六十岁上退休感到可惜，要么将安排他担任某正省、部级单位的正职，要么将他继续留在体改委这样的超部级单位作副职，但待遇提升为正省、部级职务──即所谓“正部级副主任”O所以，乌杰的“仕途”是否已经穷尽，在壹九九六年内应该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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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潜内敛是遗风──陈云蒙族

　　壹九九五年壹月，五十岁生日的那天，陈元赶到到北京医院二二O号病房看望已在那里躺了二百多天的父亲。陈云什么都没有说。

　　三个月后的四月十日中午，另壹政治元老薄壹波也到此问安。薄壹波走后，陈云静下心来听了壹会评弹录音，病情突然恶化，随时待命的医疗小组壹边抢救，壹边要求陈办工作人员紧急通知陈云家属及中共高层领导人。陈元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几乎是同步赶到病房，但九十高龄的陈云已撒手人间。

　　在陈云遗体告别仪式上，先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四十多名工作人员齐集悼念堂，其中壹位叫赵彤的，在抗战胜利后至中共建国这段期间任陈云的机要秘书，悲痛地伏跪在陈云灵前嚎啕大哭，久久不起。陈元赶紧上前，扶起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老人家使不得，快起快起。”老人回过身来，凝望著中年谢顶的陈家长子，携手相看泪眼：“元，我再抱抱妳！”

　　五十年前，这位赵彤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受命到陈云身边工作后，曾经身背呀呀学语的陈元爬山涉水，躲过了蒋军的飞机轰炸。直到中共建立政权，陈云壹家随毛泽东进驻中南海，这位赵彤才离开陈家。五十年之后，老主人撒手归西，少主人已成长为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为十二亿人掌管总金库的第二把手。总算没有辜负赵彤当年的、心血。

　　政治企图心不如邓小平强势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特工系统起家，三十年代即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还要资深。他是中共历史上担任中央委员最长者，竟达五十六年之久。

　　陈云曾经与刘伯承搭档指挥红军中央纵队，但是红军长征途中，他奉命离队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的情况，结果使他丧失了指挥军队的机会壹时为红军选编辑的邓小平后来与刘伯承搭档建立在军中的影响力）。在整个抗战中，陈云未指挥过战斗，而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缺乏军事资历，没有来自军队的有力支持，被认为是陈云壹直未能在中上书最高层成为主流派的原因之”。

　　更重要的原因，是陈云缺乏壹种强势的政治企图心。尤其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政治策略上、权术上均略低壹筹。邓小平常常表现出灵活性、残酷性的壹面，陈云则讲究原则、显得刻板。例如邓小平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陈云用人则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邓小平为了翻身不惜发誓“永不翻案”，壹旦大权在手即翻脸不认人，对政治对手绝不心慈手软。陈云则不赞成用非正常的方法击垮对手，包括非法逮捕“四人帮”；邓小平在民运上是坚定的镇压派。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陈云却表示了反对意见（《纽约时报》壹九九五年四月十二日刊出该报驻北京记者颌培德的报导提及此点）；陈云亦主张平息壹九八九年学运，但不赞成用大规模出动军队屠杀的极端手法处理（这个传言似乎从中共讣告中得到了某些证实，讣告中未提及陈云在“六?四事件”时的表现）。

　　陈云不擅长政治造势，个人性格沉潜内敛，衣食住行也相当俭朴，早在六十年代起就极少出席宴会，而习惯于家里清淡的饭菜。

　　尽管有关他子女从政经商的流言辈语也不少，耄耋之年、曾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却对端正党风比其他元老、特别比邓小平更为重视，多次提出反对腐败，以为这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过去壹段时间，腐败问题成为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主要攻防点。

　　陈云似乎也缺乏邓小平那种开阔的国际视野，极少看见他接见外宾，也甚少在国际问题、港台问题上发表看法。三十年代到过莫斯科是他唯壹的出国记录，他也没有到过香港。

　　他的壹个女儿曾对美国人说：“我父亲很不喜欢美国。”陈云的实力集中体现在组织、纪检系统、经济领域。也正是他相对正统的共党作风，在中共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共组织系统、纪检系统的掌握，使他自然集合了壹批力量与邓小平抗衡。壹贯强调“稳定才能发展”在延安经济极为困难之时，陈云所领导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奠定了他在中共经济领域的创始人地位。后来，他成功领导接收渖阳、主持东北经济复苏工作；中共建政后又长期分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文革后负责修补经济烂摊子。毛泽东曾称赞陈云为“党内壹流的经济专家”，中共在其讣告中定位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与邓小平相比，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当然属于稳健或保守者，而且陈反对经济发展速度过快有其历史。早在五十年末期，他就大胆地抨击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相比之下，邓小平那个时候头脑要发热得多。邓是中央反右办公室主任，积极执行了毛泽东打倒知识分子的命令。

　　邓小平时代，陈云并非彻底反对改革开放。不能忽视的是，代表中共改革开放重要政策指导纲领的“三中全会路线”，他即是最主要的规划人之下，提出利用外资、“市场调节”的观点甚至比邓小平还早，但陈云后来对改革步伐过快、过乱愈来愈不满，与邓小平摩擦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主张“发展才有稳定”，陈云则强调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发展，不能搞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而已是“稳定才能发展”O陈云曾经反对经济特区主要由资本家控制，因此他壹直拒绝前往经济特区视察（后来陈对经济特区的评价有所改变壹；在他的反对下，原本将十四个沿海城市改为特区，最后只能称为对外开放城市。陈云力主对经济降温，所谓“治理整顿、宏观调控”，所谓强化中央财力（国家能力）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陈云。

　　总而言之，在“邓记”改革造成经济过热或政治震汤时，陈云总是浮出治面稳定时局。

　　是故，邓小平与陈云在推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使人们在经济政策左右摇摆时明显地感觉得到。

　　陈云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无疑，陈云的经济思想主张有极大的局限性，在意识形态上亦相当僵化，不赞成老干部尽快退休，主张暂缓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策略更符合老百姓的、心态，更强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也不能因此将陈云全然否定，陈云的作用是使中国改革有了张力。

　　盼望中国经济尽快市场化、政治上尽快民主化的人多对陈云的思想主张持否定、批评态度。

　　问题在于，苏联东欧的演变、中国大陆改革以来所呈现的乱相壹面，应当使人深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步伐是否愈怏愈好呢？在整个政权缺乏制约的情况下，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是否对某派权力的过度扩张起了某种良性的制约作用？

　　这当然是壹些具争议性的提法。不过，事实已经证明陈云的某些主张是具有远见的。例如他曾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轰农不稳’、召粮则乱’”。当时陈云的警告没有被重视，目前中国大陆农业暴露的危机却恰好反映了陈云意见的正堆性。

　　当陈云在得知“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本溪烟尘污染严重，以及已被人口问题困扰的四川省又面临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挑战后，他呼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项大的国策，要当做”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来抓。”他同时提出霪常宣传、增加投资、监督检查”等三点保护环境的意见。这些主张往往被人忽视，却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难症。

　　元老治国时代终结，新戏码才会揭开不短的”段时间以来，中共两个超级元老邓小平、陈云，谁先死成为判断中国局势前进或停滞、倒退的最重要依据。因为邓陈在改革开放政策上的严重嫌隙，是大陆十多年来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许多人曾经认为，邓小平和陈云筐洹两个超级政治对立者壹直在进行寿命比赛。谁先死谁就是政治上最终的失败者，后死的人就可以免于制约、随、心所欲迅速全面推行山H己的主张。如果邓小平先死，主张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人就会重新掌权，改革就会停滞、倒退。

　　如果是在三四年或更早前，回答也许是肯定的。可今天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不仅仅是邓小平已无力“垂廉听政”，更重要的是盲目要求加快改革步伐，不顾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平衡的人愈来愈少。

　　不错，中国大陆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但也需要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不能因为求稳定而拒绝改革，也不能因为求改革不顾稳定。整个中国社会对改革已形成了干可不急，不可太急文渐进）的共识，这是朝野的共识，任何极端力量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目前都不可能在中国政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陈云去世不会引起中国大陆政策急速演变。

　　陈云去世对第壹线掌权者影响亦小，尽管壹直传言江泽民、李鹏的对陈云的依靠多过邓小平，但陈云的去世并不会使江李有很快被人赶下台之忧，因为邓小平已无力对中共最高层改组，在第壹线的掌权者中亦暂时没有人有足够实力挑战江李。

　　陈云其他追随者大都由于年龄原因已经退居二线或去世（如财政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姚依林已病逝，组织系统最重要的弟子、前政治局常委宋平已退休壹，他们将难以推出能承继陈云席位的人物。所谓中共保守派的说法将因陈云的去世而基本消失，至少是大大减少使用频率。

　　陈云是元老治国时代两个最重要标志之壹。他的去世，意味著元老治国时代就将很快在中国终结。只有元老治国时代完全终结，新的戏码才会揭开。

　　陈云妻子，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在，我们来看壹下陈云的家庭情况。我们未能查出陈云在娶于若木为妻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或恋爱的记录。与中共多数第壹代元老形成鲜明对比。

　　于若木生于壹九壹九年，山东淄博人，原名于陆华，其父于丹绂，中国第壹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之壹，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担任山东第壹师范校长。

　　于若木十六岁时在北平读书时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及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不久分配去做刚刚从苏联到延安的陈云的护理员，不到壹月即与长自己十四岁的陈云结为发妻。

　　陈云向于若木求婚时如是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妳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壹起能够合得来。”

　　于氏曾在陈云手下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专家联络室处长，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审干办公室任处长，于革”结束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挂壹研究员名义，但平时只醉、心于营养学的研究。

　　在中上谷同级干部的家庭中，于若木堪称贤妻良母，整个后半生全都为照顾陈云的身体和养育五个子女而操劳。她晚年醉心于营养学的研究，首要出发点是为了陈云的健康长寿。

　　陈云去世前壹年的九月，北京壹家报纸曾刊登记者对于若木的访问，专谈营养学问题。

　　于氏认为，随著对微量元素进”步研究和新的微量元素被发现，以及饮食结构环境的改善，人类将会不断战胜顽症，平均奎夏叩也将大幅度提高，人均过百岁甚至”百二十岁都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可惜的是于氏的这壹理想没来得及在他丈夫身上实现。

　　于若木对微量元素益寿延年之功效的研究始自壹九七五年。昔日时，她刚刚从国家科委湖南干校结束劳改回到北京，正赶上”位美籍华人辗转托人带给陈云云壹瓶微量元素保健口叩硒酵母，引起了于若木强烈的兴趣。

　　从此，长期对陈云身体状况担忧的于若木迷上了营养学，壹九八二年曾在中共党刊红墓杂志上发表过专文：八营养是关系人民体质的大事〉。在她的力主下，大陆有了营养学研究所，还特别成立了壹个中国微量元素科学研究会，会员五千之众，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林、牧、食品、医药等部门O

　　于若木从事这项研究的实验对象，自然首先是她的丈夫。从五十年代开始，陈云与林彪同是中共七巨头中身体较差者。壹九五六年陈云去某工厂讲话，工作人员考虑到他身体不好，请他坐下讲。当时他还祗有五十壹岁。

　　壹九六九年下放江西时，陈云的身体更是虚弱不堪，壹次吃了八颗盐水煮花生米便腹泄不止，此后肠胃虚弱得吃”个苹果都要分三次。壹九七八年，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被医生确诊为患有血癌。壹九七五年，于若木回到北京后，陈云壹家生活得以安定，比陈云年轻十四岁的于若木开始将其大部份精力用在保护丈夫的健康方面。于若木及其子女对外介绍过陈云的营养保健加坚持锻炼的综合养生之道：

　　壹是少忧寡欲，不急不恼。虽然陈云自华国锋时代结束以后曾与邓小平如东、西两千后壹样长期“垂廉听政”，但十数年来陈云的每日工作时间从不超过两个小时。无论外界如何认为他盥壹邓小平争权，至少在宣传个人方面陈云贸是从来不出头的。

　　陈元访问美国时曾介绍，他父亲生前绝不会有“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发表，因为他父亲向来反对党内”些人给白口已树碑立传。在生活方面的欲念，陈云既不嗜烟酒，更不沾牌桌，晚年的大部份时间都是”人独处。

　　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内将陈云居处彻底改造，因为要考虑警卫、医疗、身体锻练等诸方面的特殊需要，该建筑的实际价值无疑是”个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由于陈云标榜简朴，其室内陈设之简陋和古板又与整座建筑的高额花费绝对不成比例。

　　二是勤于书法、坚持面壁。祗要身体还能支持著坐到桌前，陈云的书法练习从不中止。

　　大概从壹九七七年开始，陈云便坚持每天面壁静坐四个小时，直到病入膏盲无法起坐而止。

　　三是基本吃素，定时定量。从壹九七五年开始，陈云即不再同家人共同进餐，其本人的饭量被严格定为早餐两片面包、壹碗豆浆加其他营养品少许，午餐二两米饭配壹份蔬菜、壹份豆制品，晚餐与午餐定量壹样，但菜肴的花色要保证壹周内不重复。如同陈云循规蹈矩的性格和壹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壹样，炊事员每天煮饭要用壹只于若木亲手制作的量杯定量米和水，以确保毫□不差。豆浆、豆腐及其他豆制品花样，则全部出自家伙房内的袖珍石磨。后来，上海市委领导人在陈云壹次去上海暖冬期间，专门令某厂为陈云特制了”个度量更为精确的金属量杯。

　　了解陈云家庭生活内情的人都知道，陈云近二十年来壹直都过的是壹种“仙居”生活，清心寡欲，长年在壹种瞑瞑状态中保持最低消耗，是能让他把生命维持到整整九十岁的决定性因素。

　　他终于没有活过邓小平，但就他的身体底子来讲，能够在病榻上度过九十大寿已经是壹个奇迹了。解放军三O五医院的医生曾感慨：壹般人如果是像陈老这样的身体底子，远不能活到他这个岁数。

　　而陈云能够坚持活到九十高龄才撒手人间，在保持对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影响力的同时，他存在的本身就给陈元等子女们的“政治成长”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航天部的技术员壹九四五年，陈云壹家双喜临门。壹月，于若木为陈云生了第壹个儿子；六月，陈云在中共七届壹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看来当时陈云即还想再要壹个儿子，所以为这长子取名陈元。

　　陈元随其父在东北度过自己的幼年时代。中共建国后即举家迁进北京。壹九五三年就读于北京实验二小，壹九五八年升入北京男四中。壹九五五年中学毕业后，陈元如当时中共多数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壹样，立志于科学兴国，随即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由曰动控制系。

　　壹九七O年，陈元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航天工业部第三研究院任技术员，并于壹九七五年加入中共。

　　壹九七二年，陈元第壹次结婚，妻子孙王黎，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某位当年与陈元在清华大学同窗者回忆：孙氏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清华读书期间原本无意与陈元要好，看中了班里另壹位平民子弟。但因此人“家庭出身”有问题，毕业后被迫西出阳关，孙氏可能是由于惧怕到那罟来白骨无人收”的不毛之地埋葬青春，而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婚姻选择。

　　陈云以两子名字合成化名当时，陈元的父亲陈云还在江西南昌郊区某工厂从事“调查研究”（其实是被毛泽东外放劳动改造）。壹九六九年底，与陈云同时发配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大批被迫忧边站”的中共党政军元老，其中陈云和邓小平都被安排在南日日市周围，陈云住位于南郊的福州军区干部休养所八号院，劳动场所在附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邓小平则被安置在位于西北郊的壹所将军旧宅，平时在壹家拖拉机修理厂“改造思想”。

　　不过，陈云“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工厂原来属于江西省劳改局，所以对陈云进行“再教育”的“工人师傅”中有很多都是陆续进厂的刑满释放人员。祗是陈云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彻底打倒”，故生活和警卫等方面的待遇比邓小平要好。邓小平祗被恩准带秘书王瑞林前往，陈云则带了原来的秘书、警卫和炊事员，江西省奉命为其又配备了司机和锅炉工各壹名，并调壹辆“华沙”牌小轿车，后来又换成壹辆副省级干部才有资格乘坐的“伏尔加”牌。

　　某天，福州军区干休所负责人接到的“上级命令”是：有壹位叫“陈元方”的中央干部要到妳处戛时间居住”。待陈云抵达之后，接待人＊贝从相貌上立刻认出了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硬著头皮打探“首长怎么改了名字”；“怎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居住”。陈云也祗好硬著头皮回答：人是“上头叫来的”，名是“上头叫改的”。

　　“还好，名字改了，姓没改，我还能姓陈”。

　　“元”字取的是长子的名，“方”则取的是次子的名。把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加在”起组成“上头”恩准使用的化名，可见陈云在患难之中仍不乏幽默。

　　陈云当时不如邓小平的方面是，邓小平的妻子卓琳及继母夏氏被允许前往照顾邓小平生活，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却被发配到国家科委设在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劳改。

　　从壹九七O年年中开始，于若木先上缴了壹份揭发材料，题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的盖子必须揭开＊＊江青是党内最大的剥削者、寄生虫”。几天后，又在干校院内贴出壹张大字报，题为“必须揭开铺张浪费的盖子＊＊江青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分子”，批判江青“自私、贪婪、好逸恶劳，对人民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并举出占H己和陈云壹九六二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为例。时值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交际处安排陈云夫妇住进位于太原路的壹座中央领导人行宫，五十年代陈云曾在这里住过壹次。当陈云间到为什么砚在的陈设如此奢华时，才知道所有的豪华装备都是专为江青整修的。

　　现在江青不屑于在这里住了，才提供给陈云夫妇。而比这奢靡许多的江青行宫，在上海还有三处。

　　大字报贴出后，干校很快接到“上头”的指示，将于若木开除党籍、撤销壹切职务，戴上责行反革命分子壹帽子，日夜批斗，罚做重体力劳动。壹九七二年四月，陈云被允许回京，三个多月后，陈云在“八””建军节的招待会上公开露面，于若木却仍被强迫留在湖南干校继续劳改，直到壹九七五年，陈云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情况才有变化。

　　长子中年丧偶，人生首次坎坷陈元在信中将自己准备结婚的想法告诉父亲后，陈云即让他们到南昌完婚。

　　陈元携孙玉黎到达南昌，陈云买了两斤水果糖分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给长子办了喜事。

　　据在南昌奉命安排陈云衣食住行的干休所负责人回忆，陈元身穿”件蓝色工装，看上去完全是壹副工人模样。

　　壹九七四年，孙王黎为陈家生壹长孙。据接近陈元的人介绍，他的这个孩子学习十分用功，中学生时即被送到美国某地壹家私立中学就读，壹九九三年顺利升入美国麻省的”间私立大学。

　　不幸的是，壹九八O年左右，陈元的夫人孙玉黎患了癌症，不久即去世。中年丧妻，是陈元人生道路上的第壹个坎坷。

　　陈元的续弦是壹位年轻貌美的上海女子，大学毕业后从事医生工作。她也为陈家生了壹个儿子，生子壹年多后把孩子托付给了婆婆于若木，只身前往美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

　　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老同学壹九七八年初，刚刚从中国科学院分出，另起炉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适应反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急于建立壹批新的研究所，时任副院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立即主持建立了壹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广为招兵买马，”方面网罗经济学专门人才，壹方面立刻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十月，陈元作为中国大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壹批研究生，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专业，师从马洪和另壹名经济学家于光远门下。与陈元同时进入该专业的还有朱嘉明等人。

　　朱嘉明自工经所毕业后，”度在理论和政治实践领域与陈元表现得同样活跃，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被赵紫阳主政时期的中共高层十分看重的青年经济学家。

　　壹九八九年五月，朱氏因为对中共政权筹划的“六四”镇压持坚决反对态度，与陈戛叩等人起草“三所壹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大学生绝食的天安门广场公开广播宣传。声明中要求中共“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大会”。

　　这个“三所壹会”是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壹咨）、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陈锡文）、中国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朱嘉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王军涛和陈子明）。自此，“三所壹会”成为所谓的“动乱黑三，而其中的“三巨均有中共高层之背景，故被主杀派李鹏等人指认为“党内黑手”，而这个“党内黑手”的最大后台由U然是指赵紫阳。

　　但是，无论是“党内黑手”还是“党外黑手”当时都已经无法左右形势，就在天安门开枪屠杀的前夜，朱嘉明愤而辞官出国，长期居留美国波士顿地区，从此彻底站到了中共现政权的对立面。从壹九九O年开始，朱嘉明成为被中共视为“反动组织”的“民阵”理事长。大陆在海外的民运组织“民阵”和“民联”合并组成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后，朱嘉明再次当选理事长。

　　朱氏从疆制内壹出走以后，据说曾与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陈元曾有过壹次见面。陈元劝慰朱氏“可以先回国看壹看”，朱氏则婉称“眼下时机不是太好”。从此两人似乎中断了联系。

　　不过，壹九九五年，朱氏又从海外民运中激流勇退，弃政从商。此后，随著大批海外民运人士个人定位的改变，未来朱嘉明与陈元这两位老同学是否会在某壹个历史的当口重新交会，眼下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与朱镕基的首次共事在招收研究生的同时，马洪为工经所网罗的经济学人才之了是后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进所后担任研究室主任。此后壹段时间里，马洪、朱镕基与陈元和朱嘉明同为工经所里的特殊角色。

　　关于朱镕基同马洪的关系可以壹直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马洪长朱镕基八岁，参加中共革命的时间却要比朱镕基早十壹年，壹九三六年就在山西参加了中共外围抗日组织牺盟会，三七年正式加入中共，三八年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是中共培养出的理论工作者。

　　中共建政之初，马洪奉调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是担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不久即升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和东北局副秘书长，同时还担任过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所以，在东北工作期间，朱镕基即是马洪的下级。

　　高岗和李富春先后进京主持国家计委的组建工作后，马洪与朱镕基同时以支援中央干部的名义进京，马氏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务，朱氏则任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等职务。

　　主任办公室本来就是在秘书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所以这”段时间里朱氏成了马氏的直接下级，二人工作接触更多，私人关系也日益深远。

　　“高岗事件”后，马洪被打成高岗的“五虎上将”之”，并被毛泽东点名，自此则长期不被重用。待朱镕基成为右派分子后，两人占q然也就惺惺相借，用”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自嘲或共勉。

　　所以，马洪在“文革”结束后首先提携朱镕基，其中自然有“同病相怜”的”面，但是否也有原来与高岗关系的原因在其中，却不得而知。

　　在朱镕基刚刚进入社科院工经所时，壹九五七年被戴上的“反党右派分子”帽子早已摘掉，怛“摘帽右派”仍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因右派问题被开除的党籍也还没有恢复。

　　壹九七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肴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文件中说：壹九五七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四十五万人（后来中共新的文件称五十五万人），至壹九六四年摘帽三十余万人，剩下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十余万人经过二十壹年的长期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条件已经成熟。同年九月，中共又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进行复把错划为右派的改正过来。

　　于是，中共中央最后决定，全部五十五万名右派中，九十六人不予平反。五十五万比九十六，五千比壹的比例，这就是中共的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也就是说，壹“扩大”就扩大了五千倍。依朱镕基壹九五七年时的名气和地位，还没有资格名列进五千分之了同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对右派平反问题还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才使马洪较快地从朱镕基的档案材料里去掉了所谓“政治历史污点”。

　　接著，又经胡乔木的同意，马洪在工经所力主给朱镕基恢复中共党籍。时任工经所的党支部书记是朱嘉明，与陈元”起为恢复未镕基的党籍各投了自己庄严的嘉壹下。壹九八九年“六?四”以后，陈元在工经所的老同学朱嘉明与他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但同在该所的老上级此后却重新成为他的直接上级。朱镕基先是被邓小平安排为国务院副总理，接替当时的姚依林主持经济工作。再到后来，朱镕基乾脆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元时任第二副行长。

　　壹九九五年，朱镕基不再兼任行长职务，陈元的地位又升为常务副行长。而由”朱镕基进入中共决策圈后，其力主实行的经济政策诸如加强宏观调控之类，与陈元在此之前发表的经济理论多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处。此是后话。

　　从工程师到区委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时，还没有自己的校舍，学生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借住。陈元妹妹陈伟华当时正好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本科就读。

　　和陈元同学的壹些人后来回忆说：北京师范大学宿舍条件很差，平均四个人挤在壹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陈元也被分配了壹个床位，但较少来住。同房间的人也就乐得同他的名字分在壹个宿舍。陈元的同学很多都是拖儿带女，甚至家在农村，平时生活比较拮指。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要在经济问题上向陈元求援，陈元倒是经常主动表示关心，甚至节日里把家不在北京的外地同学请到自己家中，因而颇得同学好感。

　　陈元学习上还算用功，成绩也算不错。但大家当时就私下里议论，他选择现实经济学科的目的是为了今后从政打理论基础，苦熬学历资本。壹九八壹年八月，陈元顺利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先是留在院内做了很短”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很快就调至国家计委。壹九八二年中，陈元奉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正式开始政坛生涯。次年，升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并很快被安排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同僚和属下对陈元的印象是：他试图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不希望别人把他的职位同他的出身联系在壹起。但是，从壹个普通的科研人员直接提拔为副厅局干部的事实本身，占自然就暴露出他的特殊背景。再者，陈元性格是沉默寡语，不善玩笑，早年谢顶的外貌更给人”种过于老成持重的感觉，所以多数人同他在”起工作的时候，往往感觉拘谨。

　　壹九八三年夏天，中共西城区委党校的壹个年轻职工因工伤致死。按照当时的有关怃恤规定，这壹条命祗能换得壹千多元人民币的怃恤金。党校负责人请示陈元，希望他能帮助想想办法，陈元当即表示：两个老人把壹个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应该把怃恤金给得合理些。因为有陈元这句话，西城区委党校最后为这桩丧事壹共从区财政局支取到六千元，其中四千多元壹次给了死者家属。这在当时已是壹笔很大的数字。因为死者全家都是处于北京市最底层的黎民百姓，更不与陈元沾亲带故，陈元对这桩事情的处理在其属下很得人心。

　　在西城区工作期间，陈元被分配主管“党务”，平时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制西城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甚至还组织了壹个经济研究会。他在西城区最主要的政绩，就是大胆主持改建了北京著名的西单商业街，准备在此建设几个现代化的商贸企业。“六?四”后落成的华威大厦就是其中之”。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整个西单商业区改建工地在“六四”当夜成了北京市民反抗中共军队镇压暴行的“弹药”基地。愤怒的市民推倒工地围墙，成车的砖头、木块等建筑材料被送至长安街沿线狙击戒严部队进城。

　　差额选举，名落孙山壹九八四年，陈元调任北京市商贸部部长兼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

　　市体改委主任由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兼任，实际工作都是由陈元主持。在此期间，陈元召集了壹批青年理论工作者，成立了北京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制定了北京发展战略研究计划报告，并承担了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课题。

　　壹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市召开了该市党的第六届代表大会，之前，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已经把陈元列为市委副书记候选人，但他要得到这壹职务，必须先要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委委员才行。

　　在此之前，刚刚开过的中共全国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壹次实行了党的中央委员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所以北京市在地方的党代会中必须仿效。首先要在七百多名党代表中选举五十名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而候选人是五十五人。然后，在五十名当选者中产生出十”名常委（此前壹届北京市委是十五名常委）。祗有过了这两关以后，才可以在常委的“内部份工”中，按照“组织需要”当上副书记。

　　据中共北京市委的工作人员回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陈毅之子）和担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薄熙成（薄壹波之子），考虑到党内和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当官普遍反感的情绪，很知趣地主动表示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差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陈希同分析当时的情况，担心陈元会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于是很委婉地把陈昊苏和薄熙成的决定告诉他，但陈元表示对自己的当选很有信心。纽约时报壹九九O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壹则专题

　　报导中说：章先，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担心，如果陈元选不上会让他那有权势的父亲生气，所以托人问陈元是否需要帮助。陈元却由目信地表示失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他偏偏就成了仅有的五名落选者之壹。

　　这次参选失败，无疑是对陈元仕宦野、心的壹次重大打击。事后，有接近他的人劝说龃五壹在宦海中哈水，还不如专、心去搞山口己的业务，或乾脆学著别的高干子女的样子往由自己口袋里捞钱。

　　陈元拒绝了好心人的劝告，表示第壹自己已志在于此，第二是这种选举有失公平。

　　北京市容不下“太子党”《纽约时报》评论说：“陈元的落选实际上并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而是因为投票者对他的父亲看法不好，并把对党内元老的孩子们官位普遍高升现象的怨恨迁怒于他。”

　　事实上入纽约时选仅仅道出了陈元当时落选的背景之了有知情人士分析说：除了普通党员对高干子女升官现象的反感之外，北京市的“地方主义”因素也不可忽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曾经想在北京市范围内施展壹番抱的中共元老子女最后都混不下去了。

　　前面说的陈昊苏“激流勇退”，从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调往广播电影电视部任副部长；薄熙成在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坐了多年亦未看到升迁希望，乾脆辞官下海，当了某饭店管理公司的总经理。陈元在清华大学由日动控制系的学长，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林曾经在北京市担任市委工业部副部长、东城区委书记等职，也是因为”直在正局级位置上踏步不前，才转而调进中央部门，先是在中央组织部任副秘书长兼经济科技局局长，壹九九二年终于熬成了副部长。

　　万里之子万季飞，任北京市外经委副主任多年，壹九九六年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

　　不但是上述元老子女，就是长期被认为是北京市独立王国“国王”的彭真，都没有把自己有、心从政的子女安排在北京市内任职。比如他的儿子传锐是在广束省熬成副省（部）级干部（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而后又调进中央国务院系统。

　　另外，就陈元本人来说，从国家计委系统的壹个普通工程师，直接被提拔为中共西城区委副书记，确实在北京市的干部系统内也招致壹些非议。公正地讲，陈元在入读研究生前，已经有过九年时间的所谓“基层工作实践”，但非议他的人谁也不会仔细了解壹下他的简历。再者，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陈元在北京市任职期间长期住在中南海里，也容易被市里的干部们议论成“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北京市曾有传说，陈元生病住院时，享受的是同他父亲壹样的待遇，住在中南海的直属医院北京三O五医院，手下壹班人曾经到三O五医院向他汇报工作。

　　在毛泽东时代，与中南海祗有半里之遥的三O五医院实际上就是中南海门诊部，所有“御医”都归此医院编制。医院里有特别为毛泽东、周恩来设立的专用病室，据传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此两家病室实际上是为邓小平和陈云雨人保留，其他人无权享用。据曾担任毛泽东“大内御医”的李志绥先生回忆，毛泽东死后是邓小平钦旨安排李志绥出任三O五医院院长。

　　就是这样壹所达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都没有资格享用的医院，陈元居然能住在里面，人们由目然会议论他“依仗父权”。

　　当然，如果与那些顺利当选者相比的话，当时令陈元落选的那次选举也的确有失公平。

　　至少陈元的名声应该比那位靠文革造反起家、并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黄帅事件”的徐惟诚好多了。但徐惟诚却能在这次选举中以多数票当选北京市委委员，接著又善日选”为市委常委，连任北京市委副室日记。

　　江泽民会为陈元大伤脑筋对于长子的宦海呛水，陈云做何想法外自然无法得知。在此之前，陈云不知是有预感还是本来就不希望儿子长期在北京市工作，总之，陈云早在壹九八四年前后即就陈元调中央部门工作的事情非正式地打过招呼。

　　壹九八四年的壹天，时任电子工业部长江泽民突然接到陈办召见电话，到场后见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及当时担任北京市体改委常务副主任的陈元都已在座。

　　谈笑风生之间，陈云漫不经心地冒了壹句：“我看陈元同志该归队了吧？”接著便又顾左右而言他。

　　陈云说这话或许是无意，或许是希望陈元到“专业对口的”电子部工作，所谓“归队”，是因为陈元大学所学专业为由H动化控制。但是，当时初入官场高层的江泽民尚还处在政治上的发育期，在陈云面前除了见腆就是畏怯，岂敢多嘴多舌？

　　召见过后，陈云那句漫不经、心的问话，弄得江泽民茶饭不思，仍琢磨不出精神要领，祗好硬著头皮问李锐：“陈云同志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主动提出来换陈元同志来当电子部长？”

　　李锐在中组部工作的任务，就是按陈云的旨意专门负责“第三梯队”培养工作，自然深知陈云安排由日己子女入仕的“阶梯”步骤。陈元的级别是正司局级，晋升壹级为副部级。故陈云的“归队”说法即使有、心，也祗是在暗示李锐和江泽民安排陈元出任电子部副部长。

　　在李锐以“陈云同志高风亮节”回答江泽民后，江泽民仍然担心如果陈云怪罪下来，自己吃罪不起。于是，李锐祗好拍著胸脯为江泽民打包票，安慰江泽民，如果有“怪罪”之事发生，还有中组部在前面顶著。此后不久，李锐即不再担任中组部副部长职务，陈元“归队”的事情也未再提起。

　　李锐在陈元同志“归队”的问题上明顶暗抗了壹次，陈云似乎并未记恨在心。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后，中顾委”帮老人动议要开除顾委内四个委员的党籍，其中便有李锐，以及陈元的恩师于光远，罪名是“在党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动议交到陈云处后遭到否决，理由是对党内知识分子进行组织处理壹定慎而又慎，再不能犯毛泽东时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不过，李锐从中组部退居二线后，接替他主管中央肓三梯队”工作的新任副部长，是陈元在大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刘泽彭。此人与陈元的朋党关系中组部内尽人皆知，以至风传他是陈云的义子。九十年代初，已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又壹次为陈云的这位霎子”大伤了”番脑筋。

　　当时，中共高干子女“圈子里”的人大都知道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和陈云大公子陈元各有壹个视为“人生第壹知己”的大学同班同学，前者是何维凌；后者是刘泽彭。查刘氏简历，从吉林省宏伟机械厂壹个普通技术员直调北京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办公厅秘书，然后又直升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长。接著又是中组部副秘书长、副部长，壹路跃升。这种经历，不但没有任何背景者不敢想像，绝大多数中共“太子党”成员的晋升速度也无法与之相比。

　　有报导说，刘泽彭进入中组部后，很快搞得怨声载道，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里分别于壹九九二年四月和六月的两次差额选举十四大代表过程中，名落孙山。同时，许多中组部干部份别找到中组部的老领导、李锐、曾志、王照华等人，反映刘泽彭德行太差、作风霸道，而且缺乏起码的工作能力。

　　李锐等人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江泽民后，江泽民虽然也觉得刘泽彭“有点过份”，平时连他这个总书记也不太放在眼里，但碍于陈云的面子，堂堂总书记竟然只敢在私下里唉声叹气。

　　不过，江泽民毕竟已经学会了耍点政治手腕，暗示李锐等人应该直接“向小平同志反应反应”O这样，邓办突然向中组部时任部长吕枫下达了不平同志指示”，责令即刻将刘泽彭调出中组部另行分配工作。

　　报导中还说，当时吕枫接到邓办指示后，立刻同宋平向陈云讨主意，无奈刘泽彭被反应的种种问题都是有根有据、有证人的事实，特别是他在中组部不但从不避讳他与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反而故意造势，打著陈云亲信的旗号为非作歹，这壹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表现也使陈云感觉恼火。何况江泽民在此问题上是站在邓小平壹边，口口声声支持天中央领导集体”独立工作的陈云也不好公开表反对。于是，几种因素促成了刘泽彭的失势。

　　但就这样，吕枫还想最后再拉刘泽彭壹把，准备安排他离开北京担任壹个省委的副书记否避北京的锋头”，没想到刘泽彭表示坚决不离开北京，并私下里给白日已找了“接收单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当时，据说是陈元亲由H找侨办主任廖晖，说了壹大堆好话，刘泽彭才到廖氏手下当了个副主任，而且在所有副主任中排名最后。

　　事后，陈元曾对自己的小兄弟哀叹“关键时刻看错了人”。有中共高层人士分析说：碍于国内外、党内外对高干子女接班问题的反感，陈云安排自己儿子的朋友接掌中组部大权不失为高招。刘泽彭如果言行谨慎，他同陈云家族的特殊关系也不会被外界所知。谁想到刘泽彭竟是“狗肉包子上不得抬面”，坏了陈云家族的全盘计划。

　　落选后地位反而高升在北京落选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时伸出救援之手，让中组部下壹纸调令，陈元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美其名日“用其所长”。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陆续成立和恢复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保险总公司等金融业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则逐渐变成了壹个全国金融工作的最高管理和决策机构，属于纯国家行政单位。被其管理的各业务总行（总公司）及其直属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部是副部级单位，所以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级别实际上高于正部级。

　　陈元没有当成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但因此前他已是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按照中共有关的组织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常委即享受副省、部级的待遇，所以他在北京市的地位已经是副部级了。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海外有报导说他的行政级别已经升正部级。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负责拟定全国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拟定金融法规草案，制定金融业务基本规章，掌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管理和制定存、贷款利率，制定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编制国家信贷计划，集中管理信贷资金；管理外汇、金银和国家外汇储备、金融储备，负责金融系统的管理、领导、协调、监督，稽核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工作；经理国库，代理发行政府债券；管理企业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管理金融市场，代表政府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等等。由此可见陈元所处地位的重要。

　　益约时选的报导说：由于陈元是系统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关键人物，所以备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和注目。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导同时也就这种落选者反而地位高升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在中国政棺壹，就是中共全国十三大和北上早市、方大的那种根本谈不上公正的选举也是非常稀罕的。而邓力群和陈元竟会在这种罕有的，而且远不可能充份地表达出选举人意愿的选举中落选，可见此壹壹人在中国“六?四”镇压之后执掌重要的权力，可见中共现行的强硬路线是怎样的逆潮流而动。”

　　该报导说中邓力群落选是指的中共十三大上的“差额选举”中，被“差额”下来的分别有邓力群、朱厚泽及北京市的李其炎等人。

　　可见，在北京市六大上的落选对陈元来讲，的确是他从政经历上的”大损失。

　　陈元的“改革务实派”经济理论

　　壹九八七年夏天，陈元曾出函邀请了”百多位经济专家，在北京平谷县研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阶段性报告”，这是陈元经济新理论的首度“大亮相”。

　　陈元将由自己的观点归纳为“紧运行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徵。陈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矛盾是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因而会出现总需要超过总供给的“短缺”现象。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也会出现局部过剩，但这种过剩不是需求膨胀的消失，而是更严重的结构性需求的短缺的另壹种表现。如果任凭这种紧运行现象自由发展，将会造成壹系列后果。对此，陈元的解救之道是：加强计划和调控。他认为这个短缺状况实际上是中国生产力不够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壹种表现，必须加强计划来弥补这壹客观缺陷，以计划的形式按照经济发展要求，按照充份利用资源的要求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化生产的内在要求，而不是行政化经济体制的结束。经济结构化要求比例，比例是结构的数量表现。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市场”功能，就是为了解决计划的缺陷。

　　此后，大陆上有人写文章吹捧陈元，认为他的经济理论预见了三件事，这是后来经济发展中所证明了的：壹是经济过热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二是经济结构不调整会出现紊乱；三是利益发展多元化问题解决不好会形成市场割据，中央和地方利益矛盾是分配不公。

　　壹九九O年底，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陈元又在北京市组织了壹次经济理论研讨会，许多经济学家如厉以宁、黄达都参加了。研讨会主要讨论陈元的壹篇学术论文–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机制的若干问题（纲要)。

　　文章内容共分四部份：壹，是向前走向复兴，还是后退走向瓦解；二，出路在于强化宏观控制，强化市场，再造现代化经济的新集中；三，必须进行利益格局的重新组合；四，资源约束下生长出需求约束，计划支撑下发育出市场。陈元文章认为：“经过十年改革，经济体制已经演变成行政权力与资产权力双重调控的、日益货币化的经济，也可称之为忧工权经济”。其主要特徵是：行政权力开始弱化，资产权力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地方利益过度膨胀，呈现出某些‘诸侯经济’的特徵。”“那种以进”步放权为核、心，而无视宏观协调的发展思路，势必将国民经济切割成无数隔断的碎块，使国家的向、心力不复存在，其中不健康的需求不断冲击资源约束，侵蚀积累，掏空中央，使国家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从经济瓦解走向社会政治分散。不要说”个统壹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这样严重的分散。”从这两段话看，陈元对邓小平前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了某种程度否定。

　　不但如此，陈元还在文章中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李鹏政府在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后的两年里占H鸣得意的“治理整顿”的功效。他认为：“近期的治理整顿，在稳定经济与社会面已得明显成效，然而，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尚未得到解决，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对于问题的看法远未取得壹致。治理整顿祗是相对缓解了中国经济中因为十年改革导致的“总量膨胀”问题，但在我国抑制总量膨胀的体制性基础尚未形成，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从而导致了中央财政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进壹步下降，构成了经济进壹步失控和瓦解的最大危险。”

　　陈元在文章中批判了过去十年中实际是由邓小平所主持的改革路线是至全脱离了中国现实”，是于切实际、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忽视甚至否定集中的必要性，追求权力的绝对分散化”。十年改革中，“本应由中央牢牢掌握的社会总需求的调控权，都被下放掉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需求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

　　所以，“如果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必然会再次冲击总量的平衡，过份膨胀的利益主体会进”步固化已经错位的利益格局，推动过剩的加工工业进壹步扩张，迫使中央在财政、税收、信贷、价格上再做让步，使过度的需求进壹步失去约束。而这种经济的宏观瓦解，会从投资、财政、税收，发展到金融、价格、外汇。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在步步发展，而这”点并未被多数人所认识。”陈元认为十年改革中助长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盲目性”，而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讲，“这种盲目性越大，破坏性就越大”。而“认为祗有企业、地方才会发展生产力，看不到中央政府的特有功能，是”种极狭隘的，已被后起工业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的，原始的、过时的分散小农经济观念的反应。”

　　通观陈元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正是由于以上的错误种种，致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已经到了不立即纠正错误就会彻底翻船的地步。这使人不由得联想到】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时华国锋说过的话：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陈元在文章中疾呼：尼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均占有的资源，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迅速提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经济必须是以直接计划为支撑，间接调控为引导，市场活动为机体”。“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的‘小农经济’局面，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实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进行”次新的集中”O这篇文章是陈元经济理论思想的系统表达，出笼后不久即被印发在中共高层传阅。值得壹提的是，文章出笼后入人民日艺人光明日选、《经济日报》等都没有反应，而是由举国青年报》在壹九九”年”月二号的幸拓者”专栏里整版刊登。

　　《中国青年报》在刊登时注明“本文系陈元同志在壹次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全文”万五千字，本文有删节”。但是对照原文，被删节的主要内容祗有两处，”处是“公有制从根本上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否定”；另”处是对所谓“民营资产”的定义。原文中说：“民营资产是指由个人（包括外国公民）投资形成的资产，也就是私有制。”如果把这两处联系起来分析，容易使人生疑，即如果陈元的经济政策被施行，中国大陆是否会再有壹次“打土豪，分田地”和对外国资产的“收归国有”运动。所以，国内有人分析，这两处经典内容被删掉可能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壹是正处于权力上升阶段的陈元不愿公开树敌．！二是担、心引起国内私营业主的、心理负担，甚至导致外商减少对大陆的投资。

　　到壹九九壹年四月份，该文又被刊登于大陆的经济权威杂志种济研筹；五月份，文章的精华部份又以“加强宏观调控是深化改革的需要”为题被刊登在中共秉昙杂志的证革开放论坛”上。

　　中共在香港的中通社（实际上是中国新闻社的分支机构，所以壹套人马两块牌子）的报导称：陈元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注意，很多人赞成他的观点。

　　误传为“太子党纲领”组织者壹九九壹年前后，大陆上有消息说，何新最近壹直在想方设法向“太子党”靠拢，恳切希望“太子党”成员能将他收为幕僚，以图日后可以有个强劲的靠山。这则消息的真假当然不易查证，但笔者看到何新”篇发表在“内部参阅”上的经济理论文章中，确实是满篇的“陈元思想”或者说与陈元观点接近。

　　陈元认为：“八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衡发展，技术进步加快，他们故意将这完全归于自由市场经济的成果。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与发展上，却面临著徘徊局面，这又进壹步使壹些人更加确信，祗要完全依靠自由市场经济，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摆脱困境……此后，在内外压力下，又发展到企图用市场来取代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的倾向，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何新在其文章中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十二年来，从壹九八五到壹九八八年是“发生失误”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我国的经济改革在方向和政策上，壹度被西方某些经济理论所误导．！！因此在改革目标上，似有把全面自由市场作为目标的倾向”。五壹政策后果是，在宏观上，国家壹度有意放纵宏观控制，导致局部失控。猛烈实施扩张性的财政、金融、信贷政策，导致内外高债务、财政高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何新的文章很长，不可能将其中主要内容壹壹列举。但仅就上述壹例就足以看出何新与陈元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默契。

　　壹九九壹年九月，壹份题为秦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檐的文件，被视为“太子党施政纲领”，壹时炒得沸沸扬扬，陈元也因此被万炮齐轰。但事隔几月此事已经淡化之后，陈元在出外访问时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壹通时还没有看过〈选择〉这篇文章，何谈组织炮制？

　　实际上组织〈选择〉的是季国青年选副总编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女婿潘岳入中国青年报》理论部把持在他手中。游说海外寻找支持力量？

　　壹九九壹年十壹月十八日，香港画华早选报导：陈元和邓力群之子邓英淘今年到美国和欧洲访问时，均曾和异议组织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会晤。陈元曾向异议人士保证说：

　　在中共元老领导过世后，中共政策将会改变。他也强烈暗示，在后邓小平时代，他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届时将重用异己分子们的才能。

　　按笔者从知情人处了解，邓英淘在“六四”以后至壹九九壹年底未曾到过美国，祗是“公差”去过澳大利亚壹次。是否在那里会见过壹些二里壹议人士”不得而知。

　　陈元则在壹九九O年八月和壹九九壹年十月，分别应美国福特基金会和英国政府邀请，到两国进行了访问。

　　在美国的时候，陈元除在纽约参加会议，还专程到了波士顿，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学院举行了壹个小型演讲会。演讲会后，陈元确实会晤了个别负耋娥人士”，但会田时这比夏壹议人士眼下都不愿公开谈论此事。

　　据说，陈元这次美国之行，接到了好几所名牌大学，包括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邀请，陈元都婉言谢绝了。

　　在英国访问的八天中，陈元发表了公开演讲，认为中国目前物价稳定，贸易盈余，估计未来五年中还会有更大发展。

　　到场者评论说：陈元演讲时壹副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样子，似乎是要暗示他本人在中国政坛上的仕途会比中国本身更有发展，速度更快。

　　陈元自有他的壹份雄、心壮志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真正熟知陈元的国内政界人士都对高华早报上述报导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壹个简单的推理是，即使陈元真是从给自己留后路的角度，或从“改造”共产党的角度出发，也不会有这样张扬的办法与异议人士打交道且诠j如此行事只会坏了他的大事。

　　再者，从壹九八九年以前的派系归属分析，陈元与山口称赵紫阳幕僚的陈壹咨等人根本不是同”派系，彼此极少过话，所以《南华早艺上述报导中如果把与陈壹咨等人暗中联系的干子党”成员名字换成邓朴方，或许还有人相信。

　　国内政界人士还透露：陈元身边确实也聚集有所谓的“前异议人士”，比如曾经在“西单民主墙”期间壹度非常活跃，盟壹王军涛、胡平等人共同编辑过民间刊物的姜洪就是且壹中之典型。

　　但是，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谈中，绝看不出陈元对因为“六四”事件从巨制内”背叛出去的陈壹咨等人抱过什么希望。

　　陈元与陈云思想的异同虽然大陆上很有”些人对“陈元思想”颇为赞赏，但”些中青年经济研究人员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陈元的经济理论与其父陈云倡导的计划经济思想如出”辙，正所谓三教子袭，壹脉相传”，并无新创造。

　　作为中共第壹代高层领导人之于陈云是著名的计划经济专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曾三次在全国性的经济决策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简单说来，陈云的经济观点大略可以概括为三个方固：

　　壹，“统筹安排，综合平衡”理论。全部内容可概括为壹句话、四个字，即“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因此，经济建设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进行”和“四大平衡”（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外汇平衡）。

　　二，分清主次，循序渐进的思想。即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再安排扩大再生产；先安排内含扩大再生产，再安排外延扩大再生产。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改革开放后，陈云曾提醒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壹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祗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乌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祗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因为有了这段名言，所以国内外都把陈云的经济思想戏称为“鸟笼经济思想”。

　　如果仔细对照的话，陈元的理论确实是在陈云思想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同壹性就是对于“计划经济”的强调都是建立在批判“经济过热”的基础上的。老子抵制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左倾盲动主义”；儿子反对的是邓小平时代的“右倾盲动主义”。

　　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在“市场调节”的问题上，六十年代的陈云反对的是“统得过死”，九十年代的陈元抵制的是“放得太活”。

　　如果说二者还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陈云是从于国（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出发论证其思想的“合理性”．！而陈元是从不国（因为是资源约束下生长出需求约束）祗能是公有制”的角度出发论证其主张的“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所以本来是同壹性质的结论，从陈元论述的角度就易于被人们接受。

　　陈云父子与江泽民大陆官方报刊在陈云去世后刊发的颂扬文章中，曾经特别提到江泽民接到“陈云同志病情恶化”的电话后，立刻驱车前往医院。虽没有赶上龃壹陈云实最后握别，但此番心意足以令陈元及其他家属打、心里底感到宽慰。陈云在去世之前，似乎也对江泽民较为满意，除了壹九九四年春节在上海面对全国电视观众对江泽民大加赞扬外，据说江泽民壹九九五年春节期间到北京医院看望陈云之后辞别时，陈云向江泽民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工作做得好。

　　至于江泽民对陈云的感情，陈云刚刚去世时即有评论家壹针见血地指出：这位中共党内保守派的精神领袖“人去音留”，他的“精神遗产”将长期影响中共高层的政治运作。

　　从江泽民壹手导演的，对陈云“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作法，则被认为是对邓小平“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重要信号。

　　壹九九五年四月陈云去世时，中共对这位二号元老人物的丧事处理之低调令外界十分不解。官方的解释是“丧事从简”；外界的猜测是担心引发政治震动。而壹批仍然活在世上的政治元老，甚至过去曾在政治观点上与陈云相佐的元老，都因此而敏感地联想至自己的百年之后，对此种现象颇有凄悲之感。

　　但是，祗要注意到《陈云文选》增补的内容，就会发现江泽民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玩了壹个人们轻易不能觉察的，“丧事从简，评价从优”的把戏。

　　当年五月间，江泽民亲自出席《陈云文选》及《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席问讲话虽然内容不长，但讲话中对陈云的评价已被人认为实际上超过了壹九八九年十壹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对邓小平的评价。

　　当时，因为邓小平把军委主席位置让给江泽民，五中全会在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中，对邓小平的”生做了在当时来看实在是非常高的评价，故被人们认为是壹份事实准备好的给邓小平的悼词。但现在看来，这份评价邓小平的东西在壹些关键内容上虚的成份多，实在是不如江泽民对陈云的称赞来得精彩、来得实在。特别是对陈云在建国初期的高度评价，海外的报导说连邓家人都已经表示不满，认为如今把陈云说成于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二，十三届五中全会时为什么不把邓小平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壹”？

　　邓家人是否有如此气愤之表示暂且不表，事实上江泽民等人在《陈云文选》“增补”时的时间编排上，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第二代领导集体”实际作用发挥到最后”刻的不是邓小平而是陈云。

　　如果我们比较壹下就会发现，壹九九四年重新编辑并出版的家小平文萋第了二卷和新出版的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壹九九二年初，即那份著名的“南巡讲话”。而壹九九五年新增补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三卷，所收文章截止时间是壹九九四年初，即当时中共新闻媒体上已经大致报导过其中内容的陈云“壹九九四年二月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另外，还有壹篇陈云发表于壹九九二年七月的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也比《邓小平文选》中最后壹篇文章的时间迟五个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当时发表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解释陈云在经济改革问题上并未反对特区开发和建设。再者，从《陈云文选》

　　第三卷所收文章的最后”篇的编辑题目更可以看出江泽民等人的司具匠心”．！董维护和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其明显用意被北京政界人士总结成两条：第了氤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壹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对巩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起了负面作用。即使是经过整理删节后对外公开发表的这部份，也都可以被政治敏感人士看出其中暗含的，对江泽民和李鹏的不满。所以，这次要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的最后壹篇文章为江核、心正名。海外报导中透露：陈、邓两人都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他们彻底退出政坛前对接班人的最后评价至关重要，所以在审订震云文选》第三卷修订版时，虽有人提出人陈云文选》如果所收文章的截止时间比小平同志文选迟两年，是否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好影响，江泽民仍坚持“就这样决定”，用意显然是要表示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他江核、心的评价要以陈云的文章内容为准。第二，从壹九九三年开始，中共高层实行的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在坚持和贯彻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幌子下，将陈云的壹贯主张换”种表达形式而已。这里，到底是邓小平的激进改革路线有理，还是陈云的缓进改良政策正确是另壹回事，但把目前江泽民、朱镕基的治国方式解释成“邓小平的方针陈云的政策”的确是壹针见血。而对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陈云文选》第三卷的最后”篇文章就会发现，陈云同志的指示才是这两年来中共现实政策的最佳注解，维护中央权威也好、分税制也好、基本建设规模要留有余地也好，陈云在他壹九九四年二月对上海负责人的讲话中”壹涉及到了，而这些中共当前政策的具体内容翻遍《小平文选》，找不出壹处。

　　问题分析到这里，自然会有进”步的问题提出：“江泽民到底是谁的政治遗产？”是邓小平的还是陈云的？上述北京政界人士二叩道破：第三代接班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实际上是邓、陈两人的“混血儿”，身体是邓小平的，脑袋是陈云的；旗号是邓小平的，观念是陈云的。

　　人们还记得壹九九四年发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中共曾经掀起壹股学邓选热，江泽民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发行学习报告会，所有中共在京领导人及除陈云、万里、姚依林之外的所有超级政治元老纷纷到会捧场。

　　值此，人们都认为江泽民如此动作是要以邓小平合法、合理接班人自居，拉大旗作虎皮。

　　这种分析固然没错，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背后似还有另壹目的，即对邓小平进行荣誉性安慰的同时，藉此对外昭示：从此邓小平对中共政坛的影响将祗剩下抽象的邓小平思想和理论而再无邓小平亲自口进行的政治实践。另外，这种极尽吹捧、阿谀之能事的，大张旗鼓的学习热，反而掩盖住了邓文选内容上的缺失，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选》三卷居然祗截止到壹九九二年初，对此后的邓小平言论壹律不收。

　　别的内容不说，仅壹份邓小平壹九九二年年中在视察首钢时的讲话早已在外界流传，当时的中共首钢报及北京市编发的壹些公开刊物上都有透露，应该说不是“敌对势力”凭空杜撰。

　　但是，如此壹份对中共改革有指导意义的讲话却没有选入《邓选》三卷。

　　众所周知，邓小平首钢讲话中有很多不利于江泽民和李鹏本人的内容，所以江泽民在壹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前壹度感觉自己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都坚决顶著不准文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刊登此文，并因此也不准对外报导邓小平视察首钢的消息。邓文选三卷刚刚出笼时，外界追踪此事的评论界人士也都认为邓小平即使为了给江泽民面子，自己也会同意不把首钢讲话收入文选──此所谓“顾全大局”。

　　但现在看来，邓小平给江泽民面子，江泽民并未以德报恩，反而是用在产云文选》中收录壹九九四年讲话的办法，给外界以“陈云同志实际指导十四大以后中共政策走向”的印象。

　　对陈云如此敬爱，对其长子陈元，江泽民也从来是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壹九九O年下半年，在政治局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经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主持人江泽民置在座所有国务院负责人于不顾，张口就是“听听陈元同志的意见”。好在中共所有政要都知道陈元的意见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他老子而发，所以对总书记这种“礼贤下士”的表现也是见多不怪。

　　据闻，被尊为中国大陆“经济沙皇”的朱镕基，也对陈元这位召部下敬让三分。经常与之讨论国内经济形势。

　　壹九九二年中共筹备召开“十四大”时，据说是江泽民点名要求让陈元进入国家机关系统的十四大代表候选名单中。可惜国家机关内多数党员并不买账，令陈元的从政历史上再次写出壹笔落选记录。而在十三大党代表选举过程中曾经落选的邓小平长子邓朴方，这回却在国家机关系统如愿当选党代表。

　　事后，海外曾有报导说：陈元再次落选的问题，令高层很是头疼，特别给国家机关系统增加了”次中共十四大代表名额，其结果是弄巧成拙，反而给陈元帮了倒忙。机关内党员普遍对此作法反感，岂不直接影响陈元在单位内的威信！

　　由此可见，虽然江泽民、朱镕基等人在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都会为陈元进入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尽职尽责”无论是出于对陈云互在天之灵的慰藉，还是基于陈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的职位及其工作成绩和能力怛党代表选举这壹关如何顺利通过，对陈元确是壹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党内实行“差额选举”是中共政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在贯彻“党内民主化”方面了试牛刀”，那么陈元落选现象就是这壹改革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陈家与宋家的革命联姻陈云去世之后入北京青年逐壹位记者在《大地》月刊发表纪念文章《陈云的遗产》，赞扬陈云百对子女的教育是“壹行血些日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结果”。文章举例说：陈云贺的小儿子陈方请中学时，壹次为了买副脚蹼，背著父母从陈云的生活秘书石长利手里要了钱。陈云知道后问陈方：“妳从哪来的钱？”“石头（指石长利）那儿。”“石头那来的钱？”“妳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妳为什么用呢？”“我是妳的儿子，妳是我爸爸。”无论这段记述是否完全属实，也都是强调“革命传统”年代的事情了。有熟悉陈云家世的人透露陈方曾经在海军服役，退役后既不热衷“科学兴国”，亦对宦海遨游不感兴趣。转换了几家单位后，在惠州地区从事房地产生意。但也有人说陈方在惠州地区的生意并非“私营”，而是官办宋庆龄基金会的下属公司。

　　陈云五个子女在婚姻选择上可谓各有所求，而从政治角度称得上“门富户对”的祗有陈方壹个。陈方的妻子是另壹名中共壹级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珍珍。中共党史界曾有传闻说，宋任穷的妻子锺月林是陈云的前妻。事实上，陈锺在三十年代初期祗是有过壹段恋人关系，并未结婚。当时，因为陈云奉派苏联，与参加了长征的锺月林失去了联系，钟氏才嫁给了红壹军团政委宋任穷。

　　宋氏“文革”中曾惨遭极左路线迫害，复出后即被陈云竭力举荐，先是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在陈云手下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陈方与宋任穷女儿宋珍珍结婚后不久，宋氏即到美国留学，毕业后长期滞留美国加州安居乐业。壹九八O年左右，宋氏曾为丈夫陈方联系了美国某大学的奖学金，但陈方却放弃了这”机会。有传说是陈云不准他前往，也传说是陈方由目已不愿到美国受“洋插队”之苦。至今为止，陈方仍龃壹宋珍珍天各壹方。

　　陈伟力经商名声在外虽然有消息说陈云力主要把“、水保江山代代红”的重任托付“子弟兵”，但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五个孩子中也祗有陈元壹人热衷于宦海遨游。

　　陈元在家里排行第二，上有”姐，下有两妹壹弟。五姐弟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弟弟陈方排行最小。

　　壹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陈元的姐姐陈伟力代表全家在北京京西宾馆对参加悼念陈云活动的工作人员、朋友、亲属表示感谢。她说：妥的父亲不在人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我们子女、水远怀念他。怀念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育；怀念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我们会继承父亲的遗愿，社会主义壹定会战胜资本主义。

　　我相信，共产主义壹定会实现。这最后壹句话，陈伟力加重重复了两遍。但是，聆听如此感人的口号，人们就更有理由怀疑陈伟力这番话到底是说给父亲在天之灵听的，还是发自内、心的。陈氏五兄妹中，虽然有陈方经商的传说，但至少在海外还鲜有人知。唯有陈伟力的干创”公司，的确是在香港、美国等地名声很坏。

　　陈伟力曾于八十年代初期到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学位。在美国镀了几年金后，返回北京，与合伙人共同从政府机构和国家科委“筹集”两千七百多万元贷款创办了壹家“中国创业技术投资公司”。该公司美其名日为：科技投资，但公司的内幕十分神秘，鲜为人知，在邓小平籍九二年南巡掀起中国大陆第二轮“全民经商热”之前，这间公司也极少曝光，更不为海外所知。所以，壹九九二年以后，陈伟力就给人以突然在商海掘起的印象，并很快与邓小平的儿子邓质方、王震的儿子王军等人并驾齐驱、共同致富。

　　陈伟力手下的商业集团在香港大肆并购上市公司，立刻引起外界议论纷纷：“原来祗知道中共‘改革派’的子女搞官倒，如今怎么‘保守派’的后代也加入了大干资本主义的行列？”

　　如果说陈伟力在香港的经商行为是在日壹国谋利”的话（其麾下公司毕竟打著“中资机构”的旗号），那么她在美国的公司违法吸金，诈骗华人血汗钱的行为难道也是为了她所相信的“共产主义壹定会实现”？据《箭哨》杂志壹九九三年七月号报导：当年六月九日，美国纽约布碌仑联邦法院对陈伟属下的在美公司“标准金融”投资公司违法吸金诈骗案首次开庭审理。代表美国政府利益和受害人原告壹方的联邦期货交易委员会律师对法官称：今年”月八日，他们接获受害人申诉“标准金融公司”欺诈他们的钱财，他们即进行调查、取证，证明该公司违反联邦“期货交易法”，且有欺诈投资者行为，他们要求法官对“标准金融”给予、水久甘不止令，由法定清算人整理“标准金融”资产，依情况退回投资人的部份资产二标准金融”向受害人提议赔偿壹百六十万美元，但受害人不愿意接受。

　　这场官司到本文完成仍然未有结果，但因为“标准金融”公司违法吸金而蒙受财产损失的大批华人则已经不对官司的结果抱有任何信、心。原因之壹是美国的马拉松官司从来都要持续数年甚至十年以上．！之二是受害人之间没有长期保持联系与合作，共同支付此案的大笔诉讼费用；之三是佞准金融”的主要被告人多声称自己在该公司内祗挂虚名，不受美国法律制约，有的乾脆就壹走了之。

　　这起欺诈案的大部份受害人都是大陆地区到美的新移民。笔者曾访问过其中”位，该人当初因轻信“标准金融”网罗的说客，不但把自己餐馆打工积攒的血汗钱悉数投入，而且还向同在美国的妹妹借款两万美元。妹妹的这笔钱是在壹个美国家庭里做了两年多保姆的全部积蓄。

　　这位受害人讲到激动处，哀叹占自己的美国梦壹夜之间葬在“标准金融”手里，禁不住嚎啕大哭，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如此恶劣的坑蒙拐骗行为，而且受害者都是同陈伟力当年到美国的经历壹样的壹批大陆学人，真不知陈伟力事后做何感想。

　　陈伟华拒绝官场诱惑与陈元相反，他的大妹妹陈伟华平时在学校里较少与同学接触，因为壹般不住宿舍，所以同班同学很多人壹直都不认识她。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外语系同在壹所教学楼“文史楼”内，邱会作的女儿就读于该校外语系英文专业，中共审判“四人帮”那天晚上，邱会作的女儿破例没有到班里与同学壹起看电视，陈伟华则破例到了学校。他们的同学们说：这才叫“亲者痛，仇者快”。陈伟华最大的特点就是衣著朴素。大学时代里，同班同学说任何壹个农村来的女孩子都比她穿得入时。大陆《中国妇塞杂志记者壹九八四年采访她时，她骑辆旧自行车应约前往，上身穿的是壹件淡蓝色的素格子长袖衬衫，下身壹条深蓝色裤子，偏带黑布鞋，背著壹个式样老掉牙的黄帆布书包。记者的第”印象是：“她可真不像个高级干部的女儿。”言下之意，高级干部子女除了她之外，再可能就没有如此装束、如此朴素的了。

　　但在大学期间，同学们对她的非议多于肯定，主要是因为她在读书期间怀孕生子，却没

　　有因为请产假留级。这在当时已经是否同干子女特殊化”的典型表现了。

　　陈伟华的另壹“特殊化”表现是：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共党史方面的。她为此到系里请秘书开证明到中共中央档案馆等机要部门查资料，系秘书壹听她前往的单位名称即吓得不敢动笔，忙不迭地逐级向上请示。

　　壹九八壹年初陈伟华大学本科毕业时，班里有的同学被分配到中学教书，陈伟华却被分配至国家劳动人事部。壹九八四年，陈伟华被中组部指名选调到国家广播电视部任整党工作组成员。按照惯例，整党工作组成员在整党结束后壹般都会留在该单位“充实领导班子”，当时被派驻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整党工作组成员中高级干部子女不乏其人，被人认为是曲线升官。陈伟华在整党结束后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党对她的栽培，坚持调到自己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担任了壹名普通的历史课教师。

　　陈伟华的十年乡村教师生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原名师大女附中，壹九六六年，十九岁的陈伟华刚刚从这所学校毕业便赶上了于革”，因此也断绝了她参加高考的愿望。当时，父亲是于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学校在分配毕业生工作时让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几经联系，学校决定分配她到北京丰台地区的某部门工作，该部门听到陈云的名字，立刻表示拒绝。于是，学校将她分至北京郊区怀柔县，在地处半山区的辛营公社当了”名乡村女教师。

　　与所有兄妹相比，陈伟华的生活经历最为坎坷。壹九六八年刚刚到乡下时，父亲还在北京，但早已被剥夺工作权力，母亲和其他兄妹则分赴各地接受劳动改造。在窗子上没有玻璃的乡村小学教室里，陈伟华时刻惦念著亲人，便踏上了回北京的长途公共汽车。没

　　想到父亲见到她的第壹句话是：“妳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第二天，陈伟华返回乡村小学，在那里学会了上山砍柴，下田割麦，也学会了用柴火烧炕灶，用玉米面贴饼子。

　　在与乡亲们日夜相处的日子里，从小在蜜罐子里泡大的陈伟华看到了中国下层百姓生活的疾苦，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从此，每次回北京时，她都主动为乡亲们代办事情、代买东西，回乡下时总是吃力地背著大包小包。时间长了，连长途汽车司机都记住了这个越来越像乡下人的城里姑娘，见面时主动打招呼。壹九七四年，辛营公社党委批准了陈伟华的入党申请。在此前后，因为当地壹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对她十分同情，常常保护她并照顾她的生活，于是，陈伟华便嫁给了这个生产队长。壹九七五年陈云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不久，陈伟华曾要求父亲将她调回北京，但陈云拒绝了。壹九七七年大陆恢复高考制度，陈云立刻让于若木将此消息通知陈伟华。此时，陈伟华已经在公社受到政治上的重用，参加了农村工作队，祗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复习功课，但还是如愿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回北京后，因为那位生产队长无论从门第、知识水平等各方面都相去甚远，所以陈伟华在乡村里结成的那桩亲事就难以为继了。

　　陈伟华的同学告诉笔者，不管怎么说，陈云夫妇对那位农村小伙子还是深怀感激之情的，于若木曾主动邀请他到北京的家里来，并亲占口陪同女儿到、永定门火车站接亲。但那个朴实得过份的小伙子，壹看接他的红旗轿车比他们生产队里的拖拉机还长出壹大截，死活不敢上去，藉故上厕所返回车站买了回程票。

　　后来，据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去乡下帮助这小伙子解决了壹些生活上的问题，由陈云自家里出钱给小伙子的二老修了几间大瓦房，两家的亲缘也就这样“好合好散”了。

　　陈伟华再婚后，陈云视她的孩子若掌上明珠，祗要人不进医院，坚持要求每周能见到这个孩子。后来，还是医生考虑陈云身体过于虚弱，经不起任何病菌的侵袭，便要求陈伟华必须随时注意自己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发现有感冒等病症，便不能与陈云接触。

　　从陈伟华向自己的介绍看，陈云晚年对有她这样壹个争气又争光的女儿十分欣慰。而在中共内部，即使壹些对陈云的保守思想不能苟同的人，提起陈伟华来，也不得不承认“如今的高干子女里，恐怕也祗有陈云的这壹个孩子还能‘出污泥而不染’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经过北京师范大学领导的”再说服，坚持不要当官的陈伟华还是被选拔为实验中学副校长（副县、团级），不过据称她从来不管学校事务，继续做历史课教师和班主任工作。

　　陈伟华的这壹举动被北京知识界广为传颂。因为有媒介报导引用陈伟华的话，说她从事人民教师这壹职业的选择首先是得到了她父亲的大力支持，所以陈云也因此在群众中大为得分。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因为陈云女儿的给官不做，而原谅他儿子在政坛地位上的突起和落选反而高升的事实．！更没有人原谅他长女所经营的公司无情骗取大陆在美新移民血汗钱的恶劣行为。这也是陈云晚年的悲剧之壹。

　　陈云小女儿从不曝光陈云的小女儿名陈伟兰，排行在陈伟华和陈方之间，是陈家五子女中从不对外曝光的壹个。

　　陈伟华甘于做壹名中学教师而不愿涉足官场招惹是非，但毕竟还接受过大陆记者的采访，曾在《中国妇女》之类的刊物上出镜；陈方在商场上虽远不如大姐陈伟力的知名度打得响，但至少大陆公开报导陈云生平的文章中对这个小儿子有所提及。

　　唯独小女儿，就连与陈元十分接近的人士都祗能说出其名叫伟兰，大学毕业后也是转了几个单位才调进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工作，具体负责青年干部培训中、心的业务。若果真如此，那就真是权力大得可以了。

　　前文已经提到，陈云的亲家宋任穷“文革”后壹复出，即担任了中组部部长。当时，邓小平为了彻底消除华国锋“凡是派”的影响和安排党中央领导层的“梯队”建设，急于让当时最占居军、师两级职位的高干子女、军干子弟对俞正声十分看重。

　　他们认为，未来接替江泽民、李鹏等人最高领导职务者，显然不能直接由军界产生，但对完全没有军队背景的人选，这些退休军人和职业军人们又总是放、心不下。所以，他们认为中央党务和政务系统的主要领导层中应该有军界背景的人选进入，而俞正声的家庭背景、个人出身及本人能力等条件综合起来，被军界认为是“信得过产品”。

　　俞正声虽然没有直接在军队里正式服役，但他当年从考入哈军工的第壹天起，即已经是在籍的人了。哈军工与清华等“民校”最大的不同也在这里。查中共公开的人事档案，对俞正声“参加工作”的时间从来都是从壹九＊土二年八月算起，即他到哈军工报到的时间。这种哈军工的经历，在相当壹批中共元老及军干子弟中是非常被看重的。

　　因为从中央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过程是由全体已经当选的中央委员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候选人名单”举手通过，所以只要过了中央委员差额选举”这壹关，能够进入中央核心层就不再存在“民主”的问题了。

　　至于届时俞正声能否顺利通过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当然没有人敢给他打包票。不过已经有过的先例是：壹九九三年出任北京市市长的李其炎，早在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就是被“差额”掉的中央委员候选人，但在十四大上顺利当选。

　　再者，因为标榜“党内民主”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上可提供的差额范围十分有限，所以党代表们壹般都要从壹些现任职务不太起眼的人选上挑毛病，只要在党代会之前已经被安排成省委或省政府第壹把手的中央委员候选人，还从来没有过被“差额”掉的先例。

　　由此推论，如果江泽民等人有、心在十五大上提携俞正声，只要先把他安排成某省省长、省委书记或中央某部部长，然后再提名他为十五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那么被差额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

　　古田然，俞正声和萧秧在壹九九二年的十四大上中委落选后，北京政界也有”种传闻说江泽民等人事实上并不愿意俞正声和萧秧如愿当选，故意在山东、四川等代表团放风说中央已对这两人调升核、心层有所安排，这才引起党代表们的强烈反感。

　　如果此种传说属实，那么壹九九七年的十五大上俞正声就凶吉难测了。壹般说来，如果他的青岛市委书记职务届时仍然在手，那么候补中央委员还可以继续当”届。但如果届时还只是个中央候补委员，未来的俞正声可就是年龄不饶人了。

　　无论哪种传闻更接近事实，都必须承认俞正声与薄熙来、邓楠、习近平、傅锐、陈元等壹批正在从政的元老子女相比，毕竟已经在中央委员序列中先踏进”脚。所以，如果形势正常发展，俞正声在副省、部级职位上再跃升壹步甚至更多的机率还是要较其他“太子党”成员大壹些壹。

　　中南海的大管家──曾山之子曾庆红

　　如果说杨德中曾是中南海的“总镳头”，那么曾庆红堪称中南海的“大管家”。

　　虽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在中共十五大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但职务本身的特性注定他在后邓小平时代比”般的中央委员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对总书记江泽民来说，曾的忠诚、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曾几何时，毛泽束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正是在汪东兴的支持下，才敢于下定逮捕“四人帮”的决、心，并在兵不血刃的前提下大获全胜。而汪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

　　父亲曾高就“内务大臣”

　　曾庆红也是中共高干子弟，其出身就是在大陆也鲜为人知。他在上海政坛显露头角后，有人仅仅根据姓氏传言，说他是中共元老曾生（广东宝安人，曾任交通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之子，或传言他是曾三（湖南益阳人，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党委书记）之子。经查证，其生父是中共的另”早期元老人物曾山，在世时权位比曾三、曾生均高。

　　曾山（又名曾珊）是江西省吉安县白葵乡人，雇农出身，壹九二六年即加入中共，次年十二月参加了叶剑英和聂荣臻领导的广州暴动，后来长期在中共江西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书记．！壹九三”年中共召开第壹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曾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贝，官位与当时的毛泽东不分高低。

　　红军长征后，曾山奉命进山打游击，兵败后只身逃往上海，沦为搬运夫。幸好此时中共从长征队伍中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接著，陈云自上海去莫斯科参加中共驻要产国际”代表团，曾山亦被派往苏联学习。父辈们当年的这层共同出生入死的经历，成为今天曾庆红平步中共高层政坛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背景。

　　抗战爆发后，曾山长期在华东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华中局组织部长和副书记等职，壹九四五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中共建政后，曾山先是出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长，不久又被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调去当副手。

　　此后，曾山相继出任过交通工作部部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姚依林、陈国栋等后来居上的中共财经要臣，当时都曾被曾山鼎力提携。

　　共产当驽曾庆红父母拉郎配别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生于壹九壹二年，因为生下来十几天即被生母送人，小小年纪时又被继母卖做童养媳，所以至死不知生父母是谁。这也是她早年参加共产党这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的决定因素。

　　壹九三八年末，时任中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跑到延安去要干部，正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邓六金被李富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叫去，意味深长地告诉她：东南局缺少妇女干部。

　　几天后，邓六金及其他干部随曾山同路，在西安通过国统区时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电报：

　　壹批准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

　　壹年后，曾庆红于苏北出世。

　　生下四个月时，邓六金将曾庆红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抚养。三岁那年，当年国民党军队曾把曾庆红奶奶抓去毒打拷问，曾庆红跑到野外在壹个大树洞底里躲了壹晚才躲过这场灾难。

　　壹九四九年，中共华东局为其南下干部的孩子及烈士子女办保育院邓六金担任院长。年已十岁的曾庆红白目此也“翻身得解放”，被从江西乡下接到这所保育院，同弟弟妹妹们共享父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巩命成果”。如此经历，决定了曾庆红中共政权的效忠之情完全是与生俱来；

　　“用鲜血换来的政权必须用鲜血来保卫”的道理也在其头脑中自然形成。

　　随父进驻上海后，曾庆红在当地读了两年多小学，五二年又随父进京，在北京高干子弟学校读完中学，壹九五九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中共。

　　曾氏父子没有“文革”血泪史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对成千上万名中共老干部下了毒手，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却始终没有给曾山戴上。

　　壹九六七年，“造反派”开了曾山的批斗会，周恩来于当年九月二十七日做了“关于曾山同志的四点指示”：了错误可以批判，性质应由中央来定；二，他的活动听命于中央，妳们不能干涉；三，外来单位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立即撤出；四，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在林彪当了“接班人”的中共“九大”上，曾山由毛泽东钦定仍然继任中央委员，直至壹九七二年去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毛泽东恨不能把刘少奇、彭真、贺龙等壹大批中共元老置于死地而后快，却单单对曾山如此保护，可见曾山内务部长工作和他在毛泽东眼中地位之特殊。

　　壹九七二年，曾山在壹个老干部的追悼会上，拍著胸脯向周恩来说自己的健康没有问题，但这话说了没有几天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曾山去世后，周恩来下令全国各地被下放的中共老干部，无论是否已经“解放”，统统接回城里进行体检，凡有患病者，壹律保证住院认真治疗。因此，当时在江西下放的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托了壹次曾山的荫福。

　　熟知曾氏父子的上海人分析说，曾庆红的老子生前先后在华东地区和中共核、心层身居要津，而他告日年的同事或下级如今还在“垂廉听政”，这样的背景对曾庆红的仕途自然有利。但也幸亏曾山早在壹九七二年就及时过世，如果继续活著的话，极有可能被毛泽东在“文革”中进壹步起用，无法保持所谓“革命晚节”，而到邓小平时代白日然就成了“四人帮”的政治殉葬品───如同当年上海的马天水壹样。邓小平至死也还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事实上中共在选拔干部，尤其是在选拔高干子女担任领导职务时，绝对是以其本人家长在“文革”中是否被毛泽东整过作为壹条不成文的划线标准的。

　　近年来，陆续在海外媒介被曝光的干子党”成员中，仔细数来，个个都有”本三革时期的“血泪账”，而几乎所有在“文革”中没有挨整而且还被毛泽东委以重任的中共老干部，“文革”结束后重则被指为“卖身投靠四人帮”，轻则也要被迫辞职或提前离休，其子女也都不大可能挤进“接班人”的圈子，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无壹例外。

　　曾山“文革”中的日子好过，曾庆红自然也就没有吃太多的苦头。“文革”中历经磨难，甚至下狱坐牢是至今绝大多数中共“太子党”成员得引为自豪的政治资本，很可惜曾庆红缺少这壹课。

　　秋里带曾庆红步入政坛

　　曾庆红被认为是中共“太子党”的核、心成员，他的父亲曾山在早期中共时代曾与毛泽东地位相当，中共建政之后相继出任过多个部委的部长职务，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内务部长。可以说，曾庆红如今所处的重要地位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

　　曾山是中共“老革命家”中少有的几位在党内权争中未受波及、迫害的人，但也没有“得志便猖狂”──至今还没有关于他残酷整肃异己的劣绩被披露。曾山身上有近似于周恩来的政治气质，无疑是曾庆红今日需要继承的重要“遗产”。而曾山在中南海长期的政治经营，也是曾庆红可以利用的权力基础。

　　不过，直接带领曾庆红步入政坛仕途的是余秋里，而不是他的父亲。余和曾是江西吉安同乡，而且曾还是余的“革命引路人”。

　　基于这种“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壹九六三年曾庆红大学毕业后，很快就被担任国家计委第壹副主任兼秘书长的余秋里要去当秘书。

　　壹九八O年，中共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余秋里出任主任壹职，曾庆红随之前往，被委任为办公厅副处长，实为余秋里秘书。

　　壹九八二年国家能源委员会撤销，邓小平为了肃清军队左派势力，安排余秋里接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替换了思想保守的韦国清。

　　徵求曾庆红的意见后，余秋里利用由目已过去当过石油部长的余威，将曾庆红介绍进新成立的肥缺单位巴巴巴甲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任联络部副经理。不久，因办理“洋务”表现出色，曾庆红被提升为石油工业部外事司副司长。在上海滩权争中往往保持中立对曾庆红政坛掘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另壹党内元老是陈国栋。陈在壹九八五年六月由中共上海市委室日记改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但仍被认为是上海党政领导班子中的“龙头老大”。

　　壹九五O年前后，陈国栋曾在中共华东地区从事财经领导工作，曾山任华东财委主任时，陈国栋是他手下数名副主任中最得力的壹个。

　　华东局撤销后，曾山推荐陈国栋进京，担任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为此，陈国栋知恩图报，若干年后，将曾庆红安排为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很快，曾庆红又升为组织部长。

　　陆续接替上海党政领导职务的蔺杏文、江泽民、吴邦国等无不对陈国栋言听计从。而陈国栋向继任人肉杏文交权之前办的最后”件大事，就是把老上级曾山的长公子曾庆红调进上海市委，官居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并安排进上报中央的召部级干部第三梯队”培养人选。处理导报事件立下关键壹功

　　壹九八六年，曾庆红高就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同时兼任市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凡是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卫生、政治宣传、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事业全都归他管，重要文件、宣传文献的起草、润色也都先由他来敲定，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第壹刀笔吏。

　　据与曾庆红有过接触的人说，曾庆红在工作中为人和善，对下属从不指手划脚，有著广仃的人缘关系。

　　但在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尤其是在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方面，曾庆红却仆来都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

　　比较突出的壹个例子是，壹度龃壹曾庆红同被安排为上海市委“第三梯队”人选的原上海太委宣传部长潘维明，本来与曾庆红私交较好，曾庆红也颇为赞赏潘的才气。但当潘氏因为“自由化”言行受到来自上搴的谴责，被贬为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后，曾庆红则处处箝制潘氏。

　　“六?四事件”前，潘氏曾经以上书方式表示对大学生的同情与支持。事后，上海方面利“潘氏弱点，派人将潘氏骗至西安并给他安排二日年女子相处。接著，潘氏便因“嫖妓”罪名下狱。

　　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后，曾庆红与之保持了“政治上的高度配合”，其中最典型的壹个例子，就是八九年魍壹江泽民壹同处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画界经济导艺事件的导火线，是壹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准备刊山该报与北京《新观察》杂志合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纪要”，此消息由《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壹份港报于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未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

　　当时，曾庆红就把陈氏的“发琨”转告江泽民，在江的指示下，曾庆红和陈至立出面约日《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浑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阎后即命令钦本立将赢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

　　被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于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所以为钦本立所拒绝。后来江泽民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厉指责他违反党纪，随即派“工作组”进驻导报。

　　据当时的《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日亿，壹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妳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后要多和市委通通气。”这件事说明“六?四”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度要利用《导报》，后来却又“卸磨杀驴”。

　　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夺报》于与中央精神保持”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

　　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此二人“政治警觉性高”，如果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壹九八九年以后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副样子。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后，惊喜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壹朝天子壹朝臣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后”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壹次印象，就是他壹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希嘘不已。

　　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后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影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政殿。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也注意到了随待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壹般级别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搀扶著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壹副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影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者。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出自己进驻中南海后，身边也必须有壹个新的“温家宝”。

　　壹个月后，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反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著，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壹份任命室曰正式下发：曾庆红同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迳而走。说的是壹九八七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内杏文进京高就中央书记处书记，离开上海时未带壹兵壹卒，只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俱。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俱，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壹个“红人”O

　　当然，江泽民提携曾庆红进京帮办，壹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壹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壹步的好感。另外，也不排除曾庆红在上海的三年刀笔吏生涯确实也给江泽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进入中南海后，曾庆红鞍前马后，随江泽民跑遍了大江南北，出访了十数个大小国家。

　　看他那副谦恭、随顺又不失机敏的得体表现，几乎无人不相信曾庆红今后至少会在中办副主任的位置上更上”层楼。

　　但壹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于是，人们又觉得有理由不再看好曾氏的仕宦前途巴巴1虽说他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臣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事隔不到半年，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使得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雾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部署好了。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壹筹”。

　　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曾庆红进京壹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中共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在中共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壹日吞无计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份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后，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命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其他“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壹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非多余，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三自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进入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后，萧秧、俞正声勉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

　　但是，壹九九四年九月底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壹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强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力量，已经在十四届壹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的山东代表姜春云、”海代表吴邦国均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专事党务工作。前上海市长黄菊则因为接替吴邦国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按照中共有关规定，不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那么，这里所说的“中央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中央办公厅系统。所以，如果昔日初曾庆红在十四大上被安排成中央委员候选人并顺利当选的话，这次在四中全会上笃定会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种局面，江泽民即使对曾庆红再信任不过，按照组织原则，曾庆红也还是要受到书记处壹班人马的辖制。

　　壹手策划“反腐救党”

　　从周北方下狱到北京市官员集体贪污案被中共自动对外曝光，和陈希同的“引咎辞职”，这场反腐败运动的头三脚踢出后，江泽民的政治行情陡然看好，人们认为过去轻看了江泽民，“没想到他还真有两下子”。

　　北京知情人士则透露说：具体给江出谋划策并暗中掌握壹批高层腐败案件反备不时之需”者，都是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曾庆红。

　　曾庆红自壹九九三年初被安排为中办主任后，立刻担负起对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央编译局等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嬴调领导”任务，在对内宣传系统、组织系统的审干工作上也插进壹手。除了国务院系统的经济工作和军委系统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庆红几乎样样染指，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泽民大内总管。

　　曾还以中央政策研究室为基地，组织壹批对新权威主义情有独锺的中青年政治学者，定期组织所谓“课题研究”，给江泽民出谋划策；以调研”为名，为江泽民秘密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其读研”范围上至国务院、军委系统，中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构，下至各地知识分子，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无所不包。

　　曾庆红曾经在中办系统的工作会议上公开讲：我们这班人的工作职责主要有两项，百怎田好助手，二是当好参谋。

　　曾庆红利用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藉政策调研为名，行秘密调查之实，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诸侯及国务院实权部门的贪污腐化、索贿受贿等经济犯罪事实。对于先由中纪委掌握的案情，曾庆红更是藉口“统壹研究部署反腐败工作”，要求中纪委随时汇报工作进展。

　　对中共壹年来在经济领域内进行动作较大的清查活动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中央打击矛头首先指向山东、广东和北京的地方负责人。

　　壹九九四年，主要对山东省境内的走私问题进行了壹轮又壹轮的清扫，弄得姜春云和赵志浩”反过去趾高气扬的态度，变得十分小、心谨慎。壹九九四年底至壹九九五年初，又先后开始调查广东人大常委副主任欧阳德、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的经济犯罪问题。

　　在此之前，曾庆红通过出日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国家安全部门的配合下，先后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败大案，件件都是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人民币的所谓“大案”、“要案”。

　　至此，曾庆红已经是权倾朝野，”人之下，万人之上。北京市的十六件大案因王宝森的自杀，很多断了线索，但除了已经入狱的周北方、陈小同、欧阳德等人的案子，据说曾庆红手中仍有二十余个，其中任何壹件都可以拿出来当做打击政治离、心力量、震慑地方诸侯或国务院部委大员的致命武器，足以为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撑腰。

　　曾庆红这样行事，无疑是权大风险也大，甚至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但正如曾庆红统领的江泽民谋士班子所分析的那样，共产党已经没有退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已经没有退路。

　　纵权壹生，福及子孙──彭真和他的子女们

　　生于壹九O二年的彭真，是迄今为止中共高层中寿命最长的壹位。

　　彭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曾因解释不清“党大还是法大”而被海内外传为笑谈。

　　其实，彭真的话里含有另外壹层含义，那就是批评党对人大工作的干扰。在他的主导下，全国人大开始起草、制定了壹批基本的法律法规。不过，许多人仍将他列为坚定的保守派元老。

　　海外中文报刊关于中共政坛的报导中，几乎全是将邓小平、陈云作为中共党内矛盾最大的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却往往忽视了彭真的羸力”。其实，自中共建政以来，彭真在中共最高层中的实力从来不在陈云之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近年来的最高层权力斗争中，彭真所起的实际作用要比陈云大得多。

　　另外，彭真家族在中共政坛中的地位也不太被外界注意。外界曾有报导说他的儿子传锐已经官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后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个内弟张勃兴是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后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另”子传洋曾辞官当律师，壹九九五年又成为全国律师协会副主席；他的女儿傅彦虽然名义上辞去官职，却是壹帮“官倒‘太子党’”的首领。

　　彭真原籍山东，却是山西帮主

　　彭真原名博懋功，壹般史料中都记载他是山西曲沃县人。事实上，他原籍是山东桓台，其祖父那壹代因家乡闹饥荒，苦日子过不下去了，才逃至山西。

　　当时，他的祖父壹条扁担”头挑著他父亲，壹头挑著他叔叔，到了晋南运城，在”座盐

　　池靠卖苦力养家馄口。后来，彭真的父亲长大自立后又迁徒到山西曲沃县（现在的侯马市）侄上村定居。

　　彭真共有兄妹八人，以他为长。因为生在山西，长在山西，所以他已经完全被山西人同化，即使后来长年在各地漂流，也从没有改掉他山西的乡音和生活习惯，成了壹个地地道道的“老西儿”。

　　据说彭真九十多岁时、心血管功能颇好，动脉硬化现象远没有壹般的老年人严重，这主要得益于他长年保持著山西人饮食习惯的缘故，壹生都爱吃蒜、葱等，尤其喜欢吃醋。

　　传说山西省壹家中外驰名的制醋厂无意中发现，长期在该厂工作的工人干部，竟没有壹个是癌症或高血压病患者。这则消息见报后给了彭真很大鼓舞，自信自己要比其他几位中共元老长寿。

　　“文革”中，红卫兵曾揭发出彭真与薄壹波、贺敬之等人组织过“山西帮裴多斐俱乐部”，而且自封帮主。这种说法到底是政治上的讽刺还是有意诬陷现在无从查考，但近年来，彭真、薄”波、贺敬之等人在权力争斗中有形无形地站在同壹战壕里相互助阵绝对是事实，无论是为了倒胡还是为了倒赵，他们几个配合得都十分默契。

　　曾任天子脚下的“国王”

　　壹九壹九年，彭真十七岁时辞别母亲到山西省会太原读中学，不久即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赤色宣传，踏上了崇尚暴力革命的不归路。

　　彭真年轻时分别在山西和北京从事工运和学运煽动工作，并因此坐过国民党的五年监狱。

　　当时，中共内部发生争权内哄，彭真身份暴露被捕。案件移送法院后，照司法程序审讯，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同参与壹九八九年学运的王军涛、陈子明壹样，而且也同后来的王军涛、陈子明壹样，曾在监狱里进行过绝食斗争。后来，因为监狱认为他已有悔意，故于壹九三五年提前释放。

　　出狱后，彭真到刘少奇组建的中共北方局工作，壹九四二年出任组织部长。自壹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始，彭真就跻身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当时陈云祗是他的副手。

　　壹九四五年，为了预防不测，毛泽东、周恩来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共中央曾安排彭真与陈云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考虑的是万”毛、周出事，他们二人便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三位书记组织成新的领导核、心。由此也显示彭真在中共政坛中的地位之显要。

　　据有关史料记载，彭与刘少奇私交甚密，早在壹九二八年，曾与刘少奇同居的林伯渠之女林舫英移情他人，刘少奇为此苦恼万分，几至自杀。彭真曾为此对林施以压力，从中调解，迫使林氏与刘少奇“破镜重圆”。所以，刘少奇掌权时壹直对彭真委以重任，壹九四三年推荐他取代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中共建政后，刘少奇又推举彭真出任北京市市长。所以“文革”初期，毛泽束为了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必须先拔掉彭真这颗钉子，故指责彭真把北京市搞成了“针挥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当时，彭真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八，前面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但事实上陈云与朱德壹个是没有实力，壹个是没有实权，所以他从实权和实力角度讲，可以说是位居第六，不但在整个北京城壹手遮天，将皇城的党、政、军、司法等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对于全国范围的党务、政法、文宣、统战、外交等多方面工作，他也是时时都要过问二三。

　　“文革”前，中共内部曾有壹个内定的接班计划：刘少奇接党主席的班，邓小平接总理的班，彭真接总书记的班。

　　彭真能力强，人缘广，敢于也善于结党拉帮，而且他性格倔强，讲话霸气十足。据说“文革”前他是唯壹敢骂江青的中共领导人，甚至胆敢下令拒绝发表毛泽东爱将姚文元的文章。

　　“文革”初期，彭被委任为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文中到“不要以势压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区分开来等内容，为毛泽东所无法容忍。

　　壹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彭真所担任的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两职均被免去。十二月四日，北京红卫兵拘押彭真，并且对他三度进行公开批斗。至此，彭真销声匿迹了十几年，直至壹九七九年初始获得“解放”，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及中央政法委室日记。壹九八八年，完全离休。彭真势力阵容庞大

　　壹九七八年彭真从“文革”中的流放地陕西回到北京，当时竟有二百多名中共副部长级以上的权贵到机场迎接。杨尚昆壹邓小平台曰年回到北京时绝对没有如此风光，由此也可以见出彭真宜壹人在中共高层中势力之庞大。

　　彭真能在中共党中结“党”，而且颇为众多同级和下级官员拥戴。他自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身上却有著浓厚的“青红帮”头子的习气。在维护同部下的关系方面，他从来是不讲所谓“党的原则”的。当年北平城被中共和平接管前夜，彭真手下壹个叫鲍克的人曾经追求壹个青年女学生。当这个女青年对他的追求表示不屑壹顾时，他竟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这个女孩子：妳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壹个不起眼的穷酸相，我可是中共地下党的西城区委书记。北京城没有几天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到那时妳想想我会是什么地位，什么形像？

　　女青年听了这话半信半疑地回家同在国民党军警机构里供职的哥哥商量，没想哥哥立刻将此事密报当时的北平国民党党部，鲍克随之乡铛入狱。

　　在审讯过程中，鲍克开始确实是坚强不屈，死不招供。但后来敌方施以重刑，取掉了三根肋骨，他这才支持不住，供出了他所掌握的中共北平西城区委的全部地下党名单。于是，中共整个西城区委被彻底摧毁，损失惨重。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鲍克事件”O中共占领北平后，鲍克被从国民党的监狱直接转入共产党的监狱，在彭真的干预下才没

　　有被以叛徒罪名判死刑。因为鲍克自三十年代即跟随彭真出生入死，颇得彭真赏识，两人私交甚笃，所以彭真对他也不忘旧交，不但利用职权多加关照，而且还几次亲由曰去监狱看他。

　　“文革”中此事自然是彭真“招降纳叛”的重要罪状之壹，但在红卫兵批斗彭真时，他竟痛斥台下的“小将”说：人家鲍克不管怎么说是在被摘掉了三根肋骨以后才屈打成招的。如果换了妳们中的任何壹个，甭说三根肋骨，摘妳壹根妳早就受不了了。

　　从这件事情可以见出彭真之所以能把山q己的党中之“党”营造得十分成功的原因何在。

　　彭真由于在中共建政前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主要助手，所以”直与壹批后来成为中共高干的睾北系”出身的人关系密切。他们中许多当年就是彭真的直属部下。

　　包括：薄壹波、宋平、姚依林、李昌（原中纪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黄敬（中共第壹任天津市市长，壹机部部长）、陆平（曾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北大校长）、于光远（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谷牧（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杨易辰（原最高人民检察长）、黄华（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澜涛（原中顾委常委）、王鹤寿（原中纪委第二书记）、蒋南翔（原教育部长、中央党校第壹副校长）等等。

　　在北京主政期间，曾是他下属的有：万里、郑天翔（原最高法院院长）、何东昌（原教委第壹副主任）、王汉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现国务委员兼计生委主任）等等。至于现在已在八、九十年代里逐渐官位显赫的李瑞环、倪志福、李锡铭、陈希同、张百发等等就更是他”手栽培起来的。

　　另外，彭真在主政中共全国人大期间，又把整个全国人大常委的常设领导机构搞成了壹个地地道道的“彭家党”，大批老北京市委的人被他安插到里面的各个部门分兵把口，而且长期维持著这样的局面。

　　当然，长期以来陆续被彭真所器重的人里，官居高位以后也有被“和平演变”成自由化分子”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李昌。但是，由于中共作为”个帮会组织的不成文的帮规，彭真这样的龙头大哥往往具有无形的权威，难以被轻易反叛。

　　彭真在被毛泽东打下台之前，曾邀请自己的、心腹在家中聚会，”见面彭真即意味深长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似乎是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前途的威胁。但尽管他有很多意气相投的朋友，却无壹人能够帮助他挽救“独立王国”被毛泽东壹举摧毁的结局。

　　好在彭真人的承受力很强，终于经受住了毛泽东那场运动的所谓“大风大浪”。十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被关押在北京的监狱，还是被流放陕西，他都坚持天天跑步锻练身体。

　　仗著比毛泽东小九岁的年龄优势，他在逆境中暗暗发誓：就是再苦熬也要挣扎到“红太阳”落山的那壹天。邓小平二次出山时，彭真仍不为毛泽东所原谅，继续在陕西流放。

　　壹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后，壹位高干子弟前去看望他时，见他竟在住地养了壹池子黄河鲤鱼，而且每天都要乐此不疲地操著锄头耕地开荒。当拜访者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再次被打倒，并表示对政治局势忧虑时，彭真淡然壹笑，祗说了壹个字：“等！”这位高干子弟辞别彭真，又到其他地方拜望壹些同彭真壹样被毛泽东打入冷宫的老干部，发现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简直无法魍壹彭真同日而氢叩，壹个个不是破口大骂就是仰天长叹，完全不像彭真那样沉得住气。

　　退位后仍不甘寂寞

　　北京政界人士认为，彭真的另壹政治资源是他的政儿和思想观念，引起壹批中共元老和极左派分子的共鸣，因而成为中共僵化派的首领。

　　他是壹九八六年底、八七年初倒胡的关键人物．！壹九八八年开始他又布置搜集改革开放中的种种问题，集成“赵紫阳的八大罪状”上书邓小平，使得中共反赵之风甚嚣尘上。

　　壹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共文民日艺头版，刊登了壹条十分奇特的消息。在中共党、政、军，甚至人大、政协、顾问委员会中都没有任何职务的彭真，仅仅以“彭真同志”的名义即能邀请全国人大的非党副委员长谈话，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和决策，可见其权势并未因为辞去表面职务而见衰。

　　彭真的观念和主张包括：壹，阶级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自始至终都应该是中共的工作重心；二，发展经济要靠“社会主义”，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不赞成扩大开放私人雇工和宣传“温州模式”；三，彻底铲除个别领导（即胡、赵）宽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影响。

　　壹九九”年，彭还正式出版了系统论述他这些僵化思想的《文集》。

　　辞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职务后，彭真虽然祗挂了个杯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之衔，但他照旧以领导人的身份视察大江南北，到处指手划脚。几年来，他南到广东、福建，北到黑龙江，西到新疆，东到上海，竟先后跑了二十多个省、市、由目治区。

　　曾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彭真在中共八老中虽然年龄最大，身体却是出奇地好，说话声音宏亮，中气十足，而且思路清晰。他所到之处，地方党、政、军官员们往往十分紧张，因为他们都要籍改革开放之机发展地方势力，而这位邓小平似乎都难以斗嬴的彭真，又唯恐这种改革会削弱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是故，地方官员们在给他汇报工作时个个都是胆颤、心惊。

　　中共超级元老中，彭真年龄最大但却生命力最显旺盛，且生存欲最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进城掌权时代，他从来都不忘养身之道。

　　最典型的例子是六十年代初大陆大饥荒时，他居然在家里存留了几百斤黄豆，因为他由口认为黄豆这东西对身体最有好处。他”直保持著山西农村的饮食习惯，而且不抽烟、不嗜酒，也是因为自信寡欲心加粗茶淡饭最有利于长寿。

　　彭真的身体状况壹直比陈云、薄壹波、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要好，比他小好几岁的李先念、王震、陈云等人已经先他而去。

　　彭真之妻家族势力显赫

　　过去，海外许多报刊在关于中共政坛内幕的消息中，多有把原陕西省委书记（壹九九四年专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说成彭真女婿的报导。其实，这完全是乱点鸳鸯谱。张勃兴原籍河北霸县，生于壹九三O年，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堂弟。

　　彭真至少有过两次婚姻记录，前妻壹九二七年病死，第二任妻子张洁清，系中共“革命世家”出身，生于壹九壹四年，比彭真小十二岁。她的家族在当年的河北霸县是壹个庞大且有钱有势的家族，但不知为什么这样壹个家族里却培养出了壹批热衷于“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员。

　　另外，海外许多报导还说，彭真之妻是本世纪初以复辟清皇室著名的北洋军阀张勋的孙女，包括日本三菱公司综合研究所出版的群共最高领导群箪和香港出版的群共党政军结凑两书中都是这样写的。

　　事实上，张勋其人是江西奉新人，同祖上即居住在河北霸县的张洁清壹家南辕北辙。张洁清本人壹九三四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英文系。从壹九三O年开始，即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活动，壹九三三年开始为中共做秘密交通工作。壹九三六年正式加入中共，从此开始领导北平、天津壹带的中共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壹九三九年，她被调到晋察冀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任彭真的机要秘书，不久即与彭真结婚。自此，她除担任过壹段时间的中共陕西商洛地区副专员以外，大部份时间都是做彭真的机要秘室日和政治秘室目，直到“文革”同彭真壹同受难。

　　张洁清同族中包括张秀岩、张洁昀、张文松、张勃兴等人都先后在中共领导部门任过高职她的姑母张秀岩生于壹八九五年，壹九”五年入天津直隶第”女子师范，受同班同学郭隆真（李大钊之妻）的影响走上了左倾道路。壹九壹九年她考入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参加了“五四”运动。壹九二六年正式加入中共，在李大钊被张作霖军阀处死后曾通过秘密渠道帮助郭隆真逃出监狱。中共建政后，她壹直是国务院监察部领导成员，直到壹九六八年病逝。

　　张洁绚是张洁清的胞妹，生于壹九二二年，十岁就在北京跟著姑母张秀岩和姐姐洁清为中共做地下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曾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壹二．九”运动和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壹九三八年正式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后，张洁殉壹直从事国际妇女工作，曾任中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驻柏林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书记。

　　张文松是张洁清堂弟，壹九三五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张勃兴是其堂姐张洁清在担任陕西商洛地区副专员时带去的□弟党”，从商洛地区工业局局长干起，先后任过陕西省石油化学工业局副局长、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直至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儿子传锐曾执掌广东组织大权彭真夫妇育有四子壹女，分别取名为博锐、傅平、傅洋、傅亮、傅彦（傅燕）。

　　傅锐生于壹九四二年，小学、中学均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女学校读室目，壹九六O年进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壹九六六年传锐大学毕业，正好赶上“文革”，因受父母牵连，壹度被下放劳动。

　　随著其父的东山再起，傅锐也成了公安部的壹名政法干部。而且很快就被中共组织部门作为“第三梯队”成员重点培养。先是在部机关任第十壹局副局长，后又被外放到深圳市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捞得了“地方基层工作”的政治本钱。

　　当时，人们纷纷传说傅锐外放后很快会升任公安部副部长。时深圳市公安局局长闻贵清，在傅大公子未去之前权力炙手可热。但博大公子壹去，当地政法系统无不视其为“钦差大臣”，就连市委书记也要让他几分，闻贵清也立刻变得谦和多了。

　　傅锐在深圳的“地方工作经验”祗积累了壹年多的时间，即调回北京公安部，升任计算机监察司司长。

　　傅锐担任司长期间，主要政绩是主抓全国公安电脑联网工作。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文革”十年的延误，中共的公安工作现代化长期得不到实现，破案方法十分原始。

　　自壹九八四年始，公安部首先在浙江试点公安工作电脑化，发现能使破案率提高数倍，从此才下决、心逐步向各省、市、由自治区推广。傅锐当司长时正好赶上广东省公安厅与北京市公安局电脑联网成功，于是，他马上建议召开了全国公安厅局发展电脑作业会议。

　　从此，中国大陆公安工作现代化的事业总算走上了正轨。傅锐虽是中途插手，却立了关键壹功。

　　壹九九壹年，傅锐脱下警服，被中组织部重新派往广东省。四月八日，他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据说，中共考虑到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所以壹直计划派进“外地干部”进去“掺砂子”。在叶选平同意辞去广东省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中共有关部门曾先后动议委任陈云大公子陈元，和李鹏政府臭名昭著的吹鼓手袁木前去任广东省委书记，但均为叶选平所拒绝。

　　此后，中共祗好提出派传锐前去执掌组织大权的动议。叶选平考虑傅锐在担任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作风正派、为人谦和，擅于合作，容易为广东地方干部所接受，故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这”安排。

　　壹九九三年年底，海外媒体曾报导北京高层已经做出决定，调传锐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无论当初是否有过这”动议，反正傅锐后来没有出任这壹职务。

　　壹九九五年五月，傅锐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海外对此的报导是“傅锐被降调北京”。其实，傅锐在广东省的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职务虽然是享受副省级待遇，但却与直接担任副省、部级职务的人相比，至少是没有那么显赫，而核工业总公司是堂堂正部级公司，其副总经理由自然是副部级职位，何谈“降调”？

　　傅锐本来就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即核物理系）出身，所以调他出任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不能排除有准备将他在此职务上扶正的考虑。

　　北京中共高干子女“圈子”里的人分析说：彭真子女中，傅锐是最争气的壹个，既有学历，又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在今后的官场前途上无疑是行情看好。

　　傅平破灭了“太子军”的美梦

　　彭真另壹个儿子博平，壹九六九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传平高中毕业的那个时代，由于受父辈们召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的影响，以及自幼所接受的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中共高干子女中间倾向在军队里求发展者颇多，每年北京市里都有壹批人从高干子女学校八壹中学、景山学校、壹O壹中学及男四中、男八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市内名牌学校毕业出来的高干子女，进入中共建国后创办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这所学校简称“哈军工”，在“文革”前实际上成了中共“太子军”的培养基地。像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王震的三子王之、左权的女儿（彭德怀的养女）左太北、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萧劲光的儿子萧策能、粟裕的儿子粟戎生等全都是出身哈军工，而且现在分别在军中或地方任高职。

　　比上面所列人物年龄稍小的傅平，本来也向往著同他们走壹样的道路，但没等到毕业即赶上了“文革”。壹九六九年，他毕业后不但没有穿上军装，而且被遣送到齐齐哈尔市的壹个糖厂当烧锅炉工人。

　　傅平对所谓个人前途已经、心灰意懒，祗想尽早建立壹个自己的小家庭，庸庸碌碌混完人生之路了事。经人介绍，他与壹个仅有初中毕业学历的农场工人王淑贤结了婚，并很快有了孩子。

　　壹九七八年彭真夫妇回到北京，有人对王淑贤说：妳丈夫的父亲落实政策了，妳这个“土包子”怎么办？王淑贤于是主动对丈夫说：妳如果觉得我“拿不出手”，咱们好说好散，我绝不会让妳为难。傅平说：这么长时间了，妳还不了解我吗？我请求妳不要再说这些干。

　　后来，王淑贤见了官位重新显赫的公婆后受到礼遇，因而大受感动，曾对记者生动描述了这个现代“糟糠之妻不下堂”的感人故事。

　　她回忆第壹次见到公婆时，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彭真对她说：“在那么困难的时候，妳和我的儿子结合，我们做老人的感谢妳呵。”壹九七九年，中共有关部门通知傅平壹家可以调回北京。但当时彭真表示：“来北京当然好，全家团聚了。可都回北京行吗？需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北京容纳得了吗？要优先安排那些逝去的同志们的遗属才行。”

　　于是，傅平壹家到了河北石家庄市，王淑贤在壹家单位里当会计，傅平则当了壹名处级干部。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大陆有传说傅平的职务也早已得到几次升迁。但具体是什么职务鲜为人知。女儿传彦是著名官倒傅彦是彭真唯壹的女儿，从小娇生惯养。壹九六三年高中毕业后想进北京大学，但因成绩不够北大的录取分数线而使当时的北大招生办公室大为作难。

　　事情推到校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也作不了主，于是请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发话。结果，陆平壹句“怎么不能招？”傅彦就顺利进了北京大学国政系。

　　在北京大学期间，傅彦作为北京市那个“独立王国”的“国王”的女儿，被人们送她个“黑公主”的外号。“文革”开始后，“公主”随父落难，无数过去日日恭维她的老师和同学都像避瘟疫壹样远远地避开她，唯有壹个叫刘和森的同班同学（当时的国政系六三级党支部书记）十分同情她的处境。》

　　这位刘和森出身上海的壹个普通工人家庭，是个为人正派，忠厚有余的本份人。壹九六八年傅彦被分配河南，他也主动要求壹同前往。到河南以后，刘和森当了中学教师，并同傅彦结婚。婚后，他们生有壹个女儿，刘和森还数次同傅彦前往陕西看望落难的彭真夫妇，使老俩口大受感动。壹九七八年，彭真夫妇刚回北京不久，傅彦带著女儿回到父母身边，接著提出和刘和森离婚。彭真在傅彦的离婚问题上是尽力阻止的。最后他不得不同傅彦分手，但对彭真夫妇还是怀有些许敬意的。。傅彦则在离婚契约上主动要走了女儿。据说她的现夫是原北京军区第壹政委朱良才之子，从“门富户对”的角度还勉强说得过去）在大陆上，有关傅彦的民间传闻甚多，指她从事倒买倒卖，近乎疯狂。她曾任中共经贸部处长。富利公司董事长。过程中，因民怨太大，遭到撤销。此后，傅彦摇身壹变，又成了大陆。欧美同学会”所办的壹个公司的老板。壹九八五年，傅彦曾随父出访日本，有报刊揭露她在日本竟然向人家伸手索物。壹九八八年初香港有报刊传间，傅彦从加拿大倒了壹批二手设备，请求某公司转口以比原价高出三倍半的价格运往中国大陆。这家公司认为做此事可以与傅彦分赚暴利，但这种手段太黑，会有损公司形像引犹豫再三，还是婉言谢绝。于是傅彦又找澳门壹家公司出面转口，据称生意成交额高达三亿美元之锯。大陆上传说，壹九八六年中共打虎运动，居然打倒傅彦身上原因是她涉嫌以低于官定的价格出卖国家统配煤炭给外商，从中收取巨额佣金。

　　消息说，傅彦因此而入狱，同案人还有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纯“文革”前在彭真手下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他为此被捕。在狱中，王纯企图自杀，不久传、王二人均获释，生意照做不误。

　　傅洋是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彭真的另外两个儿子傅洋和傅亮，“文革”开始时分别是北京男四中“老高二和“老初二”的学生。因为父亲的问题，两兄弟壹度连下乡插队落户的权利都没有。傅亮还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薄壹波的儿子薄熙、水、薄熙来、薄熙成等壹起在功德林监狱被关押过”段时间。

　　关于传亮的去向，大陆上也是传说颇多，壹说是”直在北京，且生意做得十分红火；还有壹说是因为壹笔生意触犯了法律，绕道香港去了日本。

　　傅洋生于壹九四八年。壹九七九年至壹九八七年，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任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在此期间曾参与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等四十余部法律的制定、修订工作。

　　有传说传洋后任中共某高级领导人秘书，但据查证，傅洋壹九八八年在北京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担任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香港会德公司、香港中策集团、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法律顾问。壹九九五年七月，傅洋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

　　虎门有虎子也有虎女──贺龙和他的子女们

　　军火贸易壹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神秘、最敏感的话题之壹。中共政权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军火贸易问题上已经越来越受到海外的关注，并为传闻它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核设施而深感不安。

　　解放军的军火贸易向来都是由众多高级干部子女暗中操纵的，海外媒介对王震的儿子王军、王兵，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等人从事这壹活动早已多有报导。不错，王军曾任过解放军军内正牌的军火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资平。事实上，统管解放军军内军火贸易的最高头目很长时间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职务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兼军事贸易局局长，壹九九二年还有传说他是副总参谋长的候选人之壹。

　　但在壹九九三年初，贺鹏飞离开总参，出任海军副司令员，军衔中将。

　　贺龙有壹子三女

　　贺龙是解放军十大元帅之壹，曾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

　　贺龙生于壹八九六年，出身贫寒，从小胆大妄为、好勇斗狠，是其家乡当地帮会组织的小头目，曾因手持两把菜刀杀死地方贪官而威名震慑壹方。

　　后来，贺龙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加北伐战争。壹九二七年，贺龙参与策划八壹南昌暴动，自此踏上投身中共革命之路。

　　贺龙的婚姻关系详情难以查考，“文革”中，红卫兵撰写的“大字报”曾揭露他年轻时生活荒唐，情调庸俗低级。

　　有大字报说：“据不完全统计，贺龙壹生曾换过九个老婆。早在当土匪的时候，到大街上看见年轻美貌的姑娘，扛起来就走台北出版的《中共人名录》说：“贺龙早年任旅长时曾娶妻并纳两妾。南昌暴动妻死妾散，后在湘西再娶赛先任为妻，宠爱殊深，长随左右。目前公开之资料，其妻为薛明。”

　　无论是“文革”的大字报，还是海外关于研究中共人事问题的出版物，都无法查证落实贺龙妻子的准确数量。不过这不重要，今天说来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的壹子三女如今在大陆政坛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长女贺捷生是最年幼的红军赛先任，湖南慈利人，出身豪门。壹九二六年读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同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成共产党员，在长沙做学运工作。壹九二九年，在湘鄂边区参加红军，不久嫁给贺龙。

　　比她小五岁的胞妹赛先佛，亦于壹九三四年底毅然放弃学业，参加红军，并盥壹姐姐壹起参加了长征。

　　“七七事变”后，赛先佛曾被派至西安做秘密工作。她长期从事党内、军内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共建政后则在能源部门工作，任过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赛先任到达延安后，即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便同毛泽东当时的夫人贺子珍、李维汉当时的夫人金维映壹样，被送到苏联“学习”。当然，结果是这三个人的丈夫各自娶了壹个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大学生为妻。

　　从苏联回来以后，赛先任任过保卫科科长、县委副书记等职，甚至直接指挥过与数十倍敌军的血战而幸存下来。中共建政后，她担任了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壹九八五年底离休。

　　长征途中，赛先任为贺龙生下壹女，取名贺捷生。在此之前，她生过壹个女孩，取名红红，因病夭折。

　　贺捷生生于壹九三五年十壹月，出生十八天就随其父指挥的中共红二方面军逃亡，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

　　据说，生贺捷生的时候，贺龙正好在前方打了壹个大胜仗，有人从后方来，贺龙劈头就问：“生了没有？”后来王震打了个电报：“祝贺贺副主席生了壹门迫击炮。”旁边人看了笑得肚子疼。

　　贺捷生的名字是萧克（后为解放军上将）取的，顾名思义：“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随同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南征北战，妻子又被送往苏联“学习”，祗好把女儿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中共建政后，贺徒生才回到父亲身旁，但此时妈妈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壹九五五年，贺捷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竟无人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女儿。

　　文革期间，受父亲问题的牵连，贺捷生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被审查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贺捷生的前任丈夫离婚而去，接著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

　　不久，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贺捷生冒险为人请命

　　壹九七五年四月，贺捷生上书毛泽东，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得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壹事将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致丧、不报导、不宣传”。她十分愤怒，再次上书毛泽东，并请邓颖超转信给周恩来。周恩来在医院得知事情真象，当即亲由给毛泽东写信，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将前往贺龙骨灰安葬仪式并亲临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十分活跃，同不少文革壹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中共元老们关系密切，同时亦与壹些名运动员、作家、艺术家都有很多联系，为不少人的平反工作奔走过，把下面的”些材料设法捕到上面。

　　贺捷生身上经常带著秘密材料。为了藏材料，她夏天在裙子里缝了壹个夹层，冬天在棉袄夹层里做了”个口袋。她不会抽烟，随身却总带著壹包烟和壹个打火机，是为了在紧急的时候销毁材料。

　　壹九七五年，贺捷生受邓小平秘密指派，与白桦、范曾、张锲等人壹起搜集江青的材料。

　　毛泽东死后，贺捷生发表了大量回忆父亲的文章，到处发表演讲，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

　　同时因为她帮助过很多文革中的受难者，而这些受难者后来又重新获得权势，她本应在政治上继续有所作为的，但由于同后母关系紧张，加之某些中共掌权者认为她工作作风不严谨，政治上不可靠等各种原因，故很长时间没有被重用。

　　于是，贺捷生乾脆埋头写作，壹口气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和电影文学剧本，《哦，五角大楼》和《枪毙二王的报告》等在当时颇有读者，剧本□里也被拍成影片公映。

　　壹九八三年，贺捷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壹九八四年，她原来归属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建制取消，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作为贺龙的老部下，十分同情贺捷生，便主动问她希望去什么单位。贺捷生表示自己对编辑革国军事百科全董最感兴趣，于是，她进入了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室当编辑。

　　从此，贺捷生在研究室历时十多年，先后组织了军内外专家五千多人撰写了壹千壹百万字的条目，使得中国第壹部《军事百科全辇可望在壹九九七年出齐十二卷本。仅从这二贝献讲，贺捷生无疑是中共高干子女中最能脚踏实地，勤勤恳亲唧做事的壹个。

　　壹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贺捷生少将军衔。此时，贺捷生已年逾花甲，但这位营困年最年幼的红军战士终于从土丘壹熬成了将军。

　　壹九七八年，贺捷生与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李振军结婚，邓颖超为他们亲自主持了婚礼。

　　李振军后来壹度官至武警总部政委，其前妻所生的女儿李娟嫁给赵紫阳的儿子。“六四”事件之后，或许正是由于这壹层亲家关系，使他丢掉了乌纱帽，仅仅被保留了”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薛明的两个女儿都在“做贸易”抗战爆发后，“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大批左翼青年学生前往。洋学生的到来壹度使中共高级干部们换妻成风，从毛泽束往下，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李维汉、王震、贺龙等壹大批中共领导人，先后都从这些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中物色到了“革命伴侣”。其中贺龙选中了薛明，林彪相中了叶群。

　　薛明曾为叶群好友，两人曾同时从京津流亡到南京，再到延安。后来却因其丈夫之间的权力斗争反目成仇。

　　薛明壹九四二年嫁给贺龙后，共为他育有两女壹子。女贺晓明、贺黎明（又明），子贺鹏飞。

　　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投入彭真之女傅彦所办的富利公司。

　　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壹九八三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后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可能是因为大陆上的“官倒”们对“倒买倒卖”这句话觉得刺耳，对“投机倒把”之类的词就更不爱听，所以都习惯把山口己所从事的那”行称为“做贸易”。据说薛明的两个女儿至今仍把她们的这项事业做得十分红火。

　　叫什么鹏飞？

　　壹九四四年薛明身怀有孕的时候，贺龙在八路军中的老搭档关向应即吵著要为他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应该找壹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的名字给孩子。

　　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关系。贺龙的后代本应该是“学”字辈，起个“学飞”不太好，岳飞的字是鹏举，给孩子取个“学举”也不好。名字就要有“名”有“字”，所以应该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壹个，就叫“鹏飞”好了。

　　壹九四四噗月，陕西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薛明为贺龙产下”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呵，恭喜妳半百得子……”当时，前往祝贺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要为孩子取名字，壹致认为贺龙的孩子的名字里壹定要有个“龙”字。薛明则附会说：人人都说贺龙是水龙，所以”下雨就打胜仗。陕北从来大旱，可贺龙的孩子要出世的这几天却连日大雨不停。可见这孩子也是”条小水龙。

　　但关政委说还是叫“鹏飞”好。

　　壹个叫贺炳炎的八路军将领（毛泽东前内弟）说：“叫什么鹏飞？我的儿子是打雷时生的，所以叫了实雷生’，贺龙的儿子是下雨时生的，就叫‘贺雨夫吧。”于是，贺龙为这个儿子定大名为贺雨生，小名为贺小龙。

　　当时正患肺病卧床的关向应听说后，坚持要取自己想的名字。同时拒绝再食用配给他的奶粉，壹定要留给薛明和“革命的后代”吃。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于是同薛明商定让自己的孩子还是用“鹏飞”这个名字。

　　贺鹏飞大学考了三年

　　“文革”中，北京红卫兵所办的《体育战报》揭露贺龙、薛明夫妇对儿女们的娇生惯养，“从小就让贺鹏飞学会了骑马，开摩托、汽车”。

　　贺鹏飞与彭真、刘少奇、李井泉、邓小平等中南海里的几个中共党政要员的孩子关系要好，曾经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有两个孩子，壹个叫李黎风，壹个叫李明清。两人从小在贺龙家长大，与贺鹏飞关系十分要好，经常壹起开著汽车到野外打猎。

　　贺鹏飞小学时先后在北京育才学校和八壹学校就读。当时，这两所学校收取学生的条件是，父母级别必须达到地方的司局级和军队的师级以上，每个班的学生除了教师而外，都配有专职保育员，以照料玩色接班人”平日住校时的吃、喝、拉、撒、睡。

　　壹九五六年，贺鹏飞进入北京男四中读中学，六年中学给同学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体育成绩好，不知是否因为他父亲是国家体委主任的缘故。同学们回忆说，贺龙还曾教儿子练习打铁，练得满手老□，肌肉发达，为学校里的“小男子汉”们□慕。

　　壹九＊全军，贺鹏飞高中毕业，高考成绩离清华大学的录取成绩相差甚远。像他们这样的中共权贵子女，本可以被保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只要区治可靠”，学习成绩并不十分重要。昔日年北京男四中每年都要有壹批高干子女被保送进哈军工。但不知为什么，贺龙偏偏就要让贺鹏飞进清华。

　　有人说，哈军工系解放军大将陈赓”手创办，而陈赓素来对贺龙这位“两把菜刀闹革命”出身的元帅不大服气（两人都参加过南曰曰暴动，资格不相上下），时有微词，是故，贺龙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到哈军工去。

　　可是，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壹直留在男四中高中三年级补习。壹九六四年，男四中校方感到对他实在没有信心，祗好恳求清华大学为他破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没有办法，祗好提出条件，清华大学为贺鹏飞破格，但同时也要搭上另”个男四中的学生。这个学生也是同贺鹏飞壹样，高中毕业几年没有能够进入大学，原因同贺鹏飞相反，成绩极好，可“家庭出身”不好。

　　陈云之子陈元在美国访问时，有美国学者问他，当年进清华大学是否完全是凭成绩，他回答说：当时在清华读书的绝大多数中共高干子女都是凭成绩考进去的，唯有壹个军队干部的子女是凭“关系”。歪去的，却招致其他高干子女的强烈反感，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高干子女们的群体形像。陈元说的这个“军队干部子女”，显然指的是贺鹏飞。

　　即使是这样，贺鹏飞进清华的事情令在清华与他同窗的许多布衣子弟十分感动。他们至今还说：以贺龙元帅那样的显赫身份，子女考不上大毕竟还要补习两年，可见当时中共政坛比现在清明多了。由“红五类”变成“狗息子”“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首要人物，刘少奇的儿女刘涛，李井泉的孩子李黎风成为他的主要副手，并集合王维舟（曾任中共西南局副书记）之子王新民、王诤（原国务院四机部部长）之子王苏民、乔冠华（国务院原外交部长）之子乔宗淮、胡克实（原共青团中央书记）之子胡劲波、刘宁壹（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女刘菊芬形成了壹个高干子弟圈。

　　清华大学的学生说，贺鹏飞的消息非常灵通，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甚至在集会上高呼“谁反对刘少奇谁他妈就是反革命”。后来，随著父母相继被打倒，他们本人也壹个个从社五类”变成了“狗患子”，唯有刘涛反戈壹击。

　　当时，刘涛竟公开与刘少奇决裂，而且揭露出贺龙是贺鹏飞后的军手”，说贺鹏飞的”言壹行都是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的。贺鹏飞所写六张有份量的大字报全部是经过其母薛明和贺龙的秘书何某看过和修改过后，才拿到学校来抄写的。这儿”高干子弟在贺龙家里召开会议时，贺龙、李井泉也都亲占曰参加，并做了重要指示，贺龙的小汽车壹度成了刘涛和贺鹏飞的专车。

　　贺龙被打成责革命”后，中共当局通缉抓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小（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壹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饥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贸小明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业。

　　壹九六七年十月，贺鹏飞犯了重病，无法就医，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壹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共当局以“企图外逃”的罪名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壹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

　　贺黎明从少年管教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甘肃武威”家汽车修理工厂当工人。

　　妻子冯璐掌管侨办涉台事务

　　“文革”后，机械专业出身的贺鹏飞进入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冯璐恋爱结婚。冯璐是冯基平的女儿。冯基平的另壹个女儿则嫁给了壹个高鼻子美国人，现已在美国波士顿地区定居。

　　冯璐是文革中的所谓老三届出身。与贺鹏飞恋爱时，她的父亲冯基平还在北京秦城监狱里关押，受尽了共产党由日已人的折磨。

　　冯基平是三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长期在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战初期，被派到山西对当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国共战争期间，则担任绥蒙壹带的保卫工作。

　　因此经历，冯基平在中共建政后成为彭真手下的得力干将，长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职务，后又以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委副书记身份统管北京政法工作。

　　在北京主持政法工作期间，冯基平的政绩之壹就是亲由目筹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当时，该监狱的功能有二，壹是关押党内政治异己，比如随高岗倒台的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就长期关押在这里；二是关押够级别的战犯，比如末代皇帝溥仪释放前就曾在这里生活过。至于该监狱关押来由日社会上的政治犯，已经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中国古代有个请君入瓮的故事，说的是武则天令其手下酷吏来俊臣审办另壹酷吏周兴。

　　来俊臣约来周兴，问他罪犯如不招供，该用何法。周兴回答，取”大瓮，瓮边起火烧烤，然后将罪犯置于瓮中，不怕他不招。

　　来俊臣壹边称妙，壹边令人照周兴的说法准备。烈火熊熊之后，来俊臣对周兴说：现在有人状告老兄妳谋反，那就请妳进这瓮里去吧。

　　壹千多年以后，毛泽东等人仿古人之法，于文革之初将冯基平关进他亲自督建起来的秦城监狱。当时，曾任毛泽东俄文秘书的师哲也关押其中，冯基平感慨地对师哲说：真没

　　想到我建的监狱竟是用来关押我出日己的。早知如此，就会把这里的条件弄得好壹点了。

　　查冯基平的简历，社壹中有过壹段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经历。且壹实，这个职务祗是为了对外掩人耳目。冯基平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新安排的工作单位实际上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在部长罗青长手下主管港、台秘密事务。熟知中共中央调查部历史的人都知道，该部部长、副部长对外都有假职务，而且大都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之类。这也许就是如今冯瑞成为中共对台事务官员的家庭背景。

　　不过，冯基平可能是因为在秦城监狱被搞坏了身体，年过七十便进了八宝山。好在此时的冯瑞已经有了新的靠山：贺龙家族。

　　贺鹏飞婚后育有二女，壹名“加加”，壹名“贝贝”，意谓晨又贺”，表示苦尽甘来。

　　后来的事情也的确如此，贺龙平反后，薛明通过关系，把冯璐调到国务院侨办任处长。

　　当时，薛明的亲家廖承志正担任侨办主任。

　　廖承志去世后，自幼出生在香港的长子廖晖世袭了侨办主任职务。论辈份，冯璐是廖晖弟弟的大舅嫂。换句话说，廖晖是冯璐小姑子的大伯子。亲不亲，”家人，自然不会怠慢冯璐。于是，冯璐从处长升至副司长，壹九九四年又被任命为侨办下属的对台办公室主任。

　　薛明子不成“龙”不甘休

　　当然，廖晖能够把冯璐壹步步提拔起来，也还有冯璐的婆婆，也就是廖晖的岳母在继续起作用。虽说绝大多数丈夫已经去世的元老夫人对自己子女的前途都非常用心，但与薛明相比，可能谁都没有她做得那样公开、那样无所顾忌。

　　在众多元老夫人中，薛明百疋相对年轻，二是身体和精力都比她同龄的人要好。据说连宋任穷等人的夫人，都佩服薛明的活动能力。

　　江泽民竟也对薛明另眼看待。比如壹九九五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期间，壹大批军内退休元老，如张爱萍、叶飞、杨成武等，都趁机出来风光了壹番，江泽民自然对他们礼遇有加。这个抗日老战士阵容中，祗有壹位女性，那就是已故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同志”。仍然在世的壹批女红军出身的元老夫人，比如宋任穷夫人、陶铸夫人等，却都榜上无名。

　　薛明通过自己在中共元老中的各种关系，不但给自己弄到了总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的职务，而且还陆续把自己的子女们弄进了军队，并使之壹步步高升。

　　贺鹏飞壹九七七年从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著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壹九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更升任装备部正职。

　　壹九八八年，仅仅祗有十壹年军龄的贺鹏飞竟然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按照当时解放军中干部序列，他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毫无疑问，贺鹏飞升官如此之快，同薛明立志实现贺龙生前“望子成龙”的宿愿有直接关。

　　贺鹏飞曾经和邓朴方、罗点点（解放军大将罗瑞卿之女）等高干子女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壹次演讲，控诉“四人帮”在“文革”中对他们及且壹父母的残酷迫害。贺鹏飞在讲台上讲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获取了不少善良大学生的同情。但台下也有熟知他当年造反史的高干子弟揭露说：“贺鹏飞祗讲自已如何如何受迫害，怎么不讲讲‘文革’初始的时候他怎么迫害人家？当年不正是妳贺鹏飞带著壹帮红卫兵冲进罗瑞卿家中，把罗点点打得半死吗？”

　　据说，贺鹏飞在壹九八九年民运中是支持镇压的强硬派。香港的报刊报导，江泽民曾经壹次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处理壹批高干子女经商问题，并且提出高干子女升官不能升得太快，以免引起群众反感的意见。贺鹏飞为此打电话给江泽民说：“老江呵老江，妳做得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我已经不是高干子弟，而是高级干部。妳管得著吗？我的子女才是‘高干子女’呢。”海外的这种报导当然可信性不强，因为贺鹏飞毕竟同他父亲的出身有区别，同时更没有他父亲当年在中共政坛上飞扬跋扈的资本。但这并不等于贺鹏飞在他自己统辖的系统内不会耀武扬威，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贺鹏飞极力主张犷张军力发生在贺鹏飞参军前后的中越战争，是解放军军队战略思想产生深刻转变的时期。那场至少不能用“正义”二字定义的战争，使数以万计年轻人的生命在不该结束的时候悲壮地结束了，死后每人除了有”块混凝土纪念碑的待遇，他们那可伶的父母还可以得到五百块人民币的抚恤金。

　　事后，对于解放军的诸位军头，特别是邓小平而言，表面上嘴硬，宣传如何以微小的代价消灭了顽敌大量有生力量，实际上却看到了己方兵员大量伤亡的问题症结在于“刺刀见红”的肉搏战术，和“二百米内的硬功夫”等“人海战术”，在现代战争中彻底失灵。

　　用壹位眼光敏锐的西方军事观察家的话说：解放军是”位“手无寸铁的巨人”。也就是说：虽然军队的纪律严明，士兵的个人素质也还不错，但是解放军地面部队缺乏壹支现代化战争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如火力、机动性、先进的通讯联络及后勤保障等等。

　　中共军事专家也在内部刊物上撰文承认：中国的防务存在著关键性的缺陷，地面部队缺乏必要的武器，来抵御那些得到炮兵和战术空中力量支援的外军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对靠近地广人稀边境地区的进攻；空军由于缺乏先进的导弹和截击机，而无法充份保卫战场或有价值的战略目标；海军缺乏反潜和扫雷能力，无法保护中国的沿海航运，同时也没

　　有能力魍壹前苏联在公海相抗衡。

　　郢l平专寅了百毫大裁军，已章明装席杓现代化建设却比毛泽东时代被重视得多。贺鹏飞当时所在的总参装备部，可以说是解放军武器统筹计划的最高执行机构。贺鹏飞不但负责全军武器的分配，而且盥壹军工部门甚至国际军火商进行了秘而不宣的各种合作、交易。新闻媒介对解放军武器的有关报导是很笼统而模糊的，不过，这些报导给人总的印象却很深刻，近年来为解放军提供更先进和质量更高的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这壹点已为西方军事观察家所注意。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贺鹏飞在其间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他在军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但有壹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是邓小平关于武器更新要循序渐进并最大限度地保持独＊且性政策的”个重要执行者。贸鹏飞支持邓小平的裁军计划，极力主张扩张军力的要领在于装备现代化，而且要自力更生。

　　壹九九壹年三月，贺鹏飞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说：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基础，壹个国家的军队现代化是不能靠花钱买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买来的现代化关键时候就要受制于人，是靠不住的。我们要靠山自己的力量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把武器装备现代化搞上去。”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将军也赞成贺鹏飞的观点，并指出：“发展国防科技，电子技术是关键。”

　　他们的意见获得了江泽民的支持。江泽民说：“应该在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把电子信息产业与能源、交通、原材料等支柱产业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加以推动，拿出当年抓原子弹、氢弹的魄力来发展国防科技。现代战争，打的就是现代化。”壹显身手

　　壹九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美园商纽时选以大篇幅刊登出该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特别报导，文中引述北京中央政府的”份内部参考文件分析说：中共”方面反覆思考壹九九O年以来国际新秩序的意义，”方面把大量经费投入军事方面，自壹九八九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把所谓的“民用核子技术”售予阿尔及利亚和伊朗。中共发出的讯息似乎是，虽然苏联瓦解已使中共失去战略重要性，中共仍有相当能力扰乱冷战后的世界格局。

　　报导中说：中共在九十年代壹项令人费解的行动是，在它固临的军事威胁减少之际，它却把大量经费投入军事方面，更有甚者，中共寻求把军力投入国外，它在这壹方面的努力包括全力获得战斗机的空中加油能力以及建立深水海军，最后并试图建造航空母舰。

　　不过，纪思道的文章中没有分析到，中共近几年在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却还在大量裁减军中冗曼，以减少人员开支。从而使新增经费和通过所谓台军”而节省出的壹部份人员费全都补充进装备费开支，所以，中共的大规模扩军实际上是扩充和更新军事装备，这当然就给了当时的贺鹏飞这位解放军装备部长壹个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

　　苏联共产党政权“自杀”以后，中共领导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而贺鹏飞等解放军军中少壮派势力则充份利用这个机会，促使决策层不惜血本支持他们把军事装备现代化向前大大推进壹步。

　　自然，解放军壹直在试图获取西方各国精良的武器装备，祗不过更喜欢获取技术转让许可，方式很灵活。在外国供应商拒绝转让技术，或中国为克服防务中的壹些危险弱点而迫切需要某些产品的情况下，解放军便会爽快地同意成交。

　　大体而言，贺鹏飞当时主持的装备部、中国新时代公司（下属企业有负责导弹生产的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军械器材和地面部队装备的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负责飞机和航天系统的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家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国防科工委已就购买或合作生产军困品达成了相当广泛的交易，共同促进为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实现现代化急需的各种武器装放、地对空导弹、运输机、舰艇道式导弹设备、防化学武器设、自动布雷、水对水导弹、潜舰建造之类。或飞弹技术予放军方面的报导。同壹天的《华盛顿邮报》头版头条消息却称布希政府正在调查此事。

　　据说贺鹏飞在从事军火进口的同时，还顺带采购了壹些军民两用（有的其实就是民用）产品，为军队甚至为某些个人谋取暴利（至今尚未有称贺鹏飞本人涉嫌谋取了多少个人私利的报导）。

　　如果说中国大陆进口军用品还是低于人们当初的意料，那么其武器的出口则使观察家们大为惊讶。在贺鹏飞从军之前，中共出于复杂的原因，毛泽东总是无偿地对某些国家进行军火援助。邓小平时代开始务实，同时增大了兵器工业的生产能力，拓展了急于需要大量购买解放军所能提供武器的合适的新市场。中共不再忌讳参加国际武器展览会，在西方的防务刊物上登广壹九八六年十壹月，中共在北京还举行了壹次盛大的武器评估展览会，在会上展出了供出口的各种武器。军火出口步伐的加快不仅使中共获得巨额外汇，而且从政治层面而言，可以使中共得到意外的收获，例如许多需要解放军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不遗余力地助威呐喊。最明显的壹次是壹九九二年三月联合国壹个谴责中共人权记录的议案未能通过，就是因为巴基斯坦带头支持中共。而巴国正是中共出口军火的主要对象之壹。

　　从事军火贸易是壹本万利的买卖，同时又可以藉“军事机密”为由不让外界所知。所以，从贺鹏飞到中共众多高干子女都对此十分热衷。贺鹏飞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清华大学搞红卫兵组织壹样，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也聚集了壹批家庭显赫的中共高干子女，如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之夫）、杨尚昆女婿王小朝（杨李之夫）等等。

　　尽管大陆新闻界从不准暴露“黑暗面”，但海外媒介不断揭露出的中共高干子女“倒军火”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进了中国大陆，使得像贺鹏飞这样本来就因为升官大怏而在老百姓中名声不好的高干子女，公众形像更加糟糕。

　　没有当过兵的将军会是好将军？

　　按照解放军军中级别序列，三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下属的各部部长比集团军军长级别还高，担任这壹级职务的大都是中将或少将，但解放军军队授衔的标准是以军龄长短为重要依据的。贺鹏飞凭著他短短十壹年的军龄就获取少将军衔，自然引起不小的非议。

　　即便是在中共高干子女中，很多在军中担任要职者也都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如陈毅元帅次子陈丹淮、幼子陈晓鲁，粟裕大将之子粟戎生等等，都是大学毕业后又到基层部队从壹个“大头兵”干起（或当兵之后再去大学“回炉”深造），然后壹步壹个台阶地逐渐上升。贺鹏飞晋升则如同他青少年时期当运动员时跳高壹样，起点就远离地面，这在他们的巨子内”也不会令人服气。如果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话，像贺鹏飞这样没有当过兵的将军如何能成为好将军？

　　但是，也许就是要与这种非议对著干，也许是因为贺鹏飞本人确实有能力过人的壹面，无论是江泽民还是刘华清、张震等人，都对他十分看好。壹九九二年冬，江泽民主持军队高层改组时，贺鹏飞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军衔也改为海军中将。

　　当然，高干子女也传言，是贺平、王军等人联手将贺鹏飞挤出了军火贸易圈。

　　贺鹏飞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副主任刘卓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之子壹早已混得烂熟，两人不但门第相当，而且在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和走向大洋方面志向也相当壹致。

　　调进海军后，贺鹏飞的主要工作还是海军装备加外事（外事工作又有很大壹部份是进口装备和派员出国学习等。

　　说来也怪，贺鹏飞上中学的时候打铁的本领比读书强，但他在国防科技大学进修时，其短时间内恶补英语的毅力和实际进度却令同学们吃惊。

　　贺鹏飞父亲本是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文化程度最差的壹个，薛明都认为丈夫“厚武轻文”，在延安与军中秀才比文化时，贺龙居然在背诵文章上轻而易举地胜过秀才。看来贺鹏飞是继承了他父亲这方面的特长。

　　昔日然，贺鹏飞后来英氨峒越来越好，可能也血壹他的妻子调侨办工作，妻子娘家的壹大堆亲戚及妹妹的亲戚们的工作都“涉外”也有关系。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前，贺鹏飞即已经以总参装备部副部长、部长的身份多次出访西方国家，其中两次到美国与美国军方交流。

　　据说，美方接待人员对贺鹏飞熟悉各种现代武器的专业水平感到十分吃惊。

　　子承父业，仕途壹波三折──乔冠华之子乔宗淮中国大陆原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壹九九壹年被免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之后，壹度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研究班进修，有关传闻不断出现在香港报刊上。或说他结业后将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西欧外交；或说他因受他的原顶头上司许家屯牵连，将被闲置。直到壹九九壹年底，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任命乔宗淮为中共驻芬兰大使。后来，他又改任驻北韩大使。

　　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任壹个小国大使，这在中共的人事变动中是罕见之举。当时，人们对此事的猜测有多种，有人认为这对乔宗淮来说，也许是坏事变好事，变化不同形式的外交工作意味著为进壹步晋升多筑壹块阶石。有人则认为他是有意靠边躲风，以免因为许家屯出走美国件被猜忌太多。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乔宗淮不但没有升为中央委员，连任了两届的候补中央委员也被取消。至此，人们对乔宗淮在短期内的仕途走向再不看好。但是，乔宗淮到二OOO年也才五十六岁，在未来政坛上重新浮出水面的可能也不是壹点没有。

　　乔宗淮出身外交世家

　　乔宗淮壹九四四年秋生于重庆，乳名“仔仔”，幼年在上海外婆家度过，壹度取名“巴黎”，后随父亲北上。壹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男四中，随后入读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热物理专业。

　　曾在北京男四中读书的人回忆说，四中的毕业生中，成绩好的纷纷投考清华、北大等大陆著名高校。而成绩差壹些的，凭著自己家庭背景特殊的壹些学生，毕业后则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这所学校在录取成绩上对中共高干子女是特殊优惠的。由此也证明乔宗淮当时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

　　四十年代，乔宗淮的父亲也是毕业于清华大学，此后在德国、法国、日本等地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那段经历为他后来成为中共政权的杰出外交家打下了雄厚基础。无论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共外交处于孤＊且境地，到七十年代外交大反攻，乔冠华始终是中共外事口的头脸人物，为中共打开外交局面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在联合国大会上，他痛斥苏联霸权主义，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拉入中共怀抱。他是最先与季辛吉直接谈判的中共高官，也是中美了海公艺的促成人和起草者。

　　壹九七O年五月，乔冠华夫人龚澎因患脑溢血病逝。龚澎也是中共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死前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新闻司司长。

　　龚澎出身安徽世家，父亲龚振鹏是安徽著名革命党人，与孙中山过往甚多。龚澎的前夫刘文华，曾任太行军区二分区政委（司令员为秦基伟），病死于抗战时期。

　　壹九四三年，由作家冯亦代夫人，也就是龚澎同学郑安娜撮合下，经周恩来批准，龚澎与乔冠华（时乔的初恋情人姚锦新留学美国时另有所爱，姚锦新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胞姐）成婚。

　　当年周恩来往于延安和国统区之间时，其手下工作人员多是像乔冠华、龚澎这样的“才子”、“佳人”，而又数乔、龚二人最为出众。费正清曾经形容龚澎是“环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据说乔、龚夫妇婚后”直感情甚好，在中共外交部被传为美谈。龚澎刚刚去世时，乔冠华丧魂落魄的样子使得许多人担、心他经受不住打击，但壹年多后，他突然与比自己小二十二岁，只比儿子大八岁的章含之结婚。章合之是近、现代名人章士钊的义女，其前夫是北京大学教师。当时，北京城里风传她是受江青指使接近乔冠华，两人结婚后曾至背叛了对他们思重如山的周恩来。

　　“文革”后期，有关乔、章之间的粉红色新闻传遍大陆，且“版本”甚多。北京政坛当时也认为这是壹场有利于江青控制外交部的打击周恩来的“政治结合”，所以乔冠华的许多老战友都拒绝参加乔、章两人的婚礼。

　　“文革”中与父亲决裂

　　最近几年里，章合之频频发表文章或出版专著，大谈她与乔冠华的感情，透露了“我和冠华的结合虽然还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的子女的反对．…：壹直到九月底他的孩子不经与他商量，就把家里搬空的新闻纷纷扬扬，几乎传遍京城。”但是，章含之却没有回顾乔冠华的孩子们以什么理由反对父亲新婚。

　　壹种说法是，乔宗淮及其妹妹骨囝时明确表示反对他父亲的这桩婚姻，故意把其母亲龚澎的照片挂在父亲为由目已和章含之怖置的新房里，结果父子大吵壹场。乔宗淮兄妹继而又给周恩来写信，大意是父亲年纪大了，续弦，子女们没有意见，但是不能续章合之，因为此人明显是有政治野心，以后会坏国家大事。

　　小乔的这番举动合囝然不能改变老乔的主意，所以乔宗淮兄妹壹气之下，统统离开了乔冠华的高干住宅。子女们走前把乔家的所有家俱全都搬走，并宣布与父亲脱离关系。

　　不过，上述说法与乔宗淮妻弟查理彭（剧作家吴祖光的女婿）的回忆出入很大。查理彭说，乔冠华和章含之结合的确遭到乔家子女的反对，乔宗淮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壹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反对。女儿乔松都更是对父亲单刀直入：“妳对不起我妈妈！”

　　旅居美国的查理彭说，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双方失去耐、心。乔冠华最后逼迫子女搬出家门。于是，子女乘父亲和章合之不在家时，乔松都搬到了她任职的解放军北京二六二医院，乔宗淮则搬到岳母家。

　　有传说，子女们搬走了”此蒙俱用曰关，女儿还搬走了母亲龚澎生前买给她的二口钢琴。

　　为此，章含之曾致电公安部长李震，声称乔家被盗，要求公安部逮捕乔家兄妹。

　　然而，乔松都由H己则说，老乔和章含之丢了那台龚澎买的钢琴，因而她至今不能原谅。

　　壹九七四年十壹月，乔冠华当上了外交部长，“四人帮”倒台后没有几天，他便遭到整肃，外交部长职务被黄华取代。章合之也被迫离开外交部，被调往农业口从事外事行政工作。九十年代以后虽常有出国，但大都不是官方安排，而是被海外”此事术机构邀请。

　　壹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乔冠华抑郁病终，时年整七十岁。在他去世之前，中共高层似乎有人对他的悲惨处境表示不公，据称邓小平也曾被劝说考虑对他的重新启用问题。

　　可惜此时乔冠华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

　　杨振宁向赵紫阳举荐乔宗淮

　　乔宗淮在清华大学念的是力学物理，文革初期，他曾跟随同校的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少奇之女刘涛等人壹同造反，当过动力系的文革主任，积极参予批判蒋南翔活动。。

　　壹九六八年，乔宗淮被分配至国防科工委工作，先是被下放至农场改造思想，两年后回到北京，进入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三室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职务是研究室研究实习员。

　　当时胡耀邦正赋闲在家，乔宗淮是胡家的座上客，两人关系甚密。胡曾劝乔宗淮切莫荒废学业。

　　“文三结束后，乔宗淮考进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程热物理研究室，在中共飞机喷射发动机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吴仲华门下读研究生。壹度还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受训。

　　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有壹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五室任助理研究员的乔宗淮接待过杨氏。杨振宁对他的才华十分赏识，于是在总理赵紫阳面前夸赞了壹番。由此，乔宗淮也受到了赵紫阳的青睐，被专门单独召见壹次后，其工作关系即被调往国务院办公厅。

　　壹九八三年乔冠华去世没有几天，乔宗淮被派往香港工作。表面上是被公费派往香港中文大学的进修员，实际上是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向香港方面派出的眼线。

　　前香港新华社社长、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乔宗淮“出使”香港的经过。

　　八十年代初，中共整个港澳事务大权都掌握在廖承志手中，廖氏不但是中共老壹代外交家、高级统战干部，本人同香港更有密切的关系。他是广东人，抗战时期就曾在香港组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他的母亲何香凝与香港的关系更为久远。中共建政后，中共关于对香港的大小事务，周恩来也往往都是交给廖氏具体领导和主办。这壹切决定了廖承志对港澳问题的大权独揽，任何人都难以插手。壹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届壹中全会召开时，廖承志被安排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关于港澳方面的工作却从来不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处交代和通气，搞得书记处壹班人大都对他有意见却又不好直接说出口。

　　就在这时，海外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同中共政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接触时反应说：有些香港人对香港新华社有意见，认为该单位不能向中共中央反应香港人的意见。

　　杨氏还建议说：可以另设渠道，办法是由中央向香港中文大学派个“访问学者”，此人能直接向中央负责人反应港人意见。

　　胡耀邦同意后，让万里选人，万里则选中了乔宗淮。从此乔宗淮成了香港新华社之外直通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万里等人的壹条专线。

　　万里选中乔宗淮的原因，壹是因为他父亲原来是中共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建人，与香港有家庭渊绿，另外，也不排除对刚刚去世的乔冠华搞壹点政治补偿。

　　前文已经说过，如果乔冠华不是很快去世的话，中央台臼时也许会让他重新出来工作。

　　而在乔冠华病重住院时，中央书记处安排习仲勋前往看望，病榻上的乔冠华壹脸怒气，嘱咐章含之说：什么都不用说了，说了也没有用。如果乔冠华地下有灵，知道在他刚刚去世时，中央书记处即决定重用他的长子，也应转怒为喜的，即使父子曾经决裂。

　　当许家屯被胡耀邦建议出任香港新华社社长兼港澳工委书记壹案被通过以后，中央书记处自认为从此港澳工委已掌握在书记处手中，于是万里在同许家屯谈话时交代了几个月前派乔宗淮赴港的经过和初始用意，并说：“中央认为这条线没有必要了，决定交给妳。”

　　于时，随著许家屯正式上任，乔宗淮被任命为中共港澳工委常委兼秘书长。同时，既然已经把乔宗淮的秘密使命转为公开，他的名字由曰然也被胡耀邦、万里等人列进了“第三梯队”培养名单。

　　在壹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壹大批“第三梯队”成员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且壹中乔宗淮被增补为候补委员。自此，这位工学硕士终于秉承父业，踏进了最引人注目的外交圈。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总共祗有二百多人，平均每十几万中共党员中才产生壹个。虽然外界并不知道中共所谓素三梯队”的形成过程和具体用意，但看到乔宗淮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职位却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自然认为他的政治行情猛烈看涨。当时港报就揣测他将是许家屯的接班人，为乔宗淮自己所否认。

　　两年以后，许家屯向媒体宣布，提升乔宗淮为副社长兼港澳工委常委。受许家屯牵连党校进修

　　在香港工作期间，乔宗淮的个人才干和开明作风，基本上受到了左中右各方人士的称赞和肯定。

　　他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主要负责公关联络，广泛接触香港各界人士，同香港政府高官亦建有私交，还和台湾方面的人物互有往来。

　　右派出版的《新闻天地》曾经发表）少夫记述他同乔宗淮相聚的文章。香港某些壹刊物也曾报导，这壹左壹右，壹老壹少见面时气氛相当融洽，情景颇为感人。这反映了小乔思想开放，没有包袱，交往越来越广，已经包括某些壹有台湾背景的知名人士。

　　有壹次，锺逸杰以香港候任布政司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乔宗淮作全程陪同。在半个月中，宾主双方相处甚洽。钟逸杰回港后，特别邀请乔宗淮到私宅欢聚。另外，香港有壹批年轻而资深的新闻记者，同乔宗淮经常有聚会，就各种问题交流情况和看法。

　　香港报刊评述乔宗淮时说：他风度翩翩，处事得体，在外交场合的形态同当年且壹父颇有几分相似。

　　壹九八七年十月，乔宗淮在中共十三大上继任中央候补委员。

　　假如没有发生“六?四”事件，因此而引起许家屯赴美国事件，乔宗淮或许真可能成为中共在香港的掌舵人，但事实却是泡影。

　　壹人身兼两国大使

　　许家屯事件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生人事大搬风。在此之前，许家屯曾经推荐叶选平接替自己职务，但江泽民和李鹏却看好了思想和工作作风远比许家屯、乔宗淮等人保守的周南。

　　壹九九”年三月二日，乔宗淮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班”。当时传说纷纷，有说乔宗淮将升官，有说是调虎离山，有说是调回审查与许家屯事件的关系。

　　壹九九壹年八月十日，中共宣布免去乔宗淮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职务，但未同时提及新任命，更是引起海外广泛揣测。多认为他的下台是李鹏强硬派对许家屯班底“秋后算账”的结果。

　　事实是，乔宗淮在被免职前后，已经被内定为驻芬兰大使。“组织谈话”后，乔宗淮感觉自己原来已经官至副部级，在党内又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现在到壹个区区小国当大使，明显是降级使用，所以迟迟没有应命。

　　在这种情况下，知己们纷纷上门劝说，有的出主意说去芬兰可以暂时避开北京的权力漩涡，总比落个“不服从调动”，最后在家赋闲好；也有人帮他分析说，外交部毕竟是外交专业很强的机构，如果想当外交部长，先去当壹段时间驻外大使，积累壹些政治资本，倒是周全的安排。于是，乔宗淮才在壹九九”年十二月底走马上任，同时被宣布兼任中国驻爱沙尼亚首任大使。可不久，爱沙尼亚与台湾建交，乔宗淮的首任大使也就成了末任大使。

　　在赫尔辛基大受侨界欢迎

　　在美国出版的王京之素杂志壹九壹九九五年十月号，曾刊登壹篇题为善冠华与乔宗淮〉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经说过，乔冠华知道的事情太多，不能出国当大使。如今，他的儿子竟圆了老子未竟的事业。

　　乔冠华壹生中从来没有到过芬兰，但二战期间他却以乔木的笔名发表了八历史的报复V和八从西线到东线〉等文章，对当时的芬兰及芬兰战争做了极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甚至给芬兰的地理形势和交通系统绘制了壹幅详细的地图。

　　壹九九二年春节，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的华侨，搞了壹次出人意料的左、中、右大联合。

　　已经在那里经营起餐饮业的华人老板们，无论是亲共的还是亲台湾政府的；无论是香港去的还是大陆去的，竟不约而同地聚在壹起，联合举宴，为乔宗淮这位刚刚走马到任的中共大使接风。

　　壹位芬兰华侨说：小乔之所以如此大受当地侨界欢迎，壹是得益于他父亲当年在联合国风头不凡，为中国人脸上增光，使海外华人至今记忆犹深，所以老乔当年的功绩自然福及子孙；二是因为小乔在港工作成绩颇佳，“六?四”后又壹度被中共免职，所以本人形像也被华侨们看好，尤其是从香港去芬兰的华侨对他更是友善。

　　在欢迎宴会上，华侨们特地邀请了现在芬兰谋生的大陆著名歌唱家迪里拜尔和大陆著名三弦演奏家龙建登台献艺，为乔宗淮捧场。乔宗淮的夫人也即兴用钢琴演奏了壹首中国民歌。

　　据说应邀出席作陪的中共大使馆其他官员个个受宠若惊，因为他们此前从未被那里的侨界如此礼遇。十四大上被取消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在这次联欢会上，乔宗淮还表示在壹九九三年的春节联欢会上壹定要补演节目，但是壹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乔宗淮的名字已经从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上消失。

　　开完十四大后，乔宗淮回到芬兰继续驻守，但大使馆召集的壹九九三年的春节联欢会却冷冷清清，乔宗淮本人更是不见踪影。个中原因，华侨们纷纷猜测，待壹九九四年中乔宗淮被宣布调任驻朝鲜大使时，人们才明白乔宗淮又壹次吃亏吃在个性和思想解放这方面了。

　　按照中共“友好”国家的排序，北韩绝对比芬兰重要。但是，把个性和思想大解放的乔宗淮派往北韩，恰恰可以让他再不情愿也必须表现得收敛壹些，因为北韩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环境就比中国还要保守、僵化得多。如果说乔宗淮是中共外交干部中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那么与中共的所有建交国家中，北韩又是无与伦比的保守、僵化和落后，所以把乔宗淮调往北韩，真是壹个绝妙的讽刺。

　　乔宗淮妻子彭燕燕，系老红军战士彭加仑（抗战时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的千金，原是芭蕾舞演员，曾在东方歌舞团工作，后任中央舞蹈学院编导，乔宗淮在香港工作时，她亦壹同在新华社工作。他们结婚于壹九七O年生母病危之际，为的是让母亲去世前接受媳妇礼拜。壹九七三年，乔宗淮和八个月身孕的彭燕燕搬到岳母家，壹住便是七年。

　　乔宗淮的父母亲都是世人所知的中共外交家，其实他的姨母龚普生也曾是中共驻爱尔兰大使。

　　乔冠华当年半生从事中共外交，不但在世界各国政界、外交界享有盛名，在大陆老百姓中也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共领导人。许多人都被他的风度、气质及能言善辩的口才所折服，并因此为他随“四人帮”倒台而结束政治生命而惋惜。

　　中共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说，壹九七六年底以后，黄华虽接任乔冠华任中共外交部长，但从不敢在他面前说壹句大话。直到去世前，青同冠华在外交部”直是人倒威风不倒，祗要他的汽车出现在外交部楼下，楼内的所有部级官员都避之唯恐不及。壹是怕见面尴尬；二是不愿在部下面前被乔冠华衬出自己的形像的猥琐和气度的渺小。

　　如今，威风半世的老乔已经作古，小乔刚刚显露头角就遇到挫折。但若干年后，乔冠华二世在中共外交舞台上重振雄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满朝文武扬家人也遭殃──杨尚昆和他的儿女们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子杨绍明的摄影画集羲小平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邓家大公子邓朴方与杨绍明亲切拥抱，似乎意味著邓杨两家联盟更为巩固。但没几天，便传出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被逐出权力核、心的消息。据闻，根本原因是邓小平担、心杨家兄弟在他身后为“六?四”事件平反。

　　然而几个月前，壹九九二年初，杨绍明在香港访问接受采访时，公开鼓吹中共对“六四”进行镇压“绝对是正面的”。评论界认为，且壹气焰之嚣张，甚于所有坚决支持实行铁血政策的中若兀老及他们的壹些子女；其口气之狂妄，超出至今所能见到的所有中共肯定“六?四”镇压的宣传材料和官方讲话。这其中玄机何在？

　　我想有个家

　　壹九二九年，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同学和同乡李伯钊结婚。

　　李伯钊是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少有的几个女红军之壹，中共建政后被加封的职务并不高。壹则因为杨尚昆宦海沉浮不定，她不免受到牵连，，另则她似乎醉心于自己的“革命戏剧”工作，所以壹九八五年病逝时，她祗挂著两个虚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在此之前，她壹直主持中央戏剧学院工作。

　　杨尚昆是中共元老中婚姻史最简单的壹个，青壮年亦无风流韵事流传。但他丧偶之后，民间壹直有他如何择偶续弦的各种传闻，甚至指名道姓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仪（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次年三月由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升为部长）嫁给他。

　　为此，《北京晚选刊登的壹篇“吴仪专访”，专为此事澄清事实。文章中当然不便具体点出杨尚昆的大名，祗是借吴仪之口言及她曾为投身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担误个人大事，当今又更是为造福北京市千万人民的革命工作，无暇考虑私人生活；同时，吴仪对外界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抱不屑壹听、不值”驳的态度。

　　这篇文章刊出后，对吴仪的流言果然越来越少，关于杨尚昆丧偶后长期鳏居的话题仍然为北京人津津乐道。

　　壹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北京人在强大的红色恐怖压力下敢怒不敢言口，祗能私下里编出些政治笑话拿高层领导人取乐。其中”则说杨尚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四人曾夜半至北京某歌厅魍壹民众”起唱卡拉OK，席间应歌厅主持人之邀每人点壹首“我最喜爱的歌”。于是，杨尚昆点了”首《我想有个家》；江泽民点了”首《希望妳明天还爱我》；李鹏点了壹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其他三人的暗讽或挪榆都是从政治角度，唯对杨尚昆是拿他的“私生活”取乐。

　　杨尚昆终究没有续弦。尽管他晚年无”官职，仍然东西南北巡视，比任何元老都活跃，引发外人许多联想，纷纷预言他是邓后的“太上皇”。由于杨尚昆被认为思想比较开放，还有人预言，壹日再尚昆时代开启，中国又是壹番政治开明的新天地。

　　然而，人们似乎忽视了，杨尚昆比邓小平年轻不了几岁。生理规律不可抵挡。

　　越战英雄杨绍京英年早逝

　　李伯钊与杨尚昆育有二子壹女，长子杨绍京（又名杨绍军、杨广生）、次子杨绍明，女儿名杨李。

　　杨绍京参军较早，当年参加对越老山作战时已是高级军官。壹九八O年叶剑英元帅去世时，在其灵堂中安置的骨灰盒旁的显著位置，摆放著杨绍京专程从云南老山前线送去的两件礼品：壹件是用碗口粗的黄铜炮弹壳雕制的和平鸽，另壹件是用高射机枪子弹焊接而成的拐杖。

　　中越之战后，杨绍京官至军级。壹九八九年“六?四”期间，传说他系参加镇压的二十七军军长，但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所否认。事后通过中共自己的宣传，外界方明白“六?四”镇压的主凶实际上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代军长是张美远。此人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委员。

　　知情者说，杨绍京曾在国防科工委的晓丰公司任董事长，中共不准高干子女经商的文件发布后，他转调到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个研究所任所长。

　　由于杨绍京戴上了军功章以后，即长年在军机部门工作，所以有关他的各种情况外界知之甚少。与他的弟弟相比，可以说是“深藏不露”。

　　“文革”期间，杨绍京曾与壹位美貌的姑娘相恋，时间不长，这段姻缘即因杨尚昆成为那场革命首当其冲的被打倒人物而告吹。后来的妻子相貌平平，夫妻感情也壹般，育有两子，据说其中壹子还患有弱智症。

　　壹九九二年，杨绍京入读解放军的黄埔军校──国防大学，眼看更上壹层楼，突然患了不治之症白血病，几个月后英年早逝。

　　杨绍京是父亲在政治上最寄予希望的儿子。可｛曰发人送黑发人，杨尚昆望子成龙的希望也就破灭。

　　女儿扬李妻贵夫荣

　　杨尚昆的女儿扬李生于壹九四七年，乳名叫保伟，自幼性格温顺，聪颖乖巧，最为其父母所锺爱。文革中，杨李作为军帮子弟”上山下乡，直至杨尚昆复出时才回到北京，不久留学美国，获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

　　壹九八九“六?四”时，壹度盛传总参谋长迟浩田为杨尚昆的女婿，其实迟浩田同杨李从年龄上就不是同时代的人。杨李的丈夫王小朝，也是壹个高干子弟，“文革”前毕业于北京八壹学校，与扬李上山下乡时相恋成婚。王小朝曾任总参谋部保利科技公司总经理，杨李留学回国后也任职于这家公司。

　　保利公司属总参装备部军事贸易局下属企业，尅海陆空三军各种军需品的进出口业务。

　　壹九八九年江泽民上台后又再重提高干子女不准经商，杨李即回总参工作，王小朝自称“待业在家”。没想到的是，保利公司此后的总经理职务竟由贺平继任。贺平是老中将贺彪（壹说为中共另三老贺诚）之子，又是邓小平爱女邓榕之夫，所以王小朝与杨李岂敢有半点怨气，因为他们的父亲也是邓小平的马仔。邓杨姐妹友谊成明日黄花直到壹九九二年邓小平抛弃杨家将之前，邓榕在所谓“门第相当”的高干子女群中，与杨李的关系最为密切。

　　壹九九二年以前，为了邓、杨两家子女在工作上的联络方便，特别是为了两家子女想结伴出国旅游时能够名正言日顺，邓榕和杨李的主要任职单位（即拿工资的那个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还专门将邓、杨两家子女全部安排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任职。

　　有心的读者查阅壹下中共那名目繁多的“对外友好团体”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壹个“中因国际友好联络会”是个非常特殊的组织，至少在其人事安排上是这样。

　　这个机构成立于壹九八四年，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于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和平统壹促进会”、“联合国协会”等机构完全是重复设置。

　　在邓扬两家关系的“密月”期间，这个机构的增设则有特殊意义。多数人以为该协会不过也是由外交部“归口管理”的副部级建制，打著臣问”的旗号为的是“开展工作方便”。

　　且壹实，这个单位是地地道道的军方机构，往壹办公地址就设在总政机关大楼里面。且壹机构设置是“副大军区”级，属下设有“亚洲部”、“欧洲部”等同外交部的司局壹级平级的单位。协会建立之初壹直到王震去世之前，邓榕的这位“胡子叔叔”始终担任名誉会长，而邓榕是该会的副会长，杨尚昆长子杨绍明和女儿扬李于同年同月壹起出任会长助理，邓朴方则担任顾问。邓榕的军职级别正是被总政治部按照这个机构的编制定了副军。依此类推，杨绍明和杨李的军职级别也应该在正师和副军之间。

　　正因为有如此别具壹格的人事安排，这个机构在中共军界和外交界曾被称之为“邓、杨家族友好联络会”；也有人将此机构简称为“邓杨友协”。

　　壹九九O年十二月，邓榕曾同杨尚昆的女儿杨李壹同前去日本参加“资川日中友好基金运营委员会”的有关会议。该基金会为当年的日本甲级战犯贯川良壹所办，他本人出资五十亿日元。

　　在”次会议上与中共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太太韩秋芸壹起曝光时，邓榕和杨李珠光宝气，身著最时髦、华贵的服装，把大使夫人映衬得没有半点光彩。

　　该代表团带队者是中共前外长黄华，壹行十六人按理都不是中共政要，但却荣幸地先后与日本政坛前巨头竹下登、中曾根、福田纠夫及时任首相做了会谈，日本政要们如此礼遇该代表团，显然是因为两位公主的面子。

　　这次邓榕和扬李曾壹道去日本访问，他们共同在其中挂职的“国际友联””手安排的。

　　邓、杨两人在日本期间，中国驻日本使馆接到的邓、杨两家悄来的束西和信件，均写的是“邓榕、扬李收”或“扬李、邓榕收”。由此可见两位公主互在对方家长中的地位。

　　在邓、杨两家的蜜月期间，无论家庭琐事还是国家大事，两家子女，特别是邓榕和杨李从来都会凑在壹起商量。邓朴方想要结婚并相中了高苏宁后，在家里第壹个徵求的是邓榕的意见，而邓榕则首先通知的是杨李，并询问杨李对高苏宁的印象。

　　邓小平每年作寿时，其他中共元老及党政要人是否被邀请都是随机而定，唯杨家子女”定要随杨尚昆全部到齐。而杨尚昆作寿时，虽然邓小平本人不会去，但邓榕必到无疑。

　　而且每次到场后的祝寿词，都要比杨家几个孩子说得精彩，令杨尚昆感觉无比欣慰。

　　但是，在壹九九二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杨家将突然被逐出权力核心。平时重情义的邓榕也同她父亲壹样，翻脸不认人。邓小平倒杨波及子女倒杨事件发生后，邓、杨两家近壹年时间内再无走动，邓榕与扬李过去那种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关系也”夜间变得”方冷若冰霜，另壹方如避瘟神。

　　“杨家将”失势后，虽说“党的政策”已经不允许祸及子女，但杨尚昆还是非常明智地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要求子女们对外壹不得随便议论党内人事变化，二不得公开对邓家表示不满。而杨绍明和杨李从此也就非常知趣地不再为邓榕这个副会长“助理”了。

　　虽然至今邓、杨两家兄妹的大名还挂在联络会里，但昔日邓、杨两家子女利用该联络会例会的机会互叙家事、国事、天下事的融洽场西再也不会出现了。

　　熟知内幕的北京外交界人士比较说：过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例会可以用“家事、国事、天下事”来形容，如今则祗有“哀声、怨声、牢骚声”了。平时当著朋友的固，杨绍明和杨李当然要遵从父命，不敢公开表示对邓家的不满，于是便用唉声叹气来回答朋友们的关切。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

　　更有元老子女“圈子里”的人士传出消息说：邓、杨交恶后，杨家子女出入任何场合都要事先考虑邓家子女是否也在，如果是，肯定回避。壹方面是出于避免尴尬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杨家子女、心中怨气冲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邓榕等人遭遇，难保会激出几句难听的话来。

　　“圈子里”的人士还具体举例说：过去，祗要邓、杨两家子女同在北京，邓榕和杨李时常相约带全家到中南海里游泳，具体地点就是当年为毛泽东建的那座游泳池。而且，这两家人到此处欢娱从来不需要事先向管理部门打招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管理部门的老职工回忆说：当年毛主席的孩子可没有这等特权，如今可真是“改革开放”了。

　　但邓、杨交恶以后，杨李再去中南海游泳之前，必定要先打电话。倒不日疋为了尊重管理人员，而是没好气地问壹声“邓家的人在不在？”如果回答“不在”，杨李才会到场。

　　中共军内有人分析说：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几年来对邓小平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所以局外人都对杨尚昆全退、杨白冰离开军队实权职务的安排表示吃惊。甚至中共党内也有人就此事联系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的下场，评论邓小平其人对他的亲信向来是“卸磨杀驴”，令人、心寒。

　　邓小平这种作法的最大遗患就是令他由H已在去世之前已变成孤家寡人的前提下，将由日己的子孙后代完全暴露在政敌的枪口之下。试想，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是邓小平过去的政敌，还是可能会背叛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日拒党内斗争的炮口对准邓家子女，杨家将会采取什么立场？还能像壹九九二年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为邓家做掩体吗，首钢原董事长周北方出事后，壹位与杨家子女过从甚密的军界人士非常感慨地对笔者说：杨家将十四大上失势看来真是塞翁失马。若不然，杨家几个孩子跟著邓家子女联手到商海里倘个痛快。到头来，兴许也会像周北方壹样当了邓家子女的替罪羊。

　　从这番谈话中，不难看出杨家子女对江泽民打周北方警告邓质方的作法，多少有点兴灾乐祸的想法。杨绍明替毛泽东拍过不少个人照

　　中共高干子女群体中，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二公子杨绍明壹度是曝光率最高者之壹，经常出现在香港、新加坡，甚至欧美媒体报导中。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所拍摄的照片，绝对是海内外各种报刊求之不得的──因为唯有他才能拍到世界最具权势、最神秘的政治家邓小平的生活和工作情景。也因此，他是大陆第壹位获得世界摄影新闻大奖者。

　　毫无疑问，这壹切都与他父亲当时的权位密切相关，但完全归功于此也不公平，如同外界对他父亲的许多评价并不那么公平”样。无论如何，杨绍明是”个具有高度职业修养的摄影家。

　　壹九四二年杨绍明生于延安，小时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经常在壹起玩耍，周恩来、邓小平也很喜欢他。所以早在他未成名之前，他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开会的时候，他竟可以随便闯进去拍照，甚至替毛泽东拍过不少个人照。

　　壹位曾与杨绍明同过学的知情人介绍说：壹九四九年随父进京后，杨绍明相继在北京育才小学和北京男四中读书。中学毕业后，未考大学，因爱好摄影便进了壹家杂志社当摄影记者，后来忽然又到北京大学攻读历史专业。当时李讷也在该校历史系就读，比杨绍明高壹级，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李伯钊为儿子开了后门。

　　北大毕业后，杨绍明壹度无所事事，因为当时父亲被打倒，潦倒得甚至连部照相机都搞不到手。直到杨尚昆复出屈居广东省副省长时，杨绍明才进了新华社当记者。

　　壹位曾在解放军八壹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朋友说，杨绍明为人随和，少有高干子女的派头，经常独自骑著”辆旧自行车去八壹电影厂找他的妻子张庆春。所以见惯了多数高干子女们衙内派头的北京人，儿杨绍明这副样子，占口然会感慨地说两句称赞的话。

　　张庆春艺名张燕，生于壹九六壹年，比杨绍明小近二十岁。她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七九级的学生，毕业后成为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员，属于新潮影星。她曾在荪中山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笆．女人．和狗》导任女主角人孙中山壹片曾在大陆获全国性大奖。

　　壹九八五年，张庆春在壹次演出时被杨绍明看中，追逐壹年后结婚，张庆春也因此从广州军区调到北京八壹电影制片厂。

　　“六?四””后，北京传间两人感情不和，闹著要离婚，主要张庆春反感丈夫经常不在家，自己空守闺房。也有人附会说肯定是两人在嬴治观点”上有分歧。日后，杨绍明自己对身边的人说“今后再不想结婚了”，显然至此他已与张庆春正式分手。

　　杨绍明的记者生涯以摄影为主，极少写文字报导，但壹九八壹年，他曾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率国妇女》杂志开了个“女文艺工作者近况”专栏，其中壹篇是描写他的母亲。

　　文中没有提到他们的母子关系，也就可以信笔大棒：“李伯钊同志已是七十岁高龄，但仍然每天坚持读书，不用戴眼镜！，坚持散步、舞剑、给花木锄土浇水，还经常练字、唱歌……”

　　就是要此别人拍得绝

　　但不管怎么说，杨绍明还应该算是壹位敬业执著的摄影家，他曾说他是属于那种拿起机器手痒，不拿机器、心急的人。而拍摄时支撑他的壹个最强烈的念头是，壹定要拍别人没有拍过的镜头，就是要比别人拍得绝。

　　他说，他对重大事件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看重，准备的工夫通常要在两个小时以上，所携带的器材也必定做壹翻彻底检查，绝不允许自己有壹点疏忽。

　　他说自己和绝大多数专业摄影师”样，出门不仅机不离身，而且通常都带有各式相机，追求尽可能大的保险系数。出外工作时，自己的胶卷壹般不会借给别人，因为谁都无法把握若有突发事件，自己还有多少胶卷才是足够的。

　　壹九八八年，欧洲的”个国家正在选举，当时在当地的杨绍明到壹个投票站去参观，忽然见壹位女性公民晕倒在地，周围的人们立即拥上前去救护，对于摄影者来说，这壹瞬间是决定性的。于是，这”难得的场面留在了他的相机里。事后，当地的壹家通讯社要了这幅照片，并对杨绍明说，当天本来就派了二十五名摄影记者，但妳成了第二十六个。

　　在欧洲，杨绍明曾经拜会“抓拍大师”布列松，在长谈两个多小时中，杨绍明曾多次要求给布列松造像，但从来不愿让人摄入镜头的布列松，并没有因为对方是壹国之君的子嗣而破例。执著的杨绍明于是拍下这样壹幅照片：画面上空无壹人，祗有两张椅子。

　　两人为此曾有壹段精采的对话。

　　布幽默地说：“相机里是没有胶卷的。”

　　杨回答：“不，这里记录了我们会见时的许多细节。”壹九八八年，杨绍明参加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以“退下来的邓小平”为题的照片获得了第三等奖。第壹等奖的得主拍的是教皇．！第二等奖的照片是英国首相余契尔夫人。

　　杨绍明对这个评选结果并不服气：“因为评委都是英国人，对中国人有壹种“排斥”，其实我那张照片很精彩。当然，能挤进去也不容易，中国祗有我”个人拿了这个奖，现在还是O的突破。”

　　但大陆壹些摄影家，尤其是新闻摄影记者对杨绍明这次得奖，比他本人不服气的情绪还要大。他们发牢骚说：“杨绍明能得奖，不过是靠他由自己的特殊身份有机会拍中国的‘教皇’。所以，杨绍明同国外的新闻摄影奖得主的区别是：人家是‘会’拍教皇，而他祗不过是‘能’拍‘教皇’罢了。”杨绍明头衔多，实权小有人说，杨绍明的名片肯定比别人的大得多，因为他的头衔太多。

　　杨绍明兼任的主要职务有：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共文史资料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主席、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助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共中央历史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新华社记者、北京利影彩色图片服务中、心董事长及现代摄影沙龙执行主席等等。

　　其实杨绍明这些头衔大多是空衔，实权和实惠无法与其他“太子党”相比。

　　现代摄影沙龙的前身是“四五影会”，其骨干成员多参加过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冒险为历史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四五影会”在中共反自由化运动的政治高压下不得不解散。到了八五年，前“四五影会”的壹些成员，结合了另”些摄影家和摄影记者，组织了“现代摄影沙龙”。

　　这次，他们吸取了“四五影会”的教训，减少了政治色彩。况且学乖了，壹致认同他们这个组织的执委会主席壹职，二疋要找到壹位有权势者就任以为众人日后之靠山。有人试著找到杨绍明，本想动员劝说壹番，没想杨富即欣然应允。于是“现代摄影沙龙”马上成了“合法”的“群众性团体”，得到了中共官方的正式承认，而且不久即到处有企业和机构赞助他们的活动，包括壹些最会趋炎附势的港商。

　　由杨绍明任董事长的利影彩色图片服务中、心，设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北京国际大厦（由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投资兴建）壹楼。海外曾报导说由于杨绍明的特殊关系，北京规定出国人员办护照所用照片壹定要到这家公司拍照，而各国驻京领事馆和各类机构人员的有关照片也必须到这里拍照或冲洗，因为这样可以壹箭两雕，壹是让服务中、心生意兴隆，形成垄断业务，二是让这家服务中、心在冲洗照片时可留下档案照片，作特殊用途。事实上中共当局对出国护照照片祗有具体规格的规定，并未限制专门的摄影地点，可见上述传闻并非事实。

　　壹九九壹年七月，杨绍明曾在上海主持举办了壹期“上海壹日”影展，全国摄影名流趋之若骛，地方党政领导人因为壹要为拍照片者拍马屁，二要以附庸风雅表现领导人的现代意识，所以也乐于前往捧场，影展自然也大得成功。曾是邓家的御用摄影师杨绍明是大型画册《邓小平》的主编，其中收录的近年照片多为杨绍明所拍。他说为此画册花了壹年半的工夫筹备。

　　壹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照片，也是杨绍明所拍摄的。壹九九壹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视察，杨绍明为他拍了壹些特写照，后来送到西班牙参加影展，参观者大吃”惊，他们都以为邓小平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照片中的邓小平看上去精神攫铄，很是健康，和外界宣传及意想中的邓小平判若两人。“六?四”以后，海外媒介报导邓小平死亡影响了香港等地的股市。人们讽刺说，邓小平的真实健康状况除了他家人，唯有杨绍明最知情，所以做股票生意的人如果能巴结上杨绍明准能大赚。

　　也有人椰榆说：与其说中国大陆政治局势是否稳定取决于邓小平的健康状况，还不如说取决于杨绍明的摄影机镜头。

　　壹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上海薛放日选头版头条以整栏宽的篇幅发表了邓小平与杨尚昆同在深圳漫步的照片，在同”天的薛放日选周末版上，又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杨绍明创作的三幅彩色照片，题为“杨绍明摄影新作欣赏”，而且在头条位置又再壹次选用了他父亲与邓小平两人的照片。所以有人说杨绍明是邓小平的百三室御用摄影师”。

　　曾有传闻说，杨绍明因为获得邓小平的赏识，被任命为邓小平办公室的秘书。壹九九壹年八月，杨绍明率领十壹名大陆摄影协会代表和记者访问新加坡，即公开否认：丢在八月八日路过曼谷时，听了壹位朋友恭喜我出任邓小平的执行秘书兼副官，便当场吓了壹跳。我想，这应该是壹些香港报章所造的谣。结果到头来，我又壹次从朋友口中得知这件升职的事。”

　　同年十壹月，杨绍明再壹次对此加以否认说：区我这样成天拍照，连屁股也坐不热，很难当（邓小平的）秘书的。”

　　尽管如此，人们当时自然认为，他能经常接近邓小平的关系，在中共政坛的实际影响力绝不可低估。因为他能较早获知邓小平的近况和想法，有机会在邓小平和其他权势人物之间充当联络者。

　　为何突然鼓吹铁血政策

　　对壹九八九年学运的处理，杨尚昆并不是外传坚决主张镇压者。相反，他壹度还站在赵紫阳”边。是故，政界传言杨尚昆有意在邓小平之后为“六四”事件平反。杨绍明也说，他曾在“六四”事件发生前后，拍下了不少照片，能够对历史作交代，但那些照片祗有在他老了以后，才能拿出来展览。

　　杨绍明发表的壹张开于邓小平家庭生活照也被外界给予了特殊注脚。照片上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怀抱爱孙，夫人卓琳站在他们身后，壹家人笑逐颜开。但是照片的拍摄时期是：壹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

　　几个小时以前，那壹天的凌晨，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去世。壹九八九年学运正是因此而起的。邓小平不可能不知道胡耀邦已去世，为何还乐融融呢？

　　这张照片让人可以有太多联想。

　　然而，壹九九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出版的两期率国时报周型上连载了两位记者撰写的为尚昆之子杨绍明访问记〉，文章通篇是对话形式，其中所引杨绍明开于对“六四”的评价令人大吃壹惊。张口“镇压暴乱”，闭口反对“和平演变”和外来“颠覆”，其口气之强硬远远胜过他父亲。

　　他强烈谴责西方记者对那场事件的摄影报导严重失实，尤其是曾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第壹名的那张壹个青年男子站在坦克前面的照片，被杨绍明指责为正了个大洋相，他们根本不了解事实，受了美国的电视和‘美国之音’的宣传。”从壹九九O年下半年以来，中共官方壹直试图在淡化“六四”那场民族大悲剧在大陆人民、o中留下的惨痛记忆，“反革命动乱暴乱”的定性也被另壹个带点中性色彩的“政治风波”所代替；更有许多中共高干子女及当权者从维护他们的政权的角度出发，反思对“动乱”的处理方式。

　　而且无论是被杨绍明“拍”得十分满意的邓小平，还是当今大陆宰相李鹏，虽然至今不敢承认冥四”当时的决策错误，起码也还表示了“三年不讨论”之类的话，并对内要求、对外保证今后处理“动乱”问题再不会采取“枪炮对血肉”的方式。杨绍明壹九九二年初的壹番对那场事件的评价与中共的宣传基调显得极不和谐，他并直接用了歪压””词，这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随即，笔者对杨绍明上述言论提出了严厉批评。”年之后，笔者与杨绍明在纽约曼哈顿山王饭店有过壹次私人餐叙，他的态度倒很友善，提及那篇批评他的文章，杨绍明并未辩解。他不愿意讨论叔叔被逐出军队事件，但很伤感地谈到他哥哥的病情，他问：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治那种病的药呢？

　　有分析家认为，杨绍明在壹九九二年初突然就“六四”事件发表评论，是因为他父亲和叔叔被人指责有意平反“六?四”，引起邓小平大怒。杨绍明企图用苦肉计让邓小平释疑，非但无功而退，自己也留下了恶名。

　　没有把摄影作为终身职业

　　如果要统计自己曾经有过多少次出国访问、参观或办影展的机会，杨绍明自己可能也忘了具体次数，但最风光的还是壹九九二年六月以中国当代摄影学会主席身份，组团到美国搞大陆、港澳、台湾“两岸四方摄影联展”的那次。

　　这是两岸四方摄影家首次联合举行在美影展，时任台湾摄影学会理事长翁庭华也应杨绍明之邀亲自参展并壹同赴美。翁氏壹九八七年曾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杨绍明。翁氏认为杨绍明“人很平实”，但两人交流时对政治绝口不提。

　　在美国时翁氏对外介绍说：“杨绍明的作品对人性的刻画相当深刻，许多决定性的瞬间表现得相当好，有他的独到之处。他的作品每壹幅的卖价应该在壹千美元以上”。

　　杨绍明表示，虽然台海两岸之间确实已有艺术交流的进展，双方也都有共同合作的意愿，但他自己短期内不打算到台湾去作壹次写实摄影之旅，“因为那边太乱了，打来打去吓死人了”。

　　翁氏还特别推介杨绍明为邓小平拍的家居照“八十二加壹”，内容是邓小平八十二岁那年被抱在怀里的孙子亲吻，确实是表情极为生动，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邓小平性格中凡人的壹面。

　　杨绍明说：“西方的新闻观念是‘有风就是雨’，这与真实情况有相当差距。”接著，又洋洋自得地说：我为邓小平摄影，是在今年年初（指壹九九二年）邓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我是能够得到邓小平“容忍”的摄影师，最近若能再给邓小平拍些照片，“也是很自然的事”。

　　至少在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把杨绍明其人看成壹个祗是以摄影为终身职业的人，他实际上是在走壹条最便利的从政之路。确实，当年他从壹个新华社记者悄然跃升为副部级高干，而且并不就此满足。

　　他曾坦率地承认：“我没有把摄影作为终身职业，外界对我有误解。我是把摄影作为职业的壹部份，但不是最大的壹部份。”

　　杨绍明“职业”的最大的壹部份是什么？答案不言而喻。不过，他这种最便捷的从政方法靠近权力顶搴的企图未及实现，他的父亲某天告诉他壹件无比残酷的政治现实：小平同志已经决定妳们的白冰叔叔将不再继续担任军委职务。在此之前，杨绍明还满以为他的白冰叔叔将进入中央政治局肖委序列，并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此后，杨绍明沉默了壹段时间，直到壹九九三年才开始重新活跃。不再拍摄邓小平杨绍明壹九九壹年在香港说过，“我看中国壹定会坚持改革开放，不但老壹辈领导人会，新壹辈领导人也会。没有改革开放，我想将来没有大陆、香港的共同的繁荣，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亚洲的稳定，是不可想像的。”

　　他否认他父亲“保守”，说“年轻人应该向老壹辈学到很多东西，包括继承传统。保守与传统不是壹回事。”

　　他还巧妙地回避回答父亲是否经常跟邓小平讨论国家大事。他说：“我很忙，我父亲也很忙，常常我父亲不知道我做什么，我也不知道父亲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很难讲得详细。”

　　不过，到了最近几年，杨绍明用了许多时间陪同父亲外出视察。

　　据说，杨绍明不再为邓小平拍照，邓家大公主邓林替代了他的位置。壹九九四年八月，他到香港举办个人影展，特别向外界介绍的已经不是邓小平的内容，而是宫廷生活之外的写实作口关。

　　在被问及其父亲的健康和其他方面情况时，他表示父亲已经不再参与党政工作，没有什么疾病在身，平常在北京以读书、散步和游泳过很惬意的退休生活。

　　至于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及政治前途，他对媒体的追问从来是笑而不答。

　　叶家红透半边天──叶剑英家族

　　风流元帅子女多。没有完整的资料显示叶剑英完整的婚姻、情爱故事，以致无法弄清楚其子女间过于复杂的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叶剑英家族是中共所有元老中最为昌盛的壹支。其子女在中共政坛中多居高立，或坐镇中央经济殿堂，长子叶选平是全国政按副主阵，次子叶选宁是总政联络部部长，三子是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壹，大女婿邹家华是国务院副总理，小女婿余方方是师级军官。豪门后代多权贵

　　作为解放军十大元帅之壹的叶剑英，在“文革”后中共政局所占的份量是远远超过其他几位幸存的元帅如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要不是他力主并幕前幕后地策划实施，当年的那位“弱主”华国锋既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有居量对“四人帮”下手。也更是由于他的主力和“主动让权”邓小平在二次下台时才没有被赶出北京并很快又第三次复出。

　　尽管后来他与邓小平之间也有歧见，但他并没有利用他的余威和邓公开分裂。

　　也许是这种原因，叶剑英死后，他的子女仍然在邓小平主政期间获得显赫地位。叶选平是众所周知的改革派。从地方诸候走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叶选平的夫人吴小兰，是中共元老吴玉章的外孙女。曾任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副市长。后又负责筹组深圳市人大，改任市人大副主任，但几乎不在深圳露面。他们已经做了祖父母，其长子叶卫平曾在广州军区当技术干部，现在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工作。孙子名叶丁丁，也是广州市妇孺皆晓的人物。壹九八六年英国女王到访广州，叶丁丁曾在欢迎仪式上献花。

　　叶选平的另壹个儿子为广东远洋轮上的负责人。

　　叶剑英的次子叶选宁鲜为外人知，却在军内和北京政坛有广泛的人缘关系，官至解放军兵团级干部。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壹九四六年参军，五十年代留学苏联莫斯科财经学院，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她的丈夫是邹韬奋之子＊＊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过去几年里，北京曾不断有传闻说他是替代李鹏的热门人选，但由同朱镕基、吴邦国等上海帮势力在京城坐大后，这种传闻已渐渐被淹没。

　　叶剑英的三子叶选廉（小名路锋），曾在解放军空军二十四师任飞行员，驾驶过解放军第壹批装备的三叉戟飞机。他在政治上虽不壹定会有更高的跃升，但也是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的负责人之壹，现居香港经商。

　　叶选廉的妻子苏丹丹为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报幕员，后来到中国画院学画，近年常在香港露面。

　　还有壹个叶选基，壹直被认为是叶剑英的幼子，其实是他的侄子，曾在北京武别壹部队任警官，后到天津投身李瑞环门下。现在香港经商。

　　叶剑英的幼女叶文姗（叶小英），十七岁从军，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总机室当通讯兵时因与班长吵架，被司令员傅崇碧通知其父领人回家。事后第三天即爆发了“杨、余、傅事件”，傅崇碧被抓了起来。叶文姗便又到福州部队当了三年兵，后进军校学习。

　　壹九七四年江青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突然发难说“让叶剑英的女儿响应号召，到下边去劳动改造”。于是叶文姗被迫中断学习，去福建壹个农场劳动改造。“文革”后期回到北京，现在也已是司局级干部。

　　叶文姗的丈夫余方方是国务院原副总理余秋里之子，北京八壹学校毕业，然后在空军任职。曾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武官助理，回国后不久即在军中升为师级军官。次女叶向真从影，养女戴晴从文

　　当然，叶氏家族中也有两位没有担任中共高级官员的后代，壹位是次女叶向真，壹位是养女戴晴。

　　叶向真已彻底丧失了从政的可能，她出口小就成天搞些让父母哭笑不得的恶作剧，是叶家子女中最大的“淘气包”。“文革”中她也曾折腾过壹阵，因“破坏军事设备”罪名被捕入狱多年，壹九七壹年才被释放。后来她做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前夫为大陆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

　　叶向真的现夫名罗德安（又名罗丹），是三十年代中国著名影星黎莉莉之子。

　　黎莉莉原名钱秦秦，生父是中共著名烈士钱壮飞。

　　这位钱壮飞三十年代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长期打入国民党高层内部，曾隐名埋姓潜伏在国民党要员徐思曾的身边，为共产党随时掌握国民党的各种动向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段时间里，钱寨寨也因为父亲革命工作的需要而改名换姓，并壹度被送进了孤儿院。

　　少女时期即因生活所迫给人做过养女、佣人。而钱壮飞当时虽然知道女儿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也真能狠得下、心不去解救。

　　后来，钱美萋进了当时的著名艺术家黎锦辉的歌舞团，此后逐渐出名，曾先后主演过《体育皇后》、灵山喋血记》等著名影片。当时，她曾同江青同台演出，因为演技远在江青之上而备受嫉妒。

　　据说钱萋萋之所以改姓黎，是要感谢黎锦辉对她艺术生涯的启蒙之恩。

　　钱壮飞在国民党内部身份暴露被杀害后，周恩来壹直关、心著黎莉莉的命运，曾帮助她和他的丈夫，著名电影艺术家罗静予去了美国、英国等地。后来，她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系深造，学成归国后正好赶上了中共建国。

　　当她听说当年与她争角的江青已经成了皇后，、心里暗暗叫苦。后来，江青壹再过问大陆电影工作，所以黎莉莉年纪轻轻即从影坛上、水远消失了。

　　“文革”中，江青为报当年黎莉莉与她争出锋头的世仇，发动了对黎的大批判不说，还把她的丈夫关在壹堆垃圾里，使他含恨上吊而死大陆有报导说罗德安与叶向真很有人情味，非常关、心黎莉莉的晚年生活。当他们打听到大陆著名油画家、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艾中信教授的老伴也在三革”中去世的消息后，立刻托人为两个老人撮合，甚至主动找到了艾中信的儿女们共同促成此事。

　　在给两个老人操办的婚礼上，三十年代曾因与黎莉莉同台献艺而名噪”时的王人美和老伴、著名画家叶浅予都曾专程前去贺喜。叶浅予当堂作画，并题上看莉中信花甲联姻，钱艾两家儿孙欢腾”的诗句。

　　叶向真（艺名凌子）从事电影工作后据说从婆婆那里得益匪浅，曾导演了遭到中共禁演的所谓“争议片”巴巴人原野》（根据大陆著名作家曹禺三十年代的话剧作品改编），因而名声大噪。

　　罗德安因为出生在香港，拥有定居香港的权利，叶向真也就随之成为香港居民。

　　叶剑英的养女戴晴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曾在解放军总参情报系统工作，后成为《光明日报》著名记者。虽然不见容于中共强硬派领导人，却获国际性新闻奖。

　　戴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壹年访问学者，即穿梭于大陆和美国之间，成为大陆少有的“出入自由”的异见分子。当然，戴晴在知识分子中也属于有争议的人。叶选平成为“南天王”

　　叶选平早年在广东梅县家乡读中学，壹九四壹年十六岁时赴延安自然科学院，攻读机械工程，三年毕业后在延安军工局和晋绥边区第壹机械厂同机器打了四年交道。壹九四八年起，他又在哈尔滨工大和清华大学学习，完成学业后到渖阳第壹机械厂任车间主任。

　　壹九五壹年，叶选平被中共选派到苏联进修机床专业。壹九六O年回国后任渖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壹九六二年任北京第壹机床厂副厂长兼党委副书记，壹九七三年又奉调到北京机械局担任领导职务，后又担任国家科委局长。

　　正因为有这样壹番经历，所以叶选平在他担任广东省领导职务后，还常常表白“我本是壹个机械匠”。

　　文革中，叶选平曾在北京第壹机床厂全厂职工大会上含沙射影讽刺林彪之子林立果。此事成了他反林彪和“四人帮”的政治本钱。

　　壹九七九年，叶选平从北京调往广东，任广东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无疑，这对叶选平来说是壹个重大的转折，虽然当时人们也有不少非议，认为他也是受荫于父辈的权势，不过，事后他的政绩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他曾为自己辩解说：“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党首先把我看成是壹名具有四十多年党龄的党员，看成是党的干部，而不是考虑我是叶剑英的儿子。”李瑞环曾为他辩解说：叶选平比我资格老得多，党龄比我长得多。五十年代我是木匠，他已经是总工程师了。现在我能当天津市长，他为什么不能当广东省长。

　　后来的事实说明：不管叶选平是否有意利用了他父亲的权势，但广东开放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俨然有发展成为“亚洲第五小龙”的趋势，与他的开明和擅于利用时势，敢于率先采取灵活政策密不可分。

　　任副省长时，他曾协助主持筹建广东核电站。在确定中外合营核电站总经理壹职的问题

　　时，有壹位同他官职壹样的人反对外方出任，甚至提出所谓“主权问题”抵制。叶选平却说：否事求是，谁有能力，有经验，就让谁当。”后来，硬是让外方人士担任了正职。

　　叶选平继承了父亲的韬晦之风，没有凌人的气焰，外貌庄重谦和。

　　叶选平曾经说过，他音乐不懂，艺术不懂，文学懂得也不多。其实他爱好广泛，尤且台日法和摄影方面还小有造诣。平时，他极少穿中山装和西装。在家中穿的是运动衫，出外则常著夹克和T恤。他从小在广东，但不仅能讲广东话和客家话，还能说壹口流利的普通话，并精通俄语、英语。

　　台湾的《中共研究》杂志亦承认：叶选平“实事求是，严格认真，要求干部掌握确切数据，不得使用芙概’、‘估计’等语汇。作风开放，认为生活应当丰富多彩，流行歌曲与古典音乐可以并存，跳‘的土高’无伤风化。”邓丽君歌曲风靡大陆时，有人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叶选平亲自撰文反驳：“人家说邓丽君不好，我弄来听了，有什么？不过是多了壹些风花雪月罢了。有些事不必反对，每个人都有由曰己的选择。”广东提前十三年进入邓小平的“小康”据报导：叶选平担任广东副省长的头件大事，是直接促使台东省计算中、心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兴建。

　　这座科技信息中、心是由d七九年就开始筹办了，但壹则经费庞大，再则有关人员对实际功效的疑虑使这壹计划搁置了壹年之久。

　　直到叶选平担任副省长之后，在他的力主之下，这个中、心才在壹九八二年动工兴建，壹九八四年七月顺利完工。

　　这壹座落于中山纳堂西侧的十六层大楼，透过国际卫星通讯网路，联接著美国戴亚洛、奥华特和加拿大雅博森的世界三大数据库，用户能在数至十数分钟内，查到占世界机载信息量的百分之七十五的信息，为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十分可观的作用。

　　对于广东核电站的筹建，叶选平也在其副省长任内费了颇大的、心思。由于中共尚无任何筹建大型核电站的经验，故在研究可行性时，专家们对于兴建与否、经营方式、采用何种反应堆型、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等问题，意见纷杂，而兴建与否事涉经济技术以及政治性问题与认识上的问题。

　　担任主持者的叶选平，却能从诸多尖锐、敏感的问题中，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亲自研究各种相关技术资料，进行各种测算，在认真对比分析后，终于拍板定案，并作主聘请外籍人士任总经理，负责核电站的构建与经营。

　　壹九八五年八月，叶选平升任广东省长。担任省长以后，叶选平考虑到当时的价格体制是壹种扭曲状态，使许多经济现象变得难以判断，因此必须理顺价格才能使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他首先拿广州市开刀，经过壹段时间的市场调节，流通逐渐通畅，价格逐渐趋于合理，广州市的价格改革终于在全国首先跨出了历史性的”步。

　　叶选平入主广束后的十年里，全省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百分之十二．二，国民收入年均递增百分之十了四。中共提出的在二OOO年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广东壹九八七年就实现了。

　　在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叶选平作出的成绩在为大多数广东人民满意的同时，也被全大陆各省份的老百姓们所称□。他当省长的第二年，广东省便创下了出口总额的历史最高点，第三年，因为对外向型经济实行了更佳奖励条件，使得外贸出口总额达到五十五．六亿美元，两年累计增长了近百分之九十。

　　广束的高速发展，在中共高层是褒贬不”的。对其看不惯者主要认为广东的政策背离“鸟笼经济”政策已经越来越远；公有制被严重弱化。同时还认为广东的白日主权大大，而且其他各省纷纷效法，向中央分权。长此以往，有人认为会“掏空中央”，造成中央的“向、心主不复存在。

　　与强硬派的抗争

　　现在，中共内部，无论是主张继续改革开放的壹派人物还是主张实行权力“回收”壹派的人物，都认为广东省是大陆地方势力最强盛的省份。这无疑是对中央集权统治和计划经济政策的壹种有力的制约。

　　事实上，在五十年代初期，广东即出现过地方势力与中央对抗的局面。当时中共在整合地方力量和统战的大前提下，调派叶剑英返乡担任华南分局第壹书记，统领两广的党政大权于壹身。而具体负责广东事务的是当地游击队出身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在叶剑英和方方的领导下，广东的地方代表与中央代表屡生冲突。

　　后来，中央责怪广东省未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对南下干部进行压制。叶剑英被迫作自我检查，和方方壹起被调离广东，而由陶铸出掌华南分局工作。广东地方势力遂告瓦解。

　　八十年代叶选平入主广束以来，地方势力得以重返当地的领导层。省委书记林若亦为广东籍。

　　叶选平和林若主政期间，广东是最早取得中央下放地方权力的省份之了包括计划审批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对外负责权，金融、物资、劳动工资和物价的机动权，以及在财政和外汇收入方面实行定额包干的办法等。

　　更重要的是，叶选平和林若在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每每逾越了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和原则，以“遇到绿灯跑步走，遇到红灯绕开走，没有灯时摸著走”的态度回应中央。

　　北京对广东日益膨胀的势力极为担忧，强硬派人物更是千方百计要收回权力。中共曾有壹份内参说，广东部份企业利用留成所得的外汇自国外进口大量物品，再以高价转售给其他省份，另壹方面却又在全国性进口管制的情况下，从国外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广东无法生产的产品，而不愿以公订价向杠壹他省份购买。

　　壹九八九年，广束当局甚至违反李鹏整治乡镇企业的指示，放松对省内有关企业的各种控制。

　　另外，因为广东抗拒上缴中共国务院分配的承包税，中央层层催交得不到回应，中央为迫广东就范，即收紧粮食供应。叶选平即从泰国等束南亚国家进口粮食。然后中央又使杀手锢，不管制盲流，任其在广东境内乱窜，叶选平才不得不答应在九”年多壹些”缴承包数。

　　不过，叶选平在壹九九”年三月的人大会上说：“社会主义绝不能搞平均主义，绝不是要各地拉平，否则就会使有发展潜力的省份受伤害。而应是各省相互帮忙。广束正处在发展阶段，大部份的基本建设筹资都是向银行贷款，然后再用建设所得利润壹步步还钱。”

　　“六四事件”以后，叶选平在广州的壹次公开讲话中说：希望中央在政策上对广东“网开壹回”。

　　北京继续抓紧对广东的压制措施，主要是从两方面入手，壹是削减广东省原享有的优惠待遇；二是调整广东省领导层的人事组织，壹九九壹年”月”日起实施的外贸体制改革中，中央通过减低广东各特区地方企业的外汇留成比例，以达到降低广东地方财政权力的目的。同时，取消出口补贴、占负盈亏的办法，使得创汇成本较高的广东省进口贸易增加了压力。

　　当了政协副主席也不离开广东

　　壹九八九年八月，中共开始实施干部五避制度”，规定本地籍干部不得出任地方党政主要领导人的职位。此举主要目的是削弱各省，尤其是广东的地方势力。加上年龄的关系（叶选平壹九九壹年时已有六十七岁），叶选平不得不辞去广东省省长职务，林若也辞去省委书记职务。

　　但叶提出的条件是，继任者必须是从广东现任干部中挑选，自己即使到中央任职，但祗是挂名，仍住在广东。北京曾拟调陈云之子陈元出任广东省长，因遭到叶选平拒绝，祗是派了彭真之子傅锐出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后又调回北京）。

　　北京无可奈何之下，祗得由谢非（广东陆丰人，原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接林若任省委书记，接任省长的朱森林虽然不是广东籍，但已在广东工作四十年之久，实际上已归化为广东帮。

　　叶选平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果真许久也未去北京“坐班”，为了安抚部下，他甚至公开对记者说：“我‘已’在北京，政协副主席是京官呀。不过，我仍住在广州，也无意到北京。”他虽没有省长的头衔，但照常出席广东各项活动，包括壹九九壹年十月壹日前的广危b阅兵活动。

　　叶选平在广东民众的威望如何？壹次全国性运动会在广州市召开，江泽民和叶选平都出席。大会主席提到江泽民名字时，人们报以稀疏的掌声。提到叶选平名字时，观众的掌声却经久不息。叶选平怕江泽民太难堪，只得站出来叫大家安静。

　　壹手策划广东的“诺贝尔奖”

　　壹九九二年三月十八日，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几乎所有海外记者都在主席台前排寻找壹个敏感的身影回回鳄去年刚刚补选为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会议主持人祗好以“叶选平因故缺席”搪塞。

　　事后人们才知道，叶选平此时正在广东幕后策动珠海市科技大奖。

　　从广东传出的消息说：正是叶选平给珠海市政府出主意，要奖就重奖，而且要大力宣传报导，用这种方法从全国吸引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来广东施展。

　　这次大奖共奖励了近十名科技人员，其中三名特等奖获得者每人得小汽车”辆，外加”套豪华住宅，另外还有高额奖金。其中壹位叫徐庆中的获奖者，与助手共得到奖金壹百二十多万元人民币。

　　如果没有叶选平撑腰，其他广东省地方领导对如此之大的举动恐怕连想也不敢想。

　　消息传到科技人才济济的北京和上海，令所有人为之瞠目咋舌。人们纷纷议论说：得这壹次奖就够三辈子吃喝了。还是广东好。

　　据说北方壹些科研部门和理工科大专院校的教师及科研人员听到广东如此厚待科技人员的消息屁股都坐不住了。夸赞广东搞了中国的“诺贝尔奖”，并纷纷调研自己所擅长的项目是否能在广东看好。主管领导们则纷纷向当地政府建议：必须花大价钱把科技人员稳住，不然，人才都让广东招走了。

　　毫无疑问，广东此举又将激起壹场全国科技人才的“南下热”。叶选平的广东省长虽然卸任，却仍在当地导演了如此壹场举国轰动的重头戏，难怪有海外报刊称他为“地下省长”。

　　壹九九二年春节，邓小平隐居壹年之后首次在广东露面，高唱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改革派，也是对叶选平极大的支持。他不但亲占自陪同邓小平视察，而且与邓有过数次单独会谈。

　　可以这样说，尽管中共某些强硬派千方百计“削藩”，但广东的地方势力并未因为叶选平不再任广束省长而减弱。恰恰相反，叶选平做京官正好加强了中央改革派的力量，而广东地方官谢非和朱森林继任广东党政第”把手，等于是为叶选平保住了广东这块根据地。

　　另外，叶选平由地方诸候进入国家领导人之列，也为中共其他高干子女更上壹层楼提供了“攀比”的理由。

　　壹九九二年十月，叶选平在中共十四大上以六十八岁的年龄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次年三月，出任全国政协第壹副主席，在政协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领导下主持政协常务工作。自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相当壹部份时间放在北京。

　　叶选宁有“通天”本领

　　叶选宁是个神秘和通天人物，在民间知其者较少，但在高层军界和商界十分活跃，而且人缘关系广泛。他壹九六八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曾做过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现职为总政社会部（又名联络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知情者说，叶选宁极为精明，足智多谋，在叶家后代中最出类拔萃。叶选平有什么难题

　　还要经常向他讨主意。号称叶选平的“军师”。叶选平曾问他对上调北京有何主意，他回答：“要当官上中央，要做人留地方。”所以叶选平当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壹度坚持留在广东。

　　邹家华也是叶选宁的座”客，经常自己开著车去找这位小舅子“侃大山”。外界在掀起“朱镕基势时，似乎多认为邹家华是计划派人物。其实邹家华对中国经济有不同于李鹏的看法，例如”九九O年李鹏宣称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或正在度过。但邹家华在同年同月的人大常委会上说：“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壹起，各方面困难将集中表现在今年。”完全与李鹏唱的是对台戏。

　　据说这也是叶选宁出的主意：不要掩盖矛盾，要把困难说足。

　　叶选平在广东营造叶家的”统天下那样成功，而且在叶剑英去世后不但没有失势，反而还更加有恃无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叶选宁的背后强有力的支持。“六?四”以后，李鹏壹度被他的“治理整顿”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壹度想打击壹下以叶选平为代表的地方各省诸候势力。

　　九九O年下半年，李鹏在壹次省长会议上对他们大发牢骚，说中央因为权力越来越少而导致中央财政日益吃紧，言谈中流露出要收权的意思。叶选平当即打断说：中央没钱，可以向各省借嘛。

　　李鹏当时即被叶选平弄得下不了台，怒气冲天地回了壹句：中央也不是叫花子。

　　事后，壹些壹人很担、心李鹏采取对叶选平不利的举动，但熟知中共内幕的人却分析说：叶选平和叶选宁壹个台前，壹个幕后，不要说李鹏，就是江泽民也休想搬倒这叶家兄弟。

　　另外，叶选宁与李瑞环关系也颇不寻常。两人经常周末在”起打麻将，或到郊外钓鱼。

　　“六?四”后，李瑞环掌管意识形态之初，感到极为棘手。叶选宁点石成金，说出两个字：“扫黄”。李瑞环、心领神会，马上布置，结果大得人、心。虽然也有人埋怨搞得过份，但知识分子们大都感恩“扫黄”冲淡了左派们对意识形态方面否由化”的批判。

　　邓朴方是邓小平宠爱倍加的儿子，老邓对他头脑灵活，颇为欣赏。然而，邓朴方在评价叶选宁时说：我与选宁比，壹个在天上，壹个在地下。

　　事实上，邓朴方主要活跃在知识界和最高层，而叶选宁手伸得远远比他长。曾有知情者说，叶选宁身为中共高级军官，却经常周游列国，甚至多次前往台湾。王、水庆的震沧计划”也是他给牵的线。

　　叶选宁还主持壹个叫“凯利”的军火公司，虽然因为他本人在这个公司的行为不太出圈，所以未被人抓到把柄，但这个公司本身的名声却是不大好。

　　“凯利”是个译音，该公司的英文名字是Kelly，可以理解为“运货公司”，也可以理解为董输军队的交通工具”。事实上，这个公司就是负责中共导弹出口的。

　　为了掩人耳目，叶选宁等人曾下令在北京的中关村“电子壹条街”开了壹家尅计算机等电子器材的门面，对外也称“凯利公司”。在大陆多数国营企业都已经实行了所谓“自负盈亏”制度的今天，这家公司却无论赔多少钱都可以到总公司去实报实销。

　　该公司的职员们说：整个中关村可能祗有我们壹家从来不为亏损发愁。“凯利”本来就是不靠卖计算机遇日子的。可见“凯利”是如何的财大气粗。

　　但叶选宁在圈内有时比较“放”，文革中，曾因参加“联动”残了壹条胳膊。现在，除是侃大山的高手外，还常痛饮洋酒。据传壹些港、台商人曾向他进贡了不少fo”。

　　邓小平曾说道，“叶选宁这个人不可重用，此人壹日再势，天下必定大乱。”当然，这些故事多是高干圈内的传闻，是真是假根本无法澄清。果真那么神通的话，叶选宁终有”天会在公众场合下露出“峥嵘”。

　　祖孙三代掌侨务──廖承志和他的子女们

　　壹个军队团级（相当于国家机关处级、地方县级）干部壹夜之间跃升为副部级干部，这在并无严格晋升程序的中共政权内也是令人惊讶的。

　　这个冒升者亦是“太子党”成员──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廖晖。不过，他出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已逾十年，且是中共中央委员，却未获得再升。

　　在中共五六十年代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太子党”成员中，廖晖是最早升至正部级职务者。而同他壹样从哈军工毕业的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文革”中”度跃升为中共大军区政委，壹九七六年后却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现隐居西安，无人知其具体下落。

　　华侨世家，壹门忠烈

　　廖家是真正的华侨世家，在海外血缘亲戚达数百人之多。“第壹代华侨”即廖承志的曾祖父，情况已不可考，据说是上世纪被卖猪仔（契约华工）到美洲开金矿、筑铁路的。

　　廖承志的祖父廖竹宾，是第二代华侨，在美国当了几年华工，居然成了商人，任职于旧金山汇丰银行。其子廖仲恺于光绪二年在美国降生，自然属于“第三代华侨”。这种渊源，使廖承志、廖晖相继成为中共侨务工作的掌门人。

　　廖仲恺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人物，与孙中山过往极密，据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还是廖仲恺推荐的。

　　廖仲恺被刺后，遗孀何香凝日益左倾，与宋庆龄壹同与老蒋唱对台戏，蒋介石也奈何她们不得。

　　“指点江山”的”代枭雄毛泽束对之“执弟子礼甚恭”者，也祗有宋庆龄、何香凝等少数几个人

　　。知情者说，毛泽东与周恩来见到何香凝，壹定起立且握手问好，尊之为“廖夫人”。

　　廖夫人每每向毛、周宣讲孙中山的“华侨是革命之母”、侨务工作如何重要之类的话，毛泽东都会“洗耳恭听”并提醒在旁边的周恩来注意。

　　廖承志早在壹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共，对中共夺取政权，尤其是进行侨务统战工作，贡献颇大。早期流亡日本、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国时，即因参加革命活动屡遭驱逐。

　　四十年代，廖承志出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代表，在日本侵占香港时，及时帮助茅盾、金仲华、柳亚子、胡绳、张友渔等左倾知名人士安全转移，为中共赢得了美名。

　　壹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权，廖承志年方四十三，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全国政协，成为中共居委”创建人之壹，何香凝任主任，儿子廖承志副之。

　　不过，廖承志在中共的权力倾轧中也累经磨难。三十年代在红军长征时，被张国焘诬为“特务”监控起来，曾壹度白天带著手铐随队行军，晚上在看押下刻蜡版为中共作宣传，要不是周恩来及时营救，恐怕早已死于非命。

　　到了十年“文革”中，廖承志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壹九七六年四月六日红卫兵举行壹次“炮轰陈毅、火烧廖承志”的斗争大会，迫使他停职检查。

　　廖承志有、心脏病，壹次昏死不醒，医院却拒绝抢救。周恩来闻之大怒，亲自到医院对院方负责人下令“廖承志的性命交给妳了，死活唯妳是问”。这才又救回廖承志壹命。

　　随即，周将廖承志接进中南海保护起来，长达六年之久。因为造反派设立了“抓廖特工队”专门轮班盯住廖宅，下令露面就抓。所以周恩来为防止消息泄露，甚至未把廖承志的去向告诉他的母亲何香凝老太太。

　　廖承志曾不准子女出洋

　　壹九七二年，廖承志获得释放，出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壹九七八年七月随邓小平出访日本，回国后跃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壹九八三年六月六日，六届全国人大开幕，廖承志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内定为国家副主席。不幸的是，此次会议期间，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中共高层曾为此紧急开会磋商，临时决定还是应该从统战角度考虑副主席人选，于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乌兰夫被拿出来顶缺。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系国民党“左派”元老经亨颐的女儿，早几年大陆曾拍有电视连续剧《廖承志在追忆…》，其中的大量内容是描写廖、经二人浪漫恋爱史的。其实，他们两人当初仅仅是因为两家父母过从甚密才有过壹些接触，订婚都是父母作主的。好在婚后两人感情甚笃，廖承志长期颠沛流离，两人经常分居异地，但经氏始终坚贞不渝。

　　经普椿共为廖承志生了六个子女，按次序排列，名为廖坚、廖晖、廖茗、廖平、廖扬、廖钧。

　　长女廖坚生于香港；次女廖茗壹九六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壹度曾被发配到青海劳动；廖晖是廖承志长子；次子廖平娶贺龙之女贺幼明为妻。文革初，贺龙的三个孩子无家可归，其中贺幼明正好与廖承志的幼女廖扬同学，因而壹度寄居在廖家；幼子廖钧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妻子现在美国。

　　文革中，红卫兵对廖承志攻击的主要内容是指其至活奢侈”，说他喜欢养狗养鸟，勤务员偶尔忘记喂鸟，他即把那勤务员开除，而且遣送劳改营做了三年苦工。

　　这则来自文革大字报的传闻现在无法证实。廖承志去世后，他的子女们回忆说，父亲对他们壹直要求甚严，竟连他们出国镀金的道路也给堵死。

　　长女廖坚生在香港，按照法律可以定居香港，香港的亲戚也愿意提供帮助，却遭廖承志拒绝。

　　廖家在美国的亲戚甚多，多次提出可以资助廖晖兄妹们出国留学或探亲，也不为廖承志所应允。廖钧的女友壹九八二年到美国留学时，廖钧也想同去，廖承志同意他们结婚，但条件是婚后廖钧要留在国内工作。

　　廖晖童年在香港度过

　　四十年代初，廖承志曾奉中共之命在香港工作。壹九四壹年十二月香港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廖承志被中共广东地方游击队“东江纵队”掩护逃往大陆。

　　因为逃得匆忙，廖承志未能带上大女儿廖坚及已经身怀廖晖的妻子。因此，廖晖是在日军占领香港时期生在香港，后来又因为父亲回到大陆后被国民党抓进监狱，所以同母亲在香港相依为命数年后才被中共接回大陆。

　　中共建国后，廖承志全家举迁北京，廖晖顺利完成中小学学业后于壹九六O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壹九六五年毕业，并于同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他因为在军队服役，所以比其他兄妹们受的波及要少。在部队中，廖晖从事技术工作，加之对封官晋爵之类的事情也不太感兴趣，所以壹直到壹九八三年接任父亲职务为止，才混到了个正团级。

　　公正地讲，这个级别对于壹个已经有二十三年军龄（按中共的有关规定，军校毕业生在军校的学习期限是计入军龄的）军事院校毕业生来讲，实在是太不起眼了。

　　据接近廖晖的人讲，他对由自己二十多年才混上个团级军官并无怨言，倒是因为”夜之间变成了国家副部级干部，三个月后又变成正部级而感到惶惑。刚刚入主国务院侨办的壹段时间里，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调，请拼命也要从他嘴里挖出点东西来的记者们千万不要报导他。

　　胡耀邦选中廖晖

　　壹九四九年入京之后，廖承志和母亲何香凝同住在北京王大人胡同二号达二十年。王大人胡同壹号即国务院侨委办公室，是明末陪同崇祯皇帝上吊的太监王承恩的故宅，“王大人”就是王承恩。

　　信风水迷信的人说，这恐怕同几十年中国大陆华侨、包括廖承志”家饱受浩劫密切相关。

　　不知廖承志是否信邪，但他复出后不久，即搬至北京船板胡同居住。

　　按照中共的有关规定，够级别的党、政、军元老即使“退居二线”，生活待遇也要照旧，但元老壹死，其子女无资格继续住在国家当初按级别配给他们老子的住房。而廖晖继承了老子的职位后，船板胡同里那座条件舒适、环境优雅的四合院自然也继承下来。

　　相比之下，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陆续提升的大批年轻的部级干部就没有这种住四合院的待遇了。新部级干部通常的住房待遇是六至八间公寓式楼房。

　　廖晖是个出名的孝子，父亲去世后对母亲更是关、心备至，壹直同母亲住在壹起。他的妻子赵氏生于”九四四年，原来是北京芭蕾舞团的学员，因为练功扭伤脚趾不得不中断了舞台生涯。他们夫妇育有两个男孩子，大的壹九九壹年考上大学，小的也已经进入大学就读。

　　廖承志去世后，廖晖出任国务院侨办第壹副主任，三个月后又升任主任，但他在当第壹副主任的时候，他的上面也从未正式任命过正主任。他手下的副主任是庄炎林。庄炎林后来任全国侨联主席，此职务原任是他的父亲庄希泉。

　　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和对台办同为中共统战三大办。廖承志活著的时候，中共中央就考虑找人代替他担任侨办主任壹职。当时他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时兼任侨办主任已很不适宜。但又苦于找不到人，问题解决不了。壹度考虑让前新疆自治区委书记兼区政府主席汪峰出任侨办主任，但汪峰在新疆时主张灵活干部政策而被王震痛骂，所以对中共的官场斗争、心灰意冷，拒不出山。

　　廖承志主管国务院侨办时，手下有三名副主任：林修德、林壹心、彭先涵。当时二林已年近七十，祗有彭比较年轻，所以廖承志有意让位给他。

　　彭先涵是抗战时期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华侨青年，中共建政前曾同廖承志壹同在中共海外工作部奉职。但中共仍认为他这样的资历和威望担任国务院侨办主任不能胜任，所以不同意让他接廖承志的班。

　　中共高层考虑到廖承志是廖仲恺的后代，在台湾、日本和海外各国华侨中有较大影响，所以廖承志的儿子接任侨办主任可以保持廖承志同样的感召力。于是，胡耀邦、赵紫阳传廖晖去谈话，表达中共意图。

　　最初廖晖并不同意这样安排，理由是自己从哈军工毕业后，长期在军内搞技术工作，对华侨工作则是外行，没有什么经验，不敢承担这壹要职。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自己对侨办工作唯壹的尼验”是在父亲生前，曾看过他批阅文件，对补父亲身后留下的还缺实在是没有把握。

　　这样壹来，胡耀邦、赵紫阳认为他没有政治野、心，人品难得，反而更坚持要他出马。

　　经过几番“思想工作”，四十壹岁的廖承志终于同意脱下军装，继承父业。

　　在美刮起“廖旋风”

　　壹位曾在国务院侨办工作的朋友告诉笔者，廖家的牌子是真灵，壹九八四年中共大庆建国三十五周年，廖晖以侨办主任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招待华侨盛大宴会，极为成功。很多宴会的参加者私下纷纷议论，廖承志长得胖胖的（小名肥仔），廖晖却长得瘦弱，活像他爷爷廖仲恺。

　　廖晖出任侨办主任最威风的壹次，就是壹九八八年底走访美国和加拿大各华侨团体，那是中共四十年来第壹次由侨务官员亲访海外侨界，也是四十年来首次在美加侨界举行“侨务工作座谈会”。

　　在巡访中，廖晖就中共侨务政策作了详尽宣解，诸如巨又重国籍”、“华侨归国服务”问题，“侨产”问题，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每到”地，都受到左派侨界举办的欢迎会，也遭遇到许多无所答辩的尴尬场面。不少华侨要求中共偿还文革、土改期间被没收的财产。廖晖祗好代北京当局受实，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陆侨属所受的迫害，表示“对不起”。但对具体的讨债要求，祗是以“情况不二，“代为反应”搪塞。

　　见过廖晖的人说，其人谈风平实，不乏机智。例如当时纽约市市长郭德华问他海外华人是亲台的多还是亲北京的多？他回答是台海两岸关系趋于和解，海外侨社之间的隔阂日渐消除，因此很难明确划分侨胞为“亲北京”与“亲台北”。

　　另壹个例子是壹位记者指责侨办虽然宣称要“保护”华侨的利益，但是在这壹次访问时，很显然是和有经济基础的“美籍华人”会面多，和没有经济基础的新华侨联系少。廖晖机智地开玩笑说：“和男士们会面问他有多少钱，和女士们见面问她有多大年纪”都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在回答记者的问题中，廖晖也表现了他思想颇为开明的壹面。他说：“在我的头脑中，没有所谓政治避难的概念。我认为即使在国内有壹些不同政见的人，如果他是以合法的渠道到国外定居移民的话，他们也和其他旅居国外的华人壹样，入籍就当作华侨，得到侨办适当的服务。”

　　对于大陆在美国要求政治庇护的人士，廖晖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看法，包括壹些随团出国访问而离团留下来的人，可能他们是以政治避难为理由要求留下来，说中共暴政，要投奔自由，要政治避难。我们不会把他们像过去壹样视为背叛祖国。他们有些正有壹些实际问题。”

　　当时中国民联有壹封信，原本要求中共驻纽约总领馆转交给中共的中国和平统壹会，但对方拒绝转交。民联的壹个成员把这封信请廖晖转交，并说明情形，廖当即收下，答应转交。

　　官气越来越重

　　廖晖没想到的是，“六四”枪声壹响，使中共在海外艰难建立的侨社关系遭到几乎是毁灭性打击。直到两年之后，方渐有复苏。壹九九四年十月，廖晖利用深圳华侨城民俗村开业之机，邀请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六百多侨领和港澳台知名人士聚首深圳，以图收复侨、心。同时，他亲赴欧洲，其他助手则出访美洲和南太平洋的壹些面家慰问侨领。

　　壹九九壹年大陆水灾，海外华侨怀著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意，慷慨解囊，纷纷捐款、捐物，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廖晖利用表示感谢的机会，大举进行侨务统战，更派出各类艺术团体到海外巡回演出，颇受侨界欢迎。

　　熟悉廖晖的人说，近年廖晖作风变化很大，官气越来越重，与刚上任时完全不同。

　　据说中共高层认为廖晖当最高侨务官已相当成熟，不太可能在近年撤换他的职务。也由于中共强调侨务工作的稳定性，廖很难获更高的晋升的机会。中共十四大上他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却没有进书记处或政治局，或许几年之后，会兼任全国政协或全国人大的虚职。

　　另外，香港政论家曾分析说：因为廖晖壹九四二年出生于香港，按照英国殖民地政策规定，他可自动成为英国属地公民，若由他去治港，正好符合在港居住超过二十年的限制，所以九七年后，廖晖或许会成为中共到港的首席接收大员。

　　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壹号侨办大楼，廖晖坐在约二十平方米大小的办公室内。他的桌上和茶几上都层层叠叠堆放著书本，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办公桌后面挂著的廖承志肖像。

　　这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太子党”成员不但不敢将自己父亲的肖像挂到办公室里，甚至对外宣传中从来避讳自己是某某人的后代。

　　不过，廖晖敢于这样做并不是他要“与众不同”，而是被中共高层特批的，这是共产党最擅长的统战伎俩，廖承志的遗像也被拿来作统战工具，壹位到过廖晖办公室的人如是说。

　　不错，廖承志投身中共革命时是壹腔热血，成为党的工具也是光荣自得。问题是，没人明白他的儿子是被共产党当作工具，还是他把共产党当做工具。

　　搅八荒浊浪，倾天河狂水──刘华清女婿潜岳

　　没有壹个人不是矛盾的复合体。潘岳之所以不同于壹般人，尤甘壹不同于壹般中共“太子党”成员，是在于他身上的矛盾冲突更为剧烈。以致他周围的人常常不清楚，他是义气为先的江湖中人，还是力保父辈江山的“太子党”？是追求学理的知识分子，还是把人忧天却又随意发挥的诗人？

　　在壹次为李先念儿子出国饯行的高干子女聚餐会上，大家谈笑风生，没有”句话涉及到中国的政局。不是因为有所禁忌，而是他们对政治没了兴趣，他们关注的只是股票、房地产、国际贸易或女人男人。潘岳显得很孤单，只能喝酒。终于有人找他搭讪，却引发了他壹番感慨：高干子女如此，江山又如何能保？

　　大家有点诧意，权当潘岳酒醉。有人更笑道：在我们这帮人中，三十几岁还做救国梦者，恐怕只有小弟（潘岳乳名）壹人了。

　　壹九九五年十壹月九日出版的英文盖东经济评论》报导说：许多人喜欢潘岳，作为中共的新贵族，他崇尚铁的纪律与较强的意志力入远东经济评论》用了壹张曾国藩的图片与文章相配，似乎是壹种暗示。

　　但是，无法对潘岳的前途做过份乐观的估计。往往在外界看来，他的新名词只不过是为了中共的既得利益得以持续维护的新包装而已；而在老化的中共官员眼中，潘岳对中共传统的统治方法挑战性太强。

　　未来的中国是不确定的，未来的潘岳也是不确定的。可以确定的关于潘岳的几件事，则超过外界的想像。

　　例如，壹九九壹年苏联变色后，壹份引起海内外热烈反响，被认为是“太子党纲领”的内部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其主持者并非大家原来认定的陈元，而是潘岳。

　　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共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改革观和于国是中国人的唯壹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

　　又如，饱受争议的贵三只眼时看中要，对中共治下的中国提出了壹些全新思考角度，其实这本书正是聚合了潘岳在主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期间的壹些研究成果，以致不少圈内人士也壹度以为该书的幕后策划者是潘岳。

　　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婿，潘岳也当属“太子党”壹员，且仕途顺畅，三十岁出头即贵为国家资产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却极力主张清理国有资产，惩办贪污腐化的“太子党”……。

　　正因为多重的复杂性，也因为外界对他所知太少，调查这个个案（人物）比任何壹个中共“太子党”成员都要费时费神。

　　“革命的孤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被认为是壹个军政权，但军人却是文官们权争最后的裁决者。刘华清是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二个军人，也是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权势了得。

　　潘岳却极不愿意张扬他是刘的女婿，其实，岳父对他的寄望超过对白日己的子女。刘上将的长子刘卓明是海军论证中、心的副主任，另外有两个儿子在兰州军区服役。

　　刘将军的女儿刘朝英是不是潘岳的第壹个恋人？这不是壹个有意义的话题。但是，潘岳早熟的情爱史应是很有趣的。中共的大部份高级官员都是如此，尤其是第壹代领导人，即使这很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

　　坊间曾传闻潘岳与在中国很有知名度的影星盖克有过恋爱关系。其实，潘岳很早便与刘朝英恋爱，”度发生危机，中间便出现了盖克，不过，他最终娶的还是刘朝英。刘朝英毕业于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后来出任了长城公司经理部经理。

　　潘岳很忌讳这个话题。他很愤怒在别人眼中，他是仰仗岳父才得到迅速晋升的驸马爷。

　　刘华清上将掘起于壹九八九年“＊（四”事件之后，解放军的声望降到前所未有的最低点，刘本人所受到的非议倒是较少。这位主张发展海洋战略的军事家，坚守军人的天职，并不热、心文官们的权争。但是，他无声的影响力还是经常无声地保护了他喜欢有声的女婿。

　　潘岳的父亲也是解放军壹个高级将领。潘家原本系江苏壹个书香大家族，许多成员侨居美国。这使得潘岳很有机会与他同龄的中共高干子女壹样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出国留学，他却选择了当”名实习记者。

　　潘岳父亲少年时充满无限的理想，很容易和当时充满活力的中共壹拍即合。抗战时期，他成为中共南京地下党书记，文革前的职务是解放军铁道兵总工程师兼副参谋长。文革之后，潘将军的官运停滞，过的是悠闲的离休生活。潘将军的妻子已经病逝。失去母亲对潘岳的打击极大，几天茶饭不思之后，潘岳忧郁的气质更容易流露。

　　壹九六O年四月二十四曰，潘岳生于石家庄。不过，潘将军显赫的身份并没有使儿子的童年生活灿烂。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潘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成为漏网之鱼，他和妻子被押送到北大荒。

　　潘岳那时七、八岁，实际上成了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甚至打架斗殴，今天被人打，明天打别人。不屈的性格，义气的性情，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铸定的。

　　政坛新生代的灵魂人物

　　壹位曾与潘岳在举国青年报》同事者说：“潘岳身上有壹股匪气，我们开始看不惯，消受不起。但在关键时刻，他敢于出来为人担当。‘六四’事件之后，他出面为群国青年报》许多涉案者解脱责任。为此，他还胆敢跑到李鹏那里去求情。”江湖义气，使潘岳经常麻烦在身，也使他的周围总是围著壹批铁杆兄弟。甚至有人说，潘岳是新壹代“太子党”真正的灵魂人物，其政治活跃度已超过邓朴方、胡德平、陈元。

　　壹般认为，在壹九八九年“”（四”事件发生之前逐渐掘起的“太子党”最主要的几个圈子，分别以胡耀邦长子胡德平、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和陈云长子陈元为首。

　　胡德平势力形成较早，但随著父亲的失势到去世，其麾下的“太子圈”已基本溃散，其派系人马或流落海外，或在国内遭到冷落。

　　邓朴方的势力受挫于康华事件，只有少数党羽开始进入实权阶层。如出自他门下的俞正声，成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唐若昕是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后任壹家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林用三是劳动部副部长。这样的成果与邓朴方的企图、心是不成比例的。

　　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海外报导看好陈元。有报导还说：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曾到美国代表陈元向陈壹咨表示：后邓小平时代里，陈元将会扮演”个重要的角色，并会重用陈壹咨等人的才能。祗要他们停止在海外的反党行动，不但可以平安返回中国大陆，而且还可以官复原职。

　　之前，许多报导说，陈元的理论班底根据照元同志思想”炮制出壹份长达”万四千多字的“务实派”改革纲领，即〈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上书中共中央。

　　然而，中共十四大上，陈元未能获得晋升。所谓“太子党纲领”的始作俑者最终也发现不是他。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陈元确实具有相当高的专业素养，未来或可掘升，但他太像他父亲，过于内敛、拘谨而号召力不足。

　　潘岳的圈子则是正在发展的“太子党”新生力量，而且来势凶猛，似有跃居“中共第三种势力”的代表人物之势。许多原来胡派、邓派、陈派，甚至自由派的人物，都投到了他的旗下。例如青年经济学家姜洪，离开了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群国左祸》壹书的策划卢野，担任了国家资产管理局的处长。

　　当然，不管过去几年的“强势作为”是有意抑或无意，但对于潘岳来说，这是福是祸都尚难预料。说可能是祸，是考虑到潘岳急于出牌，势必会引起党内某些势力强烈的反感；说可能是福，是考虑到潘岳公开亮牌，可网罗到壹批党羽，赤裸裸的宣言或许有利于结盟。

　　活学活用毛语录：有了调查，就有了发言权

　　毛泽东在壹九七六年去世，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壹年获得新生。十六岁的潘岳则在这壹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也许受当医生的母亲影响，潘岳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先是战士，经过衡阳医学院受训，获升为军医官。

　　盅壹他父亲壹样，潘岳其实并不适合军队生活。他身上过于活跃的细胞，使他在壹九八二年离开了军队，弃军又弃医，跑到主人日选当了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种济日报》

　　当记者。

　　在大庙里当小和尚，潘岳似乎觉得受拘束太多，满脑子的想法只能阻塞在脑子里。他到了新开办的壹份专业性报纸，壹个星期也只出壹张的《中国环境艺，不过，他成了这家当时几无影响力的报社的记者部负责人。

　　家中无婆婆，媳妇是当家；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话当然带有贬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媳妇的当家理财能力如何，这个霸王统合能力如何。潘岳倒真是初试锋芒。

　　他找到壹个切点：下死功夫搞调查报告。

　　壹九八四年，他主持了引滦工程水质调查，行程数千里，完成数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由此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的赞赏，并促成引滦工程沿线数百家企业限期调查。

　　两年后，潘岳主持对云南省环境现状调查活动，足迹遍布云南省大部份地区，完成近万字的批评性调查报告，犹如在昆明市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了壹场地震。

　　壹九八六年，潘岳作为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的副处长，主持了中国航空管制的现状调研与宣传，行至十多个省的军民机场，调研报告引起高层重视。

　　这是毛泽东语录的活学活用：有了调查，就有了发言权。

　　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壹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李鹏、邹家华、李铁映、阎明复、丁衡高、叶选平、伍绍祖、阮崇武等元老子女成为决策层成员时，几乎没有遇到党内外的反弹。即使这些人并非都是有能之辈，后来也有人遭天下人痛恨，但他们的资历、政绩、个人作风在当时尚能服众。

　　当时尚是小太子的潘岳在这个时候也悄悄离开中央机关，到了多市房山县担任对外经贸委主任。这是壹个正处级职位，在官多于牛毛的北京政权实在不值壹提，离贵为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不过，请注意，这壹年潘岳才二十六岁，可能是当时最年轻的正处长。

　　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持潘岳在房山县有优秀表现的说法。这是”次明显的积累基层经验的安排。许多“太子党”成员都知道这样走。刘源、薄熙来、习近平、俞正声，都是这样从基层爬升的，以免民间有太大反弹。

　　潘岳深知这壹点，但又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他没有像刘源、薄熙来、习近平、俞正声那样离开京城，也不像他们在地方呆的时间长。他不愿意大长时间在小溪小山苦练筋骨，他还是要到有老虎的地方去。

　　仗义使潘岳在《中国青年报》立住脚跟

　　壹九八八年，潘岳回到国务院系统，成为无名的《技术监督报》的副总编辑。次年，再升为著名的《中国青年艺的副总编辑。

　　如此快速的晋升，不论潘岳的本领多大，也令平民难以服气。团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在《中国青年报》中层干部会议上说：“潘岳是非常有才华的，他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研究报告。”

　　但是中国青年报壹名编辑说：“没有人真、心欢迎潘岳的到来。对于平民来说，在季国青年报》要熬个副总编辑谈何容易。我们只知道潘岳依仗的是他的老丈人，何况我们以为他是来帮李鹏进行秋后算账的。”

　　这壹年正是中国民怨到了极点的时刻，胡耀邦的去世成了引爆点。《中国青年报》的编辑记者多是年轻之辈，自视甚高，热血更容易沸腾。但秋后算账很快来临，许多人不知所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潘岳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几位遭到追查的记者说情。

　　潘岳的解释是人中国青年艺那些毒加天安门活动的人，是他派去搜集情况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惟诚不承认潘的说词，他的问题是：谁叫《中国青年报》去搜集情况？

　　即使去搞情报，用得了那么多人吗？

　　逼急了，潘岳直接去找李鹏。李鹏居然好说话。对莘国青年选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

　　很难说潘岳内、心真的支持天安门广场的运动，但是他不希望太多人被整肃。尤其，他不能容忍他的部属遭到整肃。

　　仗义，使潘岳在群国青年选立住了脚跟。

　　“新保守主义”的提出

　　由于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粗糙处理，意识形态领域更成为禁忌，知识分子消极、压抑的情绪许久难以化解，尤其在大学校园。潘岳在这个时候却相继组织了两场研讨会，壹是“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百疋“西方思潮在校园”，单看两个会议的会名，在壹九九O年的中国大陆也是具有挑战意味的。

　　正因为如此，这样的讨论会虽然谈不上什么学术意义，但功利效果是明显的。有人评价，潘岳挂的是羊头，卖的还是狗肉：不能让西方思潮侵蚀校园。只不过是变了个戏法整合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而已，共产党今天缺的就是这种变戏法的本领。

　　壹九九壹年，”个更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研讨会，由《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办二中国青年艺理论部正是潘岳分管的部门，这个会议也是由他壹手策划。

　　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是未与“＊（四”事件有直接关联，甚至支持政府强硬立场的中青年理论研究者，例如何新、萧功秦；有被视为死硬派分子，如袁木、徐惟诚；也有“太子党”成员，除了潘岳，还有陈昊苏等人。

　　不能因人废言。在这次会上第壹次明确打出了“新保守主义”旗号，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壹定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反映了经过剧烈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转变，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

　　萧功秦将“新保守主义”概括为如下立场：“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壹种现代化的推进。”新保守主义与民主激进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注重从现有秩序中培养和塑造现代化菁英集团，而后者则把体制外的菁英集团和民众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打破现有秩序，建立西方式民主社会。

　　因此，即使新保守主义不像壹九八六年“文化热”和“新权威主义”那样在中国大陆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没有形成热潮，也没有得到最高层人物的明确承认（新权威主义得到邓小平、赵紫阳的肯定），但在海外却遭到民主派人物的强烈批判，有人更斥之为“法西斯主义”所谓“新保守主义”只不过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维持法西斯统治找的壹个理论依据而已。

　　争论或各有道理，但现实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似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因人的主流思潮。

　　他们多数人并不知道新保守主义这个名词，甚至不喜欢这个名词，但是他们希望中国的演变是渐进而不是突变。这是“六四”事件给他们留下的教训，也是苏联崩溃的影响。

　　“太子党施政纲领”的震汤

　　有关“太子党”的负面传闻，主要从壹九九壹年苏联变色和次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的。

　　苏联变色使中共元老们企图让太子加速接班，以保江山持续生存，陈云即向邓小平、杨尚昆提出：“中顾委许多老同志的建议”，表示要提拔“子弟兵”。陈云表示：“要在十四大上，让”批革命后代进入中央接班。我们的子弟我们放、心，至少他们不会将自己的老子全盘否定。在这壹方面，我们比苏联有优势，特别是有文革，我们的子弟都是经过考验的。”

　　其间壹份内部研究报告：八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被认为是“太子党施政纲领”，在海内外更引起极大震汤。

　　而邓小平的南巡，固然扭转了壹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导致的沉闷政局，但过于追求经济快速增长，使壹批高干子弟乘机作乱、谋取暴利，以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些因素加重了平民出身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反弹，以至“太子党”在中共十四大上的抢滩计划胎死腹中。

　　潘岳在其间的角色被人忽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才是所谓“太子党接班纲塑真正的幕后黑手，而以为陈元是始作俑者。

　　壹九九壹年八月苏联政变失败后，中共中央要求其下属的各主要理论研究部门尽快拿出研究报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理论指导思想等各个层面综合分析探讨中国的前途”问题，也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北京传出来的消息说，陈元当即命令自己的理论班底（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为龙头）抢在别人前头搞出了“指导我们今后理论与实践的纲领性文件”。结果，从召开”系列的座谈讨论会到形成壹份壹万四千多字的文件，壹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九月九日，就把壹份题为

　　〈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成品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集体”的名义上交，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成内部文件在中共高层传阅。

　　〈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批判了中共过去几十年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导致的种种失误，同时也批判了邓小平前些早所支持的“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蓿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唯”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

　　从革国青年报》的〈选择〉（〈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壹文与陈元的人选择〉（〈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文观念上的壹致性，和陈元的署名文章单单选择在《中国青年报》理论版发表的事实分析，北京传出的消息由自然很容易使人相信。

　　当这篇被认为是“太子党施政纲领”的文章，被海外炒得沸沸扬扬，陈元也因此被万炮齐轰。事隔几月，陈元在外出访问时表示，他被海外莫名其妙地大批”通时，还没有看过八选择这篇文章，何谈组织炮制？

　　这个消息误传的原因，固然说明陈元与潘岳的思想有接近之处，但还有”个外界不知道的原因是：原来在陈元手下担任研究所所长的姜洪，已改投到了潘岳旗下。姜洪当年曾与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因西单民主墙名噪壹时，后来从事经济政策研究。

　　这份研究报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共的新壹代开始有了执政意识。不过，报告主张将国产党有化，引起外界猛烈的批评。在海外众多批判文章中，陈奎德的分析值得壹提。

　　陈奎德在题为圭朝末日的新政〉的文章中指出，从名瑾檐壹文透露的观点看，王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壹些基本的设计：

　　壹，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二，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

　　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陈奎德说：“尽管如此，这份政纲对中国政治而言口，传达的仍然不是负面信息。它标志著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逐步淡化，它标志著上层政治多元化的萌动，特别是，它标志著后老人政治时代的开始启动。对此，人们是有理由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潘岳的第三只眼晴

　　主办研讨会是潘岳独特的从政方式，或者说是为未来大展身手的奠基作，可谓壹箭多雕。

　　首先，可以帮助山自己，也帮助政府对某些现实问题加深了解，尤其是探讨解决之道；第二，可以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第三，推动新观念．！第四，建立个人影响力。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我们发现潘岳主持的研讨会，除了上述之外，还包括：

　　“大学生分配与社会就业研讨会”（壹九九三年），对中国大陆现存大学生分配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新的对策之道。国

　　“私营企业的今天与明天研讨会（壹九九三年），对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在琨时经济环境中的角色定位及所面临的问题，首次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分析。

　　“剩余劳动力龃壹民工潮研讨会”（壹九九三年），系中国首次就这壹重大现实问题予以公开讨论，并且提出了壹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解决之策。

　　“国防教育与青年参予研讨会”（壹九九三年），中国军方战略学者首次与政府官员济济壹堂。

　　“走向二十壹世纪的青年素质研讨会”（壹九九四年九月），提出加强对中共跨世纪人才的培养与造就。

　　在壹九九三年七月，潘岳还主持策划了“壹九九四年中国青年政治、心态和社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历时”年，成为中国首次最具权威、最大规模的政治性问卷调查，被海内外报刊大量引用。

　　壹九九四年十壹月，潘岳主持“首都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调研活动。北京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四十位记者，行程八千多公里，分赴中国贫困省、区，就中国少年儿童失学情况及“希峒五工程”救助款项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全西细致的采访、调查，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反响，无疑推动了“希望工程”的运行。

　　壹九九五年，中国京剧院副院长王山假托德国学者之名出版了《第三只眼晴看中国》，这本书虽然全力维护中共政权，但对中共治下的中国也提出了”些全新思考的角度，许多圈内人士壹度认定该书的幕后策划者是潘岳。知情者说，且壹实潘岳当时还不认识王山，不过这本书确是引用、聚合了潘岳在主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期间的壹此而究成果。

　　壹腔救党热情，挽救国有资产

　　众所皆知，壹九九五年的反腐败运动，江泽民成为蒙利最大者。在此之前，已是国家资产管理局副局长的潘岳，连续主持召开多次会议，正式号召在全国国有资产大案，消除政府与企鼠的腐败现象，有力推动了壹百份开始的中共反腐倡廉运动。对此，笔者曾在香港箭哨》月刊以“小太子勇斗大太子”为题，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国家资产管理局属于财政部归口管理的国家局，主要职能是：（壹）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全国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和各项管理制度，并监督、组织实施；

　　（二）审批中央级国营企业承包、租赁、合资、参股经营和兼并、拍卖、破产清理等经济活动中涉及国有资产的评估、产权变动和财务处理问题；（三）管理设在中国境外的国有资产等。

　　潘岳为什么调到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北京有两种说法，壹是新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长张佑才原是南通市的土产市长，在京城缺乏背景，需要依仗潘岳的人脉；壹是潘岳之前对国有象管理曾有壹番见解，设计过如何使“国有资产二合理合法”地转为“党产”的理论论证和实践可能，高层也就让他壹试。

　　但潘岳私下对友人的解释是：他实在无法再容忍国有资产白白流失。

　　自壹九九二年邓小平再度允许官员下海经商和高干子女办公司后，仅仅两、三年的时间，中国大陆的所谓“国有资产”已经流失了五分之壹。即使这样壹个惊人的比例，仍有大陆的壹批经济学家认为计算方法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把壹九八八年之前的那场“官倒热”和“经商热”给“国有资产”造成的损失也算上的话，至少有三分之壹的“国有资产”已经以各种方式和名目，陆续变成人民币和外币流进了个人腰包，这还没有把近几年“房地产热”过程中，在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土地上的损失计算在内。

　　而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壹九九五年对三万家合资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在中外合资过程中，中方百分之八十的企业丧失约百分之九十的应得权益，使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元。

　　有关人士指出，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纷纷制定许多优惠政策，而且出现

　　“妳优惠，我比妳还优惠”的较劲态势，无所不用其极，引进外资。有些地方片面注重利用外资的数量，导致中方企业低估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另外，许多外商则高估资产、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等，使中方无故受损。

　　潘岳组织人力对全国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统计，写成情况汇报并提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潘岳和他的壹批追随者都认为，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好比共产党政权受伤后正在大量流血，如再不止血，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无药可救。

　　潘岳的报告获得最高层认同。壹九九五年壹段时间里，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先后在各种场合强调制止国家资产流失的讲话，都是以潘岳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为依据的。

　　小太子要斗大太子

　　按照潘岳等人的分析和设计，国有资产的流失虽有千条万条渠道，但最危险，最严重的还是出在资金外流方面。自壹九九二年年中开始，许多高级干部子女和元老子女、高干秘书们开设的公司纷纷以“海外投资”，董为中国人赚外国人的钱”为名向外转款，这些公司绝大部份都是名义上的因有企业”，转出去的款项自然也是国有资产。而这笔资产壹日春往国外，党和政府的任何机构都无权过问也无法过问。

　　祗要在海外商界与中资公司打过壹次半次交道者，都非常明白这些中资公司在海外是如何花钱，如何做生意的，占h然也躲不过潘岳等人的调查网罗。

　　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壹份报告中直言指出：壹方面是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办厂、经商、办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赚走了大笔金钱，壹方面是我们自自己的所谓投资公司大量向海外转款，名为投资，实际则祗出不进。长此以往，国库被掏空，百姓会骂娘。再往下走壹步，后果不堪设和心。

　　潘岳当然明白，这此罢够调集国内资金到海外大笔“投资”者，十之八九都有同潘岳壹样，甚至比潘岳更高的政治背景。当潘岳等人起草的壹份建议全面清查海外中资公司的可行性建议报告投书高层后，便有人讥讽这是“小太子勇斗大太子”。

　　要清查这些“大太子”谈何容易？但是，打出了反腐败旗帜，便是壹项政绩。当年小蒋在上海打虎表面上是无功而退，却奠定了他的声望。企图将团有资产局升格。

　　在向高层壹次又”次提出各种可行性建议的同时，潘岳等人在实际工作中苦于他们的部门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到目前为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国务院系统，仅仅是壹个“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直接上司并不是国务院而是国家财政部，其局长也是由财政部副部长张佑才兼任。

　　潘岳等人自然不会满足，动议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让此局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改名为“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其中奥妙就出在这个弱”字上。即使升格为目务院直属机构”，如果不在“局”字前面标明”个“总”字，就仍然是副部级单位。比如过去的国家税务局、中国民用航空管理局，”九九三年都改成“总局”，分别变成因家税务总局”和于国民用航空总局”，其级别就同壹般国务院的部、委平级了。

　　当然，以潘岳为首的壹批体制内的新保守主义者，相对于他们急欲打击的”批贪官污吏，应该说还是壹批理想主义者，至少可以被理解成为对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愚忠”。所以，潘岳这些人动议让国有资产管理局升格，除了局内大小干部都可自动官升壹级的因素外（升格后潘岳本人即可由目前的正局级升为副部级），也确实考虑到了工作需要。

　　目前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名不正言不顺，除了进行”般调研统计工作而外，基本无法施展权力运作。潘岳等人希望该局升格之后，同时也应该由上级有关部门赋予它独＊且行使对国有资产进行严密监控的权力，不然，所谓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祗能落实在“统计权”上。

　　整治目标对准海外中资公司

　　按照潘岳等人的设想，祗要国有资产管理局被赋予相当的权力，即可手握令箭执掌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当务之急是对海外中资公司的生杀于夺大权。

　　潘岳了心希望能够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出面组成”批清查整顿小组，或直接派驻海外，或采取将中资公司负责人召回国内接受审查，双管齐下，争取在壹段时间内将大部份海外中资公司的问题搞清楚，视情节轻重程度采取关、停、并、转等不同措施。

　　潘岳等人还希望，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方面应该同时行动，分头制定出国有资产控制管理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范，以法律形式赋予国有资产管理局统壹执行对中国向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核和批准权。

　　同时，亦赋予该机构随时监督海外各中资机构的权力，必要可由该局向海外任何壹个中资机构派驻监察员或监督小组，以保证投向海外的国内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中资机购对付潘岳自有良方

　　但是，潘岳等人的这些设想即使可行，许多海外中资机构闻讯后草木皆兵，特别是其中自知问题较为严重的壹批，纷纷给自己找退路，持有商务护照者许多人逾期不归；已在海外有居留身份者或见好就收，自动退出不再受聘中资机构，或乾脆最后捞足壹笔就此失踪。还有的造花账，订立攻守同盟，种种“道高”尺，魔高壹丈”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就等著潘岳的工作组进驻后看他们的热闹。

　　潘岳在给中共高层的有关报告中，也认为最棘手的问题和最大的困难，就是对中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目前持有什么身份无从调查。许多中资机构的负责人本来就是从海外的大陆留学生中招聘，这批人手中是否拿到了所在国的、水久居留权无法侦查；另有”此摆大陆派往海外的中资机构负责人，不知有多少已经在前壹两年时间里陆续花钱买到了、水久居留身份。

　　所以，即使中共高层完全采纳潘岳等人的建议，已经流失出去的“国有资产”要追回恐怕比登天还难。据说潘岳也感慨说：我们的工作努力能够达到促成“下不为例”的目的，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世纪之末，新政之初。潘岳的故事还只是开始，这篇文章也只是打开序幕，后面的情节，且让未来告诉我们。

　　兴衰荣辱“九千岁”──刘少奇家族

　　刘少奇事件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最残酷的个案。贵为世界第壹人口大国的因家元首”，被称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在中共政权中官拜“九千岁”，置身于所谓“壹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尴尬境地，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权力撕夺的腥风血雨中娼没，仅留下”堆红布包里著的骨灰供后人凭吊。作为他的子女，壹同从共产党的皇宫跌入革命的炼狱，而后却有了不同的结局。或成了父亲的牺牲品、陪葬品，或成了庸庸碌碌的平民，或成了重新拥有千万臣民的政治领导……。

　　刘少奇的六妻九子女

　　刘少奇同大多数中共早期的高级领导人壹样，有著非常复杂的婚姻关系。少年时家人曾给他找了壹个杨氏村姑为妻，心怀天下的刘少奇山自然不会满意。后来，他前后娶过五任妻子，并为此受到不少非议。但在“文革”被揪斗时，他曾辩解五次都是“正常的婚姻”，言下之意是自己从未有过混乱的婚外性关系。

　　他这样为自己解释，人们容易认为是针对毛泽东而言。因为毛泽东同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关系，始自延安时代的婚外恋是人所共知的。

　　从现在所能够找到的史料看，刘少奇与那些精通“权力革命”，又热中于“性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样，似乎没有过混乱的婚外性关系。虽然他前后娶过六个妻子，但确实都是先后有序，而且其间并未有过重叠的婚姻。

　　第壹任妻子杨氏因为刘少奇不情愿而为他守了半生“活寡”，壹九三O年病逝于湖南宁乡刘少奇的老家。

　　刘少奇的第二任妻子叫何宝珍，与他也是湖南同乡，系中国最早期的女共产党人之了壹九三三年何宝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先是被判刑十五年，后因继续与狱外共产党地方组织联络，于壹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政府处决。

　　何宝珍死前与刘少奇育有两男壹女，名为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小名毛毛）。

　　由于父母当时担负危险的地下工作，这三个孩子的童年生活极为悲惨。何宝珍入狱几年之后，由于周恩来、叶剑英、罗荣桓尽力帮助，这三个孩子才被接到延安，后来又和其他中共高干子弟壹起被送到莫斯科学习。

　　谢飞与宋美龄是同乡

　　何宝珍牺牲后次年，即壹九三五年，二十二岁的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机要员谢飞嫁给了刘少奇。

　　谢飞原名谢琼香，又名谢明月，出生在海南文昌县，与宋美龄是同乡。谢飞十二岁在海甫第六师范读书时便参加了中共的组织活动，十四岁入党。她与刘的婚姻关系并不美满，结婚第二年，奉调前往中共北方局《江南大众报》任总编辑，随后又去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工作。

　　也许是由于长期不能和刘少奇生活在壹起，夫妻之间缺少交流，也就缺少相互理解，因此爱情受到压抑。六年后他们分手了。刘少奇的这段婚姻生活没有生育壹个孩子。

　　谢飞此后壹直没有再婚，仕途亦不顺利。中共建政后，她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又考取该校法律基础理论专业研究生。当时年已四十岁，却以极大的毅力修完了三十多门课程。人大毕业后，她担任过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和公安学院副院长等职务，退休之前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昌、公安部咨询委员和北京法学学会会长。

　　笔者壹九八八年曾在汕头地区召开的全国宪法学学术讨论会上与谢飞有过壹次交谈。她已年过七旬，但风韵犹存，令人自然地联想到她。。逗蔻年华时的姿色。

　　“文革”中，谢飞被江青点名逮捕入狱，逼她交代刘少奇当年去天津途中被捕变节壹事。

　　因为她始终拒绝与专案组合作，所以壹关就是六年。“六”对她来说是个不祥的数字，当年同刘少奇共度六年夫妻，三十年后，也因此坐了六年监狱。

　　第四任妻子王前风流放荡

　　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王前，似乎是壹个风流放荡的女人。她十六岁嫁给刘少奇，据说却同时与别的男人有暖昧关系。结果结婚时间不长，刘少奇即因无法继续忍受而同她离婚。

　　此后不久，王前嫁给了“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聂元梓的哥哥聂真。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中曾提到王前，说王前揭发刘少奇同她结婚时向她隐瞒了年龄，把四十三岁说成三十二岁。王前说她自已壹直到壹九四五年才知道刘少奇比她大十几岁，“可儿刘少奇卑鄙到了极点”云云。还有当时批判刘少奇的那句著名语录“吃小亏占大便宜”，也是王前揭发出来的。

　　王前和刘少奇生有壹男壹女，女儿叫刘涛，男孩叫刘允真。刘少奇曾因担心这两个儿女受到生母的不良影响而长期不让刘涛、刘允真姊弟同王前见面。王前曾悄悄给刘涛写过信，希望母女背著刘少奇见面。但这封信被刘少奇截获，王前因此被刘少奇写信痛斥壹顿。自此，两人怨恨更深，促使王前在“文革”中报复刘少奇不遗余力。

　　直到壹九六七年元旦，刘涛和刘允真才第壹次访问生母，两人根据生母提供的材料，写出了揭露、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毫无疑问，那是壹张对刘少奇刺激极大的大字报。

　　直到现在，大陆上超过四十岁的人大概都还能记得“文革”中揭露出刘少奇罪状之于是说他在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时曾经将组织经费打了壹只金鞋拔子。事实上当时身负中共地下党重要职责的刘少奇将组织经费换成金饰完全是为了保存和转移方便，刘涛、刘允真的大字报中却说刘少奇将这东西据为己有。于是，愤怒的红卫兵们要求刘少奇向党归还这只金鞋拔子。这种从自己亲生骨肉嘴里“揭发”出来的罪行，令刘少奇百口莫辩。

　　王前这样做实际上是毁了自己为刘少奇生的两孩子。虽然凭那张大字报使得刘涛没有像刘少奇的其他子女那样吃更多的苦头，却为此背负了终生洗刷不掉的耻辱。壹九八O年，王光美请人为刘少奇生的几个孩子联名写了壹篇题为〈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的文章。文中感情真挚地提到了何宝珍所生的三个孩子在父亲受迫害后的悲惨遭遇，对刘涛和刘允真的名字却只字未提。

　　由于王前壹时的短视，使得她为刘少奇生的两个孩子终生再没有可能接受自己的生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死后余辉的照耀。

　　王前本人在“文革”中倒是从未公开跳出来，至今也无人知道她的真实处境。

　　刘少奇的第五任妻子名叫王健，作风上倒是不像王前，但有轻微精神病，因此无法维持婚姻关系，刘少奇仅同她生活了半年就分手了。据说刘少奇把她送到东北，不久即彻底发疯了。近几年里也有中共党史工作者说王健从来没有得过精神病。大陆记者戴晴说她曾经访问过王健，也说她根本没病。

　　王光美名门闺秀，又有现代学识

　　就在刘少奇的婚姻生活陷入极度不幸的时候，遇到了王光美。他们于壹九四八年结婚，先后育有壹男三女，依序取名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刘萧萧。

　　刘少奇生于壹八九六年，王光美生于壹九二壹年，比丈夫小二十五岁。

　　王光美出身于壹户北洋政府的官吏家庭，父亲王槐青是当时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共有兄弟姐妹十壹人。她的六哥王光英自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曾经在天津与人合资创办了近代化学工厂，以其保质保量、薄利多销的方法经营，在当时的化工企业，特别是整个天津市里大名鼎鼎。

　　中共建政后，因为王光英本人比较亲共，再加之王光美这层关系，王光英成为当时共产党的重点团结对象，成为全国知名的几大“红色资本家”之了当时，周恩来曾经找王光英谈话，告诉他为了党的统战工作需要，他到死之前都不能加入共产党，意思是只能等死后“追认”。王光英表示无条件服从。

　　邓小平时代开始后，王光英被邓小平请出山，与另壹“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各办”大型公司，为中共的对外开放政策扯旗开道。他的光大集团，取“正大光明”之意。无论其内部运作是否真的“正大光明”，但刘少奇的众多子女好像没有壹个依靠舅舅的这个公司发财的。

　　王光英回忆他曾经坐过日本宪兵队五十六天监狱，坐过国民党三个月的监狱，而三革”中坐共产党的监狱却是整整八年。不过，他所有公开言行中，不但从不对共产党说半个不字，而且壹说到“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我王光英”便老泪横流。与之相比，他的妹妹王光美不知对共产党是否还继续存有这份感情。

　　显然是受了哥哥王光英的影响，王光美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毕业后也考入了北平著名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而且也进的是化学系。”九四三年她大学毕业后即积极投身中共地下党工作。抗战胜利后即被中共代表团召至军调处执行部任翻译工作。壹九四六年秋内战加剧，她被调往延安中央军委，不久与刘少奇结识。

　　王光美是壹个相貌、气质、风度上均与国家主席相配的女人。这是毛夫人江青利用“文革”的机会加害于她的”个重要原因。在中共所有挨过整的元老夫人中，王光美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是被整治最狠的壹个。

　　与王光美相比，刘少奇的家庭门第绝对是下等。壹九六壹年王光美曾陪刘少奇到他家乡湖南宁乡探亲访友，此时刘少奇的老姊姊仍带著壹家在乡下务农，而且因为所谓“自然灾害”饿得走不动路了。此后，刘少奇称”九五九至壹九六二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是看了自己家乡农民生活情况之后才斗胆说出的。这也是引起毛泽东对他仇恨的重要祸因。

　　晚年的王光美不受重视

　　王光美在家里是个贤慧、充满爱心的母亲，也曾在政治上有大干壹番的企图。为此出尽风头，也因此吃尽了苦头。刘少奇被平反后，大陆曾经放映过壹个向大海中撒放刘少奇骨灰的记录片，满头银丝的王光美被众子女簇拥著靠在军舰船舷上悲痛欲绝，令无数观众为之泪流不止。

　　之后，中共给王光美安排了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仍给了她壹个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名誉。现在，她住在北京有名的“二十二号楼”里，终日身陷堆积如山的关于刘少奇的各种史料之中，正在撰写壹部《刘少奇传》。每年深秋时节，她也要像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北京家庭主妇壹样，为壹家人采购、搬运北京人的家常菜──“冬储大白菜”。

　　这座闻名北京城的“二十二号楼”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的复兴门外大街南面，中共有关管理部门称它为高干楼，但因为中共许多先后过世的元老的遗孀们大都住在那里面，所以老百姓们都戏称它为“寡妇楼”。已故元老们的遗孀无论从资格还是年龄上都堪称“大姐”，所以在位的中共领导人不敢称这坐楼为“寡妇楼”，便称其为“大姐楼”。

　　千万别小看这些“大姐”们，从资历角度，她们堪称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大姐”。熟知中共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她们的“干政”能力并不亚于那些面治元老们，对子女们的庇护则更是不遗余力。

　　例如，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中共元老南汉辰（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遗孀也住在这座楼里。她的本事就是大事小事都可以找胡耀邦，胡每次不但都要热情接待，而且由于这个老太太的腿不好使，每次送她出门都要由胡亲自把她背上汽车。当时的胡也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且身材瘦小，难承重负。南汉辰的子女们实在看不过眼，想帮胡耀邦壹把，老太太都不肯，执意要用这种办法提醒胡耀邦不要忘记“大家在壹起打天下时是如何共患难的”。

　　据说后来身居高位的杨尚昆也从来是对这座楼里的寡妇们惧让三分，甚至还要专门抽出时间来请她们到自已府上搓几轮麻将，以示对早已去世的老前辈们的敬重。对她们的各种合理的或非份的要求不说是有求必应也要尽量体恤。

　　前些年里，每到新鲜荔枝上市的时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都要自己出钱采买壹些新鲜荔枝，分送给这些“革命先辈”的遗孀们。

　　壹九八九年“六?四”之夜，首先从西路杀进北京城里的三十八军曾给这座楼留下了不少“自卫还击”的弹孔。

　　没有听说王光美对，“六?四”开枪持什么态度。据接近她的人讲，王光美仍然与壹些政治元有著亲密的关系，但并为因此有干政的迹象。

　　另外，邓小平当年虽然是作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副帅，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其实刘邓两人不但在“文革”前的关系远谈不上亲近，“文革”后邓小平垂廉听政后似乎也是尽可能避免提及刘少奇。个中原因详述起来离本文主题太远，这里只是要交代壹句，即王光美之所以在邓小平时代里没有得到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夫人”应得的待遇和地位，与邓小平的“忽略”分不开。而王光美在壹九八七年左右参加北师大校友会杜后，即盥营年老辅仁的毕业生动议辅仁复校，因而引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及国家教委的强烈不满。如果辅仁大学复校，必然牵涉到与梵蒂冈天主教教廷及在台湾的辅仁大学的关系问题。

　　笔者当时听说以何东昌为首的国家教委曾因此向上奏了王光美壹本，称她轻率提出辅仁复校问题是不考虑政治影响。

　　九十年代开始，王光美似乎已经成为被遗忘的人物，基本没有经历过于革”的新壹代中许多已经不知道王光美为何人。不过江泽民在担任了国家主席职务后，似乎很能理解自己前任的这位夫人寂寞无奈的境遇，特别利用壹次出席女界会议的机会与这位前“元首夫人”会面，接著，大陆许多官方刊物都登出了江泽民隔著别人与王光美亲切握手的彩色照片。

　　壹九九三年，王光美积极投入申办奥运会的鼓动工作。中国落选时刻，王光美失望的神情被敏感的摄影记者捕捉到，人们仿佛才记得她是前共和国主席的夫人。

　　刘允斌“自杀”成谜

　　刘少奇成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却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官方将他描绘成务实路线的领导人，他的”些在“文革”中曾被“彻底批臭”的诸如“三自壹包”、“利润挂帅”等政策，居然在他的同路人邓小平手中死灰复燃。而且邓小平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早已比刘少奇走得要远得多，他当年与刘少奇共享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已经被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但是，就像今天力主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五十年代也是反右主将壹样，刘少奇也曾经是壹个狂热、极左、充满革命斗争观念的共产党领导者。他的粗暴和不近情理曾壹度摧毁了他壹壹壹个子女的异国爱情。

　　长子刘允斌生于壹九二五年，壹生下来很快被送给湖南农村的壹位农民。十三岁时又被中共的组织找到送往延安。当时中共高干的子女们所过的生活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当时没有汽车，没有奢华生活，没有统治者公子和公主的优越性，他们吃小米，穿土布军装。当然，他们享有最大的特权和优越性是到苏联上学去。当时延安的中共高干子女，几乎都到过苏联，包括刘少奇的三个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

　　壹九三九年暑假期间，刘允斌跟著周恩来的飞机到苏联上学。先是在教养院生活，”九四五年二月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同年加入共产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第壹批入党的党员。不久，他又转入苏联第壹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是那批留苏学生中唯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

　　在莫斯科，刘允斌与壹位苏联老红军战士的女儿相爱并结了婚，不久生了壹个女儿。然而，由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刘少奇要求刘允斌返回中国。

　　在那个革命年代，刘允斌在祖国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曾规劝妻子玛拉和他壹同到中国去。但是，玛拉也是壹个理想主义者，怎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呢？结果，为了祖国和革命，他们离婚了，女儿也留在了莫斯科。也就是说，刘少奇的大孙女至今还在俄国。

　　刘允斌回国后到了地处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担任了副总工程师兼壹个部门的党委书记。这位月工资祗有七十元的高级技术人员，虽然年轻但却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学术权威，是中国第壹颗原子弹的研制者之壹。

　　在戈壁沙漠上，他重新组织了自己新的家庭，女方是热心工作的女技师。他们婚后生育了两个男孩。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后，刘允斌被诬指为“白专典型”、“特务”、“反革命修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批斗。因为批判和围攻他最无情的恰恰都是那些过去对他竭尽谄媚的“朋友”，所以壹下摧毁了他从小即信奉的那个精神偶像──共产主义道德。随著肉体被无情折磨，他的精神也崩溃了。

　　壹九六七年十二月，也就是他父亲死亡前两年，有人在包头市郊的铁轨上发现了他被车轮碾碎了的身体（日本人屋崎庄太郎所著的《刘少奇的悲剧中称刘允斌死于房山县），时年仅四十二岁。

　　当时的公安机关和刘允斌所在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在房山县，后来的著名民主运动领袖王军涛曾在那里工作过）认定他是“畏罪占自杀”。然而，也有人看见他是被殴打断气后，才扔在铁轨上的。

　　十壹年之后，刘允斌被平反了，公安机关曾再次做过专案调查，但了无结果。

　　刘允斌的妻子未曾再嫁，终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近三十岁的大小伙子了。

　　根据刘爱琴的回忆，刘允斌是刘少奇最称心的儿子。

　　刘爱琴是俄语教授

　　刘爱琴生于壹九二七年，在未满周岁的时候，遇到汪精卫“七壹五”大屠杀，在壹片混乱之中，何宝珍将她送给了武汉的”位工人。这位工人在“七壹五”事件中也被杀害，他的妻子实在无力抚养这个孩子，祗好将她卖给了壹位三轮车工人做了童养媳。周恩来派人把她接回刘少奇身边时，她才十”岁。在延安的云洞里，父女相见，抱头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倩。当时刘少奇紧搂著女儿，祗会说“太瘦了，太瘦了……”接回女儿后，刘少奇做的第壹件事就是教她认字，送她进延安保育院上学。次年，刘爱琴又同哥哥”起去了苏联，就学于教养院。

　　刘爱琴同班中有位男同学是三十年代名扬世界的政治大明星伊巴露丽（人称“热情之花”）的外甥。于是，刘少奇和伊巴露丽这两位中共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就结上了姻亲关系。

　　但是，两个肤色不同的年轻人在恋爱期间，似乎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家庭背景。刘少奇到苏联开会时，刘爱琴拿了刊登有刘少奇照片的报纸对未婚夫说：这就是我父亲，我们应该去见他。”当时那位西班牙青年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刘少奇对女儿的婚姻选择同样不满意，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外国人的妻子，同时他也不喜欢伊巴露丽。壹九四九年七月，刘爱琴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了。正好这时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就把女儿带了回来。刘爱琴是个天生性格柔顺的姑娘，不敢违抗父命，祗是希望由自己的丈夫也能随她壹起到中国，她的丈夫也表示愿意这样做，但遭到了刘少奇的无情拒绝。

　　刘爱琴无奈，祗好带著她和西班牙青年的爱情结晶离开了丈夫。她带回国的混血男孩儿有著西班牙人特有的内陷的黑眼睛和髻曲的头发，却操著壹口流利的汉语。刘少奇壹家人都叫他“索索”。“文革”中他参了军。据说他壹直希望到西班牙寻找自己的生身父亲，不知如今是否已经如愿。

　　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既然刘少奇对亲生女儿“严格要求”，刘爱琴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读书时，竟也有人敢在政治上与她过不去。壹九五二年，刘爱琴的预备党员到了转正的时间，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所在党支部竟然以“不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由，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按照共产党党规的理解，这已经是壹种党内处份了。结果，时过十三年刘爱琴才重新入党，但紧接著又因为“文革”被彻底剥夺了政治权利。

　　刘爱琴回国后经过争取，父亲又同意她在人民大学毕业后回到苏联工作了壹段时间。六十年代初，她回北京探亲，没想到父亲对她说：中苏关系恶化了，妳不能再回苏联工作了。刘爱琴不愿意，哭闹著要回去，父亲坚持不准，刘爱琴壹怒之下把护照摔在父亲身上。

　　事隔六、七年以后，刘爱琴祗好同意嫁给了”个“政治条件非常好”，但相貌丑陋的男人。

　　婚后她生了三个孩子。

　　刘少奇倒台后，那个“政治条件好”的男人带著三个孩子离她而去。

　　壹九五八年，刘爱琴在父亲的督促下，下放到了内蒙古草原工作，壹干就是二十年。

　　“文革”中，刘爱琴没有像她的几个异母弟妹”样进共产党正式的监狱，但也壹度被关进了“群众专政”的“牛棚”。

　　在边陲地区的政治风暴不如北京严酷，刘爱琴才得以保住白H己的”条性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对子女的严厉有时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她让父亲的司机开车接她回中南海，竟遭到父亲斥责；她到怀仁堂看梅兰芳主演的耋王别响也被父亲批评；她在大学即将入党时，父亲以条件不合格为由，让秘书通知学校当局不发展她入党．！因为她到内蒙古后壹直住在”栋破旧的房子里，六O年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休假，希望父亲帮助解决壹下住房问题，也遭到父亲的拒绝。

　　刘少奇平反后，刘爱琴先是在河北石家庄工作，后调回北京，在中国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授。她曾撰写了怀念父亲的回忆录委儿的回壤，并自己译成俄文。

　　在工作中，她还翻译了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胸怀祖国》和壹些霖联小说，为学校翻译了几十万字的电影电视听写教材，如苏联公安教材的电视连续剧《穷追不舍》等。

　　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刘爱琴久久立在父亲的遗像前发痴。与会者描述说：“她当时已是满脸皱纹，身体瘦弱而且有些驼背，看上去比王光美还要大十岁。”“文革”中的落难当然可以记在毛泽东的账上，但她壹生中的种种坎坷，尤其是爱情经历的不幸，说到底还是他那专横而不近情理的父亲壹手造成的。

　　第”个反刘的人是自己儿子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理解刘少奇当时的行为，他对次子刘允若的残酷已违背了他作为父亲该有的人性，即使是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或者“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

　　何宝珍遇害时，刘允若不到三岁。他所遭受的苦楚，要比他的哥哥和姊姊多得多。他壹直在上海过著沦落的生活，壹九四六年聂荣臻派人找到他时，他还在大街上卖报纸，衣服破烂不堪，瘦得皮包骨头。壹九四九年，他随父亲进了北京城，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第壹附属中学。壹九五四年，他又凭自己的考试成绩，进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无线电仪表专业。本来，刘允若爱好新闻和文学写作，这方面的基础也比较扎实，但党的需要却让他选择工科。

　　因而他”直没有学习热情，与同学的关系也处得很不融洽，闹著要留级或转系，以达到改学山日已喜爱的专业和再不同由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的目的。刘少奇为此先后几次写信给他，批评了他的错误，并指示中共驻苏大使馆对他严加约束。

　　奇怪的是，刘少奇将给孩子的信寄给大使馆，刘允若祗能到大使馆去看自己的家信，且不能取走。文革中，有三封信被高教部、教育部巩命联合委员宣编印出来，成了大批判材料。

　　后来，刘允若被迫回、心转意，并和正苏联姑娘相爱。采长蔓国情侣筹备结婚时，泗足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了让他回国的通知，是刘少奇下达的。刘允若以为祗是让他回国休假，回到北京才知道上当了。

　　爱情把他折磨得像个疯子，他既不像刘允斌那样能自我克制，也不像姊姊那样软弱，想尽”切办法要重返苏联。有壹次，刘少奇到苏联访问，他吵闹著要壹起去，结果刘少奇出发时，家里人谁也不能到机场送行，“陪”他在家。

　　刘允若无数次努力都失败了，就连给那位苏联姑娘写信也遭到禁止。他痛苦到了极点，狂喊道：“妳们既不让我活，就把我拉到刑场上绞死吧。喔，想起来了，还不如”发子弹打死我算了！不管在哪，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活著也就毫无所成，还不如死掉好。”

　　为了刘允若的事，刘少奇和王光美几次找他所在的七机部某研究所，研究如何帮助、挽救刘允若的“专案”。刘少奇甚至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及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写了同样内容的信，希望得到党的帮助。

　　于是，由领导部门出面，给刘允若介绍了几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性，但都未曾打动他。

　　后来，王光美发现刘允若看过电影《五朵金花》后对女主角杨丽坤颇有好感，于是立刻差专人到云南昆明徵询杨氏的意见，没想到这位女演员对当国家主席的儿媳妇没有兴趣，声称已有了男朋友。

　　刘允若不仅在爱情上有独立执著的追求，思想上也追求西方。他宣壹欢听西欧的音乐，宣＊欢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音乐也祗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不学毛泽东的著作，爱读俄国小说。在家里，他常常愤愤不平地对弟妹们说：“在中国没有自由”；“中国人都在瞪著眼撒谎，特别是政治家，都是专门制造谎言的”；“在中国没法取得成果，没有发展，这是政治挂帅的结果。”

　　刘允若成了家里的第壹个叛逆者。刘少奇为此让王光美到七机部指责刘允若“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是壹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右派。他在本质上是反对他父亲，反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刘少奇甚至还专门给党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处理刘允若。

　　刘少奇这壹“大义灭亲”的举动等于是葬送了儿子的壹生。他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并下达处理指示：壹，对他必须严加管束，应该让他下放劳动。现在没有必要提出爱人问题和入党问题；二，把他迁出北京，到其他地方劳动；三，加强对他的审查，必须调查他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是家中第”个起来造反的，他甚至写信给在内蒙的姊姊和哥哥：

　　“准备好材料”，回到北京壹同批判、揭发刘少奇。同时，积蓄已久的对中共各级领导部门和中共政治种种弊病的不满，也促使他大胆地站出来在造反派的行列里冲锋陷阵。

　　他当上了七机部“九二（”红卫兵组织的壹员大将，造反派的领导人。

　　但意气风发没有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当时刘少奇、王光美还未被打倒。

　　知情人说，刘允若当时的表现很有气魄，他获悉江青下令抓他的消息后，自己跑到公安局要求给他戴上手铐二免得大家浪费时间。”他椰榆公安人员说。

　　刘允若被投入北京第壹监狱，在著名的写字楼里与陆定壹的儿子陆德等壹批中共高干子女关在壹起，后来又被迁往第二监狱、秦城监狱，整整被关押了八年。

　　由于监狱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他先后患上了脊椎结核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壹九七四年被释放时，曾与仍在秦城监狱里的王光美见了壹面，母子双双以泪洗面，感慨万端，往日种种积怨随之消散。

　　”九七七年，刘允若突患急性肺炎不治，孤独地病死在医院里，时年还不到五十岁。终生没有婚配，身后倒也无牵无挂。

　　风云壹时的刘涛

　　刘涛是刘少奇同王前所生的女儿，小名涛涛。在所有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四。由于上面的几个哥哥姊姊都去了苏联，所以在家里是实际上的老大。

　　王光美曾对人讲，刘涛从小的时候就壹直被当作最好的孩子，王对她从来像对占H己亲生的孩子”样爱护倍加，因此她壹直很高傲。

　　王光美的话也许没有掺水份，但刘涛和弟弟刘允真在生母与刘少奇离异后壹直不被允许与生母相见，想必对刘涛姊弟的、心理成长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王前思念白自己的亲生骨肉、心切，曾屡屡恳求刘少奇允许她与山口己的孩子见面，但都未得到恩准。据说刘少奇有壹次竟至于恶狠狠地日答说：“等孩子死了再见吧。”刘涛读的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文革”前考进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与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同班。后来，林豆豆因为学习跟不上，转入北京大学改读文科。

　　在清华与刘涛同过学的人回忆说：刘涛进清华的考试成绩本来十分勉强，后来她找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问考什么专业有前途，陆回答进清华大学的自控系有前途。于是，刘涛就在陆定壹的关照下进了清华。

　　作为红色公主，刘涛在学校被抬得很高。文革壹爆发，她即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刘宁”（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女儿刘菊芳、王任重的儿子王小平、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等发起反对□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形成了清华园的“革命中心”。

　　当时，清华大学“文革”筹委会主任是贺鹏飞（兼机械系“文革”主任），副主任是刘涛（兼自动控制系三革”主任），李黎风、刘菊芳两人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前者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另外，乔宗淮（数学力学系“文革”主任）、胡劲波（胡克实之子，机械系“文革”筹委会负责人之二、王新民（王维舟之子，无线电系三革”负责人之二、王苏民（当时中共四机部部长王铮之子，无线电系三革”负责人之二等人都是“革命中、心”的核、心领导人员。他们的第壹个攻击的目标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

　　传闻当时贺鹏飞与刘涛关系甚密，曾提过将相豪门喜结良缘之事，不知后来为何没有成功。

　　运动之初，刘涛的行动得到了她父亲的支持，后来王光美又带著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也对刘涛支持有加。可没多久，由聂元梓等人写出大字报，掀起了反工作组的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得到江青乃至毛泽东的支持。

　　刘涛受刺激很大，开始反戈”击，参加了聂元梓、脚大富的阵营。她先同弟妹闹翻了，后来又与刘少奇、王光美大吵大闹，最后被赶出家门。壹九六七年二月，她写出了数万字的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王光美的“修正主义内幕”，被广泛传播。这对刘少奇的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壹张大字报〉。

　　刘涛后来也被赶下政治舞台，成了壹名逍遥派。武斗结束后，她被分配到河北省承德市工作，后来又通过各种门路调回北京，在火车站工作。

　　回北京后，她同大学同学万润南结了婚，婚后生有壹子名为万方。

　　壹九七七年，刘涛与万润南因感情不合分手，孩子给了万润南。万润南后来娶了李昌（胡耀邦时代的中纪委书记）女儿李煜为妻。万曾是风云壹时的四通公司总裁，也曾是志在得天下的民阵主席，后来在巴黎开了壹家旅馆。

　　刘少奇外孙是滞法难民

　　刘涛的生母自离开刘少奇后即再不被允许与自己的亲生骨肉见面。刘涛长大后，居然重蹈由因已母亲的覆辙，因为婚姻破离而无法与白自己的亲生儿子”起生活。好在万方与继母相处得融洽。

　　无论是万润南“六四”前办四通公司在大陆走红的时候，还是“六四”后落难海外的时候，为了刘少奇外孙的顺利长大成人，李煜壹直都在尽、心承担著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此事尤其在四通公司壹直被传为美谈。

　　“六四”前，正在中学读书的万方曾在四通公司的刊物上发表壹篇文章讲他的家庭生活，对继母李煜多有赞美，感情十分真挚。

　　壹九七六年秋天，在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处，中共边防部队抓获了壹伙企图偷越国境者。

　　其中的壹位女子突然大胆地说：“我想见华国锋，请妳们把我护送到北京，我是刘少奇的女儿。

　　我们有需要直接交代的问题上

　　这个女子就是刘涛，这次越境行动是她的第二个丈夫精、心策划的。他们希望到美国去，和美国人作壹笔交易，以高价出卖自U己。刘涛随身带了不少资料，特别是有关刘少奇的壹些情况。但实际上她的那此行料并没有多高的价值。

　　为此，刘涛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两年，最后，法院正式判了她两年徒刑，押期抵刑期，所以实际上她被宣布正式判决后接著就恢复自由了。

　　壹九七六年刘涛叛逃未遂，十三年以后，他的前夫万润南为了躲避“＊（四”政治清洗却成功地越出国境，辗转到了法国。壹段时间以后，据说万润南与刘涛的后代万方也被国内友人秘密安排偷越国境，但没有成功。好在此事没有被中共官方察觉，万方和继母李煜才得以在友人的帮助下取得了出国护照。现在，万润南壹家已经在法国巴黎重聚，万方已经长成了大小伙子，法语说得比他爸爸漂亮得多，而且能由目已打工贴补学业所需。

　　刑满后，刘涛曾使出种种手段，想回娘家，加入刘少奇的子女们的行列。她甚至不惜同生母王前闹翻，与同胞弟弟刘允真闹翻，了心想和王光美亲热。无奈当年她背叛得太过份，加上“叛国投敌”的罪名，王光美始终没有原谅她。

　　刘允真改名换姓苟且偷生

　　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小名丁丁）生于壹九四六年，过去名不见经传。“文革”中，就是因与姐姐刘涛合写的大字报给了父亲致命的壹击，所以王光美及子女们至今也绝不肯原谅他。

　　中共为刘少奇平反召开追悼会时，刘允真甚至不被允许与王光美的子女站成壹排，只能躲在同父异母弟弟刘源的身后默默地流泪，默默地要求他那屈死的父亲原谅他的过失。

　　但这”切都为时已晚了。

　　刘允真的壹位小学同学回忆说，刘允真由于从小失去母爱，实际上成了壹个可悲的畸型儿。在小学校园里，同学们见到的刘允真从来都是壹身蓝布制服，绉绉巴巴地似乎从不换洗；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壹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而且脸上、永远像是蒙了壹层灰尘。同学们很少见他说笑，而且也从来不和同学们壹起欢乐地玩耍。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不好，总是壹分、二分、三分。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家里虽然请教师为他恶补，但仍然没有考上高中、。他想去学摄影，但父亲不同意，主张他学”门专业知识。

　　于是他报考了位于北京丰台地区的北京农业学校，并选择农业专业，于壹九六三年入校。

　　据刘允真当时的同学在回忆中记述：北京农业学校的前身是位于茶甸的青年农场，而青年农场的前身是壹个劳改农场。学校有”千多亩地，都由学生来种，尤其是刘允真所选的农学专业的学生，几乎有壹半时间在农田里干活，劳动多，也特别苦。但学校并没有因为刘允真是刘少奇的儿子而给他任何特殊的照顾。

　　“文革”之初，工作组壹进校，立刻根据刘允真的身分将他安排成学校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但他不是壹把手，壹把手是个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叫张丰。

　　运动刚开始时，刘允真非常热情，脱下了蓝色的学生装，换了壹身当时最时髦的褪色军装，戴顶军帽，腰里扎条皮带，胳膊上戴著红卫丘壹袖章。

　　工作组撤离后，刘允真感觉运动发展得有些蹊跷，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带著张丰到中南海走了壹趟，但当时已经处境十分微妙的王光美只是在中南海传达室见了他们，说了句“跟著毛主席干革命”就让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炮打司令声大字部出笼后，刘允真立刻完全消沉下来。有壹次对同学发牢骚

　　说：“没想到我这个‘三太子’如今竟成了‘狗患子’。”刘少奇被公开点名批判后，刘允真”度也为出口己父亲辩护，举自己大姊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不准回苏联工作的例子，说明自己的父亲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运动参加不上了，刘允真便整天无所事事，不知从哪里找来壹枝汽枪，在校园里打乌玩，于是被造反派们认为是向革命群众示威。

　　但是，还不满二十岁的刘允真很快就承受不住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了。因为中南海已经回不去了，生母王前趁机召唤，再加上江青等人的威逼利诱，他终于迈出了令他壹生再也无法原谅由目已的关键壹步。

　　同姊姊贴出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坚决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后，刘允真并没有被“革命群众”原谅。”九六七年开始毕业分配时，学校表示这届毕业生都可以安排中小学教师职业，于是同学们都欢天喜地地在志愿书上填上北京城或离城近的单位，唯有刘允真只写了四个字：“服从分配”。可是，哪个单位壹听是刘少奇的儿子，立刻拒绝接收。

　　这年冬天，他被分配至北京最边远、最艰苦的延庆县，在壹所中学里当伙食管理员。此后，其境遇又比当学生时悲惨更多，学校里每搞壹次批判大会，都把他拉到台上当刘少奇批斗。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给周恩来写了壹封信，周恩来壹声令下，他才被接回北京城里，安排在壹家汽车厂工作。

　　当时他想成家，但那些介绍来的姑娘壹听是刘少奇的儿子个个逃之不及。好不容易有壹位汽车公司的女调度员承认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完婚没有多少时间“文革”也结束了。

　　父亲被正式平反后，王光美及案子女在追悼会上竟无壹愿与刘允真打声招呼。虽然他在自己的家里虔诚地端挂著父亲的遗像，但在继母和兄弟姊妹们眼里，他已经被开除出刘氏家族。大陆文人们捉刀为刘少奇家庭写些赞美文章时，竟然把刘允真和姐姐刘涛的名字都不屑壹提。不知情者以为是王光美只认自己生的孩子，事实上刘爱琴近年来与这位继母及继母所生的弟妹们走动相当勤。大陆官方报刊曾发表过壹幅非常生动的刘家照片，刘爱琴及弟妹们围坐在王光美身边，壹幅令人生羡的天伦之乐的样子。照片中当然也没

　　有刘允真和刘涛。

　　也许是不愿意离刘家众子女太近的原因，刘允真自海南省开始开发后，立刻主动放弃北京户口，举家迁到天涯海角，没事便站在海边遥望著没有尽头的海面。他父亲的骨灰就是被扬撒在这无际的大海里，而父亲虽然不是直接惨死在他和姊姊刘涛的手下，但姊弟二人毕竟在父亲最危难的时刻助纣为虐，从背后捅了壹刀。

　　现在，查遍海南省的户口簿，人们已经再找不到“刘允真”这个名字。他不愿人们因为这个名字发现他的身世，已改名刘丁“丁丁”是父亲生前给他取的乳名。

　　平平的道路不平坦

　　刘平平是刘少奇第六个孩子、第三个女儿，壹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生于北平医院，故被父亲取名平平。壹九六五年她仅仅十六岁，但不久却成了北京师大壹附中的革委会副主任，是校内第壹个给校党委写大字报的学生。当时王光美看了这张大字报后，非常自信。

　　“文革”之初，刘平平还被吸收参加了师大壹附中的运动工作组。当时，学生参加工作组的，在北京祗有此人。

　　刘少奇为此也很高兴，在中南海召见了北师大”附中的工作组成员并讲了话，而且还亲自策划了该校的批判会，批斗孤立几名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如何云云、陈、水康等。

　　何云云被刘平平编造成反革命。但是，之后刘少奇被打倒，何、陈的罪名也就被洗刷掉了。何云云成了壹名“英雄”，陈、永康参加了空军。后来，陈、水康又在空军反林立果，再遭迫害。“九壹三”事件后，陈、水康和刘平平邂逅，两人相向感慨无限。

　　文革中，造反派在中南海内批斗刘少奇，并且叫嚷要孩子们同父母划清界线，反戈壹击，平平偏偏不说“同爸爸划清界线”的话。她回敬说“如果毛主席同他划清，我就同他划清。”

　　不久，那位“毛主席”公开表示与刘平平的爸爸“划清界限”了，但刘平平无论此时怎么样也已经没有她说话的机会了。

　　壹九六九年，不满二十岁的平平被投入监狱，关在”间单人牢房。后来，又将她驱逐到山东沿海的壹个养马场劳动改造。红色公主成为壹名名副其实的“牧马人”。在与马群为伍的日子里，她坚持自学外语，等到了平反昭雪的时候，她的外语水平相当出色。她先是当了工人，后来又富了壹段翻译，不久又被选送到美国学习五年，先后拿到了壹个学士、两个硕士，并取得了博士资格。

　　家里人开玩笑说，刘平平取名“平平”，可是道路并不平坦。

　　在美国的时代，刘平平与同在那里的壹位中共高干子弟相爱并生了壹个男孩，但两人因为外人不知道的原因壹直没有办理结婚手续。壹九八七年刘平平回国后，被任命为北京中国食品研究所所长。当时，王光美在二十二楼与壹位“赵阿姨”相依为命，刘平平便带著儿子住在母亲家里。

　　这位赵阿姨与刘少奇家有”段催人泪下的故事，“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和王光美壹夜之间从“万人之上，壹人之下”的地位跌落到任何壹个人都可以向他们的脸上吐唾沫的“人下人”中的最下面壹位，子女们，特别是两个年幼的子女几乎沦落街头。而正是这位原来在刘少奇家里服务过的赵阿姨不顾”切地将几个孩子保护起来，拉扯著他们度过了那场巨大的灾难。所以，如今的赵阿姨与王光美同为刘家的”家之主，极受刘家后代尊重。

　　回国后，刘平平不愿再让人知道她就是刘少奇的女儿，故改随母姓，取名王晴。有在美国的朋友去北京看她时，她仍然保持著在美国说汉语却夹带英语单字的习惯，并特别强调她对目前这种“单亲母亲”的生活十分满足。“刘少奇扮演者带来的安慰和欢乐据说，平日在刘家最受王光美与刘平平欢迎的人物是壹位在大陆影视界以扮演刘少奇出名的演员郭法曾。

　　此人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在广西话剧团工作。“文革”时他还在大学读书时曾扮演壹拉丁美洲老头，学校的化妆师在他脸上涂了半天，竟把自己吓了”跳：“我怎么把刘少奇化出来了？”于是赶紧又涂又改，生怕让第三者看到。由此可见当时要与刘少奇沾边会是什么结果。

　　二十年后，有人向《刘少奇的四十四天》电视剧组推荐了郭法曾。此时他已经发福，为了更像刘少奇，竟壹连十天只吃了壹斤饭，就这副饿成半死的样子，令导演壹眼看中。

　　从此，郭氏壹炮走红，与扮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王铁成、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齐名。当时广播电影电视部长艾知生赞扬说：“扮演刘少奇的演员可亲可信，不可多得。”从此，只要有刘少奇形像的电影或电视剧，已经是非郭法曾不能上戏。

　　平时在家寂寞难耐的王光美对郭法曾的称赞由自然也可想而知。只要郭法曾上门，王光美立刻会吩咐赵阿姨将家里收藏的好酒招待。谁能相信，郭法曾演刘少奇的壹些戏服竟然是“原件”。只要是演刘少奇需要，王光美立刻将所有未舍得捐给纪念馆、博物馆的刘少奇穿过的服装二展出，供郭法曾选用。郭法曾选壹件上装，配什么裤子的权威发言人便是赵阿姨。久而久之，连赵阿姨也认为，郭法曾已经同她壹样，成为刘少奇家庭的外姓成员。

　　郭法曾回忆说，有壹次他在火车上巧遇同去石家庄出差的刘平平，郭法曾向车上同伴让淤时也劝平平抽壹枝，于是平平笑著说了句“我听我爸爸的”接过了香淤，引出了满车厢的戏剧效果。

　　刘源涉足官场大起大落

　　壹九五壹年二月出生的刘源现在是刘少奇所有子女中最引人注目者。壹九八八年壹月初，他在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副省长，被中共报刊称为“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副省长”。

　　壹九九壹年的壹期美国新闻暨世界报导》有壹篇专文说：刘源很可能成为中共政坛的新星。壹九九壹年十月初，周恩来遗孀邓颖超曾在中南海同三十多个高干子女会谈时说：

　　“外面对干部子女有很大意见，意见提的集中、尖锐。人民的批评是中肯的，问题是客观存在，有的干部子女利用特权，搞关系、争名利，违法乱纪的事也不少……妳们中间也有不少好的榜样，河南人民壹提到刘源同志就称赞他是‘咱们的好乡长’、‘人民的县长’，人民有事最喜欢找他。”

　　的确，刘源是现有高干子弟中较少遭到非议的壹位，北京有传说他是中共高干子女中唯壹与“六四”镇压划清界限的壹个。虽然有人说他当上副省长是沾了他爸爸刘少奇的光，后来他仕途不顺时，这种议论立刻不再出现。

　　刘源小时候的生活很美好，也特别淘气。壹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史达林逝世十周年那壹天，他带了几个同学背著教师躲到壹个教室里，在桌上点了几枝香，摆了壹些糖果，又在黑板上画了几棵松柏，然后就趴在地上磕起头来，说是供奉史达林伯伯。

　　文革刚开始时，在北京男四中读初中二年级的刘源也曾狂热过？壹阵，甚至和刘平平等壹起积极参与了红卫兵的抄家活动，但被刘少奇发觉后制止。

　　当父亲壹夜之间成了“中国的赫鲁雪夫”后，刘源也跟著倒楣，从如梦的巅峰跌落下来。

　　也就是从那壹天开始，他被”步壹步地造就成了壹个立志要在中国政坛上寻找自己生活轨迹的人。曾壹度没有卖血为生的权利

　　壹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自家的大院里遭到批斗。没多久，刘源就被抓回学校，接受审查和批判。他和邓小平、彭真、薄壹波、杨尚昆等人的孩子壹起，成了人人喊打的“狗患子”。因此，他四处逃难，躲避抓打，和彭真等人的孩子壹起翻窗户躲到五层楼楼顶，披星戴月度过寒冷的夜晚。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还曾同彭真的孩子”道去卖血，但因为没有证明被医院拒绝。

　　在林彪“四人帮”邪恶势力黑云压城的日子里，曾传说有刘少奇的许多老同志、老部下千方百计掩护他、周济他，才为刘少奇保全了他这壹条独根。有壹次他向h感绝望，想到轻生时，壹位老红军立即斥责他：“妳要是刘少奇的种，就顽强地活下去。刀搁在脖子上也别颤。

　　北京没容刘源久留。壹九六八年十二月，刘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壹去就是八年，其间两度被关进监狱。为了上北京寻找多年杳无音讯的爸爸妈妈，刘源曾深夜从乡村逃出，凭著口袋里仅有的壹把黄豆充饥，白天在古儿野里躲藏追捕，夜间在山道上赶路，昼伏夜出三天三夜，才扒上火车。

　　刘源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甚至都不敢完整地回顾山口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壹幕幕、壹场场景色都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浮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壹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走过唾沫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壹样生活著，像狼壹样憎恨世界。那此早，我咬著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目睹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著的鞭炮？大家能想像我、心里的滋味。我咬著牙，壹声没吭。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倘著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小时我的、心都在流著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著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咬著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那壹天。”

　　壹九七二年，刘源大著胆子给毛泽束写信，要求见父母亲。可是同年八月十六日，中央专案组却给他下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在此之前，江青已经要求将王光美处死，是因为毛泽东壹句“刀下留人”才继续住在监狱里。

　　刘源兄妹壹再追问爸爸的下落，第二天专案组才又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头壹句：

　　“父亲已死。”后面的内容则是口头传达。

　　在刘源兄妹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曾详细描写了这壹细节，但至今他们也没有披露毛泽东批示的全部内容是什么。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了大学

　　壹九七五年九月，刘源得已回到北京，被安排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壹名普通工人。

　　他在农村和工厂里壹直没有放弃学习，劳动之余自修了全部＊局朽课程，”九七七年底参加了“文革”后的第壹次高考，考试总成绩超过了那壹年北京市规定的最低录取标准，但因为当时的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第”批被录取的考生中没有他。

　　为此，他同其他”些因为各种不公正的理由卡下来的考生四处上访，并结伙到北京市招生管理部门抗议要求有和其他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后来，北京市为了解决这壹批人的问题，专门指示北京师范学院（现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等市属高校扩大招生，刘源才幸而于壹九七八年三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分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当了壹名“走读生”。当时，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扩招了壹倍，全班八十多个学生中，有壹半是后来通过所谓居招”才进去的，基本上都是如刘源壹样的“老三届”出身的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

　　在大学里，刘源给同学们的印象壹直比较好，虽然学习成绩平平，但从不因特殊出身而孤傲清高，为人处世是非也少。

　　他给大学同学留下的最深印象有三件事。”是跳舞跳得极好，用他由目己的话说：从小就经常跟著爸爸妈妈出入高干舞场，所以看也看会了。

　　七十年代末大陆重新兴起交际舞热时，大学生里会跳的人还很少。所以班里每次开舞会刘源都如王子”样。当时他正在同中共元老曾山的女儿，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妹妹谈恋爱，曾经把这位女友也带到班里的舞会上。

　　曾山的女儿同刘源壹样跳舞跳得好，加之壹副漂亮的身段，所以他们俩壹出场即令人惊羡。不过刘源在舞场上也很注意不要“脱离群众”，往往是看到哪位同学静坐在旁边被冷落时，即主动上去邀请。

　　第二件事是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他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壹九八O年北京部份高校的人民代表竞选活动。

　　多诙，文革。后第壹批在北京读大学的学生来说，壹九八。年部份高校进行的区人民代表。客色。刺儿纠欧，异端。的新见解，向毛泽东及）壹继承者的极左理孔训发起了壹轮轮凶猛的进攻。虽然他们反执政者的色彩不如两年前的西单民主墙鲜明，但却具有更强大的现实意义就在这次竞选热潮中，胡平、房志远、王军涛、张伟等壹批新壹代的政治人物跃上了中国政治乱壹刖人。。刘源也在这次活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祗是因为不是在主足大学这个壹趟问选中心”，所以较少为外界所知。

　　大学校园里的民主尝试

　　事实上，刘源是北京师范学院在校门口贴出“竞选声明”的第壹个选民，由此才打破了该校选举活动原本如壹潭死水的宁静气氛。＊，当时落曾出且称：召们后但次并祝选意在改变过去的选举方式上他的出马带动了北壹只师范学院立壹肌人也参加并祝选，同时也形成了所谓二贝族代表。龃壹，草民代表。的立已气纷争。

　　刘源因为在竞选演说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他作为前国家主席之子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使不久红的遭遇深感同情，所以在竞选初期他的当选呼声最高。当时刘少奇已获平反，他良上已经度复了“皇太子”的身分，所以责问甚至攻击纷至杳来。比如有人问到他的妹妹刘“记兖京师范学院录取的，为什么后来能转进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甚至有两篇匿名文章询红扣分摔根与某人是否有暖昧关系等问题。刘源对这些非难都作了据理反驳，但仍在选民、心里留下了阴影。

　　刘源的主要支持者是校内的干部子女，他们组织了专门的竞选班子，为刘源大造声势。

　　期间，正好有壹位刘源原插队乡村的农民老乡去北京看望他，竞选班子便乘机请那位老乡介绍了刘源在农村时的表现，另外还贴出了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工作期间表现的调查报告。对立面讽刺说“就差没有把幼儿园的阿姨也请来介绍情况了”。

　　同时，刘源也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杯从最黑最臭的薰惠子’又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壹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不少人又避开我，猜疑我，误解我香幸然那绝不是那些同志的过错）。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错，祗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壹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还能用内、心的高傲，用恨来麻木由H己，今天都没有支撑了。我眼看又要与我的父母＊＊人民生离死别了。这种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这绝不是个人的过错，而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由目己来打破。我不首先站出来谁站出来呢？祗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壹块，壹锹壹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祗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因此，我出来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

　　刘源在答辩会上愈说愈激动，赢得了不少女同学的眼泪和男同学的掌声。他在答辩的最后呼喊道：“中国要民主，二疋要实现民主！我愿意打冲锋，向封建残余势力和壹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祗有大家都动员起来，中国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在答辩会上，有人问刘源“妳认为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他回答说：

　　“科学，这不成问题。我认为问题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存在著两个体系。壹个科学的体系，主要是前期的思想，如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广泛的统壹战线等等；另壹是不太科学，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的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三化领导等等。”

　　对毛泽东的功过问题他的评价是：“纵观毛主席壹生所为，笼统地、不客气地说是这样：了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有很大功，也有过。十七年有很多过，但也有很大的功。二，‘文革’大难，他应负主要责任，但与林彪、‘四人帮’的性质绝然不同。”有学生问“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好不好，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祗适用壹党制”的问题时，刘源回答：“在目前不会有，也看不到产生第二个与共产党相争的大政党，更看不到有第二个党比共产党更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必须站在这壹基点上。我们必须帮助党搞好改革。纯粹从理论上看，如果有几个能代表人民的大政党并存，多党制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而且有好处。起码是能使不同意见的存在合法化，又能在竞争中保证真正的优秀分子来当领导。总之，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制问题主要是更有待于进壹步实践的问题。”

　　在回答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该处以什么刑罚的问题时，刘源回答说：根据《刑法》及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应该枪毙！否则就等于公开废止了这壹条法律。”刘源在回答对他向H己父亲的功过是非问题时说：“刘少奇同志不是完人，有错误，尤其有严重错误。尤其是解放后，他的壹点错误就可能是全党全国的大损失。掌握多大的权力，也必须负多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他全有责任，如反右、批彭，虽然他曾极力反对，之后又设法补救解放，这些都成为士革’打倒他的大罪状。但我认为他反右、批彭负有责任。少奇同志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能制止‘文革’的发生，没能制止这场祸及全国全民全党的大灾难。他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壹线工作的主持人必须负有责任。因为这些灾难并不是壹朝壹日酿成了，基础也不是壹年、两年打下的。”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是：“首先，必须说邓小平同志也是”个人＊他有过错误，过去有，现在也有，但无疑，他是非常伟大的人物，是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壹位巨人，是中国人民长期喜爱的领袖，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各个时期，在‘文革’中，他都立下丰功伟绩，直至如今仍肩负著重大转折时期的重任。不仅如此，他的个人品质也是很可敬的。举壹个例子，‘文革’初期，八届十壹中全会批判刘、邓，还有李雪峰等人。当时，刘降级，反把邓小平从第七位提到第六位。我想这是有意让他紧跟，李雪峰就紧跟了。但邓甚至连检查也不想写，坚持真理，宁肯挨批斗被打倒，不说违、心话，不趋炎附势。……现在，小平同志年近八旬，仍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谦虚、谨慎，既稳健，思想又很解放，魄力不减当年。步步改革，坚定不移。他的威信是他壹生的奋斗赢得的。

　　“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的急躁，也许是看到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压不住火，我觉得改革应再坚决壹些，彻底壹些，步伐再快些，放开些。”在这些内容的答辩中，我们不难看出刘源思想中的壹些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在他的竞选对手“草民代表”中并不存在。“草民代表”在当时往往比刘源的思想更激进，在对共产党长期的专制集权的否定方面更彻底，所以，在更多的群众面前，他们就比刘源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当时，学校官方的“选举办”曾向选民们推举学校御用学生会的负责人蒋孝愚（毕业后效命北京团市委及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成为中共镇压历次学运的马前卒，现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但遭到刘源及“草民代表”的共同抵制。但后来刘源对官方晨瑾举办”强奸民意的谴责声突然减弱，而“草民代表”则始终坚定地站在“选举办”的对立面，这就使得许多选民认为刘源同官方有了默契，使他的选票数大跌。

　　另外，许多选民认为，刘源在对毛泽东及邓小平等人的评价上“官”腔大足，另外对魏京生的问题态度暧昧，所以也把自己的壹票投给了“草民代表”。

　　表名选举无效。

　　事后，许多选民感到痛、心，他们说：为何“贵族代表”和“草民代表”不搞壹次合流，集中选票，共同对付官方代表？王贝族代表”和“草民代表”双方不管选出哪壹个人来，总是民主选举的壹次胜利。

　　第三件事是他同原来生活过的山西雁北地区的老乡们的关系极好。大学期间，北京师范学院校门口时常蹲著几位肩背山羊毛褡链的山村老乡，怯生生地望著五光十色的校园不敢挪步。问过他们才知道是远道从山西雁北专程赶来看望刘主席儿子的。乡下人实实在在，每回都忘不了给刘源带去他曾经吃过六年的山西大饶馑。

　　对老乡们的来访，刘源从来是执。情接待，留他们在学校吃饭，询问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困难。刘源此举特别受到学校里壹些出身寒门的同学的称道。

　　深入社会底层从头做起

　　大陆出版的（壹九八九年人物年监》曾以〈刘源正医甲国目前最年轻的副省长〉为题宣传刘源。扣他、壹九八壹壹年壹大学壹毕业分配时，学校表。了他可以留在北京，教授们愿意收他为研究生，但他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干壹番事业。”壹九八壹年底，刘源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曾对他的同学说，我凸口己的业务能力壹般，所以我不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我有从政的愿望也有从政的基础，要从政就应该到最底层去，从基础做起。

　　他还曾对朋友说过：我这”生要当五年农民、台日五年工人、当五年兵，为自己从政打好基础，积累足够的经验。

　　壹九八二年初，刘源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虽然他要求先做壹名普通农民，但地方政府很快就安排他在公社负责管理社队办的小工厂、小企业，并先后担任了管理区区长和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壹年多以后，他又担任了新乡县副县长、县长。

　　壹九八四年十二月，刘源被选为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建设、对外经济和计划工作。

　　后来，中共有不少报刊杂志载文宣传刘源下基层与普通民众打成壹片的故事。但他晋升如此之快，不能说同他的家庭背景没壹点关系。

　　事实上，“＊下基层锻练”是中共高干子女从政的流行作法。大学毕业后不留大城市，主动下到基层单位从天麻官”做起，然后迅速升迁的中共高干子女，除了刘源外，起码还有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赖际发（原建筑工程部部长）的儿子赖纪铁等壹批人。

　　刘源担任郑州市副市长期间，的确是为郑州人民做了几件万人称道的好事。比如主持对火车站广场和“二七”广场的改造；主持新建绿城广场、中州商场、和平大厦和振兴商场；主持修整城市主要干道等。而他最得意的政绩是由他壹手主持的天然气进城的主体工程，原计划三年完成，实际上不到两年就完成了，使四万三千户郑州市居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时代。两年之后，郑州市大部份居民都用上了天然气，这在大陆内地城市中还是第壹个实现的。

　　主要因为刘源的努力，郑州市曾被评为大陆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先进城市，刘源本人也受到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嘉奖。

　　太子特权可以谋私亦可谋公

　　刘源同他的父亲相貌极相像，大鼻子，年纪轻轻却华发丛生。就连刘少奇说话声音嘶哑的特徵他都继承下来了。

　　在计划和具体实施为郑州市修建天然气进城工程时，刘源竭尽全力是事实，但如果没有他特殊的背景就实现不了那样的政绩也是事实。当时，他第壹次到中原油田联系此事就被根本不买他账的“油老爷”们碰了壹鼻子灰。给他的回答是：“给人民造福是好事，但也得拿国家计委和石油部的批件来。”

　　于是，刘源就壹趟又壹趟地跑北京，国家计委、城建部、石油部，从处求到司，从司转到部，最后再央求国务院。中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那副样子说他“不像个市长，倒像个上访的”。

　　批件好容易搞到手以后，又苦于没有建设经费，于是又要费无数的、心机，跑无数的路。

　　事情终于办成了，但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如果他不是刘少奇的儿子，即使个人工作能力再强，比现在工作更宝力，也可能壹事无成。所以，他自己也很明智地说过：“高干子弟确实有优越条件，不论谋公还是谋私，都是很容易的。我有这个条件干嘛不利用。

　　我愿意用好这个条件。”

　　刘源利用他的优越条件谋取地方人民的利益应该说是好事，但也有人不服气地说：没有这种优越条件的地方干部靠什么给地方人民谋利益呢？

　　壹九八七年底至八八年初，河南省召开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许多代表对省级干部的候选人名单不满意，壹是认为可供“差额”的比例太小，二是在名单上的人年纪普遍偏大。于是，众多代表联名推举刘源做副省长候选人。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曾立即就此事请示中央，但是得到了“尊重人民代表的意愿”的回覆。

　　进入副省长候选人名单后，刘源以较高票数获选。当大会公布选举结果时，在场代表曾给刘源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在中共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是刘源在河南被人民代表民主推举为副省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二是邓力群在中共十三大上虽然被内定为书记处书记人选，但在中央委员的投票选举中即被代表们霎额”下去。

　　后来，刘源壹直是中共“太子党”所有成员中口碑最好的壹个，究其原委，应该说百疋因为他爸爸刘少奇在三革”中被毛泽东和林彪、江青”伙整死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同情，所以他实际上不被人们看作是凭家庭背景升迁的；二是刘源本人从基层干起，并基本上没有被人抓住腐败的把柄．！三是中共高层在”九八七年本来并没有打算让刘源官至副省级，对共产党已经是满腹牢骚的老百姓仅仅因为他本来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这”点就会对他产生好感。虽然当时参加河南省七届人大的全体代表本身并不是经过真正的民众选举产生的，但他们在大会上却成功地行使了各凸H的民主权利。这应该说是中共政坛上微小的进步之壹。

　　从政以后，他壹直坚持自日修经济、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从凯恩斯到艾科卡，从商品生产规律到具体的市政建设，他都能侃侃道来，壹套接著”套。

　　他也曾对高干子弟发表过看法说：社会上对高干子弟的不利评论“有误解、放大的壹面。

　　坏的总是少数。但是从另壹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人们希望我们干得更好，对我们要求更严。这也是老”辈革命家的热情很出H然继续过来的要求。”据说，曾负责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总筹划人宋平当时曾就刘源壹事向中共高层递了壹份专门报告，对他大加褒扬。

　　从副省长到武警少将

　　日壹是，壹九八九年二（四壹事件以后，北京也在传说中共内部有壹批别有用、心的左派自二（四壹以后壹直在调查刘源支持“动乱”的问题。事实上壹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刘浩壹憧。兀名化良天安门和火车站等地夜以继日地苦劝大学生保持理智情绪，并成功地动。贝回去了壹批从河南到北京声援的大擘生。

　　笔壹阶疫大句是成均消息满天飞，刘源也被诸、台报纸列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但是，刘源仅仅是个“十四大”代表，中组部事先安排好的中午奏耋巾戾浦委团司名单里并没

　　有他。次年他接到中央调离河南省的命令，新聘种曰兀量去望昙荀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军衔武警少将。

　　消息传出后，立刻有人议论刘源犯错误了。为此，刘源还特别写了壹篇文章，藉告别河南人民为名，实为给自己找回壹个清白。刘源表白说：“不干实事的干部，人民不需要。

　　朱元璋待代，贪官污吏是要被剥皮的，而且剥下的皮要挂在中堂警示后任官员。封建时代尚且如此，共产党的干部要廉政由H不待言。对敢于改革的干部，只要‘不走错路，不装错兜，不上错床’，即不反党，不反科学，不违背客观规律，不把人民的钱私装腰包，不乱搞男女关系，就要大胆使用，改革需要探索，难免失误，对于干部在改革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应该批评教育，怛”定要热情地帮助、爱护和保护。”谈到自己在地方从政的工作经验和感受时他表示：“为人民办实事，廉政，对于干部在改革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应该批评教育，但壹定要热情地帮助、爱护和保护。”这里，刘源显然是要表白自己没有“走错路，装错兜”，更没有“上错床”。同时似乎也是在暗示自己在改革反索”中“难免失误”。那么，他是不是在抱怨中央对于他这位“敢于改革”的干部没有“热情地帮助、爱护和保护”呢？

　　据河南方面的人士透露，刘源调离河南省的原因是因为河南省主要领导到中央参了他壹本，称他在工作上越来越不称职，连省委和省政府召集的会议都经常不参加。有壹次省委开会到处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到山里打猎去了。

　　这则消息是否准确待考，但此消息传达出来的信息确实与刘源过去的理念和追求大相迳庭。他大学毕业后放著北京不留，放著研究生不当，坚决要求到河南省的农村基层，从乡干部壹步步做起，好不容易爬升到后来的副省级职位，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在吃喝玩乐中潇酒人生。传达上述信息的人士分析刘源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对共产党政权失去了信、心，所以才得过且过。可这又与他调离河南之后急欲洗刷由q己的言行不大合辙。

　　刘源在谈起自己离开河南的情景时说：否到上级调令后，我前往大学毕业后最初工作的新乡县看望乡亲们，临别时，全村父老乡亲都出来送行，我和乡亲们哭成什么样就别提了。难忘中原父老情呀！”可见，刘源本人并不情愿调离河南。

　　进入武警部队后，熟知水电总队情况的人戏称刘源是由“官员层”发配到了“劳务巨。

　　这支部队事实上接受武警总部和国务院电力部、水利部的双重领导，完全是工程兵性质，其下属支队分布于全国各地，哪里有新建水电站，哪里就有他们的任务。刘源自称他上任的头六个月里就有四个月在全国各水电建设工地上度过的。他对记者表示：军人意味著奉献和牺牲，将来我也要送儿子去当吃苦的兵，因为人总要有壹点精神。

　　无论这话有没有作秀的成份，无论刘源被调离河南省领导岗位到底是什么原因，都应该承认武别壹水电部队的负责职务是壹份苦差事。血生硎刘源是自愿出任这壹职务，还是被迫接受“组织安排”，接受这份苦差事的行动本身，就说明他比那些在地方”醉、心于官倒，在部队热中于军！苹料材襞醮饿？

　　在美国做股票生意的女儿

　　亭亭和萧萧（小小）是刘少奇的两个最小的女儿。文革的狂风恶浪骤然降临之初，萧萧祗有六岁，亭亭也只有十四岁。他们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小。王光美甚至天真地同他商量能不能把小小也带到监狱里去，并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带著孩子的例子说服刘少奇。刘少奇则感慨地回答：“这是共产党的监狱”没有看到小小上学的壹天就被当作壹具传染病尸体送进了火化场。

　　果说“文革”有许多中共老干部的含恨而死不能完全归罪毛泽东的话，刘少奇应该是个就在中国大陆亿万人民“万岁”喊得最响，毛主席像挂满了所有角落的时候，人们就在说：毛主席说了，刘少奇现在患有多种疾病，但是不能让他死了。壹定要让他活到党的九大，让他亲眼看到他被开除出党。

　　但在刘源姊弟的回忆文章里，类似的话却成了专案组人员说的。

　　文革后，刘萧萧以总分第二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后来又完全凭自己的聪明才学和刻苦努力考取公费赴西德留学，攻读生物专业。后定居德国。

　　文革中的刘少奇壹家，刘萧萧是、心灵受伤最重的壹个。六岁年纪就在中南海里被迫参加批斗她父母的大会，亲眼看著造反派们对她父母拳打脚踢。上小学的第壹天，即被学校里的孩子们连打带骂。

　　父母进共产党的监狱前，对赵阿姨千叮万嘱，除给了她百块钱外，王光美还特地把自己和刘少奇各自的照片装进小小怀里。

　　在此之后，刘萧萧经常在睡梦中哭喊妈妈。五年之后，听说第二天可以去见妈妈了，她深夜里梦游抱著毛巾被跑出门去要见妈妈。可是第二天她真正见到妈妈时却完全不认识了。她壹句妈妈也叫不出来，祗是木呆呆地看著眼前已经被五年的牢狱生活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陌生女人。

　　在他们兄妹事后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清晨，小小斜持著新书包，跟同院较大壹点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去上学，刚进校门，就引起壹阵混乱。街上值勤的解放军闻声赶来，看见壹群孩子中壹个小女孩抱头蹲著。他把她抱起来。过了好壹会，小小那充满恐惧和呆滞的目光才转过来：

　　“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说完，她哭了起来……。

　　中国大陆的生活，确实没有给童年和少年的刘萧萧留下”丝愉快的印象。在她与父母骨肉分离的时刻，他的爸爸曾对哭成了泪人的妈妈说：“壹定要记住小小的特徵，将来二疋要把她找回来。”

　　但是，自那孩提时代的最后”别以后，小小却永远也找不到曾经是世界上最、心疼她的爸爸了。记事之日起，小小便在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元首”的祖国首都接受同学们的唾沫和痛打，老师的白眼和责骂，甚至嘴里被塞进鞭炮都不敢哭壹声。

　　十几年后，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在抛撒父亲骨灰的军舰上，她哭得昏天黑地，感动得周围所有男女老少无不动情。人们都知道她是在哭出曰己父亲的不幸，哭山口己父亲的惨死，又有多少人想过此时她也是在哭自己童年悲惨。也许就是为此，她再不愿回到中国大陆那块曾给过她太多悲惨记忆的土地。虽然那里还有她重新又受到人们尊敬的妈妈，有她那重新成为人上人的哥哥：回．鹌。

　　刘源既已走上了仍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从政道路，他就必须每天像当年的刘少奇壹样，高唱著“社会主义好”和“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但是，刘萧萧没有这个义务，更没有这个意愿，告别了那个曾奉她父亲为“元首”但却在她的父亲及她的全家身上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祖因，为的是永远不要再喊壹次“叔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呀！”刘少奇壹家还有壹位再用不著违、心地说话、违、心地做事的就是刘亭亭。她在“文革”中曾边靠做苦工馄口边自学中学教材，文革结束之后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

　　壹九八壹年，刘亭亭大学未毕业即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重新学习本科。四年后，她又考取该校商学院硕士研究生，读了壹年之后又考入资声世界的哈佛大学商学院再读两年。

　　毕业后留在美国纽约，先是给著名的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公司做股票生意，小有发达之后即办起了自己的公司。虽然没有成为巨商富贾，个人生活却过得怡然由日得。唯壹不如愿的是婚姻已经破裂。她的前夫名叫萧和平，是大陆老壹代著名文化人萧三的儿子。

　　作为中国大陆壹代国后的王光美当年曾也同她的丈夫壹样，不怛醉、心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同时还坚定不移地相信总有壹天，全世界另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客日然包括美国人民和德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今天她也许会因循自己的两个女儿正在走的生活道路反思：到底是谁解放谁；到底是谁指引谁？

　　壹样文墨，两样山水──邓力群和他的子女们

　　在北京政坛素有“左玉”和“地下总书记”之称的邓力群，自壹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上被迫退出壹线领导职务后长期不甘寂寞。特别是“六四”事件之后，他在海外中文报刊的曝光率似乎不亚于“正牌总书记”江泽民。直到”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取消中顾委建制后，邓力群曝光率逐渐降低，但仍然被党内左派理论家们奉为精神领袖，影响不可低估。

　　然而，人们对他的身世、思想历程和为人到底了解多少呢？至于他的儿子邓英淘的故事就更鲜为人知了。

　　邓力群有强大的吸引力

　　壹九九壹年十月十二日起，美国发行的《时报周型连续三期续载了李春光先生的长文八左玉．乱世．思想起〉。

　　李春光先生是原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当年因反对江青而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成为风云壹时的英雄人物。后旅居美国波士顿。

　　李春光根据自己从”九七六年到壹九八六年十年间同邓力群密切接触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详细介绍了邓力群是如何从七十年代反“四人帮”的勇士发展成八十年代反日由化”的左将。

　　此文连载完后，十”月十六号出刊的秀报周型第三五”期又刊出了署名济实的回应文章。

　　该文对邓氏其人褒多于贬，用“六四”之后陈云曾向邓小平推荐邓力群接替赵紫阳中共总书记的位子，证明他在中共政坛中实际地位的显要，评价他是壹个被中共左派、右派所共同认为的“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悲剧色彩很浓”．！虽然九壹政治倾向“人所共知”，“但他在人格上，似乎比壹些改革派强些，北京的圈子里人都说他‘有肩膀’，敢负责任，有政治使命感，不像有些大官糖鳅’壹样在左、右之间滑来滑去。邓对他周围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央党校的吴象说过：‘邓力群真能拉帮结派保自己人不择手段。’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极左派，很团结，被称为中共党内除‘四人帮’外之最坚强的政治团体’。这同邓力群的政治品质和竭力保护下属的能量有关。

　　“邓力群是现居大陆的各界菁英议论较多的人物，人们不论是宣＊欢他还是反对他，对于他有坚定的信念这壹点，都表示钦佩。比较看来，他的亲密同伴胡乔木，就差多了，而改革派阵营中的权威人物，能同他比的也不多，例如那位邓小平颇为赞赏的胡启立，几次关键时刻均都摇摆不定，在知识界中得分很少。”济实的文章发表不久，壹个被外界报导为胡耀邦秘书的大陆在美学人阮铭又在《时报周刊》上发表义对八关于邓力群其人的壹点补充〉的意见》，指责济实“文中所记史实，似多有不实”，因为“至少我（阮铭）接触的，包括延安时期就熟悉此人（邓力群）的朋友们……认为他是”个‘十足的党棍’”。

　　邓力群的女儿是“四五”英雄

　　关于邓力群其人的两面性，李春光先生的文章举了很多例子。笔者还有壹个例子是关于他的女儿的。

　　他有壹个女儿在原中新社摄影部工作，不是用的邓姓，而是叫罗小韵。

　　当年，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所主办的电影通讯》曾因介绍西方电影文化而在“清污”时被停止登记出版，有人找到邓力群的这个女儿，希望她帮忙通融。罗小韵很讲义气，真到父亲那去求情，刊物也真的保下来了。

　　罗小韵生于壹九五三年，壹九六八年初中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同年到山西平原县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壹九七四年，罗小韵被招工回城，在北京新兴袜厂当挡车工。壹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运动，她同千万名北京热血青年壹起投身运动并拍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壹九七八年，罗小韵调入中国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翌年又调入中国新闻社。

　　罗小韵的主要作品《力挽狂澜》曾获已五”运动影展”等奖，另有多幅作品入选中国第壹届国际影展。

　　罗小韵出版周摄影专集，并在北京美术馆举办过个人影展。胡乔木竟屈驾亲自出席这位晚辈的影展开幕式，反而使罹小韵本来确属上乘的作品不被广大摄影爱好者买账，认为她举行个人影展不是凭本事而是凭门第。

　　壹九九壹年，罗小韵到美国纽约学习。壹九九二年春，她曾专程到大陆“六四”流亡分子聚集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几个往年的至交会面。

　　邓英淘不愿直接从政

　　壹九五二年，邓英淘在北京出生，壹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后，如同当时大多数城市青年壹样，壹头扎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当时他才十六岁，父亲因任过党内第壹号“走资派”刘少奇的秘书，正遇到“麻烦”。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话果真没有错，“广阔天地”里确实为后来的中国培养了壹大批菁英人物。邓英淘亦承认，十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邓英淘曾回忆：“那时，自己身在其中，而不仅是壹个单纯的观察者；生活的磨练使自己养成了注重实际和调查研究的习惯和意识。同时，现实使我萌生和强化了学习经济知识、理解经济生活的愿望。在这十年里，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现象，逐步形成了壹定的经济实感和思辨能力，阅读了《资本论》三卷和当时能找到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介绍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小册子和有关的哲学书籍。这样壹段生活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并对由自己迄今为止的研究生涯壹直产生著重要影响。”

　　壹九七七年大陆恢复高考制度，邓英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他的同学中很多都是“插队”出身的“老三届”，有好几位在毕业后成为在中国政坛上备受瞩目的人物，包括吴稼祥、张伟等。前者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四”前“新权威主义”的首倡者之壹，“＊（四”后被捕入狱，被判刑三年；后者是原天津外经委主任兼天津开发办主任，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定为天津市副市长候选人，因抗议“＊（四”镇压愤然辞职而被开除党籍。

　　在大学期间，邓英淘在受到经济学方面系统训练的同时，还旁听了数学系三年半的课程，为他在后来了解、学习和运用前沿科学的知识于经济学研究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样壹位生长在二息识形态”官僚家庭的年轻人，怎么在台曰时不热中于意识形态工作，走迳直的仕途，而要当壹名经济学家呢？要知道，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正是“从政热”的高潮期。对这个问题，邓英淘有他自己的回答。他说：“从个人气质上说，我也许并不适宜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实际上，自己走上今天这样壹条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偶然性。

　　“记得少年时期，由于受家庭和环境的薰陶与影响，我最喜欢读的书大部份与历史、军事、政治有关。那时出己所向往的事业是铁马冰河、开疆拓边……；而这些历史业绩中闪烁著、水恒异彩的奇谋睿智，又激发了我对推理与数学的历久不衰的偏好。后来，尽管少年时代的志向为国家命运的激变所中断，但我为实现自己这种志向所做的准备历史观和战略观，并没有随之而付于东流。

　　西攘的争斗和浮华的言词终归是过眼云烟。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惟有那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善于学习、借监和创造，有眼光、有理想的民族才有将来。这个道理对于个人来说，想来也不会例外上

　　从邓英淘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既不满意国家的现状，也不安于个人现状。

　　壹九七七年当邓英淘表示要参加高考，立志要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时，曾遭到邓力群的拼命反对。邓力群认为他既然已经在基层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了丰厚的农村实践经验，就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从基层壹步步地走上从政的道路。

　　为此，父子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后来，邓英淘决意自己决定自己的志向，邓力群同时也看出了儿子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长过他人甚至长过自己之处，故还专为此事向儿子道歉。邓英淘与陈”□邓英淘引起海外华文媒介的关注，是在”九九壹年年十二月中旬，香港高华早逐壹则关于中共“太子党”成员官位即将高升，拉拢海外异己人士壮大山口已力量的报导，把邓英淘其名与陈云的大公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河南省副省长刘源并列分析成因将提拔至党和政府高层工作”之人选，并称邓英淘曾在壹九九壹年夏天到美国与被大陆政权指控的“反革命分子”西晤，向陈壹咨保证：如果停止“反党行为”，他们将被允许返回中国大陆，甚至恢复原来所任的高层职位。

　　海外许多华文报纸纷纷转载了这壹消息。

　　根据笔者所调查了解到的结果，邓英淘由自壹九八九年“＊（四”以后，祗是“公差”去过壹次澳洲和英国，从未到过美国，当然也谈不上同在美国的“反革命分子”陈壹咨面晤。陈”咨在笔者的询问电话中承认没有此事，但后来壹直未就此公开发表言论澄清事实。

　　这则消息有此失误，但透露了壹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邓力群之子邓英淘曾与被他父亲深恶痛绝的百由化知识分子”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这在海外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种“密切”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情谊，更重要的是与中国那场巨大的改革运动不可分割。

　　笔者曾就此专门采访过当年最早同陈壹咨、邓英淘、何维凌、王小强等人在”起组建农村发展组的大陆学人。他们回忆说：陈壹咨同邓英淘的关系可以壹直追溯到“文革”时期。邓英淘中学毕业后先是在山西插队，后来到河南投奔了陈”咨。

　　壹九七壹年，陈壹咨曾到山西跑了十几个县，目的是寻找壹批志同道合的知识青年，结果结识了邓英淘。听说陈壹谘在河南主办了”所农业学校，在山西早已感到人单力薄的邓英淘便跑去当了学员。

　　之后的壹段时间里，长邓英淘十二岁的陈壹咨对他起到了兄长的作用。邓力群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壹度十分器重和欣赏陈壹咨，很重要的原因是绿于陈壹咨与邓英淘的这层特殊关系。陈”咨在他自己著作的自序中写道：“壹九六九年下放到农村诠，我看到那厘厚朴可爱的农民在那种不合理制度下过著非人的生活，深深地为他们感到不平。

　　为什么我是人，他们也是人，我能受教育，我能有知识，而他们”切机会几乎都被剥夺了？官员的横行，制度的腐败，多少年来有识之士为此扼腕疾首。”陈壹咨所说的“有识之士”，想来也包括邓英淘在内。

　　壹九七七年，邓英淘直接从河南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壹九七九年，在胡耀邦的过问下，陈壹咨调回北京。

　　中国农村系统大有文章可作

　　壹九七九年底，陈壹咨、邓英淘、何维凌、王小强、罗小朋等十几个面对中国大陆之百废待兴而立志于为中华民族“补天”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其中有壹半人是副部级以上干部的子弟）聚合在壹起，酝酿成立壹个自己的组织。

　　这些人由于“文革”的原因，都在农村生活过较长壹段时间，第壹是深入了解了农村和农民；第二是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农村问题最重要但却又最不为人所重视：第三是当时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前面；第四是无论官僚和学者绝大多数都是城市里的既得利益者，故要在城市系统作文章很难＊且足，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使这个组织面向农村系统。

　　邓英淘的朋友介绍说：邓英淘是他们中最早认识到中国农村系统大有文章可作的人之了酝酿的结果，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下简称“发展组”），从壹九八O年九月组建，壹九八壹年二月正式宣布成立。此时正值邓英淘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

　　邓力群、杜润生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对发展组那些有志向的年轻人大为赞赏的讲话。从此，这个发展组决、心要为中共高层起到“智囊团”的作用。

　　即使在大陆学者群中也有很多人对这个发展组的能力、作用和真正被高层的重视程度都有所怀疑，但发展组的成员占日已绝对个个都是“占H我感觉良好”。邓力群“游说”收编“智囊团”

　　著名的大陆经济学家，壹九九壹年在墨西哥车祸死亡的何维凌生前对友人讲过：当时，邓力群首先注意到他们这批人。当然他们山口己也做了努力。邓先在书记处的例会上提出这批人有理论研究能力，最好由书记处管起来。会上没有表示意见就是没人赞同也没

　　人反对，这就很好了。邓力群回去就发了文。壹夜之间就把他们这个由曰发的，从名义上甚至介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群众团体变成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壹个机构。

　　何维凌的这段话似有可疑之处。因为当时邓力群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没有“发文”的权力。据陈壹咨讲，邓力群在发展组成立之初，确实起到了“游说”的作用，文件也是他起草的。

　　何维凌还说：邓力群这个人现在名声不好，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人不仅是壹个很有肩膀肯在政治上承担责任的人，还是共产党内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内部矛盾和缺陷的不多的几个人之壹。从当时的农村发展组到后来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邓力群壹直是我们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个人有远见、冷静，在必要的时候不缺乏热情，如果当年的邓小平能够让他做总书记，而让胡耀邦去做宣传部长，后来党内高层力量的平衡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何维凌的这段话在香港画艺发表后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笔者从熟悉邓力群和当时的内情的人处了解到，何维凌对邓力群的褒扬有的是事实，说邓力群当总书记而胡耀邦当宣传部长会有利于平衡，也的确是台曰时壹些圈子里人私下的议论。但何维凌过高评价邓力群，却包含了他个人的功利目的，也因此使人们不免要对他的话可信度打些折扣。

　　事实上，邓力群对支持儿子与陈”咨等人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壹开始，他无法接受由自己儿子对于传统的马列主义的离经叛道，更认为搞所谓“智囊团”之类的组织机构在共产党内从无先例，绝不可能为党内老人们所接受。但后来他在同儿子的冲突中逐渐发现，他们那些人与山H己在意识形态上相左，但仅仅是在理论研究上超脱和独到，其政治立场并不是站在推翻共产党的角度。

　　另外，也许还有担、心儿子在非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上走得太远的原因，他也情愿对发展组采取收编的政策。

　　当时同邓力群壹样大力支持发展组的还有万里和赵紫阳。壹九八壹年底，赵紫阳曾在壹次书记处会议上主张应该把发展组的”批人用起来，不但在”个部门，而且各个部门都应该有这样”批年轻人。万里则表示：同这些思想活跃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壹起感觉就是好。

　　也有人说，倒是对外形像最开明的胡耀邦开始时对这个发展组的被重视不以为然。

　　但陈壹咨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万里及邓力群当时都是同样支持发展组的。

　　“太子党”中的“才智超群者”

　　邓英淘的朋友回忆说：如果说大陆确实已经存在壹个“太子党”的话，那么邓英淘无疑是这个“党”里面的“才智超群者”。在发展组的时候，他就堪称“第壹智囊”。他的才智超群由于他先天聪颖，更得益于他的后天勤奋。在发展组，他是“勤奋读书第壹人”，每次出差从来都要背上壹大包书，而且阅读速度惊人，记忆力超群。其阅读、涉猎之广，令他那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的父亲既吃惊又担、心，害怕他书读得越多，在非马列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

　　被收入《中围人物年监》

　　壹九八七年，中共高层派系斗争已恶化，邓力群与赵紫阳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陈壹咨等人组建的国务院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已归并赵紫阳门下，邓英淘只得离开，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同年获得副研究员职称。

　　按照中共党政组织机构的有关材料介绍，农村发展所的职责是：对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重大的、综合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索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国家和实际部门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发展农村经济和社会科学服务。

　　邓英淘在国内最开始被注意的理论建树是壹九八壹年与发展组同仁合作的〈双包到户：

　　滁县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据说受到了上层领导及理论界的重视及好评。再次被注意是壹九八八年”月，他在耋展盥设要杂志上发春硅虽重压力下选择长期发展方式〉壹文。

　　邓英淘在该文中对中国改革的独特见解是：中国大陆现阶段面临著在双重压力下对长期发展方式的选择，首先是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其次是物质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在这双重压力下，中国大陆能否将全部力量凝聚起来并发挥作用，这是今后长期发展命运攸关的大事。

　　他认为，对经典的发展方式即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应该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这样壹种发展方式＊＊耗费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和不断加速物质经济的增长，几乎被所有现在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奉为经典。但是，研究表明，这种发展方式的产生和形成，是以少数最早发达的国家独特的历史条件和资源状况为其必要条件的。因此，认清限制资源利用的意义，减少资源耗用的挥霍性增长，使人类占日身适应于在资源限定的范围内生活，才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可靠途径。

　　此文在大陆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使邓英淘被收入华艺出版社《壹九八九年中国人物年艺。

　　该年监共收入了壹九八八年在大陆各方面有”定影响的人物壹千个。邓英淘刻意求新的理论建树

　　壹九八九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曾为邓英淘出版了《邓英淘集司巨L求实．发展》，文集中选收了他向H已及与罗小朋等人合著及合译的文章二十篇，分“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研究”、“边缘学科的应用研究”和“新发展方式的研究”三个专题。

　　壹九八二年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工作时，邓英淘花大力气研究西方计量经济学、控制论和非平衡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几百万字的摘译文稿，并完成了《经济控制论》、《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两本专著。

　　壹九八七年社科院发展研究所壹成立，邓英淘即是该所骨干，开始注重对中国大陆宏观经济运行及结构的研究。

　　他对于黩量分析和总量政策在中国大陆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局限性”问题上的独到观点是：由于中国大陆经济中资产存量调整无力和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很难通过总量调节来消除，因此，总量政策在中国大陆祗能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必须把结构性政策放在首位。

　　大陆经济学界的壹些壹人及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壹些负责人，十分重视邓英淘的这壹观点，认为他对中国经济现状认识的深化，有助于避免把西方总量政策理论不合国情地应用到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为制定切合大陆的宏观经济运行现状的管理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壹九八九年底，邓英淘与陈吉元等人合写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问题面临的问题

　　与对策思路〉（刊于《经济研究》壹九八九年第十期），获得了壹九九O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这是大陆经济理论界的最高奖。

　　对于“中国大陆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及如何、何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邓英淘也有他先于别人的见解。

　　他认为：仅仅由于资源条件的限制，中国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取的老路是不可能的。

　　但是根据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和我们对发达国家的亲自观察，为了达到壹定体能裕量下的人的精神活动质量和水平的当量标准，发达国家的很多人均物资消耗是多余的。

　　而这正是新发展方式的精微？虽然可更新资源与不可更新资源两者显然都是有限的，这将在不太远的将来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必须限制对它们的利用，但是这并不壹定意味著人类文明的厄运。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挑战，就有许多有效的办法使人们的生活适应于这些资源的限制。而且，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有效利用，可以确保我们向口已和子孙后代有美好的前景。依托新发展方式实现琨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壹次历史性机会。

　　所以，祗要能抓住这次机会，中国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并不是壹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对此，悲观的看法显然没有多少根据。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决策，邓英淘的看法是：正壹九七九年开始推出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徵的城市改革模式，其正作用约在壹九八四年前后达到了顶点。在改革的最初阶段，这种模式的负作用尽管已经存在，但不显著；因此整个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很高，通货膨胀率也较低，这是壹个皆大欢喜的阶段。

　　“随著暂态过程的结束，这种模式的负作用在壹九八四年以后逐渐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显著，而这正是壹九八五年以来人们对于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批评、意见和不满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根源之壹。

　　“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徵的改革模式与原有体制的差别在于，从微观上看，改革的最主要的变化是强化了以利润和物质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但预算的软约束并没有建立起来，随著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企业最终会发现，在财务变量上作文章（如虚报利润、压低承包基数、巧立名目滥发奖金和实物等），与在实际变量上下工夫（如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消耗等）相比，将更为容易。壹日这种行为模式普遍化后，这种微观上的‘最优’行为必将导致宏观上的严重不良后果。而这是原有改革模式无法解决的。

　　“从宏观上看，原有改革模式与原有体制的差别在于全面放松了宏观控制……随著时间的推移和暂态过程的结束，其负面作用的严重后果现已表露无遗。”邓英淘认为：“由曰壹九七九年开始逐步推开的、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徵的城市改革模式，其根本缺陷是在企业自身约束和经济交易关系约束都很软的情况下，强化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物质激励机制（在这点上与农村改革有著很大的不同），同时又全面削弱了层次计划和垂直管理约束，而混合双轨制又无法提供有效的补偿约束。这种体系的发散性质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其特性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

　　“在改革的最初阶级里，由于多年来消费压得过低，使得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而高积累率又形成了利用率不够高的数量可观的资产存量，祗要放松层次计划和垂直管理约束，强化利润为中、心的物质刺激，这两部份潜能就可以很容易地结合起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但是这种现象是不可能持久的。由于这种改革模式存在著上述根本缺陷，使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不是靠提高经济效益得到的，而是建立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巨额的资源投入是分不开的。更准确地说，这种改革模式是以高消费和高投入为基础，祗要还能对资源进行大量透支，那么以高消费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战略和以预算外资金高速增长为特徵的分散发展模式就能持续下去。然而，壹日否资源进行大量这支的来源受到威胁，那么缺少有效约束的分散改革的模式和高消费增长战略就必然面临困境。结果是，原有改革模式的发散性质祗能在货币效应中被吸收，这就是壹九八八年物价水平陡增的根源。换言之，自壹九八五年以来，物价总水平上升加速，至壹九八八年达到百分之二十的水平，宣布了原有改革模式的终结。”壹九九壹年壹月，陈元曾发表壹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义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运行机制的若干问题〉（纲要），其中吸收了很多邓英淘的观点和主张。

　　而北京学界人士说，何新的壹些经济理论文章中的观点，更是直接从邓英淘那里照搬过去的。

　　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

　　邓英淘的朋友评价说：邓英淘嗜书如命，涉猎广博是他的长处，在某种意义上也因此制约了他在理论上的发展。他本来是壹个有很大理论野、心的人，”直梦想建立自己的独到理论体系，但因为兴趣太广，恨不能有好书就读，反而影响他无法去完成非常独特，非常专门的理论体系。中国的学术环境从来就是推崇“学贯中西，通古博今”，邓英淘深受其害。

　　自壹九九O年以来，中共对外宣传中至少两次对邓英淘做了专门报导，祗是因为报导中没

　　有提及此人是邓力群的儿子，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但是，美国方面的中国大陆研究部门似乎已关注了中共对邓英淘的宣传，《人民日报（海外版善”九九壹年二月六日刊登的荒十年代中国农村展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邓英淘〉，及英文革国日报》壹九九”年壹月二十四日刊登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展望〉，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材料服务社”编辑出版的毒日新闻（中国）》都很快给予了全文转载。

　　群国日艺的文章专门配发了邓英淘的照片，并在文前介绍说：最近，很多资深理论工作者在北京开会，讨论中国经济动向及九十年代世界经济前景。中共中央在壹九九O年十二月关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及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定中徵求了他们的意见。本报特发表与会者之壹邓英淘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邓英淘在那次会上说：依据前十年的发展状况和国外成功经验，今后农村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使农业，特别是农作物种植业能有壹个持续、稳定的高于“七五”的增长速度；第二，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过程中，改变农村工业化进程超前，争取到二＊＊O年达到非农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丫，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占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结构指标，中国农村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都将得到很大改善。

　　这就意味著今后十年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取向应有重大的调整，特别应在城乡关系的某些关键方面采取壹些重大的政策措施。调整城乡经济利益格局，加速形成粮油、水电、住房等方面不享受国家补贴的新型城市人口，从而做到改变农村城市化进程过度滞后的局面。

　　邓英淘认为：容纳大量劳力的第三产业在中国发育非常不充份。随著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在新型城市的发展，将大大改善非农产业就业份额趋紧的形势。

　　中国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目前，国家给城市人口的财政补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到二＊＊O年，城市人口增加近三亿，粮油补贴将达壹千二百亿元，难为财政承受。逐步增加新型城市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那么粮、棉、油等农产品的价格体制的改革将获得很大进展。深远意义还在于增加国家经济积累，增大城市改革余地，削弱城市的“大锅饭”制度。

　　至此，海外熟知邓英淘背景者多认为他很可能有被中共高层进壹步重用的可能，即使不会外放当壹任“父母官”，也会安排到某权威研究机构任壹个“理论官”。但由目壹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撤销中顾委建制之后，特别是海内外盛传不但老邓对邓力群恼怒有加，连江泽民都已经对邓力群敬而远之之后，邓英淘的名字也再没有中共官方主要媒体提起。

　　“出身不好”：邓英淘的黑色幽默

　　自”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并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建制后，壹度在八九年“六四”之后被党内理论左派奉为“精神领袖”的邓力群的公开曝光率陡然降低。可见江泽民也对邓力群“敬而远之”的传言并非没有根据。

　　而随著邓力群的日渐消隐，他那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任职的公子邓英淘也越来越懒得见人。

　　海外曾有报刊报导说，有过去的老同学前往探望，认为邓英淘的许多经济观点都已经被现在中央政府由朱镕基主持的实际经济政策证实是有“先儿之明”，他本人却没有能够像朱镕基身边的几个活跃人物那样迅速得到职务上升迁或理论界的重用，甚至连个农业经济发展研究所的正所长职务都不被安排，很为他打抱不平。

　　壹番世态炎凉的感慨之余，老同学劝告邓英淘：“做人不要太死板，该走动的地方还是应该走动走动。”没想到邓英淘长叹了壹口气后，分析由目已越来越不走运的关键因素说：

　　“妳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出身不好嘛！”

　　在场的朋友先是壹楞，半天才反应过来邓英淘从早已过时的中共政治辞典中捡回“出身不好”这四个字，原来是要嘲弄自己的老子在中共官场上“名声不好”。

　　众所周知，邓力群因为壹贯坚持其马列“正统”，不但被党内知识界的多数人视为“愚顽不化”，甚至也已经被”度曾跟著邓力群的理论指挥棒转磨的江泽民当成了“九斤老太”式的过气人物。

　　所以，如果说江泽民等人在布置组织部门考虑善待政治元老亲属、子女的问题时，要么是把邓力群的家庭乾脆志在脑后，要么就是故意怠慢。

　　当然，还有壹个更现实的原因，是邓力群过去在中共政坛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党内理论界，从未插足过组织、军队、政法等实权部门，不像陈云、王震等左派政治元老，生前早就在上述关键和要害部门网罗、培植了忠于占d己的势力，故在本人死后都没有人敢怠慢他们的家属和子女。

　　壹位与邓英淘同单位工作的人士介绍说：其实邓英淘其人比起他的老子来思想要现代的多，在经济理论上做学问的工夫也令同行较为佩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里的研究人员本来就没有几个像邓英淘那样具有红色背景的人，现如今高干子女有几个还愿意蹲在书斋里潜、心读书？邓英淘即使再差，比起多数已经提拔至省、部级领导岗位上的高干子女来，至少还有自己理论上的建树。可惜，如今的中共高层领导个个都是势利眼，在考虑安排高干子女当官以安慰他们的父母时，谁也想不到要主动为邓英淘说两句公道话。

　　换壹个角度分析，中共政权无论是为了宣传上的需要，还是为了政权稳定和巩固的需要，近年来确实从笼络知识分子的角度，陆续提拔了壹大批没有红色家庭背景的知识分子干部，可邓英淘又因为他父亲是中共党内够级别的元老，故谁也不会把他作为壹个有特长、有理论专业的平民知识分子看待。所以，邓英淘常常为由自己的角色尴尬。

　　他自称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这种中国式的“黑色幽默”，祗有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政治氛围里长期生活过的人才能够深深品味出其中的辛辣和苦涩。

　　曾几何时，不知有多少好端端的大陆家庭因为“出身不好”这四个字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曾几何时，“出身不好”这四个字足以使中国大陆上的老者羞于见人，少者断送前程。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的前三十多年里，用“出身不好”四个字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剧。如今物换星移，虽然中国的当政者还是共产党，但却也轮到党内僵化分子的家庭成员感慨“出身不好”了。

　　如今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打著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自欺欺人，但正是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将这个“四项基本原则”概括成为：“马列主义没市场；社会主义没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没对象；党的领导没力量。”据说邓力群对这个顺口溜式的概括十分欣赏，认为讽刺得切中要害。但是，如果他知道儿子嘴里出来的另壹则“黑色幽默”，他笑得出来吗？

　　天性不入世，难进权力层

　　邓英淘的朋友说，他不是个清教徒，但有精神贵族的壹面。对物质的优越他并不排斥，但从不著意追求声色犬马、房子、车子之类。他在精神上追求很高，但在穿戴及举止言谈上却放浪形骸，有人评价他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同壹些附庸风雅的权贵子女形成鲜明对照。

　　在高干子女群中，他自恃才高，看不起儿肴出身没有脑子的绂挎子弟。平时，他宁愿同平民子弟在壹起交往，只喜好读书、辩论和打桥牌，但邓小平父子的牌桌上从来没有过他。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邓英淘与邓小平二公子邓质方多有棋牌往来，但却从来没有藉此便利到邓小平府上寻找自荐的机会。他的朋友透露说：了心网罗人心于自己门下的邓朴方对邓英淘十分看中，曾经暗示中间人传话，希望邓英淘到邓小平府上“以棋交流”、“以牌会友”，但邓英淘装傻充楞，就是不接这个球。

　　在谈起邓英淘的政治前途时，他的朋友摇头说：他在性格上有致命的缺点回回J刚果要跻身政治圈内的话。尽管他在学术观点上表现稳健，但在现实生活中从来不益于与人宽容相处，过于争强好胜，难有成为大政治领袖的可能。

　　邓英淘最喜欢同人争辩问题，但不是同他很近的朋友或由目尊、心较强的人，根本受不了同他”起讨论学术观点。知识广博，思想逻辑十分严密，加之性格上的争强好胜，每每辩论壹个问题时他都要把对方的理论驳得体无完肤，从来不懂得应该给别人留情囿。

　　所以，弄假学问的人不可能喜欢他，许多正统的马列理论工作者及改革派理论家也都不喜欢他。

　　在大学时期，学校里教过他的马列课教师们最恨他，给这位党内著名马列主义理论家儿子的监定上竟写有“不信马列”的内容。

　　同时，邓英淘的思想是壹个极矛盾的复合体。壹方面，他有著强烈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抱负，立志“补天”，另壹方面，他又把社会的壹切，民族的病根看得太透，私下感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壹；壹方面，他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尤其是在基层受压的有识之士怀有深深的同情，另壹方面，个人的极度由自命不凡和对民族劣根性的分析又使他倾向于铁的纪律。最致命的壹点是，他的许多看法是很有道理，但公开谈论出来对他在政治前途上是很不利的，可他偏偏就要这样做。他当然懂得搞政治必须会“借刀杀人”，必须擅长玩弄权术的道理，他却自命不屑精于此道。

　　邓英淘的朋友认为：对于邓英淘不能用“好”与“坏”来做简单的评断。整个人类的气候似乎都不会接受他这类的人，所以中国历史恐怕也不会给他这样的人什么机会。

　　也许是在分析了由自己的长项和弱项之后，邓英淘壹方面不愿用投其所好或靠拢壹派势力的办法给自己铺垫从政之路，另壹方面也不得不适应现实环境，为自己的学问出路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