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政治迫害的基本属性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的发起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1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再次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

　　转为反右运动

　　期间由于有人提议：“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并且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射秽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一党执政有害处”，要开放“海德公园”（注：英国伦敦的一个公园，人们可在此自由发表言论）等等。毛泽东面对越来越多批评的言论，认为这些言论将危及中共在中国政治中的的领导地位。于是，毛泽东决定违背承诺，展开反击。1957年中共开始了反扑的行动，这即是后来所谓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6月12日批发全党。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向顶点。”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射秽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年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其中写道：“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射秽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注：指章伯钧、罗隆基）同盟……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右派的标准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反对射秽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射秽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射秽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射秽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射秽主义阵营，煽动射秽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射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射秽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射秽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反右的扩大化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

　　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总计约140万人被归为右派或者中右派遭到迫害。”

　　趋于平静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射秽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射秽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倾运动。

　　－－摘自维基百科

　　反右运动那件事解密了，受到迫害不是50万，是410万--https://www./blog/348710/article-276478.html作者：bobzhou 于 2017-7-12 20:5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以上是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

　　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对“右派分子”以及他们受到的迫害很少有了解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射秽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著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著射秽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进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明面上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屎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屎、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屎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射秽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射秽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射秽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著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著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林彪坠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邓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死后，他逮捕失去毛保护的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摘自维基百科

　　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多少人？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也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公开出版的讲话里，叶剑英讲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 ──中央文革，……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公开出版的讲话里，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等具体数字。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摘自维基百科

　　北京大学

　　董怀允：数学系讲师。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杀身亡。

　　卢锡锟：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喝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自杀身亡。

　　崔雄昆：教务长。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陈永和：数学系教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陈同庆：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汤家汉：东方语言系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蒙复地：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身亡。

　　张景昭：女，数学系老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同事说她是“一个非常脱离政治的人”。

　　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李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廖 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朱耆泉：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沉乃章：1914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年也自杀身亡。

　　吴伟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他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黄宗奇：哲学系。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中共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著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著，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射秽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清华大学

　　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基础课讲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

　　李玉珍：图书馆职员。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大树：电机系助教。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服毒自杀身亡。

　　程国英：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邹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12月10日跳楼自杀。

　　复旦大学

　　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著圣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服毒自杀。

　　南开大学

　　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进“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 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西安交通大学

　　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沉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陶 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王鉴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汪国梁：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陈子晴：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

　　康昭月：女，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黄国璋：1896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北京航空学院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北京外国语学院

　　吴纪仁：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因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且“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张辅仁、张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别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

　　何万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8月13日身带遗书投龙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

　　张剑飞：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8月27日晚被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被毒打至夜里12点，送海淀公安局关押。张剑飞肋骨断尿血呼吸困难，9月5日死亡。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被红卫兵打死。

　　江枫：（女），北京戏剧学校校长。被殴打侮辱回到家中遭14岁养女殴打，自杀。

　　姚启钧：华东师大教授 1966.8.4日 跳楼身亡。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服毒自杀。

　　范造深：1913生，天津广济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院长，文革中遭到非人凌辱，于1967年与妻子双双自缢身亡。他的妻子是河北师范学院校医。

　　何基：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66 年8 月 11 日，在学校大规模“游斗”教师时遭到残酷折磨和侮辱。当晚他自杀身亡。该校当天另有三人在“游斗”过程中被折磨殴打而死亡。

　　高景星：武汉医学院院长。因所谓“历史问题”遭到“造反派组织”的毒打，肋骨和指骨 被打断后，1968年6月5日，从手术室五楼平台上跳楼自杀身亡。

　　王祥林：医生，在南昌一医院工作。与高景星同案，在关押和拷打的“审查”中自杀。

　　孙明：男，南昌妇幼保健医院院长，著名妇产科医生，高景星以前的同事，朋友，受此案牵连。在关押和拷打的“审查”中自杀。

　　谷镜研：著名病理学家。早在1920年代，他便同胡正祥等共同努力在我国创立了病理学科，1927年他经手创办了复旦大学病理学系，多年来逐步建立起教学和科研的队伍，编写了教材，积累了一批资料和标本。文革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遭受迫害后服毒自杀。

　　陆进仁：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早年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为“右派份子”。1966年8月遭到连续批斗，被罚跪、挂牌、游街。9月1日和其妻子吕静贞一起上吊自杀。

　　孙梅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系主任、教授。文革开始，1966年夏天，他遭到批判斗争，说他是“白专道路”等等。他在师范学院后操场外的“丰沙线”铁道上自杀。有人看到，他先坐在铁轨旁边看报纸，火车来了，他迎著火车冲上去，撞死了。

　　唐亥：1911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曾在新四军作文化宣传工作。文革时任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1968年被关押“审查”。妻子徐垠为民族学院汉语系主任，分别遭关押“审查”，期间跳楼自杀，不久唐亥也自杀离世。

　　吴维均：北京农业大学植保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年3月6日割腕自杀。

　　吴希庸：1911年生，辽宁省辽阳人，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曾经到法国学习经济并获博士学位。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9月21日服毒自杀。

　　项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教授。文革中受到迫害，逃往上海兄弟处。他的兄弟处境也很坏，不敢让他久留。他只得回到学校。后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时年60岁左右）。

　　余楠秋：1897年生，湖南长沙人。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长期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66年夏天，被红卫兵抄家和批斗后，和妻子一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张震旦：化工学家，上海华东化工学院教授。所著《化工原理》长期被用作高校教材。1966年被批斗后自杀。

　　彭蓬：华东化工学院政治教师，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章申：上海外贸学院教授。文革中遭多次批斗，被体罚、剃头、“隔离审查”。1968年（50岁左右）自杀身亡。

　　徐垠：中央民族学院汉族语文系主任，1968年被关起来“审查”，在学院中的一个三层楼上跳楼自杀身亡。

　　毕金钊：医师，早年毕业于齐鲁医学院，曾出国留学，医术精湛。1949 年以前曾经在国民政府的军事医院里工作。从 1950年代起任天津总医院(后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文革中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审查批斗后自杀身亡，时年约 60 岁。

　　光开敏：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文革开始后不久，在学校附近的五道口卧轨自杀，身后无子女。

　　胡淑洪：女，1923 年生，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5月从该校主楼上跳楼自杀。胡淑洪的丈夫姓李，是北京机械学院的教员，由于在国民党报社当过编辑，当时也在“隔离审查”。北航当局用卡车把他拉到学校，没有准许他看妻子的遗体，第二天他也跳楼自杀。

　　黄必信：大连工学院无线电系教师、教研室主任，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他家兄妹八人有六人被划“右派”)，1960年“摘帽”后才重回讲堂。文革开始就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由于教学中对“调干生”要求较严，被指为“阶级报复”，遭批斗，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杀。时年 41 岁。他的妻子余启运是该校的物理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到“隔离审查”，6月15日在关押中自杀(正好是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们有三个孩子。14 岁的小女儿在1966年10月26日失踪。

　　黄仲熊：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文革中遭到批斗争和“审查”，在1968 年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江楠：女，安徽师范大学俄语讲师。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该校任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林兴遭“隔离审查”，她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强奸，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走投无路之下，1969年在农村上吊自杀。

　　李秋野：（1916年－1968年6月30日），北京外贸学院院长，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1968年自杀身亡。

　　林墨荫：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北京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任助教、讲师，1958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被“劳动教养”三年”。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校内两派斗争，掌权的一派大搞逼供信，想要从他那里追查有关对立派别的材料。1968年9月27日，他在被关押中自杀身亡，时年 39 岁。

　　刘书芹：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审查”，1968年4月22日在地下室自杀。

　　罗仲愚：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副教授，曾经留学美国，1950年代归国，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6月6日割断血管自杀。

　　宋励吾：南京解放军气象学院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1966年8月被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得满头窟窿。当晚在家中用刮脸刀片割断血管自杀。死后，妻子和女儿被下放农村多年。

　　孙国楹：同济大学数学系讲师，因为与人谈起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到的新闻，被指控为“收听敌台”，在1968年被关押和“批斗”，一度逃到杭州又被抓回。后来在被关押的大礼堂二楼上吊身亡。时年30多岁。

　　唐士恒：1909年生，广东中山人。妇产科专家、二级教授。192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1927年赴比利时深造，193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又赴德国进修妇产科，回国后历任上海多家著名医院的主治医师和妇产科主任。1952起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教授、教研室主任、附属瑞金医院妇产科主任。他医学造诣深厚、临床经验丰富。文革中遭残酷迫害，1968年服毒自杀。

　　吴鸿俭：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王秩福，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文革中投河自杀。

　　叶英：上海第一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为美国军队作过翻译。1940年代留学美国，专攻原虫学。由于这样的“历史问题”，1950 年代他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多次交代才勉强过关。文革中旧事重提，遭到多次残酷“批斗”。他忍无可忍骑著自行车冲撞疾驶的卡车以求解脱，当时撞成重伤，不久并发肺炎死亡。

　　陶干：哈尔滨工业大学金属切削系系主任，副教授。1968年被“隔离审查”，后来家属被告知他用眼镜片切断自己的喉管自杀。他的家人怀疑他被杀而不是自杀。

　　王思杰：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

　　魏璧：女，北京大学退休教师，50年代曾在北大华侨补习班教数学。丈夫周炳琳是经济系教授，文革前就去世。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协和医院医生，文革中被批斗后跳楼自杀未死摔断了腿。她自己在文革时被抄家，搜走多箱书籍和冬衣。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于是在1969年春节(2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这时她已75岁。

　　赵福基：哈尔滨交通学院教授。早在东北被日军占领时，赵福基作为流亡学生来到浙江天目山，曾任浙西文化馆馆长并加入过国民党，以后他参与过救援与日军作战的美国“飞虎队”跳伞飞行员，担任翻译。抗战以后，赵福基到美国留学，1949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苏州和上海财经学院任教，1958年被作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内控对象”，遣离上海，送往黑龙江省，几经转折后到哈尔滨交通学院。文革开始后长期被批斗。1968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学校当局突然通知他在上海的家属，声称他“畏罪自杀”。家属也无法查核死亡真相。

　　赵希斌：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副教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 年 4 月 22 日死亡。他死后，校园中地面上用白石灰水 写了大字：“赵希斌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陆修棠：1911年生，江苏昆山人。民乐教授、二胡演奏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专，青年时代就积极从事国乐活动。1949年后相继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文革初就遭到迫害，1966年夏天投河自杀。

　　姚启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66年8月4日和其它一百多名教师和干部一起被抄家、罚跪、游斗。此后，这种暴力行为持续不断。他不堪忍受于9月28 日在物理馆跳楼自杀。直至今日他编著的《光学教程》还被用作高校教材。

　　李树华：甘肃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著名外科专家。1970年，李树华给一农民做“肺叶切除手术”，病人不幸不治，他随后被诬陷为阶级报复、故意杀害“红五类”，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枪毙他时，刑车要经过兰州市郊五里埔大桥，甘肃省卫校的造反派让全体牛鬼蛇神列队观看接受教育，不少人就此神经失常或自杀。

　　董尧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员，被殴打侮辱跳楼自杀。

　　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员，被殴打侮辱跳楼自杀。

　　路彦：北京二中一级数学教师，被驱逐农村后死亡。

　　袁之俊：北京二中一级数学教师地理教师自杀。

　　石之琮：（女），北京三中语文教师龙潭湖投水身亡。

　　沙坪：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校长，被红卫兵用皮鞭和带钉子的木棍殴打。20日上午，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十多名教师“陪斗”。红卫兵（女生）薅下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地上一堆头发一摊血迹。在全校师生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致死。

　　张梅岩：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数学教师，被抄家后服毒身亡。

　　何世瑾：北京三中（后改名159中学）体育教员自杀。

　　汪含英：（女），北京四中地理教师，被剃阴阳头，和丈夫苏庭伍在香山服“敌敌畏”身亡。

　　何慎言：女，1931年生，江苏泰兴人。1953年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几年后调北京日报。1957年在部队工作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随后她被调北京第四女子中学任教。文革中1968年她在教室黑板上书写毛泽东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写漏了两个字，写成“千万不要阶级斗争”，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行为”，遭激烈批斗后自杀。

　　焦庭训：北京第六中学历史老师，文革中自杀身亡。

　　孙迪：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57中学）教员被打死。

　　哈庆慈：（女），北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改名165中学）体育教员毒打跳楼身亡。

　　宋继瑞：（女），北京十九中语文老师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在宿舍用绳子自杀，三十多岁。

　　陈沅芷：（女），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师，被推到叠起来的两张桌子上，红卫兵把桌子推翻陈沅芷摔下来。陈被关押致死。

　　高万春：北京二十六中红卫兵校长，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上，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自杀，年42岁。

　　王生琯：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被红卫兵被从楼梯上推下摔死。

　　白京：北京四十七中美术老师，遭毒打投河身亡。

　　郑育秋：（女），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死在医院走廊石板地上。

　　郑兆南：（女），北京五十二中语文教师，饱受殴打折磨，1966年9月8日致死，36岁。

　　靳桓：北京65中化学教员跳楼自杀。

　　陈葆昆：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员被打死。

　　北京第八中学

　　华锦：第八中学中共支部书记。1966年8月22日早晨，被发现吊死在关她的房间的窗栓上。红卫兵宣称她是自杀的。她的家人和学校的很多老师坚持认为她是被打死的。

　　申先哲：历史老师。被红卫兵毒打“批斗”后自杀身亡。

　　北京十一中学

　　唐婉森：（女），化学教师。被抄家后红卫兵用木棍把唐打死。

　　沉世敏：（女），图书馆员。剪头发在火堆边被烧伤，医院拒绝治疗。沉当晚在家上吊自杀。

　　杜兆南：数学教师。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

　　霍岐：校医。服安眠药身亡。

　　王景清：语文老师。跳楼而亡。

　　李泮请：数学老师。和妻子在家中上吊双双身亡。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胡秀正：化学教师。1968年8月11日，在校中被“隔离审查”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

　　周学敏：（女），语文老师。自杀身死。

　　梁希孔：历史老师。自杀身死。

　　靳正宇：语文教员。8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二中被红卫兵打死。

　　喻瑞芬：（女），生物教师。被红卫兵毒打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把沸水浇在身上两个小时死亡。所有“牛鬼蛇神”绕喻瑞芬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喻尸体。

　　王庆萍：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8月19日遭到毒打，20日早晨王庆萍坠楼身亡。王庆萍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说妈妈是被推下楼去或者被打死扔下楼去的。如果自杀妈妈会给我们写信留话。

　　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8月27日在关押房间暖气管上吊死。

　　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后自杀。

　　贺定华：（女），北京第十九中学66岁退休教师。8月27日，被红卫兵剪掉头发自杀。丈夫姚剑鸣被毒打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殴打和丈夫沙英跳楼身亡。

　　郭文玉：（女），北京宽街小学校长。吕贞先：（女），教导主任。在同一天内的8月27日被打死。郭文玉丈夫孟昭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

　　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10月1日打死。

　　张冰洁：（女），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中学（文革改名138中学）负责人。红卫兵用沾水麻绳捆绑和用铜头皮带把她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

　　杨俊：中国人大附属中学教员。被红卫兵打死。

　　郑之万：（女），中国人大附属中学教员。跳楼自杀。

　　齐惠芹：（女），北京朝阳女子四中（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被毒打致死。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被打死。

　　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被打跳烟囱自杀。

　　朱鸿志：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遭毒打后上吊身亡。

　　王哲：房山县房山中学校长。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老师跪在王尸体前面继续斗争。

　　程珉：北京通县一中负责人遭斗争自杀。

　　李凯：清华园中学军体老师。跳楼身亡。

　　赵晓东：1909 年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教员、体育教研组长。他毕业于东北大学体育系，是中国第一批有大学学历的运动员之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和斗争。1968年8月9日，又在五楼大教室受到大会“批斗”。“批斗会”后，他下楼梯时从窗户跳下自杀。

　　周醒华：资深中学校长。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以后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学数、理、化各课教学。1960年起任上海继光中学（原麦伦中学）校长，后调新成立的上海模范中学任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隔离审查”，跳楼自杀身亡。

　　丁则良：（1915年－1957年8月8日），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收入《丁则良文集》，还有译著《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入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后任联大师院史地系助教，不久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1947年，丁则良以中英庚款留学生身份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50年，放弃继续深造的宝贵机会，以满腔的热情，急匆匆赶回国内，参加“新中国”建设，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丁则良被安排到位于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民盟东北人大分部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1957年5月，丁则良到苏联出席莫斯科东方学国际会议，8月1日回国，入住北京大学。得知他工作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已将他打成“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的成员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翻江倒海。每天仍像其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却写好遗书。8月8日，他终于找到机会，避开亲友，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年仅42岁。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1918年，丁玲考入桃源县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与王剑虹同学。1922年夏，好友王剑虹从上海回乡，带丁玲前往上海，入上海平民女校，改名丁玲。1923年，与王剑虹共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1924年，王剑虹与老师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于夏季只身赴北京，欲进北京大学学习，无果，通过同室好友曹孟君的男友左恭认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1925年，与胡也频在北京同居。1927年12月，在北平写成并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1928年2月，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轰动文坛；年底丁玲追情人冯雪峰至上海，胡也频随后也追去，之后三人到杭州谈判，冯雪峰退出。1929年，胡也频因欠债到去济南教书，不久丁玲也到济南。1930年5月，因胡受到通缉，双双逃回上海。1930年11月，与胡也频的儿子胡小频出生。1931年2月胡也频被枪毙，担任“左联”刊物《北斗》主编，11月与翻译冯达同居。1932年加入中共党。1933年5月，与冯达一起遭国民党当局绑架。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先后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等职。1948年发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1951年，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55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划入右派后，受到各种迫害，包括下放北大荒劳动12年，投入监狱5年等。1979年重返文坛。

　　丁果仙：(1909年－1972年)，女，晋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原名丁步云，艺名"果子红" 。七岁学艺，十一岁登台。曾在锦艺园搭班演出。后任太原新华剧团班主。建国后，1959年加入中共党。以往在晋剧舞台还没有女扮男装的先例，丁果仙由青衣改学须生，一心想要打破常规，以一个男子汉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经过许多艰辛的磨炼，终于在她十七八岁时一唱成名。她的唱腔圆润豪放，却不带女腔女调，表演洒脱逼真，却不带女态女相，20年代中期，上海百代公司为她灌制唱片，因此获得“山西梆子须生大王”的称誉而名驰海内。她创造的晋剧须生"丁派"唱腔，对晋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晋剧艺术的发展。代表作《空城计》，《捉放曹》，《太白醉酒》等。文革中被造反派经常批斗游街，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摧残，于1972年被残酷折磨致死。

　　丁石孙：（1927年9月5日－），原名丁永安。中国数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代数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主席。1944年至1947年，就读于大同大学，先在电机系，一年后因不善绘图转入数学系。三年级时参与学生运动被捕，被学校开除。1948年，丁石孙报考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均被录取，作为插班生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三年级学习，开始对数学真正产生兴趣。1950年毕业，留校任教，1952年在清华大学加入民盟。1952年丁石孙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曾历任助教、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任、主任等职。1955年加入中共党。丁石孙基本功扎实，课讲得好，在学生中名声很好。1958年，他因同情右派，受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他在反右倾时成为"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党籍。甄别平反后，文革又开始了，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黑帮大院，下放干校，文革后才获得平反。1984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至1989年）；1988年当选民盟中央副主席。1988年7月毛泽东的儿媳邵华曾当面向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丁石孙要求让其子毛新宇入学，丁石孙以“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断然拒绝。

　　丁聪：（1916年12月－2009年5月26日），笔名小丁，中国漫画家。丁聪1930年代初开始发表漫画，以创作讽刺性漫画为主。抗日战争后为《救亡漫画》杂志作画，编辑《良友》、《大地》、《今日中国》等画报。1940年至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美术师，曾为话剧《雾重庆》设计布景。1942年在桂林、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担任《钦差大臣》、《正气歌》、《北京人》等美术设计，同时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讽刺漫画的创作和舞台美术设计。1947年一度移居香港。中共国成立后，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1949年出席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全国文代会，后历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青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装饰》杂志主编等。主要作品有《阿Q正传插图》、《四世同堂插图》等，出版有《丁聪漫画选》。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的20多年间，丁聪成为一位资历颇深的“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的“运动员”。丁聪最初被送往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团泊洼干校。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送到黄村干校养猪。直到1979年春节，丁聪才得到平反。其后恢复创作，在《读书》杂志上开有专栏。2009年5月26日，因脑血栓引发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

　　丁芒：（1925年－）原名陈炎、陈轶明，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散文集和书法家。丁芒小学二年级时曾留过级，从三年级开始成绩越来越好，小学阶段，他读完了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作品。初中时期，他一边阅读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一边自己创作。1943年，丁芒在高中毕业前在《江北日报》上发表了诗歌处女作《四月的黄昏》。1943年到1945年，丁芒进入创作高潮，一共创作了200多首诗歌。1945年，中共地下党员顾迅逸介绍丁芒做了《江北日报》的记者，同时兼任编《诗歌线》《散文》两个副刊专页编辑。1946年，丁芒加入中共党。随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开除出《东南日报》，于是他去了解放区。1955年，丁芒调职转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星火燎原》工作。1956年，丁芒出版了诗集《欢乐的阳光》。1956年至1958年，也成了丁芒的第二个创作高潮。1957年，丁芒的诗歌《动物园随笔》发表在《少年文艺》和《长春》上，随后被默认为“右派”，1959年，丁芒被冠之以“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头衔，随后被开除党籍，连降三级，不久之后他也和妻子离了婚。文化大革命中，丁芒被下放到江苏南通市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197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丁芒平反，随后恢复党籍和工作。

　　丁惠康：（1904年－1979年8月25日），收藏家、医生。丁惠康于1927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1928年在上海创办肺病疗养院。1934年又创办虹桥疗养院并出任院长。后赴欧洲留学，获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医学院教授、《时事医学周刊》主编。抗日战争期间，他于1939年创立中国防痨协会并任医务委员。此外，他与父亲还购置了叶鸿英花园住宅，并重新开办新虹桥疗养院（今徐汇区中心医院）。1943年又开办中国保健协会。他还是一位文物收藏家，曾出售其40幢住房收购大量历代名画与文物，包括端方归藏的西周青铜大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秦汉以来历代著名石墨，以及宋元孤本书籍1100余种等。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8年曾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受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后于1979年在上海逝世。

　　刀世勋：（1928年－2017年10月1日），傣名召孟罕勒，全称召猛西莉苏宛纳罕勒，傣族，西双版纳末世召片领、车里宣慰使司宣尉使，傣语研究专家。刀世勋是第四十三世召片领刀栋梁之嗣子，其六弟刀栋庭之子。194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送15岁的刀世勋前往重庆中正中学读书。次年6月，刀栋梁因病逝世。车里宣慰使司议事庭遂向国民政府上报，国民政府派军用飞机送刀世勋回到西双版纳继位。1944年2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昆明行营名义正式委任刀世勋为车里宣慰使司宣慰使。议事庭遂为其举行了召片领就职典礼。此后刀世勋回到重庆读书，召片领由其二伯刀栋刚代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刀世勋跟随中正中学迁回南京继续就读。1947年他回乡探亲，议事庭为他举行了第二次继位议式。1948年，他前往昆明，就读于云南大学社会系先修班。中共国成立后，刀世勋报名参加了滇北地方工作团第四武装工作队。后来他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富民县人民银行政治指导员、团小组长。1950年高考中，他考入了云南大学社会系。同年，他还和原议事庭庭长、表妹夫召存信一同作为西双版纳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1951年9月，他正式进入云南大学就读，攻读少数民族语言学专业。期间，他与女友徐菊芬成婚。徐菊芬是云南祥云县人，父亲为当地开明士绅，二叔徐继祖则为原云南省参议会议长。1954年，刀世勋携妻前往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傣语研究，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1960年代，他回到云南，任职于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指导委员会，继续傣语的研究工作。文革爆发后，他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土司”，押回西双版纳批斗。后来，他与父亲刀栋庭、舅舅刀福汉一同在景谷农村插队落户。文革结束后，刀世勋与妻子一同进入云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

　　马一浮：（1883年4月2日－1967年6月2日），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号谌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中国国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近代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是“新儒学三圣人”之一，有“一代儒宗”之称。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主要著作有：《泰和会语》、《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老子道德经注》、《朱子读书法》、《蠲戏斋怫学论著》、《宜山会语》等等。1899年，应科举乡试名列第一。1901年与谢无量、马君武等人合办《翻译世界》。1903年，留学美国，学习欧洲文学，后又游学德国、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马一浮回国，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又潜心国学。抗日战争期间，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1939年，在四川建复性书院并亲任院长。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杭州花港蒋庄的住地。一生耿介的他晚年向红卫兵低头；被抄家时，他恳求道：“留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1967年6月2日在杭州含冤逝世。

　　马明德：（1915年－1969年1月13日）,曾名戴明。空气动力学家。6岁至10岁在北京笃志小学和崇德小学读书。从1925－1929年在家塾学习古文、算术和英语等课程。塾师是前清举人和大学讲师，要求很严。从1929－1934年进北京四存中学和崇德中学念书，其间曾多次参加反日游行示威。高中二年级时，平素与儿子谈话不多但重视子女教育的父亲严肃地对他说，要好好读书，如考取上海交通大学，就送他出国留学。1934年马明德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同年8月13日，日寇又从上海大举入侵中国。马明德随上海交大由徐家汇迁入法租界。1938年他毕业于交大机械系航空门，获学士学位。1938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1939年获密歇根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后去美国东部达来威尔州新堡城的伯伦克飞机工厂实习。同年11月乘船返回上海。1940年6月新婚之后第五天，他和夫人蒋祖绮辗转经香港、海防，前往位于滇缅交界（垒允县）由中美合办的杭州飞机厂工作。因该厂被日本飞机炸毁，又转往该厂设在缅甸八莫的航空发动机装配厂并负责发动机试车工作，从土建工作开始，1941年10月10日试车台安装完成，举行了落成典礼，他得到美国厂长的表扬。1942年4月，日寇攻陷缅甸仰光，飞机厂宣布解散，马明德自愿带领从八莫撤回国内的技术工人去贵州大定发动机制造厂，到厂后任机工课技士。1942年10月，马明德到内迁重庆的交通大学航空系任教，除读新书，教新课外，还种菜自给。在重庆交大先后开出《应用空气动力学》、《飞机性能设计》、《发动机动力学》 。他讲课生动，深入浅出，有问必答，平易近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家随交通大学迁回上海。1946年马明德翻译了美国著《机械设计》，以后又陆续开出新课《发动机设计》 、 《喷气发动机原理》。1949年9月，马明德调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为解放近海岛屿，他与岳劼毅等研究出一种惯性驱动的潜水爆破装置。1953年1月，马明德到哈军工报到。当他被任命为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教授会（即教研室）副主任时，自愿兼任空气动力实验室主任，他坚信风洞实验室是研究空气动力学和设计飞机的极重要手段。1959年9月6日，6号风洞进行首次通气实验。经改进风洞喷管段和实验段的密封系统后，同年11月风洞实验M数达到设计值2．5。至此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600毫米×600毫米吹气式超音速风洞正式基本建成。1961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8月，8号风洞－－当时全国最大的低速风洞，试车成功，最大风速达到60米/秒。1965年9月，通过流场测量和标模试验，证明风洞流场合格，天平工作稳定可靠。中国第一座3．5米×2．5米量级低速风洞从此投入使用。在四川4米×3米低速风洞建成之前，它在全国处于全面领先地位。著有《飞行力学》等。1966年文革爆发后，马明德的全部教学和科研活动被迫中止。1968年的8月，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特务”等莫须有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诬陷并被隔离、抄家和逼供。以至于1969年1月13日在哈尔滨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隔离室被迫害致死。

　　马特：（１９１０年—１９６８年），北师大教授。马克屎主义逻辑学家，与复旦大学马兵、河南大学马佩并称“逻辑三马”。马特曾经在香港达德书院任教。后来到北师大，１９４９年在历史系任教，１９５３年政教系成立后调入该系。１９５６年，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教研室成立逻辑教学小组，马特为组长。１９５８ 年，逻辑教研室正式建立，马特担任教研室主任，于１９５９年在校内招收研究生。这些 ，在我国和北师大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都是重要贡献。１９５０年代时，马特著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形式逻辑中 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马克屎主义和逻辑问题》等。《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曾经得到毛泽东的称赞，说写得好，咱们共产党人写不出来。中国讲逻辑学的人中间，他讲得最好。马特教授特立独行。１９５６年，中央组织部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提高教授党员的比例，马特教授躬逢其盛。在入党时，他曾提出入党后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条件。据说当时校党委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以致基层支部为凑数而将其拉入党内。１９５７年鸣放时，马特发表同情右派言论，主张教授治校，很快即被清除出党，打成右派。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特教授被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某日，专案组找马特教授谈话，之后他从北师大主楼五层跳楼身亡。

　　马连良：（1901年2月28日－1966年12月16日），字温如，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老生演员。民国时期京剧三大家之一。是扶风社的招牌人物。拿手戏目有《借东风》，《甘露寺》，《青风亭》等。1946年7月15日，北平市警察局以马连良1942年曾经“赴伪满演唱庆祝戏”为名要逮捕马连良，至1947年8月16日，马连良被诬告事件才真相大白。至此一场子虚乌有的汉奸案，让马连良倾家荡产，也让他对国民党伤透了心。在债务还清后，马连良从上海去了香港，一去就是三年。1951年 ，被周恩来召回，他才从香港回到北京。1959年，中共十周年国庆庆典活动刚过，剧团便下放到北京电子管厂劳动。马连良的劳动表现还算好，每天准时到厂。当谭富英被选为全市文教群英会代表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无波动，并说："从新旧社会对比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大大提高了。几次大的运动对我教育很大，代表选不选我没关系。选上谁都是我们的光荣！我没选上，想必是我有缺点，不够条件。我决不泄气，过年争取当英雄。我已递了入党申请书。我有缺点，政治差，让党十年、八年不批准我，我也不灰心。"1962年起同时兼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马连良因《海瑞罢官》事件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马连良曾与老舍、萧军、荀慧生、白芸生等一起被批斗，当场剃成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围跪在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被红卫兵用钢头军用皮带抽头，并拳打脚踢，个个头破血流。12月13日因批斗中意外摔倒而送至北京阜外医院，3天后不治，迫害致死。

　　马三立 ：（1914年10月1日-2003年2月11日），相声表演艺术家。中国已故相声泰斗、相声八德之一马德禄之子。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顾问、天津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擅使“贯口”和文哏段子。马三立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潜心探索，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马氏相声”，是当时相声界年龄最长、辈分最高、资历最老、造诣最深的“相声泰斗”，深受社会各界及广大观众的热爱与尊敬。马氏相声雅俗共赏，在天津更是形成了“无派不宗马”的说法。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马三立被打成了“右派”。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这个时候的马三立，40多岁，正值盛年，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1979年获平反。

　　马汉麟：（1919年－1978年9月9日），中国语言学家。早期专攻中国音韵学、文字学，在训诂学、现代汉语语法、古代汉语语法诸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古代汉语教学和古汉语教材建设上贡献最大。1944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从闻一多。1946年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清华不设文科，马汉麟先生被调至马列学院，又于1954年被调至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古代汉语。后历任南开大学副教授，语言学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文学会理事等职。当时全国高校开设此课的甚少，既没有现成的教材，又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1954年至1958年问，马汉麟先生独自一人承担此课，边搜集资料边编写教材，还自刻讲义、习题和考题，经常忙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马汉麟先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与科研工作中，不断加深对古代汉语规律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1961至1963年，马汉麟参加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编辑工作中的通论部分，后独立成书为《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著有《语法概要》、《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论武丁时代的诶祀典刻辞》、《古代汉语读本》、《马汉麟语言文字论集》、《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等。十年文革浩劫中，因抗战时给美国抗日部队做过一阵翻译工作，并被授予少校军衔，这一经历在文革时便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倍受迫害。1978年9月因病逝。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1923年，11岁的马思聪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随大哥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 。1929年初，马思聪因家境突变回国。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1931年，广东省政府官费资助，马思聪再次赴法留学，第二年归国，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同年与王慕理结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此后陆续创作了《摇篮曲》《绥远组曲》《西藏音诗》《牧歌》等多部著名音乐作品。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音乐创作》主编等职。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然而，马思聪也渐感困惑和沉重。上海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撰文对某交响作品进行探讨，被打成“反党右派小集团”，押送至北大荒劳改；并号召对贺绿汀展开“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随著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渐被横扫殆尽。马思聪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现了这样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1966年6月，马思聪受到急进学生高呼著口号的狂暴围攻：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学生们给马思聪一大捆书写好的大字报，命令他张贴在家中，认真阅读，触及灵魂。随后马思聪被关进“射秽主义学院”，那里有学院党委书记、各系主任，还有北京艺术院校、电影院校、文艺界权威和知名人士，计500多人。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著“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著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著“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著“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1967年1月15日晚，马思聪与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同年5月，在某领导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才得以平反。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

　　马思武：（1905年生－1968年7月11日），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部法语教授。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曾在外贸部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出国培训的法语教授。1967年1月马思聪无法忍受运动中的批斗迫害，秘密逃离中国，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因此受到株连迫害。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马思武被指控曾经帮助马思聪“叛国投敌”。7 月10日在学校的主楼“君儒楼” 中被 “斗争”，有学生狠打他耳光。他被折磨到夜里11点。第二天，1968年7月11日，马思武从“君儒楼”顶跳下自杀身亡。当时63岁。他死后，在中国住了三十年的法国夫人只好离开中国，两年后在法国去世。

　　千家驹：（1909年－2002年9月3日），笔名钱磊。中国经济学家、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1年，千家驹考入位于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前身），学习了一年，其间结识了汤恩伯、吴晗。一年后，转入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师范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上海大学代表曾来该校发表演讲，千家驹被打动。同年，经义乌籍同学季达才介绍，千家驹和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络，通过信函联络，经中共领导人宣中华与潘枫涂介绍，千家驹加入中国国民党，并随即又加入中共党，成为金华地区第一位中共党党员及第一位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参与创立了中共金华党组织并任负责人等职务。他还曾任金华学联副主席。1925年寒假，千家驹回答家乡武义，参与创建中共武义党组织。1926年，17岁的千家驹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随即融入了北京大学的中国国民党及中共党组织。在北京大学期间，千家驹曾任北京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后又兼任共青团东城区委员。1928年因有人出卖而被捕，不久获得释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千家驹任“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团”（简称“北大南下示威团”）宣传委员，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千家驹任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千家驹出任北平社会调查所职员（研究生）之后，1933年初，千家驹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升任北平社会调查所助理研究员。1935年，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参加发起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与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沉钧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取得联系，还在南京应邀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授课，讲 “中国的财政问题”。同年，千家驹还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骨干成员，并先后编辑《社会科学杂志》、《益世报》副刊《农村周刊》、《社会科学杂志》等报刊。1937年1月，千家驹参出任广西大学教授。芦沟桥事变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合作抗战，但仍然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以维护广西的地方利益，千家驹兼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并在此期间与中共的周恩来有过一次交谈。1941年，千家驹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流亡香港，以卖文为生。日军占领香港后，千家驹遇险，幸获中共地下组织营救，方得脱险，经广州湾回到广西桂林。1942年后，千家驹先后流亡桂林、昭平、黄姚，获聘为刚刚建成的黄姚中学校长。他先后参与主编救国会的《国民公论》月刊、主编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月刊、参编《广西日报》（昭平版）、《大众生活》杂志等。1945年，千家驹经梁漱溟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任民盟东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千家驹赴香港，曾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委员，后来出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6年，创刊并主编《经济通讯》周刊，获聘为香港达德学院教授。1947年以前，千家驹曾经加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1948年6月，千家驹等人发起“香港各侨团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大会”，曾主编香港《文汇报》的“经济”副刊，还经常为《大公报》社评等撰稿。1948年12月，经中共安排，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人自香港乘坐轮船北上，在烟台登陆之后，经湾南、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抵达次日的晚间，千家驹等人在朱德和周恩来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并进行了交谈。1949年后，千家驹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后来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千家驹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兼任中央射秽主义学院副院长。千家驹还曾任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民盟中央《争鸣》月刊总编辑，民盟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委员会成员，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先后出访过朝鲜、苏联。千家驹主张“建立科学管理体制”，“批判地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经济”等。1957年反右运动中，千家驹遭到批判，又曾一度批判章伯钧、罗隆基。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被要求反复为自己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千家驹遭民盟盟员斗争，被抄家、抽打、罚跪，受到酷刑，这是他毕生从未有过的经历。千家驹得出的结论是：这就是追随共党一辈子、拥护共党、拥护毛主义应有的报应。于是，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赴北京香山“鬼见愁”跳崖自杀，跳崖后在昏迷中获救，并且觉得这次自杀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非常后悔。此后，文革期间千家驹被下放到辽宁省。文革结束后，千家驹积极帮助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平反，并且一生为曾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二人而深感歉疚。1980年代，在有关三峡工程上马的巨大争论中，千家驹成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代表人物。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其中收入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利电力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该书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峡工程“反上派”的声音。1989年4月，《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两篇引人关注的文章，一篇是温元凯所写的有关大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另一篇便是千家驹的《倒退不是没有可能－－读李鹏〈政府工作报告〉》一文。这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首位民主人士公开批评现任国务院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六四事件后千家驹逃往美国。1993年3月回国，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在深圳逝世。

　　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女，原名韦均荦，中国话剧演员、中国内地演员。1962年获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1941年加入天地剧社，开始演艺生涯，首演话剧《雷雨》（饰丫鬟四凤）获得成功。并与张大炎离婚，与耶鲁大学毕业生文人姚克结婚。1944年生女姚姚。后进入电影行业，主演的代表作有《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等。1946年与姚克离婚。1949年后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出有《香飘万里》、《枯木逢春》、《血碑》、《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影片。1951年与兰心剧院经理程述尧结婚，1952年因程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牵连，离婚。有子韦然。1950年代，由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特意安排，上官云珠在锦江宾馆与毛泽东见面，并成为毛泽东在上海的秘密情人。关系维持数年后即遭毛泽东抛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上官云珠遭到残酷迫害，公开的官方记录是，她在被酷刑折磨之后，于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跳楼自杀。但也有当年的知情人提供信息表示上官云珠是被专案组的人酷刑之后抛下楼摔死以造成自杀假象，终年48岁。

　　王造时：（1903年9月2日－1971年9月），原名雄生，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民主运动的先驱之一、“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1917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后任清华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5年8月，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转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就读政治学，1929年6月获政治学博士学位，8月到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30年，王造时经苏联回国。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后又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同时王造时参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和淞沪抗战。接著又与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同盟的宣传委员、执行委员，参加援救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革命者和进步学生的活动。1933年11月，他参加了“福建事变”，发表《为闽变忠告当局》宣言，公开了他的反蒋抗日主张。1935年底，与马相伯、沉钧儒等共同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担任执行委员。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国情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员。1938年3月，王造时担任江西省政治讲习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负责训练抗战时期江西省干部。9月，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同时兼任私人法律顾问。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并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1951年起，王造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征用了虹口区多伦路９３号花园洋房作为寓所。主要著作有《荒谬集》、《世界近代史》，译著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等。1957年王造时被划为右派分子，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时又受到冲击。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便抄了他的家并进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文革中，王造时的大女儿海若患了精神分裂症，小女儿海容因为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1971年9月，王造时在关押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因肝肾综合症病逝。

　　王竹溪：（1911年6月7日－1983年1月30日），名治淇，号竹溪，中国物理学家、教育家、文字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都是王竹溪的学生。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同年入该校研究院。1935年公费留英，1938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大、清华大学。1943年，任《中国物理学报》编委兼干事。1946年夏天，王竹溪随清华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60-196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二部六室（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196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63年7月，当选为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8月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王竹溪和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出版，是一本为理论物理工作者编写的著作，该书包括常用的各种主要特殊函数的运算方法与基本特性。著有《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等教科书。他还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主任，创造了一批物理学新名词的汉译称呼。在研究物理学的同时，他还潜心研究文字学，著有二百五十万字《新部首大字典》，该词典将《康熙字典》中的214个部首简化为 56个，并且将五万余个汉字按笔划上下左右次序编排，检索方便，收字齐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竹溪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牧牛，感染了血吸虫病。1978年复出，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王文宁：（？—１９６６年９月），女，北师大教师。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师大学前教育专业，１９５５年到苏联莫斯科师范学院留学。回来后在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１９６５年，担任教育系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同事们眼中，王文宁为人忠厚，温文尔雅，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女性。文革初期，王文宁正在山西临汾分校。文革开始后，分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在临汾分校党委安排下，王文宁去抄学生的大字报。不久后，这一行为便令她落下“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遭受冲击。６月１５日回到北京，当晚便被揪出来在全系大会上批斗。她是教育系最早被整的人之一，此后大小批斗接连不断。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教育系女教师王文宁从家中四楼跳楼身亡。

　　王重民：(1903年－1975年4月16日），字有三，号冷庐主人，中国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1924年，王重民入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研究中国古籍。1928年毕业。在北京图书馆开始了编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遗书、太平天国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各大图书馆抄录了很多资料，并发表多篇关于敦煌及太平天国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实中法两国政府交流项目上，他被选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对该馆所藏大量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图书馆的则是杜乃扬女士，她负责整理北图所藏的法文书籍目录。1937年4月，在法国巴黎与刘修业女士结婚。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善本书。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建议成立图书馆学系。1949年，出任图书馆学系系主任。1950年起，王重民讲授和编写了很多图书馆学的课题与文章，譬如：《中文工具书使用法》、《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普通目录学》、《历史书籍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史料》、《近代目录史料》、《中国书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经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国学论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日本访书志补》、《太平天国官书》、《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善本医籍经眼录》、《徐光启传》、《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目录学史料》、《四库抽毁书提要稿》、《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由袁同礼修订）等。1957年王重民只因给当年北京图书馆的军代表，主管文化工作的个别领导人提意见，8月被划为右派，与黄现璠、向达、雷海宗、陈梦家等人并称史学界五大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职务的处分。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参加了四清运动。文革中被抄家关入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1974年6月，毛泽东的N任老婆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 “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

　　王任叔：（1901年－1972年7月25日），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中国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1915年考入大学，五四运动中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年毕业后在镇海、鄞县、慈溪、奉化等地小学任教，其间，参加当地进步团体剡社。1922年5月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完成短篇小说杰作《河豚子》，以极短的篇幅，平淡的语言对描绘了当时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农村百姓的绝望与无助，控诉了社会的黑暗与荒诞。同年长诗《洪炉》修订完毕。1925年开始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11月小说《疲惫者》在《小说月报》发表，引起文化界重视。1926年7月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秘书、代科长，转为中共党党员，其间常将机密材料向党组织汇报。次年6月被捕，由庄崧甫保释。同年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监狱》出版。1929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会科学与普罗文学。10月日本当局逮捕中国进步留学生和中共党人，被迫回国。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度担任中共曹家渡区委负责人。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与中共党失去联系。1935年因《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旋由毛思诚等保释。次年7月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文艺家协会，参加营救“七君子”的活动。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秘书长、参与夏衍创建的《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任编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委员。8月开始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1939年春起领导上海文艺工作。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执教南洋华侨师范，与胡愈之、郁达夫等领导文化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2年2月与雷德容等飘泊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1943年遭侵印尼日军通缉，隐居原始丛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种维生。日本投降后，参加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主编《前进周刊》、中文和印尼文版的《民主日报》(1945年创办)，写成大型话剧《五祖庙》，并为对被杀害的郁达夫撰写悼文，要求严惩凶手。1947年7月被荷兰军队逮捕，经组织营救获释，10月到香港。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县，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等职。翌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1950年任中共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1952年1月被调回国，任外交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杂文集《文学论稿》问世，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批评。同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任社长兼党委书记，为出版社的发展扩大作了大量的工作，曾积极参与“反右倾”运动，主持了对冯雪峰、聂绀弩等的批判。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巴人，指出巴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且巴人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巴人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于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巴人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于1972年7月25日抱恨病逝。所著甚丰。

　　王亚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中国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1923年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同时兼任中学英语教员以维持生活。受武汉中小学教员党政练训处负责人董必武影响。1927年在长沙参加北伐军，在军中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武昌东下上海、又辗转来到杭州因生活所迫寄居在大佛寺，结识了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同样流寓大佛寺的郭大力。两人决定一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制定严密计划，先用8年时间翻译马克屎之前的6部经济学和经济史名著，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为全译《资本论》打开通道。1929年东渡日本。在东京研究马克屎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开始翻译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为翻译《资本论》奠定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在上海以翻译和教书为业，并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后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在此期间与郭大力合译的李嘉图《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1932年）、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著作，自己著述《经济学史》、《世界政治经济概论》等也陆续问世，在学术界开始崭露头角。1933年王亚南因参与“福建事变”被通缉而亡命欧洲，在德、英等国住了一年多，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广泛搜集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与事迹，并继续进行经济学的写作和翻译。1935年他回到上海，与郭大力二人遂著手正式翻译《资本论》，于1938年出版马克屎著作《资本论》三大卷全译本。同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接受周恩来的指导。1940年9月，被聘为在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访华，与王亚南深入探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问题。1944年，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同年应邀兼任当时内迁至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讲授《高级经济学》、《中国土地问题》等专题。1945年秋，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1948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出版。1949年1月赴香港，5月赴北京，任职于清华大学。1950年6月任厦门大学校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兼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教育工会主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著有《王亚南文集》五大卷。1957年5月23日在厦大参加中共党。在文革中，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王亚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亚南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含冤而逝。王亚南在卧病期间曾说：“过去一位学者说过：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王西彦：（1914年－1999年9月24日）。著名作家、文学教授。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1947年秋到1949年任教于南宁师范学院。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王西彦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同年5月，上海市政协成立，王西彦即担任第一届政协委员。并以湘东老苏区土改运动为题材写作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乡井》、《乡下的朋友》、《寻梦者》、《人性杀戮》、《还乡》，长篇小说《古屋》、《寻梦者》、《神的失落》、《村野恋人》、《微贱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等。1965年4月，王西彦和邵荃麟一起被诬为“资产阶级在文艺界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倡者”，大加挞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射秽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射秽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共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中共党取得政权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有“北钱（钟书）南王（元化）”与“北李（慎之）南王（元化）”这两种称谓。所著宏富，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了《向著真实》、《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创作论》、《清园夜读》、《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读莎士比亚》、《读黑格尔》等，逝世前《王元化集》（十卷）出版。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受到迫害，1959年底，王元化经历几乎精神崩溃的数年审查后，被定为胡风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六级。他自称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反思，对于从“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论点独立于权力之外，独立于公众舆论之外，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由于他成长于1920年代的清华园，受到当时大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影响甚深，并专心研读陈寅恪的著作。一生信奉共产主义的他，晚年对于中国现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盛行，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和异化深感忧虑，并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世界不再令人著迷。＂至1981年获平反。

　　王瑶：（1914年－1989年12月13日），字昭深。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王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因其学识渊博，思想解放，在校内获得美誉“小周扬”、“小胡风”。1935年，参与反对“华北自治”学生运动，并成为其中骨干。1936年5月，加入中共党。11月1日，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1937年暑假，回乡，不久抗战爆发，因战乱未能随学校南迁，困于家乡，以从商和帮人辅导功课而糊口生活。同时也因此与党组织脱离。1942年，南下成都，在当地的中学任教员教书生活，不久迁往昆明，同样在当地的中学教书。9月，正式在西南联大复学，其后考入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和研究汉魏六朝等中古文学。随后在清华从事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1943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学系，同年在清华大学复员。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1944年，经朱自清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从事爱国民主化运动。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王瑶随校返教，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等职。与杜琇相恋。中共国成立前三年中，王瑶先后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周刊》、《清华学报》、《国文月刊》、《文艺复兴》等全国性报刊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古文学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中古文学中许多重要学术课题，史料详尽丰富，观点博大精深，分析材料和论证的方法更是独辟蹊径，从而奠定了王瑶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1951年11月，全国文联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展的“洗澡”运动中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进行批判。1952年，服从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现代文学史，鲁迅研究等课程。5月，《中国新文学史稿》脱稿。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正式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同时王瑶也因此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1954年11月，撰文《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直接参与了对俞平伯的批判，以后多不愿提及此事。1958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当作学术上的“白旗”受到批判。1966年8月24日，被西颐中学红卫兵与北大中文系红卫兵先后抄家。9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1968年8月，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与监督劳动。1973年，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审查批判，回到北京。

　　王莹：（1913年3月8日－1974年3月3日），女，原名喻志华，又名王克勤，乳名桂贞，中国话剧及电影演员、作家。1922年她参加了上海芸术剧社的演出。在《炭坑夫》《西线无战事》等的话剧中以扮演儿童角色初次亮相。作为一名天才儿童而受到了欢迎。1928年喻志华改名为王莹。1930年她加入了中共党，后入复旦大学文学系学习。1932年后，在辛酉、联合、四十年代等剧社中演出话剧，同时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女性的呐喊》、《铁板红泪录》等影片中有所表演。1934年王莹赴日本东京大学艺术系学习。1935年回国，曾在电通影片公司主演《自由神》。1936年主演了话剧《赛金花》。(《赛金花》是夏衍创作的话剧剧本，为了女主角赛金花的角色人选，蓝苹，后来的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同选角负责人闹得不可开交。初选之后，《赛金花》女主角确定为王莹。1936年11月，金山、王莹与其他演员和职员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与上海金城大戏院签了约。11月19号公演话剧《赛金花》，王莹出演女主角，《赛金花》上演后，场场爆满，连续二十场的出演，让21岁的王莹一举成名，轰动上海滩。王莹的成名，让江青气急败坏，加之当时小报报道江青争演《赛金花》落败的事件，更让蓝苹觉得没有面子，对王莹嫉恨在心。这个始末，导致了江青对王莹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37年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三队。1939年任新中国剧团副团长兼演员。1942年，王莹离开重庆去美国，以国民党政府“选派留学生”的名义，王莹和丈夫谢和庚一起，前往美国学习，王莹先在耶鲁大学攻读文学，后去邓肯舞蹈学校，常与美国文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赛珍珠、美国著名戏剧家勃莱希特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交往，并帮助史沫特莱拟定朱德将军传记。1955年王莹夫妇回国，王莹任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在新加坡，徐悲鸿在为王莹作题为《放下你的鞭子》的画上题词：“中华女杰——王莹”，此画由陈嘉庚珍藏，现存台北博物馆。著有长篇小说《宝姑》、《两种美国人》等。文化大革命中，王莹被抓进监牢，罪名是“30年代黑明星”和“美国特务”，和丈夫谢和赓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在狱中她遭受了长达7年的非人的折磨。1970年后，她全身瘫痪，失去说话能力。1974年3月3日下午惨死于狱中，差5天61岁 。

　　王式廓：(1911年－1973年5月22日 ) ，字子容。现实主义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0年入济南爱美高中艺师科学习西画，开始学习西画。1932年秋入私立北平京华美术学院，1933年又到国立杭州艺专，学习西画兼学油画、水彩画，并经常观摩大师作画，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艺术。1935年在上海美专毕业后，1936年考入到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学习。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画了大量巨幅抗日宣传画，像《总动员》、《保卫家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敌》、《再上前线》、《台儿庄大捷》等等。1938年八月到延安，在鲁艺学院美术系任教员兼研究员，并于1942年9月加入中共党。在大生产运动中获得劳动模范称号。在延安的八年，他主要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同时，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的美术作品。其代表作有木刻《开荒》，油画《自卫军宣誓》《平型关战斗》，漫画《希特勒的战车》，素描《安塞县女县长》，黑白版画《二流子转变》（1943年作品）等，标志著他绘画艺术的成熟。1947年，调到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任教授兼研究员。次年，又调华北大学任教授、研究员。后随军进驻北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央美院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职。他的作品备受徐悲鸿称赞，也被日本著名画家誉为“中国的塞尚”。他的一生，留下许多木刻、油画、素描、漫画、黑白版画和书法等作品，1966年，空前的劫难从天而降，中央美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教授、副教授、讲师个个成了“牛鬼蛇神”。他们面临家被查抄、被批斗、被皮带抽打的噩运，王式廓更因被诬告为暗藏多年的特务而被关押、刑讯、毒打、隔离、批斗，于是，这位已届耳顺之年的老画家从此陷入无止尽的磨难之中，蒙受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羞辱。后来，王式廓因为下放劳动，身体受到严重损害。5月22日下午，在画一老一少农民的头像时，因劳累过度手握画笔倒在油画架旁，就这样王式廓教授不幸与世长辞。

　　王季梁：（1888年－1966年12月28日），化学家，中国现代化学开拓者之一，中国分析化学和中国化学史研究先驱。1909年赴美，先后获美国里海大学学士，密尼苏达大学硕士。1915年回国后，曾任教湖南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浙江高工，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王季梁曾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理事，总干事，社长。并在二、三十年代长期担任《科学》杂志主编。曾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我国第一个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化学所所长（1928-1934）。三十年代曾参与建立“中国化学会”，并为成立大会主席。他是在中国土地上最早拿试管作分析化学实验的中国人。他也是有史以来，最早在中国设置现代化学实验室的化学家之一。1925年他撰写的《关于中国古代金属钱币化学成分分析》的论文标志著现代分析化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人第一次用现代分析化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古代科技和金属冶炼发展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王季梁受高教部的委托，与他的学生戚文彬编写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通用的《分析化学》教材。20世纪60年代，年近八旬的王季梁，又定下了完成《中国化学史稿》的科研计划。文革中遭批判抄家，家中所养猫和花被处死拔掉。被抄走钱财后来发还，缘于“上头”发话“王季梁教授是保护对像”。在1966年年底的12月28号，王季梁家中走进来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年轻人，而他的身份是一个大学生，此人从抄家红卫兵那里得到内幕消息，王季梁家的财钱已经发还了。为了谋财，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铁棒，从背后偷袭了王季梁，一代科学巨匠就此离世。

　　王家楫：（1898年5月5日－1976年12月19日），乳名德璋，号仲济。生物学家，我国生物学的重要开拓者。我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我国淡水轮虫学的开创人。1914年7月至1917年6月，先后在上海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江苏南通私立专门纺织学校预科、南京私立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今金陵中学）学习。1917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为国立东南大学），攻读农学、生物学。1921年6月毕业，任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今南师附中）自然和生物学教员。1922年7月至1924年11月，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助理员，师从秉志等教授，并于1921年7月至1923年6月在东大生物系补足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分，1923年6月获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 1925年1月，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系深造，192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时被授予优秀生物工作者金质奖章。其间，1925年1月至1928年9月被聘为美国韦斯特生物研究所访问学者和林穴海洋生物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28年9月，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研究员。1929年7月回国，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学部研究员和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1934年7月，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所长。1937年抗战爆发，率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辗转西迁。1944年5月，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分建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所长。1948年，王家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李约瑟教授邀请赴英国考察，历时3个多月。返国后，正值国民党当局命令各研究所迁台，而王家楫决定留在祖国大陆。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所长。1954年，王家楫兼任“九三”学社武汉分社主任委员，为了中国淡水水生生物研究事业的发展，他支持科学院领导将所址由上海迁往武汉的决定。1959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他的一篇《中国淡水轮虫志》专著首次对分布在我国沼泽、池塘、湖泊和水库内常见轮虫252个种形态、生理、生态及亲缘关系进行了描述；对我国原生动物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66年文革开始后，王家楫遭批判斗辱抄家。1969年“毛泽东军工宣队”怀疑王家楫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系统骨干，将其毒打至昏厥，军代表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戴著“特嫌”帽子的王家楫挨至1976年终因伤病过重不起离世。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字畅安。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了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王世襄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粗算就有蟋蟀、鸽子、大鹰、獾狗、掼交、烹饪、火绘、漆器、竹刻、明式家具等。他玩这些不为消遣，而是真心喜爱。为了得到爱物，他舍得花钱，舍得搭工夫，甚至长途跋涉、餐风饮露亦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又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靡不精通，可“家”者就有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对“三反”后的处理有意见，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10月在患肺结核活动期中，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其间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也吃过。文革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于是王世襄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王铁崖：（1913年7月6日－2003年1月12日），原名庆纯，号石蒂。中国当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王铁崖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初修外语，后改入政治系。1931年转学入清华大学政治系。1933年毕业后保送清华研究院，师从周鲠生攻读国际法。193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通过中美庚款留学考试。1937年夏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国际法大师劳特派特，继续研读国际法。1939年夏王铁崖返国，曾短期出任《世界政治》杂志编辑。后经周鲠生邀请，于1940年受聘于乐山武汉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2年的国际法教学生涯。1942年转往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1946年秋，受周炳林和钱端升邀请北上，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讲授国际法，由此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的56个春秋。1947年，继钱端升之后任政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应翦伯赞邀请受聘历史系，讲授国际关系史，同时担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1956年转任法律系，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完成三大卷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主要作品有《在华领事裁判制度》、《租借地问题》、《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联合国与国际法》等论文；主编有《国际法》教科书；撰有《新约研究》、《战争与条约》、《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英文）、《国际法引论》等专题论著；编纂有《中外旧约章汇编》（3卷）、《海洋法资料汇编》等资料十几种；主要译著有《国际法原理》（凯尔森著）、《奥本海国际法》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中断了教研活动。在此期间编辑了《海洋法资料汇编》，翻译了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并与陈体强等翻译了《海上国际法》。1964年恢复教学研究工作，又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再次中断，重陷批斗、劳改的逆境。1977年后王铁崖重返讲台，开始了振兴中国国际法学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王静如：（1903年10月6日－1990年10月2日），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主要从事西夏史、西夏文的研究。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语言学家赵元任。1929年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3年赴欧洲留学，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地从事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法大学教授，并兼任过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教授。中共国成立后，王静如出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教授、室主任。1958年起又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室主任。王静如以其在西夏学领域的研究而知名，1932年至1933年编著的《西夏研究》三辑是其代表作品。语言学家赵元任、历史学家陈寅恪为此书作序，称赞王静如是“使西夏研究直上科学道路的首创者”。他也因此获得1936年儒莲奖。除西夏学研究之外，他还从事汉语音韵学，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契丹、女真、突厥、吐蕃、回鹘、达斡尔、苗、土家等）语言、文字、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了严酷的迫害。文革后复出，却再无著作问世。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原名王荣庭，曾用名艾依尼丁，中国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1925年考入通县基督教会创办的潞河中学，在唱诗课里接触到了西洋合声，使他喜欢上了音乐。于1930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和钢琴。后考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理论和七弦琴演奏。1934年母亲病故后，中东铁路招工，赴黑龙江省，在横道河子站当信号员。当时中东铁路局有一个苏侨交响乐团，王洛宾在休班时常去看演出。后考入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理论和七弦琴演奏。1935年4月1日王络宾在哈尔滨参加了侯小古组织的口琴队。此时塞克写一本话剧《北归》，主题歌《离别情意》由王洛宾作曲，受到好评，开启了音乐创作之路。1937年“4?15”事件发生，口琴队长侯小古被捕，口琴队被迫解散。1938年4月王洛宾、罗珊（王洛宾妻子）、萧军、塞克、朱星南五人从哈尔滨赴兰州，参加西北抗战剧团。西北抗战剧团隶属于甘肃省教育厅，但实际上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指导下的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团体，1938年11月剧团被甘肃当局解散。王洛宾在西宁回中任教，罗珊在西宁女中任教。这期间王洛宾改编西部民歌，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使王洛宾成为国内知名的作曲家。1941年1月，罗珊称去兰州看病，结果就一去不复返。1941年3月，王洛宾到兰州找罗珊，罗珊提出离婚，王洛宾同意登报离婚。随后不久王洛宾因“共党嫌疑”被军统逮捕入狱。王洛宾当时并不是中共党员，甚至连党组织的发展对象都算不上。在兰州军统大砂沟政治人员看守所中受严刑拷打。王洛宾在狱中为随母关押的3岁小女孩罗立力创作了歌曲《蚕豆谣》。1944年2月，因没有任何证据，王洛宾由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保释出狱。回到西宁在昆仑中学任音乐教师，又在青海省教育厅做地方干部训练团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还在马步芳军队中任军官训练团教官、政工处长，上校军衔。王洛宾成了青海军、政、学界共同的音乐教官。1947年底王洛宾回北平省亲，马步芳还委派王洛宾为特使，向60大寿的傅作义送寿礼。1949年9月，王洛宾以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西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随部队翻越祁连山后在酒泉被解放军第一兵团任命为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副科长。随军进入新疆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长。1950年5月，王洛宾请假到西宁探亲，因当时青海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社会气氛紧张，王洛宾全家搬到兰州，王洛宾在兰州写信给新疆军区政治部要求辞职。1950年11月王洛宾携家属回北京居住，并到北京八中任教。1951年3月15日，岳父、妻子黄静和三个孩子一起都在北京落了户。1951年6月，王洛宾被捕押回新疆；妻子黄静受惊吓卧床不起，留下三个无人照料的儿子离开了人间。1952年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判处王洛宾两年劳役。1954年8月被释放后，被安排到南疆军区文工团任音乐教员。1960年4月因历史问题被捕，1961年被新疆军区军事法院判刑十五年。1962年，王洛宾被假释出狱，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创作节目、做声乐教员。1965年4月，王洛宾离开文工团出走，不久即被捕回，送乌鲁木齐的新疆第一监狱砖窑大队服刑，1975年5月22日刑满释放。最初留在监狱做工生活。1975年底，中国政府赦免在押的国民党党政军团级以上人员并安排工作，落实政策；王洛宾在中共建政前是青海马家军的政训处长、上校军衔，也应属于落实政策范围；但其原单位没有及时为其安置，监狱方面也不再接续允许王洛宾落户工作；王洛宾无家可归，只得在乌鲁木齐打零工。1981年7月6日为王洛宾举行了平反大会，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主要作品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掀起你的盖头来》、《阿拉木汗》、《青春舞曲》等。

　　王德一：（1937年－1970年），钱瑗前夫，著名作家钱钟书的女婿。北师大历史教授。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全年级九十余人，分为三个班，他在二班。当时钱瑗在俄语系上学，与王德一是同一届学生。1959年7月毕业时，王德一留校在历史系当助教。被分配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一直没有调动，参加工作不久就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课讲得不错，颇受学生欢迎。钱瑷也于1959年7月毕业时也留校工作，在俄语系当助教。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根据王德一的岳母杨绦先生在《干校六记》中记载：“德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德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德一已回校，阿圆（钱钟书和杨绦的女儿钱瑗的小名）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德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德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杀了。”时年33岁。

　　王仲闻：（1901－1969年11月12日），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校注家，学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次子。曾任中华书局临时编辑。长于词学，曾参与《全宋词》的校订工作。撰著有《李清照集校注》、《唐五代词》、《南唐二主词校订》、《读词识小》及《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等。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追究“历史反革命”问题，口头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监督，强制退职。在南海艇队工作的次子王庆同、在武汉测绘学院就读的三子王庆山，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那封给文学组之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1966年文革爆发，中华书局受到直接冲击，王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学组，交代未尽事宜。时《唐五代词新编》已基本成稿，在运动中遗失。家居。仍废寝忘食，专意从事著述。1969年冬，因“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牵连，被专案组隔离审查。11月12日服毒自杀。

　　王为一：（1912年—2013年10月8日），中国内地导演、编剧。1931年，就读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全部校舍毁于战火，王为一失学 ，全家在苏州木渎避难三个月；8月，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办的研究所；同年，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下的“美专剧团”，结识了剧团负责人即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赵丹和徐韬，此外，因擅长拉二胡，被挑选为影片《渔光曲》配乐。1933年加入陈鲤庭的“骆驼剧社”赴嘉定演出，并主演了舞台剧《放下你的鞭子》。1934年进入艺华影业公司当场记，参加的第一部影片是由阳翰笙担任编剧的剧情电影《生之哀歌》；同年考入聂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民乐队；4月在聂耳的主持下，为民乐队灌制《金蛇狂舞》和《翠堤春晓》唱片一张，并为胡蝶演唱的电影插曲伴奏，王为一奏二胡和洋琴；此外，还为电影《桃李劫》灌制《毕业歌》，充当歌唱员；10月，因被国民党通缉，经司徒慧敏介绍，乘船去香港，进入苏怡主持的香港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第三次公演。1936年作为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小分队，与徐韬、田蔚、张客、于茵等人组成青鸟剧社 。1937年策划执导讽刺国民党的话剧《过关》。1938年，在抗敌剧团自编自导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同年，在武汉编导独幕剧《宣传》；9月，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赴重庆复排《为自由和平而战》；随后，在话剧《上海屋檐下》中扮演小学教员；此外，还在话剧《全民总动员》中扮演农民。1939年9月，在新疆迪化参演抗日话剧《战斗》。1940年1月，新疆实验剧团演出了话剧《故乡》。1941年1月，实验剧团公演了多幕剧《古城的怒吼》。2月，王为一在新疆入狱，1945年在新疆获得释放。1946年8月回到上海，加入联华影艺社，后改为昆仑影业公司，王为一担任副导演；同年，担任剧情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副导演。1948年，与徐韬合作执导了反映知识妇女的剧情电影《关不住的春光》。1949年独立执导南国影业公司的第一部粤语片《珠江泪》，影片在 1949—1955年中国优秀影片评奖大会上，获得了荣誉奖。1950年在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厂长；同年担任华南文艺学院戏剧部主任。1954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上映。1955年执导由苏曼意、柳杰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的园地》；同年正式调至上海“天马厂”，举家迁往上海。1956年，加入中共党 。1957年执导剧情电影《椰林曲》；同年，王为一将新疆狱中认识的哈萨克族民歌手哈尔曼?阿克提的民歌整理成《游牧之歌》。1958年执导剧情电影《铁窗烈火》。1960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英雄诗篇》上映。1962年与蔡楚生联合执导的剧情电影《南海潮》。1963年执导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1965年7月由其执导的喜剧电影《打铜锣、补锅：补锅》上映。1966年在《电影艺术》第2期发表文章《〈打铜锣〉〈补锅〉导演随记》；6月中旬因《七十二家房客》被列为“毒草影片”，王为一被关进牛棚。后被送往白云山软禁，与家庭音信断绝。1968年12月15日，开始在广东英德县沙子坝的劳改茶场参加劳动。1971年，从“五七干校”解放，但仍受群众“监督” 。1972年6 月，从“五七干校”调回珠影厂 。

　　王学泰：（1942年12月－2018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由于父亲16岁离开家乡山西省清源县（清源县后与徐沟县合并为清徐县），到内蒙古的绥远学织地毯，学成后到北京办厂，全家定居北京。王学泰194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山西清源。在北京上学期间，与遇罗克是同学。1964年，王学泰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0年在北京房山中学工作。1975年，因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有批评言论，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75年3月至1978年10月被关押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这段经历被记录在他的著作《监狱琐记》中。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民间思想家。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5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 1966年6月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造反派打成反动学生，其日记被展览，随后入狱两年。1968年出狱，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后从干校回来，留校监督劳动。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致使女方决定与他断交。王申酉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监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审查，他拒绝交出，发生扭打，又被投进监狱。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了六万字，内容包括︰“我的马克屎主义世界观，关于苏联历史，关于中国历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关于毛主席”。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空想射秽主义”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问题。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国自守”，要开展对外贸易等等。1977年春天，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区法院原先判处王申酉死缓。上海市法院改为死刑，立即执行。最终，在一天内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个。4月27日，王申酉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著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

　　王佩英：（1915年3月14日－1970年1月18日），女，政见异议者。7岁时母亲去世，12岁时父亲过世，16岁时考入天主教开封教区主顾修女会所办静宜女子中学，王佩英从这所教会学校初中毕业。1934年，王佩英与张以成（1911年生，河北保定地区人，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结婚，而后前往北平，不久长女玲玲出生（11岁时夭折）。1940年，长子张运生出生，家境清贫。1940年冬，全家返回开封（时为日本占领）。1941年，张以成在中华通讯社担任明码译电员，后被日本宪兵错抓入狱，获释后引起中共地下党注意，1943年，张以成秘密加入中共。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中共军攻占郑州，此后王佩英开始在郑州邮局工作，同年调往郑州铁路局秘书室任业务员。1950年，王佩英申请加入中共党，1952年5月正式入党。1955年，举家迁往北京，王佩英从郑州铁路局调往铁道部机关，先后在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托儿所任保育员。这段时间，家境较宽裕，张以成月薪138元，王佩英70元，有三居室住房，并请有一个保姆。1956年12月31日，最小的女儿张可心出生。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王佩英也捐出了自家的大铁锅。1959年初，因不小心将热水泼到了托儿所小孩身上，被调职到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总务科任单身宿舍服务员（清洁工）。1960年11月，张以成因患肝病去世。王佩英月薪为48.5元，除了长子运生已工作并有月薪37元外，还有7个子女需要照料，家庭经济转为困难，后组织上决定每月给予补助30元，直到这几个孩子成年。张以成去世后不久，王佩英购买了一尊毛泽东白瓷像放在家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饥荒严重。1961年至1962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逐渐公开，王佩英支持刘少奇，认为“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1963年3月，王佩英曾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看病，由专业设计院派车接送。1965年之后至文革期间，王佩英先后多次公开支持刘少奇、赫鲁晓夫、陈独秀等。1965年4月，王佩英要求退党，她认为“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撒热血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止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了。”“我已向组织部正式宣誓，我右手打倒共产党，左手打倒反动派，双手打倒全世界人民公敌。”后王佩英又提出书面退党申请。1968年10月21日，中共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王佩英。她被捆绑毒打，1969年下半年被戴上牲口嚼子押往北京市各区游斗。她口内被塞入砖头，下颌被掰成脱臼。1970年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保卫组提出将王佩英判处死刑。1970年1月18日，经公安部领导小组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1月22日获批，由中共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刑字第19号”判决书，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公审，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即被押赴芦沟桥执行枪决。当时，由于担心她喊出口号，她的咽喉被细绳勒住。甚至她可能在押往芦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就已被勒死。电台广播此批案犯罪行时，对王佩英的案情介绍如下：十一、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54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王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射秽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70年1月27日。

　　王若望：（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原名王寿华，笔名若望、若涵、若木。民运人士。1934年，因参加罢工，被国民政府逮捕并判刑。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获释后赴延安，加入中共党。1944年在中共山东分局工作期间，公开批评上级领导黎玉，认为他有“八大盲目性”，“路线方针都错了”。后在审干运动中，王若望被认为煽动其他人反党，在中共山东分局内部，舒同等人已经决定将其定性为“特务”，并把定性情况通报延安，也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批准。后来由于罗荣桓出面，认定王若望是思想作风问题，并非特务和敌人，挽回定性。曾任《文艺月报》副主编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乡劳动，前妻精神分裂死亡。1968年，因批判毛泽东，入狱四年。1978年，获得平反，出任《上海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出党。1989年，因参与八九民运被捕，入狱14个月。1991年1月，明报出版社出版自传体长篇小说《王若望自传》（原名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卷）。1992年流亡美国。2001年12月19日，因肺癌于纽约逝世。

　　王名衡：（1912年8月10日－1984年4月13日），又名王若海，笔名天蓝、白木、白木次郎。中国作家、诗人。少年时在家乡南昌王家村读私塾。1926年，在南昌心远中学念初中时，王名衡开始发表旧体诗。1932年，王名衡发表了第一首新诗《一个苍蝇的自杀》。同年，考入浙江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随后转入燕京大学外文系。1935年，任北平左冀作家联盟委员兼出版委员，主编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联合文学》，同时主编北平各大学文艺青年团体的刊物《大学文艺》。同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还创作并发表了许多自由体诗歌。1935年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并任10个学生支队的支队长之一。1937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某位负责人介绍，来到黄河八路军防区，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由一位罗将军介绍赴延安。1938年到延安，后在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任秘书、翻译及《前线》杂志助理编辑。在山西前线，他创作出一批反映抗战生活的诗歌。调回延安后，1938年加入中共党。历任军委总政治部通讯股股长、火线通讯社社长。1943年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员、文学编译科科长、文学系党支部书记。在延安期间，写出《队长骑马去了》等诗歌，参加了《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翻译。1945年，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领导之一率队开赴中国东北，曾任黑龙江勃利土改工作团团长，曾经主编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主编、西满分局机关报《西满日报》副主编、《东北工人》报主编，还曾任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长、本溪煤铁公司铁矿部部长。1947年，任《北满日报》主编，在《新华日报》、《东北日报》、《人民日报》发表许多文章。中共国成立后，1949年任东北煤矿总工会副主席。1952年调任中央高级党校语文教研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像太阳般升起》、《队长骑马去了》、《预言》、《天蓝诗选》等；译著有《演剧教程》、《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马克屎致库格曼书信集》、《演剧教程》、达?芬奇《美学笔记》、亚里士多德《诗学》等。1956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1958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任资料员。1966年文革中下放到保德县农村务农。1978年获得平反，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负责人，从事文学、美学等研究及翻译工作。1982年调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4年4月13日，王名衡病逝。

　　王命夫：（1924年10月11日－l969年7月15日），原名高崇礼。剧作家。1945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46年就读于张家口正定华北联合大学，历任校文工团创作员，华北大学第三部研究部创作室，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剧本创作室、国家文化部艺术局剧本创作室、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编剧，青岛市话剧团编剧、艺委会主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理事，山东省政协常委。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简况：著有中篇小说《何家店》，小歌剧剧本《报名》(合作)，话剧剧本《饥饿》、《如此教育》、《敢想敢做的人》、《三八红旗手》、《皆大欢喜》，评剧剧本《闹家务》，歌剧剧本《大报冤仇》，独幕话剧剧本《如此记者》等。文革中遭受迫害,l969年7月15日含冤离世。终年45岁。

　　王宗元：(1919年－1971年10月21日)，原名王钧元。作家。1933年参加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护队，曾到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当宣传员。1935年因参加戏剧演出等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获释后到陕西西安，进卫生助理员训练班学习。1937年奔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任《绥德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统计科科长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股股长。1949年加入中共党。后任中共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兼文艺科副科长。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任专业作家。1956年后曾任青藏公路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陕西日报》副总编辑等。主要作品有：剧本《一个红布条》、《见面》、《英雄刘四虎》；曲艺《开国盛典》、《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大捷》、《翻身记》；短篇小说集《惠嫂》；与任萍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智取华山》等。文革中，因《惠嫂》等作品，遭受残酷批斗迫害至死，终年52岁。

　　王丹凤：（1924年8月23日－2018年5月2日），原名王玉凤，中国大陆女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她是中国电影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1949年被评为香港四大女演员之一。她于1962年获得官方认可，成为“新中国电影明星”，并在2013年获得两项终身成就奖。在过去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主演了60多部电影。她是中国大陆脍炙人口的儿歌《小燕子》的原唱者。1924年，王玉凤出生在上海，父亲是旅店老板，父母都喜好看戏。16岁时，她陪同朋友舒丽娟去合众影片公司看拍戏，被导演朱石麟看中，并且帮她改名“王丹凤”，后出演多部电影。1948年，王丹凤去英属香港。1949年7月，香港选出沪港四大女星，王丹凤与李丽华、周璇、白光并列。1950年，王丹凤与陶金、刘琼、韩非前往广州演出。1951年新年，王丹凤与柳和清结婚。1951年，王丹凤回到上海，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1958年，毛泽东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王丹凤下放到上海新桥公社劳动。1963年，王丹凤出演西安电影制片厂制片的《桃花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封为“毒草”批斗，而该片也被封为“十大毒草”，之后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8年，邓小平执政之后，实行改革开放，1989年，柳和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卸任，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去了英属香港开办“功德林上海素食馆”。21世纪初期，柳和清把餐馆转让给朋友，两人回上海，居住在上海陕南村。2017年6月17日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2018年5月2日，王丹凤因病在上海市华东医院逝世，享寿94岁。

　　王聪文：（1898年－1966年12月21日）， 上党戏表演艺术家。曾任长治专区人民剧团团长、山西省艺术学校晋南分校副校长、中国剧协会员。文革开始后，被残害致死，终年68岁。

　　邓叔群：(1902年12月12日－1970年5月1日），中国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森林学家。1915年，考入北平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1923年毕业，旋即以公费赴美留学，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Sigma－Xi荣誉会员。1928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及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岭南大学任教。1932年起先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华文教基金董事会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任副所长等，从事真菌学研究。1941年，辞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的职务，自愿赴西北任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林业部经理，为黄河上游的水土保持和森林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上海设立森林生态研究室。194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除从事森林生态和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外，并兼任《植物学报》编委。在此期间，他创设了森林生态研究室，并恢复了真菌研究室。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却拒绝撤往台湾。1949年起历任沉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教育长、副院长。1955年，邓叔群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中国科学院真菌学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此期间曾受中国科学院派遣访问了匈牙利；受林业部派遣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出席了第四届国际林业会议。同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1956年和1962年，曾两次参加了制定全国科学规划会议，负责林业及微生物学规划的部分工作。1960年，受林业部的委托主持了森林病理专业人才培训班。1963年，在广州创建中国科学院中南真菌研究室（后改为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他在真菌研究方面，曾发现4个新属、120个新种；在森林研究方面，他制订一套科学经营管理森林的制度，对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林业保护贡献卓著。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近40篇论文和两部专著为中国真菌学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苏联曾将他1939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高等真菌》译成俄文；苏联著名多孔菌专家邦达尔采夫（Бондарцев）、法国著名伞菌专家厄姆（Heim）多次向他函索著作；195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国交换标本时，指名要他亲自鉴定的高等真菌标本；美、英、法、日、苏、匈、葡、加拿大、瑞典等国学者把自己的著作赠给他，并要求交换著作。文革中邓叔群是科学界最早遭批判的，因其胞弟邓拓是“三家村”反党集团主帅，邓叔群自然受株连，被扣上“三家村黑帮”、“三家村科学顾问”、“学阀”、“恶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受尽摧残凌辱。邓的家庭和子女无一幸免，家破人亡。邓叔群本人于1970年5月1日去世，去世时遗体上还留著大面积淤血的印迹。终年68岁。

　　邓广铭：（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1920年，秋，考入临邑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1923年夏，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7年，因反对军阀任命之守旧派新校长，参与发起全校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1931年，第一次报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入史学系就读。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胡适与傅斯年。大学四年级时，邓广铭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传记文学习作”课程。他所写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受到了胡适的高度评价，这使得当时的邓广铭大受鼓舞。而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对邓广铭的治史方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邓广铭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留校以后，邓广铭主要从事的工作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并且协助钱穆点校整理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今后的学术方向。1937年，邓广铭的《〈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刊出，获得胡适、陈寅恪、夏承焘等的一致好评，为邓广铭的成名作。此后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邓广铭转往北平图书馆继续研究，在赵万里、傅斯年的帮助下，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1939年8月，邓广铭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来到西南联大，在北大文研所做陈寅恪的助教。1940年，邓广铭随傅斯年的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1940年底至1942年春，邓广铭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1943年7月，经傅斯年举荐，邓广铭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讲授的“中国通史”受到学生欢迎，两年后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传》三部作品也相继刊行。抗战胜利后，邓广铭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秘书（代理校长为傅斯年），不久后担任历史系副教授。1949年傅斯年、胡适欲随蒋介石到台湾，邀邓广铭同往，但遭到邓广铭拒绝。1950年，转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纲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陈龙川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1958年因在教学过程中提出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与目录学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全国高等院校一律“停课闹革命”。邓广铭旋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免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成为革命之“对象”。自9月开始，邓广铭或在北大劳动基地太平庄劳动，或回校于“劳改大院”住牛棚参加改造。其后虽曾一度获准至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标点工作，但不久邓广铭即被校内“新北大”、“井冈山”两派组织押回北京大学，进行批斗。1969年10月，根据军宣队决定，与北大教职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从事围湖造田劳动。1978年，邓广铭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在教学科研工作中拨乱反正。

　　邓拓：（1912年－1966年5月18日），乳名旭初，原名邓子健，笔名叫马南邨（不宜简化为马南村）、邓云特、于遂安、卜无忌等。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书画收藏家。著有《邓拓全集》5卷。1928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1929年进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经济系。1931年转入上海政法学院。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回上海，后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1937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同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遭到政治审查。同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创办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后，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彭真兼任这个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49年后，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社长，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6月10日脱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先后经过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三人审阅，送至毛泽东处，毛收到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为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新5号字（比老五号字小一号）发表，在6月20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同样，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依然没有动静，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著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19 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话》专栏文章。同年还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共用吴南星笔名，写到1964年7月总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写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伟大的空话》。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其中有“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等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邓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给彭真、刘仁写了封绝笔信，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泽东思想”，5月18日，在北京家里服药自尽。

　　邓均吾：（1898年11月5日－1969年9月3日），本名邓成均，笔名均吾、默声。现代诗人，翻译家，教育家，文学家。1909年，邓均吾随父亲到河北上学，受正统儒家教育，但开始接触一些新书刊。1912年，邓均吾考入重庆广益中学。1916年，就读于重庆广益中学，酷爱新旧诗词，结识吴方吉，交往甚密。1920年，邓均吾离家远行，从重庆沿江东下上海，寻求人生的新理想。1921年）4月，在上海泰东书局编辑所工作，海结识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同年冬天，邓均吾参加创造社，是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1922年，与林如稷等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文艺季刊。同年下半年起，邓均吾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同郁达夫、成仿吾主办《中华新报》副刊。1924年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翔鹤先后离去，《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皆相继停刊。创造社前期活动趋于停止。同年夏天，邓均吾六旬老母邱氏正在病中，他便离沪返川。其后至1932年上半年，相继在湘西川军陈渠珍部任书记，在古蔺县立小学任教，在北碚温泉工作，在重庆联中和广益中学执教，为生计东奔西走，很为苦闷。1927年，逐步接受科学射秽主义思想，这个时期，他的文学活动不多，创作新旧体诗词《乌江道中》、《野菊花》、《友谊》等。1932年经友人介绍再次赴沪，在杨伯凯、任白戈、沙汀等积资创办的辛垦书店译书，预支稿费维持生活。他翻译了英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的《科学概论》，被恩格斯称赞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均由辛垦书店出版。1933年底邓均吾再度回川。1934年至1936年，邓均吾积极倡导兴办古蔺县立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校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古蔺时，他支持学生参加红军。1937年秋，邓均吾到成都，在《大声周刊》社工作。1938年初，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被选为分会理事，任研究部负责人和《笔阵》编委。1938年夏，邓均吾常与车耀先及党员作家周文、沙汀、赵其文等来往，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中，同年加入中共党。1939年秋，邓均吾因老母病故，返回故里。按照党组织的委派，从1939年秋至1941年春，任中共地下党古蔺县委书记，以教育职业为掩护，对该县地下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以及该县开展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工作皆有较大贡献。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邓均吾按照上级指示，撤离古蔺，利用同乡关系随赴彭水县任县长的朱彦林在县政府任秘书。他在彭水县立足后，协助上级转移隐蔽党员，并协助在该县建立特别支部。1942年春，邓均吾按照党的安排再返古蔺。1943年，邓均吾任古蔺县教育科长；利用中学校长及县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合法斗争，掩护地下党的秘密活动达四年之久。后因有‘戴红帽子”之嫌，被当局撤去校长职务，旋到北碚、金堂等地中学任教。1947年冬，邓均吾又随同乡朱彦林宦营山县长之便，任营山晋德中学教席，兼县政府秘书，他利用县政府秘书工作搞情报工作，在危急关头多次保护了组织和同志。1949年3月，邓均吾到重庆，经民主人士柯尧仿介绍在参议会任秘书。此时他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仍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联系民主人士。1949年后，邓均吾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红岩》杂志主编。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诗集《心潮篇》、《白鸥》、《遗失的星》、《邓均吾诗词选》等。译有《人类悟性论》、《希腊神话》、《科学概论》、《贫民》、《虚无乡消息》等作品。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邓均吾遭到迫害，他的许多诗词，被颠倒是非的随意阉割、曲解，打成“反诗”、“毒草”。1969年9月3日，惨遭文革迫害的邓均吾，因病逝世于重庆，享年71岁。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12岁时加入中共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共党。1956年大学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方励之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秋，筹办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决定把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方励之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方励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相对论是唯心主义”的大环境下，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等职。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谈民主的演讲传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编辑《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份，传向全国各地。该演讲集的封底印有“欢迎传播，功德无量”八个字。更多复印件在各地高校印发并张贴，方励之观点在全国高校迅速传播，形成极大影响力。1986年9月，方励之谈到中国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励之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最大规模的演讲会，近万人出席。方励之在演讲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射秽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屎、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射秽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方励之曾经力图在中国科技大学搞民主办学，主张“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当时有人问：“听说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进的管理，几乎有点‘西化’，请你发表意见。”方励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试探。我们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们那里，至少你讲话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出点小报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对学生管理，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安徽省纪委文件公布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1987年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颁发“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给方励之、费希平、王若望与李柱铭。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共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沉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射秽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名义刊文："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次日，人民日报称：“方励之、李淑娴是在最近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进行大肆煽动和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7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方励之的学科评议组天文学分组成员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撤销方励之所任各职务。1989年10月，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决定授予方励之“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六四事件发生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共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发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原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淑娴已于6月25日获准宽大处理，出国治病。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方励之夫妇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2012年4月6日早上准备出门到学校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寓所书房突然去世，终年76岁。

　　方然：（1919年－1966年6月21日），原名朱声，笔名穆海清、柏寒等。文艺批评家、翻译家。1938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40年延安方面为减轻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压力，经组织疏散，方然到成都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成都、重庆等地中学教书。在蜀期间，他通过文学结识了胡风、绿原等大批诗人，成为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1947年，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方然正在重庆通惠中学任教，他参加师生罢教、罢课活动，并起草了《告全校师生书》、《告全市市民书》，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口号。5月底，重庆《新华日报》遭查封，当局在未及销毁的文件中发现了方然写的文章。6月1日，特务将方然抓捕，关进监狱。方然小时候过继给伯父朱镜鋆(国民党国防部高参)，他的姑父方治(桐城人)是国民党上海市主任委员。方然的妻子钱瑛利用这些特殊关系，急忙去找重庆行辕参谋长肖毅肃，没有见到肖，只好发电报给朱镜鋆求救。朱镜鋆来重庆直接找肖毅肃交涉后将方然带出来了，“软禁”在南京家中。正因为方然是如此出狱的，他后来交待历史就难洗“清白”了。方然写评论像鲁迅，特别尖锐，他认为批评不是“提虚劲，打空拳”，而是从“苟安、萎靡中，抬起头来，看一看人生的高大目的与艺术的高大目的”(《新文学史料》)。可有时难免过激，对此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过激文字，往往产生了不利于团结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方然对陈白尘《升官图》的批评和对郭沫若《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的反批评，都使文艺界吃惊，有些恼火。这些过激的情绪也表露在私人的信件中，到了l955年，一起拿了出来，就成了激起群众愤怒的宝贵材料！”如果说方然于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只是使文艺界“恼火”，那么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以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以拯救人类(文坛)的精神，与胡风一起反对“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的理论，而批评杨朔小说《三千里江山》(当时杨朔的作品在国内深受好评，并有多篇选入教科书)就成为他反革命的罪状之一了。1950年，方然加入中共党，调任浙江省文联编审部部长，后又调入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1955年，方然被列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而遭逮捕。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自沉于水渠，终年47岁。

　　方干民：（1906年2月15日－1984年1月19日），艺术家，油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1921年，他进入杭州安定中学（现杭七中前身）就读。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入二年级，向俄籍画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学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干民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到法国后进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并进入皮尔?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画室学习，与颜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学，并认识了同在巴黎留学的苏爱兰（后改名苏兰）。1929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并创办“长风西画研究会”。与林风眠、 林文铮等同为当时以杭州为基地，倡导现代艺术而且卓有成效的艺术家集群的核心人物，并进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视察。1930年，经蔡元培的引荐，25岁的方干民应聘到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教授。1931年，创作油画《白鸽》，参加中华独立美协展览。同年创作《秋曲》。1933年，创作《节日里的西湖》。1936年，完成大型历史画《孙中山先生授嘱图》。11月日军在浙东登陆，随杭州艺专师生西迁。1939年，被委任为教务长（主任），主持学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颇见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传玖、留法画家及艺术评论家唐隽等为教授。1940年，由于校内人士矛盾，该年暑假末被续聘，引起学生不满，攘成严重学潮，藤固、常书鸿均被解职，数名学生如丁天缺等被迫离校。该事件后被称为“安江学潮”。同年秋，方干民为天主教神父雷鸣远绘制大幅油画像，及为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会总主教于斌画像，于斌回赠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1941年，会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篡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设立一史画部门，得张氏允许，并担任专员、总干事、整理科长等职。方在三年内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历史画《邹容著革命军团》、《肇和军舰起义之时》、《陈英士被刺图》。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出任校长，立刻聘方干民回校。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分设了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吕霞光四个画室。1945年，国立艺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现代绘画联展”，方干民、林风眠、庞薰琹、赵无极、关良等13人参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现代中国绘画艺术与现代世界艺术合流”。同年6月1日，第一届“中华独立美展”在战时陪都重庆举办，方干民、胡善余、丁衍镛、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贻德、林风眠、赵无极参展，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并参展。1946月，国立艺专复员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开学，学校分设两种学制，西画科实行画室制，李超士、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分别主持各画室。1949年，中华艺术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方干民担任会长。成员包括闵希文、冒怀苏等。方干民又曾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史画部门任职。1958年，调浙江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1962年，国立艺专油画系实行画室制，担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负责法国画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画室分别由方干民、黎冰鸿、倪贻德主持教学。1949年始，方干民创作解放军军史画，巨幅油画《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以淮海战役为背景。代表作品有《白鸽》、《秋曲》、《孙中山授遗嘱图》、《伟大的会见》等。1966年文革开始，方干民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遭到残酷批斗。据卢炘著的《大笔淋漓：潘天寿传》 记载，那时潘天寿、吴茀之、方干民同关一室。方干民被踢得全身乌青，实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药自尽。幸亏发现得早，总算救活了。他的学生郑胜天回忆道：“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样，衣冠整齐，略显凝重的地步入校园，走上油画系大楼的梯阶。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热而充满恶意的红卫兵。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墨水，颜料汁从方先生的头上淋下，泼染到他的全身。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戴到他头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听凭这些狂热份子的侮辱。” 1978年，方干民重拾画笔，主要以风景题材为主。

　　孔厥：（1914年－1966年），原名郑志万，字云鹏，改名郑挚，笔名沉毅、孔厥。著名作家。孔厥自幼喜好文学，14岁即在《少年》杂志发表作品，并获奖。后曾在商务印书馆苏州分馆当学徒，肄业吴县县中，因闹学潮被开除。1935年毕业于江苏测量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吴江、宜兴等县测量队当技术员。抗战后在宜兴任《抗战日报》编辑，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1938年到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任研究员、助教，并从事专业创作。1947年随党中央转移到晋察冀边区。1949年秋旋调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电影局。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文化部电影局编剧、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1951年赴朝鲜。后因生活问题犯错误被开除党籍，并服刑数年。1957年在家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与袁静合作）、《新儿女英雄续传》，短篇小说集《受苦人》，《生死缘》，另有《中朝儿女》、《白洋淀水战》、《血尸案》等。1966年文革中被迫投陶然亭湖自尽。1980年其冤屈予以昭雪。

　　孔令境：（1904年－1972年9月18日），原名令俊、若君，笔名东方曦。作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加入中共党。多年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曾主编过《大时代文艺丛书》、《剧本丛刊》、《新文学丛刊》、《今文学丛刊》等。创作有散文、小说《斧声集》、《秋窗集》、《庸园集》、《沉箱记》、《春秋怨》、《凤还巢》、《蛊惑》及戏剧《李太白》等。 中共国成立后，曾任山东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春明出版社总编辑等。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8岁。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原名润，又名仁、仍，小名慈玉，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又被称为“圆通大师”、“ 有德行的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家与音乐教育家。师从弘一法师，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及散文而著名。丰子恺在读师范时期，有两位恩师。一位是艺术家李叔同，一位是教育家夏丏尊。在预科班二年级时，上李叔同教授画石膏像课，丰子恺沉迷其中，画艺进步很快。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并学习绘画理论。也向李叔同学习音乐，苦练钢琴。夏丏尊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本任舍监一职，后改任为国文老师。夏丏尊以教授新文艺写作闻名，对学生教导甚严，写作文时要求“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 1919年，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回国后迫于家计他执起教鞭，授课讲学。平日在教学之余，开始从事英、日文的翻译工作。1922年12月开始漫画创作。由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的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在1924年的期刊上刊登了丰子恺的一张画，那一幅图画题目为“人散后，一勾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1930年，母亲去世后，丰子恺住到了嘉兴。1932年秋天，丰子恺用版税和开明书店的分红，得以在家乡石门湾建造真正的缘缘堂。后往返于石门湾和杭州之间，1937年抗战爆发，从江西一路逃到桂林，后居重庆，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移，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丰子恺回到杭州定居。1946年9月15日才返回上海，辗转多地，先暂居杭州西湖招贤寺，1947年3月11日迁入杭州静江路（今北山路）85号小平房，称“湖畔小屋”。1948年9月27日访问台湾，11月23日在厦门住四个月，画《护生画集》，1949年4月底回到上海。同年到香港举行画展。1954年，首屈一指的上海市中国日语学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和唯一一位教师。1960年，上海市中国画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1961年到1965年，他翻译日本古典名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幼女丰一吟协助。作品有：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缘缘堂续笔》、《车厢社会》、《缘缘堂集外遗集》；彩色画册《子恺漫画选》、艺术理论著作《丰子恺美术讲堂》、《丰子恺音乐讲堂》及漫画集《子恺，漫画》、《护生画集》等。译作有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夏目漱石选集；俄国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柯罗连科《我的同时代人》；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蒙受屈辱；背著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1975年8月，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并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含冤逝世。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作品久被翻译成各国文字，1949年之后再无长篇小说面世。巴金坚持真理与道德，被认为代表著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正因为如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非人道迫害，妻子萧珊于1972年被迫害致死。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但是后者至今都未实现。1920年8月，巴金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1年4月，以表字芾甘为笔名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1923年春天，到上海入读上海南洋中学，1923年夏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附中（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5年毕业。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1927年，大师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著中国，开始写作《灭亡》。1929年回国。在1928年10月，以巴金为笔名发表译著《托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为此笔名最早见于报刊的文章。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11月赴日本留学，1935年8月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1936年8月，巴金在上海应约与通信半年的19岁小读者萧珊（原名陈蕴珍）见面认识，两人相差十三岁，开始了八年之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1944年5月1日，40岁的巴金和萧珊结婚。从此相濡以沫28年从未吵过一次架。1945年12月，长女李小林（小名国烦）出生于重庆。同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巴金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1949年7月，中共在北平市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巴金当选中国文联常委。1950年，巴金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朝鲜战争期间，巴金两次赴朝鲜访问，辑有《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57年7月，巴金和靳以主办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并担任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1960年8月，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1931年、《春》1938年、《秋》1940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火》（共三部）1940年－1945年，《寒夜》1947年；中篇小说《海的梦》1932年，《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等等。1966年8月，受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批判，开始强迫劳动的生活，关进“牛棚”，被《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点名批评。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1977年，出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木心：（1927年2月14日－2011年12月21日），本名孙璞、字仰中、号牧心。中国著名画家、作家、诗人。1946年，就读于刘海粟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油画，但20岁出头的木心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1948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是林风眠的学生。毕业后，任教于杭州高级中学（省立杭高）。1950年代起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言获罪，于1971年被关进废弃防空洞半年之久，然后又是劳动改造，一共被囚禁18个月，所有作品皆被烧毁，三根手指惨遭折断，原先他自订的二十二册文学作品也都被查抄。而在狱中，他用写“坦白书”的纸笔写出了洋洋65万言的《狱中笔记》，手绘钢琴的黑白琴键无声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作品。在1977年到1979年间，再次莫名遭遇软禁。1982年，木心自费留学前往美国纽约，后定居于此，继续其绘画及文学创业。作品有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云雀叫了一整天》、《会吾中》、《伪所罗门书》等；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等。但仍有大量遗稿、片段和俳句未及出版。另外，木心的画作被大英博物馆收藏，是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藏的。木心先生的散文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

　　戈扬：（1916年－2009年1月18日），女，原名树佩华，中国记者。她与杨刚、浦熙修、彭子冈一起被称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1935年戈扬进入江苏镇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共党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在《镇江日报》上发表了小说散文。1937年毕业于江苏镇江师范学校。同年参加战地救亡工作，编辑油印报纸《老百姓》。1938年春戈扬在徐州参加第20军团，做战地救死扶伤工作，目睹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血战。此年5月在邹韬奋主编的《全面抗战》半月刊上首次发表战地通讯“随鲁南大军突围记”。1939年戈扬担任《贵州日报》记者，1940年转赴重庆，在国共合作的新生活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内任干事，宋美龄为该委员会负责人。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戈扬结识了邓颖超、周恩来。1941年邓颖超介绍戈扬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戈扬在新四军内做新闻工作。1941年后戈扬担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及分支社负责人，1949年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副总编辑。1950年起戈扬担任北京《新观察》半月刊主编，《新观察》为读者欢迎的综合性杂志，几经周折挂靠于全国作家协会。由于戈扬在《新观察》上发表文章支持北大学生“大鸣大放”，向中共党提意见，1958年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开除中共党籍，受到降职处分，之后被送至河北逐鹿县农村劳改。1962年戈扬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赴辽宁在《鸭绿江》文学杂志社当编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戈扬遭到批判，再次被押往农村，1969年带著年仅13岁的女儿到内蒙插队落户。1979年中共当局对戈扬的右派问题进行改正，恢复中共党籍，戈扬回到复刊的《新观察》重任主编。在《新观察》复刊的10年间，戈扬以反“左”、反封建为办刊宗旨。在《新观察》周围集聚了一批中国自由化知识分子。在历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新观察》杂志几乎被迫停刊；戈扬本人多次被定为批判对象。1988年12月，戈扬在北京大学公开宣称“20世纪见证了射秽主义的失败”。1989年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胡耀邦追悼会后应邀赴美参加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活动。在美国听说北京戒严、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消息以后，她宣布退党。她宣告说：＂ 我们当年参加的共产党，不是现在的这个党。我要和这个镇压人民的党决裂。＂2009年1月18日凌晨，在纽约去世，终年93岁。

　　牛汉：（1923年10月2日－2013年9月29日） ，本名史承汉，后改成汉，曾用笔名谷风。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父亲告诉牛汉，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汉族地区，生活安定，不愿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汉的本名“史承汉”即根据该意思所起，意为承认汉文化。牛汉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后裔，母亲姓“呼延”。1931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汉家本来就仅够活命的耕地却不给钱，牛汉的母亲十分气愤，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当时牛汉只有七、八岁。1936年冬，在家乡念初中时，13岁的牛汉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他随父亲两个人辞别了留在家中的牛汉的母亲、祖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流亡到陕西省。此后牛汉直到2006年再也没有回过家乡。来到陕西省之后，1938年1月、2月，当时牛汉的父亲在醴泉县工作，牛汉在西安边卖报纸为生，边向在民众教育馆内开办一个漫画学习班中，向艾青学习画画。同年，牛汉从西安来到甘肃省天水国立五中读初中二年级时，看到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许多艾青、田间的诗，还有贺敬之（笔名“艾漠”）的诗《跃进》四首，牛汉很喜欢。同年冬，15岁的牛汉在天水加入中共党。1940年9月，胡风被迫离开重庆赴桂林、香港，后来将诗稿交给邹荻帆编的《诗垦地》。牛汉很喜欢《诗垦地》上的诗，特别是陈辉的诗，清新而美妙。1941年牛汉在成都发表诗剧《智慧的悲哀》。1942年发表在桂林《诗创作》上的《鄂尔多斯草原》引起诗歌界的注视。1943年考入设在陕西城固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胡风自南方回到重庆编《希望》，同年初牛汉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过冀汸请胡风发来诗作。胡风通过郗潭封回话：不相信在西安能编好刊物。结果事实证明，胡风对“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断很准确。《流火》总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没收。也是1945年，牛汉在陕西省城固县青年会阅览室阅读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首次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牛汉看了很多遍，认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不讲人性、个性，只讲阶级性，牛汉当时便产生怀疑，不能接受。1946年春，大学尚未毕业的牛汉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委派，参与国立西北大学的学生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将校长刘季洪赶下台。最后牛汉被国民党抓进汉中的陕西省第二监狱关押。两个月后，牛汉出狱，随即到河南开封任中共地下党的学运组组长，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秋，在搜集国民党情报时，牛汉途经河南省伏牛山，被一伙土匪抓住并捆绑，准备枪毙。幸亏土匪头子的儿子柴化周是牛汉的同学，及时赶到才救了牛汉。1947年后，牛汉的中共组织关系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吴宪转到晋冀鲁豫工委会组织部长张磐石之处，但牛汉没进入解放区，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汉在上海想见胡风，但正逢胡风赴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电影，所以牛汉没见到他，只在胡宅见到了胡风的妻子梅志，以及摇篮里的张晓山。1948年2月，牛汉写出长诗《采色的生活》，通过郗潭封寄给胡风，获得胡风肯定，后来该诗转北平《泥土》杂志发表，首次用“牛汉”为笔名。自此，牛汉与胡风开始通信。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党组织被破坏，牛汉必须尽快撤往解放区。1948年夏，牛汉出版诗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8月，牛汉进入华北解放区，潜入北平，充任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学生开展护校。中共军队开进北平城时，天安门城楼十分脏乱，牛汉率100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垃圾拉走几大车。当时天安门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牛汉亲手砸开。他们还在城楼里举办了一个历史展览，挂有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牛汉率学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钊默哀。1949年后历任人民大学研究部学术秘书，东北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委员兼文教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委员，《中国文学》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牛汉是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的业务秘书。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共志愿军空军，随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归国后，1953年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主要作品有鄂尔多斯草原、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汗血马等；叧有《牛汉诗文集》（五卷本）。1955年5月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牛汉于1952年2月3日致胡风的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头去尾摘出一节，加上按语，定为有“反革命”意图，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据。牛汉被审查后，牛汉的母亲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说：“我说话没有用，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不上话啊！”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70年代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直到1980年秋才得到平反。

　　尹桂芳：（1919年12月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名越剧演员，擅长小生。越剧尹派艺术创始人，为“越剧十姐妹”之一。1929年入浙江嵊县醒狮剧社学艺。后考进嵊县华堂镇大华舞台。1933年冬她离开科班，与别人搭班在浙东的宁波、绍兴、杭州一带演出。1934年年底，沉家门一个戏班请新凤舞台出身的叶彩金唱头肩旦，聘刚从瑞云舞台满师的竺水招唱二肩旦，唯独缺少小生，这位班主听说尹桂芳旦角、生角兼能，于是一边托人来聘请，一边自作主张地将尹桂芳取名为“尹云峰”，挂出了牌子。尹桂芳到了沉家门，一见此状，哭笑不得。由花旦改演小生，谁知用“尹云峰”的名字扮演小生，竟使她成了名。1935年正式在沉家门登台，这以后，尹桂芳跟随多个演出班子，辗转演出于新昌、嵊县、宁波、杭州等地。1938年尹桂芳正式进军大上海，加盟了旧上海老闸桥旁的永乐戏院，后在同乐戏院领衔演出。1946年2月，芳华剧团在上海成立。剧团以尹桂芳、竺水招为首。1948年7月，尹桂芳重建芳华剧团。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她主演的《屈原》获得剧本、表演、音乐一等奖。1959年，尹桂芳率芳华越剧团迁往福建福州，即为现在的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尹桂芳曾在《红楼梦》、《西厢记》、《沙漠王子》、《盘妻索妻》、《屈原》、《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目中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张生、梁玉书、梁山伯、屈原、等人物形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1960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文革时期，尹桂芳遭受迫害，中枢神经被摧残损伤，导致身体残疾，一手一足瘫痪。1978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副主席、福建省政协委员、芳华越剧团名誉团长。

　　卞仲耘：(1916年6月19日－1966年8月5日），女，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共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8月5日，她被该校的女学生们打死于校中。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卞仲耘是文革时期，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文革开始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该校就读。这一特点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关联。当时也是该校女学生的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ｓｂｓ电视台纪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参与行凶。林莽在导演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林莽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据其生前挚友透露，林莽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云校长的是叛徒、工贼、反革命分子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其丈夫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无果。据姚监复披露：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小平女儿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几十年后安全部门亦正式通知导演胡杰在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

　　毛启爽：(1907年－1966年) ,原名起爽，别名掌秋。上海科技大学教务长，无线电系主任、教授。1949年前先后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执教。1949年后，历任市政府公用局计划室主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兼辅导处处长、综合计划处处长，市内电话局副局长及上海科技大学副教务长兼无线电系主任等职。毛启爽于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7月至1964年12月，当选为九三上海分社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科普协会副主席、上海科学技术协会秘书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主编出版《电世界》杂志，编译陶威斯著的《电工学》、《直流发电机与电动机、蓄电机》、《发电厂与配电站》等书。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中，被批斗争、殴打、辱骂，还剃了“阴阳头”。批斗后的那个周末，他没有回家，在宿舍将电线捆在手腕上，触电自杀身亡。他死去的第二天，整个校园贴满大标语，把他的姓名打著红色的大叉，声讨他“自绝于人民”。

　　叶恭绰：（1881年－1968年8月6日），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又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交通系成员之一。家学渊源，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中年以后于诗文、考古、书画、鉴赏无不精湛。搜藏历代文物，品类颇广，至为丰富，为保存国宝不遗余力。文献古籍，经其整理，保存者尤多。文字改革，尽心尽力。民国后，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总长、交通部长，并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1920年叶恭绰以“交通要改亟需专才”为由将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道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担任校长。但因北洋政府派系纠纷，叶被迫离职，交通大学存在不足一年即解体。叶恭绰吸收出土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与六朝写经之长，摆脱近三百年书法八股积习，书法奇正相生，行笔线条率意，细劲飞扬，自成风格，书卷气自溢行间。今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的碑文便是出自叶恭绰的手笔。叶恭绰筹办了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1年，在蜜蜂画社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画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画团体。1933年创建上海博物馆。1935年“上海市博物馆临时董事会”成立，叶恭绰任董事长。叶恭绰喜收藏，如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唐寅《楝亭夜话图》、《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等。其著作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遐庵谈艺录》、《遐庵清秘录》、《矩园馀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重修越中先茔记》等。另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次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停止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光明日报》在1968年刊发了《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叶恭绰》一文，叶恭绰看后一病不起，八月六日，忧愤而死。

　　叶浅予：（1907年3月31日－1995年5月8日），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中国现代漫画家、中国画家。1922年，叶浅予进入杭州盐务中学就读，1925年因家贫辍学。翌年被上海三友实业社录取为绘图员，后改为中原书局画教科书插图。自1927年起，叶浅予开始进行漫画创作。1928年3月，由张光宇任总编、张正宇和叶浅予任副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叶浅予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开始连载，大受欢迎，后又转到《时代画报》连载，还被改编为电影。1936年，他为南京《朝报》作长篇连环漫画《小陈留京外史》，为《王先生》的续篇。两部漫画皆为喜剧，造型描绘上受西方漫画影响，简练明快，自成一格。1937年，抗战爆发，叶浅予担任上海《救亡漫画》编委，在南京举办街头抗日画展，并赴武汉、长沙、衡阳和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在重庆作《战时重庆》速写百余幅，描绘了抗日大后方的社会百态。1942年，叶浅予贵州苗区旅行写生，尝试将民间艺术和传统的中国画笔墨相结合，以创造新的风格。1943年，叶浅予应驻华美军史迪威将军司令部邀请，访问了设在印度兰枷的中印训练营营地，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画了大量印度舞蹈和风物速写，并与归来后举行旅印画展。这是他由漫画向中国画创作的转折。抗战结束后，叶浅予又到西康藏族地区旅行写生，这时期的创作有《打箭炉日记》。1946年，出访美洲，先后在纽约、波士顿等地举办画展；翌年，应徐悲鸿之聘，来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先任国立艺专速写课教师、图案系系主任。后又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系，叶浅予任系主任。1957年，中国国画院成立，叶浅予任副院长。自1961年至1964年，创作了大量画舞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印度鼓手》、《印度献花舞》、《夏河装》、《婆罗多舞》、《凉山舞步》、《共饮一江水》。文化大革命开始，叶浅予惨遭批斗，被关进秦城监狱，封闭达十年之久。1978年，文革结束，叶浅予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开始创作。

　　叶盛兰：（1914年12月10日－1978年6月15日），原名端章，字芝茹，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京剧小生。1931年秋，叶盛兰开始正式搭班。首先是应马连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风社，为马连良配演《四进士》、《十老安刘》、《清官册》、《苏武牧羊》、《春秋笔》、《串龙珠》、《火牛阵》等剧，并合作演出《群英会》、《八大锤》等。叶盛兰在与马连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了个人所长。他同时先后与于连泉、华慧麟、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张君秋等合演《红梅阁》、《独占花魁》、《得意缘》、《虹霓关》、《游园惊梦》等戏，其中与章遏云的合作达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对儿戏”。1934年于上海首演《群英会》一炮而红。1941年叶曾一度以旦角领班。1945年夏，叶盛兰成立育华社，开创了京剧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后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吕奉先》，全部《罗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戏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吕布”之誉。1958年，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戴上右派帽子。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1966 年文革开始，叶盛兰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他才返回城里。

　　叶盛章：(1912年12月7日－1966年8月31日)，字耀如，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京剧艺术有史以来首创丑行挑班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享有“流派”鼻祖之誉的丑角艺术大师。他还编演过《智化盗冠》、《徐良出世》、《酒丐》等武丑戏。1947年，盖叫天以双头牌名誉特邀叶氏到上海黄金舞台联袂演出《三岔口》，被誉为“南北双绝”。1950年后参加中国京剧院三团，排演了《东方朔偷桃》、《程咬金招亲》等，移植了川剧《秋江》，并参加了现代戏《洪湖赤卫队》、《安源大罢工》的演出。晚年在北京市戏曲学校任教。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年仅54岁：中国京剧名丑、一代表演艺术家叶盛章在文革初期一夜之间无影无踪。某日清晨，有人在京城护城河边，发现叶先生的尸体漂浮在水中……后曾有文说其自杀，甚至传说跳入龙潭湖而亡的。还有文称叶离开戏校三天后，尸体及衣物在河边被发现，经多方取证核实，叶盛章绝非自寻短见，死因至今尚无论断。

　　叶以群：(1911年－1966年8月2日)，原名叶灿、叶华蒂，笔名以群。文艺理论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回国后于1932年在上海四川路大三元酒家与田汉、丁玲、刘风斯一起加入中共党。随后参加了左联，任左联组织部长，并任左联刊物《北斗》、《抗战文艺》编委。1938年与孔罗荪合编《文艺阵地》。1944年在重庆成立了文化联络社，茅盾任社长，以群任总编辑，主编《青年文艺》。1945年，主编《文哨》月刊。1946年与茅盾在上海合编《文联》半月刊，1948年，以群和周而复合编了当时香港唯一的大型文艺杂志《小说月刊》。同年以群受潘汉年委托，负责筹建“香港南群影业公司”，并由欧阳予倩导演拍摄了夏衍的《恋爱之道》，由章泯导演拍摄了葛琴的《结亲》。1949年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巴金主编《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杂志。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由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曾作为高校教材，受到好评。文论作品有《文艺创作概论》，《创作漫画》，《文学低基知识》，《文艺思想问题笔记》，《在文艺思想战线上》，《我们的文艺思想》，《谈有关文学特征的几个问题》，《文学问题漫谈》等；另有译著及报告文学问世。因受“潘汉年案件”株连，被长时间审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害，遭到猛烈批斗，被批成反党反射秽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1966年8月2日上午，跳楼自杀身亡。巴金在叶以群的追悼会上致悼辞，沉痛悼念！

　　叶笃正：（1916年2月21日－2013年10月16日） ，大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5年，叶笃正自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学习。在校期间，他参加了1935年的北平一二?九运动。1939年，叶笃正回到了位于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在此，他结识了正在上大学四年级的钱三强，二人一起打乒乓球。在钱三强的建议下，叶笃正改变了原来学习物理学的初衷，决定学习气象学。1940年，叶笃正自西南联合大学毕业，获国立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41年至1943年，叶笃正就读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研究生，1943年毕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导师为大气物理学家罗斯贝。很快，叶笃正成了以罗斯贝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8年11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关于大气能量频散传播》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代表作之一。1946年至195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49年，在美国的叶笃正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写信者是他在浙江大学的老师、后来出任中央气象局第一任局长的涂长望，这封信坚定了叶笃正回国的念头。1950年8月27日，叶笃正和妻子冯慧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威尔逊总统号”，最终于1950年10月回到中国。最初，叶笃正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室主任。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的贡献：1940年代末，创立了大气长波频散理论。1958年，他出版了《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1950年代至1970年代，叶笃正开创了青藏高原气象学研究，《青藏高原气象学》在1979年出版。1950年代，叶笃正原创性提出了气候突变概念，而且开展了气候突变问题研究。1963年，他和李麦村合作完成了《大气运动中的适应问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叶笃正遭受迫害，被指控为“特务”，从1966年4月份便被隔离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间小屋内，刘克武被指派为监督叶笃正改造的工作人员，其间对叶笃正多有照顾。后来叶笃正被放出来，此后又进了一次“特务学习班”。196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自杀身亡，叶笃正闻讯后抱著刘克武痛哭。刘克武回忆说：“因为他们斗他们的话，实在是受不了。精神已经到了将近崩溃的这么一个边缘，非常难过的就大哭起来抱著我说我不想活了，说赵所长也死了，这国家也没前途了，我还活著有什么意思啊。”1973年，一个美籍华人气象科学代表团来到中国，其中有叶笃正在美国时的老同学。中国方面出于接待需要，让叶笃正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自此，叶笃正重新获得了工作的自由。

　　叶雅各：（1894年4月30日－1967年12月24日），林学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创立者。191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森林系科学学士学位；1921年获耶鲁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28年7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同时任武大教授。1933年筹建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1936年，他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时，就著手招收林业专修科学生。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贵阳美国陆军工程处返回武汉大学。1940年，他赴澳门，与先期迁居于此的家人团聚，随即担任澳门培正中学教导主任。1943年，他应广西科学馆兼馆长李四光之请，任科学馆秘书长。1946年继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共国建立后，经他建议，湖北农学院增设森林系，招收本科、专修科学生，为完善湖北高等院校林科专业教育作出了贡献。先后担任湖北省农林厅技术室主任、副厅长，湖北省林业局局长，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1962年，叶雅各有感于大跃进对自然环境、经济建设的影响，撰文《森林对风调雨顺的关系》，该文在文革中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的罪状，1967遭迫害致死。

　　叶企孙：（1898年7月16日－1977年1月13日），也作叶企孙，名鸿眷。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1911年初，清政府将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叶鸿眷报考清华学堂获得录取，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1911年10月因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转读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叶鸿眷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并被录取。1918年6月毕业于清华学校毕业，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叶企孙入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珀西?布里奇曼。期间，哈佛教授威廉?杜安与H.Palmer、叶企孙三人进行用X射线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实验，于192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普朗克常数》，其数值精确到小数点后第2位。当时叶企孙主要研究方向是测量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材料磁化率的影响，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1923年6月，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0月到欧洲旅游，1924年3月回到上海。同年4月叶企孙获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其间经东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应聘物理学副教授，把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担任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学系。叶升为正教授并继梅贻琦担任物理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出任理学院院长，被推举为决定学校重大政策的7位评议员之一，此后一直是清华大学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叶企孙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有工人负责饮食。清华的几个单身教授也前往一同吃饭，并趁吃饭之机商议校政，策划教育改革。这样的一个“少壮派”教授群清华校史称之为“北园7号饭团”。1931年叶企孙在德国，通过赵忠尧的介绍，聘请到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Wittenberg）进行研究工作。他随叶企孙到清华制造仪器设备，直至抗战开始才转至协和医学院工作。吴有训回国后一年多时间内曾转任多家大学老师，叶企孙以比自己的薪水还高的薪水将他聘请过来。另仅有初中文凭，由熊庆来提携的华罗庚，也是在叶企孙的支持下进入清华，从助理员做起担任教职，后更被叶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叶企孙本来负责协助清华资产转移至西南联大，但由于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他只好跟学生熊大缜逃到天津租界，协助学校人员转移到重庆。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得意学生，叶原来打算保送他到德国留学，但他一心想到由共军方面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参与抗日。在叶的支持下，熊大缜前往战区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吸收了一批支持抗日的清华学生。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为根据地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熊又利用自己的关系及叶企孙的支持购得无线电等军需品，大大缓解了当时共军缺乏弹药支持的困局。但在国共两党的冲突中，熊大缜因失言被诬陷为“钻入革命队伍中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军区时任政治部主任舒同。）秘密逮捕并由康生指挥处决，由于当时子弹奇缺，被用石头砸死。1946年，中华民国选拔优秀学生到美国深造，在叶企孙的支持下，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名额分配给本科尚未毕业的李政道。1948年，获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9年春，中共军和平入城，叶企孙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入北京大学，搬出清华北园7号，入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镜春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文革开始后，吕正操受到政治迫害。打击者提出当年的熊案，而作为熊大缜导师的叶企孙，在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的情况下，被诬蔑为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的核心人物。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叶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但仍以“中统特务嫌疑”受隔离审查。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提出要探望叶企孙，均被政府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去世。

　　叶诸沛：（1902年－1971年），冶金学家。1921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后转学冶金与化学工程。1925年～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冶金化学硕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获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28～1933年，在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所和美国中央合金钢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机器及铸造公司任工程师、冶金部主任、顾问工程师。并在美国与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10余篇有关铁、钢与合金的化学热力学与物理化学特性的学术论文，引起当时国际冶金界的注意。柏林工业大学的杜勒（R?Durrer）教授对叶渚沛的学识极为欣赏，希望他留在德国工作，叶渚沛谢绝了盛情邀请，于1933年末回到中国。1933年～194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门委员、南京冶金室主任、重庆炼铜厂厂长、电化冶炼厂总经理。1938年，叶渚沛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资助了当时前往延安途中丢失医疗器械，旅费所剩无几的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并向钱昌照等募捐。1939年叶渚沛随冶金研究室撤至重庆，兼任重庆炼铜厂厂长和电化冶炼厂总经理等职务。并领导技术人员与工人生产了电解铜，使铜含量达到99．93%；纯锌达99．95%；用电炉炼出含硫为0．034%、磷为0．01%的特殊钢，建造新型平炉以及用回转窑试生产海绵铁等新工艺、新技术。1945年～1949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在此期间，叶渚沛发表了《生铁铸造》、《钢铁生产增长的可能速度》、《国家收入的依据》等多篇论文。1949年10月1日中共国建立，叶渚沛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偕妻子与子女返抵香港，1950年回到广州。1950年～1953年，回国任中共国重工业部顾问。1953～1966年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兼任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自1966年至1971年，他系统地写出了《发展超高温新化工冶金过程的前途》、《超高温炭热新技术》、《高温冶炼磷酸盐矿制磷过程的基础理论研究》、《高温石球热风炉》及有关农业问题等20余万字的论文及资料。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逝世，终年69岁。

　　叶桐轩：（1913年8月7日－1971年），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叶桐轩自幼酷爱美术，勤于习画。他15岁考入河南省立艺术学校，17岁以优异成绩被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专业录取。在上海求学期间，他深得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教授器重。在潘教授精心栽培下，叶桐轩学业大进，美术成绩出类拔萃，成为潘教授的得意门生。1931年，叶桐轩学成毕业，先后在淮阳县立一小、遂平县文城中学、项城县师范学校、槐店镇颍滨中学、方城县师范、省立沁阳中学执教，1941年，受聘于开封师范。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美术创作和国画理论研究，于1946年撰写出《国画教范》六册，重版发行多次，是河南省较早的自编美术教材和美术论著。他早年创作的《西湖之秋》、《西湖山水》、《庐山苍松》、《鸡公山》等山水画，描绘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但他成就更大的还是他＂解放＂以后的作品。如《鸭河水库全景》、《沙河新貌》、《南湾水库》《喜讯频传图》、《三门峡水库工地》、《旭日东升喜讯频传》等作品，展现了人民改天换地的业绩和建设射秽主义的豪情。《梅花》一幅参加了河南省第三届美术作品展览；《鸭河水库黑山头工地》一幅，参加了1960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四季花鸟条屏》，于1963年和1964年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8.8万套。更可贵的是，叶桐轩先后为装饰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作画6幅，全部入选。正当才华横溢的叶桐轩勤奋创作、硕果累累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他推向了深渊，他倍受摧残，于1971年含恨去逝，终年58岁。

　　叶笃庄：（1914年－2000年1月30日），曾用名叶笠，笔名心束，农学家、达尔文著作翻译家。叶笃庄6岁入私塾，14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二年级。16岁时，因父亲逝世而改在学校寄宿。其间，《北方红旗》、山川均的《社会科学概论》、苏联出版的若干马列主义著作译本的中文再译本对叶笃庄影响很大。1931年，在读高一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叶笃庄参加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因受徐光启农本主义的影响，叶笃庄立志促进中国的农业。1933年，叶笃庄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1934年自费赴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并参加中共党党员林基路（林为梁）、剧作家杜宣领导的左翼团体“中华留日剧人协会”以及“社联”组织的读书会。1936年春假回国时，叶笃庄出资，与中共党员吴砚农、易吉光（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共同开办天津知识书店，并且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1937年暑假回国后，七七事变爆发。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叶笃庄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政治部担任敌军工作干事，先后参加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署名“叶笠”的《129师的光荣战绩》在延安《新中华报》连载。后来，由于左腿冻伤，叶笃庄转入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官，并且创办了敌工训练班。1944年，叶笃庄经周新民、辛志超介绍，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且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人民周报》，担任该报总编辑。1945年，在民盟任职的叶笃庄受周新民（时为民盟负责人之一，中共地下党员）的指示，曾进入驻华美军中当翻译。1945年，国军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举行起义，投向八路军。1946年，民盟想在该部队中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位美国进步记者要赴晋冀鲁豫采访，民盟便让叶笃庄以该记者的翻译的名义，到该部队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中共方面代表。叶笃庄在北平结识了徐冰，经向徐冰请示，获徐冰同意，徐冰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伯承、邓小平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自1946年至北平和平解放，叶笃庄长期居住在北平，起初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华北经济所任研究员，后来在北平农事试验场任副研究员兼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写完了《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战时日寇开发华北农业计划之研究》等著作，并且写出了《华北农作物栽培制度》论文。中共国成立后，叶笃庄接受中共党组织分配，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投身农业科技翻译工作。任职期间，叶笃庄与同事们创办了刊物《苏联农业科学》、《农业科学通讯》、《中国农业科学》。1951年，叶笃庄组织翻译、审校了《米丘林选集》、《米丘林全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记录》、《赫胥黎自传》等等。后来，他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委托，重新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此开始翻译达尔文的著作。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叶笃庄获聘为研究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叶笃庄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随后，1958年，叶笃庄被逮捕，关入监狱。1962年6月，叶笃庄被从监狱中放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再度强调阶级斗争，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且立即开庭，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文化大革命前期，叶笃庄被安置在安徽省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渔工。1968年，叶笃庄被押解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命其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1976年，叶笃庄被安排在安徽省怀远县荆山湖渔场，是二级渔工。1978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根据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对叶笃庄被划为极右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认定为错划，经中共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决定予以改正，并且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四级研究员，恢复公职。 1979年8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叶笃庄案进行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宣告无罪。1987年，叶笃庄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的岗位上离休。

　　冯雪峰：（1903年6月2日－1976年1月31日），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1919年，冯雪峰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冯雪峰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第七师范学校开除，后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他开始写作新诗，加入了晨光社。翌年，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17首。1923年，冯雪峰因家庭困难辍学。同年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的《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1925年，冯雪峰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1927年加入中共党。1928年冯雪峰回到义乌，不久又受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逐渐与鲁迅熟识起来。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冯雪峰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1年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左联"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1932年，冯雪峰与鲁迅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同年，冯雪峰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但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1934年参加中共党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1936年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同年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兼管文艺，参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并组织把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送到了陕北。另外，根据相关党史回忆录显示，在这段驻留上海期间，冯雪峰在中共上级的指令下，经过重重努力，在上海街头寻找到了毛泽东失散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不过现在也有人士根据多方相关资料分析，怀疑寻找到的那两个乞丐流浪儿身份存疑。1937年，冯雪峰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因与博古发生争吵，一怒之下向潘汉年请假，回到义乌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到1940年《卢代之死》基本完成，后失落。1941年，一青年给冯雪峰写信叙述国民党特务在金华的暴行，导致冯雪峰被逮捕。由于信上写的是冯雪峰的原名冯福春，所以关押者一直不知道所关的人是冯雪峰。冯雪峰在江西上饶和福建新阳徐市被关押六百余天后，在郭静唐和宦乡等人的艰苦努力下被保释出狱。1943年6月辗转到达重庆，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居住，开始写寓言。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作品有诗集《湖畔》（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春的歌集》（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真实之歌》、《雪峰的诗》、《灵山歌》；杂文集有《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另有寓言集、文集和电影剧本等。1954年因未积极参加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文艺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被解除《文艺报》主编职务　后冯雪峰在《人民日报》发表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对冯雪峰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完全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被开除党籍，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后，冯雪峰希望可以完成《卢代之死》的创作，却被告知他的身份不适合写长征这种题材，愤怒之下焚毁了草稿。1965年，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中受到巨大冲击，被打成“叛徒”。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69年，下放咸宁"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1976年患肺癌去世。

　　冯亦代 ：（1913年－2005年2月23日）。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3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专业为工商管理。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1941年到重庆，任出版机构中外文化联络社经理。1943年组建中国业余剧社，任副社长（茅盾任社长）。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后，历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读书》副主编。著有文集《书人书事》、《潮起潮落》、《龙套集》、《水滴石穿》、《听风楼书话》、《西书拾锦》、《归隐书林》、《撷英集》、《冯亦代散文选集》、《冯亦代文集》（五卷）等。译有（美）海明威《第五纵队及其他》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与学者章伯钧等交往很密，但其实是政府的眼线(朱正：＂线人＂是如何炼成的？－－从＂冯亦代现象＂管窥中共的告密文化)，(章诒和：我家的卧底冯亦代)。文革期间，冯亦代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下放到湖北沙洋劳动，从事沉重苦役，双脚变形，健康大受影响。在监督劳动中，冯患脑血栓塞症，抢救后，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动困难的伤残。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冯亦代应邀为该杂志发起人并任副主编冯喆：（1920年－1969年6月2日），原名冯贻喆，中国演员，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院。1947年，主演个人首部电影《裙带风》，从而开启了他的演员生涯 。1949年，主演爱情电影《恋爱之道》。1952年，由其主演的战争电影《南征北战》上映 。1956年，主演战争电影《铁道游击队》。1957年，主演剧情电影《羊城暗哨》。1959年，在战争电影《沙漠追匪记》中饰演骑兵班长钟永胜 。1963年，主演抗日电影《金沙江畔》。文革中被戴上了“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多次遭到围攻和批斗，厂内的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将他放在卡车上，迫使他穿著从剧团抄来的戏服拿著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游街示众，甚至将他装进麻袋里毒打。1969年6月2日，冯喆在大邑刘文彩庄园省文艺界学习班被关押时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他杀)身亡，时年49岁。

　　冯德培：（1907年2月20日－1995年4月10日），中国生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中国神经肌肉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创建和长期领导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培养中国生理学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R．W．杰拉德（Gerard）教授指导下进行神经代谢研究，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关于神经窒息机制的研究，于193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秋，由林可胜推荐转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师从著名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A．V．稀（Hill），进行神经和肌肉产热的研究，1933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先后去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等生理实验室短期工作，并参加英国生理学会和皇家学会的各种学术会议。按稀建议，冯德培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逊基金医学物理学研究所进修一年，学习自制电子仪器，为创建自己的实验室作准备。1936－1941年的6年间，在英文版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26篇文章，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和赞誉，使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国际注目的研究中心。1945年底，应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Council）的邀请访问英国。1946年，转赴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同时为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采购仪器设备和搜集图书。1947年夏，回到已由重庆搬迁到上海的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9年后，冯德培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名誉所长，华东分院及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部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生理学报》主编，英文版《中国生理科学杂志》名誉主编等职务。学术成就有“冯氏效应”及外周神经和肌肉方面的研究工作；另著作颇丰。文革期间，冯德培屡遭批斗，遭勒令跪在上海分院大门口挨斗，关暗室中差点被打死。文革后复出。

　　冯元春：（？－1970年），女，中国四川大学学生，生物学专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反对毛泽东，反对独裁专制被划为右派，遭判刑入狱，文革期间因继续批判毛泽东被处决。作家铁流在《第二个林昭似的女英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文中，写出了冯元春被杀的原因：‘她（指冯元春）的先生郭琰（也是我们五七难友），花不少精力从川大图书馆为我复印出两大张当年批判斗争冯元春时《人民川大》所刊登的材料，标题是《我校反右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冯元春的反动本质全被揭穿，她的全部［论点］已彻底破产，她所捏造或歪曲的廿条［事实］全部揭穿，她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冯元春到底有什么“论点”和“事实”呢？我把两大版材料认真地看了几遍，归纳如下：

　　1．冯元春说：“土地改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农民”；“三反、五反是暴力是乱搞”；“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农民”；“助学金是共产党用来收买人的”；“共产党用封官许愿高价收买一些人入团入党，养了一批寄生虫。好些领导干部狗屁不通，是党棍”；“现在的报纸和电影全是歌功颂德的东西”。

　　2．冯元春说，“根据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还有，“高饶没有反人民，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们，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呢？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3．冯元春说，“毛主席提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⑴、反党；⑵、上书30万言；⑶、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胡风上书30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

　　4．冯元春说，“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不学无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蛮横、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5．冯元春说：“共产党的特权行为严重，表现在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的打击和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思想改造’上。只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的不是。”“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 6．冯元春说：“共产党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处处说苏联好，没有民族气节。”“台湾局势紧张就是倒向苏联成的。”实际苏联远不如美国。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又多么严重。”7．冯元春说：“中国黑暗，苏联更黑暗。”“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监视老百娃的行动。”“解放后工人工资没有怎样提高，农村闹粮荒农民吃不饱，生活还不如从前。”她“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念，踏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鲜血前进”！ ……在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每年“五一”、“七一”、“十一”，共产党都要按照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杀一批人，体现出他的“英明论断”：“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实际是用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先驱者的血，来掩盖内心的怯懦与恐惧。杀吧，杀吧，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用“文化大革命”报刊上一句惯用的话，就是“残夜将尽风更紧，寒冬欲雪天更寒”。冯元春被杀的“罪行”是：“从1957年以来就一贯敌视射秽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借给党整风的机会，恶毒攻击现行社会制度。说它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吃人制度，污蔑伟大领袖是伪马列主义者，还恶毒攻击统购统销粮食制度。”“判刑投入劳改后，拒不认罪服法，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书写咒骂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杀人的“八股文”，千篇一律，毫无新意。……那个女的年约40岁，个儿不高，五花大绑地捆扎著，背上插有三角尖形的白色死牌，胸前挂著写有“冯元春”打上红叉的大纸牌。冯元春昂头挺胸站立著，两个恶狠狠的军人死死压住她的脖子。一条细麻绳像勒进了她的的皮肉，在颈脖处还缠了一圈，让你叫不出声音来。虽然由于血脉不通，冯元春脸呈青紫色，但她仍金刚怒目，威武雄壮，像个不屈的武士……’1970年7月1日，冯元春被枪杀。

　　冯 志：（1923年－1968年11月2日），原名冯禄祥。当代作家。1938年春参加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八路军第三纵队)，曾任勤务员、警卫员、班长、排长、武工队小队长、文工队长、剧社社员，1947年到华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历任《河北日报》记者，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文艺部副主任。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中篇小说《保定外围神八路》。特写《英雄连长王志杰》、报告文学《神枪手谢大水》、通讯《团结模范高永来》、《前线文工队》、《地下游击队》、《成长曲》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终年45岁。

　　卢嘉锡：（1915年10月26日－2001年6月4日），物理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科技组织领导者。1927年，考入厦门大同中学。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7年8月，卢嘉锡考取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进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学习。1939年7月，卢嘉锡通过答辩，获伦敦大学物理化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随后到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L．鲍林（Pauling）处从事结构化学研究，任客座研究员。1945年，卢嘉锡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科学研究与发展成就奖。”1945年冬，年方30岁的卢嘉锡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受聘到母校厦门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同年被高等教育部聘为一级教授，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级教授之一。1960年担任福州大学副校长和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并兼福建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副院长等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作为福州大学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院长的卢嘉锡自然在劫难逃。他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斗的“走资派”之一，经过文革初期无数次的揪斗，最后，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作为劳动改造对象，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整理桌椅，搬设备，搞卫生，刷洗厕所。1972年后，卢嘉锡恢复了研究工作。

　　卢志恒：（？—１９６６年６月），北师大教师。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于文艺理论教研室。中等身材，带深度近视眼镜，专业优秀，能言善辩，才气横溢。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学生时期，便参与主编了《中国戏剧史》，其显露的才华给教师们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６６年２月，北师大部分文科系的教师和学生前赴山西临汾分校半农半读，计划半年时间。卢志恒为中文系带队教师之一，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文革初起，临汾分校内开始出现大字报，分校党委遂安排教师卢志恒与其他两个学生党员组成大字报管理小组，负责抄写、统计大字报。６月２２日，工作组进驻临汾分校，表态支持贴大字报的学生，于是卢志恒等人立刻成为“保皇派”，背负打压革命群众等罪名。大字报管理小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一个已经在班里被批斗，另一个受到各种冲击并即将召开批斗会。挨斗的学生曾经找他倾诉，卢志恒十分沉默，但仍然开导对方：“不要怕，咱们一起犯了错误，咱们一起承担，你是学生身份，我是教师，责任更大。”随后 ，卢志恒受到各种冲击，甚至被他的学生强迫下跪。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或２４）日，山西临汾北京师范大学分校附近的一个农民，在学校附近的崖儿沟七一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辨认，是中文系教师卢志恒。

　　卢肇钧：（1917年－2007年12月28日），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1年至1945年卢肇钧在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及滇缅公路工程局任助理工程师，先后在昆明、贵阳及重庆等地从事钢桥和悬索桥设计，1945年回清华大学土木系任助教。1947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赴美留学，期间，卢肇钧在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研究院取得科学硕士学位后，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土力学研究室为博士研究生并兼任助理研究员，在近代土力学的创始人太沙基（K.Terzaghi）和泰勒（D.W.Tayler）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土力学研究工作。他在学习和工作的同时，还作为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波士顿地区的联络人，积极宣传、动员留美学生返回祖国贡献力量，参加建设。1950年秋因朝鲜战争爆发，卢提出辞职并准备返回祖国，泰勒教授再三挽留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工作，但怀有浓厚爱国感情的卢肇钧，婉言辞谢了教授的盛情，毅然返回北京。主要成就与贡献有：膨胀土的强度及其稳定性研究；首创锚定板挡土结构，并编写《旱桥锚定板桥台设计原则》、《锚定板挡土墙设计原则》；裂土基本特性及在路基中的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出排水砂井处理饱和软粘土地基，查明盐渍土的工程性质，并制定了试验标准和设计原则，已纳入铁路设计规范。曾担任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主编过土木工程类专著。另所著颇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据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1979年复出，任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理事长。

　　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字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是中国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中共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人。1912年入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1916年随舅父易象（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省政厅厅长）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左舜生、张资平等结为挚友。1920年因易象在长沙被刺，回国，第二年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1925年，田汉创办“南国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曾短期在中国国民党总政治部宣传处工作，负责电影戏剧方面事务。1928年，扩大“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并成立南国艺术学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经瞿秋白主持加入中共党。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途中被国民政府拘捕，歌词写在香烟盒上交予聂耳谱曲。1937年作《四季歌》、《天涯歌女》歌词。1941年在大后方桂林组建新中国剧社。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话剧代表作有《关汉卿》、《咖啡店的一夜》、《名优之死》、《月光曲》、《乱钟》等；还有《获虎之夜》、《回春之曲》、《丽人行》、《关汉卿》、《文成公主》及改编戏曲剧本《武则天》、《江汉渔歌》、《白蛇传》、《金鳞记》、《西厢记》、《谢瑶环》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等批判文章，田汉被“专政”，关押于秦城监狱，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1968年因糖尿病、尿毒症和冠心病在狱中去世，死时无一亲属在旁。死后，名单上写的名字是假名字，叫李伍，不是田汉，在1975年被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为“叛徒”，并被“永远开除党籍”。当时中国大陆不能唱他作词的歌曲，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或启用新歌词《继续革命的战歌》。群众集会，也只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田 方：（1911年－1974年8月27日），电影艺术家。曾任北影厂厂长、北影厂演员剧团团长、中国影协副主席、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拍摄了《风从东方来》、《英雄儿女》等影片，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终年63岁。

　　田保生：国际法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建国后响应著名学者、他的老师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中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女，原名杨成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1934年白杨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开始了职业演员的生涯。1936年与明星影片公司签约，与赵丹主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作为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中国女演员，白杨也得到了国际传媒的瞩目，英国《泰晤士报》称其是中国的“葛丽泰?嘉宝”。1940年代起，与张瑞芳、舒绣文和秦怡并称为中国影剧界四大名旦。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央电影摄影场参加了《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影片拍摄，主演《日出》、《屈原》、《法西斯细菌》等话剧，1946年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担任主演。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塑造了具有东方女性独特性格的形象，使得该片成为中国艺术的珍品。中共国成立后，白杨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导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影协副主席。1960年代初期，先后主演《团结起来到明天》、《为了和平》、《祝福》、《冬梅》、《金玉姬》和《春满人间》等影片。在《祝福》中扮演祥林嫂，获第十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著作有《电影表演技艺漫笔》、《电影表演探索》、《落入满天霞》与《我的影剧生涯》等。1962年被选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后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数度被红卫兵殴打得体无完肤。期间由于离开牛棚去探望突发高血压的丈夫，白杨被扣上了“畏罪潜逃”的罪名，更被列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十大要案之一。直到1971年年底她才摆脱了五年生不如死的黑牢生涯。不久后她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再教育”。直到1977年年中，这个终于被平反的传奇女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生命权利斗争》一文。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呼吁人们要为捍卫民主和法制而奋斗。

　　白辛 ：(1920年－1966年9月) ，原名吴宇洪。卓著的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1943年白辛于吉林组织起一个教师业余话剧团，他自编、自导，演出话剧《松花江上》等。1946年被任命为吉林文工团团长。1953年秋，白辛被调到中共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任编导。1960年，白辛根据长期深入边疆生活积累下来的素材，创作出著名的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在1966年9月的一天，白辛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丽而潇洒地走了。时年46岁。

　　白云生：（1902年8月5日－1972年8月4日），昆曲表演艺术家。幼入私塾读书，1920年入荣庆社，初从白建桥学戏，又向白云亭问艺。1922年入祥庆社，深得王益友喜爱，遂收为弟子。初习旦角，1934年经侯瑞春向王益友建议，让其改演小生更见光彩。自此与韩世昌结为珠联璧合的好搭档。自拜程继先为师后，技艺大进，由于他有深厚的功底，《八大锤》、《群英会》、《朱仙镇》等，颇受赞誉。曾组庆生社赴各地演出。为维持全家生计。竟于中山公园“打牲亭”内摆起茶座，他珍惜祖国的文化遗产，想方设法印些戏词，边卖茶边发戏词，边演唱边讲解，招来游客络绎不绝，甚至戏曲同人及票友常到此参加演唱。1949后被聘任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工作。曾为戴爱莲主演的古典歌舞剧《宝莲灯》，任执行导演。戴爱莲后来得知白老师住房狭窄，便将自己后海的住房让给老师。白云生见院大房多，便将宽大房间让给别人。自己仅住东边的两小间，此事深受同人敬重。尤其是对王益友老师的遗孀张桐玉，关怀备至直到养老送终。1957年6月22日，北方昆曲剧院成立。韩世昌任院长，白云生等任副院长。建院大会在文化部大厅举行，马彦祥应邀出席。会上陈毅就如何发展昆曲艺术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并同与会者合影留念。9年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3日，即与老舍等29人被红卫兵拉到文庙批斗毒打，其后遭受几年迫害，1972年8月4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石鲁：（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当代中国画家。原名冯亚珩。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1959年创作《转战陕北》，名声日隆。后与赵望云创立长安画派。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委等职。1964年四十五岁赴陕北黄河沿岸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带病创作巨幅国画《东渡》，遭冷遇，被指责"丑化领袖"。因小说《刘志丹》被批为反党事件，被迫中止电影剧本《刘志丹》的创作。同年九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石鲁作品集》，刚发行一星期，即被通知停售收回。因病自学气功和针灸。同年秋，突然患精神分裂症，十一月入院治疗。1966年十月，被原单位 "文革小组"强迫提前出院，接受批斗。1967 年遭受批斗、游街、拷打等残酷虐待，并被强迫隔离管制。1968年夏末，被工宣队集中于文化系统的"牛棚"重复进行审查批判。1971年因精神病院的证明，省政法小组未批准死刑，暂搁此案。六月出院回家。秋后，创作了《华山英雄》《黄河两岸度春秋》等国画作品。夏初，被省斗批改领导小组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上报省政法小组，要求判死刑。十一月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1974年在全国性"批黑线回潮"运动中，再被列为重点对象，遭受批判。1978年底，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正式行文，作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审查结论。年底，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讲课。

　　石磐：（１９１６年—１９６６年），北师大教授。从小到隆平读书，后移居天津、北京，１９３１年返回家乡读中学。虽然年少，但思想进步，因反对当局的言行遭学校开除。１９３４年父亲病故后，到合肥、济南、上海等地谋职，遭遇坎坷。在此期间自学文学、社会科学和日语、俄语、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１９３８年，石磐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党。先后在边区保卫处、中央干教部、延安行政学院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党的保卫工作和干部培训及理论研究。石磐热心经典，又自学德语，能够阅读并翻译马列原著。１９４８—１９５２，石磐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担任过学校教育处副处长。１９５０年，曾经去苏联访问，所见所闻使他对斯大林模式产生怀疑，回国后于１９５２年退党，随之被调离宣传部，到教育部做巡视员。１９５３年调来北师大政教系任教授，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是北师大政教系建立初期四位著名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教授是陶大镛、 马特和王真先生），并且同陶大镛教授一起，率先在政教系招收研究生。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因为在反右运动开展了一年之后，他以向党交心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中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中国所实行的射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做出全盘的反思与批评。第一，石磐认为苏联、中国及其他射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变质，这些射秽主义国家是新的特权等级社会，苏联不是真正的射秽主义，工农群众没有当家做主。他说：“苏联工农的生活比十月革命以后改善得并不大，但特权等级的生活却提得太高了。我１９５０年到苏联去了一次，看到很多工人生活很苦，农民就更苦了。” 第二，石磐认为中共党内没有民主，毛泽东搞的是个人崇拜。“我认为喊党万岁是可以的，但喊个人万岁是不应当的。” 第三，石磐反对过度地搞工业国防建设，反对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主张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他认为工业化、农业合作化的建设搞得太快了。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共产党进城后就应当首先考虑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是特权等级的生活提得太高，工农生活改善得太慢。第四，石磐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主要应通过会议斗争，现在不必打破旧的国家机器。１９５６年，石磐要求重新入党：“尽管我认为这个党的路线政策根本错了，那么我也应该留在党内，作一个党内反对派。”１９５８年初，他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１９６１年解除“劳教”回校工作，被分配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内，房内堆满了书，余外只有一张床。文革开始后，石磐教授饱受折磨。有人目睹，某次被拉去批斗，石磐拼力抵抗，被拖在地上走，衣服磨破，身上鲜血淋漓。即便如此，他在被批斗时仍然态度强硬：“我是马克屎主义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傍晚，经历了又一次批斗会的石磐教授回到家中，吃过午饭， 换上一身整洁新衣，于下午两点左右登上校园内最高建筑八层主楼，从南面７层上自己的办公室跳了下去。当时有人目睹，落地后还有呼吸，送到校医院后不治。很快，校园广播响起“极右分子石磐自绝于人民”云云。石磐教授自杀的第二天，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的日子。

　　石挥：（1915年－1957年11月），原名石毓涛，中国电影、话剧演员、导演。1934年，石挥加入北平明日剧团，开始做剧务，后来做演员和导演；1935年11月，在雷电剧团担任演员。1940年，石挥来到上海，相继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艺术团体，参加演出了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30个剧目，塑造了多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1941年，石挥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拍摄了《世界儿女》、《乱世风光》两部影片后，继而先后在金星影片公司、文华影业公司主演了《假凤虚凰》、《太太万岁》、《艳阳天》、《哀乐中年》等一批有影响的影片。1950年，石挥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这一辈子》，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编剧和主演，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2年，石挥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导演，先后在《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宋景诗》、《情长谊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挥导演的《鸡毛信》，该片获得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同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1957年由他导演并担任主角的电影《雾海夜航》受到了批判，同时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东吴大将－－假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批判。1957年11月，石挥乘坐曾拍摄过《雾海夜航》的“民主三号”客船，在海上投海自杀。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中国现代诗人。1929年至1932年留学法国。1932年1月，艾青启程归国。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左翼美术家联盟，与画家江丰等人组织“春地艺术社”，举行“春地画会”，获鲁迅支持。1932年7月，遭国民党密探逮捕入狱，被指控为颠覆政府，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狱中，艾青写出了《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等许多诗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为艾青的成名作(由于艾青当时只知道“大叶荷”这个名字的读音，而不知道实际汉字，故误写作“大堰河”)。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后，艾青赴延安。1941年11月，《诗刊》创刊，艾青担任主编。至1942年5月5日终刊，《诗刊》共出六期。1941年11月初，艾青被志丹县推选为参议员，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会场，艾青写作了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毛泽东》一诗。1941年12月16日，艾青创作了《时代》一诗，集中思考时代命题。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 上发表《三八节有感》以及由马加撰写的小说《间隔》引发的批评。《艾青传》称，作为“文艺”副刊负责人的丁玲感受到“一种压力”，乃“来求艾青帮忙”，“不懂政治且又爱抱不平”的艾青连夜撰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3月11日，该文在“文艺”第100期发表。该文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要求写作自由。当时，先后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刊登的文章还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一个月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作家的团结”。1942年5月2日，艾青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转变”之后的艾青获得各方好感。1942年6月9日，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艾青即席长篇发言。七天后，艾青将发言整理为长篇文章《现实不容许歪曲》，将王实味称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和“我们政治上的敌人”，该文发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报》。后来艾青委托其子艾未未编《艾青全集》时，未将该文收入。1942年下半年，艾青先后创作了《野火》、《风的歌》、《希特勒》、《献给乡村的诗》、《悼词》、《向世界宣布吧》等诗歌，掀起了创作上的小高潮。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乐部举办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劳动模范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参加。3月9日，艾青创作的诗歌《吴满有》在《解放日报》刊登。但是，吴满有1948年被国军俘虏并奔向国民政府。此后艾青很少提到《吴满有》这首诗。此后，艾青随骆驼队自延安赴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采风，随后又与诗人萧三赴南泥湾等地访问，和359旅旅长王震结下深交。1943年暮春，艾青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已开始。艾青被询问当年“提前保释出狱”及“《广西日报》副刊供职”一事。1943年夏末，艾青被发展为中共党党员。1945年1月27日，艾青得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乃写出《悼罗曼?罗兰》一诗。1939年，艾青出版诗集《北方》，此后到1945年，共出版《向太阳》、《火把》、《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12部。1950年夏，访问苏联，后来出版诗集《宝石的红星》。由于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人民文学》被视为表现消极，还发表过许多思想“错误”的作品，故1952年2月，刚创刊一年多的《人民文学》宣布停刊整顿，副主编艾青被停职。丁玲担任整风之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取代艾青成为该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此前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前，丁玲身兼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此番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在文艺界权倾一时。此后丁玲紧跟毛泽东的指挥，在陈企霞的协助下，对文艺界人士大力批判攻击。1956年，艾青出版诗集《春天》。1957年，获聘为《诗刊》及《收获》的编委，出版诗集《海岬上》。1957年12月，中共中国作协党组作出决议，开除艾青中共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开除艾青党籍的正式通知。1958年4月，艾青离开文艺界，来到黑龙江省的一个林场落户。1959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中，艾青多次惨遭批斗。1976年10月起，艾青重获写作自由。

　　龙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名沐勋，字榆生，是中国20世纪词学名家。龙榆生生于江西万载县，1920年代先后在武昌和厦门师从黄侃（季刚）、陈衍（石遗），1928年起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太炎文学院等校教授。1940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不久脱离政治，任教于中央大学。1945年因参与汪政权被判入狱12年。1948年保外就医。1956年任教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后不久去世。

　　厉德寅：（1902年－1976年9月），经济学家。1930年赴美国留学。1934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交通银行设计处处长，全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云南大学教授，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行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专门委员、经济部参事等职。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主讲《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学》。译有《数理统计导论》。1952年任上海财经学院四级教授。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批准，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送青海德令哈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满释放。1964年5月回沪。1976年9月病故。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孙毓麒，曾用名孙世棻，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实业家，中华民国及中共国政治人物。17岁时，孙越崎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1911年底毕业。1913年，孙越崎进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结识了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孙毓麒愤而更名“越崎”，意为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走上康庄大道。1916年，孙越崎自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文科预备科学习，后在父亲的劝说下，于同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孙越崎作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此次集会。会上，孙越崎第一个站起来，代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表态坚决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孙越崎等人还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时，孙越崎和马骏、谌志笃、沙主培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前往直隶省长公署，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谈判，要求省长曹锐给北京政府发电报，让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拒绝签署卖国条约。最终请愿取得胜利。1923年秋，孙越崎赴中国东北，参观了抚顺煤矿、本溪煤矿、鞍山制铁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今鸡西矿务局的前身），应督办蔡运升之邀，孙越崎不顾家人反对，冒雪奔赴穆棱（今鸡西），参加了的穆棱煤矿的创建工作。孙越崎被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率领中方人员开掘第二号直井，与俄方人员开掘的第一号直井进行比拼。孙越崎工作5年零8个月后，穆棱煤矿建成投产。1927年孙越崎结识了前来调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并在翁文灏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孙越崎还编写了《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1930年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翁文灏作序。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临走前，他专程拜望邵力子老师，邵力子嘱其“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1931年9月，孙越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回国途中，他又绕道欧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国的采矿业。1932年7月，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回哈尔滨家中。孙越崎不愿定居在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来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来到南京，在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3月，孙越崎在津浦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写成《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同年9月，孙越崎和严爽被派往陕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陕北有石油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辖下成立了陕北油矿勘探处，孙越崎被任命为处长。在陕北延长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并率队打出了油井，炼出了汽油。(后来，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占领了延长县，接管了延长油矿。延长油矿成了后来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工业资源。)1934年7月，英方股东、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赴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对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矿的领导人的不满，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整理。蒋介石于1934年9月在庐山当面请翁文灏出任中福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于1934年11月来到中福煤矿。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赴中福煤矿担任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并在翁文灏不在焦作时代理整理专员。孙越崎著手整理，很快扭亏为盈。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受命创建玉门油矿。随后，该油矿采购并定制钻井、开采及炼油的设备，开始进行建设。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已经完成该年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目标，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孙越崎被誉为“煤油大王”。1942年夏，因经营玉门油矿卓有成绩，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孙越崎“金质工程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赴中国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办公地点设在沉阳，同时，孙越崎还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局址设在北平。身兼数职的孙越崎在北平、沉阳等地穿梭。1946年1月，孙越崎兼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任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为直属行政院，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钱昌照任委员长）。1947年1月，孙越崎辞去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职务，并交卸了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2月，中共军占领鞍山后，孙越崎得知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一伤亡并获得优待。这令孙越崎感触颇深。1949年3月，何应钦内阁成立，孙越崎出任中华民国工商部（5月与其他部会合并成立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动员各工矿采取行动保护工矿，结果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及32000余名职员、几十万技术工人，全部坚守岗位。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孙越崎随即下令将已运至长江下关码头的各厂器材运回厂内安装复工，未运往台湾。1949年4月26日，孙越崎自上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孙越崎当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多人来广州领取资金，以备必要时给员工发工资。1949年5月底，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赴香港。到香港后，孙越崎同中共党取得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赴北平。为争取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进行活动。当时，国外贸易事务所在香港存有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用于出口的矿产品。孙越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事务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1949年11月14日，该事务所员工通电全中国宣告“起义”，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发电向中共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致敬，获毛泽东复电嘉勉。1950年3月，孙越崎遭到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中华民国政府以叛党叛国罪通缉。资源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政府中经营全中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职员3.2万多人，技术工人六、七十万人。这些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经孙越崎电请，从海外回到北京。后来孙越崎回忆称，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派出四艘军舰拦截孙越崎所乘船只，幸亏船主改道，军舰错截了其他船只，孙越崎方才幸免于难。1950年3月，孙越崎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主要人员遭到怀疑，并受到审查。孙越崎的老朋友卢作孚也在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中自杀身亡，这给孙越崎的刺激很大。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了“愿意到煤矿技术工作”。不久，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当时是中国第一大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住在北京女儿家中的孙越崎随即受到冲击。因无北京户口，孙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资停发，被以“特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一年半。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先后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调，均为专案组就原资源委员会在各地的人员的所谓“问题”找他核对，孙越崎顶住了逼供、诱供，坚决不写违心的材料。孙越崎还遭到抄家，停发工资，并被监督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孙越崎的妻子王仪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度自杀，幸而都被抢救过来，保全了性命。孙越崎夫妇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赶入唐山一处小平房居住。1973年，孙越崎重获自由。

　　刘永济：(1887年－1966年10月2日与) ，字弘度，宏度，号诵帚，晚年号知秋翁，室名易简斋，晚年更名微睇室、诵帚庵。古典文学研究家。1911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语文系。历任长沙中学教师，沉阳东北大学教授，武昌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及武汉大学语文系教授、文学史教研组主任。湖南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文学评论》编委。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后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职。对屈赋和《文心雕龙》研究颇有成就。著有《文学论》、《十四朝文学要略》、《文心雕龙校释》等。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刘永济任教武汉大学后，即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三十年代即有《文心雕龙征引文录》之作上下两卷，征引文达530篇，由武汉大学于1933--1935年铅印。四十年代成《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是书为继黄侃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之后又一“龙学”力作，诸所诠释，皆得刘勰论文原旨。此书问世后，为学林所推重，其精到之论多为治“龙学”者所引用阐发。如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说：“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又深远的影响。”(载《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台湾之治“龙学”诸学人也奉其论为圭臬《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刘氏晚年仍致力于“龙学”的研究，计划编纂《文心雕龙辞典》，拟列布份词目，写了不少释义卡片，痛惜文革祸起而未完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永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遗老”，10月2日含冤去世，时年79岁。其妻是家庭妇女（教工宿舍楼里的孩子叫她“刘婆婆”），被认做“地主”而遭斗争，最后在家中上吊自杀。1979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永济平反。

　　刘雪庵：（1905年11月12日－1985年3月15日），笔名有晏如、吴青、苏崖。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民国时代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长城谣》、艺术歌曲《红豆词》的作曲者，也是中华民国空军军歌的作曲者。早年在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过钢琴，小提琴，并学唱昆曲和作曲。1930年在上海国立音专跟萧友梅、黄自等学作曲。1936年毕业于该校。1941年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1949年后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30年代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和抗日歌曲《出发》、《前进曲》、《前线去》、《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三《上前线》、《民族至上》等，并创作了《中华儿女》、《保家乡》等电影歌曲，同时为军队创作了《海军军歌》、《空军军歌》。1956年，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了钢琴曲《飞雁》。其他代表作还有歌曲《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红豆词》。 并撰有《音乐与个人》、《音乐中的民族形式问题》等文章。1957年因《何日君再来》歌曲被打成右派，被剥夺讲课资格，任图书管理员。文革中，1969年被押送河北军粮城农场劳改。1975年因几乎双目失明，失去劳动能力，被遣送回北京家中。1979年被口头平反。然而书面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刘盼遂：（1896年－1966年），名铭志，字盼遂，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一生淡泊质朴，痴于藏书，有活字典之称。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著有《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论衡集解》，此书被叶圣陶先生赞为“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而《颜氏家训校笺》、《颜氏家训校笺补证》、《世说新语集解》、《天问校笺》等著作，以及《穆天子传古文考》、《嫦娥考》等论文，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人们研读、征引的重要根据。刘盼遂还曾与郭预衡共同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曾任河南通志馆编纂，参与编写了《长葛县志》、《太康县志》、《汲县志》。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著有《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王石臞先生年谱附伯伸先生年谱》、《段玉裁先生年谱》、《经韵楼集补编》。他还著有《〈论衡〉注删要》、《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论衡校笺》、《后汉书校笺》，《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世说新语校笺”叙》、《“世说新语校笺”凡例》，《说文师说》、《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辩》、《黄氏古音二十八部商兑》，《甲骨文殷商庙制征》、《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赤子解》、《中华人种西来新证》、《齐州即中国解》、《义山锦瑟诗定诂》、《"永乐大典"漫谈》等论文。文革中，红卫兵在抄家时，把夫妇俩捆绑在院子里，不准回屋子，不准吃饭，只给他们喝院子里自来水管的生水。经过几天的折磨，刘盼遂的妻子先被折磨死了。而后红卫兵把他的藏书全部付之一炬，在熊熊的大火中，刘盼遂毕生珍爱的藏书毁于一旦。他感到锥心般的疼痛，在万念俱灰的心理支配下，纵身一跃，扑向火海，毅然和所爱的书籍同归于尽。但被红卫兵拉出来痛打，终于被活活打死。

　　刘绶松：（1912年－1969年3月16日），原名寿嵩，笔名刘濑流、宋漱流，中国新文学史专家。1935年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1949年后，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教授。1952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1955年出版《文艺散论》。1956年加入中共党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出版《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被定为高等院校教材。1958年出版论文集《京郊集》。1961年赴北京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委、副主编。次年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还曾任《长江文艺》副主编，武汉市文联常委、文学部部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其妻张继芳因为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以及参加过“三青团”，于是被指控为“特务”，刘绶松本人则被指控为“交代问题不老实”。1969年3月16日是星期日。刘绶松和张继芳得到允许从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回家。他们回到在武汉大学一区的教工宿舍后，在家里楼上堆杂物的小阁楼中竖起一张单人木床，然后一边一个，在木床栏杆和床腿上，一起自缢，含冤辞世。

　　刘启戈：（？—１９６６年），北师大教授。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建国前任教于辅仁大学，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期，辅仁大学历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给许多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刘启戈先生著述甚多，有《西欧封建庄园》《世界中世纪史》，《中外历史年表》（ 与翦伯赞等合编）《戊戌变法》（与翦伯赞等合编），译作有：《世界通史》《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等。１９６６年某日，在历史系组织的批斗会上，刘启戈头戴高帽，还被自己学生当众打耳光。回家后即与夫人跳楼自尽。

　　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中国国学家，教育家。1906年就读于芜湖安徽公学，隔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2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处秘书，积极主张以恐怖活动推翻袁世凯政府。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聘其出任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以古籍校勘学为终身志业，主攻秦汉诸子，最终因钻研《淮南子》六卷专著《淮南鸿烈集解》震惊文坛，蒋介石一度抬举为“国宝”级人物。刘文典曾在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后师从章太炎学《说文》。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上课内容自由发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最后一个学期只讲半篇《海赋》。刘文典恃才傲物，轻视文学，曾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他反对沉从文当教授：“沉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沉从文四毛钱。”又说：“沉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1939年出版《庄子补正》10卷。陈寅恪为此书作序。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主要著作有《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说苑斛补》、《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等。主要译作有：《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在中共“反右”运动中受到无理冲击，一日强迫检讨，脑溢血发作至病危，1958年7月15日含冤病逝于昆明。

　　刘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原名刘槃，字季芳，号海翁，中国书画家，艺术教育家。专长国画、油画、书法、诗词，与林风眠、徐悲鸿和颜文梁并称“四大校长”。1915年，上海美术学院改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接任校长。刘海粟是中国第一位聘用人体作模特的画家。1917年，上海美专展览人体画，有人抨击“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舆论攻讦下海粟自号“艺术叛徒”。1920年7月延聘裸体女模特陈晓君。有传言“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1925年，上海市议员姜怀素在《申报》呼吁严惩刘海粟，海粟写文章反驳。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称海粟为“禽兽不如”。1927年，政府交涉封锁位于租界的上海美专，孙传芳函令解雇模特儿，刘海粟被以“学阀”罪名通缉，避居日本。1931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演讲国画“六法论”，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1933年再赴欧洲考察，于德国普鲁士美术学院、柏林大学、汉堡美术学院、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演讲并举办巡回画展。1943年，回国复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于上海举行个展。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院长。著有《画学真诠》、《存天阁谈艺录》、《刘海粟艺术文选》等，另有画集《刘海粟油画选集》、《刘海粟名画集》、《海粟国画》等。195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国画展。同年被分类为右派分子，革除教职。1958年，患中风后失语卧床。1967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抄家多次，所藏书画除了部分移往上海博物馆，其余都遭烧毁洗劫。不能公开作画，但没有完全停笔，国画《黑牡丹:谁说刘家穿鼻牛》,狂草《大火练真文》,钤印《海粟不朽》等。

　　刘世楷：（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号仲则。天文、气象学家。早年就读于成都府中学、华阳县中学、四川公立农业专科学校。1917～1922 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理化部，并在北京中央观象台任气象测候练习生，后任观测员，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研究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安徽、山东、四川、吉林等地任中学教员，后在吉林大学任讲师。1923年毕业。曾为中央观象台观测员，安徽、山东、吉林等地的中学理化教员。1929～1931年为吉林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并创办吉林大学测候所，编辑《气象月刊》。1932年起，先后为四川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华西协合大学、沉阳东北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讲授物理学、农业气候学、气象学、天文学、天文学史等课程。1940～1942年曾任四川省立石室中学校长。1945～1950年初任四川省气象所所长。编著《四川气候志》，主持发布每月四川天气概况及成都天气概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参与天文系的筹建工作和完成该校教学用天文台的建设。刘世楷1922年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41个发起人之一，后被选为中国天文学会北京分会理事。曾参加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科学社。刘世楷曾著有《四川之气候》、《四川气候志》、《相关算法大意》、《本年夏季川省降水情形及水灾原因》、《水灾与气象》、《普通物理现象解释》、《高中物理实验》、《趣味的化学实验法》、《热力学》、《热学》、《普通物理实验》（共3册）、《气象学》、《音学》、《中等物理教材》、《近八十年中国的科学教育》等。中共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天文和气象方面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天文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略》、《现代天文学年表》、《普通实用天文学》，《航空天文学》、《“下雪不冷化雪冷”的说法对吗？》、《关于太阳视象的形状和大小由距日远近所引起的问题》，以及《天球坐标概算法及其应用（提纲）》，这是刘世楷1952～1955年研究工作的总结，文中提出一种立体天球坐标的简捷算法和运用此法去设计一种轻便适用的仪器原理，此法对天文教学、航空航海、野外勘探、军事训练等方面均有一定的价值。《七曜历的起源—中国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论证了七曜历的起源。《从天象与降水的相关概推25年间中国水旱的趋势》，是在整理我国有关水旱与天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了日面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流彗活动与降水、水旱灾：日行行星的活动与降水、水旱灾等的关系，概推了未来25年间中国的水旱趋势。此外，还有《推算节气的简易算法》等。刘先生一生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安危。他曾仗义执言，遭到国民党的威胁恫吓；中共国建立后，他对一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大跃进、教育革命中的不实事求是的现象有不同看法，明知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但还要“对国家尽一点愚忠”。这些出自爱国之心的言行，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灭顶之灾。且遭受人格侮辱，被剃“阴阳头”。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师大教师宿舍工一楼，物理系教授刘世楷和夫人走上四楼楼顶。据目击者言，夫人向下望时似有踟蹰，刘先生伸手将夫人推下楼，然后自己纵身跃下，夫妻双双身亡，刘先生时年６９岁。

　　刘凤祥：（？－1970年），曾任《湖南工人报》编辑、《湖南日报》主编。1957年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在工厂劳动，被机器轧断一条右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令其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因为只有左臂可举，遂被安上“举起左臂打倒共产党”的罪名，判为无期徒刑。又因用左臂撰文《论狼与小羊与下游弄脏的河水》，于1970年被枪毙。杨小凯（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将其视为“他们那一代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积极的努力打了个句号。”

　　刘允斌：（1925年－1967年11月21日），中国核化学专家，刘少奇长子。1925年，刘少奇、何宝珍（又名何葆贞）夫妇的长子刘允斌出生在江西萍乡安源。两岁时被送回湖南宁乡县的刘少奇家乡寄养。1938年7月，中共党组织将他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同年秋，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选送一批革命者子弟到苏联留学，刘允斌和妹妹刘爱琴被送到苏联。1939年11月，二人抵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住过的莫尼诺儿童院学习。学习一个学期后，刘允斌迁居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学习。他学习十分刻苦。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伊万诺沃市民每日只能领到几两黑面包，冬天无取暖用的煤和柴，正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刘允斌每顿饭只有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但刘允斌积极参加国际儿童院组织的开荒种地、伐木搬柴等劳动，并主动为前线苏联红军官兵献血，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苏联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1945年高中毕业时，刘允斌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那年，刘允斌加入苏共党。自该院毕业后，刘允斌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学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得副博士学位。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中国。只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家中住了几天，便来到距北京城50公里外的房山县，进入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四〇一所）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他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努力钻研，取得成就，获副研究员技术职称。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及技术资料，中央乃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早日研制出原子弹。1961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元件厂（二〇二厂），刘允斌所在的四〇一所元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二〇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研究工作。二〇二厂位于高原的山脉中，一条公路连接到山外。1962年冬，刘允斌抵达二〇二厂。不久，刘允斌被上级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苏联时，刘允斌和苏联人玛拉?费多托娃结婚，育有一子一女。1951年，刘允斌和玛拉曾来中国度假。1957年刘允斌回中国后，玛拉在1958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但因不适应中国的生活，最终双方协议离婚。玛拉带著一子一女居住在苏联莫斯科。后来，刘允斌与中国人李妙秀结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允斌被下放劳动，任务是打扫卫生、掏挖污水沟等等。随著父亲刘少奇倒台，刘允斌在二〇二厂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到殴打和辱骂。刘允斌还曾被造反派挂上黑牌，推上汽车，押到十多公里外的包头市区游斗。1967年11月21日，刘允斌在二〇二厂的他家所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卧轨自杀身亡。1978年，在二〇二厂俱乐部为刘允斌举行了平反后的追悼会。

　　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刘崇乐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土学位（1922年）、博士学位（1926年）。1926年，刘崇乐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附属昆虫研究所并任所长。1926年返国后至1949年前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并著手云南昆虫的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校返京。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中共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中共党＂新中国＂有好感。1949年，刘崇乐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1952年，刘崇乐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即昆虫研究所前身）。1955年，刘崇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刘崇乐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刘崇乐曾进行胡蜂科、瓢虫科、虎甲科、天幕毛虫、红蜘蛛及梨实蝇等分类区系及防治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专著四册、译著三册，并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各方公认的成就。刘崇乐在文革期间被横加诬陷打击，进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崇乐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重病中仍遭受非人之无情迫害而无奈离世，终年68岁。其哥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刘澍德：（1906年－1970年），作家。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曾任中学教师，长春大学文学院、东北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历任云南省文联编辑室主任，昆明师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亚非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著颇丰。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是日逝世，终年64岁。

　　刘文辉：（1937年－1967年3月23日），自由民主斗士。1957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的刘文辉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时年20岁。曾主动要求到海南岛工作。实想偷渡出境，1962年被抓并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晖新村11号。文革开始后，刘曾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与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射秽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射秽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射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时年30岁。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先后被关押13年。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判决，平反纠正，“宣告刘文辉无罪”。在此前，刘文辉父亲刘宗汉和弟弟刘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彻底平反。2004年，刘文忠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书中记叙了刘文辉和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刘盛亚：(1915年 2 月 －1960 年 4 月 4 日)，笔名 S. Y , 作家，翻译家。少年时随父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曾就读于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在学期间与老师黄现璠和同学李石锋、张天授共同创办蓓蕾学社，以出版进步书籍和创办进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即相继创办了进步文艺旬刊《菡萏》、《蓓蕾》，由李石锋任主编，刘盛亚任主笔，旬刊重点放在新文艺创作和评论上，作为主笔的刘盛亚以锐利的文笔累出杰作，成为“蓓蕾学社四杰”之一。1935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后被聘为四川大学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同时由戏剧家熊佛西聘为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导师，时与江安执教国立剧专的吴祖光同被誉为南北神童。后返重庆，一度担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还由郭沫若聘为属下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后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西方日报》周末文艺主编，《大公报》文艺主编，重庆戏协执委兼创作部长，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文联执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传记文学《木工黄荣昌》，译著戏剧剧本《巴黎圣母院》、《浮士德》，诗集《尼伯龙根歌》、《少年游》、《歌德诗选》、《海涅诗选》，短篇小说集《萝茜娜》、《蔡特金传》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改造。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时年45岁。

　　刘旭沧：（1913年－1966年），中国著名摄影家。1932年加入三友影会。1945年参与创办《美术生活》月刊，任编辑。1945年后任中青摄影学会指导，邦达广告公司经理，宇宙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器材供应公司摄影部摄影师，中国摄影学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曾入选国际沙龙摄影展览，并多次获奖。作品有《窥》、《黄山苍松》、《将相和》等。从1932年起，刘旭沧的作品先后参加过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海预展、全国美展、天津影展、法文学会影展、大同大学影展、北京联合影展、中国摄影学会影展、黄山名胜影展等。还曾选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个国家，295个国际沙龙影展，并获奖54项，在国际影坛上有较大影响。1956年到1966年，每届全国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入选，在摄影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十年浩劫开始后，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摄影家受到残酷迫害。据刘旭沧的子女回忆，那些日子里刘旭沧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也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语，再也看不到和蔼可亲的笑容。眼看著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摄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烧毁……他的精神崩溃了。据他的女儿世琬医生说，爸爸一生摄影作品达19万张，全部被付之一炬。刘旭沧于1966年在上海离世，享年53岁。

　　刘宝瑞：（1915年－1968年10月8日），中国相声第六代演员。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时拜相声家张寿臣为师。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献艺。刘宝瑞以单口相声表演而著称，被称为“单口相声大王”。1940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怀抱对中共的期望，刘宝瑞从香港回到大陆，参加了中国曲艺团，后调至中国广播说唱团。刘宝瑞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文化大革命其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后下放至北京郊区劳动，1968年10月8日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遭现场批斗，当晚逝世。死因有多种说法，或是胃穿孔病逝，或是被人殴打致死，或是死于自杀，遗体被草草掩埋，经多方寻找至今尚未寻获。

　　刘克林：（1924年－1966年8月6日），报人，记者。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的介绍下，1939年刘克林14岁时加入中共党。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在重庆《大公报》，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1963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64年以新闻专员名义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亚、非、欧洲14个国家。在这前后还参加了60年代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6日从办公楼六楼跳下死亡。年仅42岁。刘自立在＂忆父亲刘克林＂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笔名刘浏、刘克、申明、刘子安、金大白等，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1942年初中毕业。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刘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1946年至1950年从事青年组织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宾雁不断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并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推行自身改革。《纽约时报》称刘是极富使命感的调查记者，因为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评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最受钦佩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党员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个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异见表达的国家——这也许是有关他职业生涯最了不起的一点。”他曾写道“共产党管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1986年12月，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要求开除党籍。次年1月正式开除，成为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斗典型。1956年4月，刘宾雁在当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在桥梁工地上》；6月和9月，发表《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引起全国关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评中共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影响广泛。刘宾雁被毛泽东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批判刘宾雁“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刘宾雁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至1966年，刘宾雁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刘宾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1978年至1979年，刘回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文》编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在民间引起更大反响。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刘宾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刘宾雁公开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力镇压，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与严家其、万润南等人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11月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议开除其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亦被中国政府禁止返回中国。刘宾雁于2002年患直肠癌，其后扩散到肺部与肝区，200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25分左右，刘宾雁因直肠癌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之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终年80岁。刘宾雁遗言：“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孙瑜：（1900年3月21日－1990年7月11日），原名孙成玙，中国内地导演、编剧。自小饱受中国古典诗书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就写过诗，曾经把唐代诗人、他的四川老乡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故有“诗人导演”一称。1914年入南开中学，1920年入北京清华大学文科。并与同学组织了“苔岑诗社”，创作研究中国古体诗词；同年，与同学一起选租文艺片在校园大礼堂放映；此外，还在罗明佑组织的影评征文比赛中，以一篇题为《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的4000字影评，获得第一名，获赠华北电影公司真光电影院长期免票及50本《赖婚影评选集》。1922年，翻译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豹人的故事》；同年，翻译托马斯?哈代的中篇小说《娱他妻子》；此外，还在茅盾主编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 。1923年，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获得赴美公费留学的机会，作为三年级插班生进入麦迪逊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后转赴纽约摄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比拉斯哥戏剧学院学习电影剧作、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专业课程 。1926年，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1927年，孙瑜进入长城画片公司担任编导。 1928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渔叉怪侠》。1929年春季，进入民新公司，并编导了武侠电影《风流剑客》；同年，新组成的联华影业公司请孙瑜执导首部影片《故都春梦》（朱石麟、罗明佑编剧），并首次与阮玲玉合作，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旧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此外，还执导了滑稽短片《自杀合同》。1930年，为新组建的联华公司编导剧情电影《野草闲花》，该片则首次使用了白话体字幕和配音插曲，插曲为《寻兄词》。1931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野玫瑰》上映 。1932年，执导由黎莉莉、袁丛美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火山情血》；同年，执导剧情电影《天明》，该片讲述了渔村中一对表兄妹来到大城市谋生的故事。1933年执导由阮玲玉、黎莉莉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小玩意》。1934年执导剧情电影《体育皇后》。193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到自然去》上映。1937年执导电影《联华交响曲》。1940年，执导剧情电影《长空万里》；同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火的洗礼》上映 。1945年，开始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驻美代表 。1950年，由其执导的传记电影《武训传》上映，该片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主题 ，影片被《大众电影》评为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1955年，与郑君里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宋景诗》。1957年，与蒋君超联合执导剧情电影《乘风破浪》；同年，在《文汇报》发表《尊重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一文，提出导演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的观点 ；此外， 还参演了剧情电影《暴风中的雄鹰》。1958年，执导由魏鹤龄主演的剧情电影《鲁班的传说》。1960年，赴贵阳执导戏曲片《秦娘美》，该片根据梁少华梁耀庭的原著改编，这是孙瑜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1966年文革爆发，因影片《武训传》被点名批判，遭到长期迫害。1968年3月，被关进“牛棚”一年又两个月 。1969年冬季，被送进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两天后因脚伤返回上海住院治疗 。1978年获得“解放＂。

　　孙泱：(1913年－1967年10月5日)，孙炳文的儿子，孙维世的哥哥，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政治部主任。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在延安担任朱德秘书。中共建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对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颇有研究。著有《我国过渡时期射秽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1927年4月20日其父孙炳文被国民党处决时，孙泱14岁，女儿孙维世才5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孙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因为孙泱始终拒绝揭发朱德的“罪行”，1967年10月5日，“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对孙泱动用了电刑：一根特制的铁棍一头接上了220伏的电流。专案组的打手将带电的一头捅向孙泱的后背。孙泱顿时浑身抽搐，发出凄惨的呻吟。他昏了过去，扑倒在地。打手不住地把电棍摁在孙泱身上，看著他一阵阵地抽搐，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致连泼了两盆水，也没有浇醒。事后留了个自杀的样子。时年54岁。而周恩来的干女儿、他妹妹孙维世的结局，似乎比他更惨。

　　孙维世：（1920年11月30日－1968年10月14日），女，小名孙光英，孙炳文之女，周恩来与邓颖超义女。中共国话剧及电影导演。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早年战友。1927年4月，孙炳文在清党中在上海龙华被国民政府下令处决，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共党。1938年春，任锐、孙维世她们母女一起进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邓颖超致信任锐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且经常写信教育鼓励孙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孙维世也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当成父母，经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来家。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摔伤，右臂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得知后请求同去。毛泽东批准她到苏联学习。1946年9月，孙维世坐火车从苏联回中国。1948年，孙维世选中了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亲任导演，剧中只有两个人物，孙维世的导演构思新颖，她还增加了序幕与尾声，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大获成功，受到榆次县老乡喜爱。到长辛店演出时，受到铁路工人欢迎，多年后还有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1949年12月，孙维世和师哲等人一起为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的中苏领导人会谈担任翻译及文秘工作。孙维世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陪同毛泽东出席会谈。1950年8月8日，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孙维世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纪念仪式，周恩来、邓颖超非常高兴。1952年，孙维世导演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孙维世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两剧均获得成功。1956年9月，在孙维世提议下，中共国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欧阳予倩任院长，孙维世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后来，孙维世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前往大庆油田，访问“铁人”王进喜，并拜工人为师，以大庆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初升的太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孙维世被当作“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盘子、洗厕所。196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被打成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不久，1967年10月6日，孙泱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孙泱死后，孙维世受到软禁。1967年12月，以“特嫌”罪名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监狱。并借搜查金山“罪证”的名义，抄走大批孙维世与中共高层往来的信件、照片、资料。1968年3月1日夜，孙维世在家被逮捕。孙维世被关进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看守所，名字被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于半步桥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终年48岁。死后双手仍然被反铐在背后，头颅上面插著一根钉子，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比其父亲孙炳文的死要残忍百倍。

　　孙楷第：（1898年－1986年），字子书，敦煌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敦煌学专家、戏曲理论家。1928年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9-1941年先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助教，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1930年代初，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述。1931年，受北平图书馆委派，东渡日本访书，编纂有《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日军强行接管北平图书馆后，他弃职家居。数十年为研究小说和戏曲，搜集善本古籍达万余册，尤以小说戏曲类为多，所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可称是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1933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合印行世，即《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卷（附见于前书，并合为一册）。这3种书目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从此孙楷第便以小说目录的创制者的身份为学林所知。1935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刊出了孙楷第的《小说旁证》，虽仅有8篇本事及序，但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小说旁证》全书共七卷，约40万字，共收有200篇本事考证文字。1945年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直到去世。1952-1953年，上海上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元曲家考略》、《也是国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等著作。1958年，孙楷第将前此所写的论文作了一次编集校订工作，并辑为《沧州集》，交给了中华书局，于7年后的1965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沧州集》分为六卷，共收入文史等方面的旧作45篇。文化大革命中，孙楷第受到了迫害，被反复批斗，下放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被剥夺了从事著述的正当权利，连毕生节衣缩食而聚集的万册珍贵藏书也损失净尽：竟以论斤卖给了中国书店，因伤心过度，竟致精神失常。1977年复出。

　　孙大雨：（1905年－1997年），原名孙铭传，字守拙，号子潜，中国诗人、文学翻译家。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 “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把莎士比亚的诗剧《黎琊王》、《罕秣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1946年，孙大雨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在国共内战期间倾向中共。1955年8月，孙大雨在肃反运动中一度遭到斗争，罪名包括自认为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只有周恩来有资格与他对话，以及藐视苏联专家。虽然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多次多方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1956年12月，孙大雨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检举揭发曾经打击他的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是反革命集团，并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控诉。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点名列为右派分子。于是，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控诉孙大雨诽谤罪名，19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专制独裁体制之下，孙大雨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遭受了长期的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孙大雨身上的刑事罪名依然不能得到平反。他原先任教的复旦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表示不接受孙大雨回校任教。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复旦不要，师大要。”于是，孙大雨就被安排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直至一九九七年去世。不可想象如果没有施平挺身而出，孙大雨将会是什么结果。

　　孙竹生：（1914年10月22日－？），中国机车车辆专家。6岁时，随母亲来到绍兴县城，进入绍兴县立第二小学学习。由于母亲及曾祖母先后病逝，孙竹生13岁时被父亲孙越崎带到中国东北，入哈尔滨许寰澄纪念中学（许公中学）住校学习。1929年初中毕业后，孙竹生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1932年升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当时，该大学的教师均是俄国人，学生也多是俄国人。1930年，日本方面强行接管中长铁路，驱逐了俄国人，哈尔滨工业大学也由日本人接管，并且组织在校的中国学生赴日本参观1个月。经过参观，孙竹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有了直接了解，回校后即开始从事毕业设计并准备答辩。此后，日本方面加紧镇压当地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孙竹生无法继续留在哈尔滨。1937年春，孙竹生来到俄国人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办理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证明，并赴美国领事馆取得了其签证的承认，然后进入山海关来到北平。孙竹生到北平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孙竹生乃赴武昌机车车辆工厂实习一年，1938年秋，随该工厂迁至湖南郴县，参与恢复生产，随后又赴衡阳机务段实习。1939年夏，经过衡阳路政司帮办杨毅的安排，孙竹生赴昆明川滇铁路机务室。由于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孙竹生当了两年实习生，辗转多处，先后在机车、金工、锻造、木模等车间实习，在蒸汽机车中实习过看炉、洗炉、烧火、司机等工作，并参加了工厂拆迁、组装及恢复生产。1939年秋，鉴于孙竹生实习已超过期限，川滇铁路机务室总工程师程孝刚向重庆路政司报告，将孙竹生转为工务员，在川滇铁路机务室任职，直接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工作，协助程孝刚翻译英文、俄文资料，代抄程孝刚之论著，并在程孝刚的领导下和其他同事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因当时中国正筹办滇缅铁路，故可派中国留学生赴美国实习。经程孝刚介绍，1941年11月，孙竹生赴美国留学。到美国后，孙竹生由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工学院的钱学森代办了入读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的手续及证件。孙竹生先入芝加哥通用车辆厂从事了一年的设计及实习工作，随后入普渡大学就读，一年半后获得硕士学位。此后由宋子文的代表尹仲容介绍，赴费城鲍尔温机车公司实习一年半。当时鲍尔温公司董事康佛司介绍孙竹生赴纽约通用电气公司任职，但孙竹生希望尽快学到机车车辆技术回中国服务，乃谢绝。孙竹生又赴加拿大蒙特利尔机车公司工作了一个时期。此时，德国已投降，孙竹生速回中国，除了在美国考察外，回国途中还考察了西欧铁路。经中国驻英国购料委员会介绍，孙竹生赴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四国考察。1946年5月，由英国搭乘轮船回到上海。回国后，孙竹生即赴沉阳参加了接管日本满州机车株式会社的工作，筹办沉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并出任该公司总工程师。因对恢复生产作出很大贡献，受到公司嘉奖。1948年，该公司派孙竹生赴上海创办冷铸车轮厂，并出任台湾机械公司顾问，孙竹生因而赴台湾。当时，孙竹生的父亲孙越崎是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准备在香港投向中共领导的新政权，乃命儿子孙竹生离开台湾赴香港。在香港期间，孙竹生编辑出版《铁路机车车辆工程名词》。后来于1950年初来到唐山交通大学担任教授，1952年出任机械系主任。1956年，孙竹生、程孝刚等人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并共同在交通组从事制定牵引动力发展规划的工作。他们一起建议国家发展大功率蒸汽机车，并不断改进蒸汽机车，争取生产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采用电传动、液力传动的内燃机车应该并举，并且研究开发煤粉燃气轮机车。1956年，因改造蒸汽机车之功，孙竹生获评为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并且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孙竹生被指为主张“教授治校”，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孙竹生遭受了一系列打击和迫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是“右派”，所以孙竹生被强制劳动，整日在唐山交通大学校园内挑粪种菜。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孙竹生仍在唐山居住，但和父母没有住在一处，由于孙竹生家的屋子没有全倒，所以孙竹生及家人得以幸存。1980年代起，孙竹生在西南交通大学组建科研队伍，建立机车车辆研究所，并倡导发展铁路重载运输以及双层客车。

　　孙钿：（1917年－2011年6月1日）原名郁钟瑞，字文源，笔名孙钿，后以笔名行。中国作家、诗人。小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后升入大同大学。1933年，大学生孙钿开始从事左翼戏剧及文学活动，参加“暴风雨剧团”，演出《叛徒》、《南归》等戏剧，并和其他文学青年自筹资金出版文学刊物《天明》。1933年（一说1934年），孙钿因受国民政府迫害，流亡日本，先后在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并且参加了东京的中国剧人协会、社会科学座谈会、诗歌座谈会等左翼社团的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钿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同时，孙钿写下很多诗歌及散文，寄给巴金主持的《烽火》及胡风主编的《七月》，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击退敌人去》，很快又发表长诗《给敏子》。随后孙钿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8月秘密加入中共党，还继续给《七月》等报刊写诗。他是七月派诗人之一。孙钿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工作人员，大别山第八团团部秘书、参谋、民运干事。加入中共党后，孙钿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香港开展地下工作，受廖承志直接领导，主编《东江》、《侨胞》等刊物，并继续作诗，被誉为“战士诗人”。1950年，孙钿在等待新任务时，到宁波探访亲友，遇到宁波市市立中学（今宁波市第二中学）教导主任翁心惠（后来担任宁波市主管教育文卫的副市长），应翁心惠邀请到该中学教政治思想课。1953年春，宁波市政府任命郁文源（孙钿）为广济街的宁波卫生学校副校长。经他向宁波市卫生局建议，又经浙江省卫生厅审批，在宁波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护士学校，于1953年暑期招录第一届新生100人，由宁波市卫生局局长郭绍兴任名誉校长，郁文源（孙钿）任副校长。孙钿聘请教师，主持教学楼建设，1954年在今孝闻街第二医院新大楼的原址上建起了宁波护士学校的新教学楼。后来，宁波护士学校于1957年与广济街的助产学校合并，恢复原名宁波卫生学校。1955年5月，孙钿接到去杭州开会的通知。到杭州后被宣布逮捕，关进杭州乌龙巷监狱，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一年多后被宣布释放，结论为：不是叛徒，不曾投敌当汉奸，不是胡风分子，可恢复原职。回到宁波后，孙钿未被准许回宁波护士学校，只能在街道办事处暂领生活费。数月后，被分到机关干部学校任教。1957年，孙钿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的诗歌被说成是“大毒草”。不久，孙钿被下放到梅山盐场劳动改造，后又先后在四明山挖土石修筑公路，在浙西江山修筑铁路。作为管制分子，孙钿曾拾垃圾，制煤渣砖，当临时工。孙钿的孩子无法上学，孙钿的妻子多次卖血以维持家庭生计。孙钿还曾借钱买蜜蜂放养，但放蜂到内蒙古时，又被诬为“空降特务”，遭关押两年，后被押回宁波。50多岁的孙钿不得不从头开始学当油漆工、广告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平反，孙钿也在1980年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中共党党籍。

　　孙之儁：（1907年－1966年9月5日），字近之，笔名之俊。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画家。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尤以漫画，连环画，水彩画等著名，发表漫画作品余四千幅，连环画三十余种。因创作《武训画传》而牵连于中共国成立后第一宗文化批判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后更名孙信，停止漫画创作，在做美术教师的业余时间从事连环画创作。1966年文革中被抄家并赶回原籍，9月5日深夜或6日凌晨，自缢于老家院内葡萄架下。

　　朱启贤：（１９１１年—１９６８年），北师大教授。 1929年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就读，创办《教育短波》杂志。1935年任山东省第三民众辅导区主任。他积极主张抗日，任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38年赴延安出席教育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0年任四川科学教育馆员兼成都华西大学教授，并主编《中国教育》，发表了一些进步文章，出版了专著《文学、哲学与玄学》。1942年5月再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之后，他努力为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战时教育改造计划》等文章多篇。由于积极拥护中共党，受国民党迫害，遂于1943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授。在美期间，他组织进步团体，成为当时留美学者中的重要人物。受中国民盟总部的委托，组织民盟美国支部，开展反蒋活动。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参加了联络和保卫工作。1949年中共国成立，朱启贤在美国组织庆祝会，公开发表拥护中共党的主张。他的行动受到美国政府的限制并处以大量罚金。1950年被驱逐出境，经香港回国，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朱启贤性情张扬，倔强刚烈，成为右派后拒绝认错，拒绝写检查，因此后来不少人得以摘掉帽子，他却始终是右派。论著有《前进的教育与反动的教育》《文学、哲学与玄学》《论科学与民主》等。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北师大准备在校园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斗活动，被游斗的对象共有１００多人。政教系教授朱启贤在活动前夕得到通知，自己也在其列，于是服安眠药自杀。

　　朱偰：（1907年4月15日－1968年7月15日），字伯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保护专家。192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北京大学本科学政治，1929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业余时间经实地考察，拍摄大量照片，于1936年出版《金陵古迹名胜影》等3部书。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毅然返回南京。1955年南京拆除中华门、太平门、草场门时，朱偰明确表示反对，因此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批斗。1961年“摘帽”，分到南京图书馆工作。这位经济学家，这么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朱偰先生是文化名人，有极深的国学修养，1926年8月，朱偰写了一论、再论《五言诗起源问题》刊于《东方杂志》，1930年写成50万言的《日本侵略满之研究》一书是国内研究东北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其译作有《漪溟湖》、《燕语》等；小说有《泡影》、《怅望》、《流到人间去的红叶》等。他的文学作品（诗歌以外）有41篇（册），游记71篇，经济论文62篇，金融货币论文49篇，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留德学志》、《国闻周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财政评论》、《经济周报》、《外交评论》、《财政学报》、《申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则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学习》上。另有影集图考游记等问世。1966年文革开始，八九月间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抢光，瓷器全被砸光，存书被焚烧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竟被疑为“国民党特务”，而惨遭毒打；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已是家常便饭。1968年7月15日，他顶不住无情的风雨，选择了自杀。早晨，人们发现朱偰在南京图书馆大门口水泥地上仰面躺著，没有请法医鉴定，就被草草火化。临死前留下绝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朱东润：（1896年－1988年），原名朱世溱，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1913年秋，朱东润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1951年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论著颇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他被靠边站，遭批斗，取消教授工资待遇。1967年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1968年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1969年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1970年七十五岁在校劳动，但恢复了工资待遇。1978年获平反。

　　朱屺瞻：（1892年5月27日－1996年4月20日），名增钧，号起哉，又号二瞻老民，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养菖蒲室、修竹吾庐等。现代中国画家，兼修国画和西洋画，以水墨山水见长，善于融合西洋画的长处。1912年开始接触西方油画，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次年在该校执教，并兼任函授乙部主任。26岁赴日留学，入川端美术学校，师从藤岛武二。首次接触后印象派梵高、塞尚、马蒂斯等的作品。1918年油画作品《风景》入选首届苏州美术画赛会展览。1929年国画作品《春寒》等和油画作品《劳苦》、《静物》入选第一届全国美展。1933年出资营造新华艺专绘画研究所。次年任研究所主任兼导师，同时教授国画和西画。1937年再次赴日考察美术教育两个月。同年国画作品《竹石图》和油画作品《菊花》参加第二届全国美展。1944年，积齐白石镌印六十余方，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自号“六十白石印富翁”，潜心临摹古画，作《仿李流芳山水册》等。1952年，迁出淘砂场梅花草堂。大批油画寄存友人家，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毁失。生前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出版有《朱屺瞻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为使国宝不流失国外，曾筹集钱款购买收藏了石涛名作《万点恶墨图卷》、《八大山人书画册》等，1949年后交国家博物馆收藏。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冲击，书画房产变卖殆尽，生活困窘。1953年，老小6口住在一间“过街楼”里。1954年当选人民代表。翌年又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境遇好转。1956年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笔，自用齐白石镌印全部上交。1977年应邀为北京饭店和首都机场作画。

　　朱光潜：（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实，笔名孟实、孟石。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淸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教授。十五岁开始就读于孔城高小（今孔城镇桐乡书院内），熟读古文及唐、宋诗奠定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就读于香港大学，学习了英国语言与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其一生参与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期间曾受梁启超与胡适之新文化运动影响，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文，改写白话文，不久即用白话文发表了其美学研究的处女作《无言之美》。1925年，考取公费留英，到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等，毕业后至伦敦大学学院听莎士比亚课程，同时又在巴黎大学注册，对研究西方哲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期间受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教授所讲授的艺术心理学启发，起念写下了《文艺心理学》。后又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幷于1933年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学位，同时完成了其著作《悲剧心理学》。在欧洲留学期间，经常由于公费不发，经济拮据，只得靠稿费维持生活。逐为开明书局的《一般》撰稿，曾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该书反应了当时一些青年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接著《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局）、《谈美》、《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文艺心理学》、《诗论》，及译著的《美学原理》陆续问世。1933年回国，聘为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后，经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任，除教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以外，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班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结识的好友徐悲鸿邀请到中央艺术学院教授了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抗日战争期间，朱光潜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之约，任文学院院长，后游走于武汉大学任教。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朱光潜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并致力于文艺思想硏究和批评、美学研究、美学教学，治学态度认真，介绍、翻译、论著美学的著述极为丰富，多达六百余万字，开拓了中国美学研究的新领域。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中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他留居中国大陆，1952年秋季以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后一直居住于燕京大学撤销后的燕东园27号。朱光潜虽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其美学思想曾数度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时被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斗争，并被剥夺执译者的权利。1976年文革结束后，朱光潜被恢复教授职务。

　　朱维基：(1904年－1971年)，翻译家、诗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历任南国艺术学院教师，上海正风文学院教师，上海建承中学及中国艺术学院教员，上海大同书店编辑，华中建设大学教授，烟台外事办公所《英文报》编辑，华东大学及山东大学教授，华东文化部艺术教育科主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世纪的孩子》，另有译诗集《在战时》、《神曲》（《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唐璜》、《卢森堡夫妇诗选》等。文革期间，家中藏书被抄，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押于“牛棚”，是日病逝静安中心医院，终年67岁。

　　江文也：（1910年6月11日－1983年10月24日），作曲家、声乐家、教师。出生于日治台湾台北厅沪尾支厅小基隆区（今新北市三芝区），是首位享誉国际乐坛的东方作曲家。作品蕴含著浓厚台湾故土、宗教圣乐与中国古典文化情感，奠定了台湾与中国的现代音乐风貌。一生际遇于日本与中国间，贡献巨大。1930年代，江文也在日本乐坛逐渐展露过人的才华，各项音乐比赛中屡获大奖。1936年《台湾舞曲》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１１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文艺竞赛中，获得音乐类管弦乐作品组佳作奖。1938年秋天，在前辈音乐教育家柯政和的邀请下，江文也转往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理论作曲课程，课余从事中国古代和民俗音乐之研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江文也丧失日本国籍，因为对日抗战时期曾为亲日组织“华北新民会”工作而被视为“文化汉奸”，被拘押了十个月；出狱后，短暂在北平郊区一所回民中学任教，并曾返台至淡水探视大哥江文锺。此时期创作了大量的中国调式天主教圣歌。1957年，江文也因“国际荣耀与〈台湾舞曲〉的得奖，与右派法西斯有关联”，在反右运动中被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批斗，打成右派，教学、演奏、出版的权利尽被剥夺；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再被批斗，打入牛棚；在1969年被送往河北清风店中共军第３８军部队接受劳改。1978年终于获得平反，恢复原教职；但因为多年劳改生活，历经两次吐血、数次中风而瘫痪在床。晚年生活渐趋安稳之时，仍勉力创作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1983年10月24日因脑血栓逝世于北京而成为最后遗作。

　　江隆基：（1905年12月24日－1966年6月25日），又名泮庵，字盘安，教育家。1920年毕业后，考取西安陕西省立第二中学。在陕西二中期间，他参加了驱逐校长柳彦升和西安学生要求收回旅大租借地主权的运动。在杨明轩、张友三等人影响下，江隆基学习了《新青年》《学生杂志》《共进》等刊物。1924年，他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三一八惨案后，思想倾向共产主义。1927年6月，经陕西同乡张奋翼介绍，加入中共党。1927年8月，江隆基留学日本，考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就读。1931年，经杨虎城资助，留学德国进入柏林洪堡大学经济系。在柏林期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担任留欧华侨反帝总同盟书记。1936年9月，前往布鲁塞尔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12月回国后，任十七路军政治处上校秘书主任，参与西安事变。1937年1月，出任陕西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成为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学校之一。1938年5月，江隆基到达延安，历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教务长，主持全校教务管理工作。1943年1月，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附中校长，6月率领学校转移回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抗日战争结束后，江隆基出任延安大学副校长（正校长缺），主持全校工作。1948年7月，率团到黄龙新区开展文教工作的恢复和改造。同年秋，针对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情况，江隆基提出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1952年10月，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协助校长马寅初主持管理校务，并对北大进行教学改革，使北京大学完成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轨。1956年7月，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中，江隆基主持北大反右工作，七百余名师生被划为右派。但是江隆基在反右中采取的审慎态度，引起中央一些人不满。10月，陆平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降为第二书记，实际上被架空。8月，他被告知调离北京大学，在离开之前，参加从10月到12月底召开的北大党委整风会，会上遭到了多次批判，被指为犯了右倾错误。1959年1月，江隆基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年，因兰州大学的成功，江隆基提出了高等学校八条工作经验，系统总结了高等学校教育管理的经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被定为高教战线第一批要打倒的对象。此后，在中共甘肃省委派出以甘肃省军区政委龙炳初为首的150多人的庞大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批判江隆基反对文化大革命路线。江隆基遭到四次大规模批斗。23日，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甘肃省委宣布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25日，在兰州大学召开万人大会，宣布省委决定。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身亡。

　　江红蕉：（1898年－1972年），名铸，字镜心。笔名红蕉、老主顾等。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他还是包天笑的内表弟，叶圣陶的妹夫。江红蕉1915年入读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后辍学并前往浙江萧山，通过包天笑介绍下在时任萧山县沙田局局长毕倚虹手下任会计。期间受毕倚虹等人影响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后因读了江建霞《红蕉词》，便取“红蕉”为笔名。他曾在《礼拜六》、《半月》、《星期》、《快活》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其中包括1922年至1923年间在包天笑《星期》周刊上连载的反映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的长篇小说《交易所现形记》。其他主要作品还有《海上明月》、《大千世界》、《灰色眼镜》、《江南春雨记》、《续黑暗上海》等。此外他还主编过《新申报》附刊《小申报》、《家庭杂志》、《苏民报》等，并曾为1934年但杜宇导演的电影《人间仙子》作过编剧。1972年文革期间遭到迫害，江红蕉撞车自尽。

　　江丰：（1910年－1982年），原名周熙，中国版画家、美术理论家。1928年在上海“白鹅画会”学画；1931年春与杭州艺术院“一八艺社”张眺、于海等组成“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举办“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并出版画册，鲁迅为之写序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同年参加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所”为“中国美术家联盟”负责人之一，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活动家。1932年与艾青、于海等开办“春地画会”，进行革命美术活动。是年夏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在上海与野夫、沃渣等组成“铁马版画会”，出版《铁马版画》双月刊三期。“八?一三”沪战爆发，加入“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参与组织铁马版画会和上海木刻作者协会 。1938年初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前线画报》。次年调鲁迅艺术学院任美术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文化委员会委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任华北文艺工作团政委，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党委副书记、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党文委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1951年，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悲鸿院长逝世后，任代院长。1953年，当选中国文联常务理事，中国美协副主席。版画名作有《保卫家乡》、《念书好》、《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冤案得以改正，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顾问，中央美院院长，长选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协主席。

　　许宝騄：（1910年9月1日－1970年12月18日），字闲若，中国现代数学家，概率论、数理统计学科的开创者。1928年自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1929年，从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从一年级读起。1934年，出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担任正在北京大学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奥斯古德的助教，任职两年至1936年。当时，芬布尔、阿蒂肯合著的《标准矩阵论》已经出版，他掌握了矩阵这一工具，精于分块演算。1936年，许宝騄考取赴英国留学。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其间发表了近十篇论文。1940年回国，成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一直任至1945年，同年秋，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各授课一个学期，学生中包括西奥多?威尔伯?安德森、埃里希?莱曼等人。1946年，赴北卡罗莱纳大学任教。一年之后，1947年他决定回国，谢绝了若干大学的聘任，到北京大学当教授。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不久，发现自己已经患肺结核。但他长期带病坚持教学及科研工作，在矩阵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发表论文十多篇。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3年，发现肺部有空洞，体内的结核菌已有抗药性，组织上多次安排他休养，但均被他谢绝，一人领导著3个讨论班（平稳过程、马氏过程、数理统计），率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1960年中期，他又对组合数学兴趣浓厚，1966年初，他与段学复教授联合主持了组合数学讨论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而被迫中断。文革开始遭巨大的折磨，许宝騄拖著病躯，一步三歇应命前往指定地点接受批斗，如是三年。挨至1970年底终于不支死去。

　　许政扬：(1925年－1966年8月)，字照蕴。懂英、法、日三国语言，49年后自学了俄语。1945年考取光华大学中文系，1946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学术功力深厚，精通宋元史料，被誉为“独步两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所注《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已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许多定本书中之一种。除《古今小说》校注本外，还有两篇极重要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篇是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一篇是论《老残游记》。何其芳曾高度评价：这两篇论文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橥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正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被列入中文系的李何林“反党集团”中，遭到劳改批判抄家，被罚在烈日下拔草“劳改”，抄家中，数万张以心血积累的卡片和著述手稿被付之一炬，彻底绝望的他在1966年8月投水自杀。时年41岁。骨灰没有被保留。文革后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的时候，骨灰盒子里装的是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一书。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中国科学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毕业于浙江大学，长期专于爱因斯坦的著作翻译与研究工作。1942年，他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许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主要研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945年回浙大物理系任教，翌年加入中共党。中共建政后，许良英于1952年从浙大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在《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1955年因为“反胡风和肃反运动”，被批判和停职审查一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创建时，与于光远一同担任负责人。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许良英被划为右派，因抗拒强迫劳改的处置而被开除公职与党藉，并遣送到老家接受劳改，1962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至1970年出版。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1978]55号文件，即《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许良英恢复了党籍并回到北京市，被安排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3月，许良英和方励之联合发起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期间，浙江大学学生和研究生邀请许良英演讲“开放改革”，他推荐方励之讲。由于方的演讲影响很大，被当局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要第二次开除方的党籍，只是由于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作用，才拖延了一年多。不过也因此误传，许良英因演讲被开除了党籍。1986年夏天，许良英与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次年举办《纪念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但因有被邀请者举报而遭当局制止。1987年6月8日，陆铿在英属香港举办政治民主化研讨会，许良英寄去一篇文章。1989年，许良英写出政治民主化的联署信，42人签名，包括王淦昌、施雅风等。1992年，许良英发表《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呼吁政治体制改革；1994年他与妻子王来棣及丁子霖等发起《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公开信，并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翌年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全世界上千著名科学家、学者，包括国内数十名院士和著名知识分子、国际上十名诺贝尔奖得主联署。2006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专文《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讲述许良英的生平故事。2010年，他同学者邵建进行争论，提出应“走出复古迷津，重新回归‘五四’”。2013年元旦前夕，其妻王来棣去世，许良英亦因肺部感染住进北京海淀医院11楼重症监护室，病情一直反复，约一月后的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因脑溢血去世，终年93岁；夫妇遗体一同捐献给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告别式于同月30日下午3时在北大医学部西门遗体捐献中心举行。

　　关友声：（1906年3月25日－1970年2月14日），原名关际颐，字友声，号嘤园主人，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山东画派的创始人之一。1928年关友声于山东大学国学系毕业，后又至北平向吴秋晖学习诗词歌赋。在北平居住约一年，始返济南。在北平时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于非闇等人，与张大千最为莫逆，因而受张大千影响颇大，从学习元四家改学石涛，此为关友声画风转变之关键。1931年与兄关颂平在济南共创国画学社与齐鲁画社。1934年，关友声将其游黄山写生册提供张大千品评，颇得张大千好评。1935年，游学湖南、湖北、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探奇揽胜，寻师访友，以提高艺术造诣。是年《关友声画集》问世，斯时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为之作序。1945年执教于济南南华学院，教授诗词及书画题跋和款式学。1948年任湖南南岳国立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后执教齐鲁大学、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常务理事、省政协委员；擅长中国画，兼擅书法、诗词、琴棋、京剧。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夫人郑璇被迫害致死，此事对关友声打击尤甚，于1970年2月14日去世。

　　关山月：（1912年10月25日－2000年7月3日），原名关泽霈，中国大陆著名画家，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与赵少昂、黎雄才、杨善深并称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四大著名画家。擅长山水、人物、花鸟，尤以写梅著称。关山月自幼受父亲影响，喜爱绘画。1933年，关山月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现广州市协和中学之前身），在广州任小学教员。1935年受到高剑父赏识，进入“春睡画院”习画，成为高剑父入室弟子，由高剑父改名为关山月。1939年，关山月在澳门举办“抗战画展”，得到画家叶浅予、张光宇等人的欣赏，并应邀至香港公展。其中《渔民之劫》、《三灶岛外所见》、《南瓜》、《渔娃》四幅作品入选苏联主办的“中国美术展览”。1940年到1942年，北上曲江、桂林、贵阳、成都、重庆，一面写生，一面展出画作，创作《漓江百里图》。1943年关山月婉辞国立艺专教授之聘，与赵望云、张振铎及夫人李小平同行，沿河西走廊到敦煌观摩研究古代佛教艺术。1946年，关山月回到广州，任教于高剑父创办的广州南中美术院。1947年，关山月与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黎葛民、杨善深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举行六人画展。夏天到南洋旅行写生，先后到过曼谷、清迈、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并在上述地方举行个人画展。1948年，他在上海举办西南、西北和南洋旅行写生画展，并出版出版了《西南西北记游画集》、《南洋记游画集》。1949年初，关山月来到香港，参加人间画会。1949年后，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曾任华南文艺学院美术部副部长兼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并游遍国内大川名山及东南亚、欧洲。1958年广州美术学院成立，关山月任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教授；同年由国家委派前往欧洲主持“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1959年关山月与傅抱石合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了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宽9米、高6米）。1961年，关山月与傅抱石去东北写生，作《煤都》、《林海》等六幅作品并于北京展出。文革开始后，关山月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受到“攻击射秽主义倒霉（倒梅）”，《东风》中三只燕子逆风而飞，为“反骨毕露”；有人更是找出了竹画中的“介”，解读成“蒋介石”等文字狱指责，遭到批斗并下放“五七干校”，不准作画。1971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赴华交流，负责人之一宫川寅雄指名要见关山月，关山月因此得以从干校返回广州。之后关山月生活开始回归正常，职务和头衔逐步恢复，艺术创作生涯重新开始。

　　关宏达：（1914年－1967年12月20日），又名关鸿达、关洪达、关文达。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在本县读完小学后，于1929－1931年先后就读于哈尔滨第一、第二中学校。在校期间，曾参加哈尔滨学生掀起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强修五条铁路的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并参加了反对当局开除学生、逮捕教师周一粟的斗争。学生时代关宏达爱好美术和戏剧，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他喜欢演话剧，扮演的喜剧滑稽角色，引人发笑，师生们都愿意看他的演出。1929年代表第一中学参加哈尔滨市运动会，获铅球、铁饼第一名。1930年10月，作为哈尔滨市体育代表队的一名成员，参加在奉天（今沉阳市）东北大学运动场举行的东北四省联合运动会，1931年参加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均获好成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强占。关宏达不堪忍受国破家亡的境遇，于1932年离开家乡去上海。经朋友汤杰介绍，到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当演员，合同期为一年。他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和当时影坛霸王王元龙合作的《热血青年》。合同期满后，经朋友介绍认识影坛名人史东山先生。史认为关宏达是一个有希望成才的演员，便介绍他进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了《凯歌》和《花烛之夜》两部影片之后，小有声望，邀他演戏的也多了。上海沦陷后，关宏达和王引、袁美云等一同去香港，在两粤影片公司当演员。1938年3月，又回到上海，在新华影片公司拍戏，后又到光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关宏达在上海先后参加中华联合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上海影联旅行剧团、上海话剧团、上海剧团、上海国泰影片公司等单位拍片演剧。除了在“天一”、“艺华”两公司拍过《热血青年》、《凯歌》、《花烛之夜》3部影片之外，知名的还有：《三毛流浪记》饰流氓，《女儿春》饰少爷，《鸳鸳剑》饰佣人，《影迷传》饰阿飞，《饿人行》饰流浪者，《鸡鸣早看天》饰司机助手，《天堂春梦》饰厨师，《青山翠谷》饰农民。中共国成立后，关宏达的表演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戏路更加宽广。除了以塑造喜剧人物形象见长外，又演了其他各种人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球迷》、《球场风波》、《大李、小李和老李》、《秋翁遇仙记》、《聂耳》等10余部。还参加《奇婚记》、《我们的土地》、《祖国的早晨》、《钦差大臣》等外国影片的译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球场风波》、《球迷》，连《大李小李和老李》也被划入批判之列。对他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无数的检查、检讨让一个乐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变得十分沉闷。1967年12月20日上午，调查组让他写材料，写完后他整个人显得垮了一样，一句话也没说。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他从自己住的四楼，一个人跑到六楼，跳楼自尽了。黑龙江阿城人，终年53岁。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1985年6月12日），中国现代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1926年，16岁的华罗庚一边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一边同时开始自学数学。1929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第14卷第14期上发表《施图姆定理之研究》。1930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第15卷第2期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华罗庚崭露头角，被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发现，邀请他来清华大学。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学习边工作，仅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学完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同时自学了英、法、德、日语，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1933年被熊庆来破格任用为助教，1934年9月被提拔为讲师。1936年，华罗庚访问剑桥大学，受到了哈代-李特尔伍德学派的影响，获益匪浅，在那至少发表了15篇论文。1937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正教授直到1945年，北伐时期（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北伐后没有参加登记自动脱党。1942年12月，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被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列入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1946年2月至5月在苏联访问，9月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1948年被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正教授至1950年。同年，获选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一片热心的由美国回来投奔祖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之邀建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9月加入民盟。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院士。由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所确定的所系结合的思想，于1958年主持创立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因此，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华罗庚大师讲席”。文革中，就因为华罗庚他还保存著出国护照，未加焚毁，由这个引起了对他无情的斗争，说他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为“留后路”的打算。在批斗会上他有口难辩，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没什么意义，于是愤而自杀，幸被发现及时，才保存了生命。1979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同年加入中共党。

　　华揽洪：(（1912年9月16日－2012年12月12日）)，中共国及法国建筑师。华揽洪在法国从事设计工作，设计了50余个建筑和规划作品。华揽洪还是拥有中国国籍的法国共党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游击队，同时也加入了法国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揽洪在马赛家中开办了建筑师事务所，主要承揽战后重建工程。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华揽洪给已出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的父亲华南圭写信，提出想回中国工作。华南圭回信说华揽洪太过理想主义，不可能适应中国艰苦的物质生活，劝华揽洪不要回中国。华揽洪乃通过在法国生活的中国生物学家孟雨（中共党党员），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华揽洪想回国工作的愿望。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向华揽洪发出邀请，并寄来旅费。1951年夏末，华揽洪抛弃了在法国的事业，携妻子、长子、长女从马赛启程回中国，9月底到达北京。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同时又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工程处的建筑设计顾问。自1952年起，华揽洪设计的实验性建筑作品在北京右安门、西直门、月坛南街（也称社会路）等地先后竣工。1957年，华揽洪因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遭到中国建筑界批判。《建筑学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华揽洪的文章。文革期间，华揽洪没有受到冲击，但华揽洪的妻子和长女都遭受了许多冤屈。1976年4月，文革结束前夕，华揽洪全家（华揽洪的长女已先行去法国）乘火车回到法国。

　　华岗：（1903年6月9日－1972年5月17日），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华石修、晓风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25年8月加入中共党。1930年，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出版的《宣言》的第二个全译本，译文质量有较大提高，结尾处第一次准确译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932年9月，途径青岛时，因叛徒告密，华岗与交通员张永祥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华岗被转移关押在济南看守分所，遇任作民和向明。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国民党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与任作民和向明再次相会。10月，被中共救出的华岗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筹办武汉《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兼《群众》周刊编辑。1949年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创办《文史哲》，为学校的学术发展建立了良好的氛围。1953年6月，当选中共党青岛市委常委。有专著16部，论文218篇，未发表文稿4部。译著有《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1955年8月，身为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委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被共党当局逮捕。同时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先被隔离在单位“运动”，不能回家，后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开除中共党党籍，行政连降四级。1957年秋，华岗被转押北京秦城监狱，在狱中完成了《美学论要》和《规律论》。1962年中共党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向明已获释放。“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华岗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但在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仍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华岗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年底，62岁的华岗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里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国民党关押过的地方。1972年初，临近春节，华岗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被政府限制不得就医，于是只得重回济南，到了济南进医院的要求仍被拒绝。4月，华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不允许家属陪护，5月17日，华岗在济南医院去世。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微生物学家，砂眼衣原体首次分离者。为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华人。他为中国生产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他被公认为世界“衣原体之父”，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1912年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金工科学习。后入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何键之女）成亲后，受学校推荐，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携夫人一起到了美国进修，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1929年在颜福庆邀请下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首创中国微生物学研究基地。之后他主持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机构、第一个实验动物饲养场、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成功遏制了1949年张家口鼠疫的蔓延。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建议经卫生署批准，将中央防疫处由重庆迁回北平，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经美国友人谢拉曼（时任美国救济善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协助，得到一些面粉和剩余物资，又从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获得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以工代赈”再建中央防疫处新址，在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增建了研究室和实验动物饲养场。到1948年车间可产堪与进口产品相媲美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1955年分离出独立的砂眼病原体－－砂眼衣原体（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1957年除夕将TE8种进自己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疗，无可置疑地证明了TE8对人类的致病性。随后中国爆发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汤飞凡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更有甚者，有人用恶心的言语中伤他与实验室某女同志有不正常关系。58年9月30清晨，受尽折磨，更为不堪受屈辱，汤飞凡上吊自杀。

　　汤佩松：（1903年11月12日－2001年9月6日），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汤化龙是有自由思想的清朝进士，曾和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君主立宪派活动。1915年母亲去世，1918年父亲在加拿大被暗杀。因而从15岁起，他就走上了个人独立奋斗的道路。1917年-1925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体育和学业都非常出色。1925年就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成绩毕业。1930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0-1933年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理事长。1945至1950年任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从事农业研究所工作，创办植物生理研究室。这个研究机构所在的大普集聚集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成就斐然，成为与费孝通领导的魁阁齐名的中国学术史传奇之地。1950至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1952至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教授。科研成就斐然。文革期间饱受折磨，先是被强迫交代回国动机，后被怀疑为特务遭到关押，后流放河南五七干校。1978年复出。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大师。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著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著》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1949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这这里互相认识的。同年，汤一介加入中共党。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文革结束后他又被隔离审查，直至1978年才被解放。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齐 衡：（1912年－1972年），电影演员。在中学读书时，因日本学生每每嘲弄侮辱中国学生，校方却从中加以袒护，他不堪忍受屈辱，愤而退学。旋觅得家庭教师一职，勉为糊口。后加入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和济南山东省剧团任演员，参加了《父归》、《大刀王五》等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演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后方，先后在西安、成都等地"旅行"剧团、"中电"剧团担任基本演员，宣传抗日救亡，并在《金小玉》、《结婚进行曲》、《寄生草》、《雷雨》、《日出》等话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中电三厂赴北平。1946年11月，他参加了沉浮编导的影片《圣城记》的拍摄，这是他走上电影生涯的开始。而后，他又在影片《白山黑水血溅红》和《大团圆》中饰演重要角色。1948年，在影片《万家灯火》中饰演贸易公司经理钱剑如。他没有从外形上来加以丑化，而是著眼于揭露其灵魂的卑鄙，从而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许。1949年后，他加入南京文工团，热情地参加了大型话剧《李闯王》的演出，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先后在《团结起来到明天》、《胜利重逢》、《渡江侦察记》、《为了和平》、《秋翁遇仙记》、《钢铁世家》、《金沙江畔》、《燎原》等影片中扮演了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他在《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老侦察员吴老贵，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最后英勇地献出自己生命的动人形象。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1966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

　　齐燕铭：（1907年－1978年10月），文学家，历史学家。曾用名齐振勋、齐震、田在东，笔名齐鲁、叶之余等。1924年入中国大学预科，后转国语系，1930年6月毕业。此后曾任教于北平大同中学、光华女中、保定第六中学、北平中法大学、中国大学等校。1932年到1937年期间曾随吴承仕治史学、训诂学，并研究文学史。1933年任中国大学讲师，曾在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戏曲史、文字学；编印了《中国文学史略》(上册)、《中国戏剧源流》等讲义；曾任《文史》杂志编辑。1935年起开始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新学联。1938年2月加入中共党。后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行署太行办事处主任。1940年后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主持创作新编平剧《逼上梁山》，任导演兼饰林冲一角，毛泽东曾亲笔书函予以高度评价。1945年初，参与创作京剧《三打祝家庄》。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66年4月至1967年1月，任济南市副市长。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略＂，＂齐燕铭纪念文集＂，＂齐燕铭书法篆刻选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和迫害。1967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批判齐燕铭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等。随后，齐燕铭被监禁在北京卫戍区竟长达7年。1978年10月去世。1979年有关方面才彻底为他平反。

　　齐观山：（1925年－1969年），新闻摄影家。1939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训练队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曾任《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东北画报》记者。中共建国后，历任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记者、新华通讯社摄影部记者、采访科科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作品有《斗地主》、《宋庆龄接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毛主席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投票》等。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于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44岁。

　　吕荧：（1915年11月25日－1969年3月5日），原名何佶，文学翻译家、美学研究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加入文艺团体浪花社，主持《浪花》杂志；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复学，后任中学教师；1946年至1947年分别执教于贵州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1949年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1951 年11 月，《文艺报》发表文章，以“左”的观点，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具有诗人气质、性格倔强的吕荧对这样的批评难以接受，发表文章予以反驳，以致被认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山东大学召开批判大会数次，形成运动的声势。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不想扩大势态，几次劝说吕荧，象征性地做一点自我批评，以便解脱，但吕荧坚决不肯做违背心愿之事，并于1952 年春不辞而别，拂袖离去。1952 年冬，吕荧应老友冯雪峰之邀至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54 年3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担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顾问至1956 年。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列宁与文学问题》、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普列汉诺夫的《论西欧文学》，并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研究。1953 年7 月完成美学论文《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对蔡仪的“美是客观”的观点提出批评，在国内美学界较早提出“美是物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是一种观念”的观点，认为美是主观的。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他的题为《请依法处理胡风》，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胡风等人已经遭受的结局，第一次向人们透露出即将全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的信息。到会的700多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出对郭沫若讲话的欢迎，700多人举手通过了把胡风开除出文联和作协、并依法惩处他的决议。接著，有20几位代表发言，异口同声重复著报上的语言、郭沫若的建议。在这700人中，也包括吕荧。将胡风等一下子打成反党、反革命集团，吕荧忿忿不平。他一直将胡风的问题视为文艺问题，过去对胡风的批判，虽然已经令他反感，但毕竟限于文艺范畴，他还能够接受，可如今……这时，吕荧走了上去。他坐到了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著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谁也不会想到，时到如今，他还会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和他平时的少言寡语，判若两人。人们更多的是气愤夹杂著惊奇，这样一个＂神圣＂、＂严肃＂的会上，怎么能容忍他说出这样的话，明目张胆为一个全国声讨的反革命集团头子鸣冤叫屈。不等吕荧再往下说，便有人跑了过来，在此起彼伏的斥责声中，吕荧被带下台去。暂时未上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不让他出门，软禁一年后，才恢复行动自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吕荧再遭迫害，作为“胡风分子”被投进劳改农场。平时他既不带《毛主席语录》又不肯“早请示晚汇报”，被作为大会小会斗争的靶子，常遭斥责、谩骂和殴打。整日沉默寡言、闭目静坐以示抗议。1968年冬天病情严重，身体瘦弱得只有50多斤，得不到治疗。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逝世于北京清河农场，终年54岁。

　　吕斯百：（1905年10月15日－1973年1月14日），又名则男。美术家、教育家。1921年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美术科。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与吴作人、王临乙、蒋仁诸君同学。受恩师徐悲鸿赏识，推荐到法国留学，1929年入里昂美术专门学校，成绩屡考第一，毕业油画《汲水者》被评为首奖。1931年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专科学校，三年后毕业，游历欧洲。1934年回国，在中大艺术系任教，分担系行政工作，成为系主任徐悲鸿的得力助手。1937年转为中大艺术系代理系主任，1940年起正式任系主任，直至1949年中央大学更名南京大学。其时，婉谢夫人马光璇之舅吴稚晖要他们一起去台湾，选择留在大陆。1950年到兰州创办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57年回南京，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代表著作有《吕斯百画集》(1959)、论文《艺术学系之过去与未来》(1943)、论文《美术教育》(1944)、论文《论素描教学问题》》(1962)。在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1月14日入夜，盲目地在街头苦踱一圈之后，在家中自尽。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1938年，任继愈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和贺麟，专业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硕士毕业。毕业后任继愈选择了在北京大学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等课程。1956年起，任继愈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中共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55至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1956年加入中共党。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由于光线昏暗、劳动过度，任继愈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1978年起，任继愈开始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

　　任大熊：（1931年－1970年），中共国数学教授。1955毕业于北京大学，1957年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同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又称“秘密报告”），首次公开披露斯大林的屠戮行为。当时在中国属于保密新闻。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份英国《工人日报》，上面刊登报告英文译文。任大熊时任数学系助教，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阅读后并翻译成中文。由于篇幅很多，数学系陶懋颀和陈奉孝也参加翻译。他们并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其男友曹治雄为当时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因此获得中文译本并逐句校对。事发后，被划为“右派份子”，1970年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39岁。

　　阳翰笙：（1902年11月2日－1993年6月7日），原名欧阳本义，中国作家、编剧。1928年，发表了个人第一篇小说《马林英》。1929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进入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主持编剧委员会，创作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抗战期间，他创作了《草莽英雄》、《天国春秋》、《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八百壮士》等话剧和电影剧本。1938年就任国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是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主要助手。1945年后，他去上海领导进步电影工作。1947年，阳翰笙将张乐平的连续漫画《三毛》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建国后，阳翰笙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党组书记，是周总理领导文化工作的主要助手之一。阳翰笙一生写作了18部电影剧本，8部话剧以及若干中短篇小说，其中话剧《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和电影《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是他的代表作。阳翰笙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者之一，是抗战话剧运动的中坚。1954年5月3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成立，阳翰笙担任副会长、党组书记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举行成立大会。经国务院批准，与郭沫若、周扬等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委会会员 。1966年，阳翰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自由，被称为“四条汉子”之一关进“牛棚”，并常被揪出进行批判斗争。1977年，编写电影剧本《赣南游击赞歌》。1979年1月，阳翰笙获得彻底平反。

　　向达：（1900年2月19日－1966年11月24日），字觉明，号觉明居士、别署方回、佛陀耶舍。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家，版本目录学家，翻译家 。1925年至193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期间翻译出版《世界史纲》、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黑水获古记略》、《敦煌获书记》和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写经组组长。1934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半年，因出国辞去。1934年8月被北平图书馆作为交流研究员派往英、法、德三国著名图书馆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古典典籍。193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整理中文史籍，抄录《指南正法》、《顺风相送》等中国古籍。1936年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研究所藏敦煌写卷，著《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又到意大利梵蒂冈图书馆抄录来华天主教传教士资料。1937年到德国柏林研究普鲁士科学院所藏中国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和写卷。1938年到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研究由伯希和掠去的敦煌写卷。1939年9月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1942年-1944年任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两次赴敦煌考察。期间在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用“方回”署名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1948年7月-1949年2月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共进城后北大接受军管，始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到1957年被免职。译著编著及原著甚丰。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大右派”。解除一切职务，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次遭受迫害，11月24日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世。

　　扬刚：(1905年－1957年10月7日)，女，原名扬季徽、扬缤，著名记者。与戈扬、浦熙修、彭子冈同时被誉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1922年，杨刚进入江西南昌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并以“贞白”为笔名开始写作。1928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杨刚加入了中共。抗战爆发后，杨刚于1939年夏天抵达香港，接替萧乾出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1944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并为中共从事国际统战。抗战胜利后，杨刚又撰文批评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她给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谴责信，现在就存放在美国独立城杜鲁门图书馆“战后对华政策”的档案中。1948年9月，杨刚从美国回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秉承中共的指示，她不断向当时的总经理胡政之与总编辑王芸生做工作，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反蒋拥共的立场。听了杨刚的话，投奔中共的王芸生在文革中也惨遭批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杨刚转任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秘书，忙于各种机要事宜。1950年10月，杨刚丢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里面有些中共的机密，为此她压力很大，向周恩来请求处分。周恩来说，笔记本不会丢到远处，会找到的。原来，捡到笔记本的人把它交给了周恩来，周已经看过。随后她被调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主管国际宣传，以后改为主管《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1957年5月6日，人民日报社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进入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1957年10月7日，杨刚自杀离世，年仅52岁。原因众说纷纭，胡乔木说她因遗失了一个重要笔记本，感到十分紧张，“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幸离开人间”。一说，是前两天“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批判大会对丁玲的严厉批评对她刺激很大，她的退党经历，更增加了心理压力。傅国涌曾认为理想主义的幻灭是深层原因。

　　米谷：（1918年11月4日－1986年10月），原名朱禄庆或朱吾石，是上海著名现代漫画家。米谷于1934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高中部，1935年转入该校西洋画系。1936年首次在《时代漫画》上发表漫画。其后于1938年先后转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从事漫画创作和民间美术的研究。他在1942年春天开始在苏北新四军一师宣传队工作多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至国共内战期间，他在上海为《文汇报》等报刊创作了政治时事讽刺画。米谷于1947年年底来到香港，参加中共党的地下进步美术团体“人间画会”，成为负责人之一。期间又主编香港《文汇报》的漫画双周刊。此时他主要创作歌颂中共军的漫画及反蒋介石和反美国的漫画，著名作品多为讽刺蒋介石的漫画，如《蒋小二过年，过了今年没明年》（1948年）、《二十年江湖独脚戏》（1948年）、《蒋莱子娱亲》（1948年）、《伪金圆券：这难道是我昨晚脱下的鞋子吗？》（1948年）、《打肿面孔充胖子》等。1949年，米谷回到上海，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任职该报编委兼艺术组组长，并先后担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华东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等多个要职。1950年，米谷担任全国性刊物—《漫画》的主编。1960年《漫画》停刊，他被调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米谷和张乐平等众多中国漫画家一样，受到了残酷迫害，被迫搁笔，从此他不能再画政治漫画，连非政治漫画也不行。虽然张乐平在文革后的1977年可以以教育漫画形象复出，受到好评，但米谷没他那么幸运。他在文革期间只能从事水墨画和泥塑创作，到晚年都未能创作政治漫画。米谷于1986年因病逝世。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名匡洁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梦苏、匡润之，曾用笔名何畏、何晨、梦苏，中国教育家。1923年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4年参加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就读，与康生是同学，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调离校参加工作。曾先后任上海沪东、沪西、闸北等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及中共区委常委，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1927年曾以江苏团省委特派员名义领导宜兴秋收起义。1931年和邓中夏一起任中共沪东区《前锋报》编辑，1930年至1931年，出版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和描写大革命的短篇小说集《血祭》，后曾被当局逮捕。1932年任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合办的上海《日日新报》主笔，共青团南汇区委书记、同年秋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长，1933年任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共关押四年余，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赴延安，担任康生的政治秘书，并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延安）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华东局党报《大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49年后，曾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党委副部长等职。大区撤销时，主动要求到学校工作，1955年9月至1963年5月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1963年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孔子评传》、《求索集》以及《匡亚明教育文选》等。晚年主持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1966年6月，东北人民大学师生开始“揭发”前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问题。6月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人民日报》《打倒匡亚明黑帮》的文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成为全国范围内首先被打倒的对象之一，吉林大学学生迅速响应号召，乘火车南下将已经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前校长匡亚明抓捕回长春，进行公开批斗。1978年恢复南京大学的领导职务，再度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及党委书记，同年率领中国大学校长团访日商讨中日大学交流问题。

　　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字显闻，著名动物学家，是中国鱼类学和线虫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今南京农业大学），在校时师从秉志等人。毕业后任教福建厦门集美学校。1922年厦门大学正式成立，担任厦门大学动物学系助教，跟随S.F.Light指导学生动物学实验。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伍献文遂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学习，1927年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到国立中央大学生物学系任动物学助教。1929年到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34－1937年，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41－194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47－1948年，兼任江苏医学院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专著《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论点被引用于权威性著作《世界鱼类》第二版。1966年，文革爆发，伍献文遭到批判、幽禁和迫害，多次被强迫劳动，所有的研究心血差点毁于文革期间。1977年，伍献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不久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

　　伊兵：（1916年－1968年），原名周纪纲，别名周丹红，笔名伊兵、大辉、李文。剧作家。历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兼《戏曲报》主编，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党组成员，《戏剧报》主编，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作为“戏改”干部，对越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家乡组织县乡村救亡协进会，任开元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主任，从事救亡活动，年底加入中共党。1938年去浙南红军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受训，后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服务团副团长。1946年后，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安东日报》编辑部主任。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主任时开展“戏改”工作，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学员以越剧从业人员为主)，任班主任。1953年调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后，组织专家调查华东地区剧种和剧目，出版了《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华东地方戏曲丛刊》等30余集。又竭力推动越剧进一步改革，进行越剧男女合演的实验，抓了越剧青年演员的培养，开办了昆曲、越剧演员训练班。领导了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盘夫索夫》、《打金枝》、《春香传》等剧目的创作、加工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越剧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得很多奖项，为越剧在50年代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55年4月，调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担任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戏剧论丛》编委。1963年，调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著有戏剧论文集《华东戏曲剧种介绍》、《在戏剧战线上》、《现实与理想》及越剧剧本《游击队的母亲》、《秋瑾》等。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时年52岁。

　　张沪：(1931－)，女作家，历任上海西二区、卢湾区、新泾区团委干事，上海农民报通联干事，北京师大女附中团委秘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辑、记者，高级记者，《北京日报》小苗儿童专刊主编，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鸡窝》，中篇小说《曼陀罗花》、《瓦妖》、《混血儿》、《方城门》、《金花鼠》，散文游记集《穿越地球的经纬》，传记文学《严济慈》、《孙敬修》，电视剧剧本《科学之光》，编辑儿童文学集《穿绿裙的小姑娘》等6本。因对公车制度等特权不满被打为右派，其丈夫作家从维熙和同为老党员的父亲、弟弟也成右派。她在劳改中受尽屈辱，吞安眠药自杀但被抢救。出院时丈夫向院长道谢。女院长说“当时我们不知张沪是右派，不然不会费那么大力气抢救！”

　　张海默：（1923年－1968年5月16日），电影剧作家。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41年赴晋察冀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1944年调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历任热河胜利剧社创作组干部，冀察热辽鲁艺文学系教员，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中南文联创作组长，北京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突破临津江》，独幕剧剧本《粮食》，歌剧剧本《十五的月亮》(4幕)，话剧剧本《矿山的主人》、《火》，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母亲》、《春城无处不飞花》、《洞箫横吹》《红旗谱》《粮食》《深山里的菊花》、《血染的哈达》等。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5月16日被造反派打死，终年45岁。

　　张莹：（1924年－1969年6月3日），中国电影演员。1945年参加革命，在辽西军区二分区政治部文工团担任演员。1948年开始从事电影表演。先后出演了《白毛女》中的大锁、《赵一曼》中的张强。后来，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1955年，因在电影《董存瑞》中饰演赵连长，荣获中共国文化部颁发优秀演员一等奖。1957年，他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但被说成“散布反党、反人民言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度过三年后，1960年，张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962年，被调回北京电影制片厂，随后在《红河激浪》中饰反动军官、《小兵张嘎》中饰罗金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打成“黑帮分子”，惨遭迫害。1969年6月3日，宣布“黑帮组”解散当天，他因病吐血身亡，享年45岁。1978年，对他的右派“错划”问题进行了改正。

　　张克锦：（1946年－），漫画家。12岁便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成为中共国反右运动中年龄最小的右派。1957年整风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中共党党员提出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达县城关镇的某位领导提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随后在反右运动中，冉某因此被打成“右派”，不久跳下大桥自杀身亡。那幅漫画则被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12岁的张克锦画的。当时，12岁的张克锦并不懂得“大鸣大放”，也不认识上述那位城关镇领导，其家人也同该领导并无瓜葛。张克锦从小就有绘画天赋，曾获少儿绘画大奖。邻居冉某请张克锦帮助画了一幅《一手遮天的×××》的漫画，讽刺这位领导。张克锦被查出是漫画作者后，因仅12岁，“右派分子”的名号似不太合适。有关领导经认真研究，最后决定将张克锦定为“右童分子”。当时，“右派分子”并未全部关进监狱，但张克锦却被关入监狱7年。1958年4月的一天，12岁的张克锦正在小学教室内上课，街道居民委员会分管治保工作的一位阿姨将他叫出教室，带到城关镇。在城关镇，他被押到一座礼堂内，礼堂内人山人海，张克锦被反剪双手推到台上。在一片响亮的口号声中，张克锦吓得大哭。随后，张克锦被抓进监狱，当时既未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未让他签字画押。在监狱中，张克锦被正式戴上了“右童分子”的帽子。此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7年时光。张克锦的“右童分子”帽子一直戴到的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时才被摘下。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被有关部门送至其原来就读的小学，即今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张克锦获得平反并落实政策后，被安排了工作，退休前担任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

　　张权：（1919年－1993年6月16日），女，江苏宜兴人，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1936年，张权17岁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她与莫桂新是同年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该校相识。张权起初主修钢琴，后师从外籍教师马撰改学声乐。1937年，张权入上海国立音专声乐系学习，师从周淑安、黄友葵。同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内迁，张权、莫桂新二人随之辗转经贵州省、湖南省、云南省到陪都重庆。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结婚。张权1942年自重庆国立音乐院声乐系毕业并留校任教，首演了中国首部大型歌剧《秋子》。1943年和1945年，女儿莫纪纲、莫纪岚先后出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华里。1944年至1947年，张权先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任教。1947年6月，留学美国罗城纳萨瑞斯学院、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51年自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得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及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员证书。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获硕士学位的张权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于同年冬抵达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5号四合院。1953年，小女儿莫燕出生。莫桂新、张权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6年主演了中国首演歌剧《茶花女》，与李光羲等用中文表演。1957年5月19日，张权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我》一文。当时整风已开始，《文艺报》副总编辑唐因的妻子、该报记者姚莹澄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鸣放任务而采访张权。张权响应中共号召，批评所在单位领导的问题。姚莹澄整理成文，以张权的名义发表。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张权和姚莹澄因该文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姚莹澄上吊自杀身亡。张权因为此文，被院领导视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分子，工资降三级，暂留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张权在《关于我》一文中说，她刚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有的领导公开声称，“像张权这样的美国妇女，若是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简直是不能容许的。”她很伤心：“我难道连一个中国公民的称号都不配么……这件事一直像一把刀子似的插在我心里。”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首次上演歌剧《茶花女》。歌剧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卢肃不让张权饰演女主角薇奥列塔，却安排了来自延安唱中国民歌的其夫人管林饰演薇奥列塔。后来这位演员力不从心，才让张权主演。张权主演的《茶花女》获得中国国内及国际高度评价，被誉为“东方茶花女”，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这时院领导对她说，“可不能骄傲呀！”张权自问，“演员心灵虽很脆弱，但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这样的叮咛有必要吗！？”张权的丈夫莫桂新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在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期间因食物中毒去世。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北京，独自携小女儿及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歌舞剧院（1962年更名为哈尔滨歌剧院）。张权在该院担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在哈尔滨她作为人才受到重视，1961年底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经她提议，“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开始举办。1962年，经周恩来安排，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在政协会议期间，张权写出提案建议成立哈尔滨歌剧院。不久哈尔滨歌剧院成立。1962年，张权在北京等地举办独唱音乐会。据说大右派罗隆基在北京曾亲自到场观看。文革爆发后，张权再度受冲击，十年被禁止演唱，并且被扣上“美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崇洋媚外”等帽子。文革初期被揪斗并剃阴阳头，并被踢伤腰骨。每天为造反派洗演出服，缝制样板戏服装，为乐队抄样板戏总谱。文革结束后，1977年，张权面临退休，只好回到苏州，但无法落户口。她见到了王震，王震要她不用退休，去北京工作。1978年，张权调回北京，在北京市歌舞团工作。曾任北京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歌舞团艺术指导。1979年，文革期间停办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恢复举办。音乐会特邀张权及女儿莫纪纲举办“母女独唱音乐会”。

　　张良：（1933年7月－），原名张庆铸，中国影视演员、导演，一级导演。1948年以演员身份加入部队话剧团。1949年10月1日，成为中共国开国大典上军乐团最前排的鼓手。1955年，在电影《董存瑞》中扮演英雄董存瑞，令他在中国内地家喻户晓。1957年反右运动中，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被打成右派。在党小组会上，张良作为党小组长带头交心说：“郭维同志在拍《董存瑞》时还教育我们，向董存瑞学习，为新中国而奋斗，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阶级敌人？真是不可思议。会不会是在整风时给领导提意见言辞过激，不会真的反党吧？”由此，张良被称作是为右派翻案，《人民日报》发表了抗敌话剧团团长丁洪写的《一个青年演员的歧途》一文，批判张良。张良受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被下放到中共军第38军当兵改造。1962年6月，中共沉阳军区政治部机关委员会为张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的处分进行甄别平反。1963年5月，凭借在电影《哥俩好》中同时饰演性格迥异的两兄弟，荣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受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其间，张良还先后参加了《三八线上》、《林海雪原》、《碧空雄师》、《家庭问题》、《打击侵略者》等电影的拍摄。文化大革命中，张良以“漏网右派”的罪名遭到揪斗，被扫地出门，下放五七干校。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张良因1957年的问题而被揪斗、立案审查。1969年6月30日，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决定，增定张良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党籍，由文艺九级降为十二级。张良由此成为中国最后一名右派分子。他被勒令复员回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良转型为导演，第一部导演作品《梅花巾》获得第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荣誉奖。1984年，《雅马哈鱼档》取得了商业成功，被誉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经济发展的“活广告”。

　　张师亮：（？－1970年3月22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进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屎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因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批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讲到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前进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于是，造反派们说其要破阶级斗争万能论，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1970年3月22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以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张若名：（1902年2月23日－1958年6月18日），女，字砚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先驱，“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马克屎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1920年1月20日，《觉悟》杂志正式出版，张若名以“衫陆”的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向广大妇女发出号召：妇女解放应该从自身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文章文辞犀利，观点鲜明，具有很强的号召力。父母为阻止她参加各种运动，强行为她找“婆家”成亲。张若名背著父母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班报了名，并与家庭断绝了关系。1920年11月初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学习法文，1921年夏迁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其间与周恩来为恋人，1924年张若名也做出了人生中一次重大命运选择，她申请退出中共党并得到组织批准，但仍表示誓死为党保守机密。弃政从文后，于1925年5月取得了第一张“心理学”合格证书，1926年3月取得了“普通哲学与逻辑学”合格证书，1927年6月取得“伦理学与社会学”合格证书，1928年2月取得“教育学”合格证书，随后取得里昂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0年12月，她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取得了法国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留法女博士第一人，其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以最优异的成绩荣获里昂中法大学年奖，并获奖学金。期间与同在法国攻读博士的杨堃结了婚。1931年1月4日，张若名和杨堃这对博士夫妻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从事中法文化交流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失陷，中法大学被迫停办。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蒋介石在故宫太和殿前接见北平师生，又在中南海举行茶会，慰问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张若名作为爱国教授，也被邀到会。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到云南大学任教。1953年，张若名创办了“文艺批评教研室”，在云南大学开辟了马克屎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屎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授。1955年4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赴印尼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途中来到昆明，与张若名、杨堃夫妇会面，并邀请他们去北京工作，但被张若名婉拒。主要著作有《关于安德烈?纪德》、《佛朗西斯?若姆》、《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法语直陈时态的用法》、《纪德的介绍》等。1957年，张若名与杨堃及儿子杨在道匀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反右运动升级，她因为早年“退党”和参加蒋介石茶会等罪名受到迫害，自己教过的学生也把她当成资产阶级法权的靶子，自尊心非常强的张若名难以忍受“诸多罪名”的羞辱，于6月18日中午投水自尽于云南大学旁的一条河中。时年56岁。

　　张次溪：（1909年－1968年9月9日），名仲锐、涵锐，字次溪，号江裁，别署燕归来主人、肇演、张大都、张四都，中国近现代作家、史学家，一生著述有200余种。他曾任《民国日报》主编，是齐白石的学生，为齐白石写过许多传记，但也因依附袁世凯和汪精卫而受到批评。张次溪原籍广东东莞，父张篁溪师从康有为。二十六岁时，张次溪加入顾颉刚主持的史学研究会，负责纂写《北平志》。后来写作《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认为袁世凯是袁崇焕之后，因此“亡清者必袁”。日伪时期又写作《汪精卫先生行实录》，汪精卫亲自为其题识，后来还任张为淮海省教育厅长。1949年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历史系资料员，写成《李大钊先生传》，开“李学”之先河。但此书后一度被政府禁售。1957年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1958年与弟弟张仲葛合计将所居龙潭湖西岸的张园卖掉，后来生活日渐困顿。1959年7月12日顾颉刚日记中说：“又闻希白言，张次溪为白寿彝所裁，生活大成问题”。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也说：“张君病高血压，颇为严重，本不写稿，当劝以旧稿易钱，俾在港买药”。按其子所说，其所藏书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尽数抢走，至1979年才发还部分，其余大部分流入中国书店。1968年9月9日去世，周汝昌在《北斗京华》中写到“有人说，他死得很惨。倘如此，一切俱不可问了”，谢其章认为他死于红卫兵之手。

　　张元勋：（1933年7月2日－2013年4月12日），中国楚辞学家。1954年，张元勋于青岛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他与林昭等人成为《红楼》编委。1957年中共党发起大鸣大放运动，而后变成为阳谋的反右整风运动。因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主编，撰写《广场发刊词》、《编后记》，以及与沉泽宜等合写短诗《是时候了》等大字报而被划为“极右派”，遭受轮番批斗。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逮捕，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张元勋被押送于北京南郊之团河农场、河北省宁河县之茶淀清河农场等地区进行劳动改造。1965年刑满，继续留在清河农场，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顶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机关的管制下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元勋被押送到山东省劳改队所属的章丘埠村煤矿，在煤井下挖煤四年；1966年5月6日，刑满释放但仍在管制中的张元勋由山东奔赴上海，以“未婚夫”之名给在提篮桥监狱中的林昭探监。受此牵连，张元勋被单独关押138天，险些丧命。1970年又被押送至山东济宁“六四”劳改农场，继续劳动改造。1977年，毛泽东死后，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康生等人失势，对张元勋的监管得到政策性的放松。同年秋天，张元勋经其组织批准与来自山东农村的女青年马用强结婚。1979年11月24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平反裁决，推翻1957年的判决，宣告张元勋无罪。张元勋后经由北京大学党委决定，依照“就地安置”的原则被安排到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先秦两汉六朝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直至1994年退休。

　　张海松：（1891年－1970年），中华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1891年，张海松出生于湖北武昌，毕业于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文华书院。曾任汉口、长沙、武昌等地圣公会教堂牧师，抗战期间任重庆求精中学牧师。1948年初，张海松升任圣公会湘鄂教区主教。同时兼圣公会在武汉附属机构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文华中学、圣罗以女中、希理达女中、心勉中学、同仁医院的董事长。1951年2月，张海松领导的湘鄂教区与美国圣公会差会割断关系。1956年7月，武汉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张海松主教被选为主席。1958年1月到9月，在武昌原华中大学圣诞堂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湖北基督教射秽主义教育学习会，张海松主教被划为右派分子，下乡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海松夫妇以反革命罪被捕，1970年张海松于狱中被折磨致死。1978年以后，受到平反。

　　张昌绍：（1906年9月25日－1967年12月20日 ），药理学家。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张昌绍在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14岁便进入苏州一家私人办的树德医院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刻苦自学，用4年的时间修完全部中学课程。1928年，他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来该医学院迁入上海，成为独立的上海医学院。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药理学助教。1937年，考取公费留英。在伦敦大学医学院著名神经药理学大师盖达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从事肾上腺素能神经药理的研究，1940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访问进修。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他谢绝美方的挽留，毅然回国。当时上海医学院内迁重庆，他返母校后即被任命为药理学副教授，并兼任中央卫生实验院药理研究室主任。在重庆期间，他眼见西南地区细菌性传染病、疟疾猖獗流行和人民缺医少药的情景，不惜中断了他在英国专心致志的肾上腺素能神经传递的理论研究，夜以继日地利用新到的微型胶卷文献资料，写成《磺胺类化学治疗学》和《青霉素化学治疗学》及时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医学中磺胺类和抗生素两大发现的研究和应用，对当时国内医药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3年，作为全国科联代表团团员访问捷克斯洛伐克，1957年，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他举办了多次药理学师资班，招收了许多研究生和进修生。张昌绍的科研成就以植物神经系统药理和化学治疗最为突出，共发表百余篇论文。张昌绍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中华医学杂志》、《生理学报》、《药学学报》的编委。他为新中国的药理学发展做了许多开拓和奠基工作。由他主编完成的高等医药院校药理学教材－－《药理学》，于1958年出版，至1965年共出3版，发行30余万册。另著有《现代药理学》、《磺胺类化学治疗学》、《青霉素化学治疗学》、《中药的现代研究》以及《药理学总论》等。1966年文革中遭迫害，于1967年12月20日服毒自杀。

　　张竞生：（1888年－1970年6月18日），字公室，为中国现代性教育先驱，与艺术家刘海粟、音乐家黎锦晖并称“三大文妖”。自1907年起，张竞生先后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上海震旦学校及京师大学堂。1910年，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张竞生假扮其亲戚为其送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团秘书。1912年，他与宋子文、杨杏佛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出洋留学。张竞生前往法国，并于1916年在巴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他以《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 理论之探讨》论文答辩，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也是饶平乃至潮汕地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博士。1920年，他归国出任当时位于潮州市的金山中学之校长，因改革而触犯当地势力，仅任职9个月。1921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后因著《性史》为传统观念所不容被解聘。1925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爱情的四项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之一种；该作品引发众人议论，梁启超、鲁迅、许广平等60多人撰文参与讨论。1926年，他在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并创办“美的书店”，但后遭查抄封闭。同年，他出版《性史》第一集，引起舆论哗然，他甚至因此被称为“卖春博士”。1929年，他到杭州讲学，又被以“性宣传”罪拘留；于是，他再次前往欧洲进行研究，并从事译著工作。1933年，他回国应邀担任广东实业督办，主编《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并回到饶平发动群众建设。1935年，他出任广东省参议和广州经济委员。1937年，他回到饶平创办学校。1953年，他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并上书中共首脑，提倡科学地节制生育，但未被采纳。著有《性史》、《爱情定则》、《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并翻译了《忏悔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迫害和批斗。1970年6月18日，他在饶平县漳溪镇贫病交迫而死。

　　张孝骞：（1897年12月28日－1987年8月8日），字慎斋，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1914年以第1名毕业于长沙长郡中学，并以第1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湘雅医学院。1921年复以第1名毕业，并获得金牌及美国康涅狄格州政府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专攻内科，于1924年1月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深造1年，随后正式留任于该校，陆续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1926年9月被选送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研究，1927年7月回国续任，1930年在协和医学院组建消化专业组，1932年晋升为副教授。1933年12月再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1934年7月回国后，担任协和内科消化专业组主管。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放弃协和医学院的研究工作，回长沙接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职务。1938年夏季，战火逼近长沙，他不顾美国雅礼会的反对，迁校到贵阳，再于1944年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8月迁校回湖南。1948年4月辞去院长职务，并于9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内科学教授和内科主任。随后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和讲学。张孝骞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被喻为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9月被任命为协和医学院副校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备受侮辱和折磨。红卫兵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和美国特务，从此，几乎每天夜晚都听到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跪在地上的惨叫声。有一次，没头没脑地鞭打，竟打碎了他的一片眼镜，他的额头被打得血迹斑斑。第二天一早，高度近视的张孝骞照例和医院所有的“牛鬼蛇神”们一道，被造反派们押著去医院食堂打饭，只见他一手扶著已没有了一只镜片的高度近视镜，离开“牛鬼蛇神”大队直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边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我到法院去……如果我有罪……让法院杀头枪毙都行……”。1978年起，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张为申：（1909年6月－1966年8月），中国抗生素之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留校工作十多年，1946年赴美国深造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生化系深造，1949年，在W.H. Peterson指导下，研究酵母菌细胞内水溶性维生素含量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细菌学杂志》上，这可能是他研究微生物化学的开始。1950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研究员。1951年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建设，先在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农化系任教授。1952年2月，张为申从西北农学院被借调到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承担了寻找青霉素生产原料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他不仅熟悉微生物发酵又是化学专家，还因为他从美国带回了高产青霉素并在发酵液中产生的是色素较少的W49-133号无色青霉菌菌株，此前童村、马誉征和汤飞凡等曾用过棉籽饼的水解液代替玉米浆，效果不错，但制备工艺复杂。在1年的时间里，张为申首先在实验室试验了多种玉米浆的替代物，证明直接采用棉籽饼粉即可。随即利用当时国内仅有的4个100升发酵罐进行了扩大试验，得到验证，每毫升发酵液中青霉素效价可达1400单位。后经反复试验，提高了青霉素的发酵单位，因此1953年得以在上海第三制药厂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接著，张为申领导的研究小组试用多种来源的淀粉代替乳糖，并改变原有的培养基成分和培养条件进行多方面的试验。结果发现多种淀粉原料，如小米面、白玉米面和甘薯粉都可以代替乳糖，但青霉素的效价有所降低。后来发现白玉米面加少量乳糖可以使青霉素效价不低于原有配方，但发酵时间延长了。于是又通过补充无机盐和增大通气量等措施，缩短了发酵时间。后来第三制药厂的科技人员进一步改进，以玉米面为碳源发酵产生的青霉素效价比原来用乳糖的还要好，到1959年第三制药厂青霉素的发酵可达5000单位，当年青霉素产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纸上色谱技术在国际上刚使用不久，张为申在青霉素效价测定中便采用了这些先进的分析技术，在国内是较早的。张为申关于青霉素发酵生产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实验室工作，在1950年代初期出版的《微生物学报》都有报告。1958年张为申担任我国第一个抗生素研究所首任所长后，他积极罗致人才，开展新抗生素的菌种筛选和选育工作，先后得到多种当时国际上正在研制的抗生素产生菌，例如曲古霉素、万古霉素、灰黄霉素、巴龙霉素、卡那霉素、多粘菌素等；同时，他早在1960年代初，已经觉察到，以天然抗生素为基础加以化学改造的半合成抗生素是抗生素工业的发展趋势，他领导了青霉素母核6-氨基青霉烷酸(6-APA)的研究，遗憾的是文革浩劫使这项工作中断，直到1980年代我国才逐步投产半合成抗生素。作为当时中国的首席抗生素专家，张为申一直活跃在当年的国际学术舞台之上。1966年初，张为申参加化工部与卫生部联合组织的考察团，远赴瑞士和英国，考察两国的制药工业。回国不久文革开始，他被指为“走资派”，不堪忍受批斗迫害，遂于8月28日在盛年时便与夫人一起自尽谢世，年仅57岁。

　　张慧剑：（1906年－1970年），原名嘉谷，笔名辰子，著名报人，作家，评论家。其与张友鸾、张恨水，被称为“三个徽骆驼”，后又因同在《新民报》共事，又被称为“新民报三张”。他们均姓张，都是安徽人，又是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称其为“骆驼”，概任重道远之意。1925年起张慧剑历任北京、南京、重庆、南昌、金华等地报纸副刊编辑，上海《新民报》编辑、主笔、编委。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创作小说，向报社投稿，受到北京《舆论报》社长赏识，遂被聘为该报副刊《瀚海潮》编辑，由此进入报界。后在南京先后主编《南京朝报》、《新民报》副刊达20余年，被誉称为“副刊圣手”。其作品大多散登于20世纪20－50年代的多种报刊，数以千计。其散文优美、诗句清丽、评论文章泼辣尖锐，深受读者喜爱。中共国成立后一度曾在上海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归居南京，在城南白酒坊埋头读书、著述。20世纪60年代曾当选为中国作协江苏省分会副主席。张慧剑终身一人生活，与烟?酒?茶?书相伴，闲暇吟诗、作文自得其乐。著有《慧剑杂文》、《屈原》、《白居易和他的诗》、《辰子说林》、《赛金花故事编年》、《马斯河的哀怨》、《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李时珍》（电影剧本），还校注过《儒林外史》。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临，他当然在劫难逃，多次受到批斗，屡遭迫害。1968年，张慧剑被送进桥头镇江苏省五七干校，养过鸡、种过菜，受了不少折磨，直到70年悄然辞世。

　　张正宇 ：(1904年 －1976年10月27日 )，画家。自小酷爱绘画。早年上过私塾，后在面粉厂当练习生，17岁时随长兄张光宇去上海，学习绘制广告和布景。20年代初，与长兄开设一家小型美术印刷厂，出版《三日画报》，参加上海的漫画会。1928年与叶浅予创办《上海漫画》。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刊载漫画的画刊　后又与长兄创设时代印刷厂和时代图书公司，创办《时代漫画》、《时 代画报》、《独立漫画》等画刊。他不仅为这些画刊提供作品、设计封面，而且从事印刷、出版和发行等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曾短期出版《抗日画报》和《新生画报》，并创作以抗日为题材的漫画，尔后流亡香港。曾担任《申报》画刊主编、《星岛日报》印刷部主任、《新闻报》美术编辑，还与人合办《大众生活》。曾编辑出版《如此汪精卫》漫画集，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日本人企图胁迫他参加亲日的《大同》刊物工作，因而他被迫弃笔从商，与人合开福禄寿饭店。后来占领香港的日本当局将其列入黑名单，他闻讯后于1943年春逃往桂林，在桂林与长兄开办家具装饰公司，并参加熊佛西等人组织的“文垦团”的活动。1944年春，与长兄一起到达重庆，筹办中国美术工厂。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不久赴台，被台湾省建设厅聘为专门委员，并担任台湾旅行社常务理事，负责编印《光复后的台湾》画集。1949年9月到香港。不久，他和在港的一批艺术家一起回到北京。1950年春，张正宇应邀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华南文化工作者会议。会后回北京，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美术顾问。同时还先后兼任《人民画报》、《美术》、《戏剧报》编委，《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中国建设》等刊物的美术顾问。1965年，他为第三届全国体育运动会设计团体操《革命赞歌》，获金质奖。他与其兄合作创作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受到国内外的赞誉。在国画、书法、金石等方面他也颇有研究。正当他得意于不少人随国民党政权逃到了台湾，他却逆潮流而动，毅然决然携家由台湾经香港返回大陆这一举动是正确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批被斗了一阵子，又关了一阵子牛棚，接著放回家写检查资料，工资被冻结，只发给生活费，没多久被下放到河北省高碑店三十八军农场劳动，被分配去看菜园子，1976年10月27日病逝。

　　张骏祥：（1910年12月27日－1996年11月13日），笔名袁俊，1950年代中国著名导演，编剧、作家。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1年，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研究西洋戏剧 。1936年，进入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专攻导演，兼学编剧、剧场建筑以及布景灯光等多种课目。1939年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毕业。获得美术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教于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1940年2月，创作五幕话剧剧本《小城故事》。1941年5月，创作并执导五幕话剧《边城故事》；10月，执导话剧《北京人》。1943年7月，创作四幕话剧剧本《万世师表》。1944年1月，执导莎士比亚话剧《柔密欧与幽丽叶》；3月，创作三幕话剧剧本《山城故事》。1945年，执导曹禺的话剧《蜕变》 。1946年，自编自导喜剧电影《还乡日记》。1947年，与李恩杰联合执导爱情喜剧电影《乘龙快婿》。1948年，执导由白杨、陶金、吕恩联袂主演的爱情电影《火葬》。1951年，担任剧情电影《胜利重逢》的编剧，该片由汤晓丹执导 ；同年，执导由于蓝、张伐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翠岗红旗》，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 。同年9月中共国第一个访问印度和缅甸大型文化代表团成员。1952年5月5日与著名音乐教育家周小燕成婚，两人育有一子，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担任剧情电影《鸡毛信》的编剧，该片根据华山的小说改编 ，同年，执导由冯喆、王蓓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淮上人家》。1956年，加入中共党，同年，执导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1958年，担任剧情电影《新安江上》的编剧，同年，担任动画片《古博士的新发现》的编剧。1959年，出版论文集《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60年，与沉浮、黄宗英等共同担任剧情电影《六十年代第一春》的编剧。1962年，与顾而已联合执导剧情电影《燎原》。1964年，执导根据周而复同名作品改编的传记电影《白求恩大夫》。1966年，执导艺术纪录片《大庆战歌》。著有话剧剧本《万世师表》、《山城故事》、《小城故事》、《边城故事》，电影文学剧本《胜利重逢》、《鸡毛信》、《白求恩大夫》、《淮上人家》，剧本集《张骏祥电影剧本选》，专著《导演术基础》、《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译著剧本《林肯在伊利诺》、《吾土吾民》、《翠岗红旗》(导演)等。文革中先后在监狱和劳动审查中度过八年之久，尔后被下放养猪。1979年调任上海市电影局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艺委会主任。1996年11月13日去世。

　　张印泉：（1901年－1971年4月23日），中国摄影家。自幼喜欢国画，19岁时自制了一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并逐步走上了摄影创作道路。1921年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大学经济系。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印刷局照相组技工、武昌行营摄影服务员。192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大学。1931年举办张印泉摄影展览。1944年后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1945年，当选为北平摄影学会主席。后担任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副主席。1963年在北京举办张印泉摄影40年展览。历任新闻总署摄影局、新华通讯社摄影部研究员，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南方的代表人物为郎静山，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张印泉，“南郞北张”之说就源于那个年代。著有《摄影原理与实用》、《摄影应用光学》、《人造光摄影》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致死。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馆（后来的东洋大学）。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问题为主。他倾向于梁启超等立宪派的立场。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他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他进入报界，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关系。他曾经先后任上海《大共和报》、杂志《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正谊》等报刊的主笔。1917年起，他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该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副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1919年9月，他在北京创刊杂志《解放与改造》（翌年该杂志更名为《改造》）并任总编辑。1920年3月，他和梁启超等人发起讲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射秽主义者罗素来华。同年他还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屎主义研究会，但是拒绝参加中共党。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杂志。1934年，他任图书《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编，批判马克屎主义的（唯物论）。1928年至1930年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2年4月，他和张君劢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发行机关报《再生》月刊。1933年12月，张东荪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34年12月，张君劢应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聘请，到广州创办学海书院，张东荪任院长。两广事变陈济棠失势，收到梅贻琦之邀请，张东荪离开广州。此后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兼《文哲月刊》首席主编、清华大学文哲导师、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东荪决定留在北平，再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来他继续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张东荪被日军逮捕收监。当时张东荪被要求参加日本傀儡政权，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被判缓刑保释出狱，但日本方面不许他离开北京，所以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遂一心写作。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务委员。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1948年底，在中共军队攻势下，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转由中共统治。中共国成立后，张东荪执意留在中国大陆。此后，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仍在清华大学等校参与主管校务。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共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革开始后的1973年，张东荪本人死在监狱中，他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一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出卖中共国政府重要情报有三种说法：

　　说法之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投自己赞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张二人知晓，但毛泽东要求追查，后来张东荪投反对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对张东荪女儿张宗烨说：“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此说法初次见于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并广为流传，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对此说表示怀疑。

　　说法之二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中共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

　　说法之三

　　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著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核武器物理学家于敏的研究生导师。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淸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淸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学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丹麦随病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沃尔夫冈?泡利指导下工作，继续研究量子场论。1940年由法国回上海，复辗转越南海防、河内至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国，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保罗?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研究方面，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理论、层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张宗燧被批斗，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服安眠药自杀辞世。时年54岁。

　　张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号它山，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中共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著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射秽主义穷吗？”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当时却心灰意冷地说：“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招生，复任第一副院长、教授、党委委员。

　　张资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张秉声，曾用名伟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为留日学生，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臼话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因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志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从1949年起，第一个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是她，第一个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也是她。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军队；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共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沉阳工作；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9年8月间，张志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把拖布往里面噻。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背上背著18斤重的铁锤，脚上带著脚镣，辽宁省的政治官员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政治官员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其实行强奸、轮奸，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且把她绑起来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直言不讳地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著，惨不忍闻，看著，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著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沉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

　　张中晓：（1930年－1966年），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早年显出文学才华，1951年5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3年7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1955年，被牵连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入狱。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被认为是“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时年25岁。1956年，在狱中肺病发，咯血不已，获准保外就医返回家乡。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调至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工作，适逢文化大革命，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6岁。

　　张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鸣，字玉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1935年，与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次登台，以优越的嗓音条件和娴熟的演唱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一出《女起解》唱红。1936年，北京《立言报》举行公开投票选举，推选“四大童伶”，张君秋与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被选中（后世称“四小名旦”）。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组谦和社挑班。张君秋常与合作的演员有孟小冬、王又宸、谭富英、马连良。1947年与马连良、俞振飞在香港演出数年。1951年返京，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组成北京京剧团，曾合作演出了《龙凤呈祥》、《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望江亭》、《西厢记》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君秋成了“黑帮分子”。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血汗挣来的家财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后，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儿女们也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张君秋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挨批挨斗，晚上还要在红土店地下室，绞尽脑汁写检查：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封、资、修……1980年复出。

　　张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现代画家、艺术教育家。兼擅中西绘画，善鸟兽、人物、山水均著称于世。1904年在上海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同年与京剧革新家夏月润合作，在“新舞台”首先设计使用布景，改变了京剧的传统舞台面貌，为我国早期的舞台美术家。翌年转往宁波益智堂任图画教师。1909年至1911年间，在《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表漫画，其中包括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讽刺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骑木马》、《饭桶》等。是我国最早在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画的漫画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为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第二任校长。1928年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赴大后方，备历艰苦而作画从未停辍，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一生兼治中西绘画，早年从事西画的创作和教学，晚年多作中国画。在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均藏有他的作品。传世作品有《黄山云海图》、《孔雀图》（藏上海中国画院）。出版有《聿光画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张聿光家被抄，绘画生涯全部泯灭，神志迟饨，步履蹒跚，于1968年4月9日病逝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其子张修平在＂张聿光生平纪事＂中说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邻鲁班中学的红卫兵翻墙进来对我们进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后才算告一段落。在这次浩劫中，将先父绘画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图章，其中有三寸见方闲章“南轩后人”、“鹤苍头”、“冶欧斋主”、“聿光八十以后作”以及各式应用于大到中堂立轴、小到扇面上的图章均被抄走；还有毕生积藏的历代名家书画精品、欧美西画明信片、他本人为展览会裱好的国画以及数百帧写生菊花品种的西洋画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厂内红卫兵又来临，甚至将水井和阴沟盖也彻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红卫兵又来强制我们紧缩住房，将先父楼上卧室与画室两间搬到楼下东首前半间，当大的画桌无法放入此小间时，红卫兵们讥讽说：“这个老头子还画什么画”，把画桌也拆毁了。 ’

　　张宗燧：（1915年6月1日－1969年6月30日），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家张东荪次子。核武器物理学家于敏的研究生导师。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淸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淸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学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丹麦随病研究量子场论。1939年去瑞士，在沃尔夫冈?泡利指导下工作，继续研究量子场论。1940年由法国回上海，复辗转越南海防、河内至重庆，出任国立中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1945年再度出国，到剑桥大学工作。1947年同保罗?狄拉克一起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年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30年代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在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研究方面，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理论、层子模型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张宗燧被批斗，1969年6月30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服安眠药自杀辞世。时年54岁。

　　张仃：（1917年05月19日－2010年02月21日），号它山，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后到文艺界抗敌协会，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49年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与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纪念邮票，负责和参与开国大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美术设计工作，设计改造怀仁堂、勤政殿，设计天安门广场大会会场和中共国第一批纪念邮票。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1955年参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1957年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文革中，他因为这些画受尽屈辱，九死一生。在一个大型的批判会上，他举著自己的装饰画《女民兵》，跪在用两张桌子摞起来的台子上，红卫兵用皮带上的铜扣抽打他，将他从台子上打到地上，质问他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颜色的变形的画，扭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苍山牧歌》的人体变形比较厉害，便有人责问：“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静物画《向日葵》，向日葵明明插在一个彩陶罐里，有人硬说这是一只骨灰罐，将象征红太阳的向日葵放在骨灰罐里，还有什么比这更该死的？《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射秽主义穷吗？”文革中真正给张仃造成致命打击的，其实并不是愚昧无知的红卫兵，而是对绘画有相当知识的同行，并且还是鲁艺时代的同行！他的夫人、诗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变。”而他当时却心灰意冷地说：“我连看的心思都没有了。”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招生，复任第一副院长、教授、党委委员。

　　张资平：（1893年－1959年），原名张秉声，曾用名伟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1912年夏，被广东国民政府选派为留日学生，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同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臼话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因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张志新：(1930年－1975年4月4日)，女，从1949年起，第一个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是她，第一个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也是她。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因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50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军队；当时部队急需俄语翻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1952年张志新提前毕业，留校工作。那时，曾真任人大哲学系团委书记，他们相识后而恋爱，1955年国庆，结为连理。1955年12月，参加中共党。1957年，他们夫妻同时被调往沉阳工作；1962年，张志新被调到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9年8月间，张志新对毛泽东进行批评，9月24日，张志新被捕入狱，先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在狱中，监狱工作人员用铁丝钳住她的舌头和嘴巴，把拖布往里面噻。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背上背著18斤重的铁锤，脚上带著脚镣，辽宁省的政治官员多次在狱中殴打张志新，将其头发拔光，政治官员还多次派遣男犯人对其实行强奸、轮奸，之后张志新写下遗书，准备自杀。被发现后严加监视，并且把她绑起来召开批斗会，批判她“以死向党示威对抗运动”。因此被认定“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7月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走向永生的足迹》中，直言不讳地说：“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又过了一个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著，惨不忍闻，看著，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张志新由于在行刑前经过多日“小号”（一种只能坐，不能躺卧的特小牢笼）以及割喉等酷刑的折磨，已经被逼疯，用馒头沾著经血吃，坐在大小便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受尽酷刑折磨之后，被绑赴沉阳市东陵区大洼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5岁。

　　张中晓：（1930年－1966年），中国当代学者，文艺思想家。早年显出文学才华，1951年5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1952年至上海，在新文艺出版社任编辑，1953年7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60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1955年，被牵连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而入狱。他给胡风的信件被断章取义，被认为是“最反动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时年25岁。1956年，在狱中肺病发，咯血不已，获准保外就医返回家乡。1966年得上海友人之助，调至上海新华书店发行所工作，适逢文化大革命，迫害与疾病交加，殁于盛年36岁。

　　张君秋：（1920年10月23日－1997年5月27日），原名滕家鸣，字玉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旦角张派创始人。1935年，与雷喜福合作在北京吉祥戏院首次登台，以优越的嗓音条件和娴熟的演唱技巧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以一出《女起解》唱红。1936年，北京《立言报》举行公开投票选举，推选“四大童伶”，张君秋与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被选中（后世称“四小名旦”）。报界评价其“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唱功，有一条好喉咙，似尚；腔调，婉转多音，似程；做工，稳重大方，似荀”。1942年自组谦和社挑班。张君秋常与合作的演员有孟小冬、王又宸、谭富英、马连良。1947年与马连良、俞振飞在香港演出数年。1951年返京，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组成北京京剧团，曾合作演出了《龙凤呈祥》、《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望江亭》、《西厢记》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张君秋遭到迫害，被迫停止了一切演出。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君秋成了“黑帮分子”。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血汗挣来的家财被洗劫一空。1969年前后，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儿女们也上山下乡各自西东，张君秋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挨批挨斗，晚上还要在红土店地下室，绞尽脑汁写检查：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封、资、修……1980年复出。

　　张聿光：（1885年7月8日－1968年4月9日），现代画家、艺术教育家。兼擅中西绘画，善鸟兽、人物、山水均著称于世。1904年在上海华美药房画照相布景，同年与京剧革新家夏月润合作，在“新舞台”首先设计使用布景，改变了京剧的传统舞台面貌，为我国早期的舞台美术家。翌年转往宁波益智堂任图画教师。1909年至1911年间，在《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表漫画，其中包括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讽刺袁世凯的作品《袁世凯骑木马》、《饭桶》等。是我国最早在报纸上发表政治讽刺画的漫画家之一。1914年秋被聘为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第二任校长。1928年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赴大后方，备历艰苦而作画从未停辍，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举行画展。一生兼治中西绘画，早年从事西画的创作和教学，晚年多作中国画。在法国国立博物馆、德国柏林艺术院均藏有他的作品。传世作品有《黄山云海图》、《孔雀图》（藏上海中国画院）。出版有《聿光画集》二集（1935年）。文革中张聿光家被抄，绘画生涯全部泯灭，神志迟饨，步履蹒跚，于1968年4月9日病逝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其子张修平在＂张聿光生平纪事＂中说道：‘在八月底一天的半夜，南邻鲁班中学的红卫兵翻墙进来对我们进行第一次抄家，直到次日午后才算告一段落。在这次浩劫中，将先父绘画用篆刻的大小百余枚图章，其中有三寸见方闲章“南轩后人”、“鹤苍头”、“冶欧斋主”、“聿光八十以后作”以及各式应用于大到中堂立轴、小到扇面上的图章均被抄走；还有毕生积藏的历代名家书画精品、欧美西画明信片、他本人为展览会裱好的国画以及数百帧写生菊花品种的西洋画等等均被全部抄走。隔了一周，厂内红卫兵又来临，甚至将水井和阴沟盖也彻底翻查。接著房管所红卫兵又来强制我们紧缩住房，将先父楼上卧室与画室两间搬到楼下东首前半间，当大的画桌无法放入此小间时，红卫兵们讥讽说：“这个老头子还画什么画”，把画桌也拆毁了。 ’

　　张景钺：（1895年10月29日－1975年4月24日’），字岘侪，中研院、中科院双院士。植物形态学家，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16年在安徽芜湖圣雅各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0年毕业后公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德克萨斯农工学院学习，1922年转入芝加哥大学植物系，1923年获得学士学位，1925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季回国，担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名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次年兼系主任。1932年获中国教育及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赴英国里兹大学和瑞士巴塞尔大学考察研究。同年9月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植物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后曾任理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进行学术交流一年。1946年冬回国续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张景钺在就读研究所期间，曾获选为Sigma Xi科学会会员。1933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并多次担任理事长职务。先后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英文《中国植物学汇报》、《植物学报》等学术期刊。他在植物解剖学、实验形态学、古植物学、系统植物学和植物胚胎学等领域，都推动了开创性的研究，是中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张景钺患有帕金森病，脑子清醒但说话不清，四肢活动极困难，文革中竟被用平板车从家中拉到生物楼与妻子一起批斗，声称揪出了北大生物学系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祖师爷。其妻崔之兰是动物形态学家，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斗争，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崔被斗得死去活来，于1971年亡故。张在妻垂危时，央人抬自己去与妻握手，生离死别，天悲地怆！当时年近七十的她和丈夫在家门前被批斗，脸上涂了浆糊和墨汁，身上挂了黑牌，还有人揪他们的头发进行辱骂。有一次被长距离游斗，她低头弯腰行走，鼻子流血洒了一路。张景钺患帕金森氏症不能长时间站立，斗争会上竟强迫崔芝兰跪在地上用身躯支撑住她的丈夫。1968年张景钺在病中还受到批斗，从此卧床不起，于1975年4月2日逝世于北京大学燕东园38号。

　　张守慎：（1924年－1968年12月26日），戏剧翻译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编译室组长、院务委员、校刊编委，文革中遭受迫害逝世，终年44岁。

　　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1968年2月22日)。物理化学家、润滑材料专家。中国润滑化学、润滑剂作用机理和应用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带头开展固体润滑作用及固体润滑剂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创建了固体润滑研究基地，为中国固体润滑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及为解决宇航等高新技术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奠定了基础。1948年，陈绍澧自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国留学。1950年8月，获爱荷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1950年，陈绍澧归国，1950年10月至1958年6月，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任职，担任题目组长，1956年晋升副研究员。1958年7月至196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兰州分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共发表论文40余篇、专著1部、译著2部，并完成了《空间摩擦磨损与润滑》专著手稿1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绍澧被诬陷为自美国回来的特务，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2月22日，陈绍澧在兰州自杀身亡。时年42岁。

　　陈天池：（1918年7月4日－1968年12月20日），化学家。1930年，考入浙江省杭州崇文中学。1933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1936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1938年，进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留美生，赴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研究院学习。仅用两年半时间，便先后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同年参加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中国，应老师杨石先教授邀请，赴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陈天池主要研究有机磷化学，为中国有机磷农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54年加入中共党。1958年，在杨石先教授指导下，陈天池建立了“敌百虫”和“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0年至1962年，任南开大学物理二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1962年10月，杨石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化学专业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具体工作由陈天池主持。1962年至1968年，陈天池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兼副所长。1963年至1968年，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持并参加了“新型有机磷32，47”的研究，其成果1964年获国家新产品发明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Ⅰ－Ⅷ）》。合译《新磷酸酯杀虫剂进民》、《有机磷毒剂》。文化大革命给陈天池带来了无穷灾难，于1968年12月20日自杀。时年50岁。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中国历史学家。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中共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1957年划为右派，被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点名。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著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另4位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和他有著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东方史学家，曾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为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其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学，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1904年秋天，14岁随长兄陈衡恪经上海吴淞码头离岸东渡日本，自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后因时局不稳，官费停寄，生活至为艰苦。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颇具意味的是，陈寅恪四处求学，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律用黄色的包装著，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郑天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同时陈寅恪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中共军逼进北平，陈寅恪没有前往台湾的打算。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共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文化大革命时，陈寅恪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陈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由于双眼先后失明，造反派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1969年10月7日，“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与世长辞。

　　陈达：（1892年4月30日－1975年1月16日），又名邦达，字通夫。中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14岁进余杭县立高级小学，学习勤奋，3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至杭州府立中学(后来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插班读二年级。1911年，陈达在杭州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备班。次年赴北京，在该班学习4年，同班同学有吴宓、洪深等。在校期间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译文和评论。1916年毕业后，由该校公费保送到美国留学。先在立德学院学习外交两年，获得学土学位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3年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学校（1929年改为清华大学），讲授现代文化。1924年任《清华学报》主编。1925年应美国某学会之约，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做了四个月的调查，据报告发布了演讲“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并写有《民国十五年国内工人罢工的分析》一文。1926年创办该校社会学系（1928年改名社会人类学系），并任系主任（至1941年潘光旦接任，1946年再次担任），也是当时系中唯一的教授。1926年曾任内政部统计司司长数月。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8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学院教授、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和副校长、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英文版)、《中国劳工问题》、《人口问题》、《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英文版）等。1957年在《新建设》发表《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指出：“从1953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富有卓见，但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

　　陈序经：（1903年－196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1920年，经过自学补习后，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连跳两级，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后赴美获伊利诺伊大学硕士（1926）、博士（1928）。同年秋天回国。1929年夏，在新加坡完婚后，携夫人赴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和社会学。1931年下半年，因父亲去世回国，打断了他本要去英国和法国的求学计划。遵循父亲遗愿，一不从政，二不经商，而全力投入教育事业。1933年12月29日晚，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礼堂，作为岭南大学助理教授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盘西化”，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1946年抗战胜利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1949年前，曾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后，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每天晚上早睡，凌晨３点多起床读书或写作，５点开始在校园内散步。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等。1964年秋，因为在香港出版东南亚古史，被刘少奇斥为没有组织纪律，下令将他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并发狠说“此人以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7年，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同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4岁。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后解剖尸体。留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当废品卖掉。

　　陈荒煤：(1913年－1996年10月25日 )，原名陈光美，笔名沪生。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曾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旋即加入中共党。1934年秋发表了小说《苦难中的人群》，之后即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中共国建立后，主要担任过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和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等职。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在教学里唱歌》；报告文学集《刘伯承将军印象记》、《陈赓将军印象记》及文学评论集《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和《荒煤短篇小说集》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迫害，期间被撤职。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艺报》副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顾问兼电影委员会主任等职。

　　陈占祥：(1916年6月13日 －2001年3月22日) ，城市规划师，建筑师。1935年，陈占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1936年，陈占祥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第一个取得进入伦敦大学资格的学生。1937年，在老师密勒的建议下，陈占祥于1938年8月从上海赴英，进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习。1942-1943年，他被选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同时以中国海员活动频繁的辟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贫民窟改造作为城市设计课题，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论文《利物浦中国城》。1942年暑假，陈占祥到剑桥大学，遇到刚从重庆回到英国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他通读了《古今图书集成》，进一步研究了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的奠基人梁思成教授的《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树立了研究中国建筑要从中国固有文化著眼的基本观点。1945年，写成一篇分析中国建筑的论文，《中国建筑理论》，及《中国古代都市计划理论的探讨》一文。1943年，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城市设计系读研究生时，系主任贺尔福曾告诉他，都市计划的实施有赖于都市计划的立法和区划条例。因此，在1944年底，当他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而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时，便随英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大伦敦规划的主持人阿伯康培爵士读博士生，研究都市计划的立法。他被吸收为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的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在伦敦召开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会，29岁的陈占祥以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当选为大会的副主席。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邀聘陈占祥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陈占祥毅然放弃博士生学业，立即奔向祖国的怀抱。南京政府内政部任命他为营造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这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在明故宫遗址上规划的国民政府“行政中心”方案。而后，陈占祥又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任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图组代组长。1949年5月，他应梁思成的邀请，于当年10月赴京，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规划学。1950年2月，他和梁思成一起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联名写成《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保护北京几百年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物古迹，在西郊三里河另辟行政中心，疏散旧城密集的人口，保留传统的古城格局和风貌。可惜这一方案并未被当时的执政者所采纳。1954年，陈占祥调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1979年，梁陈一同被平反。同年12月，63岁的陈占祥被调到国家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所（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担任总规划师。

　　陈企霞：（1913年10月20日－1988年1月16日），原名陈延桂。中国现代作家。1925年入宁波甲种商业学校，1927年外出谋生，历任银行练习生、工厂工人、布店雇员。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次年至上海，结识作家叶紫，创办无名文艺社，出版《无名文艺》旬刊、月刊，随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至沪西郊区从事工农教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两次被捕，出狱后从事救亡工作，组织进取社、读书社和救国会，1935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及救亡活动。1940年赴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协助丁玲编《解放日报》副刊部工作，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参加华北文艺工作团，华北文工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任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参与编辑《北方文化》、《华北文艺》等刊。中共国成立后，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任全国文联、文协秘书长，《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理事。著有评论集《光荣的任务》，小说《狮嘴谷》、《第一个碾米厂的毁灭》、《星夜曲》，散文《狼叫》等，作品收入《企霞文存》。陈企霞对中共文坛第一部被禁小说《腹地》(作者王林)的批判，起了领头的作用。1955年因“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冤案而划为“右派”。1979年才恢复名誉。

　　陈白尘：（1908年－1994年）， 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著名剧作家，作家，有“中国的果戈里”之誉。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1949年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先后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南方第二代表团副团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加入中共党。1952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秘书长，后历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66年调江苏省文联。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从 30年代到80年代，共写作话剧及电影剧本50多部。喜剧和历史剧尤为所长。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文革中陈白尘属于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1970年初夏，《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将陈白尘30年代的名作《石达开的末路》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硬说有影射红军之嫌。6月22日下午，在中国作协所属的四大队五连，召开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斗争会，批判“叛徒”、“反革命分子”陈白尘的这株“大毒草”。接著先是被关进“牛棚”，后又下放干校。直至1978年，出任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由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白尘长女陈虹，经多年努力，终于推出了父亲的《牛棚日记》。

　　陈缘督：（1902年－1967年），原名煦，字缘督，号梅湖，是一位中国近代画家，湖社成员。他信仰天主教，并曾取名路加（Lukas Chen Hs），并开创了以国画手法绘制基督教宗教题材作品的先河。陈缘督为广东梅县人，17岁随金北楼学画，1923年加入中国国画学研究会，1927年参加湖社，曾任副总干事。此后还曾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教书。1922年，应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谕，刚恒毅成为宗座驻华代表。后来他与陈缘督结识，1932年降临节陈缘督接受其洗礼，皈依基督教。陈缘督在1933年成为辅仁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于1935年在上海举办辅仁大学基督宗教绘画艺术展。在辅仁大学时还曾与溥雪斋编纂《辅仁画训》。但后来他与秦仲文和李智超反对徐悲鸿的西式教学方法，因而辞职。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书，也是北京中国画院的院外画师。这一时期绘制过许多歌颂＂新中国＂的作品，还给连环画《西游记?高老庄》、《水浒传》等绘制插图。1952年与溥雪斋、叶恭绰、胡佩衡、秦仲文、吴镜汀、徐燕荪、吴光宇合绘《篙岳图》，送给毛泽东。后因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上吊自杀。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1996年3月19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陈景润高中就读于福州英华高中，大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3年到1954年被分配在北京市第四中学任教，因口齿不清，被拒绝上讲台授课，只可批改作业，后被“停职回乡养病”。1954年2月，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安排他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同时研究数论。1955年2月，担任助教。1957年9月，华罗庚安排把陈景润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进行数论研究。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1966年，证明了“1+2”（陈氏定理），论文由王元审核后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陈景润继续在简陋的条件下钻研数学。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接著，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中央某领导看了这份简报，要求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份详细摘要。1973年4月20日，中国科学院将陈景润的“1+2”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报送中央。1973年，英国数学家海尼?哈伯斯坦姆与德国数学家汉斯-埃贡?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正在付印，在看了从香港邮来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后，两人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并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1978年作家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全国轰动，陈景润声名鹊起。然由于陈景润体质很差，加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而被红卫兵进行改造。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摧残，再加上长期恶劣的生活工作环境和超强工作，1973年曾患严重的腹膜结核，1984年又患帕金森综合症。1996年3月19日13时10分因肺炎并发症去世，将遗体捐献给医院解剖，享年63岁。

　　陈传纲：(1912年一1966年6月)，曾用名成全。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29年至1935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复旦大学抗日救国会，任第一次全校学生赴京请愿大队的总指挥。同年，上海各高等学校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时，受到阻止，群情激愤，向伪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捣毁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当时陈传纲任复旦大学副总指挥。1936年至1940年，先后在上海、武汉、成都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在成都朝阳学院任教授。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延安行政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延安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有关部门担任组长、秘书、处长等职务，曾受王实味案牵连长期蒙冤。1949年后，陈传纲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任复旦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66年2月调上海市政府任高教局局长。文革前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宣布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后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陈祖东：（1912年－1968年9月20日），又名陈华夫，陈果夫、陈立夫的堂兄弟。水利专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1938 年春，广东石林兵工厂迁移到广西融县，旋即徙来桐梓县城郊傅家龙洞，搭简易工棚进行生产。随后迁来巩县、江陵、沉阳兵工厂，合并为41 兵工厂。41 兵工厂生产任务重，抗日前线需要武器在急，动力发生困难。兵工厂厂长钟道昌（少将）与兵工总署俞大维商量，确定利用杨家河（也称天门河）的水力资源建造水电厂。并延聘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及水利工程学会会员陈祖东（华夫）为总工程师负责电厂工程设计、修建及机器购置安装。1940 年陈祖东毅然应聘，到41 兵工厂任动力处处长，具体负水电厂全面建设。1949年任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1966年文革中，他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批判斗争”。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残酷批斗审查，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陈巨来：（1904年－1984年），原名斝，字巨来，后以字行，号塙斋，别署安持，安持老人、牟道人、石鹤居士，斋名安持精舍。杰出的篆刻家，著名书画家、诗人。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又因《安持人物琐忆》一书，被誉为民国掌故专家。陈巨来篆刻艺术蜚声海内外，作品得到金石收藏家的珍视。1924年，拜一代宗师赵叔孺先生为师。1926年，又由叔孺老师介绍得识富于收藏的吴大澄之孙名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吴慷慨将家藏汪关《宝印斋印式》十二册借其参考，经潜心研究七个寒暑，使他的治印炉火纯青，更为工稳老当。后又得见平湖葛书征辑《元明清三代象牙犀角印存》，便专玫元朱文。乃师叔孺赞他“刻印醇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1927年5月，结识国画大师张大千，交往甚密，常为之镌刻印章。1946年10月，张大千在沪举办个人画展，从北平运沪的画大多未钤印章，就地请陈巨来治印。1981年，陈巨来收录自15岁至78岁印作500余方，以其斋号安持精舍之名，编集成《安持精舍印冣》附《安持精舍印话》1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辑有《古印举式》两集。他一生坎坷，据其告知第一次是因“右派”蒙难，其实也幷非是真的“右派”，主要是他发现了管段警察与同族弟媳的爱昧关系，该警察为了完成上级交办有额度的政治任务，居然用公报私仇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幷假借“右派”言论来故陷人罪，把他羁于安徽省铜管山劳动教养（后解教回沪）；第二次又因社会环境的特殊下，由于语言不慎，被上海中国画院报批公检法司法执行机构“专政”，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入狱五年，从市监提篮桥获释归来已经脊梁骨严重变型，背脊驼成象煮熟了的虾米状。

　　陈半丁：（1876年－1970年1月29日），名年，字静山，号半丁，常用斋号有饮雪庐、敬洗堂、五亩之园等。中国近现代画家，北京画院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结合了海派和京派的画风，形成了小写意的“陈派”风格。年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自幼学习诗文书画。15岁时到兰溪一钱庄做学徒时方才接触到书画，1895年随表叔吴隐前往上海，在严信厚家打工，从事拓印等工作。同时亦结识了吴昌硕、任伯年以及蒲华等画家，受到了他们的指点，1906年应金北楼的邀请前往北京，在金和吴昌硕的帮助下名声鹊起，与陈师曾并称“二陈”。1917年结识齐白石。1918年陈半丁成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20年加入金北楼主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曾与齐白石合绘《松石牡丹》，毛泽东为其签名，并将此画赠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这幅作品后来又流传回中国，2003年以2035万元拍卖。1951年，与齐白石、叶恭绰等合作《普天同庆》。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叶恭绰提出“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1959年《陈半丁画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文化大革命时，90岁的陈半丁被反复批斗，1968年刻《我独无》印，款曰：“我独尊者，屈原。《离骚》有‘举世浑浊惟我独清’，今之时，世人轻浮，惟我独骂，于屈子为何如也。”1969年在西四北六条南屋，研读残存的用“毛选”作封皮的《佩文斋书画谱》。被勒令为颐和园举办的庆祝“九大”的展览作《梅花》，款落“工农兵画院”。1970年1月29日病重，但医院方面以其为“反动画家”为由不予医治，因而当日逝世。

　　陈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又字圆庵。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1905年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议论时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取博济医学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于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919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新教，1921年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后觉政治腐败，留居北京，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工作。1926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39年初，在故宫古物陈列所发现《嘉兴藏》，与《嘉兴藏目录》对校，发现木忞的《北游集》，自此重视和尚语录，撰《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陈垣发现《旧五代史》辑本传写脱误，因撰《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曰：“一百五十年来，学者承诵引据，以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窜至于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发其覆。” 历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与钱穆、吕思勉、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以《元也里可温考》一文成名，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在宗教史、校勘学、考古学方面均有相当成就。1949年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著光明。”1950年12月8日陈垣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响应三视教育运动。文章指出：“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1952年院系调整中天主教辅仁大学大部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9年他加入中共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垣几次被抄家，差点因为和刘少奇的合影而被定罪，并且被逼写了几次检讨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而后遭到软禁。1971年卒于家中。

　　陈正青：(1917年12月 －1966年8月27日)，著名摄影记者，我国新闻摄影和体育摄影的奠基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因与父亲陈仲经（著名书法家）政见不合，1936年10月离家赴西安。12月又经其姐夫王子安（省议员、杨虎城机要秘书）介绍，由云阳叶剑英处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3月加入中共党，同年9月调西北战地服务团。长期转战陕西、山西、晋察冀等地区，历任戏剧队长、编导等职。1944年底回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干研班研究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历任辽宁省文工团副团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四平保卫战时任三区区委书记。1946年调东北画报社任出版科科长和采访科科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纪录东北战争的珍贵照片。中共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摄影处副处长。1952年4月新华社摄影部成立后，历任通联科长、记者室主任、研究室主任、摄影部副主任等职。陈正青他拍摄了《开国大典》、《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等大量珍贵历史照片。同年，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的报道，成功拍摄了《毛泽东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场挂起第一面新国旗——五星红旗》等纪录历史瞬间的新闻照片。由于“出身不好”，在政治运动往复不尽的年代里反复受到怀疑和压制，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一轮残酷迫害与凌辱开始的时候，他终于不堪忍受，于8月27日夜，在新华社住所与其妻何慧（延安时期老干部，1949年后的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组长）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9岁，留下了四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才十二岁！他们的孩子们后来也一个个被下放到内蒙、山西、吉林等地。

　　陈邦宪：（1914年－1968年4月15日），中国医学家。陈邦宪出生于当地望族。1926年，进入上海南洋高级职业学校和育才公学学习。1929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高中部后，直升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35年毕业获得理科学士学位。1937年，在上海市伤兵医院和难民医院实习。1938年，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外科助教，其间兼任圣约翰大学附属同仁医院代理住院总医师。1939年3月，奔赴内地参加抗日战争，在滇缅公路西南运输处所属的芒市医院（又称西南运输处中心医院）担任院长。1942年12月，至中央实验院任医师。1943年3月，任中国盲民福利协会主任干事，其间并兼任重庆沙眼防治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陈邦宪随同国民政府接管上海市卫生局。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出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保健处长。1946年2月，兼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讲师。同年夏天，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1948年秋硕士毕业。回国后任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长，同时被提升为副教授。中共国成立后，陈邦宪接替其兄陈邦典，出任上海仁济医院医务主任、院长。1952年10月，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后，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接办仁济医院，交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其附属医院。1952年12月，仁济医院正式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陈邦宪任第一院长，兼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研组主任。1952年，他还参加上海第三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并担任第十大队队长。1954年，他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教研组主任。之后担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卫生学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加入九三学社。合编《卫生学》、《流行病学》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受到迫害。1968年4月15日，受清队运动影响，陈邦宪跳楼自杀。

　　陈乃干：（1896年9月－1971年2月），名干，字乃干。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1916年任上海进步书店编辑。20年代起，在古书流通处（该书店创设于1918年，九年后歇业，其存书全部卖给中国书店）佐理店主陈琰（立炎）购销古旧书籍，编印大部头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章太炎的《章氏丛书》、《百一庐金石丛书》等。20年代中期，与金诵清在上海合办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业，编印《清代学术丛书》、《经典集林》、《周秦诸子斠注十种》、《重订曲苑》等稀见古书。1926年任大东书局编辑、发行所长，兼任持志学院、国民大学教授。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辑印《清名家词》、《元人小令集》等，参与编辑出版《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巨著。上海沦陷后，迫于生计，陈乃干为友人经营书店业务，勤于笔耕，发表了许多版本目录学、历史掌故等方面的学术文章。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编纂。中共建国后，任上海市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编纂。1956年调往北京，任古籍出版社（该社于建国初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创办，后于1957年并入中华书局）编辑，后又任中华书局编辑。陈乃干一生治学严谨，博学强记，在历史学、考古学、版本学、目录学、地方史志、文化掌故等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校勘、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和工具书，为后学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一生酷爱藏书，积至万卷，颇多善本。1956年调北京工作时，曾包用一节火车皮，将藏书全部运京。在上海，曾在徐氏“积学斋”整理古籍，并与海内藏书家交往，藏书日多。有藏书楼为“慎初堂”和“共读楼”，1934年编撰有《共读楼藏年谱目录》著录年谱700余种；《慎初堂所藏书目》收书目类图书134种。其藏书印有“乃干校勘”白文长方印、“慎初堂”朱文长方印等。抗战期间，多次协助郑振铎购藏古籍，先后达数千册。因被生活所迫，将珍藏多年的数十种古籍、《四部丛刊》、明初洪武刻本《明太祖集》、《宋元书式》、《盛明杂剧》、日本文求堂板《牛郎织女传》等转让和出售。曾多次被藏书家聘请整理藏书、编撰书目。曾编辑出版《南洋中学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索引》、《测海楼善本书目》、《索引式的禁书总目》、《室名索引》、《别号索引》、《清名家词》、《禁书总录》等10多部著作。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被遣送浙江天台山女儿家，是月逝世于浙东一偏僻山村，终年75岁。命没了，一节火车皮藏书也没了。

　　陈笑雨：（1917年－1966年8月24日），笔名马铁丁，文艺评论家。1938年就读于延安陕北公立学校，后历任新华社编辑、记者、主任、分社社长。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期间写过不少评论文章，如以司马龙笔名写的《烂葡萄与硬核桃》等。1948年随军南下，1949年后进入武汉。1950年在汉口与郭小川、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轮流撰写《思想杂谈》发表在当时的《长江日报》副刊，几乎每天有一篇杂文见报。《思想杂谈》就国际国内形势等问题对青年进行及时的宣传教育，深受青年的喜爱。1952年调北京新华总社工作，“马铁丁”的合作基本结束，但他继续撰写《思想杂谈》及其它杂文，如《踏平难关，奋勇前进》、《向日葵》、《爱国主义的光辉形象》、《火柴颂》等。1956年任《文艺报》副主编，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他以马铁丁名义主编《新观察》。在此期间，他继续以马铁丁笔名撰写了不少在当时有影响的锋芒犀利的杂文。《新观察》停刊后，陈笑雨调入《人民日报》任编委、文艺部主任。1962年，在陈笑雨的主持并参与下，一个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方针的“长短录”杂文专栏，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了。专栏作者由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5人组成，自1962年5月至12月，他们分别撰写了“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像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37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著有《思想杂谈》、《思想杂谈选集》、《杂文杂诗集》、《说东道西集》、《张弛集》、《革命风格集》等。1963年至1964年间，戏剧界出现了《李慧娘》、《谢瑶环》等所谓“鬼戏”，《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论“有鬼无害”的评论文章，却使陈笑雨蒙受了更深的不白之冤，以至调出人民日报社。文革开始后，陈笑雨和5位专栏作者受到攻击。“两报一刊大批判组”等又继续进行攻击，诬蔑他们是“反动的大合唱”、“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大毒草”、“长短录俱乐部”等等，不一而足。遭到批斗，被迫下跪“请罪”等。1966年8月24日，与老舍同日投永定河自尽（一说北京龙潭湖），时年49岁。临死前留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

　　陈梦家：（1911年4月20日－1966年9月3日），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自幼喜读古诗，八岁时全家迁往上海，入圣保罗小学读书。1920年春，随三姊陈郇磐回到南京，翌年升入中学。1927年夏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1928年春，陈梦家到青岛，是年冬天与闻一多认识。此后师事闻一多和徐志摩，成为新月派诗人。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担负实际编辑工作的《诗刊》季刊在上海以“诗社”名义出版。同月，陈梦家出版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同年夏毕业，获律师执照。7月，应徐志摩之邀赴上海，负责编选新月派的主要刊物《新月诗选》。1932年1月，新月派刊物《诗刊》停办。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梦家与同学到122旅旅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写下《哀息》、《在蕰藻浜的战场上》等诗作。3月，应闻一多之邀到国立青岛大学任闻的助教，并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甲骨文。4月，将在淞沪前线所写的诗结集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9月，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刘廷芳推荐，到该院学习，为院长赵紫宸所望重。1933年热河战役时，陈梦家再次奔赴前线。9月，到安徽芜湖任广益中学国文教员。1934年1月，诗集《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月，赴北平就读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容庚攻读古文字学。1936年9月获硕士学位，并留在中文系担任助教。同年，与赵紫宸之女赵萝蕤结婚。1937年抗战爆发，陈梦家由闻一多推荐，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国文。同年秋，赴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夏，游历英、法、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同年秋回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同时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2年，因全国院系调整，转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考古学报》编委、《考古通讯》副主编。1956年，他用《殷虚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成了王世襄的邻居，都喜爱收藏明式家具，对此两人乐此不疲，倾囊以求。其著作有《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专著有：《老子今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考释第一集》（北京图书馆、商务印书馆，1946年）、《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因双百方针，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以及实行汉字拉丁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章罗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章伯钧与罗隆基）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并被打为右派。《考古学报》上连载文章被停发。妻子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陈梦家被强迫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苦心收藏的明清家具、藏书被没收。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1966年8月24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自缢身亡（但有人怀疑是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

　　陈子庄：（1913年10月15日－1976年7月3日），时号兰园，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陈疯子）、十二树梅花主人、石壶山民等，晚年号石壶。现代画家。十五、六岁浪迹江湖，开始卖画糊口生涯。二十余岁于成都入聘四川军阀之幕，时齐白石、黄宾虹入川，得以相晤，切磋画艺，领受教益。40年代，在荣昌组织帮会，常往返于重庆之间，参加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交接各层人士，阅历繁富。并筑兰园宅于荣昌东门外，明窗静几，读书作画。1949年底受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加入中共军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继在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参加合川土地改革等等。1954年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定居成都，得以潜心研究绘事。基于生活，深入发掘，不断开拓新的画境。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国画组组长。在60年代前数年向四川各大型画展皆有他较多佳作入选，为时所重，1963年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代表作有《山深林密》《秋山如醉》《溪岸图》等。著有《石壶论画语要》。十年浩劫，遭遇维艰，抄家批斗，病魔缠身，老妻气疯，儿子下放，困厄已极。1976年7月因心脏病不治逝世于成都，时年六十三岁。

　　陈翔鹤：(1901年－1969年4月22日 )，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共党，冒著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1949年后，他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毛泽东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著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剧本《落花》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受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陈又新：（1913年－1968年6月10日），小提琴演奏家。早年丧父，随兄赴缅甸仰光求学，17岁回国，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小提琴专业，1938年毕业。曾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演奏员、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与陈洪、丁善德合办《音乐杂志》，与丁善德、劳累贤合办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建国初，赴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深造，195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教授。编著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集》、《中外小提琴曲选》(8册)、《实用小提琴音阶练习》(3册)。演奏曲目《格里格奏鸣曲》及《牧歌》等灌制唱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教绩卓著的优秀教师陈又新，竟被无辜打入了“牛棚” ，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遭到反复批斗、严刑拷打、强迫交代，至1968年6月10日，被打断了左肋骨三根而导致身亡，竟称是“自杀身亡”。

　　陈歌辛：（1914年9月19日－1961年1月25日），原名陈昌寿，著名流行音乐人，与黎锦光同被认为是中国流行乐坛成熟期最杰出的代表，分别有“歌仙”与“歌王”之誉。陈歌辛毕业于格致中学，曾短暂跟随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及作曲、指挥等。其后在上海一些中学教授音乐，并创作歌曲。1935年，在上海乐剧训练所兼任教职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1938年，任中法戏剧专科学校音乐教员，与中共地下党员杨帆合作，为“新华影业公司”的电影《儿女英雄传》中，译配了苏联歌曲《伏尔加船夫曲》，还和张昊、铁铮、郑守燕组办了200人参加的大型“歌咏指挥训练班”，曾创作抗战歌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12月16日陈歌辛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被关进极司非尔路７６号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放出。1943年进入汪伪政府直属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音乐部工作。1945年3月，为日军神风突击队军歌谱曲，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称陈歌辛曾在汪精卫政府所属“华影”任职期间谱写《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同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陈歌辛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之后当晚就写了《迎战士》一曲。1946年陈歌辛为庆祝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农历新年，以“庆馀”为笔名创作贺年歌《恭喜恭喜》，该曲日后成为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贺年歌曲。1946年6月陈歌辛因“汉奸嫌疑”被民国政府拘押七天后被无罪释放。同年底，陈歌辛赴香港投奔夏衍，1950年4月受夏衍之邀，回到上海任昆仑电影制片厂作曲。代表作有《风雨中的摇篮曲》、《永远的微笑》、《玫瑰玫瑰我爱你》、《西湖春》、《凤凰于飞》、《夜上海》、《苏州河边》等歌曲。1956年受杨帆案件牵连，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立案审查，一度停止工作，后被宣布无历史问题，恢复工作。1957年在反右运动前并未发言（一说是《梅花开咯》的歌名、歌词犯忌），但也被打成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在大跃进饥荒中被饿死于当地。时年47岁。

　　陈同度：（1904年－1969年８月２８日），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192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后任清华大学助教、协和医学院助教。1930年赴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学习，1933年获博士学位。1942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1943-1946年，先后在天津化学厂、药厂等单位工作。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年任天津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兼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1957年直至去世，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主持编写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学》教材，与郑集合编了一本全国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学》教本。发表论文36篇。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毒打屈辱，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８日服毒自杀。

　　陈亚南：（1908年－1968年），著名魔术表演艺术家。14岁加入“神州大天一魔术团”，拜穆文庆为师。1927年参加国艺魔术团，任主演。1932年与胞兄陈海荪、陈亚华等组建“天津亚志旅行魔术团”。1938年与天津曲艺名家合作，组成“兄弟剧团”。他演出的节目以西洋魔术为主，并多为自行设计编排。他擅长的节目有手彩魔术“ 苗子球”、“指甲套”及不同形式的“牌技”，传统的“空囊取蛋”、“吞棍”、“过棍”、“米酒三变”、“鸟笼搬家”等和大型魔术“老兵点将”、“镜台献美”、“水晶箱”、“箱囊换人”、“尖刀刺身”等数百个。他与陈亚华对魔术的演出形式、服装及化妆进行改革。将一人表演改为二人表演；把民间戏法中的说白、口彩相连运用到魔术表演中；借鉴曲艺相声的“包袱”手法，创造了“剖活”这一喜剧性极强的魔术节目，从而形成了“北派魔术”的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参加中华杂技团到苏联及波兰等国访问演出。曾任天津市曲艺团副团长、天津市杂技团副团长，并当选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弟子有张少南、金业勤、韦汉声、陈鸿章等20多人。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终年60岁。

　　李丕济：（1912年－1968年１１月２９日），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异。 1930年在父辈三人的支持下进京投考大学，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录 取。他选择了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34年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工作了两年，任工程员。他深入工地学用结合，得到了锻炼。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资助公费留学，在华北三省只有一个名额。他报名后经过极为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于1936年6月出国，先在荷兰学习半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和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学习。1939年去瑞士实习期间，欧战爆发，瑞士至德国交通断绝，他只好应聘瑞士公立大学水工试验所边工作边学习，取得土木工程师资质并任研究工程师。至1945年二战停止，他于1946年底辗转回国。1947年2月，他任天津北洋大学土木水利系教授。半年后应学长们的邀请，于当年8月回到了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在反右运动中，他侥幸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运动后期还是被定为严重右倾。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校是文革的重灾点。像他这样的老一辈“海归”派，在扫“四旧”、 减工资、劳动改造、搬家压缩住房面积等方面无一幸免。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９日，李丕济从楼上跳下，自杀身死。

　　李长之：(1910年－1978年)，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从12岁起所写新诗、散文、分别发表在《儿童世界》《少年》和《小朋友》等杂志上。李长之在1935年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于1936年1月初版。李长之1945年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抗战胜利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1946年10月赴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并参与《时报》、《世界日报》的编务。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1951年，他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李白》等。李长之出版的《鲁迅批判》，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李长之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一工宣队队员指著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著‘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文革后，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脾气耿直，他坚持不改。他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3月），字伯纶，中国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至1923年回国。1923年至1937年任职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间并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开始，南下筹办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6月成立后担任院长职务。1947年5月赴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共18篇 。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为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年胡适和傅斯年曾动员在北平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去台湾，很多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要留在国内办医学教育。1958年李宗恩被打成右派，随后被“放逐”到云南昆明，任职于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逝于昆明。

　　李青崖：（1886年10月21日－1969年7月31日），名允，字戊如，青崖为其别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对莫泊桑小说更有精诚的探索。他翻译出版的法国文学著作有39部，其中28部为莫泊桑作品集。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尽瘁一生。历任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07年秋，李青崖读完复旦公学土木科二年级课程，本科学救国之志，考取官费，到比利时列日大学理学院攻读采矿。他爱好西洋文学，也先选修法国文学，思想眼界扩大了不少。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王朝。李青崖次年束装回国，投身科学救国。1913年春，应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之聘，开设定性化学和矿物学两门课程；下学期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兼课。因北洋军阀部队到了湖南，李青崖的新派言论受到当局的注意，1914年初不得不离开长沙到开封，在陇海铁路工程局担任技术员。1917年李青崖八月又回到长沙。先在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法文及物理学，复在湖南楚怡工业专门学校教授矿物学及物理学。从1920年7月到1926年2月，历任湖南省公署法文秘书、湖南省交涉司〔后改为交涉署〕秘书。1926年北伐军兴，这年春夏之交，李青崖投笔从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交通处人员，又当长沙大公报随军记者。不久随军到达光复了的武汉. 1927年国共分裂，当年十月，李青崖脱离公职。1928年暮春，李青崖与上海北新书局曾定译书契约，举家迁沪，住宝山县城，远离上海尘嚣，安心译述莫泊桑短篇小说达一年之久。这些译作是《哼哼小姐集”、《鹧鸪集》、《苡威狄集》、《羊脂球集》、《遗产集》、《霍多父子集》、《蝇子姑娘集》、《珍珠小姐集》、《蔷薇集》等。另有伊巴鸠兹的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1929年2月，应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张群之聘，李青崖到吴淞担任同济附中校长。同济原为德国人创办，课程设置均照德国学制。李氏主持附中后，将课程按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予以全面纠正，并请名师来执教，引进新思潮。1930年8月，吴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约李青崖担任文理学科学长；李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又担任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上海初，李青崖为国际笔会活跃分子，与林语堂、邵洵美颇相得，一起创办《论语》杂志，与林语堂轮流分期主编。李青崖与徐仲年、黎烈文等法文文学翻译家亦往来颇密。黎烈文也是留法学生，一度为申报主编《自由谈》。黎谦称后学，李也应约撰文。李青崖又与郑振铎、耿济之、赵景深、谢六逸、傅东华、徐调孚、樊仲云等人，一起编过《文学周报》。1937年日寇入侵上海，李青崖江湾寓所被炮火所毁，他只抢救了一套法文原版的莫泊桑全集逃了出来。上海烽火声中，他不愿呆下去，自己随同复旦、大夏联大内迁，辗转到达贵阳，在大夏大学任教。其长子李颢参加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次子李度，三子李庠，亦赴内地继续读书。李青崖在贵阳任教，又与蹇先艾主持抗战文艺协会贵阳分会，出版刊物，接待因抗战来黔的文化界人士。1942年7月，李青崖辞大夏教职，应约到辰溪，任国立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湘桂大撤退后，李青崖又到达陪都重庆。1945年春，应孙源介绍，在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负责时事文件及小册子的编译、审核工作约半年，还译了《戴高乐传》出版。1945年八月到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校迁回南京，在中央大学任教至1947年7月为止。1946年冬到1947年初，李青崖曾在上海为复刊的“论语”半月刊主编过三期。李青崖于1949年8月至1952年2月任震旦大学教授。1950年9月，李青崖任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1月改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之职。1952年，上海市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青崖译《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1953年，上海市市长陈毅请李青崖担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李老遭受无情打击，把他毕生译注书籍、未刊文稿、及辗转万里患难与共的法国原版文学书籍洗劫一空，说是“破四旧”。1969年7月备受凌辱的八十三岁老人，终于含冤离开了人间。

　　李苦禅：（1899年1月11日－1983年6月11日），原名英杰，改名英，字超三、励公，现代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1916年，入山东聊城省立二中，从国画家孙占群习画，首先学画荷花。同年作中国画《猫》《鸡》和《鹤》。1918年结识了画家徐悲鸿，获授西画技法。1923年秋，拜齐白石为师。193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现中国美术学院）。1936年，以教学与卖画为生。1月，在北平炳林印书馆印刷出版了《李苦禅画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蒋雨浓、王青芳、白铎斋并称“京中四怪” 。抗战胜利后，中国艺术专科私立学校在济南复校，李苦禅任教务主任。1946年，被徐悲鸿院长聘为北平国立艺专国画教授，并被推选为首届“中国美术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代表作品：《盛荷》《群鹰图》《松鹰图》《兰竹》《晴雪图》《水禽图》。1978年出版《李苦禅画辑》。1950年，受到中共政权不公正待遇，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1951年，在民族美术研究所任研究员。因自愿报名土改工作，被派往四川江油参加土改工作队，1956年夏，应邀去北京大学美术社讲学。196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受到不公正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因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残酷批斗和查抄，被关入“牛棚”，受尽折磨，但不屈服。“造反派”逼李苦禅承认在抗战时期曾有失节行为，李苦禅写保证书以反击“造反派”的污蔑。1970年，被强令下放到河北省磁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4年，被打成“黑画家”，遭大会批斗四次。1976年，恢复名誉和教授职务。

　　李嘉言：（1911年－1967年10月14 日），字慎予，笔名高芒、景仰、家雁、贾彦、李常山、李慎予。古典文学研究家。192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本县高等小学堂。8月考入沁阳县省立13中学。1926年秋考入开封省立二中（今开封十四中校址）。1928年2月通过口试李嘉言进入开封第五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国文预科学习，与郭晓棠成为同班同学。1930年8月李嘉言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学号1190。在校期间发表诗、词二十多首，见于《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文学月刊》、《清华周刊》和《清华年刊》（1932）、郑振铎先生主编之《文学季刊》上。李嘉言先生1934年6月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为《韩愈复古运动的新探索》并刊于郑振铎主编的《文学》二卷六期（1934年6月1日）。 李嘉言在清华大学4年发表论文现能查知的有:昭明文选流传的原因、楚辞溯源（《清华周刊》）、王礼锡著《李长吉评传》（《文学月刊》3卷1期）、诗经作者镌略、由语言文字证中国文学声韵之重要、韩氏系年订误（《文学季刊》1卷2期）等13篇。1934年8月-1935年7月，由清华同学同乡王香毓介绍在保定育德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员。1935年8月文学院长冯友兰提议并由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议定报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议决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助教编纂处。初作杨树达先生助教，后作闻一多先生助教。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清华大学爱国学生运动高涨。1936年2月29日晨4时，400多名军警闯进学校逮捕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依林）等三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学生抢回，并捣毁8辆警车。宋哲元派军队包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紧闭校门与之对抗，并在西校门内集体静坐对峙。这天晚饭后，曾同为助教（此时吴晗已提为教员）、同住学务处（工字厅前院，吴101号，李117号）的吴晗找到好友李嘉言约其一同到校门口看望静坐的同学，慰问同学，给予支持。静坐同学深受鼓舞（资料来源：有关清华史料、李嘉言1956年入党时《自传》及其生前对笔者言及）。李嘉言与蒋南翔、姚依林都是国文系同学，李嘉言高其两个年级。又都是清华周刊编辑、主编或总编。1938年2月20日参加临大赴滇步行团，任步行旅行团辅导教师。1940年9月—1941年9月在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一年。1941年8月被聘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员。1941年9月返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8月—1947年7月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教授。五年间发表学术论文22篇（部），有：全唐诗辨证、韩愈复古新论、初期五言诗因袭诗骚成意举例、吕氏春秋校释、唐诗分期问题之商榷、李贺与晚唐、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唐社会诗之发展、长江集考辨、岑参西北行、屈原、九歌之来源及其篇数等，出版《贾岛年谱》（含自序及附录五篇）。1949年2月—1949年10月，由太行行署主任李一清介绍到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先被指定后被选为学委会研究部长。1949年4月迁入北京马大人胡同 1949年10月1日随华北大学参加开国大典。从1949年10月回到新的河南大学到1967年10月去世18年在河南大学编写、主持编写教材、参与编写教材数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授提纲》、《中国文学》（教育部委托）等；主持并参与编写了河南大学1955年-1962年中文系和函授使用的全部教材。出版了《古诗初探》（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958）、《岑诗系年》。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42篇（见其著作表，此处略）、国文教学、教法论文10多篇。待出版的著作还有《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武陟方言考》等。李嘉言生前出版的专著有《贾岛年谱》（1947商务印书馆）、《古诗初探》（1957、1958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岑诗系年》（1956《文学遗产增刊三辑》）。去世后出版的遗著有《长江集新校》（198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河南大学出版社）、《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1987上海古籍出版社）、《先秦文学述论?汉魏六朝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待出版）。遗稿由其子李之禹等整理出版，有：《贾岛年谱》、《岑参诗系年》、《古诗初探》、《长江集校注》、《汉魏六朝文学史》、《楚辞选注》、《李贺诗选注》、《古籍校注》、《屈赋注析》、《唐诗丛考》。文革开始后即遭到残酷迫害致死，时年56岁。

　　李多奎：（1898年11月20日－1974年7月25日），京剧演员，工老旦，原名李万选，字子青。开创世称多派或李派的京剧老旦艺术流派。4岁随父来到北京，8岁入庆寿和科班学艺，向贾志臣先生学河北梆子和京剧老生。9岁登台，12岁便以《打金枝》、《朱砂痣》唱大轴。26岁拜罗福山先生为师改学老旦。并得到龚云甫先生教益，后又深得龚先生琴师陆彦庭先生的教授和辅佐，艺事大进。常与程砚秋、高庆奎、金少山、马连良等名家合作，深受欢迎。擅演剧目有《钓金龟、行路、哭灵》、《望儿楼》、《遇后、龙袍》、《太君辞朝》、《滑油山、游六殿》《岳母剌字》等。1949年后，加入太平京剧社，与谭富英、裘盛戎、梁小鸾等名家合作演出。后参加北京京剧团。1961年与裘盛戎先生排演《赤桑镇》，大获好评。势如穿云贯石。李盛泉、李金泉、时世宝和赵鸣华、王梦云、王晓临、李鸣岩、林丽娟等皆宗法之。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红八月，一群红卫兵抄了李多奎的家。他们竟然不顾李多奎老年多病，长期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把李多奎从床上拉到地下，狠狠地抽打李老麻木了的半边身子100鞭子，直打得半身红肿，胳膊肿得和大腿一样粗……年近七旬的李多奎惨遭迫害，全家还被赶至一间屋内栖身。1974年7月25日，李多奎含冤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

　　李正敏：（1915年－1973年12月12日），秦腔表演艺术家。曾任朝邑剧团团长、西北戏曲研究院秦腔剧团团长。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旧班主”，从肉体到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而含冤逝世，终年58岁。

　　李梧龄：（1935年10月24日—2002年12月13日），李梧龄生长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早年聪慧，天赋甚高，1953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任复旦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助教；在第二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不满22岁，他被送去劳教、劳改，一共被关押二十五年，历经磨难，1979年平反后入同济大学授课直至退休，晚年出版有个人回忆录《泣血年华》。李梧龄在学生时代成绩优异，复旦大学担心他毕业时被强势部门“抢”走，提前邀聘他当教师。在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同一个识才、惜才的复旦大学又把李梧龄打成右派。在所谓的“鸣放会”上，肃杀之气笼罩全场。李梧龄遭到更加气势汹汹、蛮不讲理的挑战围攻，但他毫无惧色，奋起反击。有人追问他在“肃清反革命”时是否说过当局在“杀鸡儆猴”？李梧龄坦然承认，并进一步阐释“大家是鸡也是猴子”，更慨然表示“被拿出来杀的就是鸡，暂时没有被杀的便是活猴。鸡和活猴包括在座诸位。”运动后期，校方不准李教书，将其下放到图书馆抄卡片，此乃惩罚的“序幕”。校方迷惑他“你可以不接受处罚，可以离职自谋出路”。但几天后李梧龄应校长约谈，却在校园内遭到逮捕，“尾随我缓缓开著的吉普车忽地跳下两个人，一把将我推了进去。其中一人马上转身对著我，掏出一张纸念道：‘……现经批准你校李梧龄送劳动教养……’李被押上了吉普车后仍夺门欲逃，他此刻才明白，政治法则即是战争法则，就是兵不厌诈，不讲恕道，绝对的“恐怖主义”。李梧龄家人文革中更饱受欺凌。妻子被小学生追逐殴打，黄砂、污物整簸箕的朝她头上身上倾倒，她东躲西藏，深夜才敢回家。小学生上李家抄家，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李的长兄少年时患类风湿病，仅颈椎关节可以动，长年卧床不起，小红卫兵连他也不放过，将旧皮鞋往他脸上戳，说这是阿飞皮鞋。他们还用皮带抽他，拿条帚扫他的脸。整个虐待过程，就在中风瘫在床上的李母面前展示，李父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李兄绝食抗议，悲惨死去。李梧龄的岳父亦被无理批斗，服毒自尽，幸而被救起。李梧龄吃尽政治的苦头，却始终坚持个人的政治操守。中国的“民主党派”谙熟境遇改善之道，“九三学社”出于好意邀请李梧龄加入，李凛然表明：“你们的党在党章上写明了拥护共产党，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我若要加入你们这个儿子党，何不直接加入你们的老子党呢。”事实上，当年把李打成右派的复旦大学领导人也明确表示愿意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但被他挖苦地“婉拒”了。李梧龄2002年12月13日病逝，享年67岁。

　　吴泽霖：（1898年－1990年），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 博士学位。1927年赴欧洲考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社会情况。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35－193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泽霖随部分大夏大学师生内迁贵阳。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1945年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主持训练了约3000名大学生，担任美军来华抗日作战部队的译员。1946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主要著作有《社会约制》(1930)、《现代种族》(1932)、《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世界人口问题》(1937)、《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1958年，吴泽霖被划为右派，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65年，吴泽霖被遣返回乡当了农民。1970年，他被召回北京隔离审查。1971年，吴泽霖解除审查后才得知，在他离家不久，他的妻子和岳母不堪凌辱和诬陷，一起服毒自杀了。他所受到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得到部分的更正。

　　吴文藻：（1901年4月12日－1985年9月24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妻子是著名作家冰心。在南菁中学上学一年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投考清华学堂，16岁也就是1917年成功考入清华学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吴文藻也参加了清华的游行活动。五四运动后，广泛接触了罗素、杜威、孙中山和胡适等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最大。吴文藻在清华学堂时与梁思成是同班同寝室同学，并且在梁思成的介绍下见了梁启超。1923年赴美国留学，于达特茅斯学院取得社会学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校方颁发的“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回国后，就在燕京大学任教，同年6月与冰心结婚。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任教十年，主要教授“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另外，他通过开设讨论班，请国外教授和派遣留学生的方式培养了大批人才。1938年夏，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专心于学术，不顾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的再三挽留，坚决辞去燕大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的职务，携妻子冰心南下，投入抗日。1938年南下之后，在昆明云南大学任社会人类学讲座教授，1939年筹建云大社会学系，任系主任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筹办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并参与成立云南人类学会。1940年底，不得不到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在此期间，他负责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常务理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他被委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公使衔组长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但不满于美国扶持日本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腐败，于1950年辞职，1951年回国。1951年到195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开始，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吴文藻的儿子吴平最先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冰心也被扣上“反动文人”、“漏网右派”、“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冲进了吴文藻的家，抄走了许多书籍和物品。吴文藻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1969年冬，年届七旬的吴文藻被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1970年夏转去湖北沙洋干校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1年，为了准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之行，吴文藻和冰心以及费孝通、邝平章等8人，被从下放劳动的沙洋干校调回北京民族学院，共同翻译校订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最后又合译了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

　　吴景超：（1901年3月5日－1968年5月7日），中国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都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1923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俄等国语言。1928年归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社会学原理、都市社会学。同年组织创办东南社会学会。1930年，参与创办中国社会学社，历任理事、副理事。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教务长。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曾从事城市经济调查。1935年，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1946年，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7年，回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井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1948年10月下旬，胡适特地派人送来两张机票，动员他同行至南京。吴景超不为所动，还反过来劝胡适留下。老友傅斯年、梅贻琦等人都劝他去美国执教，他一概拒绝。著作有《社会组织》（1929年）、《都市社会学》（1929年）、《社会的生物基础》（1931年）、《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6年）、《劫后灾黎》（1947年）等。1952年。吴景超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文章受到了许多批判，被指为“鼓吹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代表”。1953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景超的《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其中称：“由于我自己的不坚定，但也由于他（胡适）的怂恿，我开始了十多年与蒋反动政权同流合污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史中最为痛心的事。”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吴景超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代表，被反复批斗，蹲牛棚，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终年67岁（关于他的死因，也有自杀之说）。

　　吴宓：（1894年8月20日－1978年1月17日），原名玉衡，后改陀曼，又改宓，字雨生（又作雨僧），笔名余生。比较文学家、著名西洋文学家，学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留美五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南京高师与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和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共同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礼，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筹备主任，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成都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和重庆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前身)等校担任教授。1929年9月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吴在清华期间，曾于1930年游学欧洲，遍历苏、英、法、德、比、瑞士诸国，又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修学年余，所学极博。执教清华期间，吴宓是“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任外文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邀他回去。至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入蜀定居了。至文革到来，吴宓沦为被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做不了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他终于得到了一些妹妹的照顾并且感受到了一些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吴组缃：(1908年4月5日－1994年1月11日)，原名吴祖襄，字仲华。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1946年至1947年间随冯玉祥访美，此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中文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文革期间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受迫害，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著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197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

　　吴大羽：（1903年12月5日－1984年1月1日），原名吴待，油画家，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1917年吴大羽到上海学习绘画，师从张聿光。1919年，担任上海《申报》美术编辑，成为上海漫画家群体的一员。1921年，加入了上海晨光美术会。1922年7月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5年，原名吴待的吴大羽以“朋”字去两撇，取“大道无朋”之意重起自己的名字。1927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1928年3月，蔡元培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聘任林风眠为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教授。1946年，赵无极在重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办画展，展出吴大羽、林风眠、方干民、关良、丁衍庸、李仲生及赵无极等画家的作品。1950年9月，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以“教员吴大羽，艺术表现趋向形式主义，作风特异，不合学校新教学方针之要求……”为由，解聘了他的教职。居上海，靠变卖家中物品生活。1952年后与妻子靠女儿吴崇力、儿子寿崇宁担任中学老师的工资收入生活。据吴大羽子女回忆，50年代，在学生芮光庭的联络下，吴大羽为出版社画了《万能的手》、《石头孩子》等两本连环画，得到了100多元稿费。在上海美术家协会负责人赖少其的帮助下，曾画过两幅油画，得到了200余元稿费。因为没有条件作画，10多年间，只作了少量油画作品，有《伏案少女》、《镜中像》、《红花》、《少女头像》、《东风草图》、《菊花》。1958年曾与赖少其、林风眠、关良、陈烟桥、邵克萍等十余人到上海东郊同民生产合作社参加劳动。曾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担任色彩教学半年。1960年上海美术高等专科学校成立，被聘为教师。但由于教育思想不合时流，只是短期的工作即回家赋闲。1961年，作品《红花》参加第三届全国美展（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展期自5月至7月），为中国美术馆收藏。1965年上海油画雕塑研究室成立，任专业画家。结束了15年没有正式工作的局面。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大羽遭遇了长期的迫害，受到大肆批斗，所有曾逃过抗战之难的画作，几乎都毁于此时。被扣上“形式主义老祖宗”的帽子，以“反动学术权威”、“新画派的祖师爷”身份遭遇抄家、批斗。在文革完结前，吴氏只谈佛理玄机，几乎不公开发表言论。他的晚期作品，在狭小的斗室悄然问世，大部分不具签名，亦没有日期。晚年的吴大羽，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底下，回避了一切可用作政治解读的具象题材，画面益发抽象，而色调则参酌野兽派的强烈与明亮；经历数十年对中西文化的沉思，他终于找到了调和双方的途径，并提出“势象”的概念，把形象融入势的运动，成功地开创出“中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一条新路。2017年12月23日，吴大羽的《瓶花》在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秋拍“从国立艺专到中国美院 - 国美九十年纪念专场”以4140万元人民币（连佣金）成交，创了吴大羽作品拍卖纪录。

　　吴湖帆：(1894年－1968年8月11日)，初名翼燕，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现代绘画大师，书画鉴定家。作为鉴定家，他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鉴定双璧”。题画字体不是宋宣和，便是米襄阳。吴湖帆又精于鉴赏。 三四十年代与赵叔孺、吴待秋、冯超然被誉为“海上四大家”。又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合称“三吴一冯”。中国画坛有“南吴（湖帆）北张”（大千）之誉。大千平生佩服的“两个半画家”中，第一个就是吴湖帆。吴湖帆49年前曾任故宫博物院评审委员，49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二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吴湖帆富于收藏，为近代著名收藏家之一，藏有金石书画1400件。一是来自祖父旧藏。如吴大澄遗留下来的周代邢钟和克鼎，湖帆极喜爱，名其室为“邢克山房”。吴大澄生前特别爱的古印40余方、官印50余方、将军印28方，后亦为湖帆收藏。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虞恭公碑》亦为吴大澄家旧物。二是来自夫人潘静淑的家藏。静淑曾祖潘世恩为清道光时宰相。伯父潘祖荫为清光绪时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其攀古楼所藏文物富敌东南。静淑过门时，嫁资中有宋拓欧阳询《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三帖，加上吴大澄旧藏《虞恭公碑》，因此集欧阳询四本名帖于一室，吴湖帆十分珍爱，遂将家中厅堂命名为“四欧堂”。并且名其长子为孟欧、次子为述欧、长女为思欧、次女为惠欧，以应符“四欧”。静淑30岁时，岁逢辛酉，与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谱》干支相合，其舅潘仲午即以所藏《梅花喜神谱》为寿。于是湖帆又额其寓所为“梅景书屋”。静淑奁中又有先世御赐玉华砚，洁如堆雪，润若凝脂，夫妇两爱同生命，即命其室为“玉华仙馆”。三是湖帆本人收集之珍品。他购得隋《董美人墓志铭》碑帖，他还千方百计搜罗清代的状元写扇。有的出高价收买，有的用极珍贵的藏品与人交换，历20年之久，获得75柄。形成他的收藏特色之一。他所藏的历代名画甚多，如北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宋宁宗后《樱桃黄鹤图》、宋梁揩《睡猿图》、宋王晋卿《巫峡清秋图》、宋赵构《千字文》、宋画《汉宫春晓图》、刘松年《高山四皓图》、宋拓《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宋刻《淮海长短句》、元倪云林《秋浦渔村图》、元吴镇《渔父图》、元黄公望《富春合璧图》之《剩山图》元王蒙《松窗读书图》等均为国家一级藏品。1949年黄炎培来上海，吴湖帆接受其主张，决定不去国外。随后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文物鉴定收购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1956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国画院。受聘参与“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工作，为筹备委员之一。反右斗争开始，画院成立搁浅。且因阶级出身、《佞宋词痕》、平素言行以及与在国外的张大千通信等问题，吴湖帆受到审查。经美术界平衡，在右派边缘开脱。独生子吴述欧因代父写检查，划成右派。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丰子恺出任院长，吴湖帆为普通画师。1961年，小中风。此后体力日亏，作画渐少。1962年69岁，中风，住华东医院。1964年71岁，患胆石症，住华东医院。文化大革命开始，遭受迫害，家藏文物被掳掠一空。1968年，75岁，再度中风。8月11日自拔导管，逝世。

　　吴茵：（1909年8月2日－1991年4月10日），女，中国电影与话剧演员。她一生共演出了45部电影和48个舞台剧。以扮演老年妇女形象著称，被誉为中国影坛“第一老太婆”。1935年参加蔡楚生编导，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拍摄。1936年经应云卫介绍加盟明星影片公司。抗日战争时吴茵赴重庆，参加了《火的洗礼》、《塞上风云》、《青年中国》等影片的拍摄。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加盟昆仑影业公司。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影片。以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中的演出和《乌鸦与麻雀》中的肖太太形象最负盛名。1949年后演出《武训传》、《宋景诗》、《今天我休息》、《家庭问题》等影片。1957年，吴茵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 。文革中被批斗，两腿被打成残废，丈夫电影人孟君谋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1日平反，1985年加入中共党。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学家。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1930年未能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经顾颉刚帮助，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职馆员，同年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赏识，希望能够获得推荐直接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但胡适希望其参加考试。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几乎同时参加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转学生入学考试。其北大考试因数学零分而未被录取，而清华的转学生入学考试仅考党义、国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学、生物、论理“任选一门”，故此顺利录取清华大学史学系。胡适写信推荐其当工读生，专治明史。1934年毕业并留校任校，专讲明史。颇受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提携。1937年起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西南联大停办，返回北平，任清华大学教授，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1949年1月北平沦陷，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3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以后还历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4年起主持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等工作，后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系列。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发起挖掘明长陵，实地勘测后改为定陵，造成中国考古一大悲剧。1957年积极参加反右斗争，6月亲自主持对储安平的批斗，8月又揭发批判罗隆基。公开加入中共党。1959年4月，鉴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各级官员虚报成绩的现象，毛泽东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随即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等作品。当时毛泽东对于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吴晗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出名的知识分子之一。1965年，毛泽东突然对多年来受到肯定的《海瑞罢官》进行了大批判。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认为《海瑞罢官》宣传了错误的阶级思想，“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射秽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开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猛遭批斗。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在狱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1976年9月23日，养女吴小彦在精神病院自杀。真正的家破人亡。

　　吴祖光：（1917年－2003年4月9日），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并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1937年－1948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1955年，在周恩来邀请下，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拍成黑白电影《洛神》和彩色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包含梅兰芳艺术生活纪录片和《白蛇传?断桥》、《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4部戏，《断桥》是昆曲，其他是京剧。1956年，将程砚秋的京剧表演艺术拍成彩色电影《荒山泪》。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下放去北大荒劳动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

　　吴一峰：（1907年6月－1998年1月），平湖人，字一峰，别名士浚，又名立，自号大走客，别号吴窦圌，斋名“一峰草堂”，书法家、篆刻家、画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顾问，成都画院顾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23年9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后改入中国画系，1928年7月上海美专中国画系毕业。曾得刘海粟、朱天梵、陈伽庵、马企周等人相识，获益良多。1932年随黄宾虹自沪入蜀，受聘在四川艺术专科学校、东方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学书从颜真卿入手，隶书学《张迁碑》《曹全碑》，篆书学李斯、李阳冰并追溯两周金石文字，尤倾电讯于敦煌写经。1937年，“吴一峰蜀游画展”在上海市南京路大新公司美术厅举行。刘海粟、郑午昌、朱天梵、张大千、张善子、黄葆戉、谢公展、徐郎西等出席祝贺。郑午昌、张大千等为画作题辞，郑午昌为“画展”作序。1942年，“吴一峰四川名胜国画写生展览”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服务所大厅举行，郭沫若、黄君璧、陆俨少等前往观赏祝贺。1950年以后，由于时代的变迁，以绘画为业的吴一峰失去生活来源，为了生活，他去一家工厂干了几年的材料保管工作。1955年，按中国美协安排，受四川省文化局派遣，沿修建中的宝成铁路线体验生活，实地写生，产生了一批反映成都至秦岭山川新貌的作品。主要作品有《黔灵夕照》、《夔门风雨》、《大渡河放筏》、《峨眉积雪》、《窦团飞渡》、《嘉陵山色》、《巫峡风雨》、《峨嵋夜月》、《峨嵋》等。1958年因建议成立“四川国画院”被划为右派分子，被迫放下画笔，下放崇庆县大炼钢铁。与同为“右派”的流沙河在一个小组，负责砍伐木材供高炉燃料。此后，又被调到新繁县禾登场新民公社劳动改造。文革爆发，受冲击被抄家，珍藏字画、创作资料损失巨大。1969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1979年3月：72岁，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吴强：（1910年－1990年4月10日） 原名汪大同，当代作家。1933年2月，他参加了中共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1935年9月，吴强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电报杆》，同年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1937年，吴强与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强投笔从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10月加入中共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历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长篇小说《红日》，于1957年出版，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吴强也因该书的出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家。1966年文革爆发，《红日》被批为“大毒草”。一个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堡垒》的吴强，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冲到门前，“打倒吴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在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堡垒》上部书稿连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多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8年平反。

　　吴天保：（1903年－1967年12月14日），字贤华，中国汉剧演员，工生。9岁入塾，11岁辍学，随父到汉川县脉旺嘴经营豆腐作坊。他从小酷爱戏剧，1915年考入汉口满春戏院科班习汉戏，艺名“小天保”。次年拜萧长胜为师，习“三生”行当。1919年出师登台。他吸取京剧之长，独创汉剧吴派唱腔，蜚声武汉，人称“汉剧大王”。1924年，出科五年刚刚才21岁的吴天保，接触并爱上了这个剧本，认为适合自己演出。正式上演后，果然誉满三镇。抗战初期，在汉口市剧业同人组织的几十场劳军募捐义演中，吴天保一再主演《哭祖庙》，以此激励民心士气。1926年，汉口汉剧公会改选，他继余洪元之后任理事长。1929年，同余洪元率艺班赴上海演出，与京剧麒派艺术大师周信芳首次聚会，相互切磋，艺技更精。1931年武汉大水，百业雕零，他组班赴渝，上演《渡阴平》、《哭祖庙》等剧，历时数月，轰动山城。1933年，他在武汉长乐剧院首演大型连台本戏《薛仁贵征东》成功，为汉剧连台本戏之始。1935年，他带领戏班退出长乐剧院，重新组班赴九江、南昌等地演出。次年返汉，与万盏灯合股组建时代剧社。1937年，他任武汉戏剧界联合会理事长，率抗日公会艺人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上演名剧《平倭传》、《放下你的鞭子》。1938年9月，吴天保率领汉剧抗敌流动宣传队第一队，从长沙到重庆等地，第一天的打炮戏都是《哭祖庙》。借剧中人刘谌之口，痛拆刘禅的丧权辱国，屈膝投降的行径，激发大家同仇敌忾，坚定抗日意志，引起观众强烈共鸣。1947年返回武汉。次年脱离舞台生涯，一度经商谋生。建国后，他重返舞台，上演现代汉剧《陈香梅之死》和《新杨四郎》，获武汉观众好评，1953年，武汉市汉剧团正式成立，他任团长。武汉市戏曲学校创办，他兼任校长。1958年划为右派（属“划而不戴”类），次年撤销。1961年，武汉市汉剧团扩建为武汉市汉剧院，任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12月14日去世，终年64岁。

　　吴兴华：（1921年－1966年），笔名梁文星、邝文德、钦江 ，现代文学家及诗人，学者，翻译家。少年时有神童之誉。中学时就读于崇德中学，1937年未满16岁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求学期间，他与同窗好友宋淇一同编辑《燕京文学》。他亦开始写作新诗，为了读但丁《神曲》，自学意大利文，也精通法文、德文，对西方作家了如指掌。1949年后，吴兴华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及莎士比亚。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划为“右派份子”，从二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被禁止授课及写作。1966年文革爆发，北大西语系的红卫兵到吴兴华家抄家，把他的手稿和书籍，就在门口的空地上点火烧掉。手稿中，有他已经基本完成的但丁的《神曲》的译稿，有他接近完成的一部关于唐朝诗人柳宗元的小说，还有他翻译的一本希腊文艺理论，是本来计划要出版的一套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之一。像吴兴华这样的懂希腊文的学者很少，该书是出版社指定要他翻译的。这些稿子统统被付之一炬。同时遭到红卫兵殴打批斗，在勒令劳改因为体力不支，被红卫兵强行灌下化学厂污水，当场昏迷。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仍对他又踢又打，不准送学校医务室。直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校医院医生又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次日凌晨，这位学贯中西、壮志未酬的文学天才离开了人世，死时45岁。事后北大负责人告诉家属，说他患急性痢疾身亡。

　　吴定良：（1893年1月－1969年3月24日），原名骏、士华，字均一，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心理学系，师从陆志韦等人。1924年东大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1927年转学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先后获统计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教授推荐，在荷兰经由“国际统计学社”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成为第一位华人社员。1934年，由人类学教授马斯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大会，与中国科学家欧阳翥以翔实的论文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中国人大脑结构和功能不如欧洲人的谬论。1935年回国，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任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后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志”（正式定名为《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９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担任系主任兼所长，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至1948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教授在杭州发起组织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并当选为理事。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广泛，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领域，并开始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吴定良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工效学的奠基人。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方法，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文化大革命中在病榻上受批判斗辱和多次抄家。1969年清查“5?16”分子运动中，再受株连，寓所再次遭劫，眼睁睁地看著凝结自己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以及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抄走时，年近耄耋瘫痪病榻的吴定良号啕大哭。同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杨宝忠：（1900年－1967年12月28日），字信忱，京剧演员、琴师，以他在京剧音乐艺术的成就获评中国国家文艺一级，曾任天津市戏曲学校教授、副校长；著有《杨宝忠京胡经验谈》等书。由于嗓音的变化，杨宝忠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1934年12月20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待杨宝忠刚拜了师，马连良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宝忠屡遭批斗、折磨，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们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乐器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欢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弄弄胡琴，或制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器行里面的一间屋子摆弄乐器，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时杨宝忠已年近古稀，并患肺结核及胃溃疡宿疾，1967年12月28日，被揪斗后，投入暗室，病体衰惫，入夜饥寒而死。

　　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作家，《红岩》的主要作者之一。杨益言先后在四川省武胜县、重庆市完成初中、高中学业。抗日战争时期，同济大学自上海内迁至重庆。1944年，杨益言考入重庆的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同济大学迁返上海。1948年初，因为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而被逮捕。同年获释后回到重庆，在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当教员。1948年8月，杨益言遭中国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杨益言结识了江竹筠、罗广斌等人。狱友们曾秘密举行追悼会、集体绝食等活动。1949年春节，狱友们开联欢会，其中杨益言表演二胡，罗广斌戴著铁脚镣表演了踢踏舞。1949年4月，杨益言的家属出钱，通过杨益言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托关系，将杨益言释放出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益言历任重庆《团刊》编辑、科长，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中共重庆市委《支部生活》总编辑，专业作家。第四、五届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名誉委员，四川省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195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经刘德彬等人介绍，杨益言加入中共党。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0年代，杨益言、罗广斌同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经常一同做报告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自1959年开始，二人白天访问老革命者、搜集材料，晚间写作。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二人因为承担该写作任务而可每日分得一个小馒头。中共重庆市委准许二人查看敌特档案，采访在押的敌特分子。二人在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时长15年的特务日记，这为在小说中塑造军统高层特务形象提供了素材。在小说出版前，中共重庆市委决定，要二人拜作家沙汀为师，并到北京学习参观。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岩》，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红岩》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广斌、杨益言被诬陷为“叛徒”，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杨益言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后来退休。

　　杨嘉仁：（1912年10月28日－1966年9月6日），中国音乐指挥家。在16岁时他师从当时在金陵女子大学（"金女大"）任教的瑟萨兰女士（Ms.Southenland）学习钢琴。杨嘉仁本想继承父业，在金陵中学高中毕业后考进金陵大学医学医预科学习，由于‘晕血’的缘故便考虑转到他本有所长的音乐专业。可是当时金陵大学（“男大”）没有音乐系，而音乐系仅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经校长特许，他在"金女大"借读音乐课程。这样，杨嘉仁毕业时同时得到"金男大"教育系和"金女大"音乐系两个毕业文凭，成为"金女大"校史上唯一的男性毕业生。于此同时，在上海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著名音乐家、李斯特（Liszt，Franz）的再传弟子梅帕器（Paci，Mario）。为了学到更多知识，除了要完成两个大学的课程外，他每周还从南京赶到上海去帕器那里接受包括钢琴、理论、指挥、声乐等等的全面音乐教育。1937年底杨嘉仁赴美国密歇根（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学音乐院研究部继续深造。获得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两个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后即获多校聘任，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私立上海音专、沪江大学、国立音专（即今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等学校执教。在抗战胜利后，杨嘉仁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指导上海的学生业余音乐活动，同时又在上海各高校任兼职教授，教授钢琴、指挥、理论作曲、声乐、音乐欣赏等课程。杨嘉仁是著名的指挥家，在中学期间就显示了他的指挥才华：1940年他指挥美国密歇根大学乐队进行公开考核演出，这是华人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指挥台上，获得听众和传媒的高度赞誉。他还是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歌剧院等专业团体的客座指挥。1953年，他指挥中国青年合唱团演出无伴奏合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比赛中获得银奖，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获得的音乐指挥奖。随后又率队在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巡回演出载誉而归。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创建指挥系，杨嘉仁是主要创建人，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57年受前苏联著名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奥伊斯特拉赫、乌兰诺娃的邀请，他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评委。在60年代初他为首次来华公演的瑞典皇家芭蕾舞团指挥伴奏乐队，此外还指挥了上海歌剧院的歌剧“人参姑娘”的首演。杨嘉仁的学生众多，在他不完全的三百多名钢琴学生名册中，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第一批中国的钢琴家傅聪（“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马祖卡”最优奖获得者）、顾圣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金质奖章和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比赛最高奖获得者）、周广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1951年、1956年两次前东德国际钢琴比赛获奖者）等。‘杨嘉仁的夫人程卓如，生于1918年。1935年毕业于上海清心女中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41年毕业。同年与留美归来相恋六年的杨嘉仁在上海成婚。他们育有一子（杨大经）一女（杨大纶）。程卓如教授是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和附中的主要创建人、第一任校长，还曾兼任上海音乐学院基本乐课教研组长、师范科主任、工农班主任，是中国杰出的音乐教育家。她以治学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充满爱心著称。程卓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带领上海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组编写的《视唱教程》，是第一部包含中国民族音乐内容的音乐基础训练文献，也是中国同类出版物中使用最广泛的权威著作。在她的主持带领下，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风淳朴，学风活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音乐精英。现在驰名中外的数百名著名音乐家，如刘诗昆、江明惇、卞祖善、俞丽拿、殷承宗、陈燮阳、杨立青、陆在易、闵惠芬、许斐平等都出自这所学校。’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音乐学院是其中的重灾区，杨嘉仁和程卓如是最早被扣上莫须有的“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不久就遭到毁灭性的抄家，许多珍贵的教学资料和其它资料都失散，身体和心灵受尽了屈辱、虐待和折磨。1966年9月5日深夜，夫妇俩再次遭受到“上音附中红卫兵”残忍的毒打和侮辱，在向“上音”领导求救无果之后，回到上海培文公寓81号的寓所，于1966年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悲愤地打开了厨房的煤气。为中国音乐事业呕心沥血、硕果累累、极富才华的乐海璀璨双星就此不幸陨落。届时杨嘉仁53岁，程卓如48岁。

　　杨朔：（1913年4月28日－1968年8月3日），原名杨毓晋，字莹叔，作家。杨朔的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杨朔幼承家教。1927年到哈尔滨，在太古洋行作小职员，业余学习英语，并跟随李仲都，学习中国古典诗文，曾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上发表过旧体诗。1937年初，杨朔离开哈尔滨赴上海太古洋行工作，其间集资筹办北雁出版社。同年9月前往武汉，与友人合资筹办文艺刊物《自由中国》和《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副刊，意在唤起民众。同年末，赴延安。1938年春，前往山西抗战前线，而后辗转到广州。1939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随军写作，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42年７月，杨朔到达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界协会，而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先后发表了《月黑夜》、《大旗》、《霜天》、《麦子黄时》等短篇小说。1945年加入中共党。是年冬，前往宣化龙烟铁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反映矿工斗争与生活的中篇小说《红石山》。1946年秋，杨朔以随军记者身份，参加了平津等战役，期间写了不少通讯报道和短篇小说，创作了中篇小说《北线》。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杨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北黑线》和《锦绣山河》1950年12月，以随军记者身份前往朝鲜战场，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而后进行旅行采访，发表了《西北旅途散记》《石油城》等散文、通讯。1956年，在亚非组织中任各种领导职务，忙于外事活动，同时创作了反映亚非国家风貌的散文作品，结集为《亚洲日出》、《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杨朔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杨朔回到老家蓬莱访问，写下了《蓬莱仙境》、《海市》等散文。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７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泽东、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最后由于不堪折磨，绝望中杨朔于1968年8月3日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由于《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被选入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所以大陆的中国人，对杨朔都不陌生。对于杨朔的这几篇作品，以往常常作细读，乃至要求背诵。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异议，因为这几篇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共产党执政期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杨朔所写的大好形势的真实性，让人怀疑。对于杨朔散文的形式，有人认为是"单调散文"，常常是"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的套路。

　　杨绦：（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女，本名杨季康，小名阿季。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绦93岁高龄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之后入读北京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并认识钱锺书。二人结成夫妇，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女儿钱瑗在英国留学中出生。1938年，杨绦随钱锺书带著一岁的女儿回国。1945年，夏衍看了杨绦的沿袭英国式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及悲剧《风絮》，为之赞不绝口：“你们都捧钱锺书，我却要捧杨绦！”1953年，杨绦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58年，47岁的杨绦决定“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坚持不懈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翻译工作。著有《风》、《窗帘》、《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杂忆与杂写》、《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译著有《堂吉诃德》、《斐多》、《小癞子》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杨绦也如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迫害和打压，杨绦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并且被剃了“阴阳头”，她和丈夫钱锺书一起被划分为“牛鬼蛇神”，她被安排去扫厕所，杨绦爱卫生，在打扫厕所时，她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整齐，而且通风透气。红卫兵来整她时，她就躲入女厕所避难。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12日，杨绦也被下放到那，并且被分配在菜园干活。因为两人宿舍不过十分钟路程，故两人经常私密相会。1978年，杨绦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杨宪益：（1915年1月10日－2009年11月23日），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出身名门。父亲杨毓璋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曾资助徐世昌竞选大总统，也深受袁世凯赏识。杨宪益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从小穿著袁世凯赠送的清廷黄马褂。十二三岁时入读教会学校新学书院，上了7年，包括一年预科。“五卅惨案”后，曾参与学生罢课，因家庭地位，没有受到惩罚，在学生中建立威信。1934年毕业后，跟随英国教员C.H.B. 朗曼经美国到伦敦求学。在学习了几个月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后，1935年报考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成绩合格但被推迟录取。于是到欧洲游历。1936年秋入读牛津，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期间同游者包括钱锺书夫妇、向达和吕叔湘。他还担任了中国学会的主席。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1941至1942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在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任教授，1943年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自1953年起，杨宪益任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翻译了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及《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文选》等经典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最终于1974年完成并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该三卷本《红楼梦》在国外皆获好评，有著广泛影响，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被誉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英译本之一。文革期间，曾遭批斗，夫妇二人亦同被关进牢狱达四年。1986年冬，杨宪益加入中共党。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杨宪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谴责当局血腥镇压，随后宣布退出中共党。1993年，杨宪益获香港大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

　　杨必：（1922年5月－1968年3月4日），女，别名八必，笔名心一。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必毕业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随家搬到苏州，童年全在苏州度过。她是杨绦的八妹，父亲因她排行第八，而“必”是“八”的古音，所以命名为杨必：家里就称阿必。30年代在工部局女中就读。高中毕业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学最后一年失怙。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曾任傅雷之子傅聪的英文老师。在傅雷的鼓励和钱锺书的指导下开始翻译文学作品。译有《剥削世家》和《名利场》（译书的选择与书名的译法均是钱锺书帮忙定的）。她还曾在国际劳工局兼职（可能是1949年开始）。1952年院系大调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评为副教授。终身未婚。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要求交代国际劳工局的事。运动期间死亡，享年46岁。

　　杨绍唐：（1898年－1969年），中国基督教新教牧师。曾被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赖恩融誉为“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早年就读于内地会学校，1923年进入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19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传教。1934年在候马创立灵工团。1939年，日军焚毁候马灵工团房屋，杨绍唐迁往北平。1946年，杨绍唐出任南京泰东神学院教授，并创立黄泥冈教会。1951年6月5日到7日，在控诉运动中，“南京市基督教会团体代表控诉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败类大会”上，政府鼓动信徒检举、控诉，主持南京黄泥岗教会的杨绍唐作为“属灵派反动分子”，因“散布反动谣言”而遭到南京大学学生纪文镇和金陵大学教授李扬汉的控诉。8月8日至9日，黄泥冈教会内部举行控诉会，胡竟铭、翟美德、纪文镇等信徒中的积极分子宣布杨绍唐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实走狗，《灵工通讯》是极端反动的刊物，将杨绍唐驱逐出教会。几位传道也上台做出深刻检讨。杨绍唐前往上海，当时西方传教士撤离中国，他接管了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25号内地会传教士的专用教堂“上海公共礼拜堂”，改为迪化北路聚会所。6月10日，杨绍唐已经代表该教会出席上海基督教万人控诉大会，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57年反右运动时，杨绍唐被定为右派，1966年文革后被定为反革命，监督劳动。1969年春节后，被街道责令到弄堂弯腰敲冰，心肌梗死发作而去世，安葬在家乡山西曲沃。

　　杨佑之：(1893年－1971年)，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3岁在长沙上中学，因无力交纳学费被勒令退学。后经自己努力考上了北京大学商科，师从马寅初先生，成为其高足。1919年毕业后曾到中国大学、河北大学、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授。1936年应四川大学邀请到成都讲学，是第一个在四川讲授高等会计学的教授。1945年创办杨佑之会计事务所，以办事公正，水平高超，清廉正直，享有很高的声望。1946年，受聘清查成都市自来水公司账目，不管该公司复杂背景，充分运用其渊博知识，严密清查，终将一笔烂帐查得一清二楚，为成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抗日战争时期撰写了《会计学》和《会计学纲要》。这两部书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会计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权威性著作。1949年后，又相继撰写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告分析》等教材和数十篇论文。已出版了《高级统计学》（1943年）、《审计学》（1943年）、《工业企业经济活动分析》（1964年）、《现代资产阶级会计学说批判》（1964年）等多本著作。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反动会计学的祖师爷”受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1971年9月含冤去世，终年78岁。

　　杨豹灵：（1886年－1966年），水利专家。1896年入上海中西书院，1901年入东吴大学，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挑选出国留学生，经过考试杨豹灵被选中，10月赴美入康奈尔大学，1909年入普渡大学，1911年回国，1914年任水利局技正，1918年在顺直水利委员会任流量测验处处长，1921年为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委员。1928年后定居天津意租界，经营大昌实业公司，曾任天津市政府外事处处长。原住意租界，晚年搬到重庆道与其弟杨济时居住。据说，因杨拒不交出金钢桥的设计图纸，1966年某一天，80岁的杨豹灵被一中和十六中（耀华）红卫兵毒打到奄奄一息，泼了凉水后，醒过来又吊在木栓上毒打。群众不知情，听到条条罪状就燃烧起疯狂的仇恨，狂喊乱叫。杨被迫交代图纸在对面院子的地下埋著，红卫兵挖地一米多，才发现被油布包裹的图纸。随后杨被挂在树上一整天，红卫兵还逼著杨夫人陪绑。杨还未断气，就被埋在花园里。杨夫人当即晕倒，心脏病复发，不几日也过世了。

　　杨人楩：（1903年－1973年9月15日），著名历史学家，擅长世界史研究。在2010年10月31日的《 东方早报 》上，有一篇周清澍撰写的＂回忆杨人楩师＂文章，其中说道：‘1934年，杨先生获取公费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受教于法国革命史专家汤普森，以《圣鞠斯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获得文学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在武汉大学教授西洋史。1945年抗战胜利，面临战后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九三学社，杨先生是发起人之一。杨先生是1946年朱光潜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语系主任时，以“教学很行”推荐到北大的。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学校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杨先生被定为史学系的批判重点，陷于多次检讨不能通过的窘境。于是系里就选几个学生组成专门的帮助小组，到他家里为下次检讨提意见。我也忝列帮助小组成员，四五个人围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面吃著他招待的糖果点心，一面还对他的检讨品头论足。记得他被批判的内容大致有两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讲课充满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运动进入高潮，学校将他在《观察》上发表的三篇名作《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国民党往何处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印发供大家批判。当时我们的知识贫乏，理论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极。全中国左、中、右三股势力往何处去，难道还轮到你指点迷津，说三道四？又有人揭发，当九三学社应邀参加新政协时，他不同意九三学社头上由另一个党来领导，宁愿舍弃政协委员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学社。他辩解说：九三的发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个人。批判者当即反驳：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产党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对共产党而退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降临了。杨先生虽经过运动，棱角已经磨损，但他从来不是闭门搞学问的学究，热心于学界和国家大事之心不会变。在西郊宾馆参加批判史学界五大右派的大会上，杨先生他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过大会的声讨。此后他在政治上和学术界销声匿迹，被撤销了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放弃了从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专业,改行为非洲史，长期不承担教学任务，历史系的学生甚至不知有这位名震一时的教授了。’文革开始后，被定性“漏网大右派”遭受批斗迫害。是日病逝，终年70岁。

　　陆志韦：（1894年－1970年），别名陆保琦，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诗人。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5年留学美国。1920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博士论文《保留的条件》)。同年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师后来改建国立东南大学，任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直至1926年冬。在南高、东大心理学系执教期间，先后讲授过生理心理学、系统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宗教心理学、心理学史、心理学大纲等课程，首次在国内介绍巴甫洛夫的学说，并引进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21年10月6日在北京崇文门内燕京大学的礼堂与刘廷芳（1891-1947，字亶生）的妹妹刘文瑞女士举行新式婚礼，由校长司徒雷登担任主行婚礼牧师。1927年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3年到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进修，1934年归国任燕京大学校长。他曾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办的。”“七七事变”后，1938年夏起心理学研究受阻，开始从王静如学习清代古音学和“高本汉学”。1939年起陆续在《燕京学报》发表《证〈广韵〉五十一声类》、《三四等与所谓“喻化”》、《〈说文〉〈广韵〉中间声类通转的大势》、《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等。1941年8月与多名燕大教职员遭日本士兵扣押入狱。1942年5月出狱，在旧文基础上发奋著书。1943年9月完成《古音说略》初稿。1945年抗战胜利，10月他致力于主持北平的燕京大学复校工作，任校长委员会主席，代理校长。1948年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他怀著一腔爱国热情，怀著对建设新中国、新燕京大学的憧憬，坚决拒绝了胡适等代表蒋介石政府提出的邀请不去台湾。1951年，毛泽东亲自任命陆志韦为国立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下，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从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工作组进入燕京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得出结论：“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重点批判陆志韦。燕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但深爱祖国的陆志韦遂成为这次运动最重点的批判对象。同年夏，燕京大学撤消。陆志韦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批判（如女儿陆瑶华《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和迫害，再次遭凌辱批斗，身心受到摧残，七十多岁高龄还被迫下放河南劳动改造，历尽折磨而致沉疴。当生活不能自理方获准回京时，才知夫人已不幸病逝，家中亲人也被迫流散四方。家无亲人，瞬间抑郁，1970年11月21日含冤病逝于北京。

　　陆文夫：（1928年3月23日－2005年7月9日），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苏州市文联名誉主席，《苏州杂志》主编等。1948年高中毕业后，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任新华社苏州分社采访员、新苏州报记者、工业组长等。1955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小巷深处》一举成名，1957年调江苏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主要作品有《美食家》、《小巷深处》、《老苏州》等。其中《美食家》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引起极大共鸣，它的出现标志著一种传统精神的觉醒。部分作品还被翻译成为外文。因参加筹办《探索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工厂劳动改造，直至1978年才返苏州从事专业创作，并在此后主编了《苏州杂志》。

　　陆俨少：（1909年－1993年），小名骥，学名同祖，又名砥，字俨少；后以字名世，改字宛若。又名砥，字宛若。现代著名国画家，尤其以山水画见长，与李可染并称“北李南陆”。1926年考入无锡美术专科学校，同年从王同愈学习诗文、书法；次年师从冯超然学画，并结识吴湖帆，遍游南北胜地。1935年，去南京参观第二届全国美展，饱览故宫藏品。始作《梅花图》。发枝取陈老莲，圈花取石涛，自创面目。书法初学魏碑，继临《兰亭》、宋四家，后学杨凝式。1942年，书法变异，成为似隶非隶，不同于金冬心漆书。山东王献唐先生极称之。然冯超然先生斥为"天书"不好认为。后厌之。1943年画《瑞雪启春图》为母亲七十寿。1944年画《洛神图》、《蜀中留痕册》赠程景溪。1947年秋天，在无锡举办个人画展。1948年在南翔东市创办圭白农场。1950年画《杜陵诗意画卷》后附五律六首，得冯老师赞赏。母卒。1952年进私营同康书局任绘图员，画《牛虻》连环画。参加新国画研究会。1953年在上海举办第一次大型展览。作品《雪山勘探》得好评，被美协收购并出版。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反右开始，因在会上说了上海美协不挂中国画，像外国美协，被划为右派分子。每天到画院劳动改造。于余暇画成《山水画课徒画稿》二百幅。画《杜陵入蜀诗册八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未受冲击，画《毛主席诗意画》二十四幅。后因出身问题，开始被批斗。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常被批斗，受画院造反派斥打。1979年获平反。

　　陆兰秀：（1918年－1970年7月4日），女，曾任苏州市图书馆副馆长。与同期的遇罗克、张志新类似，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对其正确性提出怀疑，她撰写了多篇文章，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父亲陆殿扬是正中书局的高级编审。陆家在南京莫干路10号的一座花园洋房。陆兰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上海启明女校、杭州高级中学、武汉大学。1939年，她跟随因抗日战争内迁的武汉大学到了四川省乐山，尽管获得了奖学金，却因为肺结核而被迫休学，回到当时的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家中休养。这时她家旁边有一家中共党员开设的书店，在与店长熟悉后不久，陆兰秀亲眼看著书店员工被国民政府的军队抓捕。陆兰秀为此独自一人坐船到重庆，将此事告知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在她打算告诉其他中共党员的时候被诱捕，后被家人救回。陆兰秀回校后，由化学系转至经济学系，并自学德语打算研读原著《资本论》。她的行为引起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在对方的发展下，陆兰秀在1940年加入中共党。后被特务认出其共党身份，又两次被追捕，但陆兰秀在失去与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坚持。她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工作，换了个假名在工厂里工作。不久她和朱传钧结婚，并进入国防部、工兵署，将情报透露给中共党的军队。南京被中共党政权控制后后，陆兰秀由刘伯承、邓小平署名介绍到北京工作，并应邀出席中共国开国大典。之后她被分配到中央煤炭工业部任财务科长、理论教员。1958年又调动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图书馆出任副馆长。1966年，因丈夫朱传钧患肺结核和胃溃疡，陆兰秀申请调回苏州图书馆担任副馆长。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5月3日，她因自己的稿件过分批评中共党以及同情刘少奇等人而被关押审查，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1969年11月14日起陆兰秀绝食，期间写出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后来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文章；《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陆兰秀在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毛泽东发动此次革命是错误的，是历史的倒退。中共中央必须马上结束他对党的控制。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召开公审大会。陆兰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下午4时40分她被执行枪决，随后遗体被送往苏州医学院解剖。

　　陆洁：（1894年6月13日－1967年8月2日），字焕章。中国早期电影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之后去新加坡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返回上海，在青年会工作，认识顾肯夫、张光宇，之后结伴去看电影。深受美国电影《赖婚》影响。1922年，陆洁与顾肯夫举办中国的第一本电影刊物《影戏杂志》，顾肯夫撰述社论，陆洁担任翻译和编务，张光宇担任美术设计。期间不断为读者翻译介绍外国电影，其中在翻译director时无法找到合适译名，恰逢他的外地好友写信称其在一所小学担任教习，他由此联想到“导演”一词，并沿用至今。之后在他编剧的电影《人心》中，首次在银幕上采用导演职称。《影戏杂志》由于经费不足，只办了两期。1924年，陆洁为刚成立的大中华影片公司编撰第一个电影剧本《人心》，由顾肯夫、陈寿荫担任导演，并帮筹建大中华影戏学校。之后他撰写剧本《战功》。不久大中华公司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他担任编导、完成分镜头或字幕说明。历任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二厂经理、华安总厂厂长、合众影片公司厂长、文华影片公司常务董事兼厂长。中共国建立后，于1952年任联营厂摄影场主任。1957年，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顾问，后改任上海电影局顾问。文革时受迫害而死。

　　陆洪恩：(1919年－1968年4月27日)，音乐指挥家、作曲家。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赴奥地利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1966年春天，上海交响乐团要开会与他辩论，会上陆洪恩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甚至在激动的时候高呼“修正主义万岁”等口号。5月28日，因“反动言论”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继续抨击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我看是大革文化命，大革知识份子的命”。因屡遭批斗、挨饿、侮辱、毒打，精神错乱，以至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诸如毛巾、毛衣、毛裤等。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先生，在《风雨人生路》中回忆，在最后的审讯关头，陆洪恩以20分钟慷慨激昂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于是当局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判了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枪决他的布告也贴满了上海的街头。1968年4月27日，49岁的音乐家陆洪恩被当局枪杀。

　　沉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沉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49年后沉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遇上文化大革命。军管会的军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沉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1985年，一名女记者问道沉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沉从文抱著她的肩膀，号啕大哭，惊呆了周围的人。1987年、1988年沉从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因过世而与诺奖擦肩。

　　沉济川：（1905年－1966年11月14日），字汝舟，化工专家。1924年苏州东吴大学理科毕业。沉济川在上海九福药厂工作，对该厂业务发展很有贡献。1931年10月，九福药厂扩大为九福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沉济川任厂长，又开发出补力多咳嗽糖浆及乐口福麦乳精等产品，后者至今仍为我国名牌产品。1932年11月，沉济川接受五洲药房总公司聘请，开发了人造自来血、固本肥皂等产品。1933年4月，五洲药房总公司成立设计部，聘沉济川为主任，负责装备及产品设计。在他主持下，建立了包括污水处理、制冷、粉剂及洗瓶工场等设施，于1937年研制成功真空半自动萃取机。 “七七事变”后，沉济川任上海中法药厂副厂长，并负责迁厂至汉口、重庆。1938年，沉济川得中法药厂资助，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化工及冶金系留学，取得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于美国林肯电焊学校。1940年秋，沉济川学成归国，回到中法药厂任化工实验所所长，进行了治疗梅毒用药扑梅星等专用药的开发研究。同时兼任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东吴大学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委任沉济川为接收德国资产拜耳药厂的专员。接收拜耳药厂的任务完成后，卫生部挽留他继续在厂工作，但他鉴于很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严重，愤而辞职。1947年，应独家经销美国施贵宝药厂产品的广大华行负责人卢绪章、吴雪之（均为中共地下党员）邀请，沉济川去台湾筹建分行。分行成立后，沉济川即返回上海。1948年，沉济川受上海永星化学工业公司聘请，参加筹建新厂工作，赴美国考察油脂工业技术，出席美国油脂化学家协会年会，在芝加哥与伍斯德（Wurster&Sanger）工程公司合作进行甘油和硬脂酸设备的设计与采购。1949年5月初，沉济川赶乘当时美国来华的最后一艘直航班轮，返回上海。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任命沉济川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兼任华东办事处安全技术工程师，解决了开林油漆厂铅尘飞扬等一批技术难题。1954-1956年，沉济川任上海国营中国肥皂公司总工程师，对肥皂的性能评价创造了一系列测试方法。他还著手进行合成洗涤剂的研制。1956年国务院决定成立食品工业部，油脂化学工业隶属该部管理，沉济川任食品工业部上海科学研究所所长；1958年该所迁到北京，改名为第一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科学研究所，沉济川仍任所长。1959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袋洗衣粉。三年之后,又一种全新配方的洗衣粉在沉济川的主持下投入生产,从此一个崭新的民族品牌诞生了，它就是“白猫“牌洗衣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迫害，11月1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沉克非：（1898年－1972年），著名外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外科学的先驱者之一，有“外科第一刀”之称。1924年获美国克利夫兰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归国并在北京协和医院从医。1929年到南京协助筹建中央医院，曾任院长。1941年任中央卫生署副署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医监。1943年，被选为第六届中华医学会理事长。1946年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教授，兼任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二战结束后，任国际外科学会中国分会负责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1950年成功施行中国第一例脑瘤手术，切除右额叶肿瘤。同年任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1－1958年任中共军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中山医院院长。1966年文革期间，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美帝走狗和奴才等帽子，遭受批斗，下放农村劳动，情绪忧郁，患上胰腺癌，1972年病逝，终年73岁。

　　沉同衡：（1914年10月15日－2002年1月8日），中国漫画家。受父亲还有教育家陶行知影响，17岁时在家乡创办农民夜校，并在县立萧泾小学任教员及校长，投身平民教育。同时他还任县报特约记者。他还联合多所小学合办刊物，他任主编，编辑出版少儿读物。沉同衡编辑的儿童读物《动物常识故事》10册被世界书局列入《小世界丛书》。1934年，沉同衡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并获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37年毕业，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沉同衡的家乡遭侵华日军占领，沉同衡和其他青年组成救亡宣传队，往内地转移，1937年底抵达武汉。1938年初，沉同衡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和同事在武汉的车站、码头、道路旁绘制宣传抗日的漫画及标语，在武昌黄鹤楼下的一面墙上绘出一幅长30米、高10米的壁画《全民抗战图》。1939年1月，沉同衡抵达广西桂林后，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参与《士兵》、《前敌》的编辑工作，同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编绘出版有《抗战故事辑》、《士兵识字课本》等书，还兼任《阵中画报》特约撰稿人、《桂林晚报》副刊编辑、战士绘画训练班讲师。1945年3月15日，沉同衡、叶浅予、张光宇、丁聪、特伟、廖冰兄、余所亚、张文元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八人漫画联展，引起轰动。1946年3月24日，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成立，沉同衡任理事。沉同衡在多家报刊发表了许多反内战要求民主的漫画，部分漫画被《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和美国《新群众》等外国报刊转载。《文汇报》还连载了沉同衡的一百幅诗配画《百艺图》。1947年2月初，沉同衡在《文汇报》上发表《征求漫画同志》启事，收到一百余封来信，经斟酌录取70人后，沉同衡创办了“漫画工学团”并与团员保持通讯联系。漫画工学团每周日聚会一次。为避免被中国国民党特务发现，聚会地点常变，由沉同衡经朋友借到学校教室后写信通知团员。教员由沉同衡聘请，沉同衡和米谷、丁聪、张文元、余所亚等人先后讲课和辅导习作。1948年4月举办第一期《漫画月展》，当时中国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实行“戡乱”，沉同衡乃将月展定名《春梦图》，包括《野心家的好梦》（指美帝国主义）、《独裁者的美梦》（指蒋介石）、《人民的噩梦》三部分，共60幅漫画，揭露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的阴谋。1948年5月19日，第二期《漫画月展》名为《送葬曲》开始展出，揭露了“国民大会”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为刚上台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奏响了“送葬曲”。沉同衡率漫画工学团团员连夜装裱并写说明，天亮后送到交通大学容闳堂展出。上海市学联又连夜赶绘出一套《五四运动史》连环漫画，随《漫画月展》展出。1948年9月，沉同衡和米谷、丁聪等漫画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至香港。在香港，沉同衡参加了“人间画会”，并在该画会成立了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刊物。1949年8月28日，“上海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上海美协”）成立（成立后即改名“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简称“美协上海分会”），选举产生主席米谷，副主席沉同衡、张乐平，秘书长由沉同衡兼任。1953年，沉同衡调到北京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负责人。其间创作了大量新闻漫画。1956年，为配合试行“文艺作者职业化”，沉同衡改为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兼任《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当时，在周扬的一次讲话后，共有两人当了专业漫画家，即沉同衡和肖里。1957年反右运动中，沉同衡以“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定为“右派分子”。因此，沉同衡写的谈漫画创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为《漫画漫谈》出版，但是已编好的续集未能出版；沉同衡为晨光出版社编辑的《苏联漫画选》十册仅出两册便中断出版；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与青年同志谈漫画》以及同北京某出版社签约的《中国现代漫画家作品集》均未能出版。沉同衡被安排到《人民日报》社图片组整理照片资料，自此停止作画22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沉同衡被下放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库尔勒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场被监督劳动，他带去的所有作品及参考资料共7大箱均被“造反派”毁灭。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余，沉同衡和妻子袁林编写出84万字的辞书《成语典故》。1979年，沉同衡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沉同衡从新疆回到北京的《人民日报》社，重新投入漫画创作中。《成语典故》一书出版后，先后五次再版，发行量100多万册，获全国首届优秀畅销书奖。

　　沉尹默：（1883年－1971年6月1日），原名君默，后改尹默，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中国书法家，早期尝试派诗人。早年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和校长、辅仁大学教授。“五四运动”期间为《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新诗作品多发表于《新青年》。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沉老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与沉尹默往来甚密，以所著《秋明集》二册奉赠。1940年居成都，作论书法诗《观履川家二音子作大字因赠》，《劝履川学书》，《学书一首叠竟字韵》。1943年撰《执笔五字法》,分清了五字执笔法与四字拔镫法的混淆。1946年抗日胜利，沉尹默东归，辞去星空委员。住上海虹口区海伦路。10月以后所作诗为《归来集》。1949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员。历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书法与于右任并称“南沉北于”。1967年文革期间，因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深夜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1971年6月1日，文革中倍受迫害的沉尹默含冤去世。

　　沉知白：（1904年－1968年9月15日），原名登瀛，又名君闻、敦行。中国音乐学家。1928年9月起，一面工作，一面在工部局设立的师范学院就读，1931年12月毕业。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中期，刻苦自学音乐，并随当时在沪的3位外籍音乐家学习钢琴、音乐理论、戏剧理论及作曲等，其中以A．阿甫夏洛穆夫对他的影响较大。1940—1942年任上海沪江大学中西音乐史教授，并一度兼任上海苏联呼声电台音乐节目顾问。1944—1945年任中国歌舞剧社预问。1945—1948年任时代日报社艺术副刊编辑。1946年起受聘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开设中国音乐史和西洋音乐史等课程。40年代中期，他在中共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并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研究室、上海音乐学院编译室和民族音乐系主任，并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50年代中期，主编音乐理论、技术丛书和音乐历史、传记丛书，并主持Ⅱ．H．多尔然斯基《简明音乐辞典》的翻译、出版工作。60年代初期，在编订新版《辞海》的工作中担任音乐学科主编，除亲自撰写、修订音乐词目释文外，还悉心培养新生力量，为提高《辞海》音乐学科释文质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理论著述有：《中国音乐史纲要》、《元代杂剧与南宋戏文》、《西洋音乐流传中国考略》、《中国音乐、诗歌与和声》等；译著有《民族音乐论》(R．沃恩?威廉斯著)、《配器法》(W．皮斯顿著)、《意大利歌剧的起源》(罗曼?罗兰著)、《萨尔瓦多?丹尼尔》 (法尔默著)等。他也从事音乐创作，作品有《管弦乐小组曲》、管弦乐《花之舞曲》、民乐合奏曲《洞仙舞》以及若干舞剧音乐和钢琴曲等。文革中不堪凌辱于1968年9月15日自杀。

　　沉元：（1938年－1970年4月18日），中国历史学家。据国立清华大学前校长沉君山回忆，沉元是其亲表弟，出生不到一岁父亲便因抗战之故撤离到西南，接著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只留下沉元由奶奶带大，等到抗战胜利后，沉元才知道父亲已殉职，只有母亲和兄姐三人归还。1955年，沉元以全国高考文史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期间，沉元刻苦研读，几无片刻休息。沉元亦曾关心时事。1956年，他在图书馆看到刊载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文报纸，遂将其主要内容译出并与同学议论。由于秘密报告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是信史，且斯大林的错误有其制度根源，沉元因此被当作极右学生批判。至1957年反右运动时，沉元被划为“右派份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期间落下肝病。1961年，沉元“摘帽”之后以病弱之身回到北京。此后即闭门读书，不问时事，潜心研究历史。1962年，沉元的研究论文被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主任刘导生。刘导生又推介给历史学家、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黎澍和其他历史学家看过这些论文后皆感震惊，同声赞叹其为难遇之才。震动史学界的第一篇沉元作品是《〈急就篇〉研究》，由《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在数篇沉作中选出在该刊发表，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探求当时社会心态、研究出汉代社会状况。黎澍并将当时处在街道居委会管下的沉元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安排在丁守和领导的思想史组。其后，沉元又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属于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和《马克屎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署名“张玉楼”），受到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赏识，使得两文均被《人民日报》转载，前者得摘要一万字，后者则系全文。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沉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复旦大学教授、经学家周予同更表示：“我举双手赞成沉元道路”。然而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沉元出名是白专压倒红专，副部长周扬遂指示学部调查，以贬抑“沉元道路”。然而丁守和对《马克屎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爱不忍弃，便只得建议沉元用笔名发表。即便如此，仍有联名信寄到毛泽东处，指责黎澍“吹捧右派”，直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而中宣部也指示“注意影响”，不让沉元再发文章为止。文革期间，沉元被多次批斗，未婚的夫人（亦是其表妹）也受到牵连，两人被赶出家门，无处藏身，连在杭州的姐姐也不敢接纳。1968年9月1日，沉元走投无路，以黑鞋油涂面扮装黑人欲进入某非洲国家驻华使馆，被公安逮捕。1970年4月18日，沉元被枪决。时年32岁。

　　何满子：（1919年－2009年），原名孙承勋，著名杂文家。1949年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1949年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汲古说林》、《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杂文随笔集共三十余种。何满子7岁读《西游记》，10岁以文言文开笔写故事。在何满子18岁起，抗战、解放战争、反“右”、文革一个个运动接二连三，这位生于1919年的老先生一个都没落下。1949年中共党执政后，何满子来到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却被牵入胡风案中。1955年5月17日，何满子刚起床，就被戴上了手铐，囚犯代号“1046”，“可我根本不认识胡风，且胡风问题只是文学学术问题。和我关在一起的人当中不少是我的好朋友，包括贾植芳、梅林、耿庸。”后来专案组跑遍全国，找不出一点毛病。当年9月28日，何满子重归自由。但在反“右”运动中，何满子全家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山下，直到1964年才调回上海。文革中，何满子又被遣送回富阳老家种地，直到1978年才又回沪。

　　何乃民：（1902年12月12日－1966年8月23 日），汽车研究专家。1915年考入北京第二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称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于1921年免考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考入法国里昂中央工业学院机械系学汽车，1925年毕业取得工程师文凭，在此期间还在里昂大学学习，获得数学单科文凭。毕业后在里昂汽车厂、巴黎雪铁龙汽车厂和修理部、西瑞汽车公司以及肃来（Saurer）汽车厂实习和工作，获得了许多汽车设计、制造、修理等方面的实际知识，1927年秋回国。回国后，他谢绝了洋行、商界的高薪聘请，从1928年起就选择了教书育人，发展中国汽车运输的道路。先在南京中央军校、辎重兵学校和南京汽车机务人员训练所教书，并提议“中国必须自己制造汽车”。于1935年2月先后去法国、英国、德国、苏联、美国等5国的10余个工厂考察和工作，并参观了当时在巴黎和德国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1937年回国后作了极为丰富的考察报告，同年10月写成了25万字的《现代汽车工业概况》一书，1940年2月出版。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国外现代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的书籍，在汽车界影响深远，对国内进一步推广汽车技术起到很大作用。他在考察报告中呼吁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建议采取：“与外人合资→自造零件，加上集中购买零件→自行装配”的技术路线。早在30年代何乃民对公路运输的重要性认识就很深刻，1935年在《高等汽车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吾人认为开放中国乡村富源、启发民众教育、增进社会经济均非与筑路、行驶汽车不为功。”其后又进一步阐明：“汽车运输好比血脉流通，是大多数民众日常所不可缺少，不论飞机铁道如何发达，汽车与民众交通的重要性不会减轻。……要使民众得到汽车运输的实惠，必须在最短期内先在各省间、各大城市间建成合乎世界标准的国道。……发挥国道效用和利益，必须在国营制度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举办汽车运输，使各地货物畅通，行旅称便，经济文化交流。”1958年起在交通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何乃民1963年当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同年当选为交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不幸于1966年8月去世，终年64岁。

　　何家槐：（1911年－1969年）笔名永修、先河等，中国作家。1918年入义乌稠川小学学习，国文甚佳。校长方志青常在师生面前夸奖他。曾有一老师听后不服，诘问道：“闻古人能一目十行，家槐比之如何?”方先生捋须笑曰：“一目三行。”1924年，何家槐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1929年发表作品，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时的小说风格朴素自然。1934年加入中共党。同年秋，他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部长。这时，王淑明担任宣传部长。这样，他和王淑明、徐懋庸三人组成了“左联”行政领导小组。不久，他又担任了“左联”闸北区委书记，领导“左联”作家编刊物、写文章，参加工人运动。这一年的9月18日，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九一八”纪念游行，何家槐担任领队。1936年春，“左联”解散后，革命文艺界就著手准备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何家槐与茅盾、王任叔、王统照、周立波等34人作为发起人，呼吁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何家槐和茅盾、郁达夫、洪深等110人一起签名参加这一协会，并被选为候补理事。6月15日，他与鲁迅、巴金、曹禺、吴组缃等63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淞沪。何家槐参加由钱亦石、杜国庠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翌年受中共党的派遣，奉命到国民党军队中做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起初担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编印股股长，后到由张发奎任司令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任秘书。期间编辑了《张发奎将军抗日言论集》一书。1946年春，国民党宪兵特务欲将他逮捕，由于得到张的掩护，得以“复员”名义携妻带子自广州潜回家乡义乌，蛰居花厅译著。下半年在义亭大成中学任教。初冬，何家槐胃溃疡复发，大量吐血，生命垂危，而又无钱医治。只好托人在《文汇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向外界求援。中共党得知后，让人寄钱《文汇报》转交给何家槐。1958年9月赴波兰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讲学。1964年9月调广州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和广东省文联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说集《恶行》、《暧昧》、《竹布衫》、《寒夜集》以及散文集《怀旧集》、《稻粱集》、《旅欧随笔》，杂文集《冒烟集》、《寸心集》，文学评论集《一年集》、《故事新编及其它》、《海淀集》、《鲁迅作品讲话》，译著有《小说与人民》、《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论俄国作家》等。1966年初夏，被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而遭批斗。其后迫害不断加剧。1969年2月在监禁中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9年。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1968年4月14日），笔名何畏。中国作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社会学系。1921年，创造社同人，与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郭沫若等创办内部刊物《green》。1926年9月参加创造社广州大会，选为创造社出版总部第一届监察委员。1930年创造社刊物改变方向而随从参加左联。1932年，加入中共党。1938年，进入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45年，参加国共谈判，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共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等，从德文原版翻译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包括《法律家射秽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和《马克屎、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的全面教育》等著作。1968年4月14日，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于批斗中被殴打致死。

　　何万福：（１９０５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６１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袢连著，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沉湖。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等。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现鲁东大学）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他早年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充满个性的光芒。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1938年入延安，加入中共党，任“鲁艺”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此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基本放弃创作（但仍创作了象《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的作品），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邵鹤亭：（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６年９月），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留学回国，担任常州中学校长。1935年至1938年担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后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中大、复旦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兼科长，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务。中共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 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 、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著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鹤亭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鹤亭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批斗者让邵鹤亭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鹤亭不堪其辱，且他已经接到通知到劳改队去报到，邵鹤亭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荃麟：（1906年－1971年）。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麟、力夫、契若。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不当阔少爷，宁做革命人。”出自他口。1926年，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和中共党，并开始从事共青团和中共党的相关工作。1928年1月，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担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出狱后在浙江、贵州、重庆等地做宣传工作。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在杭州、金华、丽水等地参与领导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并编印刊物。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进》、《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1944年，担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1946年，赴香港出任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49年，调往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计划局长。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喜酒》，剧本《麒麟寨》，翻译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评论选集》。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他的这一论点被说成是主张用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被诬为“黑八论”之一。他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监狱中。

　　邵洵美：（1906年－1968年5月5日），原名邵云龙。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同仁中有＂孟尝君＂之称谓。1924年春留学剑桥大学经济系。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未拿学位即回国。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3个月。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同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1933年萧伯纳受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之邀赴上海，因笔会仅有名义而无经费，时任分会秘书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银圆，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馆招待吃素的萧伯纳。但后来报纸报导赴宴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没提邵洵美。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项美丽翻译，序文为邵自译）。1949年《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印刷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1950年迁居北京，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经营。邵洵美作品有：天堂与五月（诗集）1927，花一般的罪恶（诗集）1928，一朵朵玫瑰（诗集）1928，火与肉（论文）1928，诗二十五首（诗集）1936，论幽默（文论）编选，1949等。另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1966年文革中再遭迫害抄家，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1968年5月5日病逝。

　　苏青：（1914年－1982年），女，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因内容不避谈性事，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进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苏青一向直言不讳，用词犀利，时有惊人之语。胡兰成曾评价其文章风格：“苏青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无禁忌的。” 苏青亦曾在《谈女人》中大胆断言：“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 苏青在世时一度与其相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齐名，时称“苏张”。张爱玲曾如此评论苏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苏青亦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然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更受到后世重视，苏青与之相比则较少被提起。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苏阿芒：（1936年11月－1990年9月23日），中国诗人，作家，翻译家。自学21门外语，通晓世界语、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波兰语、瑞典语、捷克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挪威语等21种语言。并用20多种文字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作品。1936年11月生于安徽石台，1936年随父母寓居天津，五岁时学习日语，9岁学习英语，14岁学习俄语，13岁时第一次用中文写诗。19岁时用外语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后，1954-1966年间在事业单位从事英语教研与翻译工作。1957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此后历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博物馆馆长，国际世界语文学《世界文学》特约撰稿人，国际世界语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等职。作品有《来自中国的诗（上下册）》（意大利语）1979、《夏日的悲歌》（世界语）1982、《迟开的素馨花》（汉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966年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4月被捕入狱。1979年1月平反释放，同年3月，被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外文编辑一职。但因在文革期间迫害致残，出狱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90年9月23日病逝于天津。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国著名黄梅戏演员，乳名鸿六儿，曾用名黛峰，严十岁开始学唱黄梅调，为族人所不容。后跟随严云高学戏，取艺名凤英。起初扮演彩女、丫环，转演于宿松、望江、石台县。后又从艺于著名花旦丁永泉。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1947年学唱京剧，后来又拜白云生为师学唱昆曲。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后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1949年，安徽省为了发展黄梅戏，邀请严凤英回到安庆。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在1952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华东戏曲会演，严凤英以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和折子戏《路遇》（《天仙配》）闻名沪上，获得广泛赞誉，时年22岁。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以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中共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安徽省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1954年），严在剧中饰演七仙女。先后有一亿多人观看了这个影片，创造了当时戏曲影片上座的最高纪录，严也因此扬名全国。后又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1958年）、《牛郎织女》（1963年）等，均获得很高赞誉。文革初期，严凤英在＂新中国＂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惨遭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还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惨不忍睹。

　　严独鹤：（1889年－1968年），名桢，字子材，别号知我、槟芳馆主，笔名独鹤、老卒、晚晴。著名撰稿者，报人。严独鹤14岁中秀才。次年，进上海江南制造局所属兵工学校，接受现代教育。后升入广方言馆习法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19岁丧父，离校就业，赡养全家。初任上海南区小学教师，后赴江西上饶广信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回沪任兵工学校文牍员。1913年，进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并从事文艺创作。时沉知方创办世界书局，延聘严独鹤和平海澜等编辑英语书刊。自1914年起，严独鹤在上海主持《新闻报》副刊笔政长达30余年，编有《快活林》、《新园林》等，以“独鹤”之名，立足于《新闻报》的读者定位，同时结合副刊特点，每天亲撰一篇“谈话”，积万余篇，多为针砭时弊之文，得到读者的赞赏。1931年，任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副刊主编，后又兼任《新闻夜报》总编辑。《新闻报》副刊原名《庄谐录》，严独鹤接编后更名《快活林》。他在新闻报最快意之事，是从1929年起在所编《快活林》上连载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既有趣味性，又有时代感，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拥有众多读者。小说一出，使张恨水名满天下，成为南北妇孺皆知的作家，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异数。此外，严独鹤不仅首开副刊办言论之风，而且还以今天的品牌理念来经营这个栏目，这种意识体现在“谈话”的延续性与持久性中。“谈话”栏自1914年《快活林》创刊始，每日一篇，其间因日本人攻占上海停断过几年外，直到1949年上半年仍在坚持。解放后，严独鹤参与筹建上海新闻图书馆并主持工作。历任上海市报界联合图书馆副馆长、上海图书馆副馆长、《解放日报》编辑顾问。出席第二届全国文代会。1968年文革中遭残酷迫害，含恨而死。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钱德富，笔名阿英、钱杏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作家。阿英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加入中共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同年到上海。他与蒋光慈、孟超等人发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同盟，曾任“左联”和“文总”常委。1933年为地下党电影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先后与夏衍、郑伯奇、郑正秋等合作创作了一批电影剧本。1941年冬阿英到苏北，在新四军从事文艺、新闻和统战工作。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之后，毛泽东要去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也以此为主题进行创作，阿英写了话剧《李闯王》。中共国成立后阿英曾任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主编，主要从事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撰写。阿英曾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7年因癌症去世，终年77岁。200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阿英全集》 。

　　阿垄：（1907年－1967年3月15日），原名陈守梅。中国文艺理论家、作家、诗人。又名陈亦门。"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垄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垄。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垄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中共党则充满信任和希望。1938年11月，阿垄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垄语）。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垄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中共党提供了大量情报。1950年3月，阿垄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不久，阿垄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阿垄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1955年5月，阿垄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垄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最后判决阿垄有期徒刑12年。1967年3月15日，阿垄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

　　余瑞璜：（1906年3月10日－1997年5月19日），著名X—光晶体学家、金属物理学家。作为我国资深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瑞璜，他以奠定结晶学研究的基础而载入科学史册，并赢得了“国际第一流结晶学家”的美誉。40年代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抽气式X光机，1950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支医用封闭式X光管。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37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当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结束，并准备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时，突然从国内传来了中共军队渡过大江的喜讯。惊喜、振奋之下，他把去波士顿的事完全抛在了脑后，毅然登上去香港的飞机。他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接出正等待去美国的家眷，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第一艘开往中共国的轮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共国的开国大典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欣喜若狂。1956年在召开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会议上，余瑞璜提出了发展半导体、电子学及钛与其他轻金属的合金等3个科学项目的建议，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余瑞璜凭著爱国知识分子的至诚和天真，发表的“四类干部论”被认为是攻击、诬蔑党的领导干部，与“余、丁、徐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丁则良、徐利治于1958年4月均被定为“右派”。他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撤消了校内外一切职务。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北京大学掀起狂澜，吉林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余瑞璜当然不能幸免，他先于1969年秋，下放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劳动改造，后来又下放到伊通县板石庙公社落户。从此消声匿迹。

　　余上沅：（1897年10月4日－1970年4月30日），中国戏剧教育家、理论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留美学习戏剧学，1935年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余上沅被关押一年。杨帆（石蕴华）曾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师，曾是余上沅的学生。1966年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冲击，是日因癌症得不到治疗，体力枯竭而死，终年74岁。

　　孟君谋：(1903年 －1969年12月12日)，中国电影事业家。曾在上海洋行当学徒,业余时间到青年会夜中学读书，并加入青年会,结识应云卫，一起参加少年宣讲团和文明戏的演出活动。1923年参加戏剧协社，从事剧务工作。1924年 8月，考进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国语师范学校。1925年10月，经洪深介绍进神州影片公司；1926年 9月转入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又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同年由于蔡楚生导演的影片《都会的早晨》缺一位剧务，孟君谋应邀进入联华影业公司担任蔡楚生的助手；后又负责《新女性》(1934)、《迷途的羔羊》（1936）等影片的剧务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夏云瑚等组织影人剧团，到后方宣传抗日。1941年，负责中华剧艺社后勤工作。1942年进中央电影摄影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返回上海，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参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和《乌鸦与麻雀》等影片。中共国成立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处副处长；1953年为拍摄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积极筹备器材，保证影片的摄制完成。1954年 6月，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对发展射秽主义科学教育电影事业作出有益贡献。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这犹如晴天霹雳，从天而降！影片编导孙瑜和主演赵丹以及制片主任孟君谋等都吓傻了眼，心想闯了祸！孟君谋回忆当年在重庆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向孙瑜推荐“武训办学”的崇高精神，并希望将武训的一生拍成电影。如今被说成是“反动的”，孟君谋一时搞不懂，但有一点很清楚，自己到了＂新社会＂，必须“思想改造”“接受教育”，不得己只得与大家一起参加文艺整风“学习班”，写交代检查，牢记“不改造好思想，不能拍电影”的教导。然而好景不长，时光不紧不慢到了1966年5月，噩梦般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孟君谋早已退休，且年老多病，患有严重的哮喘病，可“造反派”硬是把他揪回科影厂，美其名曰“参加运动，接受批评”，把他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开始还允许下班回家，随著运动不断升级，到了第二年，竟然勒令孟君谋不得回家，白天黑夜都把他关在厂内，强迫写检查交代。斥责孟君谋“交代不老实”“检查不彻底”，长期独自一人被关押在厂内设立的牢房里，有病不让治，有话无处说，以致把孟君谋折磨得全身瘫痪了，也不通知家属，丧尽天良地任由他孤身一人在肮脏不堪、极度寒冷的孤牢里喘息挣扎，直到他一个亲人也没见到，一句话也没留下，活活被病死、饿死、冻死在文革所设的人间地狱里，此时为1968年12月12日。

　　孟秋江：（1910年4月－1967年3月），原名孟可权，中国新闻记者。1935年，孟秋江遇到范长江，两人相约一起当旅行记者。1936年夏，孟秋江整理了考察西北的所有旅行通讯，与范长江共同出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在中国引起极大震动。此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来到中国西北访问。许多亲共左翼人士也赴西北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宣传延安，促使中国左翼人士普遍支持延安共党政权。1937年七七事变后，孟秋江作为《大公报》记者，参加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徐州、中条山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发表《南口迂回线上》、《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等战地通讯。他在《大战平型关》的通讯中提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但实质上只是偏重替共党宣传鼓动。从他在家书中自称 “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可知其亲共立场。1937年冬，孟秋江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访问了毛泽东，将与毛泽东的谈话发为专电，向国内外宣传鼓吹“中共党抗战到底的决心”。离开延安之时，毛主席赠送孟秋江马列主义书籍。1937年11月11日，国军在日军压境下不得不弃守太原，孟秋江随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彭雪枫，以及国军卫立煌、孙连仲、傅作义等人同坐一辆军车撤往汾河。孟秋江就此写出了《退出太原城》一文。1940年，随著国共关系趋于紧张，政治环境日益恶化，孟秋江领导青年记者们贯彻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所谓“抗日、团结、民主”，专门组织力量宣传中共领导的军队击退日军、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率军收复南宁、爱国人士陈嘉庚抗日救国事迹。抗战胜利前夕，孟秋江按照党的指示南下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安排以“青记”、“国新社”成员为主的2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进入《文汇报》工作。孟秋江还担任《文萃》总经理，《文萃》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形成了很强的作者队伍。经常撰稿者有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吴晗、田汉、许广平、姚溱、胡绳等。1949年1月15日，周恩来指示孟秋江、杨刚随中共军部队进入天津，接管《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孟秋江担任《进步日报》经理。1962年，孟秋江担任香港《文汇报》社社长，同时接手原由廖承志领导的香港《循环日报》。任内，孟秋江开展了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孟秋江在北京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3月16日，孟秋江在北京遭迫害死于非命（千家驹称其是自杀身亡）。身后没有留下钱财，也没有子女。

　　邹岳生：（1896年－1966年），公路、铁路工程师。1924年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担任主任工程师。早年，他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修建公路，担任公路局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及总段长之职，由于他的突出才能和深入一线的实干精神，在同行中获得“公路巨子”的美誉。1935年3月任行营公路处湘黔、黔滇公路主任工程师兼总段长，1936年9月调任军事委员会湘桂黔公路、铁路工程师、副主任兼测量总队长等职。1938年10月—1945年先后任滇缅铁路多处工程处处长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副总工程师（以上均摘自他的自传和有关档案材料）。抗战期间，主持修建西南的公路、铁路、机场，包括著名的贵州“二十四道拐”等战略工程。抗战胜利后，邹岳生担任浙赣铁路南春段工程处处长兼办事处主任三年多。1949年邹岳生拒绝一些上司、好友前往台湾的劝告，坚守岗位，把他所掌控的一段铁路完好地交付给了中共党。此后，他调任上海铁路局正工程师,还担任湘黔铁路测量总队长和集白线第二测量总队长之职。三反五反运动时被诬陷贪污，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被遣返回原籍。文革开始后又遭受迫害，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姑且算作是年去世，终年70岁。

　　汪篯：（1916年－1966年6月11日），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师从陈寅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担任主任。历史委员会于当年创办学术刊物《历史研究》。郭沫若亲自在创刊号上撰文指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历史委员会还决定成立由三个所组成的历史研究所，在这份初步拟定的名单中，出现了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个人的名字，委员会初步决定此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是“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个问题。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被委以劝陈寅恪北返的任务，他曾是陈的学生和助手。1953年11月，尚未从马列学院毕业的汪篯带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信南下广州，拜见老师陈寅恪。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将两封信交给了陈寅恪。同时他努力向师母唐筼了解老师的状况。唐筼对他说，陈寅恪最不愿意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时提到马列主义，一看头就痛，但他在上课及平时“决无讽刺现在政府等情事”。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学术生态：“五十年代初学马列的热潮声势浩大，风气所及，人人言必称马列，著文论说以引用马列及毛泽东著作原文原话为荣事。最有影响的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表示与‘旧我’决裂。许多学人大半生追求的‘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开始被摧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开始树立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权威地位。”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陈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国，堪称惊世骇俗。而此时的汪篯，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反右斗争开始，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差点在悠忽中登了鬼录——这是一个信号，此次的劫数，为他在七年之后含恨死去埋下了伏笔。文革风潮刚刚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就盯上了汪篯这位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特意在他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企图阻止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革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或许是“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教义和内心的道德律不断在敲击他那敏感脆弱的心弦，就在当天夜里，汪氏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于不能自制中，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汪氏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

　　沃渣：(1905年－1973年)，原名程振兴，擅长版画。幼年喜爱绘画，中学毕业后，沃渣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绘画系，一年后又转入上海新华美专西画系。1926 年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沃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叛徒出卖，在杭州被捕，监押4年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沃渣再到上海新华美专复学，在校参加研究木刻艺术的“野风会”。1933年春，沃渣和陈烟桥等发起组织“野穗木刻会”和“涛空画会”，编辑出版《木版画》。1935 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同年沃渣以《旱年》、《水灾》、《暴动前夕》等版画，求教于鲁迅先生。从此开始鲁迅先生交往，并得到教导。1937年10月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参议员、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主任。在延安创作大型木刻《向七大献礼》(这幅作品现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同年加入中共党。曾与江丰、野夫、温涛刻印、编辑《铁马版画》，同时为史沫特莱主办的《中国呼声》刻插图。1938 年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主任。1945 年随军到达晋察冀边区张家口，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主任，晋察冀边区美协主席。1946年任东北画报社创作部部长。1956年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主任、荣宝斋经理等。作品有木刻《旱年》、《水灾》及《五谷丰登》、《把牲口夺回来》等。在文革中，几经折磨，身患重病，含冤去世。

　　岑家梧：(1912年－1966年)，中国当代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由于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天资聪颖的岑家梧从小刻苦自砺，每天鸡一报晓就爬起床读书，并持之以恒，在乡里小有名气。1926年，他14岁时不得不辍学而随乡人到广州找工作，后因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才得以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入读初中。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馆内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了一扇扇知识之窗，他的视野随著知识的增进而更为开阔了。他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同时开始给报刊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1931年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初夏，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东渡扶桑，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此三本书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随著中山大学迁校云南，他便开始了对云南东南部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1940年调查结束。1945年抗战胜利，岑家梧于次年春天回到广州任教，一直到1949年中共建国。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家梧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了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题》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上。著有《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西南文化论丛》、《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过去》、《劬燕集》、《中国艺术论集》、《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学术著作。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时年54岁。

　　汪子美：(1913年－2002年7月22日)，漫画家。幼随父学画，1931年在天津美术馆进修，1933年在上海从事漫画创作，其间，汪子美创作的彩色肖像漫画《漫画界重阳登高图》，以细腻的手法，将发起这次展览的部分筹备委员、19位骨干分子刻画得惟妙惟肖，非常传神。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一股炽热的爱国热情，创作了大量漫画，刊登在《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刊物上，他由上海到南京，由南京到武汉，由武汉到长沙，由长沙到桂林，又由桂林到重庆。在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的岁月里，他与人民同疾苦、共患难，大声疾呼民族抗战。1945年春，他与高龙生联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近100幅《幻想曲》漫画展，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给予无情揭露和鞭挞。1946年为《大公报》、《新民报》编漫画刊和万象十日画刊。1949年后在重庆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任教于四川美术学院。1949年后，汪子美先后在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工作，曾任重庆市美术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他一方面忙于美协的行政工作，团结和帮助当地的美术工作者理解党的政策，接受党的领导；一方面努力配合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为报纸杂志画了大量的漫画和宣传画，并为一些图书和刊物画封面和插图。1957年3月，他和柳青、宋克君、谭遥、高龙生、岑学恭、邱成久七人成立了“辛社”同人团体，没来得及发展，就被打成了右派集团。1958年4月，汪子美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1978年对“辛社”七人给予“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名誉”。他从1980年7月开始任四川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这时他已年近古稀，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再也不能画画了。

　　远千里：（1915年－1968年6月22日），原名远保坤，又名远秀峰。我国现代诗人，作家。1930年，远千里考入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学校。他酷爱文学，尤其热爱诗歌，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保定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被解散，远千里到北平中华中学继续读书。后来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诗歌创作而弃学。在这期间，他阅读了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等诗人的作品，进步很快。1935年考入北平河北省电政管理局当电线技工，又曾到重庆，成都等地工作。1938年四月在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自卫》报社担任记者，不久，到冀中军区新世纪剧社担任创作组组长，做过《歌与剧》、《新世纪诗刊》、《诗与画》等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以后，又调任冀中七分区《战地报》负责兼前进剧社导演。于1943年1月加人中共党。后任冀中九分区政治部随军记者，冀中军区特派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河北日报》副刊组长，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副主席、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1956年起，他担任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文革开始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黑线人物”，受尽迫害。1968年6月22日在关押中用刀片割颈动脉而死。时年53岁。

　　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1983年10月30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中学毕业后，束星北考入杭州之江大学。1925年，束星北转学到山东齐鲁大学物理系。1926年，经同学引荐，束星北考进了美国堪萨斯州贝克大学物理系。后前往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学习。这期间，他常常出入于各种华人社团组织，先后加入过美国共党、中共党（其实只是当地一个华人政治组织）和一个自称是三Q党的组织。1927年7月，束星北离开美国，经日本、朝鲜、满洲里，莫斯科、华沙到柏林、汉诺威、汉堡等地，最后来到英国。1928年10月，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1930年2月，束星北来到剑桥大学，同年8月，他被爱丁顿博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1931年8月，束星北获科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束星北在母亲催促下回国与葛楚华结婚。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应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张绍忠的的邀请，束星北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35年，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擅自挪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专款，物理系教授张绍忠、何增禄、朱福炘、束星北等人愤然离校。1935年8月，他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兼职。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将因抗议前任校长郭任远而辞职的教授请回学校，同年8月，束星北回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他晋升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与谢立惠、陈维昆、束慰曾一起参与雷达的研制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离开重庆军令部，返回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并随学校回迁杭州。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束星北被打成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束星北被划为极右派分子。1958年6月，束星北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束星北被编入劳改队到青岛月子口水库水利工地强行劳改。1960年，束星北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管制劳动。1965年，他完成了《狭义相对论》手稿，该专著最终在1995年付梓。文革开始后，被安排打扫卫生等体力劳动。1978年5月，束星北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丽 尼：（1909年－1968年8月3日），原名郭安仁。文学翻译家。丽尼小时有过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不幸的是这个外国小女孩早早夭折了，他为她写下了《月季花之献》《失去》《拉丽山达》等散文诗篇。如同冰心所说，这些作品“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一个年少，一个黄金时代之梦，一经过去，就再也没有回返的时候了。”为了纪念她，他用她名字的译音“丽尼”作为自己的笔名。中学毕业后，丽尼先是到了上海，一度在上海劳动大学当旁听生。因为他的英语基础好，不久就辗转到泉州黎明中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在泉州，这位诗人爱上了一位华侨的女儿。不久，他们的恋情被女孩子家里知道，遭到了干涉。女孩子将被迫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一位有钱士绅结婚，这个男子就是这所学校的校董。丽尼不得不离校出走，可是，女孩子竟然在结婚前夕跑到鼓浪屿找到他。然而，一文不名的散文诗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带著她去往天涯海角，他辞谢了她的爱……巴金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就是以丽尼的这段经历为原型写成的。离开泉州之后，丽尼回到故乡在武汉美专教书，不料相似的一幕又在这位散文诗人身上重演。在武汉美专，他与一个已有未婚夫的女学生相爱。女学生姓许，未婚夫在国外留学。他们的恋爱同样遭到女方父亲反对，但是这个女孩没有屈服，逃出家门，拿到一张开往南京的船票。在南京的朋友们帮助了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结了婚……这个女孩就是丽尼的夫人许严。丽尼和许严一起度过了此后许多颠沛流离的日子。丽尼除了教书、译书，还写下不少清丽的散文名作。写于抗战时期的《江南的记忆》，巴金曾一再称道。1930年，丽尼到上海后就参加了“左联”，和巴金、吴朗西等一起创办了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早期的《黄昏之献》（1935年）、《鹰之歌》（1936年）、《白夜》（1937年）三集散文也都是经巴金之手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抗战爆发后，丽尼回到武汉，在战时的一个军事译著机构担任翻译，几乎中断了文学创作生涯。1952年10月1日，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组建，社长胡青坡，副社长兼总编辑由郭安仁即丽尼担任。1954年，中南行政大区撤消后，中南人民出版社、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中南工人出版社、武汉通俗出版社等统一调整合并，组建了湖北人民出版社。晚年的丽尼一个人在南方的暨南大学任教，夫人许严和女儿留在北京工作。文革期间，他遭受到迫害，天天要去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天，他得知自己的老伴获准可以来广州照料他的生活，他请了假去车站接人。可是，到了车站，他远远地看见老伴正被两个人押著。如果不仔细辨认，丽尼几乎认不出她就是许严。当许严看见丽尼认出她，正要向她走过来时，竟然大叫了一声：“还不快走！”这是这对已经多年未见面的老夫妻在车站上说过的唯一一句话。为了保全丽尼，这位女性宁肯承担所有折磨，就这样和自己最亲爱的人永别了！1968年夏天，丽尼在酷暑中劳作过度晕倒在地，第二天就告别了人世。他的遗物里有一套俄文版《屠格涅夫全集》。终年59岁。

　　谷超豪：（1926年5月15日－2012年6月24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奖得主。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温州大学名誉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数学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齐性黎曼空间、无限维变换拟群、双曲型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规范场理论、调和映照和孤立子理论等方面取得了系统、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了高维、高阶混合型方程的系统理论，在超音速绕流的数学问题、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波映照和高维时空的孤立子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1940年3月，经冯增荣介绍，14岁的谷超豪加入中共党，10月转为正式党员。1941年4月，日军占领温州，谷超豪随温州中学逃到青田白岩，并参加温州中学剧团赴丽水演出抗日话剧，他在其中任后勤工作。1942年7月11日，日军再次占领温州，谷超豪避难茶山。1942年秋，日军撤离后，温州中学迁返温州市区，谷超豪任中共温州中学支部组织委员。1943年1月，温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中共温州中学支部书记何生被捕，谷超豪的组织关系就此中断。同年考进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1944年暑假回温州，9月温州被日军第三次占领，谷超豪逃到茶山，后困在温州城里。1945年任家庭教师，10月，返回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复学。1945年12月，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迁返杭州，迁校期间谷超豪返回温州。1946年初，到杭州继续在浙江大学学习。1946年4月，与浙江大学同学吴士濂、薛天士发起成立“求是学社”，任社长。同年，谷超豪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数学系代表，筹编《求是周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机关报）。1947年参加苏步青、陈建功各自主持的微分几何、函数论的讨论班。1948年4月，谷超豪在浙江大学重新加入中共党，10月转为正式党员。1950年1月，谷超豪兼任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文化局科普科科长。8月，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成为全国科普协会发起者之一。1952年参加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升为讲师。1952年6月，在上海参加了留苏预备生考试，后因为政审没有过关，未能获准出国。1962年10月，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65年，谷超豪赴上海县梅陇公社朱行大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回复旦大学接受批判。1967年到1969年，遭受批判并在复旦大学劳动，曾至横沙岛、宝山县罗店公社徐家宅大队劳动。1970年至1971年，继续受批判，并被分配至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参与整理数学、物理资料，直至文革结束。

　　应云卫：（1904年9月17日－1967年1月16日），导演、编剧、演员。1921年，与谷剑尘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戏剧协社，从事“爱美剧”运动 。1930年8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1932年，进入艺华影业公司 。1933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执导了话剧《怒吼吧！中国》。1934年，加入电通影业公司；同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桃李劫》。1935年，执导由胡萍、尚冠武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时势英雄》。1936年，担任上海明星公司二场导演兼场务主任，并执导了革命电影《生死同心》。1937年8月，担任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三队和四队的总队长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应云卫担任了第三厅戏剧科的主任，并担任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委员，同年，执导话剧《原野》；随后，执导由袁牧之、陈波儿搭档主演的战争电影《八百壮士》。1940年，执导由周伯勋、吴茵合作主演的抗日电影《塞上风云》。1941年，“皖南事变”后，应云卫与陈白尘、孟君谋等在重庆组织进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担任理事长，并执导了抗战电影《大地回春》；4月，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草创成立，应云卫应邀担任理事长。1942年，组织重庆戏剧界演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1943年2月24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首场演出话剧《复活》。1946年，担任国泰影业公司的场务主任；3月，在重庆和现代戏剧协会合作首演陈白尘的话剧《升官图》。1947年，与吴天联合执导由苏绘、冯喆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忆江南》，同年执导由秦怡、姜明、周峰联袂主演的剧情电影《无名氏》。1948年，执导由袁雪芬、黄宗英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与吴天联合执导剧情电影《一帆风顺》。1949年，执导剧情电影《喜迎春》，影片围绕著一个普通家庭的痛苦与欢乐，提出了对于社会恶势力必须进行抗争的主题 。1950年，与杨小仲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妇女春秋》，该片由沉亚伦、周伯勋共同主演 。1951年，执导由朱莎、袁灵云、顾德刚联合主演的剧情电影《再生凤凰》。1954年，执导由魏鹤龄、蓝谷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不能走那条路》。1956年，执导戏曲电影《宋士杰》，该片讲述了宋士杰打抱不平为民告状申冤，行侠仗义的故事 。1960年，执导由王文娟、徐玉兰合作主演的越剧电影《追鱼》 ；同年，执导由王爱勤、曹蓉芳合作主演的戏曲电影《斗诗亭》。1961年，执导戏曲电影《周信芳的舞台艺术》。1963年，执导由盖叫天、张佑福共同主演的戏曲电影《武松》。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的1月16日，患有心脏病的应云卫遭到批斗，死于沿途的游斗途中 。

　　巫宁坤：（1920年9月－），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1946年9月，成为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特学院唯一的外国学生。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批评。1951年受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事英语教学。临行前，室友李政道为其整理行李。他邀李政道共同回国服务，李说他不愿回去被洗脑。回国后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校任英美文学教授。巫宁坤曾经在《英语世界》发表一些英文散文，诗歌和翻译，包括他英译的方励之的《重访卡普里》。巫宁坤中英文俱佳。黄灿然(诗人、 翻译家)认为他翻译为中文的有些诗歌译文质量优于余光中的翻译。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后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泪》。作为翻译家，他的著名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白求恩传》。1954年起，开始受到批评批判，后一度恢复工作。燕京大学被拆分后，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在南开任教期间与李怡楷结婚。1957年“双百运动”时因批评时政，在反右运动时被打倒。文革开始后继续受到各种批斗、批判。1970年4月底，出了“牛棚”的巫宁坤又被取消了职工待遇，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0年代初，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以贵宾待遇欢迎回国，提出见巫宁坤时，上方叫巫别说对党国不利的话。他见到李政道后，心理不禁叹息：若李听他的话一同回国，这世界就少一个获诺奖的科学家，可能再多一个右派了。不久，偕夫人和儿女离开中国，重返美国定居。

　　来新夏：（1923年7月21日－2014年3月31日），号弢盦，书斋名“邃谷”，当代中国知名文史学者。在北洋军阀史、方志学、图书文献学领域有著杰出贡献。1929年，七岁的来新夏因父亲供职天津北宁铁路局而随母北上，9月初入扶轮小学就读。1931年9月间，因父亲工作变动，来新夏随母亲暂返萧山，寄居西兴镇外祖家，在铁陵关小学读三年级。1932年9月，父亲仍在天津供职，随母亲返回天津，在究真中学附属小学。1933年，6月中父亲就职昆山，7月初来新夏随母迁往昆山，8月底父亲转去南京铁道部任职，全家迁往南京，来新夏转入南京新菜市小学就读。1934年起，祖父从《古文观止》中选出部分篇章编为《古文选钞》，来新夏开始学习《古文选钞》。1935年6月于南京新菜市小学毕业后，9月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1936年4月，父亲回天津北宁铁路局供职，母亲与二弟来新阳随行，来新夏因期中转学不便而寄宿中学宿舍，由于无人管束，来新夏经常旷课，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以致学期结束两门课程不及格，来新夏只身北上，因学业不佳受父母冷遇逾月。1936年9月，入究真中学读书，重读初中一年级，来新夏自此发奋学习，从此至大学毕业，成绩未出前三。1937年7月底，因日军侵华，全家逃难，8月间全家居于法租界，9月，考入旅津广东中学读书。1939年，来新夏修完了《古文选钞》，开始学习《古文观止》，9月升入高中，后在国文老师谢国捷（谢国桢六弟）指导下完成了其第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的初稿。1940年10月，全家迁入楼房，来新夏命名为“邃谷楼”，并撰《邃谷楼记》交予祖父修订，自此后来新夏虽然居所不定，但书斋始终名为“邃谷”。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期间得到了陈垣、张星烺、启功、余嘉锡、朱师辙、柴德赓、赵光贤等人的指点，每年均以全班第一名成绩得“勤”字奖章与奖学金，跨系选修了余嘉锡的《目录学》课程，并与国文老师启功结下了亲密师生关系。1946年2月，来新夏因已有家室，且毕业论文基本完成，意图小补生计，经好友陈锹介绍，在世界科学社的《文艺与生活》杂志任助理编辑至6月，参与第1期到第3期编稿工作，5月从辅仁大学毕业，毕业论文《汉唐改元释例》由时任校长的陈垣亲自指导。毕业后，短暂失业，1947年2月，经亲友介绍在在华北兴业公司担任文秘工作，收入仅供一人生活，半年后公司倒闭，下半年仍赋闲在家。1948年，来新夏应聘至天津新学中学任教师。1949年3月，来新夏与同事张公骕（张之万嫡孙）被华北民主青年联合会推荐，接受南下工作培训，进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来新夏受到革命热情鼓舞，一度改名“禹一宁”，以列宁自居。同年9月，培训期满后，来新夏被副校长范文澜挑选入其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并成为其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1949年建国后，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来新夏任研究实习员，开始整理北洋军阀档案并对北洋军阀史产生兴趣。1951年春，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廷缪与范文澜商定，来新夏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并替代了一度赴朝鲜慰问的吴廷缪的中国近代史教学任务，逐渐由助教升为历史学教授。来南开后，来新夏继续在北洋军阀史上的研究，并于1952年在《历史教学》杂志上接连发表了讲课记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正式进入北洋军阀史研究领域。不久，来新夏受命筹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在天津地区搜集了许多资料，但后因人事变动而中断。经荣孟源推荐，来新夏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开始撰写北洋军阀史专著。1957年，来新夏完成、出版了《北洋军阀史略》，并引起了海外学者注意，明治大学岩崎富久男教授将其翻译为日语引入日本。1958年6月，中华书局将《林则徐全集》全部书稿交予来新夏审阅以便出版，来新夏见资料丰富开始著手编写《林则徐年谱》。1960年9月，来新夏因曾在《文艺与生活》杂志工作在审干运动中被“内控”长达十八年，期间被剥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权利，不能参与社会活动也无法撰写署名文章。之后，来新夏开始修订《林则徐年谱》，1961年将初稿30万字修订完成，1962年完成了50万字的《清人年谱知见录》和《结网录》等草稿本，1964年在《清人年谱知见录》基础上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定稿。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7日蔓延至南开大学，来新夏和郑天挺等十七人被当作南开大学首批牛鬼蛇神被剥夺人身权利，开始劳动改造，8月中下旬红卫兵以扫四旧名义毁坏了其藏书及《林则徐年谱》《清人年谱知见录》《结网录》《清人笔记随录》等手稿。1970年农历生日当天，来新夏被勒令携妻李贞到天津南郊区太平村公社翟庄子大队插队落户，只有巩绍英亲自来送，并勉励其重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下放后，来新夏每晚整理残稿《林则徐年谱》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73年2月，因《林则徐年谱》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残稿基本整理完成，开始编写《古典目录学浅说》，次年3月基本编写完成。1974年9月，来新夏返回天津，被安置学校农场由牲口棚改造的简易平房内，年余方才迁入校内。1976年，调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1978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宣布为来新夏和郑天挺等受迫害的十七人平反。

　　言慧珠：（1919年10月5日－1966年9月10日）女，原名义来，学名仲明，乳名“二妞”。著名京剧、昆曲女演员。1939年演《扈家庄》而走红。1940年，与家人合演影片《三娘教子》，其他参演影片包括《逃婚》、《红楼二尤》等影片。1943年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3年，参加上海代表团赴朝鲜的慰问演出。回国后言慧珠将朝鲜名剧《春香传》改编，演出获好评。言慧珠还对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进行改编，并在中国大戏院成功演出。后言慧珠成立了“言剧团”，并购置了华园。而在当时的剧团国营风潮中，言慧珠公开表示不感兴趣。1954年，言慧珠试图参加体制改革后的北京京剧团，未果后，被分派到北京京剧四团，受排挤，《春香传》被停演。其参加演出的梅兰芳艺术影片拍摄被删除。1955年3月初，言慧珠服安眠药自杀，被救活。1956年5月，加入上海京剧院，与李玉茹、童芷苓均为二级演员。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言慧珠只演出了十三场戏。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爱新觉罗氏，字符白（或作元伯），中国古典文献学家。集教育家、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于一身。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曾任职辅仁大学附属中学美术教师、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顾问、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职务。今日，他的字迹被方正公司制成电脑汉字字体的方正启体。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其《启功全集》共20卷，前10卷为著述，包括诗词创作、讲学、口述历史、书信、日记等，后10卷为书画作品，汇集了启功先生创作的册页、成扇、手卷、横幅、立轴、字课、临写等。《启功全集》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极大的鉴赏价值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因身为清朝宗室后裔，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列为“牛鬼蛇神”之中，遭受不断审查与批斗。由于他精通书法，又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1978年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邱椿：（１８９７年—１９６６年），教育家。1911年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后转入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肄业。1912年秋，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4年后升入高等科，1920年7月毕业。期间，在北京参加了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秋，留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两年后毕业，获该校教育学士学位。1922年9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两年后毕业，先后获该校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1月，留学德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1925年10月，邱椿归国后，一直任教至1939年春。曾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教授。期间，于1927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1933年10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手工教育；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仍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1939年春，邱椿被委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参与审查国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报告。同年秋，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丧事就绪，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邀筹建中正大学，被委为筹备委员兼中正大学名誉教授。接著被任命为江西省政府委员。1940年由熊式辉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几年间，他名为省府委员，却很少参加省府委员会议。1944年11月，邱椿远涉重洋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教育的夙愿，于1946年春归国。当即由青年党推荐他为国民党政府发表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未就，并自动脱离国民党。旋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育系教授，至1950年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转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在国内各大学任教期间，担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思潮、西洋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行政、 现代教育学说。著有《英国唯心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西洋教育史》 《教育哲学》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邱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屡遭迫害。１９６６年９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卫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椿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 ”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６９岁。

　　良卿法师：（1896年－1966年），俗名戚金锐，法名永贯，字良卿，河南省偃师县人。临济正宗派法师。1916年在河南灵山寺出家，循序升至监院。1931年受请出任洛阳白马寺住持。1948年起出门参访游化。1953年受请出任法门寺住持。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将法门寺洗劫一空，后来又要挖掘破坏珍藏佛祖舍利的地宫。法师再三劝阻无效，乃置身于柴草之上，点火自焚，以身殉佛，阻止了红卫兵的破坏。

　　周华章：（1917年－1968年9月30日）中国数量经济学的先驱。1941年，周华章考入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学硕士。1944年发表《经济史研究之前瞻》一文。1948年，周华章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出国考试。1949年春，周华章由上海乘船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1952年8月，周华章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因美国弥漫麦卡锡主义，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了该批中国留学生，故周华章并未立即获得回国签证。1953年1月，美国政府准予周华章归国。回国后，周华章的工作与其专业不太对口。他还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3月18日，周华章致信中宣部科学处、理论教育处处长于光远，要求调换工作，信中称：－－虽然技术经济学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都有关系，因此后述二者我也有相当了解，但我的专业是前者，特别是前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及计划经济的关系。我想了解有没有更能发挥我的潜力的工作岗位？ 如果有，我不计地点（边疆也可以），不计待遇名义，不过希望与家属一起去。我对工作并无成见，主要以发挥潜力为主，又，我是民盟盟员。2．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有没有这种工作，能否在暑假中找到一个机会让我试用技术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一些问题，看看效果如何。－－经于光远介绍，周华章被调到清华大学。同年，为配合“两弹一星”研究，钱学森和许国志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OR研究组，同时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分出自动控制系，并在其下筹组运筹学专业，许国志设计教学大纲及课程，周华章负责教学工作。经周华章筹划，清华大学成立运筹一班、运筹二班，成为最早的运筹学本科班级。周华章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在该所运筹室和许国志、刘源张共同工作。1957年至1958年期间，中共国甚至掀起了推广运筹学的“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华章遭到攻击。为结束清华大学武斗，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迟群（8341部队科长） 、谢静宜（机要员）率“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两派进行武斗的校区。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中，周华章再度被揪出，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9月30日自杀。

　　周寿宪：（1925年－1976年5月），计算机专家。1946年，周寿宪获得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周寿宪赴美国留学。1949年和1951年，周寿宪先后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曾经研究过磁心移位寄存器。1955年，周寿宪回国。回国后，被分至清华大学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编制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56年，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开始制定。经中国科学院夏培肃推荐，周寿宪到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的 “计算技术和数学规划组”任职，在华罗庚的领导下参与制定规划。规划制定工作结束后的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周寿宪任委员。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中国首个赴苏联的计算机考察团，由15人组成。周寿宪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和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通用机研究室考察，同年底归国。回国后，周寿宪继续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任职。不久，周寿宪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计算机教研组任教，负责教授《脉冲技术》、《计算机原理》等课。到清华大学后，周寿宪参加工程项目。在112型计算机（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研制项目中，周寿宪参加了晶体管单位线路的定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寿宪被作为美国特务批斗，遭到残酷迫害。后来，周寿宪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五七干校劳动。当时，他已因受到迫害而患精神疾病，但连队的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仍经常批判他，其中有的人还殴打和辱骂他，导致周寿宪病情加重，农场不得不将其送回北京清华大学。不久，1976年5月周寿宪在家中跳楼自杀身亡。

　　周仁：（1892年8月5日－1973年12月3日），字子兢，中国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1910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求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并攻读冶金专业研究生，1915年获硕士学位。为了中国早日有钢铁，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及美国摩尔公司的重金聘请，于同年8月回国。1916年3月，由《申报》主编史量才推荐，任建筑新馆、安装机器的工程师。1917年2月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其间任江西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19年8月，受康乃尔大学同学任鸿隽之邀任四川炼钢厂总工程师。与任鸿隽去美国摩尔电炉公司采购设备，1921年底回国，经上海时四川政局生变，所购设备在重庆搁浅。与王季同筹资在上海天通庵创办大效机械厂。后来在中央硏究院设计出当时全国最好的棉纺织机器。1922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1924年任教务长。1927年任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参与中央研究院的筹组，后任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在上海设钢铁试验工场，并决定工程研究所和中大工学院合建陶瓷试验工场。中共国成立前夕，曾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后任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硅酸盐化学所所长等职，对中国冶金、陶瓷领域的工程研究以及钢铁工业的技术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33年，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等铸件。周为中国电炉炼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特殊钢和合金铸铁研究和生产者之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多次授意周仁，将研究所迁往台湾，周仁便以选择地方，暂缓搬迁为由顶著。中共进驻上海前夕，朱家骅两次亲笔写信，限令周仁等速去台湾，周仁以“献身科学、保全科研设备”为由拒不执行。其实，周仁在半年前就已拿到了去美国考察的出国签证，他拿著护照迟迟不愿启程，是不忍心离开心爱的工学研究所，他盼望＂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周仁与聂其壁结婚时宋美龄是聂其壁的傧相，这样的家庭在平时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但在文革，这样的家庭却是首当其冲被冲击的对象。文革中，周仁的厄运降临，光是抄家便抄了整整一星期，运走了几大卡车。周仁被反复批斗殴打折磨，造成一眼瞎一腿瘸，卧床奄奄待毙，仍遭隔离审查，关进四壁无窗的房间。1973年12月3日，81岁的周仁惨死。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管轮班（轮机科；轮机专业）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督学），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沉士远、沉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1927年，李大钊等20余名国民党员（有的身兼中共党员身份）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3月29日任“艺文杂志”总编辑，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抗战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的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胡适在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共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后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著作等身的周作人发病去世，享寿82岁。

　　周扬：（1907年－1989年7月31日），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绮影、谷扬、周苋等。中共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1949年后，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又亲自参与和发动中共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有中共“文艺沙皇”之称。1923年2月，与同岁的吴淑媛成婚。婚后，周扬携妻子到长沙读书。1927年，周扬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同年加入中共党。1928年，失掉组织联系。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成为“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同年重新加入中共党。1933年，周扬在上海结识苏灵杨。次年，两人结婚。周扬再娶并未告之怀孕的元配妻子吴淑媛，此后周扬将怀孕的吴淑媛和两子送回益阳。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周扬也与胡风有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秋，周扬随同妻子苏灵扬和年幼的女儿抵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至1949年，他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参与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副主席。中共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生著译甚多，有译作《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屎主义与文艺》。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有《周扬文集》五卷。他是1950年代、196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1954年12月，周扬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在其担任文宣领导期间，策动了多次批判运动，如对《武训传》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等。1963年至1964年，毛泽东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射秽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周扬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进行激烈批判，却未能自保。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射秽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中宣部“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等等。结果他被捕入秦城监狱。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被释放。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周谷城：（1898年9月13日－1996年11月10日），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13年到位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袁吉六（国文课教师）、杨昌济（修身课教师）、符定一（校长）等是他的老师。1917年，周谷城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英语部。1921年春，在毕业前半年，周谷城便已回到了湖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部教英文兼伦理学。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仍继续任上述教职，在此期间结识了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1924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融心理学与哲学为一体。大革命时期，周谷城曾参加农民运动，担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等职务。周谷城曾应毛泽东之邀，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授心理学。1927年，随著大革命失败，周谷城来到上海，以著文、翻译谋生。译有《文化之出路》、《苏联的新教育》等。1927年至1930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年，他加入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至1933年，周谷城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撰写了若干探讨中国社会的著作，如《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年）、《中国社会之变化》（1931年）、《中国社会之现状》（1933年）等。 1932年至1942年，他担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出版《农村社会新论》（1939年）和《中国教育小史》（1929年）等书。其间还撰写了《中国通史》。1942年秋起，周谷城转至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执教，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他也继续任教，曾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等职，后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到复旦大学任教后，他积极参与民主进步活动，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顾问。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如《论中国之现代化》（1943年）、《论民主趋势之不可抗拒》（1944年）、《论民主政治之建立与官僚主义之肃清》（1945年）、《人民时代之中国农民》（1946年）、《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政治》（1947年）、《中国之独立地位》（1947年）、《彻底肃清封建势力》（1949年）等。 1945年2月曾同郭沫若、老舍、陶行知等人发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并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与张志让、潘震亚、沉体兰等教授组织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曾和翦伯赞等共同起草反蒋宣言。因参加民主运动，在1949年4月26日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后由复旦大学保释。1949年9月，周谷城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同年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出版，主张著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六十多年来，周谷城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1952年，周谷城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共国建国初期，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后又创建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先后担任过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1961年至1962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阐述其美学思想，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此后，在1963年至1964年，这三篇文章引发了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的风潮，姚文元等公开与其论战，该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入“黑八论”进行重点批判。周谷城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在北京某中学任教的大女儿也受牵连而被红卫兵打死，另一位女儿也遭迫害死亡。1978年周谷城复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有光”本为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曾参加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被若干媒体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大学毕业。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并且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20世纪40年代后期周有光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曾与爱因斯坦会面交谈过两次。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自己参加了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而因此逃过一劫：“反右运动，美国回来的大学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杀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杀了……我逃过了一个上海反右运动。”针对毛泽东和中共党，他表示：“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同时他并没有为自己回国而感到后悔。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国须弃专制走民主路：“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 “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大家希望它能够慢慢开明。”2014年2月《德国之声》转载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引述周有光的话说：“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2016年1月13日，以110岁高龄成为超级人瑞。次年1月14日清晨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嵩寿111岁。

　　周瘦鹃（1895 年－1968年8月11日），原名周国贤。中国作家、翻译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中学毕业前患病，毛发脱光，得校长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为职业作家。他在中学时代即开始从事写作，用笔名“泣红”，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话剧《爱之花》。1915年，周瘦鹃参加南社。此后任职于中华书局，翻译出版《浮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高尔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译），获得稿费后，得以和胡凤君结婚。自1920年起，周瘦鹃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直到1932年底。同时，他还主编或与人合编《礼拜六》周刊、大东书局《半月》杂志（后改名《紫罗兰》和《新家庭》）、《紫兰花片》、《良友画报》等多种报刊。1931年，周瘦鹃迁居苏州，在王长河头辟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他往来于苏州与上海之间，继续负责申报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周瘦鹃与程小青两家经浙江南浔避居安徽黟县山区。次年《申报》在租界复刊，周瘦鹃也回到上海复职，居愚园路田庄，并在海格路售卖盆景维持生计。经同学蒋保厘介绍，周瘦鹃加入上海中西莳花会，在比赛中曾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第三届仅获次奖，遂愤而退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周瘦鹃辞去《申报》副刊编务。1946年起，周瘦鹃再度隐居苏州，闭门研究盆景，开始过著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1950年代以后，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前去拜访。在观赏盆景、盆栽之后，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要他打消一切顾虑，为＂新中国＂歌唱。此后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以“姑苏书简”形式，不定期为香港《文汇报》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绍日新月异的祖国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曾发表有关花草园艺、游记的散文集《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不堪迫害，1968年8月11日投井身亡，年73岁。

　　周洁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作家。父母早逝，少年时随姐姐到上海，曾在西餐厅打工，后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校对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周洁夫从上海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共党。1941年，创作了第一篇短片小说《学徒》。该作品后被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周洁夫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所有大会印发的文件皆由其校对。因康生主导的延安肃反运动扩大化，周洁夫在被审查期间曾被短暂关押，之后被派往边区骑兵旅。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干部被迅速派往东北，周洁夫在1945年底前往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主要是编辑民主联军的《自卫报》（后改为《战士报》）。1949年3月，周洁夫在北平与新华社军事分社记者虞丹结为夫妻。经过一段时期修整，第四野战军随后南下，大军到达武汉时，恢复了因战时移动而停刊的《战士报》，此时周洁夫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四野宣传部长王兰西兼任。周洁夫在50年代初辞去总编辑一职，出版了长篇小说《走向胜利》和短篇小说集《老战士》等。1955年，周洁夫被调往总政治任专业创作员。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十月的阳光》，《祖国屏障》和长诗《开垦》等作品。1957年，周洁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红场观看了红场阅兵。回国后，出版了散文集《访苏散记》。1958年，反右运动后，中共军总政治部创作组过半成员受到牵连，创作组解散。周洁夫调往中共军文艺社任副主编。1964年底，为充实加强广州军区的创作，周洁夫调回广州军区，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8月24日，周洁夫在住所坠楼，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被认定为自杀。广州军区随即定性为叛党叛军，被开除军籍党籍。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死亡原因被改为病故。时年49岁。

　　周巍峙：(1916年6月－2014年9月12日)，原名良骥，中国音乐家和文艺评论家。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1926年，随在国民革命军当官、参加北伐战争的父亲赴绍兴、上海等地参与革命歌咏运动。1930年，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当练习生。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际联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文书、李公朴先生秘书，参加筹建《申报》图书馆及补习学校工作，参与组织青年工作，并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进步出版工作，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生及店员中开展革命工作。创作了《前线进行曲》、《上起刺刀来》等多首抗日歌曲，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救国会领袖李公朴等人奔赴华北前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全民通讯社》编辑、前线记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临汾办事处秘书、学兵队音乐教员等职。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党。同年11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指挥、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北岳区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区音协主席。1939年，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50年创作《打败美帝野心狼》，后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长达十年。周巍峙带著“法国特务”帽子被下放到咸宁向阳湖，被编在干校4连，属“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他劳动最多的是放鸭子，最多时他放鸭达到300多只，鸭子产蛋率高达93%，获得“鸭司令”称号。1976年10月，担任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参与清查工作，为众多文艺界人士平反昭雪。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创始人。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生演出剧目超过650出。七岁时在杭州登台演娃娃生，艺名“七龄童”。1907年在上海演出时传单误植为“麒麟童”，其后便一直沿用。11岁起学习谭鑫培派老生；1908年到北京的科班“喜连成”做带艺入科（带艺搭班边学边演）实习演员。1909年，周信芳到俄罗斯巡回演出，可能是最早出国表演的京剧演员之一。1915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排演了连台本戏《汉刘邦》、《天雨花》、《封神榜》等。在此期间两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将《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等戏介绍给北方观众，人称“麒派"。1927年参加南国社，在《雷雨》中饰周朴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并演出《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戏，激起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随后又继续演出了《香纪》、《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识的戏。1940年1月23日，为救济灾民，京剧大师周信芳与文化界人士联合义演话剧《雷雨》。1943年，周信芳被选为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支持京剧界进步组织艺友座谈会的活动，并与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排演《文天祥》、《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新戏，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提高人们斗志。他还曾编演《民国花》、《宋教仁》等时装京剧（京剧现代戏）。1949年以后，他参与编演新戏，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贯》，创演了《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1950年起历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京剧实验学校校长，上海京剧院院长（1955年起，创院院长）等公职，并在1959年7月1日参加中共党。著有《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戏剧散论》、《谈麒派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等书，后辑成《周信芳文集》。1960年代后，他与当权派产生种种意见上的分歧，他编演的现代京剧（京剧现代戏）《杨立贝》未获准上演。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瑞上疏》被诬蔑为“大毒草”而受到迫害，1968年3月24日被捕入狱；一年后被软禁在家中，直到1975年心脏病发逝世。

　　罗静予：(1911年－1970年)，中国电影技术家。少年辍学，自谋生计，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中共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七混成旅宣传队，1928年加入中共党。1931年到上海，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决定走技术救国的道路，先后在无线电工程、电信、报务等专业技术学校学习，并刻苦钻研电影技术。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参加筹建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1938年，在该厂负责编辑 5集新闻片《抗战特辑》，分别记录了芦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战动态、日本侵略者种种暴行罪证，以及1937年9月10日上海抗战和难民救济实况；特别可贵的是记录了八路军在晋北英勇作战的情形和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负责编辑其他7集《电影新闻》以及多部新闻短片。1937年同年，黎莉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结识了为人厚道的罗静予，不久后俩人就正式结婚，郭沫若担任他们的证婚人。1938年底，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重庆，并决定在香港成立大地影业公司，他任经理和制片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装配录音机，为蔡楚生导演的故事片《孤岛天堂》录音。1941年，赴美参加电影工程学会年会，抗战胜利后回国，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利用厂长职务展开进步活动，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拖延反动影片的摄制，支援进步电影活动，掩护中共党地下党员，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48年赴西欧考察电影技术。1949年初，罗静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中共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制片处处长、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等职。文革期间，罗静予因不堪忍受批斗自杀身亡。

　　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著名学者，民主人士。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29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需发动“人权运动”，“争回人权”，“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还仿照欧美政治学说列举了35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1930年11月因发表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罗隆基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7年7月，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开“揭发”罗隆基，指其为“披著羊皮的狼”，与其断绝关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作家，《红岩》的主要作者之一。罗广斌父母都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为避空袭，罗广斌随父亲到四川省洪雅县读初中。1940年，罗广斌与一位家庭贫困的女同学恋爱，但遭到罗广斌父母的反对，三年多不准罗广斌恋爱和通信。罗广斌为争取恋爱自由，而与家庭决裂。1944年，经马识途帮助，罗广斌离开家乡到云南省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45年，加入中共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运动”等学生运动，曾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罢课委员会主席。“一二?一运动”后，因特务跟踪，罗广斌奉命撤往农村工作。1946年，随马识途一起到成都（当时马识途奉调到成都工作）。1947年，罗广斌进入重庆西南学院学习，由原在昆明指导罗广斌的齐亮（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后牺牲）继续培养罗广斌。在西南学院，罗广斌任西南学院新闻系主席和西南学院系联会（学生会）主席。1947年六一大逮捕后，罗广斌加入重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重庆民建中学担任理化教师，自此与家庭脱离关系。在民建中学，罗广斌参加中共地下党刊物《反攻》的印刷工作，并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后任秀山县中学理化教师。1948年3月1日，经江竹筠、刘国鋕介绍，加入中共党，候补期9个月。同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重庆、川东、川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罗广斌随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撤回成都，罗广斌回家躲避。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冉益智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里被逮捕。在逮捕罗广斌之前，国防部保密局徐远举曾向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征求意见，罗广文同意徐远举逮捕罗广斌，以便促使罗广斌转变政治立场。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一周年纪念日，渣滓洞集中营各囚室囚犯纷纷慰问女囚室的江竹筠，江竹筠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囚犯先后就此讨论。1949年初，狱中的中共党组织希望罗广斌利用家庭背景出狱，以便让狱外的中共党组织了解狱中情况，但罗广斌未服从党组织决定，而是坚持留在狱中斗争。1949年11月下旬，在中共军攻占重庆前夕，狱方在渣滓洞、白公馆开始大屠杀，白公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制定出“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随后陈然、罗广斌成功策反了看守杨钦典。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包括罗广斌在内的白公馆19名幸存囚犯编为5个越狱互助小组，冒著机枪扫射冲出白公馆，冲到后坡山林中脱险。1949年11月30日，中共军攻占重庆。1949年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自重庆各监狱脱险的以及其他遭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一一?二七”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他每天追记和整理狱友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1949年12月25日，罗广斌写成《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1989年该报告在重庆首次披露。1950年，罗广斌开始发表作品。中共国初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创作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记述了他们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经历，1950年7月1日起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1958年初，三人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合作发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0月，罗广斌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求出版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增订后的单行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11月，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抵达重庆，认为革命者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狱中斗争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良好题材，乃向当时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任职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中共重庆市委对此大力支持，由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具体负责，指定罗广斌、杨益言二人共同执笔创作，并为二人专门安排了两间平房。1961年，二人完成了小说《红岩》，同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十年间印数超过一千万册。小说《红岩》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并被译为多种文字，还被改编为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豫剧《江姐》等。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红岩》的工作，自始便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国文化部支持，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夏衍还执笔修改定稿。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也被召到北京参与改编剧本。1964年夏秋之交，电影《红岩》拍摄完成，但当时已是毛泽东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遭毛泽东痛批，文化部及各文艺家协会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开展“整风”，受批判的夏衍、陈荒煤作出了“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中国各地按照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署开展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早春二月》等的批判。随后文艺界的批判又扩展到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1964年9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的署名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1964年11月，罗广斌、杨益言被召到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岩》，北京电影制片厂已事先把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的意见寄给他们。到北京看完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964年11月25日向北京电影制片厂提交《分歧何在》意见提纲。11月27日，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审看电影《红岩》工作样片，指责电影拍得“真是糟糕”。北京电影制片厂《红岩》摄制组主要成员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汇报了江青的审看意见，正遭批判的周扬表示影片可修改，剧本不再改。此后该片经修改后送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提出“这片子不能代表《红岩》，改个名字放映，还是有教育意义的”。该片乃更名《江姐》，后又更名为《烈火中永生》，作为“一般影片”于1965年夏公映。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自狱中脱险，这段经历一直被当作他的历史疑点，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被反复审查四次。其中，1950年代初，在恢复罗广斌的中共党党籍时，便进行过审查。1955年，在肃反审干中又进行了审查。这两次审查均认为罗广斌狱中表现良好，出狱过程没有问题。1959年，中共重庆市委审干委员会经对罗广斌被捕及狱中表现的审查，作出结论称“据此情况，认为该同志被捕一段无其他问题”。但历次审查并没有洗脱他的嫌疑，他的政治生活仍受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1963年，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了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作为代表，但被某些领导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理由否决。因小说《红岩》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访问日本，也被中国有关方面谢绝。1964年，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本拟安排罗广斌（当时正在北京参与修改电影《红岩》）任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原因被否决，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广斌随即受到冲击，被定性为“叛徒”、“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小说《红岩》也被说成是“反动”小说。1967年2月5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将罗广斌从家中绑架并抄家，罗广斌自此遭到关押。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当天清晨在关押地坠楼自杀身亡的消息被通知给其妻胡蜀兴。文革结束后，罗广斌的家属和朋友对其死因均表怀疑，并且提出申诉。马识途回忆称，罗广斌被红卫兵抓走后，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不知罗广斌下落，在罗广斌死前一天，有人送给胡蜀兴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纸条，上面说他一切都好，要胡蜀兴带钱和粮票去。马识途认为这可见罗广斌并无自杀念头。罗广斌之妻胡蜀兴说，有人在罗广斌死后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将送火葬场，要她去看看，胡蜀兴赶去后，只被允许远远看一下而不让近前，她看见罗广斌头部有个大裂口，她要求在未验尸和作出结论前不得火化，但那些人根本不听便匆匆将罗广斌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了。时年43岁。

　　罗宗贤：（1925年－1968年2月8日），作曲家。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共党。1950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自学作曲。1956年到195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先后在总政歌剧团、总政文工团任编导及创作员。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演员、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组长。中共建国后．历任第一野战军文工团指导员、西南军区文工团音乐研究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工团歌剧团创作员。曾获三级解放勋章。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歌剧音乐《刘胡兰》、《草原之歌》，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等。歌曲《岩口滴水》1959年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主要作品有电影音乐《阿诗玛》（与葛炎合作，1963），歌剧《刘胡兰》（1948）、《草原之歌》（1955），大合唱《长江大合唱》（1962），歌曲（与时乐濛合作，1952）、《桂花开放幸福来》（1954）、《岩口滴水》（1958，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抒情歌曲三等奖）等200余首。主要歌曲收入《罗宗贤歌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文革中因创作过《阿诗玛》等电影音乐而遭非人迫害逝世，终年43岁。

　　罗应荣：（1918年－1971年11月），中国法学家、历史学家。罗应荣青年时在广东广州学习，1934年毕业于圣心中学初中部，1937年毕业于广雅中学高中部。1938年，从广州赴大后方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政治学系。1942年，毕业获法学士学位后，直接考入清华大学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组研究生。研究生导师邵循恪给罗应荣等研究生开有国际公法判例、国际及殖民行政等课。罗应荣读研究生时，兼任“半时助教”，拿一半助教薪水。1946年，罗应荣以论文《中蒙边界问题》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后来，罗应荣还曾撰写《外蒙古第一次独立的始末》、《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等文章。1945年9月，罗应荣任云南大学政治学系讲师。1946年9月到1947年底，改任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讲师。1948年，罗应荣考取洛克菲洛基金会资助，留学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一年后，转至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国际法。罗应荣的导师汉斯?凯尔森教授是纯粹法学派创始人，也是实证主义法学大家。1949年10月，中共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底，何炳棣赶回加拿大温哥华撰写毕业论文时，收到罗应荣来信。罗应荣在信中谈及对朝鲜战争的感想，称已买好船票准备回国报效。罗应荣放弃了获得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国后，罗应荣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罗应荣本想进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但未果。在北京时，罗应荣曾见过张奚若并深谈。罗应荣回到广州，再度任教于岭南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罗应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57年，罗应荣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底，罗应荣和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学师生，被送到农村“监督劳动”近两年。其间，罗应荣结识中山大学学生右派杨德平。回中山大学后，罗应荣被分配到历史系资料室当资料员。杨德平也回中山大学继续学习。1964年，罗应荣和杨德平开始编《实用英汉成语词典》。当时，罗应荣已准备材料编写《中俄外交史》，但未能完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罗应荣作为“右派分子”，迅速成为专政对象，失去人身自由，无法再进城看杨德平。但词典没编完，一些工作尚需向杨德平交代。罗应荣写下一张字条，讲述了自己的处境和近况，想交给一位曾跟他学英文的中学生转交杨德平。在递交字条时，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红卫兵学生看见，迫令罗应荣交出字条。罗应荣情急之下把字条放入口内想吞下。红卫兵为夺字条，与罗应荣发生推搡。结果罗应荣被控“殴打红卫兵”。1966年底，罗应荣被广东省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此后被送往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和刑事犯关在一处。1970年夏，罗应荣在采石场劳动时，遭人用铁锤猛击后脑。罗应荣虽戴安全帽，但仍伤重无法劳动，获保外就医，被送至广州其兄家中。此后罗应荣曾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医院说他是“劳改犯”，不予接诊。杨德平曾从农村偷偷跑回广州探望罗应荣，那时罗应荣已卧床无法行动，且无医无药。1971年10月，罗应荣过去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同学何炳棣回中国访问，作为贵宾访问中山大学，希望会见罗应荣。但中山大学校方告知何炳棣，罗应荣因为是“右派”兼保外就医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与他见面。1971年11月，罗应荣病逝。1978年10月，罗应荣的“右派”问题获改正。1979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广东省军管会对罗应荣的判刑，“恢复政治名誉”。

　　罗烽：（1909年－1991年10月23日），原名傅乃琦，作家。1928年参加中共党领导的革命工作。1929年加入中共党。同年与白朗结婚。历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干事、支书。1931年初，任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宣传委员。1932年起，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杨靖宇的直接领导下，在北满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历任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夜哨》文艺周刊主编。经杨靖宇同意，白朗成为罗烽的助手。1934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6月，罗烽因叛徒出卖而被当局逮捕，白朗受到当局严密监视。罗烽保释出狱后，1935年和白朗离开哈尔滨赴上海。罗烽加入左联，担任上海文艺家协会驻会秘书。罗烽从1930年代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烽和白朗参加了上海的文艺界战地服务团，在街头从事募捐、慰劳伤员和难民的工作。不久，罗烽和白朗撤离上海，抵达武汉。1938年夏，罗烽和白朗先后到达重庆，在江津居住3个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关怀，白朗以八路军办事处家属身份，同草明等人乘车赴延安。不久，罗烽化装成榆林邓宝珊军部军政人员，与艾青、张什等人也到达延安。1941年罗烽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会主席（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1942年5月，罗烽和白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9月罗烽和白朗离开延安回东北工作。历任西满军区、吉江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新成立的中共合江省委宣传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创建并整顿文教各部门的机构，最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病情稍有缓解，就主动要求以《东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哈南前线”采访。在前方，刚发表第一篇通讯《哈南前线纪行》，便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电召回哈尔滨接受新任务。回到哈尔滨后，任中苏友好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文委常委，负责筹建“东北文协”。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东北文联、中国作协东北分会第一副主席。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及第四届顾问。1952年，罗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2年底，罗烽到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赴青铜峡等地体验生活，创作长篇小说《两岸春秋》。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肃反运动开始。同年，中国作家协会批判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罗烽白朗夫妇同时被打成“舒、罗、白反党小集团”成员。后因舒群、罗烽、白朗相继提出申诉，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总支发出《关于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批判舒群、罗烽、白朗三同志某些思想问题的处理情况的通知》，作出了“舒、罗、白不是反党集团”的决定。同年反右运动发生，罗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中共党党籍，和白朗被遣送到阜新煤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罗烽和白朗再次遭到冲击。1969年，白朗的精神分裂症复发，罗烽带著患病的白朗回到沉阳，住进中国作协辽宁分会的办公室。不久，白朗到北京暂住女儿家，罗烽和儿子也回北京，再送白朗进医院治病。这时，罗烽和白朗又被按照老弱病残安排到复县（今瓦房店市）落户。1979年3月，罗烽、白朗获得正式平反，同年10月，罗烽拄手杖，白朗坐轮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罗宗洛：（1898年8月2日－1978年10月26日），谱名启元，字涧东，中国植物生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工作涉及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并培养了不少上述诸方面的人才。在国内率先开展根尖组织培养研究。证明铵能作为植物氮源，为铵盐化肥的肥效评价及正确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植物抗性研究提出的措施，为防止海南岛橡胶树寒害和苏北沿骸造防风林的育苗死苗，作出了贡献。曾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汇报》及《植物生理学报》。1925年首先提出细胞质等电点的多点论，研究氢离子浓度对一般植物的影响，以及研究植物的离子吸收机制。农业方面研究硝酸盐、铵盐作为农作物的氮肥，何者效果为好。进行了许多有关植物吸收铵根、硝酸根的实验，证实当时苏联科学院所研究出铵盐可作为氮源的论点，也提供了有关碳酸氢铵肥的科学依据，对1950年代中国的化肥厂、以及推广碳酸氢铵肥有重要贡献。1930年得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学位，是史上第2位得到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4年罗宗洛在中央大学展开植物组织培养的研究，尤其是无菌条件下玉米根尖的研究，以及叶提取物中是否存在“成根素”一类的生长促进物质。从1935年起，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当时Protoplasma杂志甚至邀请他撰写一篇综合性的论文。然而研究组织培养的工作却因为八一三事变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而停顿。1940年起开始研究微量元素对于植物生理功能的研究，特别是锰对于植物繁殖上的影响，先后共发表了8篇论文。1958年开始进行高等植物的辐射生理研究，研究如何减轻辐射伤害的方法。罗宗洛对于农林业生产建设也有所贡献，1952年将盐土上常见的树木以及富造林价值的树种，在不同含盐量的土壤上进行播种、苗木移栽、根插、插枝等试验，选出耐盐树种再进行实地的试验。并在实验室中，探讨土壤盐分和水分对树木幼苗生长影响的规律。在1948年12月29日，傅斯年写信请罗宗洛到台湾，1949年1月5日，罗宗洛写信给傅：“植物所无一人愿去台湾，上海各所亦皆不愿迁移，大家既愿意与所共存亡，弟何能独离。”1953年在上海筹建新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为首任所长。1955年当选第1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化大革命中，罗宗洛被下狱六年，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虽然隔离在监狱的地下室，他仍然顽强不屈，拒绝接受任何对他的不实指控，出狱后被监督劳动改造。文革结束不久便逝世。

　　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学家，化学流体力学专家。1945年春转赴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学习，1947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和α-β-κ奖。1947年秋转到布朗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获得该校奖学金。1949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紧接著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夏天，正当林鸿荪埋头紧张地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林鸿荪再也无心继续钻研数学，他毅然放弃了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当年冬天，经组织安排，林鸿荪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国一起参加进步留美学生活动的杨友鸾结婚。1953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授流体力学课，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筹建力学研究所，林鸿荪积极主动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鸿荪被分配到塑性力学研究组工作，同时受钱学森的委托开辟一个新学科－－化学流体力学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学所正式建立化学流体力学研究组，林鸿荪任组长，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1958年“大跃进”开始以后，林鸿荪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协助钱学森、郭永怀处理日常业务工作。10月，力学研究所的机构和体制进行了大调整，把主力转向火箭和航天技术研究。当时成立了两个大机构，即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设计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探索高能推进剂组合与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的“怀柔试验基地”，还建立了一个协调京沪两处工作的办事机构－－134办公室。林鸿荪既是“怀柔试验基地”的业务负责人，又是134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担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鸿荪加入了中共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所追求的夙愿。1964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怀柔分部，林鸿荪担任负责业务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接受了中央专委下达的研制超低空的地对空导弹任务，为此，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27个单位共同协作攻关，并建立了领导小组和总设计师组。力学所为总体设计单位，郭永怀为总设计师组组长，林鸿荪、屠善澄为副组长。前后只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就进行了两次试验弹的发射试验、两次飞行试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也为国家培养、锻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低空导弹研制工作被迫停顿。不久，林鸿荪因被指责为“特务”罪名而“隔离审查”，并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严重折磨，终于在入党8年后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3岁。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被誉为 ”万婴之母“ 。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妇科肿瘤病故，母亲去世时的痛苦让她树立了一个终生理想：怀著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据2010年第4期《文史参考》中的《林巧稚：万婴之母》一文披露，在参加上海举行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林巧稚为了照顾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没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录取她入学。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1940年，她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后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林巧稚就开办了私人诊所。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门，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当时，协和是24小时工作制，因此有一个规矩，即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也必须离职。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选择了工作，并因此终身未婚。1949年中共当权后，有关部门向林巧稚发出金字请帖，邀请其登天安门观礼。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无上荣耀的机会，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却找来协和中共支部书记说道：〝天安门开大会和妇产科有什么牵连，我谢绝参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辆轿车来协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见周恩来。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出现了，也说了两句客气话。周恩来直言说道：〝共产党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领导，如果林教授愿意参加共产党〞，他和毛愿意当其介绍人。林巧稚当即站起来微笑著表示感谢，〝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个信仰《圣经》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的政党，我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听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没有再说什么。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这种病当时全国没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冒著风险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她决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录已来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在上世纪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判断和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儿成为有记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了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走门串户逐人检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时期，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值。她还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从中受益。文革爆发后，林巧稚作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干著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而不曾改变的是她那颗与人为善之心。当多数协和教授都停发工资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时，她把自己的工资分成许多份儿，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身体也渐趋衰弱。1981年在80岁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耶稣那里）去’。〞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笔名默涵。左派活动家，著名文艺理论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进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屎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先后在《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文化》、《大众文艺丛刊》等报刊任编辑和领导。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进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进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林默涵与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作了转载。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进监狱，进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林默涵等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受到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这里该说一件事－－诗人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道：－－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著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著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时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林昭1943年考入苏州萃英中学。她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共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进“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父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点》的《寻找林昭》文章称：土改队努力地工作著。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为了与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划清界线，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抛弃父姓，改名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作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记者。林昭在北大疯狂地阅读许多她喜欢的书，同学常看到她从图书馆抱出许多线装书。她观察到现实并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学风中，她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父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绝不再说违心话！” 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著！”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态度恶劣”，遭到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其中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后因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在上海养病期间，受到江浙一代结社文化的影响，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商量并且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还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且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因为没有笔纸，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在狱中写《告人类》。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判决后的申明》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著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随即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著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至今未有释放。

　　林风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家名绍琼，字凤鸣，后改风眠，中国画家暨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启蒙者和融合中西的中国现代绘画开创者之一，与颜文梁、徐悲鸿和刘海粟并称“四大校长”。1904年甲辰5岁入私塾读书，学名为凤鸣。遵父教临摹《芥子园画传》。在其6岁时，林风眠母亲跟一位染布的青工私奔了后被抓回来。在村里人往她身上浇油时的那天，年幼的林风眠，听说母亲要被烧死，便愤怒地拿起刀，冲出屋门大叫，说要杀了全族人！在林风眠的反抗下，族里人最后商量著把母亲卖了。临卖前，他溜出去看她，母亲抱著他大哭了一顿，从此母子天各一方。后来，母亲在尼姑庵当佣人，临死前都未再见一面。1907年8岁入旧制初级小学读书。1908年10岁画《松鹤图》中堂，为乡中大姓购去。1914年15岁，林风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学，在此期间，他和日后的好友林文铮、李金发等一起组织了一个“探骊诗社”。切磋诗艺，并任副社长。当时，林风眠的绘画成绩深得绘图教师梁伯聪的赞赏，这位我们知之甚少的老先生发现林风眠形象记忆能力特强，图画过目不忘，并有著自己的理解和创造。梁老先生认为学生画得和自己一样好才能得100分，而却经常在林风眠的图画作业上打120分，对林风眠的欣赏由此可见。1919年7月，中学刚毕业的林风眠收到了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获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遂告别父老前往上海和林文铮一同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前往法国留学。1921年，两人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9月又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就读，并得以进入被时人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柯尔蒙（Cormon）的工作室学习，并广泛接触各种艺术形式，以及当时欧洲艺术界认为的“东方艺术”。1923年春天，在同乡熊君锐的邀请下，林风眠与李金发、林文铮、黄士奇等开始为期近一年的德国游学，这次游学极大地影响了林风眠的早年艺术风格，他在游学中充分地接触了当时作为新艺术风格形式出现的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新绘画流派，创造了大量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个性风格特征的作品，如著名的《柏林咖啡》、《平静》、《唐又汉之决斗》等。游学回法后，林风眠与友人成立了“福玻斯会”，1924年二月，“福玻斯会”联合美术工学社发起成立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于5月21日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了“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正式开幕，林风眠展出了共计42幅作品。此次展览会的特邀会长蔡元培对林风眠亦极为赏识。1925年冬，受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特邀齐白石、法国画家克罗多（Claudot）来校讲学，希望博采众长。1927年5月11日，由林风眠发起并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正式开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1928年3月26日，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创办了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聘任林风眠出任院长兼教授，潘天寿、方干民、吴大羽等人担任教授。林风眠又组织策划成立了“艺术运动社”，创办了相关的杂志《亚波罗》和《雅典娜》。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杭州国立艺术院向西南转移，并与北平艺专合并，身心俱疲的林风眠被免职离开，从此渐渐退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主流。此后他回归画家本位，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独立意识的绘画，并转向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淡化了传统笔墨观念，试图用西方现代艺术运动的观念来切入中国绘画。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由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倪贻德主持。1945年，参加重庆 “现代绘画联展”，林风眠展出作品《少女》、《百合花》等。中共党建国后，1952年移居上海南昌路53号，闭门埋首作画。继续以“我入地狱”精神探索艺术。1955年秋，太太阿丽丝与女儿蒂娜移居巴西。1956年出席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的座淡会后，继续独自探索，画戏剧人物。创作《宇宙锋》、《南天门》等。1957年发表《美术界的两个问题》、《要认真地做研究工作》。1958年编著《印象派绘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因此受批判。下乡深入生活。1961年夏，上海美术馆展出《上海花鸟画展》，并转往北京展出，《秋骛》等4幅作品展出。漫画家米谷写文章《我爱林风眠的画》，发表于61年《美术》杂志第5期。后遭批判。1963年上海美协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林风眠画展》，展出作品近70幅。后在北京中央美院陈列馆展出。发表《回忆与杯念》。196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行《林风眠画展》。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山水》、《静物》、《宫女与花瓶图》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打击迫害，为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佘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从马桶中冲掉，一部分油画用火炉烧掉。1967年68岁劳动改造。1968年69岁8月以“日本特务”“特嫌”罪名被上海公安局拘捕，后转入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开始长达四年半的狱中生涯。后因同乡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搭救，所以幸免。1977年获准出国探亲，两年后隐居香港，继续创作。

　　林同济：（1906年－1980年11月18日），中国学者。16岁毕业于北京崇德中学。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和西方文学史，1928年获得学士学位。1930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该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2年在加州大学和奥克兰米尔斯学院任讲师，讲授中国文化史。1930年，用中英文发表了《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文，预测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4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1937年至1942年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2年至1945年任北碚复旦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期间与雷海宗等创办《战国策》杂志，言论右翼反苏，人称“战国策派”，是抗日战争期间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派别，客观上与国民党政府政策合拍，甚至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将战国策派归为蓝色，指其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1945年至去世，一直任上海复旦大学英语及西方文学教授。1948年曾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因时局变化夭折。1958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一次批斗中因支持不住被送医院治疗。1978年接受记者采访，质疑最高领导终身制，发表在《大参考》上。1979年右派脱帽。1980年受邀赴美讲学之前，曾与胡耀邦会面并对中国未来发展进言。两月后访美，发表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期间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加州大学，胡乔木发去唁电。

　　林希翎：（1935年－2009年9月21日），女，原名程海果，中国少数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希翎随父母去温岭外婆家。父亲在税务局任职，1948年弃家出走，后在台湾大学任职员。1949年中共军占领温岭，当时在温岭中学念高中的林希翎报名参军，在中共军内任文书，后调入干部部组织科。因父亲的历史不清，林希翎在部队没能入团入党。1953年，时为排级干部的林希翎作为调干生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潮中，林希翎认为胡风并不构成反革命集团，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但又认为林默涵（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李希凡、蓝翎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同胡风是一致的，他们世界观本身均存在矛盾。1954年，林希翎就此撰写了文章，其中点明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观点与胡风一致，结果稿子被《文艺报》压了1年多未能发表。该文章被《文艺报》直接送林默涵审阅，此后《文艺报》编辑部告诉林希翎文章可以发表，但不要在文章中点出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该文后来以《试论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为题于1955年发表在《文艺报》上，林希翎叫印刷厂将文章的署名改为“林希翎”，即间接点出了林默涵、李希凡、蓝翎的名字。此后，笔名“林希翎”成了她常用的新名字。1956年，因为对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就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刊发的文章持有不同意见，林希翎撰写了《试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与党性问题——与〈共产党人〉编辑部文章商榷》，在交付中国人民大学科研部打印时，遭到科研部一位亲苏干部曹某的拒绝和批评。林希翎乃致信校长吴玉章（时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吴玉章决定将该文打印分发给该校各部门及校外有关单位。1956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曹某化名“究真”撰写的《灵魂深处长著脓疮———记青年作家林希翎》一文，并配发了丑化林希翎的漫画，文章攻击林希翎，并称其因崇拜李希凡、蓝翎而改名为“林希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看到该文后，令秘书召来《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进行批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聂真也说要对该文进行追查。为此，1956年，胡耀邦还约林希翎来自己家里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谈话。林希翎自此结识了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后来曹治雄和林希翎恋爱，并成了她的未婚夫。当时正逢学校即将放暑假，胡耀邦让林希翎任《中国青年报》特约记者，同总编室主任陈棣以及崔同华考察西北地区，写些报告供罗毅参加下次团代会时参考。林希翎乃赴陕西、甘肃考察，见到农村党支部书记包办婚姻，干部走后门买火车票等现象。在考察甘肃玉门油矿期间，她发现这里的上海支边工人经常罢工逃跑，因为中共干部当初许诺给他们的待遇没有实现。她还发现该油矿的先进典型——女子测量队为充当典型弄虚作假，女队员们十分痛苦。林希翎帮女队员们起草了致胡耀邦的信，并请全体女队员签名，最后回到北京替她们将信交给了胡耀邦，还写了《如此爱护女子测量队》一文，刊于《中国青年报》。胡耀邦将信转交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李聚奎随即解散了女子测量队，队员全都保送到西安石油学院学习。此外，林希翎回到北京后还写了《喜相逢》一文，配有丁聪的漫画，刊于1956年12月9日的《人民日报》，为了该文章，《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还找林希翎谈话。后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涂光群的读者来信《批评应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批评了究真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还于1956年7月10日发表检讨，8月4日发表《事实与教训——关于“林希翎事件”的调查报告》，称究真的文章失实，向林希翎道歉并认错。1957年5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了关于胡风问题的辩论会。当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的林希翎正应其在部队时的战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干生的刘秉彝的邀请，来北京大学看大字报，遂顺便到该辩论会会场旁听。会议主持者当场要林希翎讲话，林希翎遂发表讲话，从法律角度分析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并说“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还认为苏联和中国均尚未建成“真正的射秽主义”，表示“真正的射秽主义”包括射秽主义的公有制、射秽主义民主制、健全的射秽主义法制。《人民日报》随即将有关情况通过5月23日的“内参”上报，刘少奇就此批示：＂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 自此次讲话开始，1957年5月和6月间，在整风运动中，林希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共进行了六次公开演讲，发表了“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等言论。她还在同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约会时，通过曹治雄获得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文，并在公开演讲中披露的报告内容。195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驳倒了林希翎的谬论和谎言》，点名批判林希翎。此后她被划为右派，留校监督劳动。在将其划为右派的问题上，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明确表达过不同意见，但未果。曹治雄将秘密报告给林希翎看的事情泄露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胡耀邦处对曹治雄进行查问。1958年7月，林希翎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当时胡耀邦表示不同意逮捕林希翎，但未果。此外，之前曾多次在家中接待过林希翎的中共国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也对林希翎抱同情态度，但也未能阻止林希翎被逮捕判刑。曹治雄、吴玉章的外孙蓝其邦、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均因同林希翎的联系而被打成右派。曹治雄还被撤职遭隔离审查，也结束了同林希翎的恋爱。1959年8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59）中刑反字第451号》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先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1969年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被转移到浙江继续服刑。1973年，林希翎在浙江提前几个月释放出狱，被安置在金华地区武义县农业机械厂当工人。1973年底与本厂小她10岁的技术员、1970届大学毕业生楼洪钟结婚。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林希翎赴北京上访，结果由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捕，并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3月，林希翎赴北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79年，胡耀邦先后三次批示要为林希翎平反，但林希翎拒绝了胡耀邦的秘书戴云提出的写检讨过关的意见。1979年7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复查结论”，列举了林希翎的三条罪状：一是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六次演讲，公开煽动改变社会制度，二是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三是“反对当时中央的整风方针和部署”，并对其作出了“不予改正”的结论。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告诉林希翎，他们本来同意给其改正，但是中共北京市委不同意。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给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建议对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改正”，但要求撤销其“反革命罪”的判决。1980年4月21日，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五个单位召开联合会议，商讨林希翎案，主持会议者为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胡耀邦亲自委托处理林希翎案的中宣部干部王仲芳、戴零出席会议并介绍了胡耀邦的三次平反批示，但会议结论仍为“不改正，不平反”。据林希翎了解，不改正不平反的原因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以及原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系统的人士坚决不同意改正平反。1980年5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称，“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成了少数几个“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学生右派中惟一一名“不予改正”者。此后，胡耀邦介绍林希翎到浙江省金华市文联任编辑。1983年，林希翎与楼洪钟离婚，并经胡耀邦请习仲勋批示获准前往香港，逗留三个月后转往法国，后携带两个孩子定居法国。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1972年7月26日），曾化名林涛，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08年入读家乡私塾。1914年入读上虞崇仁小学。1915年转学入读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毕业后任观城约翰小学助教。1917年入读崇信中学。毕业后在上虞、宁波任教。1921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1924年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教师。1928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出任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赴美国留学，考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民众教育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华东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出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曾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市新文字协会主任，光华书店总编辑，辽北省教育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共建政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著有教育类：《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文字改革类：《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通俗历史读物类：《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上下五千年》（与曹余章合著）。1958年，被划“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7月26日在北京逝世。

　　郑律成：（1914年8月13日－1976年12月7日），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郑律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他被誉为“军歌之父”。1933年，在其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献出了生命后，郑律成也到了中国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上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学习钢琴、小提琴、声乐。1936年，谱写了处女作《五月之歌》。1937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工作。1938年，郑律成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随后郑律成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等等。其中《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共党，同期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5年回朝鲜，任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平壤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谱写《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图们江》、《东海渔夫》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金日成要调郑律成回中国，金日成同意郑律成去中国继续从事音乐创作。同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共国国籍，定居北京。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郑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凌子风、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鲜。他和刘白羽合作写了《歌唱白云山》，他和魏巍合作谱写了具有浓郁朝鲜风情的《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并与欧阳山尊合作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和《志愿军十赞》。1956年，郑律成调到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创作室作曲。1959年他公然同情彭德怀，犯了“严重右倾”错误，以致要他退党，他坚决顶住了。文革开始后，他因为只从事创作没担任领导职务，够不上“走资派”，就成了“三名三高”的“反动权威”、“黑线人物”、“黑帮分子”，甚至“里通外国”的“特务”等等，被批斗关押。1976年12月7日下午5时许，郑律成在北京突发脑溢血逝世。

　　郑野夫：(1909年－1973年8月13日) ，原名：郑毓英，亦作：育英，学名：邰虔，别名：诚之，笔名：野夫、未名（明）、新潮。版画家。1928年考入由陈抱一等主持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1929年在鲁迅影响下开始木刻创作。1930年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停办，转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1年参加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从上海美专毕业。8月，参加鲁迅和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举办的“木刻讲习班”，并结识鲁迅。改名“野夫”、“EF”、“新潮”。1932年加入“中国美术家联盟”。8月，与陈卓坤、顾鸿干等在上海组织“野风画会”。鲁迅特请蔡元培为画会题写匾额，还多次前往“画会”参加活动、演讲，同时带了一批如法国杜米埃等人的画册送给“野风画会”，并捐款20元。创作《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罪行》、《号召》、《五一大游行》等木刻作品。冬，联合宁、沪、杭、苏等地美专学生，在上海新世界举行“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展”。1933年“野风画会”被迫停止活动，改名“上海绘画研究会”，地址从江湾迁到跑马厅，和顾鸿干共同负责。后继续活动，创作《黎明》、《搏斗》等木刻作品。6月，在野穗木刻社出版的手拓原寸版画集《木版画》上发表画作。1934年3月，“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在巴黎皮尔?沃姆斯画廊举行。展出作品为野穗木刻社受鲁迅委托征集到的78幅木刻作品。同年，创作木刻《水灾》组画20幅。1935年创作木刻作品《七君子》《棚户怒潮》。创作《卖盐》木刻组画36幅并出版。1936年鲁迅逝世后创作了木刻作品《鲁迅的精神不死》，创作《罢课》《荒年》等木刻作品，刊载于《铁马版画》创刊号。1938年 当选“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出版《春野木刻集》。1939年4月，在金华、丽水、平阳、永嘉等地举办“七七抗战版画展览会”。翌年出版《五月纪念木刻集》。11月，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木刻研究社”、“木刻用品社”，同时“木刻用品社”开始举办“木刻函授班”，报名参加者达一百多人，学员广布战时东南各省，编辑教材《战时木刻半月刊》，同时陆续编辑木刻丛集－－《旌旗》、《号角》、《铁骑》、《战鼓》、等四种。1939年12月，《刀与笔》杂志在浙江金华创刊，野夫发表木刻作品。创作《谁使我们逃亡？》、《伤兵、难民与失业工人》、《两种不同的生活》、《梅世君烈士》等木刻作品。1940年，编辑出版学员毕业作品集《铁笔集》，撰文《浙江木刻运动怎样展开来的》。修订出版专著《怎样研究木刻》《点缀集》。同年，创办丽水“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撰文《十六个月的“木合社”》。创作木刻《送棉衣给北上抗日的新四军战士》、《冒著敌人的炮火前进》、《拓荒》、《努力习作（学习木刻的热潮）》等作品。1941年主编杂志《木刻艺术》《反攻》木刻丛刊。此前，完成《长期抗战》木刻作品。《反攻》木刻丛集刊物1941年6月出版。1942年日军入侵浙赣，“木合社”迁福建崇安赤石。开办“武夷画室”，亲自授课培养木刻新人。同年，成立“草草刻画社”，出版《草草月刊》。创作《新农民》《轰炸声中》《抢运物资（粮食）》等木刻作品。1943年以“中国木刻研究会”名义在福建赤石主编出版《木刻艺术》第二期（双月刊），不定期的《木合》多期。5月创作《寒酸与洋溢》《后方生产》等木刻作品。1945年日本投降，将“木合社”历年收集的300余幅木刻在福建南平等地举办“庆祝抗战胜利木刻巡回展”。编《活页画帖》第一辑，在福建木合工厂出版。创作《流动铁工厂》《角斗》《胜利前夕》（套色木刻）作品。《角斗》曾先后刊于《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中国版画》。1948年编《木刻手册》由文化供应社印行。创作《泛区难船》、《天官赐福》、《从求学到求乞（流浪学生怒吼图）》、《穷苦的人们（上海街头见闻录）》、《风声鹤唳（蒋氏朝廷末日现形图）》等木刻作品。1950年创作巨幅油画作品《修船支前》、《斗地主》（原标题不详）。1957年被划为右派，免去一切职务，下放河北怀来县农村劳动。1958年创作套色木刻《夕阳》、《十三陵水库工地妇女挑土竞赛》（原标题不详），以及农村题材的系列木刻作品《农村小景》（原标题不详）、《街头看新闻公告》（原标题不详）。1964年创作木刻作品《北京支援各国人民反美斗争－－反美风暴组画》一套6幅。1965年创作木刻作品《“约翰逊怎能不发愁”组画》一套6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迫害，惨遭批斗，再度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 64岁 8月13日因患肝癌病逝于北京。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郑重、千里。及中国话剧及电影演员、导演。1932年，郑君里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为基本演员，陆续在《火山情血》、《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电影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1930年代，郑君里和顾而已到江苏南通，有人告诉郑君里说当地有位叫赵凤翱（即赵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戏很好。赵丹的父亲是当地剧院经理，资助几个爱演戏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剧社”。郑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说明了该情况。赵丹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电影明星。1940年，郑君里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1943年，参加中国艺术剧社，导演《戏剧春秋》、《祖国》等剧。1947年，郑君里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8年，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这是他首次单独执导，该片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1951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郑君里积极推动电影《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严厉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电影遭批判，对郑君里这代艺术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郑君里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后来又被送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里的牛棚隔离，不能见家属。在牛棚他总吃不饱。好几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抄家时郑君里家被抄走两卡车的文字材料，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1969年4月23日凌晨，郑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

　　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笔名攫日，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07年到1916年，郑天挺先后就读于北京闽学堂、江苏学堂、顺天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20年郑天挺大学毕业后，接受厦门大学聘约，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在该校讲授国文，兼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暑假，为了进一步深造，郑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1923年正式出版《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4年，郑天挺研究生毕业，留北大担任讲师。1927年后，郑天挺一度离京南下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后担任浙江民政厅秘书、浙江大学校长秘书、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郑天挺遂应北大之聘，于当年年底回北大任教。1933年，郑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秘书长。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务会议当然会员。其间，在授课的同时，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斋集〉稿本》等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1936年，郑天挺开始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他还应范文澜等先生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从此，郑天挺的治学重点转向清史，先后发表《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尔衮与九王爷》、《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多篇论文，与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1939年，郑天挺仍任北大秘书长，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郑天挺被聘为联大总务长。期间先后发表《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数篇论文。1943年，其《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获教育部三等奖。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从吾等赴重庆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郑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郑天挺等应邀赴大理参加修志工作。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郑天挺赴北平准备复校。1946年，郑天挺将自己十数年来清史研究论文汇为专集题名《清史探微》出版。从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资料整理室，后又改设史学部，由郑天挺代行主任，组织整理明清史档案。经过数年整理，先后辑录专题史料十种。其中《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还于建国后公开出版。1949年5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郑天挺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仍兼史学系主任。1952年7月，国家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经教育部同意，担任历史系主任。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教材会议，郑天挺均代表南开大学出席。经过反复讨论，由郑天挺和唐长孺共同拟定《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遂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上又决定由翦伯赞、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天挺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以供大学本科生阅读参考之用，从而对全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1962年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演清史而撰写的《清史简述》，以及1957年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发表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文。1963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1966年6月，他与南开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一起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丧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强行解散。十年动乱结束之后，1978年2月，郑天挺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郑念：（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女，原名姚念媛，以撰写《上海生死劫》一书著名的女作家。郑念1915年生于北平（今北京），先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女生部（今第二南开中学），北平燕京大学，并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获硕士学位。她在英国认识了同是留学生的郑康琪，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1949年带著唯一的孩子郑梅平从香港回到上海，回来参与红色中国的建设。1957年到1966年在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任职。1966年到1973年被关押在上海看守所，1980年9月20日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后至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三年后定居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丈夫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澳大利亚官员。后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Shell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直到1957年死于癌症。郑念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独生女儿郑梅平遭红卫兵活活打死。她被抄家，不久又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审判。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监狱里，她呆了六年，经受了无数的折磨，精神的，肉体的，但是她相信自己的无辜，发愤要与关押她的人斗争到底。这六年里，她与女儿毫无联系，1972年出狱后才得知女儿早已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杀害。妹妹姚念贻曾任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演员。郑念出国以后写下了英文自传性作品“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在书中郑念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0年代初出国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从1966年上海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对她进行抄家和逮捕，她在看守所单人牢房长达六年半的拘禁过程和她由于始终不承认各种指控，坚持自己无罪，而受到监狱当局的种种迫害和她对此进行的抗争，直到1973年出狱后，她得知自己的独生女儿郑梅平早已在自己入狱后不久受迫害而死，继而努力查找女儿死因的过程。

　　郑 洪：（1928年2月15 日－1968年11月14日），原名郑宝洪，曾用笔名郑同。电影剧作家、导演。小学毕业后，于1941年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加入新四军新安旅行团。1942年因年幼体弱离队还乡。1945年4月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再次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苏中区党委总抗服务团、山东军区与山东野战军文工团、华东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文工团、第二野战军文工团任团员、队长、业务秘书、研究员。1948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8月调任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社编辑。1955年5月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编剧。中共建国初期他创作了话剧《粉碎糖衣炮弹的进攻》。著有电影剧本《县委书记》、《十二次列车》、《秘密图纸》、《打击侵略者》、《怒潮》及话剧《胜利路上》等。文革爆发后，影片《怒潮》被批判，郑洪受到无情迫害，于1968年11月14日去世。时年40岁。

　　郑造：（1921年－1966年6月17日），作家。曾任南京市文联文学部总干事兼金陵女子大学文学系教师、南京市文联创作室副主任、江苏淮安师范学校教师。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6月17日含冤逝世，终年45岁。

　　金山：（1911年－1982年7月7日），原名赵默，字缄可，话剧与电影演员、导演，被称为“话剧皇帝”。他还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金山早年在上海闯荡时曾结识了上海滩知名人物杜月笙，并被其收为弟子。1932年他秘密加入中共党。同年调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4出任上海左翼文化局同盟委员。次年起，与戏剧家章泯等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划剧社等，曾主演过话剧《娜拉》、《钦差大臣》、《赛金花》，电影《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在演《赛金花》时与扮演女主角的演员王莹相识相恋。1936年与王莹结婚，后于1941年离婚。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副队长并在各地演出抗日救亡戏剧，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组工作。1938年组建中国救亡剧团并任团长，前往东南亚进行演出，出演过的剧目包括《塞山风云》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国，1942年在重庆主演话剧《屈原》。期间与扮演婵娟的演员张瑞芳相爱并结婚，杜月笙为他们的证婚人。此后他参与组建中国艺术剧团并任总干事。抗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前往东北接收满洲映画协会（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后自编自导了影片《松花江上》。

　　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金山调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曾主演过《薄?柯察金》、《万尼亚舅舅》等剧，还导演了《丽人行》、《文成公主》等剧。1953年在出演《薄?柯察金》时与导演、周恩来的义女孙维世相爱，与张瑞芳离婚后他与孙维世结婚。在与孙维世的蜜月刚过不久，他奉命率队前往朝鲜为拍摄一部电影创作做准备，期间与他的向导兼翻译、金日成的一位女秘书坠入情网。周恩来得知后要求将其押回国内处分，后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并下放工厂劳动。不过孙维世仍选择与金山站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金山受到迫害，被监禁七年之久。1975年平反，此时他才得知孙维世已在7年前于狱中去世。1976年，65岁的他又与孙维世之妹孙新世成婚。1978年出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82年任兼任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逝世。

　　金仲华：（1907年－1968年4月3日）笔名孟如、仰山等。现代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1923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毕业后于1928年春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妇女杂志》助编。1932年初，任《东方杂志》编辑。同年，任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电讯翻译，开始研究国际问题。1933年底，受聘于福州路开明书店，编辑《中学生》杂志。1935年金仲华进入生活书店任编辑主任。同年6月，与叶绍钧、刘大杰、陈望道、老舍等署名发表《我们对文化运动的意见》。12月，与马相伯、邹韬奋、沉钧儒、李公朴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金仲华赴香港，协助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同年夏回上海后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仲华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国内外报刊撰文呼吁海外华侨和国际组织支持中国抗战。在上海、武汉等地参加编辑《抗战三日刊》与《全民抗战三日刊》，介绍战局进展，以通报抗战消息，并附有金仲华妹妹金端苓手绘的战局地图，很受好评。1938年8月到达香港，参与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和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并任《世界知识》、《星岛日报》主编。时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金仲华任执行委员。1939年春，青记分会创办中国新闻学院，金仲华兼任副院长，主持院务。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初，与夏衍、金山离开港，来到桂林。1943年，金仲华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4年夏，日军进攻湘桂，同年年底至重庆，任美国新闻处译报部主任，常选译《新华日报》言论、消息，翻译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日本战败。金仲华随美国新闻处迁往上海。同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世界知识》杂志。1948年，辞去美国新闻处工作。同年7月，前往香港，接受中共委托，主编新华社香港分社对外英文期刊《东方通讯》。1949年3月，离开香港返回内地。中共国成立后，金仲华先后任《新闻日报》、《文汇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1952年12月-1968年)，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1952年11月-1967年2月)。著有《国际新闻读法》、《国际形势与中国》、《妇女问题》、《世界形势图解》、《世界政治参考地图》等。文革开始后，金仲华受迫害。因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将其寄来的信件"阅后烧掉"，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随后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不学无术的假专家”，说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办所路线”及“外国间谍”等罪名。不堪承受的金仲华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

　　金满成：（1900年－1971年1月22日），作家，文学翻译家。翻译了《红白合》、《剥削者》、《金钱》等。在16岁就因鼓动同学反对读《圣经》而被学校开除；在留法期间，又因为不满政府不公待遇，和其他同学一起集合闹事，结果被押送回国。回国后，在北京的中法大学潜心读书。中法大学和法国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当时为了收留这批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而办了个“陆汉克”学院，后来才改名“中法大学”。在大学期间，金满成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晨报》副刊发表散文和小品文。1925年，金满成大学毕业。他在好友的邀请下，去了广州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直到1927年革命失败，他回到上海。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创作的高峰，几部畅销小说都出自上海，他收获了名声和爱情，同时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1927年，他应同乡的邀请，去南京参与编辑友人创刊的报纸《新民报》的副刊《葫芦》。1932年，逃到重庆的他依然是满腔热血，开创了副刊《金刚钻》。1937年的5月16日，重庆成立了“全国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金满成被举荐成为主席，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的进步活动。1957年，金满成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惨遭批斗关押，被迫害致死。

　　金人：（1910年－1971年8月13日），原名张少岩，后改名张君悌，又名张恺年，笔名金人。文学翻译家、作家。自幼丧母，随父亲辗转漂泊于苏、皖、豫、京等地。在读小学阶段，曾在南宫、开封、苏州、淮阴、北京等地学校就读。1923年于北京师范附小毕业，1925年考入北京安徽中学。1927年来哈尔滨，在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当雇员，工余时间同白俄教员学习俄语。1928年任《大北新报》编辑，1930年任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检察处俄文练习翻译，后任东省特别区检察厅俄文翻译。1930年入东省特别区法学院法学系，工作之余攻读法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同胞受奴役的现实，激发了反帝爱国的情感，写了一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杂文、小说和诗歌。1933年结识了罗烽、金剑啸、姜椿芳、舒群、萧红、萧军等青年作家，在他们的影响和启发下，开始从事俄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的翻译工作。曾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哈尔滨公报副刊”、“公园”等报刊，用金人、田丰等笔名发表了诗歌《受伤的灵魂》、《怀人》、《死神的胜利》，杂文《幼稚病》、《慈善家的道德》、《有闲与有钱》，连载小说《出路》、《归宿》、《忏悔》等作品。1935年经萧军介绍，翻译了苏联作家左勤克的短篇小说《退伍》等作品。在上海《译文》杂志发表后，与主编鲁迅先生建立通信联系。此后，又译出绥拉莫维奇著《荒漠中的城》。在抗战期间翻译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也翻译了一些俄国古典文学作品。1942年金人去苏北，在抗敌报社做编辑工作，后调苏中行政公署任司法处处长。1943年回上海，以律师的合法职业为掩护，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8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部秘书处长，1949年11月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副局长。自1951年起，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与人合译了《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罗索夫》，这部译著出版后，在军队和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3年至 1958年，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潘菲洛夫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人》，后又重译了《静静的顿河》，把《荒漠中的城》改名为《草原上的城市》。新译了《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同时也写些短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金人遭到无端的迫害。1971年8月13日含恨逝世于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终年61岁。

　　金问淇 : （1899年－1968年5月），字恂侯，妇产科学家。1919年，入上海同济医学院就读。翌年，赴德国哥丁根大学和佛莱堡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初在上海开业行医，后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妇产科主任、教授。1951年1月，参加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军医疗手术总队赴朝。翌年回国，发起组织赴朝医疗队家属服务大队，同年当选上海市医学会副会长。1953年院系调整，随医学院迁武汉，任武汉医学院妇产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和计划生育研究室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华医学会全国妇产科学会武汉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编委。1956年，参加中共党，同年被评为武汉市劳动模范，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59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翌年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1965年出席湖北省文教战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晚年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妇科疾病研究，率先使用针刺排卵及针刺调节宫缩，取得成果并应用于临床。又组织研究针刺治疗不孕症及天花粉中期引产成功。此两项研究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技大会奖。文化大革命中，金问淇深受迫害，于1968年5月含冤自杀而死。1989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字龙荪，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1907年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预科。后考入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14年，金岳霖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同年官费留美，于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金岳霖1925年回国，清华大学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任西南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1948年，金岳霖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1956年，加入中共党。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1966年文革开始，金岳霖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迫害批斗，造反派不准其搭公车去医院看病，只让金岳霖踩著三轮木板车去看病，借此羞辱他。1977年文革结束，82岁的金岳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范烟桥：(1894年－1967年3月28日) ，乳名爱莲，学名镛，字味韶，号烟桥，别署含凉生、鸱夷室主、万年桥、愁城侠客。范烟桥多才多艺，小说、电影、诗、小品文、猜谜、弹词无不通谙，还善书画、工行草、写扇册、绘画等，是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1907年，14岁的范烟桥就读于同川公学，成为金松岑的学生之一。在校期间，他勤学苦练，深得金松岑先生的喜爱，在金松岑的影响下，初涉了文、史、地、诗歌、小说。1914年，范烟桥到吴江八坼第一小学任教兼八坼女子小学教员，此后任八坼乡学务委员、吴江县劝学所劝学员、吴江县第二高等小学历史教员、第一女子小学国文教员。1917年编写作为课本的《吴江县乡土志》，内容涉及河流、交通、教育、行政、自治、还有县下属同里、盛泽、黎里、震泽、芦墟、平望等乡镇基本概况。在此期间，他向上海《时报》副刊《余兴》投稿，得到主编包天笑的赏识，约范烟桥写稿，范烟桥就写了弹词《家室飘摇记》十回，讽刺袁世凯欲做皇帝梦，这是范烟桥第一次向外投稿，并获成功；几乎同时，范烟桥也学写小说，他向王西神的《小说月报》投了几篇短篇小说，后来发表了，从此开始涉足小说领域。1922年范烟桥随家迁居苏州，期间，他与苏、沪、锡报界文人密切交往。当时严独鹤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及《红》杂志，周瘦鹃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及《半月》杂志，毕倚虹主编的《时报》副刊《小时报》，江红蕉主编的《新申报》副刊《小申报》，另外还有《小说丛报》、《小说世界》、《紫罗兰》、《游戏杂志》、《星期》、《红玫瑰》、《家庭》等报刊杂志，都先后与范烟桥约稿写短篇小说、随笔、弹词等，范烟桥日写数千字极力应付，越写越快，越写越熟练。他又以传说袁一掌事，写成长篇小说《孤掌惊鸣记》，由大东书局出版；1923年编辑自己的随笔《烟丝》，由文新公司出版；这年秋天，他到无锡助编《苏民报》副刊《余勇》，期间写《新潮过渡录》（载《新上海》），记维新运动中吴江知识分子的动向。1922年，范烟桥在苏州与赵眠云组织文学团体“星社”，共同谈论文艺，发行三日刊《星报》，“星社”从开始的9人发展至100余人。1926年，范烟桥去济南助编《新鲁日报》副刊《新语》。1927年回苏州，期间断断续续用了3年时间，完成20余万字的《中国小说史》，12月由苏州秋叶社出版，小说林书店经售，此书出版影响很大。他也从开始喜读小说到喜写小说 ，再到研究小说。 范烟桥在小说上的造诣，使他声誉越来越大。1928年春，应王西神之聘，范烟桥为正风中学国学主任；秋天，经陈去病介绍到上海持志大学讲授小说；应包天笑、江红蕉、姚苏凤、查士端、黄光益、黄转陶力荐，范烟桥接办《小日报》主编；1930年，在苏州世界书局设编译所，范烟桥受约任局外编辑；1931年冬，任东吴大学附中国文教员。1932年受聘到东吴大学讲授小说课程。为了讲课方便，他撰写了作讲义用的《民国旧派小说史略》10万字。此时他又有《中国小说史话》2万余字，分30个小章节，连载于唐忍庵的《中国日报》。这年，范烟桥与小说林书店主人叶振汉合办《珊瑚》半月刊，范烟桥任社长和主编，历两年，共发行了48期，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1933年，范烟桥写作了《诗学入门》，编辑了《销魂词选》，由中央书局出版。以历年笔记整理成专集《茶烟歇》，由中孚书局出版。《茶烟歇》比较著名，章太炎、吴湖帆题字作扉页。1934年，范烟桥为《苏州明报》副刊《明晶》撰长篇小说《花草苏州》，连载数月。1936年，范烟桥开始与影剧界接触，他被召至上海，任明星影片公司文书科长。编辑《明星实录》10万余言，代主编刊物《机联》一年余。1938年，舅父严宝礼在上海创办的《文汇报》，招他任秘书； 在上海他协助杨锡珍筹办锡珍女学；东吴大学附中从安徽移至上海，范烟桥前往继任国文教员。1939年，范烟桥著手改编叶楚伦所著小说《古戌寒笳记》为电影剧本《乱世英雄》，这是为国华影业公司所编。在上海他主编《苏州公报》，为苏州地方人士流亡上海者办，不久因费绌而停办；这一年《文汇报》被迫停刊，范烟桥改任松江中学教务。1940年任金星影业公司文书，为国华影业公司改编电影剧本《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等，拍成电影后，连连叫座，周璇主演的《西厢记》，主题歌《拷红》、《月圆花好》在国内流行特广。1941年，范烟桥继续主讲东吴大学小说课，次年东吴大学附中改组为正养中学，大家公推范烟桥为校长；直至1946年恢复附中，范烟桥辞去校长之职。1942年，为国华影业公司编电影剧本《无花果》、《解语花》，均系创作；并兼任大同大学附中教员。抗战胜利，《文汇报》复刊，范烟桥前往兼任编辑《文汇画报》。此时撰长篇小说《石破天惊》连载于兰州《西北日报》；还在小报用“唐凤阁会人”笔名写随笔《苏味道》，介绍吴中食品，因此有人称他为美食家；又与王亢元一起发行《新纪元》周刊。1946年，范烟桥随苏州附中迁往苏州，在校授国文；并在东吴大学继续讲授小说；为春明书局编尺牍7万多字；为《新闻报》副刊《新园林》长期撰述；为小型报刊十余家写作小品文；辑短篇小说《花蕊夫人》，由日新出版社出版；为《文汇报》编辑《国货展望》。1947年，所撰电影剧本《陌上花开》，经洪深、吴仞之修改，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摄制，易名《长相思》；为周旋演唱、陈歌辛谱曲填词，创作著名歌曲《夜上海》。1950年任苏州文联副主席；为评弹演员唐耿良写作《太平天国》；为《新民晚报》副刊《新评弹》写作评话弹词理论和反映新人新事的短篇评弹与开篇；辑成《人民英雄郭忠田》。1952年，范烟桥调往苏州高级中学任教。又被任为苏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大公报》副刊撰写随笔。所撰的《唐伯虎外传》连载于香港《新夜报》。1955年又撰《李秀成演义》连载于国外华侨报。这年被省人民委员会任命为苏州市文化处处长。1957年，范烟桥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年将《唐伯虎外传》改写为《唐伯虎故事》。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常委。撰写《李秀成在苏州》、《杨芷、任环御倭寇》。晚年虽然身体日益衰弱，犹奋力写作，写成章回小说《韩世忠与梁红玉》、《南冠草》、《苏州四才子》、《北行杂诗》、《苏州新咏》等著作；并辑《拙政园志》、《苏州景物待辑》。1965年，范烟桥撰写《驹光留影录》，记述本人71年的生平。他一生著述颇丰，著作等身，代表作有《烟丝》、《中国小说史》、《范烟桥说集》、《吴江县乡土志》、《茶烟歇》、《唐伯虎的故事》、《鸱夷室杂缀》、《林氏之杰》、《离鸾记》、《苏州景物事辑》等等。文革期间，备受冲击，范烟桥与周瘦鹃、程小青列为批判对象，受尽折磨和凌辱。可惜的是，他准备晚年出版的诗集、文稿，没有来得及问世，1967年3月28日在忧郁中病逝在苏州寓所，终年74岁。

　　范长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希天。新闻记者、编辑。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乡村行政系，九一八事变后脱离该校，转入北大哲学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深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公里，所写旅行通讯在《大公报》上连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和西北状况，引起轰动。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新闻记者。这些通讯后来辑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半年内重印7次。1936年8月赴绥远西部采访，所写通讯辑为《塞上行》一书出版。 1937年2月冒著生命危险闯进西安，采访并刊发“西安事变”报道，以《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之名在《大公报》登出，轰动了朝野。西安事变后赴延安采访，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抗战爆发后，采写大量战地通讯。1938年3月，与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网罗了众多红色背景和亲共的新闻工作者。同年10月脱离《大公报》，脱离原因存在争议，后与胡愈之、孟秋江等人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在重庆他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华商报》。1942年后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1947年任新华社“四大队”队长，随党中央转移陕北，负责新闻宣传工作。1949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月，作为新闻先遣队负责人之一，从西柏坡出发到北平接管新闻报业。1月31日进北平，任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3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停刊，范长江随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南下上海，担任新创刊的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任社长期间，因对一些老干部提出过于严厉的批评，产生很多矛盾。1952年初春，临时调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三反”、“五反”运动；同时人民日报社内部运动也达到高潮，一些干部对范长江提出很多尖锐的批评。胡乔木得知消息后派黎澎到人民日报报社调查，后让范长江在编委会做了两次检查。因矛盾依然过于尖锐，1952年6月将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社。1952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他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两年后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正当范长江英年盛名、大有作为的时候，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受到残酷迫害，长期被关押，受尽折磨摧残。1967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1970年10月22日晚，对范长江的批斗会一直持续到深夜。23日早晨起来，有人在菜园边的水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遗体，死因至今都是一个谜。

　　范任：(1906年－1971年)，字范希衡，笔名范行、知人、任典。著名翻译家、教授。范任幼年从父读四书五经，五岁能诗。一日骑父肩上，有人笑道：“子把父当马”；范任应声对答：“父望子成龙”，“神童”之名由此起。民国12年(1923)，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因参加“五卅运动”被校方开除。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并任大同中学法文教员、中法文化出版交换委员会秘书，集求学、教书、工作于一身，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才干。民国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二年后公款赴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以优异成绩先后通过硕士、博士论文，获双博士学位。“九?一八”事变，旅欧留学生发出的“抗日宣言”文稿系出自范任之手。民国21年学成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法文教授，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闽苏皖政治学院教授、教务长，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时组织上海抗日救亡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编译抗日书文，主编前线日报每周“国际形势评述”，为东方杂志撰写“中国民族性”专论。为资助抗日，他捐出《中国古代旅行》、《苏联诸民族》的全部稿酬。民国34至38年，任安徽省社会处处长。中共建国后始在震旦大学、继在南京大学任教授，与徐仲年合编《法汉辞典》，翻译出版了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和学术专著。主要有《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中国孤儿》、卢梭的《忏悔录》、诗的艺术、圣勃夫文艺批评文选。同时将《人民的上海》等译成法文，介绍给国外读者。1958年反右运动中被无辜判入狱10年，1961年因翻译工作需要，保外就医为由回家。文革开始后，又被下放到安徽桐城挂车河公社，是日病逝于农村，终年65岁。

　　范权：（1907年－1989年），我国儿科医学奠基人之一，天津儿童医院院长。他的夫人姓孙，也是天津儿童医院护士。范权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65年，范权下乡在蓟县“农村医疗队”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揪”回医院“斗争”。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抄了范权的家。他们把范家的书堆在门外焚烧。孙女士被强迫跪在火堆旁边。她的脸被烧焦。红卫兵还用她家里的面包裹上大便强迫她吃下。邻居看到她被折磨的经过。当她的丈夫范权从医院被叫回家来的时候，他被告知妻子已经上吊自杀。他看到妻子的身体吊在门框上，一只手垂著，显然是死亡以前已经被打断了骨头。只有一只好胳膊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把自己吊死。另外，范权只看到了妻子的背影。他走近被吊的妻子尸体想要看妻子的脸，却被红卫兵一下子打昏在地。等他醒来，妻子的尸体已经被运走了。孙女士和范权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学工程，从清华大学毕业。老三从天津医学院毕业后也在医院工作。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三也曾经给父亲写大字报，以示追随革命，后来他看到文革现实的残酷和丑陋，跳楼自杀，幸而未死。1979年范权被恢复了院长职务。

　　范乐成：（1909年－1970年7月13日），1936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对日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军队医院中服务。1946年前往美国佐治亚州阿利文总医院学习。曾任汉口陆军总医院院长，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1959年与殷传昭、张泽生、彭志琛等任武汉医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活剖新四军战士”，接受审查，1970年7月13日自杀身亡。著有《战地外伤急救》、《战伤治法》、《局部外科学》等。

　　尚小云：（1900年1月7日－1976年4月19日），名德泉，字绮霞。尚派艺术的创始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初学老生，继之以武生、花脸，最后才改旦角，文武兼善，面面俱到。由于父亲早逝，家境窘迫，母亲将尚小云送到那王府当书童，在那王的建议下，尚小云进入戏班学武生。尚小云师承孙怡云，又得益于王瑶卿，特色是字正腔圆，善于使用颤音。他的武功根底相当深厚，擅演刀马旦，艺术上有“尚派”之称。尚小云年仅7岁时就投身梨园。1908年，他转入了三乐社科班学戏，初习武生，花脸，后改旦角。1912年三乐社在广和楼公演，尚小云的戏很受欢迎。1913年李际良掌三乐社，更名正乐社，演于民乐舞台。1914年冬，尚小云与孙菊仙配《三娘教子》《战蒲关》，声名渐起，被评为“第一童伶”。世人称尚小云、白牡丹（荀慧生）、芙蓉草（赵桐珊）为“正乐三杰”。16岁出科后，他先后与孙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战蒲关》，与王瑶卿合演《乾坤福寿镜》，与杨小楼合演《湘江会》《楚汉争》等戏。1918年，尚小云自组“重庆社”，不断排演新剧目，以巾帼英雄人物为居多。如《卓文君》《绿衣女侠》《林四娘》《秦良玉》《墨黛》《双阳公主》《摩登伽女》《相思寨》《青城十九侠》《虎乳飞仙传》《红绡》《峨嵋剑》等等，都是他首创演出，又成为他的独有剧目。1927年，由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五大名伶新剧夺魁评选活动”，尚小云以新编剧《摩登伽女》夺得第一。1937年在北平开办“荣春社”科班，亲自执教，到1938年春时，学生达200多人。为坚持办学，1942年前后，尚小云将七所宅院出售，被誉为“典房办学”。1948年，荣春社解散。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中共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而后成立尚小云剧团。同年10月，尚剧团排演新戏《洪宣娇》，经批准后演出，但未获成功。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尚小云受聘担任艺术总指导。1959年，尚小云将自己珍藏的古代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偿捐献给陕西省博物馆。1960年，梅（兰芳）剧团、尚（小云）剧团、程（砚秋）剧团和荀（慧生）剧团被改为国家剧团。1962年，拍摄艺术片《尚小云舞台艺术》，录制《失子惊疯》和《昭君出塞》两部影片。1963年10月底，尚小云的户口被迁往西安。代表作品有《二进宫》 《祭塔》 《昭君出塞》 《梁红玉》 《三娘教子》 《战蒲关》 《秦良玉》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尚小云被陕西省京剧院的“造反派”以“旧戏霸”、“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黑尖子”等政治帽子关进“牛棚”，遭受各种残酷的批斗。据《尚小云与荣春社》记载，这个时期，尚家被查封，只带出三口人的碗筷，每月领得总共36元人民币，可谓是度日如年。而挨斗是家常便饭。据说，挨斗时，因为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叠起的桌子上，胸前还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1974年，尚小云前往北京治疗眼疾。返回西安后，被宣布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1976年3月，因胃病住院。4月19日，尚小云在医院含冤辞世。

　　尚钺：（1902年－1982年1月6日），原名宗武，字健庵，曾化名谢仲五（仲武）、丁祥生、聂树先（老聂）、谢潘。笔名依克、子丹。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就读位于开封的河南省立第二中学。五四运动中，为河南省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1921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就读于英国文学系（肄业）。在校期间曾聆听鲁迅授课，在其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成绩的小说家。同时，他受李大钊影响，投身革命。1927年9月加入中共党。在中共开封市委工作，任省委机关刊物《猛进》编委。秋收起义时，任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和地区苏维埃主席，领导了罗山、光山一带的秋收起义。1928年两次被捕，关押浙江省陆军监狱，受酷刑，仍坚持斗争。1929年被营救保释出狱，经楚图南介绍，在吉林省毓文中学当语文老师，继续宣传革命，影响了许多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学生，其中金日成受其革命启蒙，曾称他是“马列主义启蒙教师”。后任教于昂昂溪第五中学，曾参与组织反帝大同盟。1929年－1936年，在吉林、上海、宁夏等地教书，并从事中共党的革命活动，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1930年5月到上海，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工作。1932年4月返回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当时中共中央“左倾”政策，被开除党籍。泅渡黑龙江到苏联，欲向共产国际申诉，没有结果，曾在远东红七军工作。1934年回国，先后流寓哈尔滨、上海、北平、宁夏等地，坚持革命活动，并寻找中共党。在教书之余，创作小说，并组织学生革命团体。在北平期间，曾影响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尚仲衣被捕，尚钺被迫离开北平。在宁夏期间，教书于中卫中学、银川宁夏中学，引导一批学生成为宁夏第一批中共党员。1937年回北京，仍未联系上中共党组织。在去延安的途中，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受董必武指示，转到武汉，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图书资料室主任，为中校科长。1941年，到昆明云瑞中学教书。1942年，任云南大学讲师和副教授，教授国文和中国通史等课。成为华岗领导下中共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骨干。1945年，经华岗介绍重新加入中共党，并受党委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一二?一运动。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后，冒著危险参与善后工作。1947年从昆明经上海转入山东解放区，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1946－1948,教授）、华北大学二部（1948－1950，史地系主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1950－1982，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清史研究小组副组长、历史系主任）。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论战中，尚钺主张魏晋封建论，与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相左。毛泽东支持范、翦，尚钺因此受到大批判。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人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不准尚钺讲课，不准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1960年，受到党政双重处分，《人民日报》和各大学术刊物都出版了批尚专号。文革期间，尚钺不仅受到学术上、思想上的批判，而且受到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受到非人待遇，健康遭到严重损害，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1980年他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1982年1月6日病逝。尚钺第一任妻子陈幼清为中共县委委员，带著三个孩子尚嘉芝、尚嘉齐、尚海伦参加红军，1930年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杀害，三子尚海伦失踪。尚嘉芝1937年病亡。尚嘉齐于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第二任妻子丁月秋，北京艺专毕业，1936年结婚，育一女尚嘉兰，1950年离异。1978年去世。 第三任妻子阮季，燕京大学毕业生，人民大学教员，1968年受尚钺牵连被迫害，自杀。育三女一子，女儿尚晓航、尚晓援、尚京子，儿子尚小卫。 第四任妻子詹宝珍，燕京大学毕业。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负责人。现离休。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中国经济学家。他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儿时，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因为工作调动，全家经常搬迁，从小学到中学，他辗转读过13所学校。 1946年，茅于轼考上南开中学，接著又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系，大二时转入机械系。1949年，茅于轼来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历任机车司炉、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入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反右倾斗争开始，28岁的茅于轼被划分为“右派”，被降职降薪，妻子赵燕玲被停薪留职。1960年，茅于轼被下放到山东省滕县劳动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茅于轼和妻子一起被挂牌、批斗、强迫劳动，家被抄，并且被剃成光头，母亲也被牵连进来剃成“阴阳头”。之后被调至大同机车厂工作10年。从1960年到1976年，茅于轼在劳动改造期间学习，在数学、力学、英语方面有所领悟。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9月，茅于轼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做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又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担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讲师。1993年，茅于轼和盛洪、张曙光等经济学家共同创建了由美国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资助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 ，任所长、理事长，现为理事长、常务理事。2014年，有传出茅于轼等几位作家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各出版社今后不得出版其作品的消息，后证实此事属实。2017年1月，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发表了反对“司法独立”、“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的言论后，茅于轼和其他多名法学界、知识界的人士一起联署要求周强辞职，此后茅于轼等人创立的民间智库平台“天则经济研究所网”、“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网”等多个网站被封。茅于轼的社交帐号也被删除。

　　茅于轼的争议言论，例如:

　　钓鱼岛

　　2012年8月，茅于轼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时说：“……老百姓关心的是什么，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能够交朋友，到日本到台湾去旅游，做生意，交换信息，互相交朋友享受人生，这个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而且我觉得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又在新浪微博说：“……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

　　航母

　　茅于轼反对造航母，“我不同意拿国家的钱去造航空母舰。造航空母舰增加国家的国防力量这是好事，但是你没有看到如果你增加国防力量，别人也增加国防力量，这个力量就抵消了，你还是没有占到便宜。不造航母，钱可以用于消除贫困、艾滋病治疗、改善气候变暖等等困扰的问题。”

　　毛泽东

　　2011年4月26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提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2013年8月31日，茅于轼发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修改版，认为毛泽东因为迷信权力，丧失了起码的理性，从一个政治家沦落为和人民对立的人民公敌。

　　不支持计划生育

　　茅于轼不支持中国大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而“主张放开三胎四胎，随便生，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太荒谬了。”同时他还认为“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哪个国家都快，可能造成的问题也特别大。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降低了家庭的负担，提高了社会的储蓄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一份红利是寅吃卯粮得来的，将来老龄化社会降临时劳动力供给不足，欠帐是要归还的。”。

　　2019年12月14日，茅于轼90岁生日之际，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宪法里写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专政的，实行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实行民主......。”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原名“茅以升”，字唐臣，结构工程师，桥梁工程专家。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科普工作者。茅以升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所以没有去。桥上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1905年就学于南京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今西南交通大学），1914年与戴传蕙结婚。1916年毕业。同年参加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留美官费研究生考试，以第一名录取留洋；1917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桥梁专业）；1921年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现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学位，是该校的第一位博士。回国后至1949年，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及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及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1930年至1931年任江苏水利局局长，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挂此职到1949年），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一座全长1453米，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是中国桥梁工程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攻打杭州，茅以升亲自参与了炸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1948年3月，大桥修复通车；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1943年至1949年任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1943年当选中华民国教育部部聘教授；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2年任中国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1951年至1981年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1959年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建设中，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并为周恩来指定为设计方案审定人；1955至1957年主持设计了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国古桥与新桥》等。1966年文革期间，多次受到批斗。其女回忆：茅以升每天上班，进了大门颈上就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 或其它什么罪名的黑牌子，姓名上被打上黑叉叉，戴上黑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任何时候都会被造反派揪住围攻一通。1977年主持设计了重庆石板坡长江大桥。

　　岳崇岱：（1888年－1958年），道号东樵子，俗名岳云发。中国道教全真派道士，中国道教协会首任会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寿光县遭灾，其全家逃荒抵达今辽宁省建平县公营子务农。1898年至1901年，10岁到19岁期间随祖父读书、种田。24岁前，曾经在建平县小东经生活。1912年，到辽宁省义县医巫闾山圣清宫出家修道。此后曾经参访中国东北各个名山宫观两年多，随后返回医巫闾山圣清宫，率领道众从事农业生产、种植果树。1920年，至沉阳太清宫常住，获推选担任太清宫知客，后来出任监院。岳崇岱曾率领太清宫道众在沉阳城东边的张宫屯地庄子种地14年。1939年，获推选为满洲国道教总会常任理事。1944年，回到医巫闾山圣清宫，清修四年。此后参访北平白云观，后返回沉阳太清宫。1948年11月，中共军在辽沉战役中攻占沉阳，此前岳崇岱已回到太清宫。1949年，岳崇岱获道众推选为太清宫方丈，成为道教全真龙门派第26代法嗣。岳崇岱拥护中共党和人民政府，主张道教界应当做到修持和劳动生产两不误，应自食其力、开展自养。岳崇岱倡议并领导道众创办了纸匣工厂，组织道众生产。他还常组织道众读报纸了解时事，学习中共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1956年夏，鉴于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均已成立了全国性宗教团体，只有道教尚未成立，岳崇岱乃联络中国内地各地的道教界人士，倡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1956年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岳崇岱获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随后岳崇岱迁居北京白云观，筹建中国道教协会，并募得巨款修缮白云观以备作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址。1956年7月间，岳崇岱被全国政协吸收为特邀委员。1957年3月9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接见岳崇岱。1957年3月13日，岳崇岱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扭转消极思想，参加社会活动》的发言。1957年4月中旬，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1957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一届会长。1957年4月15日上午，岳崇岱及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来到中南海，受到中共国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接见并合影。1958年春，“反右运动”波及道教界。1958年4月，岳崇岱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5月离开北京返回沉阳太清宫，不久上吊自杀身亡，享年70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崇岱获彻底平反。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通晓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从事吐火罗语研究的学者之一。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系，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选修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研习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等西洋文学名家。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获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师从印度学、梵语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梵文、巴利文和佛学。1937年，开始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1941年，获博士学位。从艾密尔?西克学吐火罗语、《十王子传》、《大疏》、《梨俱吠陀》。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1949年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参加教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工会主席。1956年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共党，参与反右运动，批判右派份子。1964年，北大射秽主义教育运动中，同部分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反对北大校长陆平。1966年文革初期，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属于逍遥派。1967年夏秋之交，曾参加周培源主导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反对聂元梓派，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列为反革命，下放牛棚，遭受迫害。同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找到“反革命”证据，被打倒。受到造反派两派审讯，动念自杀，又被抓去批斗。1968年春，在北大劳动改造。5月4日，在煤厂大批斗。次日与100多个黑帮分子被拉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劳动改造。不久被关进“牛棚”。1969年春节前，半解放，回家。同年在延庆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0年春节回校，担任门房工作。文革后，他在《牛棚杂忆》中对文革的描述用了四个“最”：“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后来，在《季羡林散文全编》的《卷首语》中，对文革的描述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原来四个“最”字提升为六个“极端”： “这是一场极端野蛮、极端残酷、极端荒谬、极端愚昧、极端灭绝人性、极端违反天良的空前绝后的人类悲剧。”

　　竺水招：(1921年－1968年) ，女，越剧小生流派“竺派”创始人，被誉为“越剧西施”，“越剧十姐妹”之一，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32年，进入天蟾舞台学习越剧。1939年进上海。1941年起在上海长期与尹桂芳合作。1942年4月，与傅全香任“并头肩”。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报界有“乐而不淫的花衫佳材”之评语。1946年，与尹桂芳、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徐天红、张桂凤和吴小楼义演越剧《山河恋》，史称越剧十姐妹。1947年9月,在上海成立云华剧团，任团长。1948年起，先后与戚雅仙等人合作。解放后该团演出了富有爱国精神和文学性的《南冠草》、《文天祥》等剧目。1956年3月，原团改组为“南京市越剧团”，任团长和主演。其戏路宽广，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当均能应工。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致死，年47岁。作者秋草在2011年5月27日＂浅议竺水招之死＂的文章结尾处这样写道：竺水招终于铁了心肠，走上人生最后一条路。她取出了悄悄珍藏下的那把尖头水果刀，心在发抖，手也在发抖。可是不能再犹豫，多么难能的静寂的午后……难友醒来或回转，她便又求死不得，求生无门了。决然地仰起头，饮下了大半瓶癣药水，顿时喉咙里火烧火燎，要呕，要吐……她咬紧了牙，悄没声息的，用水果刀的刀柄顶住了桌子边沿，对准刀尖，用尽全身力气猛然一顶，一阵剧烈的疼痛，随后一阵麻木，她扑倒在桌子上。刀尖刺破脾脏。素负盛名的越剧明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悄然殒落……欧阳山：（1908年12月－2004年9月26日），原名杨凤岐，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等，中国现代作家。欧阳山出生于贫民家庭，从小卖给姓杨的人家，后随养父在外流浪，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班，1923年在上海《学生杂志》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开始文学创作，1927年组织“南中国文学会”，1928年到上海，成为职业小说家。1932年回到广州组织“普罗作家同盟”，主编《广州文艺》周刊。后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用欧阳山的笔名发表作品。1941年在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1957年开始创作150万字长篇巨著《一代风流》，全书分为五卷。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已写好的文稿亦散失。文革结束又重新投入了《一代风流》的写作，1985年全书完稿。这部巨著分成《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五部曲，夏志清认为欧阳生早期的小说并不好，直到《三家巷》才写的好。1997年将全书删改后，总名定为《三家巷》，分为4卷。2004年9月26日病逝于广州。代表作品有《玫瑰残了》、《英雄三生》、《前程似锦》、《高干大》、《三家巷》五部曲等。

　　武兆发：（1904年－1957年），动物学家、细胞学家。1917年，考入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3年赴美国，先后在伊利诺大学、布莱克本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动物系做研究生兼助教、讲员。1929年回中国，到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3年，到开封河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5年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36年1月27日，参加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黄松龄等发起，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大会。1937年到辅仁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40年至1949年，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授，在中国大学任生物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武兆发长期从事动物细胞学、生物制片学的研究工作，曾经创办前进生物标本馆。撰有《对“水螅活质的演变”一问题的重新研究》、《用新的染色方法揭示鸡卵黄球并不形成细胞》等论文。1948年，美国纪录片《Peiping Family》（北平一家）以武兆发全家的日常生活作为全片内容。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武兆发任辅仁大学教授。院系调整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武兆发任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动物教研室主任，是北京师范大学6位一级教授之一（6位一级教授是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他还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武兆发还是全国性学术刊物《生物学报》的主编。肃反运动期间，因为有国外关系而被批斗，后来获纠偏平反并赔礼道歉。1957年整风运动中，在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提意见。1957年5月3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提出批评 教育部领导不懂业务主观自信 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昨到北师大听取教师意见》，会上的发言者有董渭川、武兆发、胡明、钟敬文、萧璋等人。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在国内外影响大，于是在反右运动开始便把他当作右派典型。武兆发因不堪侮辱和虐待，用自己的手术刀自杀身亡。1957年8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召开大会，声讨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批判大会由生物系主持，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1998年5月28日），中国核物理、中子物理、加速器和宇宙线研究的先驱和启蒙者。在1930年成为历史上首名捕捉正电子的人。1920年浙江诸暨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数理化部，修读化学、数学、物理课程，师从任鸿隽、王季梁、孙洪芬、张子高、胡刚复、叶企孙、何鲁、熊庆来等人；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1924年春留校在物理系担任助教，一面教书，一面听课、考试，补足学分，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获理学士学位。1925年夏随同东大物理系教授叶企孙转往北京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师从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校长密立根，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1年赴德国在哈勒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2年返国，回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抗战爆发，全家辗转南下到昆明，利用休假在云南大学任教；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吴有训校长邀请回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并担任物理系主任。1946年，赴美国参观美国在太平洋中的原子弹实验，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加州理工学院核反应实验室工作；其间购置核物理实验器材。1948年，获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50年返国途中被美国政府拘留在日本达数月之久，其间拒绝了台湾驻日人员劝说赴台之邀。之后克服重重困难，于1950年底取道香港返回中国大陆，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兼任系主任。主要成就：发现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观测到正电子，实验发现反物质。在中国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1932年回国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核物理教学实验室，从事γ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启蒙中国的核物理科学。首次在中国开设核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为中国核物理宗师，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之父”。1966年文革开始后，赵因为在三星铅笔厂有股份，被定为“资本家”，又由于有滞留美国的经历，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受到监视与审查。一直到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才得以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中国现代小说作家。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赵树理考上了长治师范。在这里结识了王春、王中青、史纪言等进步青年，接触到了党的组织，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有很大提高。他开始写新诗，新小说，成了新文艺的爱好者。但这时候写的东西，还是欧化句子、“学生腔”那一套。1937年加入中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先后在《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工作。这时候他一改过去的风格，开始写通俗化的作品。《黄河日报》路东版和《中国人》报副刊，整个版面二三十篇文章经常出自他一人之手。仅1941年，他在《中国人》报发表的文章就达150多篇。他用多种笔名写言论、小说、诗歌、快板、民谣、笑话，揭露敌人残暴、丑恶，号召人民起来抗日救国。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有声有色，很受群众欢迎。1943年1月，赵树理调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室工作。因为有了比较充分的时间下乡调查研究和进行创作，又由于平时他对各个阶层人物的深刻观察和自身生活的积淀，一年之内便写成并出版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两本小说，是赵树理的成名之作，是写新农村、新农民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之作。1950年起，他同老舍等人开始办《说说唱唱》杂志，很不顺手，而且还屡屡受“批评”，多次作“检讨”，颇有动辄得咎的味道。1951年6月，赵树理在《说说唱唱》写了一篇《武训问题介绍》，7月，鉴于当时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大气候，他也做了检讨，说文章“没有划清革命和反革命思想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1952年1月，《说说唱唱》登了一篇介绍种棉花发家的文章，又受到读者批评，赵树理又检讨说，文章是“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没有“给农民以更高的政治教育”，没有“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在“大跃进”的年代，他的家乡发现了一个“典型”，让赵树理写。他一了解是个假典型，便说：“吹牛英雄我不写”。1959年，“大跃进”推向高潮，赵树理的家乡竟然也修了一条“土铁路”，但火车跑不动。县里的小报拍了照片，让赵树理“支持新生事物”。赵树理没写文章，却写了几句讽刺诗：“东村有人放卫星，西村有人放火箭。老夫屈才无用处，水佛岭上推火车。”这个时期赵树理不写吹牛的东西，却写了歌颂先进人物和实干精神的小说《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文革”期间，赵树理自然更不好写东西了。在去世前不久，他不胜感叹地说：“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致力于革命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工作，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1949年后，继续深入农村生活，耕笔不辍，驰聘于中国文坛。短篇小说《锻炼锻炼》、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以及《实干家潘永福》、长篇小说《三里湾》等，都令人爱不释手。1966年文革开始的7月20日、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很长的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的“揭发”，批判。文中说：赵树理是一个披著“人民作家”的外衣、“干著反党反射秽主义勾当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赵树理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帮”牌子，轮番被游街、批斗。8月，“揪”到长治，顶著烈日批。11月，“揪”回晋城，冒著大风在广场上斗。在太原批斗他时，一个造反派竟把他从主席台拉下来向他胸部猛击一拳，倒下后，再向他胸部猛踏一脚，赵树理三根肋骨被打断。在又一次批斗中，有人故意将下层的桌子推倒，赵树理从上面桌子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1970年9月20日左右，赵树理在狱中开始拒绝进食。1970年9月23日，迫害下停止了呼吸，终年64岁。

　　赵丹：（1915年6月27日－1980年10月10日），原名赵凤翱，中国著名演员。1931年，16岁的赵丹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赵丹开始从事话剧和电影演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很快成为明星。1934年，出演由李萍倩执导的剧情电影《三姐妹》；同年，与徐来、龚稼农联合出演剧情电影《到西北去》；接著，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女儿经》上映；此外，还与高倩苹、梅熹等联合主演了抗战电影《乡愁》。1935年，与徐来、王献斋联袂出演爱情电影《落花时节；同年，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热血忠魂》上映；此外，还出演了由张石川执导的剧情电影《大家庭》。1936年与叶露茜结婚。同年，与谈瑛、王献斋联合出演剧情电影《小玲子》；与黎明辉、英茵联袂出演爱情电影《清明时节》；还与胡蝶共同主演爱情电影《女权》。1937年，与白杨共同主演剧情电影《十字街头》，与周璇共同主演剧情电影《马路天使》。1939年主演由沉西苓执导的剧情电影《中华儿女》，6月，与徐韬、王为一等前往新疆进一步开拓戏剧工作，后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监禁，系狱5年 。误传死亡，叶露茜改嫁剧作家杜宣。1945年，抗战胜利后，赵出狱回上海，重返影坛，执导了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同年与黄宗英结婚。1947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衣锦荣归》上映；同年，与秦怡合作主演剧情电影《遥远的爱》；11月，与顾而已、黄宗英联合主演的喜剧电影《幸福狂想曲》上映。1948年，与王人美共同主演剧情电影《关不住的春光》。1949年，与吴茵、上官云珠联合主演剧情电影《乌鸦与麻雀》，在片中饰演自以为聪明的“小广播”肖老板 ，他凭借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 ；同年，与黄宗英搭档主演剧情电影《丽人行》。中共国建立后，他留在上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与黄宗英合作主演剧情电影《武训传》。1951年，出演由郑君里执导的剧情电影《我们夫妻之间》。1953年，执导由黄宗英、王龙基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为孩子们祝福》。1956年，与白杨共同主演剧情电影《为了和平》；同年，由其主演的传记电影《李时珍》上映 。1957年，与崔嵬、王丹凤合作主演剧情电影《海魂》，在片中饰演爱国正义的水兵陈春官 ；同年，加入中共党。1958年，由其主演的传记电影《林则徐》上映，在片中饰演正直刚毅、乐观豁达、精力充沛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同年，担任剧情电影《第三次试验》的编剧。1959年，主演由郑君里执导的传记电影《聂耳》。1960年，与齐衡、张伐联合主演剧情电影《风流人物数今朝》。1964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青山恋》。1965年，与于蓝、张平联袂主演剧情电影《烈火中永生》，饰演重庆地下党领导许云峰，这是他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文化大革命中，赵丹受到冲击，残酷迫害，入狱五年。1977年，赵丹专案组宣布恢复他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1980年赵丹因患胰腺癌在北京逝世。遗言为：“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赵畸：（1889年－1968年4月24日），字太侔，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家。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9年考取公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戏剧。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闻一多、涂上元、梁实秋等人同时归国。赵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北京大学讲师，讲授戏剧理论课程。与原配离婚后，与著名话剧演员俞珊结婚，后又离婚。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翌年1月，他出任宁汉合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南京政府决定筹建山东大学，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太侔与王近信为常务委员，傅斯年等8人为委员。1929年5月，国民党军进入济南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和省立实验剧院院长，仍兼任山大筹委。1930年9月21日青岛大学开学，他任文学院教授，一年后，任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校长杨振声辞职，他暂代校长职务。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调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他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1936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山东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停拨协款相威胁，并无理干预学校人事调整，他愤而辞去校长职务。他离开山东，改任北平艺专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湖南，辗转至重庆。从1939年1月起，他先后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1月复校，国民党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成立文、理、工、农、医五学院，规模扩大。1947年春和1948年秋，国民党在山大两次拘捕了许多爱国学生，他都设法交涉保释，并通过校务会议，决定对被拘捕的学生仍保留学籍，以免日后失学。南京教育部曾密电赵太侔，说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党嫌疑，要他查明具报，并解除徐的职务。他和教务长杨肇熑复电说徐无“劣迹”；让徐躲避，未出事故。1949年5月，国民党决定弃守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曾要他同乘军舰南逃。后来他躲在医院内，使刘再没有找到。这年6月2日，青岛被中共占领，他向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代表王哲办理了山东大学的交接事宜。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他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兼任学院的学务委员。他还是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许多文稿也被消毁。1968年4月24日，因不堪文革忍受屈辱，投海自尽。

　　赵慧深：（1914年－1967年12月4日），女，话剧、电影艺术家。1932年，曾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戏剧干事，组织演出了《父归》和《湖上的悲剧》等进步话剧。1934年夏，在北平参加中国旅行剧团，不久随团南下，首次在天津新新剧院演出了曹禺刚刚写成的话剧《雷雨》。她在其中饰演繁漪，以深沉含蓄，充满内心激情的表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繁漪的复杂心理活动。这次演出，轰动了剧坛。1937年，她又在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小芸。她对角色寄以极大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深深地融化在对角色凄凉身世的准确细腻的理解和体验之中，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善良而又不幸的妓女小芸的艺术形象。从而因一出话剧、一部电影，一个繁漪、一个小云，享誉艺苑影坛。1941年，在重庆加入中华剧艺社，任干事，协助社领导负责组织剧目和宣传工作。曾参加老舍、赵清阁合写的3幕剧《面子问题》的首演。1947年，她毅然奔赴苏北解放区，曾任华中建国大学戏剧指导。建国后，历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等职，创作了京剧《三不愿意》和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等。曾任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影厂编辑部副主任。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主任等职。发表作品有京剧《三不愿意》、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蜘蛛与麻雀》、《如此北平》等。文革中，她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其中一个理由是她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1967年12月4日，她一身白衣自杀身亡，年53岁。

　　赵九章：（1907年10月15日－1968年10月26日），中国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两弹一星”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即河南大学附中前身）。1925－1927年就读于浙江公立专门学校(后为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33年自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从师气象学家Hvon菲克尔。1938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赵九章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研究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完成了中国第一篇动力气象学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1944年经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承担起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气象科学奠基的重任。同时兼任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 ）理学院气象系教授，讲授动力气象学。1945年，赵九章指出，实际大气在斜压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同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往南京北极阁，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17日，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1963年5月31日，赵九章建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内试办研究生班。1965年10月起，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主持下举行了卫星建造总体方案的进一步论证，会上赵九章提出了重要意见。紧接著，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除了抓第一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外，还注意到中国卫星型号发展问题。同年5月，中科院召开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赵九章在会上报告对中国卫星系列规划设想。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1968年10月26日(也有说10月11日)，因不堪红卫兵的迫害，在北京中关村15楼服安眠药自杀。

　　赵紫宸：（1888年2月14日－1979年11月21日），中国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教育家，著名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13岁时，因家道中落，曾辍学预备随父从商。15岁再入学，入读苏州的教会学校萃英书院，接受西式教育。之后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并考入监理会办的东吴大学。1907年，他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约翰?穆德（John R. Mott）及东吴大学校长孙乐文（D. L. Anderson）影响，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东吴大学毕业，赵氏留校在东吴中学任教。1914年，赵紫宸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同年秋，他进入监理会背景的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的大学宗教学院，主修社会学及哲学，191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17年获神道学学士学位，并获颁授“创办人奖章”。1917年，学成回国，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2年升任教务长，并兼任文学院院长。同年出席清华大学举行的“第11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上海的“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在牯岭举行的“全国立志布道团第一次全国大会”。1926年，赵紫宸应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由东吴大学转职燕京大学，担任宗教学院教授，兼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升任宗教学院院长，直至1952年大学结束，共26年。1941年7月，赵紫宸在香港被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按立为圣公会会长（牧师），他正式由监理会转入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聘他为华北教区任会长。同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发生数小时后，日本宪兵队包围燕京大学，赵紫宸等11位教授被捕，赵氏被日军囚禁至1942年6月18日始获释。抗战胜利后，他恢复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的职务，兼任中国文学教授。1947年，赵紫宸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949年9月，赵氏成为中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他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之一，1954年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但自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以及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11月21日在北京病逝。

　　赵萝蕤：（1912年5月9日－1998年1月1日），女，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为首位将英诗《荒原》汉译为中文的译者。赵萝蕤幼年居于苏州，1919年起就读于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入燕京大学中文系，1930年转入英语系，1932年毕业；同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生，1935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西语系，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美国文学家惠特曼、詹姆斯的研究。1936年与陈梦家结婚。1937年6月出版《荒原》中译本，仅印350册，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1946年夏天，诗人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７月９日晚上，艾略特邀请赵萝蕤和陈梦家夫妇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诗人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二书上签名，还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194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要著译：《荒原》（1937）、《哈依瓦萨之歌》（1957）、《黛茜．密勒》（1981）、《丛林猛兽》（1981）、《草叶集》（1991）。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其夫陈梦家被定为右派，遭迫害，因此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北京安定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持续遭到批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后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少咸：（1884年－1966年12月），字世忠。中国音韵文字学家。自小师从祝彦和学习。辛亥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会中不少重要人物有来往。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参加保路同志会，并成为积极分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前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被称为“成都血案”，赵少咸亦参加了其后的反清起义。袁世凯称帝后，大规模搜捕同盟会员、保路同志会等革命党人。赵少咸也在名单上，被军政府逮捕。他不承认自己曾经参加反袁运动，被判入狱。狱中无事可做，他托人在带了许慎的《说文解字》，研读数月。出狱后，对语言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同时他看到军阀割据，战争四起，对政治失望，遂开始研究学术，专攻音韵文字学。1919年，赵少咸开始研究《广韵》。1921年开始校勘《广韵》。1933年，完成《新校广韵》一书。1935年，重庆中央大学的音韵学教授黄季刚去世。1937年，赵少咸应中央大学之邀到重庆教授音韵学。1943年，他又回到四川大学任教，兼职中文系主任。 他还曾在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师范学校、成都大学、华西大学任教。1953年，开始在《新校广韵》的基础上写《广韵疏证》。1956年书稿初成，五年后定稿。全书28册，共260万字。1966年10月，《广韵疏证》即将付梓之时，赵少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红卫兵冲击，被抄家，藏书手稿全部被焚毁或被抄走。一个多月后在成都市华西医院病逝。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入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实验中学与附属中学、南京大学附中、南师附中），曾与巴金等人同学，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预科，1926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未转团组织关系。1926年回到湖北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从鄂东家乡逃到武汉，正逢汪精卫主持武汉国民政府“清党”，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在江西剿共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负责编辑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江西省党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副刊，据说曾撰写《反共宣传大纲》等有反共内容的文章。(198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给胡风案平反时，认定胡风的这一段历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不应以历史反革命论罪。1985年4月，公安部对胡风历史上的问题（关于胡自动退团问题；在国民党省党部任职；在剿共军任反动职务；写“反共宣传大纲”等又进一步复查，经研究并请示中央书记处同意，认为胡申诉的五个历史问题，有的仍然证据不足，如“撰写反共宣传大纲”仅一人检举，胡一直否认。)胡风于1929年赴日庆应大学英文科留学，加入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并在日本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左翼革命文学。加入了日本共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之一。由于胡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马主义和参加反战（918事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政治警察机关特高科密捕，6月被驱逐回国。同年到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发表小说，反映苏区斗争，并且介绍苏联射秽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1936年初，合作编辑《海燕》，翻译反映朝鲜、台湾人民反殖民抗争的短篇小说集《山灵》，收录台湾左翼作家用日本语创作的小说，如杨逵《送报伕》、吕赫若《牛车》等，是世界汉译日本语台湾文学的第1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风在上海编辑《七月》文学周刊，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丛书。193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译文集《人与文学》。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编辑出版了文学杂志《希望》，其间著有文艺批评论文集《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等。1949年中共国建国后，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和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长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胡风虽然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的观点相冲突，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胡风旧友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从此拉开运动序幕。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撰文对胡风进行了批判。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19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5月13日至6月10日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认为胡风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令《人民日报》在5月13日至6月10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并亲自写编者按。在此期间，《人民日报》还在每天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幅整版，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鼓动声势。胡风随后被判为反革命，并于同年5月18日被捕。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逮捕其中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骨干23人。胡风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1965年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1979年获释，1980年、1986年、1988年，经历三次平反过程，才彻底平反。而在1985年6月8日，胡风已因病逝世，终年83岁。在中国文坛胡风是一位创作颇丰、活跃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理论涉及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小品文等，其文学理论著述辑成三卷本《胡风评论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胡风一生主要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著有《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等。

　　胡先骦：（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中研院院士。中国近代植物学、生物学先驱之一。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胡不愿骂“蒋匪”，万言检讨三次不过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胡先骕是可不带上右派帽子的右派份子。文革中，胡因有留美经历，是“里通外国”；因发表过其文的《Taxon》杂志也发过台湾学者文章，有“制造两个中国”之嫌；更根本说不清他曾受命创办“中正大学”的弥天大罪。批斗无尽无日，人身摧残精神侮辱无以复加，挂牌、戴高帽、下跪、反剪、喷气式、扇耳光、拳打脚踢、吐唾沫是日常功课。胡一家从原住300平米房子被扫地出门，龟缩在10平米斗室；平生藏书文物科研资料悉数遭劫，片纸无存。1968年7月16日，胡先骦不堪斗辱，悲愤交集，心脏病突发逝于北京。

　　胡明：（１９０８年—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笔名安熙、韶华、芜田、亮之，北师范教授，翻译家。幼年就读于高安县第一高等小学，１９２３年入江西省第十二中学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１９２５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党，任县委组织委员，并以共党身份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高安县党部组织部长。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后，于高安组织农民自卫军与反动武装进行斗争，后作战失败，被通缉。１９２８年逃亡上海，失掉中共组织关系。１９２９年入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预科学习，１９３１年升入该院国际贸易系，１９３４年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次年毕业。在求学期间，曾经担任北平新报副刊编辑，为进步团体做宣传工作。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平津流亡学生团体。１９３８ 初至１９４２年在上海，先后任光明书店特约编辑和培明图书公司编辑，并为生活书店写稿。１９４３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７月，回江西，在宜春师范学校任教。１９４５年７月后，又去上海任光华书店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在此期间，１９４７年９月至１２月，因从事进步活动曾被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抓捕关押。１９５０年，经数学家傅种孙（高安人，时任北京师大教务长，后为北京师大副校长 ）推荐，胡明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二级教授，兼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 、高等教育部俄文教学编辑部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为中央马列著作翻译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翻译校订马列著作。从１９５３年起任北京师大俄语系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１９６３年摘帽），遂调入资料室。早在１９３６年，他翻译的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便已经出版，此后翻译了大量有关著作，包括维特维尔著《资本主义世界地理》，米丁著《新兴哲学体系》《苏联内战史》，罗逊夫著《最新哲学辞典》，高尔基著《夜店》，傅尔曼诺夫著《 三人集》，波利亚可夫著《敌后》，彼得洛夫著《反裂》，阜德洛夫著《生路》，波齐涅尔著《辩证唯物论讲话》，莫洛托夫著《向斯大林学习》，等等。文革中惨遭迫害，不堪侮辱的俄语系教授胡明，从教工宿舍楼四层家中跳楼身亡。

　　胡先骕：（1894年5月24日－1968年7月16日），字步曾，号忏庵，植物学家、教育家、文化学者。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钱崇澍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1920年代初，与梅光迪、吴宓、柳诒徵等发起成立综合性人文学术刊物《学衡》，致力于维护中国文化，发展国学。对新青年派打倒中国文化、推崇西方文化的观点不以为然。1950年代初，对于当时苏联流行的李森科获得性遗传理论，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公开表示批评。与谈家桢等主张发展基于基因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1913—1916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1923—192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和植物分类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与秉志等，在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后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8—1932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长期主持编辑《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1932—1940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参与发起中国植物学会，为中国植物学会第一任会长。 主建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40—1944年任中正大学（后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首任校长。1946—1949年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46年与国立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发现并命名采集于四川万县的“活化石”水杉，引起了各国植物学家的关注。1950—1968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文革爆发遭中共党斗垮，胡先骕家被抄了六七次之多，绝大部分的生活用品，大量的书籍、文物字画、文稿、信件和首饰等物均被抄走，连过冬的大衣也未留下一件，每次抄家都在对胡先骕进行人身侮辱，逼其写检讨、思想汇报，还要到植物所接受批斗。1968年7月15日，即胡先骕去世前一天，单位来人通知，命他第二天暂时离家，到单位集中接受批斗。当晚，由夫人准备了一小碗蛋炒饭，吃过之后，他独自去睡觉，一只脚还没有放到床上，突发心肌梗塞，就此辞世。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字肖堂，地理学家，中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提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1915年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从竺可桢等名师，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地学系。1923年到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1926年，回到南京补读国立东南大学学分，获得理学士学位。同年和凌纯声等几个贫寒同学采用互助互济的办法，集资赴欧留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师从白吕纳（Jean Brunhes）等名师。1928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是竺可桢的得力助手。1930年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抗日期间，随中央大学西迁入川。1941年任中央大学研究院地理学部主任。1943年任中大教务长，同年被推举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46年，应美国马里兰大学之聘，担任地理系研究教授。中共国成立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在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工作。195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人口地理研究室，这是全国大学中第一个有关人口的研究机构。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多年。1983年人口地理研究室改为人口研究所，担任所长，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人口地理研究中心。

　　胡正祥：（1896年－1966年），著名病理学家。1921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医学院，后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继续学习病理学5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病理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病理学研究中颇有建树。于30年代证实了白蛉子传染利杜氏体的途径，发现严重贫血可在颅骨内板形成局灶性髓外骨髓增生，证明了一种主要由大单核细胞形成的单核细胞肿瘤，提出了病毒性肝炎的病理诊断标准，恶性淋巴瘤的形态学与预后的关系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于1951年合作编写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以国内病理资料为主体的病理学参考书。曾任中国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祖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曾任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于1955年创办《中华病理学杂志》并担任总编辑等职至1966年。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迫害，因为他研究细菌和疾病，竟有人硬说美国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是他制造的。1966年8月某日造反派登门抄家并毒打胡正祥夫妇，事后他俩先后自杀。

　　胡登辉：（1941年－1968年8月），足球运动员。1962年，胡登辉从北京市体校毕业了，想进入专业队踢球，但当时的北京队考虑过几次，终于还是因为身材矮的原因投了否决票。但没想到，当时八一队却“相中”了他，立刻将已经分配到中学教书的胡登辉调进八一青年队。1965年，时任国家队主教练的年维泗在重新组建国家队时，欣喜地发现了这个进步飞快的小伙子，把他视为“最有潜质和前途的年轻队员”。就这样，短短三年间，胡登辉完成了从八一青年队到八一队到国家队的效率惊人的“三级跳”。1965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胡登辉随国家队出访非、欧三国，国家队取得对几内亚1胜1平1负、对马里2胜1负、对阿尔巴尼亚2平2负的不俗战绩，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进入运动员渴求的“上升期”。比赛果然连连告捷：6比0胜也门队、7比0胜巴勒斯坦队、4比0胜柬埔寨队。胡登辉发挥得淋漓尽致，骁勇异常。在与越南队比赛时，因与对方后卫相撞，胡登辉的胳膊脱臼，疼痛难忍，躺在地上，苍白的脸上豆大汗珠直淌。＂可以坚持吗？”战友围上来，著急地问。因为这是关键之战，胜了才可能参加冠亚军决战。“豁出去了！”他发狠地咬咬牙，在大夫用绷带缠上夹板为他固定后，又投入了战斗。中国队终以2比1获胜。1966年岁末的北京，满街的大字报、游行队伍和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向他们呼啸而来。国家运动集训队的大楼也贴满了大字报：“年维泗教练不教人的资反路线必须批判”、“足球队的同志们猛醒，投入大批判行列”，阴风四起，一些新老“国脚”被列入“另册”，张宏根被列入“白专道路”典型，史万春等被视为旧社会残渣余孽，被关进牛棚，“球王”孙锦顺以莫须有的“特嫌”专政，八一队的陈福赉、朱一先等老教练也被划进劳改队。25岁的胡登辉被冠以“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成为接受批判的对象。胡登辉的父亲曾因历史问题(据说是“海外关系”)入狱，后因病死在狱中。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记下“如不是在监狱里，父亲的病可能被治好，不致死去”的话。当晚他被关在一间宿舍里，痛苦、沮丧、失落缠绕著他年轻的心。他有自己的志向，自己的追求，可是球场被封，训练中断，大家都“干革命”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他在文革前曾与一位女运动员相恋，但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们不断逼著这位女运动员与胡登辉“划清阶级界线”，最终他们只好放弃。爱情的萌芽未及绽开，就遭到了摧残。1968年夏的一天，八一足球造反派要批斗一位领导，将胡从国家队揪回八一队，当晚，刚好驻地上演革命样板戏，胡趁机从关押的房子逃出，跑到中央党校内一个小院，触电自尽，未成功，再在一颗树上上吊自杀，终年27岁。死后几天，尸体才被发现，队友戚务生、伊秋文用板车拖去火化。（胡死亡具体月日不详。新浪一篇“马三”的博文《电影<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与原中国队中锋胡登辉之死》对胡之死知之最详细，也只提到是“夏天”，姑且放到“8月”。）俞鸿模：（1908年－1968年3月17日），又名少歧，编辑家。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复旦大学，1933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留日期间，积极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所领导的进步文艺团体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前回上海，旋即赴印尼任茉莉芬中学国文教员。1938年回到国内，随即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文书和教员。不久，在艾思奇等人的帮助下，到汉口创办海燕书店，出版进步文学书刊，宣传革命思想。1939年奉命前往香港筹办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鸿模从印尼带回所分得的家产全部用于开办书店和充作革命活动经费。同年冬，鸿模回到上海筹建海燕书店，出版了《地下》、《前夜》等大量进步书籍。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后，新知书店和海燕书店均被迫停业。此后，他秘密加入了新四军，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抗日文化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海燕书店又复业，继续出版郭沫若的《少年时代》、《革命春秋》、《今昔蒲剑》等进步书籍。中共国成立后，俞鸿模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献资料编辑所编审等，主持出版《苏联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等大量书籍资料。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到牵连，审查期间自杀未遂；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惨遭迫害，终于不堪迫害在1968年3月17日自杀身亡。终年61岁。

　　俞大绂：（1901年2月19日－1993年5月15日），字叔佳，中国植物病理学与微生物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1915年进入复旦中学，1918年进入复旦大学预科专修数理，192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他主学农科、兼修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28年怀著“科学救国”的理念赴美深造，攻读动植物病理学，1932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Sigma－Xi荣誉会员，并获得斐陶斐奖。1932年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教授（1932年-1938年）、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38年-1945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46年-1948年）。1948年被选聘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中共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至1982年。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1956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农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俞大绂的成就：早年从事谷类作物的抗病育种工作，先后培育并推广抗黑粉病小麦、大麦良种，以及具有抗荚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种、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种。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首创中国禾本科作物黑粉病菌生理小种的研究；对粟病及蚕豆病害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晚年在真菌异核现象研究方面获得成果，并得到国际上的肯定。195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苹果树腐烂病。当时，300多万棵苹果树濒临死亡。俞大绂带领防治小组奔赴病区，对发病规律及侵染循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防治措施。地方政府配合号召数万群众，共同参与这场防治苹果树腐烂病的工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制止了病害，让果树又恢复了生机。俞大绂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的同事一起进行防治谷子红叶病的任务。他们在华北、西北等地采集标本，深入生产第一线反复试验，终于找出了药物防治和抗病育种的有效措施。这项工作不仅在谷子红叶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成果，在病毒病害的深入研究以及学科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贡献。50年代中期，俞大绂主持开创了中国的植物抗疫工作。开办了植物检疫培训班，在培养检疫人才、发展植物检疫工作、普及植物检疫知识上各方面做出了贡献，也填补了中国在相关领域发展的空白。俞大绂曾带领学生到浙江黄岩，以柑桔疱痂病作为主要检疫对象进行防治和检疫工作，经过长期努力，终于控制了病害。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检疫技术干部。同一时期，他还在四川进行柑桔溃疡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各界肯定。1959年俞大绂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微生物专业，他不仅创办并领导专业工作多年，为培养农业微生物人才工作奉献良多。1966年俞大绂和他的助手们在水稻恶苗病菌（能够产生赤霉素，也称赤霉菌）的异核遗传研究中，发现了该菌在自然界中有三种不同的组成异核体，并证明各异核菌在赤霉素产量和寄生力上均有差异。这项研究在“异核现象在自然界中是否普遍存在？”这个争论的问题上面取得答案，也说明异核体内致病力极弱或根本无致病力的异核怎么传递下去。此项研究结果《赤霉菌的自然变异研究》，发表在1966年的《中国科学》（英文版）上。由于当时只有少数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研究有所投入，俞大绂及其助手们的研究成果受到各国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视，并被多种各国相关刊物引用。泯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中，俞大绂被折磨至右眼失明，其家族遭整肃至死者6人：表兄陈寅恪、唐筼夫妇、胞妹俞大絪曾昭抡夫妇、堂妹俞珊、赵太侔夫妇。

　　俞珊：（1908年－1968年），女，中国演员，表演艺术家，最早的话剧演员之一。2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精通英语、热爱戏剧。1929年田汉至该校导演《湖上的悲剧》，邀入其南国社。国人大都知道周恩来1914年至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曾是南开新剧团的积极分子，而他当年在戏中扮演的，也是女角色。在话剧男扮女的情况下，真正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一举成名的女演员，是南国社在1929年公演《莎乐美》时扮演女主角的俞珊。俞珊是南国社后期一颗明星。她在入社当年7～8月举行的南国社第二期公演中主演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名剧《莎乐美》，据吴作人回忆：俞珊主演的《莎乐美》的演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莎乐美的扮演者，启用了“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的舞台新秀俞珊。她的表演激情四射，大胆泼辣，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著亲吻的犹太公主形象，从此声誉鹊起。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著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还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了新出版的一部《插图中国话剧史》的封面和封底上。1930年，俞珊又参加了南国社的第三期公演，在田汉改编的《卡门》一剧中任主角。因为她的个性和舞台形象十分适合具有叛逆性格的角色，塑造了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吉卜赛女子形象，所以评论者予以高度评价：“俞珊演得热情泼辣，十分动人。”以后她随京剧名伶水仙花（郭际湘）习旦角，30年代在京、津，抗战时至重庆，常作业余演出。中共国成立后，俞珊先在江苏省京剧团工作，及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1966年夏天，就在“红卫兵”到俞珊家里抄家的时候，田汉已经被打成“黑帮分子”关进“牛棚”。1967年2月17日，田汉被关入秦城监狱，后因冠心病和糖尿病被化名李伍送进301医院，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接受审讯，直到1968年12月10日病逝于医院，终年70岁。1968年4月24日，与俞珊离异的赵太侔在青岛投海自尽，终年79岁。而60岁的俞珊，则正被红卫兵抄家剃阴阳头批斗，最终被迫害致死。

　　俞平伯：（1900年1月8日－1990年10月15日），原名俞铭衡，字平伯。现代诗人、作家、红学家、散文家。与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与杭州才女许宝驯结婚，开始爱好昆曲。1918年5月，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成为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同年，他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潮社。以后陆续发表过《冬夜》等诗集。1919年12月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192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并介绍朱自清前往清华学校教书。1928年去清华大学。1935年在清华园成立“清华谷音社”，推广昆曲。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1949年1月，俞平伯与北京文化界、教育界民主人士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30名教授发表对全面和平书面意见，一致拥护中共党。1953年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将旧著《红楼梦辩》修订后易名《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起陆续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读〈红楼梦〉随笔》。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第3期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对他的观点进行陈述。同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是当时的著名事件。俞平伯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迫害，然而他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俞平伯进行了批判。据统计，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组织各种层次的座谈会、批判会110多次，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这期间，俞平伯忙得晕头转向。他的任务是哪里有批判会就到哪里。作为胡适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态。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十年动乱期间，文革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受到抄家批斗，在逆境中俞平伯和夫人许宝驯相依为命，顽强地生活著。1969年11月，两位年愈七旬的老人被迫赴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1月，作为特殊照顾对象，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以90高龄逝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寓所。著有《俞平伯全集》共计十卷。

　　贺绿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名楷，号抱真，当代著名音乐家、教育家。1931年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音乐家黄自。1934年所作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获第一奖。同年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聂耳介绍他到明星电影公司任作曲股长，参与左翼电影事业。他为影片《船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20多部影剧作品配乐作曲，创作了《摇船歌》、《背纤歌》、《春天里》、《怨别离》、《怀乡曲》、《恋歌》、《秋水伊人》等上百首歌曲，脍炙人口，传唱不已。他为影片《马路天使》谱写的《四季歌》、《天涯歌女》两支歌，成为他的电影歌曲创作和30年代进步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煤油灯下创作了不朽的抗日战歌《游击队歌》，传遍大江南北。1938年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1938年8月武汉失守以后撤到重庆，任职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兼任育才学校音乐教师。同时创作了《全面抗战》、《上战场》、《弟兄们拉起手来》、《保家乡》、《中华儿女》、《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等充满战斗热情的歌曲，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3年到延安，后去东北。1946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音乐组长，并与李伯钊等负责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任团长兼合唱队长。1949年2月，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还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及中国音协副主席。1949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还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附小，为国家培养初、中、高级优秀音乐人才。他曾根据一首民间曲子创作了曲名为《倒卷珠帘》的哀乐，震撼人心，动人心弦，后修改成常用的《哀乐》。1966年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海市长曹荻秋在动员报告中点名指控8名艺术家、作家、编辑、和教授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分子”，贺绿汀是其中之一。由此贺绿汀在全国性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攻击。教育界和艺术界都是文革规划好的重点打击对象，贺绿汀身为音乐家以及大学校长，身兼二罪，在劫难逃。红卫兵运动兴起以后，贺绿汀进而遭到肉体攻击和折磨。9月16日，贺绿汀及妻子姜瑞芝被该校红卫兵绑架到学校。贺绿汀被一块黑布蒙住头，被皮带抽打，直打得身上的衣服稀烂，与血水混合在一起。姜瑞芝也被逼在墙角打得满身是伤。这一群人打过以后，另一群人围上来，将他们分别绑架，又整整折磨一夜。他们的家被抄，家里的东西都被砸碎。文革中，只有三百多人的上海音乐学院发生了十七起所谓“非正常死亡”。这些死亡就发生在这样的暴力虐待的基础上。1968年3月21日，贺绿汀被上海当局关进正式监狱。他被关了5年，1973年才被释放。在这期间，他多次被押到“斗争大会”上遭到“斗争”，其中包括在电视上被“斗争”。“斗争会”一直开到了电视上，也算是上海对高科技的特别使用，尽管当时私人很少人有电视机，在上海之外的地方也没有电视节目播送。在文革中，他的三个女儿因拒绝与父亲划清界限而被定为“翻案集团骨干”，次女贺晓秋在受打击后在家中开煤气自杀。1979年，贺绿汀复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贺麟：（1902年9月20日－1992年9月23日），字自昭，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17年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1919年秋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1923年，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192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2月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9月转入哈佛大学。192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完成《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两篇论文。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2年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1933年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1935年4月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1936年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在上海出版。1937年3月与金岳霖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1938年2月临时大学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沉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1942年，2月1日发表《宣传与教育》一文。1944年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一文。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7年元月在南京出版《当代中国哲学》，十一月上海出版《文化与人生》。1949年中共进驻北平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党做贺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去台湾；进步教授袁翰青也与贺麟谈了三次，宣传中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终贺麟同意拒绝到台湾，并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留在了北京。1954年翻译黑格尔《小逻辑》在上海出版。1957年自反右开始，其学术重点放在翻译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失。1959年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卷。1962年译作《康得哲学论述》、《精神现象学》由在北京出版。著有《贺麟全集》，共十六卷，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五月文革开始，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进“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1973年，台湾出版社印行了贺麟《文化与人生》的新版。1978年贺麟复出。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中学期间，即开始创作小说，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发表作品。1922年，施蛰存考入美国长老会在杭州开设的之江大学，次年因参加非宗教大同盟被开除，转入上海大学，同年以维纳丝学会之名，自费刊印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此后他又曾转入大同大学（1924年）和震旦大学（1926年），参加过五卅运动，并与同学戴望舒、杜衡加入共青团，同时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四? 一二事变后，施、戴等人均列为共党嫌疑分子，遂回到松江隐居，任中学教员，并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自1929年开始，施蛰存陆续发布《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而成为中国“现代派”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施蛰存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施蛰存赴云南大学任教。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回上海探亲的施蛰存无法返回昆明，遂转往福建，任教于永安福建中等师资养成所，次年至长汀，执教于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直到1945年，转赴福建三元，执教于江苏学院，战争结束后随江苏学院至徐州新校址。不久转往上海，任教于暨南大学（1946年）。1951年，施蛰存改入沪江大学。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施蛰存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居住愚园路岐山村。1957年，因发表杂文《才与德》，加之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起先是被剥夺当教师的权利，被赶到图书馆资料室，而后干脆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减半，有一段时间甚至只发生活费。文革中，他又受到同行们的批判。如翻译家王道干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射秽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二十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党、反对射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文革期间连住房都被造反派强行缩小，只能在三楼晒台上自己搭上一间小板屋生活。在《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自序中，他说了一段文革中的境遇，足显其坦然之心迹：“‘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在牛棚中每日写的思想汇报、改造日记，倒似乎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特别是每日写的‘日记’，由红卫兵收去贴在学生宿舍楼下的大黑板上，惹来了许多学生的‘欣赏’，那些只占抄本簿两页的文章，可能有不少很妙的小品文。可惜当时不留底稿，现在无法把它们也编成一个集子。前天看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很佩服他的目光远大。”其所著颇富。1978年撰著《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施济美：(1920年－1968年5月8日)，女，小名梅子，曾用笔名方洋、梅寄诗。中国现代女作家。1935年，施济美考入上海培明女中就读，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由此结识时为上海浦东高中学生的俞昭明之弟俞允明，逐渐发展为知己的恋人。1937年夏天，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八?一三”事变后，俞允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随校西迁四川乐山。而南京沦陷后，施、俞两家在施济美的机智指挥下，共同逃往上海。不幸的是，1939年8月19日，俞允明在惨无人道的日机轰炸中遇难。施济美强忍悲痛，模仿俞允明的笔迹继续为俞家二老写家书，并且终身未嫁。1942年大学毕业时，“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她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甚至更因朋友中有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上海40年代在文学声誉上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的著名女作家。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她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刊物。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中共建国后，施济美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讲课生动，解说中肯，曾多次举行观摩教学，被誉为"施济美水平"。文革中，她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5月8日深夜，在家中和同住的上海育才中学教师林丽珍一同悬梁自尽。

　　姚监复：（1932年10月9日－），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父亲为国民党军人，母亲为小学教员。抗日战争中随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肃、陕西。抗战胜利后到江苏苏州。淮海战役中，时任上校的父亲参加起义。1949年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1957年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文革中家庭受冲击，父亲自缢，母亲在1966年”红八月“中惨死。姚本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文革后平反。1982年被杜润生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六四之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1992年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任研究员，现已退休。近况：2011年3月7日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记者肖曼采访，姚监复说央视应实况转播人大代表发言。2012年5月执笔陈希同的回忆录名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保外就医的陈希同2011-2012年谈话纪录》，书中记录了姚监复与陈希同八次谈话的内容。2012年9月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相信江泽民本人有平反六四的愿望，因为江泽民本人是六四镇压的受益者，因此不可能由江提出为六四平反。2014年因涉嫌为记者高瑜提供中共《九号文件》而受到调查，高瑜案判决书中称其“另案处理”。

　　姚桐斌：（1922年9月3日－1968年6月8日），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1945年7月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冶金系。1951年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1957年9月回国后到钱学森所主持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参与创建材料与工艺研究所（后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并任所长。1968年6月8日在文革运动中被红卫兵毒打致头部重伤，并被阻挠而失救致死 ，去世时年仅45岁。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亲决定要他到济南的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就读，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想让侯仁之当医生，因而选择了这所学校。然而，一个学期后，由于学生运动，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停办，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学读高中。德州博文中学没有在政府备案，学生无法直接报考大学，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后一年转学到通县的潞河中学。1931年，因受顾颉刚在《中学生》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影响，侯仁之同胞弟侯硕之商量是学医还是赴燕京大学学历史，侯硕之对侯仁之说：“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给社会看病。”这番话使侯仁之决定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奔顾颉刚。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奖学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经历四年本科学习，在洪业和顾颉刚教授的训练与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毕业后，侯仁之奉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顾颉刚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顾颉刚离校南下，侯仁之遂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此时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历史地理学发展。1937年秋，身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据自己在团契“朝会”上的发言写成一本小册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这是当时任团契主席的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向侯仁之的约稿。小册子印出后，在燕京大学师生中传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遇到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诉侯仁之，他看了这本小册子，认为很好。抗日战争胜利后，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学。按照洪业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在利物浦大学，侯仁之成为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达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学生。在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指导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学术突破，1949年7月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北京的历史地理》。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学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园61号居住。他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同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并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后来改为地理系）主任，自此“历史地理学”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侯仁之也开始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写出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等论文。1958年10月，侯仁之作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主任，参加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六省区治理沙漠规划会议。会后，他将研究领域拓宽到沙漠，从1960年开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部分师生赴西北半干旱地区，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蚀状况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写成专题研究论文《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河东沙区的变迁》。1962年底，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侯仁之制定了十年考察计划：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从内蒙古西部经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乌兰布和沙漠，为包钢建设配套基地开展了论证研究。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发现3个古城，经考证为汉朝的临戎、三封、窳浑。后来他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的俞伟超合写《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文，引起学术界及当地政府重视。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来到鄂尔多斯的毛乌素沙漠，考察了该沙漠东南角红柳河畔的两座古城遗址－－统万城、城川城。此后，他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研究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侯仁之通过上述研究，开创了“沙漠历史地理”。在侯仁之带领下，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开展起来，北京大学设立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为三北防护林带的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侯仁之受到批斗，罪名是“三家村干将”，因为他曾为吴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徐霞客》与《历史上的北京城》。后来，他又因反对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职审查。季羡林回忆称：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经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的名字，连成了一串，仿佛我们是三位一体似的。有一次，忘记了是批斗什么人，我们三个都是“陪斗”。我们被赶进了原大饭厅台下的一间小屋里，像达摩老祖一样，面壁而立……忽听台上一声狮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羡林押上来！”我们就被两个壮汉反剪双臂押上台去，口号声震天动地。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的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该地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发病区，侯仁之等人在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鲤鱼洲，侯仁之先后参加了筑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场、割稻等各项劳动。1972年复出。

　　侯金镜：(1920年9月8日－1971年8月8日)，文学评论家。少年随父在天津上学。

　　1937年夏考入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因七七事变随校迁湖北。1938年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演戏并写作。曾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为话剧上演。1939年调晋察冀边区，创作宣传抗日的歌词、宣传剧。1942年加入中共党，年底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文学组组长。1943年到阜平县深入生活，任县抗联宣传部副部长，领导高街村剧团演《穷人乐》。历任晋察冀联大文工团干事，冀西阜平抗联会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副社长、华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长。1954年冬调任《文艺报》副主编，同时写作文学评论。1961年发表的《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批评，维护作家的创作个性，引起较大反响。著有评论集《部队文艺新的里程》、《鼓噪集》、《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等。散文《漫游小五台》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文革中被送往湖北咸宁干校，强制参加重体力劳动，猝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1岁。

　　郭小川：（1919年9月2日－1976年10月18日），原名郭恩大，中国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他离家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于同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1941年被选送到陕西省延安市中央研究院学习，1945年11月，担任热河省丰宁县县长，1946年6月，任热西专署民政科长。1948年后到新闻系统工作，先后担任《群众日报》副总编兼《大众日报》社社长、《天津日报》社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共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及《诗刊》编委等职。郭小川的诗歌立意深刻，他对诗的格式进行过各种尝试，曾创作了楼梯式、自由体、新辞赋体等，具有鲜明的时代光彩，被称为政治抒情诗，朗朗上口，韵味十足。主要作品有《女性的豪歌》、《夏》、《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祝酒歌》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小川曾多次受到迫害，并下放到河南林县劳动。文革结束后，被招回京，在安阳招待所住宿时，夜晚由于睡前服用安眠药后又吸烟，烟头掉落在床上，引燃塑料床垫导致产生大量有毒气体窒息而死。

　　郭维：（1922年－2014年11月14日），著名电影导演、编剧。1938年起，先后在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火线剧社、群众剧社任演员、戏剧组长、社长，参与出演《白毛女》、《血泪仇》等话剧，并导演了话剧《胜利渡长江》等。中共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1950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导演。协助史东山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1953年，独立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智取华山》（兼任编剧），获得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和平奖。1954年，调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执导了电影《董存瑞》，获得1956年中共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后来，郭维被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向苏联专家学习。1958年，郭维离开了电影学院的学习班，导演了电影《花好月圆》，该片改编自赵树理的作品《三里湾》；后来，作为“沙郭吕集团”(沙蒙、吕班，同期电影导演。)的主要成员被打成右派，作品也屡遭批判。被打成右派之后，自刻一方图章，上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62年，他恢复了导演职务，随即将王愿坚的短篇小说《亲人》改编为电影剧本，但该影片刚进入拍摄阶段，便被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而遭扼杀。1979 年5月5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宣布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郭维等29人均属错案，为其公开恢复名誉 ，后他又调回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兼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并执导了剧情电影《柳暗花明》。

　　姜永宁：（1927年－1968年5月16日），香港归侨，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与同样为香港归侨的傅其芳和容国团并称为中国乒坛“三英”。姜永宁属直拍两面削球打法，1952年获得香港冠军，同年应邀代表广东省参加中国全国乒乓球冠军赛，获得冠军。此后定居中国，并与1952年全国女子冠军孙梅英结婚。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1960年代初，姜永宁退役，其后出任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教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著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时年41岁。

　　姜椿芳：（1912年7月28日－1987年12月17日），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1年加入中共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共党。1936年后前往上海，在经营苏联电影业务的亚洲影片公司任翻译，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沧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担任过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中共国成立后出任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首任校长。后又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对外联络处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顾问等职。曾领导参加《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中央文件俄文版的翻译编辑工作。主要译作有：《列宁在十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俄罗斯问题》、《小市民》、《演员自我修养》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七年时间。1975年获释。1978年，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副主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顾问。倡导编译《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被聘为《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委会顾问。

　　饶毓泰：（1891年12月1日－1968年10月16日），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幼年在叔父和舅父教导下习四书经史。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去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胡适曾为其英文老师。191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12年回临川中学（今抚州一中）任教半年。1913年考取官费赴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1917年冬获该校物理系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研究低压电弧的电子发射速率的实验成果（导师为卡尔?泰勒?康普顿，阿瑟?康普顿之兄）。同年返国，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创立物理系并任主任。1929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斯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完成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论文。1932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自1935年起兼任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期间培养了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大批优秀物理学家，影响深远。1944年，他休假到美国，与A．H．尼尔森（Nielsen）等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7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49－1951年，继任北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时，辞去院、系领导职务。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身亡。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读了一年后，深觉人们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人先得治社会。转学去燕京大学，拜吴文藻为师。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1936年底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习社会人类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同年夏回到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945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同年起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1945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教授。1951年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副团长黄现璠、陈岸等）。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1957年7月，费孝通以“向人民服罪”为题发言，自我揭发和批判。从此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和教学，读不到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1966年9月1日，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和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等著名教授被批斗、带出去劳动。1967年6月10日费孝通目击潘光旦死亡。所著颇丰。主要论著收入《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复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

　　南汉宸：（1895年－1967年1月27日），中共国金融制度奠基者，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52年10月当选为民建总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后又任党组书记。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27日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席鲁思：（1896 年－1966年9月），即席启炯，字鲁思，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民国初年，他父亲在北京任国会议员，全家北上。他留京数年，一方面搜购书籍，努力研习；一方面与京师名流学者陈垣、杨树达、吴承仕、高步瀛、尹炎武、孙人和等，成立思辩学社，共同切磋。是时，他才26岁。其后，他父亲携眷南归，在汉口稍作勾留。经吴承仕的介绍，他到武昌高等师范谒见当代文字学大师黄侃，两人畅谈竟日。黄侃对他的学识很表钦佩，当面留他在高师任教，他婉言谢绝。黄又致函坚请他留在武昌讲学，他因全家返湘，不愿独留，就与家人一同回乡。不久，县人雷铸寰在衡阳创办船山中学，他应聘到衡阳讲学数年。船山中学停办后，他去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大专院校纷纷西迁，他去安化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去武汉大学任教，历时二十年，该校中文系有五位教授声望很高，人称为“五老”，包括刘永济、刘博平、陈登恪、席鲁思、黄焯（后有所变化，包括徐天闵）。他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钦佩，曾通读数次，对重要历史事实，能原原本本讲出，如数家珍。他特别精于小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造诣尤深。他先后在各高等院校讲授文字学，口讲指画，深入浅出，闻者忘倦。他少时精研《文选》，主张辞必己出，陈言务去。为文典雅，文采斐然，散文骈俪，两体俱精。但生平为文，皆不留稿；所编讲义，虽满筒盈箱，却不肯轻易流布，因此无著作行世。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他声言“士可杀，不可辱！”1966年9月愤而绝食致死。

　　草婴：（1923年－2015年10月24日），原名盛峻峰，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就读于上海雷士德工学院附中、松江中学、和江苏南通农学院。1941年开始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等刊物翻译。1956年，在上海作家协会专职从事苏联文学翻译，主要翻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肖洛霍夫诸家名作。1960年，54岁起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共计12卷、400万字。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草婴被迫接受“教育”。文革期间，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遭到了迫害。1969年夏天，患有胃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胃被切去了四分之三。1975年冬天，被要求扛100斤重的水泥，结果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得不到治疗，最后在硬木板上，躺了近半年。文革结束后，1987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大会上荣获高尔基文学奖。

　　钟纪明：(1906年－1970年) ，剧作家，笔名野火、白山。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延安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陕甘宁边区文协理事、秘书，陇东文艺工作组副组长，陇东、合水二区游击队指导员及中共区委副书记，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支书、教育科长，西北艺术学院教育长，西北电影制片厂厂长。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覆舟记》（合作），《赵德贵和他的枪》，电影剧本《雪海银浪》、《延安游击队》，论文《论快板》、《向民间文艺学习》，话剧剧本《团员的光荣》，曲艺《一条扁担捉美兵》、《红军英勇渡乌江》，鼓词《王大娘》，歌剧剧本《一盏灯》（合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嫌”，残酷迫害致死，享年64岁。

　　查谦：（1896年11月22日－1975年1月23日），原名查贵师，字啸仙。物理学家，教育家。1915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学习，习文、理课程15门。1919年毕业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助教。1920年赴美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1923年获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当时南京高师已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27年，任金陵大学（1952年和南京大学合并）物理系教授。1927年后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1929年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教授，翌年兼理学院院长，创办物理系；1949年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创办华中工学院，任华中工学院（后改名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院长，直至1975年。据说在国际物理界，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文革中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查平时讲话作报告习惯称“女士先生”，都成为罪证和最易煽动群情激奋声讨的内容。批斗会上，学生被蛊惑，认台上弯腰挂牌的老人是万恶的阶级敌人，用石子投击查谦至击中前额流血以取得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为止。文革后期，近耄耋之年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还须经组织审查批准，获允后才搬到武大儿子处居住，直至病死。

　　骆宾基：（1917年－1994年6月），原名张璞君，中国作家。1935年在上海，萧军、萧红在鲁迅帮助下，分别出版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骆宾基读后受到震动。1936年5月初，骆宾基来到上海。在上海法租界汶林路一处亭子间住下后，长篇小说《边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就寄给鲁迅。重病的鲁迅回信称：“体力不支，一时恐难看稿；况且既是长篇，仅凭开端也无以观其全貌……”骆宾基失望地给鲁迅回信：“退稿已经收到，请勿悬念，祝愿先生早日痊愈……”1936年10月，写作《边陲线上》即将收尾时，骆宾基得知鲁迅病逝，悲痛难抑。过了一段时间，骆宾基又致信茅盾，很快收到茅盾回信，茅盾答应看稿，骆宾基迅速将《边陲线上》写完，誊清并寄去。不久茅盾回信说，从《边陲线上》的“氛围气”看得出青年作者的笔力与未来，并同意在修改后介绍出版。后经茅盾三次推荐，1937年5月，上海天马书店主编巴人（王任叔）约见骆宾基，表示准备出版《边陲线上》。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王任叔从印刷厂里抢出《边陲线上》的书稿还给茅盾。此后，茅盾第四次推荐，将书稿给了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出版。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骆宾基要到浙东前线从事战地服务。行前，茅盾知道骆宾基的书稿未付印，没有经济来源，便资助骆宾基40块大洋。1940年秋后，骆宾基到浙东义乌拜访冯雪峰。经冯雪峰支持，骆宾基1940年底赴广西桂林从事文学创作。在桂林，刚写完第二部长篇小说《人与土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骆宾基乃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间，骆宾基曾受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之托，帮助照看病中的萧红，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骆宾基回桂林。他和聂绀弩合编《文学报》，很快遭到查禁，乃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姜步畏家史》。这部小说奠定了骆宾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丰产期，除了《姜步畏家史》，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老女仆》、《北望园的春天》、《乡亲康天刚》等。1947年春，骆宾基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到东北动员一股地方武装接受八路军改编，途经长春市郊时，遭到杜聿明手下的特刑队逮捕，当夜押往沉阳秘密监所。对方劝他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称“在戡乱政策下作一个守法公民”，马上可获释。他回答：“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怎么能站在戡乱政策底下呢？我到东北来就是为了反对戡乱，反对打内战的！”“你们公开枪毙我好啦！我们搞文学艺术的人，是讲气节的！”此后，他被当作“顽固不化”的要犯，专机押到南京军法局监狱，以“武装叛乱”的罪名待决。1949年1月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释放政治犯，骆宾基才获释，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6月，骆宾基自香港启程北上北平，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当专业作家，从事专业创作。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全委，北京市作协副主席。1956年，骆宾基因胡风问题受牵连，被审查一年，其中有3个月不准回家。1957年，去北京南郊农业社体验生活。1958年，下放黑龙江省农村人民公社体验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骆宾基度过8年“牛棚”及半“牛棚”生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曾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坚持原则。1967年，在单位的一次批斗会上，骆宾基站起来说：“邵荃麟是活著的焦裕禄！”全场皆惊。后来，造反派将他叫到办公室，要他揭发邵荃麟、冯雪峰，被他拒绝。骆宾基的妻子邹民才回忆：“因为骆先生坚持不改变对邵荃麟、冯雪峰的看法，一直没有工作，每月只有极少的生活费，家里不得不靠变卖东西过日子。当时有人好心劝他下个台阶，他毅然拒绝，说：‘这台阶太高了。’＂1976年夏，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当天地震刚发生，骆宾基就从地安门的住处出门，到大雅宝胡同的邵荃麟家看望邵荃麟的遗孀及女儿，那时邵荃麟的遗孀尚顶著“叛徒、走资派”帽子。1972年起，由于无法继续自由从事文学创作，骆宾基开始研究金文。写出专著《金文新考》。

　　倪贻德：（1901年－1970年5月13日），美术家。1919年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2年上海美专毕业并留校任教。1927年秋赴日本，在川端绘画学校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广州、上海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组织“摩社”，主编《艺术旬刊》杂志。1932年秋，他和庞薰琴等组织决澜社，以表现新艺术形式举办三次画展，富有狂风般的激情，向沉寂、庸俗、衰颓的画界冲击，使中国画坛出现新兴气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跟随郭沫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任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美术科长，后在西南联大、英士大学、国立艺专等校任教。1940年在香港被推为“中华美术协会”理事。1941年从香港回上海，在上海美专任教授。1944年四川重庆国立艺专任教授，1948年因支持进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解聘。同年下半年自办《西湖艺专研究所》。1949年杭州解放，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在国立艺专留校任教并肩副校长。1953年调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58年调回浙江美术学院任教，为理论教研室主任。1961年成立倪贻德教授油画工作室，担任绘画教学工作。著作有《画人行脚》、《现代绘画概观》、《艺术漫谈》、《近代艺术》、《水彩画概论》、《西洋美术史纲要》、《西洋画研究》、《西画论丛》等。1966年在文革中长期遭受严重折磨。1970年5月13日，被迫害致死。

　　钟道泉：（1902年－1969年4月），字本立。国画家。1927年秋，与武昌艺专的创始人蒋兰圃等，成立了以“阐扬国故，振起艺术”为宗旨的湖北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梅社”，号称“梅社十友”。1930年又与唐一禾发起成立武美艺术研究会，举办多次画展及公演，湖北艺术日趋活跃。作品又相继参加了中华民国第一、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5年在武汉举办湖北省有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汉口市美术展览》、湖北美术界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时，年仅33岁的钟道泉在国画界已名闻遐迩，其作品被誉“大气磅礴”。抗战后期回四川成都，在省南虹艺专等校一直从事美术教学与创作工作，同时在四川各地举办或参加各类画展，1944年参加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展，1947年以个人名义举办“收集欧洲名画片展”，图片中已包含欧洲印象派作品。其间与张大千、徐悲鸿、冯玉祥、李一目、蔡绍序等各界大家交往频繁。在画风上注重兼容并收、道法自然，同时不断探究拓宽中国画的笔、墨、色、纸的表现力。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在各地产生的影响，使其在美术界已享有“西南地区国画宗师”之誉。1949年后任四川省文联国画组组长。1956年赴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任教，1958年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其间政治运动频发，他与世无争，潜心艺术创作与教学，低调入世，高调作画。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为其出版《花鸟画小辑》。曾任武昌艺专教师、西南艺专成都分校部教授、成都南虹艺校国画教师、四川文联国画组组长、四川美术学院讲师。以其功底深厚，深得自然之道的中国写意花鸟画著称于世。50年代末，前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观看钟道泉现场作画，曾被其胸有成竹、能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笔飞墨舞，转眼间完成一幅出神入化、无懈可击的作品的绝招彻底倾倒。然正值钟道泉炉火纯青之时，不幸于1969年4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享年67岁。

　　荀慧生：（1900年1月5日－1968年12月26日），字慧声，号留香，艺名白牡丹，一名词，初名秉超，后改名秉彝；与余叔岩合演《打渔杀家》起，改用荀慧生为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1909年开始以“白牡丹”艺名随庞启发在冀东、冀中一带农村集镇庙会上演出。1910年随庞启发进燕京，搭班演出梆子戏。1911年去天津，曾与王钟声同台演出文明戏。民国后又到北京，跟李寿山等学习京剧，后拜王瑶卿，学习正工青衣。1915年本应出徒，但是庞启发利用合同上的漏洞，又拖延了两年，直到1917年放荀慧生自立。1919年加入杨小楼的永胜社，随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赴上海演出，担任“刀马旦”，引起轰动。因喜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也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1925年改艺名为荀慧生。1949年以后，历任荀慧生京剧团团长，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一生演出了三百多出戏，其中代表作为《元宵谜》、《玉堂春》、《棋盘山》等，与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一起称为“三小一白”。文革时期荀慧生被批斗，身挂“牛鬼蛇神”的牌子，头被剃成阴阳头，被押往北京孔庙，与老舍、萧军等作家一起被罚跪著焚烧戏服，并受鞭笞。当他被放回家的时候，脊背上血迹斑斑，衬衣已被打得破烂不堪，与血痂粘在一起，揭下来都十分困难。后被送到“沙河农场”劳改，从事重体力劳动。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荀慧生实在支撑不住，倒卧在冰天雪地中，无人理会达4小时之久。12月26日，荀慧生气绝。

　　闻捷：（1923年－1971年1月10日），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进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未能完成。1968年，闻捷成为上海作协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在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女儿也被赶出了家门。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著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1月10日，市党代会开到晚上结束之后，因与管理调查他的领导戴厚英的婚姻被上级阻止，曾经充满红色理想的闻捷，终于感觉了彻底的绝望，在住地开煤气自杀了。时年48岁。

　　恽逸群：(1905年1月24日－1978年12月10日)，原名钥勋，字长安，当记者后改名逸群。著名记者，中共情报工作者。中国文化、新闻界的杰出人士。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求学。中途辍学。1923年入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五卅事件后，参加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武进区、县党部常委。后接触马列主义，1926年由乔心全介绍加入中共党。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后被捕入狱，因证据不足释放。出狱后担任中共武进、宜进县委书记。1930年担任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北特委秘书长，后来浙北特委被撤销，转到江苏灌云响水中学任教。在浙江时，曾任浙江省立湘湖村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创办)担任教师。后建立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1932年8月恽逸群进入上海新闻界，在新声通讯社当记者，此时已经失去和党组联系。为躲避追捕，改名逸群。1934年5月5日，《申报》已故翻译秦理斋的夫人母子四人全部服毒自杀。恽逸群发表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同时，恽逸群与中共党组恢复联系，并加入地下情报系统。1935年8月，恽逸群进入成舍我等在上海创办的《立报》。1936年，恽逸群受邹韬奋邀请，前往香港协办《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周刊》。后来回到上海，担任《立报》主笔。1937年10月，恽逸群与范长江发起，二十四人署名在汉口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恽生前回忆，提供了16个人的姓名：恽逸群、范长江、邵宗汉、夏衍、石西民、陆诒、刘祖澄、袁殊、杨潮、朱明、戴湘云、陈宪章、章丹枫、孟秋江、萧芳、金摩云) 。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奉命转到地下党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出版《导报》、《译报》，活跃在孤岛新闻界。1938年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质疑汪的言论行为，一月之后，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新闻业界哗然。1939年《导报》、《译报》被捣毁，被迫出走香港，负责国新社香港分社的工作。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恽逸群受中共地下党之命回到上海，“投降”做了“汉奸”。后进入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身份是上海编译社社长。1944年10月，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罪逮捕，但在狱中未露实情，1945年6月30日获释。抗战胜利后，戴笠曾下令以汉奸罪逮捕他。1945年11月到1949 年5月近4年的时间内，他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和《新民主报》工作，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的编委，新华社华东分社的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副社长，济南分社社长，大众日报的副社长、总编辑，济南市委机关报《新民主报》的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应《新华文摘》之约写下《三十年见闻杂记》，1949年在山东出版社印行，各地广泛翻印。(后改名《蒋党真相》) 。1949年5月，恽随军进入上海，负责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社长。历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2年2月，“三反”中因为1951年《解放日报》报纸漏登一则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饶漱石借机陷害，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同时和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第一本《新华字典》。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以汉奸、叛徒罪被捕，被单独关押，隔绝外界联系，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秘密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不得上诉。至此，恽逸群已经被关押近11年。12月8日，被假释出京，并不允许他对别人谈论被捕经过和判决内容，判决书也被收走。1965年12月，恽逸群被发配至苏北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文革期间成为“专政”对象，从事重体力劳役，历经磨难，子女与其断绝关系。但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诮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文革结束后，恽逸群进京申冤，但无人过问。1978年12月10日晚9时，恽逸群病逝于南京省中医院。

　　徐璋本：（1911年－1988年），中国著名科学家，与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因为不同政见者而知名。钱学森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在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直至入狱。1957年因说了这些话：“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马克屎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著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屎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被打成为右派，后又有成立＂中国劳动党＂，效仿美国多党制的言论及动机，因此在1957年年底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结果坐了22年的牢。1979年回到北京，1988年去世。钱学森和徐璋本两个人的求学生涯几乎是一样的，但人生的结局却大相径庭：一个靠著抵毁他人出卖灵魂以求安稳而成了两弹元勋，名垂党史；一个为坚持真理不屈于20多年非人的囚徒生活，虽注定了他的历史定位与科学成就无关，但这代表了文化人良知的高贵品质与高尚人格，必将名垂青史。

　　徐利治：（1920年9月23日－2019年3月11日），原名徐泉涌，中国数学家、教育家。1938年考入贵州铜仁国立第三中学师范部。1940年考取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报考大学时，改名为徐利治（徐，稳步也；治，洽学也）。不久暂时休学，至四川重庆中学教书。一年后返回西南联合大学。徐利治直接受业于华罗庚、许宝碌。1945年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留校任华罗庚助教。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徐利治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现北京），应聘助教。1949年，徐利治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访问进修各一年。1951年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副教授。1952年，徐利治同王湘浩、江泽坚等人自愿去到长春，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组建了数学系，徐利治任数学系副主任。1956年提升为正教授。同年，苏联科学院邀请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团参加泛函分析及其应用国际会议，三人代表为南京大学曾远荣、中国科学院田方增和东北人民大学徐利治。徐利治代表东北人大向列昂尼德?维塔利耶维奇?康托罗维奇提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回国后，在东北人民大学匡亚明校长支持下，徐利治立即著手近似数学专业（现计算数学专业，本科为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组建工作，并与苏联专家康托罗维奇推荐的自己的学生列宁格勒大学的伊万?彼得罗维奇?梅索夫斯基赫共同主持了计算数学师资培训班，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计算数学专业人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计算数学专业成立。同年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陷于瘫痪，徐利治就躲在家里潜心研究学问。1970年他被送到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1975年9月才回吉林大学执教。日后在渐进分析、逼近论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徐氏渐进公式”、“徐氏逼近”。

　　徐旭生：（1888年－1976年1月4日），名炳昶，字旭生，以字行，笔名虚生，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早年曾就读于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1911年毕业于京师译学馆。后考取公费留学生，1913年前往法国留学，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回到中国，任教于开封第一师范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1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1926年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与瑞方团长斯文赫定率团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1929年起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3年他前往西安，组织成立陕西考古会，主持发掘了宝鸡斗鸡台。1937年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1940年起任第二至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中共国成立后，徐旭生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57年加入中共党。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76年1月逝世。

　　徐鸿宝：（1881年－1971年），字森玉，中国金石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图书馆事业家，著名藏书家。就学于山西大学堂，毕业后曾任清史馆纂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5年后，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市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务。徐鸿宝一生在征集、保护中国流散的图书及文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国宝守护神”，全球文物考古界誉为“中国百年十大著名文物考古家”之一。他的母亲徐闵氏出身浙江一个以刊刻为历代家业的名门望族（即印行“闵刻本”的家族），因此徐鸿宝自小便跟随母亲习字而有深厚古文功底，之后进入白鹿洞书院跟随于式枚学习，后再考进山西大学堂学习化学，求学期间，与学者宣熙来往，而开始对清宫收藏有所接触认识；辛亥革命后，代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又进入教育部，在1924年则被派任善后委员，任故宫古物馆馆长，负责清宫文物清点工作。在1939年参与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与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张寿镛等名学者和文物专家，合力收购流落上海、香港的善本珍籍。1949年则参与了文物造册，主张将文物精品运送至台湾。并参与了文物南迁，在运送过程中不慎跌伤，卧床昆明达五个月之久。50年代之后，徐森玉在上海活动，担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文史馆副馆长。在文革期间被列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批斗，逝世于上海。

　　徐洪慈：（1933年－2008年4月17日），被中共国《人民日报》点名的右派分子，唯一经多次越狱并成功出逃而成为传奇人物。1948年，15岁的徐洪慈加入中共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1951年，18岁的徐洪慈成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干部。1953年，20岁的徐洪慈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54年，21岁的徐洪慈作为调干生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鸣大放、向中共提出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里一直没人贴大字报。1957年6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要求次日要看到成效。大会结束后，徐洪慈等14名同学响应号召，草拟了共51条意见的大字报，次日贴出。51条意见包括对中共的意见，对学校及专业设置的意见等等。1957年6月6日该大字报贴出后，在校内形成了贴大字报高潮。大字报贴出后，整风运动随即进入反右阶段。徐洪慈遭到批判。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医学院三千同学声讨叛徒徐洪慈》，点名批判徐洪慈为右派分子、叛徒，并称徐洪慈的叛党行为受到该校另一右派分子范日新的支持。由于女友揭露徐洪慈和她说过“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这两句话，徐洪慈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学籍，送往位于安徽的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由上海市管辖）劳动教养。1958年12月14日，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农场越狱，回到上海后随即被抓获并押送回白茅岭农场。1959年，徐洪慈第二次越狱，经云南昆明逃至泸水县，准备偷渡到缅甸，但在泸水县被抓获，关押在泸水看守所。1959年，徐洪慈在泸水看守所越狱时被当场抓获。同年，徐洪慈被当地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此后先后被关押在丽江大盐农场、拉马古铜矿等处。1965年刑满释放，作为留场人员继续留在劳改农场从事劳动。1966年文革爆发后，徐洪慈被劳改农场列为首批政治运动对象，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丽江民主广场举行的万人公判大会上被捆绑游街示众。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丽江五零七农机厂，和监狱长李光荣矛盾很深。1972年8月7日晚，徐洪慈趁该监狱断电之机成功越狱。此后徒步走出云南，在四川乘火车回到上海和母亲告别，一个月后的1972年9月10日深夜经二连浩特边境偷渡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徐洪慈以非法入境罪在蒙苏边境的宗哈拉服刑一年。一年刑满后，徐洪慈获释。1974年，徐洪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一家医院就诊时，结识了该医院一位叫奥永的21岁女护士。随后二人结婚，迁居奥永的家乡后杭爱省车车尔勒格。此后8年时间里，徐洪慈靠体力劳动支撑家庭，和奥永育有三个孩子：儿子安吉尔、波扬特，女儿叶塞尼亚。徐洪慈曾要求加入蒙古国籍，以避免被遣返回中国，但入籍要求被蒙古当局拒绝。1981年冬，徐洪慈收到母亲来信，告知他中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已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并附上了手抄的改正书。1982年春，母亲又通知徐洪慈，上海市公安局已对徐洪慈的劳动教养问题平反。但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却一直未下达平反书。徐洪慈乃向当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时的两位老领导黄辛白、乔石写信申诉，两位老领导都作出了批示，要求调查。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他越狱罪不可赦，不同意平反。此后徐洪慈继续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要求中共丽江地委为他彻底平反。1982年6月19日，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82〕刑申字第6号刑事判决书，为徐洪慈正式平反，但其中仍称“徐洪慈在留队期间，说过一些谣言和讲过一些错误的观点”。徐洪慈对这个“尾巴”表示不满，向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1984年8月31日，云南省丽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84〕刑申字第10号刑事裁定书，将原表述修改为“徐洪慈在留队期间，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表过一些意见和看法，经过实践证明是对的”，并认定原以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该刑事裁定书意味著为徐洪慈作出了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1982年10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致信徐洪慈，表示鉴于徐洪慈已获平反，“我们恢复你的中国国籍，你要到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来领你的护照，领了护照以后，你回国探亲也可以，回国定居也可以”。随后蒙古国家安全局向徐洪慈提出欢迎其加入蒙古国籍。但徐洪慈选择领取中国护照，因此在回中国的问题上受到蒙古方面的刁难。为获得回国所需材料，徐洪慈曾在蒙古高级官员的专门接待日见到了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1983年，蒙古政府同意徐洪慈先独自回中国一次，徐洪慈回到上海见到了母亲，并和朱世能等同学以及当年揭发自己的前女友见面。随后徐洪慈返回蒙古。当时他的小女儿叶塞尼亚刚出生。1984年3月，徐洪慈携妻子奥永及三个孩子一起从乌兰巴托乘火车回到上海定居。此后徐洪慈成为上海石油化工专科学校教师，妻子奥永当护士。回国后经过数十年时间，中共党组织才恢复了徐洪慈的党籍。2006年7月，徐洪慈夫妇回蒙古国探亲访问。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单位为其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自颁发日起，徐洪慈由退休改为离休。2008年4月17日，徐洪慈因肾癌引起的呼吸衰竭在上海病逝。三个月后，组织上下发了《关于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级待遇的批复》。徐洪慈在上海的故居是高安路3号。2011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为徐洪慈制作的系列专题片《越狱》、《徐洪慈：越狱之后》播出。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胡展奋在上海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随后对徐洪慈深入采访，写出一部口述实录《永不服罪》（后出版为《冲出劳改营》）。

　　徐光宪：（1920年11月7日－2015年4月28日），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稀土界的袁隆平”，在量子化学、配位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化学键理论和串级萃取理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徐光宪于1936年考入浙江大学高工土木科。1939年，毕业于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徐光宪和另7名同学被录取至“叙昆铁路”当练习工程员，没想到领队中途携大家的差旅费潜逃，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大哥；同年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40年，徐光宪因为住在当时法租界的一个煤球厂里，而大同大学在英租界，所以改考入借法租界震旦大学上课的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并获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上海宝华化学厂任技师。1946年1月，徐光宪又回到交通大学担任化学系顾翼东教授的助教。1948年1月，徐光宪考取自费公派赴美国留学生，进入了美国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读研究生。后经唐敖庆推荐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徐光宪在哥伦比亚大学因成绩优秀而很快获得助教职位，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他用一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7月，因成绩优异，徐光宪被推荐加入美国菲拉姆达阿珀西龙荣誉化学会（Phi LamdaUpsilon）。1951年3月，徐光宪完成了题为《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博士论文，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克塞（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关系异常紧张，徐光宪放弃即将到手的工作，借华侨回国省亲的名义，于1951年4月15日与夫人高小霞离开旧金山，乘船回到中国。1951年5月，徐光宪经先期回国的唐敖庆推荐，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担任副教授，同时还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开始著手培养量子化学和络合物化学方面的研究生。1954年暑期，徐光宪与唐敖庆、卢嘉锡、吴征铠等人在北京主办了物质结构讲习班，为全国高校培养了一批理论化学方面的教师。1957年9月，由于国防和学科建设的双重需要，徐光宪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1961年，由于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卓著，徐光宪晋升为教授。1964年8月，参加二机部在青岛燕儿岛召开的极密会议，会议决定摒弃苏联提供的沉淀法，以中国自行研究的、先进的萃取法筹建核燃料后处理厂，制造原子弹原料钚。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光宪由于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受到了排挤和迫害，1969年底，被迫离开技术物理系，到江西农场劳动。文革后期，从1972年开始，徐光宪由江西农场回化学系，又转向稀土分离和萃取方面的研究，并很快获得突破，于1975年提出了稀土串级萃取理论。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1969年1月），女，数学家，中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1927年2月，徐瑞云考入上海公立务本女子中学。1932年，她高中毕业。因徐瑞云自小就非常喜欢数学这一科目，而且长大以后想当个老师，于是在同年9月，她报考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其导师有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相比之下，当时国内大部分女学生最多只读到高中学历。1936年7月，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大学，并留校任数学系助教。1937年2月，徐瑞云与浙江大学生物学系助教江希明结婚。1937年5月，夫妇二人获得亨伯特奖学金，留学德国。徐瑞云主要研究领域在三角级数论。当时她的博士导师卡拉西奥多里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本来不想再带学生。但他看徐学习刻苦，成绩又好，就收她当弟子。徐瑞云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弟子(即关门弟子)。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她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女数学博士。1941年，其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的傅里叶展开》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同年4月，徐瑞云回国，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她任浙江大学数学教研组组长。1953年，她调任浙江师范学院（今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文革初起，徐便受到很大冲击，不仅被挂牌（脖子上挂一块上书打著×的名字的黑板或木板），示过众和游过街，还屡屡被揪上台去批斗。左臂上缠著“牛鬼蛇神”标志的白布条，成天被罚在教学大楼里打扫厕所或在校园中拔草打扫卫生。1969年不堪凌辱折磨在“隔离室”中自杀身亡，时年53岁。

　　徐迟：（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2日），原名商寿。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1927年，在南浔中学念书。读到了早期白话诗人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这年秋，第一次去了上海。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念书。在该校的一个油画展上，第一次见到新月派诗人徐志摩。1931年9月，和同学杨一萍一起由东吴大学附中升入东吴大学。“九一八”事变发生，12月参加学校爱国学生“援马团”北上，拟出关抗日。滞留北平。1932年1月，入燕京大学借读。在5月号《燕大月刊》发表散文处女作《开演之前》，同时写出一些短诗。1933年5月4日，收到《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封退稿信。6月，到上海见到施蛰存。8月，回到燕大继续学习。在12月号《现代》发表译诗《圣达飞之旅程》。1934年，在《矛盾》、《时代画报》、《妇人画报》等发表诗和散文。与施蛰存周围的现代派作家多有交往。1936年夏，作为男傧相参加诗人戴望舒婚礼。9月，和诗人路易士一起协助戴望舒创办《新诗》。10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11月，音乐散文集《歌剧素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元旦之日，和陈松在上海结婚。上半年写作《世界之名音乐家》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9月，写作警世幻想小说《三大都市的毁灭》。1938年2月，写作中篇小说《武装的农村》。5月，和戴望舒一家流亡香港。在香港结识袁水拍和冯亦代。1939年，结识《时事晚报》主笔、国际述评家乔冠华。听袁水拍谈马克屎主义。1941年10月，在桂林白虹书店出版诗集《最强音》。1942年11月，在桂林《诗创作》发表长诗《一代一代又一代》。1943年2月，在桂林雅典书屋出版雪莱诗歌选译《明天》。7月，在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荷马史诗《依利阿德选译》。任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季刊执行编辑。1944年1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译作《托尔斯泰传》（第一部：青年时期）。7月，在美学出版社出版《托尔斯泰散文集》（第一册）。11月，出版散文集《美文集》。1945年，翻译《巴黎的陷落》、《解放是荣耀的》、《我轰炸东京》等。9月。与马思聪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获得“诗言志”的题词。11月，发表小说《狂欢之夜》。1947年，翻译司汤达小说《巴马修道院》。1949年3月，在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译作《华尔腾》（后改译名《瓦尔登湖》）。4月，创作诗歌《江南》。与南浔同仁维持地方治安，促成小镇和平解放，并率学生出镇迎接解放军。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中国文代会。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1956年6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8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战争，和平，进步》。1957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美丽，神奇，丰富》。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特写集《庆功宴》。1958年7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诗集《共和国的歌》。1959年11月，在北京出版社出版评论集《诗与生活》。1961年，离开北京，举家迁入武汉，到长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65年，创作中篇小说《牡丹》，未及发表。文革到来，被关进“牛棚”，剥夺写作权利，创作中断。十年后得到平反，恢复专业创作。其报告文学代表作包括记述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这两篇作品被誉为“别具特色的科学诗篇”。最后为逃避世风颓败、道德沦丧的社会，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时（12+12+12=36），三十六计走为上，跳楼自尽。

　　徐放：(1921年－？)，中国当代诗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川北分会理事及机关刊物《文学期刊》编委，《东北文化》周刊主编。1946年后曾任陕甘宁这区陇东中学、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组(系)、华北解放区华东大学三部文学系教师兼文艺研究室研究员。1949年后历任军管会文教委东北组组长，接管东北大学联络员、军代表，人民日报社《星期文艺》、《人民文艺》副刊专版及文教编辑，曾同严辰一起主编诗歌丛书《现实诗丛》(12部)。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南城草》、《起程的人》、《野狼湾》、《赶路汉》、《徐放诗选》、《情和爱之歌》、《风雨沧桑集》，编撰《唐诗今译》、《宋诗今译》、《杜甫诗今译》、《陆游诗今译》、《唐诗绝句选译》、《宋诗绝句选译》等，中篇小说《群》、《徐放集》六卷等多部书籍。1955年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蒙冤入狱、劳改，1980年彻底平反，后历任《人民日报》文艺组编辑、群工部副主任，高级编辑、记者。

　　徐盈：（1912年－1996年12月11日），原名绪桓，著名新闻记者。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加入中共党。1933年－1947年任职于大公报。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1937年采写过《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新闻报道。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他从别人不在意的杂乱报纸中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了《北方工业》的一组通讯，文中深刻地分析了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题，同时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1947年至1948年，他连续发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年他写下民国时期最后一篇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济的角度上分析了国民党蒋家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原因。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著有小说集《战时边疆故事》、《苹果山》，专著《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小说《前后方》，回忆录《北平围城两月记》，新闻作品《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进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因此，反右运动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徐盈成了批判对像，被划为极右份子，来由有三：一、与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关系密切，经常交谈，储、浦并称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二、主张新闻自由，提出应允许“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使办报的文人得承担类同旧时代之“清议”的社会职责；因此，三、被视为“第三条路线”思想。徐盈被遣送湖北麻城劳动，过了一年，徐盈因邓颖超关照调回北京民族出版社任编辑。但61年徐又下放山西。文革开始后，徐盈再次陷于受迫害之中。直至八十年代底才复出。

　　徐燕孙；（1899年－1961年）名操，字燕孙，号霜红楼主，斋号霜红楼、寒水堂、归燕楼等。我国20世纪杰出的工笔人物画家之一。国画代表作有《兵车行》《屈原》等，连环画代表作有《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萧恩打鱼》等。徐燕孙两岁丧母，由祖母抚养。七岁起，在家馆中先后从三位塾师读书。十五岁时考入求实中学。在求实中学求学期间，一次他看了京剧《战宛城》，对曹操的雄才大略由衷钦佩，为自我激励，取名徐操。他在以操为名的同时，取字燕孙，喻意燕堂之孙，以纪念祖父。徐燕孙自幼学习诗词歌赋、经书古文、绘画，毕业后徐燕孙拜清末首席宫廷画家管念慈为师，又从学于海派画家俞涤凡，攻人物，临学宋元名画，深得宋元名画真髓。他的画常取材于历史人物、史籍典故，通过突出内心境界，表现人物性格。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他的工笔人物和写意人物都有很高的造诣。1920年徐燕孙首批加入在北京成立的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主旨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后转湖社。徐燕孙在徐世昌时代曾任总统府科员。1921年他入中央政法专门学校攻法律，毕业后执教于京华美术学校和北平美术专科学校。他还曾组织和参加了《和平颂》、《长征图卷》的创作。抗日战争中，出版《霜红楼画賸》，借古喻今，寄托爱国情怀。1949年后，徐燕孙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兼中国美术家协会国画组组长。代表作有《屈原》、《兵车行》、《风尘三侠》、《五百罗汉图卷》等。出版有连环画《三打祝家庄》、《火烧赤壁》、《霜红楼画賸》、《人物画苑》等。1957年，徐燕孙调任中国北京画院副院长。同年，徐燕孙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公职。自此，他在家里偶尔为出版社画些连环画，生活日益艰难，多数亲友与其断绝往来。1961年，徐燕孙先生患脑溢血，逝于北京。

　　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1926年在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因亲共被政府通缉，逃亡上海，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1930年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并开始翻译法国罗曼?罗兰著的00《托尔斯泰传》及一些文学作品。1932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传》。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同年翻译日本、苏联等国的进步著作。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态度骄横。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关于抗统战线问题》予以驳斥。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共党。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1949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徐懋庸重操旧业，运用杂文这个武器，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100多篇计30余万字的杂文。他写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等杂文，以其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讽刺，让有的人对号入座，读之羞赧不已，无地自容。徐懋庸的杂文师承鲁迅，竟令徐懋庸的杂文与鲁迅的文风如出一辙，以至让许多人误以为是鲁迅的作品。1934年新年，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10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林语堂……也有徐懋庸。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先生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哈哈大笑起来，指著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自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徐懋庸又被打成反革命，精神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有次在交代时竟把毛泽东评价周扬的原话写了出来，而此时的周扬已关在狱中。徐懋庸不但没有反戈一击，反而用“最高指示”为周扬定性，这不是在为周扬翻案吗？在造反派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徐懋庸几天后又写了《关于我追随周扬、攻击鲁迅、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行的认罪书》，但他还是一口咬定没有“捏造”，并误将认罪书的时间“1967”年写成“1697”年，这一误，竟倒退将近300年。1977年2月7日，离春节还有10天，徐懋庸带著深深的挚爱和深深的憾恨走完了艰难坎坷的人生路。

　　徐绍清：（1907年－1969年3月24日），中国湘剧演员 ，工老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徐绍清便积极参加救亡工作，他编排和演出了《骂汉奸》等一大批宣传抗日的优秀剧目。1952年，徐绍清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出时，所饰《琵琶上路》中的张广才，获演员一等奖，此后在戏剧舞台艺术片《拜月记》、《生死牌》等戏中，他又成功塑造了宰相王镇、清官海瑞等各种不同的角色，他的艺术造诣得到周信芳、红线女等人的高度赞许，成为当时湖南省湘剧跻身于享誉“全国十大艺术院团”的领军人物。曾任湖南省湘剧院副院长、中国剧协湖南分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湘剧高腔变化初探》和《我学湘剧》两书，对高腔旋法进行了总结，成为后辈学习湘剧高腔的重要依据。57年反右时，他是内定的右派，所以文革中他首当其冲成了批斗对象，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钱人物＂、＂田汉的黑爪牙＂、＂老右派＂等帽子。1969年3月24日自杀身亡，时年62岁。

　　徐韬：（1910年5月4日－1966年6月23日），原名徐保斋，中国导演、编剧。1928 年，18岁的徐韬从江苏考入了刘海粟担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美专”），主攻图工（图画和手工）专业。1932 年，经当时的左翼戏剧联盟党团书记赵铭彝亲自介绍，徐韬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 年，徐韬加入中共党；同年，上海成立业余剧人协会，徐韬担任理事。1937 年，徐韬出任中共领导的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部主任一职。在业余实验剧团，徐韬除了参加演出活动，还亲自执导了话剧《我们的故乡》等剧目，与夏衍、于伶等人创作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并担任导演委员会成员。1939年夏，应好友赵丹、王为一、朱今明之邀，徐韬前往新疆发展进步戏剧事业，结果被反动军阀盛世才关押近5 年 。1946年，徐韬回到上海，以导演的身份加入联华影剧社及随后成立的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与王为一联合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电影，同年冬，作为编剧参与了剧情电影《乌鸦与麻雀》的创作，该片由郑君里执导。1949年，参与创建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秘书长兼导演，后来，担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届理事。1950年，执导以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为背景的剧情电影《大地重光》。1953年，执导由乌日娜、恩和森搭档主演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1954年，被调往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任秘书长 。1956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电影《搜书院》上映，该片是第一部使用伊士曼彩色胶片拍摄的电影，影片改编自同名粤剧 。1958年，执导由韩非、马骥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小康人家》，同年，执导由耿庚辰、万宝珠、刘玉兰联合主演的戏曲电影《下乡与赶脚》。此外，还与张铮联合执导了剧情电影《夜走骆驼岭》，该片讲述了在“大跃进”的年代，一个乡的麦子丰收后，各个社踊跃交售公粮并连夜送粮的故事 。1960年，执导戏曲电影《关汉卿》，该片根据田汉的同名作品改编，同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摩雅傣》上映。1964年，与赵丹、钱千里联合执导剧情电影《青山恋》；同年，徐韬拍摄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影片－－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丰收之后》。1966年文革爆发，徐韬因和翟白音、羽山合写了一篇探讨创新问题的＂炉边夜话＂，被作为＂小三家村＂揪了出来，戴上了＂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等帽子。1966年6月23日，徐韬去了和前妻定情的杭州，纵身跃入了钱塘江涛涛江水中，时年56岁 。

　　徐铸成：（1907年－1991年），中国著名报人。1926年徐铸成凭借他人文凭进入清华，不久作弊一事败露，被学校除名，为此校长梅贻琦曾与其面谈。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27年进入新闻界。1929年29岁的徐铸成奉命到太原采访冯玉祥、阎锡山，时逢两人正酝酿反蒋，中原大战在即，徐第一次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政治新闻，在李书城的帮助下，徐写成一系列不俗的通讯、电讯，受到胡政之、张季鸾夸奖。1938年赴上海出任《文汇报》总主笔，一举成名。1939年7月《文汇报》停刊后，重返《大公报》，先后任港版编辑主任、桂林版总编、沪版总编。1946年3月离开《大公报》，再任《文汇报》总主笔至1947年5月被封。1948年创港版《文汇报》。1949年应邀“知北游”，参与政协会议成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候补代表。随后主持《文汇报》在沪复刊。论著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正、续、补三编）、《新闻丛谈》、《张季鸾先生传》等。1957年徐铸成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徐铸成自称“旧闻记者”，写了大量的“白头宫女话天宝＂(天宝是玄宗的年号，天宝14年，安碌山发动叛乱，大唐帝国由盛而衰，这句话比喻时光匆匆，转眼间头发都白了，青春不再，繁荣的大唐也已经烟消云散，只能做个见证人了，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惆怅。)的文章。

　　徐舜寿：（1917年8月21日－1968年1月6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飞机设计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曾设计歼教－1等多种飞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时年51岁。

　　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中国近代力学、教育家、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父亲是历史学家钱穆长兄钱挚。“伟长”这个名字就是钱穆给取的。7岁多时，父亲带钱伟长来到村里的学堂接受启蒙教育，学习《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钱经常因逃学受到先生的体罚。几个月后钱家发生大火灾，住房化为灰烬，几经搬家，最终落脚于镇中，进入镇中鸿模小学，钱伟长对学习开始认真起来。但他的算术不好，甚至无法算出两位数相加，对国文书籍的死记硬背倒十分在行。学业之余也曾挑花补贴家用。1923年钱升入高小一年级。1925年钱挚离开梅村小学，被无锡荣巷荣家办的公益学校聘为教务主任，钱伟长也进了同一学校。1926年5月伟长随父回到荡口，同年秋进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27年初，钱伟长随父入无锡县立中学，但很快中学因北伐军的占领而关闭。1928年秋，苏州中学开考招生，钱伟长按照钱穆的嘱咐，参加了考试。最终以榜上末名被录取，国文成绩第一抬高了他的分数。1928年10月，其39岁的父亲钱挚突然病逝，钱伟长做好了退学的准备，后有四叔钱穆负责其学费。苏州高中的3年里，他努力学习学校开设的所有课程。三角函数、代数、解析几何对钱伟长来说十分困难，数学老师严晓帆看到钱伟长基础太差，便经常帮他补习，还额外允许钱伟长到自己的办公室学习，这段时间钱伟长经常熬夜。由于基础太差，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课程只是从全班最后一名赶到中下游的水平。1930年秋，钱伟长的论文《春秋日蚀考》获高中奖，1931年钱穆成为北大副教授，伟长也结束了高中的学习。四叔建议他多考几所大学。一个月下来，一共考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厦门大学5个学校和吴蕴初清寒奖学金（化工专家吴蕴初出资5万元，通过奖学金资助那些学习优异但没钱读书的学生，获取该奖学金需要考试）。一个月后发榜，5个学校全部考取，还考取了清寒奖学金，每年可以得到300元的奖学金。 奶奶和母亲认为中央大学最好，离家近，但四叔认为清华大学最好，所以钱伟长听从四叔建议，去清华就读。1931年9月16日，钱伟长来到北京，新生报到后的第一天，就要到体育馆通过体格检测。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是马约翰教授。体检下来，身高、体重、肺活量等主要项目均不合格，但马约翰欣赏他的拼命精神。马约翰鼓励他参加运动，第二年还参加了越野跑步比赛，最后出乎意料的拿到第八名。此后他成为越野队员，后又参加长跑、中低栏、足球等项目，身高从1.49m提升到1.65m。九一八事变后，钱伟长在殷大均和何凤元的建议下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但由于他高考物理成绩仅为5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拒绝其要求，后来钱伟长软磨硬泡，常常搞得吴有训无法办公。另外又找叶企孙教授和四叔钱穆拉关系，和陈寅恪、顾颉刚等疏通，最后吴被迫同意其试读一年，在此期间的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三门课必须考到70分以上。通过顽强的努力，1935年，钱伟长和同学顾汉章合作完成了论文《北京大气电的测定》，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同年，钱伟长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夏天，钱伟长参加了两项考试。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研究所（丁西林为所长）的实习研究员，另一个是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结果两项考试钱伟长都被录取了。当时实习研究员每月有100元的工资，而清华物理系的研究生每月只有60元津贴。钱穆认为他应该继续学习，于是便去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每年300元，共提供3年。于是他跟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还在黄子卿教授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又在叶企孙支持下展开了原子光谱学研究。当年改学物理的5名学生中，只有钱伟长坚持到毕业。1937年北平沦陷后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近一年，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并与孔祥瑛结婚。从1937年到1939年，钱伟长的研究工作一直都没有中断。在此期间，他有了3篇光谱学论文发表在《中国物理学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稀有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这篇论文打开了中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另外还研究了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1939年，钱伟长参加了第七届中英庚款会公费留学力学专业的考试，于3000人报名中争20份名额中之一，发榜时钱伟长高分名列其中。1940年1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其间，与辛格教授合作，用50天时间完成了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内。1941年6月，钱伟长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42年春季参加了加拿大国家研究会主持的应用数学特种委员会的工作。年底，他成为美国数学学会会员。194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和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抗日战争结束后，钱伟长于1946年向冯?卡门请求回国，然而不得放行，他只好诉说思乡之苦，终得应允。清华大学向钱伟长发出邀请，邀他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1947年冬，女儿出生。无奈之下只好多做兼职，直到1949年，他几乎包办了清华、北大、燕京大学所有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的课程。他一周上17堂课，是普通教授的3倍，还得向老友借债。同时，他还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参加这样的社会活动自然要耗费掉一些时间。另外，钱伟长还任《国立清华工程学报》主编、《中国物理学报》和《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编委、美国《应用力学评论》特约评论员，稿的工作当然也要占用他很多时间。此间钱伟长进行了有前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银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科研工作，发表论文8篇。1950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5月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同年他还自学速成了俄语。1953年起草宪法，钱伟长也有参与。1956年，钱伟长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钱学森当时也表态和他划清界限，说钱伟长是“最恶劣和狠毒的政治野心家”。被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被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红卫兵阻挠其进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1992年6月28日），原名钱秉穹，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1929年，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了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同时还学本科的课程。吴有训教授的近代物理学、萨本栋教授的电磁学吸引著钱三强。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吴有训教授的推荐，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所长的手下作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1937年9月，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7年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等。1949年中共建国后，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共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1958年年初，钱三强所在单位二机部党组召开的三天党内生活会上集中批评了钱三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一边；同时还批评了他的骄傲自满，看不起工农干部的行为。说他有个人野心；加上钱三强在苏联援建核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落成典礼的发言草稿中，只是提“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建成”。这些人加以歪曲为钱三强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另外提出的理由是钱三强有不寻常的海外关系，不利于做好保密工作。二机部的某些领导，以部党组的名义向二机部的上级单位提出：要求将钱三强夫妇调离出二机部。在文革期间，钱三强挂了黑牌被批斗，关进了“牛棚”，他没有了人身自由，当然他又一次被排除在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现场。不但钱三强本人受到批斗，他的夫人何泽慧也受到牵连，她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被勒令不得参加科研工作，要她去打扫实验室和厕所。后来，他们二人一起下放到陕西二机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文革后，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立即著手恢复学部的工作。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作家、文学研究家。十四岁考上苏州桃坞中学。1929年，锺书考上清华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的冯友兰曾说，钱锺书“不但英文好，中文也好，就连哲学也有特殊的见地，真是天才。”钱锺书十八及二十学年的总成绩为甲上，十九年则得到超等的破纪录成绩。1933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获文学学士，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绦结婚，后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名列榜首，平均分数87.95是史上最高，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其间女儿钱瑗出生。1937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其夫人杨绦翻译为副博士学位），随后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一年的研究。1938年9月回国。钱刚回国时，在香港上岸，转去西南联大任教授，月薪300元。1939年秋天从昆明回沪探亲后，接到其父亲钱基博来信要其去湖南照顾，故没有回昆明而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1941年暑假，钱锺书去上海探亲，再也没有回蓝田。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成功塑造了一批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生动地再现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与心态，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此后在西南联大、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暨南大学任教。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获评为一级教授。1950年到1953年，钱锺书担任《毛泽东选集》1-3卷英译委员会委员，花费了大量精力翻译毛泽东著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1957年，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当时在台湾的胡适看过这本选注说：“黄山谷的诗祇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共产党要清算他了。”“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钱锺书本人则表示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1969年11月，下放至河南罗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不久，随“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绦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锺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在清查“5.16”运动中被逼自杀。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著术颇丰。

　　钱谷融：（1919年－2017年9月28日 ），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1957年，钱谷融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在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上，因此文钱谷融就受到批判。1959年，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钱谷融写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主要是谈自己对《雷雨》的理解。写好以后，钱谷融把文章一份给了《上海文学》杂志，一份给了教研组组长。教研组组长觉得思想有问题，让钱谷融把文章从《上海文学》收回来，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是批判的会议，并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钱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观点的具体运用。教研组决定不让钱谷融上课，总支书记后来发话说，课还得让钱谷融上，这样钱谷融才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1960年，上海作协开了49天会，批判钱谷融和蒋孔阳。当时大概是要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1966年8月4日，钱谷融在家里，学生通知钱谷融去系里参加批斗，一到那里，学生们就叫钱谷融跪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开会批斗完以后，又被戴上高帽在学校游斗，学生们敲著脸盆让大家来看。钱谷融被戴上三顶帽子，一个是老牌修正主义者；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是漏网右派。后来，钱谷融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学校扫地、扫厕所。接著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1972年才回来上课。

　　钱晋：（1922年－1970年），核炸药专家。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1946年赴晋冀鲁豫边区。曾任北方大学工学院教师、华北大学工学院副教授。1954年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教授、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研究员。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作出了贡献。1961～1962年，核武器研究所在王淦昌、陈能宽等指导下，开展了起爆元件的设计和波形会聚流体力学过程的实验研究及爆轰波传播规律和高压状态方程的实验研究。该所钱晋等人在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的协作下，研制成功性能良好的高压雷管。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赵登程与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担任国防科委工作组负责人,在国防科委9院221厂查破案件时,说“221厂特务,反革命一伙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布置“追组织”,“抓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二百余副,大搞刑讯逼供,先后制造了“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假案。赵登程逼迫第2生产部主任,副教授钱晋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的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钱晋被活活打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被告人赵登程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而赵启民无罪。

　　钱海岳：（1901年－1968年），字腾英，南明史研究家。钱海岳出身士大夫之家，其父钱麟书为光绪十五年举人，宣统三年任绩溪知县。钱海岳早年即以文采知名。1925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经科，师从梁启超、辜鸿铭等大家。1943年，任新疆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48年在南京开国文献馆任职。1949年回无锡，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1950年7月，去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苏州博物馆工作。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苏州市委委员、苏州市政协委员。江苏建省后，调江苏省博物馆工作。1956年，调至江苏博物馆，1960年又到南京图书馆，并且应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之聘，在南大历史系兼授南明史。钱海岳一生著述颇丰，除《南明史》外，还有《哀蝉落叶集》、《海岳文编》、《海岳游记》、《能史阁文集》、《明清故宫词》等。文化大革命运动初因曾表彰郑成功，被诬为宣传蒋介石反攻大陆，造反派将其拉到明孝陵，从上面将其推下跌死。

　　钱瘦铁：（1897年－1967年），名崖，字叔崖，号瘦铁，以号行，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等。中国近现代书画家，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瘦铁”二字是恩师，晚清词人、诗书画印四绝的郑文焯为他所题的书斋名，而钱瘦铁以晚辈身份与“苦铁”吴昌硕、“冰铁”王大炘被誉为“江南三铁”，可以见得其艺术成就不凡。早年家境贫寒，十四岁入苏州汉贞阁碑帖铺为学徒，先后从郑文焯学书法，从吴昌硕习篆刻，从俞语霜学绘画。十九岁到上海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结识陆廉夫、王一亭、赵叔孺、丁辅之、黄宾虹、吴待秋等，得切磋之益。1921年结识日本桥本关雪，随之访问日本，在京都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并结识了加入西泠印社的日本篆刻名家长尾甲、河井仙郎等，与桥本关雪等组织“解衣社”书画会，进行艺术交流。1924年应刘海粟之聘，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主任。其间又先后与孙雪泥、郑午昌等组织了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美术团体，1934年主编由三一美术公司出版的《美术生活》画报。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1937年，日本《书苑》杂志创刊时，受聘为顾问。其艺术在日本享有很高声誉。抗日战争爆发时，不畏强暴，仗义勇为，力助郭沫若离日回国，因此在日本坐牢，经日本友人相助于1942年提前出狱回国。友人赠诗，中有“当年投狱甘无悔，自有干生国士知”之句。返国后不废笔墨，卜居于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在日伪统治下，生活极清苦，常以山芋充食，故名其室为“芋香宦”。抗战胜利后，迁居外白渡桥畔之黄浦路，画室面对黄浦江与吴淞江会合处，因言其室曰“翦淞楼”，亦名“临江观日楼”。一度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56年上海筹建中国画院，受聘为画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56年上海筹建中国画院，受聘为画师，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57年秋，在画院被划为右派，至1961年摘帽。晚年患有肺气肿，至文革受辱，被诬特务挨斗，病情益剧，进发心脏病而卒。

　　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中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政治学和比较宪法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7岁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9年毕业，赴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学习，后来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2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并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评论，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并主张中国完善行政系统。1930年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34年继罗隆基任天津《益世报》主笔。因文笔辛辣被迫去职，再入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参与创建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1937年至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及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1949年5月，钱端升出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筹建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主要著作：《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年）、《德国的政府》（1934年）、《比较宪法》（1927年）、《民国政治史》（1939年）、《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年）、《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1950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等。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被迫离开教坛。文革时再次受到迫害，住所被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极左派的激进职工占领。1974年复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1982年，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迫害凌辱而死的学生、国际法学家田保生，他原是钱端升的高足，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长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四十年代在联合国办事处任职。因响应著名学者、他的老师钱端升的召唤回国，在外交学会从事国际法的编译工作。1957年被划“右派”，文革中不堪凌辱与妻子双双自杀。

　　钱宝琮：（1892年5月29日—1974年1月5日），字琢如，数学史家，与李俨同为中国数学史研究先驱。钱宝琮研究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天文学史数十年，撰有《古算考源》、《中国算学史》（上卷）、《中国数学史话》、《算经十书》（校点）、《中国数学史》（主编）、《宋元数学史论文集》（主编）及《算术史》（稿本）等专著多种和科学史论文60余篇。1903年入嘉兴府秀水县学堂，先后学过《论语》、《孟子》等古代典籍，也学过算术、地理、历史、英文等新课程。至1906年所学各门课程相当于旧制中学毕业程度。1907年春考入苏州江苏省铁路学堂土木科，学习成绩优异，参加月考，屡屡获奖。1908年夏，浙江省第一次招考20名官费留学欧美的学生，钱宝琮报考后因数学成绩突出而被录取，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名。是年9月，由上海启程与翁文灏等同船赴欧，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学习，1911年6月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随后又就读于曼彻斯特工学院建筑系。1912年2月回国，先在杭州任浙江省民政司工程课课员，旋为上海南洋公学（1922年改称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数学教员。同年8月，转至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后改组为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土木工程兼代土木工科主任，一年后辞去代科主任职务。约在1916年，学校里增加数学课程，他又兼教初等代数。此后对于数学教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到1920年时，在学校里每周20小时的课程就完全是教数学了，并且兼任该校附属高中部教务主任兼教高中数学。1925年8月，经姜立夫介绍，北上天津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开设微积分、微分方程和数学史等课程。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以脚踏实地见长，培养出陈省身、江泽涵、吴大任、申又枨等不少著名数学家。1927年9月，钱宝琮与竺可桢、汤用彤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任数学系副教授。后因对于中央大学里的派系斗争感到厌倦，又经姜立夫介绍，于1928年8月转任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副教授，后升任教授，其间于1928年起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为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仅任职一年即行辞去这一职务。抗战期间，钱宝琮一家于1937年冬随浙江大学西迁，辗转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等地，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教学和研究，其间曾兼任浙江大学永兴分部一年级主任，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数学系代理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师生员工陆续返回杭州，钱宝琮也于1946年夏回到杭州，仍在浙江大学执教，讲授数学。从20年代到40年代，钱宝琮曾参加中华学艺社（周昌寿介绍，1921年），中国科学社（茅以升介绍，1923年），中国天文学会（何鲁介绍，1927年）和中国数学会（是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上海，1935年）等重要学术团体，并曾担任教育部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员，《科学》杂志和《数学》杂志编辑等。1956年奉调进京，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时属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一级研究员，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委员，《科学史集刊》主编等职。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钱皆被作为资产阶级白专思想，只专不红，目空一切的“白旗”典型，遭整肃“拔”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迫害，被罚干重体力劳动。1969年底78岁时被驱离北京。孤身一人凄然南下投奔苏州长子处，1971年春中风卧床。1974年1月5日悽悽然病死。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完成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1934年与汪璧结婚，1935年加入中共党。在此之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屎主义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共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后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射秽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射秽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再被划为“极右派”，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在遭受迫害期间，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射秽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74年年末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在去世后，他的思想价值才逐渐被人们（尤其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并受到极高评价。李慎之称他是“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王元化评论：“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著对革命对祖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顾圣婴：（1937年7月2日－1967年1月31日），女，中国女钢琴家。顾圣婴从小有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琴科学习。9岁时得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辅导，技艺大进。学琴之外喜书法、绘画，并广阅中外文学名著，籍此丰富钢琴演奏艺术。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沉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获盛誉。1954年女中毕业考入上海交响乐团任独奏演员。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20世纪50年代中期顾圣婴父亲、爱国将领顾高地受“潘汉年冤案”株连，被判无期徒刑。顾圣婴身处逆境，仍于1957年前往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并荣获金质奖章。1958年10月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钢琴比赛，与日后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大师的毛里奇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同获最高奖，名震世界乐坛。1960年3月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比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4月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后又代表中国去荷兰和芬兰演出。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时年30岁。

　　顾而已：（1915年－1970年6月18日），原名顾尔锜，字斧淮，中国演员、电影艺术家。1928年，顾而已在南通私立崇敬中学求学时，与赵丹、钱千里等组织“小小剧社”。1930年，顾而已来到上海，进入大同中学读书，并参与组织了大同剧社。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并在舞台剧《钦差大臣》中饰演昏庸贪婪的市长 ；同年，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6年，加入新华影片公司；同年，与金山、胡萍联合出演根据《钦差大臣》改编的剧情电影《狂欢之夜》；随后，与陈娟娟、章志直联袂主演剧情电影《小孤女》；此外，还出演了由史东山执导的爱情电影《长恨歌》。1937年，与施超、胡萍等联合出演剧情电影《青年进行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三队；8月，出演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1938年，由其出演的剧情电影《貂蝉》上映。1939年，参演由沉西苓执导的战争电影《中华儿女》。1940年，与魏鹤龄、金焰联袂出演剧情电影《长空万里》。1942年，担任中国艺术剧社经理部的部长。1947年，自编自演剧情电影《衣锦荣归》，并在片中饰演贪婪的国民党官员林道君；同年，出演由陈鲤庭执导的爱情电影《幸福狂想曲》。1948年，与刘琼、黎明联合主演根据吴祖光话剧《正气歌》改编的古装电影《国魂》，并与顾也鲁等组建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同年，与舒绣文等共同主演剧情电影《野火春风》。1949年，执导由王元龙、高占非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水上人家》 ；同年，与舒绣文、冯喆联合出演剧情电影《恋爱之道》；12月，与顾也鲁、洪波联合主演的剧情电影《琼楼恨》上映。1950年，执导由顾也鲁、陈娟娟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小二黑结婚》；同年，执导由李丽华、陶金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血海仇》；随后，与刘琼、李丽华联合出演剧情电影《豪门孽债》；此外，还与张立德、周璇等共同主演了剧情电影《和平鸽》。1951年，执导剧情电影《神》。1952年，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 ，并与陶金、小王玉蓉联袂出演剧情电影《方珍珠》；同年，与李丽华、陶金联合出演剧情电影《诗礼传家》。1955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天罗地网》上映。1956年，与黄祖模联合执导剧情电影《春天来了》，该片由孙道临、李保罗合作主演；同年，与赵丹、舒适联合出演人物传记电影《李时珍》；此外，还与石挥联合执导戏曲电影《天仙配》，该片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年—1955年优秀舞台艺术片二等奖。1957年，执导戏曲电影《罗汉钱》，该片讲述了一对年青人的爱情故事。1959年，执导由筱爱琴、邵滨孙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星星之火》；同年，执导由中叔皇、齐衡共同主演的战争电影《地下航线》。1962年，与张骏祥联合执导剧情电影《燎原》。1963年，执导由董文霞、夏承平共同主演的戏曲电影《柳荫记》。文革时，由与他曾在30年代，与毛泽东N任的夫人江青（蓝苹）有过交往，了解其历史而遭到迫害。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终年55岁 。

　　顾月珍：（1921年11月15日－1970年1月12日），女，近代中国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原为弃婴，被顾姓竹匠收养，取名金妹。14岁拜申曲艺人顾泉笙为师，学唱申曲，取艺名顾月珍。由于学戏勤奋，15岁即登台演出。当时的申曲还没有事先编好的剧本和曲调，扮演角色要靠演员自编唱词和曲调，以一曲“良彦哭灵”走红上海。1938年，顾月珍加盟文滨剧团，成功地扮演了《姊妹花》中的人物，由此一举成名。至1947年，顾月珍先后加盟施家剧团、杨敬文剧团、上海沪剧社，创办过新声剧团，与人合办中艺沪剧团和上艺沪剧团。她主演的《甜姑娘》、《三朵花》、《双花恨》等剧目，在当年出现连满数十场的盛况。在《西太后》一剧中饰珍妃，在乐师的帮助下，为珍妃的《冷宫怨》一曲创造了悠扬婉转的反阴阳曲调，于是《冷宫怨》成为一时名曲，反阴阳曲调广泛流传，成为沪剧富有艺术魅力的曲调之一。同年，26岁的顾月珍因重病辍演，暂时离开舞台。顾月珍的原丈夫是解洪元，育有解波、解星一女一儿，之后丁是娥介入，1950年与解洪元离婚。1949年后，顾月珍积极组织努力沪剧团，率先上演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后又陆续演出《好媳妇王秀鸾》、《田菊花》、《翠岗红旗》等。1953年在华东戏曲观摩大会上演出《赵一曼》，获演员一等奖。1956年被选为上海市妇女射秽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同年加入中共党。1959年至1962年间，在顾月珍带领下，曾将老舍的《全家福》改编为《破镜重圆》上演。还自编自演了表现工人生活的《永不褪色的红旗》，努力保持沪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优良传统。顾月珍善于饰演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人物，突破了沪剧重唱轻做的传统。唱腔清新淳厚，在沪剧流派中自成一家。顾月珍曾任上海努力沪剧团团长、上海剧协理事、上海市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当年红遍上海滩的著名沪剧演员顾月珍，却被打成了反动分子，吃足了苦头。在连续发高烧40度的情况下，造反派对她的批斗仍连续不断，硬要她承认反党，但顾月珍认为不能讲违心话，坚决回绝了反党的诬陷，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最后，顾月珍在不堪忍受身心极度摧残的情况下，于1970年1月20日跳楼自尽。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中国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部，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从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次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论点，在史学界引起争论。后编入《古史辨》（八册）自己和他人研讨争辨文章。1935年，由于当时民族危机深重，逐渐侧重边疆地理研究，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同时宣传抗日。抗战期间，转入内地。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常有强壮的异族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1949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三皇考》、《史林杂识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吴歌甲集》等。另有《顾颉刚全集》总计八类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共计二千五百万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由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斗，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顾毓珍：（1907年3月9日－1968年7月27日），字一真，中国化工学家，教育家。1921年考入清华大学，1927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留学期间，曾是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留学生同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美洲分会会长、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始人之一。1933年回国后，担任南京工业试验所办公室主任，后经举荐为麻省理工学院南京校友会副会长。1938年，随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迁往四川。1947年调北平筹建工业试验所，1948年被任命为北平工业试验所所长。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和工业化学课程，另外兼任复旦大学、沪江大学、江南大学教授，讲授化工原理、油脂化学、油脂工业课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特务”，受到刑讯逼供。被“专案组”连续毒打三天之后，于1968年7月27日，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去世。

　　袁牧之：（1909年3月3日－1978年6月30日），原名袁家莱，中国现代戏剧、电影编剧、导演、演员。1927年，正在上海上大学的袁牧之，开始参加戏剧的革新运动，成为辛酉剧社的主要演员。他主演了俄国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桃花源》。袁牧之对人物精密的设计和构思以及造型的逼真，都是表现派艺术中的精华。在他创造的众多角色中，对人物的神态刻画尤为突出，故有“千面人”的称誉。1934年，袁牧之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左翼电影的经典，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影片。1935年他自编自导的《都市风光》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1937年，他编导的《马路天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赵丹、周璇主演的影片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80年代，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叹说：“《马路天使》堪称一个奇迹。它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的要早得多。抗日战争爆发后，袁牧之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并与宋之的、陈波儿、崔鬼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一队，离开上海开赴抗日前线。他还参加著名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工作。袁牧之任话剧《保卫芦沟桥》导演委员会成员。1938年，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八百壮士》。同年8月奔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延安电影团负责创作领导工作，编导有大型历史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共党。同年，赴苏联考察、学习。1946年回国，同夫人陈波儿一起赴东北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厂长。生产了自中共建国后第一部故事片《桥》等。1949年4月他奉命回京，组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并被任命为局长。后被迫害排挤，1954年被迫离职。文革时被下放到湖北丹江五七干校。1978年春因病求医不成（医院受到政治干扰），未得到及时救治，于同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袁昌英：（1894年10月11日－1973年4月28日），女，字兰子、兰紫，笔名杨袁昌英、昌英、袁美等，湖南醴陵人，近代女作家、教育家、戏作家及翻译家。她以现代主义重新创作的剧作《孔雀东南飞》，散文《游新都后的感想》和《再游新都的感想》开创了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先河。她也是一名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1912年，随父亲袁家普到北京、云南，居家延师学英文。1916年，留学英国，初进伦敦Black Heath High School，次年升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1920年，在留英学生于上海所办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通讯《大学男女同校说》和评论《论女子留学的必要》。1921年，七月自爱丁堡大学毕业，以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十月，返回中国，与长其十岁的杨端六结婚。她是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2年，由王世杰、周鲠生介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英国小说及散文。1923年，出版首部著作《法兰西文学》，二月长女杨静远出生。192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深造。1928年，返回上海，在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及散文；同年，以蔡元培为院长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杨端六被任命为最初三研究所之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30年，三月与出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是五篇剧作结集。这年杨端六也受聘于武大。后来由于有越来越多的夫妻留学生要进武大，学校就立了夫妻两人不能同时在武大教课这么一项规矩，他俩是唯一的例外。1933年，三月长子杨弘远出生。在三十年代袁昌英与也在武大的两位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和苏雪林并称“珞珈三女杰”。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出版首部散文集《山居散墨》。1943年，与苏雪林出版合集《生死与人生三部曲》。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倡议创办一所中国女子大学，未能如愿。在顾如的引荐下，被聘为三青团一届中央评议员。1947年，出版抗战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此后作品未结集者五六十万字，又有英文著作《中国爱国文学》数十万字，未能发行。1950年，她将自己的藏书几乎全部捐献给武大图书馆。六月朝鲜战争（中国大陆称抗美援朝）开始后，夫妇俩是所有武大教师中捐钱最多的。曾三次参加武汉市文代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取消外文系，被调到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公布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俗称三害，六月八日把“整风运动”改变成“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中袁昌英被划为右派。由此被撤销教职，下放到校图书馆劳动改造；在遭批判的同时又被追究三青团和国大代表的历史问题。1958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管制两年。因年老体弱，她才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中由居民委员会监督劳动，打扫街道。1966年，五月文革发生。袁昌英、杨端六又都因历史反革命身份而遭到批判打击。女儿杨静远自美国留学于1948年回国后到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于1954年在武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早因受到压力而与父母分居以划清界限，此时又决定断绝一切关系。9月5日，杨端六病逝。1970年，元月75岁时被校方勒令离开武汉，迁回老家湖南醴陵骆家坳的远亲袁星山家落户，靠女儿每月寄二十元生活费维持生活。1973年4月28日逝世于湖南醴陵老家。九月二十四日同为“珞珈三女杰”的苏雪林在台湾和泪写<哭兰子>一文。

　　袁运生：（1937年4月4日－），中国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1955年，袁运生自江苏省南通中学毕业，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校学习期间，墨西哥壁画家西盖洛斯来华讲学，给袁运生的启发和震动很大。1957年，袁运生因私下赞扬印象派绘画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起初仍在校学习，后来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底，被摘去“右派”帽子，从农场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准备毕业创作。1962年，袁运生自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毕业。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在学校引发争论，留学苏联回来的一位老师只想给2分，理由是该作品未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苏联（西方传统）雕刻的要求创作，而董希文想给5分，理由是突破了基础教学的制约而有新创造，最终该作品获4+。同年，毕业后的袁运生被分配到吉林省长春工人文化宫工作。1963年，毛泽东提出中国文联各协会已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美术》杂志便拿袁运生的《水乡的记忆》以及杨文秀的作品当作批判的典型，《水乡的记忆》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丑化劳动人民。1979年，袁运生被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同年，首都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建成，需要艺术作品装饰，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找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张仃，他们决定为机场创作壁画。张仃随即组织了中国多位美术工作者成立了机场壁画小组。刚从云南写生回到北京的袁运生成为小组成员。1979年10月，由7幅壁画组成的机场壁画群亮相，包括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袁运甫的《巴山蜀水》，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系列壁画作品，其中由袁运生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有几位正在沐浴的傣族裸体少女，该作品引起轩然大波，震动美术界，普通人也纷纷乘坐大巴来到机场餐厅看这幅壁画。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裸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反对的意见则更为激烈，有人说这涉及民族问题，有人说绝对不可以有裸女出现，至少要加画个裤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任重找袁运生谈话，袁运生坚持不改画。最后邓小平来机场视察时看到这幅壁画，非常高兴，看得很细，并表态支持保留该壁画。壁画风波这才告一段落。但1980年裸体少女还是被用布帘遮住，1982年又被用三合板封住钉死。1980年，袁运生被调回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教。除教学外，袁运生几乎无事可做，应邀设计的壁画几乎全被弃用。当时壁画系主任侯一民说：“我们系里有一员大将，总是没事情可做，这怎么可以呢！”1982年8月，袁运生应美国政府、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各地开展文化交流并讲学，随后定居美国并接受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塔夫茨大学、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州五所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的邀请做访问学者。1988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其间，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创作大型丝织壁挂《人类的预言》。在美国的14年里，每次回中国，袁运生总要用一半时间考察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石窟和寺庙。1990年9月，其兄袁运甫用从国外购买的壁画保护液，为机场壁画涂保护液以利长期保护，在涂装过程中拆开了三合板，从此该壁画中的裸体少女才重见天日，没有再被遮挡。主要壁画作品有：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1979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图书馆壁画《红+蓝+黄=白？——关于中国两个神话故事》（1983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大型丝织壁挂《人类寓言》（1996年），香港城市大学校门内壁画 《夫子琴思》《万户飞天》（2005年）。

　　袁敦礼：（1895年－1968年8月），字志仁，中国体育专家，中国体育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17年，袁敦礼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外语部，随后留校任体育科秘书兼翻译。1919年任体育科主任。1923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生理学、体育理论、公共卫生，获生理学硕士学位，获聘为美国体育学会特别通讯员。1927年毕业回国，历任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体育系主任，浙江大学体育系教授、主任。1936年，作为中国体育考察团正指导，赴欧洲考察。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一起迁至陕西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再迁陕南汉中城固，成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袁敦礼除任体育系主任外，还兼任西北联合大学教务长等职。1946年后，历任北平师范学院、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北平政权和平移交前夕。袁敦礼曾多次主办华北运动会，参与筹办全国运动会及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运会的工作。袁敦礼对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特别是对体育教育、师范教育、体育理论、公共卫生教育、电化教育都有贡献。1916年邓颖超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时，袁敦礼的夫人赵玉琨正在该校任教，是邓颖超的体育老师，教授舞蹈。后来邓颖超和周恩来结婚，袁敦礼和周恩来私人关系也很好。中国国民党党政人员撤往台湾时，曾动员袁敦礼去台湾，袁敦礼本已离开北平南下，后因周恩来辗转捎信劝导，乃暂居杭州而未去台湾。后来，袁敦礼应西北师范学院前代院长李化方的邀请，到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任教。中共国成立后，袁敦礼历任兰州体育学院院长、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甘肃省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常务委员等职。还参与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和修改《国民体育法》。1962年，作为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的原甘肃师范大学副校长袁敦礼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会议时，应周恩来邀请，袁敦礼、赵玉琨夫妇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并和周恩来、邓颖超合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袁敦礼被打倒并关进牛棚，夫人赵玉琨被勒令去扫马路，家里也被红卫兵抄家。袁敦礼一家八口被红卫兵从原居住的教眷一号楼204室驱赶到甘肃师范大学旧办公楼旁的向阳区的两间破平房。1968年8月，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甘肃师范大学体育教授袁敦礼因遭残酷迫害，自杀身亡 。

　　翁文灏：（1890年—1971年1月27日），谱名存璋，字咏霓，又字永年，号君达，又号悫士。地质学家，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地质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对中国地质学各方面研究皆有贡献。他曾任北洋政府矿产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长，研究中国各种矿产分布。翁文灏首创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十八岁前往上海入学震旦公学，一年后得到浙江官费补助，前往欧洲留学。1912年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翁文灏同时亦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1920年甘肃发生8.5级地震，翁文灏亦是第一名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事后出版中国地震区分布图，是中国首张地震区划图。中国第一个现代地震台鹫峰地震台是在翁的主事下，于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灏对构造地质学、历史地质学都有研究贡献。河北省宛平县周口店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导的新生物研究所所发现。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亦是中国地理学会第一至十届会长。翁无论在中国内外学术界皆享有声誉，英国伦敦地质学会授与其荣誉会员，美国、德国、加拿大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亦曾分别授与他荣誉学位或职位。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1932年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得蒋中正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仕途。1935年蒋自任行政院长，根据翁文灏日记自述，1936年5月23日任行政院秘书长。1938年元月三日，任经济部长。经蒋介石特别介绍，1938年4月19日填入党申请书，5月24日收到国民党党员证书，特字37254号。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业生产及经济建设。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1947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荣获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8年5月，蒋介石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5月27日，行政院长翁文灏飞至上海，专程访晤何应钦和吴国桢等人，听取对组阁之意见，并接洽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两党负责人；晚上，翁文灏又赴顾孟余宅，请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文灏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出国至法国。著有：《中国矿产志略》、《中国地史浅说》、《中国地质构造对地震区分布之影响》、《中国山脉考》、《中国的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中国地理学中的几个错误的原则》、《甘肃地震考》、《地震》、《锥指集》等。1951年，翁经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是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级官员中首名回北京的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中共党列为第12号战犯，回到大陆后初期曾因其不愿骂蒋介石，颇遭猜忌教训，认罪自白书一改再改通不过。1966年文革中遭受批斗。其子翁心源1970年被连续批斗3天后死亡，次年翁文灏在惊恐中病死于北京。

　　翁独健：（1906年11月28日－1986年5月28日），原名翁贤华，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在蒙元史研究领域成就尤为突出。三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行走困难。1913年进入小学，后考入福清融美中学和福州英华中学。1928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改名“独健”。读书期间，为史学家邓之诚、洪业、陈垣等赏识，并在洪业、陈垣等的影响下决定从事蒙元史研究。1935年赴美留学，三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巴黎大学深造。1939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工商学院、云南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开展对蒙元史的系统研究。1940年9月起，历任燕京大学讲师、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后任燕京大学代校长，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因“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翁独健转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1956年，任历史系主任。同年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组，任内蒙东北调查组组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翁独健任副所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元史研究。1961年，同吴晗、翦伯赞等发起成立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主要著作有《斡脱杂考》、《蒙古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主编有《蒙古族简史》。他还曾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小丛书》、《辞海》民族分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全元诗》等书籍。文化大革命中，翁独健遭受迫害，在五七干校打扫厕所。1971年回到北京，主持“二十四史”中的《元史》点校工作。

　　翁心源：（1912年5月－1970年4月22日），中国石油工程师，尤擅长管道设计，有“中国输油第一人”之称。地质学家翁文灏的长子。曾任中共国石油部总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曾编写有印度至中国陆上管道设计的方案（全英文），用于石油运输，但并没有建成。曾被资源委员会遣派，赴美国考察石油工业。是中国石油公司上海炼油厂建厂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被连续批斗三天后，落水溺亡，享年五十八岁。翁心源去世对暮年的翁文灏有很大打击，其作有“悲怀”题的诗十余首。

　　秦牧：（1919年8月19日－1992年10月14日），原名林阿书，又名林觉夫、林角夫。著名作家。生于香港，童年和少年时曾侨居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32年回国，在澄海、汕头和香港求学。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教师和编辑等工作。1938年春，到广州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辗转于粤桂两省，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秦牧杂文》，这是他的第一本集子。1941年，曾在桂林的中山中学教书，并从事写作，开始涉足文坛。历任《中华论坛》、《再生》、《中国工人》诸杂志编辑。离开香港赴内地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辗转在广州、桂林、重庆等地，担任演员、战地工作队员，教师、编辑等。同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再生》的编委。1946年，赴香港从事写作。1949年8月，参加中共军粤赣湘边区纵队。中共国成立后，秦牧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主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1962年发表散文集《艺海拾贝》。1963年加入中共党。著有《秦牧全集》10卷本。1966年文革爆发，在《北京晚报》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的前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被揪出来批判。广东省委响应中央号召，也推出《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作为相应斗争对象，在全省掀起批判大毒草《艺海拾贝》运动。参加批判的师生几乎没有人读过《艺海拾贝》，也不知道何以是毒草。后来才知道秦牧写了毛泽东回韶山文章，内有记述毛上山扫墓，在墓前念念有词内容。此时运动已经深化为揪斗党内走资派，秦牧因为级别太低，从此在报刊上消声匿迹。1977年复出。

　　秦仲文 ： (1896年－1974年)，原名秦裕荣，号仲文，后以秦裕为笔名，近现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美术教育家。自幼喜欢绘画，初临摹《芥子园画传》、《纫斋画》、《古今名人画稿》。1915年入北京大学法政系。书画师从章浩如先生，并曾得贺履之、陈师曾、汤定之、金城诸前辈指点；1918年参加蔡元培校长主办的中国画法研究会，1920年参加金城等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担任研究员，用力于临摹古代名作。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即原北平艺专）、京华美术学院、国立北平艺专。1947年，在北平艺专任教（原国立北京艺专）时，与寿石工、李智超二教授一起，因对艺专中国画教学主张与徐悲鸿不同而发生激烈争论，反对徐悲鸿在中国画教学和创作中，生吞活剥照搬西画画法的“以素描为中国画造型基础”的教学法。当年暑期后三人被徐悲鸿解聘。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教授事件”。50年代中期，又著文与王逊进行中国画问题的论争，极力维护传统画法与特点。文革期间受迫害，据早年曾受业于秦仲文先生的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先生回忆：1974年秦仲文先生的国画《群鸡》被文化部定为“黑画”，并定性为“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最终秦先生积郁成疾于1974年秋去世。

　　夏衍：（1900年10月30日－1995年2月6日），原名沉乃熙，字端先，中国现代剧作家。夏衍1915年入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今浙江大学工学部）染色科。1919年受五四运动激发，和同学共同组织杭州五?八游行。1920年夏毕业，秋被保送赴日本留学。1921年2月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期间开始接触马克屎主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途经日本，夏衍和同学前去迎接，受到孙中山热情对待，介绍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底夏衍从学校获得工学学士学位，担任国民党驻日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因驻日支部被支持南京国民党的人捣毁，夏衍于4月下旬回国向武汉国民党总部请示。在上海得知负责海外工作的彭泽民已离开武汉去香港，无从联系，滞留上海，后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27年6月夏衍加入中共党，在上海从事翻译和工运工作。1929年翻译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母亲》，并和郑伯奇、钱杏邨等人发起领导了上海艺术剧社，从此与戏剧结缘。1930年他参与左翼作家联盟的组建工作，并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1932年他和郑伯奇、阿英等人进入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中共上海文委电影组成立，夏衍任组长，阿英等为委员，从此夏衍开始涉足电影剧本创作。1934年，夏衍为躲避国民党搜捕，在一公寓躲藏三个月，并创作出多幕剧《赛金花》，讽刺国民党当局的外交政策。1936年首演，不久被禁。1935-1937年这段时间夏衍完成两个独幕剧，一个历史剧《秋瑾传》和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作《包身工》。1937年他完成了代表剧作之一的《上海屋檐下》。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辗转各地开展救亡运动，创办《救亡日报》并坚持了3年多的时间。1940年完成多幕剧《心防》，描写刘浩如为首的进步新闻和戏剧工作者，为保卫精神防线进行的斗争。1941年因皖南事变发生，夏衍抵达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辗转到达重庆，负责主持中共党在当地的文化活动，并完成另一代表剧作《法西斯细菌》，写三个知识分子不同的性格和人生道路，人物刻画生动。1944年起，夏衍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一年后将《救亡日报》以《建国日报》的名字复刊，但不久就被查禁。1946年起，夏衍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南京、香港等地进行统战工作。1949年5日，夏衍跟随陈毅进入上海，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上海文教单位的接收工作，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务。1954年夏衍任中共国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与外事工作，1955年7月到任。此后他写出了剧本《考验》，表现了党的领导干部面对新形势的两种不同思想和作风。他将《祝福》《林家铺子》《红岩》等小说改为电影剧本，受到广大群众欢迎。1962年他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1965年夏衍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关押在文化部机关“大庙”内，在群众大会上遭到批斗。12月4日凌晨1时，被红卫兵架走，7日交中共军“监护”，后投入监狱八年。1977年后复出，1979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原名国栋，字作铭，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夏鼐被称为“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少年时在温州上学，1927年，赴上海读高中。1930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31年，转学入读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7月，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得文学士学位。1934年10月上旬，夏鼐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古学部门的资格。1935年春季，夏鼐在河南省安阳参加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1935年夏季，经更改批准，夏鼐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埃及考古学。1935年至1939年，夏鼐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1939年秋季，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夏鼐决定回国。夏鼐由英国出发途经埃及，在埃及开罗滞留，期间在开罗博物馆从事考古及文物研究工作一年多，才由埃及返回中国，于1941年初抵达云南昆明。夏鼐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由伦敦大学学院授予的。1941年至1942年，夏鼐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担任专门委员之职。1943年至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9年秋季至1950年9月，夏鼐在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担任教授。中共国建国后，夏鼐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夏鼐也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日文）、《中国文明の起源》（日文）、《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Jade and Silk of Han China》 (英文)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夏鼐被考古研究所中战斗小组要求进行自我检查，随后遭游街批斗，在牛棚中强制劳动学习。1970年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因考古所接受委托，协助阿尔巴尼亚修复古代羊皮书，夏鼐得以返回北京。1972年，考古所其他人员由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夏鼐正式恢复在考古所中的工作。

　　高百岁：（1902年－1969年），字幼斋，号智云，又名伯绥。京剧表演艺术家。幼年经常随父入票房听戏，学会许多唱段，深得名票吕正一喜爱，收为入室弟子，亲授《锁五龙》、《探阴山》等剧。8岁从李正义学戏，10岁带艺搭班进入“富连成”，初学净角，后改老生，以演刘派（刘鸿声）戏初露头角。坐科两年，为京剧挑梁老生。12岁应上海丹桂第一舞台之聘，以童伶挂头牌老生，主演《打严嵩》、《铡美案》等剧，兼演老生和花脸戏，轰动上海滩。旋即挑班演出，辗转于天津、沉阳、哈尔滨、海参崴、安东、长春、吉林、营口、烟台、大连等地。15岁拜周信芳为师，专心钻研“麒派”艺术，兼演高派、汪派戏，偶尔还演净角戏。1927年参加由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和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人发起戏剧改革运动。曾与周信芳合演过话剧《雷雨》，曾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合作排演了由欧阳予倩编导的《武松与潘金莲》。1947年与田汉、梅兰芳、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发起组织京剧改革促进会。1948年应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大舞台之聘，来汉演出，后去长沙。1949年9月，由武汉市文化局派人去长沙接回武汉，参加筹备中南京剧工作团。该团于1950年6月成立，高任副总团长兼第一团团长；1952年改为武汉京剧团，高任团长。与高盛麟、郭玉昆、关正明、陈鹤峰等长期同台合作，巡回演出于全国各地，均获好评。晚年致力于演出现代戏和新编剧目。擅演剧目有《追韩信》、《徐策跑城》、《四进士》、《清风亭》、《临江驿》、《哭祖庙》、《逍遥津》、《古城会》、《华容道》、《骂阎罗》及新编现代戏《柯山红日》等。1966年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终年66岁。

　　高小霞：（1919年－1998年），女，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4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学系。在亲戚朋友们的资助下，高小霞和丈夫徐光宪先后赴美国留学。在美国，高小霞仍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当分析实验员，晚上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分析化学。用两年时间，学完了硕士应修的课程，她的论文得到导师的赞赏，发表在《微量化学学报》上。1949年9月，为庆祝中共国成立，纽约街头买不到红布，他们就用红墨水将白布染红，按《华桥日报》上刊登的国旗式样，制作了一面中共国旗。租了纽约国际学生公寓的健身房当会场。由于他们严格的保密，出租单位以为是要举行结婚典礼，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庆祝会在鞭炮声中开始。《华侨日报》总编辑唐明照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然后是集体扭秧歌。高小霞、徐光宪不会跳舞，这时也高高兴兴和大家一起扭起来了。1950年，他们夫妇俩把加入美国籍的登记表扔到地下铁道里，以广东华侨身份－－当时美国当局只允许华侨回国探亲－－迫不及待地登上了驶向珠江口的轮船。1964年1月，高小霞加入了中共党，1966年，高小霞和徐光宪双双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进行隔离审查。高小霞被隔离在一间小屋里6个月差两天，不能和家人联系，还要她交待“特务罪行”。她被分配洗刷厕所、打扫街道。后来，她和徐光宪都被送到“五七干校”去挑砖，扛石头。经过两年多的劳动、审查，“特嫌”的帽子摘了，又回到了北京大学。但是，在那真理被践踏的年代，搞教学又成为“业务挂帅”、“不突出政治”的批判对象。她感到左右为难，不如到工厂去做个普通分析工人，但又不准许。她当时的心情有点像李商隐的诗句：“一寸相思一寸灰”。1978年复出。

　　容国团：（1937年－1968年6月20日），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没多久，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著“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殷宏章：（1908年10月1日－1992年11月30日），植物生理学家。我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192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并留校任助教。1933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当研究生，后回南开大学担任讲师。1935年殷宏章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193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该校生物物理研究室和生物遗传研究室进行光合作用和遗传方面的研究。1938年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教授。并在汤佩松们创设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学组兼任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以第一批“交换教授”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磷酸化酶的研究，1946年赴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进行淀粉形成方面的研究。1948年应罗宗洛教授之约，赴台湾大学讲课几个月，同年12月至1951年应英国J．李约瑟（Needham）博士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1951年秋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并协助罗宗洛教授进行植物生理研究室的建设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室从实验生物所划出单独成立研究所，他出任副所长。他在光合作用、植物生长素的研究成果，普遍获得国际上的认同与引用。1948年获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获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文革期间，因留美背景，遭批斗凌辱，并被驱往农场干最脏最累的活，“经常与猪马同寝”。1978年到1983年任所长，1983年3月后任名誉所长。

　　唐世凤：（1903年－1971年8月25日），号天昌，中国海洋学家、教育家。唐世凤从1930年代起便长期从事海洋调查及研究工作、海洋学的教学工作，学习并引进了现代海洋科学， 研究范围涉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学、物理海洋、海洋渔业、盐业、中国海洋史等，是中国现代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1934年参加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等组成的“南海生物调查团”，对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南海海域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多学科、长时间的团队考查。1935年参加由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等组织的“渤海海洋调查”，对渤海、黄海北部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多学科、长时间航海作业的海洋调查。1936年，受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委派到浙江沿海进行渔业、盐业调查。1937年考取第五届中央庚款，赴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任利物浦大学海洋系研究员。1941年携眷回国，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海洋组主任，与福建省合作成立“福建海洋考查团”任团长，该考查团是抗战期间国内唯一坚持工作的海洋考查团队。1946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海洋学系及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和厦门大学中国海洋研究所，任系主任兼所长。1951年 与孙云铸、张春霖、伍献文、朱树屏、张玺、沉嘉瑞七人创办了中国海洋湖沼学会。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带领厦门大学海洋系大部分师生到山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合并成立海洋学系。主要著作：《中国铁线虫志》、《海南岛比目鱼志》、《爱尔兰海干贝的人工孵化及其生长率》、《渤海海洋调查报告》（海洋物理部分）、《干贝之繁殖》。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迫害。1968年冬，在饥寒病痛中，被迫扫雪跌倒致残，专案组多次阻挠医院治疗。1971年 8月25日病逝。

　　铁流：（1933年5月29日－），本名黄泽荣，笔名晓风。中国记者和作家。工农出身，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七君子反党集团之一，关押劳改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10年以一百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2010年10月，包括铁流在内的一群中国新闻工作者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取消媒体管制，实现新闻自由。铁流与自由派经济学者茅于轼和媒体人高瑜等均有交情。2014年3月，铁流曾撰文“坚决与茅于轼站在一起，抗击任何拥毛崇毛的邪恶势力”。在看中国网站开设专栏。2014年9月因寻衅滋事罪，被北京警方拘捕。他于8月时曾为文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疑似因此遭到逮捕。2015年2月25日，成都青羊区人民法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涉嫌非法经营罪”判处铁流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三万元人民币。

　　陶然：（1914年－ 1966年9月4日），文学评论家。1935年从北平弘达中学毕业后，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文学系学习。1937年3月回到北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北平分会。“七?七”事变后，任山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总务处长，编辑《东声》杂志，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陕西《阵中日报》编辑，第二战区文化站负责人。1940年2月到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编译员、文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延安部队艺术干部学校教员、鲁艺文学系教员、秘书等职，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张家口参加华北文联，任华北联合大学图书馆长、张家口市立图书馆长。1947年后，任哈尔滨市政府文化处长、文联主席、东北文联委员、沉阳东北鲁艺教务处主任。1948年9月加入中共党。1955年以后，任吉林大学中文系代主任、吉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吉林省分会副主席、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在30年的文化创作生涯中，发表了百余篇小说、散文和评论。主编《文艺理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专著，对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突出贡献。译著长篇小说《不在地主》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迫害致死，终年52岁。

　　涂羽卿：（1895年－1975年9月11日），物理学家。191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随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6月，涂羽卿在纽约与美国女子牟莉?霍甫斯结婚。涂羽卿回国后，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7年时间。此后到上海担任沪江大学物理主任。在上海，他还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并于1947年出任圣约翰大学首任中国校长。这一时期，涂羽卿政治立场激进，发表过一些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1950年，涂羽卿等40名基督教人士发起《三自宣言》，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早期倡导人之一，担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以及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52年圣约翰大学解散以后，涂羽卿任南京师范学院、苏州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以及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文革时期，涂羽卿由于其基督徒身份以及与外国人结婚（牟莉已于1956年加入中国籍），遭到批斗和关押，精神上及肉体上受到严重刺激折磨，直到1972年被释放。1975年9月11日，涂羽卿去世，终年80岁。

　　莫桂新：（1917年－1958年8月15日），中国音乐家。莫桂新从小喜欢画画、排球、唱歌。自南开中学毕业后，193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案系学油画，在校期间他是排球队主力。因嗓音出色而被一位俄国籍声乐教授动员学习声乐。与莫桂新同年进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张权在声乐系学习，在该校二人相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该校内迁，二人随之辗转经贵州省、湖南省、云南省到陪都重庆。到重庆后，两人转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习声乐。1942年元旦，莫桂新和张权自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毕业后结婚。1943年和1945年，女儿莫纪纲、莫纪岚先后出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莫桂新全家北上定居天津明华里。莫桂新在耀华中学任音乐教师，与一些音乐人组织了“黄钟合唱团”，常一起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其中罗忻祖、王秉锐、华正文、莫桂新等人后来都成为音乐家。1947年6月，张权到美国学习声乐。中共国成立后，1950年4月，莫桂新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1951年9月20日，受周恩来之邀，已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研究院获硕士学位的张权启程回国，经广州、上海、天津抵达北京。全家定居在北京市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15号四合院。1953年，小女儿莫燕出生。莫桂新、张权先后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来又一起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1955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莫桂新被处理。据《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莫桂新“1941年重庆音乐院入国民党，与美蒋特分子发生联系，加入天主教。日降后在天津成为国民党文化界要人，国民党音乐节主席，宣传歌咏团团长。主持电台进行反革命宣传，唱反革命歌曲，诬蔑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后隐瞒历史参加工作。”莫桂新被用这些虚构的情节罗织罪名，定为历史反革命。《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记载：1957年“整风开始，（莫桂新）亲自找艺术领导，质问肃反对他（的）处理问题，‘肃反依法进行搜查，根据是什么。’要求重查他的问题，进行翻案。”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莫桂新因为所谓“解放后隐瞒历史”，以及1957年鸣放期间攻击肃反、妄图翻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兼右派”，并被划为6类右派分子里最严重的一类：保留公职、劳动教养，送往兴凯湖农场劳动教养。妻子张权因为写了《关于我》一文，被中央实验歌剧院领导视为向党进攻，定为右派，工资降三级，暂留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演员拆洗演出服。1958年8月15日，莫桂新因食物中毒在兴凯湖农场逝世，年仅41岁。1961年3月，张权被逐出北京，独自携小女儿莫燕和莫桂新的四伯母下放到黑龙江省哈尔滨歌舞团。

　　奚啸伯：（1910年－1977年12月10日），京剧演员，工生行。奚啸伯师承言菊朋先生学习京剧表演艺术。曾参加梅兰芳的剧团，唱二路老生（副生），后自组啸声京剧团。1955年起担任北京京剧四团团长。期间与汪曾祺合作取材自吴敬梓《儒林外史》新编古装京剧《范进中举》。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离开北京京剧四团，到石家庄京剧团工作。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变成摘帽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迫害。1977年12月10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去世。死后才得到平反。他开创世称奚派的京剧生行艺术流派，大弟子欧阳中石。儿子奚延宏工净行，孙奚中路工生行。

　　聂绀弩：（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原名聂国棪，笔名绀弩、耳耶、臧其人、史青文、甘努、二鸦、箫今度、迈斯等，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1910年，聂绀弩进入申家祠堂读书，启蒙老师是孙铁人。1915年，升入县立高等小学。1916年从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失学在家。1920年，孙铁人从上海给家乡来信，愿资助培养3个家乡的子弟，聂绀弩被乡亲们推举成为3个人之一，赴上海。经孙铁人安排，聂绀弩进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学习3个月。1921年，又经孙铁人安排，到福建泉州，任中国国民党的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何成濬）秘书处担任录事，并由孙铁人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其间接触了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讨论集》。1922年，经孙铁人介绍而结识的同乡鲍慧僧给聂绀弩来信，将他请到英属马来亚吉隆坡任运怀义学教员（运怀义学是一所华侨小学）。1923年秋冬之际，应董锄平之邀，聂绀弩到达缅甸仰光任《觉民日报》编辑。不久，被《觉民日报》开除。1924年，聂绀弩从仰光抵达广州，在鲍慧僧、廖干五的劝告下，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因为鲍慧僧和包惠僧同住一室，所以聂绀弩在鲍慧僧处结识了包惠僧。聂绀弩还初识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5年，随黄埔军校第二期全体学生编入部队，参加第一次东征，随部队开入广东海丰，在海丰参与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作，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兼政治部科员。192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到达莫斯科上学。在学校期间，他始终未掌握俄语，但自修了全部文科大学课程；他“专心文艺，不问政治”。1927年，聂绀弩回国来到南京，经过半年审查，聂绀弩由中央党务学校的临时辅导员转为正式辅导员，并结识了该校学生周之芹（即周颖）。同年，因为给在南京的聂绀弩写信，聂绀弩的朋友敖少琼在海丰被革命同志当作反革命、通敌叛变分子而处决。1928年，聂绀弩因和周颖恋爱，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全体学生反对。康泽也因对学生太严格，遭到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反对。因此，聂绀弩和康泽都被调离。聂绀弩调任中央通讯社编辑（后来逐渐升为副主任）。1929年与周颖结婚，婚后周颖到日本留学。1931年，经中央通讯社主任萧惟一介绍，附带帮《新京日报》编副刊《雨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和金满城组织“什么诗社”的办法，组织创办了“文艺青年反日会”，由聂绀弩起草请愿书，发给每个会员，又拿到全国学生请愿示威大会现场散发。同时，聂绀弩还在《雨花》上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中国国民党当局为此通缉聂绀弩。1931年9月25日，聂绀弩弃职潜逃到上海，随后赴日本与妻子周颖会合。1932年在日本，经周颖介绍，结识了胡风。经胡风介绍，参加左联，与胡风、方天一、王达夫、周颖共办“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樱花节，聂绀弩夫妇及胡风、方天一、王达夫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在早稻田三个月，7月，聂绀弩夫妇及胡风及其他20多个中国学生，被日本政府从东京驱逐出境，押送至中国上海。经留苏同学孟十还推荐，被留苏同学林柏生聘为上海《中华日报》文学副刊《动向》的编辑。1934年1月1日《动向》发刊，聂绀弩经左联同意，找来叶紫担任助手。鲁迅向《动向》投稿数十篇。1934年8月31日，《动向》停刊。同年，聂绀弩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又经同乡吴奚如的介绍，聂绀弩加入中共党。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聂绀弩参与主编《海燕》，同年初创刊，仅出两期便被迫停办。1936年9月，聂绀弩奉中共党组织之命，护送刚从南京脱险的丁玲到西安，次日见到专程从陕北来接丁玲的潘汉年。在潘汉年建议下，聂绀弩返回上海。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聂绀弩赶回上海，与怀孕的妻子周颖共同参加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1937年2月25日，周颖生下一女，取名“海燕”，以纪念与鲁迅共同创办《海燕》时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辗转去了延安。1938年春，聂绀弩从延安经西安到武汉。1938年8月，抵达院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先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员，后来调到服务团任创作委员，最后任新四军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并负责编新四军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离开新四军，到浙江金华的中共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任主编。1940年四、五月间，在广西桂林与张雅琴、欧阳敏讷、胡希明等人办《力报》，聂绀弩任副刊《新垦地》主编，8月20日，刊物《野草》在桂林创刊。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封闭桂林生活书店，并霸占其房屋另开国防书店，还追捕桂林生活书店经理邵公文等人。聂绀弩为此写下《韩康的药店》一文，轰动桂林。同年，周颖带著女儿聂海燕到重庆邓颖超处，通过吴奚如与聂绀弩取得了联系。1942年春，在桂林与胡风、彭燕郊、艾峰、米军、卢华泽、朱谷怀等筹组南天出版社，出版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1942年夏，到重庆见周颖，但因工作需要，同年10月返回桂林。1944年，远在重庆的周颖会同朱学范、易礼容等人共同筹建中国劳动协会。1945年，聂绀弩也来到重庆，任西南学院教授、重庆《商务日报》副刊《茶座》编辑。1946年，任《新民报》副刊《呼吸》编辑，8月，周颖被捕，出狱后先到上海，后到香港。同年，聂绀弩因刊载揭露兵痞恶行的文章，重庆警备司令部派一个连的军警包围了《新民报》，勒令交出文章作者，中共党组织让聂绀弩撤到香港。聂绀弩遂到香港、与在中国劳动协会任职的妻子周颖会面。1947年，从香港“六一”大搜捕中漏网，开始为香港《文汇报》撰写社论，后来又写短评。他还为在香港复刊的《野草》撰稿。在香港，周颖参加民革，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1948年冬，周颖应邓颖超之邀，乘船经朝鲜到天津，而后来到西柏坡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委会。1949年，聂绀弩继周颖之后回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中共国开国大典。1950年，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1951年春，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第二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开始肃反运动。聂绀弩因受胡风、康泽的牵连，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反省3个月。最后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58年7月送北大荒的黑龙江省密山农垦局850农场劳动。因一场火灾，以“故意纵火”罪被捕入狱。周颖得知后，北上北大荒营救，经托人疏通，使他以“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假释出狱。1959年初夏，被分配到《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1961年春回到北京，1961年秋摘掉右派帽子。经过他的朋友张执一（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帮助，1962年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大约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的写作及言论就被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起来，多次被摘编报送高层领导。1964年12月，公安机关的简报上曾以《聂绀弩反对文艺界整风，恶毒攻击毛主席》为题，编报了聂绀弩的言论。1964年，聂绀弩到广东广州银河公墓瞻仰萧红墓，并重访广东海丰看望彭湃的母亲，与其合影，还写下《重到海城呈彭母》诗二首，也看望了丘东平的母亲。（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因聂绀弩此访等原因，彭湃的母亲和儿子遭到批斗致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967年1月25日，因为“攻击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在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先后羁押在功德林监狱、半步桥监狱。1969年10月，根据中共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林彪副主席第一号令”，以疏散首都的犯人、加强备战为由，聂绀弩被转押到山西省，在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羁押5年。1972年6月，公安机关将聂绀弩案起诉到法院审理，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次审讯。1974年5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一审判处他无期徒刑。1974年10月末，他被移送临汾的山西省第三监狱服刑。1976年9月25日聂绀弩获得释放，11月1日回到北京后，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知，自1977年1月起每月在街道居民委员会领取生活费18元。1979年3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对聂绀弩的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同日，到聂绀弩的住地宣布并送达判决书。1979年4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出关于聂绀弩“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中共党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聂绀弩原文艺二级工资级别，任命聂绀弩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聂绀弩的女儿聂海燕，在1976年8月自杀身亡；女婿方志训，聂海燕的丈夫，在聂海燕死后一周，也自杀身亡。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中国女记者。1927年，浦熙修进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小教员。1936年春，随丈夫袁子英迁居南京，被推荐到《新民报》社从事广告、发行工作。因为文采好，不久便调任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新民报》迁往重庆。浦熙修经过周折，于1939年赴重庆，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浦熙修。浦熙修对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和平建国主张进行了大量报道，指责中国国民党不顾和平、扩大内战。1946年春发生了“校场口事件”，浦熙修协同《新华日报》发动新闻工作者联名发表公开信，与中央通讯社作出了互相矛盾的报导。1946年4月，浦熙修随《新民报》社迁回南京。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发生“下关惨案”，浦熙修也遭到殴打，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1947年5月，6000多名南京学生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遭到政府镇压，酿成“五?二○惨案”。浦熙修率《新民报》记者采访，以整版篇幅报道。1948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勒令《新民报》永久停刊。同年11月，浦熙修被逮捕。1949年9月，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国成立后，浦熙修历任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她曾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回国之后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的胜利。还撰写了《朝鲜纪行》和《新疆纪行》等报告文学。1957年，浦熙修被毛泽东点名，指罗隆基透过她在《文汇报》发表反动言论，她因此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此后，浦熙修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化教育组副组长。1965年底，浦熙修患癌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浦熙修又受到迫害。1970年4月23日，浦熙修在北京病逝，享年60岁。

　　耿庸：（1921年－2008年），本名郑炳中。杂文家。13岁起在《闽南日报》、《江声报》发表诗和散文。1938年至1945年，先后在福建《闽北日报》、江西《青年日报》、重庆《新中华》杂志等报刊任编辑，此后在宣怀经济研究所研究近代经济思想史。1947年8月去台湾，任台湾《公论报》编辑、华南商业银行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11月返回大陆，先后任广东《新商》晚报副总编、上海震旦大学教授、新文艺出版社编审。1955年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耿庸被捕后，妻子王皓也进了监狱，被关了两年后出狱，王皓即给毛泽东写信诉冤，当时正值“反右”期间，把她也算上了一个，她无处申诉，终于愤而在9月的一天跳了上海黄浦江自杀身亡。1955年5月13日，耿庸被逮捕后，失去人身自由长达25年，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从1936年起发表作品，此后至1955年入狱前发表杂文、评论等近千篇，约百万字，多半散失。主要著作有论著《（阿Q正传）研究》（1952年）、《文学对话》（与何满子合著，1983年）、杂文集《回收》（1985年）、《逢时笔记》（1998年）、评论及回忆文集《文学：理想与遗憾》（2004年）等；晚年著有《未完成的人生大杂文》。

　　贾植芳：（1915年－2008年），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学，两年后开始尝试写作，以笔名“冷魂”在《太原晚报》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一个兵的日记》。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会学校崇实中学，并继续写作，两年后在北平《京报》文艺周刊《飞鸿》、天津《大公报?小公园》、上海《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杂文等。1936年1月，贾植芳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钱保释出狱，5月被安排资助到日本留学，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日文，9月考进日本大学经济科，不久转社会科，同年参加留学生文学刊物《文海》的创刊编务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发表小说《人的悲哀——自一个记忆》，6月收到该刊及编者胡风的信，由此开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华的 “七七事变”爆发，贾植芳9月回国，12月进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留日学生特别训练班”，半年后毕业派往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区抗战前线，任陆军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上尉日文干事。1938年7月，在《七月》杂志上发表追悼亡妻的独幕剧《家——呈婵娥君之亡灵》，8月担任 “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和特约撰稿人。1939年 11月，到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报《扫荡报》任编辑。1940年3月，调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山西新闻检查处，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调往陕西新闻检查处，因受怀疑而辞职，专事写作。1942年 10月，考入国军独立工兵第三团，任少校日文翻译，11月与任敏结婚。1944年4月，又因受怀疑辞职，12月到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暗中从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个月后日本投降而获释。同年9月，应邀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联络组长、徐州分站主任参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个月后因把接收仓库中的武器送给了新四军，而被断绝工作关系，随后为维持生计而开始做卖颜料的小生意，同时仍继续写作并一直保持与胡风的通信联系。1946年6月，与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风家，从此专事写作，在《大公报?文艺》、《文汇报》、《联合晚报》、《时代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政论性杂文，并协助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七月文丛》编审稿件， 11月受邀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势压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学联的《学生新报》发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后被留日同学保释出狱。1949年8月，贾植芳加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9月出版论著《近代中国经济社会》，10月出版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次年4月出译著《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为专职教授，7月出版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译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问题》译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参加“思想改造”的名单，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三个月。1952年3月，受聘为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后出版捷克基希《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苏联巴鲁哈蒂《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苏联谢尔宾娜等《俄国文学研究》译著。1955年 5月15日，贾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与胡风的关系，他仍坚持肯定两人是共过患难的朋友，并为胡风辩护，随即被宣布拘捕审查，关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其家被抄，两日后其妻任敏被关押到上海南市监狱；同日，胡风夫妇被逮捕并抄家。6月初，贾植芳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获释。1959年春贾植芳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当小学教师，12月又被关入当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狱，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劳改农场农牧机械厂劳动。1966年3月30日，贾植芳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释放，但被押回复旦大学，在校印刷厂接受“监督劳动”，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6月文革爆发后，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斗、凌辱和殴打； 9月其妻获准首次探亲，相聚十余天。1974年7月，贾植芳从校印刷厂转到校区宿舍建筑工地 “劳动改造”，次年1月生活费提高到每月领取65.5元。1978年9月，贾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并允许与亲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调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同年 12月，贾植芳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判决“无罪”。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原名甘锦英，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考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毕业后免试进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深造，师从陈垣（援庵）治考据学、钱玄同（中季）治音韵学、李建勋治教育学，以陈援庵、钱中季两导师指导为多。1935年11月，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并以商务印书馆预支稿费（《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两书）赴日（1936年1月获得广西省留学官费），进入东京帝大研究院深造，师从日本东洋史名家和田清、加藤繁教授治中国史。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从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东兰、南丹一带调查；同年夏，到扶绥陇罗（今扶绥东罗）、崇左、德保、靖西一带从事田野调查，收集土司遗存文物史料、吴凌云父子反清起义史料和侬智高起义史料。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天峨、河池、罗城、忻城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难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到贵县一带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贵县的分布以及收集黄鼎凤相关史料和太平天国史料。1956年4月，赴武鸣、上林、宾阳、贵县、来宾和桂平等县深入乡村和山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壮族在这些县的分布情况和收集太平天国和黄鼎凤、李锦贵等人反清起义的史料。同年4月19日，全国人大民委遵照彭真副委员长于3月31日的会议指示，制定了《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拟定筹建云南、四川、西北、贵州、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黄现璠、莫矜负责）、西藏、内蒙和东北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计划以4－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同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带队深入到桂西壮族自治州所辖5专区、2市、52县、1自治区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和收集史科，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1958年2月1日，与费孝通、欧百川等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从而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扣以“学术上反攻倒算和死不悔改的大右派”等罪名，遭批斗、游街、挂牌戴高帽示众、扫厕所扫大街、殴打等遭遇。1979年，右派案件得以平反，并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1945年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沉阳，出任中共党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共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获准给研究生授课。黄万里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中央领导人任何答复；他又向中纪委举报国务院对他的申诉置之不理的行为违宪，但也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黄国璋：（1896年－1966年9月6日），字海平，地理学家。黄国璋1919年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理学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曾师从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啊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36年当选为中国地学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同年创办《地理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出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地理系系主任，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系主任，还曾代理西北师院院长。同年在重庆出任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1941年创办学术性刊物《地理》。1943年任中央设计局委员、区域设计组组长。1944年参与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1945年当选九三学社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同年回到北平，再度出任北平师范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兼代教务长、理学院院长。1947年中国地学会恢复活动后，继任副会长兼总干事。中共国成立后，黄国璋继续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当选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并后的首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1951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撤销了在九三学社与中国地理学会的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1966年9月与夫人范雪茵一同上吊自杀。

　　黄少荃：（1918年－1971年），女，1932年考入江安女子中学，后入省立江安中学读高中，民国26年毕业。即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1年毕业，获史学士学位。因成绩优异，考证问题严谨，很受该系系主任、教授金毓黻赏识，乃留该校史学研究部当助理研究员，专门研究战国史。在研究战国史中，常参考钱穆教授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因之与钱穆建立了学术研究关系。1942年，黄少荃为了解决一些战国史上的考据问题，专门从重庆到成都，在钱穆所主持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部研讨了两个多月。1945年秋，黄少荃受聘成都华西大学哲学系，教春秋战国史和中国通史。并继续从事春秋战国历史的研究工作。1947年起，又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直至1949年底。在此期间她著有《战国史异辞》、《战国史纪事本末》、《秦灭巴蜀考》、《五国伐秦考》等专著，均未出版。但曾在1938年中央大学《史系述林》、1943年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利》、1946年《国民日报?史与地》副刊、同年上海《益世报?史苑》副刊、昆明《五华月刊》、南京《东华日报?文史》副刊、1949年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并因此获得华西大学申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晋级。黄少荃治学态度谨严，通过研究，纠正旧籍之讹误者甚多。1950年，仍继续在成都华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晋升为历史系副教授。1952年秋，西南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南充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教上古史、本国史学教材教法。1954年，调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黄少荃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迫害而自尽，年仅53岁。有《黄少荃史论辑存》传世。

　　黄谷柳：(1908年－1977年1月2日 )，中国著名作家。18岁到香港当苦力，摆摊卖糖果香烟、做报社校对，工余读新闻学社夜校，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起从事新闻、文学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后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47年10月，应夏衍之约，在香港《华商报》连载长篇小说《虾球传》，一夜誉满香江。1949年参加中共军，同年由夏衍和周而复介绍在香港加入中共党，投身国共内战，到十万大山地区参加粤桂边区游击队，任中共军粤桂边纵队司令部秘书。中共建国后，1950年任《南路人民报》编辑、《南方日报》驻海南记者。1951年和1952年两次以记者身份随团出访朝鲜慰问＂志愿军＂，与＂志愿军＂一起战斗生活。第二次挂职下连队参加战斗，荣立三等功，获朝鲜颁发的“军功章”一枚。1953年底以后从事专业文艺创作，曾任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作协广东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政协委员。作品有中篇小说《杨梅山下》、《和平哨兵》、《渔港新事》、话剧剧本《墙》，散文集《战友的爱》，童话《大象的经历》，电影文学剧本《此恨绵绵无绝期》（自编）和《七十二家房客》（合编）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1977年1月2日因脑溢血病在广州逝世，终年68岁。

　　黄汲清：（1904年3月30日－1995年3月22日），字德淦，中国地质学家，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和陆相生油论，对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事业产生重大影响。1924年考入北大地质系，大三写出震动业界的论文，首创大地构造理论，让中国人找到了玉门油矿、大庆油矿。1932年夏，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选派，赴瑞士留学。先在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学习半年，1933年春转入纳沙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uchatel)地质系深造。1933年和1934年，在阿尔卑斯山的素女峰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并填制地质图。1935年，以法文写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获理学博士学位。1936年春季回到祖国，任前实业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率队进入赣、湘、黔、粤等地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发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湖南资兴煤田，取得重大地质成果。1937年黄汲清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玉门油田。同年7月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考察。1937年12月底，黄汲清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38年2月，黄汲清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理事会理事长。1938－1940年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布置并亲自参加四川省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矿产资源普查。1940年夏，黄汲清辞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主编。1941年至1943年，黄汲清带队调查甘肃、新疆的石油地质。1942年，黄汲清兼任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初，黄汲清写成《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采用地槽地台说，第一次系统的划分了中国主要大地构造单元，科学地阐明其特征，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首次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观点，该书被国际上公认为对亚洲地质构造的重要贡献。1945年，黄汲清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专业委员会-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主编完成了14幅国际分幅1：1000000中国地质图，接著又完成了1：3000000中国地质图，综合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黄汲清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1955年初，黄汲清在他和谢家荣一同担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时，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大重点地区进行石油和天然气普查勘探，经地质部同意，下达了普查钻探任务。1966年文革爆发，黄汲清遭受了迫害，先被关入地下室180天，后又流放五七干校。1974年复出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成果大庆油田竟被冠于李四光名下，于是写信要求正名－－为那些曾经的付出而正名。2009年中央电视台《奠基者》才为黄汲清正名。

　　黄药眠：（1903年1月14日－1987年9月3日），原名访荪、黄访、黄恍，笔名有达史、黄吉、番茄等。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中学时期，喜读《楚辞》、《庄子》。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抗议运动，任岭东学生联合会梅县分会的秘书长，是非常活跃的学生骨干，并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醉心于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1921年，黄药眠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英文系。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并开始了新文学的创作。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黄药眠逃亡上海，经成仿吾、王独清介绍参加了创造社，发表了《晚风》、《我死之夜》、《黄浦滩的中秋》、《握手》、《五月的歌》等著名新诗，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花岗上》，从而奠定了他浪漫派诗人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充满诗意、激情的文艺论文，如《梦的创造》、《非个人主义文学》、《文艺家应当为谁而战》等，从而在文艺理论界展露头角。在创造社，他开始接受马克屎主义，翻译了拉贝里拉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于1928年夏加入中共党。之后，曾与夏衍等多次商讨筹办“左联”事宜。1929年秋冬，黄药眠被派往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1933年冬，黄药眠绕道海参崴回到上海，向上海中共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之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抗战爆发后，黄药眠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即奔赴延安，在新华社工作。由于历史政治原因，黄药眠在中组部的干部审查过程中受到工作人员的冷落和歧视，因此负气离开延安，1938年到武汉养病。后撤往长沙，加入“青记”，并同范长江、胡愈之等一起创办国际新闻社，任总编辑。黄药眠作为中国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实际上负责著除四川之外的西南大后方抗战文艺的理论导向工作，发表了《抗战文艺的任务及其方向》、《目前文艺运动的主流》等长篇论文。他还负责组织了桂林文化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经常组织举办有关诗歌创作、诗歌形式的研讨会，并发表了大量的关于诗歌批评的论文，像《诗歌的民族形式之我见》、《论诗歌的创作方向》、《论诗歌的手法及其它》、《论诗底美、诗底形象》等，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业余他还举办各种文学讲习班，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皖南事变后，黄药眠逃亡到香港，在廖承志的领导下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常为《国际时事论丛》、《华商报》撰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黄药眠回到家乡梅县，潜心著述，为《当代文艺》、《文艺生活》等报刊撰稿，写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文艺论集《诗论》、译有俄文诗选《莎多霞》等。1943年再度回到桂林，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和文艺创作活动。1944年日军南侵，他撤往成都，为《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文艺副刊撰稿，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黄药眠再度赴香港，主编《民主与文化》，兼农工民主党机关刊物《人民报》主笔。这一时期，黄药眠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走私的哲学》，小说集《暗影》、《再见》，长诗《桂林的撤退》，散文集《抒情小品》，政论集《民主运动讲话》等，并兼任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的主席。1949年春，黄药眠应邀来北平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中共国成立后，黄药眠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7年整风期间，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是民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民盟高校领导体制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反右运动中是"六六六教授会议"教授之一，被划为右派。文革时，黄药眠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去人身自由，饱受牢囚之苦。1978年，黄药眠恢复了名誉。

　　黄苗子：（1913年－2012年1月）。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书法家、作家。父亲黄冷观从师范学校毕业，却从业于报界，热衷于社会活动，鼓吹革命，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会员。1926年，黄冷观创办香港中华中学，黄苗子5岁来香港接受教育。1928年，黄苗子接触到由叶浅予主编，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等当时漫画界几位中坚人物参与的《上海漫画》周刊，上海这座遥远而陌生的城市也因为漫画而使黄苗子觉得熟悉而亲切起来。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他开始为香港的《骨子》报、广州的《半角漫画》画漫画。向报刊投画稿需要个笔名，黄般若劝他说：你的小名“猫仔”，把两个偏旁去掉，“苗子”不是现成的笔名吗？从此，“黄苗子”的声名越来越响亮。1929年，16岁的黄苗子创作的漫画《魔》入选香港学生画展。他把作品寄给了《上海漫画》，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而且接到漫画家叶浅予的回信。黄苗子喜出望外，这使他更加喜爱漫画，父亲却极力反对黄苗子画漫画。1931年1月，黄苗子从中华中学毕业，被父亲送进香港华仁书院学习英文，让他苦不堪言。第二年，黄苗子拿著自己亲自到编辑部讨要到的稿费请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船票，登船远行。得知黄苗子离家出走，父亲黄冷观当即给时任上海市长的同乡兼好友吴铁城拍电报，拜托他关照儿子。吴铁城是国民党要员，他把黄苗子安排在上海市政府任职。黄苗子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却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里做了高级公务员。黄苗子的才华、学识和活动能力给美术界特别是漫画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陆续在《生活》杂志、《良友画报》、《时代漫画》、《上海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还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人一起组织漫画界活动。《小说》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从第3期改版为大开本。也正是从第3期开始，版权页“编辑”一栏出现了黄苗子的名字，也正是从这一期始至终刊（第19期）封面画大都出自黄苗子之手（另有梁白波、段蓬、韦度各画一期）。由于是彩色封面，加之开本宽阔，视觉诱惑力强，完完全全展示出海派风情。1936年夏天，黄苗子和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王敦庆一起发起筹备一个全国性的漫画展览会，这次展览是中国漫画史上第一次全国漫画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以及海外华侨漫画界的600多幅作品。1937年4月，黄苗子来到广州，与后到的郁风经常在一起谈论文艺、国事，感觉意趣相投。后娶郁风为妻。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依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的黄苗子看到文件后即通知周恩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1945年9月下旬，黄苗子被安排接受了来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在这次会晤之后，黄苗子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交给重庆《新民报》副刊发表，还加上了编者按语，称赞这首词“气魄之大，乃不可及”。1949年9月，黄苗子与郁风来到北京，应邀参加10月1日中共国的开国大典。1950年后定居北京。著作有散文集《货郎集》、《敬惜字纸》、《无梦庵流水账》、《青灯琐记》、《风雨落花》、《雪泥爪印》、《世说新篇》、《茶酒闲聊》、《人文琐屑》等；诗集有《牛油集》、《三家诗》等；美术论著有《吴道子事辑》、《八大山人传》、《画坛师友录》、《艺林一枝》等；书画集有《黄苗子书法选》、《中国书法精品选——黄苗子》、《草书木兰辞》、《苗子杂书》等。1957年黄苗子被定为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爆发后被捕入狱。出狱以后转向书法创作。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本名万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是中国现代剧作家以及戏剧教育家，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没有上过小学，自幼在家塾中学习古典文学（如《红楼梦》、《镜花缘》）和传统经典（如四书五经及《史记》）；他又从林琴南所译的西洋小说中接触西方文学。他很早便接触戏剧，少年时代跟随继母观看京戏、昆曲、河北梆子、蹦蹦调、唐山落子等许多地方戏，以及当时流行的文明新戏；另外，他亦因从小熟读《戏考》而加深对传统戏剧的认识。1922年插班进入南开中学读二年级。1925年（15岁）加入南开新剧团，先后参加了《压迫》、《玩偶之家》（扮演主角娜拉）、《国民公敌》、《织工》等剧的演出，改编并参加演出了《财狂》、《争强》，这些演出经历使他对戏剧艺术规律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曹禺自言“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1928年，曹禺入读南开大学政治系、次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9年，曹禺的父亲去世。1933年大学毕业后，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任教。数月后，又进入清华研究院研究戏剧。他21岁时开始了背景取于天津的剧本《雷雨》的创作，1934年7月发表于《文学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发表《日出》，同年8月应邀赴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2年初辞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教职离开江安赴重庆从事戏剧写作和编导活动。1946年3月，与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947年1月回国，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到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同时开始构思创作电影剧本《艳阳天》。1948年，由文华影业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导演。1949年2月，在中共党的安排下，秘密转道香港抵达北平，2月28日离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中共国成立后，受中共建政后的阶级斗争时期影响，让曹禺一直无法再自由的创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曹禺被打入牛棚，成为反动文人扫街、清厕所、接受批斗受尽折磨，虽然文革后平反并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却再无法自由创作。1996年曹禺离世，他留下了最后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担心随时被抓进去……”，他在《人民戏剧》(1979年第3期)中说“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和他们朝夕相处”。没想到他到了晚年，竟还又碰上了。

　　曹任远：（1893年－1991年），字四勿，曾用名曹利用、曹炯，中国近现代化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曹任远从小就接受新式教育，幼年就读过自贡第一所新式学校——三畏堂创立的私立树人学堂，后考入成都商矿实验学堂。16岁时获得日本东京私立农业大学公费留学机会，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留学，学会三门外语，先后读过六所大学、取得四个学位。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硕士、德国啊朗根大学化学和物理博士。1910年在东京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党证为蓉字第0233号)。1911年，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先后爆发了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和四川等地的保路运动，在此形势下，全体留日学生决定罢学归国。曹积极响应动身回国。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讨袁斗争。1916年，曹任远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到上海。同年冬回自流井结婚。1917年张勋复辟,曹任远在岳父谢持安排下到美国读书(避祸)，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攻读化学专业,主攻染料化学。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不久又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并在该校作研究生，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19年曹任远完成在美的学业，转赴欧洲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小住后转巴伐利亚求学，成为著名化学教授Busahen的学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协约国一方，德国学校对中国学生尚存歧视，只许他们听讲，不许作研究实验。后经Busahen教授的得意学生、曹的德国同学多方说服，并有感于德国人在中国普遍受到礼遇之事实，教授才同意曹参与各项研究实验，并到化工厂实习。曹抓紧读书、实习机会，刻苦钻研，终于学有所成。1924年，曹任远因为发现一种新型化学染剂(可染阴丹士林布)的配方,并获得专利,其毕业论文通过鉴定,于德国啊朗根大学（Erlangen）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取道法国巴黎，经马赛、印度怀抱著“化工救国”回到祖国。回国后，1924年参加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筹建工作。自是年起，先后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任化学教授。其叔父曹笃、岳丈谢持，均系早年参加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受他们的影响，故青年时期就具有民主、进步思想。1932年春，胡汉民在广州再揭倒蒋旗帜，重新组织中国国民党，即世所称新国民党，胡任主席，曹被当选为新党华北书记长（后任中央党部副书记长）。1951年曹任远任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有《现代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染料化学》等专著。历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与大右派、民革发起人之一陈铭枢时有过从，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此远离北京，在西北等地漂流浪迹达20余年。1980年，曹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

　　曹亨闻：（1910年－1968年10月19日），又名协。新闻史学家，教授。1925年9月在上海浦东中学读初中，后因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被学校当局开除。1926年9月转入上海大夏中学读书，翌年1月回临海家乡，在当地参加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同年9月起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光华大学读书。1934年5月至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读书，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上海英文《大英晚报》担任过两个星期的编辑采访工作。1938年赴渝，从1939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先后开设《新闻学概论》、《中英文新闻写作》、《外国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等课程，编有教材《新闻事业史》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史》两种。1947年7月至1948年1月，曾在上海创办与主编《现实》杂志，出版15期。他在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新闻学术论文，有《论18世纪英国政论新闻学》、《报纸之起源》、《人格报纸与报格报纸》、《现代报纸的“专栏”与专栏记者》、《新闻自由》、《关于美国新闻的两件事》、《我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看法》等。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主任等职。文革中被诬为“英国间谍”，遭残酷迫害，1968年6月19日自杀身亡。时年58岁。

　　曹鹤荪：（1912年9月15日－1998年10月29日），空气动力学专家，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主要从事理论空气动力学、气动弹性力学等领域的研究。曹鹤荪早年曾就读于江阴澄翰初级小学、礼延高级小学、南菁中学、上海南洋中学等校。1929年，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自交大毕业后不久，他考取了教育部留欧公费生，前往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学习，1936年获工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在意大利航空城（Guidonia）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实习，后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空气动力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接到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命令后回国，任教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1940年调入交通大学重庆分校。1942年重庆分校改为交通大学后，曹鹤荪负责创办航空工程系，并出任代理系主任，使其成为交大历史上最为年轻的系主任。1944年，他受陈庆云主持的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之托，与丁履德等一同前往美国与加拿大考察航空建设。1945年回国后，他随交大师生迁回上海，并参与组建了临时校务委员会。1949年，出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校教授会主席。中共国成立后，曹鹤荪于1952年被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并出任科学教育部教务处处长。1960年起任院教务部副部长，1964年出任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反动学术权威总代表”，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起出任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

　　曹日昌：（1911年1月11日－1969年3月14日），中国心理学家。1918年曹日昌入本村初级小学，后入宁晋县北圈村高级小学，学习非常努力。1925年考入河北省冀县中学，在中学的后两年受到两位教师的影响。一位是国文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新文艺，如叶绍钧、谢冰心的作品等，因受其影响曹日昌曾立志要作文学家，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另一位是历史教师，常向学生讲些中国要革命的道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曹日昌。1929年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预科2年，爱好文学和心理学。这时，他和同学一起合办了《芳草》小刊物。1931年升入本科教育系，正逢“九一八”事变，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参加学生运动。1932―1935年曹日昌由北平师范大学转学至清华大学心理系学习，他发奋读书，除上课外即在实验室，主要进行关于心算问题和白鼠颜色感觉的两项实验研究。1934年他总结了中国有关珠算教学的文献资料，写出“二十年来国人对于珠算的研究述要”，还撰写了一本《珠算教学的研究》（1937年出版）。这个时期，他效法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以自己既做主试者又做受试者，持续3年进行了有关心算（乘和除）的工作效率方面的实验研究，1935年用英文写成实验报告作为他的毕业论文，这篇报告后来节译为“十二小时继续心算工作之工作效率的实验研究”一文，于1937年发表。1935年曹日昌清华大学毕业后，经该校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当时任平民教育促进会教育心理部主任）介绍，在平民教育促进会作研究生，并在周先庚指导下，从事成人学习的心理学研究。1936年发表“桑代克学习心理的分析研究”一文，他在批评了桑氏的理论后，提出了研究工作要结合实际生活应用的观点。1936―1937年，曹日昌在定县做了许多心理测验，写了“定县平校毕业生再测验统计报告”中英文各一本。他在定县的小学中试用了斯坦利?戴维?鲍德斯的迷津测验，并发表一篇“试用鲍德斯迷津测验初步报告”。1941―1945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工作，主要是读书和教课，并在一些进步学生和教授的影响下，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达英国进了剑桥大学心理系作研究生，一心读书和研究，3年后顺利地通过博士论文考试。他的博士论文是“学习与记忆中的时间间隔”（1948年）。1945年冬，曹日昌参加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1947年由陈天声和刘宁一介绍加入中共党，1948年转为中共党正式党员。这一年他在剑桥大学毕业。1947年曹日昌在英国时认识了吴秀明，不久结婚。1950年曹日昌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曹日昌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任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联络局副局长。当选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组织部长。1956年他任心理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才彻底脱离科学院院部的行政岗位，全力从事心理学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在1960年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曹日昌在会上作了“心理学学术讨论的收获”的总结性发言。主要论著有：《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间隔学习与集中学习的研究》、《心理学研究什么？》、《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被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受到审查、批判和斗争。1969年初，当曹日昌感到身体不适时，医院确诊已是肝癌晚期，于1969年3月14日不幸逝世。

　　萧光琰：（1920年－1968年），中国石油之父。研究了多种用于加氢裂化、临氢异构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剂。1928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现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1937年2月到美国留学。萧光琰入读帕萨迪纳市立学院，1938年完成高中课程，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大一、大二课程；他在1940年进入波莫纳学院化学系继续本科学业，1942年大四毕业。同年秋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攻读博士，师从詹姆斯?弗兰克，期间曾经担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课程的助教，1946年3月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萧光琰在1946年1月至8月获聘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9月至1947年8月期间任职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员，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间供职于美孚石油催化基础研究组。萧光琰在美国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等学生社团活动，社团聚会常在他家里举行，他从中接触到马列主义等哲学思想，也对新建立的中共国日益向往；加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是否归国参与中国建设，萧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学陆续回国，让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有美国移民局官员试图挽留萧光琰，承诺在两三个月之内为他完成移民美国手续，但遭他拒绝。萧光琰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学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挠）前往中国，1950年11月出发，在美国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径美国檀香山和菲律宾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达香港，1951年3月抵达北京。来到中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中共国石油工业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萧光琰移居大连，任职于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即“大连化物所”）。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不信任从美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随著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人们起初排斥萧光琰，后来更质疑他回国的动机，又因为谈论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而被人批判为“崇洋媚外”。面对人们批判，当时血气方刚的萧光琰大感愤怒，更曾经生气得摔眼镜，人们对他也就更质疑了。萧光琰受到打击，既气愤又焦虑，情绪波动，曾经几天不上班来抗议，又做出把头撞向暖气片的自虐行为，有时还会大量服用安眠药来寻求宁静。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萧光琰的生活平静下来，而研究所的领导也就先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向他道歉，他不计前嫌地努力恢复工作。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并邀请萧光琰到此供职；他来北京体验了一会工作环境，最终认为大连那里有更多基础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决定拒绝邀请。选择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国很寻常，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奉行坚决服从上级分配的思想，令萧光琰再次被人质疑。1957年，毛泽东发起大鸣大放运动（号召中国知识分子给中共党提意见），萧光琰于是向党支部书记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人们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对自己的质疑态度；及后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运动，不过萧光琰没有被划为右派。1958年，萧光琰供职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计划迁到甘肃兰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条件较好的大连，得到研究所同意，不过这个想法又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大跃进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萧光琰再次面临批判，人们质疑他的回国动机、工作态度、生活习惯，攻击他“苛刻”、“养尊处优”、“挂羊头卖狗肉”、“贪婪”、“学阀”、“奸商”，四处涌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到了新春的时候，人们在新年晚会上演出侮辱萧光琰的活报剧，把他描绘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对此，萧光琰极为愤怒，又变得沉默苦恼；他经历长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渐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见。后来，人们停止对科研人员的批判，而研究所领导也在1961年向萧光琰亲自道歉，他又不计前嫌地重新积极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萧光琰被批判为“反革命特务”，遭受批斗和大字报攻击，家里被强制迁入了几户人家。1968年10月5日，萧光琰被工宣队（文革时期派驻各单位的组织）抄家，并被抓进牛棚（文革时期拘禁知识分子的地方）里面监禁，他深感绝望；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国特务”的功劳，工宣队把萧光琰指称为特务机构成员，而人们也顺应潮流来攻击萧光琰。工宣队锲而不舍地不断对他进行审讯，用上拳打脚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来逼供，要他不断写揭发自己罪行的“检查”和“揭发材料”来达到轰动大众的效果，又给他起了“白屎”的外号（源于“博士”方言谐音）。1968年12月11日早上，萧光琰被发现死亡，验尸结果证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杀身亡。时年48岁。萧光琰的妻子名为甄素辉，两人在1945年结婚，婚后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对丈夫既热爱又崇拜。甄素辉在美国土生土长，不会说中文。她的父亲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派驻美国从事侨民工作，曾获孙中山送赠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本来是传家之宝，但后来萧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负责抄家的人卖到市场，此后不知所终。甄素辉起初提出语言障碍、政治形势两点原因，反对丈夫回国，但萧光琰主意已决，甚至提出独自一人到中国、让甄素辉留在美国；她最终让步，陪同丈夫来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担任英语教师。在萧光琰历次遭到政治斗争困扰的时候，甄素辉虽然因丈夫情绪波动而深感压力，但她总是在旁理解和安慰。两人在1952年生下女儿萧洛莲（小名“洛洛”），她品学兼优，很受父亲疼爱。文化大革命时，甄素辉在大连营城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萧洛莲则无人照顾、独留家中。萧光琰自杀身故后，工宣队把甄素辉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讯；她反应异常冷静，要求工宣队让她请假两天照料女儿，获得批准。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作家、记者和翻译家。13岁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再三考虑，萧乾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仅有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萧乾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1957年，萧乾先被划成“右派”后，又被划为“洋奴”。1958年起，萧乾与夫人先后被赶下乡参加劳动。1966年6月，文革期间与爱人文洁若备受迫害，最后萧乾进入西郊文化部集训班。1979年，萧乾得到平反。

　　萧军：（1907年7月3日—1988年6月22日），原名刘鸿霖，笔名三郎、田军等。中国作家。其母亲在他出生七个月后，不堪丈夫毒打而服毒自杀，这使他的幼年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祖父是佃农，父亲是木工，8岁那年家业破败，为了逃债，举家迁移。萧军10岁那年随父亲来到长春，在那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但他性格刚毅、反抗性强，后被开除学籍。1925年萧军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他学习了古文和旧诗的写作，并颇有造诣。1928年萧军考入张作霖在沉阳主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后因斗殴被开除。这时期他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29年萧军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参与组织抗日义勇军，1932年因消息败露逃往哈尔滨。在哈尔滨继续进行抗日反满斗争，并认识萧红。1933年与萧红同居，后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他6个短篇。1934年夏天和萧红离开东北来到青岛，在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同年11月到上海，得到鲁迅亲自指导，参加了《海燕》和《作家》等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年7月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萧军自费出版，鲁迅、周扬、胡乔木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不光为该书作序，还著文攻击批评该书的青年左翼作家张春桥。但后来他的作品由于赞成周扬等左翼作家主张的国防文学而遭到鲁迅等另外一些左翼作家的批评。1937年抗战爆发后，萧军积极投入抗战洪流中。1938年1月27日他同萧红、艾青、田间、聂绀弩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由于和“民大”校长阎锡山的矛盾而离职，随后前往西安，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党的领导接见。在西安，他与萧红分手，后与王德芬相识并相恋，结为夫妻。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并在鲁迅研究会工作，一直工作到1945年冬末。1942年10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为王实味说话，遭到其他中共党作家的批判。1946年萧军重返哈尔滨，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后因为《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萧军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排斥出文艺界。1949年以后先在抚顺总工会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1951年他调至北京市“文物组”当文物研究员，不专门从事写作但他没有停止写作，先后写出了《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等大量作品。1958年，中国文联机关的《文艺报》把萧军同丁玲、冯雪峰、艾青等“右派”的名字并列一起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将萧军置于死亡边缘。日常的批斗、抄家、关押尚可忍受。8月23日， 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被押到北京东城区国子监“文庙”，遭到红卫兵轮番的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肉皮里。老舍就是在这天被打之后，次日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期间，萧军的小女儿萧黛被毒打致精神失常而死。1978年，萧军整理完成《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及《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并重反作协。

　　萧也牧：（1918年－1970年10月15日），原名吴承淦，后改名吴小武，笔名萧也牧，中国作家、编辑。小学五年级时，他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自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一家机电制造厂当工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辗转多地，经徐特立介绍，先考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1938年1月，到中共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斗争。他还改名“吴小武”。先在晋察冀边区行署办的《救国报社》工作，后来在中共五台地委编辑《前卫报》，并任“铁血剧社”演员、宣传队干事。1945年8月加入中共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在张家口编《工人报》。中共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编青年教材，任《中国青年》杂志副主编。1939年起，他以“萧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山村纪事》（1949年初版）、《海河边上》（1950年初版）、《地道里的一夜》、《难忘的岁月》、《连绵的秋雨》、《秋葵》、《大爹》等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斗争及中共国成立初期北京、天津地区的工农生活。1950年，萧也牧创作了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1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化界形势紧张。1951年6月起，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冯雪峰与周扬)的批判。同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该报主编丁玲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当时丁玲是全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在该文中将萧也牧作为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在丁玲的积极推动下，对萧也牧的批判运动展开。就连好友康濯也在丁玲的支持下发表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批判萧也牧。1951年12月25日，《文艺报》在“读者中来”栏目中发表了署名“姜素明”的文章，直接批判茅盾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而《人民文学》杂志从头到尾一直对这场对萧也牧的批判保持沉默。这场批判以萧也牧写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而告结束。1952年，萧也牧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并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分管传记文学组。当时他使用本名“吴小武”。1954年，根据中央领导人“宣传党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年一代”的指示，萧也牧、张羽、黄伊共同创办了《红旗飘飘》丛刊，小说《红岩》的雏形《在烈火中得到永生》最初便发表在《红旗飘飘》第6集。1958年7月22日，萧也牧写了封给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约稿信，后来萧也牧也一直关心《红岩》的出版工作，尽管他未能参与编辑出版《红岩》。小说《烈火金刚》因在《红旗飘飘》上发表获得好评后出版。《红旗飘飘》第2集刊登了葛振林讲述的《狼牙山跳崖记》一文，发表后被《中国青年》等刊物转载，经多次修改后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成为《狼牙山五壮士》。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萧也牧看后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一文，送给正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文中萧也牧对当年《文艺报》对自己的批判进行了反击。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秦兆阳被打成“右派”，其为萧也牧修改并签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感》的事被揭发，这成了将萧也牧划为右派的证据。1958年被下放劳动。1961年，萧也牧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当编辑。1966年文革爆发，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被打成“叛徒、特务”，于1967年2月10日被造反派整死。造反派还声称《红岩》是一个右派分子写的，不是罗广斌写的。刘德彬、杨益言赶到北京，将罗广斌惨死的消息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张羽、周振甫、严绍瑞、陈斯庸、施竹筠等编辑赶到萧也牧家，萧也牧听后与这些老编辑当场商定，编辑出版《红岩战报》，为罗广斌伸冤。萧也牧担任《红岩战报》编辑工作。《红岩战报》第一期发表了杨益言的发言、罗广斌妻子胡蜀兴的申诉、张羽的《不许污蔑〈红岩〉》，第二期发表了萧也牧定稿的《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红岩战报》发行了数十万份。1968年，毛泽东N任夫人江青在“三?一五”四川问题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在给罗广斌翻案”，“我们已经查实了，从华蓥山出来的人都是叛徒、特务，没有一个好人。”《红岩》由此成了江青钦定的“大毒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部分人员随即在驻该社的军代表的支持下，成立了追查《红岩》事件及清查罗广斌叛徒集团专案组，并审讯萧也牧、张羽、陈斯庸、严绍端。仅有160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这时“牛鬼蛇神”人员增至40人。萧也牧以“没有改造好的老右派”的罪名，也成了“牛鬼蛇神”，被军代表指定为“牛鬼蛇神”的领队，在北京接受淘厕所、挖菜窖、扫烟囱、运煤渣等劳动改造及各种批斗会的批斗。1969年4月初，在中共九大期间，北京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将全部“牛鬼蛇神”清理出北京。共青团中央系统的干部及家属全部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黄湖农场是共青团中央的五七干校。1970年，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武斗不断升级，萧也牧不断受到批判和殴打。1970年9月17日，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年前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重新提出，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遭到残酷批斗。1970年10月1日，林彪在中共国国庆21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此后共青团中央五七干校武斗加剧。1970年10月6日，重病的萧也牧被群专小组人员集体殴打成重伤。1970年10月15日，重病且重伤的萧也牧在黄湖农场死亡，年仅52岁，埋葬在当地一个乱坟岗。

　　章泯：（1907年2月11日－1975年2月4日），原名谢兴，又名谢韵心，笔名杜山、陆擎等，中国戏剧家。1923年，章泯考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在北京他结识了萧三，1926年经萧三介绍加入了中共党。1930年，他从北平到上海。1931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章泯随即参加，并当选为执委。同年一?二八事件后，章泯创作了《东北之家》、《黄浦江边》、《妇女进行曲》、《我们的故乡》、《家破人亡》、《生路》等独幕剧、多幕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上海他先后导演了抗日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易卜生的《娜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他撰写了《悲剧论》、《喜剧论》、《戏剧的现在和将来》等专著和论文，并系统翻译了国外尤其是苏联的戏剧理论著作，如波斯瓦的《哈姆雷特对演员的忠告－－莎士比亚的表演论》、阿?杜克斯的《近代戏剧家》、契莱的《戏剧的本质》，特别是翻译了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著作，对中国戏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最早介绍并实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人。1937 年5月，章泯在上海同葛一虹等人创办《新演剧》月刊，宣传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培养了许多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章泯投身抗日救亡的戏剧活动。在武汉参加了话剧《保卫芦沟桥》的导演工作；在桂林导演了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故乡》和于伶创作的话剧《夜光杯》。同时他创作了《战斗》、《血》、《钢表》等抗战剧本，发表了论文《论战时工农演剧》、《新悲剧论》。1938年进入四川，在成都的四川省立戏剧学校任教。1939年抵达重庆，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戏剧组主任，同时获聘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委员，撰写并出版了《表演艺术论》。1940年底，他被安排在郭沫若主持的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开展剧本创作及戏剧理论研究。皖南事变后，章泯辗转多地，先后在香港、东江游击区、四川江安等地从事戏剧教学及创作。先后导演了《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家》、《孔雀胆》、《天国春秋》等戏剧。还与郑君里共同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并单独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筋肉松弛》、《交流》，史莱格尔的《论闹剧与趣剧》。他还创作了多幕剧《苦恋》。抗日战争胜利后，章泯来到香港。1946年，他导演了由中原剧社演出的话剧《阿Ｑ正传》，创作了话剧《村中之夜》、《虎》。后来他撰写了总结自己舞台经验和理论成果的《演员与导演》一书，创作了电影剧本《红尘白璧》（即《怨偶情深》），导演了电影《结亲》，编导了故事片《静静的嘉陵江》、《冬去春来》。中共国成立后，章泯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并当选为理事，他还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主任。1950年代初，他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导演了大型苏联话剧《俄罗斯问题》，与吴雪合作导演了《在新事物面前》，他还翻译了美国海夫纳的《戏剧导演手册》、苏联罗沙里的《苏联电影的实验》。1955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1966年文革爆发，因在1936年9月间，蓝苹（后改名江青－－毛泽东N任夫人。）和已有妻儿的章泯同居过，当时迫使章泯与妻子萧昆离婚。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萧昆复婚，故而深受江青打击陷害，在江青亲自干预下，章泯遭到非人的残酷摧残和凌辱。1975年2月4日，章泯在北京逝世。

　　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1969年5月17日），中国头号大右派。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学）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因为聘用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后被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共党。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邓演达。1926年初回国，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6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7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3月，改任农民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1927年8月章伯钧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到达香港，从此脱离中共。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从日本回香港，改组“第三党”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提出过《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著名提案。1941年3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秘密成立，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员，章兼任组织部长。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任主编。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伯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共国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1956年11月，章伯钧作为副团长随团长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国家，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时，章伯钧突然站起来说：“见到赫鲁晓夫同志我非常高兴，我想对赫鲁晓夫同志讲几句心里话。我想讲讲压在心底多少年的一句话，过去没有机会，今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谈话，我非常高兴，我要借这个机会讲讲。我过去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与有些同志不一样，就遭到排斥。后来我离开了共产党。我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到现在没有解决，还是个悬案……”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中共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人员聚会、聚餐。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文革中更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其全家皆遭受持续批斗。1969年5月17日，因胃癌病逝。

　　章乃器：（1897年3月4日－1977年5月13日），原名章埏，字子伟、金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创办人之一。中共国财经制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大右派”。辛亥革命时，十五岁的章乃器从浙江丽水到江苏南京投身革命军。1918年，章乃器自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当练习生。1919年春，辞职到北京，进入通州京兆银行任职，当营业部主任。此时正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先后爆发，给章乃器深刻影响。1921年7月，章乃器进入中美实业公司当会计主任。虽待遇优厚，但洋经理很跋扈，章乃器只干3个月便辞职回到上海，重回浙江实业银行工作。1927年，章乃器独力创办《新评论》杂志，支持正在北伐的中国国民党。1932年6月，章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联合上海各个华商银行成立了中国征信所，作为银行界信用调查的公用机构。这是中国国内首家由中国人创办的征信所，采用会员制，章乃器任董事长。章乃器为该所制订了“审慎以求‘真’，忠实公正以求‘善’，详尽明晰以求‘美’”的工作准则，并主持制定了调查程序，延揽到一批专门人才。中国征信所获得了金融界、企业界信任，业务日益发展，许多较大规模的工商企业也委托该所调查咨询。中国征信所先后挤垮了4家外国人开办的征信所，成为独占事业。章乃器很早便主张创造现代银钱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行公司股票和债券，推行票据承兑和贴现。在章乃器等人倡导下，上海于1933年、1936年先后成立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1935年12月，章乃器与马相伯、沉钧儒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初，章乃器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救国会，后又参与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当局在日本政府压力下，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沉钧儒、章乃器、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7人，是为“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中国舆论愤慨，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抗议。1937年七七事变后，“七君子”获释出狱。1938年3月，章乃器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邀请，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1937年11月，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从120多万元缩减到80多万元；1938年2月，每月收入缩减到50万元。1938年5月，日军攻占合肥，安徽省财政收入大幅下降，每月收入仅约10万元，公务人员和军警欠薪两三个月。章乃器上任后，提出“铲除贪污，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方针，很快实现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为破坏日本“以战养战”的图谋，章乃器开展敌货、私货检查工作，开辟税源和财源，不仅发清欠薪欠饷，每月还拨给邻区新四军驻军3万元经费。此外，还发行安徽省公债和地方银行小额本票，搞活了货币流通，在安徽省建立了其他省还没有的战时金融经济体制。经章乃器努力，几个月后，安徽省财政每月收入增至30万元，收支渐平衡。1938年10月，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一到任便问章乃器：“财政还能支持，是真的吗？”“盐和米都已经开始屯储了吗？”到1939年5月，安徽省财政收入每月达75万元，创造了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20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中称章乃器“整顿税务，颇见成效”。章乃器在安徽的工作也获得史沫特莱赞赏。1939年，章乃器到重庆，任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等职。在与工商界的交往中，章乃器产生了办企业的兴趣。在获重庆、上海银行集资认股95%后，1940年章乃器创办了上川实业公司，下设机器铸造、手摇发电机、酒精制造这3个厂，并在工厂旁的山坡开辟畜牧场。章乃器亲管生产，成绩很好，获工业界赞扬。1941年，章乃器为抗议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承认满洲国的行为，脱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5年，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创建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52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坚持民主和平，反对一党专政和内战。1946年2月，他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被国民党打手打伤。1947年被迫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章乃器在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从事房地产，获利颇多。1948年，章乃器与中国国民党决裂。1948年底，章乃器接到中共中央电召，放弃在香港的事业，与李济深、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秘密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出发前，章乃器发表《新的转折点》称：“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荣灿烂的新页。” 1949年2月25日，章乃器抵达北平。不久即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与千家驹、沉志远一起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中共国刚成立，就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批物资准备反击。章乃器向陈云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获采纳。在陈云指挥下，取得了中共国经济战线上首次大战役的胜利，稳定了全国物价。为配合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章乃器发表了《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等十多篇文章，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1950年初，章乃器与李维汉、陈叔通作为筹备负责人，筹组成立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计是章乃器的老本行，章乃器不仅是立信会计学校校董，还曾主持上海浙江实业银行。1950年，章乃器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两文，引发关于收付法与借贷法的大讨论，震动会计界，章乃器的建议受到政府采纳，在中共国会计史上产生深远影响。1952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1953年中共中央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施征购和配给的意见。毛泽东感到征购和配售的说法不好听，因为日本侵华时期曾用过类似的名词，毛泽东希望改成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统销”，获得大家一致赞同。章乃器亲自主持起草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一系列法规制度。他系统研究了苏联、日本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创立了中共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粮票制度由此成为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取口粮的惟一办法。1955年9月，章乃器回家乡浙江省青田县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了解农村粮食产、购、销及群众生活情况，参加座谈的东源村七八位村民反映干部为了向上级显示政绩而虚报粮食产量，导致许多群众饿肚子，连番薯干汤也喝不上。次日，章乃器视察了米仓上青田县看守所，看到伙食情况后，他说“里面的生活也太苦了”。随后章乃器来到太鹤山麓的青田中学校园看望在校学生，得知初中生每人每月仅有24斤口粮。当时有人问章乃器对家乡印象如何，章乃器说：“我在中央耳闻（下面汇报）目睹（报纸报道），浙南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还有外调，颇感高兴。可是回来一看，群众粗粮不够，细粮更缺，个个面黄肌瘦。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实汇报。”接著他说：“我当粮食部长‘只顾自己肚饱，不管别人镬（锅）漏’哪能行啊！”事后章乃器将见闻向浙江省领导及中央领导反映，并调拨一批粮食救急，使群众摆脱困境。不久，浙江全省初中生口粮标准提高至每月31至33斤。在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后，1957年4月15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一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这段话后来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1957年5月14日，章乃器在《人民日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批评了“以党代政”。后来此文被说成“反党”。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发言，主题仍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性质，该发言后被摘要刊登在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57年5月29日《新闻日报》发表署名“小雅”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随后，章乃器受到批判。起初对章乃器的批判，还只限于他在整风“大鸣大放”中的言论，逐步上纲上线到“反党反射秽主义”，例如否认资产阶级剥削，反对射秽主义改造等等。后来，批判又扩大到他在“大鸣大放”前的言论，例如“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等等。章乃器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1957年7月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杨达的《空头实业家章乃器发迹丑史》，副标题是“投靠李宗仁，勾结陈光甫，搭空架子开实业公司，战争喂饱了这个政治棍子，赤手空拳顿成富翁。” 章乃器遂被戴上“反共老手”的帽子。“反右派斗争”中，大小报纸铺天盖地批判“章罗联盟”，批判“大右派”章乃器。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前妻胡子婴写的揭发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在政治压力下，章乃器的妻子杨美真带著孩子离开章乃器居住的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与章乃器分居。章乃器成为“右派分子”后，1958年1月又一次被迫写检查，这篇检查《根据事实，全面检查》长达三万多字，在检查中重申：“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1958年1月31日，章乃器被撤销中共国粮食部部长职务。他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全国人大的职务也先后被撤销，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章乃器的工资由行政四级（每月450元，外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50元车马费）降为行政十级（每月212元，外加全国政协50元车马费）。章乃器仍住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保留公务员、警卫员及其他待遇，但撤掉专车。章乃器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所谓“右派分子”。1960年，他在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质疑“大跃进”，当即遭受批判。1962年1月至2月，“七千人大会”召开。1962年1月至2月，他到山东省、上海市、浙江省考察，回到北京后，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连续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运动、民主法治等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潘汉年、胡风未经审判便被逮捕关押是违反宪法，反右派也是违反宪法，批评“大跃进”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导致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批评《人民日报》经常发表违反常识的文章。1962年3月，章乃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两份提案，其中一份提案是《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另一份提案是对自己被打成“右派”的抗争。这被认为是想“翻案”。当时，“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与章乃器都仍是全国政协委员。章伯钧赞扬章乃器“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杨美真打招呼，表态支持章乃器，并让杨美真告诉章乃器“要小心点”。1963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通过《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1963年2月1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致函全国政协，表示撤销章乃器作为本会代表的资格，并建议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1963年3月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随后，章乃器身边的工作人员被全部撤走，章乃器不再由全国政协发工资，而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章乃器需要自付房租、水电、电话、保姆等费用。章乃器与小儿子章立凡一起住在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极为孤寂，常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后来在跳舞时结识了中学音乐教员王者香，并于1964年结婚（王者香为此被开除公职）。王者香结婚之前便已患有乳腺癌，她瞒著章乃器结婚，婚后章乃器才得知其病情，很不满。1966年文革爆发后，同年8月24日，章乃器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押到东安市场旁边的吉祥戏院，遭到红卫兵毒打成重伤。章立凡回忆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代，遂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章乃器由此幸存下来。但红卫兵占领了灯草胡同三十号四合院，章乃器遭驱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他安排到北京呼家楼十九号的一座普通居民楼内。当时章乃器和重病中的王者香同住。1967年春，王者香因癌症病逝。王者香去世后，杨美真曾去看望章乃器，当时章乃器独自住在呼家楼的小屋里。文革中的一天，有几个夹著公文包的大汉来到呼家楼的小屋，对章乃器说：“你在安徽曾与张劲夫有过来往，张劲夫是叛徒，你写一份证明材料！”章乃器拒绝写材料，并把他们给的写材料的纸撕成碎片。1975年初，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章乃器致信中共中央反映自己的情况。1975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摘去章乃器的“右派分子”帽子。当时周恩来有三条指示："一， 可摘掉右派帽子。二，愿在国内或到国外可自由选择。三，在国内生活予以安排。如坚持原观点也可以，可作为反面教员。”同年4月25日，陈云、张劲夫出面约章乃器谈话，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决定，当时准备安排他当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共国财政部顾问。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这一安排没有实行。1977年4月，章乃器病重住进医院。陈云得知后，指示有关部门嘱咐医院抢救，并定期向他报告章乃器病情。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1980年6月，章乃器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绍剧表演艺术家、艺名七龄童。曾任同春绍剧团导演、浙江绍剧团导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时年46岁。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业于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会刊物《民国报》编辑及记者，开始以“漱溟”作笔名。1916年，任中华民国司法部机要秘书（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究元决疑论》。1917年－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习，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1921年，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筹办曲阜大学。1928年至1929年，任广雅书院（现广东广雅中学前身）校长。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1937年，日本侵华，奔走各地，商议抗战的问题和防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8月，于国防最高参议会上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39年，蒋介石特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2月1日离开重庆，10月22日返回。为推动团结抗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并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并任社长。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仍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于国民党与中共党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内部不满，辞去同盟秘书长的职务，并退出中国民主同盟，专注于讲学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决疑论》、1919年 《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 《唯识述义》、1931年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6年 《乡村建设理论》、1949年《敬告中国共产党》、1949年 《中国文化要义》、1984年 《人心与人生》、1985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2006年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1955年5月起，由冯友兰带头，对其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公开批判，为时半年。当时被批的，还有梁思成（被与梁漱溟合称为“二梁”），以及胡风和胡适（被称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坚拒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而遭批斗。时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为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逝后，冯友兰为其撰挽联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启超。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在求学期间，因为其父梁启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关系，结识了徐志摩。虽然尔后因徐志摩对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后得知徐志摩在赶往想要听他与林徽因的演讲发生空难身亡，仍然为徐志摩哀伤。1928年与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沉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沉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梁思成原计划即时著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为了著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梁意识到，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难之路。彼时，天津意租界欢迎他以难民身份驻留。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带领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 ”随后又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于昆明时，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恢复了“营造学社”，一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个人。整个过程中，他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将它们提供给美国援华飞行员，以便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9月9日，梁思成飞往重庆。他们开始调查重庆巴县及北培古建，同时联系去成都的汽车。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斗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龚维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王友琴在《记龚维泰之死》一文中这么描述：‘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们还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盖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张英杰，号燕南，中国著名京剧演员，以艺名盖叫天而闻名于世。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狮子楼》时，为了不压伤同台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断了右腿腿骨，但却继续演出，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安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双腿也再次被压断：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进场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这时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的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咔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在度过5年凄凉的晚年生活后，盖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导演、编剧、演员。1922年，家乡遭到荒旱，父亲携全家逃荒至青岛叔父处谋生；同年，进入青岛四方小学读书，同时帮助母亲摆香烟摊。1925年，崔嵬因家境贫困而失学；同年，进入大英烟草公司当童工。1926年，因与工头争执被开除。1927年，考入青岛礼贤中学。1929年，因抗议当政而被学校开除，青岛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学不准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学，参加进步学生组织。1930年2 月，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编剧组学习；7月，实验剧院停办，返回青岛。1931年，组织海鸥剧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刚成立的青岛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组织各学校剧团的排练演出工作。1933年2月，与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陈鲤庭编）改为广场剧《饥饿线上》；同年，青岛地下党被破坏后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凭考入私立民国大学体育专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从事戏剧电影活动，进月明电影公司附属的东方剧社；12月初，东方剧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剧作者协会；同年，编写话剧《察东之夜》；此外，还编写了儿童剧《墙》。1941年，创作话剧《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同年，担任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 月22日，撰写《迎接困难和克服困难》一文发表在《晋察冀日报》；11 月底，在反“扫荡”中跟老乡们生活在一起，根据收集的许多素材开始创作多幕话剧《灯蛾记》。1944年，根据反“扫荡”中的英雄事迹编写现代京戏《老英雄》；同年，编导京戏《岳飞之死》。1945年春，编写多场快板剧《对症下药》；6月，排演话剧《李国瑞》，担任导演；12月21日，编写、赶排的文章《反敌伪顽合流》发表在《冀中导报》。1948年2月24日，编写的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烦》连载于《石家庄日报》；10 月，受华北局派遣，带队南下中原，开辟新后方的文艺工作；12 月，在开封中原大学组建文艺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同年，创作歌剧《是假见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处长。1951年，当选为中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10月，担任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1953年4月，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兼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5年，在剧情电影《宋景诗》中饰演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俺们大帅——宋克义的描绘、深刻的阶级感情、一份可贵的史料、我演宋景诗》。1956年，出演由徐韬执导的剧情电影《海魂》，在影片中饰演窦二鹏；4月11日，被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9年，执导由谢芳、于洋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之歌》，该片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11月，担任昆曲戏曲片《游园惊梦》的艺术指导；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我喜欢老战——创作手记的一个片断》。1960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1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北大荒人》，并在该片中饰演黄老清；同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62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片《野猪林》上映；同年，与蔡松龄合作主演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电影《红旗谱》，他凭借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执导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该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影片获得第2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执导京剧戏曲片《穆桂英大战洪州》。1964年，与陈怀皑、刘保德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天山的红花》；12月21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在文艺界集中的射秽主义学院讲习班“学习”；8月，讲习班撤销后，被红卫兵揪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关押在劳改队示众、批斗。1968年2月，被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失去了行动自由，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及秦城监狱。1969年4月，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北京电影制片厂 ；12月，进“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10月，经过审查，获得“解放”，但仍在干校劳动。1974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京剧艺术电影《平原作战》。1975年，执导剧情电影《红雨》。197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花》上映。1978年，执导由高维启、穆怀虎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风雨里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罗飞：（1896年－1971年），原名福，现代著名画家。1921年，抱著富国强兵的梦想，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梦想破灭后，又曾削发为僧；但是他觉得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人间并无“世外桃源”，于是就离开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925年毕业。1926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30年，受“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符罗飞送去三幅作品，结果全部入选，成为该赛会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艺术家。此后，符罗飞逐渐扬名南欧，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任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员，被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留意8年，符罗飞游历欧洲，举办画展，并与意籍姑娘艾琳娜结婚。就在符罗飞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意大利作为轴心国成员民族情绪对立，符罗飞逐渐与一些有纳粹思想的人断交。他更因拒绝创作反苏宣传画而愤然从东方学院辞职。他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听说国共合作，惦念祖国抗战，遂计划回国。1938年5月，符罗飞不顾意大利师友的挽留和劝阻，舍弃意籍妻儿，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登上“绿爵号”油轮回国。但他在意大利时创作的油画作品，却被作为艺术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准带回国内。符罗飞回国后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间符罗飞得到当时国民党海军次长、文昌老乡陈策和前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的介绍，结识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大公报》消息称，“符君罗飞乃现代画坛中之一奇才，夙擅国画，厥后游学罗马，师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穷西画之奥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誉满欧陆，顾国人知之尚鲜……”据报载，画展“延期两天结束，场面甚为激烈”。1939年，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自此牵手相伴32年。1940年后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1948年夏，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共党，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中共国成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于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张妙玲，豫剧表演艺术家。1932年5月，随父亲张福仙搭班开始拜师学艺，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为师。初学武丑、小生、须生，后专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郑州，随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进开封闯荡。到开封不到两月，便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崭露头角。由垫戏改为中轴，成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连演3场，轰动开封。从此以后，常香玉正式成为主演。1938年2月，为宣传抗日，戏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编剧的新戏《打土地》。1941年秋，初识崔兰田，并与汤兰香重逢，合作演艺《贩马记》。1947年10月，丈夫陈宪章被国民党逮捕，常香玉竭力营救，几近倾家荡产。1948年春，在西安创办“香玉剧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剧社开始为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全国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机任务，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常香玉也在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完全认清了胡风的问题决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风集团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反革命的政权复辟，要人民政权垮台。”“同时要求政府，依法坚决镇压反党反人民的胡风”。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剧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长。1957年1月1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成立，常香玉担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党。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举行收徒拜师大会，常香玉收孙兰香、林秀兰等五人为徒，并在大会上发言。1966年文革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人、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名字来源二说：常香玉出生的那个年代，戏曲表演人员的地位较低，有“戏子”一说。本名为张妙玲的她，因为唱戏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觉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说：常香玉拜师后，她的义父因喜欢戏曲中项羽这个人物，随将其名字改为项羽，但项羽不适合女孩，故改为香玉，再加上义父的常姓，常香玉这个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参加电影《春天》的拍摄工作。12月27日，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亚轩，中华民国法学家、律师、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梅汝璈归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还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机关的法律方面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梅汝璈奉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在两年半开庭的过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决死刑处罚”等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立场。梅汝璈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当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时：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溅。梅汝璈盯著柏奈尔说：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当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时，梅先生说：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梅先生又(面对全体法官)说：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著眼，强忍著泪问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没有人敢保证。最终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绝了中华民国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之职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便与当时中共党驻香港代表取得了联系。1949年底秘密到达北京，随即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受政务院周恩来称赞。此后，梅汝璈长期任中共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且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现代法学、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中国人民走向宪治（英文）、中国战时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开始后，梅汝璈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饱受摧残的梅汝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绿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刘仁甫，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三岁丧父，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失母，大他十九岁的胞兄刘孝甫助他完成中学学业。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正在武汉上初中的绿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贷金的中学读书，并于1939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稿，虽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风带有鼓励意味的亲笔回信。两年后，绿原因不满学校的政治压力，前往重庆，在钢铁企业做短工谋生。1941年8月11日，绿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新诗处女作《送报者》，同年底开始参加邹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创办的重庆复旦大学《诗垦地》文学社团的活动，并受邹荻帆鼓励于次年考入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的曾卓两位湖北人关系密切。1942年，《七月》杂志主编胡风主动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第一辑的出版，并为其出版诗集《童话》。1944年，尚未毕业的绿原与邹荻帆一同离开学校，应征为援华美军充当译员，但因受训期间没有集体入党，而从“外事局”调往“中美合作所”，绿原未去报道而遭到暗中通缉，只得在胡风的帮助下逃离重庆。离开重庆后，绿原来到川北的岳池县，在当地中学教书，隐姓埋名，并与青梅竹马的罗惠结为伴侣。在岳池县生活期间，绿原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接连写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诗，其创作不像《童话》时期带有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而是直接面对现实，这些诗歌后来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1947年秋，绿原回到武汉，借住在亲戚家以寻找工作，几个月通过考试进入某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不久，绿原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参与地下活动。在此期间，其诗歌主要发表在曾卓等办的《汉口大刚报》副刊《大江》上，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注意，其诗歌多用化名发表，并主要以抒情小诗为主。武汉被中共占后，绿原随中共军先头部队进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往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工作。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某旧时大宅院内，与宣传部的“毛选英译室”相同所在，并得以结识袁可嘉、黄雨石、钱锺书等人。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绿原被定为23名“胡风骨干分子”之一，并在全国报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务”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绿原被停职，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1956年秋，绿原被转移到西单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内，同院被关押的还有路翎、徐放、谢韬、严望等胡风分子。1960年8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在此期间，绿原创作出了《又一个哥伦布》，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在监禁中，绿原自学德语六年，出狱后得以从事德语文学编辑工作。1962年6月，绿原被释放，免于起诉，但仍然戴著“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不久后，绿原经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在此期间，绿原以“刘半九”为笔名，以志其不忘本与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开始翻译德语古典文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书籍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员被下放至鄂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围湖造田等。在此期间，绿原写下了《但切不要悲伤》、《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谢谢你》、《信仰》等诗歌。在干校生活后期，还翻译出了一本叔本华散文集。1974年底，绿原得以最后一批回京，被安排进翻译组，负责为中央首长翻译域外俏销书籍。著术颇富。

　　阎简弼：（1911年－1968年4月22日），文史学者、书法家、诗词评论家。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在燕大学习期间曾连续三年获哈燕奖学金第一名。1945年至1952年任教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58年调至沉阳师范学院，旋即任辽宁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唐诗选注》（遗稿）（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参编）（中华书局和高教出版社皆再版多次）。译著有“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瑞典】高本汉原著，1936年出版）。主要论文有《龟峰词及虚斋乐府撰者质疑》（1941年《文学年报》第七期）、《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攒宫发毁年代考》（《燕京学报》第30期，1946）、《梁灏中状元的岁期年寿跟其他》（《燕京学报》第34期，1948）、《香奁集跟韩偓》（《燕京学报》38期，1950）、《读陶渊明传论》（《文学遗产》第8期，1954）、《谈陶渊明<命子>等诗句并简答张芝先生》（《文学遗产》第14期，1954）、《陆放翁论诗文》（《文学遗产》第141期，1957）、《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人民日报1961年8月10日）等百余篇，另有书评等多篇，亦见于《燕京学报》。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1968年4月22日遭受红卫兵残酷毒打致死。年仅56岁。

　　章宗信：（1921年－1967年9月29日），绍剧表演艺术家、艺名七龄童。曾任同春绍剧团导演、浙江绍剧团导演。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逝世，时年46岁。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1906年起梁氏肄业于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同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1912年，任京津同盟会刊物《民国报》编辑及记者，开始以“漱溟”作笔名。1916年，任中华民国司法部机要秘书（司法总长张耀曾系梁漱溟舅父）。在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究元决疑论》。1917年－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习，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1921年，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重要著作。同年，偕友人筹办曲阜大学。1928年至1929年，任广雅书院（现广东广雅中学前身）校长。提出“乡治”主张。1929年在北平接办《村治月刊》，同年在河南辉县百泉村办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1931年，在韩复榘支持下，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乡村建设》。1933年7月，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推选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许士廉六人为主席团，至此乡村建设派正式形成。该派的目的是实行“乡治”。1937年，日本侵华，奔走各地，商议抗战的问题和防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是年8月，于国防最高参议会上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39年，蒋介石特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特派员，2月1日离开重庆，10月22日返回。为推动团结抗战，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并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并任社长。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仍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第二次访问延安，见到毛泽东。1946年10月，因提交不同于国民党与中共党的第三方“折中方案”，引起中共和民盟内部不满，辞去同盟秘书长的职务，并退出中国民主同盟，专注于讲学和著述。著有：1916年 《究元决疑论》、1919年 《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 《唯识述义》、1931年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6年 《乡村建设理论》、1949年《敬告中国共产党》、1949年 《中国文化要义》、1984年 《人心与人生》、1985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2006年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等。1953年9月，应邀在政协常委会上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向中共反映农民问题。随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众点名批判，认为他反对总路线。1955年5月起，由冯友兰带头，对其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开展全面公开批判，为时半年。当时被批的，还有梁思成（被与梁漱溟合称为“二梁”），以及胡风和胡适（被称为“二胡”）。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坚拒参与“批林批孔”运动而遭批斗。时至1976年，梁漱溟在某次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成为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者。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逝后，冯友兰为其撰挽联道：“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父梁启超。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未毕业）。在求学期间，因为其父梁启超和未婚妻林徽因的关系，结识了徐志摩。虽然尔后因徐志摩对林徽因抱持好感而略有嫌隙，但是日后得知徐志摩在赶往想要听他与林徽因的演讲发生空难身亡，仍然为徐志摩哀伤。1928年与林徽因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沉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同时成立了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东北大学主楼，并测量考察了清昭陵的建筑，当时就试图保护沉阳钟鼓楼，但不被当地政府采纳，终于被拆毁。1930年和张锐参与天津市规划，以《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获奖。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梁思成入营造学社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在1932年主持故宫文渊阁的修复工程。梁思成原计划即时著手研究宋代《营造法式》，不料“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为了深入研究古代，他首先从比较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著手，拜北京老木匠和彩画匠为师，配合研究北平大量清代建筑，搞懂《清工部工程作法则例》，在1932年著成《清式营造则例》手稿（1934年出版）。同时期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人，还收集和整理清代匠作则例中建筑师傅历代相传的《营律大木做法》、《大木分法》、《小木分法》等手抄本，1932年出版梁思成编订的《营造算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分三次刊印。为了著手研究《营造法式》，必须收集宋代建筑的资料。1937年时有关宋代建筑的资料，有如凤毛麟角，梁思成、林徽因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人，决定到中国各地找寻中国古代建筑的实例。在交通不便、兵荒马乱时代，他冒很大风险和妻子林徽因等一起，在十几年间，踏遍中国十五省，二百多个县，测绘和拍摄二千多件从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物，包括天津蓟县辽代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宝坻辽代建筑广济寺，河北正定辽代建筑隆兴寺，山西辽代应县木塔，大同辽代寺庙群华严寺、善化寺等，河北赵州隋朝建造的安济桥，山西五台山7月7日发现当时所知中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佛光寺。他将这些重大的考察的结果，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引起国际上对这些文物的重视，并为他日后注释《营造法式》，和编写《中国建筑史》，准备良好的基础。七七事变后，日本人邀请他组建“中日友好协会”，梁意识到，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1937年9月5日，梁思成离开北京前往天津踏上了他的避难之路。彼时，天津意租界欢迎他以难民身份驻留。据梁再冰回忆“……父亲带领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 ”随后又在昆明和四川宜宾李庄定居。于昆明时，在昆明循津街“止园”，昆明市市长府的前院恢复了“营造学社”，一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5个人。整个过程中，他培养了许多建筑师，并绘制了重点保护文物地图，将它们提供给美国援华飞行员，以便在轰炸敌后时注意避开这些地点。1939年9月，梁、刘等人开始了他们计划已久的川康地区的调查。9月9日，梁思成飞往重庆。他们开始调查重庆巴县及北培古建，同时联系去成都的汽车。考察了四川彭山汉朝崖墓。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1946年10月—1947年应邀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并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被指名作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咨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在此期间和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等人一起共事。和史坦因交流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研究课题。平津战役中，绘制北平古物保护的地图区块，避免受到炮击。1949年后，梁思成兼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1950年和陈占祥发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他坚决主张保护北京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西郊建新北京，保护旧北京城，不在旧城建高层建筑，他的远见不能为那时代的人理解，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时中共北京书记彭真在天安门上对梁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遂遭批判。之后他多次上书，挽救了北海的团城。如果他的所有建议都被采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北京城的发展也可以避免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他所考察发现的许多古建筑，现在都成为当地引为自豪的文化古迹。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梁在清华全校“洗澡、脱裤子、割尾巴”大会上检讨三小时，声泪俱下，自我污辱。1955年又遭“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复古”的典型而被批斗并抄家，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都被没收。抄家者在其家中发现属于其故妻林徽因的胞弟林桓的中正式军刀上刻有“中正赠”（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讳），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1972年，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龚维泰：（1931年－1968年11月7日），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语语言教研室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叛徒”（中学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族解放青年先锋队”被国民党抓过，后来放了），遭到“隔离审查”以及野蛮批斗。1968年11月7日夜间，他被关押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中时，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亡。王友琴在《记龚维泰之死》一文中这么描述：‘龚维泰自杀的时候，躺在北京大学“第一教室楼”一个房间的地铺上。“监管”他的两个学生睡在床上。他在被子下面用刮脸刀片割断股动脉，血流尽而死。整个过程中，两个“监管”人没有听到一点声响。早晨他们还喝斥龚维泰为什么不起来，看到地板上的血流，掀开被子才知道他已经死亡。龚维泰的赴死的意志如此坚决，竟然没有发出一点点呻吟。这是何等可怕的故事。’

　　盖叫天：（1888年－1971年1月25日），原名张英杰，号燕南，中国著名京剧演员，以艺名盖叫天而闻名于世。长期在上海等地演出，宗法李春来并且有所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盖派”。代表剧目有《武松》、《十字坡》、《三岔口》、《一箭仇》等。1934年，他在演出《狮子楼》时，为了不压伤同台演出的同伴，他不慎摔断了右腿腿骨，但却继续演出，强忍疼痛直到幕布被拉上。1949年后，出任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迫害，被安上“反动艺术权威”、“反对样板戏”等罪名，双腿也再次被压断：1968年在杭州青年路灯光球场，省委省政府的“大小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被押进场地，有五百多人，每人颈下挂一块牌子。盖叫天也被押来了，他这时已经蓄发留须，长长的直披到肩上，双目紧闭，闭口不语。造反派要他跪倒，盖叫天坚决不跪，上去几个特意挑选的会武术的壮汉，强行要他下跪，他虽已年近八十，但都不能动他分毫。他们要扭折盖叫天的手臂，都被他用巧劲避过。他们用一根粗木杠，将他背朝天掀倒在地，用木杠压住他的双腿，两个壮汉踩在杠的两头，强行把他上身拉起来。只听“咔嚓”一声，盖叫天的腿被压断了。在度过5年凄凉的晚年生活后，盖叫天溘然病逝。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导演、编剧、演员。1922年，家乡遭到荒旱，父亲携全家逃荒至青岛叔父处谋生；同年，进入青岛四方小学读书，同时帮助母亲摆香烟摊。1925年，崔嵬因家境贫困而失学；同年，进入大英烟草公司当童工。1926年，因与工头争执被开除。1927年，考入青岛礼贤中学。1929年，因抗议当政而被学校开除，青岛市教育局通知各中学不准收留；同年，考入青州第十中学，参加进步学生组织。1930年2 月，考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编剧组学习；7月，实验剧院停办，返回青岛。1931年，组织海鸥剧社；同年，改名崔嵬。1932年春，加入刚成立的青岛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组织各学校剧团的排练演出工作。1933年2月，与杜建地合作，把《放下你的鞭子》（陈鲤庭编）改为广场剧《饥饿线上》；同年，青岛地下党被破坏后逃亡北平，以崔浚名和假文凭考入私立民国大学体育专修科。1935年8月，赴上海从事戏剧电影活动，进月明电影公司附属的东方剧社；12月初，东方剧社解散。1936年，加入上海剧作者协会；同年，编写话剧《察东之夜》；此外，还编写了儿童剧《墙》。1941年，创作话剧《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同年，担任晋察冀中共北方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1 月22日，撰写《迎接困难和克服困难》一文发表在《晋察冀日报》；11 月底，在反“扫荡”中跟老乡们生活在一起，根据收集的许多素材开始创作多幕话剧《灯蛾记》。1944年，根据反“扫荡”中的英雄事迹编写现代京戏《老英雄》；同年，编导京戏《岳飞之死》。1945年春，编写多场快板剧《对症下药》；6月，排演话剧《李国瑞》，担任导演；12月21日，编写、赶排的文章《反敌伪顽合流》发表在《冀中导报》。1948年2月24日，编写的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大鼓《自找麻烦》连载于《石家庄日报》；10 月，受华北局派遣，带队南下中原，开辟新后方的文艺工作；12 月，在开封中原大学组建文艺研究室并担任主任；同年，创作歌剧《是假见不得真》。1950年2月，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处长。1951年，当选为中南文联副主席。1952年10月，担任中南戏曲代表团团长。1953年4月，被任命为中南文化局局长，兼中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55年，在剧情电影《宋景诗》中饰演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俺们大帅——宋克义的描绘、深刻的阶级感情、一份可贵的史料、我演宋景诗》。1956年，出演由徐韬执导的剧情电影《海魂》，在影片中饰演窦二鹏；4月11日，被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1959年，执导由谢芳、于洋共同主演的剧情电影《青春之歌》，该片根据杨沫的同名小说改编；11月，担任昆曲戏曲片《游园惊梦》的艺术指导；同年，在期刊《大众电影》第18期发表文章《我喜欢老战——创作手记的一个片断》。1960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1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北大荒人》，并在该片中饰演黄老清；同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62年，由其执导的戏曲片《野猪林》上映；同年，与蔡松龄合作主演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情电影《红旗谱》，他凭借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执导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该片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影片获得第2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执导京剧戏曲片《穆桂英大战洪州》。1964年，与陈怀皑、刘保德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天山的红花》；12月21日，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在文艺界集中的射秽主义学院讲习班“学习”；8月，讲习班撤销后，被红卫兵揪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关押在劳改队示众、批斗。1968年2月，被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失去了行动自由，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及秦城监狱。1969年4月，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北京电影制片厂 ；12月，进“五七”干校监督劳动。1972年10月，经过审查，获得“解放”，但仍在干校劳动。1974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京剧艺术电影《平原作战》。1975年，执导剧情电影《红雨》。197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山花》上映。1978年，执导由高维启、穆怀虎合作主演的剧情电影《风雨里程》。1979年2月7日，崔嵬因肝癌在北京逝世。

　　符罗飞：（1896年－1971年），原名福，现代著名画家。1921年，抱著富国强兵的梦想，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学陆军。梦想破灭后，又曾削发为僧；但是他觉得寺庙里也有压迫和剥削，人间并无“世外桃源”，于是就离开寺院。1922年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1925年毕业。1926年加入中共党，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30年，受“世界三大艺术展”之一的威尼斯国际艺术赛会（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邀请，符罗飞送去三幅作品，结果全部入选，成为该赛会第一位入选的中国艺术家。此后，符罗飞逐渐扬名南欧，出版了《符罗飞油画集》，任罗马皇家美术大学研究员，被评论界誉为“罕见的心灵画家”。留意8年，符罗飞游历欧洲，举办画展，并与意籍姑娘艾琳娜结婚。就在符罗飞事业一帆风顺，家庭幸福美满的时候，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意大利作为轴心国成员民族情绪对立，符罗飞逐渐与一些有纳粹思想的人断交。他更因拒绝创作反苏宣传画而愤然从东方学院辞职。他原本计划前往苏联，但听说国共合作，惦念祖国抗战，遂计划回国。1938年5月，符罗飞不顾意大利师友的挽留和劝阻，舍弃意籍妻儿，随身携带一支左轮手枪，登上“绿爵号”油轮回国。但他在意大利时创作的油画作品，却被作为艺术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准带回国内。符罗飞回国后的第一站是香港，期间符罗飞得到当时国民党海军次长、文昌老乡陈策和前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的介绍，结识了蔡元培。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报》牵头署名，连续七天介绍符罗飞和他的《抗日赈灾画展》，当时穗港两地的军、政、商贾近20位名流都参与签名推荐，包括宋子文、吴铁城等军政要人。《大公报》消息称，“符君罗飞乃现代画坛中之一奇才，夙擅国画，厥后游学罗马，师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穷西画之奥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誉满欧陆，顾国人知之尚鲜……”据报载，画展“延期两天结束，场面甚为激烈”。1939年，他与广东姑娘梁琼在此结婚，自此牵手相伴32年。1940年后在桂岭师范、中山大学、湖南工专任美术教授。1948年夏，符罗飞在香港冯乃超、周而复的寓所里宣誓重新加入中共党，介绍人是邵荃麟和周钢鸣。中共国成立后，他一面创作，一面从事美术教育，历任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符罗飞特殊的经历使他长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资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于1971年含冤去世。

　　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女，原名张妙玲，豫剧表演艺术家。1932年5月，随父亲张福仙搭班开始拜师学艺，拜了翟燕身、葛燕亭、周海水等人为师。初学武丑、小生、须生，后专演花旦。1935年11月，三赴郑州，随父再搭周海水太乙班，进开封闯荡。到开封不到两月，便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崭露头角。由垫戏改为中轴，成为太乙班的主演之一。1936年，《泗州城》连演3场，轰动开封。从此以后，常香玉正式成为主演。1938年2月，为宣传抗日，戏曲研究社排演了王振南编剧的新戏《打土地》。1941年秋，初识崔兰田，并与汤兰香重逢，合作演艺《贩马记》。1947年10月，丈夫陈宪章被国民党逮捕，常香玉竭力营救，几近倾家荡产。1948年春，在西安创办“香玉剧校”。1951年8月7日，常香玉率剧社开始为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全国巡回演出。1952年3月4日，完成捐机任务，回到西安。1953年4月，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1955年中共掀起了批判胡风运动，常香玉也在当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完全认清了胡风的问题决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案件”；“胡风集团的政治目地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反革命的政权复辟，要人民政权垮台。”“同时要求政府，依法坚决镇压反党反人民的胡风”。1956年3月4日，河南豫剧院成立，常香玉任院长。1957年1月14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河南分会成立，常香玉担任副主席。1959年5月4日，加入中共党。1962年2月2日，河南省文化局举行收徒拜师大会，常香玉收孙兰香、林秀兰等五人为徒，并在大会上发言。1966年文革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河南豫剧团几乎所有的老艺人、名演员全部遭到批斗、侮辱，常香玉自然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地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1968年，常香玉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进行劳动改造。名字来源二说：常香玉出生的那个年代，戏曲表演人员的地位较低，有“戏子”一说。本名为张妙玲的她，因为唱戏自己的家族因此而觉得蒙羞，因此便要求她改名。二说：常香玉拜师后，她的义父因喜欢戏曲中项羽这个人物，随将其名字改为项羽，但项羽不适合女孩，故改为香玉，再加上义父的常姓，常香玉这个名字便形成了。1977年6月，常香玉赴北京参加电影《春天》的拍摄工作。12月27日，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梅汝璈：（1904年11月7日－1973年10月17日），字亚轩，中华民国法学家、律师、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并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史丹佛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26年夏至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春，梅汝璈归国后，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还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立法院等政府机关的法律方面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梅汝璈奉国民政府派遣，于1946年到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争罪犯。在两年半开庭的过程中，梅汝璈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决死刑处罚”等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立场。梅汝璈说：“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帐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当法国法官伯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时：梅汝璈举起一个杯子: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他手一松，杯子在地上摔碎,水四溅。梅汝璈盯著柏奈尔说：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可如果人的生命都被无情地毁灭，那文明还从何谈起呢?当印度法官巴尔以佛教慈悲为由反对施用死刑时，梅先生说：巴尔先生,我再次提请您注意，您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职责是什么？是对罪行进行审判，进行认定！然后根据法律给予他们惩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来做法官，您具有一个佛教徒的伟大情怀却在纵容犯罪，这决不是一个法官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您要坚持这样，那您没有资格坐在审判席上，您应该回到印度的寺庙里去！

　　梅先生又(面对全体法官)说：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他瞪著眼，强忍著泪问道：在座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没有人敢保证。最终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日本首犯送上了绞刑架。1948年底，梅汝璈拒绝了中华民国政府任命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之职避居香港。1949年6月，梅汝璈开始了＂弃暗投明＂的行程，从日本南去香港；一到港岛，便与当时中共党驻香港代表取得了联系。1949年底秘密到达北京，随即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称赞。此后，梅汝璈长期任中共国外交部顾问、专门委员兼条约委员会委员，并且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务。著有：现代法学、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中国人民走向宪治（英文）、中国战时立法（英文）等。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梅汝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迫害。文革开始后，梅汝璈被强制要求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并被造反派抄家。1973年10月17日，饱受摧残的梅汝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68岁。

　　绿原：（1922年11月8日－2009年9月26日），原名刘仁甫，中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编辑家。绿原三岁丧父，六岁入私塾，十三岁失母，大他十九岁的胞兄刘孝甫助他完成中学学业。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正在武汉上初中的绿原逃亡至鄂西，在某依靠政府贷金的中学读书，并于1939年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稿，虽然稿子遭拒，但得到了胡风带有鼓励意味的亲笔回信。两年后，绿原因不满学校的政治压力，前往重庆，在钢铁企业做短工谋生。1941年8月11日，绿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新诗处女作《送报者》，同年底开始参加邹荻帆、姚奔、冀汸、曾卓等创办的重庆复旦大学《诗垦地》文学社团的活动，并受邹荻帆鼓励于次年考入迁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与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在复旦大学教务处工作的曾卓两位湖北人关系密切。1942年，《七月》杂志主编胡风主动邀请他参加《七月诗丛》第一辑的出版，并为其出版诗集《童话》。1944年，尚未毕业的绿原与邹荻帆一同离开学校，应征为援华美军充当译员，但因受训期间没有集体入党，而从“外事局”调往“中美合作所”，绿原未去报道而遭到暗中通缉，只得在胡风的帮助下逃离重庆。离开重庆后，绿原来到川北的岳池县，在当地中学教书，隐姓埋名，并与青梅竹马的罗惠结为伴侣。在岳池县生活期间，绿原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接连写下了多首政治抒情诗，其创作不像《童话》时期带有梦幻色彩的童话境界，而是直接面对现实，这些诗歌后来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1947年秋，绿原回到武汉，借住在亲戚家以寻找工作，几个月通过考试进入某外商办的油行当小职员。不久，绿原加入中共党的地下组织，参与地下活动。在此期间，其诗歌主要发表在曾卓等办的《汉口大刚报》副刊《大江》上，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注意，其诗歌多用化名发表，并主要以抒情小诗为主。武汉被中共占后，绿原随中共军先头部队进驻武汉，被武汉市委派往长江日报社负责文艺组的编辑工作。1953年初，长江日报停刊，绿原被调往北京，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其临时住在堂子胡同某旧时大宅院内，与宣传部的“毛选英译室”相同所在，并得以结识袁可嘉、黄雨石、钱锺书等人。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子，绿原被定为23名“胡风骨干分子”之一，并在全国报刊上被扣“中美合作所特务”的帽子。是年5月14日，绿原被停职，同月17日在中南海被隔离。1956年秋，绿原被转移到西单安福胡同的某四合院内，同院被关押的还有路翎、徐放、谢韬、严望等胡风分子。1960年8月，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关押，在此期间，绿原创作出了《又一个哥伦布》，成为其代表作之一。在监禁中，绿原自学德语六年，出狱后得以从事德语文学编辑工作。1962年6月，绿原被释放，免于起诉，但仍然戴著“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不久后，绿原经中宣部安排，暂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在此期间，绿原以“刘半九”为笔名，以志其不忘本与行百里者半九十之意，开始翻译德语古典文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绿原被抄家，收藏的大量书籍被迫作废品处理。1969年中秋，绿原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员被下放至鄂南咸宁五七干校，从事搬电线杆、打土坯、盖干打垒房、围湖造田等。在此期间，绿原写下了《但切不要悲伤》、《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ｎ篇》、《谢谢你》、《信仰》等诗歌。在干校生活后期，还翻译出了一本叔本华散文集。1974年底，绿原得以最后一批回京，被安排进翻译组，负责为中央首长翻译域外俏销书籍。著术颇富。

　　董坚毅：（1925年－1960年），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二人学业有成，生活优裕，情深意笃，堪称幸福家庭。这对幸福情侣也是痴心报效祖国的热血青年。董坚毅毕业后在加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著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著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著，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按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伤，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进来，就著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夜。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上，抱著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著扶著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一个痴心报效祖国的爱国者竟然得到这样的回报！——35岁就离开了人世！竟然在自己的国土上死无葬身之地！一对海归专家夫妇，竟如此生离死别！

　　董晓初：（1901年－1968年），著名中医。14 岁始在无锡雪堰桥镇从师学医。 20 岁考取中医师执照。“九一八”事变后，到津行医，医誉日隆， 40岁时已名噪津门。1949年后，任兆丰中医联合诊所所长。1956年到天津市中医医院工作，任内科主任兼任天津市卫生局中医考试审查委员、中医学会副主任委员、西学中学习班顾问、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兼任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传染病院、南开医院等市级医院中医顾问等职。1961年在天津市中医医院第一个创建心脏专科。其对《伤寒论》、瘟病学研究极深，研制“通脉养心丸”，深受患者称许。一生以仁术济世，至今为人们所赞颂。文革爆发后被残酷批斗，不堪凌辱，上吊自杀。终年67岁。他自缢后，所住房子的楼上到楼下，贴满“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大字报。

　　董铁宝：(1917年－1968年10月18日)，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3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冒著日本飞机的轰炸修滇缅公路桥梁，出生入死地和桥梁工人一起生活战斗。1945年赴美，后来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参加研究工作，并在1949年取得博士学位。在和纽曼克等著名学者一起工作时，他有机会参与了第一代电子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工程科学的训练、先进的计算工具、个人对于数学的钻研，使他后来能够对理科和工科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1956年，强烈的爱国心使39岁的董铁宝毅然放弃已有的良好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积极筹划回国，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和他的夫人梅镇安带著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了祖国。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都争取他去工作，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兴旺的希望所在，乃决定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也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的原理等都是他从事的工作。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中，有董铁宝的功绩。从他回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这些活动使他的才能和科学见解有了用武之地，而宏伟的国家建设，又进一步激发了他献身于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热情。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两个方面。然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董铁宝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关押在北京大学28楼，不准与家人见面。在“隔离审查”中，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董时光：（1912年－1960年3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因大量发表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中共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作为亲共危险人物，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返回中国。回国时，周恩来亲自迎接他。他是四川垫江人，一门三兄弟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当时几所著名大学力聘，因三哥董时恒是西南师范学院体育学教授，经三哥介绍，他选择了西师。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5月11日，西南师范学院党委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教师座谈，对党委提意见。《重庆日报》派记者采访。董时光发言，开口就声明：自己“从解放前就一直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著，现在西师的领导以为我不积极，这只能证明他们不要民主。”他就西师存在的党群关系、高校党的领导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批评校领导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还举例说他回国不久，和几个学生在毛主席塑像下拍照，被校警干涉，说领导规定不准照像。双方争执起来，校警报告给领导。他也写信给校领导，抗议这种没道理的禁令。院长办公室回信责备他“不敬爱毛主席”。他说这是搞封建王朝的那一套，等等。5月29日，《重庆日报》以煽动性语言和断章取义、篡改拔高的手法，对他批评一些积极分子不择手段靠拢党组织的话，改为“投降变节分子”，“善于曲膝的人”，“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对阿谀奉承者应该杀掉……并冠以《我与“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标题发表。董发现出入很大，要求更改，报社不予理睬。他认定这是耍“阴谋”，侮辱人格，于是写信指责报纸断章取义，要向他赔礼道歉，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重庆日报》毫不客气一字不漏又登了出来。一个从美国跑回来的知识分子竟与党报叫劲，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一时间把个山城闹得沸沸扬扬。董时光讲他的鸣放意见时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一个外行，是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时任副书记兼副院长－－著者)。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学术教育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一遍又一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自己一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辨，只会对孙悟空念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一个外行管理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著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一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奖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射秽主义建设，头上却戴顶紧扼咒，真让人心寒。方敬不象领导，象是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一对年青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却大放獗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激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你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你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著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青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小孩，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先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正当大鸣大放如火如荼之际，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操刀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斗争的进军号。接著，《人民日报》又发表《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反右运动如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对董时光的批判火力尤猛。6月11日，《重庆日报》报道《董时光继续散播反动言论，西师师生员工群起驳斥》，董受到猛烈的批判。接著，西师党委精心组织了对“大右派”董时光的批斗，向各大学发出邀请。随后，董时光与重庆几千个被定为“劳动教养”的“右派”，都到大山里修内（江）昆（明）铁路去了，那里劳动强度和生活艰苦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去不久，就有人跳悬崖绝壁自杀。1958年4月15日，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又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右派"建立了“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去修筑内昆铁路。董时光被编入第27队。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工下马，“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又转战凉山修成昆铁路，此时口粮下降，菜里看不见油珠，劳动强度极大，饥饿再次袭来，大批右派水肿，工地上经常发生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也下马停工，“四一五”劳改筑路支队部分成员被送到雷波、屏山、马边三县交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那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山脉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在那里当了养马的马倌。当时大饥荒席卷劳改农场，董时光也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把他折磨得完全脱了人形，严重时走路都摔跟头。一天，他竟然有了个在他看来一定是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更加伟大的发现：在马粪蛋中，竟有一两颗没消化了的胡豆！他赶紧动手，在一堆堆马粪中找胡豆，然后淘洗干净，比人参还宝贵地放进了口中。从此，董时光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马粪中寻找那比珠宝更珍贵的胡豆，并将找到的胡豆洗净晒干，积攒起来，以备更严重时充饥救命。一段时间，他竟积攒了一小袋！一天，他正吃点心似的享受那胡豆时，被别人发现，立即向干部汇报，说大右派董时光偷吃马粮。于是立即组织了批斗会，会上干部安排的“改造积极分子”带头，其他犯人一拥而上，将他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血沫。送农场劳改医院后，不治而死，报国五年，命丧黄泉，终年48岁。

　　董希文：（1914年－1973年1月8日），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其1949年后的作品有将艺术政治化的倾向。《开国大典》不但成为后来“红光亮”文革绘画形式的源头，而且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迫使董希文亲自两次进行修改，抹去先后失势的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像；1972年由其学生靳尚谊临摹一张抹去原政治局委员林伯渠的版本。1979年，又被复制了一版，反映该画最初的样子。董希文毕业于杭州惠兰高中。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1933年和1934年先后就读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中国第一代油画名家颜文梁、方干民和朱士杰等。1939年国立艺专毕业后曾去越南河内的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了半年。1942年至1946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临摹壁画。1946年开始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同情中共党领导的学生政治运动，参加了迎接北平解放的活动。1949年7月参加绘制第一幅天安门上的毛泽东油画像，同年12月加入中共党。1952年至1953年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起稿组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创作过《春到西藏》、《哈萨克牧羊女》、《苗女赶场》、《百万雄师过大江》等主题性绘画。57年被划入右派，并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6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工作室。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他被扣上“黑线专政”的帽子下放劳动。1973年1月8日因癌症逝世。临终最后一句话：“把我放平。”

　　董秋斯：（1899年－1969年），原名绍明，笔名求思。翻译家。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底参加北伐战争，主编《血路》。1930年参加左联和社联的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1945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主》周刊编委。1946年加入中共党。1949年10月1日后，历任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翻译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高原牛的家》、《战争与和平》、《士敏土》、《杰克伦敦传》、《红马驹》、《跪在上升的太阳下》、《卡尔?马克屎》、《佳作》、《马背上的水手》、《烟草路》。1966年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死，终年70岁。

　　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1968年10月23日)，结构力学专家、从事航空航天器结构稳定性的研究。6岁进入县立第四小学，毕业后考取省立第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机械班。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程家经济日益困难，无力供养程世祜读书，只好辍学在家种田劳动，近两年的体力劳动生活。1934年春，程世祜跟随表哥逃难流浪到北平（今北京）。作为东北流亡学生，他考取了东北中山中学（校址在北新桥）。1936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程世祜积极参加游行，散传单，宣传抗日。1937年6月毕业后，在西安考取了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名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春，他随该校迁到陕西省南部城固县，1939年，学校改名为西北工学院。程世祜在大学机械系学习的4年间，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按照当时的办法，依靠“战区学生贷金”来完成学业。1941年6月大学毕业后，在蔡家坡西北机械厂任技士实习生，直到还清了大学学习期间欠学校的借款。随后，他到陕西省交通部陇海铁路机务段任技士实习生；又在贵阳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任实习生。抗日战争中，他历任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实习生、工务员、帮工程师。1945年，程世祜经中华民国教育部考试合格，被选派出国留学。8月到英国后，首先在曼彻斯特一家机械厂实习铸工、木模工，从事机车锅炉制造等工作，与工厂工人同劳动。第二年到腊格比城一家电器设备厂实习。实习内容主要是蒸汽轮机制造，包括汽轮机控制系统及部件、汽轮机叶片制造和安装汽轮机总装及试验设计、计算和现场安装、试车等。1948年，他又到格拉斯哥城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学习了一年。1949年9月，通过好友贾有权的帮助，程世祜转到美国留学。先在美国盐湖城犹他（州）大学机械系读研究生，1950年9月获硕士学位后转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学习，在著名力学家、壳体专家唐奈尔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梁在集中载荷下的局部应力分析问题》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芝加哥工程公司任工程师。中共国的成立使程世祜归心似箭。他多次向美国移民局提出回国申请，由于中美没有建交，申请被拒绝了。但他仍继续努力争取。当时，在美留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集体上书抗议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程世祜是其中积极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夏，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就美国不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一事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才迫使美国移民局批准中国留学生回国。程世祜也在被批准之列。他不顾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和阻挠，终于在1955年1月回到了久别的祖国。回国后，他结婚生子，组织了幸福的家庭。程世祜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侧重于板壳理论和振动理论研究。1956年初，力学研究室扩大成立力学研究所，程世祜是创建力学所的首批力学专家之一。同年，他经机械工业部提名，随中国科学院新技术科技考察团去苏联参观访问。党中央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苏联大规模的科学技术建设事业使他深受鼓舞。考察归来后，他带领几个青年人积极从事壳体稳定性研究，并结合壳体工作建立了热应力试验室。由于他具有壳体稳定性理论的深厚功底，又有多年工厂工作的经验和关于机械制造、设计和实验方面广博的知识，热应力实验室立现雏型。1958年，大跃进开始，中国科学院部署了研制火箭、卫星的任务，力学研究所的科研方向也随之转向为国防尖端科研服务。程世祜被分派在新成立的“581”组，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担任结构分系统技术负责人。他用代用品做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模样箭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抽调力学研究所等单位的主要技术力量与上海市联合组建上海机电设计院，其任务是研制地球物理火箭，计划在次年庆祝国庆10周年时发射作为“献礼”。程世祜迁往上海，任该院火箭总体设计部结构室主任。这一年，他主持设计并加工出了第一批壳体模型，进行了一系列静力实验，求得了符合当时加工条件的计算圆柱壳体“下临界应力”系数，给以后的火箭结构计算打下了基础。1959年春，他回到力学研究所，二次组织力量，把在“大跃进”中被拆散的热应力实验室恢复起来，进行内压壳的研究试验工作。他在内压壳、高温弹性模量测定、高温应变测定方面采取轮班深入的办法，分别进行指导。1960年6、7月间，他向国防部门交出了《内压圆柱壳稳定问题》的研究报告。1961年8月，他写出《关于“弹性圆柱薄壳的一般稳定性”问题》一文，在《力学学报》上发表。1962年至1964年，他先后任力学研究所12室结构组组长、副研究员，承担国防部五院的协作任务，研究圆柱薄壳的稳定性。1962年，建立了纸壳试验研究题目，后因人员变动，工作又被中断，实验室又被拆散。1964年底到1965年，他主动申请去山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底回到北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留学背景，程世祜受到了迫害，1968年10月23日，回国仅十三年的程世祜，在这天自杀身亡。

　　程千帆 ：（1913年－2000年），中国文史学家。1923年举家迁往湖北武汉，从堂伯父程君硕习古典文史。1928年秋从汉口到南京，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学习。1932年金大附中毕业，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其时，中央大学(1949年易名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教授互有兼课，故得以受业于胡翔冬、胡小石、黄季刚、吴矍安、刘国钧、刘继宣、汪辟疆、商承祚诸师。大学三年级时，结识国学研究班二年级研究生沉祖棻。1936年金大毕业，回金大附中任教一年。1937年抗战爆发，避难至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学任教。自此与沉祖棻在战乱中结缡逆旅，辗转于长沙、武汉、重庆、康定等地。1940年后执教于乐山技艺专科学校、乐山武汉大学、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及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执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此后在珞珈山度过了32年。著有《目录学丛考》，《校雠广义?目录篇》，《文学发凡》，《文论要诠》，《文学批评的任务》，《古典诗歌论丛》，《宋元文学史教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在校被冠以“右派元帅”受到迫害。1978年8月重返金陵园，受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程远：（1904年－1968年1月）原名程其英，女。中国学者、社会活动家。1923年到1925年，程远在德国柏林大学及哥廷根大学学习。1929年，再次赴德国留学，参加国际射秽主义战斗同盟、反帝同盟等社会团体，反对法西斯主义，1933年被德国驱逐出境而回国。1935年，上海发生“怪西人案”，学者刘思慕（中共地下党员）遭到叛徒陆海防出卖，其全家遭到军统追捕，受到程远掩护而脱险，程远自己则因此受牵连而被逮捕关押四个多月，后获释。抗日战争爆发后，程远出任上海第十四伤兵医院代院长，主持量才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以及剧团；后来主办重庆七七图书馆、宣传队以及印刷厂。1940年，程远担任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校长。1943年后，任教于重庆北碚江苏医学院和复旦大学。1950年起，程远在北京任国际新闻局德文翻译，1957年调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文化大革命中，程远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逝世。章立凡先生在《“程思远思程远”的对联旧事》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文革”期间文强先生是秦城监狱的“在押战犯”，竟无意中目睹了程远女士的最后遗容。他对我讲述了当时的经过：“有一天被派去打扫院子，发现墙角有一个席卷，掀开一看，是一具女尸，我认出这人竟是程远，眼泪顿时就落下来了。这女人死得惨哪！”过去我一直听说程远是自杀身亡，但遗体何以在秦城出现，至今仍是个谜。

　　程应铨：（1919年－1968年12月13日），建筑师，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程应铨从南昌市第二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高材生，飒爽英姿，够得上“倜傥”二字，英文、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一不精。历史学家程应镠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昆明天祥中学学生林洙，让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许。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从昆明迁返北平。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并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程应铨的同班同学吴良镛应梁氏夫妇之请，去了清华。不久，吴去美国留学，他把在上海海关工程处工作的程应铨介绍入清华建筑系(一说是沉从文推荐的)。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应铨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梁思成、林征因都很赏识程应铨。程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许多年里，程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方面的某些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1956年6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等国，副团长是梁思成。程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学习波兰文，深入研究波兰的建筑艺术。他才华横溢，抱负多多，满怀激情地想在城市规划上有所建树。可惜，他失之于太单纯。1957年鸣放，没有必要地卷入当时建筑界在城市规划上的争论。在系里的一次小组会上，他激昂慷慨为华揽洪、陈占祥被调出北京建筑设计院而抱不平，因而获罪划为右派。屋漏又逢连夜雨。程应铨政治上罹难，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压力下与其离婚，并不许程见两个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师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林洙告诉程应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复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两人有无复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说：“我又不是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审查迫害，1968年12月13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程应铨生前，班上有个女学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顾程老师的右派身份，也不考虑两人年龄上的差距，热恋著程应铨。系里从中横加干涉，毕业后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

　　程国英：(1922年11月－1967年) ，别名程果，擅长油画、水彩画。195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程述铭：1925 年生，北京人，上海天文台研究人员。194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事天文报时并作出优秀成绩。文革初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而监督劳动。1971 年，有人告发他“散布损坏江青形象”的言论，再次被隔离关押。在天文台的关押地上吊自杀。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字怒安，号怒庵。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著作等身的傅雷的译作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15卷《傅雷译文集》，共五百多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此外，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批评家。24岁的他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知识之渊博，多艺兼通。此外，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至今影响深远、广为流传。1920年（12岁）傅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1924年因批评宗教而被开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1926年，参加反学阀运动。秋后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中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发表亲美言论。抗战期间，他也曾应滕固之邀在迁往昆明的国立艺专短期任教，后离职。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1958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坐飞机出逃英国。此后，傅雷闭门不出。1961年9月，傅雷“摘掉帽子”。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享年58岁。

　　傅其芳：（1923年－1968年4月16日），中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教练员。曾担任中国国家队乒乓球教练，被认为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与容国团、姜永宁并称当代中国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出生在浙江宁波，小学时即开始了乒乓球的训练，得过多次地方冠军，后因生活所迫，辗转到达香港，以打球为生。1949年，傅到香港定居。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1953年春天，傅从香港重新回到中国内地，贺龙（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特批其月薪为200元，在当时属于相当高的水平。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国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园艺专业就读。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因南京而迁往四川成都办学，傅作恭随之到成都就读。毕业后便到时任抗日战争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二哥傅作义下辖的绥远省工作，先后担任绥远陕坝农场场长和奋斗小学校长，其中奋斗小学为傅作义创办。1950年8月，傅作恭从绥远到北京探望傅作义时，恰好遇见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受邓宝珊邀请到甘肃工作，后任甘肃省林业厅造林科科长，曾主持开展了多项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和兰州市的绿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相继爆发，傅作恭被甘肃省林业部门划为右派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市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三年大饥荒，夹边沟农场关押劳教人员远超农场可自给自足的数量，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写信向傅作义反映了夹边沟农场的问题和个人的生活困难。收到信后，傅作义让警卫秘书给傅作恭寄钱，并向中共党中央反映了甘肃夹边沟农场的问题。中共党中央派出中纪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钱瑛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为副组长的中央检察团，赴甘肃夹边沟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及时将调查情况上报中央、通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但当中央检察团来到夹边沟农场实地调查时，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傅惜华：（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宝泉，北京满族，富察氏。戏曲研究家、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1931年，傅惜华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代理事长，并参与主编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他曾与傅芸子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1年后，没有上过大学的傅惜华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戏曲。中共建国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等。正当其忙于笔耕、忘我工作时，病魔残酷向他袭来。中风使他半身瘫痪，右手不能拿笔写字。他以坚强的毅力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先后记录了万余张卡片。《北京传统曲艺总录》、《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传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后编著的。著有《缀玉轩藏曲志》、《中国小说史略补编》，编有《戏曲选》、《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子弟书总目》、《元代杂剧全录》、《北京传统曲艺总录》 、《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下）》（1981年，该书才得以出版）、《白蛇传集》，参加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傅惜华和家人不断地遭到批斗。一天，来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出来，然后把他几十年来苦心收藏的数万册图书、一些珍贵的字画以及其他物品装了满满的二卡车扬长而去。书被抄走的当天，面对空空如也的碧蕖馆，全家人的悲愤和抑郁可想而知。夫人自残后于1969年1月10日无望地离开人世。在悲痛与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华被送医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含冤而逝。

　　傅乐焕：（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专攻辽金元史，傅斯年堂侄。与冯家升、陈述 (历史学家)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傅乐焕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年幼在济南求学，因父丧而中断学业，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再次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他也被聘为副研究员。1947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1950年，以《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因院系调整前往中央民族学院任职。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1966年文革开始，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傅乐焕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好的陶然亭，纵身投湖而亡。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仅13岁的彭文应考入清华学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写政论，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彭文应、高士其一同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高士其学化学，彭文应学政治学。自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彭文应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1932年学成归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刚刚回国，彭文应便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第四期上发表了《射秽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围剿，彭文应撰写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论》杂志一卷六期上，文章称：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两年来政府坚决不变的政策。国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过，帝国主义可以携手，但是共产党必须铲除，政敌必须消灭。这又是两年来政府始终如一的态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屎、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彭文应赞同射秽主义，同情并支持中共党。1947年民盟被中国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中共党，并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员，有成员500余人。梅蒸棣（1948年时任国立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回忆称，约在1948年，经孙大雨介绍，彭文应给梅蒸棣捐了一笔钱，彭文应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1949年5月初，中共军进逼上海市，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乃下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当时，彭文应正躲藏在江西老乡刘之纲开办的申江医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务闯入该医院，当场逮捕院长刘之纲，后来险些将其活埋。彭文应则及时跳出窗口，爬上屋顶，从而免遭逮捕。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虽未被逮捕，但因受惊吓而埋下病根。彭文应的三姨（即邓世瑢的姊妹）邓世琳及司机则被特务逮捕，其中邓世琳在狱中受到非人的凌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军占领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应才重新上街。他在街头举起小红旗，和民众一起欢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共国成立后，彭文应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在朝鲜战争中，1951年，彭文应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共志愿军指战员。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彭文应逢人便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在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为重点受打击对象，遭到严重打击。民盟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员总数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员也被打成右派。作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也在劫难逃。与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沉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在反右运动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两度提到陈仁炳：“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张春桥撰写的署名“常孰”的《质问彭文应》一文，攻击彭文应，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1958年张春桥出版《今朝集》一书时，将《质问彭文应》也收入其中。《质问彭文应》一文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短短3个月内，除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一文外，仅《解放日报》便发表了近20篇同类型的文章。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进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印发，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被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射秽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在遭受十多次批斗会后，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邓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应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申辩称：“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 数天后，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又称：“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彭文应一直拒绝“低头认罪”。有位朋友劝他说：“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 他回答说：“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所有职务，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资津贴随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没有丝毫收入的无业人员。当时，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赶紧迁入了重庆南路的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应连一篇检讨也不写，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多次登门劝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却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的老友王造时也曾好心劝过彭文应。王造时遗存的一份“思想汇报” 中载有：“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著党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药、碎玻璃、针，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度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19岁。彭志平的死，是彭文应在妻子去世后遭到的最大打击。1958年下半年，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区劳动，其中包括彭文应。但彭文应事先声明：“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亡后，彭文应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应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前来，亲自将其送入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关照。彭文应的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纷纷来到医院看望。30多天后，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逝世，享年58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文应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毁灭。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中，认为不属于错划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此即后来俗称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认为应对他们“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除了这五名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外，还有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也被认为不属于错划，总计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坚，笔名彭嘉生，江西萍乡人。中国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７年回国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屎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1952年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1956年主持交通大学西迁工作，1959年交通大学分立后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3月死于文革迫害。

　　彭子冈：（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记者。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岁开始写作，中学时便开始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她的作文《我的燕子》获得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女中校长赠送给她一柄团扇，上面亲自书写了“为小光”四字。此后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第一次得亚军，后两次都夺魁。1936年春，彭子冈在上海沉兹九老师手下《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并采写专稿，多有建树。她曾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和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写出了具有新闻报道、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三重价值的特写《伟大的伴送》。抗战爆发后，彭子冈撤退到武汉，进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1938年加入中共党。1945年8月，她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期间，彭子冈还写了大量感情真挚细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后先后任《进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1954年起编《旅行家》杂志。1957年，时为《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子冈成为“右派”之初，她公开表示不服，声明“辞职不干了，准备回家当家庭妇女”。在批判会上，她依然不自觉地为自己在“鸣放”中的意见辩护。子冈被罗织落网的真正原因还是她的口无遮拦，她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这些话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显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祸。许多人还揭发她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蓄意”加入毛泽东在张治中家客厅中打碎一只盖碗的细节，说毛泽东“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更是“恶毒污蔑领袖”。受到点名批判，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79年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1929年，入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1930年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共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校方开除。1931年，他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同年被中共党派到湘鄂西苏区，负责编辑湘鄂西苏区杂志《工人日报》。1932年，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形成大屠杀，省委特派员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苏区，但他并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党组织做出了对彭柏山开除党籍的处理。不久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贫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时，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1933年，彭柏山结识了胡风和鲁迅，并获得了他们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吃冷硬的大饼，一边写小说时，胡风进来。见此情景，胡风给了他两块钱，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当即嘱胡风 “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彭柏山，作为其生活费。为支持“左联”的青年作家们，鲁迅还宴请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崖边》，该小说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鲁迅阅读后，亲自将它推荐给《作品》杂志。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创刊号上刊登的首篇小说便是《崖边》。写完《崖边》之后，彭柏山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四篇短篇小说。1934年5月，经“左联”党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共党。彭柏山在“左联”工作期间，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国民政府逮捕，投入苏州监狱并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监狱方面的要求，他写信必须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周树人大人收”，地址写的是内山书店，信件由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鲁迅。鲁迅接信后，通过胡风知道了“陈友生”就是彭柏山，随刻拿出五元，让胡风寄给彭柏山。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办法营救彭柏山，并派人先送去衣物、药品和《复活》、《死魂灵》、《波华利夫人》、《忏悔录》等书。胡风将自己翻译出来的《崖边》日文稿寄往日本，经过鲁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刊登了《崖边》。鲁迅逝世前几天，胡风将自己为彭柏山整理并出版的小说集《崖边》寄给鲁迅，1936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谷非赠《崖边》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彭柏山获得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在上海从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此后，他长期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1952年，由第24军副政委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部长由陈望道兼任，但陈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彭柏山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烧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后，彭柏山出狱，中央对其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先后在青海、厦门工作。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正在厦门工作的彭柏山当即被调往河南农学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儿彭小莲回忆道，“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浮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涟清，文学家、诗人、翻译家。小学毕业后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就在她入学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担任该校校长，他教育学生破除封建礼教，锻炼体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响。１９２５年秋，彭涟清考入女师大后，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她和同学们一起去听李大钊作报告，听赵世炎讲马列主义课，向萧三学唱国际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党。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苏联学习，三年后回国，在上海担任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发表文学作品。在左联的工作中，彭慧与穆木天相识相知，结成了终身伴侣。抗战期间，彭慧先后在武汉、云南、广东、桂林等地辗转，并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进步教授，团结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建立了民主党派组织，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要求人民民主，开展了各项进步活动，为此多次收到特务的恐吓信。此后回到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并且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和其他各种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慧陷入无休止的批斗、劳改当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因为彭慧的经历，对她的审讯格外严酷，并且逼迫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绝又为她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住在北师大校园内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内，不允许外出，不允许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斗争会后返回住处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她被送回到校园角落无人照应的小平房后的第二天中午，61岁的女作家便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隽奇，又字振鏊，号俊奇，又号叔伟，乳名闻。中国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192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骨干，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5年底适美国“曼哈顿计划”试爆原子弹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曾昭抡与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维、陈诚都是姻亲，向俞大维推荐物理学家吴大猷与数学家华罗庚。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决定曾、吴、华三名科学家各带两名助手，华罗庚挑选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吴大猷挑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曾昭抡挑选了唐敖庆和王瑞。曾昭抡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数理科学组)院士。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昭抡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后，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时，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1961年发现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絪被红卫兵剥除上衣用皮带抽打侮辱，愤而服毒自尽。曾昭抡亦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著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曾缄：（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国近代文学家。曾缄曾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此期间，他拜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为师，与黄侃交情甚笃，颇得文学诗词之精髓。1917年从北大毕业后，到蒙藏委员会任职。1929年，曾缄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带的文献，希望搜集所谓的当地“情歌”，久而不获。后来，他从朋友处得到了由藏学家于道泉所译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由于该译本是白话文，曾缄“深病其不文，辄广为七言，施以润色”，将它改译为文言文。1939年，发表在《康导月刊》上。曾缄的文学造诣颇高，使得后来他的译本最广为流传，被公认是所有第六世达赖喇嘛诗歌的汉译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但他的译本却与藏语原文之意相去甚远。他又以第六世达赖喇嘛的生平事迹为题材，创作了《布达拉宫辞》，同样的成为了名篇。曾缄历任雅安县县长、四川参议会议员、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中共国成立之后，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铁堪诗稿》。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庆冠。著名的作家、诗人、新闻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汉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加入全国作协，1944年任《诗文学》编辑，1950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当选武汉市文联副主席及作协副主席。1936年发表人生第一首现代诗《生活》，当时年仅14岁。至1939年，其诗歌创作进入第一个高峰，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及社论于重庆进步刊物《文群》。与同为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绿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创立刊物《诗垦地》。在此期间，其诗风受到艾青、胡风等“七月派”作者的极大影响。诗篇《门》、《母亲》、《来自草原的人》、《铁栏与火》等为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战前与“右派”文人胡风有过交往，受到株连，长时间被国内打为“右派分子”或“胡风分子”。整个“胡风案”牵连2000余人，曾卓作为其中“污点较重”者，遭到迫害、批斗、污蔑，命运令人扼腕。1979年终获平反，重新回归文艺界。

　　蒋荫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国新闻记者、报刊杂志主编、新闻教育家。1935年，蒋荫恩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报》记者。在《大公报》任职期间，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租界内制造了两起伤亡严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门口落下炸弹，蒋荫恩正巧乘《大公报》报馆的汽车路过此地，但幸免于难。1937年，转任上海《大美早报》新闻翻译兼文艺副刊编辑。1941年，任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1942年起，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先后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学委派，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任研究员，从事新闻学研究。蒋荫恩于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蒋荫恩曾发表书面意见，拥护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的发言。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至北京大学，历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北京大学办公室主任、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蒋荫恩改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蒋荫恩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央民盟》编委会委员、民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蒋荫恩受到残酷迫害，于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王鹏在＂炎黄春秋＂中写道：据蒋的老同事徐铸成回忆说：“有一位身历其境的朋友告诉我，他最后一次遭到‘批判’时，不容分说，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几乎体无完肤。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悬梁自尽了。第二天被造反派发觉后，绳子都解不下来，尸身被一个‘司令’之类的人物，从楼上拖到楼下转了一大圈，再从楼下拖上楼，作为是对‘畏罪自杀’、‘死不改悔’者的‘示众’。”真是惨不忍睹！

　　蒋彦永：（1932年10月4日－ ），中国当代著名外科医师，中共军少将军衔。为中国之持不同政见者。蒋彦永学术著作甚丰，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有《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问世。蒋彦永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当年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成了银行家。1949年进燕京大学医学系，1952年加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学系并入协和）学习，同年加入中共党，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文革期间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军301医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曾为高官和平民动手术治疗癌症，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赢得“清廉医生”美誉。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开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得悉言论后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实情况──包括他身处的301医院与302医院、309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告诉给两家媒体（央视国际频道与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四天后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后主动找到蒋，蒋透过接受访问从而把国内疫情公开，因而引发舆论之重视，中国政府公开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同月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调查疫情，病例数字与蒋彦永掌握的基本相似，并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重视，促进全面公布病例数字之余，并同时免去张文康与孟学农职务。2004年8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的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据官方网站报导，蒋彦永“勇于揭露SARS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蒋彦永向香港媒体揭露中共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内幕“冰山一角”，称（解放军总后勤部掌控）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军总医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1990年代初，蒋彦永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没有引注意，2004年3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通过毛泽东原秘书李锐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这封信在互联网上流传著若干版本，但其真实性均存在争议。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经不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达姆弹镇压民众的说法，并且在因镇压而去世的学生身上发现此类子弹残留弹头的纪录。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部主任的蒋彦永便曾亲自加以证实。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据外电报道与蒋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从住所前往301医院途中被当局“带走”，但是中国政府声明否认此事。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医生本人也已于2004年7月19日被释放，此后一直对他实行监视居住，处在软禁状态。2005年3月22日重获行动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采访。有消息称，蒋彦永是受到军方内部审查。2005年7月，蒋彦永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蒋彦永提出解除与301医院的所有关系、让他退出解放军部队但未获准许，但蒋彦永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称生活和科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SARS后露面比较少是因为对流行病了解很少，没什么好说；而不能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先要得到医院批准，否则就违背了军队有关纪律。

　　蒋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学毕业。1923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后又转入武昌高等师范旁听。1925年投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30年春离开了部队，考上南京训练总监部司书。1932年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当收发员。同年11月，他的处女作《高定祥》在当时最大文学刊物之一《现代》上发表，获得读者好评，被认为是继茅盾《春蚕》发表后的又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鲁迅的关注。从此，他积极投入写作，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了20多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同时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谭丕模介绍加入中共党。此后，他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曾到国民党西北军孙仲连部第三十一师做过统战工作。行动被发觉后，回到家乡。1944年赴湘西，参与《中国晨报》的筹办并开始新闻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晨报》、《中央日报》（湖南版）和《国民日报》副刊主编。1947年春，他辗转上海、香港，终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同年8月重新入党。从此，他更加积极为党工作，协助周而复编辑《北方文丛》，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编委会。同时，他还抓紧进行写作，发表了《老秀才》等小说，成为他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期。＂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8年当选为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和作协湖南分会主席，为繁荣家乡的文学创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说集《锑砂》、《夜工》，中篇小说《旱》，报告文学、小说集《铁流在西线》等。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党籍。1973年2月恢复党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终年72岁。

　　谢家荣：（1898年9月7日－1966年8月14日），字季骅，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1913年—1916年，在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学，在30名学员中岁数最小，并因成绩优秀而毕业，为中国地质科学十八罗汉之一，被分配进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17年—1920年，被选派赴美留学深造。先在斯坦福大学，第二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作研究生，获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1923年，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首届理事会书记和会长。在调查报告中论述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背斜层的重要意义。同期，发表“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的成分和构造的初步研究”和“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是中国陨石学最早期的探索。1924年—1937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学生桃李满天下。期间曾赴德国考察，出版《地质学》教材，并参与华南区域地质和矿产调查。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初之造山运动火成岩活跃及与矿产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论文和著名论著《石油》、《煤之成因与分类》，以及《中国之石油》，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同时发表《中国之石油储量》，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理论，为在陕北发现中国的第一个油田，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1949年，主持矿产测勘处。发现或指导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福建漳浦铝土矿、安徽凤台磷矿、南京栖霞山铅锌银矿、甘肃白银厂铜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其中在南京栖霞山，一钻成功，如有神助。同时期发表的“铀矿浅说”，则标志著中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1950年—1956年，担任中共国地质部总工程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著重于矿产分布规律的综合研究，发表“中国矿产的分布规律及其预测”。如对甘肃白银厂铜矿的地质评价意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铜矿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编写的《普查手册》为当时全国所有地质队人手一册。被业内人士认为是使用最广的一本普查工作指导书。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开始兼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顾问，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等一系列前瞻性研究，为大庆油田的发现提供科学理论依据。1957年—1966年，谢家荣与其长子谢学锦一同被打成右派，工作重点转移到成矿理论研究和总结中国矿产地质问题，开始撰写《中国矿床学》。1966年，文革开始后，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批斗冲击，于1966年8月14日在北京服安眠药自杀，67岁。其死后一月，其妻吴镜侬亦服安眠药自杀。

　　谢韬：（1921年—2010年），人民大学副教授。原名谢道炉。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加入中共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49年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迁往北京，改名中国人民大学，谢韬任该校教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中，谢韬因提议胡风上书并为其鸣不平，被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身陷文字狱。他本已经由毛泽东批示逮捕，旋因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保护，先后被圈禁在吴宅和人大宿舍隔离审查，1960年才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富于戏剧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中共党籍一直未被开除，而狱中分派工作，是给过去的敌人－－国民党“战犯”讲马列主义。1965年出狱时，谢韬已从一名照本宣科的马列教员，变成了对马克屎主义研究有素的学者。他被安置到老家自贡市工作，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度经历磨难。1976年毛泽东死后，熬过十年牢狱和十年浩劫的谢韬，终于等来了平反。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谢和赓：（1912年12月25日－2005年1月1日），笔名张诚、张春熙等。中国作家、情报人员。谢毕业于桂林中学，1933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求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党，旋奉命打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任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持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推荐信投奔白崇禧，又由于谢父谢顺慈与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同是清末秀才，为世交，谢很快得到白崇禧的信任，成为其机要秘书。1942年，被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留学，地下替中共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就读于美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和西北大学。妻子则留在国内，情人王莹随同前往。1950年，结束与妻子的婚姻关系，后与王莹在美国结婚。1954年底，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中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回国。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1957年，谢在反右运动中因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被打为右派，流放黑龙江省，次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营救下回到北京。1967年，谢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逮捕，1974年获知妻子被迫害致死消息而精神失常，1975年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出狱。后在外交部工作。

　　韩俊卿：（1916年－1966年8月29日），女，河北梆子著名旦角演员，工青衣、花旦。5岁被卖到河北雄县韩月夫（一说是韩月恒）家学艺，12岁登台，成为青衣、花旦、武生、刀马旦、彩旦兼演的二路脚色。1929年入郝老成梆子班，1937年之后演于天津各大戏院，1949年入天津移风剧社，1952年参加天津实验秦腔剧团，1952年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1958年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副院长、小百花剧团团长。1959年加入中共党。作者阿枫在2014年7月29日那篇＂韩俊卿的坎坷人生＂一文中这样写道：当臂戴红卫兵袖标的一男一女持演戏用的木枪走进屋子的时候，只见被关在里面的那位妇女斜卧在靠墙的那张单人木床上，嘴里吐著白沫，神志已经不清。她被及时赶来的一伙人抬到不足千米远的市立第一中心医院急诊室，值班医生检查后说是喝了敌敌畏加火柴头。由造反派夺了权的这家医院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属自杀的“牛鬼蛇神”，不准抢救，“死了活该”。于是，尚未完全断气的她被推进了医院的太平间，从此结束了她的人生旅途。这是公元1966年8月29日下午6时，发生在天津小百花剧团里的事。这位与世长辞的妇女就是中共党党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暨天津市人民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工会副主席，多次当选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的一代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韩俊卿，时年50岁。

　　韩北屏：（1914年－1970年9月27日），诗人、作家。1927年后历任镇江、扬州等地记者、编辑、民教馆职员，《诗志》月刊主编，五路军救亡工作团团员，后到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中国作协广州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副主席。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人民之歌》、《江南草》、《和平的长城》，长篇小说《高山大峒》，短篇小说集《荆棘的门槛》、《没有演完的悲剧》，散文集《史诗时代》、《非洲夜会》，报告文学集《桂林的撤退》，长诗《鹰之妻》等。1966年文革开始，他遭受迫害，已患肾癌的病体未得到很好的治疗，于1970年9月27日去世。

　　舒绣文：（1915年－1969年3月17日），女，中国电影与话剧演员，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配音演员。14岁时因家境贫困被迫当舞女。16岁时，舒绣文离开北京的大杂院，只身赴上海打拼。她在一家餐厅打工时，一位客人意外发现她的潜力：身段匀称，性格泼辣，口齿伶俐，嗓音清脆，是个“电影苗子”。他引荐舒绣文进入电影公司，帮她得到第一份工作——教电影公司的老板娘说普通话。后来，她因失败地出演小角色遭老板痛骂，但并未丧失拍电影的信心。1930年代初加入田汉的五月花剧社和春秋剧社。1931年初，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开拍，舒绣文得到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机会。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让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配音女演员。同年在天一影片公司教国语，随后加入集美歌舞剧社当话剧演员。抗日战争时期，舒绣文在重庆后方演出大量爱国话剧。抗战胜利后，演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王丽珍形象，成为她的代表作。1948年，她与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移居香港。她本可以过上优渥富足的生活，却因周恩来的一封邀请信，让她满怀著报国幻想重返大陆。50年代起，中共在大陆推行工资定级制度，全国仅有四位演员评定为“一级演员”，舒绣文就是其中之一。长期“忘我”的工作，残忍地吞噬著她的健康－－身患风湿性心脏病。每当发病时，她都异常痛苦，气短得不能平卧，只能坐著过夜。演不了电影，她就去给译制片配音，又于1957年调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话剧。在“人艺”，她既出演《骆驼祥子》的虎妞、《关汉卿》的朱帘秀、《北京人》的愫芳等主角，也甘当其它话剧中的龙套角色甚至活道具。1962年，舒绣文带病演出话剧，竟在落幕时昏倒在舞台上。后来，她又转去演活报剧；再不行，就去诗朗诵；再开台词课，最后转到电台播长篇小说。1966年文革浪潮袭来，迅速败坏著大陆的一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舒绣文，不仅成为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文化名人，而且因其病弱的身体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煎熬。舒绣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刚做完一次大手术，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及“黑帮分子”遭到批斗，由于腹部因肝腹水而高高隆起，双脚肿得穿不上鞋，每天却还要参加“学习”，从家到单位只能“摸著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时”。于1969年3月17日病世，终年54岁。

　　舒三和：（1900年－1975年5月19日），弹词艺术家。曾任长沙市曲艺队队长、省曲协主席、中国曲协理事，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而含冤逝世。终年75岁。

　　焦菊隐：（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 ），原名承志，笔名居颖、居尹、亮俦，艺名菊影，后自改为菊隐，中国导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者之一。1919年考入天津唯一的一所官立中学——铃铛阁中学。在中学开始了散文诗和小说创作，陆续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后来收入《他乡》、《夜哭》两个诗集出版。1924年毕业，被保送到北平燕京大学。在大学期间，翻译并出版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等，发表论文《论易卜生》，《论莫里哀》。1928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前夕，焦菊隐和熊佛西组织了多幕话剧《蟋蟀》（熊佛西编剧）的演出，因讽刺军阀祸国殃民，而被查禁。毕业后，任北平市立二中校长。1930年就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秘书，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国小说作品讲师。1931年9月，参加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此校后改名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焦菊隐担任第一届校长。在他主持校务期间，对戏曲教育进行了改革，如实行男女合校体制；在戏曲和音乐传统专业课程以外，还增设了中文、历史、中外史地、中国戏剧史及西洋音乐原理等课程，并对原有的传统课程提出了革新的要求。1935年秋，焦菊隐赴法国留学，广泛接触西方的文学艺术，观摩欧洲著名的各种戏剧流派演出。1938年初以《今日之中国戏剧》被授予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很快回国。在广西桂林执行导演了夏衍的话剧《一年间》，独立导演了曹禺剧作《雷雨》和阿英剧作《明末遗恨》等。和欧阳予倩参加桂剧改革，为著名桂剧演员尹羲改编了《雁门关》。1942年初到四川江安，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话剧科教授兼主任，在国内第一个把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年底离校到重庆，在重庆中央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在此期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未完成的三部曲》、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聂米诺维奇-丹钦柯的《文艺?戏剧?生活》、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还撰写了《装置设计的基本认识》、《论灯光》、《论戏剧批评》等专论。1946年返回北平，任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导演《夜店》，获得成功。1947年底，他创办了北平艺术馆，导演了话剧《上海屋檐下》（夏衍编剧）、京剧《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剧）。1948年北平艺术馆解散。又筹建校友剧团，并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由翁偶虹导演。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作了《聂米洛维奇-丹钦柯的戏剧生活》、《莫斯科艺术剧院五十周年》、《戏剧运动在今天》、《怎样‘革新'旧剧》等论文。1949年焦菊隐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西语系主任。应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主任洪深之邀，为该系学生开设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西洋戏剧概念等专业课。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组成为专业话剧院，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和艺术委员会主任。在这期间焦菊隐相继导演了《龙须沟》等剧目，展示出了现实主义舞台艺术的魅力。1956年他通过《虎符》（郭沫若编剧）的排练，进一步探索话剧向戏曲学习和舞台艺术民族化的道路。1957年焦菊隐被定了右派，人艺主管党政的副院长赵起扬找到北京市长彭真说：“焦菊隐是可以改造的，他有才。”焦菊隐于是幸免成为右派。1958年焦菊隐导演了名剧《茶馆》（编剧老舍）和话剧《智取威虎山》，他“一戏一格”地导演了《蔡文姬》、《三块钱国币》、《星火燎原》、《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焦菊隐的论著已经编辑出版的有：《论焦菊隐戏剧理论研究》、《论焦菊隐导演学派》、《焦菊隐文集》《焦菊隐戏剧论文集》、《焦菊隐戏剧散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焦菊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老反革命，遭受批斗，下放劳动，离开舞台。1975年2月28日病逝，临终还放不下下乡插队的女儿返城户口问题。

　　焦启源：（1901年－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研究芳香植物的专家。192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6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植物生理教研室主任，上海植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等。著有《橡胶植物与橡胶工业》《芳香植物及其利用》《江苏禾木科植物》等。1968 年在“隔离审查”中投河自杀身亡。

　　童第周：（1902年5月28日－1979年3月30日），字蔚荪，著名胚胎学家，生物学家、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17岁时以插班生考试录取者中最后一名身份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就读，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随后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于1924年获心理学学位。1927年入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担任蔡翘教授的助教。之后又于193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留学，1934年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1930—1934年，童第周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拉舍(A. Brachet)实验室开始了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他在棕蛙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的研究中，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同期，还完成了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1934年回国后，在青岛继续进行海鞘的研究工作，其目的是研究卵质中的成分在受精前的定位。证明了在未受精卵子中已经存在著器官形成物质，而且有了一定的分布，精子的进入对此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观察到内胚层和外胚层似乎有相当的等能性，而且吸附乳头和感觉细胞的形成依赖于外来因素，说明了卵质对个体发育的重要性。这项研究成果是具有开创性的。1947年，青岛爆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童第周作为山东大学教授会的负责人和动物系主任，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并冒险掩护其他人拍摄学生游行的照片，帮助向各地传递登载学生游行和军警镇压学生报道的英文版《民言报》，以扩大学生运动的影响。1948年，童第周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应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到美国耶鲁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49年6月他放弃在美国研究和生活条件，回到山东大学。中共国建立后，童第周继续担任山东大学动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和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1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后该室改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长。1960年，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和地学部，他任生物学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该所所长陈桢逝世后，童第周一度任所长）。1963年，他将雄性鲤鱼的DNA放入雌性鲤鱼的卵子内，成为首位成功将鲤鱼克隆的科学家。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时期，童第周夫妇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他被造反派贬为学院担任卫生打扫工作。1977年复出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细胞遗传学研究室主任。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先秦史专家和文物史专家。擅长绘画和文物鉴定，童书业是顾颉刚的得意门生，并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体弱多病，四岁起多在家中请先生教授经史书画，极少出门。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学短暂就读。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开办的会计事务所作练习生，后又于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半。十八岁时，童书业师从缪谷瑛学画。1926年，经张是公介绍从王季欢（王修）学画，后又经王季欢推荐跟从胡佩衡函授学画。1928年，与蒋庆芳结婚，婚后被父亲逼迫前往上海随其工作，但不久后因庶母杨芸卿介绍，得以前往南京，担任财政部书记官。在南京期间，童书业开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大变。1930年，开始撰写《论语解诂》。1933年，完成《论语解诂》。1934年，因家庭纠纷，父亲受妾挑拨将童书业赶出，童书业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学画老师王季欢（王修），并在其指导下代其完成《版本述》，发表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并经其介绍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刷所校对员。童书业将其1933年所著《虞书疏证》寄予顾颉刚，并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收到顾颉刚赏识。1934年8月顾颉刚继母去世，顾颉刚前往杭州奔丧，9月份顺道拜访童书业，并邀请其前往北平协助从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书业抵达北平，顾颉刚亲往车站迎接，任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助教，是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研究助理，并住在顾家，由于没有文凭，薪水完全由顾颉刚提供。童书业并兼任有禹贡学会及其杂志的编辑。1936年，童书业著成《春秋考信录》（在1941年后因战乱遗失，仅能于《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注释中略窥一斑），同年为求文凭进入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37年9月，童书业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1940年夏，受顾颉刚委托为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童书业即将北平时所录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讲义进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并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讲义由童书业执笔，且修订期间分处两地无法商讨，因此顾颉刚提议仅署童书业名）。1941年后，离开上海的童书业在江苏省宜兴、常州等地的中学辗转授课。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馆杨宽的邀请，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和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同时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童书业患有严重的强迫官能症，后在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治疗下基本康复，至1947年初已经基本恢复工作能力，并应中华书局舒新城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并于1949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童书业也发表过许多其他有关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杨向奎引荐出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后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童书业九次思想批判无法通过，后撰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顾颉刚划清界限，前后发表于山东大学校报上的自我批判文章达六十多篇。批判胡适运动期间，童书业又再一次对古史辨派进行攻击。但均得到了顾颉刚的理解，认为其是不得已而为之。1955年，肃反运动时，与张维华、韩连琪被称作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为其父亲之妾所构陷）。由于反复的运动，导致童书业再次出现了神经症状，一度向学校递交请求书，承认自己为反革命，要求将自己管制起来。1961年，童书业开始撰写《中国美术史札记》。1965年，开始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童书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书业长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书业出门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风寒而发烧，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后由顾颉刚修订作序出版。

　　储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现代学者、知识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出生后六天即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是同学，曾官南通知县。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学习，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32年毕业。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1934年，储安平与光华大学同学端木露西结婚。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或受到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在英期间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回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及拒绝入党等原因，离开重庆。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曾任国立师范学院教师（今湖南师范大学，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在桂林担任《力报》主笔和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返重庆。1945年11月与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1944年或1945年，与端木露西离婚。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社，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是当时中国一面进步民主运动的旗帜。查封《观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储安平曾批判中国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中共国成立后，《观察》复刊，储继续担任主编至1950年终刊。文章多以游记杂感为主，鲜见时评。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中共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然而对储安平的批判并未因此而结束。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储被残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出家说、出走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也有人说他是先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著又跳海自沉了，然而何时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论》一文作者。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遇罗克从儿时起便酷爱读课外书，至被捕前，养成夜夜苦读的习惯。生前记了大量的文稿、日记和读书笔记（文革中因抄家风，不得不烧掉，只留下他最后的一本日记，亦成为给他定罪的内容；当局至今未归还家属）。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独立思考，学习成绩与品行优秀。他做过多种职业：农业工人、代课教师、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的临时工等等。他把一个小学学习成绩最差的乱班在半年之内变为全校纪律与学习最优秀的班级，他在研究所与图书馆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但皆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共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中共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1967年1月，在牟志京与遇罗文创办的六期《中学文革报》每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皆是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与血统论问题所写的力作；《中学文革报》期期被抢购一空，全国反响十分巨大；六期《中学文革报》上还有遇罗克用其他笔名所写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尚有其他器官被割与其他病人。经大量历史文献和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查证遇罗克的死刑处决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来亲自签发（因为遇罗克自称“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获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是中共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癌症病重代由吴德签发。死刑处决通知原文如下：“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射秽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当局对遇罗克的尸体无任何交代，只付给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币作为抚恤金。遇罗克的日记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张照片都未归还，只归还了十几张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 －1970年5月30日 ），航空发动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华民国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4年后，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和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回国。历任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技术员，沉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科长、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1956年领导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之后，他参与领导多种喷气发动机的仿制和自行设计工作。他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为自行研制航空发动机奠定基础。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级工程师。1964年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车间劳动。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旧锅炉劳动时，不幸被掉下来的通风管道砸伤，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终年52岁。

　　路翎：（1923年1月23日－1994年2月12日）原名徐嗣兴，作家、诗人。2岁生父自杀，徐家迁至南京，改随母姓。12岁即已熟读许多中外名著。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母亲与继父流亡。1938年初，抵达四川重庆。同年，15岁的路翎在赵清阁主编的《弹花》上发表处女作《一片血痕与泪迹》。在四川国立第二中学学习。因撰写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的文章，而在1939年被学校开除学籍。此后失学、失业，靠自学从事写作。1939年在《大声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朦胧的期待》。1939年5月，进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队（后更名为“青年剧社”）当队员。后因被认为“思想左倾”而脱离。1940年4月，路翎任陶行知主办的育才学校文学教师。随后于同年起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会计室办事员。他生活在煤矿工人中间，写出了《家》、《黑色的子孙之一》等作品。同年5月，其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一个青年“经纪人”底遭遇》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自此结识胡风并成为“七月派”主力，成为“七月派”在小说创作上成就最高的作家。1942年1月，路翎任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助理员。1942年，写成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1944年发表）。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邵荃麟等当时都高度评价这部小说。1944年完成了其代表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1945年在胡风帮助下发表），与余明英结婚。同期他还完成了《青春的祝福》、《蜗牛在荆棘上》等许多中篇、短篇小说。1944年1月，路翎重回国民政府经济部，在燃料管理委员会北碚办事处当办事员。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路翎在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小说。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夏，路翎和妻子余明英复员回到南京，又失业，全家靠余明英微薄的薪水维持。其间，路翎完成《天堂地狱之间》等许多短篇小说。1946年11月，路翎复到国民政府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南京办事处任办事员。1947年写出第一部话剧《云雀》。受到观众欢迎，被国民党当局禁演。1948年，路翎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出版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邵荃麟、胡绳、乔冠华等中共党知识分子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共6辑），对国统区文艺进行全面检讨，其中严厉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大众文艺丛刊》上的批评激起胡风、路翎、舒芜等人在内地《呼吸》、《泥土》、《蚂蚁小集》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反驳。1949年4月，中共军在渡江战役中攻占南京。路翎任中共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创作组组长，写出独幕剧《反动派一团糟》，演出近20场，受到南京市民欢迎。不久，又写出反映纱厂工人迎接解放的话剧《人民万岁》。同年7月，应邀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同时又发表《朱桂花的故事》、《“祖国号”列车》等短篇作品。中共国成立后，1950年1月，应院长廖承志邀请，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事戏剧创作。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先后写出《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大型话剧。1951年底文艺整风后，胡风“主观论”被批判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的文艺思想对立。1952年《文艺报》发表文章指责路翎的《祖国在前进》是“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他的所有剧本都遭到否定，没有上演机会。同年，路翎调任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同年9月26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按中称，胡风等人的这个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1952年底，路翎主动要求到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体验生活，和战士们共同生活。路翎在板门店前沿阵地开枪射杀一个侵略兵，又在一次夜行军中跳进弹坑救助一名同行的战友。中共志愿军有关部门曾为他记功。回国后，他写出很多反映前线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包括《板门店前线散记》、《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其中《洼地上的“战役”》等当时遭到批判。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举行，周恩来指示，像路翎这样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应受重视和尊敬。路翎在此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同年，他又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成为会员。同年12月间，他和胡风一道去河北省望都县农村，向农民宣讲中共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1955年6月，路翎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曾长期关押于秦城监狱。经过近9年监禁，路翎患精神分裂症，于1964年1月保外就医。此后他连续致信中央领导为自己申冤。文革爆发后，1966年11月路翎又被收监。1973年7月25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路翎有期徒刑20年。1975年6月，刑满释放，戴“反革命”帽子当扫街工人，直至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予以平反”。1981年重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蓝翎：（1931年7月3日－2005年2月8日），原名杨建中。文艺评论家、杂文家。1949年6月，蓝翎考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的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三部，后华东大学并入山东大学，蓝翎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于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师。1954年，蓝翎和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学李希凡合著《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并发表。这两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蓝翎被调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任职。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时年27岁。1958年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4月，被召回《人民日报》社，不久被分配至河南商业部门任职。1978年，蓝翎的右派问题获得平反。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女，原名杨淑敏，小名杨小凤。中国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新派创始人，被誉为评剧皇后。6岁开始随姐姐杨金香学京剧，12岁改学评剧，师从评剧名家王仙舫、邓砚臣、张福堂。14岁即任剧团主演，在天津、上海、济南、秦皇岛等地演出。1949年，新凤霞来到北京成立了北京凤鸣剧社并担任主演。1950年，由于中共政府倡议戏改，故将剧团更名为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新凤霞自任团长，试演新戏。1951年，新凤霞调入中共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副团长。同年经作家老舍介绍，新凤霞和剧作家吴祖光结婚。1953年，新凤霞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主演。1955年，中国评剧院成立，新凤霞在中国评剧院一团任主演、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同年吴祖光涉及“二流堂”冤案，被打成右派，被罚去黑龙江垦区853农场劳改3年。1956年新凤霞主演了评剧电影《刘巧儿》，以刘巧儿的退亲风波以及和赵振华的恋爱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大胆追求。剧中《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脍炙人口，全国人民通过《刘巧儿》了解了评剧，新凤霞的名字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演唱艺术从此确立并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1957年由于新凤霞拒绝与吴祖光离婚，也被划成右派。她白天挨批斗，打扫卫生，晚上唱戏。文革期间，吴祖光再次被揪斗，新凤霞也遭到毒打，身体伤害严重。据新凤霞之子吴欢在五十年后披露，知名演员张少华曾参与了对新凤霞的抄家、批斗，而张予以否认，引发激烈争议。1975年，新凤霞因脑血栓发病导致半身瘫痪，只余右手可动。1979年，新凤霞得到了平反。

　　筱爱琴：(1928年－1968年) ，原名吴彩珍，女，著名沪剧演员。10岁进婉社儿童申曲班学艺。后在文滨、中艺等剧团担任演员。1952年参加上海沪剧团，曾先后在《白毛女》（饰喜儿）、《罗汉钱》（饰艾艾）、《雷雨》（饰四凤）、《杨乃武与小白菜》（饰小白菜）、《母亲》（饰华芳）、《战士在故乡》（饰李秀英）等剧目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以五卅运动为背景的《星星之火》中塑造的杨桂英这一工人形象，从舞台到银幕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筱爱琴于1953年加入民盟，1961年加入中共党。1952年曾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曾代表上海人民沪剧团赴京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妇联执行委员、市青联执行委员，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工会副主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筱爱琴不堪摧残迫害含冤自杀身亡，时年仅40岁。

　　雷海宗：（1902年6月18日－1962年12月25日） ，原名雷得义，字伯伦，中国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化形态史》、《西洋通史》、《中国通史》等。提倡兼顾考证和综合，是“战国策派”、“清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1917年，就读于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至1922年清华学堂高等科。此后考取公费，入芝加哥大学留学，主修历史学，辅修哲学。1927年以《杜尔阁的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美国著名中古史家詹姆斯?汤普逊。回国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对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后其学生何炳棣回忆当时系中几位重要人物时说：“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1957年“反右”中因为在《人民日报》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马克屎主义的社会科学自1895年恩格斯死后发展停滞”的讲话，而被打成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对象，长期患有肾病，并出现血尿。1961年摘帽后，即很快不顾病体，重登讲台。1962年 12月25日病逝。

　　蒙文通：（1894年10月16日－1968年8月1日），名尔达，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在先秦史、民族史、思想史等领域有较大成就。幼年聪明强记，五岁入私塾，四书五经诸子之书，多能背诵。1911年，入存古学堂，受教于廖平、刘师培二先生。1918年毕业后，返乡办私塾。期间任教于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后，从欧阳竟无学习佛学。1929年，出版《古史甄微》、《经学抉原》，驰名于学林。曾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1929年）、成都大学（1930年）、河南大学（1931年）、北京大学（1933年）、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936年）、四川大学（1937年）、华西大学（1940年）。在各大学分别开出《中国通史》、《宋元史》、《宋史》、《宋代理学》、《宋代史学》、《宋代学术》等课程。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写就《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始》等重要学术著作。据传，蒙文通的考试也颇有趣味，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如学生的题目出得好，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开始详加评论。考场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1949年后，任教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市委、四川省委委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四川大学党委有意将其打为“右派分子”。其中一个叫缪钺的御用文人，跳出来攻击蒙文通说：“你为何不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死抱著封建传统文化不放？”被逼在大会上检讨后，从一级教授的职称贬为二级教授。在从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间，“夹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还是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中国的封建地租》、《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熙丰变法》、《宋代的商税》等。当血雨腥风的文革开始后，蒙文通率先被红卫兵打成了“封、资、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被剥夺了其教职和人格尊严，勒令他劳动改造，并强迫他天天打扫公共厕所和做重体力劳动。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扫四川大学的一个公共厕所，一个红卫兵公然对其身体撒尿。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冲天怒火使一直以来饱受摧残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冲上去就打了这个红卫兵两个耳光。在红卫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后，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将蒙文通打翻在地，并将其拖去开现场批斗会。几小时后蒙先生出来时手里拿著被红卫兵剪掉的胡子，他的＂爱国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体已被毒打得变形且浑身是伤，他被押送回家后不几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致死后，红卫兵还诬蔑他是患癌症而死。他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已由其子蒙默用15年以上时间的集中整理，以《蒙文通文集》出版，当中包括《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

　　詹安泰：（1902年－1967年4月6日），字祝南，号无庵，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文史学家和书法艺术家。他的诗词研究及词学论著在词坛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岭南一大家”的评誉。1907年-1920年，先后就读于启明小学，饶平县高等小学，金山中学。1921年－1926年，先后就读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广东大学中国文学系。1926年，任教韩山师范学院、金山中学。1938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担任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无盦词》(1937年)、《花外集笺注》、《碧山词笺注》、《姜词笺解》、《宋人题词集录》、《温词管窥》、《词学研究十二论》、《滇南挂瓢集》(1939年)、《鹪鹩巢诗》、《离骚笺疏》、《李煜词》、《宋词散论》、《古典文学论集》、《詹安泰词学论集》。1957年, 被打成右派，受迫害。1967年, 文革时遭批斗、文稿遭焚毁，4月6日，病逝于广州，享年65岁。

　　蔡楚生：（1906年1月12日－1968年7月15日），原名蔡通，字茂楚，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制作人。1932年，独立执导个人首部电影《南国之春》。1934年，自编自导剧情电影《渔光曲》，该片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37年，执导剧情电影《王老五》。1941年，由其执导的战争电影《前程万里》上映。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执导剧情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63年，执导的剧情电影《南海潮（上集）》上映。在文革中，他被诬陷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蔡楚生屈辱地死在不给治病的医院走廊里，终年62岁。

　　蔡绍序：（1909年－1974年2月26日），中国声乐教育家、男高音歌唱家。1928年进成都艺术专科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前身），受正规声乐启蒙教育，1930年秋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应尚能学习声乐，同时在校外从学于外籍声乐教师克雷罗娃。自1941年起，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院、成都南虹艺术职业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1942 年他因与新任校长意见不合愤而离职到成都，在南虹艺专任音乐系主任。后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聘请他兼任四川大学教授，负责川大合唱团。蔡绍序在成都时，为养家活口，每年都要举办独唱音乐会，以票房收入补贴家用。主要演唱地点是暑袜街礼拜堂，演唱的歌曲主要有《打柴歌》《满江红》《茶花女》中的《饮酒歌》。他的音域宽广，音量足，音色纯正，起伏跌宕，悦耳动听。每次演唱，听众都报以热烈掌声。他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郎毓秀合作演唱的《满园春色》录制成唱片，堪称珠联璧合。中共国成立后，一度任中共军西南军区文工团副团长，不久受聘为上海戏剧学院歌剧系声乐教授。1951年3月，出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艺术指导。1952年6月起，一直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蔡绍序是中国声乐界有影响的男高音。1962年，中国唱片社将他演唱的代表性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槐花几时开》、《黄河之恋》、《嘉陵江上》、《李有松》等11首歌曲录制为《蔡绍序唱片专辑》。文化大革命中，蔡绍序遭到无情迫害，1974年2月26日自杀身亡。

　　蔡翘：（1897年10月11日－1990年7月29日），字卓夫，乳名义忠，谱名纲正，中国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生理科学奠基人之一。1917年毕业于潮州金山书院（现名汕头市金山中学）后，赴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补习英语。1918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1919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研读心理学，修完大学本科课程后于192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1922年转学至芝加哥大学生理学系为研究生，192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于芝加哥大学赫尔解剖实验室（Hull Laboratory of Anatomy）工作期间，在负鼠的脑中首次发现了腹侧被盖区，因此本解剖构造又称为“蔡氏被盖区”。年末回国到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生理学。1927年起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生理学教授。1930年秋获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从事研究，1931年冬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进修。1932年起任职于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回到中大医学院担任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随学校迁到成都。1943年夏以中美文化交流交换教授身份赴美国讲学与研究1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院自成都迁回南京，1948年代理中大医学院院长职务。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他仍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2年该校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由他任校长。1954年调任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任一级研究员、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9月－1957年2月，作为中国军事医学代表团副团长赴苏联考察半年，并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参观和参加学术会议；1961年加入中共党。1963年率团赴华沙参加国际空间科学会议；1964年率团赴爱尔兰参加国际航空空间医学会议，并顺访英国伦敦等地的实验室。文革期间，被革除所有职务，工资停发，失去了工作条件，被安排打扫厕所，饱经批斗和各种折磨。1978年复出。

　　蔡钦山：（？—１９６６年６月１7日），北师大辅导员。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留校任教。北师大教育系二年级学生的辅导员（当时班主任称为辅导员 ），带领在山西沁县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回京第二天，６月１７日，留在北京因而较早参加运动的四年级学生拉了一些二年级的同学开批斗会，蔡钦山被戴上高帽子，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执行者”，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他的宿舍门上还被装了一块黑板，令他在进出时必须低头弯腰，称之为“钻狗洞”。当天夜里，蔡钦山在学生宿舍西西楼二层的寝室内自缢身亡。用一根绳子系在暖气管上，然后从窗口向外跃下，成为十年动乱期间北师大校园内第一个自杀者。而他的这种死亡方式，后来一再成为其他逝者的选择。据说，从被批斗到死亡，他没有说过一句话。蔡钦山死亡后，工作组在报告中说：蔡钦山的自杀是叛变行为。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3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学者。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哲学家。熊十力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13岁到14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16岁到17岁时游学乡间。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1905年，熊十力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学堂。次年春，加入日知会。由于熊十力在军学界图谋举事，遂被鄂军首领张彪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曾去江西德安教书。1917年到1918年间，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后慨然弃政向学，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1919年前后，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不久结识梁漱溟。1922年在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教唯识学，并和柳诒徵、汤用彤等人交游。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特约讲师。1928年在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讲学。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继续著述讲学。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1949年，虽然得到蒋介石邀请，熊十力认为国民党败象已定，决定留在大陆，不随国民党至台湾。1950年3月，熊十力到京，齐燕铭到车站迎接。到京后住在董必武租定的北京安定门内车辇店胡同五十一号，房主为周刘氏，系南向房屋，租金若干担米。6月17日，移住护国寺大觉胡同十二号，是熊先生早期学生张云川觅得的单独院落。此时，房屋家具均由政府安排购置，工资按当时最高标准订为八百斤小米。其年夏天，熊十力在书肆上偶得《张江陵集》一部。仲秋，写成六万多字的《与友人论张江陵》（这里，友人是指傅治芗。）的小册子，由几人集资印存二百部。郭沫若本希望熊十力到中国科学院去，那里没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熊十力说他仍回北大老巢，按老规矩，每周两点钟课，不到校上课，让学生到他家里来。他仍然过著独居、思考、著述的生活。贺麟、任继愈曾分别带学生到熊家听熊讲课。这一段时间，熊十力生活比较安定。董必武、徐特立、郭沫若、李四光、张东荪、张申府、陈铭枢等都来看过他。他与梁漱溟、林宰平、贺麟、伍庸伯、废名等，有过一些往来。得游者有王星贤、郭大中、刘公纯、阴法鲁等。11月，熊十力通过张云川与大众书店郭大中、万鸿年商量，将与印顺法师论战的《摧惑显宗记》印二百册。资金由赵介眉赞助。是书以黄庆（黄艮庸）述的名义，全称为《申述新论旨要平章儒佛摧惑显宗记》，作为“十力丛书”之一。熊十力曾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研讨国学；恢复南京内学院，由吕秋逸主其事，恢复浙江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其事；恢复勉仁书院，由梁漱溟主持之。以上后三机构是早间性质，但请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据说毛泽东曾复信数字，大约是：“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不过熊十力仍坚持提以上建议，1951年曾再上书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1954年又分别致函毛泽东、郭沫若。1951年2至5月，熊十力在北京著成《论六经》，商诸大众书店郭大中、万鸿年印二百余部，作为“十力丛书”之一存之。安贫好学的刘公纯帮助校对。这本书又题“与友人论六经”，友人系指董必武。熊十力春天与董见面时就想与他谈儒家经典，后取笔谈形式。全书于六经中对《周礼》（即《周官》）发挥甚多，带有空想射秽主义色彩。是书认为，《周官》、《春秋》之射秽主义与民主主义为同一系统，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是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这些观点，在抗战末年的《读经示要》中已经有了，在以后的《原儒》中更有发挥。本书书末的部分，是熊十力致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的一封长信。信中恳请当局复兴中国文化，提振学术空气，恢复民间讲学。1951年5月，熊十力曾托李渊庭带一字条给梁漱溟：“辩证法。《易》与新学说确有不同处。新义根底是斗争，《易》道虽不废斗争，但斗争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义为经常之道，我正在于此处用心。”是月，曾有两长函致梁漱溟，讨论梁著《中国文化要义》。对梁先生提出的中国文化“早熟”、“退化”诸说，对所谓中西文化发展归本于情感与理智各有偏胜之说，关于中国古代没有“民治”思想之说，关于中国学术不能谓为哲学，不妨说为主义与思想及艺术云云，熊十力都提出了批评。1951年腊月至1952年秋，熊十力集中精力删削《新唯识论》语体本，文字减少了近一半左右（熊先生自己说减少了三分之二），结构、主旨未变。1953年冬，《新唯识论》由董必武协助印行。1953年，斯大林去世，让许多小学生也哭成一团。熊十力对此持坚决的批评态度。1954年，自春至秋，熊十力埋头著《原儒》。这是熊十力的又一大著。到中秋节，熊十力已将上卷写完。1954年10月29日，由弟子刘公纯、周朋初陪同，熊十力离京，从此定居沪上。行前，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北京饭店为熊十力饯行。文革开始之后，1967年，熊十力遭抄家、批判。他对于红卫兵的行为感到悲愤不已，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抗议，他独自一个人在街上和公园里自言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一代大儒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主要著作有《新唯识论》、《论六经》、《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

　　熊庆来：（1893年10月20日－1969年2月3日），数学泰斗，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被誉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1907年考入云南方言学堂（同年学校改名云南高等学堂）。1913年赴欧洲留学，曾就读于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马赛大学等校，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并获蒙彼利埃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初，离欧返回昆明，任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及云南路政学校教员。同年秋，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成立算学系，熊受郭秉文之邀聘担任教授兼系主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等数学系，以往中国大学数学系的水平相当于当时欧美国家中学数学的程度，在此五年间自编讲义，计有《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论》、《微积分》、《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力学》、《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高等算学分析》等十余种大学教材，这是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近代数学教科书。期间和何鲁、胡刚复资助学生严济慈到巴黎攻读博士，由于严济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杰出表现，法国从此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1926年，转到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清华大学）任教，担任算学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主持成立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次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陈省身便在这一年入读。1931年推荐中学数学教员华罗庚担任助理员，对华罗庚一生影响甚远。1932年，代表中国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在巴黎从事研究工作，1934年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该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1934年，从巴黎返回国内后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兼系主任。1937年，应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至1949年。其间该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惨淡经营获得重大发展，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之一。1945年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7年他在原籍云南省弥勒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9月，熊庆来随梅贻琦团长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次大会，会议结束后暂留巴黎作研究工作。1951年其患中风，右手瘫痪，遂练习用左手写字，并继续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工作至1957年。同年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1年12月27日），原名廖家权，笔名繁星，著名作家，杂文家。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一起办文学刊物，并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南国艺术学院文学系旁听。1930年参加中共党，随即因参加纪念南昌起义的游行被捕。1931年获释。1934年4月廖沫沙给《自由谈》写了一篇叫《人间何世？》的杂文，引起《人间世》主编林语堂的不满；到了六七月间，又因误会以“公汗”笔名发表文章的是一位保守的老先生，遂发表批评《论‘花边文学’》，不想正是他一贯尊敬的鲁迅。这一杂文被鲁迅回击，鲁迅将新的杂文集索性命名为《花边文学》。1933年加入“左联”。1938年到1949年在重庆、香港等地作报纸的新闻编辑工作，同时也为各报刊写稿。1949年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吴南星的这些杂文紧密联系现实，敏锐地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作品有《鹿马传》、《分阴集》、《纸上谈兵录》、《廖沫沙杂文集》、《余烬集》、《廖沫沙文集》等。1966年5月廖沫沙和邓拓、吴晗三人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5、6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3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淫威，写诗悼念。在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

　　廖祖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北师大教师。北师大物理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留校的年轻教师，为人温和老实。与大多数同学一样，积极参加文革和造反。他女朋友的母亲在某医院工作，以成分不好（所谓漏网地主）的罪名要被遣返回农村老家。当时廖祖青为群众组织的一个小负责人，遂开了介绍信去该医院，希望对方手下留情，让老人留在北京。结果对方单位向北师大反映（也有说法是当时就把他押送回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严厉斥责， 令其负担沉重，哭笑无常，至自杀前精神已近崩溃。１９６７年，大约１０月份的某日上午９点前后，在北师大南院物理系低能所所在的物理二楼，一层大厅的铁门上，人们发现物理系年轻教师廖祖青自缢身亡，绳子系在门框上。

　　慕容婉儿：(1920年3月2日－1970年1月26日) ，女，原名钱欣珍。演员，译制片翻译。1939年在上海裨文女子中学（今上海市黄浦学校）毕业后，即参加了进步的上海剧艺社，先后在《上海屋檐下》、《碧血花》、《夜光杯》》、《夜上海》、《清宫怨》和《李秀成之死》等进步话剧中饰演角色，受到好评。她在演出舞台剧的同时，又先后加入上海国华、金星、民华等影片公司，在《孔夫子》、《花溅泪》、《孤岛春秋》、《西厢记》、《地老天荒》、《惜分飞》、《故城风云》和《艺海春秋》等影片中扮演主要或重要角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随话剧团到各地作巡回演出，后去香港，继续进行演出活动。1944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演出话剧《梁上君子》、《蝴蝶夫人》、《雷雨》、《日出》、《原野》等。1951年，她从香港归来，在汉口参加中南军区文工团。中共建国伊始，译制片的工作尚属初创阶段，既懂电影而又精通外语的人才奇缺，1953年她欣然服从调遣，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后转入上海电影译制厂任翻译。先后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联邦德国、英、法、印度、西班牙、阿根廷、墨西哥、希腊、芬兰、匈牙利等十多个国家近30部影片的剧本。这些作品中，不少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片，如联邦德国的《世界的心》、印度的《两亩地》、法国的《没有留下地址》、英国的《鬼魂西行》、《抗暴记》、捷克斯洛伐克的《仲夏夜之梦》、墨西哥的《勇敢的胡安娜》等。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美蒋特务”、“英国间谍”，惨遭迫害致死。时年50岁。

　　翟强：（1917年－1966年6月10日），电影、戏剧导演。1927年入私立天津第二模范小学。1932年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1935年考入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1936年又转入天津汇文中学读书。1937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3月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同年8月调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任导演。1939年5月调回延安，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任戏剧教员。到1945年9月，先后任延安艺术学校戏剧系主任、延安青艺实验剧团团长、联政宣传队创作科副科长、前线工作队长等职。期间，创作过《治病》、《打狗》、《徐海冰除奸》、《王木匠进城》、《裴金章回家》等歌舞剧。导演《秋瑾》、《悭吝人》、《太平天国》、《李秀成之死》（兼饰李秀成）等话剧。此外，编导《无敌红军》、《开辟第二战场》、《七七活报》、《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等活报剧。1946年7月参加延安电影制片厂，曾担任《边区劳动英雄号》的副导演。1947年5月到1949年7月，先后在陇东军区、华北军区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电影队政治协理员、电影处军代表、副处长等职，1949年7月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同年底与凌子风联合执导《中华女儿》，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1953年任东影副厂长。1956年任贵州省文联戏剧部部长、副主席。1964年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导演过《南海长城》、《豹子湾战斗》（与肖汀合作）等话剧。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49岁。

　　裴学海：（1899年－1970年），曾用名裴会川，语言文字学家。七岁在本乡私塾就学，14岁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务农，生活俭朴，仍坚持刻苦自学。17岁时考入滦县师范讲习所短训班，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一边教学，一边刻苦钻研古文，研究文字声韵。1928年，他29岁时，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的汉语文学家赵元任教授及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教授。他的颖悟勤奋，赵先生非常欣赏。毕业后，裴曾在天津教家馆。任课之余，深入研究古汉语。1932年他出版了《中古虚字集释》，1933年他到天津河北省立一中任教。他的代表作是《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1932年）。该书因汇集了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杨树达的《词诠》、章炳麟的《新方言》和孙经世的《经传释词补》等书中对虚词的解释而名为集释。在文字、训诂学方面，他著有《尚书盘庚篇释义》（《天津国学月刊》第1卷第3、4期）、《尚书成语之研究》（《铃铛》1934年第3期）、《评高邮王氏四种》（《河北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等论文。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著有《音韵考原》（《铃铛》1934年第3期）、《续音韵考原》（《铃铛》1935年第4期、1936年第5期、1937年第6期）、《隋时“支”、“脂”、“之”同音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河北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等。此外，他还著有古汉语教学的一些论文。1957年反右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他不看报纸，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他只淡然一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迫害，被打成“封建余孽”、“黑鬼”，学术研究被迫停止。并被遣送回乡去劳动改造。1970年，中共河北省委给他平反，让他重返河北大学任教时，不幸患脑溢血病逝，享年71岁。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9月20日入读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插班进入三年级学习。这所学校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属美国开化较早的新英格兰地区。潘光旦留美时期，大学和研究生时期的专业上主要学习的是生物学，中间曾有一年半专攻优生学。1922至1924年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于1924年夏获生物学学士学位。1923年暑期、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馆学习优生学、人类学一年有半。1925年夏同时在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参加内分泌学的暑期讲习班。1925年9月至1926年夏，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夏在麻塞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学习单细胞生物学。留美四年后，潘光旦于1926年秋回国。据1923年11月26日的《达特茅斯报》报导，他原计划在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医学，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改去优生学纪录馆学习了一年，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一年。潘光旦返国后历任上海吴淞国立自治学校(创办于1923年，以吴淞商埠局旧址为校舍)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至4届全国政协委员，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译作有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学》。《潘光旦文集》共14卷本。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五大右派(潘光旦、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因在土家族民族识别研究的成果而成为“破坏民族关系”的“罪名”。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二人常到校门外散步，有些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著那个大胖子（费孝通）是右派人物，并向他们扔石块。文化大革命期间，潘光旦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因膀胱及前列腺发炎成为危重的病人，却无任何治疗。潘光旦在去世前，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来描述自己的一生。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佳，急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药，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随后，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 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潘梓年：（1893年－1972年），哲学家，“中共第一报人”。1923年，潘梓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保定中学任教。1927年加入中共党，接著被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他利用县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积极开展工作，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1927年9月，潘梓年调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1929年6月潘梓年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他成了当时中共革命文化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他还于1930年秋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1932年春，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无视酷刑，几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闭口不言。在狱中，他笔耕不辍，一方面创办了“黑屋诗社”，出《诗刊》，鼓励狱友；另一方面，呕心沥血，完成了长篇哲学专著《逻辑和逻辑学》，翻译了柏格森的《时间和意志自由》等书，著译达上百万言。特别是《逻辑和逻辑学》反响巨大，书中的“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见解相当独到。经中共中央营救，1937年6月出狱。同年12月根据中共的指示以社长的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出版，于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潘任社长。潘在繁忙的公务中，挤出时间，写社论、专论、杂文、总结，经他精心审改的稿件，不计其数。他注意改进业务，《新华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显现出鲜明的特色，报纸坚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之手，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转移过程中，船行至燕窝江畔惨遭日军轰炸，16位同志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在重庆其间，潘梓年还以哲学家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更难以计数。抗战胜利后，奉命去上海筹办《新华日报》总馆，仍然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写稿。1947年至延安，在党中央城市工作部任研究室主任。1948年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筹办中原大学，并任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培养革命干部的中原大学在河南成立，潘调任该校校长，同时任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长。1949年5月16日随中共军南下武汉，任中共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在短期内完成城市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接管工作。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任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领导中南6省学校接管工作，正确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著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大家来学点哲学》、《逻辑与逻辑学》、《文学概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报刊文字收入《潘梓年文集》。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入狱，1972年4月10日死于狱中。

　　潘天寿：（1897年3月14日－1971年9月5日），字大颐，自署阿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1915年至1920年，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0年春，参加浙一师进步学潮。夏，毕业，回宁海下正学高小教书。工作之余刻苦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1923年春，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夏，兼任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结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画风向吴昌硕接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作《秋华湿露》等。改"天授"为"天寿"。1924年，任上海美专教授，著手编著《中国绘画史》。1926年7月，所编《中国绘画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初春，应邀担任杭州国立艺术院中国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自此一直定居杭州。同时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授课教师。1932年，出版二集《白社画集》，参加"新华艺专教授近作展览"。1933年，作品参加徐悲鸿在法国巴黎主持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10月17日到22日，"白社"第二届画展在中央大学礼堂举行。修改《中国绘画史》，编写《中国书法史》初稿。1936年，所编《中国绘画史》经修改后再版，列入"大学丛书"。8月，"白社"第四届画展在苏州公园图书馆举办。作《梦游黄山》。1937年4月1日，潘天寿作品《墨猫》、《行书立轴》在南京美术陈列馆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江洲夜泊图》在"中国画会第六届展览会"展出。1943年，编写《中国画院考》。整理历年诗作，编为《听天阁诗存》付梓。作《秋酣》、《行书画论手卷》。1944年至1947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族美术研究室"主任，与吴茀之竺一起大量收购、鉴定民间藏画，分类造册，装裱修整，充实院系收藏，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直观教材。作人物画《踊跃争缴农业税》、《文艺工作者访问贫雇农》、《种瓜度春荒》。1957年，在《美术》1957年第1期上发表《回忆吴昌硕先生》一文。在《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上发表《吴道子的生平概况》，第4期上发表《谁说"中国画必然淘汰"》。作《记写雁荡山花》、《莹莹山水》。1959年4月1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要有更美的画》。撰写《花鸟画简史》初稿。应邀以《鹫鹰》、《小篷船》、《江天新霁》等作品参加苏联举办的《我们同时代人》展览。1962年4月，在《东海》杂志1962年10月号上发表《谈黄宾虹山水画的成就》。为缅甸驻华大使馆作《雨霁》。1963年元旦，"潘天寿画展"由上海美协、中国画院主办，在上海美术馆展出。在潘天寿主持下，学生马进良（敬良）等协助，美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浙江美院的“打潘战役”中被连续批斗。被关进牛棚监禁达三年之久。1969年初，被押往家乡宁海县等地游斗，回杭州途中在一张香烟壳纸背面写下最后一首诗：“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4月，重病中被押往工厂劳动。由于心力衰竭引起昏迷，送医院抢救，此后即卧床不起。文革期间，潘天寿被满脸涂上墨汁挨斗，让他交代罪状，他说：“我画画创新不好”。群众大叫“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潘天寿！”他说“去掉反动两字就可以”！ 1971年9月5日，潘天寿在受尽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

　　黎锦晖：（1891年9月5日－1967年2月15日），字均荃。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学家，流行音乐奠基人，被誉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也是＂三大文妖＂(艺术家刘海粟、现代性教育先驱张竞生)之一。自幼学习古琴和弹拨乐器。1912年毕业于国立高等师范图工科。1916年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1920年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国语教科书。1922年回长沙，先后任明德、周南等校音乐教师。青年时代受到长兄教育改革思想之影响，提倡新音乐运动，主张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并进。他创作了大量儿童歌剧、歌舞及歌曲。儿童歌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三蝴蝶》、《小小画家》等，歌曲《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老虎叫门》等。这些作品文字通俗易懂，音乐简练明快，流传极广。此外，黎锦晖又投入流行音乐的创作。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作品，标志著中国流行歌曲的诞生。1927年起，先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学校及中华歌舞团。1928年，率领中华歌舞团远赴香港、泰国、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巡回演出，《毛毛雨》等流行歌曲即已与他的儿童歌舞一起成为主要节目。1929年，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培养出周璇、聂耳、王人美、严华、黎锦光、黎明晖、黎莉莉、白虹、陈燕燕等著名艺术家及演艺工作者。同年，因经费困难滞留新加坡，编写流行曲一百首寄回上海，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由文明书局出版。1931年，明月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1949年后，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担任作曲。然黎锦晖一直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后来文艺出版机构还接到内部文件，规定黎锦晖的东西不能用。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别人是盖棺论定，我是棺未盖，论已定！”非常凄凉。黎锦晖一直背负著“黄色”十字架。1957年“百家争鸣”之际，他曾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葡萄仙子》等是否沾有“黄色”，但在那种政治形势下，终未有人敢作正面回答。其实，黎锦晖所写的情爱歌曲，多为情非所愿，他自己就有“十不写”的准则，如妓女唱的不写，猥亵的不写，“三妻四妾十美图”不写等等。但为了事业，他又不得不生产一些“卖身”之作。比如“明月歌舞社”曾因经费紧张而一度向米店赊账，险些被米店老板告到警方。为了筹钱，黎锦晖只得到英商百代唱片公司，按老板要求违心写歌，以“风花雪月”为演员换米换肉。又如赴南洋演出，因经营不善，歌舞社竟无回程路费，他只好向国内“卖歌求款”，在半年内写出百余首恋爱歌曲，以稿费把演员带回祖国。而文革前被判“十足”色情的《桃花江》，则是“十足”的蒙冤，这是黎锦晖及歌舞社被困马来西亚时，与夫人徐来在海边思念湖南家乡风景如画的桃花江，有感而作。1967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黎锦晖受到红卫兵冲击，在每日心惊胆战看著街坊和同事一个个被拖出去批斗的黎锦晖终于支持不住了，那年冬天上海不被允许用火炉(杜绝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黎锦晖又冷又怕导致心脏病发作在上海去世。

　　黎国荃：（1914年24年－1966年8月26日），中国指挥家，音乐家，小提琴家。1932年入私立北京美术学校音乐系，后又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8年冬－1949年春，先后在重庆中央电台乐队、国立歌剧学校、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中华交响乐团以及香港中华音乐院、永华电影公司乐队等单位任首席小提琴、独奏员和讲师、副指挥等职务，并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兼任主任。1949年3月从香港回到北京，历任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主任、中央歌剧舞剧院管弦乐团指挥、团长和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黎国荃编写的管弦乐作品有《金蛇狂舞》、《牧羊姑娘》；独奏、重奏曲《秋收》、《小放牛》、《渔舟唱晚》等。其中很大部分已经成为华人音乐典范作品。他参与创作与录制的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等电影音乐亦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1964年－1965年，黎国权成功担任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等重要职务，在胶片上留下了自己永不褪色的影像。曾指挥歌剧《白毛女》、《刘胡兰》、《阿依古丽》、《茶花女》、《蝴蝶夫人》和民族舞剧《宝莲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鱼美人》及许多中外交响音乐作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黎国荃被以“日本特务”的名义批斗，1966年8月26日，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怀著巨大的悲愤与失落感悬梁自尽，表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浩然气节。时年52岁。

　　黎冰鸿：（1913年9月－1986年8月15日），原名黎炳康 ，中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深受曾留学法国的越南画家阮有悦的影响。1931年，来到香港师从李铁夫。抗日战争时期，曾从事抗日宣传。1946年，来到苏北解放区的华中建设大学担任教授。中共国时期，黎冰鸿历任中共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干事，《华东画报》记者及制片室负责人。1953年10月调到杭州，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1958年更名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更名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是研究生班指导教师。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科主任。1955年3月，参与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油画系，任油画系主任。1956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院党委委员兼油画系主任。1962年10月，到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工作。1963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黎冰鸿被打成“走资派”，撤销一切职务，关进牛棚，被迫停止创作，许多作品被毁。1971年，恢复教学工作。1978年8月，指导了该学院建院后首批油画系研究生。

　　颜文梁：（1893年7月2日－1988年5月1日），字栋臣，画家，教育家，中国第一代油画开拓者，中国现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与徐悲鸿、林风眠和刘海粟并称“四大校长”。1899年，6岁的颜文梁入读私塾，8岁正式从师学习花鸟和水彩，12岁即临摹《芥子园画谱》，13岁就曾临摹胡三桥的画作《锺馗》。吴昌硕见而嘉之，在其画上题字。1906年，颜文梁入读了王同愈在苏州创办了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并遇到了美术老师罗树敏，由此开始学习西洋画。1909年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学习铜板技术，在日本画家松冈正识指导下学水彩画。1910年6月，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主持创办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颜文梁的铅笔画《苏州火车站》被学校推荐，在会上展出。1912年，颜文梁辞工回到苏州，开始潜心学习西画，自己也研究试制了油画颜料，经反复试验，以松香水、鱼油、颜料等混合成颜料，以此临摹西洋油画。颜文梁用自制颜料创作了第一幅油画作品《石湖串月》。1916年，颜文梁被聘为吴江县立中学图画教员，并在翌年应邀为上海“来青阁”书坊主人杨寿祺画了16幅水彩风景画，交付商务印书馆，以三色版彩色印刷，广而销行。1919年，颜文梁与潘振霄、徐咏清等组织了“苏州美术画赛会”。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会，以“提倡画术，互相策励，仅资浏览，不加评判”为宗旨，征集了苏州及全国各地中西画家作品以陈列展览，集国粹画、油色画、水色画、钢笔画、铅画、碳画、蜡画、漆画等。“苏州美术赛画会”每年举办一次，展览两周，持续了二十年并未间断。1922年9月，颜文梁与胡粹中、朱士杰正式办起苏州美术学校，颜文梁担任校长。苏州美术学校借用沧浪亭三贤祠河南会馆房舍办学，并招女生入学，为苏州男女同校之始。颜文梁与朱士杰、胡粹中作为苏州美专的创始人，被画界称誉为“沧浪三杰”。1928年，颜文梁在徐悲鸿及胡、朱等的鼓励下，决心赴法深造。1928年年9月，颜文梁乘“帕朵斯号”邮轮远赴法国巴黎留学，并在法国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与方干民和周碧初同学。颜文梁抵达巴黎后，手持徐悲鸿写的介绍信和带著粉画《厨房》，拜访了徐悲鸿当年的导师，著名画家达仰?布凡尔脱。之后，带著达仰?布凡尔脱的介绍信，颜文梁带著《厨房》拜访了皮啊?罗朗士，并终于进入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1929年3月，颜文梁以国内带去的色粉画《厨房》、《画室》及油画《苏州瑞光塔》参加了法国秋季沙龙展，均被评选委员会选中参加展出，其中《厨房》更获得评选委员会荣誉奖，由时任法国教育部长和美术部长颁授奖状。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画家在法国获如此殊荣，仅颜文梁一人而已。1931年，颜文梁留法三年后重返姑苏。为了发展苏州美专，颜搜罗购买了大大小小的石膏像达四百六十余件和一万多册美术书，千辛万苦陆续运回苏州。由朱士杰把它们整损修补，后来苏州美专共有大小石膏像五百余件。1933年，徐悲鸿应邀赴法国和苏联举办画展，要出国一年多，便邀请颜文梁兼任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教职，每周三天在南京为中央大学学生讲授素描及油画课。抗战时期，颜文梁辗转从苏州到上海，继续开办美术专科学校，并多次拒绝日军让他回苏州复校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苏州美专学校复校，颜文梁仍然担任校长。1949年以后颜文梁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1947年颜文梁与吴征、张大千、吴湖帆等参与指导上海市美术馆的筹建工作。1957年，颜文梁编著《美术用透视学》，该书以十六万字和五百多幅插图成为当时中国整理和介绍西方透视理论最为详细完整的书。出版有《颜文梁画集》、《油画小辑》、《欧游小品》及水彩画集《苏杭风景》等，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勒令回杭州受审，戴上“吸血鬼”的帽子，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一个教室内，被迫写思想汇报，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苏州美专的石膏像也全部被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砸毁。为了保护其画作遭清算，颜文梁将大批的画作藏于学生家里封闭式的两堵墙内，文革过后一段时期，这批画作才得以重见天日。1979年，颜文梁、朱屺嶦、谷量、孔柏基四人在长风公园举辧了联展。

　　颜福庆：（1882年7月28日－1970年11月29日），中国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江湾镇（今上海市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的一个贫寒家庭，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丧父，从7岁起由伯父颜永京抚养。在伯父的资助下，得以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3年毕业后，随即入其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当实习医师，1904年应召报名到南非多本金矿，担任矿医。1906年，颜福庆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获得热带病学学位证书。1910年，颜福庆接受美国雅礼会的聘请，回国担任湖南长沙雅礼医院的外科医师。1914年，他和美籍医师胡美创办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南医学院前身），任第一任校长。1915年参与组建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届会长。1926年，受北伐战争冲击，颜福庆离开湘雅医学院。1946年湘雅医学院重建教学楼，命名为“福庆楼”，以纪念颜福庆的贡献。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发动驱赶传教士运动，并一并把颜赶出了湖南省。1927年，颜福庆受聘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10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改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并入复旦大学）第一任院长。1928年6月，颜福庆向协和医学院辞职，赴上海吴淞就任。7月，创建吴淞卫生公所。他接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教学医院。此后又在枫林桥新址，建造上海医学院新校址和中山医院。1933年，旅沪的宁波富商叶子衡捐出江湾叶家花园，兴建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第一肺科医院前身），颜福庆兼任首任院长。1938年，颜福庆被调至武汉，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次年辞职回到上海。蒋介石曾亲自驱车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过整个上海到西区的武康路40弄4号，专门拜访颜福庆，希望他能够离开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选择。但颜福庆选择留下来，拒绝蒋介石的诚意，等待共产党的到来。 1951年，上海医学院改组，颜福庆被任命为副院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门口被刷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颜福庆’的大标语，颜福庆被扣上“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84岁高龄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时不时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他头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上“我是混蛋”纸牌，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在他创立起来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还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口号，紧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教授，同样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骂著自己。颜福庆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不时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头上，顿时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连鞋袜都是墨迹斑斑……一位工宣队员曾要求颜自杀以谢人民。颜要求死后捐献遗体，被拒绝。1968年后，颜福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中山医院急诊室。然而令人无比寒心的是，工宣队拒绝为颜福庆治疗，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家属要求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这时颜福庆叹了口气，对儿孙说：“我们回家吧…”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1970年11月29日上午，坐在家中的颜福庆也倒了下去。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谁能想到，这个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奔走的老人，在这个问题面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霍秉权：（1903年2月27日－1988年9月27日），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首批从事宇宙射线、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早年在私塾读书，后独身到鄂城县寒溪中学读初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1929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即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湖北省公费留学英国，先后在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193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Carnegie）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1944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46—1949）；东北工学院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1952）；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1955）。1956年到河南省筹建郑州大学，历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1962年，我国的第二个长远科研规划中，郑州大学物理系承担了宇宙线和原子核能谱的科研任务。当时经费由国家调拨，研究人员由刚毕业的物理专业研究生中选拔。在霍秉权等人的努力下，1964年安装成两台谱仪，1965年对自制的探测基本粒子的“多板云室”和“火花室”进行了组装和调试。1966年5月，当我国进行核爆炸试验时，他和一些青年教师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的协同下，在原子核能谱实验室多道脉冲幅度分析器上，进行了核爆炸裂变产物高空降落物的能谱分析。这一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好评。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郑州大学，霍秉权深受迫害，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撤销了一切职务。但最使他痛心的是，好不容易建成的原子核能谱实验室被破坏，在中国科学院直接帮助下研制的“多板云室”探测器也被扔入茅厕。郑州大学物理系被搞得既无“物”也无“理”。1977年复出。

　　霍应人：（1912年－1971年），原名霍如棠，笔名霍非、徐文、亚克。语言学家、文艺翻译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参加文总领导的社联，并开始学习世界语。1932年，因参加抗日游行被捕，在狱中受到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列主义。1933年经营救出狱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参加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致力于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被推举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理事。1934年受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委托到北平成立分盟。从1936年开始致力于苏联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抗战时期，在武汉、重庆曾参加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和苏联驻华大使馆任翻译，并编辑《新闻类编》。1949年以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曾任系主任。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时当选为理事。主要译著有：《沙鸥的大卫》、《贫与富》、《路上的呼声》、《舍格洛沃车站》、《古老的故事》、《乡村的婚礼》和诗歌《祖国》，曾编辑《世界语分类词典》、《世界名歌选》和《中国抗战歌曲选》（世界语文版），合著有《现代中文世界语词典》。1966年文革中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终年59岁。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本名查良铮，中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穆旦的诗歌《赞美》、《诗八首》，均有很大影响。他翻译的《唐璜》被卞之琳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拜伦、雪莱、济慈 抒情诗精选集》更是脍炙人口的佳译。11岁考入南开中学并开始诗歌创作，查良铮将“查”姓上下拆分再取同音，得“慕旦”或“穆旦”之名，16岁第一次以“穆旦”为名发表随笔《梦》。1938年2月，在北方高校南迁西南联大过程中，闻一多、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的带领下，穆旦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1942年2月，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一路上忍受饥饿，最后抵达印度，差点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1949年，穆旦由曼谷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文学、俄罗斯文学。1949年12月23日，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3年回到中国，穆旦的岳父周叔弢是当时天津市的副市长，穆旦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57年，穆旦发表诗歌《九十九家争鸣记》，并进行检讨。1958年，被指为历史反革命，调图书馆和洗澡堂，先后十多年受到管制、批判、劳改，停止诗歌创作，坚持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全家被“扫地”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穆旦进“牛棚”，夫人周与良也成为“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72年，穆旦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埋头于新的翻译及修改以前的译著。1976年7月，因摔倒而引起的股骨颈骨折，忍痛继续从事普希金诗歌翻译和诗作，在医院治疗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死前，穆旦做《冥想》诗：“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史家来新夏说穆旦自美国回中国的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穆木天：（1900年－1971年10月），原名穆敬熙，中国现代诗人、翻译家。象征派诗人的代表人物。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文科。同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3年，考入东京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不少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注重声、色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情调忧郁、感伤。同期还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翻译作品。1926年夏回国，先后在广东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校、吉林省立大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前，思想感情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奉天译中》等诗作，成为在创作上走向现实主义的标志。1931年加入“左联”，九月与杨搔、浦风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1933年2月，创办《新诗歌》旬刊，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诗歌大众化。1937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写了不少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并创作了10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辗转昆明、广州、桂林、上海等地从事教学和创作。1949年后先后在东北师大、北京师大任教。诗歌集：《旅心》、《新的旅途》。散文集：《秋日风景画》、《平凡集》。翻译：《王尔德童话》、《维里尼亚》、《法国文学史》、《欧贞尼?葛郎代》、《恶魔》、《巴尔克》、《巴黎烟云》、《伊万和巫婆》、《凯撤?北罗图盛衰史》、《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等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再次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有＂湖南杰女＂之称的妻子彭慧，其遭遇竟类似：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惨遭迫害，于1968年7月含冤去世，时年61岁。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中国经济学家。15岁时，薛暮桥正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其父在50岁生日前几天因害怕债主逼债而上吊自杀身亡。半年后，薛暮桥辍学来到杭州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22岁时，薛暮桥已成为笕桥站站长，是当时沪杭铁路各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1927年，薛暮桥加入中共党。曾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委、组织部长。不久，在中国国民党清党中，薛暮桥在杭州被捕入狱，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都被关在甲监5号。在3年的狱中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世界语、世界通史，以及苏联和西方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狱后不久，薛暮桥遇到了经济学家陈翰笙。陈翰笙注重田野调查。1930年代初，薛暮桥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调查。经一个月调查，薛暮桥发表了首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演变为线索，揭示了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性；不久，此文被翻译到日本。1931年之后，薛暮桥历任南京民众教育馆《民众周报》编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村》月刊第一任主编。《中国农村》月刊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了农村改良主义，论证了土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1935年5月5日，薛暮桥和罗琼在上海结婚；9月，参加筹办新知书店；秋冬之际，根据中共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文号召全中国的乡村工作者共赴国难；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后，历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华中总分校训练部部长，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山东省抗日政府工商局局长、山东省抗日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1949年后，薛暮桥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中纪委委员。1952年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1952年8月至1958年11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著有《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政治经济学》、《中国国民经济的射秽主义改造》、《射秽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66年文革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为牛棚。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薛暮桥所著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被称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这本后来卖了1000万册的《中国射秽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却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1975年后复出。

　　戴乃迭：（Gladys Yang，1919年1月19日－1999年11月18日），女，英国翻译家。生于北京，原名Gladys Margaret Tayler，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而著称，其夫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她的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戴乃迭才出世，她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热爱。她幼时回到英国，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1940年毕业，成为中文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她与杨宪益在牛津大学相识，婚后常住北京，致力于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成为20世纪后半叶外文出版社的优秀翻译家。夫妇二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入狱，1989年二人公开谴责六四事件中戒严部队的行为。他们的非当事人出版的英文自传《杨宪益传》在中国被禁止公开发售。1999年，戴乃迭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

　　戴芳澜：（1893年5月3日－1973年1月3日），字观亭，中国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与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910年前后在上海震旦中学学习，1913年结业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一1919年在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1934一1935年再度赴美，在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真菌遗传学等。曾参与发起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为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1949年后，1952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1959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1966年文革期间，检讨书屡次修改不过，多次受到批判。近耄耋之年被驱离北京接受改造。1973年1月3日离世，终年81岁。

　　戴煌：（1928年2月－2016年2月19日），原名戴澍霖。中国作家、记者，生于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1957年，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提出反对中共党党内特权，被打为右派分子，后被发配到东北林场劳改。1978年被平反，重返新华社。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直斥毛泽东骗了中国、也骗了他。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2016年2月19日北京时间下午4时13分，因肺炎、心脏衰竭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去世。2016年2月21日，《新华网》转发《新京报》报道，给戴煌很高评价。

　　戴麟经：（1906年－1968年），前中华民国国脚，是第一位率领中国国家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主教练。小学毕业后跟随父母搬家到上海，中学就读南洋公学，之后升读交通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转入暨南大学。1926年，进入了由球王李惠堂组建的乐华足球队，迅即闯出名堂，成为球队主力中锋，“戴中锋”外号不胫而走。1927年随同三华队访问澳大利亚，31场射入28球，进球数仅次于李惠堂。1928年，跟随暨南大学足球队访问东南亚诸国。1930年，戴麟经入选中华民国代表队，参加第九届远东运动会，首场比赛对菲律宾，戴麟经大演帽子戏法，协助中华民国大胜5比0。第二场对日本，戴麟经射入一球，战平3比3，并列冠军。1932年与李惠堂、陈镇和等一同到印尼发展。1934年返回上海加盟东华队，与孙锦顺、李尧、韩龙海、贾幼良合称“东华五锋”。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以及1936年柏林奥运，戴麟经都因故缺席。戴麟经于1945年退役，成立合群足球队，并亲自担任教练培育新秀。中共国建立后，戴麟经于1951年应中共军邀请成立八一足球队，并担任教练。1956年任国家足球指导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中国国家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出于国籍的考虑，戴麟经接替原来的匈牙利籍主教练约瑟夫成为中国队教练，在与印尼的两回合较量中一胜一负，取得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国家队第一场正式国际比赛的胜利，不过最终在附加赛中战平，因总进球数少而未能出线。失利后戴麟经辞职。1959年，担任八一足球队主教练。文化大革命期间，戴麟经与夫人南洋归侨李爱玲均受到迫害，先后自杀身亡。1978年，得以平反，恢复名誉。

　　戴涯：（1909年－1973年），话剧演员、戏剧活动家。1933年，二十四岁的戴涯与唐槐秋（1898—1954）合作，创建和领导了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唐槐秋任团长，戴涯任副团长，两人都同时兼任剧团导演和演员。中旅作为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民间职业性演出团体，对倡导中国话剧走上职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之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中旅还为我国演艺事业培养和锻炼了诸如舒绣文（1915—1969）、陶金（1916—1986）、白杨（1920—1997）等一大批著名演员。1957年5月24日，在纪念中国话剧50周年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在主席田汉（1898—1968）主持下，曾对中旅的历史贡献作出了很高评价。1936年秋，戴涯与曹禺（1910—1996）、马彦祥（1907—1988）携手，组建中国戏剧学会（简称中剧），戴涯担任中剧会长兼导演、演员。抗战八年中，戴涯长期率领中剧，在西北这片话剧处女地艰难运作、辛勤耕耘，演出进步话剧，播撒话剧种子。＂新中国＂成立后，戴涯先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戏剧系任教师，1954年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7年春，戴涯和表演艺术家于是之（1927年生）、朱琳（1923年生）联袂，在郭沫若（1892—1978）编剧、焦菊隐（1905—1975）和梅阡（1916—2002）导演的历史剧《虎符》里，成功扮演魏王，这成为戴涯演艺生涯的绝唱。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遭受迫害。1973年3月，因病去世，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