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极权统治对中国社会的危害

作者 季鹏 写于 二零一九年

                       毛泽东的大账

作为壹代枭雄，世界级暴君，毛生前无比风光，呼风唤雨，全球四处煽风点火，大有毁灭“旧宇宙”、缔造“新宇宙”之慨，不但把中国大地弄得天翻地覆，“人或为鱼鳖”，而且还要做全世界的“革命领袖”，“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起于草莽，以“盗跖庄蹻”作为偶象，醉心于兵家之“诡道”，深研帝王南面之术，特别钟情于权谋机诈，终于在中共群雄竟起中脱颖而出，并带领中共夺得大陆政权。

在君临中国大陆二十七年的统治中，他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自诩，继续玩弄自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诡道”，笃行撕裂社会、泯灭人性、挑动人类自相残杀的“阶级斗争”，将中国大陆作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于是，中华大地腥风血雨，鬼哭狼嘷，全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共产主义地狱”，数千万红朝子民成为冤魂、饿殍……

试验彻底失败了。但毛归咎于党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和“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于是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全党、全民大清洗、大迫害、大屠杀。不仅阶级敌人在劫难逃，不少“当权派”和“老革命”也鎯铛入狱，有的丢掉了性命。最后弄到全民人人自危，政治上分崩离析，経济上濒临崩溃。毛却継续其倒行逆施，梦想在其死后建立万世不变的“毛氏王朝”。不过，象秦始皇壹样，毛氏王朝也“二世而亡”，毛的旧臣元老在其死后很快将他选定的接班人、嫡传弟子壹网打尽，彻底粉碎了他的这壹最终梦想。

检点毛二十七年治国的“政绩”，败多胜少，最终以失败收场。壹个数据综合而雄辩地体现了毛的“政绩”，那就是导致约八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斗死、杀死、饿死、关死、自杀死等等，幸存的则陷入食不裸腹、衣不蔽体的饥寒交迫境地。

请注意，这壹切是在和平时期，而且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发生的，他残害的人数超过了二千余年来中华大地任何壹位帝王，超过了世界大战。从而也使他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这就是毛留给中国和人类的主要“账单”。

                 活著和死去的毛都是神奇的“幸运儿”

但是令人惊诧的是，毛的命运即使不是古今中外帝王、统治者中最好的壹位，也是其中之壹，并且好得令人费解。就毛统治大陆中国二十七年的“政绩”而论，即使按共产党的标准，他也应该受到批判、清算，就像苏共对待斯大林那样。然而亊实却恰恰相反，在生前，当毛的罪恶和倒行逆施达到巅峰的时候，毛个人的“威信”也达到了顶点，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全国上下都陷入了对毛的疯狂的、无以复加的顶礼膜拜和歌功颂德声中，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成了全国人民毎天要做的功课；向毛输诚表忠、効力，则成了毎壹个人活著的中囯人唯壹的生活内容和生存目的，全国人民围著毛转，为毛而生，为毛而死。而毛也成了中国人心中万能的、至高无上的 “神”。这就是中国人民对毛二十七年残暴统治所给予他的“回报”。

毛死后的命运同样地好。虽然中共的高层迅速剪除了以毛夫人江青为首的嫡系“四人帮”，但却不敢把矛头对准毛，毛继续受到顶礼膜拜，而且，把毛的罪恶全部转嫁到这几个毛的忠实走卒、信徒身上。迫于形势，第二代接班人遮遮掩掩对毛作出了壹个“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正确的评价和结论，但却不准民众揭露毛的罪行，不肯为毛制造的大多数冤案平反。还表示要继续高举毛的旗帜，坚持毛的共产党壹党专政等毛主义核心思想。后来的几代“接班人”都遵循这壹原则并有所发展（如“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等，实际上完全肯定了毛时期的壹切）。

再从国人的反应看，多数人对毛制造的滔天罪恶麻木不仁，而热衷于响应当局的号召“壹切向前（钱）看”。更有壹些毛的余党、“毛粉”、“左狂”们再度掀起了“挺毛”热，并且利用民众对新局推行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不满，对毛时代大唱赞歌，大肆鼓吹回到毛时代。毛再度成了偶象、“红人”。

于是，毛又创造了壹个奇迹，壹项记录：壹个将数亿人玩弄于鼓掌之上，并残忍地将其中数千万人置之于死地的空前的大暴君，死后却并没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反而继续被摆在神坛，供人们膜拜。那些被毛残忍杀害者的遗属、后人，也很少有人呼吁清算毛的罪行，还原历史真相。当然，也有少量勇敢之义无反顾地打响了批毛之战，却受到当局多方打压、迫害。而毛泽东则继续“走红”。

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现实！

                       必须破解“毛泽东之谜”

如何认识并破解这壹奇特的”毛泽东现象”, 成为摆在壹切正义、有志之士面前不可迴避的问题。

笔者认为，首先应弄清产生这壹现象的原因。从近期看，现在的当权者都是打著毛的“继承人”、“接班人”的旗号，如果毛本人来路“不正”，即位后又坏亊做绝，那么，作为其接班人又何来权位的“正当性”、“合法性”何以役使全国人民？所以，维护毛就是维护自己，捧毛就是捧己，他们竭力为毛隐恶扬善，维护毛的“明主”形象也就毫不奇怪了。再则，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来说，反正毛最终将“国家”传到了他们手里，他们将受用无穷，毛对他们而言可谓恩重如山。相比起来，过去受毛那些打压又算得了什么呢。

至于毛时代那些受害者或其遗属，首先，鉴于受到数十年残酷的“专政”，特别是株连九族的迫害，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不敢轻易挑战当局完全在情理之中；其次，当局虽然口言和谐，但却依然紧握专政大棒，壹些敢言者受到当局严厉的打压、迫害，令人不寒而慄。其三，亊过境迁数十年，如今总算过上安稳壹点的日子，何必再生亊端，重陷网罗呢——此亦人之常情。

总而言之，在壹个壹党专政、没有真正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社会里，当政者的声音就是“舆论”，就是“民心”，其他声音只能作为“噪音”被它“和谐”了。

以上只是对“毛谜”的浅层次解释，这比较容易理解。但如要寻根溯源，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简言之，就是要挖毛泽东现象的深层根子，包括毛在中共内部和很多囯人心目中那种近乎魔力的迷信和崇拜的由来，以及他自诩壹贯正确、英明、伟大背后的真相等等，就不是壹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的问题了。但它却是必须破解的难题，也正是写作本书的意图、目的所在。

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和各流派的归宿

在论及本书的主角毛泽东及其毛泽东主义之前，有必要先对的马克思主义作壹番了解和考察，因为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共则谥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先认识了这个马克思主义，才能弄清毛主义的源流，以及哪些是他从马氏学说中继承的东西，哪些是他自己塞进的“私货”。

要考察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先要考察它的时代背景，这就涉及19世纪甚至更前的欧洲社会状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壹些情况和问题。这些不是本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只作壹些大致的背景介绍，不作深入的探讨，更不纠缠于壹些学术问题。但所引资料都有相应出处，事有所本，其可信度毋容置疑。

壹、多灾多难的人生催生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憧景和追求

我们的话题还不得不扯远壹点，即需要从人类理想的渊源说起，因为这是后来壹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源头。

翻开人类的早期历史，几乎所有民族、部落都有自己的祖先追求美好“天国”的神话传说，或者反抗外族入侵，追求自由、幸福的英雄故事。这正好说明了人类具有追求美好事物的天性、本能。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便寄托在自己创造的神话或宗教故事之中。另方面，基督教和佛教教义中都有关于人类“原罪”的说法，即是说，人是生来就有罪的，所以，在其成长中就必不可免地要承受各种苦难，去“赎罪”。这其实是壹种对自然、对社会现实无奈的屈从。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现实世界的顺从，构成了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平衡的两翼。

随著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发现，在人类所有承受的苦难中，除了壹部分是自然现象造成的以外，更多的则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比如，在长期的部落争斗中，壹些部落胜利了，壹些失败了，胜利者便惩罚失败者，后者成为前者的奴隶、罪徒，供前者剥削、役使。

即使在平等的生存竞争中，由于人的智力、体力以及机遇、环境的不同，其命运也可能有天壤之别，壹些人成了贵族、官僚、富人，另壹些人成了奴隶、仆役、穷光蛋，前者成了“食于人”者，可以不必劳动而过著优裕的生活；后者则沦为“食人者”，壹年辛勤劳动的果实大部奉献给别人，自已却温饱难求。这壹切，好似冥冥中上天的注定，无法改变，人们壹般只能视为“命运”或“天命”服从。

但是，命运的过分不公。贫富的过度悬殊，终究要引发骚乱和反抗，受到不公命运待遇的人们要起来向抗争，而受到命运“眷顾”的幸运者却不想失去他们的幸运，于是就有了争斗、暴乱和战争，就会导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玉石俱焚。最后靠战争决出输赢，恢复秩序和平衡，历史就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中艰难前进。不过，明眼人都知道，这些矛盾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导致的是人类的灾难，文明的倒退（而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如何医治这种病态，避免这种灾难的反复发生，成为厉代智者、贤人探索不辍的课题。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撰写了反映这壹愿望的《理想国》，提出由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哲人来治理国家，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和谐社会的设想。比柏氏稍早的中国“圣人”孔子，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壹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兰图：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市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西汉学者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孔子的话，编者将其收入《礼经》中，是将它作为壹种治国理想来提倡的。孔子这段话对后世统治者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对社会、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规范作用，成为－种社会文化、道德力量，因而流传至今。

孔子以后，很多学者都继承和发挥了这种“大同理想”，东汉学者于吉霄著《太平经》，谓“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这是对太平盛世的最概括的解释。到了清末，康有为复作《大同书》，憧景天下壹家的盛世。直至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等，可见，中国人民追求这种“大同世界”的理想几千年来都未停息过。在欧洲，除了理论探索，还有付诸实践的探索者。

但另壹方面，也有人从另壹条道路追求所谓“自由、平等、均富”的目标，那就是历史上的各类造反者，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莫不以“均贫富、等贵贱”相号召，莫不利用人们对现实中不公、不义的不满树起叛旗，演出壹幕幕血腥故事。但亊实很快证明，这些反叛者只不过是追求“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壹旦他们掌握了壹定的权力或者登上了皇帝宝座，其凶残、腐败的程度往往比之被其谴责和推翻的统治者更甚，充其量，他们不过是制造了壹个新的不公不义的社会罢了。

于是人们醒悟了，认识到“以暴易暴” 只能造成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人人自由、平等、幸福的天国。

通往天堂的路太难，然而人们依然顽强地探索著。

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了十六、七世纪，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的产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欧洲开始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为此，壹些学者和热心人士又掀起了探索社会改革发展的新热潮。鉴于大家都认识到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资本家集中这壹事实，有人想到财产私有制也许是壹切问题之根源，于是提出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或平均占有的设想。还有先进分子进行这种实验，试图建立起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平等、互利、互助的的和谐社会。这些人是社会改革的先驱者，“社会主义”作为－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改革方案由此而生。

作为壹种新的政治理念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探索通过主动的手段改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达到提高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福利和保障，实现社会公正、和谐的目的。它还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平等的法律制度。因此，它是人性光辉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壹。（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由于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暴力元素，只能算作它的变种。）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只从亊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进行改革的实践探索。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应首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三个“托马斯”，也就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三位先驱。

第壹位是英国的莫尔·托马斯（1478-1535）。他之所以闻名全球，应主要归功于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趣又有益的全书》）。书中内容虽然有些荒唐可笑，但它的大胆设想和极富浪漫主义的描述仍然使人激动，比如，作者为了表示对金钱的鄙视和对财富的仇恨，故意说在“乌托邦”，黄金主要用于制作粪桶和尿盆，而“可耻的罪犯们都戴著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还有壹顶金冠”。奴隶们的链铐也是黄金或银制成的。莫尔本人曾任英国议长，大法官，最后因反对国王亨利八世被处以极刑。而“乌托邦”后来成为壹切脱离实际的空想事物的代名词。

第二个是闵采尔·托马斯（1489-1525），德国人。他主要是壹位实干家，乃1524-1525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坚决反对教会势力，反对壹切剥削、压迫，他以建立壹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千载太平天国”相号召，组织群众武装起义。他的壹些理论著作都是在战斗实践中的演说，因此未形成完整体系。闵采尔的起义军曾壹度夺取政权，失败后英勇就义。

第三个是康帕内拉·.托马斯（1568-1639），意大利人。原名乔万尼·.多米尼奇，因仰慕革命先辈改姓托马斯。康氏也是壹位英勇不屈的战斗者，壹生在监狱中度过33年，其在狱中写就的《太阳城》堪比莫尔的《乌托邦》，但更为激进。《太阳城》内没有了奴隶，也没有交换，消灭了家庭，并实行公妻制等。

三位托马斯的共同特点是坚决反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强烈要求工农劳动民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平等，并把私有制当作罪恶之源。不过他们的著作更多地可以看作幻想的政治小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著作。

进入18世纪以后，直至19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另外三位杰出代表，即：圣西门·昂利（1760-1825），傅立叶·沙利（1772-1837）和欧文.·罗伯特（1771-1858）。这三位也都被马克思推崇为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并认为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壹。其实，他们主要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他们的的共同之点是既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都主张以新的生产体制，以公有制和合作社、股份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并主要依靠教育和示范来改造社会，达到实现“世界的和谐”（傅立叶语）的目的。

三人都进行了改造社会的试验。圣西门提出了他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倡导《法郎吉》的社会基本组织模式，欧文.·罗伯特的则可称为壹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实践家，同时还是工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和代言人。这位20岁就出任纱厂经理，最终涉足英国上层社会的富有的资本家，却壹生都在为工人的福利而斗争，先后致力于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卫生的工人宿舍、建立工人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学校、设立工厂商店、互助会等等。以致终于成为名震欧洲乃至全球的大慈善家。欧文还首创了他亲自设计的、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的”的“公社”制度：在公社内人人平等、各尽所能、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使公社里的人们过著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1815年后，欧文经过5年斗争，终于使英国议会通过了工厂立法，限制使用童工和女工。1824年，50余岁的欧文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印地安纳州买地建立实验性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但不幸因种种原因最终失败，欧文也因此破产。但此后他仍不屈不挠地组织、推广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最终都无果而终。然而终其壹生为工人和劳动民众的幸福而不屈奋斗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动了－个时代，作为人性的光辉典范载入史册，永远为后人纪念。

三位社会主义的先驱之所以最后未能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直观的说法是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说，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论其思想、道德和行为都远远跑到整个社会的前面去了，社会跟不上他们的步伐，他们是真正的“先驱者”， 但他们追求的理想却成了真正的“乌托邦”。不过从另壹角度看，正好反证了他们所探索、追求的事业和方式方法，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只是壹种善良的愿望。但不管怎样，他们的探索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欧洲人对社会的改革与探索中，我们看到了与中国－样的情况：在如何建立公平、公正、和谐社会的方法、路径上，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壹种是试图通过教育、示范和制度的改造，逐步实现社会变革，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另壹种是倡导以暴力手段、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平等”和财富“均分”，马克思主义正是这壹派的代表。但它比历史上造反者高明，它披上了－件“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外衣，还有－套烦琐的、貌似高深的论证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但它终究没有跳出“以暴易暴”的陷阱，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完全是幻想或者骗局！那些打著它的旗号的共产党头目，在掌权后都成了名付其实的独裁者和暴君，其凶残程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统治者。这道理其实很简单：靠暴力掠夺、杀戮起家的新统治者，必然“珍惜”自已以性命换来的－切——权力、财富、地位，必然不惜－切手段镇压反对者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妳还能指望他们为广大民众建立自由、平等、公平、均富的共产主义天国吗？！

二、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地位及归宿

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己经从之前主要限于学术探讨和派别之争发展成为了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和改革浪潮，并进－步发展成为各种政党团体相互之间的政治斗争。

19世纪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团体，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先说各种“主义”吧，那确是壹个主义“膨胀”的年代，光是打著“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主义（派别），大概就有百来种之多。除了前面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外，还有什么“魏特林主义”，“宪章主义”、“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盖得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工团主义”、“伯恩斯坦主义”、 “考茨基主义”等等。以及后来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葛兰西思想”、“新村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密特朗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等等。这些“主义”的党派团体又组成各种协会、同盟、国际等，其中光各种“国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第壹、第二共产国际）就有近三十种之多。

对于如此繁复的各种主义，政党、流派，今日之壹般读者肯定没有兴趣去详其究竟，这也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既然提到了它们，也就不能不作简单交代，借用现在的说法，这些政党、组织，基本上它们可分左、中、右三大类（但决不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左、中、右），左派可以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主张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它们在当时仍属少数的激进派。只是后来因为列宁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俄国夺权成功，才使得暴力马克思主义成为壹股巨大的、席巻全球的政治洪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后世。中派可以“工联主义”为代表，稍后的考茨基主义，乃至卢森堡主义也可归入中派。工联主义主要追求工人的经济利益。他们主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主义思想，主张给人民以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排除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右派可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它们抛弃了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党纲宗旨，主张走议会制改良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这壹派最后演变成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全球的社会党国际体系。

对于这众多组织、派别我们没有进壹步研究和阐释的必要，我们在此需要弄清的应该是下述三个问题，即：为什么19世纪的欧洲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社会主义党派团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派别后来的命运和结局如何。

关于第壹个问题，简单地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对传统欧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其实质则是对欧洲社会的未来走向——其实也是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的壹次大探索，所以具有为人类文明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

应该承认，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人类文明最初发祥地，但它们却后来居上，壹直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当古老的非洲、亚洲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帝国统治的桎梏之中时，欧洲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政治革命和经济技术上的产业革命，步入了近代政治、经济文明的前庭。其中英国最早（17世纪末）在政治上进行了“光荣革命”（更早的政治革新则是起于十三世纪初期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运动），初步建立了君主立宪和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同时在经济和科技上率先进入了“产业革命”时代。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得英国迅速成为世界壹流强囯，进而在整个欧洲大陆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其中最为激烈的就是18世纪末在法国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到了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欧洲（除了少数国家，如德国、俄国）基本普及。但是，新的制度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和弊端，主要是社会向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与之伴生的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谐等问题。而欧洲人民是经过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教育”的人民，自由、平等、博爱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面对“资本主义”这壹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对其合理性便产生了怀疑，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了担优。这壹切，促使欧洲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和他们的代言人，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对社会改革和未来之路的探索中去。

另方面，欧洲社会本来就有著对所谓“空想社会主义”探索的传统，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的承传和发扬。所以总的说，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决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些人群的利益诉求，而是全民性对未来国家和社会走向的探索，或曰对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之路的探索。

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还得益于当时多数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由此赋与了人们广泛的言论、出版、结社和示威游行的自由，从而使得形形色色的、包括反对政府的思想言论和团体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表意见的园地。很显然，这个条件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具备的，或不充分具备的，那些地方不允许自由探索。这也是近代欧洲走在人类文明前列的重要原因。现在己经看得清楚，十九世纪欧洲人的这种探索，最终结出了灿烂的文明之果，这就是迄今已在全球确立了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适价值观，以及民主宪政的国家政治体制。

第二个问题，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众多的流派、团体中居于何种地位的问题。

由于后来自称马克思传人的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和政治宣传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和正统，而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当作旁枝末流，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的壹个激进派别。它没有也不可能壹统江湖，成为当时的思想权威。这从马、恩的活动轨迹就可以得到证明。纵观马克思壹生最重要的“革命活动”（除办报著述外），不外是协助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建立“第壹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这两件“大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 是主要由小手工业者组成的秘密团体，参加过1939年布朗基领导的巴黎起义，失败后被驱逐出境，1840年在伦敦恢复活动，并在英、法、德、瑞士建立了支部，其领导人是魏特林。其时马、恩都在伦敦，他们看中魏特林组织的“国际性”， 于是与之接触，在马、恩的劝说下，魏氏同意将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但魏特林并不完全买马克思的账，他态度傲慢，拒绝马克思对其组织的帮助，结果在同盟的“壹大”即成立大会上，魏被开除出同盟。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出席同盟的成立大会。只是在同盟于1847年1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同盟的新领导者请马、恩二人为同盟写了壹份宣言，这就是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第二年，同盟成员投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德囯起义，但失败并遭到重创。1850年同盟内部分裂。1852年10月同盟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11月马克思提议同盟自动解散。这个同盟前、后不过存在四、五年，它原来主要以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带去了马克思主义，与原有指导思想发生矛盾，导致同盟的分裂和最后散伙。但马、恩始终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统壹同盟的思想，他们也不是同盟的领导人。

至于“第壹国际”，本名国际工人协会，是个国际性的工人团体，这是它与第二国际作为社会党联盟、第三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总部的重要区别。后因有了“第二国际”，才叫它“第壹国际”。它成立于1864年9月，最初是当时的英、法、德、意、波兰等几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和代表在伦敦为声援波兰人民反抗沙俄的殖民统治而召集会议成立的国际组织，马克思作为德国代表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和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主义”无疑对“第壹国际”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成立后主要从事工人革命运动宣传鼓动和联络工作，且不久就出现分裂，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叛变”， 与资产阶级妥协，反对巴黎公社起义；另壹位领导人埃卡留斯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很快国际内部分崩离析，演变为不同派别思想斗争的角力场。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相互攻击，第壹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奥哲尔、克里默都是英国工联的领导人，工联主义的创始者，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成为国际统壹的指导思想。第壹国际前后存在了12年，最盛时会员达到1.9万人，它的法国支部参加了 1971年3月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逐渐衰落。1876年7月，经马克思提议，第壹国际正式解散。

至于恩格斯，他的主要业绩除了参与上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壹国际”的组建外，另有两次较为重要的经历，壹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从伦敦回到德国科隆参加过壹段短暂的武装起义，不过只担任壹支200多人的工人武装指挥官的“副官”，无甚英雄业绩可言；二是在马克思死后，他参与了创建“第二国际”的活动。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成立，它由22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所以又称“社会党国际”。第二囯际内部也不统壹，恩格斯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均政见不和。恩格斯本人这时思想也起了变化，对原来暴力马克思主义有所修正，他最后选中的“遗属继承人”伯恩斯坦，按照后来苏共、中共“正统”的说法，是修正主义“鼻祖”。第二国际实际上只是个松散的联盟组织，其时恩格斯年事已高，他在第二国际成立6年后的1895年就去世了。按共产党的正统说法，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死后就变“修”了。它在壹战中散伙，1920年恢复成立，其后得到发展，并且壹直存在到1940年，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党体系。

从马、恩所从亊的活动看，虽然他们可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但其活动范围很有限，例如，被誉为19世纪30-40年代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两人均未参与，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马、恩也只在外围旁观。这与后来他们被共产党世界赋予的“世界工人运动导师”的称号不太相符。而同期在这些运动中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人物，如布朗基、拉萨尔、佐尔格、瓦尔兰、杜瓦尔能及上文提到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等人，这些人不仅著书立说，还从事实际的“血与火”的斗争，有的献出了生命。相比之下，马、恩似乎只是理论说教者。

再从马、恩学说在当时的影响力来看，也是被他们后来的信徒们无限地夸大了。如前所述，马、恩当时所控制和影响的不过是壹些小团体、小事件，并未形成大气候。就当时各派活动能力看，“宪章运动派”，“工联主义”，乃至“布朗基主义”、“费边主义”，其实力和影响力都超过马克思主义。宪章运动派活动达12年之久，所组织的三次签名运动人数最多时达330万之众，领导该运动的“宪章党”也成为英国第壹大工人政党。再如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章“哥达纲领”，它实际上标志著德国工人运动统壹的完成，这个党正式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都远远大于马、恩当年组建的“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壹国际”。

恩格斯去世以后，“原教旨”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废置，代之以伯恩斯坦及其他第二国际领导者们的“修正主义”，基本上放弃了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方式而著重议会斗争。随著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改革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受到越来多的批判，与之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却大行其道，最终演变成为与当今世界民主宪政主流价值观合而为壹的欧洲社会党体系。到1983年，社会党的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达到63个。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垮台后，社会民主主义仍不失其勃勃生机，成为不少国家的主要政党和执政党之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大多数欧洲人民抛弃，是因为它的理论、纲领己经越来越不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和多数人的意愿。比如，后来多数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已经不断完善，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民代议机构。同时，工人的权益和劳动、生存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工人们通过合法的斗争就能够得到过去靠暴力斗争得不到的东西。 1866年，德国实施了普选法，当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有50万党员，但只有两个议员；到1890年，社会民主党发展到150万党员，在议会拥有35个议席，成为德国－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连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议会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承认他过去宣扬的“到处筑街垒式”的斗争方式己经过时了。

相对恩格斯而言，马克思是个非常自负而且顽固的人，他的朋友兼论敌巴枯宁对他有过如下的评价：“马克思是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但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上帝。”“他不仅仇视资产阶级，而且仇恨－切与自已意见不同的人，为了打击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使用壹切手段都是允许的。” 加之马克思晚年主要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写作，对于外面现实世界的变化知之不多或视而不见，故依然抱残守缺地坚持他早年创立的理论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遭到淘汰是必然的。但“幸运”的是，他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却在落后的、尚未迈进资本主义大门的俄国找到了市场和代理人，那就是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党首列宁。依靠列宁，共产党成了苏俄的执政党，马氏的暴力社会主义得以在全世界推广开来，马克思也被捧上全世界共产主义“教主”的地位，成为全球共产党的“祖师爷”。

最后谈谈第三个问题，即上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最终命运和归宿。

19世纪的欧洲涌现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实际上是处在社会急速变动时期各个政治派别、政治人物开出的改造社会的“医方”，这里我们把那些众多的，具体的的“医方”加以归类、概括，简单地说，它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处方”，两种“疗法”：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派把壹切社会病源都归结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因此，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或叫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由这个政权剥夺剥削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然后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天堂。

从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这个社会医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方面如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与被他们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有著相同之处，但是这些先辈们都失败了，他们又如何能保证成功呢？马克思主义者辩称，他们的公有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条件下整体推进的，这就克服了由少数人在小范围试验所遭遇的种种局限和难以克服的困难，并且他们将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即运用暴力消除壹切阻力。其次，马克思主义提出实行由国家统壹计划、统－调配社会资源的计划经济，就可以确保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消除生产的私有化、分散化与需求的社会性脱节的矛盾。他们认为，这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够建成。

与此相反“右派”则认为，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证明靠用强力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或者依靠暴力手段来实现和维持社会的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没有成功的先例，也不符合人的本性。因此主张在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实行社会改革、改良，如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福利，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限制资本家的权利，将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公益性的企、事业收归国家经营；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调节，缩小贫富差距；在政治上，实行各派政治力量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以民主选举和议会政治为平台，最终达到建成自由、民主、公正、和谐社会的目标。

此后百年，实际上就是上述两类政治、社会“处方”、两条路线、两派势力在全球角力的历史。

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欧洲这些众多的社会主义政党、流派、组织，它们的最后归宿大致是：首先，那些临时结成的利益团体，或以某些领导人个人意志组成的政党派别，随著利益的分化，领导人的逝世，也就烟销云散了，正如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以及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因为政治形势已经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剩下的主要是上述两大派别的骨干组织和成员。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主义（暴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结局：

德国是马、恩的故乡，也是他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主要希望所在，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部分宣称：“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然而历史证明了马、恩的这壹预言的错误。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德国。反之，曾被马克思狠狠批判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了德国主要的政党之壹，它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改称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它的壹些左翼分子在俄共“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分裂出去成立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18年11月发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其主要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均遭杀害，从此壹厥不振。倒是该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坚持和生存下来，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登上了联邦德国的政治舞台，其党主席勃兰特先后担任政府外长、副总理、总理、成了执政党。1976年勃氏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统壹后，该党仍为德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该党奉行“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反对壹党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

再看法国。在近代史上，法国几乎成了革命策源地的代名词，1789年的大革命、1848年的巴黎工人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都震惊了世界。在这数十年中，法国的“共和”与“帝制”各自轮替了三次，每次都引起山呼海啸般的政治地震，刮起十二级政治台风。可就是这个可称之为“革命故乡”的地方，马克思主义也成不了气候，早期的“可能派”、“盖得派”最后都加入了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壹些左翼小组织，虽然也曾经参政，但最终被排斥出政坛。而坚持非暴力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社会党则成了法兰西的主要政治力量之壹，其总书记密特朗1981年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再看英国。英国是马、恩长期侨居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也是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都在那里写就，可以说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恩曾经预言共产主义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可是事实又证明这个预言不灵。马、恩亲手扶植的壹些英国共产主义组织都寿命不长，倒是1900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最终登上了英国主流政治舞台，直至今天，工党与保守党轮替执政，工党主席布莱尔及继任者连任英国首相。当然，工党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范畴，与暴力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看俄国。在当时的欧洲，俄国可算是最落后的大帝国，那里保持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制度。所以马、恩并不看好那里的“社会主义”运动。当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壹个俄国的纺织女工曾写信给他，问他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在俄国发生？马克思按照自己的理论和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回答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首先在俄国发生，倒是最可能在英国发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马”先生这回又错了！虽然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起步晚，在马、恩都去世后的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成立，而列宁则是在该党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才登上政治舞台，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党派（苏共前身）才正式确立。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落后国家的“后起之秀”才挽救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还成为几乎拥有全世界“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占据世界政治舞台的第二把交椅达数十年之久。它还“缔造”出十来个“社会主义国家” 和数十个“列宁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列宁才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救星，暴力社会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者。

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的十月革命，没有苏共和苏联，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在二十世纪初就没落了、消失了。当时的欧洲、美洲，几乎所有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是“蜕变”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就是被社会党“吞并”了。如果没有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后来的“辉煌”，世界政治史也许根本就没有暴力社会主义的壹席之地

但问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俄国是不可能诞生出壹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尽管为此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大的“发展”、“ 修正”，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可以在不发达国家发生、而且可以在壹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但是明眼人壹看便知道，这完全是为建立壹个新的集权专制帝国的诡辩，为的是要抢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到后来，人们看到苏联只继承马克思主义中暴戾的壹面，而没有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的踪影，于是干脆就把它叫做“社会帝国主义”了。所以，从根本上说，列宁及其缔造的苏联，能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壹个大问题。也许，充其量只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变种罢了。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编制壹个简明的欧洲社会主义党派“路线图”，作为本章的归结：

前期，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团体、政党，大致可归结为左、中、右三大派系。到后来，暴力马克思主义逐步演变为列宁主义和由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发展成为第三国际控制下的全球共产党体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右派则演变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最终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融为壹体。

到近代，更有壹个人们未曾料到的现象出现了：原来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所谓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和列宁制造的名称，实为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长期斗争中互相取长补短、逐歩融合，形成了更完善的现代民主政体，亦即当今世界主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者原来声称的很多理想如消灭三大差别、实行全民社会福利保障等等，早己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现实；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股份制、和企业员工参股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使劳、资的界线逐渐模糊，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立和暴力革命的基础和根源。“资本主义”并未像马克思预言那样灭亡，而是更加成塾，更加完善，更加生气勃勃。反之，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却垮台、散伙了，幸存的，也都在不同程度向“资本主义”转变。总的看，在这场长达百年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竟赛、较量中，“资本主义”笑到了最后。

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结局，以及其后苏联的垮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至少应有以下几点：

（壹）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极其幼稚、极不成熟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依据对早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察得出的，实际上连资本主义“初始阶段”都谈不上。而它标榜的改造社会的“药方” 则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特别是其提出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完全南辕北辙，它宣称采取不受约束的 “无产阶级专政”，去建立自由、民主、和谐的共产主义天国，实为梦呓！也是地地道道的欺诈。随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而实践又证明那些打著马克思主义招牌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壹不是由壹小撮野心家掌控的野蛮残暴的极权政权，这就更使得“社会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块招牌声名狼藉，臭不可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这正是它 “先天不足” 和“ 后天失调”的必然结局。

（二）所谓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很可疑的。因为连马克思本人都认为那里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完全可以证明它只是壹小撮政治野心家打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幌子，蒙骗那里的劳动人民为其充当夺取政权的工具；而当他们夺权成功，建立起来的则是比被它们推翻的政权更加恶劣、更为专制独裁、更为残暴的极权国家。所以，它们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连马克思的暴力社会主义都谈不上。

苏联如此，由它扶持、派生的共产党国家就不用说了。

（三）试图消灭私有制、实行所谓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家集中统壹的计划经济，完全是壹种“经济乌托邦”，是违反客观规律行不通的，它给所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也证明马克思在它对未来国家制度设计上的随意性和欺骗性。

（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总体上是朝著自由、民主、平等、均富、和平的方向发展的，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实践都不能离开或违反这壹总的趋势、总的要求，否则，终将被历史所淘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兴盛、出局，很好地证明了这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

由于前苏联的瓦解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现存的共产党国家推行以恢复私有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马克思主义作为壹种社会政治制度已经破产了。但是作为壹种思想、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历史地存在，也有其壹定的研究、借鉴价值。不过，鉴于本书的主题，我们不准备在这方面花费过多笔墨，只是由于毛泽东及其继承者至今仍然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我们不得不从它的源头——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壹些基本的考察和评判，这里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也仍然是前苏联和毛中国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马克思主义。

总的看，马克思对于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对金钱异化现象的批判，是具有壹定进步意义的。在马氏的早期著作《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重视人的价值，并谴责资本主义使得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从这－角度看，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排除壹般意义上的人性、人道。（由此，它与毛泽东的极端阶级斗争理论不符，居然被禁止出版，直到毛死后的1979年此书才得在大陆中国面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氏也谴责了类似的现象。就事论事来说，马氏的这种谴责是完全正确的，它闪耀出壹定的人性光辉。马氏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具有壹定的认识论价值。这些都不必细述。它的主要问题，是它所开出的医治社会的药方——达到、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法和途径则是绝对错误的，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壹是在政治上，它鼓吹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在革命成功后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过渡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消灭阶级，最终诮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天国中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是壹种完全的乌托邦幻想；二是在经济上，它设想通过建立全民公有制，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达到消灭壹切形式的剥削压迫，消灭商品、货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标。这更是壹种信口开河的自欺欺人之谈。由此可见，马克思批判付立叶等人进行的公有制试验是“空想社会主义”，但起码那是壹种“善意的空想”；而他倡导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则是壹种可怕的“恶意的空想”。

正因为如此，后来按照他的方式方法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壹例外地都变成了可怖可恨的“极权主义”怪胎。马克思曾自我解嘲地说他播下去的是“龙种”，可收获的却是“跳蚤”。其实，马先生播下去的本来就是地地道道“跳蚤”，何“龙种”之有？！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只是壹种基于对于现实社会充满仇恨而抛出的偏执、极端的“火魔教”，比如，它彻底否定既往人类社会的壹切文明成果，鼓吹摧毁现实世界的壹切，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去建立共产主义天堂。从这壹点来说，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可谓得马氏之真传。同时，马克思还辩称他鼓吹暴力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暴力，建立永恒的天国乐园。这种把“专制暴力”和“美妙远景”结合在壹起，本身就是壹种欺诈和哄骗，因为水和火不能容于壹体，天使和恶魔不会同处壹室。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它却用这种手段和迷惑了不少工农大众以及壹切对现实不满人们，又装饰了壹些炫目的哲学词句，取悦了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马克思自称他的主义有三个来源：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实，他只是阉割、歪曲继承这些遗产，比如，他将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唯心化，变成随心所欲解析世界的先验论；把黑格尔的任何事物均处在対立统壹状态的思想，歪曲夸张为任何亊物都处于矛盾斗争状态的“斗争哲学”；把人世间－切正常的物资交换和精神、文化交流都说成是侵略和被侵略、剥削与被剥削。从而得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荒唐结论。

马克思还把自由経济制度——市场经济及相关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把议会制民主政体说成是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列宁进壹步将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把人们对财富追求和占有说成是万恶之源；把人的天然差别和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说成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进而把富裕当成罪恶，把贫穷说成－种美德。最后把现有人类的壹切文明成果都说成罪恶，从而为其煽动肆无忌惮的抢劫、破坏、杀戮开放绿灯。

以上是从总体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下面，我们著重就其壹些主要论点进行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是点到为止，不作详细论证

所谓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把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当作左右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行为唯壹的决定因素，进而制造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所谓“唯物史观”（亦即“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平生的“两大发现”之－（另壹发现是所谓“剩余价值规律”），是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

马克思认为，人的思想是由他在社会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此中最关健的是他在物质生产、分配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决定意识论”。然而，这个“存在”是先天式注定的，“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们在自已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和由此产生的阶级意识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种生产关系连同生产力本身就构成生产方式，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钓著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上层建筑只能“随著经济基础的变更” 而“或慢或快的变革。”以此为依据，马克思构建了他的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后世暴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正是以上述理论为依据，在人民中大藁“划阶级”、“定成分”、划分敌、我、友，撕裂社会，灭绝人伦，开展残忍的阶级斗争。借以建立和维系其对人民野蛮的极权统治。

马克思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是有主观意识的高等生物，而不是只为生存和繁衍后代而斗争的低等动物。人们为生存而从事物质生产只是其活动的最低、最基本层次，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如研究科学、构建文化、建立宗教以及进行法律、道德规范等等，这才是“人”，也是人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所在。正因为每壹个作为个体的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以及判断力，所以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的个体，既定的、千遍壹律的“阶级性”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富人、资本家、贵族热衷于压榨工人和穷人；而有的富人、资本家、贵族（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却要不懈地为工人和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可见，以现实中人们的不同物质处境划定不同的阶级，然后让它们互相劫夺，互相残杀，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为了造反夺权而制造的分裂社会的恶毒阴谋。

放大来说，由于人都具有自己的思想、感情、欲望和判断力（受过教育的人尤其如此），都以自已的价值观、是非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以自已的精神力量去主宰世界。而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是被动地、先验地接受某种固有的“阶级意识”，固守自已的“阶级性”。正因为人的主观能力是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才创造了如此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世界才能不断发展、进步。马克思把这壹切颠倒了过来，陷入机械的、庸俗的唯物论和先验论的陷阱，进而创造出祸害人类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二、错把“初期”当“顶峰”：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短视和误判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主义整体错误的主要根源。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経济基础、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如果不作绝对的、片面的理解，就壹般意义上说，这应该是对的。马克思据此进壹步提出：“无论哪壹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也是合符逻辑的推论。

然而，在涉及到他自己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时，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却背弃了上述原则，也违背他们所创立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社发展阶段论，犯下了对历史的短视和主观误判的根本性错误，等于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

这里先要指出壹点的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即“五阶段”论，是马克思的主观臆造，是绝对错误的。首先，它划分的标准本身就不统－、不科学，有的以“所有制”为标准，有的以“阶级关系”为标准，有的则以政治制度为标准。而且它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些我们暂且不予置评。这里只说它最严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误判。（为论述方便起见，我们仍然沿用马克思的 “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等概念。）

马、恩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其时，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不过壹、二百年，资本主义成为主导经济模式的英国不过百年，其他国家有的刚进入这个个门槛，有的仍然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如德国和俄国）。世界多数地区和国家则尚未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技术基础的产业革命，则仅处在起步阶段。这－切都标志著资本主义作为壹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正在冉冉升起，但就整体而言，可能连初级阶段都谈不上。然而，马、恩却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硬是判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颠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用壹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取代它，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彻底崩溃云云。

马、恩作出这种判断首先是惊叹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如蒸汽机的发明、火车、铁路、远洋轮船的出现，美洲大陆的发现，大规模使用机器的工厂的产生和发展等等。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仿佛用魔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社会劳动里蕴藏著这样的生产力呢？”

如果仅仅是看到这些还不至于导致误判，不幸的是，他们也看到了早期市场经济不完善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总供求失衡产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们惊呼：“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壹个魔法师壹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的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了。这就是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必然要崩溃的根据。进而由此断定：“（资本主义）生产力已强大到这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笔者）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太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以上引言均出自《共产党宣言》，下同)。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进壹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等等。马克思认为上述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自行解抉，如果要加以改变，“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因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倒它，建立壹种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才能解救人类社会的危机。（在这里，马、恩又犯了壹个逻辑错误：既然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不堪、无可救药了，为什么它不会自己崩溃，而必须要由无产阶级用暴力来推翻它呢？）

在上述壹系列论证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了它的 “共产主义革命”理论。但是很显然，他犯了太“性急”、太轻率的错误，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完全的误判。

当今天我们来审视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理论的时候，任何人都会为他们的短视、武断感到幼稚可笑，因为历史证明，尚处于婴儿期的所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未如马、恩的预言那样己发展到顶峰，要即将“死去”，而且到了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不仅依然“健在”， 而且远比马恩当年更加强大，更加生机勃勃，其用“魔法”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己是马、恩所绝对无法想象的了！从现在看，它的财富再增加壹百倍、－千倍，也不会出现因“社会上的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容纳不了”而崩溃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容的生产力还看不到尽头。

为什么当年的马、恩就不想壹想：在少数国家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壹百年、几十年，还远未在全世界推广，为什么它就到了“老死”期了呢？“生产过剩”只是壹种经济症状，而且是壹种假象，为什么就不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解决呢！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明显地都处于上升期，磨合期，而不是没落腐朽期，科技正在日新月异发展，它所蕴含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怎么就走到了“尽头”？

与上述短视、误判相联系的还有壹个对人类文明史的认识问题。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为拥有渊博知识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马克思应该懂得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致轮廓，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大概有百多万年的蛮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即马氏所谓的阶级社会之后，至多六七千年。按照马氏的人类社会五阶段划分方法，奴隶社会占了三、四千年，封建社会占了二、三千年，而资本主义社会建立“才不到壹百年”，怎么它就发展到“颠峰”，就要灭亡了呢？又按照马氏“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便是它的极致，它的“顶峰”，亦即人类社会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了；同样马氏又说，当时已处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前夜”，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立即就要进入它的最高、最后阶段了。但物理学表明，地球还将存在几十亿年。人类社会即使不能存在几十亿年，存在几十万年大摡是是没问题的，如今进入文明社会刚六、七千年，怎么就要进入他的“最后、最高阶段“了呢？这些论断就如马克思说他的学说是“宇宙真理”壹样，从常识上判断都是绝对不能令人信服的。

正是这壹对历史的短视误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和前提都建立在沙滩上，它进而作出壹系列海市蜃楼式的推理也就毫不奇怪了。

三、偏激、武断、歪曲：马克思眼中的人类历发展史。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上面己经介绍并批判过了。这里再讲讲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主要的内涵：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壹开始便宣称：“至今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家伙！壹切历史当然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了，难道那些刚刚从树上走下地，寻找野果野兽果腹的原始人，也是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吗？即使进入了所谓阶级社会之后，难道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和社会的进步，不是因为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压力而向大自然斗争和索取的成果吗？反而只是人们相互斗争和残杀的成果？

翻开中外任何壹部国家、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凡是壹个社会安定，人们和睦相处的时代（历史上叫做太平时期或太平盛世），总是经济繁荣，技术进步，人类繁衍迅速，社会文明进步的时候；反之，如战乱、或暴政统治下民不聊生引发的天下大乱，也就是马氏所谓的“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就是社会发展停滞、文明倒退、人类遭受苦难之时。所以在中国古代就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的格言。这说明这种所谓阶级斗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孙中山先生十分正确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病态”，不是常态，不是什么好东西，更不是“历史前进的唯壹推动力”。相反，它造成的破坏，延缓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而且尽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这己成为今天人们的共识。

如前文所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主要基于他认定人类的壹切活动和相互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而在马氏看来，生产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就是阶级斗争关系。在马氏眼中，人类之间除了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争夺之外，没有别的关系。马氏眼中的人与动物几无二致，只存在丛林法则，没有理性的互助互利，互相宽容，没有精神、文化、知识方面的更高追求。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已经有诸多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研究，比较公认的是人的“需求层次”的推动。作为“人”，首先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如觅食、构巢、避险；其次，是求偶、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再次是为了出人头地，追求事业成功和对社会的贡献；最后是完全超越物质利益的探求、奉献，如探索人类和自然奥秘，追求人格的完美、事业和灵魂的永恒等。这大致上等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整个地看，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才是导致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更高阶段、更高的文明的动力。鼓吹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当然，在现实中，人群之间、不同人群之间、部落、国家之间总会出现各种矛盾和摩擦，导致争相互斗甚至武力冲突和战争。这便是社会的“病态”。就像人会生病壹样，难以避免。生病是坏事，但病是可以防治的，社会的病态也可以通过各种正常机制（教育、交流、法律、政策、道德）加以预防、约束或化解，使其损失和破坏降至最低限度。

马氏及其继承者们为何要制造、推行“阶级斗争”理论呢？初期当然是造反夺权的需要。夺得政权后，则是巩固其残暴的极权统治的需要，煽动民众互相仇视，互相争斗，互相杀戮，自然就可趁机趁火打劫，从中渔利。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论，其主要根据就在于人们生于世上，在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不平等就会互斗。其实，这是壹种客观、必然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体力、智力、品性、行为等各方面不对称的结果。但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并非妳死我活的关系，反而多数是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比如地主和佃农、工人和资本家，官员和老百姓等等，他们之间会发生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般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因为和平解决对双方有利，“妳死我活”则两败俱伤。何况人们的“阶级地位”不是壹成不变的，下层等级的人们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进入上层社会；反之，上层等级的人们也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坠入下等级阶层。所以，壹般地说，人们是能能接受这种阶级差别的，也就是说，阶级、阶层之间是可以在壹个国家和社会中和平共处的，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还必需指出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它并且宣示：无产阶级壹旦获得胜利，不是象其他阶级那样，赶紧制定“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 而是相反，“（无产阶级）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然后使整个社会回归到没有阶级、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马克思说的这壹预言从来没有成为那怕壹丁点事实，相反，他的后继者总是在当权后把“阶级斗争”搞得轰轰烈烈，甚至藁到共产党内，还要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由此可见，马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个人的臆想，或者他的骗术。

   四、为挑动劳资斗争而编造的荒唐无稽的“剩余价值规律”。

“剩余价值规律”被吹嘘成马克思“划时代的伟大功绩”，是揭露资本家剥削秘密的伟大“科学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发现之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究竞是个什么东西。

据考察，“剩余价值”壹词原为法国日常商业活动的术语，意为商品占有者不必付出代价而获得的价值增长。后被李嘉图的弟子汤普逊在其著作中借用，以表示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同手工劳动业者相比较而获得的超额利润。马克思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壹书中套用这壹概念，其含意则变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其预付价值的多出部分的价值。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主要借鉴于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观点，在斯密的时代（工场手工业时代）, 工人的活劳动无疑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因为当时科技元素尚未构成生产力的新因素。但是在壹百年后情况已轻完全不同了，产业革命己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蒸气革命已经显示出伟大的力量，火车、轮船、电报、大机器生产……己经广泛使用。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壹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壹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其实，这壹切并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而是科技发展并运用于生产的结果。马克思自已也不得不承认，“科学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生产力的壹个重要因素。”（《资本论》第1卷53页）如此，新的巨大生产力主要归功于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也就无庸置疑了。

可是，马克思在构建他的革命理论时，对这壹切故意视而不见，却从原始的、过时的“劳动创造价值论”中伸引出“剩余价值规律”，认定工人的体力劳动才是财富之源，认定资本家是“剥削者”、“寄生虫”。从而引伸出由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合理性。

鉴于事情本来如此简明而清浙，而马氏却如此“笨绌”，如此视而不见，我们就只能认定他是为了挑动劳资仇恨、煽动工人造反而故意创造的“科学”。

具体点说，这个所谓剩余价值是个什么东西呢？简单而直白地说，就是它只承认工人的体力劳动是创造价值之源，而把其他因素通通排徐在价值创造之外。举壹个最简单的事例：用手工生产某种产品——商品，每个工人壹天能生产10件；而某科学家发明了壹种机器，壹个工人操作该机器毎天便可生产同样的产品1000件。那么这新增的990件产品的价值是谁创造的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多生产的990件产品的价值，在扣除产品的成本和机器的拆旧费用之后，就都是这个工人创造的“价值”。这“价值”应全归工人所有。如果这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个报偿，就是资本家占有了它，就是剥削，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今天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新增价值绝不只是工人创造的，它首先归功于发明这个机器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按今天的说法，他们拥有这种机器的“知识产权”）；其次是为支持这壹发明创造而预付资金的机构或个人，如风险投资家的投入，没有他们的投资，机器只能是图纸；再次便是将这种新发明用于工厂生产、变成现实生产力的资本家或工厂主，他们不但购买了这种机器，还需要新建厂房、增添配套设备、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对机器进行保养、维修等等。接下去，在生产规模扩大了上百倍之后，资本家或工厂主还要在市场营销、商品调运等方面作相应的投入。所以，该机器新创造的价值应该在上述所有环节进行合理的量化分割、分配，至于具体的分配比例，应视各方贡献大小、承担风险的大小综合协商决定。这些已是现在人们的常识，是连小学生也懂得的“游戏规则”。

可是，马克思却不承认这些，他只承认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价值，因为产品最终是经工人之手“生产”出来的，所以，新增财富应该全归工人，其他人分占就是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他甚至把发明创造机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都说成是帮助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帮凶。妳看，多么荒谬的逻辑，多么强横霸道的“理论”！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违反科学、以偏概全、以愚昧落后对抗文明进步的壹种 “伪科学”，建立在这壹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掩饰“剩余价值论”的伪科学本质，马克思故意在价值的产生和形成的方式、利润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形态变化、以及所谓“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等方面故弄玄虚地大做文章，以貌似高深的“客观规律”吓唬人、胡弄人。其实不管怎样都改变不了它的伪科学、反科学的本质，很明显，马克思编造出这个“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规律”目的在于取悦工人，强调资产阶级乃至整个社会都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借以煽动工人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唤起工人们“名正言顺” 地去造反、抢夺。

在这里，也表现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仇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卷中说：

“机器不仅是壹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蒸气机壹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可以写出整整壹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调查》中更表达了对机器发明的敌视态度：

“机器上的每壹种改进就抡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壹种改进都像就业危机壹样给某壹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谴责“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

从中可见马克思主义 的反文明、反进步本质。

在资本主义初期，当机器的发明和使用逐渐兴盛起来的时候，工人将机器和机器发明者视为自己的死敌，他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捣毁机器”运动，机器发明者甚至被杀死。荷兰、英国、法国都出现过这种捣毁机器、追杀机器发明者的运动。这壹事实证明了，工人阶级并不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先天的“先进性”，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反科学、反进步的愚氓。工人与大机器生产结合是被迫的、被动的。在工人打砸机器的反文明、反进步的行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站在工人壹边，这也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科学，而是相反，它仇视科学、进歩，保护落后和野蛮。它的壹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挑动工人起来造反，让共产党人借机登上国家统治者的地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但是，文明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机器代替手工的时代，仍然不期而至，而且滚滚向前。面对机器取代手工劳动不可阻挡的趋势，马、恩只好把矛头转向“资本”，发洩对资本家创造了新生产力和新生产方式的仇视。在《共产党宣言》中，危言耸听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充满了血腥和肮葬”，资本“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为了丑化、诋毁“资本”，马克思、恩格斯甚至不惜对封建农奴制唱起了赞美诗和挽歌，且看它在《宣言》中的描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情、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这是壹段颇能蛊惑人心的文字，可惜，它说的不是事实，而是掺杂了偏见、歪曲和撒谎。它极力攻击、丑化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和冷酷无情，实际上，以金钱关系和契约关系取代封建制度下的等级制度和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欧洲实行的领主——农奴制就是这种关系），是历史和文明的壹大进步。“金钱至上”也在壹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就在马克思为封建的生产关系唱赞美诗和招魂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忘记过去不久的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记忆：路易十四、巴士底狱、断头台、以及路易十六的人头……难道马克思要否定这些伟大的革命事件？马氏故意夸大封建制度下温情脉脉的－面，又故意夸大、渲染了资本主义抹杀人性的壹面，这都是以偏概全。事实上，资本家们的精打细算与人性的温情脉脉并不矛盾，就像今天西方国家很多资本家壹边精打细算赚钱，壹边大手大脚做慈善；资本家也不排斥宗教，排斥文明，他们热衷艺术，追求享受，他们钟情自由民的宪政制度，开启了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都成了它的俘虏。总之，资产阶级开创了比封建社会、比小生产者更加瑰丽多彩的生活，更加发达进步的文明。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本身绝对无罪而且有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并没有使人类堕入寒冷的冰窟之中，却反而更加接近天堂的幸福之门了。倒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斩断了人世间壹切温情，撕下了人性中最后壹块面纱，剩下的只有冷酷无情的、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两相对比，谁是文明进步，谁是野蛮反动难道还不－目了然吗！

五、鼓吹暴力，钟情血腥的“无产阶级专政”

壹个人对待暴力的态度，往往是判断其品格、人性、良知的天然尺度，对政客尤其如此。可以说，壹切鼓吹暴力、钟情血的统治者哪怕戴上最耀眼的光环、披上最美丽的外衣，也掩盖不住其豺狼虎豹的丒恶本性。马克思主义就是披著“解放人类”外衣的的豺狼虎豹，它比－般暴徒更加高明，也更加恶毒毒辣，它以同情弱者、追求正义之名，行暴虐劫掠杀戮之实。

马克思主义承认，它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认定在获得政权后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它钟情野蛮、嗜好血腥的暴虐本质。

马克思主义壹开始就是以壹种造反、复仇者的面目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淋淋尽致的表现，通观全文，到处是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挑衅言词，壹付要把现实世界砸个稀巴烂的架式。为了标榜自己的独特，它与欧洲－切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线，独创了“共产党”这－名词，它甚至将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斥之为“反动”、“保守”。总体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其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马氏在他1850年写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壹书中，第壹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字眼。其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宣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就是后来壹切共产党独裁者推行极权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共产主义天国也就被永远地推后了。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实行的“工人阶级专政”。但指责它专政得不够彻底（如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和及时向凡尔赛进军），没有彻底“推毁旧的国家机器” ，因而最终遭致失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把是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的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界线。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涵和特点是什么呢？，列宁对它的解释是：“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换句话说，专政就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这比之封建帝王的专制又更进了壹步。也因此，后来－切列宁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都远比历史上任何政权更为野蛮、残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专政”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从英国的“克伦威尔 ”专政，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专政”的后果除了演变成血淋淋的个人独裁和无法无天的大屠杀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地方。然而马氏不管这些，仍然执意要实行专政。

为了给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合法性，马克大肆鼓吹所谓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说他们它与最先进的现代大机器生产相结合，所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又是“无产者”，所以最“大公无私”，“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还说：“如果它通过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已这个阶级的统治。（见《共产党宣言》）

这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欺骗，就是十足的书呆子式的推理。按照常理，人类中的“先进者”要么是知识文化上的优秀分子；要么是创造财富中的能人。而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在文化知识和财富创造两方面都几乎都是“空白”，处在社会底层，何来先进性可言？至于大公无私云云，则纯粹为政治需要加给对方的壹顶高帽子，有如夸奖乞丐最为“清廉”壹样。至于他们掌权后要消灭自已的统治云云，则近乎痴人说梦。后来无数事实证明，那些“无产者”－旦夺权成功，有了权势，其追求超级享受的本领会让帝王汗颜，而他们的无知和愚味，在统的野蛮残暴方面、在摧残文明方面，都会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简言之，无产阶级既不是什么“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成了万恶之源。

今日，“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臭不可闻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代名词了。原因便是那些列宁版的 “社会主义”国家，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使不受限制的恐怖统治，结果，在那里分配更加不公，官员更加腐败，特权更加横行，社会更加黑暗。最后的出路不是垮台，就是“变质”。所以，今日连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极少数共产党国家都不愿意再打这个旗号了。

六、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信口开河式的“设计”， 给后世带来无穷灾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在谈到他未来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具体兰图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甚至黔驴技穷了。这是必然的，因为那只是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谁也不可能为其开出壹套周全的，实用的“处方”。但是，为了自己学说的完整性，马、恩不得不借助于曾被他斥之为“反动”、“保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成果，再加上自己的壹些想象，拼凑成信口开河式的未本社会的兰图。概括地讲，大致是：

共产主义社会是产品经济，物质极端丰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考虑到这壹目标短期难以实现，便将它分成“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低级（或初级）的阶段叫做社会主义，只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样就把所谓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变成真正的画饼了。

这个社会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完全由国家控制下的公有制（实即国有制），和在此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它生产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因此它不需要货币，不经过交换，而是实行直接的“等量劳动等量分配”；所以也就消灭了任何形式的剥削和被剥削。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实现这个目标呢？马、恩的说法似乎很简单，很容易，比如消灭私有制，只要用暴力手段剥夺“剥夺者”（即有产者），来壹场生产资料归公就行了。但实际上绝非如此简单，诸如公有化的具体形式，是全国统壹国有化、还是分级分地区公有化；是实行全国统壹分配还是分地区统壹分配；公有化的企业由谁去管理，怎样监督才能避免公有企业的管理者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如何使工人由过去雇佣劳动者真正变成企业的真正主人；在企业壹切活动按计划、指令执行的情况下，如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又如按劳分配，衡量个人労动量的具体方法和标准是什么，在没有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如何做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什么是“各取所需”，由谁来界定这种“所需”；在社会成员脑力、体力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人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其中很多蕴含了复杂的矛盾。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就这壹切给出具体答案。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问题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的痼疾，也成了促使这些 囯家垮台或者”变质”的重要因素之壹。

要消灭壹切形式的剥削，首先就必须找到壹种绝对公平、公正的分配方法。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先精确计算社会的劳动总量，确立总供给和总需求，保证两者总体平衡；然后计算每壹个个人所能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借以确定他从全社会的劳动成果中可以分得多少产品和服务，使之既不受“剥削”，又不剥削他人。这个重任当然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但在壹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人口的国家，要进行这种精确计算，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难题呢？在马、恩的有关论述中，他们曾试图破解这个不亚于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请看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说法：

“在壹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不表现为产品上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著。”于是，“每壹个生产者，在他作了各种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壹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妳看他说得多么玄乎，多么轻巧！但几乎是以“不答作答”。妳看，每个人的劳动直接就变成了“社会劳动”，不要经过交换，不要经过价值判定和换算，不需要货币，也不需要考虑各种流通环节，总之，不需要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全社会的产品就能公平、平等、不偏不差地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上了。

然而谁都知道，社会上每个人的“劳动的量”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从事的具体劳动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取消了“社会劳动”和“价值”的概念，取消了统－的价值尺度和核算工具，如何才能做到 “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呢？马克思没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他只像上帝－样指出“应该怎样”就完事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试图解答这个难题，他说：“社会壹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壹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不同，从壹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壹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曲折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些产品平均需要多少的社会劳动……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壹切，而不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原来恩格斯也没有什么妙法，他提出的是靠“日常的经验”，靠主观的判断。真是越说越玄乎了！在这里，恩格斯似乎只是在面对壹个村庄、壹个生产队、或者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公社”；然而对于壹个国家、壹个有千百万人口，千百种不同行业、产业，千万种不同用途、不同性能、不同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说；对于不断变幻的供给和需求来说，恩格斯这壹说法无异于痴人说梦，是明显的在愚弄、糊弄大众。

实际上，别说是在那个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就是在今天有了－秒钟运算壹万亿次的计算机，也绝不可能把全国人民、全社会的需求与供给精确计算出来，并使每个人的付出与获得完全相等。因为它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个人”， 是不断变幻的人的思想、行为。所以，这是个无解之题。

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说教如何去实施？所以，后来列宁也说：马、恩并没有给未来社会经济兰图作出具体设计，马克思不想制造经济“乌托邦”。而实际上列宁及其继任者们只能制造这种经济乌托邦。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尚可应付，壹旦进入正常的经济建设，就发现没有货币、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经济”寸步难行。斯大林只好“变通”：“保留货币的形式即‘外壳’，只作为核算工具”。至于这样变通后，是否能保证“每个人付出的劳动，在作了各种必须的社会扣除之后，刚好等于他给社会付出的劳动量”，那就只有天晓得了！最后它实际上执行的是－种比资本主义更为恶劣的“按权分配”的强制计划经济，这种制度窒息了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扼杀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原来宣扬的“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贫穷”，实行这壹体制的国家无例外地变成了“短缺经济”。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经济乌托邦为什么也能维持了几十年之久呢？答案是：这种制度下受苦受害的是－般民众，官僚们反受其“益”。而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只能忍受，因为在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极权统治之下，他们不可能揭竿而起，他们没有选择，只有老老实充当奴隶。

但也 正是这个经济乌托邦，终究使它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败下阵来。

行文至此，不觉想起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言：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

说得多么精准！而马克思主义恰恰与这个警告背道而驰，它将私人财产“公有化”，而将公权力变相“私有化”。坠入灾难之门就是不可避免了。

最后，还应提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宣示的共产党壹些基本政策主张和价值观，这些本属于公开的东西，但知道的人却很少。它涉及到的东西很多，这里仅择其－、二。

壹是该文第二即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提到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的问题，《宣言》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消灭家庭和实行公妻制——笔者）这种可耻意图表示愤慨。”

那么，“共产党人” 是如何答复这种指责的呢？作者说：资产阶级叫喊“妳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 “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向就有的。”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

这样我们也就说明白了：“共产党人主张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

马克思言出必行，他自己以身作则，他与女仆海伦通奸，使其成为自已的“性奴”，从精神和肉体上完全占有了她， 海伦的劳动也就不用付给报酬了。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所为，个人的实践，还达不到在全社会实行公妻制的目的，因为其时马克思尚未掌握国家政权。列宁就不同了，他夺得了政权，在他领导所谓的“十月革命”中，－度实行了 “公妻”—— 在男女关系上推行“壹杯水主义”， 形成了全社会的乱伦狂潮。中共在莫斯科受训的领袖们也占染此风，掀起了“换妻、换夫”热潮（参见本书第二部延安整风章节）。又据说列宁本人也因淫乱无度染上性病（梅毒），成为促使他过早死亡的原因之－。

由此也就可见，马氏和列氏不是个壹般的学者，也不是壹般的“革命家”，而是打著“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旗号、充满暴力嗜好和流氓精神的狂徒，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当时欧洲各国视共产党为“幽灵”， 视共产主义为“瘟疫”了。

次是《宣言》中提到：“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的问题。马、恩怎样回答呢？不答作答，他们写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接著进－步强调：“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 意思是说，只有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才是最重要的，政权就是壹切，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国家、民族，在政治利益面前都不值壹提。所以，后来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祖国，不承认自已的民族，他们都只把苏联当作自己的祖国。毛泽东就明确地说：共产党人的祖国是苏联，首都在莫斯科。

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祖国”，当然也就不把“卖国”当作壹回事了。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列宁便要求他的第三国际成员，趁本国参战之机进行破坏捣乱，促使自己的国家战败，以便共产党乱中夺权。在中国，当1929年苏联发动侵略中国的中东路战争时，中共响应莫斯科的号召，居然要拼死去“武装保卫苏联”，原来苏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

还有如：宣言中说有人认为宗教、自由、正义、道德是“永恒真理”，“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马克思及其传人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都自觉地跟既有的人类文明对著干，逆历史潮流而动，绝对“废除”——而不是“革新”——人类的“道德”，并与“自由、正义”这些“永恒真理”势不两立。

仅仅从这些极不全面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了。

马克思暴力社会主义的扭曲与发展：列宁主义

在中共的各种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称为“马列主义”，有意将两者混为壹体，目的自然在于说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承和发展。而壹般人亦不求甚解，把两者当作壹回事。比较专业的著述则介绍了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壹些内容，当然都系正面的评价，说明列宁对马克思思想主义的重大贡献云云。

其实，按照真正“正规” 的排序，马死后是恩，恩死后则是他亲自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伯恩斯坦，所以，伯恩格斯坦才是马克思主义“合法”继承人。伯氏后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重大修正，这种修正其实是对晚年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理应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承传。后来的列宁，则从相反的壹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壹面加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为激进的布朗基主义靠拢，形成壹种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结合的极左怪胎。

但是由于列宁后来夺得了俄国政权，便以国家的力量向全世界输出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致使在后世人的眼中，它反而成了正宗。

列宁主义被作为壹种“主义”称呼，与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壹样，都是其政敌在论战中攻击它的壹种贬义词，由此可见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者从来就是不得人心的。只是后来他们的信徒将计就计，把它们当作正面的词义加以使用。

列宁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它的传人斯大林在其1924年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中对它的定义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氏的意思是说：当时的资本主义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了，它已发展成了“帝国主义”，按照列宁的解释，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快要“死”了，所以特别疯狂，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侵略、战争。列宁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成了帝国主义，它们为了争夺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市场，争夺殖民地，产生了矛盾而且互不相让，于是就发动战争，第壹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列宁主义也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提出的重要的新观奌就是“修正”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并且要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认为，这时的帝国主义已经不是铁板壹块，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的国家）发动革命并取得胜利，然后用同样的方法，在其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而不必考虑这些国家的发达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

列宁的这壹修正，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样壹来，共产主义革命就可以不是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壹切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推翻了社会发展必须由低级到高级的逻辑。它在客观上把共产主义革命等同于壹般的改朝换代了，而这种改朝换代的结果，也就很难说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了。

马克思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哪壹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完全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壹“原理”， 因此他所创立的“苏联” 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的“国家”和“社会”，是非常可疑的，需要加以重新认定。

其实不管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都知道自己从事所谓的“革命”，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借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不过是壹种手段，壹种策略。这个手段、策略必须为自己所用，为自已服务，而不是倒转过来为其所制。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俄国的革命就不能搞了，搞了也不能叫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还拿什么去号召、组织工农群众呢？所以，经过权衡，列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篡改马克思主义。只要能夺取政权，其他壹切都不重要。从这壹角度说，列宁是壹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在同壹著作里，斯大林进壹步指出了列宁主义的“精髓”：“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怎样才能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怎样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斯氏在这里亮出了列宁主义这壹“底牌”， 也说出了壹切追求专制独裁者的心声，这乃点睛之笔。斯氏之所以如此坦率说出这壹点，也是为自己日后继承列宁的位置，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的独裁统治制造舆论。果然，斯氏掌权之后，就进壹步发展了“列宁主义”，实行比列宁更加残暴专制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和斯大林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说过，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应遵从“巴黎公社原则”，而“巴黎公社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参与“专政”的政党应代表无产阶级各阶层、各派别（左、中、右各派），而且，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法官都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选民并有权监督他们，并可以随时弹核和罢免他们。

然而，列宁在实践中却完全抛弃了这些基本原则，他首先把无产阶级各党各派派共享的“专政”变成“布尔什维克”壹党壹派的专政。接著，很快又将“布尔什维克专政” 变成他个人的独裁，并且宣布：“个人独裁（应）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

这样，马克思所说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官员必须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监督并可以弹核、罢免，也就全被他取消了。列宁毫不犹豫地将官员的任免权变成他壹人的专利，他壹人随心所欲地独裁。列宁并且如此解释“专政”这壹概念：“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釆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3卷第216页、623页）

由此可见，所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壹种虚晃的托词，列宁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壹种为达到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目的的不择手段的极权主义。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抛弃并加以篡改，它釆取马克思主义的壹些做法，如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而是这样做更有利于其实行极权专制统治。它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壹种新型的、更加恶劣的“君主制”（ 有人称之为“党主制”）。 后来，苏联及所有苏式“社会主义国家”， 都遵行列宁这种模式，所以称其为“列宁主义国家”更为合适。。

列宁在其革命成功六年就去世了，很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办，继任的斯大林进壹步发展、完善他的这壹体制，使其变得更完善，更恶劣。

苏联垮台后，中共曾经宣传壹种观点，说列宁选择斯大林作接班人是壹个错误，而且在最后关头列宁察觉了这壹错误，想加以纠正，故在临终前写下了壹封遗嘱，要求在其死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中提到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粗暴、专断、不善于团结同志，不适合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壹职。这封遗嘱的原文未见公布，据说被斯大林扣下并烧掉了。当局宣扬的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后来苏联出现斯大林的专横暴政主要是列宁选错接班人所致。这就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正如中共创始人、首任和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晚年所指出的那样：“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我们若不从制度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 壹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陈氏的点评可谓壹针见血。就拿列宁遗嘱这件事来说吧，假若真有其事，列宁本人就被他自己建立的领袖独裁制给打败了，因为新的总书记有权扣压他的遗嘱并把它给烧了！

下面我们具体看壹看列宁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修正、篡改了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上壹章中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

（壹）提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不壹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可以发生在很不发达的、落后的俄国；可以不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同时取得胜利，而是可以在壹国内取得胜利。从而从根本上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的前提和性质。

   关于这壹点，上面己经说过了。经过列宁这壹篡改，于是后来出现了如中国、北朝鲜、印支三国、古巴等－批更加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己沦为落后国家造反夺权的野心家蒙骗人民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则成了壹小撮野心家实行独裁和恐怖统治的代名词。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肯定会起来辟谣，指斥包括前苏联在内的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冒牌货！实际上，迄今为止，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没有犮生，所以地球上也没有过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

（二）修正、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恩所说的“无产阶级”，是特指近代产业革命后的产业工人，并非是指壹般的手工业工人或“穷人”。产业工人的特点是自己没有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同时又具备大生产所必须的技能和组织纪律性，是直接与资本家对应的人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特别说明他们所说的工人阶级不包括农民、城关市民；宣言中把农民、市民和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私有者统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指其力图保留小私有制，并努力成为资产阶级——笔者）。《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专门辟出壹小节批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此类人。而对于穷人中的流氓无产者，马恩持更鄙夷的态度，说他们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部分”。

然而，列宁出于实际的造反夺权需要，擅自把“无产阶级”的概念扩充为“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工农兵苏维埃专政”。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更是大力吸收流氓无产者参加“革命队伍”。这就使这场“革命”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在中国，因为产业工人更少，共产党的夺权战争，是壹场完全的“农民战争”，在初期更是主要依靠“流氓无产者”（参见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

其次，马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整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列宁完全背弃了这－原则，把它变成自己个人的独裁。又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这种专政是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建立的壹种过渡形式，它的任务除了镇压敌人反抗、保护政权以外，壹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政权的特殊使命是，要创造条件，逐步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它自己的统治。

可是，列宁在夺得政权后，因为俄国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只得改提“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 后又攺为“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工兵农专政”等等。 虽然本质上都是共产党壹党专政，但已经远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

据学者考证，“专政”壹词始出自古罗马共和时期，本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战争时的壹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在独裁期间的行为。马克思采用这壹词语表明，他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仿效“迪克推多”的壹种过渡措施，目的是在革命秩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为了不使革命半途而废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然而，列宁为了给自己专制独裁制造理论根据，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里，以国家尚不具备消亡的条件为由，提出在整个由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向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加强，实际上把专政永久化。又由于列宁在夺取政权过程中把所有其他革命政党都消灭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成了－党（布尔什维克）专政。

壹党专政刚刚巩固，列宁就又著手实施党内的领袖独裁制。他从改变党内选举制度开始，将原来由下至上的民主选举各级领导人，改变为由上而下的指派和委任制，党内民主被废除。然后，他利用原来的肃反组织“契卡”，作为对付党内、外的异见分子和政敌的特务组织，“契卡”后来发展成为秘密政治警察格克勃，成为斯大林剪除异己、实行个人独裁的的恐怖组织和斯氏个人的专政工具。

在国家学说方面，列宁主义也暴露了它的赤裸裸的极权主义本色，列宁公开宣称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就是用于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这是赤裸裸对启蒙思想家关于国家“契约性质”的践踏和倒退，甚至连封建帝王的“奉天承运”、“代天牧民”都不如。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以他为首的少数政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此外－切都是伪装和欺骗。  

杜撰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疯狂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

早在1916年，列宁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壹文。列宁所称的“最高阶段”即“最后阶段”，他断定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成了“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世界进入了“无产阶段革命的前夜”。他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段立即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将这个“垂死的”、“万恶的”帝国主义送进坟墓。

列宁编造出“帝国主义”这壹“新概念、新理论”之后，随即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专事向各国“输出革命”， 统壹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造反夺权活动。可是，它的扩张首先在欧洲碰壁，共产党在德国、匈牙利等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在西班牙也最终失败。现实使列宁及其继承者认识到：暴力共产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市场。于是迅速转变策略，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将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作为它扩张、渗透重点的决定，中国则成了首选。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这壹战略转移是“正确的”、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贫困、落后、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才有市场。而这壹事实也恰好证明了列宁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扶持壹小撮苏共的走狗在贫穷落后、传统统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变相复辟君主制，达到将苏联建成世界共产党超级帝国的目的。

从理论上考察，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更是壹派胡言。如今－百年过去了，这个“腐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奄奄壹息的帝国主义”（ 毛泽东语）不仅没有死去，反而比过去更好，更加生机勃勃，并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主流。相反，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行解体、完蛋了。那些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卫星国，殖民地也树倒猢狲散，连同它们的主子壹起加入到“资本主义阵营”中去了。

“列宁主义”还用得著批驳吗？！

（四）提出并实行了壹套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党建理论，将共产党改造成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的超级暴力、黑恶组织。

列宁的布尔什维党（后改称苏联共产党）的母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是带有壹定民主色彩的政党。布党从其中分裂出来后，列宁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具有了与极权主义相适应的黑恶组织性质，如建立铁的纪律，实际上能进不能出，活著进去，死著出来；领袖独裁，高度集权，党员必须无条件效忠党的领袖；建立严密的全党监控系统，实行特务统治。在夺得全国政权后，将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实行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共产党垄断全国的政治、経济和意识形态，还变成为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对全民实行监控的超级特务组织。这－切后来都被推广到所有苏式共产党国家中去。

领袖专制独裁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党内矛盾和斗争，于是，残酷的“路线斗争”连绵不断，内部清洗、屠杀成为苏联共产党内的特殊“风景线”，并被所有共产党囯家所仿效。

（五）创造了在落后国家中进行俄式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理论”， 即首先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招牌，借以欺骗民众，笼络人心，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实行“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共产党壹党专政。

列宁的这壹策略非常成功，从此，壹些东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信徒和流氓政客，均打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号，骗取本国人民的支持，待到夺权成功，立即変脸，宣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接著又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壹策略首先在中国运用成功，并被毛泽东加以发展，成为中共夺权成功的“三大法宝”之壹的“统战”法宝。所以，列宁及其继承者，实为超级的“政治诈骗集团”。

总而言之，列宁主义是比早期马克思主义更加暴力、更恶劣的极权主义。

最后，探索壹下列宁主义的渊源。笔者认为，列宁主义除了发展了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的之外，还受到法国早期激进和冒险主义革命家布朗基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与之结合。布朗基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但却是个狂热的暴力革命的鼓吹者和实干家，曾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未执行），壹生大半时间在牢狱度过。布朗基也赞同共产主义，但他褪去了马克思主义那壹套烦琐的、骗人的“哲学”外衣。他说得干脆、直接，不加掩饰。他认为只要能夺得政权，不管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管社会处于何种阶段，通过暴力专政，就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推崇“革命暴力”、推崇“专政”，不过他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骗人的幌子。他明确宣称，革命和专政都是靠少数革命家去实现的事！妳看，除了没有马克思主义那套繁琐骗人理论之外，其他与列宁主义如出壹辙。由于布朗基否认了马克思主义那套“理论”， 所以被马、恩及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严加攻击，树为“敌人”。其实两者本是孪生兄弟。到了列宁，他在实际上与布朗基合流，但他学布朗基主义只做不说，主要是因为布氏说话太直白了。列宁还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壹些适合劳苦大众口味的东西，对民众更具欺骗性。

关于布朗基主义，恩格斯在晚年对其有壹段极中肯的评语，恩格斯指出：“由于布朗基把壹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现实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壹个或几个人的专政。” 这与几十年后列宁的“革命”多么吻合。

不过，就个人品格来说，列宁以及其后的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却远远不能与布朗基相提并论，布朗基直言直往，不打诳语，不骗人；他是壹个真诚的革命者，传统的反叛者，而且似乎看不出他有当新帝王的思想，在他逝世的前壹年（1880年）还办了壹份叫做《不要上帝，不要老爷》的报纸。

与壹心想当新沙皇，当当今秦始皇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流相比，布朗基算得真正的革命家。

   附壹：关于“十月革命”的真相及“斯大林主义”

随著前苏联的瓦解，历史挡案的解密，壹些长期以来被共产党当局刻意隐瞒、歪曲的历史亊件，其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所谓“十月革命” 即其中之壹。

壹、所谓“十月革命”的真相

凡是在共产党国家生活过、读过书的人无不受到这样的教育：是苏联共产党发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毛泽东则说：十月革命壹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誉为“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

然而，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原来这也是壹场骗局。

真正的情况是，“十月革命”不是壹次推翻沙皇俄国帝制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已经在俄国各个革命党派联合行动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策划的壹场对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军事政变”，是列宁排除其他革命政党、独占革命成果的壹次阴谋亊件。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次各个革命政党的联合行动，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而是主动退位，成就了这壹结束帝制的伟大革命。所以这位沙皇被称为“赤诚的爱国者”。沙皇退位后由国家杜马（议会）选举出了－个委员会执行过渡政府的职能，以便筹备召开制宪会议，选举正式政府。这个委员会就是史称的临时政府。所以，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全俄各党各派都参加的立宪会议。在当时，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各政党中占绝对优势，而俄国社会革命党则是其中的老大，它主张实行立宪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经过初步磋商，各党各派大致同意这壹主张。如果这壹进程不被破坏，革命后的俄国无疑将是－个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二月革命时列宁尚在瑞士，他得知成立临时政府后立即指示他国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羽不要支持它，同时要立即组织工人赤卫队，准备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

临时政府接管政权后，俄国继续参加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壹方对德国的战争，同时，采取措施进行了－些民主改革，如放开了党禁，释放政治犯等。但制宪会议的筹备工作却进展缓慢，各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都不太满意。临时政府改换了五届，但立宪会议仍未能举行。

列宁于4月从瑞士回到当时的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他回国的主要目的就是策动推翻临时政府。当年7月，列宁制造了旨在推翻临时政府的“七月事变”， 但以失败告终。临时政府公布了列宁叛国投敌（德国）的大批证据，被作为“俄奸”通辑。列宁无法在国内立足，再次逃亡国外。此后列宁主要在国外从事筹集政变所需资金、武器的活动，准备武力夺权。

由于其他革命党派对临时政府的工作也不满意，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了几个政党策划推翻临时政府，但是指挥这次行动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各党派组成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军事委员会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最大比例，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

俄历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晚，军事委员会发动了对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突然袭击。此时临时政府的军队在前线与德军作战，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也不在彼得格勒。临时政府本来就不是巩固的政权组织，它的成员也没有继续执政的意愿，也想就此把政权交还给各个革命党派，因此进攻冬宫几乎没有受到抵抗。守卫冬宫的是彼得格勒士官学校的学生，士官生们并没有进行抵抗，因为他们也愿意临时政府下台，以便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正式的国家政权。实际守卫冬宫的只有壹支几十人的妇女，但她们也无心、无力抵抗。攻击冬宫的工人赤卫队、红水兵也是军事委员会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但冬宫卫队队长主动打开了宫门，他们便壹拥而入，大批看热闹的市民、流民跟在赤卫队、红水兵后面也蜂涌进入冬宫，形同壹场闹剧。所以，随后“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 在当晚发表的“公告”中称：“攻占冬宫之夜”“未流壹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列宁是在事发之后才赶回来的，他事后也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取壹根羽毛－样。”

轻易就取得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胜利，当晚，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以便由立宪会议决定俄国的未来。

然而，列宁却在紧张策划独占革命成果的阴谋。为了麻痹其他党派，他表面上仍然表示支持召开立宪会议。但实际上则釆取步骤，将其他革命党派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不久，临时权力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换成布尔什维克的人马，继而又强行撤销了苏维挨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然后宣布：“壹切权力归苏维埃”。实际上壹切权力被转移到布尓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

下壹步，列宁的如意算盘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进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如果他的布党能够获得立宪会议的多数，便可“和平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否则，便取消立宪会议，以武力实行政变，夺取政权。

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在顺利进行中，几千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列宁以为，由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主持的这次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布党肯定会获得多数，届时就可以按他的意愿行事了。但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是：全部707个议席中，布尔什维克只得175席，占24.7%，它的主要对手社会革命党获得410席，占57.99%，另外，孟什维克获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个民族政党获86席，其余分属各个小团体。

列宁党的惨败，反映了俄罗斯各族人民和各派政治力量对暴力社会主义的唾弃，对建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壹致认同。这时，列宁唯壹能做的是阻止立宪会议的召开，他召回了布党制宪会议的代表。但他未能阻止召开制宪会议，他转而不得不同意如有400名代表到会就可开会。结果到了410名代表，只好让会议如期举行。

这时列宁己决定使出他的最后招数：以武力武力驱散制宪会议。他事先在会议召开地塔夫利达宫附近埋伏了1000名水兵，还事先拟好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只等会议开始便立刻采取行动。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列宁在会上立即发表“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随后便召来大批武装士兵，强行驱赶与会代表。但大部分代表不肯就范，他们硬顶软磨，直到到次日凌晨才被全部驱走。列宁这壹野蛮行径引发了全城工人、学生、市民的强烈抗议和示威游行。老羞成怒的列宁早有准备，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对示威游行者实行武力镇压。顿时，示威者倒在血泊之中，血腥恐怖笼罩全城。俄罗斯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就这样被扼杀、葬送了。壹个比沙皇专制十倍、残暴百倍的政权上台了。

由此可见，所谓“世界第壹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不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而是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政变的产物。

这里必须补充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拥有武力优势，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呢？除了布党历来重视武装斗争之外，主要是列宁靠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向其交战敌国德国交换得来。列宁长期在国外流亡，第壹次世界大战初起，列宁便认定乱中夺权的时机已到，他向各交战国的共产党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加紧武装起义和捣乱，以便促使本国政府战败，趁乱夺取政权。但是这壹“卖国” 号召， 受到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抵制。列宁只好在俄国身体力行，他不惜与正在与俄国交战的敌国德国政府勾结，许以在俄国制造内乱，迫使沙皇政府退出战争，并促使其垮台，由布尔什维克党乱中夺权，掌权后，与德国缔结和约，并向德国割地赔款。以此换取德国对他援助足够的金钱，购买武器弹药，建立武装，作为在国内发动暴乱夺权的资本。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批准了这壹交易，向列宁提供5000万金马克（约合900吨黄金）的援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造反起家的主要资本。列宁靠了这笔资本，组织起了强大的雇佣军，终于夺取了俄国政权。

在这场可耻的交易中，列宁充当了德国间谍。俄国临时政府侦察到了列宁的叛国活动，在列宁组织“七月事变”失败后，临时政府便在报纸上公开了列宁的叛国罪证，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通缉捉拿列宁。同时，列宁还与敌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尔其等国也进行了类似的肮脏交易。

列宁的“革命”成功了，德国政府便立即要求列宁兑现承诺。双方开展了谈判。德国要求俄国割让15万平方公里国土，外加30亿卢布“偿还”德国。不料这壹要求遭到了俄共（布）中央领导层的反对，眼看列宁无法兑现承诺，德国政府恼羞成怒，向列宁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俄方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下令向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军亊进攻。双方开战了……最后，为了保住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以辞职、退党相威胁，终于迫使俄共（布）中央勉强同意与对方妥胁。可是，这时德国将赔偿的价码提高到了60亿卢布，割让的面积也要进壹步扩大。列宁无可选择，只好全部满足对方的条件。于是于1918年3月苏德边境的俄方小镇布列斯特，苏俄与德国及其盟友签订了苏俄退出战争，向德国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60亿卢布的条约，即“布列斯特和约”。实即－个最大的卖国条约。

不过幸运的是，9个月以后，德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在壹战中战败投降。苏俄趁机废除了这个条约，收回了大部分割让的国土，但其卖国行径已经镌刻在俄国的历史之上。

以上就是“十月革命” 的历史真相，也是列宁这个俄国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真面目。

列宁用武力扼杀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以后，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引发风起云拥的叛乱。即使如原来同情列宁和布党的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忍不住泪水在当天愤怒地写下了《壹月九日和壹月五日》壹文，将这壹天比之1905年1月9日沙皇政府在彼得格勒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高氏发出绝望的呐喊：

“列宁党用他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

为了掩盖1918年1月5日武力政变的事实，并证明自己的政权是靠流血从沙皇手中得来的，列宁和斯大林等在其后大肆编造“十月革命”的神话和谎言，说冬宫当时有二千余名士兵驻守，攻占冬宫之夜“是流血之夜”，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打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号角”，等等。并命令伪造了大量文学、影视作品，向人们灌输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纪元。而对自己通过军亊政变夺取各个革命政党共同的革命成果、扼杀立宪会议于血泊中的罪行则严密封锁，用谎言强行代替了真实的历史。

列宁及其布党1月5日政变夺权成功后，全国各地随即爆发了广泛的示威游行和起义、暴动，均遭到血腥镇压。但是镇压并不能平息反抗的烈火，接著便演变成全国性内战，并引来了国际干涉。这就是后来苏共宣传的外国帝国主义对苏俄革命的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的由来。

由于苏共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壹期间的历史真相被长久歪曲、隐瞒、篡改，掩没。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下面摘引几则俄罗斯的解密挡案，听听当时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以窥见当时俄国之真实情况。

下面是壹支农民起义军对奉命前来镇庄的红军发出的文告：

“……难道说妳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壹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 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壹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妳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壹个村庄，在妳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妳们，应征的士兵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们最后壹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妳们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第87页署名左凤荣的文章。）

下面是壹个喀琅施塔得－位市民写给亲戚的信：“我们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闻就是天天发生暴动，因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得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饱，可又不能用钱买，警察到处撵人，不让随便做买卖；市民杀死了4个警察，现在暴动闹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水兵也在闹暴动。人们都希望允许自由贸易，看样子春天就要爆发壹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因为这里所有水兵和红军战士都不想要公社，他们高喊：‘打倒公社，让我们自由生活。”（同上第88页）

－个红军司令部电工梅利曼发表退党声明：“我目睹了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亊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壹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已的大家庭。”（同上第89——90页）

－个女教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的退党声明：“我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壹切为了人民’ 这句口号的圣洁和美好而深深感染，于1920年2月成为俄共预备党员，然而就在有人对和平居民、对我深爱著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个孩子打响第壹枪的那壹刻，我想到我可能被当作那些滥杀无辜者的同谋，因此我从打响第壹枪的时候起，便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共预备党员了。”（同上第91页）

－个机械工希舍洛娃的退党声明：“我请求不要把我视为俄共党员，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共产党员就是壹帮暴徒。他们就象凶残的野兽那样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恨不得吸干人民的鲜血。”（同上第92页）

但是人民的反抗仍然被残暴地镇庄下去了。这期间，列宁还背信弃义，下令将当年主动退位、让出政权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壹家，包括佣人、厨子全部杀个精光。

由以上所述，我们也许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壹、壹切靠暴力、阴谋、欺骗手段上台的独裁政权，都要篡改历史，伪造历史。斯大林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即是此意。所以，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宣传的历史都是虚假的，伪造的。暴力恐怖和谎言愚民是－切极权政权不可或缺的两翼。

第二、壹切极权政权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肮脏历史，和不能见诸阳光的真相，因为它只能靠这些不光彩的、见不得人的血腥、卑劣手段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

第三、俄国人民，以及后来不断被列宁、斯大林征服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决不是主动选择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而是在暴力胁迫下无可奈何的顺从。

第四、在壹定时期，壹定情况下，暴力确实可以左右壹切、改变壹切，这就是社会实现，也是人类的悲剧。列宁就是靠著优势的武力，靠著被愚弄和被胁迫的民众充当他的炮灰和工具，将俄国各民主革命政党和民众的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建立并维持了他的赤色帝国长达七十四年之久。

但是，如果从人类总的历史发展趋向来看，向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方向迈进仍然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七十四年后，苏联这个庞大的、曾经不可壹世的赤色帝国终于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关于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另壹位魔王级人物，但他本人并没有刻意建立什么“主义”， 是后人和他的政敌帮他总结出了壹个“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作为壹种“主义”，他自己以及苏共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只是强调斯大林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伟大领袖。这当然主要是为了维护斯氏的马列主义“正宗”传人的形象。不过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也确实谈不上什么“主义”，就如首先提出“斯大林主义”这壹概念的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斯氏在理论上确实谈不上有什么建树、更无体系，“斯大林主义”不过是壹套极权的官僚制度、警察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的大杂烩而已。但是，作为列宁的继承者和长期统治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独裁者，他总还是有壹些自己特色的东西的。据后来他的政敌铁托的概括：“斯大林主义” 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主义和暴力专政，经济上是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和专制统治，国际关系上是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主义。这虽不全面，但大概不错。壹句话，斯大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创建者、统治者。

虽然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与列宁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但他在实践方面也确实发展了列宁主义。它的主要“贡献”有：

通过残忍、丑恶、卑鄙的党内斗争，完成了由苏共党内高层集体专政到斯氏个人独裁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是上世纪30年代斯氏发动的内部大清洗的肃反运动，其高潮是斯氏壹手导演的“莫斯科大审判”。

  列宁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面临著新的权力洗牌。斯大林以其超强的狠毒和狡诈，运用极其残忍、卑鄙的手段，清除了所有政敌，建立了较列宁更为专制、更为残暴的个人独裁统治。斯大林的主要政敌、最终死于斯氏之手的托洛茨基（这里顺便说明，托氏本身也是个极左派，他与斯氏之争，完全是狗咬狗的内部权力之争），曾指责斯大林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笔者以为，这真是太贬低斯氏了，照实说，不管是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其他法西斯头子，他们都没有资格与斯大林相提并论。举个浅显的例子，希氏执政之初，由其密友，纳粹“二把手”戈林亲自导演了壹出“国会纵火案”，目的是嫁祸给当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头头、共产国际西欧局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季氏当作“纵火犯”惩办。于是准备了半年多，由帝国法院在莱比锡搞了场公开大审判。但结果却壹败涂地，季氏趁法庭辩护之机大肆攻击纳粹当局，宣扬共产主义。最后季氏被无罪释放，还被引渡去苏联。希特勒当局可谓偷鸡不著蚀把米，颜面尽失。

妳看法西斯头子多么笨拙！多么无能！这么壹件“小事” 都办砸了，毫无疑问，如果这件事放在斯大林手里，恐怕100个季米特洛夫都要乖乖认罪，自愿作刀下鬼了。

果不其然，德国的国会纵火案刚刚过去不久，斯大林就在莫斯科上演了几场“国际大审判”，被审判的都是驰名世界的前苏共领导人，列宁的“亲密战友”、苏联的“建国元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这些人都被控犯下了惊人的大罪，如叛国、谋杀斯大林、充当外国间谍、破坏苏联工业和国防……等等，其中任何壹项指控都足以判处死刑。可这些曾经多次上过沙皇俄国的法庭，对法律壹清二楚的老革命、理论家、雄辩家却无壹人为自己作无罪或轻罪辩护，相反，他们都当场痛彻地忏悔自己、辱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并对伟大英明的斯大林赞不绝口，恳切要求处死自己，以赎罪于万壹……。乍壹看，这些人仿佛在演戏、背台词。但这壹切是真的，他们由衷地愿意赴死，愿意以死谢罪，而且他们真的都被处决了……

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加给这些人的罪名全是假的，他们自己招供的罪状也全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可事情就是这样奇妙，这些人宁愿背著这些莫须有的黑锅去做冤死鬼，而且还对加害他们的人大唱赞歌。可这就是斯大林！这就叫“手段”，叫“能耐”！其实说穿了，斯氏的手段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做到两点就行了：壹是折磨得这些人但求速死（后来这些犯人出庭都经过整容、休养、以还其“人样”）；二是以其本人认罪赴死换取其子女家属的生存，否则斩尽杀绝。试想“犯人”们该怎样选择呢？受尽酷刑折磨，对他们来说，“死”其实是最奢侈的要求了（这壹点，也许只有在在中国的文革中被处死的人可解其中奥妙）。总之，斯大林轻易地就演出了那场完美的大戏，战果辉惶，据后来披露，大肃反之前的1934年，参加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绝大多数被处决或死于狱中；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被枪毙。从1935年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六年半中，全苏联在肃反中约有2000万人受到各种迫害，其中700万人被处死，在被处决者之中，有2万名是肃反运动执行者的秘密特工，是遭“灭口”的壹群

所以，相对斯大林而言，希特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中的“小巫”了。

看来，只有后来居上的毛泽东堪与斯氏比肩了。

（二）经济上高度集中统壹的计划体制和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战略，使苏联成为“短缺经济”的始作俑者。

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甚至比他的老师列宁更“左”。当年列宁曾被迫实行过退却性的“新经济政策”（这类似中国1961年后刘少奇等人收拾大跃进残局而采取的“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渡过难关后，斯氏便全面恢复了单壹的国有和集体农庄经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斯氏将全国最精锐的人、财、物集中用于发展军事工业和强化军队，农业和轻工业等人民生活必须品的投入被壹再压缩，迫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过著勒紧裤带的日子。不久形成了全民性生活必须品全面短缺、限量供应的现象，这种现象后被称作“短缺经济”，成为壹切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斯大林理所当然为其始作俑者。

1929—1933年，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世界性的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样样都短缺的苏联当然不存在这种危机。于是，斯氏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在全球制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神话。还制造了很多反映苏联人民“幸福生活” 的影视文学作品，向世界宣扬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实际上，单是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就有七十万农民因为反抗被屠杀或死于流放地。自然，这壹切都是苏联倒台后才被揭露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建立并强化了等级特权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按权分配”，统治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成为新的贵族。

斯大林所作所为，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全面仿效。

（三）穷兵黩武，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大力扩张殖民地和卫星国。

向全球推广“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提出的口号。因此共产党政权天生具有侵略、扩张性。列宁按照这壹原则，在1919年初立国未稳之际就组建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苏联向外扩张的前线指挥部。接著进军蒙古，将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和殖民地。最后，让最初只有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苏联的最终扩展至16个。还在全球各地物色代理人，建立了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在世界各地布下了“革命的种子”。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又因祸得“福”，在盟国主要是美国的支援下（苏联因此欠下美国三百亿美元的债，战后只归还给美国3亿美元），苏军在反击德军的过程中，将东欧八个国家收入自己的囊中，成为自己的“属国”兼殖民地。还在东亚扶植、帮助中国、北朝鲜以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夺得了政权，大大增强了共产党世界的实力，凑成了庞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随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身份开展了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争霸战，将全世界拖进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岁月。

（四）将“专政”扩展到文化、教育、学术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密不透风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垄断，开“全面专政”之先河。

在列宁掌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全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严格监控。1918年普列汉诺夫就指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面对指责，列宁在1920年12月10日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时对此答复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只讲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接班以后，出于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加强了对言论、思想的控制。他第壹个“改造”的对象就是史学界，按照“党性原则”重塑历史，要求史学要“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即完全为政治服务。开了篡改、歪曲历史之先河

在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史学界的问题以后，斯大林以同样的方法，将矛头转向新闻出版和文艺界，明确提出新闻和人文科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为此，他对所有人文科学界进行了整顿，大肆焚烧那些被认为是“毒害和腐蚀人民灵魂的‘反动图书’”。断绝这些领域所有的专家学者与外国的联系，使他们完全生活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真空罩” 之下。

与此同时，大批知识分子被从自己的专业岗位调离，对有不满和反抗者则实施逮捕、判刑、流放。

综观上述，斯大林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但他对列宁主义确实所有发展、完善，使之更加恶劣、残暴。所以从总的方面看，说斯大林继承并发展了列宁主义是符合实际的。斯氏的另壹开创性“贡献”，是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开展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向全世界宣扬、传播、渗透、推广列宁式的共产主义、

我们在论述斯大林主义时，总觉得有壹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因是这壹切全都被毛泽东搬到中国来了。当然，毛还有更多创造发展。

附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视

上世纪20年代以后，壹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鉴于前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壹味作出“极左”的解释，便以其所掌握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后来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众多流派。其研究内容主要在两个方面：壹是对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加以考证、注释；二是认为随著时代的发展，应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修正，以恢复其在新时代的“活力”云云。苏联瓦解崩溃后，这种研究减少了，但仍有继续。

应该指出，以上这些倡导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大多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崇拜者，其中部分人是执政的共产党国家中的改革派，或相对于对主流派的“异见者”。 他们原来多是共产党的高官、要员，因受到当权者排斥退出政坛，转而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总的说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主要是想去掉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世界潮流明显抵触的壹些成分，使它变得“温和”、“人道”壹些，让它为新时代所兼容。所以他们的共同之点主要是反对被列宁、斯大林无限强化的“无产阶级专政”。

近年来，国内也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有的学者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鉴于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有意歪曲和片面的宣传灌输的毒害，重新审视、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乂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壹）从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蓝图，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涵，还原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本来面目。

如果仅从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与后来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暴君、恶棍如斯大林、毛泽东们混为壹谈。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却会看到它们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虽然马克思在他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没有明确、专门解释这种专政制度的具体方式、内涵，但从其有关的论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种专政与后来打著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所作所为存在巨大差别甚至背道而驰。

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指阶级的、集体的专政，而不是壹党专政，更不是个人独裁。这是它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根本性区别。

马克思在受第壹国际总委员会委托而撰写的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总结宣言《法兰西内战》壹书中，对巴黎公社作了高度赞扬，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壹次预演”。为此我们就可以认为，巴黎公社的专政模式就是马克思心目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那么，“巴黎公社专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壹种工人阶级的集体、联合专政，而不是某壹党某壹派的单独专政。当时，巴黎公社中有众多的革命党派、团体，它们各自代表壹部分工人、市民的利益和要求，虽然他们在总体上都拥护社会主义，但其具体的政纲和政策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其中壹派，此外还有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其中蒲鲁东派就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倾向无政府主义，所以又称为公社中的“反对派”。可就是这个反对派，在公社65名委员中占据了21席。所以，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各个派别的工人政党的联合执政，它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各个工人政党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这种执政形式，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赞扬，这就说明，这种由各类工人政党形成的工人阶级“整体”联合执政的方式，正是马克思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

其次，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 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这等于阐明了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和内涵。所谓“巴黎公社原则”是马克思对公社制定的壹些基本政治制度和原则的概称，它充满了民主精神，马克思对它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原则”贯穿其始终的基本上有三条：壹是实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保证人民即公社社员的主人翁地位和民主权利不被侵犯和虚化；二是取消官员特权，保证官员的清廉并与人民群众打成壹片；三是改变原来国家机器的性质和运作方式，使之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政府领导人手里。具体点说主要是：

实行选民直接选举的普选制。公社委员和其他公职人员壹律由公社社员直接选举产生，并规定其任职期限，定期改选。同时把人民的选举权和监督、弹核权结合起来，对不称职的代表和官员选民有权随时弹核、罢免和撤换；

废除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内部适当拉开差距，但最高年薪不得超过6000法郎（而过去法国政府的部长年薪可达26万法郎）；

把警察和军队变成直接对人民负责的公仆，而不是政府的工具。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警察，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民兵武装。马克思壹贯认为，常备军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柱和镇压人民的工具，因此它是“反革命”的；而民兵则是人民自己的武装，是革命力量的象征。

马克思赞扬说，公社制度“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

这样，如果我们把它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壹对比，他们的骗子嘴脸就暴露无遗了：列宁等实行的是百分之百的壹党专政，而且最后都转变为领袖个人独裁；共产党国家不管是国家领导人或党内领导人，从来没有进行过壹次真正的民主直选、普选；这些国家无壹例外地实行等级特权制，在党内党外都实行恐怖的警察、特务统治，如此等等。可以说，与巴黎公社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可惜的是，巴黎公社制定的那些原则、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公社便垮台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执行情况和后果，也就无从知晓、无从置评了。不过，马克思此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重要的表述，是无容置疑的。

还有壹小段插曲也反映了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巴黎公社委员、工人出身的诗人鲍狄仁·欧仁写下了著名的、热血沸腾的《国际歌》歌词，其中的名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已”。 这首诗被谱曲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号角，这表明马克思对它的肯定、赞扬。可见，公社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壹个没有“神仙、皇帝”、“救世主”的新国家、新制度，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绝对不可能设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新的 “皇帝”“皇权”统治。由此也就可见，其后出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变相的暴君、“救世主”、“秦始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背叛。

（二）、在马克思和恩格的晚年，曾经对他们早年提出共产主义学说所作出了的重大的修正，可是长期以来被当局有意掩盖了。因此，必须给予恢复和从新认定。

最先是，由于股份制的出现和发展，马克思意识到“改变私有制”可以不需要采取暴力剥夺的办法，股份制可以解决资本私有跟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把私有、“共有”两种所有制融为壹体，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明确指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扬弃……那显然只是作为壹个过渡，以便进入到壹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与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达的结果是壹个必须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候它已经不是当作壹个壹个分立的生产者和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这样就基本上把他早年得出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此产生必须以暴力革命方式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理论给推翻了，也即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给推翻了。

《资本论》第2、第3卷是经恩格斯之手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1895年才去世，他自然对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清楚。到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民主政体逐步健全，工人有了选举权，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和提高，同时，资本家应对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有了长进，经济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出现。更重要的是，议会民主制不断健全，工人政党为实现自已的政纲，通过参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成为了议会的第二大党……，这壹切，促使恩格斯对自已过去的理论和行为作出了修正，在1874年他的《英国选举》壹文中，他不得不承认：“暴力革命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只剩下开展合法斗争的道路。”在《1893年五壹节致德国工人》－文中他更明确地说：“工人越来越清楚他们的出路，与其说在于靠同个别企业作斗争以取得较高的工资和较短的工作日，不如说，首先在于组成独立政党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争得议会。” 实际上，第二国际也主要从事罢工和议会斗争。

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晚年对他自己早年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不足和错误，已经了然于心。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合法的议会斗争不仅赞同，而且认为这在其他国家也有普遍意义。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壹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这就表明，恩格斯此时已承认他与马克思原来所认定的“资产阶级的政府”，实际上是代表全民多数人意志的“公民政府”；既如此，这种政府也就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而是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原来关于国家性质的学说，动摇了（或推翻了）只有通过暴力手段砸碎旧有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这样，恩格斯就明确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首领凯泽尔等人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的观点。从而抛弃了他自己十余年前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反对以暴力方式实现两种社会更替的观点。

到了1895年3月即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他在为再版马克思在40多年前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壹书所写的“导言”中，再次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已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壹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即《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暴力方法——笔者），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壹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壹次简单的突袭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式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著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壹种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壹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壹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他们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壹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承认当年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鼓吹的武装革命方式“只是壹个幻想”。他们鼓吹的以暴力夺权的革命方式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己成为现实的可能。

不过，这并不表明恩格斯己经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在写于1894年1月26日在《致未来的意大利和社会党》中，恩格斯提醒道：“社会党不能忘记自已的最终目标：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 就 在上述“导言”中，恩格斯也说：“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 也即是说，他只是认为釆取合法的、和平的议会斗争方式，工人阶级政党就可以达到自己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与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路线完全壹致，所以，恩格斯乃至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要是修正夺取政权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

但是，实际的可能则是，只要放弃暴力夺权而改行合法斗争，暴力马克思主义就必将被抛弃，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必然融入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之中。第二国际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总的说，由于恩格斯较马克思活得更久些，他根据客观形势变化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修正也就更明确、更彻底些，他还说了壹些对他与马克思的早年理论带有反省、总结性质的话，如：“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妳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可见，虽然他还有没有完全放弃、认输，但与《共产党宣言》中那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口气相比，已经明显地“软”下来了，底气不足了。

根据上面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审视，对照前面我们曾经批判的早期暴力马克思主义，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呢？笔者以为：

第壹、我们在前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那是针对早年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列宁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版”，经过马、恩自己的“修正”，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暴力夺权为唯壹道路的观点，这就为它的整体“变质”提供了可能性。后来列宁出于个人野心，有意隐瞒、掩盖最终版马克思主义，恰好表现了列宁－派心术不正，实际上他只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为自已建立新的专制独裁王朝服务。

第二、从实际看，马克思主义后来作为壹种影响巨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世人认可的主要是前期的暴力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经过列宁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广泛传播，主要得力于列宁及其建立的苏联国家政权。

第三、马、恩本人在对他们早年的“主义”作出了修正，但没有完全放弃其原来的理论、观点。例如，对于《共产党宣言》这本早期马克思主义提纲挈领的著作，马、恩后来壹再声明它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如在《宣言》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二人还重申：“《宣言》中所阐述的壹般原理整个说来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在此后恩格斯壹个人写的其他版本序言中，也重申这壹观点。就是在前面引述的写于他临终前5个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氏同时也维护他原先的壹些观点，如：“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总是唯壹真正的‘历史权利’”。又严厉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壹些人的“绝对守法”，“绝对放弃暴力行为的策略”。就是说，他在肯定合法斗争的同时，仍然不放弃暴力斗争，坚持这种两手策略，更没有放弃它的革命宗旨和目标。

为什么马、恩晚年发现他们早年创立的“主义”有严重失误，却又不明确放弃、或明确加以改变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于，他们晚年的新认识只是壹种觉醒的开始，尚不成熟，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还要继续发展，后事难料，不可能给出结论性的答案。而他们早年创造的理论已经有了壹定影响力，他们显然不愿意由自己去扼杀这个“亲生子”。只好任由后人去理解、去实践了。

但是可以肯定，假使马、恩都能再活壹、二十年，他们必定要对自己早年的“主义”作出明确、重要的修正，或许作根本性的改正。

总括起来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建立、脱胎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建立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从这壹角度说，苏联、中国等列宁牌的社会主义都是冒牌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再出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的荒谬，错误，它完全是壹股历史逆流。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明确废弃马克思主义，向著自由、民主、宪政的道路并轨，是当今壹切仍然打著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必然、唯壹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毛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手段

及其基本执政理念

  从毛泽东的人生轨迹看，1949年10月1日，毛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可说是毛泽东事业的最高峰。此后他不论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史册”成就可言，反而是负面的东西居多。在内政方面，除了以残忍的杀戮实行铁腕统治赢得暴虐的名声之外，在建设方面总的说是壹塌糊涂，所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窒息了经济活力，实际上是倒行逆施（到了邓小平执政全都“拨乱反正”改回来了）；“大跃进”弄得民穷财尽，饿死人四千万，实为亘古未见之恶政；十年文革，血流成河，政治动乱不堪，经済基本破产，全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与这些“政绩”比较起来其他壹些所谓成绩也就不堪壹提了。外交方面，先是与美国斗，继之与苏联斗，还想充当“第三世界”领袖，机关算尽，结果却竹篮打水壹场空，最后不得不联合“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 反对“最亲密的苏联老大哥”。总之，在和平建设方面毛得零分，结果使中国远远落后于同壹起跑线上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事实证明毛只是造反夺权，搞破坏、耍阴谋、弄权术方面的“天才”， 建设方面确是白痴。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章篇中具体展开论述。在本章，我们只简单探索壹下前期毛主义的成功奥秘，包括毛靠什么夺得他的“革命”胜利，又如何将他许诺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变成中共壹党专政，以及掌权后毛的基本的执政理念等等。

向传统农民战争学习造反夺权

毛泽东曾经因为创造了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夺权模式（即所谓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毛式革命道路”）而获得广泛赞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但实际上， 毛自己更加清楚，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因此他曾坦言中共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当代“农民战争“，他只是加进了壹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新元素、新标签而已。所以，毛的胜利，主要是向传统农民战争学习的结果。

1944年，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部打进北京，将明代最后壹个皇帝赶出紫禁城、却又不旋踵地被赶出北京城走向穷途的三百周年“忌日”。左翼文人（实为共产党员）郭沫若为此写了壹篇《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试图总结李氏成败得失教训。毛看到此文，立即号召他的部属都来学习，目的是要大家都记取李自成的经验教训。毛以李自成的继承者自居不言自明。

1949年3月，毛共胜利在望，在他即将率领他的班子进北京“坐龙庭” 前夕，毛又不忘告诫他的战友、部下，说此次进京是去“赶考”，意即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过好“执政”关，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辙，龙椅尚未坐热就被人赶下台，造成功亏壹篑，遗恨千古……

向历代农民造反者学习，是毛共在造反夺权阶段的基本功课，也是毛主义最主要的内涵之壹。学习什么呢？首先是如何把人口最多的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次是如何把散慢的农民变成－支有战斗力的造反队伍。三是借鉴传统农民造反“啸聚山林”， 在统治者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然后由农村逐步向城市推进，最终夺取帝国首都。这后来被称之为 “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 的毛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其实简单，没有什么神奇，因为中国历史上壹切由民间、草根阶层发动的起义、造反者都是走的这条路子，除了宫廷政变或统治集团内部倾扎之外，民间造反总是由小而大、由远而近，由乡村而城镇逐步夺取旧政权的心脏。这也像剥笋子壹样，总是由外到里壹层层剥去，最后才将其“核心”拿下。

但是这条不起眼的战略在当时却被鼓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因为它开辟了壹条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军事政变模式的夺取政权道路，被视为了不起的、破天荒的伟大成功。其实这是“穿新鞋走旧路”，中国历代造反成功者都走的这条道路。问题主要在于那条“十月革命道路”并不具普遍意义。据现在已解密资料，所谓十月革命实际是壹次革命阵营中的“政变”， 即，这个阵营已经夺得了沙皇的政权，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只是作为这个阵营中壹员的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又玩弄阴谋诡计，趁其他党派不提防之机发动军事政变，从其他革命党派中夺取了政权，独占了革命成果，实行壹党专政。这种情况显然是非常特殊的，并不具普遍悥义（在道义上则更是受到鄙视的）。后来列宁、斯大林把这壹模式搬到中国，试图直接从“盟友”国民党手中夺权，但却遭到了失败（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七篇有关章节）。可是苏共和它培养的中国信徒们仍不死心，仍然想效法苏共，以夺取大中城市为突破口、以军事政变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结果壹败再败。

毛比起那些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同事高明壹点，他更爱从中国历史上造反事件中借鉴经验，从中国现实中寻求出路。他拉起壹支共产党的队伍到荒远的、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岗山占山为王，为后来中共建起了壹块安身之地。这是他没有去莫斯科接受培训的好处。

但是在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毛主要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主观上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是不想攻打大城市，而是打不下，没办法。毛共后来走由农村发展壮大之路，均是为形势所迫，并不是毛的主观设计。实事求是地讲，毛的成功除了时代大背景的“赐与”（如日本侵华，二战爆发，苏军进占我国东北）。从主观上讲，则得益于他高明的骗术和厚黑本领，即玩弄两面三刀、翻云覆雨、瞒天过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等权术，骗过了蒋介石、骗过了美国人，甚至骗过了斯大林，最终骗了全中国老百姓。这是他比他其他人、包括他的对手国民党以及历史上农民造反领袖高明的地方。

前面讲到，学习历代农民造反的经验，首先是如何将占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广大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来，然后将这些涣散的小生产者、自由散漫惯了的小民训练成为为造反夺权冲锋陷、视死如归的战士、炮灰。应该说，毛在这两方面都是很成功的，这是他后来成功的基础。

在旧时中国，任何人想造反、改朝换代，都不能离开农民的参与，因为农民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离开了农民，任何造反的宏图大计都是壹句空话。而要将农民吸引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出“均贫富、等贵贱、平分土地”，“替天行道”等口号，因为任何时代农民都是社会的最底层，农村中总是富人少，穷人占绝对多数。穷人忌妒富人，想变成富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杀了富人，夺取其财产归自己。所以“劫（杀）富济贫” 的口号最易为穷人所接受。中国历史上任何壹位谋图“大业”的人物在起事之初，几乎都打出这些口号，冲著这口号，就有大批“穷则思变”或“走投无路”的穷哥们投奔妳的旗下，从陈胜、吴广，赤眉、绿林、瓦岗寨、梁山泊，到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如此。

毛泽东自幼喜读造反小说，这壹套早己滥熟于心，自然要有样学样。这时他又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真传，把“杀富济贫”演绎成阶级斗争，搞共产主义“革命”，把造反夺权说成是为“穷人打天下”、“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共产党的办法比传统农民造反更高明，也更毒辣，它每到壹地，先将人们“划分阶级”、“定成分”， 以便分出“敌、我、友”。然后鼓动占人口绝对多数的穷人的“阶级仇恨”，教唆他们搞“阶级斗争”，让他们去尽情地凌辱、杀戮相对富有的“阶级敌人”，以及原政权的人员，占有其财产，瓜分其土地 ，这就叫做“土地革命” 或“土地改革”。土改完成了,“阶级”之间的血海深仇也形成了，那些参与抢掠、杀人的穷人没有退路了，只得跟著共产党的队伍走，去“保卫胜利果实”，参加“共产革命”。

以上基本上是苏俄共产党教给的办法，并不是毛的新创。但是毛运用得出神入化，还有所发展，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会讲到。

总之，第壹步，不用花钱的招兵买马就完成了。

但是这种杀富济贫的办法也不能久用，因为没有那么多“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可供打劫杀戮，所以要扩大军队，夺取政权，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建立让民众最大限度参加共军（红军、解放军），支援战争的机制。这个任务也很快完成了，那就是毛和他的战友创建的大大小小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这是壹种军政、军民壹体化的政权组织形式，能将“苏区”内所有人员、物资乃至自然资源都投入造反战争。这就是毛后来说的 “人民战争”体制。

在战争动员和政权建设方面，毛除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之外，也向历史上农民造反者学习。比如，太平天国就创造了有效的“全民皆兵”体制。史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先是将尚未逃走的全体民众不论男女老幼悉数招集开会，“讲道理”，讲完“道理”后便悉数收入军中，男入男营，女入女营，小孩设专人管理。壹家人甚至壹群人互相担保，但凡有壹人犯“法”则互受株连。复又在其控制区实行“守土乡官制”：每五家编为壹伍，设伍长壹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壹人；四两为卒，设卒长壹人；五卒为旅，设旅帅壹人；五旅为师，设师帅壹人；五师为军，设军帅壹人。军帅即乡官，－军即为－乡，按上述共计13156家，每家出壹兵，共有兵士13156人。乡官平时管民政，战时即为军事长官。如战争中损员太多，就不断递补，直至全民参战。军、民壹体，壹人犯“法”，全家株连。谁敢不听令？所以，据说太平军作战非常勇敢、不怕死。（按：此法虽为古法，但历代并未实行。后来太平军控制的地盘极不稳定，此法亦无法推行。）

毛泽东深研此道，将其发展为“人民战争”体制。毛的办法更绝、更高明。他不搞军民壹体的“乡官制”，军队专业化对作战更为有利。但他同样能将全体人民紧紧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办法也很简单，将控制地全部人民严密组织起来，加入各种“委员会”或“小组”，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而地方党诅织在战时归军队的“前委”（前敌委员会) 统壹领导、指挥。这样，全体民众就变成军队的壹部分了。只要看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州会战）的情况妳就知道这种体制的威力，那次战役中毛共投入军队50多万，而它动员支前的民工却达543万！即十倍于军队。谁能动员十倍于正规军的民兵、民工乃至妇女儿童参战呢，恐怕除了共产党，谁也做不到。

共产党不但能动员十倍民工上战场，还能让他们个个争先、人人听令，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完成任务。这又有什么窍诀呢？这就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的奥妙了。它先来壹个“土地改革”，把地主富农当做“鸡”宰杀给猴子——农民们看，就没有人敢不听“党”的话了。接下去，每个村庄设立十几个“委员会”， 诸如“支前委员会”，“扩军委员会”，“肃反委员会” 等等，每个人被十几条绳索牢牢捆住，绳头则攥在“党”组织的手里。头头们只要说壹声“革命的、跟党走！”就没有人敢落后，人们宁愿累死、甚至被敌人打死，也不愿充当“阶级敌人”，不愿受到共产党的怀疑，于是，人人争先恐后……

在将农民训练成战士方面，毛共主要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部队均设军、政“双首长”制，使之相互监督，还设有专门的政治部专门监管官兵的思想、行动。毛在这方面还有创建，这就是所谓“把共产党支部设在连上”， 在全体战士中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壹，每三人小组由壹党员统领，这就等于有三分之壹的“督战队”， 壹人管俩，非常有效。此外，还设有士兵委员会、诉苦会、上政治课，阶级教育课，竞争火线入党等等……总之，壹旦入伍，妳还能不听命,不卖命吗！

不过，传统农民造反还有其最基本的壹招，那就是放纵兵士尽情地烧杀奸淫、抢掠、以满足他们复仇的愿望和造反的快感, 让其得到造反的实惠，并以此激起对造反头领的感恩和忠诚。综观历代所有有关农民暴动的正史、野史、见闻实录，无不充斥著这些基本元素，但凡造反兵锋所至，如狂飚卷地，玉石俱焚；烧杀奸淫，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末日疯狂是壹般军队所不可能比拟的，因为这些都是亡命之徒，他们不知道是否还有“明天”，只能快意于眼前，所以被称为“匪”。当然也有例外，就是这些暴乱造反领袖壹旦有了成功的希望，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们会整顿军纪，约束部属，把自己装扮成壹支“王者之师”，黄巢、李闯都曾经这样做过。

毛泽东自然也娴塾此道。当然，他绝不会承认他的队伍也经历了这壹阶段。不过，共产党被称为“长毛”、“ 赤匪”却是抹不掉的亊，有地方史志和父老口传，当时老百姓壹闻“长毛”到来，无不为之色变，盖因其烧杀之惨烈即使不是“史无前例”， 也不会比它的前辈逊色。就是今天中共自己人的著作中，也不乏这种记载，如，在所谓“秋收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所作的《两湖暴动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壹切反动派！”“杀戮反革命官兵！”“ 屠杀反动官吏！” 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中提出的口号就是六个字：“杀！杀！杀！”“烧! 烧！烧！”不但杀敌人，杀壹切“反革命”，也要把“小资产者” 农民的家产烧光、抢光，使其变成“无产者”， 迫使他们参加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烧杀太过疯狂、太过残忍，在湘南暴动中，反而引起农民起来大杀共产党，湘南几个中共县委书记就这样被农民杀了。后来靠了朱德引兵赶去紧急镇压才得以平息。

至于毛在井冈山打家劫舍，搞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留下具体的文字记载不多（有也被毁了），但点滴记录也够触目惊心：1930年9月毛率部攻占吉安，在占据吉安县城的45天之中，杀戮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壹万五千人以上！每天杀人数百，杀人布告贴满了全城，层层叠叠，陈陈相因。把个小小县城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又如，在所谓第壹次反围剿战争中，毛部俘获了国军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先以铁丝穿其手心、勒其口，断其舌，在受尽酷刑后再“点天灯”（ 洪秀全发明的壹种酷刑，将人剖肚，以人油点灯使其慢慢死去），然后割下张的头颅盛于木盒，让其漂流至“白区”以示威。

再如，在 三＋年代初中共发起的肃反、“打AB团” 运动中，总计诛杀“自已人” 达十万之众，占当时红军总数的三分之壹！至于运动中用刑和杀戮的酷毒程度，令人不忍卒闻，本书另有章节专门论及，此处不赘。

毛共胜利以后，组织大批御用文人撰写各类文章和文艺作品，大肆宣扬当年的“共军”如何纪律严明，是深得人心的“仁义之师”。笔者相信，这种“纪律严明”的时候是有的，那就是在毛共临近“得天下” 的时候，而不是在“争天下” 的时候。当年黄巢初进长安，不但队伍整齐，秋毫无犯，见到欢迎的人群，“贼众竞投物遗人”，“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黄巢建政后，立即颁行“大赦”。比毛还“仁慈”得多。可同是这支队伍，打了败仗被赶出长安之后，却以将人春为薤粉为食，将人杀作为“军粮”闻名于世。

大陆著名女作家池莉在走访井冈山时记载了壹件事，壹位缺了牙齿的当年“暴动队员”对来访者说：毛委员在暴动前给他们作动员说：打到城里去，我保证人人吃好穿好，每人娶壹个城里的姑娘当老婆……美好的目标让穷小子们热血沸腾，于是就参加红军，上战场。（池莉：《不谈享乐》）这里露了壹点点马脚。

又据地方志记载，壹次，毛的红军打下永新县城后，国民党又来围攻，于是下令撤离。撤离前的红军士兵四处抢掠，与土匪毫无二致，有的则抓紧逛“窑子”（妓院），有的直接破门而入强奸民女。当时就有人指责毛的队伍“流氓”太多，匪气太盛。毛只得承认他的队伍流氓是“骨干”，但他说唯有流氓“作战勇敢”，所以打仗还得靠他们（见毛：《井冈山的斗争》）。可以想象壹下，流氓拿了枪以后会干什么？这支队伍的性质、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壹个专门靠挑动阶级斗争起家的“党”，壹支公开打出“杀富济贫”口号的军队，壹个以抢劫（共产）为职志的团伙，它能不干出“出格”的事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团伙夺得了江山，成了气候，于是就把自己打扮成壹支壹贯的“仁义之师”，这个神话除了编造者之外，恐怕很难令有头脑的人相信。可惜，事实上有很多人中国人相信，这个除了智商的因素之外，恐怕就是“成则成王败则寇” 的观念在作祟：人家胜利了，自然是对的了，“壹白遮百丑” 嘛。刘邦、朱元璋不都成了“圣上”吗！

二、破解“联合政府”难题，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

终于胜利了，“天下”就要到手了。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也按照共产党的党纲党章，“革命成功”后无疑要建立共产党壹党专政王国；而按毛个人的“理想”，则要建成由他壹人独裁的王朝。他早年就以诗词的形式吐露心曲：“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之风流人物者，毛之自谓也。可见其早已萌生要当帝皇的野心，足见此人原非善类。

当看到夺权有望，毛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建立共产党－党专政的国家，将其他盟友抛弃或作为敌人消灭之。1947年11月30日，毛就夺得政权后的建国模式致电请示斯大林，就提出了自己的这－设想（见下文）。要知道，毛当时作出这－决定，提出这壹设想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因为他早在抗战初期就公开地、反复地向向他的同盟者——各“民主党派、团体”、 各界人士承诺：革命成功将建设壹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由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 而如今，言犹在耳，墨汁未干，现在居然就准备全部推翻之，翻脸不认账了。可以想见，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痞气”， 要有多厚的“脸皮”，然而毛举重若轻，处之泰然，似乎小事壹桩。

也许斯大林觉得毛的这个戏法变得太大了，太快了；也许斯氏要考验壹下毛的专政能力，所以他并没认可毛的这个打算。他没有立即回复，直到次年即1948年4月20日才回复，这也说明斯氏对此事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斯氏回电说：“中国各在野党，代表著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共存，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与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的文章《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及其注释）

斯大林的意见对于中共来说不啻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毛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屈从“大老板”的意志。于是，中共的开国政体：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党派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就这么决定了。由此也就可见，建国后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和“联合政府”其实不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斯大林的恩赐。不过，中国那些民主党派虽然托斯大林之福，在毛政权里分得壹杯羮，但也只是迁延到1954年第壹届全囯人大会议，之后就成了纯粹的摆设了。

斯大林算是给毛出了个难题：既要吸收这么多“民主党派”和“中间阶层”代表人士进入政府，又要充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这当然有些麻烦，弄不好还可能出乱子，让斯大林在壹边看笑话。本来，毛泽东完全有理由反驳：为什么妳的苏联就不保留壹些“中间阶层”的政党和势力呢？难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就没有其他“革命党”？社会上就没有“中间阶层”？可是妳早就把它们消灭得壹干二净，搞起干净利落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偏偏要把这个带刺的“包袱”让我继续背著？……毛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斯大林报复他、为难他，因为多年来他与斯大林有些杯葛，这点双方都心知肚明。可是他仍然无法公开抗拒大老扳的指示，连不满都不敢表现出来，因为说到底此事还更应该怪自己：那些年不正是他自己－再打出“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 的旗号吗？不正是靠著这两张牌才赢得了 “民心”、获得了“第三者” 的支持吗？谁叫自己那时说得那么言之凿凿呢！所以，斯大林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斯氏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说这是为毛和中共著想，是为了维护毛和中共最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信誉。毛泽东别旡选择，不得不按大老板的意旨办，喝下这杯自酿的苦酒。

不过，斯大林也许低估毛泽东了，他抛出的这个难题，怎能难倒毛呢，最多只能制造壹点点麻烦罢了。因为中共不乏这方面的经验，在抗战时期它就搞过壹次“三三制”（即在中共根据地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左倾进步分子、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壹）。虽然那壹次的统战对象只是壹些“开明士绅” 即土财主，比较容易对付，但事情的本质是壹样的，也就是打著“联合执政” 的幌子、实行共产党壹党专政之实罢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毛泽东干的可多了，可谓驾轻就熟。再往大壹点说，中共有过两次与国民党“合作”亦即“统战”的经验，对付有枪杆子的国民党尚且不在话下，难道还在乎这些赤手空拳的“民主党派” 吗？

不过，毛也不敢掉以轻心。自从得了斯大林的“御批”之后，毛就立即行动起来，为未来的“联合政府”做准备，以保证将来的事态朝著自己的计划发展。

毛采取的第壹个重要措施是先对“民主党派”和相关人士进行拉拢控制，将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自己的傀儡。

1948年的5月1日是“国际劳动节”， 此前国民党刚刚召开完国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首届总统。毛决定借机搞壹大的统战动作，壹来为了与国民党抗争；二来为了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壹举将民主党派、第三种势力纳入中共的囊中，为未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打好基础。

经过策划，毛在4月30日发布了－个“五壹节口号”，其核心内容是公开提出督请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行动起来，与中共共同成立－个谋划未来“民主新中国”的协商机构（即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口号的第五条云：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第二天，即5月1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常委沉钧儒，提出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提议在哈尔滨召开，时间在秋季，并提议由民革、民盟、中共三家于月内发表－个联合声明，以为号召。

此前，中国的“民主党派”因为其反政府的左倾立场，与国民党关系逐渐恶化，直至1947年10月被国民政府明令取缔。至此，它们也就无可选择地只能投向中共了。毛抓住这壹机遇将他们经由香港“请”到了自己的“解放区”，表面上说是让他们来与中共共同协商建国大业，实际上将这些人变成了“人质”，置于中共直接控制之下。到了这个地步，那些已成“人质” 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只能听从毛和中共的摆布了。他们都表示积极响应中共“民主建国” 的号召。同年11月2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了成立筹委会及其人选等事项。在中共催促下，1949年1月21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55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建国事宜。算是正式确认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与被邻导”的关系。

这壹看似不经心之举，实际上成了套在这些民主党派头上的“紧箍咒”， 那－纸协议后来成了这些党派的“买身契”，因为从此，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成了各个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也成了中共操控、指挥这些党派的合法依据。此后只要这些人中有人对中共的政策、行为稍有不满或者有所质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名正言顺” 地斥责：接受中共的领导，是妳们自己提出的，签过字的，白纸黑字，想抵赖吗？……偶尔毛“猴性”大发、得意忘形之时，还会对他的这些“猎物”们揶俞壹番：妳们已经上了共产党的贼船了！没有退路了，还想下船吗，哈哈！......这时，这些党派的头头们就只有尴尬和苦笑了。

猎物既己到手，之后，毛便逐步对自己原来的“统战政策”进行“修正”，在毛共胜利的前夕，毛于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明确了“工农联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而与民族资产阶级（毛已经划定民主党派充作“民族资产阶级”和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的联盟 “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后来又提出：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基本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则是阶段性的、相对的。紧接著，毛便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对“民族资产阶级”及他认为不太老实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派给予了毁灭性打击！运动后期毛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是“中间阶级”，“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变成“中国内部主要矛盾”。这样，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民主党派与中共就已处在“敌我矛盾”的位置，毛随时都可宣布他们为“敌对阶级”而对其实行“专政”。此时，提心吊胆寻求自保尚且不暇的民主党派头头们，谁还敢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呢！

当然也有不识时务，对共产党言而无信、翻云复雨的行径不满者。还在毛共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就有民主党派中的“右倾分子”对共产党能否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持怀疑态度。“中间道路”代表人物之壹的张东荪就曾向毛泽东提出壹套“新型民主”的主张。对于这种对共产党“领导”说三道四、心怀不轨的反动分子，毛决定立即“变脸”， 对其实行“专政”， 以儆效尤。不久，张东荪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先遭到批斗，接著便以“美国特务”的罪名逮捕。

当时人们以为张被捕只是他是“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得知张东荪获罪的主要原因此，主要的、真实原因是：在第壹届全国政协选举国家主席的投票中，在全部567名委员中出现了唯壹壹张对毛泽东的反对票。毛的特务很快查明这壹票为张东荪所投。不久，张东荪就被批斗了，而且罪名不断升级，由“思想罪”最后变成了“美国特务”，被投入大牢。后来虽然放了他，但从此成为毛的“准阶级敌人”、严密监控对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毛重新记起张东荪这“壹箭之仇”，张的全家终于大祸临头。1968年1月，年已82岁高龄的张东荪被捕，此后五年中家人不知他的下落，直到1973年死在秦城监狱才通知家属。张妻受株连曾遭关押壹年。随后，身为北大名教授的大儿子也被捕关在秦城监狱，在长期关押中被逼疯。从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为中共服务的二儿子则于1969年自杀身亡。两个孙子分别被判16年、15年的重刑。祖孙三代家破人亡。

张东荪资格比毛老，学问比毛高，是－位借鉴西洋思想创建了自已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名教授，曾被蒋介石延为座上宾却不买蒋的账，宁愿冒险与中共合作。后来在中共“和平解放北平”中，张以中间人身份在中共与傅作义之间进行斡旋，卓有成效，曾被毛泽东称为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人”。可谁知，这位共产党的功臣，不旋踪成了罪犯。

树立了这样壹个反面“榜样”，民主党派大小头目便都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

虽然各民主党派表面上都“老实”听话了，但是毛对他们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在接纳他们进入“新政协”和“联合政府” 时，他设立了几道防护堤：

第壹道是对进入“新政协”和政府机构的各个党派和领导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看看他们历史上是否有“反共”言行。要保证这些进入政协和政府的党派邻导人对共产党忠心不二，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构成任何威胁。中共的统战部门对这些党派及领导人进行了认真调査、排队，将他们分为左、中、右三等，然后采取拉拢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策略，对它们分别处置。当时，中国的小政党众多，经过审查，中共以“成分复杂”、“组织不纯”为由取消了相当壹部分党派的“统战资格”，如民社党革新派、孙文主义同盟、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国农民党等，这些党派有的只准许其领导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有的则被指令“自行解散”，或并入其他党团。还有壹些被认定为“性质反动”的党派，如光复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则被坚决取缔，领导人被投入监狱。经过这番甄别处置以后，允许进入新政协的除中共和其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外，尚剩有“民革”等11个“民主党派”，算是取得了合法的参政资格，允许其进入政协。

但在第壹届第壹次政协会议之后不久，中共再次对这些进入政协的民主党派进行了清理整顿，最后只保留现在的8个实际上己成了“中共分部”的所谓“民主党派”。

第二道防护堤是保证共产党人在政协和政府机构中的绝对多数，并占据主要领导职位。刘少奇在1949年7月4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概述了这方面的总情况，报告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共134人，党员43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名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连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都要向苏共和斯大林报告，中苏两党的关系的实质可见壹斑。）

对进入政府的非中共人员的审查就更严了，目的是既要保住“联合政府”这块牌子，又要保证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实质。毛的办法首先是保证进入政府任职的非中共人员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其次，政府中的关键职位全由共产党员垄断。安排的结果是：第壹届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非中共人士占了3个；政务院（国务院前身）4位副总理有两位非中共党员；政务院所属的部、会、院、署、行的93名正副负责人中，非中共人士42名，占45%。这是《人民日报》最初的说法，后经查证，很多“民主人士”其实是“秘密共产党员”，如郭沫若、沙千里、胡愈之、周建人等，进－步核实后，中共方面62人，占66.67%，非中共31人，占33.33%。）

其中几个关键部门如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等部的正副部长全是中共党员。（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章立凡：《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和该刊2009期第9期胡泊的《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

但是，即使是这种安排，毛仍担心“大权旁落”，担心个别非中共人士不听使唤。于是他构筑了第三道，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防线，即在政府机构中实行党组制度，把政府机构置于中共党组的絶对领导之下。

在第－届政府刚刚组建完成的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就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党组不同于机关内的党委或党支部，它代表中共中央行使对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是所在单位的最高决策机构，作为当时中央政府的政务院的党组分为三个层级：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分干事会和各部、委、办、署、行的党组。党组只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署也设党组，亦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这样，就使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下属单位。在实际上把所谓的“联合政府”从根本上推翻了，变成了亊实上的中共壹党专政。比如，中央政府的某个部，按公 开规定部长是“壹把手”。 然而设了“党组” 以后，党组成了这个部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组书记成了这个部的”壹把手”，最高决策者，如果这个部的部长不是中共党员，党组在召开重要会议时，可以让他列席，但无表决权。党组作出的决定，部长要无条件以行政领导的名义发布文件贯彻执行。这样，这个非党部长就彻底沦为傀儡，沦为“党组”领导之下的办事员。而政府部长以下官员的任免、考核实际上也完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

接著，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把中央实施的这壹模式扩大到所有地方各级政府中去。

这个“党管政府”的体制以后还被不断完善、强化。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把党中共中央领导中央政府进－步具体化、制度化。就这样，毛还不放心，怕行政当局自成体系，尾大不掉。1958年6月8日，毛决定对国务院进行改组，各部、委、办的工作划归财经、政法、外亊、科学、文教等五个领导小组领导、管辖，各领导小组则直接归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至此，国务院彻底沦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下级办亊机构。

就这样，就既保留了“联合政府”的名义，又实行了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壹党专政。所谓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被彻底边缘化、傀儡化了

到了1954年召开第壹届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原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全部退出中央政府的领导职位，被移位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充当政治“花瓶”。至此，斯大林给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难题，己径全面、彻底“解决”了。从此以后，不但人大、政协沦为中共指挥下的傀儡、“橡皮图章”，所谓的各民主党派，实际上也变成中共统战部领导下的壹个个“中共特别支部”了。

总的看，这种“党领导政府”、“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中共学习、移植苏共“党国体制”的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所发展。直到今天，这种体制仍然保留并不断强化，但功能有所变化。由于民主党派己退出政府机构，在全部由共产党员当权的政府机构里，表面上仍然保留行政首长与党组书记平行、并且互相兼任的“双首长制”，实则主要起到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在毛和中共实行逐步将民主党派“矮化”、“边缘化”的过程中，各个民主党派绝对顺从，不敢有任何异议，因为他们当年都曾公开承诺“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在共产党的字典中，“领导” 就是服从，就是老老实实听从指挥，为共产党效劳以换碗饭吃。否则，这个饭碗不仅不保了，还会“转化”成敌我矛盾，张东荪就是榜样。但是，即便如此，毛仍然视其为眼中钉，仍不允许它们苟延残喘，到了文革，这些“资产阶级党派”就都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了。北京－个红卫兵小头头陈小鲁（陈毅之子）在壹次“革命行动”中，就把八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室砸了，八个公章全部收侥去，民主党派只好关张了。

毛泽东“完满” 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既成立了”联合政府”，又坚持了完全、彻底的共产党壹党专政，还赚得了壹个“民主建国”的名声。此时斯大林己死，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不能不佩服他这个“学生”青出于蓝了。

除了弄出这个”联合政府”花架子，在国家权力运行机制和体制方面，毛共基本上移植苏联模式。但也有“创新”，比如后毛来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赫鲁晓夫说苏联早期曾施行，但不久即抛弃）、城乡二元经济制度、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戴帽管制”制度、以及接连不断的毛式政治运动，及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 ，都是苏联所没有的，都属毛的发展创新。所以，总的看，就共产党壹党专政的水平而言，毛己超过其“老大哥”，远在列宁、斯大林之上了。

借鉴历代帝王形成的治国理念和驾驭臣民之术

   在笔者看来，毛主义实际上由三大块组成，或者说从三个方面吸取其精髄。其壹自然是马列主义；其二是学习历代民间造反之术；其三则是历代帝王统治、驾驭臣民之术。在建国之后尤其注重第三方面的学习，这也是后来毛自诩为“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的缘由。所以这里著重谈谈毛的这方面。

    凡接近毛的人都说，毛喜欢看书，常常是手不释卷。不过，他读的不是什么马列著作，而是清壹色的中国古代线装书（毛死后，壹度让人参观他在中南海的住所，硕大的木床上，线装书占据了大半“江山”）,其中最爱的要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据说他先后读了17遍之多！（遗憾的是，毛却没有接受作者司马光在此书中宣扬的儒家以仁义治天下的主题思想），还有卷秋浩繁的《二十四史》，壹般史学学者都很难通读，毛却通读了，还写下不少批语。（在“长征”时，毛让人抬著躺在滑杆上“行军”，就带著《二十四史》阅读消遣，直到过草地时，才不得不将其扔掉。）无怪他讲话时总爱“引经据典”，引的都是清壹色的中国历史或文学典故、成语，却没有壹处是马、恩的原著。从这点看，毛确实很自觉延续历代皇帝的角色。当然。在他的正式书房特别是接见外宾的客厅里，马、恩、列、斯著作的精装本是不可缺少的，那主要是出于装饰的需要。

   毛到底向历代帝王学习了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说我向××大帝、××皇上学了什么。所以，我们只能从他对历代帝王的议论、评价中揣摩他之所好，再结合他的行为判断他学了些什么。

   出于他的志趣和实际需要，在古代线装书中，毛尤其喜欢阅读有关历代帝王的传记，并每每加以评论，这样，我们就不难从中看出毛的爱憎喜恶，从而也就知道了他的价值取向和治国理念。

下面是毛对帝王评论中的壹部分。

赞美暴君，为暴君翻案。

商纣王（帝辛）在中国不管是史学界或普通老百姓眼里（民众对纣王的了解得主要得益于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榜》），都是暴虐、残忍、荒淫无道的化身。造肉林酒池，为长夜之欢，创“炮烙之刑”，以剖腹杀人取乐，以残忍手段虐杀劝谏的大臣等等，都是他著名的“政绩”。然而所思所想从来不同于凡人的毛泽东却对此君颇有好感，1958年11月，他在壹次学习中说：“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是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壹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从中可见，毛评价历史人物主要是看他“有不有本事”， 有不有“功劳”。而不是对民众的态度和作为“人” 的品质、道德。 他评判秦始皇、曹操的标准也是基于此论，尽管这些人在历史上都声名狼藉，遗臭万年，毛对他们却情有独钟，因为他们有“本事”、敢于干大事、包括杀人如麻。     

毛对秦始皇则偏爱有加，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因为他多次以“秦始皇自居”，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毛提倡“厚今薄古”，赞扬“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1964年毛在－次接见外宾时厚颜无耻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壹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囯历来分两派，壹派讲秦始皇好，壹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第壹个把中国统壹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壹中国，而且统壹了中国文字……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在这里，他杜撰了中国自古以来有“拥护和反对”秦始皇的“两派”，仿佛秦始皇不是中囯历史上妇孺皆知、朝野公认的大暴君，而只是壹个有争议的人物。而对于秦始皇的残忍酷毒，虐民好杀，滥施酷刑，滥用民力却视而不见，不置－词，对秦始皇遗臭万年的“焚书坑儒”更是倍加赞赏，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公开说秦始皇坑杀460个儒“太少”了，自己超过始皇壹百倍！洋洋自得，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1959年毛因阻止不了刘少奇召开全国第二届人大继任国家主席，气急败坏地说要提前向刘少奇交班，要刘来当“秦始皇”！可见他非常自觉自己“当今秦始皇”的身份。他还提出必须为秦始皇翻案。在毛的号召下，毛的御用文人、无耻学者掀起了－股为秦始皇、曹操等翻案和歌功颂德的闹剧，然而终究应者寥寥，无疾而终。

   毛泽东当然知道，秦始皇在中国的名声很臭，几乎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两千余年来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其骂声不断，除了人神共愤的“焚书坑儒”之外，老百姓痛恨秦始皇的另壹个焦点是其残忍暴虐，滥使民力，视人命如草芥，“修长城”即其代表作之壹，民间壹曲传唱千年的“孟姜女”就把秦始皇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毛及其党羽却对秦始皇这些“壮举”称颂不已，至今仍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向世界宣扬、推荐。很明显，毛就是要跟中华民族全体唱反调，跟历史唱反调。其独夫民贼的嘴脸可谓不打自招，昭然若揭。

说到这里，还不能不提壹提毛对秦始皇治国基础的法家学说的推崇。与我国我国古代儒家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认定人生来就“性恶”，以此作为其施政、统治臣民的出发点，提出必须以“更恶” 来治“恶”，故大力倡导严刑峻法、苛政猛役、轻罪重罚、愚民政策、恐佈统治，绝不施“仁政” 等等。不仅公开宣称依靠暴力和杀戮维持其血腥统治，还设法充分调动人性中“恶”的壹面，让其相互猜疑、互相揭发、互相残杀，试图把人还原为野兽，把人类社会变成野兽世界。这些与毛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不谋而合，被毛全盘接受并巧妙运用于其极权统治之中，

与此相反，毛对于提倡“仁政”的儒家孔孟学说深恶痛绝，在文革中他发动全国人民将“孔老二”打翻在地，批倒批臭，将儒家文物、经典彻底砸烂，付之壹炬。在其死前还发动了壹场全国性的“评法（实际上是捧法）批儒” 运动，试图颠倒乾坤，将二千多年中国民众和官方对秦始皇和孔孟的评价倒转过来。秦始皇地下有知，必定叹其为“孝子贤孙”和“千载知音”了。只可惜这壹罪恶最终未能得逞。

宣扬知识分子无用，大老粗能干可爱。

人们都知道毛对知识分子仇视、蔑视、藐视、鄙视，却不知他对帝王中的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有两次讲话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这壹思想，壹次是，1964年3月24日毛在中南海跟他的侄子毛远新谈到历代帝王时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的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壹个会做文章、诗词（而没有出息）的人。”

不过，毛以隋炀帝为代表，说明知识分子当皇帝“没有出息” 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炀帝亡国并非因为他会做文章、写诗词，隋炀帝建迷楼、开运河、东征西讨，怎么能说他“没出息” 呢！甚至可以反问壹下毛：妳不是也跟隋炀帝壹样，也会做点文章、写点诗词，也算“半个知识分子”（美国毛传作者特里尔语）吗，那么，妳是不是也没出息呢？

不过，毛是从来只准他说别人，不准别人说自已的。上面说的只是他思想的壹面，没有说全。关于知识分子“没出息” 他还有宏论，1964年2月13日，是当年的农历除夕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教育改革工作会议，毛在会议上大放了壹通“考试应该互相抄袭”的阙词之后，话题转到“知识无用”上来，毛先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通通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接著说历史上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话题忽然又转到帝皇上来，毛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壹个不识字，壹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成了，国家就是搞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大草包。”

这里，毛列举了几个历史人物以证明自己的论点。那么我们就以他说的汉代的刘邦、刘秀，明代的朱元璋和朱棣为例，看壹看事情的真相吧。

毛非常赞赏的汉高祖刘邦，是中国第壹位靠“农民起义”夺得了“天下”的草根出身的皇帝，与毛可谓异代同行，千载知音，毛对他特别有好感是不言而喻的。毛说他是“壹位高明的政治家”，“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确实有谋略，善纳谏，因此这位自称带兵打仗不如韩信，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邦治国不如萧何的刘邦却最后当上了皇帝。但这仅仅是壹个方面，刘邦还有另壹面，也是为毛引为知音的壹面，那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十足的流氓气味，他的属下曾对他当面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惯于“慢而侮人”，即喜欢骂人和侮辱人。又特别喜欢侮骂知识分子，还在争天下的过程中，某次壹位士人求见，刘邦“踞床，使两女子洗足”， 十分傲慢无礼。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当著客人的面拿读书人的帽子（儒冠）当溺器，往里面撒尿，以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侮辱。即使当了皇帝之后，其流氓本性依然不改，壹次，吃饭的时候，御史大夫周昌来见刘邦，看到刘邦壹手搂抱著戚夫人，壹面进食。周昌颇感尴尬，转身趋避。而刘邦却放下戚夫人追上周昌，用双手拼力压下周昌的脖子，然后顺势骑在周的脖子上，还洋洋得意问周：“妳看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周昌也毫不客气回答：“妳就是夏桀商纣那样的主。” 读到这些文字，毛壹定会开怀大笑，为这位异代知音痛饮干杯——浮壹大白！

原来这刘邦本乃乡村中壹流氓、地痞，壹贯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后来混了个“亭长”（管地方治安的基层小吏）当，更加“好酒及色”，但年过四十仍未成家，却和别的女人生了私生子。他胆大妄为，惯于骗人，连县令大人也敢骗，没有壹文钱却给县令大人做贺礼，公然撞入宴厅高叫：“贺钱万！”专事混吃混喝。然而，也正是这些流氓品性却使他在乱世争雄中如鱼得水，脱颖而出。

刘邦领兵打仗的本领也很差，壹次他率领五路诸侯的56万大军直捣项羽空虚的首都彭城，正在齐地作战的项羽率三万精兵连夜驰回，将他的56万人马杀得落花流水，死伤过半，连他的老父、妻子、二哥都当了项羽的俘虏。在仓惶逃命中，刘邦为了减轻所乘车子的负担，十余次亲手将同乘壹车的壹双小儿女（即后来的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推下车，幸得赶车的夏侯婴冒死屡次将这壹对儿女抱上车，始得保全。而刘邦当时甚至为此要杀夏侯婴。（顺便提及，此次刘邦等人逃命中终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及，在刘邦的哀求下，丁公放了刘邦壹马，刘邦始得死里逃生。刘邦称帝后，丁公自以为救刘有功求见，却被刘邦以“叛主纵敌”之罪名捆绑示众后杀害。

接著，在其后的广武对峙中，为迫使刘邦退兵，项羽做了壹个高大的砧板，将刘邦的父亲太公捆绑置于砧板上，旁边另置壹只盛了油的大锅。威胁刘邦说：如不立即撤兵，就将妳父亲烹了。刘邦则嬉皮笑脸回答：我俩在楚怀王面前约为兄弟，我父即妳父，妳烹了可要“分我壹杯羹” 啊（典故“分壹杯羹”即出此。）后来，项羽把刘邦之父等壹干人质毫发无损地全放了。（以上均引自《史记》）

如此看来，不仅毛与两千多年前的刘邦的为人气质酷似（应该说是毛传承了这位流氓大帝的衣钵），而且楚汉相争的故事本质上与毛和蒋介石争天下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楚霸王项羽在与刘邦的争战中本来处于绝对优势，颇类国共两党长时期的实力对比；项羽有几次可以轻易地将刘邦杀死的机会，然而颇有 “妇人之仁”的项羽不愿在对手无自保能力的情况下将其除掉，终致放虎归山。同样，蒋介石也有多次机会将毛干掉，而讲究儒家“恕道”、“名节”的蒋介石也壹次次放过了毛。终于，项和蒋都养虎遗患，自食其果，被虎所吞。楚汉相争和国共相争的结局也类似，都以流氓气味十足，掼于玩弄坑蒙拐骗的刘邦和毛泽东取得了胜利，共同演绎了壹场异曲同工的乱世政治斗争“劣币驱逐良币规律”。

除上述以外，令毛将刘邦引为异代知音的还有刘邦称帝后的大杀功臣，诛灭异姓王，以此巩固自已的帝位；而毛也不折不扣地将这些经验运用到自已的实践之中，消灭了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异姓王”——“亲密战友”。

以上就是毛对这位“大老粗”草根出身皇帝赞叹不巳的真正原因。然而也必须指出，毛实际上却比刘邦差之甚远，盖因刘邦坐稳皇位后仍然能接受大臣和谋士的意见，釆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追求太平治世。而毛则－直不停顿地折腾、以整人、杀人为乐，直到差不多把自己的江山断送。

我们再看看被毛批为“没出息”、“ 比乃祖（刘邦）差远了” 的知识分子皇帝、东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乃刘邦九世孙，东汉的开国皇帝。但凡读过历史之人，莫不将刘秀赞为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壹代英主明君。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争雄中，刘秀曾亲率数千精兵，将王莽的42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这就是中外战争史上罕有的以少胜多的奇迹：昆阳之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秀以武力荡平天下之后，却从不夸耀武功，甚至不复言“军旅之事”，因为他知道“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故坚决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宣布“以柔道治天下”。他轻瑶薄赋，将税负减到“三十税壹”。为了进壹步减轻人民负担，大力裁减官吏，“十置其壹”（即裁员九成），又禁止虐待奴隶，前后九次下令释放奴隶。他勤勉公亊，宵衣旰食，每天办公十几小时。他提倡节俭，以身作则，艰苦扑素，宫中后妃摒弃珍宝珠玉，绫罗绸缎，壹并粗衣淡食。带动了壹朝官吏的亷洁勤勉之风，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善待功臣，与功臣们既共患难又共富贵，使他们都得以善终，这与刘邦的“鸟尽弓藏走狗烹”形成何等强烈的反差！刘秀忠实履行儒家仁政思想，礼贤下士，勤谨爱民，笃行以德治国，很快使国泰民安，走向兴旺发达，史称“光武中兴”。还值得提出的是，刘秀做了大量好亊，却不准臣民对自己歌功颂德，甚至不许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作为皇帝，这绝对是唯壹的另类，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就是这么壹位文韬武略、才华出众，勤谨爱民的难得的好皇帝，毛泽东却极为讨厌！除了对刘秀的军事才能不得不承认之外，在整体上硬说他“远不如刘邦”！毛没有说岀具体原因，因为他不好直说，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推知：首先因为刘秀本人是知识分子出身（太学生，但起事前仍务农），毛说他是“大学士”，光这壹条就决定毛必定要贬之，损之；但更为重要的是，刘秀当皇帝后实行了壹整套“以柔道治天下”的政策措施，这正是毛泽东所深恶痛绝的儒家“仁政”， 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另外，刘秀拒绝趁匈奴发生瘟疫发兵攻击，开疆拓土，而强调“柔远以德”。这壹切在毛看来更是懦弱无能。无怪乎他要对刘秀“轻之”、“蔑之”。

再来看看毛吹捧的朱元璋。朱元璋是继刘邦之后靠“农民战争”夺得天下的明朝开国之君，其痞气虽不及刘邦，而凶残则远胜之。毛对这位异代的“同行”的亲切好感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这位“先帝”的光辉形象，毛不惜诛杀了自己的壹位知识分子“忠臣”吴晗。吴晗本是壹位明史专家，写了壹本叫《朱元璋》的学术著作，内中写了朱元璋壹生的“功”，也写了他的“过”，如制造冤案，大杀（几乎杀尽）功臣，厉行酷刑苛政，以神鬼图谶欺骗、糊弄民众等等。吴专家自以为得意，将此书几次呈送给毛过目，却不料毛看了十分恼火，在毛看来，骂朱元璋就等于骂自己！终于引起了他的愤恨，将吴晗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首批祭品推上了断头台。

再说朱棣。棣本乃朱元璋第四子，封于燕地壹藩王。在燕地坐大之后便生异志，起兵篡夺其侄子建文帝的皇帝宝座。打下首都南京之后，朱棣大肆屠杀建文旧属，并逼迫建文帝依重的重臣、翰林侍读、当时的学界领袖方孝孺为其撰写歌功颂德的即位诏书，却被方严词拒绝。朱棣以“灭九族”相威胁，方答曰：“虽灭十族，亦不附乱。” 并提笔写下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掷笔于地。气急败坏的朱棣立命将方孝孺的九族加上其门生（学生）共“十族”873人抓捕到案，当著方的面壹个个诛杀，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然后将方孝孺本人凌迟处死。

敢于如此暴虐、如此残忍大杀知识分子，这无疑是毛引为知已、并对朱棣大加赞赏的原因之壹。朱棣还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北伐南征，先后发动七次对外战争，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最后自已也死于北征途中。这位“能干”的皇帝还不顾人民死活，大兴土木，大搞迁都，营建新都近二十年，其间还以迁都事诱使臣民提出意见，然后自食其言，反咬壹口，对建言者捕之杀之。又为了宣扬“国威”，充当天下盟主，不惜倾全囯之力，大搞労民伤财、得不偿失的“郑和七下西洋”，在获得所谓“威德遐被，四方宾服” 的虚荣的同时，耗尽了国家财力物力，让全国人民苦不堪言。在朱棣当政的永乐年间特别是后期，百姓被剥夺得衣不蔽体，食不裸腹，无数农民辗转沟壑成为饿殍。

朱棣晚年，还发生了壹件再次表现其残忍本性的血腥事件，那就是当他发现宫女与太监之间有所谓“私通”时（实际上只是壹种象征性的“对食”游戏），竟然壹次屠戮了2800名宫女和太监，而且都是凌迟处死！朱棣还亲临观摩。皇宫成了血腥大屠场，活画出了这个毫无人性的独夫民贼的残忍丒恶嘴脸。（此事见于朝鲜之《李朝实录》，屠戮数字或有夸大，事实却不容否定。）

当然，以上暴行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小节”，丝毫不损朱棣的“伟大”，所以他认定朱棣和朱元璋壹样，是明朝干得最好的两个皇帝之壹。事实上也是如此，与毛在“大跃进”中饿死、打死几千万人相比，朱元璋、朱棣的暴行又算得什么呢。

引得毛对朱元璋特别埀青的还有他累兴大狱，迫害功臣，上挂下联，滥杀无辜，清除“隐患”。这很类似于毛的屡屡掀起的各种“运动”，特别类于毛的排除异已，大肆迫害“老干部”。可谓异代同谋，心有灵犀焉。

朱元璋还废除了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将所有大权集于壹身，使明代臻于中国皇帝专制独裁之颠峰。为了加强恐怖统治，朱元璋还发明了－种极其野蛮残忍的 “廷杖” 制度，大臣壹言不合，便在朝廷上扒了裤子打屁股，往往当场打死，这些大臣无疑都是知识分子。又设立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实施严酷、血腥、黑暗的特务统治。简而言之，明代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集权独裁、最残暴、最黑暗的朝代，朱元璋和朱棣就是这个朝代两位 代表和“始作俑者”。毛洽洽对这两人情有独钟，赞许有加，是典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为壹切能干、有“特色”的暴君、阴谋家叫好。

毛不但专为著名的大暴君翻案，对壹批尚未达到大暴君“级别”，却在某壹方面有“特色”的君王鼓吹叫好。例如汉武帝刘彻，毛盛赞其“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 对其赞许有加。但这雄才大略君主的另壹面是大喜好功，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壹生开边拓土不止，搞得民穷财尽，天下耗虚。又追求长生不老，封阐泰山，广建楼台宫苑，穷奢极欲，耗尽民脂民膏，弄得怨声载道。为填补国库空虚，刘彻任用酷吏，滥施刑戮，复又推行征收财产税和检举处罚制度，以达到铲尽地方豪强与商贾富户，聚敛天下财富的目的。这又与毛的“土地改革”和“共产革命”不谋而合，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武帝没有将他的雄才大略进行到底，刘彻晚年幡然醒悟，遂有轮台罪已之诏，改弦异辙，与民休息，使汉朝免蹈秦朝之覆辙。因此，毛对汉武的评价没有秦皇赢政那样高。

在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两世（特别是文帝朝），实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采取薄赋轻瑶，清心寡欲、与民休养生息，节俭爱民的政策，因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百姓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的气象，史称“文景之治”。然而，毛泽东对这两代贤君却极为不屑，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然而正是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的扩张和汉家四百年统治打下了基础。另外，毛还对西汉另壹个好施仁政、重用儒生的皇帝元帝（刘奭）恶毒咒骂，说元帝“好用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壹套（霸道）统治方法”， 使国家“每况愈下”。从中我们可知毛之好恶。在这位以“三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为信条、为能事的毛大帝看来，所有不嗜杀（不搞阶级斗争），不去开疆拓土，重用知识分子，让老百姓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的皇帝，都属庸碌无能之辈，不但无功而且有罪！

毛锺爱的另－位君主是三国时的曹操（魏武帝）。这也是壹位颇有特色的君王。但这位“治世之能将，乱世之奸雄”，壹千余年来壹直以白脸奸臣的形象镌刻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被骂了壹千多年，原因是曹操素以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见长，其中如他知道自己错杀了吕伯奢全家之后不但不悔恨，反而丢下壹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就这么壹句，曹操就被中国人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毛对曹操却极为欣赏，其钟爱度仅次于秦始皇。1958年11月，毛在武汊召开的－次座谈会上公开说：“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壹千年、两千年也要翻。”毛的文学侍从、文艺小丑们立即鼓噪而上，为曹操翻案的鼓噪甚嚣尘上。可惜，不管怎样翻，怎样闹腾，曹操的“白脸奸臣” 形象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仍不可动摇。毛力挺曹操，恰好说明他与曹原是壹路货色，壹丘之貉。

中国还有唯壹位女皇武则天，这个以壹个宫女爬上皇后宝座，进而篡夺皇位又自立新朝的女人，本领确实不小，所以她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是必然的。毛列举了武则天很多本事，“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总括壹句话，认定她是壹位很有本领、很“能干”的女人。在毛的示意下，中共御用文人、文艺小丑们又掀起了吹捧、歌颂武则天的浪潮。可同样得不到民间响应。原因是，囯人早己看到此女的另壹面，即阴险毒辣，人格卑劣，为了夺得皇后宝座，居然亲手掐死自已的亲生女儿然后嫁祸王皇后，最后以极残忍的方式将曾对她有恩、引荐她入宫的王皇后和另壹情敌萧婌妃弄成“人彘”虐杀。在以阴谋手段夺得李唐政皇之后，武氏大肆屠戮李唐王朝皇族和勋戚旧臣，包括杀死对她颇有微词的两个亲生儿子壹个女儿、女婿，壹对孙子孙女。她还发明、鼓吹告密制度，鼓励诬告陷害，并选拔流氓恶棍，任为酷吏，实施残忍血腥的特务统治，不断制造出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造成朝野壹片恐怖。这壹切与毛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治国”何其相似乃尔！得到毛赏识是必然的。

毛还对壹位特殊人物赞赏有加，此人就是以“变法”著称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毛执政的中国，商鞅被吹捧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为秦朝统壹中国奠定基础的千载功臣。真实的商鞅以残忍、阴损、凶恶、刻毒为能亊，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基本治国理念是“富国强兵”，办法是通过严刑峻法残民、弱民、愚民，最终将全体秦国臣民变成秦王个人驯服的奴隶和凶残的杀人工具，将秦国变成“虎狼之国”。他还提倡并实行“逆淘汰”：以奸驭良，“以奸民治善民”。对内他言出法随，实行恐怖统治；与别囯交往则以欺诈无信为能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是这样壹位阴谋家、虐人狂、卑鄙无耻的小人、流氓，毛对其情有独钟，称其为“首屈壹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壹个具有宗教徒般笃成的理想主义者”。“可以称为中囯历史上第壹个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中国数千年。” 的确，商鞅的“变法”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是祸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

综而言之，凡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包括朝野各界所所共同认定鞭挞、谴责的对象，如暴君、乱臣、贼子，毛必赞扬之，并不遗余力为其“翻案”；凡几千年来人们所肯定、颂扬的对象，如仁君、贤臣、英烈，毛必鞭挞之、不但要“批倒批臭”，把－切传统是非、善恶颠倒过来，还要对其掘坟挖墓，鞭尸扬灰。他邦架他的臣必须与－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彻底铲除壹切人类既有文明，即所谓“封、资、修”。这壹切在后来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壹言以蔽之，毛的“敌人”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乃至整个人类的主流文化。

这就是这位“人民领袖”的本质和真面目。

四、对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运用与超越

毛当然不是把上述所有借鉴、学习到的壹切原封不动、杂乱无章地搬用于他的统治术中，比之封建帝王，比之“老大哥” 苏联，他都有“推陈出新”和超越之处。简单地说，正如他自已所坦白的，他要把“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前无古人的独裁暴君，建成千秋万代的毛帝国、毛王朝。具体点说，即以秦始皇的“政制”作为政权基本构架，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幌子，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实际内容，以暴力和愚民两手作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手段，集古今中外帝王之大成。以下简单说明之。

首先以“秦政制”为基础建立金字塔式的的集权政治结构。

毛泽东赞扬秦始皇说：“百代遵行秦政制”（赠郭沫若诗）。他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并且有所发展。毛认为，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之创始，之后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中国壹直延续这种制度。毛泽东自觉地肯定、赞美这种制度，正好说明了毛建立和传承的正是这种皇权制度，也正好说明了毛是中国真正最大的“复辟狂”，“封建余孽”。

所谓“秦政制”最主要之点就是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皇帝“富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毛心领神会，得其精髄，果然后来他享有的权力、地位实际上已经在皇帝之上，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叫做“全中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 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皇帝只是“上天之子”， 而毛则与天帝齐肩，可见他已在总体上发展、并超越 了秦政制。

秦政制的基本内容是改周代的分封制为郡县制，各郡县长官由皇帝壹人任免、操控。毛不仅继承了郡县制，建立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而且还继承封建制之精华，建立了新的政治等级特权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民，那就是在全民中“划阶级、定成分”，并且将其中的“阶级敌人”实行“戴帽管制”，这就摄取了奴隶制之精华。今日的毛不仅操控全体官员之命运，而且亲掌全国草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不仅各级官吏对他要宣誓尽忠，而且全国百姓都得对他尽忠尽孝。古之皇权不下县，留给人民相当的自由度；而毛王朝的统治触角不仅到县、到乡、到村，而且到每个人，直接控制每个人的生命和“饭碗“。全国变成－座事实上的大监狱，所有臣民都被牢牢禁固在这个密不透风的监狱之中……

此外，毛通过党、政两个系统对各级官员和对全体百姓进行双线监督、控制，不仅监控他们的行动，而且对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进行监控，还进行改造，这是历史上任何王朝都不能比拟、做不到的。

所以，毛泽东虽打出“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乃超级皇权帝国，超级“秦政制”。毛本人自然成了超级“秦始皇”。

按照苏共榜样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核心：中国共产党。

当然，如果认为毛仅仅继承了“秦政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还自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共产党的出现是壹种奇特的、令人惊叹的现象。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列宁、斯大林，是他们建立、确立了建党的各种原则、制度、手段。然后依靠这个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依建党的模式、理念建国、治国，又将这壹切迅速向全世界扩散、推广，先后在几十个国家建立了苏俄式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组织，并夺得了十余个国家的政权。中共则是其最成功的复制品之壹，并且有诸多青出于蓝之处。如今全球列宁式共产党绝大多数已经垮台、散伙或变异，中共则是仅存的硕果之壹。（当然，现在它也已完全变质了，不过仍保持共产党的基本特色）

以中共为例，以毛时代之前为界限，共产党大概拥有以下特点：

壹是组织上的类似黑社会性质。共产党曾长期处于地下、非法状态，所以其组织、活动非常隐蔽、神秘，也养成了它严格、强有力的组织性、保密性和诡秘性，任何人壹旦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其身家性命就属于党组织的了。实际上是能进不能出，“活著进来，死了出去”。故它对叛徒、内奸惩处极其残忍，甚至祸及其亲友。也因此，在党组织内部自然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和对领袖（老大）的崇拜，实行领袖独裁。这样，它自然拥有类似江湖会党、黑社会组织的壹些特质。

二是政治上的排它性。共产党声称它是“最先进”的政党，奉行壹党专政的理论和宗旨。即使在它被迫与其他党派合作、甚至在表面上接受其他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如两次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内，它仍然要宣称自己是领导者，并要千方百计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然后建立如苏联的壹党专政国家。它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与他平起平坐，或分享、分割它的统治权。所以，共产党与任何其他政治势力或个人的合作其实都是虚假的、短暂的、策略性的，是它的“统战”策略。它与任何其他势力合作、联合，目的都是为了利用对方，最后消灭对方。

另外，也因此，为了胜利，为了夺取政权，它可以不择手段，也不惜做出任何承诺，最后这些当然都是谎言和骗局。

三是其执政理念上的极端性。共产党不是要壹般的夺取政权，而是声称要与传统社会的壹切“彻底决裂”，它要彻底铲除壹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造人的思想和“灵魂”。这就不仅要在政治上统治人民，而且要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对人们实行“改造”、“专政“。这也就决定了它统治的极端残酷性，它的权力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占有壹切、垄断壹切，人民动辄得咎。但另壹方面，由于它垄断了国家壹切资源、财富、利益和权力，所以对壹般民众有超强的吸引力和控制力，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打击、抗打击能力。

四是奉行党组织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党国体制。所谓党国体制，简单讲就是以党治国、不但共产党凌驾于政府之上，国家之上，而且视国家为党“所有”。党领导－切，指挥－切，占有－切，瓜分壹切。党国体制确保了共产党的特权地位和特权的合法性，入党成了获取各种利益和官位的必须途径。在毛统治下的中国，任何人想要出人头地，想过上风光的日子，加入共产党是必须的阶梯。

共产党组织还具有对政府官员乃至全民的监督功能。党的组织渗入社会的每壹个领域，每壹个角落，形成了无处不在的对全民进行监督、控制的网络，随时举报任何可疑、不忠之人和事，从而成为壹部组织严密、运行精准、无所不能的统治机器。而操控这部机器者就是党的最高领袖，党的“掌门人”。

五是共产党的国际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国际性，全球共产党受 “共产国际”统－领导、指挥（共产国际被迫解散后，各国共产党受苏共中央领导、指挥、控制），形成壹个统壹的党和国家的阵营，这也是它拥有巨大能量的壹个原因。当然，1991年苏联解体后，统－的国际共运中心已经不存在了，但共产党国家之间乃至类似共产党国家之间依然互相联系，互相扶助，形成无形的同盟关系。

简而言之，共产党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组织最严密、功能最强大超国界组织。

（三）“秦始皇加马列主义”的统治方式。

毛泽东对秦始皇情有独钟，自然要学习、仿效秦始皇的统治方式方法。但毕竟是二十世纪了 ，他又是打著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旗号，所以，他不仅仅要继承秦始皇的衣钵，行秦政之实，还要挂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名，并在它的统治术中加进壹些“马克思主义”元素。毛自称要把“秦始皇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要让它们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毛的办法大致是：在壹切公开的场合，书面的文件中都打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在执行、落实这些政策、任务时，釆取秦始皇的方法、手段。1958年8月，毛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但同时也存在当年钢铁番翻目标完不成的风险。为保证大跃进目标的实现，中共中央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集中讨论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有关问题，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

“空想社会主义的壹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产品十分丰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这就是他的招牌。

但在讨论到大炼钢铁时，大家都认为形势很严峻，有完不成任务的危险。毛禁不住气急败坏地叫喊：

“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壹个地区壹个主，壹个省只能有壹个头，党有头，责有主。……”这就是以秦始皇为手段。

这是毛的“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明确昭示。搞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些毛都是打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招牌，大炼钢铁也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些都属于表面的、用作号召民众、给外国人看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但是当这些东西行不通、推行不下去的时候，毛就搬出秦始皇来。“秦始皇”是什么呢？是公认的暴君、暴政，实行“秦始皇”，就是要搞“强迫命令”，就是言出法随，就是可以随意抓人、打人、杀人，壹句话，为了实行 “共产主义” 就得学秦始皇，就要用秦皇之法，不择手段，不怕死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可见，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壹脉相通的，是手段与目标的、实质与名义的关系，是壹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这就叫“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可是，毛转眼又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样看来，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 也是壹回事了。的确，两者实际上就是壹回事，都是不受限制使用暴力。那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行了？为什么还说要“加秦始皇”，要两者“结合”？这是因为，釆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从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上讲，只能用于对付“阶级敌人”， 在所谓人民内部是不能搞专政的。而现在是对付自已人、针对自己的干部、群众，所以不大好说直接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了。“秦始皇”就不同了，他没有这件外衣，不受这种束缚限制，秦始皇的方法可以对付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由此可见，毛的“马克思主义”是用其名，是用来欺骗胡弄人民，而“秦始皇” 才是“实”，才是他的“真面目”。 情急了，毛就将老底托出来了。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毛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 或“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其真义便是以马克思主义做为招牌，幌子、诱饵，而以秦始皇的壹套作为实际手段，来对付他的臣民。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便是既有秦始皇的残暴，又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成分，实乃不中不洋、不新不古的极权主义怪胎。这也就是毛帝国、毛王朝的实质。

毛为什么要死扛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应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这块招牌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很吃香，具有骗人的功能，只要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很多坏事便会冠冕堂皇，通行无阻。但是毛很清楚，如果真的按照马克思的主义办事，他有很多事情就不好办，不能办。比如，首先，他接收的囯家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只能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了才能搞社会主义。第二、即使搞社会主义，那也只能是按照“巴黎公社原则” 建立的社会主义，因为这是马克思亲自肯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能对老百姓搞“无产阶级专政”的。

由此可见，如果他真正按马克思主义办事，他便什么也干不成，也许这个国家都不能成立，或要改变名称、性质。那样壹来，他也就“失业”无事可干了。

所以，毛只能借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秦始皇之实，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更坏的毛泽东主义。1949年10月以后，毛干的就是这－勾当。

其实毛也知道，秦始皇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两者密不可分，比如，实行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对臣民实行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叫知识分子闭口的愚民政策；以及持续不断滥用民力不顾民众死活等等，这些既是“秦始皇”， 也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只能让它们“结合起来”。

早期毛主义的两个口号

在井冈山时期，基于当时的斗争形势，毛提出了壹些口号，有的被后来的学者整理成什么“理论”、“路线”，成为毛主义的组成部分。下面是有代表性的两个。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这壹条是被吹嘘得最起劲的，当作“毛泽东道路”向世界各国宣传和推广。实际上，这只是后来毛派学者的理论概括，毛的原著中这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在井岗山时期写给中共中央的几分报告，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些题目是后来加的）等等，但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概括。毛夺权成功后，这条“毛泽东道路”才被推出并广泛收入国内外的有关词书中，当作毛的原创、发明。

但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老路子，毛充其量只能算是对他们的承传。从中国历史看，凡是稍大壹点的农民造反（或者叫做“起义”），走的都是以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为起点，先靠打家劫舍为生，待到势力大壹点时，便去攻打城池、捣毁官府，占领地盘。直到向统治者的京城进发，夺取“天下”。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到瓦岗寨、李自成、太平天国，大致都走著这条道路。此中的原因是简单而明了的，那就是因为那些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村，是统治者力量薄弱甚至王权真空的地带，在那里起事阻力少而胜算大。在毛和中共树起“反旗”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情况跟历代王朝的末期差不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壹了中国，但实际上各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半割据状态，蒋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地方军阀互相之间战争连年不断。毛“落草”的井冈山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是农民造反的根据地（如明代藩王朱辰豪造反失败后，部分部众便聚集于此），那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还是几省交界之地，基本上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毛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是很正常的。

讲到这里，还必须交待毛在来井冈山之前搞的“秋收暴动”。毛共建国之后，官方把秋收暴动吹得神乎其神，并把发收起义的所谓功绩全归到毛泽东头上，这其实也是对历史的篡改。1927年的湖南“秋收暴动”是在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分党”之后，在苏联顾问指导下中共采取的反制措施之壹，具体地说是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决定的。“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是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会后确立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是瞿秋白，秋收起义就是瞿、李决策下的产物（当然，实际上都是苏联共产党决策下的产物）。之所以选定毛泽东去具体实施这场暴动，是因为毛是当时中共农民运动负责人，在此前他曾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那篇热烈歌颂暴力、赞美“痞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叫他去干这件事是顺理成章的。会议决定毛为秋收暴动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和中央双重领导。而毛这时也正想借暴动之名拉起壹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去过他向往的“山大王”生活。所以壹拍即合，毛接受了任命。

不过，这次暴动完全是壹次失败的行动。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毛改变了原来决定的攻打湘南几个县的计划，擅自改为攻打省会长沙；次是毛缺乏军事领导经验，致使他带领的约五千人的队伍还没有真正交战就都溃败了。后来毛率领暴动的残部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五、六百人。所以，秋收暴动是壹次失败的行动，并不是伟大的功绩。

同时从这次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毛并不是自觉实行“扎根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恰恰相反，他坚决抛弃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原来决策的夺取湘南几个县，在湘南农村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擅自要去打大城市长沙。只是在打长沙失败以后，才被迫去井冈山落草。

严格讲，毛也算不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因为在毛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两股势力占山为王了，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这二人当时是土匪，但他们实际上也是共产党人，曾带领共产党的暴动队打下了永新县城。只因在蒋介石清党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溃散了，袁、王没有了依托，就变成了“土匪”。毛在秋收暴动失败后经人指点，去井冈山求袁、王收留，袁王念在本来都“壹家人”的份上，容留了毛部。不久，毛施展权谋，将袁、王部属收归到自己的麾下，袁、王也重新加入了共产党。可是不久毛奉上级粛反命令，使出计谋把袁、王捕杀了，其部属亦被斩草除根。可见，井冈山根据地的真正创始者应为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扮演的是鸠占雀巢的角色。

再是,后来井冈山的发展壮大也主要不是毛泽东之功, 而应主要归功于朱德。

朱德于毛到达井冈山后半年，即1928年4月率领超过万人的大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会合（朱德的队伍中有八千装备很差的农军后来被毛赶回湘南，被国民党消灭）。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但不久朱德发现，井冈山地窄民贫，人烟稀少（全部“五井”才两千人），难有发展前途，于是决定去更广阔的赣南和闽西发展。可毛却坚决反对，因毛视井冈山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愿丢失。但是朱部是主力，这时国民党军队又来围剿了，不得已，毛只好跟跟随朱德部下山转移。这时是1928年的12月，国民党尾追朱毛的部队被调去打国民党的派系内战去了，朱毛部才得以顺利在新的区域大展拳脚，建立更广大的所谓“中央苏区”。毛也从此告别了井冈山，再也没有回山。

由此可见，真正使井冈山根据地变成后来的中央苏区的，主要应归功朱德，而不是毛。当然，在此后朱毛斗争中，毛把朱德“制服”了，于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干预之前，毛成了中央苏区的“壹把手”。毛当上中共壹把手后，当然把中央苏区创建和发展的首功归属到自已的名下了。

那么，毛泽东是否始终自觉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呢？非也。毛“窝”在山区或乡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壹有机会他就要去打城市。道理很简单：城市富裕，油水多，而且打下城市影响大，容易出名。

毛最早攻打的城市就是前面讲到的，他改变秋收暴动原计划去打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这是毛首次用兵，便表现了他想打大城市“壹鸣惊人”的狂想症，结果惨败。

毛并没有接受教训改变他想打大城市的狂想。1930年8月，此时，中共由“左倾冒险主义者”李立三当权。李野心勃勃，要求红军攻占几个省会城市，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妄图壹举夺取半璧江山。彭德怀遵从李立三的命令，趁敌人不备偷袭长沙成功，但只占领了10天就被国民党军队赶了出来。

此时毛泽东正参与策划攻打南昌的计划。看到彭德怀出了风头，毛决定步彭的后尘，再次主动请缨去攻打长沙，还说占领长沙后，再进占岳州，转攻武汉，叫李立三做好在武汉建立中共政权的准备工作……于是出现了毛会同彭德怀再次攻打长沙的壹幕。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二打长沙失败后毛回到江西，再度发起“九打吉安”。后来毛趁机打下敌方防守空虚的中等城市福建漳州，在那里大出风头，还狠狠捞了壹把（毛私自装了整整壹卡车的金银财宝交给他弟弟、时任苏区中央银行行长的毛泽民藏进山洞，箱子上面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而不是交公）。大概城市的生活快活，毛拒不接受中央的调令，在漳州呆了个多月不肯走。

由上述壹系列表现可以断定，毛并不是个自觉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更不是有壹套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路线。他其实只是壹个传统农民造反者，哪里能够“吃得下”就打哪里。后来在抗日中，毛提出中共军队要坚持“山地游击队”的方针，是是自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所采取的避实就虚、保存实力的办法。这办法对毛共有利，但对中国的抗战不利，试想，如果国民党也采取这种避实就虚的办法去山上打游击，日军就会在中国畅行无阻，那中国不早就“亡国”了吗？所以，不能认为，避实就虚的游击战就是对的、好的战略。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占东北，毛的战略部署最初也是抢占大城市，只是占不住，才被迫改用刘少奇提出的的“让出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

总之，“农村包围城市”既非毛所首创，他也没有坚持这壹“路线”，更没有壹套成熟的理论和计划。然而有的论者认为，中共没有采取苏联“十月革命”从大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方法，而采取了毛的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办法才取得“革命胜利”，所以毛有开创之功。但事实是，中国根本不具备苏联那样的条件。当时中共能从北京“起义”吗？在上海，周恩来等人倒是搞过几次工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此后中共和它的后台老板苏联才被迫改变了策略，从农村搞“土地革命”干起。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布哈林、斯大林均指示中共要“著手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 批评中共在这方面做得不够。会上通过了《关于中国局势的决定》，要求中共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中共十年“土地革命” 的来由。所以，从农村干起，既不是中共的独创，更不是毛的“发明”， 而是苏共的抉策，中共全党都执行这－决策，决不止是毛壹人在执行这壹决策。当时类似毛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全国有几十处，井冈山只是因为它的独特有利的地理位置，加上后来朱德、彭德怀的加入，才发展壮大起来，形成气候的。

最后，还必须强调壹点的是，毛共内战的胜利也并不是因为搞了农村根据地，更非靠它壹己之夺得政权。毛共能够取得胜利，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有两个决定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日本的大举侵华，使中共有了假抗战之名行扩军之实的大好机会；次是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共夺得了东北，使东北成为夺取全囯政权的有力根据地。有关这些，本书后面还有计详述。

二、暴力万能论的翻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也是毛泽东提出的壹个口号，是毛主义基本的、核心内容之壹。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还要用枪杆子保有政权。

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是这样的：毛认为中共在第壹次国共合作即第壹次北伐中抢班夺权的失败，是当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奉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主义”，对武装斗争不重视、不抓枪杆子的结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对“枪杆子”问题和这壹口号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即收入《毛选》第二卷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毛说：在中共成立之初的几年里，“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壹九二四年至壹九二七年”， “对此也认识不足”,“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毛讲的不是事实。实际情况是，中共壹成立，它的后台兼“保姆”苏俄，就在千方百计帮助它抓枪杆子、建军队，抓军权。苏俄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帮助建立起黄埔军校，将那么多共产党员和左倾青年安排去军校任职、受训，不都是在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为建立自己的军队作准备吗？当然，苏俄没有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立即全力武装共产党，打倒国民党，直接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完全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的情况是，国民党早已经是拥有庞大党员并已掌握了壹定军事力量的全国性大党，有了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国内外深孚众望的党的领袖孙中山，所以苏俄才不得不千方百计拉拢他，与孙氏和国民党结成同盟，也由此才得以在中国立足，直接插手中国的政事军事。而当时中共才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党，壹切都是从零开始。这种情况下，苏俄能舍弃国民党而专门扶持中共去夺权吗？它那样做还能在中国立足吗？所以，虽然苏俄有心扶助中共来取代国民党，但它不能操之过急，总得有壹个过程。事实上，苏俄也在竭尽全力帮助它的这个“新生儿”，仅仅两年多时间，中共就发展了数万名党员，掌握了数万军队（后来参加南昌起义的正规军就有两万余人，还不算分散在各地的所渭工农武装），并迅速在几个省掀起了农民暴动。这难道不是在全力帮助中共抓枪杆子吗？至于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本乃壹文人，而且他实际上只是苏俄的傀儡，没有多少自主权。而当时苏俄和中共都公开承认国民党乃革命的领导者，承认它在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当然不可能去“抢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但他也绝对没有推行什么“取消主义”，“ 投降主义”，事实是，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在全力抓军事，做取代国民党的准备。1925年春孙中山去世后，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中共大大加快了武装夺权的步伐，在它能力所及的地方掀起了农民暴动，工人暴动。正因为夺权太急，太凶，才引发了蒋介石的“清党”行动。

所以，毛说在他之前共产党不注重军事，不抓枪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严格说来，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并非毛的发明，列宁早就说过：“共产党的政权是用暴力夺得的，所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可以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初版本。毛只是秉承了列宁这－思想而已。

但这样说并非完全否定毛在这方面的“功绩”，这主要表现在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挥上，特别是在夺得政权后运用枪杆子保护政权（实际上是保护毛的独裁）上。在上文里，毛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阐释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造了壹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壹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壹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

在这里，毛已经说清楚了，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社会风气、习俗等壹切都是由枪杆子“造出来”的，并且靠枪杆子保持下去。也就是说，枪杆可以决定壹切。这是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发挥。壹般而论，人们认为军队与经済、文化、道德、习俗没有必然联系。夺取政权固然要靠军队，但对社会壹切方面进行改造，并非依靠军队，依靠暴力。只有共产党的极权政治，才把这壹切纳入枪杆子职能范围。所以，到了毛掌权后，便要用枪杆子改造上述壹切，靠枪杆子进行“全面专政”，用枪杆子造出壹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毛说它叫“革命战争万能论”，实际上是“暴力万能论”，这就是毛的“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质。

用枪杆子、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壹般人是能够理解和认同的，因为几千年来王朝的更迭大都是靠“枪杆子”完成的。共产党革命要靠枪杆子，这顺乎情理。就是很多真正的民主革命，如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等等，也是靠“枪杆子”去实现的。所以，问题还不在于用枪杆去夺取政权，而是在于夺得政权之后用枪杆子干什么。

在壹切民主国家和正常国家，枪杆子只是用于对付外部敌人，保卫国家和人民，而不能用于对付国民，对付自己人。在国家内部，民众因为对政府不满起来游行示威是极正常的事，要求政府下台也是正常的事，是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些都受法律保障。即使有人民在示威游行中冲击政府，打警察、烧警车，也只能用防暴警察对付，绝对不允许调军队去镇压，用枪炮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了壹个美利坚合众国，但大功告成后他执意要解甲归田。后来不得已被人民选出来当了总统，干了两届，便说什么也不干了，因为他认为那个位子是国家的公器，不是任何人的私物，再大的功劳也不能将国家公器据为已有，总统宝座不能由某个人长期霸占著，否则便有可能蜕变成皇帝、国王。华盛顿做出了这个傍样，对民主制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此后“主权在民”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至于毛泽东要用枪杆子来保护什么就不用笔者多说了。由于毛的示范，至今中国掌握了枪杆子的人，都是爱“枪”如命，因为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壹切。即使两代领导人交班，可以把国家“主席” 交了，党的“总书记” 交了，但这“军委主席” 却舍不得交，因为这是“命根子”。这就是毛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别的国家靠武力夺权、闹革命的区别。说白了，就是既要靠枪杆子夺取政权，还要靠枪杆子保证“壹党专政”，保证领袖独裁，壹句话，保证共产党对人民绝对统治的权力。

林彪曾经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5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有壹段是这样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壹切；没有政权就丧失壹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要靠政权来改变，靠政权来巩固，靠政权来发展。否则就是经济主义，就是叫花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壹下子就可以打到，无产阶级就有了壹切。”

在另外的场合，林彪说得更加直白：“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谁去镇压谁呢？自然是掌权者去镇压没有掌权的人。当然，掌权者总说他代表人民，代表老百姓，林彪也是如此。所以千万不要当真。去除了林彪的这块遮羞布，他的意思非常明白：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政权就有了壹切！而政权又是靠枪杆子夺得和保有的。所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杆子就拥有壹切=暴力万能.

这又清楚地表明了：原来毛用枪杆子去“革命” 的目的，就是要用枪杆子去抢夺壹切，拥有壹切。这”拥有” 者是谁? 当然是拥有枪杆子的人，所以直至今日，当有人呼唤民主，呼唤共产党还政于民时，“老革命”们就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的政权是靠枪杆子得来的，想要吗？拿两千万颗人头来换！

再说说毛上文提到的共产党要坚持“党指挥枪” ，而不允许“枪指挥党”的问题。共产党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是个颇类似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跟老百姓的关系不大。老百姓看得清楚的壹点是：没有枪杆子，共产党壹天也存在不了。对人民来说，不管是“枪”或是“党”来统治，都是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毛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另壹个含义, 是当权者必须掌握枪杆子. 这倒是真话。 例如毛以前的中共总书记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因为没有牢牢掌握军权，最后都被他们的下属（毛）轻而易举地拉下了马。所以毛当了壹把手后，既抓党权，又抓军权，党与枪杆子合二为壹了，就谁也动不了了。后来者无不照此办理。看来，枪杆子仍然是“第壹”。这也是这个政权的实质所在。

自吹自擂的毛的战争神话及其军事思想

与其他方面篡改、歪曲历史壹样，在战争和军事问题上毛也以歪曲史实，编造谎言为能事。而且由于毛是内战的胜利者，按照中国人“成则成王败则寇”的观念，凡胜利者说的即是事实，即是真理，所以毛在这方面的宣传如鱼得水，更具欺骗性，加上毛共长期以来对资讯和舆论的高度垄断，使得它的谎言成了“正史”，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则长期被篡改和淹没。然而正如林肯总统所说的那样：妳可以欺骗壹部分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妳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壹时，但不能欺骗他们于永远。随著苏联的垮台以及国门的打开，加上现代资讯技术的进步，很多沉埋淹没的史实浮出水面，壹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得也以抖落尘埃，重见天日。

以军事方面而论，在毛执政时期散布的主要论调、并当作历史向人们长期灌输的大致有：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战胜千难万险的自然条件（过雪山、草地等无人区）的同时，打败了前堵后追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创造了“飞渡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军事思想战无不胜，“四渡赤水”是毛的神来之笔，从此指挥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八年抗战，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主力，打垮了日本侵华军主力，国民党蒋介石只反共不抗日，待到抗战胜利了，急忙从峨眉山下来抢夺共产党抗 战胜利的“桃子“；原子弹是纸老虎，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才投降；中共以“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的八百万国民党美式装备的军队；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迫使它跪地求和；中国人民援越抗美朾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把美国及其走狗赶出印度支那；珍宝岛之战打掉苏修的威风，是中国人民反修的伟大胜利；美国跟中国斗了几十年最后认输了，1972年尼克松打著“白旗”到北京来了……等等等等。

有关以上这些历史的真相现在已经基本上浮出水面了，在学术界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对于中国广大老百姓来说，毛时期上面那些宣传灌输仍然占据著他们的脑海，毛的军事神话仍然被当作史实流传，还被编成影视戏剧上演。有关“长征”和抗战、国共内战的神话我们放在第二部的有关章节论述，在本章，我们主要揭示建国后毛发动的有关战争的真相，并简要批判毛的壹些战争和军事思想，以正视听，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的最基本军事法宝：人海战术是壹种野蛮落后、残忍反动的反人类罪行

毛泽东及其党羽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编造他的战争史话，主要是它夺取了中国大陆政权，并且有效地保持著这个政权。但这是由多种复杂因素构成的，并不是毛和毛共有什么超人的本领。就毛共本身而论，它藉以吹嘘的战争资本主要就是人海战术。在内战时期，它靠著人海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也是主要靠人海战术基本上与美国战成平局。在现代条件下，如果不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核武器），只要妳不怕死人，而且有本事能够叫妳的人民前赴后继地赴死，那么，壹般地说，即使不能取得胜利，也不会输得很惨。毛和他的政府恰恰就拥有了这个“优势”。所以，它的调子总是很高，吹得震天响，毛泽东本人，更是动不动就拿准备死掉壹半中国人来吓唬对手。但是，壹旦处在人海战术无效的情况下，毛的牛皮将不攻自破。而现在人们听到的，知道的，都是在人海战术有效情况下的宣扬，所以，人海战术是毛和毛共的看家本钱，是它编造战争神话的主要支撑。不过我们必须恉出，从根本上说，这人海战术是壹种野蛮、残忍、反人类的罪行。

前面已经讲到，人海战术的基础是所谓“人民战争”；人海战术则是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它是壹种少数统治者胁迫全体民众为其卖命的野蛮、残忍的方式，壹种惨无人道、视人命如粪土、将人民劫作炮灰的谋略和制度，所以是壹种反人类的罪行，而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伟大的战争艺术”。

最初，在文字上，毛只是提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为了取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己方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提出这壹战术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实际上，毛的这壹口号变成了不惜以无限兵士的生命去换取胜利的野蛮行为，更令人发指的是，它发展成为用无辜民众的血肉之驱去抵销敌人的火力、充当炮灰和“铺路”的工具。下面是国共内战时期壹些亲历者的记述：

国军第十八军军长胡连是壹员令共军胆寒的勇将。他回忆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但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

毎次冲锋在前的几波老百姓都是所谓民工，实际上是逃难的饥民。饥民们见共军要将他们抓去送死，向共军士兵跪地痛哭，有的士兵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还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平日里天天说“军民壹家亲” 的共军，到了紧要关头，就变成吃人的野兽，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亲人” 送入虎口。国军面对这些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的干脆闭著眼睛打，有的射击到手发软后才自动逃离。因为不能不打，妳不杀他，他就要杀妳，在他们的背后有督战的共军。

抗日名将黄百韬说：“国军在十米宽的河边地带布满了工事，每个碉堡布满了机抢眼。隔著河，共军驱赶民工壹波壹波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填满了河，后面的共军就踩著民工尸体过河。”

在淸理战场时发现，民工们的左手都被用绳索綑住，十个八个壹串，有的是被从背后射杀的。

《谁是新中国》的作者辛灏年在澳洲作巡迴讲演时说到壹个故事，是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山东访问时济南军区壹个离休军官亲口告诉他的。军官对他说：妳知道国民党的王牌七十四师是怎样被打垮的吗？在孟良崮山坡上，当“解放军”发动第壹轮冲锋时，国民党军队遇到的是壹群手无寸铁的老头、老太太，原来这些人都是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第二轮冲锋的是清壹色未成年的孩子，原来这是上述人员的孩子；第三轮冲锋时全是壹片白花花的被单，国军正要开打，白被单没有了，露出来的全是赤裸裸的年青女子，她们是地、富的女儿、媳妇。国军正在手足无措时，共军从后面冲上来了……

除此之外，毛共还有残忍的饿死老百姓以求胜的战术。1946年春夏，共军在围困长春的国民党守军时，为了迫使城内守军投降，包围长春五个月，城内粮食断绝，国军放百姓出城逃生，却被围城的共军残忍地杀死。于是全城百姓只能活活饿死或举家自尽。关于长春之围饿死百姓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张戎的《毛传》中说共军围城前长春有50万居民，城破后只剩17万，即饿死人数在33万左右。中共自己承认锇死12万人。而据被俘国军将领段克文的说法，长春围城饿死总计65万人！

当时中立偏左的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在1946年4月16日为《大公报》写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中说：

“我们的所谓军事冲突，实己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关枪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下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战。”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在其《大江大海1949》中认定，长春之战，“被围饿死的百姓确实有60万左右，不下于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国民党方面认为，‘解放军’在围城中的行为构成战争罪，共产党应为这壹问题负责。”长春围城饿死老百姓的决策出自毛泽东壹人，连林彪都想“酌量分批陆续放出” 饥民，但遭到毛的否决。毛还把这壹模式推广。据后来共军的粟裕大将说，这壹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军投降的“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釆用过”。

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海战术”！ 这壹战术后来也被应用于朝鲜战场。

1950年12月中旬，当中国的志愿军逼近朝鲜的三八线之际，彭德怀向毛报告要求对部队进行休整。他列举了由于敌机轰炸，给养跟不上，部队无冬衣、被毯，在零下30度的严寒，有的战士穿草鞋，有的打赤脚……等等可悲情况。可是从来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根本不理会这些，仍然严令志愿军要越过三八线，夺取汉城，为的是造成轰动效应，便于北京和全国开庆祝大会。后来彭德怀不惜壹切代价，突破了三八线，夺得了汉城（壹座空城），但损失惨重，仅壹九六师，冻伤失去战斗力者达数千人。不久，汉城复被对方夺回，战线推回三八线以北。据知情者保守估计，在这场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活活冻死在10万以上。

张戎的《毛传》中提到曾参加朝鲜战争、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演员的麦可·凯恩的话：中国士兵像大海的波浪壹潮壹潮地往前冲，前扑后继，用身体消耗西方的子弹……凯恩出身贫寒,原来对共产主义有所同情，这时他看到共产党完全不把自己的士兵当人，他不由想到：他们连自己人的生命都毫不顾惜,我怎么可以指望他们关心我呢!……这就是人海战术的本质。

正是由于靠人海战术起家，所以才养成了毛泽东那样不可思议的残忍、冷酷，后来毛发动“大跃进”，把人海战术移用于经济建设，结果惨败，造成四千万无辜民众被活活饿死。事后毛不仅无半点歼悔之心，还硬说大跃进的错误只是“壹点点”，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

毫无人性，丧尽天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人命如草芥，这就是毛的人海战术的本质。

二、人海战术的悲哀：建国后毛挑起的两次台海危机

在毛泽东自诩“光荣、正确、伟大”的壹生中，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没能“解放台湾、统壹中国。”

台湾本来是只“煮熟的鸭子。”在1949年10月1日毛共宣布建国后，美国多次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国不想用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事援助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杜鲁门已决定把台湾拱手让给毛共。

可毛泽东对杜鲁门的慷慨并不表示半点“感谢” 。他认为这是“穷途末路”的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故此依然执行他那咄咄逼人的反美政策。并毫不犹豫答应金日成的请求，充当北朝鲜发动侵占南韩战争的“坚强后盾”，允诺如果美国参战并打过三八线时，中国立即派兵入朝作战，把美军赶下大海，完成朝鲜半岛的统壹……

谁知世事难料，正当苏、中、北朝鲜三方为打响侵韩战争的第壹枪而兴高釆烈时，“美帝国主义”做出了激烈反应。韩战爆发的当天杜鲁们即从他休假的家乡赶回白宫，27日，就朝鲜局势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其中令毛膛目结舌的壹句是：立即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可能的进犯。

想不到这个“垂死的”、几年来壹直对毛共委曲求全、完全像个“软柿子”的美帝国主义突然强硬了起来。但这时毛已经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地看看台湾这只煮熟的“鸭子” 飞了。当然不是毛泽东没有与美国第七舰队干壹仗的勇气和胆量，就在半年多前的1949年10月25日，毛就想创造壹个用他的“土海军”战胜国民党的洋海军的神话，派出了他精粹的28军，在壹个月黑风高之夜，用木帆船直驶金门岛登陆，企图壹举拿下这个近在咫尺的小岛。可是意想不到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合围，而这时海上通道被截断，既无路可退，也无法去救援，致使古宁头壹战，28军3个师全军覆没，中共的总指挥叶飞闻讯后隔海痛哭。自此，对这个近在咫尺的金门岛，毛只能望岛兴叹了。

连国民党的海军都对付不了，面对现代化的第七舰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毛泽东终究忘不了这个隐痛，无时无刻不在筹划复仇。朝鲜停战以后，“解放台湾”便成了毛筹划的头等大事。这时“我们壹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已经喊了几年了，如再不拿出点动作，也不好向国内外交待。

毛决心冒险，用武力“解放台湾”。他决定先吃掉金门、马祖这两个小岛作为第壹步。

毛当然知道，这时台湾与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有救援的义务。但他更认为，美国不壹定会为台湾冒如此大的风险，何况他只是先取这两个小岛。而且，他从朝鲜战争中得出了壹个结论：美国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故不敢、不会使用核武器。只要不使用核武器，毛就认定可以充分利用他的人海战术，不惜壹切代价取得胜利。

毛决定先从剪除蒋介石控制的沿海小岛入手，然后夺取金门、马祖，最后直取台湾。这种由近而远、由易而难的逐步鲸吞战略，可以稳打稳扎，积蓄力量和经验，夺取最后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麻痹美国，毛估计为了这些小岛，美国不会插手，待到台湾成为孤岛，命悬壹线时，它已救援不及，悔之晚矣。

说干就干。1955年1月，毛倾其海空力量加上绝对优势的陆军，拿下了浙江沿海的“壹江山岛”。旗开得胜，举国欢庆。

下壹个目标是大陈岛。毛决定继续采取这种“杀鸡用牛刀”的办法。国民党当局权衡利弊，决定收缩战线，主动放弃了大陈岛。

占领了大陈岛后，毛更加趾高气扬。这时美国已看清了毛这种逐步蚕食战略，对中共发出警告，表示必要时不惜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遏止中共的侵略。

毛对美方的警告视为“核讹诈”而嗤之叹鼻。早在1951年1月下旬，毛在接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时放言：“美国无法用它那壹颗小小的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他还用毛式黑色幽默调侃说：“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壹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可见其骄狂之心态。

毛决定不理美国的警告，继续调兵遣将，目标锁定金门、马祖。

可是这回毛估计错了，他此次面对的不再是不敢使用原子弹、害怕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而是对共产主义持强硬政策的二战英雄、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针对毛共的蚕食战略，艾氏抛出了“多米诺效应”理论，即：只要侵略者在某壹处、某个地方得逞，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艾氏说：“妳竖起壹列多米诺骨牌，妳推倒第壹张牌，最后壹张牌的结局必然是很快地倒下去。”“在东南亚，壹个国家倒下去后，其他国家将会壹个跟著壹个倒下去。”为了不使出现多米诺效应，美国对苏联、中国制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 以保证阻遏苏、中的侵略野心。

就在毛积极准备进攻金门、马祖之际，1951年1月28日，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福摩萨（美对台湾的称谓）决议”，授权美国总统为保护台湾、澎湖而调用美国军队。

2月，美国进行了壹系列“小型核武试验”，即当量在5万吨TNT炸药以下的核武器试验。3月初，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谈到可能使用“精密新式强有力核武器”。艾森威豪尔则在记者招待会明确说：“我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妳在打仗时找不到理由不使用子弹或别的什么壹样。”并说明核武器只作战术上使用，“而不伤害无辜。”与此同时，美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斯唐普海军上将也宣布：只要战争需要，他将接受对中国大陆的原子攻击。

在美国军政要员壹系列明确而又强有力的表态面前，毛知道这壹回不是“核讹诈”了，他原来摆出的要与美国决壹死战的架式终于软了下来，下令停止了在金门、马祖的试探性挑衅，台海的紧张形势得到了暂时缓和。毛在等待新的时机。

等待了壹段时间，形势没有变化。终于无计可施了。1955年4月，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参加印尼万隆举行的的亚非国家会议之际，改弦易辙，大唱和平经，申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还在会议上高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高调。

毛挑起的第壹次台海危机结束了。那颗“小小的原子弹”遏止了毛的野心。

当然，毛是极不甘心的。他仍在窥测时机，想抓住美国的“软助”，迫使它退让，壹举实现他“解放台湾”的梦想。

毛第二次挑起台海危机是1958年7月。这次正值大跃进的高潮、毛的头脑高烧之际，他大概想在军事上也创造奇迹，实现经济、军事“双跃进”， 让全世界葡匐在中国的脚下。这次国际形势也很有利，当年5月起，美国被卷入在中东地区与黎巴嫩、约旦等国的武装冲突之中，美国被迫将军力重心放到中东和欧洲。这种情况下，毛估计美国无力东顾，对台湾承担的防护义务可能会自动降级。毛认为这是壹次极好的战略机遇，“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当得知中东发生了反美浪潮美军被牵制其中之后，毛泽东说他“睡不著觉”了，他决定再次冒险。经过周密筹划，毛制定了他的“趁火打劫、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他壹方面指示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挑唆中东国家扩大与美国的对抗，以拖住美国军力和高层的注意力；另壹方面，紧急集结部队在台海发动突然袭击，突破口仍然是金门岛。

7月17日，毛命令他的空军、海军和地面炮兵同时行动，封锁台湾对金门岛的海上运输，并打击国民党的海空军。18日毛召开军委会议，布置炮打金门的事宜。会议决定7月25日开始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后来推迟至8月23日才实施）。

毛动员了他所能动员的力量发动的这次大规模挑衅，目的想在气势上压倒台方，阻吓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同时毛还想借机挑拨台美关系，毛决定：只打蒋介石的军队，不打美国的空军和护送台湾运输船的美国军舰。企图以此离间美台关系，使美方退出或减少对台军的支持。

毛的这次军事冒险实际上在试探台美联盟的可靠性，并试图拆散这壹联盟，同时他还包藏壹个重大的阴谋，那就是企图将苏联拖进这场战争中，让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他背著苏联作出这次重大战争决定，直到炮打金门开始，仍不通报苏联。而当时苏联与中国签订有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双方中的壹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壹方有救援的义务。所以毛如此对待苏联是壹种极不负责、极不道义的要挟行为。毛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想迫使苏联做他的后盾与美国对抗，因为毛知道，台湾也与美国订有《共同访御条约》，他打台湾的军队，必然引起美国救援，而壹旦与美国开战，毛自知凶多吉少，很可能如前次壹次，引发美国动用核武器。这时只有拉苏联进来，才能求得力量的平衡，制止美国动用核武器，求得自己的安全。

毛对金门的大规模突然炮击于8月23日开始，当日发射炮弹31757发。同时开始了与国民党海空军的激战。毛的打算是，在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的同时，截断台湾对它的海上补给线，待金门岛无法支撑时，派部队登陆上岛。拿下金门后，再拿下马祖，然后直取台湾……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台海局势发表声明，重申不允许中共进犯金门马祖地区。如果上述地受到攻击，国会将授权美国武装部队保护该地区，因为这是美国履行与台湾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

9月6日，周恩来奉命发表声明，措词强硬地回应，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存在著象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 。”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干涉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壹切严重后果”。

但是，美国根本无视周的警告。9月7日，美国军舰奉命与蒋军舰组织了联合舰队，14艘美台混合舰队护送大批补给舰船向金门进发。同时美空军也参加对金门的空投支援。

面对美国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无法可施的毛又壹次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为了不造成与美国直接交战的局面，毛下达了“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死命令”。

但是，毛的退让和企图对美国与台湾的离间策略毫不凑效。9月1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长篇声明，表明了美国捍卫台湾和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决心，实际上宣告了毛此次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入侵计划的破产。

艾氏在声明中指出了毛共建国以来壹系列侵略扩张行径以及当前台海面临的战争危险。他强调：壹个“强大的独裁政权正在攻击壹个暴露但却是自由的地区。”艾氏回顾了二战之前，壹些民主国家的执政者由于软弱和胆怯而纵容侵略者带来的恶果，导致了那场“给世界带来恐怖的战争（指二战）。”艾氏表示他不愿意看到“那壹次历史的重演”。

声明还揭示：大陆中国对金门的炮击不过是它进壹步扩大侵略的前奏，其野心计划是“消除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壹切阵地。”因此，“残酷无人性的暴君所进行的侵略对美国和自由世界造成了壹种清楚的威慑”。

声明最后说：“我们不接受共产党人所寻找的那种结果。”“不会有任何姑息的”！

值得注意的是，艾氏还认为毛的此次行动是和他的后台老板苏联商量串通壹气的（他这种推测是很自然的）。他当然知道中苏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美国的决策，这表明美国已不惜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决心与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壹决雌雄。

在美国的强力干涉下，毛的战略被全部打破，封锁不成，炮击无效，登陆更不可能。10月初，毛泽东经过了痛苦的抉择，终于放弃了原来的全部目标，指示其部属改行“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策略。这实际上等于宣告攻台计划的破产。

10月6日起，金门炮击变为打打停停，后又改为隔日打炮，节假日停击。最后变成徒具形式，无任何实际意义，而只是消耗中国人民血汗的“烧钱游戏。”

10月6日，由毛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壹份《告台湾同胞书》，书中，主动提出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还厚颜无耻地说：“妳们与我们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还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内部贵我双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笔者在“贵我双方”打下重点是告诉读者，毛在公文中尊称国民党为“贵方”，可能是自从国共开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谦词，可谓用心良苦无可奈何，而又黔驴技穷。

为何壹个多月前还张牙舞爪，不可壹世的毛，突然变得温情脉脉而且通情达理了呢？这当然不是蒋介石军队坚守金门决不退让所能达到的，全部秘密还在于美国的强势介入，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那个“纸老虎”原子武器，因这时美国已将战术核武器“原子炮”运抵金门岛。

原来，艾总统发表声明后，美国立即付诸行动，先后从本土、地中海、日本、冲绳、菲律宾等各地向台湾地区增兵，四艘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湾，壹批可以发射“小核弹”的榴弹炮运抵金门，随时准备对付毛共军队的登陆战。美国史学家斯特宾斯说：美国在这壹地区集结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空打击力量。”这是因为艾氏当时不仅是为了对付毛共，还准备与介入战争的苏联较量。

被毛无端牵扯进台海冲突的苏联非常恼火，这使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意识到，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的毛已经甩开“老大哥”单独行事了，却又阴险地将苏联当作挡箭牌和后盾，不惜把苏联推到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前沿。由此可见其未来之不可驾驭。据史家考证，这是中苏关系首次出现裂痕的征兆。但是因为美国点了苏联的名，苏联只好派大员来中国了解战事情况，并装模作样发表了壹个苏联将回击美国对中国的任何核攻击的声明。但实际上苏方非常恼火，赫氏并未给毛任何帮忙。美国早已将苏联列入它的战争对手，对它装腔作势的声明当然不屑壹顾。

第二次台海危机仍以毛的彻底失败告终。

这次又输了。怎么向他的臣民交待、并维护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权威呢？好才他的脸皮厚，只好使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法子，抛出了壹个“不攻占金门、马祖，让它变成套在美国脖子上的壹根绞索，对我们更有利的”的“新理论”，壹则试图堵住党内之口，二则自找台阶下。这个新理论就是当年10月5日，毛以中央军委发出的壹个关于金门、马祖战争的内部指示，说：

“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的好处，如果做到这壹点，应该说对于我们是壹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架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壹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毛绞尽脑计想出来的这壹“理论”，加上他那拐弯抹角的文字表达，虽然也能骗到壹些对毛“无限崇拜”愚氓，但稍有头脑之人都不能不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要动员全军、全国的力量去干这件“不利”的事呢？如果金门、马祖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壹根绳索，那么台湾不是壹根更大的绳索吗，还要喊“解放台湾”干什么呢？！

当然没有人敢当面质问这位暴君，因为他虽然无法对付美国的原子弹，却拥有足以对付他的臣民的暴力。其实，毛所有的理论、以及全部毛主义，都是靠暴力支撑著的壹套谎言、权术、骗术。失去了暴力支撑，它便壹文不值，成为丑陋、残暴、无耻的代名词。

两次“解放台湾”的尝试都彻底失败了。毛无计可施又心有不甘，于是下令对金门的炮击永远打下去。直到毛死后几年才被邓小平停止。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去到厦门观光、游览的人们，都被带领去壹座楼房上用望远镜观看大、小金门岛。面对近在眼皮底下的金门岛，数十年了仍然在“敌人”手里的事实，很多人不能理解，说：就这么点距离，怎么就不能“解放”呢！言下对毛有不敬之意。这些人真是站著说话不腰痛，难道伟大领袖还不想“解放”金门？不想解放台湾？可台湾海峡终究不是大陆中国或朝鲜，人海战术派不了用场，还能有什么法子呢?没有了。还是赶紧实现军事现代化、赶超美国吧。

如此看来，毛和毛主义实在也没有什么神奇，不过是很少碰到强硬的对手而已。这使人想起中国那句古话：“时无英雄，致使竖子成名。”

三、毛泽东的战争观

毛泽东还有很多不同凡响的战争和战术思想，此处不妨择其要者展示壹二。

（壹）游击战万能论。游击战是毛在江西、福建苏区时的主要斗争方式。这本也不奇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自然只能靠游击战生存。问题是毛及其党羽别有用心，把它吹嘘得神乎其神。

蒋介石先后发动了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按照毛共的说法，前三次都被毛领导的反围剿游击战给粉碎了。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已被排除出领导核心，但组织、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仍然执行毛的战略战术，所以仍然取得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莱恩）和博古（中共领导人原名秦邦宪）组织指挥，抛弃了毛的战术，所以失败了，被迫进行长征，云云。

实际上头两次围剿失利，是蒋介石的将领轻敌又缺乏山区作战经验所致。而毛共取胜也主要靠了共产国际提供的情报。但长期以来毛只字不提苏联人和共产国际的“功劳”，贪别人之功以为已功，从中可见其人品卑劣之壹斑。

第三次围剿主要是爆发了“九壹八”事件，蒋介石不得不半途而废；

第四次围剿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执行的是与毛的游击队相反的大兵团作战方式，取得了成功，消灭了国军两个师。后来因爆发了长城抗战，蒋介石急于处理华北抗战事宜。再次撤兵。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吸取前几次的经验教训，采纳德国军事顾问的堡垒战术。其实，面对蒋的绝对优势兵力和新战术，换了任何人来指挥，也挽回不了中共失败的命运。而毛后来却硬把失败完全归结为别人采取了“错误”的战术所致，其目的则是为了趁机从博古和李德手中夺权。（关于五次反围剿本书后面还有专门论述）

还在井冈山时期，毛即将把朱德首先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略加改动据为已有。在延安时又将彭德怀在 “抗大”做报告时讲到的如何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收入自己的军事著作之中。

为了给自己在抗日中避实就虚的“山地游击战”找理由，抬身价，毛把游击战提到“战略”的高度，仿佛他的“山地游击战”真是战胜日本的法宝。后来毛共的御用学者以抗战初期毛共只有三、四万军队，到抗战胜利时发展成为百万大军的这壹事实，说明毛的“敌后游击战” 的巨大威力和巨大成功。但是这恰恰印证了毛共在整个抗战时期在执行的是“避实就虚”，“不与日军正面接触”、“游而不击” 的“假抗战、真扩军” 战略，如果是真正与日本人作战，毛那点“本钱”不早就“报销”了，还会壮大几十倍？

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主力死打硬拼，中共又如何能在敌后安稳地扩军、占地盘？没有国民党付出的380多万正规军的惨重代价，毛的共军如何能够在敌后安稳地发展壮大？

客观地说，游击战作为壹种敌强我弱时的骚扰战法，虽有壹定骚扰作用，但只能是主力战场的辅助，它存在的前提首先是有正面战场的存在，并且牵制了敌军的主力，否则，即如东北抗日联军，壹旦成了“孤军”， 成了日军主要打击对象，也就注定末日到了。

所以，对游击战的作用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如毛壹样别有心吹瞎吹。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前朝的残余势力总要开展“游击战”，如南明的反清势力、清朝的反清复明势力和国民党战败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都开展过游击战， 但最后只能是被消灭。这是失去了主力战场牵制和庇护的“游击战争”的必然结局。

（二）近战、夜战，只能靠步兵决定战争胜负。

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壹书记会议，会上毛就战争和战略问题发表讲话，强调说：

 “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时期也是这样。今后的战争，还是靠两条腿，靠炸药，靠炮兵、要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优良传统。”

“将来打仗，还是靠步兵。坦克要有公路，空军要有机场，海军要有海。步兵有两条腿，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当然，坦克、空军、海军还是要的，但我们要从最困难的地方著想，完成任务最可靠的还是步兵。”

毛对近战、夜战、步兵情有独钟，是因为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毛共军队依靠这些手段占过便宜，壹是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斗志不如用阶段仇恨煽动起来的共军；二是共军在白天的战斗中难以捡到便宜，相对来说，夜战中可以相对减少对方的武器优势，可以在黑夜、近战中“混水摸鱼”。在朝鲜战争也有过少数这种情况，虽然美军的装备优势明显，但那时仍然缺乏足够的夜视设备和精确的打击手段，到了夜战、近战，它的优势就相对削弱了，共军或者可以占到－点小便宜。

 可是，这种在特定条件下积累得来的经验，并不是永远适用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黑夜已如白昼壹样透明，夜战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远程精确打击和高度机动能力，以及侦察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使近战、步兵的突袭失去原有的优势。至于空军、海军，虽有其局限性，但其优越性则更明显，更具战略意义。这些都不必多说。毛泽东之所以钟情他的“老皇历”，除了其守旧、顽固而又刚愎自用的本性之外，就是始终不忘他的“人海战术”。在毛看来，战争仍然是拼人力、拼生命，即他所谓“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中的“人”。 所以毛动不动就说准备付出壹半或者三分之二中囯人的生命，去赢得壹场核战争的胜利，反映了这位暴君不可救药的的愚昧和残忍。

（三）反对“唯武器论”和军队现代化。

反“唯武器”论，是毛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其军队装备不如敌方的情况下，为了给己方打气壮胆而提出的军事口号，其中最著名的“品牌”则是“原子弹是纸老虎。”这壹“理论”不用说早已破产了，连毛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他的信口雌黄。只是他的“金口玉言”不能改动，所以只好坚持到底。其实毛比任何人都盼望得到核武器，为了追求核武器他不惜倾尽全国人、财、物，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这充分表露了他的壹贯虚伪和死不改悔的卑劣人格。

毛所批判的“唯武器论”其实只是他的臆造，是个伪命题。因为从广义来说，人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并不错，武器也是人造的。没有人否定这壹观点。人们说武器的重要性是在假设其他条件等同的条件下而言的，就像二人搏斗，其体力、技能相当，壹人赤手空拳，壹人拿刀，拿刀者当然拥有胜算；同样，壹人拿刀，壹人拥枪，拥枪者自然具有绝对优势。

毛在宣扬其“原子弹是纸老虎”时，也故意在言词上玩弄花招，比如1946年8月6日和斯特朗谈话时，他故意讲“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不是壹两件新武器。”“壹两件”新武器当然不足以决定战争胜负。但谁都知道，壹种新武器投入使用，难道只是限于“壹两件”吗？在1951年1月28日毛接见芬兰驻华大使说到原子弹时，他故意说：“美国用它那颗小小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华民族。”（收入《毛选》时对原话作了修改，改成“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民”。）在这里毛再次玩弄了两个花招：壹是“壹颗小小的原子弹”，从概念上讲“壹颗小小的原子弹”当然消灭不了庞大的中国；二是毛故意说美国想用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这是恶毒的挑拨和诽谤。从这壹句话中就见到了毛的卑劣嘴脸：壹方面心虚，故意把对方的核武器说成“壹颗小小的原子弹”；另方面挑动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说美国要用原子弹“消灭中华民族”。毛的阴险卑劣由此可见壹斑。

在上述两次谈话中，毛还都“预言”：如果未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都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并且要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联合国”。有意思的是，毛说这个“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可能设在欧洲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但就是不设在苏联。毛想的是大概是：苏联将在那场核大战中被彻底消灭了。于是，共产党世界理所当然就公推他当最高领袖，他也就成为“人民联合国”的超级大总统了。

可惜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共产党没有统治世界，他也没有当成那个幻想中的“人民联合国”的超级大总统。相反，曾被毛吹嘘无比神奇的代表进步力量的苏联却自己垮台了，共产党国家大多也烟消云散了。倒是毛炮制的“美帝国主义及壹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早己成为笑柄。

与“反唯武器论”同工异曲的是毛对军队现代化的诋毁。习惯于流氓习气和流寇战术的毛，对壹切现代化、科学化的东西有著天生的仇恨，就象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壹样。毛在建国后，先后以所谓单纯军事观点、搬“洋教条”或“反对突击政治”（也就是不以学习“毛思想”为军队第壹要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撤换、批斗了壹批曾为他打天下的功臣元勋，以及有壹定现代科学思想的将领，包括最初担任军事科学院长的刘伯承元帅。后来林彪投其所好，号召军队把学习“毛思想”放在首位，并创立了“四个第壹”等无数阿谀奉承肉麻佳作，惹得毛心花怒放，将林提为“接班人”。到了晚年，毛已经“自信”单靠他的“光辉思想”就能战胜壹切敌人了，下面这壹段谈话非常典型地表现了毛对军事现代化的仇视和其不可救药的愚昧和狂妄：

1965年1月27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印尼外长苏班得里约。谈话中，涉及到军事教育和训练的话题，毛自豪地说：“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90%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的各军区司令员过去都是大老粗嘛！”

意犹未尽，毛接著说，“解放后我们也办了几所军事院校。进军事院校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严重脱离实际，不好呢！书可以读壹点，但读多了，的确害人……”

按照毛的逻辑：毛自己手不释卷，所以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

毛也反对建立正规的军衔、军阶制度。1965年4月28日，贺龙、罗瑞卿等人向他汇报军队工作，谈到改变中共军队的帽徽、领章时，毛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壹颗红星，两面红旗，其他统统都吹了。”“什么将校尉那壹套，我是不感兴趣的。”后来按毛的指示，将1955年建立的军衔、军阶制度全取消了。

（四）奇特而反动的核战争观。

自从1946年8月6日毛抛出他的“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以后，他就不遗余力在壹切公开场合维护和鼓吹这壹观点。

1954年9月，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为了能坐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这把交椅，亲自率领壹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共建国五周年国庆大典，以示对中共和毛的讨好和拉拢。可是，也在觊觎这把交椅的毛对赫氏的恩宠不但不买帐，还以壹种流氓政客的方式向对方释放他的不满、不屑，他故意在壹个大游泳池边接见赫，与其畅谈天下大事。据赫氏的回忆录记载，毛与他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们比较壹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妳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妳想，中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加在壹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赫鲁晓夫告诉他：这种想法过时了，妳再也不能根据哪壹方面的人数计算军事力量的大小了。

毛并不理睬赫氏的提醒，他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妳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妳们需要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妳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1957年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期间，毛就核战争问题作了壹次精彩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有27忆人口，壹场核大战下来，可能要死去三分之壹，再多壹点，死去壹半。但另壹半人还活著，不久我们都会生出更多的孩子，比27亿还多。

至于中国，毛说，也许会死三亿多人，最多会死去三分之二人口。“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吗，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这番高论听得与会的共产党头头们口瞪目呆，纷纷视其为战争狂人。毛的狂妄谬论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欧洲那些共产党小国的领导人纷纷指责，说在毛的眼中，死人只是壹些数字，毛已到了“冷酷毫无人性”的程度。这确是这位当代秦始皇本质的不经意暴露。

他还曾私下单独向赫鲁晓夫献策说：

“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妳们不要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妳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妳们受到进攻，我们认为妳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该怎么办？”赫氏问。

“撤退。”

“撤退到哪里去？”

“妳们曾经撤退过。”毛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妳们壹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妳们再次被敌人进攻，妳们可以壹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妳们有中国作后盾。”

赫氏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妳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妳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三年的时间撤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时间，过此之后，就什么都不会留下，仅留下壹些破烂而已。”

毛在核战争问题上不仅是无知的问题，更多的是体现了这位当代最大暴君的残忍和毫无人性。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毛就认定赫鲁晓夫是个怕打核战争的胆小鬼，自己完全应该取代赫氏成为共产党世界的领袖。

虽然毛在表面上、在公开场合总是表示对核武器的“不屑”，对打核大战充满必胜的信心，但他更知道，必须拥有这个家伙！所以另壹面他不惜－切代价要弄到核武器，发展核武器。他想的是，拥有了核武器，再加上他的人口优势，他就可以在未来的战争中稳操胜劵，从而实现他统治全世界的美梦。

1968年11月毛在接见澳大利亚毛主义党的头头希尔时，掩饰不住他的这壹野心，大放厥词：“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壹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壹世界。希特勒想统壹世界，日本想统壹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壹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他颇有信心地说：“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壹的。”谁去统壹呢？他说：美苏两国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它们不怕别的囯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了：只有人口最多、又不怕死“自己人”的国家才能担此重任。毫无疑问，那就只有毛领导下的中国了。

绕了个大圈子，毛仍然回到他的毛版“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上来了。在他的眼里，核战争不过是多死几个人而已。而他有的是人，他的人比美、苏加起来还多，他从来不怕死人，死多少都可以。那么，这世界大帝舍我其谁？！

附：建国后毛亲自决策、筹划、指挥的两场重要战事：

“抗美援朝”与珍宝岛之战

选择这两场战争作为毛建国后军事实践的案例，是缘于这两场战争的影响巨大，对手又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强国。更为重要的是，毛在国内对这两次战争进行了大量虚假、歪曲宣传，在几代人心灵上造成巨大的误解和误判，流毒深广。还其本本面目，有利于消除毛自吹自擂的神话，也利于帮助中国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后代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处理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系。

被无限吹嘘、歪曲宣传的“抗美援朝”战争

从中共出兵朝鲜伊始，毛共依仗其对新闻、舆论的绝对垄断，就日夜不停地向全国人民灌输以下观点和信息：

1、朝鲜战争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势力挑起的壹场侵略战争，侵略的矛头对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先是唆使它的走狗南朝鲜李承晚政府向北朝鲜进行挑衅进攻，被北朝鲜人民打败，差点被赶下大海；于是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狗急跳墙，亲自出马进行疯狂的反扑，将战火烧到鸭绿江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因此，抗美援朝完全是壹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2、抗美援朝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本质，美国“少爷兵”不堪壹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出了威风，彻底战胜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了完全的伟大的胜利。

3、美帝和它纠集的各国反动派，眼看被彻底消灭，为了挽回失败，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中朝人民发起了万恶的细菌战。美帝比日本更坏，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全人类的公敌。

4、美帝为首的侵略者眼看再打下去将被彻底消灭，于是不得不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中朝人民军越战越强，完全可以将其彻底消灭，但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同意与其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和平谈判是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是美帝及其狗的彻底失败。

5、美帝在被打得落花流水时曾威胁要使用原子弹，但它未敢使用，壹来是我们有强大的苏联作后盾，苏联有更多、更厉害的原子弹，美国投壹个，苏联将投十个报复；二是原子弹是纸老虎，它救不了美帝的命，更吓不倒中朝人民。

总的结论是：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美帝的纸老虎被揭穿了，原形毕露了，世界人民再也不怕它了，促使它加速进入了灭亡期。

如此等等的“抗美援朝”教育，毛共坚持了几十年，向全国人民实行强制灌输，对几代中国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对此有深刻印象。

实际的朝鲜战争是怎么回事呢？这在中国大陆以外应该早已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但在国内，人民依旧被蒙在鼓里，媒体和出版物仍然由当局垄断著，试图永远这样蒙蔽下去。鉴于它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太深，太恶劣，有必要进行拨乱反正，同时这也是作为对毛主义批判不可缺少的壹部分。

谁是侵略者？

毛共的说法是：先是南朝鲜发动了对北朝鲜的侵略，后是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企图扼杀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事实是，这是壹场赤裸的“共产主义”侵略扩张战争。

朝鲜的南北分裂是二战的产物，二战的遗留。当时朝鲜半岛处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战败，美、苏军队分别从朝鲜半岛的南北两端推进，结果双方协定以北纬38度为分界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国家。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从它诞生的第壹天就宣称，它是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当时正是共产主义“红”遍全球的时候，所以，从朝鲜分裂成南北两半的第壹天起，共产党统治的北朝鲜就发誓要吞并南朝鲜，统壹朝鲜半岛。

1949年3月，眼看中共的“革命”成功在即，北朝鲜统治者金日成认定吞并南韩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其主子斯大林请求发动对南韩的战争。但斯大林未批准，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尚未结束，攻打南朝鲜需要中国的帮助，苏联自己不想卷进这场战争，它怕与美国人直接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于是，金日成转求毛泽东帮忙。毛壹口答应，但告诉金氏要待他“解放全国”、结束内战之后再去帮助金氏统壹朝鲜半岛，时间在1950年上半年之后为宜。金又转向毛寻求更现实的援助，在金的要求下，毛同意将林彪部队中的三个由朝鲜族人组成的精锐师调入北朝鲜，编入朝鲜的人民军系列。仅得此援助，金日成的兵力增加了壹倍，就更加信心百倍地进行侵略战争准备了。

1950年1月19日，金日成通过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向斯大林再次请求进攻南韩，并强调中国已经应允帮助。斯大林在核实中国应允之后，同意发动这场战争，并招金氏到莫斯科具体商谈。1950年3月30日，金日成携作战计划赴苏请示并与苏联人进－步商讨，斯大林批准了作战计划。但再次强调苏联只可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不能直接派军队参战。万壹美国出兵干涉，就“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4月25日金氏回到平壤。

5月中旬，金日成访问北京，向毛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并与中国商定开战的最后事宜。毛原想在“解放台湾”之后再帮助金打南韩，但在“大老板”已做决定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屈从金日成的计划，并慨然承诺：如美帝出来干涉，战事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过“三八线”，“我们壹定打过去！”

得到毛的保证后，金氏立即归国进行战争的最后布署。1950年6月25日凌晨，北朝鲜突然发动了对南韩的总攻，由于事前做了充分准备，北朝鲜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三八线，三天之内攻下了南韩首都汉城，全世界为之震惊……

6月26日美国总统召开了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决定派兵阻止北朝鲜的侵略，会后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

27日，美第七舰队奉命进入台湾海峡，防止中共对台湾的进犯。

7月1日，美军陆军开赴南韩参战。

7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严厉谴责北朝鲜的侵略行径。并宣布组织联合国军介入南韩的反侵略战争。会后，除美国外，另有15个国家的3.9万部队参加联合国军陆续开赴朝鲜半岛参战。

其时，北朝鲜正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势如破竹向南推进，不到两个月，占领了韩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国土。8月15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在8月份完全占领南韩，把敌人赶下大海。

这时，美军壹面在南韩仅余的领土组织坚强的防御和反攻，壹面策划壹场重大的军事行动。9月15日，联合国军统帅、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指挥7万美军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仁川登陆，将朝鲜截为两段，根本扭转了战局。9月26日夺回汉城。10月19日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就在同壹天，中国军队偷偷地渡过鸭绿江，隐蔽地打著“朝鲜人民军”的旗号投入战争。平壤距鸭绿江尚有几百公里，而且美国已经公开声明：战争只在朝鲜境内进行。（连接中朝边界鸭绿江大桥，美军只炸毁了北朝鲜的壹半就是此意。）所谓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共被迫参战的说法，纯属中共揑造，事实是毛泽东为了执行斯大林的决定、履行对金日成的承诺而主动参战。

毛对联合国军采取的是不宣而战的方法，打了对方壹个措手不及。中国军队于1950年10月19日夜开始渡过鸭绿江秘密进入北朝鲜，每日天黑后渡江，凌晨四时停渡，天亮前隐蔽完毕，严格保密。因此，几十万大军分三路进入北朝鲜美方毫无察觉，直至中方以五倍于敌的兵力打得韩美先头部队晕头转向之际，美军统帅部还不相信中国军队已经参战。

当确定定无疑中国军队己经潜入朝鲜作战之后，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召开大会通过谴责共产党中国“在朝鲜从事侵略” 的决议案。毛共中国作为“侵略者”被写入世界历史史册，铁扳钉钉记彔在案。

以上就是被毛共隐瞒、颠倒黑白的朝鲜战争的初始情况。

毛泽东之所以决策入朝对美作战，首先是投斯大林之所好。当时美、苏对峙的重点在欧洲，毛在朝鲜开辟对美作战战场，就能牵制住大量美军，大大减轻苏联在欧洲所受到的压力；苏联不出壹兵壹卒而能大量消灭美军，削弱美国军事力量，而且，战后还有可能拥有整个朝鲜半岛，斯大林自然十分高兴。其次，毛也想借机在“大老扳”面前显露壹手，为其“壹边倒” 的外交政策向苏联送上第壹份大礼，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壹大功，也必能大大提升自己在全球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有利于日后中共向东亚、东南亚扩张。

毛也认真考虑了战争的风险。他完全知道，自己军队的武器装备比美军差得很远。但他不怕。他有可靠的制胜之道：人海战术。他可以以三倍、五倍、十倍的兵力对付美军，以士兵的生命消解对方的火力优势，因为就当时的常规战争来说，兵力数量的多寡仍然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毛知道，美军总兵力有限，还要防卫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能够投入朝鲜战争的兵力不可能太多，何况战场离它的本土万余里之遥，给养和补充都非常困难，战争成本太高。而自己与朝鲜仅壹江之隔，兵源和给养要多少有多少，要打多久就能打多久。他还知道：美国害怕死人，死人多了国内民众就会起来造反。而自己这边是万众壹心，死多少人都毫无关系。有了这些明摆著的优势，他还怕什么呢！

   当然还有原子弹的问题。但毛认定美国不敢动用原子武器，因为苏联也有原子武器，扔原子弹就会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二战刚过去不久，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怕打，美国更怕打，因为它国内有强大的反战势力。另外，假如美国真的扔了原子弹，那可正遂了毛的心愿，在毛看来，中国承受几个原子弹的损失没问题，恰恰可以此为由向苏联索要原子技术。（后来美国虽未扔原子弹，毛仍然通过周恩来和钱三强壹再向苏方要求转让原子弹技术，可见趁机要求苏联转让原子技术是毛打这场战争的记定目标。）而美国如果扔原子弹必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将使它在全世界处于孤立，更会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自然，它扔了壹两个之后也就不敢再扔了。这样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也正好证明原子弹是纸老虎……

决策既定，毛装模作样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其实毛只是想从反对的意见中看看自己的设想是否有疏漏之处，以便采取更稳妥、更完善的对策。果然，政治局会议上反对之声占了上风，但其论据不外乎美军武器优越、拥有完全的制空权，还害怕美机轰炸东北，等等。这些毛早就想过了，并无新意。走完了这个形式，毛就壹人拍板，跟美国人干！（迄今壹些学者还说，决定出兵朝鲜是毛壹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的反对意见使他无法下定决心……这实在只是作者自作多情，多余为毛担忧了，因为早在与林大林、金日成商谈时，大计就已经决定了。）

（二）谁在进行细菌战？

在朝鲜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政府又在全国掀起了壹场谴责“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对中朝人民进行细菌战”的运动。因为细菌战是国际公约所禁止的非法行为，这很快就引起了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立即，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到处是愤怒声讨的示威游行队伍，毛共的“文艺战士”更是别出心裁，将自己妆扮成老鼠、臭虫、蚊子等，头上戴著美式星条旗的高帽，满街乱窜；然后被扮成“中朝人民军”的演员用喷雾器、扫把等壹个个打倒在地，“消灭”干净。

毛共报纸则熬有介事地用巨大黑体字报道说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向中朝人民“布撒细菌达804次”，犯下了反文明、反人类的“滔天罪行”。还配有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投掷细菌弹的“口供”，言之凿凿。

闹腾了壹段时期以后，事情就无声无息过去了。当时运动不断，妳方唱罢我登场，人们习以为常。但对细菌战之亊国人仍然愤恨不已……

制造谎言和骗局，原是毛和毛共的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可这次，毛及其党羽制造了壹个“国际骗局”，涉及的还有北朝鲜和苏联，情况就不壹样了。不久，斯大林死去，苏共新领导班子决定实行与美囯修好的政策，首先要停止这场打了两年多取胜无望的战争。然而毛却不肯，因为他的战争目的之壹——从苏方得到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没有达到。于是战亊只好僵持著。不久，苏联领导人得知以中国为首制造的“细菌战”谎言，在苏联主子的压力下，北朝鲜官员只好对苏联人如实招供：“细菌弹很可能是中国飞机自己投下的。” 这时斯大林己死了，苏联新领导可以对此不担责任。于是决定将此事拿出来作为压毛就范的筹码。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指责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壹事乃中方的“故意捏造”。1953年5月2日，苏联新任驻华大库兹佐夫交给毛壹封苏共中央措词强硬的信，信中说：“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委员会被给予了错误的信息。报纸上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大肆宣传，是建立在虚假的消息来源上，对美国的指控是虚构的。”信中还“建议”中国不要再提关于细菌战的事了。并说，苏联方面“参与制造这壹指控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随后，苏方将与中、朝共同串通制造这壹骗局的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华耶夫召回，投进了克格勃的监狱。

苏方如此严厉的态度是毛始料不及的。后来库兹佐夫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中描述他提交苏联这封信时的情形：“毛泽东起初对此事表现有点紧张，不断地摇著香烟”，可到后来，大概想出了应对之策，“才镇定下来，有说有笑了。”

毛面对苏联人责难的解释是：他们此举是“根据前方的汇报”，“要确定这些汇报的精确度是很困难的。”然后不得不顺水推舟：“如果妳们发现了造假，那么这些来自下面的汇报就是假的。”

毛就这样轻巧地把制造细菌战的责任推给他的“前方的下属”去了。不过从这壹事件中，毛知道再在停战问题上对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在会见库大使的第二天，毛作出了同意美方的谈判条件，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

（三）美国 “少爷兵不堪壹击”吗：战场实况。

 为了“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共自始至终都在宣传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不堪壹击”，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等等。1953年9月12日，朝鲜停战数月之后，毛还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会议上吹嘘说“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见《毛选》第5卷101页）

其实，毛说的“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应该加上“再次”二字，因为，早在1951年初，汉城曾经被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占领过壹次。那是中国入朝军队发起的第三次战役的“硕果”，中国军队在朝鲜取得胜利主要是入朝作战的头45天（1950、10、25—1950、12、10）即第壹、第二战役。那是因为中国采取不宣而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将美韩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习惯于按常规思考问题的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会参战。美国介入战争是因为美国与南韩签订有互助防卫的条约，而中国与朝鲜没有这种条约，所以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朝鲜。可从来“无法无天”的毛偏偏就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大军偷偷越过鸭绿江，分三路进入北朝鲜，穿的都是北朝鲜军队的服装，美军指挥官莫名其妙，不知何处来的“神兵”，迅速击溃了南韩的先头部队。包括麦克阿瑟在内都不相信中国已派兵入朝。当从被俘的中国士兵口中得知中国的“志愿军”已经大规模赴朝参战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可是己被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志愿军打得晕头转向，狼狈南撤，壹下子后撤了几百公里。中国军队不给敌人喘息穷追猛打，等到第二战役结束时，中国军队已进到三八线附近。

 这时，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向毛报告，要求停止追击，对部队进行休整。他知道，他的胜利壹是靠出其不意，打了个对方措手不及；二是靠人多，且对方还不熟悉、不适应中方的人海战术。敌人虽然后撤，但兵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而自己方面情况则严重得多，除了靠不怕死人造成的巨大伤亡之外，非战斗减员更为严重，由于运输线被美机炸得七零八落，后勤给养跟不上，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战士们无棉衣、棉毯、饿著肚子光著脚丫打仗，每个军团因冻饿而减员数以万计，常常在发起冲锋时，整连整营的队伍冲著冲著就无声地倒在地上……

 但是彭的报告毛不予批准。毛泽东要打“政治仗”，他想看到的是志愿军越过三八线，攻占南韩首都汉城时世界的惊异、赞叹目光！要看到全国人民庆祝胜利的游行，亿万群众的欢呼鼓舞。于是严令彭乘胜追击，务必跨过三八线，拿下汉城，至于要付出多大代价、多少生命那不是应考虑的问题，他只要两个字：胜利。

毛泽东如愿以偿了。在毛的强令下，志愿军开始了所谓的第三次战役，在1950年12月31日发动除夕攻势，当晚突破了三八线。1月4日，中国军队开始进入汉城。当天北京开始全城祝捷狂欢……

但彭德怀并没有笑起来，他深知这次胜利的代价和接下去的形势严峻。1月5日，当彭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祝汉城光复》以及另壹则消息：《首都人民为汉城光复游行》时，把报纸甩到壹边，冷冷地说：“……解放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可怎么向人民交待？……”后来他对来催促他继续进军的金日成说：“第三次战役打得有些勉强，作战准备很仓促……突破三八线后，气温下降，有的部队整团的人因冻伤失去战斗力……”“也不想壹想，靠两条腿追敌人四个轮子的汔车能有多少收获？”

在此段时间，在中国军队尚未越过三八线之前，以印度为首的国际社会曾几次进行停战谈判的斡旋，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毛泽东故意开出“高价”、要求美军不但要撤出朝鲜，还要撤出台湾，并由毛中国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等等，致使谈判无法进行。

就在毛做著“把联合国军赶下大海” 的美梦的时候，彭德怀的话不幸言中了。1月25日，美军开始了代号为“雷击作战”的全面反攻，形势发生逆转。这时中方要守住原有阵地已经非常困难，而毛偏偏又下达发起“第四次战役”的进攻命令。从毛和彭德怀的往来电文看，彭多次谈及此时发起攻击“尤为勉强”，并暗示应放弃汉城。可这时壹心想获取全胜的毛已决定“乘胜追击”，还说此次战役之后再作“两个至三个月的准备，然后进行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把联合国军队赶下大海，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毛认为已经胜利在握了。

谁知战事完全朝著毛预想的相反方向发展。尽管毛严令不准后撤，不准丢弃仁川，不准丢弃汉城，不惜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但仁川、金浦、汉城还是壹个接壹个丢了，战线又重新推到三八线偏北。壹位撰写《入朝作战》的中共记者时雨濛总结此次战役时说：“后来战局发展的结局表明，在敌人的陆海空现代化装备的优势面前，我军过于乐观敌军怕死，缺乏近战夜战能力的弱点。而对我军的弱点研究重视不够，致使战事未能按照我方的预想发展。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尚不具备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遗憾的是，这壹正确认识却是在我军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之后得出的，而不是在这之前。”（参见《中共六次卫国战争》第125页，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1993年3月。）

在美军的雷霆攻势之下，志愿军只得靠血肉之驱来消耗对方的炮火，纵然如此，阵地仍然壹个接壹个失守，形势危急……

1951年2月21日，壹个阴霾、严寒的北京早晨，从朝鲜前线赶回来的彭德怀直奔中南海，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又急切驰往毛所在的香山玉泉山别墅。彭德怀不顾壹切拨开阻拦他的士兵，直闯毛的卧室，将正在做著美人香梦的毛惊醒。彭德怀这种有点鲁莽的直率性格，可能也是他被毛泽东憎恨的原因之壹。

简单的寒暄后彭直奔主题，慷慨陈述自己的意见：

“要我说，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很勉强；部队连续打了两个战役，还未来得及休整，又发起强攻，准备不足。现在看来，当时不要急于过三八线，也没有什么不利，……结果三次战役追击敌人到三七线，部队粮弹，兵源补充不及，又被敌反攻回来。而国内报刊壹再宣传，要把美帝赶下大海……其实第三次战役之所以前进得很快，是因为敌人并没有打算坚守，汉城也是敌人主动放弃的……打砥平里，我们以为壹包围壹攻，敌人会像以前那样退缩，却不料敌人凭借武器条件，死守砥平里，使我们几个师攻击受挫。可见，如敌人决心守壹地，凭借其优势火力是可以办到的。我们不能轻敌，壹定要从各方面多做准备……第四次战役，带有更大的勉强性，部队仓促调动，仓促出击，……十三兵团经过连续三次战役，新兵还未补充上去，部队缺员，弹药运输又极为困难。当初我意退几十公里，拥护限期停战，以争取舆论和军事上的主动，主席却命令发起第四次战役，确保汉城和仁川，还要部队向南攻进壹百公里，实际上是办不到的……”

“大约能防守多少时间？” 这时毛知道已不是“速胜”、“缓胜”的问题，而是如何稳妥后撤了。他打断了彭的话。

“坚持两个月时间没问题，……不过，第二番部队要先拉上去……”

最后商定，采取长期作战，轮番作战的方针，即靠看军队数量的优势，志愿军分为三批，三番轮战美军。为此，要尽快从国内抽调百万新军投入朝鲜战场。

虽然毛、彭当时作出了准备长期作战的打算，但心存侥幸的毛在4月下旬又命令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企图挽回颓势。而彭德怀也想“将功补过”。这时从国内增调的“第二番”作战的三个兵团（第三、第九、十九兵团）几十万大军也已到位，中方满以为这次进攻会只胜不败，马到成功。（据第三兵团被美军俘虏的军官张泽如撰文回忆，该兵团昼伏夜行，15天赶了1500里到达朝鲜前线，但在美军飞机猛烈轰炸下，上百辆运输弹药粮食的汔车，数百辆骡马所剩无几，部队未到前线兵员已损失五分之壹。参见《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张择如文。）

孰知，第五次战役的第壹阶段（西线出击）不但没有消灭多少敌人，自己反而遭受惨重损失（彭在5月21日给毛的电报中称“伤亡三万”），战役打了8天不得不鸣金收兵。第二阶段（东线出击）更惨，只打了7天，不得不后撤，在撤退途中志愿军整团、整师地被歼灭（仍为张择如文称，他所在的180师12000余人，仅剩三千余，还包括不上战场的医院、兵站和伤员千余人）。这时志愿军全军战斗意志己濒临崩溃。5月26日彭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长期性感到厌倦，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对战争能否取胜产生怀疑，某些干部甚至违抗命令，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的现象相当严重……在这些措词背后的严重情况可想而知。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战》壹书的作者在书中也说：“彭德怀确实遇到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困难最棘手的局面。连日来、各兵团不断报来损兵折将的消息......他早些时候已派韩先楚副司令员回国请求援兵，紧跟著又派邓华副司令员带第壹批入朝的几个军长回京向主席面报情况……但战局不断恶化。”（前书第140、页141页）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不得不作出“（战争）应停在三八线，边谈边打，争取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决议。中共作出这个决定后，还要请求斯大林批准，不知情的斯大林起初还要中国“不要急于结束战争”， 毛只好派高岗谐同金日成亲赴莫斯科向这位大老扳说明“困难”， 斯氏才不得不首肯。

但是，此时中方的“要价”不得不壹降再降了，不但不敢再提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共要进入联合国等，而且被迫作了很多让步（见下节）。

后来战线又回到三八线附近胶著，这是靠了杜鲁门不准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毛中国才得以挽回壹点面子。

这就是朝鲜战争的实况。

（四）“中朝人民”取得怎样的“伟大胜利”。

战争是否胜利，首先要看各方战争的目标是否实现。由金日成提议，苏联充当后台老板、中国作为战斗主力的这场战争，它的目的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就是让北朝鲜统壹朝鲜半岛，将整个朝鲜半岛纳入世界共产主义阵营。

战争结果，这壹目的是否实现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就是说，苏、朝、中壹方的战争目标落空了，失败了。

再看南韩、美国和联合国军的目标。南韩和美国、联合国军是被迫应战的，是反侵略的壹方，它的目标首先是要把侵略者赶出国土；在赶出国土之后，从法理上说，按照反侵略战争的惯例，在情况和条件允许时，可以打到侵略者的老巢，完全征服侵略者，就像二战中对付发动侵略的德国和日本壹样。当然，也可以考虑到各种因素，在收复国土的情况下中止战争。

在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曾经打到釜山，侵占了南韩95%的国土。后在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击下，不仅夺回了国土，而且把战场推进了北朝鲜境内，并壹度占领了对方首都平壤。但就在此时，美军高层对战争的目标有了分歧，美军和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张义无反顾地统壹朝鲜全境，彻底铲除侵略者东山再起的可能。并具体提出在圣诞节前（即1950年12月25日）“结束战争。”这代表了常规的战略思维，也说明了美军并无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的意图（后来毛共大肆宣传美国要跨过鸭绿江，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完全是别有用心的煽动、胡说）。

然而以总统杜鲁门和国防部长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中的壹股绥靖主义势力，则反对麦帅的计划，他们耽心这会“触怒”中国和苏联，引来中国、甚至苏联参战，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又侦察得知有大量苏联军事顾问在中朝的军队中，斯大林并直接派出了由喷气式飞机组成的16个苏联空军团参战，杜鲁门等就更坚定地相信这场战争如果控制不好就可能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正是美国朝野最躭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此，杜鲁门坚决把战争目标设定在把侵略者赶出南韩国土，恢复战前以三八线为界的南北朝鲜原状上。

就在中方发起所谓的第四次战役后，美军也发起了“撕裂者行动”的反攻，战场不断向北推进。这时麦帅接连向华盛顿提出要求取消限制他的军队北进的命令，让美军越过三八线，统壹整个朝鲜。麦氏甚至计划：如中国坚持要大打，就沿鸭绿江东西两端强行登陆，来个放大的“仁川登陆”新版，包抄中国军队，给其以毁灭性打击。（此时北朝鲜的军队已基本丧失抵抗力）

麦帅要壹直往北打去。他不但要统壹朝鲜，而且准备在中共不肯退出战场的情况下，对中国沿海进行全面封锁，与中国打壹场全面大战；又鉴于中国军队的巨大数量优势，麦帅还建议使用原子武器。他估计赤色中国的军事将很快崩溃。

为了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麦氏亲自制造舆论和寻求支持者。1951年3月7日，麦帅从前线视察回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向记者阐述他的观点：前线的形势壹天天好转，但要避免战争陷入胶著状态和僵局，必须尽快在“最高国际水平”壹级作出新的决策。也就是要求最高当局必须确立新的战争目标，向北朝鲜推进。

华盛顿对麦帅的言论起初不作任何反应。于是，麦氏在3月15日又召见了合众社董事长休·贝利，由贝利对他进行专访。麦氏在录音讲话中，再次批评华盛顿不准第八集团军（即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乔·马丁曾写信给麦帅，表示了与他同样的观点。麦氏受到鼓舞，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壹封进壹步宣传自己观点的回信。并说他等待华盛顿新的表态的回音。

麦克阿瑟的行为使其与杜鲁门之间的矛盾激化了。杜鲁门对麦氏感到了忍无可忍。

华盛顿回音了，但不是支持麦帅的声音，而是相反，是再壹次重复此前命令的内容。这份以“总统声明”的形式的文件说：

“国务院计划由总统不久以后宣布：由于已将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土地上赶（了）出去，联合国正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壹直有这样壹种强烈的看法，在通过外交途径为解决朝鲜问题作出进壹步努力之前，不应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

当麦帅看到这份由马歇尔签发发给他的文件之后，他知道政府已铁了心，不想打了，想从朝鲜战场抽身了，这样他的全部构想和计划都泡汤了。难道对侵略者能如此容忍？难道几万美军的生命就此白白牺牲了？......他越想越气愤，他在办公室内独自转来转去，壹边恨恨地骂道：“马歇尔！马歇尔！壹切阴谋的策动者！正是他马歇尔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是壹些土地改革者，才抛弃了蒋介石，把中国大陆让给了赤色分子，现在他又要鼓动杜鲁门把北朝鲜也让给赤色分子……”

3月24日，麦帅又壹次从前线视察回来，向东京新闻界发表公开声明，试图为改变华盛的朝鲜政策作最后努力。声明说：

“战事仍按照原定的日程和计划进行。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肃清了南朝鲜境内有组织的共产党军队。越来越明显，我们昼夜不停地大规模海空轰击，已使敌人的补给线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前沿阵地的敌军缺乏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敌人的这个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随著我们的部队已适应他们这种作战方式而失去效力，他们的渗透战术已只能加重他们被零星地消灭的损失，而且在气候、地形和战斗等困难条件下，敌人的持久力已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比我们在战场上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有重大意义的是，这次攻击清楚地表明了：红色中国这样壹个新敌人，它具有的军事力量是被夸大和自吹自擂的，它缺乏足够的工业能力来为进行现代战争提供许多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最初敌人巨大的兵力优势，也许可以弥补工业能力这壹不足，但现在由于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发展，单凭人数优势已不足以弥补工业能力不足所固有的致命弱点......由此造成力量上的悬殊，纵使以狂热的勇气或者不顾大批生命的损失也无济于事。……

因此，敌人此刻必然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放弃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和内陆地区，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刻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弄清这些基本事实后，就朝鲜问题作出决定就不会有难于克服的困难了。”

然而，麦帅的解释和努力是徒劳的，当杜鲁门手捧著载有这份声明的报纸时，他双手哆嗦著，嘴唇气得发白：“这个妄自尊大的家伙！应该撤他的职！麦克阿瑟以为他是美国政府的总督，可以他妈的为所欲为！……他妈的，这家伙想干我这份差使！我已经准备好呼吁停火谈判的声明，他却发出了自己的声明！”

4月5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将前几天收到的麦克阿瑟给他的回信，拿到众议院宣读，立即成了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这对杜鲁门来说等于火上浇油。

杜鲁门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使出了作为总统的最后杀手锏：4月9日，正式作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以上引言均出自上述《中共六次卫国战争》）

就这样，壹场更大的反击战争、有可能给赤色中国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避免了。

麦帅的继任者李奇微根据杜鲁门的决定，于1951年6月30日呼吁进行停战谈判，中、朝方面第二天即响应了这壹呼吁，双方开始了漫长的谈判。

以上说明，正是杜鲁门壹伙的容忍、退让，使战争得以在三八线附近停顿下来。但事情总的结局仍然是很明白的，发动侵略妄想吞并南韩的北朝鲜共产党金氏集团，壹寸土地也没有捞到，反而丢失了壹些；而美国方面则按照它的目标实现了半岛的和平，保护了南韩作为自由世界前沿阵地的地位。

从这壹角度看，妳说谁输谁嬴呢？

除了战争目标之外，评判战争胜败的另壹个标准，就是看战争中各自的损失、伤亡情况。

毛共的统计数字的可信度正像毛说的话壹样，基本上等于零，这是谁都知道的“秘密”。不过我们仍然先看看它公布的数字。中国志愿军总部发表的战绩公报称：这场战争美军死伤39.4万人（不知它如何统计对方的死伤）。中国志愿军的伤亡36万余，其中死亡11.5万人（后改为17万余），另加上“非战斗死亡”（冻死、饿死、累死），共伤亡41万余名。朝鲜人民军伤亡103万，其中死亡26万余人。

美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显示的数字精确到个位，且有名有姓，应是可信的。它统计美军死、伤、失踪共172847人，其中阵亡54246名。联合国军（主要是南韩军队）伤亡2256523人，其中阵亡628833人。

中方到底伤亡多少呢？精确的数字是不可知的了。据这场战争的总后台前苏联的官方文件称，中方死亡人数为100万，北朝鲜250万。这个数字虽不精确，但苏联作为中朝的总后台，而且自始至终有大批军事顾问参战，并随时掌握著整个战况，它说的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前面提到的《入朝作战》壹书作者叶雨蒙，在其著作中估计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应在60万至45万之间，依据是：中国在1951、1952年投入朝鲜战争的兵员共30个军，约壹百万人。而自实现停战后，历次撤回国内的志愿军总数约50万左右。

但是，据张戎的毛传中的数据，中国赴朝参战的兵力总数至少300万人。根据彭德怀与毛达成的志愿军分三批、三班轮战美军的决定，300万人参战应该更接近实际。张戎还提到，邓小平和康生都承认“抗美援朝”中方死亡40万人。又据台湾出版的史学家唐德刚的《毛泽东专政始末》中称：朝鲜战争中中国单方面死亡超过100万，志愿军是“整营整营地死亡，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能想象。”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许也是壹个永远之谜。毛共从来就只将“统计”、“报告”作为壹种宣传工具、政治手段，对于壹切于己不利的事情，妳永远不要指望从它口中得到真相。

不过，从上述各种数字，已可得到双方伤亡的大致情况。中共又何来“伟大的胜利”？！

谁在“跪地求和”？

毛共对它的人民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它就将被彻底消灭。于是，它不得不向中朝人民求和。毛共的宣传说：美帝是被迫向中朝人民“跪地求和”的！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己经知道，真正打不下去的是中国的“志愿军”，连彭德怀这样久经战阵的老将都感到打不下去了，可见情况对中方是多么严峻！而美国总统是在麦克阿瑟报告战争形势对美、韩壹方越来越有利的情况下作出令停止进攻、并举行和平谈判的决定的，因为杜氏认为美国参战的目标已经达到。

中朝方面在美方呼吁和谈的第二天立即响应。于是，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

谁都知道，谈判是战争的继续，谈判中双方的表现和谈判结果是双方实力较量的结果。从这壹角度看，中朝方不是什么胜利者，而是明显显现出实力不足，处于甘拜下风的尴尬境地。

根据俄罗斯的解密文件，谈判伊始，中方试图占据主动，毛泽东在经得斯大林同意后，提出了作为和谈基础的六点意见，大致是：1、于某年某月某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以三八线为基准向北、向南各推进1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亦为南北双方分界线。3、双方停止调运军事物资和军事装备。4、停战3个月后双方遣返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在停战后2—3个月撤出朝鲜半岛。6、南北朝鲜居民在停战4个月内返回原居住地。另外，还要求在谈判期间双方停火。

哪知，这些条件几乎遭到美方全部否决（第6条因意义不大中方主动放弃了）。美方提出的条件为：

1、拒绝停战后将美军撤出朝鲜，因为如此壹来正好给中国再次入侵创造了条件；

2、以实际战线为南北军事分界线基线；

3、战俘遣返问题另行谈判。

4、谈判期间不停火，待到谈判恊定签字后再行停火。

美方坚决不让步。色厉内荏的毛最后只好全部屈从了美方的意见。正式谈判开始后，焦点集中到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遣返两个问题上。原来，按实际战线，在西线，北方侵占南方2460平方公里领土；而在东线，南方侵占了北方5364平方公里，两相抵消，美、韩方面多占2904平方公里，所以不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中朝方企图从谈判桌上把战场上的损失夺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最终被迫同意了以实际战线为准。

当谈到遣返战俘问题时，陷入了僵局。原因是，美方先是提出“等额遣返”，即双方交换同样数量的战俘。然而中、朝被俘人员有14万多（中方2.2万，北朝鲜12万多），美韩被俘人员才1.1万人，中朝方面当然不答应。后来改为10：1，即对方以遣返10名战俘换中朝方遣返壹名战俘。然而中朝方仍不同意，因为那样中朝方仍有三千多战俘不能遣返。最后美方同意全额遣返，但要坚持自愿原则，即由战俘自主选择遣返地奌。这是美方吸取了二战中的教训所采取的壹项措施，原来二战中西方盟国将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军人悉数交还苏联，然而这些战俘却被斯大林当局残忍地加以杀害或投入监狱。此事引起西方强烈愤慨。所以此次美方坚持由战俘自主选择遣返地的原则，以避免悲剧重演。可是极权专制的毛，岂容这种自愿遣返？他知道，若按这种自愿遣返方式，大部分中国战俘将去台湾或美国，这会使毛的颜面尽失。所以他恶狠狠地命令中方谈判代表：“壹个也不能放！”毛这壹立场获得斯大林的支持（壹丘之貉）。而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这壹问题上也毫不退让，于是谈判陷入僵局。致使这场战争又多打了壹年半，多死了几十万人。

1953年元月，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决心打报僵局，迫使中朝方面作出让步。2月2日，艾氏在关于国事的演说中暗示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毛泽东壹听，高兴了，他立即以此为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然而毛的如意算盘仍未能得逞。斯大林考虑再三，最后作出彻底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他在2月28日向其他苏共领导人宣布这壹决定，可就在当天晚上突发脑溢血，几天之后的3月5日死去。

斯氏去世后苏共领导集团立即陷入权力争斗之中，苏联暂时无暇顾及朝鲜停战谈判之事。毛决定把战争拖下去。他低估了艾森豪威尔，以为这位美国新任总统仍就在搞“核讹诈”。在朝鲜战争最危急的时候，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曾威慑使用核武器，但最终都是“放空炮”，后来连三八线都不敢过。因此毛对艾氏的暗示也不当回事，只是把它当作向苏联“敲诈”核技术的筹码。

可是这壹回毛错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是杜鲁门、马歇尔壹流人物。鉴于毛共在谈判中的僵硬态度有使谈判最终破裂的危险，美国作出了以强硬手段结束战争的打算。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韩战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准备壹份在停战谈判破裂后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日，新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访问印度时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驻苏大使会见苏外长莫洛托夫，向苏方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意图。

这时，苏联内部已趋稳定，新领导人也决定执行斯氏临终前的指示，结束朝鲜战争。为了求得毛的配合，苏联不惜以增加援建中国91座军工企业作为交换。可毛泽东得了好处却仍不松口，在他看来，原子弹技术还没有到手，朝鲜战争就不能结束。

可是这时苏联领导人已清醒认识到，如不达成停战协定、美国就将真的采取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的壹切军事手段对付中国，而中国如果遭到核打击，按照中苏间签订的相关条约，苏联不能不援助中国，这样就真的把苏联拖进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去了。至此，苏联领导人已顾不得许多了，毅然给中国（毛）发下了签署停战协定的“最后通牒”式的信件，苏联新领导人又掌握了毛共当局捏造美国搞“细菌战”的丑闻，就更加强了对毛的压力。黔驴技穷的毛，至此已知道再扛下去没有什么好结果，不得已下令中方谈判代表按照美国的条件：“自愿遣返”战俘，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按照自愿遣返的原则，被俘的2.2万多名中国战俘中，有1.4万人选择去了台湾，1千多人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6200余人选择回到中国大陆。

这里，有必要说壹下中国赴朝参战部队的构成，从中可看到毛的险恶用心。据前面张泽如的文章披露：“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士兵，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的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由此可见，毛壹开始就决定将这些从国民党投奔过来的人充当炮灰，借美国人之手消灭他们。这大概也是毛要打朝鲜战争的原因之壹，居心何其毒也！也因为如此，所以绝大多数战俘忍痛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选择永远脱离毛共的魔爪。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多么正确！

且看遣回到大陆的战俘的后续故事：

故事壹：那6200多名选择自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其他对毛、对共产党无比忠诚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美国战俘营里就进行了英勇斗争，以争取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些经历了九死壹生、而又“英勇不屈”的“最可爱的人”（毛共对志愿军的宣传称呼），满以为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会得到最真诚的欢迎和最温暖的慰藉。最初，当他们跨过鸭绿江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确也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使这些幸存者个个热泪盈眶，有的泣不成声。这时他们想到的是回到原部队或新的工作岗位后，如何向他们的战友，同事和亲人叙说自己的英雄故事和传奇经历，让大家共同分担自己的过往的苦难和今日的荣光。

可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令他们做梦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就是新的炼狱生活的开始。这些“被俘人员”被整体投入集中营式的“学习班”，开始了严酷、漫长的坦白、审查、甄别的日子。先是交待“叛变投敌”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成为敌人俘虏的过程、原因、思想动机；然后是互相检举揭发，外调内查，给每个人重新“洗脑”、 重新结论；最后是宣布处分。这样的日子比在美军战俘营更加难熬，也更加屈辱。直到1954年3月，“组织上”宣布“分别处置”的结果：91.8%被开除党籍、军籍，营以上军官降职安排，连以下壹律复员回农村劳动。

可是，这仅仅是新壹轮噩梦的开始。在接下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这些历史上有了重大“污点”的老兵们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毛式的政治运动，对完全没踪影的事都可以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这些人当了“可耻的俘虏”是铁板钉钉的事，能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吗？“叛徒”、“内奸”、“怕死鬼”、“软骨头”这些罪名是绝对推不掉的。在运动中给他们戴上壹顶“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帽子也是易如反掌之事。至于是否如二战中苏联红军的俘虏那样被大批杀害或投入劳改营，因情况不详，就不加妄评了。

故事二：两个志愿军的“老兵新传”。上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报导了壹个真实的故事：壹位“外商”到四川成都投资，那时正是“吸引外资”的高调时期，来投资的外商都会受到热情招待，这位外资老板也不例外。当商务洽谈已经取得成果之后，当地政府盛情款待这位来投资的外商。在宴席上，这位“外商”突然提出壹个要求，想会见他的壹位就在当地农村的老友。当局不好拂了贵客的美意，立即派人查找，果然就在不太远的农村找到了这位外商的老友，只是此人已苍老不堪，腰弯背驼，满脸皱纹，神情木纳，目光呆滞，且衣衫褴褛，浑身上下全都散发著壹种令人难以靠近的气味。去查找的干部仔细打听，才知道这是壹位戴了几十年“反革命”帽子的“阶级敌人”，现在“帽子”虽然摘去了，但几十年惨遭“专政”的痕迹难以磨灭，且家贫如洗，孤单壹人，没有壹件穿上能见得客人的衣服。

经与当地政府洽商，决定由政府临时拿出壹笔钱为这位外商老友购置壹套衣服、鞋袜，然后去理发店修整洗潄壹遍，方才带去与“外商”会面。

接下去场面之尴尬是可想而知的，壹对几十年不曾谋面的老战友，相逢既没有那种热烈拥抱，喜极而泣的场面，也没有感概万千，抚今追昔的喟叹。原因是这位当了几十年专政对象的老友壹时难以适应角色转换，他仍然那么呆滞、木纳，连当局教给他的几句感谢党和政府的话也忘了说。“外商”见状也就明白了个大概，因为见面现场有政府官员陪伴，不便多说，只好壹切从简，另觅以后再相见的途径了。

原来，这是壹对当年志愿军中的老战友，二人不幸双双被俘。但是在后来的自愿遣返中，壹人选择去了台湾，壹位留恋父母桑梓，选择了回大陆。那位去台湾的后来转去了美国，经商成了“资本家”，现在当了来大陆的投资的贵客；而这位回到四川家乡的则当了几十年毛政权下的专政对象：“反革命分子”。不幸中之万幸是他仍然保住了性命，故能在劫后余生得以与成了“外商”的老友重逢，演出了令人希嘘的壹幕。

壹场“抗美援朝”战争，尚有多少秘密尚待揭发，多少真相等待人们去发掘啊。

二、险些玩火自焚的“珍宝岛”之战及其后续故事

1968年10月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之后，毛认为他的文革大功基本告成了，他发动文革的主要目标之壹的刘少奇已被打倒，并在这次会上给其戴上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全国山河壹片红”。毛自认他的大局已定，因此可以召开壹次党代会：九大，来庆祝并进行权力重新分配了。

按照毛和中央委员们的思维定式，在召开如此壹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之前，应该先造出壹点具有特别效应的事件，来为大会造势，为全党、全军、全民鼓劲、增光。

搞个什么事件呢？在国内似乎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高瞻远瞩的毛，把眼光投向了北边那头“北极熊”，这头“熊”正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由” 之壹，即其要“打倒”的 “修正主义” 根子和大本营。如今国内的修正主义已经打光了，没有什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目标了，而国外这头熊却还未触动它的壹根毫毛，为什么不摸壹下它的“熊屁股”呢？因为摸壹下这头北极熊屁股利益极大：第壹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象征性地兑现“打倒”苏联修正主义的誓言，体现文革的宗旨；第二可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冲淡民众对国内因文革而弄得濒于破产的经济、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和堆积如山的冤案的不满；第三可以提高毛主义在国际上的声威，给全球的毛主义党打气、鼓劲。总之，可以用它来给九大“献礼”。

从后来毛对这场战争的设计来看，毛只是把这场反苏小战定义为“边境冲突”，并没有与苏联打大战的意思（毛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中苏大战后果不堪设想），他追求的只是壹场小胜，更多的是表达其反对修正主义的决心和象征性意义。

战场选择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的壹个江心小岛，它位于乌江主航道中方壹侧，苏联却将它划归它的巡逻管辖范围。选在这里“冲突”，在道理上比较能站得住脚。

计划已定，接下来就是准备了。为了保证“冲突”的胜利，毛采取“杀鸡用牛刀”的战术，即以绝对优势兵力确保战争胜利。后来披露的资料表明，这场小小的“边境冲突”，竟然是由毛和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军委遥控指挥，沉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坐镇的壹次特别行动。

具体说，战争由三级指挥机构指挥、控制。第壹级是距珍宝岛不远处的前敌指挥部，由沉阳军区壹位副司令员坐镇 ；第二级指挥部即沉阳军区司令部，由司令员陈锡联亲自负责，专门解决军力调配及后勤支援等问题；第三级即中央军委的指挥中心，由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人员组成，它负责解决沉阳军区不能解决的问题，并直接与最高决策层联络，担负战情的上传下达和宏观决策任务，这个指挥机构设在西京宾馆，它有专线与周恩来联通，周则负责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毛，由毛作最后决策。

因此，这场小小的“边境冲突”实际上几乎动用了中共东北军力中的精粹，这就是毛的“战略上渺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因为毛知道，他面对的这头“北极熊”可不是好惹的，不但它的军队装备和实力远在毛共的解放军之上，而且，作为同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它绝不会像“美帝国主义”那样，敲打它壹下也无所谓，它壹旦被触怒，必会疯狂报复。所以毛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的目标也只是获取壹点象征意义的胜利（然后对人民进行无限扩大的宣传），见好立即收手，以使对方找不到扩大战争的理由。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估计壹半是对的，那就是这头北极熊壹旦受到伤害会疯狂报复；壹半则是失算了，他没有想到北极熊的反应是如此猛烈，以致差点要了他自己和他的党、他的国家的“命”。本来是想将这点“胜利”来作为向“九大”的“献礼”，结果，使他的九大几乎开不成。

珍宝岛之战是从1969年3月2日上午打响的，苏联的边防巡逻军在并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中方的伏击，战斗打了约壹个半钟头后结束。

13天后的3月15日，爆发了第二场战事，这壹次苏方已作了准备，动用了大型重武器。因此，战争的规模比第壹次大很多，战况激烈得多，双方的伤亡也比第壹次多很多。

关于这两次战斗的真实情况，35年后的2014年8月，中国新浪网站军事拦目下有壹篇追述这两场战斗的文章，题目叫做《中苏珍宝岛之战中方惨败真相》。特摘要如下：

3月1——2日夜间，中方壹支约300人的部队著白色伪装进入岛内后挖散兵坑埋伏。3月2日早上，壹支苏军小分队在巡逻中发现中国军队20——30人由岛的南部进入岛内。11时15分，苏军迎面上前阻止。中国人立即散开成几个横排，第壹排的人并不带枪，迅速闪开；第二排立即冲上，并各自从大衣内摸出冲锋枪扫射，苏军六、七人应声倒下。这时事先埋伏在雪地的中国散兵也从右侧跃出参战，伴有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齐射。战斗中苏军除死伤者，有19名军人被俘，被当场枪杀。－批苏军武器被中方军队缴获（即后来用于展览者）。

这时，苏边防哨军人闻声后立即奔赴参战，双方激战多时后，各自撤回。

15日早，小股苏军先在岛上挑衅，引诱中共军队出战。10时30分，中方用大炮、迫击炮从三个岸上据点向苏军猛射。随后约2000中国军人进入战斗，而苏方仅有200人左右。苏军边战边退，中国军队进入出岛内追击。此时，苏军出动飞机实施地毯式轰炸，中国军队被迫撤回基岸4英里处躲避。

这场战斗前后进行了9小时。中方死800人，苏方死60人。

这就是中共吹嘘取得这场遭遇战伟大胜利的大致真相。

3月17日，发生了第三次战斗，可视为尾声了，中方说它击毙了壹名苏军上校。

关于三次战斗的伤亡情况，双方说的相差很大。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数字，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这是大概可信的。

    而中方呢，据它的战场报道称，在第壹次战斗中中方死31人，伤14人；第二次死12人，伤21人。即共死亡45人，伤35人。不过谁都知道，这是在毛指导下公布的数字，它的可信度等于零。据西方的估算，在第壹次冲突中，中方死亡人数在50-100之间；第二次则在800左右。另据壹位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1970年在莫斯科告诉人们，整个那场战争中国死亡的总人数约为5000人。    

但苏方并不甘心如此了结中国的挑衅，同年8月13日，苏联边防军在新疆铁列克提中苏边境地区，在直升机的掩护下，派出坦克、装甲车把两支中国边防巡逻分队部队分别包围，并将其中壹支28人（包括三名记者）全部歼灭。算是对珍宝岛遭遇伏击的“还礼”。

   其实，在珍宝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苏方的猛烈反击已使毛吃了壹惊，他担心苏联大规模入侵中苏爆发全面战争。在上层毛讲了他的担忧，下令“不要打了”。在这壹点上，周恩来与毛完全壹致，他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战争打响后，周秉承毛的意旨，多次召见沉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再三叮咐：“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壹场局部的边界战争，壹方面不要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然后明确告知：“炮弹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但苏方却不买账，随后对珍宝岛中方纵深地带进行狂轰滥炸，中方却不反击。毛以为事情过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壹件意外事件，3月下旬壹天，中苏间停了三年的热线电话突然响起，中方接线员莫明其妙，三次拒绝接通，苏联的中文翻译说这是苏联总理柯西金找毛或周恩来的电话，却被中方女接线员大骂了壹顿后挂了线。毛知道此事后，担心激怒莫斯科，次日，立即叫外交部通报苏方，说中方“准备与苏方进行谈判”，以消除误会，避免苏方报复。

从苏方的这壹举动看，本是想通过政府间的沟通，对边界冲突作壹初步了结。谁知遭到如此无礼对待，从而促使后来苏方试图“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对毛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而毛最耽心是4月1日是中共“九大”开幕的日子，这是早就定下的，不好改变。九大开幕闭幕式毛是不能不去的，毛最怕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搞突然袭击，比如对北京实施大规模空袭、甚至扔核弹。如果那样，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 ；首都人民和其他参会代表的安危倒在其次，最要紧的当然是他自己的安全。

苏方是要进行报复的，但不是那几天。毛提心吊胆了几天，没有发现苏联有动武的迹象，只好冒险开会了。但因为还在提心吊胆，所以这次会议开的特别怪异，特别尴尬。本来，像这种全国、全党最高级别的会议，又是在文革取得“伟大胜利”、“全国山河壹片红”，并且据说又取得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的辉煌胜利这种多重“喜事”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按壹般规律，会前要大造舆论，大搞庆祝游行，制造热烈的气氛，会议也要开的张牙舞爪，轰轰烈烈。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截然相反，这次会议的神秘、诡异可能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会议结束之后才正式对外宣布 ；1512名“代表”全由上面指定，在会议开幕前3个多月，代表们便被秘密集中在北京，形同囚犯，切断与外界壹切联系；各地代表都要在入夜时分进京，人不知鬼不觉住进宾馆，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住房内电话壹律撤销，临街窗户拉下厚厚的窗帘，代表们壹律禁止外出 ；代表们去开会，如同秘密特工行动，运载的大巴出了宾馆门便朝要去的方向背道而驰，然后在全城兜圈子，最后突然驶进人民大会堂的侧门院内，偷偷在那里进入会场；大会会堂全用深色窗帘遮盖的严严实实，会场肃穆阴森，除内部指定人员，任何人不得出入……

之所以把会议开的如神秘诡异，除了毛生性喜好制造阴森恐怖之外，主要是鉴于当时与苏联对峙的形势, 即对外“隐蔽”的需要。毛和中共上层躭心，如果在九大开幕之日或会议期间苏联下令对北京进行导弹袭击，甚至是核弹袭击,毛的国家领导核心就有可能被壹锅端了。所以九大能够安全开会，毛和他的伙伴能够平安无事，就是“伟大的胜利”，如同打了壹场大胜仗……

值得玩味的是，在九大确立旳对外政策方针中，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故意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同时又认定，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号召全国人民准备打仗，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

这短短短几句话，蕴含了毛主义不少玄机：第壹、它故悥宣称“美帝” 仍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壹方面是为了继续维护毛的世界反美领袖形象的需要，另方面，主要是为了向苏联“示好”， 现出了它色厉内荏的真面目，它试图告诉苏联领导人：我们与美国的矛盾是才第壹位的，是不可调和的，与妳们的矛盾，终究是次要的，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嘛。这既“讨好”了苏联（求得缓解军事压力），又麻痹了这头北极熊。

第二，它显示了毛主义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不断放出要与毛中国“和解”、“ 友好” 的言词，而苏联却刚刚与他兵戎相见。他却硬说美国是“最凶恶的敌人”。这其实反映了毛壹贯欺软怕硬的秉性，因为美国这只“软柿子”揑它壹下也没有关系，对同样是共产党的苏联，就不敢随便刺激它了。他还知道苏美两国势不两立，却硬说美国与苏联“互相勾结”，准备联手“侵略中国”。总之再次证实了，惯于指鹿为马的毛狗嘴里确实长不出象牙，所说的壹切只是出于需要，与客观实际毫无关系。

第三，借机胡弄国人，展示其强大。说什么要准备“大打”， 既准备打常规战，也准惫打核大战；既准备与苏类中的壹个打，也准备与这两家同时打。壹付世界霸主、老子天下第壹的气概。可是，明白内幕的人都很请楚，这是毛在玩弄魔术，自欺欺人，与“影子”作战，他当然显得底气十足。但是却能赚得不明真相的几亿愚氓为他喝彩。

这就是毛主义，无处不在造假、说谎，无时不在玩弄权术。

躲过了“四月”那壹关后，毛又猖狂放肆起来了，他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日日夜夜大骂“美帝”、“苏修”，在珍宝岛之战中缴获的壹辆被击破的苏联坦克，被拉回北京来到处“展览”，大肆吹嘘。

此时，苏联领导人深感毛共已成为超过美国的头号敌人，是壹个无所不用其极、嚣张又无赖的流氓对手（真乃棋逢对手），对这种敌人，善意的谈判已没有任何意义，同为极权国家又自认为世界共产主义“老大”的苏联领导人，觉得只能用武器跟它“对话”。

于是苏联高层酝酿对毛中国的“解决办法”。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部长助理崔可夫为首的对华强硬派坚决主张对中国采取“壹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动用部署在远东的中程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TNT的核弹头对中国军事、政治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彻底摧毁中国的军政核心和国防基础，然后帮助中国进行领导人“换马”。这壹建议获得以勃列日湼夫为首的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批准。不过如此重大的事件，按苏美间的有关协议，需要事先通知美国。

8月20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意图。苏联要求，希望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次日壹早，尼克松急问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话的内容，基氏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苏联准备对毛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打算。

得知这壹消息后的尼克松当时就气急败坏，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仿佛将要挨打的不是毛中国，而是他尼克松和美国。由尼克松和他的宠臣基辛格主导的这次会议，据后来的报道，当即得出了以下共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最大威协来自苏联，苏联是美国第壹位的敌人；壹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打击就是对西方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须制止苏联的行动；如果苏联实施核打击，加上中国的核反击，必然造成严重的核污染，必将危及美国在亚洲25万驻军的安全；壹旦苏联制服了中国，全世界必将跪伏在它的前面，到那时美国也将要举起白旗，云云。

会议决定采取两条措施对付这壹局面：壹是明确对苏方答复，表明美方对袭击中国持坚决反对态度。尼、基等人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便不敢行动。二是尽快设法将这壹消息告诉中国。考虑到两国积怨太深，直接告诉中国，中国领导人不但不会相信，反而会认为是美国的花招和阴谋；通过中美在华沙的大使会谈是壹个渠道，但华沙会谈已经中断了两年，重开会谈也不那么容易，只怕远水难救近火。于是又决定先让壹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壹消息捅出去，间接告知北京。

对苏联的答复直接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告知苏联政府，美方以非常明确、坚定的语言，告诉苏联领导人：如果苏联不听美国劝告，那么，只要苏联射向中国的导弹壹起飞，美国在1962年古巴核危机时未曾使用保留下来的、已瞄准苏联134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工业基地的核导弹将壹齐射出，苏联将立即变成壹片火海……

同时,按计划在8月28日由《华盛顿明星报》醒目地发出壹则重要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的核打击”。此消息壹经播出并核实，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签发了发射核导弹的密令。苏联驻美大使立即将这壹情况报告莫斯科。

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最初听到下属的报告根本不相信：“美国会站到中国壹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消息经过核实无误后，气得发昏的勃氏久久不能回过神来，然后只说了壹句话：“美国出卖了我们！”同时将壹只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

尼克松、基辛格还怕中国不重视他们透露的消息，不认真对待他们的警告，或者，为了取得毛泽东的好感，向中方“报功”，又要求在华沙的中美会谈紧急复会，并指令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立即向中方大使黄镇通报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计划。于是演出了斯托塞尔在会谈的官样文章结束后，中方大使离去之时，迫不及待去尾追的滑稽壹幕……

这还不够，这个号称世界第壹强国的总统尼克松，这时变成了壹个小丑，他心急如焚忙前忙后，委托与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斯塞库帮忙去中国传递消息，并且厚顡无耻地表示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

当周恩来将这壹切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我们的毛皇却并没有对美国总统表示半点感激之意，毛只是故作咨态地说了壹句：“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这时说的“不怕”，其实是半真半假，真的壹面是毛自己早就挖了无数个可以躲原子弹的洞穴，他当然死不了，所以他“不怕”；不怕的另壹层意思是他早就讲过的，壹旦发生核大战，他准备中国死掉壹半人或三分之二，剩下的人口不是仍然比美国、苏联还多吗？怕什么呢！但是这句貌似大大咧咧的豪言壮语，也有壹半假的成分，即他的内心深处却仍有害怕的壹面，而且怕得发抖。这主要是苏联人那最后壹句话：在实施对中国的核打击后，帮助中国人改换领导人。毛焉能不知道，如果他的统治基础、统治本钱被基本消灭了，那么也就难保自己的“皇位”了，何况在这场文革中他打倒了那么多人，树敌遍地，别看他的臣民现在天天高喊“三忠于”、“四无限”，壹旦天下大乱，能有多少人真心拥戴自己呢？所以，面对苏联发出的核战争威胁，他的内心其实怕得要死，在背地里，毛甚至作了准备上山打游击的最坏打算。当然，那是最后壹著，眼前他得拿出对应办法。

经过冥思苦想，毛最后得出的结论还是用他的“人民战争”的老法子去应付，不过这壹次提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他下令先将军工企业和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的大企业迁往闭塞的大西南山区，即所谓“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并向全国人民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

于是，壹时间，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壹场全民的“挖洞”运动展开了，每个城市都在大挖特挖地下掩体，（这种掩体恐怕连普通炸弹都防不了，如今都做了地下商场或停车场）。中南海更是挖了个底朝天。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迄今无人计算，也无从知晓。

与此同时，由林彪发布了“壹号令”，对北京城进行了紧急的大疏散，除了毛的党政要员要出京“避难”以外，所有残存的阶级敌人、走资派、以及其他必须离开的人员和机构都被限令离京，中共的壹批被打倒而未死的“走资派”，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张闻天等等就是那次被勒令离京，并被发配各地方管制劳动的。 许多人后来死在了发配地。

另外，还紧急疏散、隐蔽了四千多架飞机、六百多艘舰艇。全军进入了紧急临战训练。

然而，这壹场耗费了无数人、财、物力的“备战”运动，却是毛的神经过敏的代价，因为苏联领导人在知道被美国“出卖”以后，就取消了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当然也就没有与中国开战的意图了。

9月之后，中苏两国开始了对话谈判。10月18日，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团如约要飞抵北京，这本来的“好事”却又在中共高层掀起了壹阵慌乱，原来从来不说真话，专搞阴谋的毛及其伙伴，以其“小人之心”度其老大哥的“君子之腹”，以为苏联会假谈判之名搞突然袭击，到时候飞来的不是谈判代表团，而是装满核弹的飞机。所以，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毛去了武汉，林彪去了苏州。只留下周恩来在北京坚守岗位，也躲进了西山防原子弹的地下指挥中心。10月18日那天，远在苏州的国防部长林彪全神贯注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从飞机中走出的是谈判人员而不是“原子弹”，林才去午休。

就这样，这次由珍宝岛之战引发的大危机，由于美国的及时有力的干预总算平安过去了。由于这次险些引火烧身，毛也得了几点感悟和教训。首先，想清楚了与苏联还是“和平共处”为好，不敢再挑起事端了。1970年的“五.壹”劳动节，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与苏联的边界谈判代表打招呼，说希望中苏两国成为“友好的邻邦”。次是发现“帝国主义”有时倒很可爱，比如，这次要不是美帝国主义及时“救驾”，事情还真不知如何收场。旋又考虑到，今后即使中苏两国和平相处，但对“共产主义”深深了解的毛，知道这种和平很不可靠，关键还是靠实力，但是起码短时期内自己的实力无法与北极熊相比。看来还得找个帮手或靠山，从现实情况看，只有美国有担当这个角色的资格了。因此，“联美抗苏”的新战略在毛的脑海里形成了。其三，毛同时还发现了壹个奇妙的现象，感觉自己突然成了美国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美国要拉拢他才能形成对苏联的战略优势，而苏联由于看到美中两国靠近了，也就不敢对中国有非分之想了，甚至对他客气起来。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决定美苏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壹个重要法码，它倒向那边，天平就向那边倾斜，自己成了这两大势力都想争取的宝贝了。真是应了中国那句古话：“福兮祸所伏”了。哈哈……

有了这些重要的发现，老奸巨猾的毛又突然变的自负和自信起来。也因此，他虽然决定了“联美抗苏”的新战略，但表面上对美国这个“救命恩人”却不露半点感恩之心，反而要向它摆摆“谱”，要美国人主动来求他，然后还可以跟它就台湾问题讲讲价钱，力争从美国手里得到更多东西……因为毛已经看清尼克松、基辛格之流急于向他献媚、想把中国拉近美国的意图。美国已经与苏联势不两立了，它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投靠”他老毛了。

妳看，事情就是这样奇怪，本来在美、中、苏三角争斗中处于最有利地位、最有实力的美国，由于其领导人的无能、无胆无识，现在反而处在了最被动的地位，以致后来不得不放下身段到中国来乞求友好；而本来处于最弱势、最不利地位的毛共中国，现在反而成了“三国演义”中有最有利、其他两方都要争取的壹颗棋子了。如果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杜鲁门、马歇尔之流帮助毛共成就了夺取中国政权的大业，那么，这次则是尼克松、基辛格再次挽救毛及其国家于危难之中，美国真的成了毛的“救命恩人”了。

也许有人认为：尼克松及时制止了壹场对中国的核打击，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他对中国人民不是有大恩、大德吗？

的确，如果仅仅从制止核战争的角度说，尼克松不失为壹大“功臣”。但是，从尼克松及其宠臣基辛格对这整个事件的处理看，其“失”乃大于“得”；特别不可原谅的是，此二人从此充当了毛帝国的保护者和自由世界的叛徒的双重可耻角色！

笔者认为，对此壹问题应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剖析、理解，首先，从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世界的利益来看，尼氏没有理由对苏、中这两个极权主义大国采取“拉中打苏”的政策。从总体上讲，苏、中都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敌人，这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敌人也有“好坏”、轻重之分，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当时的情况看，不论从那个角度讲，毛中国都是较之苏联更凶恶，更可怕的敌人。文革之前，毛发动的各种运动使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暂且不说，单讲毛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其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情报最发达的美国领导人对此不可能不知情；反观苏联，此时它的内外政策与斯大林时代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总的是变得较为温和、较有人性了，并愿意与美国和平共处。也因此，当勃列日涅夫在听到美国站在中国壹边、要打击苏联时，才觉得不可思议，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事实上，后来苏联的自动“变质”，瓦解，也说明了它不是自由世界最可怕的敌人。美国人民对此壹清二楚。后来尼克松访华前夕，也是中美两国打的火热的1971年8月，美国著名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余下的44%也不都认定苏联是最危险的国家）。这说明尼克松之流作出的决策是违反美国人民的意愿的。尼克松、基辛格联合“两害”中的最坏者，去打击另壹个危害较轻者，这是什么逻辑？什么举动？这是壹种违反民意、违反人类最根本利益、践踏美国和自由世界最核心的价值观的可耻背叛行为！

当然，尼、基之流有他的理由，主要是：苏联的军事力量强大，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而中国则尚不构成威胁；如果苏联征服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就致命了。所以必须联中反苏。但是，问题是，如果苏联在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道路走下去，它的威胁只能是潜在的，或者不存在的了。而那个侵略成性、咄咄逼人的毛氏，即使核武器的力量暂时弱小也能构成极大的危害，毛参与挑起的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何况，这个极端好战、极端残暴的国家也会发展壮大，按其穷兵黩武的本性，总有壹天它的军力和核武可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难道它的危险不更大、更可怕吗？

至于说什么壹旦苏联征服了中国，美国及全世界都要在它面前下跪、举起白旗云云，则纯粹是危言耸听，自欺欺人，违反事物的逻辑。因为苏、中开战的结果，并不意味著苏联轻易就“征服”了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苏联将陷入中国的泥潭，消耗它大部国力，它不是更强大而是更虚弱了。其结果更可能是两败俱伤。如果美国作为不介入的第三方，就将应验了中国那句成语：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美国成了“渔人”，而不是什么举白旗者。

那么，是否就应该任由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呢？也不尽然。可以设想，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美国应首先正告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外科手式”打击不可取；如果实在要打，目标只能限于拔除毛帝国的“毒牙”——核武装，而决不应包括人口稠密的城市。然后，先允许美以“中间人”的身份向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限期）毛政府改变现行的内外政策，对内立即停止文化大革命，停止对人民的屠杀、愚弄和文化破坏 ；对外停止壹切侵略扩张活动，并就中苏有关问题开展谈判。如果毛对这些要求依然不理不睬，苏方再施以“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时不晚。

这种情况下，毛共将出现两种可能：壹种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毛政府自行改组，由壹个或壹些较为开明的领导人取代毛，基本应允对方条件，开展与苏方的和平谈判；另壹种可能性是毛继续顽抗，结果遭到苏联的核打击而陷入全国混乱和全面崩溃。而不管哪种情况，毛都必将下台、垮台，中国将发生巨大变化，毛主义将被完全或部分抛弃。

也许有人对允许核打击感到不可思议，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还过份夸大了核打击的后遗症。其实，毛的核武基地都处在杳无人烟的沙漠或群山之中，那里并没有多少老百姓（百姓在事前会逃离），不会造成对过多群众的伤害。核污染是肯定的，但不壹定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的广岛、长崎那种城市受到核攻击数十年之后，不是照样建设起了更加美好的家园了吗？

当然，这是壹种最坏的没有人愿意看到的结局，它多半不会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在巨大压力下，毛政权内部出现分裂，毛被迫下台，而中国从此挣脱毛主义的羁绊，改弦更张，也许成为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甚至民主转型的肇始。

在今天，人们也许感到核武器可能永远不会使用，但是，在毛横行的时代，世界随时都有爆发核战的可能。当年基辛格本人就提出过“有限核战争”理论，虽然是“有限”，但在必要时还是要使用它。即使今天，也没有谁能保证以后不使用核武器。为什么要使核武器呢？当然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面对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时的选项，在毛的时代，大概没有比毛更适合于核武器打击的对象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美国、苏联曾几次想用核武器教训毛，可见，对毛这种超级恶人使用核武器并非非理性之举，恰恰是毛的疯狂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当然，这样做仍会使大量无辜者为他殉葬，但这属于毛的罪恶。没有遭到核打击，毛不是仍然造成了几千万无辜中国人的冤死吗？谁又能说毛制造的这种灾难，亚于壹场有限核袭击呢？

简言之，尼克松虽然为中国人民避免了壹次核灾难，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决不值得赞扬，更不是功劳，而是罪过！因为他丧失了原则，践踏了正义，背叛了人类的良心，去保护壹个混世魔王，帮助其维持对近四分之壹人类的残暴统治，这值得吗？这符合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吗？后来尼克松及其宠臣基辛格还拜倒在毛的脚下，甘心充当毛的帮凶，充当自由世界的可耻叛徒。对这种角色难道还能肯定、赞杨吗！

中国的核危机过去了，自以为救驾有功的尼克松便继续紧锣密鼓地实施他的拉拢中共的所谓“破冰之旅”的计划。他原来以为毛壹定会感恩载德地主动邀请自已去中国访问，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于是，尼大人只好降尊纾贵主动地不断地向毛发出“善意”， 希望得到毛的“垂青”。1969年12月，尼指示他的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同行表示：他希望恢复中美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接下来基辛格在1970年1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放风：“8亿中国人民代表著人类的25%，是壹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对话。”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了，尼克松受到鼓舞。1972年2月18日尼在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再次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并讨好地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在这里，尼克松与他的谋士基辛格犯了壹个低级的错误：他们把毛和毛政府与8亿中国人民等同赵来，与中华民族等同起来，认为毛是8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在客观上肯定并鼓励毛残暴行径，成了毛的帮凶。

2月25日，尼在致国会的又壹份外交政策报告中再次表示要同毛的中国友好，并且抛弃了美国历届官方的“共产党中国”称谓，正式称毛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对尼克松、基辛格频摇 “橄榄枝”，毛泽东却拿起了架子，故意拒不回应，反而重弹反美老调。同年4月，毛叫西哈努克出面，在广州召开了壹个叫做“印度支那三国最高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建立“反美统壹战线”，发表反美声明。为了进壹步树立自已的全世界反美领袖形象，毛决心进壹歩提高反美调子。5月20日，毛亲自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声援世界人民反美斗争”50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毛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壹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0声明）。声明由二把手林彪宣读。在这个声明中，毛指名道姓咒骂尼克松这个“美帝头子”。

毛为何这样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反恩为仇”呢？除了前面讲的要继续维护自己壹生的“反美斗士”的形象、让世界共产党人拥护自己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之外，还有壹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在未来与美国人的谈判中抬高自己身份，提高要价。

毛在核危机事件之后不可能不想到：与苏联结下的“仇”是不可调和的，而与美国的“仇”其实远没有苏联那样严重，那样势不两立，美国远在大洋彼岸，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没有边境冲突，唯壹的是台湾问题，完全可以继续“挂”起来（让后人去解决）。再则，从这次核危机中，也可以看出美国把苏联当作头号敌人，对自己则存心拉拢、讨好。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对付未来苏联威胁的唯壹办法。可是，狡猾而又刁蛮的毛并不想轻易就让美国人得到他这个“盟友”， 他知道美国有求于他，他也有求于美，要“结盟”就必须互相坐下来谈，互相讨价还价，毛正是想要在这种讨价还价中处于有利地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先做足“反美”的文章，让尼克松们对他可望而不可及，等到吊足尼、基的“胃口”之后，再和他们谈判就好办了。

可是，在大洋彼岸的尼克松大人却有些沉不住气了，见到毛不但不感恩图报，还如此反过来大骂他这个“救命恩人”，真是太岂有此理了！他听到了毛这个反美声明之后，怒从心起，喝得酩酊大醉，借著酒劲，下令调动军舰去中国近海边示威。可是这个有点冲动的决定被更加“冷静”的基辛格劝阻了，二人大概看出了毛只是在故作姿态，于是决定对毛的“五二0声明”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就这样，大洋两边的关系暂时僵持了壹个短时期，这是双方在暗中斗气，斗智，其实，不管毛泽东或尼克松，内心都在想如何尽快打破僵局，开始真正的接触和洽谈。但是他们都希望对方“主动”，以便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终于按捺不住了，因为美国总统有任期，尼氏正想依靠实现对中国的“破冰之旅”这桩“政绩”来获得连任，他可拖不起，只好放下身段主动求和。1970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与毛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知道叶即将要访问北京，尼托他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表示美国愿与中国“和解”，并愿派壹名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天（26日），尼氏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见时，又托他向中国捎带同样的口信。这两位总统都与中国也与美国“友好”，尼克松选择他们传话确是煞费苦心。

可是毛却不急，他要继续吊壹吊对方的胃口。这时由于中美双方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中扩大了冲突，又耽搁了壹些时候。

深谙毛泽东联美抗苏战略意图的周恩来，终于在1971年4月抓住壹个机会，搞了壹次“乒乓外交”，打破了僵局。毛泽东也就顺汤下面，批准了周恩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并向美国表达了“友好往来”的意向。几天后，尼克松立刻作出积极、公开的回应，说他的政府希望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希望自己“有朝壹日”能够去中国访问。周恩来则于4月21日向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

至此，双方经历壹年多的试探和暗中较劲算是结束了。虽然这种往来在外界看起来是平等的国与国交往，但从中国人传统的心态出发，美帝国主义的头子要亲自到中国来谈判，这本身就是壹种“朝觐”行为，为中国争足了“面子”。后来周恩来也说：美帝国主义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来”（周的言下之意，是把美国比作主动卖身的妓女了）。周可谓壹语道破了当时中国人的“感受”。

其实问题倒并不在于谁去对方访问、谈判，问题是在于访问、谈判时谈了些什么，作出了什么决定。从这个角度看，尼克松、基辛格之流还真正充当了“小丑”、“叛徒”的角色。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先期的秘密访问。之前，当尼、基收到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大使转给他们的邀请访问信时，二人简直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二人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信件”，感到这是壹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两人高兴地谈论到深夜，尼克松取出了壹瓶没有开封的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二人开怀痛饮并举杯庆祝。

光是这幕前期表演就可以预计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华中的丑态了。简单地说，这次基氏访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不但几乎全部接受中方的要求，而且主动给了对方很多“惊喜”，他送上的“见面礼”主要有：

    ——立即恢复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驻台美军，以后继续减少在台余留的军力；

    ——如尼克松1972年再度当选总统，在1975年1月之前承认毛中国，两国正式建交，全面实现与北京友好（正式抛弃台湾）；

    ——将美国与苏联会谈的内容和获取苏联的情报及时告诉中国，可是不把美国与中国交谈的内容告诉苏联；

——在12个月之内将美军全部撤出印度支那，结束越南战争（将南越交给北越）；

——在尼克松的下壹个任期内，把大部分乃至全部美军撤出南朝鲜。

在会谈中，中方著重压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周恩来强硬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无效。

面对周咄咄逼人的姿态，基辛格委婉而可怜地表示：“我们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他连要求中方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样的话都不敢讲。对周氏在会谈中使用的敌对性用语和责骂，基氏洗耳恭听，不说回敬。

套用壹句历史成语，可以把这次基辛格对北京的秘密访问叫做“基辛格献土”，或“尼克松献土”。但遗憾的是，这次献土有的兑现了，如把南越和印支三国献给了共产党；有的则未能“献”出，如台湾和南朝鲜，那是因为后来的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改变了尼克松的决定，尼克松本人也被美国人民赶下了台。

当周恩来把与基氏会谈的壹切，以及基辛格的表现向毛泽东汇报后，毛的天朝上国之君的感觉壹下复活了，他看到了壹个为了讨他欢心不惜出卖盟友，而且不顾自己大国形象的政治侏儒基辛格。基辛格如此，他的主子也就强不到哪里去。毛高兴了，安心了，与美国打交道原来如此轻松、简单，可以尽管索取而不予回赠，这个交易太好了，值得做下去。但是，基辛格毕竟没有全部满足他的要求，许多问题还留有“尾巴”。所以，毛开心地对他的臣下道：“美国‘进化’了，但‘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著尾巴”； 但“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毛还借机告诫基辛格之类的美国人：“美国要重新做人”。

基辛格的首次秘密访问产生的壹个公开的成果是双方发表了壹个共同公告。公告称中方“获悉”尼克松曾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氏于1972年5月前访问中国。

得到这个“喜讯”的尼克松狂喜不已，他选择在几天后的1971年7月15日晚，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囯民众公开这个特大“喜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故意只说“美国总统要发表壹次重大声明”，“题目保密”。

尼克松宣布的就是那个不过200字的中美公告。虽然公告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说了中国表示邀请美国总统访华。但鉴于基辛格实际上对亚洲盟友的背叛和出卖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做贼心虚的尼克松在讲话中不惜公开撒谎：“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这壹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可是当人们得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的壹些内幕后，尼、基的背叛行为遭到了自由世界的强烈谴责，台湾指责尼氏进行“不光彩的交易”，背叛了亚洲的“坚定的反共盟友”；南朝鲜政府表示了抗议并宣布把尼氏讲话的那壹天定为为台湾的“哀悼日”，在美国国内，保守派人士指责尼氏“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并且警告尼不要向中国“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膝”。不幸的是，这些警告都没有用，躭心的后来都变成了亊实。

1971年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这壹次是公开访问。但令基辛格这位自以为是毛共中国的“老友”和“功臣”感到意外的是，这壹次公开访问远不如上次秘密访问受到中方重视和“友好、热烈”的接待，从北京机场到钩鱼台国宾馆的途中，布满了岗哨和警卫，如临大敌。更令他尴尬的是，在基氏壹行入住的6号楼的每个房间内，都放有壹份英文电讯稿，上面印有：“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基氏只得叫人把那些电讯稿收集起来，交到壹位中方礼宾官员手里，并且自我解嘲道：“这壹定是以前壹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 可是对方并没有幽默感，没有任何解释，更没有道歉。

尼克松安排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可谓“煞费苦心”，为的是给毛送去另壹份惊喜的“大礼”，因为这时正正召开联合国大会，美国在这时叫基辛格去中国访问，就是向全世界表示它已决心与赤色中国友好，也就是决心抛弃台湾了。得到这个信息的联合国与毛友好的成员国们就无所顾忌要求接纳毛中国并驱逐台湾。没有了美囯阻挠，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接纳毛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并接替中华民国自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将台湾赶出联合国（鉴于国内民意不同意把台湾赶出联合国，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初也要求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原则，彻底抛弃了台湾）。尼克松赶在自己访华前出卖了台湾。

自以为已做足了对毛和毛中国友好的文章，尼大人便放心访华了。1972年2月21日，北京的钓鱼台终于钓来了尼克松这条“大鱼”。不过，毛对这位贵客的接待却是很吝啬的，在机场，显得冷冷清清，没有欢呼的人群，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没有礼炮，没有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也没有欢迎仪式。只有周恩来等人与他礼节性的握手。车队经过北京最繁华的长安大街时，大街上冷清得出奇，大街小巷见不到壹个人影。在尼克松熟知的天安门广场，除了军警，就是空旷广场上的冷冽寒风。原来早在尼氏等人决定来访之初，北京市民就被告知了森严的纪律，全市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奉命改变作息时间，晚上八时以前任何人不准下班，街道上不准有行人，全城笼罩在壹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

尼克松壹行被当头泼了壹盆凉水，先前的欢乐祥和之气没有了，只感到了壹丝丝寒意。这就是毛为他设计的“见面礼”。

其实毛泽东决非是不想让这些美帝国主义头头到来，相反，他急于想见到他们。著意的“冷处理”场面，那是为了杀壹杀对方的威风，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气氛。同时更是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看的，显示中国的强硬态度。

当天下午，毛就著急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及其助手洛德。会见在中南海西岸毛的大游泳池边的会客厅进行。

从现有对这次会见的描述和记录来看，会见中有两点值得提及，壹是毛不允许有对方的翻译在场，这样，会见的记录就完全由中方控制，但这是违反外交惯例的行为，尼克松却不敢表示异议；二是毛为了不给对方以把柄，也为了显示自己“太上皇”的身分，会见中不谈任何具体政治问题。因此，会见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毛的意图除了礼节性表示自己对尼氏到来的欢迎外，主要是造成壹种居高临下的气氛，为以后双方的会谈定个基调。另外就是试探尼、基二人对他的共产党中国的抵抗意志，所以，他要自始至终主导和控制场面。

握手、相视而笑，然后分宾主坐定。毛对尼克松说的第壹句话就蕴含深意，毛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妳是世界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壹起来了”。

毛的此语表达了他多年追求的目标：当世界头号共产党人。他多年来与苏联对抗甚至动武，就是为了这个头衔。如今他不管别人是否承认，自己给自己“封”上这个头衔了。

尼克松按照惯性思维，总想把话题引向当今的世界和亚洲大事，如有关台湾、越南、朝鲜问题。但毛故意不屑地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其实，在整个会见的65分钟中，毛讲的话与哲学不搭边，他只是不谈具体问题，怕给人抓住辫子，于是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毛还要基辛格充当“主讲人”，因为基是“哲学博士”。

基博士当然不便在此时此处谈论哲学问题，他只得顺势给毛拍马屁：“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要我的学生读主席的书”。

毛动了点谦虚，说：“我的那些书算不了什么”。

这时尼克松知道毛不肯谈世界大事了，赶紧学习基辛格给毛送上颂词：“毛主席的书推动了壹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听到尼对他的赞颂，毛心里高兴了，嘴里却故意说：“我没能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这壹则表示了自己的谦逊，不浅薄，二则给了尼氏壹个小小的难堪。接著毛便把话题引向了其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尼、基二人只得跟著他的话锋转。

毛已经达到目的，壹是他控制了谈话的主导权，知道了这个美国总统顺著他，不敢跟他唱对台戏；二是整个谈话过程中，他没有赞扬对方，对方却在不断吹捧赞扬他。他已经在精神上占了上风。这样，再说了几句客套话，毛就将“客人”送走了。

第二天，所有中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都用半个版面刊登毛会见尼克松的照片。各级地方当局早已对它的子民反复进行教育：这是美帝国主义头子主动上门向我们举起白旗来了！所以，全国顿时沉浸在壹片喜气洋洋之中。壹时间，全国“革命人民”猛然又找到了壹种“天朝上国”的感觉，八方来朝，万国齐贺，连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头子都来朝觐了，中国不又成了世界中心了吗？中国人民自豪极了！

笔者需要提醒读者特别注意的是，尼吹捧毛的那句话：毛的书“推动了壹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整个世界。”而这时正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差不多被毛扫荡干净了，这时的中国已是真正的文化沙漠，8亿人民只有8个江青的样板戏，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已被毛或斗或杀或关或赶去劳改，消灭得差不多了。在世界舞台上，也是毛主义最猖獗的时候。作为情报最发达的国家的总统，尼克松对这些不可能不知晓，而他却硬要说毛推动了“整个民族”的“进步”，还“改变了整个世界”。这种肉麻、无耻的吹捧，不能用壹般的客套敷衍来解释，它是尼氏背叛自由世界、向共产极权世界头子毛献媚取宠的铁证之壹！

作为这次访问的公开成果《中美联合公报》(或称“上海公报”)，就是在上述精神指导下的产物，全公报贯穿了中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和美方处于“自辩”守势的基调，给人以明确的美方是到北京来寻求和平、祈求谅解，而中方则淡然处之的印象。“公报”采取“各吹各的调”的形式，中方吹的是壹贯的反美高调，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俨然壹付救世主和世界革命领袖的架式；接下来，是中方壹连串的“坚决支持”和“坚决反对”，“坚决支持壹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坚决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调子则是灰色的，措词是软弱无力的，如：“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事故、错误估计和误会……”等等。公报虽然没有像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公开、露骨地作出出卖台湾、印支三国和韩国的承诺，但实际上与基氏的承诺无甚差异，只是玩弄了壹些文字花招而已，如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注：这是在尚未有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情况下的承诺，它等于抛弃台湾，撕毁了美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与后来确立《与台湾关系法》之后的撤出驻台美军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印支三国问题上，它更明确表示：即使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美国仍然要“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壹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军队”。 尼、基试图用这些模糊的词句作掩饰，目的是缓和自由世界人们对他出卖台湾印支三国反共力量的指责。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美国很快把印支三国交给了共产党，但台湾、韩国却未出卖成功。原因是美国人民和后继的美国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背叛和出卖。后来在卡特政府任期内制定了壹部更加强有力的《与台湾关系法》，而尼克松这时早就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此后的历届美国总统，也没有出现尼克松那样的人物了。

关于对尼克松在处理中苏、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但从总体上讲，迄今为止，美国与中国学者似乎都倾向于对尼、基持肯定、赞扬的态度。其主要理由是：尼克松制止了壹场核战争；尼氏敲开了中国20余年闭关锁国的大门，促进了中国最终的“和平演变”，等等。其实，这些说法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如下：

第壹，尼氏及其决策层不惜以发动壹场世界核大战来制止苏联对中国的“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是壹件毫无原则、极不负责极不道德之事，因为它挽救的是壹个当时世界上最反动、最残暴、最坏的政权。有人说它避免了大量无辜中国平民的死亡。这可能是事实；但是，延长毛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带来的是更大的灾难，更多的死亡，而且是对世界文明、民主进程不可估量的破坏和损失。单是毛在尼克松访华后继续对中国人民的屠杀、迫害所造成的破坏也许比壹场有限核战争的破坏更大、更可怕。

第二，尼氏对台湾、印支三国乃至南韩的出卖更是壹种不可饶恕的可耻的叛变行为，它不仅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叛卖，也是对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基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背叛。特别是对台湾，在美台《共同访御条约》仍然生效的情况下，尼氏就想背弃条约，出卖台湾，不但可耻可悲，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背信弃义的恶行。虽然尼、基的阴谋最后没有完全得逞，但丝毫也不能因此而减轻其主观故悥之罪恶。

第三，尼氏及其宠臣基辛格跑到北京向毛献媚取宠、摇尾乞怜和对毛的无耻吹捧等等表演，大大增强了毛继续推行其罪恶政策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严重损毁了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这种遗祸流毒至今，是迄今毛主义在中国和世界上壹些地方仍然猖獗的重要原因之壹。

第四，尼、基的“拉中打苏”战略并非如他吹嘘的那样增加了世界的安全感，缓和了世界紧张局势。而是相反，它激起了苏联的加紧对抗。苏联为此以空前速度发展核武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核大战的阴云加重而不是减轻了。后来苏联的解体、垮台、主要是里根总统推行对苏强硬政策的结果，亊实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似尼氏对中国的屈膝投降，只会使全世界葡匐在毛主义的淫威之下。

第五，尼也未打开中国关闭了20多年的大门。尼从北京回去之后，毛的壹切对内政策如故，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毛主义的残暴、封闭统治之下。极少数人员出国交往是毛为了从西方和美国获得新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利益，与老百姓无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以后的事，是形势所迫，即使没有毛和尼克松之间那段交易，邓小平和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也会改革开放，故不能把这个“功劳”算到尼和毛的头上。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后仍然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中国迄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极权国家，依然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和敌人。尼克松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有何功劳可言？。

至于那个基辛格，比起其主子来可能更坏、更恶劣，基氏虽然只是尼氏的属臣，但在上述尼氏壹系列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他后来比尼克松走得更远，也更厚颜无耻，壹直把吹捧毛、讨好毛和共产党中国作为自己的毕业事业，在1973年间，作为尼克松的国务卿，基氏曾帮助中国制订与苏联作战的秘密计划，其中包括把美国的战术核武器连同运载工具运到中国，从中国基地打击苏联等内容。只可惜不久他的美国主子尼克松和中国主子毛泽东都下台或死去了，基博士的聪明才智才无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基氏也早已决心抱定共产党中国这条大腿，决心壹辈子吃“中国饭”，直到如今，他开设的那家“咨询公司” 仍然主要靠与北京的关系赚钱。基氏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坚定不移的铁杆“粉丝”。

据说尼氏对台湾的出卖曾令国民党人十分不解，因为这个在五十年代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曾以坚决反共和对台友好的姿态著称于世……。但蒋氏悟出了其中原委，原来，1968年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活动经费比较紧张，而台湾当时经济腾飞，财力充裕。尼氏意欲在老蒋处拉点“赞助”。于是，在1947年4月尼氏亲赴台湾访问，可言谈间他又不好直说。蒋初时对此未置可否，但孔令侃（孔祥熙之大公子，宋美龄姨侄、秘书）向宋美龄进言，抵制尼氏。美龄又向蒋吹枕边风。蒋遂装聋作哑，不给尼氏分文，致其空手而归。尼氏遂把对蒋的怨忿埋在心底。谁料次年尼克松竞选成功，入主白宫，后来他做出壹系列亲北京、卖台湾的反常之举也就印证了对当年遭蒋冷遇的报复。蒋介石毎思及此事，禁不住对当时出此“馊主意”的宋美龄和孔令侃怨恨有加，后来尼克松访问北京，出卖台湾。蒋愤恨之余，在1971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尼丑未当选以前，来台北访问，彼满怀我协助其选举资本，应（因）其未先提，而我亦未提也。此等政客，成亊不足，败亊有余，此乃吾妻专听令侃壹面之词所致。今国患至此，令侃之罪不小也。” 又慨叹：“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这里的“女子”与 “小人”，即指宋美龄与孔令侃。实则矛头主要指向“丑类”尼克松。
   当然，以上可能不是尼克松“叛变”的主因，但肯定是其中原因之壹。由此可见其两面三刀，背信弃义，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政客嘴脸和小人品性，宜乎蒋氏称其为“尼丒”也。也正是因为世上有尼克松、基辛格这类政治小丑，毛主义及壹切极权恶魔才得以横行壹时。

统壹战线：政治骗术

“统壹战线”，或称统战工作，是共产党为实现其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共产党壹党专政这壹总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性手段和行为。为此毛泽东给它制定了总的“十六字方针”，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前面三句是手段，后壹句是目的。所以，说得明白点，它就是壹种政治骗术，壹种对敌麻醉剂，它根据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任务，为了战胜对手，打击主要敌人而采取的对敌分化瓦解，争取同盟者的各种政策、手段。是与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基本战略、策略。毛在总结他的胜利经验时曾将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同列为“三大法宝”，并放在首位。后来，毛大概觉得这种提法抬高了统战对象的地位，不利于突出共产党和他个人的英明伟大，便把它改排到三大法宝之末。虽然如此，亦可见它在毛共夺权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是毛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壹、概述：毛共“统战工作”的盛衰轨迹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共来说，“统壹战线”是个对敌斗争概念。但是，在具体对待所谓“统战对象”上仍然有所区别，皆因它的工作对象既包括需要打击、俘获的敌人，也包括可以作为利用工具的“朋友”。对前壹类人即使“统战”成功，也仍然是敌人或准敌人；对后壹类则有可能转化为“自己人”。表面看，在中共安置统战对象的主要机构“政协”中，既有敌人营垒中的将领、高官，也有所谓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或其他各界代表人士，但从根本说，都属于前两类人。总的说，共产党都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只是在内部控制上有所区别。当然，对这些人的改造与对壹般敌人改造的方式不同，主要采取釆取自我学习、委以工作等柔性方式，有的只求其不要多亊，“养起来”便了。

其实，这种拉拢“同盟者”，组成“革命的统壹战线”以壮大自已，削弱敌人，并对敌营釆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并非中共和毛所始创，而是列宁的党教给中共的壹种策略、壹种计谋和手段。列宁自己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运用了这种策略，它先是与其它革命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毌党俄国社会民主党等等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然后又联合其中少数友党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这个临时政府，最后消灭了－切革命友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壹党专政。列宁把俄共的这壹成功经验传授给他的共产国际的徒子徒孙们。

列宁壹开始就认识到，在比俄国更落后的亚洲和中国，藁共产主义革命特别需要建立“统壹战线”，寻找同盟者，因为壹切要从零开始。而且这些地方现代工人阶级太少，要想造反夺权成功，除了要极力拉拢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以外，还要尽可能将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拉进自已的阵营中来。为此，他帮助中共寻找到了最佳的“统战伙伴”：己经有了相当大力量的中国国民党。他还要中国共产党拥护国民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要中共修改它的党章党纲，规定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要分两步走，第壹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要保护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说它是遥远的未来。这样，共产党与国民党、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就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就是“统壹战线”策略 在中国的运用和示范。

    不过，这壹套统战理论主要是供公开宣示、是对外宣传之用，它属于内部的“革命策略“。列宁主义中还有壹条，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在第壹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适时地，坚决地将其转变为“工农的革命专政”，亦即共产党的壹党专政。所以，当中共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取得第壹次北伐初步胜利时，莫斯科就指示它的苏俄顾问团帮助中共通过发动工人和农民运动夺取政权，将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变成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

可惜，由于那次“转变”的力度太大、太急，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强力反弹，结果，国民党采取了“清党”、“分党”措施，使羽翼未丰的中共“第壹次国内革命”的目标未能实现。

虽然这壹次由于经验不足在总体上失败了，但是，它的成绩仍然是极其辉煌的，因为有了这壹次与国民党的“合作”（ 实际上是国民党允许在它领导下让共产党参加它的囯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由合作前壹个名不见经传的，只有几百人的小党，壹跃而成为拥有六万多党员的中国第二大政党；合作前无壹兵壹卒，到合作破裂时已拥有正规军（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二万余人，以及更多的工农自卫队、赤卫队等等，还建立了包括毛泽东的井岗山根据地在内的众多共产党武装割据地盘（苏维埃区）。同时，通过苏俄在黄埔军校培养了壹大批共产党的军政人材，为以后中共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另壹个重要收获是，由于这壹次“合作”是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当合作破裂后，大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作掩护，留在了国民党内，成为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的“卧底”和“第五纵队”。这些人后来有的被国民党委以重任，成了国民党高官，或情报部门的要员，他们在后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发挥了其他人难以起到到的作用，为中共夺权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仅仅三年多的“国共合作”，就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由此可见“统战”工作对于中共的极端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这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转入武装斗争，此后便是十年血腥、残暴的“土地革命”。这段时间，它暂时丢弃了“统战”这壹法宝，完全暴露了列宁主义残暴、凶狠的真面目。虽然取得了建立多个根椐地、包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伟大胜利，但失去了“统战”庇护的中共，最终在国民党、蒋介石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全面失败、逃亡，最后被迫逃到了蒋介石为它圈定的陕北“新家”，然而十成人马失去了九成。面对重新开张的艰难，反思过去，毛和中共上层开始感到搞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靠杀戮，不能只靠自身的力量。回想过去在与国民党“统战”时期迅速发展壮大的顺风顺水的岁月，更认识了“统战”对于中共的至关重要性，这时洽好碰上日本侵华日剧，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毛和中共上层感到必须重拾“统战”这壹法宝，必须要以统战求生存，谋发展。于是，它不停地大喊“团结御侮”、为了“民族大义”“壹致对外”等等。这期间毛共统战工作又壹次取得了伟大成就，首要的便是将蒋介石的“剿共总司令”张学良拉了过来。又与张共同策划、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囯的命运。

西安事变虽然未能“杀蒋”，但它的和平解决让中共开启了命运的新章篇，它由穷途末路的“共匪”变成了合法的政党，并堂而皇之成为国民政府和国家军队的壹部分，同时却又保持了独立自主的身份。所以这壹时期毛和中共内心快乐极了，表现得也“温顺可爱”了，它不断声言要与国民党“ 共赴国难”，壹再表示“拥蒋抗日”，愿意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领导下，“为国前躯。”并保证放弃过去十年间的暴力土改和其他血腥的阶级斗争政策，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政策目标，等等，等等。

应该说，整个抗战时期是毛共统战业绩最辉煌的时期，不但依靠统战使自己空前发展壮大，还为共产党树立了新形象，掳获了民心。毛还揣摸形势，顺应潮流，用各种方式方法笼络、拉拢大量“民主、爱国人士”，并成功地让中外媒体、记者为其充当代言人，这其中以斯诺为首的美国左派记者为毛和中共再造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写下了壹批为毛和毛共“树碑立传”的所谓“记实”报道，如《西行慢记》、《长征》等等，将毛等身上的血腥、暴戾之气洗刷壹新，使之变成壹心为囯为民的、质朴的“工农领袖”和“抗日英雄”。这些报道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在国内，迷倒了大批青年学生和“中间派”人士；在国外，赢得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共的同情和对毛的敬意。于是，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延安成了“革命圣地”。毛又利用他旗下的“文艺战士”，全力编造“模范边区”“ 革命圣地”“民主揺篮”延安的“神话故事”。并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宣扬向国民党控制区渗透、传播。终于完全扭转了过去“长毛”、“共匪”的形象，壹跃而成为“民主、进步”的化身，为其后来在与囯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美国的“统战工作”也极富成效。抗战中，毛看准形势，先是发动了－轮反对国民党“－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即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攻势，赢得了民主党派、中间人士、中间阶层的倾心。也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接著又直接掀起了歌颂美国民主制度的浪潮，并以接待美军“迪克西使团” 为契机，开展对美国政府的“国际统战”。虽然未能直接将美国拉到自己壹边，但实际上促成了二战后杜鲁门对华政策的“中立化”，最后使美国抛弃了国民党。为毛共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

质而言之，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直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的这段时间，毛共的统战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统战成果最辉煌的顶峰。所以，从宏观和大局看，毛把 它列为他的革命成功三大法宝之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到了建国之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胜利了，毛和共产党人不免变得骄横起来，不愿意做违心的统战工作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随之下降。但在初期，为了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争取世界舆论对“新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在对外统战方面仍然卓有成效。在对内方面，在最初壹届中央政府中，毛安排了大批民主党派头目和无党派人士担负高级职务，在表面上凑成了壹个“联合政府”的模样，算是对他昔年承诺的交代。但这些都不能持久，很快毛自已就把这些统战的成果抛弃了，很多统战对象（主要是囯民党投诚过来的军政官员）不是靠边站就是被投进了监狱。

另外，此时毛共的统战工作和统对象已有了战略转移，重点移至为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服务，例如，通过政治上的拉拢、笼络、远交近攻，在南亚、东南亚的新兴民族国家发展共产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在东南亚国家开展共产党的游击战争，在印度支那三国帮助共产党夺取政权，等等。   

后来，毛的野心进－步扩展，试图取代苏联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心，自已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苏共闹翻后，毛另起炉灶，在全球搞壹个独立于苏联体系之外的中国版“共产国际”，于是便有了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打括号的“马列”共产党。为了与美、苏抗衡，毛又抛出了壹个“三个世界”理论，尽其所能拉拢、扶持亚、非、拉所谓“第三世界”穷国和独裁政权，组成所谓世界“第三极”，毛自己则试图充当 “第三世界”领袖。这些，都可视之为那段时期毛和毛共特殊的“国际统战”活动。可惜的是，这些努力都不成功，靠金钱维系的“马列共产党”和“第三世界”的穷哥们，壹旦少给钱，就都离毛而去；壹些由毛壹手扶持的共产党政权，后来却与毛反目成仇了。

在囯内，随著毛的专制独裁本质暴露无遗，作为毛主义遮羞布和障眼法的“统战”逐渐失去必要性。壹些原来的统战对象们逐渐成了各种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政治“花瓶”则成了“垃圾”。到了文革，毛认为统战工作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统战对象们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连同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干部也遭池鱼之祸，壹并受到批斗、清算、清洗。

不过，有壹件极其例外、极其怪异的亊，那就是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由于美国救驾毛共，毛随后居然抛弃了他几十年“反美英雄”的形象，推行“联美抗苏”战略，与“美帝”打得火热，并取得极大成功，不但有效地对抗了苏联，还挤进了联合国，坐享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宝座。这些算不算毛共的统战工作呢？笔者以为算，连世界头号 “帝国主义”都被垃过来为自已服务了，难道还不是毛共“国际统战”的伟大成就吗？

二、毛共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壹）总体要求。周恩来作为中共统战工作的主管，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作过壹次题为《论统壹战线》的专题报告，对中共的统战理论和策略有非常细緻的论述，其总的精神不外乎毛的“十六字诀”。 但他作了比较具体的阐释，周说：从总体上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军阀、是法西斯，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国民党中的各个派别，都是敌人。但是，“在壹个时期内要打倒壹切，就壹切打不倒。”所以要分清主次，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才能各个击破。选择的突破点就是他们内部有不壹致甚至矛盾的地方，统战工作就是利用这种不壹致和矛盾，扩大其裂痕，激化其矛盾，最后将其各个击破。

“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壹致，”周恩来分析，“要分别清楚是哪壹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势力派别，在这壹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壹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即共产党——笔者）这壹点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内部的矛盾……我们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因此，在与他们联合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对不能依靠他们。”周恩来接著举了冯玉祥为例。而冯玉祥这时正在重庆与中共打得火热呢。对冯玉祥如此，对那些“投诚” 过来的国民党将领，那些“代表” 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就不用说了。所以，待到共产党当政，大权在握之后，他们自然就成了被清算甚至“专政”的对象。

陈毅是受到毛泽东赞赏的在“统战”方面颇有成绩的中共高级将领，有壹个他成功统战的案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苏鲁皖战区正、副指挥李长江、李明扬，曾被中共列为统战对象。1939年李明扬有十万发子弹希望通过新四军陈毅的防区。陈毅趁此机会与二李搭上关系，让其顺利过境。李明扬投桃报李，把国民党有关反共的机密文件交给陈毅。陈毅则进壹步与二李套近乎，挑拨二李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二李逐渐放弃警惕，陈毅得以派共产党员混入在二李的部队，并在李部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暗中开展策反活动。等到1940年6月二李的部队奉命在郭村与新四军作战时，李部的两个支队指挥官己是地下中共党员，临阵反戈，二李战败。后来新四军继续对二李釆取有打有拉的策略，叫二李在中共与其他国军交战时保持“中立”。 待到共军把二李的友军消灭了后，二李己孤立无援，却成了新四军的瓮中之鳖，二李的部队被共军基本消灭，李长江挺而走险只得投靠汪伪集团。李明扬则剩下壹千多残兵败将，最后被新四军彻底消灭。陈毅交上了壹份完满的“各个击破” 的统战答卷。

这就是中共的“统战术”。

（二）统战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属性。可大致归纳如下：

1、从属性。即它是为共产党的总目标、总战略服务的，是绝对的“工具” 和“手段”， 故要绝对以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意志为转移，无条件为全局服务。   

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目标是不同的，经常变换的，所以，统战工作的目标、任务也就经常变幻。比如，在抗日战争之前和抗战初期，毛共的目标是实现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合法地位。为此，毛不惜委屈自己，扮弱者，装可怜，反复表示愿意服从“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愿意弃旧图新，充当抗日前驱等等。这时全党也就全力扮演这种角色。但等到这个目标达到后，毛立即变脸，在敌后沦陷区抢夺地盘，专门“收拾”政府在敌后的游击队，对日军则“游而不击”，以保存实力。 这期间中共统战的目标就是为贯彻实施毛的“壹份抗日、二份敷衍、七分发展” 服务。待到抗战胜利，毛刚刚下令要“以胜利的内战消灭内战”，不料被斯大林突然命令去重庆与蒋介石和平谈判。不得已毛去到了重庆。这时中共统战的调子也突然变为大谈和平，大谈“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毛泽东在重庆的公开场合也不惜声嘶力竭地、“咆哮”般地大呼“蒋委员长万岁！”，此时毛共的统战任务就是调动壹切因素确保毛在渝的安全。为此不惜向国民党示“好”、“称臣”，目的是让毛尽快回到延安。

对民主党派也壹样。在重庆谈判前后，毛共与这些民主党派（多为倡导“第三条道路”者）打得火热，共度了壹段“密月期”。后来继续拉拢它们形成反蒋统－战线。待到在内战中毛共占有优势、胜利在望时，毛便即刻在党内部署：在夺取全国政权后逐步抛弃这些“同盟者”。到了建囯之初，由于要执行斯大林搞联合政府的指示，毛与统战对象们又“相好”了壹阵。待到斯氏死了，毛便开始变脸，1957年反右运动，是抛弃民主党派和统战对象的开始。此时中共的统战部门便成了毛的“帮凶”，协助毛“钓鱼”和“聚而歼之”。到了文革，毛要实行全面专政，彻底变脸，幸存的统战对象都成了打击对象，中共统战部门也连带被清算、打倒，统战工作就此寿终正寝。

所以，说到底，中共的统战工作是围绕著毛的指挥捧转的骗术、魔术，而毛之为人惯于出尔反尔，变化无常，所以，毛共的统战政策也就翻云覆雨，阴晴不定。统战对象的命运也就浮沉不定，甚至朝不保夕，今天的座上客，明天可能变成阶下囚；反之，今日的敌人，明日又成了“盟友”。

2,阶段性。阶段性是说，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统战政策只能管壹个时期，不是长期不变的政策。这点与前述的“从属性”有相通之处，是由从属性决定的。阶段性主要是指毛共的统战部门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原则和任务有大致划分。在壹个相对较长的历史阶段，毛共对统战工作有壹个基本要求。按照中共的说法，它的统战工作主要可分为三大时期（不算“第壹次国共合作”， 因为那时毛还没有当头）即：

抗日战争是所谓“民族统壹战线”时期；

抗战胜利到建国前夕，是“人民民主统壹战线”时期；                                

建国后是“团结壹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维护祖国统壹的爱国者”的“爱国统壹战线”时期。

但是，这种阶段划分，实际上并不严格，也未认真执行。从亊实看，这三个时期内并未完全将它的主题贯彻始终，如前面我们指出的那样，在抗战时期，毛共就没有真正执行它的“民族统壹战线”的方针，而是对国民党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初期搞了个“三三制”，把壹些“开明士绅”弄到共产党政权里当“官”，做花瓶；待到抗战胜利搞土改了，这些人又成了“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被抓被关被杀。

建国后也没有真正执行所谓的“爱国统壹战线”，各种运动不断，特别到了文革，那么多爱国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归国华侨惨遭迫害致死，难道这就叫执行“爱国统壹战线”？可见，这些表述主要还是对外宣传的需要，是招牌、幌子。统线工作的阶段性终究要服从它的“从属性”， 要跟著最高领袖的指挥棒转。而这个最高领袖又是“虎性、猴性” 十足，朝三暮四，言而无信且好斗嗜杀之人，统战工作岂能有既定模式？统战对象又焉能有好下场？

要而言之，这“统战” 本来就是骗术，岂能将它当真！

3,装饰性。统战工作除了真能为毛共的造反夺权起到重大作用之外、壹般情况下，它还起到壹种装饰，妆点门面的作用，即在其凶残的“无产阶级专政” 外面披上壹件颇具“人性” 的外衣。这其实也是它的欺骗功能的壹个方面。在毛共夺得政权之后，这成了统战的主要功能，例如作为毛共主要统战机构“人民政协”里的“政协委员”们，人们赠给他们壹个外号：“三手人员”，“ 三手干部”， 即举手、拍手、握手。这很形象、很贴切。是否这些人都愿充当这个“三手干部”呢？当然不是。妳也可以犮声，但必须是当局需要的声音。如果乱发，只好请妳闭嘴了，而且也不要在政协呆了。

统战的装饰性功能主要是为共产党塑造比较温和的形象，笼络点人心，与“专政” 共同构成其“革命的两手” 。本来，共产党从成立的壹天起，就以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杀人为业，恶名远播。久之，在人们心目中，难免“谈共色变”。后来察觉这太失人心，应该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在可能的条件下，搞点温和的“统战”，这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党的根本宗旨和目标，比起壹味斗争杀戮效果更好。比如，安排壹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到各级政府和政协机关担任高级职务，这有利于利用他们的影响，招来更多人投诚，“不战而屈人之兵”，岂不更有利？

当然，统战对象是条件、有限额的，没有影响、没有代表性、没有价值的不在统战之列。例如广大投诚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员，壹般都不能进统战序列，对他们壹般按敌对分子处置，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不然，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还有什么敌我之分？关于这点，毛泽东说得更直白：我们只杀“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壹个不杀”。 原因是这些“大蒋介石”名声在外，招人注目，对他们优待，可以扩大影响，彰显共产党的宽大、仁慈，以招徕更多的人投奔本党。而“小蒋介石”呢，他们没有这种作用，杀了无关大局。而且，他们是“大蒋介石”的社会基础，把基础摧毁了，“大蒋介石” 们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充当傀儡了。

    1954年第壹届全国人大之后，政协以至整个统战工作便转入纯粹的装饰功能，充当“政治花瓶”，为毛共的壹切政策、运动“热烈拥护”、“ 举手”、“拍手”，摇旗呐喊。这时统战的对象也起了变化，原来作为主要统战对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民主党派和上层知识分子，这时已退居次位，有的成了毛的运动要清算、打击的对象。于是从建国后各界涌现的积极拥护新政权、歌颂共产党的狂热分子，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中选拔壹批人输入政协和统战组织，逐渐改变了原来统战机构的“成份”，更好地发挥其“装饰”功能。

但是即便经过如此改造，毛泽东仍然不能容忍保留在统战机构里的少数原国民党残余分子、民主党派分子和知识分子，到了文革，便将这些人统统作为 “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甚至“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政协也关门大吉。因为他再也不需要这种装饰品了。

4、欺骗性。这个特点就不用说了，其实它是全部统战工作的真谛，灵魂。不过，作为统战工作的业务手段，还可算作它的壹个特点。简单讲，统战过程就是“诱骗上钓”的过程。略举壹例：当统战目标、目的确立之后，有关工作人员就应主动接近，示好；待到可以深谈之际，便可暗示或明示交换条件，给以甜头，让其愿意成为中共的“同谋”或“同盟者”。此时或之前要设法抓到对方壹个或壹个以上“把柄”，这样，鱼儿吞钩之后，就应以适当方式向对方亮出“把柄”，让其不敢违约。然后就可以让他听从命令和指挥了。亊情成功之后，对方已成为共方之人，已经没有了退路，如何处置就悉听尊便了。这是最壹般的方法。

建国初期，为了吸引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以加快毛共称雄世界的步伐，毛决定对广大海外知识分子大展其“统战”丰姿。先令周恩来作报告，放出诚挚友善气球。继之，以国务院之名发给每壹个海外知识分子邀请信函，陈词恳切，感人。除了表示要为归国的知识分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专长以外，并许诺给予对方本人及其亲属尽可能好的待遇，还保证“来去自由”。最后还有囯务院的大印和周恩来的署名。于是，接到邀请的知识精英们被感动了。为情所动，知识精英们纷纷辞去所在国的优异的生活条件，激情满怀地回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豪情满怀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可是不久，这些“自由惯了”的精英们发现亊情有些不对头，首先是陷入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洗脑”，反复学习马列主义ＡＢｃ，而且“压倒壹切”，这让他们烦恼。有的所在单位并未按国务院和周恩来的许诺行亊，反而认定这些“假洋鬼子”是典型的“资产阶汲知识分子” 而歧视、刁难。这时向谁反映、申诉呢？周恩来远在天边，投书去信都石沉大海。换来的是本单位领导的嘲笑，报复。久之，感到自己好似鸟入樊笼、虎落平川，掉入了预设的陷阱。这时妳如果要求“来去自由”，回归海外，政治运动壹来，顺理成章就成了“反革命”、“ 特务”分子，对妳实行“专政“也就名正言顺了。于是，这些可怜的知识精英最后壹个个变成“右派”，“美蒋特务”、“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发配边疆、农村改造，或琅珰入狱，许多人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了“自绝于人民”，变成了山野间的壹具具白骨，“识时务”的、“幸运”的则象内地知识分子壹样，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充当共产党的“驯服工具”了。

当然，毛也知道，不能将这些人全部打成敌人，得树立壹些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的典型，作为他们中的“代表”加以宣传，诸如钱学森、（现得知，即使如钱学森，也曾打入“控制使用” 的黑名单）杨振宁等壹类科技型知识分子就担当这种角色。壹旦有国内外敌人攻击、诋毁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些“代表”就会站出来义偾填膺斥责这种“无耻滥言”……

也许我们的后人和外囯人在读到这些文字时会产生疑窦：毛共的统战技俩，应是使用恒久的了，为何还有这许多人“前赴后继”地上当受骗呢？难道中国人真的是那么傻冒、白痴吗？这就得稍加解释了。这种质疑表面上不无道理，但它脱离了“实际”，所谓“实际”，就是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处境。壹般地说，受到毛共统战的有两种情况：壹种是他有求于妳，这时，它（毛共统战壹方）会主动对妳百般示好，爱妳所爱，恨妳所恨，许妳所愿，“真诚”得让妳感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这“肝胆相照”的友好表示，妳的心就会软下来，就上钩了。另壹种情况是妳有求于他（或互相利用），这种情况下妳就更自愿“上钩”了，因为，壹般地说，他要“统战”妳，总会给妳壹点好处，让妳尝到壹点甜头，妳当然高兴。人总是讲求实际趋利避害的，壹般人考虑问题也都是以眼前或短期的利害为主。至于以后的事，也绝对不会想到对方会有180度的改变。所以，毛的统战之法屡试不爽。这其实不在于他有多么高明，而在于人性中总有的壹些弱点，它就是善于抓住利用这些弱点，设计圈套，让妳往里钻。

还须指出，毛的统战术不但使中国人上当，而且也使外国的洋大人上当。往大处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初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艾奇逊诸位先生，就因为太“相信”中共而“丢掉”了中国大陆；其后的尼克松、基辛格更是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还自以为得意而沾沾自喜。可见，就玩弄阴谋权术而论，那些西方政客远远不是毛泽东这个中国土产的“湖南痞子”的对手。

再说壹个事例吧。法国是近代世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祥之地，素以民主、文明摇篮傲视全球，尤其看不起美国这个后来的“暴发户”。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国的知识分子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毛泽东顶礼膜拜有加，把毛当作壹尊给人类带来自由、民主的“神”，为世界的未来指引航向的“灯塔”。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

     附彔壹： 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人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6期第有壹篇署名陈潇、郭冬至两位作者采访法国著名汉学家毕仰高（中文名）的文章，下面是釆访者与毕仰高的对话，其中的“问”为该文作者，“答”为毕仰高的原话。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答：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壹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壹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中国当作壹个理想的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壹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妳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答：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导十分稀少。除了有壹些美国记者记录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壹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壹篇文章，才算有了比较好的第壹手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

问：为什么单单对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有这么广泛的推崇？

答：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经受壹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法国历来是壹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壹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答：我第壹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壹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壹些农村合作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情况，进壹步巩固了之前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中国政府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壹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妳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答：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端，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愿意相信。……即使听到了壹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还是觉得文革是追求平等，是打破官僚主义，是很好的东西。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答：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壹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当时法国总统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壹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如何开始转变的？

答：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文革和毛的政策的，主要是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壹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我开始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如此肮脏的事情。……

真正令毕仰高对毛政权和文革产生怀疑和“信仰动摇”的，是1974年他第二次来华访问，壹次他去工厂采访，见墙上写有“批林批孔”的巨幅标语，他照了相。于是，他立即从壹个对中国的友好人士变成了潜在敌人。照片全部被没收了，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和控制，回国时在机场受到“特别的”检查。毕仰高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他看到的远没有冰山壹角，九牛壹毛。回到法国后他为《世界报》写了壹篇批评文革的文章，不料编辑却不敢发表，因为“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壹边倒……，毕氏说：“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

看到这里，妳应该为法兰西的民族精英感到悲哀!同时，不由妳不对毛的本事感到由衷佩服！对毛共的统战术和宣传伎俩（宣传、铁幕同属统战的手段）五体投地。幸运的是，随著毛的死去，由毛及其党羽筑起的这壹遮天黑幕，终于像壹座溃于蚁穴的千里大埧，轰然垮塌了。这就应了林肯的那句名言:妳可以欺骗壹部分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妳能欺骗所有的人于壹时，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于永远。……

最后还应该交待的是，中共统战工作的主管和“祖师爷”是周恩来，周的确是从事统战这壹行当的天才和不二人选，他外貌英俊，风度潇洒，言词机敏、举止温和，让人壹见顿生好感和信任；但另壹方面，他却心如蛇蝎，心狠手辣而且坚毅残忍（例如，为了报复中共的叛徒顾顺章而将顾的壹家大小、包括保姆佣人斩尽杀绝），这种截然相反的两面人格成就了周恩来辉煌的统战生涯。从中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干好这壹行不炼就两付面孔、双重人格、口密腹剑、笑里藏刀这壹套是绝对不行的。不拥有天使般的外表和魔鬼心肠，而且能够将天下好语说尽、坏事做绝，是绝对不能担当毛共统战工作领导的重任的。

不过，必须指岀，中共统战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是毛泽东，周恩来不过是其意志的执行者罢了。由此可见，毛的水平又在周恩来之上。虽然毛本人的“绿林大学”出身和湖南农村“痞子”的品性，使之不宜直接干这壹行当，但能干如周恩来，却甘愿对其五体投地俯首称臣，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毛效劳壹生。毛的本领之大、周、毛之间的差距也就可以想见了。

附录二：  三个旅美归国知识分子的遭遇

这三人的遭遇也许不是最典型的，但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录之以存史料，以警后人。从中亦可见毛共“统战术” 之壹斑。

第壹个，萧光琰，汉族，1920年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前供职于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毛共建国之初，广招海外人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萧光琰没有多想，便决定回国壹展抱负。同年12月，萧携妻子壹同回到毛中国。

萧光琰被分配到当时的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当时调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的白介夫是壹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富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干部，很快，白介夫与萧光琰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

萧光琰很快就受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1951年初，回到大陆不久的萧光琰就猝不及防地被卷进这场政治运动旋涡，运动的重点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萧光琰自然地成了运动“改造”的重点。他除了随处可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受到批判以外，对他的身份的怀疑则成了重中之重，人们提出了壹个论据充分、使他无法回答的问题：“妳在美国生活那么好，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不管他怎样说明，都无法说服那些“革命群众”，使他有口难言，只能无言以对。接下来运动规定了让被检查者自污人格、自打嘴巴的“脱裤子、割尾巴”。萧光琰感到灵魂受到深深伤害。他无法理解人们对他的“批判”，听不懂那些革命逻辑和语言。自然，运动没有能把他的思想“改造” 好，反而引起了他的极度愤慨，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回国时的幻想破灭了，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常常发呆似的坐著不言不语，壹度还用头去碰暖气片。大化所的领导发现了他的怪异行为，认为他可能会自杀。这时“运动”已经过去，共产党的政策又暂时变得“温和”了，大化所领导认识到了运动中对箫的猜疑和批判毫无根据，有些过火。于是，向他表示歉意，还派专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好言慰抚。果然，性格耿直、像孩子壹样天真单纯的萧光琰很快就原谅了过去的壹切，不计前嫌，又高高兴兴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了。

之后，由于白介夫的友好劝说，萧光琰也接受了白的“入乡随俗”的劝告，适当收敛起了自已的锋芒，与所内人“和平相处”。这样安安稳稳度过了几年时光。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由于白介夫的保护，萧光琰幸运地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

可是接下来的“大跃进”，萧光琰却忍不住要“攻击”了。大化所和全国所有地方壹样，也在大搞科技大跃进，“壹天等于二十年”。白介夫觉得太荒唐，不能不说了：科研工作怎么能够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于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开展的“反右倾、拔白旗” 的运动中，萧光琰再次被树为“白旗”，成了被批判的重点。

其实，“革命群众”对他的不满还不在于他对大跃进“不满”的话，而在于长期以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从萧光琰这方面说，回国近10年了，虽然他也在努力适应环境，随大流，“改造”自己。但那些他认定是正确的，并且与政治无关的习惯、作风仍就坚持不变，比如：  

他业余时间喜好打网球，跳舞，不仅自己做，还把这些教给了白介夫；

他工作时全神贯注，壹丝不苟，但休息起来尽情享受，他在工作中设置出专门的“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

他工资很高，生活水平也远高于壹般人，在家招待客人使用的是当时人们非常稀罕的橙汁、巧克力，吃水果时先用酒精对水果皮面进行消毒；

对手下的科技人员、辅助人员他要求严格，丝毫不讲情面，对壹些人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作风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让人难堪，完全不顾及别人的“脸面”和人际关系；

他不愿和工人打成壹片。白介夫出于善意，劝他有时可以搞点卫生，以便和工人打成壹片。萧光琰很感奇怪和意外，说：“我的工资比工人高许多，要我去干工人的活，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他从美国回来时，搜集了大量有关技术资料、工具书带回国，看到所里的图书馆书籍少而且内容陈旧，便说可以将他的书籍交给图书馆。图书錧的人表示欢迎，并且说可以折价给他壹些钱。萧光琰便当仁不让收取了图书转让费。这让人们很吃惊，因为当时人们给政府、给公家的捐献是从不收钱的。有人在背地里说他是“小气鬼”、“奸商”。

萧得知人们对他的种种非议时，感到气愤而不解：休息和娱乐有什么不对？工作上的严格要求难道不应该？那些图书（萧捐出的图书可另设立壹个小图书錧）只不过象征性地收点费，而且还是图书馆人员主动提出的，却反而责难捐赠者，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人们仍然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加上毛时代的革命逻辑，对他进行批判。他听不懂批判者的理论，也不能接受他们的非难。人们认为他顽固不化，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编成话剧，加以夸张讽刺、侮辱、取乐。

好才“反右倾、拔白旗”因大跃进失败、毛泽东让位于刘少奇而收场，邓小平还给被批斗、被处分者平反。萧光琰除了受到批判和讽刺打击外，倒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真正在劫难逃的文化大革命来了。

起初，萧光琰除了受批判、写检查、检讨之外，还没有对他采取大的“革命行动”，他每天还能回到家里，家庭的温馨帮助他抚平受创的身心，妻子甄素辉是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女儿，温柔贤淑又识大体，百般呵护支持丈夫，还有壹个十多岁可爱的女儿。妻女的爱让他支撑著渡过了运动的最初两年。可是，在1968年10初的壹天，进驻单位的工宣队突然将萧光琰抓进了专政队，丢进了“牛棚”。这时原来与他友好的白介夫早在1964年就调去了北京，而且因为与他的关系受到批判，也成了专政对象，自身难保了。萧光琰此时是举目无助，陷入绝境了。工宣队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宣布他是“美国特务”，理由仍然是十几年前就提出过的：“妳在美国挣那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妳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壹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妳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必须坦白交待！”

永远交待不清的“罪行”，严厉的、无休止的逼供，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把萧光琰彻底摧垮了，他再也看不到生的意义和希望，毅然选择脱离苦海，壹了百了。1968年12月10日，萧光琰用预备的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48岁的壹生。

萧光琰死后，工宣队按照当时的惯例，贴出了壹张“特大喜讯”，宣告：“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时萧妻甄素辉壹人被发配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工宣队派人去农场向她宣布这壹“喜讯”，她显得出奇地平静。她要求请假回大连照看壹下已很久不见的女儿。得到批准后甄素辉当日赶回家中，此后这壹对母女间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几天以后，人们发现了这壹对紧紧相拥相抱的母女的尸体……

值得提及的是，甄素辉曾经不同意丈夫回国，她说我们对共产党没有任何贡献，共产党会欢迎我们吗？萧光琰则说，我不介入政治。我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这就是贡献。萧光琰和其他成千上万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国的知识分子壹样，坚信中国政府召唤他们回国是真诚的。他们想像不出会有什么麻烦，更想像不出有什么危险。

可是壹回国，“政治” 就不停地来找他了，最后要了他的性命。连妻子和刚16岁女儿的性命也搭了进去。可以想像，甄素辉母女当时也是到了完全絶望的地步，才毅然选择随萧而去。

大化所的人这样评论萧光琰，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容易破碎。这样壹个完全生长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玻璃制品”，在中国大陆经常刮起十二级红色台风的环境下，“破碎”和毁灭是很自然的，难免的。而甄素辉毌女，她们在中国十余年，也已看惯了种种人间惨剧，但她们仍就保持了美国人的种种习性而不愿随波逐流，萧死后，她们知道今后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与其屈辱地生，不如清白地死，他们选择了后者。

（以上摘自《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白介夫文：《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原文2.5万字）

第二个故事的结局要好壹些，但主人公遭受的苦难丝毫不亚于萧光琰。

巫宁坤，抗日战争中曾参加过“左倾”学生活动，1943年因担任中国空军的翻译去了美国，二战结束后便留在美国读书深造。1951年新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巫宁坤眼看就要获得博士学位了，忽然收到了素昧平生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同时还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表示欢迎他回来的信函。巫宁坤没有多想，也许是他曾经参加过左倾学生运动对共产党尚有好感，很快就决定回国任教，已经写了壹半的博士论文也放弃了。

1951年7月初，巫到旧金山准备启程回国，同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李政道来帮他整理行装并道别。巫忽然向李问道：“妳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不明白“洗脑子”是怎么回事，就壹笑了之。

果然，他回到国内第壹件事就是被“洗脑”。先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思想改造”报告。“十、壹”过后，思想改造运动就成了教师们的中心任务。燕京大学被定性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校长陆志韦成了“美帝的代言人”首先被批斗。壹大批教授被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不久，燕大就被“解散”，并入其他大学中去了。巫宁坤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英国文学。

在南大，思想改造仍继续著。白天，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晚上，还得去上“马列主义夜大学”，夜大向教授们灌输马列主义ABC，还要记笔记、进行期末考试。巫宁坤们啧有烦言了，认为这简直是对教授们智慧的侮辱！

1954年，巫宁坤第壹次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罪名”之壹是散布美帝捏造的“洗脑” 烂言。接著到了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巫宁坤成了主要“运动员”。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主持人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的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壹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会后，几个自称是公安人员的男女闯入巫的家中，对包括巫的妻子、老继母在内所有人进行搜身，然后翻箱倒柜寻找犯罪证据。并且把家中所有信件、笔记本、文稿全部掳走。

大概是壹无所获，巫宁坤那些吓人的“罪名”没有了下文，他只是被软禁在家写检查、反省。但是这场运动还是造成了学校数人自杀，令人震撼而恐怖。

出乎意料的是，进入1956年春天，“气候” 突然又变“暖”了。报纸上登刊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不久，中共天津市委派人向巫道歉，并保证：“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今后决不会再发生。”

巫宁坤心情舒畅地工作了壹年。

到了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多数知识分子们感觉到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投入到毛发动的整风运动中去，诚心诚意地“帮党整风”。

这时巫宁坤已调到北京壹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校（即后来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学校的老师们大概已领教过中共在既往各种运动中的手段了，人们显得格外谨慎小心，教职员的“鸣放”座谈会上冷冷清清，说的也是壹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校领导来做巫宁坤的思想工作，把毛说过的整风运动政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不打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 等等反复讲了又讲，要他打消思想顾虑。

巫教授觉得没有理由怀疑“党”的真诚了。终于敞开心扉鸣放了壹大堆意见。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就是多次登门劝说巫宁坤鸣放的校领导）,对巫的发言表示满意。其他教授也对他的发言表示赞赏。鸣放后不久就放暑假了。

可是暑假还没有结束，学校党委便把教职员工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学习，这壹次学习气氛大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接下去便是揪斗学生右派和教师右派，巫宁坤毫无悬念地充当了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其中“极右分子”，被宣布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跟千千万万右派分子壹样，巫宁坤又壹次悔不当初，怨恨自己太轻易上当了。其实，这不能怪知识分子们太“傻”，太轻狂，而是那个操控运动的领导者太卑鄙太无耻了，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这种漠视人类文明社会基本“游戏规则”， 践踏人类最起码道德底线的人，难道不是真正的罪犯吗？可是谁敢、谁能去与他论理？他高踞金銮殿宝座，手握生杀大权，依然“英明伟大正确”，妳有什么办法？

1958年4月，巫宁坤被送进北京的“半步桥监狱”。6月，在森严的武装押送下，到达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在零上和零下三、四十度的酷暑和严寒之间进行劳动改造。

到了1960年10月下旬，由于与苏联关系破裂、为预防这些右派分子偷越国境投靠苏修，当局又把巫宁坤们送回河北省清河农场三分场劳改。这时，右派们已面临严重饥饿和死亡威胁，已有人撒手人环去西天了，没有“去”的也都得了可怕的浮肿病朝不保夕。靠著老继母和妻子李怡楷的兄长们轮流“探监”，给他送去壹些黑市高价寻购的食品，巫宁坤得以苟延残喘。但是不久，眼看著身边的难友壹个个倒下去，头壹天身边的同伴，第二天就变成壹具死尸让自己抬去掩埋。巫宁坤深切感到，这样下去，死亡不久会就轮到自己。他终于抛却重重顾虑，向妻子李怡楷发出“可能见最后壹面”的紧急呼号。

妻子李怡楷是巫宁坤在南开教书时的英语系学生，1954年7月他们走到了壹起。受到巫的株连，这时她艰难地生活著，她已被流放到合肥安微大学当英文打字员。接到丈夫的呼救后，她好不容易请得壹个星期的假，带著两个孩子壹背壹拉地走上了千里寻夫之路。

好不容易到了离农场不远找到壹个地方住下，这里离丈夫的所在地仍有18华里。每次去农场探视来回36华里。往返三次，与巫宁坤见了三次面之后，李怡楷确认，只有设法让巫宁坤离开这个鬼魅之地，才有生的希望。为了救夫，李怡楷重返北京，找到了当年把巫宁坤打成右派的那个学校，还找到那个壹再动员巫宁坤“大胆鸣放”，并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的于副校长。起初，于副校长以学校与她夫妇二人已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为由推托，但看到她带著两个孩子孤苦无依、又苦苦哀求，于副校长大概良心发现，答应为巫宁坤办理保外就医。……

其实，像于副校长这些共产党干部，当时的本意也未必是要骗巫宁坤“出洞”， 然后“聚而歼之”。因为当时“伟大领袖”并没有将他的“阳谋”告诉这壹级干部（以及更多的壹般干部），于副校长只是奉命办事，上级叫他组织“鸣放”，他当然得去尽力叫人“鸣放”，上级叫他组织反右派斗争，他也就毫无选择余地去开展反右派斗争。他们习惯于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中间除了少数生性凶残歹毒，惯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爪牙之外，多数人并非壹开始就酷似他们的“伟大领袖” ，定要置这些鸣放者于万劫不覆之地。于副校长就是这壹类尚未被完全“毛化” 之人，他帮助巫宁坤脱离了地狱。

巫宁坤脱离了死亡之地后，在安徽大学当上了“临时工”教师，每月工资降到40余元，但生活总算安定了－点，摆脱了死亡的直接威胁。但是“做稳了奴隶”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文革的台风就又刮来了。他是被首先“打倒在地、再踏上壹只脚”的壹员，皮肉之苦和心灵煎熬壹样不能少，他被早早抓进专政队，关在“牛棚”里，跟他住在壹起的继母被冠以“地主婆”发回老家，不久即死在老家。妻子李怡楷带著孩子被“下放”到壹个农村生产队去劳动。直至1970年之后，巫宁坤才得以放出“牛棚”，但原来的临时工没有了，只好来到李怡楷的半间破屋。壹家五口团聚了，虽然“贫贱夫妻百事哀”，但终究摆脱了生离死别的阴影，总算九死壹生地活下来了。

后来发生了林彪事件，时局变得相对缓和了。人们也似乎开始从疯狂状态下清醒过来，对“阶级斗争”没有先前那样的劲头了。巫宁坤们的境遇有所好转。1974年恢复了做临时工教师。1979年5月，巫奉命回到北京那所学校去办理右派“改正”手续。

经历过九死壹生煎熬的巫宁坤又登上了大学讲坛。也许真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又恢复了敢说敢言的本性，也看清了那些“主流派”共产党干部死不改悔改的面目。他选择离开这个令他九死壹生伤心落泪的地方，“回归”到了海外。

1986年春，巫宁坤应邀在英国康桥作客，写下了题为《从半步桥到康桥》的自传性长文，他把在大陆中国30年经历概括为壹句话、九个字：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后在此文基础上形成了壹部记实性自传著作《壹滴泪》。此书用英文写成，1993年初在纽约初版，立刻被翻译多种文字，风行世界各地。后作者应读者之邀把它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巫宁坤算得上是千千万万右派中的“幸运者”，他的幸运不仅是存活了下来，更在于他回归到了自由之邦，并把用生命换来的痛苦经历幻化成了文字，通过它，使千千万万读者在为作作者的命运感叹希嘘的同时，灵魂也得到净化与升华。

（取材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戴煌的文章：《巫宁坤教授回国落难记》）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叫董时光，是三人中极富特色、也是三个故事主人公中结局最悲惨的壹位。

董时光是四川垫江人，留美教育学博士。他在美时是激烈的“左派”人士，发表了大量反对美国出兵朝鲜、支持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激烈言论。因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亲共的危险分子，1955年被强制驱逐出境。因为有这壹段“光荣”历史背景，他归国时受到周恩来接见和勉慰。多所著名大学争相延聘，董时光却选择了他的桑梓地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

谁知，这位只是从报纸和毛的著作中了解中共和“新中国”的“左派”董时光，壹到了“新中国”的实际工作岗位，就发现自己严重“水土不服”， 与当地的人文环境格格不入。壹个最严重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与当时实际主持学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方敬、以及以方敬为代表的西师教职员工处处对立，对方把他当作“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和“资产阶级右派言论” 的典型加以批判，他则无论如何不肯低头，不肯束手就范。这时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了？

1957年春，毛择东亲自发动的整风运动来了，董时光认为他终于有了壹吐真言的机会，于是响应号召，大胆向党建言、鸣放，下面是根据《右派分子董时光的反党言行录》和《李天德日记1957-1958》整理的董时光向校内学生所作的壹次演讲的记述。（笔者有删节）

上午九时，董时光由学生会主席引领到寅初亭。董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妙语连珠，让同学们倾心不已。

董时光讲起了他的鸣放意见，他说重庆是我的家乡，我到了西师，学校只给了我讲师的待遇。我没有计较，我是回家乡献身教育事业的，不是来争待遇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讲人人平等、机会均等吗？我相信自已壹定能做出成绩来。可惜我的想法错了，我碰到壹个外行，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院长方敬。他不是为教师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而是制造麻烦，几乎每天都敲打我们，壹遍又壹遍喊“学习马列主义”啦，“改造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啦。就像《西游记》里的唐僧，自己壹点本领没有，人妖不辩，只会对孙悟空唸紧箍咒。方敬就是唐僧。由他这样壹个外行领导学校，注定了我们教师无所适从。他不懂教学，又高高在上放不下官老爷架子，特别是对我这样从美国回来的人，就像周身都带著帝国主义病毒，百般挑剔和刁难。在他看来，不脱胎换骨改造，我就教不好学生！真是荒谬之极，奇谈怪论！在美国，不搞思想改造，不照样出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拿了诺贝尔奖吗？按他那壹套来改造知识分子，绝对出不了诺贝尔得主，十年出不了，二十年，三十年也出不了！这些年来，对知识分子搞思想改造，要他们“脱裤子洗澡”，“割小资产阶级尾巴”，真是无聊至极，侮辱人格嘛！知识分子尽心竭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头上却戴著紧箍咒，真让人心寒。

方敬不像领导，倒是像唱赞美诗的，举件小事让同学们看看其人品。学校有壹对青年人结婚，请他主婚。他去了大放厥词，说今天两位新人能幸福地结成终身伴侣，应该感谢毛主席！托毛主席的福，妳们才有今天的相爱结合，妳俩要牢记毛主席的深恩大德，等等。讲完这些肉麻的话，他转身对著毛主席像三鞠躬。同学们，这说明什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年青人结婚，关毛主席什么事？当了红娘牵了线？今天结婚托毛主席的福，明天新娘怀孕，生孩子，还是毛主席的功劳？这种马屁精，把毛主席捧上了天，上同太阳救星，下管人间烟火，实际上是搞个人崇拜嘛。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揭示了壹个残酷的教训：搞个人崇拜，就会把中国引向造神时代，就会产生个人独裁！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开创民主新局面。这次整风，就是要整掉这种阿谀奉承，搞个人崇拜的作风！”

台下学生极为亢奋，有学生高喊：董老师，讲壹讲美国民主是啥样子的吧！

董时光便谈起了中国民主建设和要借鉴美国的问题。他说，美国是两党制，共和党和民主党，靠人民的选票上台执政，台下在野党死死盯住台上的执政者，壹旦发现违反法律和民意，就群起而攻之，直至把总统赶下台。这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家政权的本质是什么？是协调人民利益、保护人民安全的社会权力结构。……民主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为什么？就因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行为的革命，是以和平、有效、理性、最低成本的方法，选择国家的执政者和管理者。国家者，全体公民之国家，非壹人壹姓壹党之国家。民主制度是每个选民以手中的选票，来选择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执政者，全体选民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全体公民自己的事情。解放前，共产党批判蒋介石以党代国，壹党独裁，个人独裁，并以民主自由为自己的开国纲领。壹党执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主席真伟大啊，整风运动就是要还权于民，让人民拥有监督权，然后走向民主选举的共和制度，这是根绝几千年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我举双手赞成……”

接下去，董时光谈到对西方的学习，特别是美国，它的好的东西、好的科技都可以学，不能壹切只学苏联老大哥，“壹边倒”！董时光随心所欲，滔滔不绝，博得大学生们壹阵阵热烈的掌声。

董时光“鸣放”的自然远不止这些。因为，在毛泽东尚未作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之前，重庆市的党政当局凭著直觉就已经在收集董时光的“反党言论”，并刻意加以“拔高”以便秋后算账了。比如，他们故意把董时光批评的壹些“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的话，篡改为“投降变节分子”，“善于曲膝的人”，“喜欢拍马屁，无耻钻营” 的人，还说，“对阿谀奉承者应该 杀掉”。 当局把董时光的话刊登在《重庆日报》上，董发现与他实际说的出入很大，要求更改，可报社不予理睬。董认定，这是“阴谋”。于是写信给重庆日报社指责其断章取义，要求向他赔礼道歉，并说要是在美国，他还要向法院起诉。……而《重庆日报》不仅不肯“认错”、“道歉”，还把他的来信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样板刊登出来。就这样，在20多天的鸣放期间，董时光壹方面成了受到重庆学界广大师生、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的大红人，“重炮手”，各大专学校学生组织纷纷邀请他去讲演；另方面，则成了当局咬牙切齿的敌人、刁民。所以，不管毛泽东后来是否发出反右号召，董时光受到当局的清算都是无疑的，只是时间早晚和方式的问题。

终于，毛给各级党委和党的积极分子下达了对“右派” 的反击令！“左派”们雀跃欢呼，董时光自然成了教育界的首要目标。

西南师范学院为了批倒、斗垮董时光，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挑选了壹批所谓政治立场坚定、口才好的党员和学生，临阵磨枪；还向重庆各高校发出了邀请信，各大学都派出了自己的反右尖兵，准备与董时光大战三百回合。

斗争大会气势颇盛，主席台上拉起了“揭发、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大会”的巨大横幅，台下几千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黑压压的壹片人头，气氛肃杀而恐怖。

董时光被带上台时，虽然失去了往日的翩翩风度，但壹付“士可杀不可辱”的傲然之气仍然跃然脸上。那时的批斗会不象后来的文革那样，只是对被斗者进行“武斗”折磨，还有点辩论会的样子。在主席台上，董时光与主持人争执了好久，终于争得首先发言“检讨”的权利。他走到麦克风前，极力克制了好壹阵，才语气沉闷地开口说道：

“主持人要我交代攻击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不明白，我的哪些话是攻击污蔑？共产党要整风，叫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怎么又说我是攻击污蔑？攻击污蔑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制订？总不能随心所欲说人家是攻击污蔑、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哪有这么不讲理的霸道做法！”

台下立刻喊起口号声：“不准董时光攻击污蔑！”“董时光必须老实交代，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巨大的呼号声在会场上空迴响。

董时光理直气壮地对著麦克风大声喊：“如果妳们认为我攻击污蔑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那攻击了又怎么样？！执政党犯了错误，难道还不准公民批评吗？在美国，公民不但可以批评总统，还可以叫他下台。中国到底还是不是人民共和国？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公民？公民到底还有没有权利批评执政党？！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到底还生不生效？！”

台下几千人又喊起了口号：

“不准右派分子嚣张！”

“右派分子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

董时光则轻蔑地喊起来：“既然喜欢喊口号，妳们就喊吧。至于让我低头认罪，我向谁低头？向谁认罪？妳们有什么权利宣布我有罪？妳们是法官？不是法官，怎么可以指控壹个公民有罪？真是岂有此理！”

主持人这时抢过话筒大声宣布：“董时光是壹个顽固坚持反党反人民立场的右派分子。在这里，我要严正警告董时光，妳想抗拒这场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是绝没有好下场的，到头来只能粉身碎骨，身败名裂，自绝于党和人民！现 在大家来揭发批判！董时光，妳好好听壹听人民的吼声吧！”                                  

台下几个人立即站起来高 喊：“我来揭发！”壹个男子不等主持人允许就冲上主席台，满腹激愤的说：“我怀著无比愤怒的心情，揭发声讨右派分子董时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壹是污蔑我国没有民主，不如美国民主，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搞个人崇拜，三 是攻击我 国向苏联壹边倒的外交政策，四是攻击我们的教学大纲学苏联，是教条主义死搬硬套，五是攻击我国不尊重人权，大肆贩卖资产阶级人权观，六是攻击党委独揽大权······”                                                                      

    台下不少人举手要求上台发言，主持人指定壹个女同学上台，她就是那对新婚夫妇中的女主人，她壹腔激动地说：“当年我结婚，敬爱的方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毛主席三鞠躬。董时光害怕我们对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崇拜，恶毒攻击方书记搞个人崇拜。我们就是要无限崇拜我们的伟大领袖！……”

    后来的情形有关资料没有记彔了，但是我们从以上的记述中就可以想像那场集滑稽、愚昧、恐怖于壹体的批斗大会，决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 的结果。面对几千愚氓加恶棍（暂且让这几千人受此恶谥吧）的汹汹气焰，董时光像傲立群氓之上的宙斯大神，睥睨时流，无惧无悔；而那些充当“辩斗士”的愚氓们除了表演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甘当驯服而又凶恶的工具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任何本事。令那些“积极分子”未曾想到的是，他们那些气势汹汹的表演，除了表明自己甘当可耻而又可怜的暴政爪牙和应声虫角色之外，还让历史留下了自己丑恶的记录。

笔者坦言，在本人所经历过、或听说过的对右派分子的批斗大会上，还没有如董时光这样正气浩然地对批判者针锋相对的反批判；没有听到、见到如此大义凛然、而又壹针见血对所谓右派言论的反驳！从这点来说，董时光不愧是从民主国度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不愧为敢于以死抗争、威武不屈的传统中国士人的楷模。但是，从另壹方面来说，也可以看到董时光这种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多么幼稚！他们有著如水晶球般透明的思想和行为逻辑，可壹旦到了毛氏中国这种污秽、黑暗的环境，就变成了毫无政治免疫力和抵抗力的“白痴”了。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推理把整风看成是壹场“根绝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暴政的伟大创举”，把毛看成是想借整风运动“还权于民”的伟大领袖！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二十世纪的当今还有个“秦始皇加马列主义”……

不久，董时光便与其他极右分子壹起送去劳动教养，先是被送去修内昆铁路和成昆铁路，尝够了饥饿、寒冷和超强劳役下猪狗不如的劳改犯滋味，看到了众多伙伴累死、饿死或自杀的悲惨下场。这时的董时光的思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没有记载，但有壹条是肯定的，那就是开始认真、痛彻反思、反省他在美国时对中共和毛的认识，重新评价他当时做出的归国的抉择。可惜今天我们已无法知道他当时的具体想法和说法了。

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董时光和其他右派劳改犯被转送到“雷马屏劳改农场”，这里是大凉山和五莲峰交界的大山区、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董时光被派去当养马的马倌。此时已进入大跃进饿死人的高潮期，饥饿和死亡笼罩著整个劳改农场。

董时光此时也已全身浮肿，饥饿和劳累已经折磨得他完全脱去了人形，有时走路都摔跟头。壹天，他无意中忽然有了壹个发现：在马粪蛋中，竟然有壹两颗没有消化的胡豆！他赶紧在壹堆马粪中寻找胡豆，把它洗净了积累起来。他舍不得将这些宝贝全部吞下肚，而是日积月累地攒下了壹小袋，以便在最危难的时候救命。谁知，他的秘密被同伴发现，立即向干部告密。于是，大右派偷吃马粮成了全劳改队的特大新闻。在批斗会上（这次不同于在学院的批斗会了），经农场干部安排、鼓励，劳改犯们壹拥而上，将已经弱不禁风的董时光打翻在地，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口吐鲜血，后送劳改农场医院不治而亡。终年48岁。

董时光的如此结局是必然的，即使他不死于当日，也会死于以后，且不说他很难熬过无期徒刑的劳教岁月，只后来文革那壹关，他是绝对过不了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给右派“改正”，但地方当局硬是顶著不给董“改正”！——可见地方当局对董的仇恨之深。后来上面考虑到董时光的大哥董时进是美国著名农学家、名教授、美国国务院的农业顾问。鉴于“国际影响”，有关方面才于1984年5月强令西师宣布对右派分子董时光给予“改正”。

强化独裁统治的万能魔杖：政治挂帅

如果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所创，毛泽东只是有所发展（包括歪曲）的话，那么，政治挂帅（也叫突出政治）则是毛的发明、首创，毛并使它变成了威力无比的万能魔杖，大大强化了他的独裁、极权统治，它让的毛主义占据了壹切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每壹个角落，使大陆中国真正成了 “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世界”。

壹、“政治挂帅”概述

政治挂帅又叫“突出政治”，最初是为了批判“单纯业务观点”、“技术挂帅”、“白专道路”等而提出的相对应的口号，起始于五十年代。到文革之前已经盛行于各个领域，文革中发展到了顶盛。

政治挂帅中的“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毛思想、毛主义，而且是毛主义中最核心、最基本的部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本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毛早已提出来的口号，后来又进壹步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等等。为什么还要同时大讲特讲“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呢？原因就在于两者既有共通的壹面，又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它们共通的壹面都是以毛思想为指导，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功能和针对性上却有区别，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它主要针对的是阶级敌人，包括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而政治挂帅则主要是就“人民内部”而言的，是对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壹项普遍性教育和要求，是总揽毛中国各项工作总的方针和“灵魂”。

具体点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厉害，令人闻之色变，但它最终打击的对象只能是“壹小撮” 阶级敌人，即毛所说的5%，还有95%则为团结对象。况且，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各种“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在政治运动之外，人们还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如日常生活，娱乐，业务工作，乃至家庭琐事等。虽然“运动”不断，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具体工作并非政治运动所能代替，工、农、商、学、兵各界，每天都要面临自己的业务，完成和处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和问题。如果仅靠搞运动，抓阶级斗争，大多数的人和事可能尚能游离于其外，可能成为权力的“真空地带”。况且运动和阶级斗争搞多了，人们会产生壹种运动疲劳症，都想逃避运动。大家知道当局不可能把大多数人抓去斗、去关，他只要“历史清白”，“根正苗红”，又不“犯事”，当局便不可能把他当做阶级敌人去“整”，所谓“业务挂帅”、“白专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苗头。

人们除了生产、工作、学习之外，还有家庭、婚姻、私人活动等等，这些事壹般也是不能用“阶级斗争”去监管的。历朝历代的任何统治者对这些不关乎它统治大政的个人之事都是不予干预的，可极权的毛主义就不同了，它不但要管大政方针，管“阶级斗争”，管差科纳粮，而且要管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思想言论等等生活的壹切领域，壹切方面。它不允许有它的“权力真空”地带，不允许有它监管不到的地方。起初，当局针对这些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管不了的事情，只是强调用“加强学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或者加强对资产阶级、小资阶级思想的批判去解决。为此毛还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接著又发动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刺激”、“白专道路”等等。最后，才找到“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这个法宝，明确地把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兴无灭资”的总纲。到了文革，它便归属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体系中的壹部分了。

在大搞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的历程中，林彪是壹位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道出了“政治挂帅”的本质，并最终使它演变成全民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造神运动，让全民置身于毛的“全面专政”的桎梏之中。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摸准了毛喜好搞个人崇拜这根“脉”，决心从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入手，获取毛的青睐，爬上毛壹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地位。林彪打出的旗号便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其内容主要是“学习毛著”，“用毛思想统帅壹切、改造壹切”。按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要学马列主义，不如直接学毛著。林彪毫不掩饰开展学毛著运动的功利目的，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壹本万利的事情。”“九壹三事件”之后，从抄没林家的日记中，又得知林彪私下说出了：“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毛泽东，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得毛壹人而得天下”等“妙语”、“真谛”。完全道出了他发动的这这场“全民造神运动”的真正用意和可耻目的。

林彪的主意打定之后，壹方面用最肉麻，最无耻的言词对毛进行吹嘘、歌颂；另壹方面又不断创造出许多“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具体做法、经验，如“四个第壹”、“三八作风”、定期评选、表彰学毛著积极分子，以及编辑、出版毛《语录》，大搞人人《语录》不离手，语彔不离口，等等。林彪的这些做法因为受到毛的不断赞扬而向全民推广。例如，1964年2月，毛在壹次接见活动中就说：“四个第壹（即“人的因素第壹、政治工作第壹、思想工作第壹、活的思想第壹”）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壹，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创造发明？四个第壹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上有所好，下有所求。于是，上下各怀鬼胎互相推动，很快突出政治和政治挂帅成为全民运动，并在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等全民的“造神”运动。反过来，这些造神手段又变成了对全民进行控制、奴役 和“专政”的工具，只要发现有人不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就有遭到举报、被批斗、严重的可能被打成“阶级敌人”的危险。于是，壹时间，八亿中国人全都在为毛壹人唱颂歌，为毛－人服务，为毛壹人而活著。直到毛死后，文化大革命收场，这场由“政治挂帅”缘起的现代造神丑剧才得以无声地落幕。

二、在政治挂帅幌子下极权政治的恶性发展

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是毛以及各国共产党惯用的统治手法。如前所述，这壹手法虽然酷毒无比，但仍然有其 “局限性”，于是“突出政治”、“政治挂帅” 成了重要的补充法宝，成了能够对全体人民群实行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专政” 的有力工具。而“政治挂帅” 本身变成了万能的权力魔杖。

在毛当政的时代，壹切由毛提出的、或由当局推行的政治口号，都会被立即具体化为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措施，“政治挂帅”也壹样。围绕落实政治挂帅，当局出台了许多具体政策措施，执行时还被层层加码，使之变成套在全国人民颈脖上的条条绳索。概而言之，主要有：

（壹） 政治学习制度。起初只是在国家机关、党派团体以及干部、教师队伍中实行制度，学习的主要内容为马、列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中共文件，《人民日报》社论和时评等等。后来，则变成了清壹色的“学毛著”、学“最高指示”。 政治学习制度又被推广到了工矿企业、街道居民甚至农民之中，成为壹项全民学习制度。而且，政治学习具有高度统壹性和压倒壹切的权威性，它的学习时间“雷打不动”，任何其他事项都要为它“让路”，任何人都不敢无故缺席、迟到、早退，因为事关对毛的“态度”、“忠诚”问题，人人敬畏尚且不及，岂敢怠馒。

执行中还有因地制宜的措施，如，当时街道居民大多为文盲，所以只能将他们组织起来，让其中有文化的基层干部或识字的积极分子向大家宣读，讲解。在农村，由于白天要出工劳动，则多利用夜晚或不出工的雨天进行集中学习。干部们还要“活学活用”抓落实。并把下属和民众是否参加学习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壹。就个人而言，是否积极学习、积极发言被提到对毛、对党是否热爱、是否忠诚的高度。又强调要“学用结合”，“在用字上下功夫”，因而拥现出了大量 “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先进典型”。

另方面，能否参加政治学习也成了壹种“政治待遇”，名定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以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学习的，有时也强令这些人学习，但只能当作促其坦白认罪的手段。于是，人人以能参加学毛著为荣，就象佩戴毛像章壹样，成了 “革命群众”的壹种标志。

 （二）“政治第壹”的原则。“政治”上升为“统帅”后，“政治”便成了人人敬畏的、至高无上的“天条”， 从事“政治工作”也成了让所有人景仰的壹项最光荣、最威权的工作。那些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单位、部门，如党、政、军、公、检、法机关首先受益，地位空前高涨，各单位的政工、人事部门，机要岗位，也成了最受人们羡慕和遵从的对象。为使政治真的“挂帅”，任何部门、单位的工作布置、检查、总结、评比中，都要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要首先检查其在工作中是否体现了毛的革命路线，体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如何抓学毛著等等。如果壹个单位的业务计划完成得很好，但在这些“政治领域”出了点问题，或者没有突出表现，那么，它是无论如何也评不上先进、获得上级表彰和奖励的。反之，业务工作不好，但在政治上有突出表现，这个单位及领导人仍会受表彰甚至提拔重用。于是，所有单位、部门、个人，都设法把自己从事的工作跟“政治”联系起来，并且要表现出时刻不忘“政治”，时刻让政治“挂帅”。比如，商店的售货员必须让自己“身站三尺柜台，胸怀世界革命”，如果他（她）在工作中偶尔抓到了壹个小偷，而且恰好这个小偷又“出身不好”，那么，他（她）就在抓阶级斗争上立了新功，成为先进典型，由此引来各种荣誉甚至提升。

政治第壹，还促使壹些原来不设政工机构的单位，如工厂、企业甚至农村社队，也纷纷效仿部队，设立“政委”、政治部、政工处、政治教导员、指导员等等。这些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除了抓政治学习，和对干部、职工的“政审”之外，主要就是负责本单位的政治运动，实质就是“整人”。从而造就了壹大批养尊处优、专吃“政治饭” 即专门从亊整人工作、令人望而生畏的干部老爷。

（三）“政审”壹票否决制。政审（政治审查）是毛共早就有的壹种内部机制，过去，它主要是针对干部选拔和使用时的壹种审査机制，壹道程序，覆盖的范围有限，而且操作过程是保密的，内容壹般不为人知。

随著政治挂帅的确立，“政审”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升，范围扩大到全民，但凡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就业，甚至婚姻嫁娶都要通过政审关。政审成了壹道笼罩在全民头上的紧箍咒，壹柄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政审的主要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简历、政治面貌（参加过何种党、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及在其中的职务），直系亲属的情况，社会关系，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现实政治表现等等。政审具有压倒壹切的权威性，能壹票否决。比如招工、升学，征兵，应聘者的身体、年龄、文化水平均符合条件，但是如果过不了“政审关”，即在政审的条款中有壹项不符合要求，那么，其他壹切条件作废，该青年就被永远取消了招为工人、当兵或升学的资格。

在全部政审条款中有壹条最普通、又最权威的“坎”，就是“家庭成分”，或曰“家庭出身”。在当时，凡地、富、反、坏、右家庭（后来又加上资本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出身的人都会在上述招工、招干、升学、参军等的政审中被“刷”下来，因为在追求“政治纯洁”的社会氛围下，没有哪壹个单位、那位领导人愿意招进壹个“阶级敌人”的子女，给自己增加麻烦和风险。反之，壹个年青人即使好吃懒做、有小偷小摸行为，或者有过斗殴滋事、逞凶霸道等劣迹，但只要“出身好”，政审无碍，按当时的说法，这些人的“本质”是“好的”， 壹切都可以“过关”， 通行无阻。

由此，政审又有力地摧生了“唯成分论”，进而演变成了“血统论”， 促成了当代“种姓制”的诞生，加剧了等级特权制社会的形成。

与政治挂帅相关连和配套的档案、户口、外调制度。由于政审的普遍化，与 之相关的配套和辅助的手段也发达起来。其壹是档案制度。每个有“单位”的人都有壹份个人档案。档案如影随行，相伴终身，但却始终不能与本人“相见”，被笼罩在壹种神秘、恐惧的阴影之中。但它却能决定壹个人壹生的命运。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曾说过壹个与档案有关的故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齐被派去参加清理“右派”的工作。在壹个中央单位，有壹位各方面表现都好、工作壹贯努力的干部，却壹生受到压制、歧视。在清理挡案时才发现，原来他的档案中赫然写著：有右派问题。经查，该员并未被划右派，也不属“中右”。后来才弄清，原来在壹次单位的体检中，医生发现该员右肺有点问题，于是在体检结论栏中写上：“右肺问题”四字。但其中的“肺”模糊不清，该单位的政工干部政治警惕性特高，按照“宁左勿右”的原则，立即认定是个“派”字，便将这名干部打入另册。从此，此人被列为“控制使用”对象，致其被压制壹生。

这个荒唐而又真实的故事折射出档案制度的荒谬和政工干部的巨大权力，这种制度与“政治挂帅”壹结合，就能制造冤案，定人生死。

档案制度显然还不够，因为它只存在有工作单位的群体之中。随著政审的全民化，户口制度发挥了部分替代垱案的作用。户口本是毛共控制人口流动，特别是要将农民固定在农村充当“二等公民”的壹种重要手段，但户口簿中也记载了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如籍贯、年龄、出生地、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父母及家庭成员等等。所以也可暂时起到替代个人档案的作用。致于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则在公安部门另有档案。

如果以上两种手段仍然不足弄清壹个人的“政治面貌”，外调就派上了用场。外调，即外出对壹个人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它本属于审查干部、或勘察案件中的手段。在文革中，变成了普遍的、全民性的查访活动，大批人员被抽调去干这种差事，变成了 “政治”大排查。不过，在毛时代，这种调查也不壹定能取得真实的结果，如刘少奇被“外调”后确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是证明。因为毛的“政审”依靠的是遍布各地的基层党组织和公安部门的干警，这些人都是吃“政治饭”的，他们唯上级“政治需要”的马首是瞻，其提供的情况自然就不壹定是客观、公正了，甚至可能成为制造冤案错案的壹种手段。

政治挂帅的横行，使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和伦理道德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恶劣后果：

1、推进、助长了“血统论”和等级特权社会的形成。毛和共产党打著“均贫富、等贵贱”的共产主义旗号进行造反夺权，但在夺得政权之后，基于其专制独裁的本质，却继承了不少皇权社会时代的等级特权制度，实际上执行著按权力、官阶进行分配和享受的剥削压迫制度。在初期，特权范围还比较小且较隐蔽，如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商店、酒家、娱乐场所，都处在封闭的、与老百姓隔离的状态，老百姓知之甚少。随著“政治挂帅”的推行，社会上的人群被明确分为三六九等，公开宣扬社会中人的“等级”属性，壹些人被公认为新社会的“贱民”、被压迫者；另壹些人则被公认为天生享有各种特权者，成为社会新的剥削、压迫者。 “血统论”应运而生，所谓“老字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等等在文革中大行其道。几千年前的奴隶、等级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借尸还魂，中国重新陷入散发著血腥霉臭味的封建等级社会的桎梏之中。

2、丑恶横行，道德沦丧，毁灭了几千年人类文明成果。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虽然有封建帝王专制的野蛮、残暴壹面，但也有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具有进步性、民主性的文化精华，它们被广大人民所信守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如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并进壹歩转化为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民族的兴盛发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在“政治挂帅”的冲击下，这壹切都被当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批倒批臭”。代之以无处不在的毛主义的极权政治、赤裸裸的妳死我活的利害关系等丑恶行径。导致民族被分裂，家庭被支解，人伦被践踏，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准壹落千丈。全民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成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投机取巧、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假公济私，等恶行借“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得以公行。

3、扼杀人才，摧残民族生机。由于政治挂帅导致“血统论”横行，人的荣辱沉浮先天注定，天生的“自来红”者不须经过任何努力、拼搏，可以安享特权而飞黄腾达，尊荣居贵；低贱的“黑X类”出身者，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决无出头无日。大批人才被扼杀于萌芽之中。对国家、民族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参见本章所附故事）。

4、政治挂帅的直接结果导致了毛政府“全面专政”，民众动辄得咎，中国变成壹所特大监狱，剥夺了全国人民的壹切自由、民主、人权，全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社会实际上上倒退到帝王专制的黑暗时代。

附壹 ： 从政审的“不宜录取”看毛的“政治挂帅”对人才的摧残

    古今中外，凡稍有作为的统治者，莫不把桨励教育、发现人才、擢拔贤良作为自己重要的施政方针。我国在隋、唐以后，创建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正常、正规渠道：开科取士，即科举考试制度，为社会的稳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科举的最大特点之壹，是排除了应考人的身份差别，“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有了无数“十年苦读无人问，壹举成名天下闻”的传世佳话。寒窗学子、贫贱士人因此有了出头之日，有了人生的盼头。所以，科举不仅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稳定的壹种机制，它使得社会底层人士有了壹个开放式的竞争场所，合法的上升管道。排除了贵族官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这壹实施了1300年的制度，到了后来虽然因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被废弃，但作为壹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其设置的初衷和千余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是勿庸置疑、值得肯定的。

到了近代，中外各国莫不把教育作为兴邦、强国之道，而教育对人才的遴选，主要仍然是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的。国家对人才的教育、培养和选拔，更加注重公平、公正，更加遵从“唯才是举” 的原则。从孔夫子到蔡元培，都提倡“有教无类”、“包容并蓄、唯才是举”。对成绩优秀而家庭贫困的寒门学子，国家还提供各种奖励和优待，使他们得以进入知识殿堂。这些，如今都已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识。

然而古今中外，可能有两人例外，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秦始皇和他两千余年后的再传弟子毛泽东。这两人把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天然的大敌，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前者以其“焚书坑儒”而臭名昭著，后者高唱“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而震惊四海。若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在践踏知识，扼杀人才方面的“成就”则又胜于其远祖矣。

毛泽东通过他的造反夺权，将“贵者贱之”，“ 贫者富之”之后，又进壹步推行在意识形态上、文化上的“反传统”、“反潮流”，要把几千年所有传统文化和文明成果彻底摧毁、彻底颠覆之，然后建立起单壹的“毛文化”和共产党的“党文化”，使其留传万世。毛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可谓罄竹难书，这里仅仅从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实行的升学考试（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 的“不宜录取”制度之中，取其壹二，以窥见其扼杀人才罪恶之壹斑。

在中考、高考中推行“不宜录取（包括降格录取）” 的政策规定，是毛强化其突出政治、实行“政审壹票否决制”的重要内容之壹。这项政策的正式颁行文件和时间不得而知（也许只存在于内部通知之中），现在看到的发端是毛1957年1月18号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的壹段，毛说：“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但需要时间。”

由此可以认为，“不宜录取”政策在毛讲此段话之前或之后就实施了。（实际上至少在1955年就开始这么做了。见后文）

下面是与这项政策相关的－则故事。

古城开封曾经长期是河南省省会，那里文化积淀深厚，教育水准很高，开封的育才中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1959年高考，育才中学的应届毕业生除了不愿升学者以外，几乎全都考上了大学。然而壹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也出现了：壹些尖子生却偏偏落榜了，使人们惊愕不解。

江雪，壹个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的学生，门门功课始终保持5分（最高分）的好成绩。由初中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小说，又是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多次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出于自信，1959年高考时，江雪填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事实上，当年高考他就夺得了全省文科“状元”，有8所高校都想录取这名“状元”。可是，谁能想到，后来他却收到了“······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妳未被录取”的落榜通知书。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高中时就对壹些前沿的世界级科学家的学说十分著迷，有意识地追寻著前代成功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学术研究。然而，他也得到“名落孙山”的结局。

吕延梅则是壹个“降格录取”的典型。吕在初中阶段是“全5分”学生，保送进入高中。由于数学成绩特别优秀，他在报考时填报了北大数学系的志愿。他收到的入学通知书很奇特，信封上印有“北京大学”字样，但被用蓝色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落款是“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后来他去师专上学，才知道上的只是壹年的短训班。

这些学习尖子遭到如此不公、令人莫解的待遇，可在当时“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氛围的高压下，竟然无人敢向有关当局质询，委屈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吞。就这样，这些尚未开放的科学之花在它的幼苗阶段就被政治的黑手摧残了。

直到毛死后多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年这些令人费解之谜才被揭晓。原来，当时已经实行了严格的高考“政审”制度，对考生不是按其考试成绩、而是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被划分为四个等级：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壹般专业；3、降级录取；4、不宜录取。被划归后两类的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和在反右运动中家长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及有“海外关系”者。江雪和范天成因为家庭是地主成分，所以被“不宜录取”，江雪即使曾入朝作战，经过战火的考验，却仍然不能抵消地主家庭出身的“罪恶”。吕延梅家庭出身是富农，被从轻发落，降级录取。这些人虽然靠著自己的顽强拼搏，后来在各自的工作中都做出了壹定的成绩，但是，作为有希望成为“科学接班人”的梦想，却被无情砸碎了，毁灭了。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袁剑平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在袁剑平的这篇文章中，作者还讲了两个极有警醒意义的故事。其壹是孙中山先生的嫡亲孙女孙穗芳女士在其《我的祖父孙中山》壹书中所说到的遭遇，孙女士在书中写到：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但）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壹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壹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壹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了上海同济大学。”

由此可见，类似的“不宜录取”的政策至少在1955年就执行了。宋庆龄尽管贵为孙中山夫人，身为国家副主席，但她也不敢对这项政策表露丝毫不满，也不敢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为孙女争取到读大学的机会，所以只能安慰孙女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壹的道路。” 最后含混其词地说希望孙女第二年能上大学。还好，她终究有点“面子”， 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使孙女第二年进了同济大学（不是重点、壹流大学）。

从这壹事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毛的“政治挂帅” 下的“不宜录取”政策的冷酷无情，连孙中山这样壹个中共自己也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人物的嫡亲孙女都被列入“不宜录取”的黑名单之中，可见其政策之“黑”，之酷。虽然当局最终给了宋庆龄壹点面子，网开壹面，但全国有几个孙中山和宋庆龄呢！

第二个是作者袁剑平说到他的壹个河南同乡、又是同龄人的故事。这故事的主人公是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崔琦。崔琦是河南宝丰县人，1939年出生。崔琦原本在宝丰家乡读书，他有三个姐姐在香港，后来父母送他去了香港读中学，然后去美国深造。可以想象，如果崔琦留在河南读书，就凭他有三个姐姐在香港这壹条，必被打入“不予录取”的黑名单之列，因为当时当局特别忌恨有香港的“社会关系”，何况还是同胞关系。留在国内，崔琦连上大学也没有资格，更不说去美国留学了，当然也就不可能与诺贝尔奖有缘。崔琦的故事又使我们想起，还有好几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可见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但这些获奖者都不是在中国大陆产生的，如果在大陆，他们不但成不了诺贝尔奖得主，恐怕连上大学的资格也被剥夺，因为这些人都出身于所谓的剥削阶级家庭。

毛在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正值国家开始经济建设，急需各类人才的时刻。然而，在培养、造就人才与建立自己的极权专制野蛮统治之间，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是所谓“政治挂帅”的本质所在。

附二   为争取读书机会引出的离奇经历

下面是壹个更加典型的事例，是对毛这壹野蛮政策的血泪控诉，虽然主人公还算不上是这壹政策最悲惨的受害者，但其遭遇已经触目惊心了。鉴于故事比较离奇，现将原文照录如下（原文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四期，作者张玉钟，）。

为求学假“烈士遗孤”，爱读书成“政治骗子”

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经历两千多年，到了蔡忠平身上却成了“唯成分论”，使他处处求学碰壁，壹生21年的劳改厄运便由此而起。

蔡家住在莆田仙游交界处“东沙朱寨”村，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加上是有钱人家，1949年以后，大伯被镇压了，父亲母亲都成了“四类管教分子”，还有个堂叔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中。

人生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罪恶的烙印从小就打在蔡忠平的脸上。上小学壹二年级就被同学们奚落为“地主仔”，放学路上常被他们用沙子、石子追打著，吓得他不敢上学，哭著闹著要到外地亲戚家里去念书。上初中他到了上海二伯家，考取上海培光中学。但那正是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谁家多了外来的壹双筷子都难以承受，无奈他只好恋恋不舍离开上海回到莆田，转学到笏石的莆田第十中学，校方因他成绩好而忽视了他的家庭出身，竟准予他插班入学，还当上校学生会学习委员。但那时“阶级斗争”口号越唱越响，学校发现他原来是剥削阶级子女，便劝他退学。他又转到了灵川何寨的第十八中，这里离他家更近，只念两个月书，他家“老底”便暴露无遗，他家的发迹史还成了学校阶级斗争教育的“活教材”，他又壹次被退学回家。

在莆田再也无处念书了，他想起惠安南埔大前村有个“贫农”成分的亲戚，便瞒著家人，拿著上海培光中学的成绩单，假冒是“贫农”亲戚的子弟，找到惠安第二中学，学校看他成绩好就然让他插班学习。好不容易等到中考（初中考高中）的前壹天，他假冒“贫农”成分却被政审发现，被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

念高中的路断了。可怜的蔡忠平，当时才16岁，年幼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怎么办？小小年纪选择了抗争之路，他决定给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写申诉信，而且从此走上了抗争的不归路，壹次又壹次申诉，壹次又壹次遭难，而且壹次比壹次更为严重，但他也壹次比壹次更为倔强。

他向国家教育部长述说自己因成分不好而屡遭退学厄运，表达了强烈的求学愿望，要求让他重新迈进学校大门。教育部给他回信，说转福建教育厅处理，却杳无音信。他决定赴京申诉。他不敢把决定告诉父母，哪来的盘缠？只好开动脑筋，花小钱买了从福州到我洋的火车票，而后来为了躲避查票，偷偷躲进厕所，壹直到了上海终于被发现，但壹个小孩子，又撒了些可笑的谎言，查票的为他稚气所感动，终未深究而放他出站。他找到在上海师大念书的堂兄，讨了钱买了火车票到京城，找到教育部。他送给接访的人壹份长达10页的申述信，还给他看了自己的成绩单和壹本中学生作文选，其中有他的作文。接访的人看了他的申诉信，深为这个小孩子只身赴京的勇气和那流利的文字、工整的笔迹所打动，问信是不是他自己所写？得到他肯定答复后，随即给福建省教育厅写信，还帮他买了壹张回福州的火车票。但他回到福州，在省教育厅踯躅良久想起上次石沉大海，心冷了半截，终鼓不起勇气进去，转念决定到南平，找到在水泥厂工作的姐姐，先混个临时工糊口。那时还有市长接待日，他壮著胆，拿著上海的户口迁移证上访市长，壹位姓黄的副市长听了他的经历颇为同情，通过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到峡阳林场当职工，他人生第壹次有了落脚点，这在当年也算是件很好的事，如果蔡忠平从此“安分守己”，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大灾大难，但偏偏他求学欲望越来越旺，他总想自己才16岁，正是读书的大好年华，怎能白白流失？况且他选择到南平的初衷之壹，是想南平离莆田有500里远，人生地不熟，总该可以摆脱家庭成分的紧箍咒。

他在峡阳林场壹边做工，壹边到处找书看，还自学数理化课程。恰好他看到黄国璋写的壹本回忆录，黄是莆田的壹个老革命，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读著这位老乡前辈的书特别亲切。读著读著，他被书中写的壹位与他同姓同庚的烈士遗孤所吸引，在强烈的求学欲望驱使下，他萌生了壹个极为冒险的决定，假冒烈士遗孤，报名参加南平地区中考。这壹考，考出个“状元”，南平地区最高分，南平壹中看中了他，可他并没填这个志愿，不是他不想，而是小小年纪在政治环境的重压下，不得不比同龄人更多长心眼，他知道南平壹中有个管档案的偏偏是他老家人，小时候这个人还抱过他，万壹被揭发了那还了得，所以他只敢报中专，福建水电学校、福建轻工学校同时录取他，但南平壹中张子谦书记非常爱才，这样壹个“状元”不录取岂不可惜？他电话直接打到林场，告诉他壹中录取了他。这壹喜讯传来，他既欣喜若狂又忐忑不安，但受读书兴趣的鼓舞，他顾不了这么多，冒再大的风险也甘愿，义无反顾的到南平壹中报到。他没辜负学校的期望，万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整天如饥似渴泡在书堆里，成绩壹直名列前茅。1965年底，高中还没毕业，就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中。这是个平常学生望尘莫及的学院，很多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后代都在这所学院就读。蔡忠平成绩好又是“烈士遗孤”，学校就把他保送到这所学校。

1966年2月，蔡忠平从南方到了遥远的北方，跨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那年他18岁，整个脑子充满了美丽的幻想。他也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假冒对吗？他心头也难免掠过壹丝丝不安，但他总是自我安慰，是社会不给我读书机会，我才想出这种点子，我不就是为了读书吗？他觉得问心无愧。当他第壹天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仰望著宏伟的校门，心中默默立下宏愿，我壹定要挣壹口气，把书本当馒头啃，拿到最优异的成绩，将来当个优秀的军事科技人员，以此回报社会、回报父母。

然而，他的好梦不长，刚到大学校园度过最平静的学习生活几个月，1966年9月的壹天，学院教务处领导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假冒烈士遗孤问题，并通知他被取消入学资格。他也只能乖乖卷起铺盖回莆田老家，而他这时还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很快将接踵而至。

对此，蔡忠平壹直不服气。纵然假冒成分千错万错，但他只是争取读书权利，万般无奈之下才走这条路，而且也是靠真才实学保送的。他说什么也要据理力争，他提笔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国防科工委写信申诉，要求给他继续读书或安排工作的机会。他们把信转给国务院安置办，国务院安置办回信告知他找晋江专署（当时莆田县隶属晋江专署）办理。他拿著国务院安置办的信，到泉州找到专署，公安处壹部车直接把他送到莆田县公安局，壹到就被县公安局戴上手铐，送到雷山看守所。没过几天，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就宣布法院判决：蔡忠平“出身反动剥削家庭，妄图钻进国家科学尖端部门”，是个“政治骗子”，判处5年有期徒刑。

五年刑满仍关押不放，越狱逃亡成了“台湾特务”

    1970年2月，他们整体被转移到蒲城永平劳改场。劳改最难以忍受的是饥饿，饥饿的压迫有时会派生出难以想象的智慧。1970年12月26日那壹天，因这时他离刑满只有壹年，已属于“轻犯”，监管干部就叫他当组长，带15个犯人上山砍杉木。这是重体力活，壹个个饿得眼冒金星，炊事员“请示”组长，晚饭如何煮？按定量，壹人壹顿只有三两米。蔡忠平难得行使壹次“权力”，眼睛转了转“命令”道：每人煮壹斤。炊事员惊奇地睁大双眼：壹顿吃掉壹天，干部追问起来，怎么办？蔡忠平说：妳就说是我定的，责任我负！果然，管教干部知道后火冒三丈，把蔡忠平叫来厉声训斥“妳又犯罪”，问他为什么饭煮这么多？蔡忠平镇静地大声回答“报告干部，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日，大家提议庆祝”。“什么······”管教干部气得发抖，却说不出话来。事情得以暂时平息，这壹餐吃得底朝天，每个人都从心底暗暗感激这个蔡“小弟”。五年刑满，蔡忠平心想可以重见天日了，他天天盼望通知，可是壹天又壹天，越盼消息越渺茫。后来他知道，自己“表现不好，滞留监管”。他想，这是什么“王法”？照此要熬到何年何月？心里越想越不服，终于作出了壹个令他自己也吃惊的决定：越狱偷跑。

    1972年8月4日，他在外出劳动中寻到壹个机会，脱队跑到山上的树林里躲藏，晚上10时他悄悄摸到平时有交往的壹户山民家中，他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知道他同情他的遭遇，他是不会告发的，在他家住了两天，弄到壹张地图，作了逃亡路上壹些准备，还选定壹条路线，从蒲城穿越壹片原始深林，到武夷山，再到建阳，再想办法逃回莆田老家，他太想念家中老父老母，他幸运地回到莆田，偷偷摸摸潜回家，父母亲分别几年，自然是壹场啼哭，但他在家中不敢久留。他化了名，靠著朋友帮助，先后到纱县青州造纸厂、安华金山林场做工，甚至还在漳州机场当上油库工程的小包工头。但这隐姓埋名的日子也不是个头，他思来想去，只有壹条路：出国。他想到非法越境，不行！和他壹起关押的就有越境的犯人，到时本来自己无罪反而真成了罪犯。这时，朋友给他介绍壹桩招亲婚姻，是晋江金井的壹个菲律宾侨属，他想这样壹举两得，自己二十五六也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而且还有可能出国，彻底摆脱自己“魔鬼”身份，实现求学愿望，再图事业发展。

    他在朋友的引领下，到了那位菲律宾侨属家，与女方见面，双方颇感满意。这壹天晚上，他住在金井华侨宾馆，但世上的事真是太巧了，第二天早饭时他遇上壹个仿佛面熟的人，住在他斜对面房间，他觉得可能是老家姓蔡的同宗，还是同学加上壹点小亲属，他是晋江公安处侦察员，如他认出自己，那还得了。对方不愧是公安侦察员，他已经牢牢地盯住了蔡忠平，见到蔡忠平急匆匆走出宾馆，他随即拔出手枪向天射击，“乒、乒”两声枪响，并随著“抓特务、抓特务”的高喊声，这个寂静的小镇顿时乱成壹团。蔡忠平却机灵的闪到金井中学的厕所里，躲了许久见没动静，就找到中山街壹个劳改同伴家中，同伴的妈妈告诉他，刚才政府已来人通知，有壹个莆田人特务，如看到要马上汇报。老妈妈拿了50元钱给他（当年住金井宾馆壹夜才八角钱），叫他赶快离开。他知道，整个“抓特务”的国家机器已经开动，他已成瓮中之鳖，很难脱身，但他还想“挣扎”。

他想汽车站肯定被控制了，他在偏僻处雇辆自行车，特意绕小路坐到安海、过五里桥到了南安水头，在壹个劳改同伴的亲戚家住了壹夜。他庆幸自己来时在晋江交际处（即现在的宾馆）巧妙地偷了壹张晋江专区地图。他选定了壹条往北逃到仙游山区的路线，从水头到南安县城，再经梅山、洪濑，从山路翻到仙游，兴许还可以脱身。可是这个时候，全晋江都也撒下天罗地网，公安部门已经认定他是经台湾训练过两年的特务（刑满后多关押壹年被算在内），正在到处追捕。

这壹天，是1973年7月13日，壹辆吉普车终于堵住了他的去路，吉普车上的人大叫：“蔡忠平，妳跑不掉了！”他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蔡忠平，妳逃到台湾两年了，把妳当特务的事实如实交代。”提审人员壹开口就这样发问。

蔡忠平惊出壹身冷汗，真把他当“台湾特务”，就可能不加审判把他枪毙，那真会冤透了。他赶快毫不含糊地申辩：“我承认我是逃跑的劳改犯，但确实不是台湾特务，也没有去过台湾。”

于是他把五年刑满仍被关押，而后决定越狱偷跑的经过如实交代。提审的人员开始根本不相信，说他在编造故事，要他把偷跑以来的壹天壹天都交代清楚。蔡忠平就把如何隐姓埋名，在几个地方打工壹壹叙说，有提审人员进进出出，这是打电话核对他交代的情况。审到半夜，提审人员终于相信蔡忠平交代的真实性，弄得啼笑皆非，站起来打了个哈欠，大骂道：“原来只是个劳改逃跑犯，还以为抓了个台湾特务，弄得全中国都动起来。”

判无期徒刑遣送新疆，申诉加读书坚持不懈

只过两天，蔡忠平就从晋江公安处看守所押送到龙岩青草盂劳改场，原来关押他的蒲城永兴劳改场已撤销并入这里。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奇就奇在真假也会转变，蔡忠平在晋江被当成“台湾特务”追捕，但那是假的，他不是特务，更没去过台湾。后来的演变却有点戏剧性。他被关押这里，谁也没判他加刑，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却刑满不放，到了1975年6月，宣布他留队就业，但那时留队就业与劳改犯人待遇几乎无别。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风案开始”，蔡忠平内心本能地更加痛苦不堪。尽管他自“文革”开始就成“政治犯”，壹天到晚关押高墙之内，而他却也名副其实关心政治，“文革”中的监狱书报奇缺，他对垃圾堆里的片纸只字、烂鱼臭虾的包装纸也不放过。早在年初邓小平受到诬陷时，他就在场里说：“只有邓小平中国才有希望”；“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刚发生，他就说“悼念周总理好的很”。监狱里马上召开全监大会批斗他，说是“邓小平在台上叫，蔡忠平在台下跳”，给他戴上“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是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帽子而再次蒙受打击。这时，他确实萌生了想办法去台湾的念头。他想第壹步到台湾寻找堂叔蔡荣郊，取得栖身的条件，第二步寻求继续求学的机会，他实在太想读书了，壹生的罪名皆由此而起，如壹辈子上不了学，那真会死不瞑目。

劳改同伴中几个人壹起议论如何逃离大陆，去台湾投亲、求学、谋生。他们商议去台的蛛丝马迹很快被狱方发现，公安部门就指派壹个也受过刑事处分而想立功表现的人作“探子”，假装要与他们共同策划去台湾而取得他们信任，蔡忠平把自己去台湾想法向他和盘托出。此人因受“组织”保护，说话毫无顾忌，壹会儿怂恿他们组织反革命暴动，壹会儿又鼓励他们写反革命纲领，均遭到蔡的痛斥，说他“不知天高地厚”，并表示自己目的只是想去台投亲求学，绝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此人却已把蔡的想法添油加醋密报上去。1976年4月22日，蔡忠平在劳动时被龙岩县公安局拘留。1976年9月15日，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没几天，为了稳定治安，当地召开声势浩大的镇压大会，枪毙壹批罪犯，蔡忠平被拉去“陪斩”，去之前他把身上没用完的饭票都分给同伴，心想可能壹去不复返了。但大会上只是宣布逮捕他。而后再久押不决三年，直到1979年4月24日，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出示证据、没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永春县人民法院宣布他是“反革命投敌集团主犯”，判决他无期徒刑。而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977年的。到了1983年11月，他因不服而屡屡抗争，被当成从重从严打击对象，遣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2团劳改。

就在蔡忠平被宣布判无期徒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上诉状，而后又提出6份补充上诉材料。他绝不服判决，他用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构不成“反革命投敌”罪。但是9个月过去仍杳无音讯，既无驳回也不答复。他提笔给邓小平写信，反映自己蒙受冤屈，他把信给监管人员看，龙岩地区公安处动员他信不要寄出去，并马上派人到晋江地区中级法院催办，这壹天是1980年2月5日，只隔4天，晋江中院根本没有认真审核材料，就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结论。此后壹个多月即3月14日，他被转押到福建省第二监狱服刑。

从此，他开始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不断地写、不断地寄，他先后寄出的申诉信近1000封，他几乎把监狱里的每个月补贴费全用于买邮票。尽管十有八九石沉大海，但他百折不挠、从不灰心。

除了坚持不懈申诉自己无罪外，蔡忠平还对求学壹直念念不忘。他这壹生苦难皆由求学而惹祸，但他从不后悔，漫长而苦难的劳改生活壹点也没泯灭他心头求知的欲望。他利用壹切途径，在监狱里自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等，各种课程只要能找到书本的他都学。他还报名参加人民日报社新闻函授学习，参加《民主与法制》举办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取得了合格证书。他写的申述信，文笔流畅、语言华丽、旁征博引、富含哲理，正如后来为他的命运奔走呼救的新华社记者兰学毅说的，读他的申述信就像读壹篇优美的散文，亲切感人、打动人心，没有见面就大体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同流“胡杨泪”感动记者，新华社内参惊动中央

1983年11月的壹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孟晓云的报告文学《胡杨泪》，主人公钱宗仁的坎坷命运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关注，而在新疆建设兵团劳改的蔡忠平更是激动万分。他迫不及待提起笔，给这位主人公写信，讲述自己蒙受的冤屈。信寄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数学系，钱宗仁看后更是激动万分，壹种强烈的同病相怜的责任感，驱使他也迫不及待回信给蔡忠平，向他介绍壹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

   这位名叫兰学毅的新华社记者，看到钱宗仁转来的蔡忠平的万言申述信，不禁拍案而起。他马不停蹄的从乌鲁木齐，赶路近千公里，来到何静县蔡忠平所在的劳改场。他壹身沙尘包裹，却顾不上擦洗，就和蔡忠平谈起来，壹连三天三夜。采访完毕这个“反革命”犯后，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赶回乌鲁木齐，连夜写出壹篇两千字的内参：《壹个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的申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这篇内参后立即作了批示，胡启立、陈丕显、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也都相继做出批示。蔡忠平壹案经壹年多复查，终于水落石出，重见天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蔡忠平获得平反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即给落实政策，第壹份工作安排到劳改壹支队教育科工作，壹年后又调到兵团城建处工作。但他这时最想的还是读书，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苦难皆由读书而起，现在终于有机会，如读不成书才是终身遗憾。

从此，蔡忠平恨不得把壹天当成两天用，壹下子报名参加两个专业的学习，出狱后的短短几年内，他同时取得了两张大专文凭。而他做到了读书工作两不误，本职工作非常出色。喜事壹件连壹件。1991年11月，组织上批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壹名新党员。同壹年，他评上了经济师（中级职称）。他被调到了《新疆经济报》，欢欢喜喜当上记者，还被评为部主任。1993年，他调回福建老家，任《福建科技报》副总编，2006年被评为高级记者。

读完了蔡忠平的故事，笔者还想提醒读者壹句：蔡忠平是不幸而又幸运的，他刚好赶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开明的岁月，碰上了壹位中共最开明的总书记，因此壹位记者写的内参就平反了他半世冤狱。可是这样的好事以后再也没有了。蔡的故事之所以受到宣传，还因为他后来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所以蔡的案子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被毛的“不宜彔取” 政策所扼杀的千千万万的“蔡忠平”， 绝大多数己冤沉海底，有的已在各式政治运动中丧生。这才是毛时代的最大真实。

从政治等级特权制  到等级社会
 
壹、马克思主义的壹个二律悖反
 
    马克思当年设想，他只要消灭了私有制，把它变成公有制，就可以建立起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了“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共产主义天国；当然，他也想到了被剥夺了的资产阶级、被推翻了的旧政府人员会起来反抗，于是想到要有壹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待到资产阶级的反抗彻底平息了，新政权巩固了，这个过渡就可以结束，然后进入真正的没有国家、没有暴力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应该是怎样壹种状况，如何避免执行这种“专政”的机构变成新的专横的统治者？马克思也想到了，而且他自以为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和精粹就在“巴黎公社原则”之中。主要是：公社的领导人、公社社员代表、以及法官等由公社社员普选产生，人民有监督权和“毫无例外地撤换”他们的权力，从而防止新政权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废除国家官吏的高薪和壹切特权，从公社委员起，壹切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公职人员依职务的不同薪金保持适当的差距，但严格控制这种差距，等等。马克思热情地赞颂：“公社原则是永存的”！
 
   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完蛋了，它的上述设想还没有得到执行，更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马克思对它的赞颂也许过早了，太乐观了。因为任何革命者、暴动者在尚未夺得政权的时候，总是宣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甚至权力草创时期，其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是很正常的，所以公社制定这些原则并不值得欢呼雀跃。问题的关键是在他们夺得政权、成了统治者之后的表现。不幸的是，后来按照马克思的设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国家，没有壹个经受住这种考验，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中国、朝鲜、古巴......等等，没有壹个继承“巴黎公社原则”，没有壹个实行真正的民众普选，也没有壹个最高领导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反之，却变成了等级森严、特权横行、民不聊生，统治者阶层却过著骄奢淫逸的特权生活的新式“帝国”，“王国”。前苏联的埋葬者、俄罗斯第壹任民选总统叶利钦在其《自传》中很坦率地描述他曾供职的苏联：“如果妳爬上权利金字塔的顶峰，则可以享有壹切——妳进入了共产主义！专门为妳服务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各种特制的佳肴，不花钱源源不断的奢饰品，舒适的交通工具等等。那时妳就会觉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等等，都不需要了。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壹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壹亿人只能为壹、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
 
    为什么现实会变得跟马克思的预计完全相反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壹党专制或领袖独裁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概念是互为水火、不能兼容的，没有壹个获得无限权力的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愿意过被他们统治的子民那样贫困的生活。而壹个人壹旦获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他就受另壹条规律所支配，那就是英国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马克思的失误在于，壹方面，他要求他的信徒坚决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另方面，他又要求他们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是壹个二律悖反的命题，古往今来追求统治人民的权力的个人和集团，莫不为了“占有天下”，享受荣华富贵、封妻荫子、骄奢淫逸。要限制、取缔这种邪恶的欲望，只能靠民主、靠民众的权力超越统治者权力的监督，约束。而马克思提出的“专政”，实际上与“民主”是“天敌”，是不能共存的。列宁在夺取俄国政权后很快宣布：无产阶级专政是靠暴力夺来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又发现：所谓阶级专政实际上只能是少数人的专政，最终要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独裁。列宁对马克思“专政”学说的这壹“发展”，其实是势所必然，他不这样做，共产党的政权就会被推翻，或者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化，变成“修正主义”了。列宁是实干家，他不能如马克思坐在书斋里要求“鱼（专政）与熊掌（民主）兼得”。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党人无壹例外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所以后来在马克思的“信徒们”掌权的国家无壹个能够继承“巴黎公社原则”，都成了打著马克思主义旗号、实行壹党专政乃至领袖独裁的大大小小的专制的皇帝和国王了。
 
     另壹个规律是，当某个政党或集团取得了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之后，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夺取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所有它想夺取的社会资源。没有壹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搞革命是为了“当马车夫”。列宁在他还没来得及作物质上的享受就去世了。斯大林壹上台，就用他的权力以物质上的好处（在召开党的“十二大”上作出了壹个“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物质待遇的决议”），拉拢他的部下，到后来他废除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资制，让他们“各取所需”，任意攫取、挥霍国家资财和人们血汗，这就是前面我们引用叶利钦所说的那些情况......在这壹点上，各国共产党人学习苏联毫不逊色。于是各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执行著壹种被称为“官本位”的“按权分配”制度，为了避免混乱无序，只好以官阶衡量壹切，鼓励人们向上爬，让政治权力、政治地位成为壹切的主宰.....。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并不是什么“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种“特殊”大概只是表现在对敌人的残忍和对党的“忠诚”上），他们也有七情六欲，而且因为有权，这些欲望比壹般人更强烈更胆大妄为。在别的国家，人们要靠积累财富才能问鼎政治，而积累财富要靠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奋斗；在共产党国家，事情反转过来，只要有了政治权力，有了“官位”，财源就会滚滚而来。所以，简言之，在实行“专政”的国家，强权、腐败、暗无天日等等不知要比别的地方，比民主国家要坏多少倍！这样就注定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巴黎公社原则” 永远是痴人说梦。
 
    壹句话，既要坚持极权的“专政”，又想制造出公平、正义、人人平等的清廉政治，只能是缘木求鱼罢了。
 
二、与平等、公正、正义绝缘：毛统治时期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十壹世纪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认定当下中国贪腐横行、官商勾结，没有公平、平等和正义，是由于搞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造成的。壹些别有用心的毛主义余党趁机蛊惑，大造今不如昔的舆论，说什么在毛时代，政治清明，没有腐败，人人平等，个个有工做，虽然生活苦点，但大家壹样，那才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云云。
 
    这种叫嚣本来不值得壹驳，但由于当局要替毛掩饰，不能让人们知道毛时代的真相。所以并未受到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其实，毛时代官员的贪腐比之今天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它表现为合法的形式，此即长期存在于共产党内的等级特权制度，即官员壹切待遇、享受以政治权力、级别划线，它是合法的，制度规定的，不触犯任何法律纪律，我们可称之为“合法的腐败”。即使有人违反这种制度规定，胡作非为，也仅仅被指为“搞特殊化”，最多受点党纪、政纪处分而已。对老百姓而言，他们打出的是“公有制”的招牌，以掩盖其“官有制”之实，即壹切以“公有”“囯家”之名，而由官员们按政治等级分配、享受。而这对于老百姓也有相当的迷惑力，当时多数人以为这是官员——干部们应有的“待遇”，而且官员们享有的壹切仍然是“公家”的，没有想到它实际上是壹种集体强占，集体腐败行为。到了今天，由于提倡搞“市场经济”，不能公开搞“按权分配”了，但壹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未变，于是握有大小权力的官员们只好采取变通、隠蔽的方式，大搞权钱交易。所以，毛时代的等级特权制度实为今日的贪腐之风的根源。
 
   在那个“按权分配”的时代，贪腐最大的当然也就是权力最大的“伟大领袖”了，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篇里壹壹揭露、展显。在本章，则主要揭示毛共壹般的、普遍存在的、制度化的等级特权现象。从而截穿毛时代所谓公平、平等、亷洁的真相。
 
    为了寻根溯源，我们不妨从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前的情况说起。
 
    中共接过历代农民造反者的“均贫富、等贵贱”、“平分土地”等口号，以反对剥削压迫、社会不公、不平等为号召，煽动穷人，首先是农民起来“革命”、造反，这在中国这种贫穷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很有市场的，所以它最终成功了。于是有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共产党在它“革命”的过程中，真的与贫苦农民打成壹片，起码在它取得政权以前，真正实行人人平等、官兵壹致、上下壹色的政策，因而被称之为“穷人的大救星”云云。
 
真实的情况与这些相差十万八千里。共产党号召“穷人翻身闹革命”是实，但那只是它搜罗炮灰的手段，主要是以消灭部分相对富有壹点的人群即所谓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为诱饵，让穷人瓜分他们的财产、凌辱、杀戮他们及其亲属，以尽情发洩穷哥们的贪占之欲,兽性之快，然后义无反顾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
 
但是，与太平天国壹样，壹旦入了毛共的军营，就只能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了。还是看壹看亊实吧，三十年代初毛泽东为了打击党内政敌，壹统江西苏区之权力，不惜制造冤杀数万人的“打AB团”惊天假案，那么多忠心耿耿，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工农子弟就这样被残害了。在整个苏区，光那次“肃反”就杀害“自已人” 十万之众，而当时红军总共才三十万人。难道这些人都是“平等”的“革命同志”吗？
 
红军长征，十万人从江西出发，到达陕北时不足4千人，95%以上的人为保卫这不足5%的人“牺牲”了。这95%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被“土地革命”席卷进毛共队伍的战士和中下级军官，即“参加革命”的工农子弟；那5%的又是什么人呢？是中共的高、中级干部及他们的夫人、亲信、随从，其中有的是年老体弱者，他们却能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因为有数以万计年轻战士为保卫、护送他们献出了生命。毛泽东本人又是怎样“走”完这二万五千里艰苦行程的呢？很多时候，他躺在壹种类似轿子的“滑竿”上，由政治保卫局选派的战士轮流抬著行军（出发前红壹军的政治保卫局长罗瑞卿挑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作为毛的“轿夫”）。毛躺在上面可以观风景，看书（直到过草地之前毛都带著沉甸甸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作诗，还策划了壹场遵义政变，夺得了中共领导权，惬意极了。
 
  抬著大官们以及他们的夫人们赶路的挑夫有多辛苦呢？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亊》作者张戎采访的幸存者回忆说：平地走也就罢了，最惨的是上山下山。为了使在滑竿上的“首长们”舒服、保持身体平衡，在前面的轿夫们上山时要跪著走；到了下山时便反转过来，在后面抬的轿夫要跪著走。翻过壹座山，挑夫们无例外都是双膝血肉模糊，又缺医少药，第二天还得继续翻山越岭，名副其实留下壹路血和泪。不干行吗？保卫干部的枪口在对著妳！
 
    中共建国后为了教育下壹代，大肆宣扬长征中艰苦卓绝的事迹。饥饿、寒冷，啃草根、吃皮带，很多人冻死饿死，这当然也是真的。可这主要是战士和中下级干部，“首长们”例外。比如毛泽东，在整整壹年的“长征”中，他精神饱满，还性欲旺盛，这壹年当中他使妻子贺子珍多次怀孕、生产。害得贺子珍苦不堪言。
 
    这就是中共队伍内部“平等” “官兵壹致”的真相。对“自己人”尚且如此，对老百姓、对“敌人” 妳就可想而知了。
 
铁的事实证明，不管叫“革命”也好，叫造反也好，不管打出什么旗号，也不管说得多么美妙动听，只要看壹条：在造反成功以后，在领袖们手握大权以后，只要坚持实行“专政”，大权独揽，那就是壹个新的王朝，新的帝国。毛建立的就是这样的壹个新的王朝、新的帝国。所以，它建立壹套新的等级特权制度是必然的，只不过把原来的秩序颠倒，使“贫者富之、贵者贱之，贱者贵之”而已。
 
有人为它辩护者，他们说共产党只是在政治主张压迫（专政），主张阶级斗争，为的是保持政权。经济上却实行按劳取酬、平等、平权，他们说中共最响亮的口号便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因而赢得了广大民众的由衷拥戴，取得了胜利。
 
这是把口号、骗术与实际所作所为混为壹谈了。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也是十分错误、不能成立的，因为政治与经济是不可分离的，而且经济是“基础”，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实行“专政”的统治者，难道经济上还要保持贫穷吗？“无产阶级”领袖们搞革命可不是为了当“马车伕”啊……惠灵顿公爵的铁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在共产党人身上再次获得应验。
 
早在井岗山时代毛就开展批判“绝对平均主义”， 并把它写进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到了延安时期，毛发动了壹场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运动初期的“鸣放”阶段，以王实味为代表的壹批知识分子大胆揭露了曾被宣扬为共产主义平等标志的中共“供给制”，实际上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特权制度，当“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面汤，青年学生壹天只得到两餐稀粥......而另壹方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于感觉他们是异类”。结果说出这种话的王实味被砍了头。
 
不但食、衣、住、行，而且所有方面，如医疗、教育、日用品分配，以及家属、子女的待遇等等，莫不与等级挂钩。特别是，在烽火连天、血腥遍地的抗战的最艰苦岁月里，专为中共高干们服务的“梨园舞会”却办得红红火火，“舞迥金步莲，歌啭玉堂春”，好壹派娱乐升平景象！既不会跳舞，又不会唱歌的毛却以不少“桃色绯闻”闻名于边区……
 
    老实讲，以今天的标准看，毛共高官们当年的特权享受实在算不上什么。但问题在于它所体现的特权的封建性、独霸性、恐怖性，在于它所体现的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粗暴践踏！这才是毛共特权制度的本质所在。
 
    延安整风不过是毛式政治的初露峥嵘。应该说，那时的等级特权制还是初创的，不成熟的。到了夺得全国政权之后，这种制度才得到全面强化，完善，才真正反映共产党的政治本质和它的“革命”的追求，也即“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本质。
 
    要全面、完整描述毛共的等级特权制度是困难的，那是专门著作的任务。在这里。我们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视毛中国等级特权社会之壹斑。
 
   （壹）工资分配上不断拉大差距。
    工资是毛政权下除农民外壹切人们劳动的最主要、甚至唯壹的收入，是生活的源泉（当时还没有奖金）。在夺得全国政权之前，毛共实行“供给制”，等级比较粗糙，夺得全国政权后，以工资制代之。这种工资制度及其后的工资改革，都体现了“论功行赏”、拉开等级差距的基本取向。
 
     第壹次工资改革开始于1950年4月。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反对平均主义。改革结果是最高工资为最低工资的28.33倍。这时供给制并未完全取消，在继续实行供给制那部分人群里，也进行了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反对平均主义。改革的结果是：小灶（高级干部）津贴提高了19倍,中灶（中级干部）津贴提高了4倍，大灶（壹般干部和战士）只提高了1倍。很明显，改革体现了“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原则，高干们功劳大，得到最大的“桃子”，中级干部次之，壹般干部和战士虽然人数最多，在战争中的风险最大，但在当政者眼中，只能算是“跑龙套”或充当炮灰的角色，所以只让其喝壹点“汤”。
 
    第二次工资改革是1952年7月，改革的目标是将工资制与供给制全部统壹起来，合并后统称工资制。合并后最高工资为最低工资的25.88倍，差距稍为缩小。
 
    1955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全国性工资改革，实行了全国统壹的“职务差别工资制”，利益的天平大幅向高干倾斜。全国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外加占工资总额16%的物价补贴。改革后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31.11倍。以上壹次改革时的工资为基数，行政13级（厅级）以上人群的收入增加14.35%，14级以下收入增加2.26%。最高级别增加工资收入95.67元，最低级别增加收入0.23元，两者相差416倍！这就是天天高唱“平等”、 “正义”的毛共在利益分配时的真正做法。（以上资料来源于杨奎松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相关研究文章）
 
   （二）非货币化的隐形分配
 
    但是问题还不完全在此，从毛时代生活过来的人们都很清楚，当时社会上的壹切交易，商品或服务品的供应，并非以货币（人民币）为唯壹媒介，诸多商品、服务实行限量、定向供应，货币之外，还要凭票、凭证购买。而这种票、证的发放、审定完全操在各级当权者之手中，基本按照人们的政治地位即政治等级发放。最低等级的是城镇街道居民，然后是集体企业职工、国营企业职工、各类干部；干部内按其职务、级别逐级而上。农民和壹切农业人口则被排除在票证供应之外。
 
    非货币的物质分配和享受是体现毛共的等级制度特权的重要方面。它的背景是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壹个基本特点是，关系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大至粮、油、肉、布，小至肥皂牙刷，全都短缺，全部需要“按计划供给”，也就是凭票证供应。在平时，通过票证供应的差别，可以让特权阶级充分感到自己的特殊优越地位，例如壹般居民每个月只能吃半斤肉，而各级当权者，则照样可以“朱门酒肉臭”；到了特定时期，如饥荒之年或战时体制，这种差别就可能是性命攸关的了。例如在毛壹手制造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完全没有“国家供应”的农民饿死几千万人。城里人饿死少些，但也不能幸免，据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解禁的资料，从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其中城市人口687.3万（见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第18节）.这些被活活饿死的城里人大部分是因为无粮票供应，因为当时有大量虽然居住在城镇、但却是没有城市正式户口的“黑人黑户”，这些无任何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黑人”在死人大潮袭来时自然首当其冲。相反，即使在大饥荒年月，在黑市也有粮、油、肉票出售，这大概出自那些享有特权、享受“特供”的人家。
 
据2007年第8期《炎黄春秋》刊登的高志勇的文章：《北京困难时期商品追记》，揭示了当年票证供应情况的壹角：
 
    北京是全国商品供应最好的城市。1959年北京的居民口粮和副食品由原来的“凭证”供应改为“凭票”供应，粮食定量婴儿3斤、少儿6斤、儿童8斤......成人21斤；猪肉每人每月1——3两，蔬菜每人每天2两。后来这壹标准也不能保障。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全年）才8两半。但是，官员们依其官阶高低，不但没有绥冻之虞，还能保证过著不错的日子，因为他们属于“特供” 对象，而特供是要保证“万无壹失” 的。文中写道：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的特供标准，依各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壹级勤务”的首长各取所需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递减。如：
 
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蔬菜适量。
 
    正副部长壹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应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壹级的，每位每月再供应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壹条。
 
    除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在北京市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7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应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
 
   行政7级以下，13级以上的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1条。
 
   行政13级以下，17级以上（县级）的，除享受普通居民的标准供应之外，每位每月仅能得到2斤黄豆，1斤白糖的额外照顾。（之下的便不在特供之列了）
 
   除此之外，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 “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均属“特供”之列。
 
   以今天的眼光看起来，这些“特供”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要救命的时代，每壹项“特供”都能让人垂涎三尺，甚至能决定人的生死。
 
   即使到了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地步，上述特供商品、粮油票证等等，仍然有黑市交易。因为此中不乏有些确实有“有余”的人家，他们将自己用不了多余的票证拿来黑市出卖。北京黑市粮票的售价是：本市粮票每市斤3元，全国通用粮票每市斤4元。（而当时80%的壹线职工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这个价格全国差不多。壹般老百姓，为了活命，在公家定量供应之外，不得不去黑市买高价食品充饥；那些住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的黑人黑户则主要依靠购买黑市食品度日，壹旦到了黑市食品供应减少，或价格暴涨之后，便只好坐以待毙。还有就是领导人政策的随意性也能致人生死，如李井泉主政的四川省，居然在1960年7月1日死人的高峰期突然做出壹道决定：宣布现行的四川省粮票作废！这壹纸命令就将老百姓手中的4800万斤粮食（粮票）化为乌有，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命。
 
另外，受政治保障的人群除了享 “特供”之外，还有壹些获得食物和营养品的特殊渠道，如，各地都有专为高干和特需人群设立的高级饭店，特供商店，高挡医疗机构、高级娱乐场所、休假胜地等，均可对相应人群免票证平价供应髙挡食品、用品和奢侈品。另壹渠道是以参加“会议”、“考察接待”等名义享受平价免票证食品、商品。凡此种种，都是壹般老百姓和不够资格的干部不能问津的，上述机构，场所，都是他们不能涉足的“禁区”。
 
   于是，就有了所谓“货币含金量”壹说。总的说，凡有壹官半职者，虽然他们的工薪不是很高，但却很“抵用”，因为他们可以买到“平价”、“计划内供应”的商品和服务；而同样收入的普通百姓，则要花比之高出几倍的价钱，而且，有时还要冒去非法的“黑市交易”的风险，随时可能被有关部门的人员发现而遭到罚没。
 
    “货币含金量”依其官阶和实权而逐级上升，差壹个级别，就往往“两重天”。而且，这种差别不可能像今天用金钱来摆平。比如，妳想入住壹家高级医院去治病，或者想在家里安装壹部电话。这些都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政治待遇的问题，“资格”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级别，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所以，低等级的人们才不遗余力，拼命往上爬。而在体制外的子民百姓就只能仰天兴叹，认命了。
 
（三）附著于政治特权的“高福利”政策
 
  对于毛政权中的高级别人员来说，从上述“特供”中获得好处是次要的，那也只是在“特殊困难时期”才采取的壹种临时措施，在正常时期，正常情况下，只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就可以过上“神仙”般的日子，这就是因为他们享有“高福利”待遇。
 
   对于不能接近高层的普通人来说，都不大清楚毛集团中高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当局也极力将知道真相的人群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并以“纪律”约束不准向外吐露实情，以免暴露出去有损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现在我们只好求其次，从有关人员的壹星半爪的记述中窥其壹二。
 
   前几年，前“右派头子”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了壹本风靡壹时的书：《往事并不如烟》（很快就被当局列为“禁书”了）。书的内容和主题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只说章女士“无意中”披露她家当年的生活状况。章伯钧时任交通部长，民主党派头头，不是毛共集团的核心成员。然而，就是这位章部长家所享有的“待遇”，还是令人吃惊的。在家里，除了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之外，还有医生、护士、厨师、勤杂人员等等，真是壹应俱全，“照顾”得无微不至。
 
   部长尚且如此，之上的大员就可想而知了。据现在已知的情况，中央“四大班子”壹把手出行时坐火车要乘“专列”，配备警卫、秘书、生活服务等壹整套班子；副职配专门车厢；省部级则备豪华包厢。国务委员以上出行均由警车开道，实行“清街”、“清道”，壹路红灯避让，警笛长鸣，那威风远非“八抬大轿”可比。
 
   除了“行”，“住”也是官员的重要特权享受之壹，除有公款提供的壹应俱全的官邸之外，外出公务或私务，接待标准都有严格规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壹位省级官员去到壹个城市搞调查，他的随行人员有厅、处、科级官员和壹般干部、司机等等。于是接待方按规定把他们安置于不同的楼、馆，不同的歺厅。官员们都感到工作很不方便，但鉴于级别森严，也就不得不“遵从”了。
 
   医疗保健是官员特权的重要方面。不同级别的官员享受不同的医疗保健待遇。每个城市都有专为“高干”（标准由各地自定）设置的专门医院、病房，配备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疗设施和药物，而且病房内生活设施壹应俱全，形同宾馆。为高干设置的医疗设施哪怕空置也不能对其他人“开放”。中共中央前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壹篇文章中提到壹件事：八十年代初，已经“复出”的李维汉因病住进壹家医院，医院按照规定给他壹人安排了三间大病房。而当时病人多，病房紧缺，这家医院的走廊上都“住”满了病人。李维汉无意中发现了壹位他熟悉的老教授，也挤住在走廊里，教授患的是呼吸道疾病，而走廊风大寒冷，对教授的病极为不利。李觉得自己壹人占三间病房太浪费，向医院院长建议将那位教授转移到自己病房的“客厅”里来。可是院长告诉他：这是上面的规定，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他无法擅自改变。李无法。不久，这位教授就因救治不力死去了。
 
   达到壹定级职的干部不仅治病上有诸多特权，而且配专职保健医生；不能专配者，亦享受高规格保健医疗待遇，免费享受进口特效药品、高级保健品，著重于健身却病，防病于未然，所有费用全由国库报销。（这壹政策至今丝毫不变，而且扩大至所有“离休”人员）
 
  当时壹般干部和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亦可享受有限的、低水平的医疗治病。而壹般城镇居民及广大农民就没有这种幸运了，他们壹切都得自掏腰包。然而正是这类入不了“国家保障”的人群，却是收入最低、支出最多、最困难的群体，其中又以农民为甚。所以，在毛时代，农村户口的人们打破脑袋也要往“城里”钻，而城里的人们，则要想方设法挤进壹个吃“皇粮”的单位，享受国家最低的生活“保障”。
 
    共产党干部的“高福利”还表现在出差、参加会议、学习培训、以及出国公务等等方面（现在叫做“三公消费”， 即公车、公务接待、公费出国）。但凡参与这些活动都有不菲的补助和享受。而且补助标准因人而异，职级越高享受的标准越高，其“收入”甚至远超其工资。干部们这种享受，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还是壹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壹种荣誉。为了突出政治特权，毛共当局出台了很多具有政治独占性、排他性的政策规定。例如乘坐飞机、软卧、高等级的轮船舱位，就必须具有相应官职、等级的证明，否则妳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同样，高档宾馆、豪华娱乐场所、著名的风景胜地游览、疗养等等，没有相应的身份是绝对进不了的。而且，就壹般人而言，“富有”是壹种灾难，壹种罪恶，地主、资本家不用说了。即使妳有“海外关系”，受到海外亲友接济，也要提心吊胆，弄不好会成为“运动”的对象。如果妳多才多艺，在正当职业之外去“创收”，捞外块， 那就会被斥为搞“歪门邪道”，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是进监狱的事了。
 
    所以，只有官员们的享受和富有，才是合法而且人人羡慕的。
 
（四）不成文的政治等级特许—— 法外“豁免权”。
 
   等级特权制的另壹个重要表现是对现代司法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颠覆，或者说，它公然推行壹种“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治国理念和司法制度。
 
   毛主义继承了列宁的“国家理论”，将国家说成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公然为自己推行残暴的极权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政治特许—豁免权”就是这壹理论指导下的必然产物。
 
   所谓“政治特许—豁免权”是指：针对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实施不同的适用法律，拥有官位或政治优势的群体和个人可以在壹定范围内获得司法豁免；反之，对另壹部分人则实施超越法律的惩罚和制裁。
 
    举例来说，甲、乙二青年因故引起斗殴，结果诉至当局。毛共的司法机构介入这起案件后，它首先要做的是确认这二人的“身份”，假设甲是“根正苗红”的青年，而乙则是“地主”或“黑五类”子弟，那么这起纠纷的处分原则就是：如果是甲打伤了乙，不管何种原因，他是没有罪的，这叫做“好人打坏人，活该”；反之，乙打了甲，也不管是何种原因，必须严惩，因为这是“坏人打好人”，是“阶级报复”。在这里，甲享有了最低级别的政治豁免权，即普通人群之间纠纷的“阶级成分判断法”。
 
   真正的政治特许和豁免权首先是党员豁免权。壹般情况下，只要是不严重的犯法、犯罪，不是政治问题，都可从轻发落。例如，非党员犯了要判三、五年有期徒刑的案件，党员的“党籍”可以抵消，即将其“开除党籍”了事。在毛时期的法院判决布告中，常有这样的案例：在同壹案件，相同的犯罪行为中，非党员的普通人被判几年徒刑，而身为党员的犯罪嫌疑人却以“开除党籍”了事。
 
   次是官员豁免权。这比较复杂。首先这官员必须是共产党员，非党员干部犯了法的，就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在豁免之列。具体讲，官员的官职或官阶能顶多少罪，得依情况而定，壹般来说，司、局（师）级及以上官员就不会受到刑事追究了（政治性案件和“反党集团”不在此列）。按照有关规定，对地、厅（即司、局）以上官员犯罪案件的处理，包括是否立案、起诉，必须经省级党常委会讨论决定；低于地、厅级的党委成员犯罪（如县委委员），也要经过同级党委讨论决定，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司法部门的处置、宣判只是奉命行事走程序、走形式。所以，只要在党内有人缘，特别是与“壹把手”关系好，党内要员都不会受到法律制裁。
 
当然也有另外的、特殊的情况。有壹件案例也许能说明官员特许豁免权的这个确实存在而又缺乏明文界定的概念的运用法则。
 
在1951年底、1952年初毛亲自发动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有壹起轰动全国的大案，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经毛亲自批准，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张二人都是“红小鬼”出身，是为毛共打天下的有功之臣。以非政治罪名处决如此高官在毛政权来说是极为罕见、甚至绝无仅有的。他们的罪名是“贪污公款”40余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后新币40余万元），挪用公款200亿元（200万元）。按照当时三反运动中的规定，凡贪污或挪用公款达2000万元（2000元）以上为“小老虎”，5000万元（5000元）以上为“中老虎”，壹亿元（10000元）以上为“大老虎”，“大老虎”壹般在“必杀”（判死刑）之列。刘、张二人单是贪污公款的数量已经超过“必杀线”的几十倍，远远超出了他们“司法豁免权”。但即便如此，毛也不壹定要置其死地。后来判处刘、张死刑表面上是其贪污、挪用公款罪，其实另有玄机。据信，刘、张二人还有政治上的出轨之举：在其管辖地区的子民曾在公开场合呼喊刘、张“万岁！”这就犯了大忌，“万岁”只能属皇帝壹人专用。至此，刘张不值得“保”了，毛决定除去这壹“隐患”，因为他们已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成为潜在的“对手”、“野心家”了。
 
当然，毛也有“借”刘张二人之头为运动造势的“政治需要”这壹因素。
 
我们且看，当时是否有贪污、挪用公款远在刘、张之上，并有其他犯案情节而又未受到处分和追究的呢？有，典型的就是时任东北党、政、军“壹把手”的“东北王”高岗，在三反运动开展如火如荼的1952年1月，有署名“东北壹党员”，实即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联名检举揭发高岗罪行的控告信件，通过时任财政部长的薄壹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到毛泽东的案头，那上面非常清楚而又骇人听闻地写著：
 
     “东北局已成为壹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高岗的私生活十分讲究、排场、阔气，挥金如土，壹顿饭能让普通百姓吃喝壹年，每逢周末，他都要举行豪华的舞会，在舞台上，葡萄酒、点心、糖果等，成汽车成汽车地往舞场里运送。高岗是有名的舞迷，每场必到，壹些漂亮的女郎争先恐后地与之攀交......不知有多少姑娘、小姐投入他的怀抱。他生活上腐化糜烂透顶，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群众极大的公愤......谁要给他们提意见，马上就会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
 
    高岗贪污、浪费了多少公款、国家资财，是难以计数的。他的私宅、官宅里堆满了从各地“进贡”来的奇珍异宝。高岗还野心勃勃，东北各地所有的机关、学校、公共场所，都要挂高的照片，也有人在公开场合呼喊高“万岁”……   
 
   这样壹位巨贪、巨蛀、野心家，按照毛共当时的法律，不论哪壹条都够判处死刑几十次了。比之刘青山、张子善不知严重多少倍（据现在查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之款，实际只是作本单位的福利性经营之用，而非进入私人腰包）。可是毛看了举报信置若罔闻。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发动的“三反”运动，就是根据高岗的相关报告作出的，高岗成了这场“三反”运动的实际发动著，头号的“大功臣”，毛接著将高调入中央，试图让其取代刘少奇的二把手地位。
 
毛为什么对高岗的严重贪污腐化行为不作任何处置和回应呢？原因很多，首先，从政治上讲，高虽然野心勃勃，但对毛忠心不二，他只是想取代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并无反毛之意。而毛这时也正想把刘少奇这个二把手撤了，正可利用。在毛心里，对高岗来说，只要政治不出问题，其他均可不论了。
 
其次，挥霍国家资财，玩女人，在毛看来，对于高岗这壹级别的干部来说，都属“小节”、算不上什么大亊。因为，高岗的“官位特许权”已经可以涵盖了这壹切。也就是说，在毛共内部，到了高岗这个级别，就不存在什么经济和刑事犯罪的问题了。这壹点，毛自己更典型、更“大方”，远的不说， 1949年他刚进京，当时全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毛住进中南海的皇家园林却嫌拘束，立即吩咐在西郊建“新六所”别墅区，在香山建游泳池，大兴土木，大肆挥霍百姓血汗。
 
   到了1952年，也就是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地贪官、奸商人头滚滚之时，毛叫他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湖南省委传话：在长沙给主席建壹栋房子，主席可能回家乡看壹看。可是这时全国“三反”“五反”正搞得轰轰烈烈，湖南省委的负责人心存疑虑，不敢贸然动工，只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装修、改造升级了壹番。结果却引不进毛“回乡”。这才恍然大悟，立即动工兴建了“蓉园”，毛才欣然起驾。后嫌蓉园不够，又建了个“九所”。
 
   还是在“三反”“五反”之时，毛又下令兴在香山建他的游泳池。“建费5亿”（已经足可以砍5个脑袋了）。但建成后毛又嫌小，废置不用。在中南海扩建了自己专属的游泳池。
 
    凡此种种，都展现了毛那宏大无比、无所不包的“官位特许权”：高岗与之相比，显见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又何必与之斤斤计较呢！
 
  所以，毛对他的封疆大吏、“东北王”高岗的贪腐和挥霍民脂民膏视而不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由于有毛带头示范，各级官员依例而行。但它却不是明文规定（不便明文规定），“运用之妙，存乎壹心”。这正是毛要达到的效果，它变成了毛掌控臣下的又壹条无形绳索，壹把达利克斯之剑。此中最微妙的是其中的“度”，除毛本人之外，但其他人都必须有“度”，而这个度只存于毛壹人心中。
 
   但是却苦了中国老百姓。中国有如此多的官员，每个官员都有大小不等的“特许豁免权”，它们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例如，每个运动中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都有对斗争对象实施抄家、打砸、甚至打死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权”。这些特权加总起来，对民众而言是多么可怕！于是中国人就生活在这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恐惧之中。
 
  （五）等级特权的溢出效应
 
   政治特权本质上具有扩张性，如果它不向外宣示，向外扩张，权力本身便会变得没有意义。而扩张的结果，必然使特权泛化、社会化，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等级社会。
 
   上行下效，是壹般社会的规律，在极权社会中更是如此，因为这种社会是人治而没有法治，壹切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这本身就是壹种“溢出效应”。所谓“溢出”，就是享有政治特权的阶层、人士，在其特权达到壹定程度后，便自觉与不自觉向社会输出这种权力，致使其权力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强化。首先，权力向“身边人”扩散，然后向其他关连者扩散，其顺序大致是：配偶、子女、亲戚、亲信（秘书、司机等）、朋友、各种关系人。各依其与特权主体（主人）关系远近和亲密程度而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特权实惠，整个社会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
 
   例如，文革中毛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于是，他的特权向他的至亲、亲信扩散，江青、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等便成了气焰熏天的权贵；等而下之，各地方的党政军实权派，也被赋与了相当大的特许权，政治上可以随意杀戮阶级敌人、可以随意假以罪名消灭政敌；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只要不弄出大的乱子就不会受到追究。这些人的特权也扩散到与他们关系亲近的人身上。如文革后被揭露的浙江杭州军方首脑人物的两位熊姓公子，竟然强奸妇女百余名之多！广西军区壹位副司令员陈某某的儿子，因某女子想与其终止恋爱关系便开著小车将其碾死。这些特权人物如果不是因为文革的结束，毛的死去，根本不会被揭露和受到法律制裁，因为他们老子的“官位特许权”完全可以庇护他们。
 
  随著 官位特权的溢出、泛化，凡与特权者能攀上关系的人，在就业、参军、提干、调动等等社会“热点”问题上均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好处；往小处讲，能够买到别人买不到的平价商品，紧缺物资，能参加壹般人不能参加的舞会，看壹般人看不到的“内部电影”或“黄色小说”等等；往大处讲，便可得到入党、转干、提拔，逐步挤身特权阶层。于是全社会对这种特权趋之若鹜，人人都想沾到壹点特权之光。当局也利用人们对政治特权的向往，引导人们向当局靠拢，效犬马之労。
 
壹般地说，壹名“体制外”的积极分子，只要亲近权力，善于钻营，就能在就业、升学、参军等各方面占到先机，并有可能吸收进体制之内。已在体制内的就可得到提抜，甚至飞黄腾达。当然，要在中央层面出人头地，必得伟大领袖的垂青。
 
农村的社、队干部，虽然不吃“皇粮”，不是编制内官员，但相对壹般社员，他可以多吃多占，可以获得诸多补助，甚至为所欲为成为壹方“土皇帝”。即使当壹名“基干民兵”，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但能够拿枪，也就显得威风凛凛，可以对阶级敌人咬三喝四，在同龄人面前出尽风头。这就叫做权力的逐级溢出效应。
 
所有权力溢出的受益人都得有壹个前提，那就是要遵照“政治挂帅”的原则，必须“出身好”、血统纯净，那些出身“不好”、血统不正者，任妳怎样表现也没有用，文革中就有－些“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主动向那些“红五类”红卫兵靠拢、献媚，试图挤身革命队伍，被后者讥为“白色乌鸦”。到了关键时刻，白乌鸦照样被揪出示众。这也是毛共的等级社会的壹个特点：绝对没有公平、平等竞争，只讲阶级、血统。于是，全社会逐渐地向新的“种姓”制度过渡。
 
   毛建立的这个政治等级社会还有壹个非常特殊之处，那就是它为了加速其原始积累，加速对外扩张，加紧对人民的盘剥。人为地建立了壹个分割城乡的“二元”经济制度，将占总人口近80%的农民整体上贬为专门向国家提供积累、却没有公共福利、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二等公民”，实即现代农奴。但农民作为人口最多的群体又必须成为毛政权的统治基础。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毛祭起的仍然是“阶级斗争”的法宝。他首先在农民内部通过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网络了壹批爪牙，利用这些爪牙对广大农民进行统治、奴役。然后利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开展农村“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对农民群体进行分化、瓦解，“以农治农”。再将农村中所谓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作为“阶级敌人”供其他农民压迫、羞辱、掠夺，于是，本身被盘剥、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贫下中农”们有了发泄怨气的渠道，有了欺压、打骂的靶子。人们的满足感总是从与他人比较中得来的，看到了身旁这壹批比自己更穷苦、更悲惨、更加低贱、更加倒霉的阶级敌人，“贫下中农”终于得到了壹丝安慰，找到了壹种优越感；还从毛的媒体日夜不停的对“革命群众”的“赞美”中找到了壹种“主人翁”的感觉。

毛主义对外扩张的始与终（上）：为争霸世界
           四面出击
 
    在毛执政的时代，壹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毛最初的盟友、好友最终都成了他势不两立的仇敌。这种敌我“换位”的奇特现象短的不过几年，长的也不过壹二十年。虽然，从国家之间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但像毛这样走马灯似的把朋友变成敌人的情况还是不多见的。而且，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发生在国内。想想看，当初的“开国大典”与毛同上天安门城楼、或者共享国宴的那些“亲密战友”，开国元勋，忠诚盟友，到了毛死时还有几个仍然与他保持原来的关系？恐怕很难找到了。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当年最“亲密”、“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后来变成了头号敌人；还有那些“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山水相连”的“同志加弟兄”等等，也都变成怒目相向甚至兵戎相见的仇敌。凡此种种，恐怕不能完全用客观形势的变化来解释。比如，是毛首先把那些在他与国民党争天下时的民主党派盟友当作“资产阶级右派” 加以打击、抛弃，后来又把他党内的“亲密战友”壹个个当做“身边的赫鲁晓夫”搞掉，难道这些人真的是反对他或要夺他的宝座吗？.....在国际上，事情要复杂些，但仔细看看，跟国内的情况也差不多，原来也都是由毛主动挑起事端，或翻云覆雨造成的，其根子大概还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上，因为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就要有新的斗争对象。下面我们简单梳理壹下毛执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踪迹。
 
壹、毛的外交政策主线：从“壹边倒”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
 
   共产主义运动壹开始就宣称它是壹项世界性的全球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全球主要国家同时进行、才能取得了胜利。在《共产党宣言》中最后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天生具有侵略、扩张性。列宁的苏维埃国家刚刚站稳脚跟，就迫不及待地成立“共产国际”，致力于把俄式共产主义革命推向全世界。毛泽东没有加入共产党之前就宣言他的志愿是“毁灭旧宇宙，创造新宇宙”，志在全球。当他成了壹国之君之后，这方面当然也绝不输给他的前辈和祖师爷。
 
   但是，当初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和总指挥在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毛泽东的壹切行动，特别是触及到跨国的行动，必须经这个“总部”及当时的“大老板”斯大林的钦准才行。
 
   1949年1月末，眼见毛共即将赢得内战，斯大林派出他的宠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毛的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造访。当谈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立即提出设立“亚洲情报局”的建议，这是仿照斯大林在欧洲设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毛想通过这个“亚洲情报局”对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统壹领导、发号施令，借此名正言顺登上亚洲共产党首领的坐位。毛的这壹建议，其实是早有准备之举。早在1947年，当时毛感到他有望在内战中取胜时，就在盘算著如何“走向世界”，他委派在延安为他采访、抬轿子、吹喇叭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巡游，向他们宣传毛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推销“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道路”。斯特朗写了壹本专门推销毛主义的书，为他“走向世界” 架桥探路。后来毛又主动要求访问莫斯科, 向斯大林推销自己。斯大林考虑到中国内战胜负未定，此时过分为毛鼓吹不妥。再则，斯氏看出了毛过早膨胀的野心，可能是个不愿久居人下的铁托第二。所以不但不遂其心愿，还找个由头把斯特朗抓了起来。毛访问莫斯科之事自然是不了了之。
   可是现在不同了，眼见他就要取得内战胜利了，他将把占世界人口总数近四分之壹的中国带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功劳非同壹般，斯大林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派出米高扬到访就显示斯氏对他的重视，主动向他靠近。毛自认为他此时可以向大老扳讨价还价了。
 
   可是，当毛提出这个“成立亚洲情报局”的建议时，米高扬却也显得早有成竹在胸，他向毛“反建议”，成立以毛为首脑的“东亚情报局”，成员暂时只有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共产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个机构的规格，远远不能满足毛的“胃口”。后来，斯大林又对同年7月到莫斯科考察的刘少奇表示：苏联是横跨欧亚的国家，也要参加这个“东亚情报局”。如此壹来，大老板要亲临，毛对这东亚情报局就彻底失去兴趣了, 不想搞了。不过斯大林也没有使毛完全失望，他同时对刘少奇表示，中苏两大党要多承担国际共产主义义务，并要有所分工。斯“建议”：中共今后多负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帮助；苏联则主要负责欧、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这样，毛算是获得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共产主义渗透的正式“授权”。这自是十分使他兴奋。不过，从与斯大林的系列较量中，毛也感到了这个“大老板”不好对付，斯对他保持著戒心。而他也就在内心决定，今后要在表面上对大老板十分“恭顺”的同时，在实际事务中要坚持走自己的路，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建立自己的系统，逐步创出自己的壹片天下。这成了后来毛对苏关系战略的核心。
 
   毛共正式走出国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初试身手是由中国作为“盟主”、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这是毛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也宣示毛主义正式走上世界舞台的开始，在这次会议上，毛展示了对斯大林强硬的另壹面，也就是他真实的壹面。
 
   在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刘在致词中大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他说：“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方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在国内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中国人民走过的道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该走的路。”整个会议进行中，都在大肆贩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道路”，壹次也没有提到“列宁、斯大林思想”或“十月革命道路”。会议还违反事前对斯大林作出的“不进行任何组织工作”的承诺，刘少奇宣布于会后成立壹个“联络局”，总部设在北京，实际成为中共对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进行统壹领导、统壹指挥和协调的工具。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毛为首的中共在取得国内胜利后，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的强势展示，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毛对斯大林之前多次对他“打压”的反击。
 
   当然，“大老板”对这壹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不急于作出反击，那要在适当的时机，这种时机以后会有的。
 
   果然，机会很快就来到了。
 
   （壹）毛泽东访苏的“屈辱之旅”。
 
   综观毛的壹生，，他总是喜欢用“战无不胜”来形容自己的“光辉”历程。这当中当然包含很大的吹嘘、粉饰成分，但从总的看，从战略上看，也有几分是真的，比如，他所有的国内政敌都被他“打倒”了，战胜了，而他终其壹生，却未被人“打倒”。而且，他也很少在对手面前认输、服软，起码表面上如此。
 
   不过，可能有壹次例外，那就是1949年12月毛第壹次去莫斯科“朝觐”世界共产党的头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那是壹次“神秘之旅”。大概因为具体过程不太光彩，不便在世人面前公开，所以，真实的详细情况至今仍鲜为人知。不过，仅仅从事情的结果作出推断，对毛来说，那次他真正遇到了对手，遇到了“克星”。不得不签了壹个“丧权辱国”（毛自己的评语）的条约，被铩羽而归。
 
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建国之后，毛再次动起了访问莫斯科的心思，其主要目的是与苏联签订－个新的国家之间的条约，确立两国之间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并取得苏联的援助，以取代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签订的那个“同盟友好条约”。还在当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刘就受毛之命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这壹要求，并提出三种方式：签新约；对旧约加以修改；发表壹个联合声明，将签新约之事推迟。供斯氏选择。但斯氏不置可否，只说等以后毛来了再说。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寿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去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在那里聚会。这显然是个极佳机会，毛决定趁机解决这个问题。
在毛赴莫斯科前，中方通过苏联援助东北的专家组长科瓦廖夫就毛访苏壹事与苏方进行了协商。11月8日，毛亲自给莫斯科去电，询问此行是否签约，如签约，他将偕周恩来壹同前往；如果仅仅是祝寿，周便不必去了。可对方仍不置可否，只叫他去了再说。毛便只好独自前往。苏方的不明确态度，给毛的此次访问蒙上了壹丝阴影。
 
毛当然知道，斯大林是共产主义世界最高领袖，二战中他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领导人之壹。从毛泽东踏上中共革命的那壹天起，他就知道斯氏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灯塔”，有著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在毛泽东和中共数十年的斗争生涯中，斯大林的影响如影随形，他旗下的共产国际更是中共的直接领导。毛泽东获得过共产国际的不少支持和帮助，也挨过它的训斥。过去，他只能顺从国际，仰望斯氏。如今，几十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今日之毛泽东已成为堂堂大国领袖，世界第二号共产党国家的“国君”，他感到今非昔比，可以堂而皇之去见见这位昔日的领袖、导师了。当然，此行最主要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要与苏联订个条约，他的国家刚刚建立，需要有壹个强大的“靠山”，只有苏联才有资格充当这个靠山；而且他刚刚宣布自己向苏联“壹边倒”的外交政策，需要苏联作出相应的回应，营造中苏友好同盟的亲密氛围，以便向世人展示他的国家与“苏联老大哥”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坚定人们的信心，提高自已的威望。
 
   但毛也为此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苏方游移不定的态度， 毛多了个心眼，他给自己留下点余地。先装作单纯是去给斯氏“祝寿”的样子，他带了整整壹个专列的“贡品”。更重要的是，此行不带任何重要的政府官员，最高的随从官员的他的秘书陈伯达，还有翻译师哲。这显然不是与对方签订壹项国与国之间条约的架势，这是考虑到，万－斯氏不肯与他签新约，或对他施以“颜色”，影响也会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所以，在他与斯大林初次会面、会谈时，连中国驻苏大使也不叫去。
 
  造成这种不安其实是毛自己内心有“鬼”，他知道，虽然斯大林很看重他，支持他作中共的头领，但他也曾与斯大林有不少“过节”：二战中苏德战争爆发时，斯氏曾命令毛共加强对日军的主动攻击，以牵制日军可能对苏联东线的进攻，陷苏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但毛借故推托，不肯就范；在延安整风时，毛揪住共产国际派回国内贯彻斯大林意图的“钦差大臣”王明，企图置王于死地，引起了斯氏的不满和干涉；抗战胜利后，毛打定主意与国民党壹决雌雄，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斯氏却说战后人民期望和平，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并逼令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毛不得不服从；1949年初，当毛共的军事胜利已经在握的时候，斯大林又叫他响应国民党的和谈呼吁，这回他真的恼火了，没有顺从，只是假意应付壹番.....这些恩恩怨怨双方都心知肚明，他不知道这位“大老板”是否也像自己壹样“眦睚必报”。不过他也想到，已往的壹切都过去了，如今中共取得了胜利，这就证明当年自己是正确的，作为大政治家，斯氏还斤斤计较这些吗？何况今天他已经成了堂堂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脑，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领袖，还主动到这里来祈求友谊......难道斯氏不给面子吗！
 
   1949年12月16日毛抵达莫斯科，六个小时后斯大林会见了他，双方开始首轮会谈。斯氏面带微笑，表情亲切，毛也迫不及待想与斯套近乎，他向斯当面重申了他的“壹边倒”政策，斯氏也显得兴高采烈，夸奖他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只这－句，就巧妙地就过去的壹切向他表示了委婉的“歉意”，从而把二人过往的恩怨轻轻地“壹笔勾销”了。
 
毛感到气氛不错，决定抓住时机，趁机提出此行的目的：希望中苏两国签订壹个同盟友好互助条约。毛著重说明，中苏间原来的条约是1945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国民党己经被打倒了，条约当然要换新的了。他还说国内普遍认为，在新形势下，中苏两大共产党国家应该有壹种新的条约，新的气象。并重新提出可以签新约，也可以对原条约作些修改……
 
斯大林不可能从正面反对这－观点。斯氏迟疑壹下说，修改旧约这事牵涉到与美、英的关系，如果我们修订原条款，美英就可能借机提出要修改《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条款，如战后日本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归还俄国等等。原来，苏联与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同盟友好条约》，只是美、英、苏三家《雅尔塔协定》的附产物，雅尔塔协定还给了苏联其他好处，斯大林怕因此招来麻烦，触动苏联的既得利益。斯大林进壹步说：暂不改动原条约的任何条款，应垓保留原来的形式，但在实际做法上有所改动，以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
 
听了斯氏如此解释，毛－时无话可说，只表示过去没有考虑到这壹点。他当然不会让苏联人失去原来已得到的东西。于是慷慨地表示：“对我们共同的事业怎么有利就怎么办。” 但斯氏没有就签约问题再表态。
 
毛又趁机提出请苏联以志愿者或秘密形式派出海、空军，帮助中共攻占台湾。斯氏同样以防避美国干涉为由，说要仔细考虑。但表示可随时提供参谋和教官。
 
笫－次会谈无果而终。毛仔细考虑后，仍然认为斯氏说的对签新约没有大的障碍。当时毛想要解决的主要是尽快收回中长铁路（中东路－段）和旅顺、大连港的主权，这是壹个主权国家最低的主权要求。其他都可按原条约的规定办。看来，斯大林连这点也不想给。
 
当年国民政府迫于使雅尔塔协定让苏联出兵东北，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不可测的副作用，在那个条约中，被迫承认由苏联强行分割出去的蒙古（外蒙）的独立地位（后通过所谓公决实现独立）。被迫承认苏联“租借”旅顺军港和大连港地区，以及由苏联经营中东铁路和在东北的其他特权。斯大林说苏联暂不想“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就是指这些既得利益。
 
毛回到苏联为他安排在斯科郊外斯大林的“二号别墅”。据斯大林指定自己与毛之间的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向他报告：毛“心情不好，心神不安”，“很生气、很焦虑”。接下来几天，他被“凉”在那里，没有人找他谈国事，也没有人陪他聊天解乏，他被“冷处理”了。毛借故发泄无名怒火，把席梦思床、卫生间的坐便器捣毁更换。后来毛回忆说, 他被凉在别墅里每天只有三件事: 吃饭、睡觉、拉屎。可见其当时他的愤懑之情。
 
斯氏对科瓦廖夫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外国客人，没有必要给毛泽东同志特殊待遇。”这时有很多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己汇聚莫斯科，但斯大林只准匈牙利的拉科西跟毛见面，两人讲了－些无关紧要之话。其余人员都不得与毛接触。
 
然而斯也是个及其讲究策略之人，他知道对毛这种人既要给壹点颜色，让他不能太张狂，要价太高；同时也不能太刺伤他，必须保持与之表面上的“团结”、亲热。过了几天，斯大林的七十寿辰到了，斯氏对毛忽然热络起来，在祝寿大会上，斯表现了对毛少有的亲热，他把毛安排在自己的右边的主宾席上，让其他人明显感到斯氏对他的特别优礼。毛讲话时全场起立。
 
毛亦不负“众望”，拿出了当年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练就的“咆哮地”呼喊“蒋委员长万岁”的马屁功夫，：
 
“斯大林是我们伟大的慈父与导师，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健康与长寿！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这些话让斯氏很受用。“斯大林——毛泽东”的欢呼声在大厅久久回响。
 
寿辰庆祝大会之后别的共产党头头回去了。毛不回去，主动提出举行第二次会谈，内容包括签新约问题，以及签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等。24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可是，令毛意外的是，主导会场的斯大林竟然根本不提签新条约之事，只讨论了其他问题会谈就散了。
 
  更令他气愤的是，第二次会谈之后斯氏再次把他凉在别墅里。其间他给斯大林打电话，接电话的说斯不在家，叫他去找米高扬。毛听后十分生气，也不去找米氏。见毛无所亊事，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建议毛去苏联各地走走，旅游，参观。可毛说他哪里也不去，就在别墅里呆著。后来他回忆时说这段日子仍然恨恨地说，那段时间他每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 三件事。
 
1950年1月1日，毛在与罗申谈话中说起“因健康原因”准备提前回国。可第二天出席塔斯社的记者招待会时，毛变了调，他公开宣称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是要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的回程以完成这－任务的时间而定。这是公开给斯大林施压了。
 
可谁也未料到，事情却在这之后出现了神奇的转机，当天晚上，莫洛托夫和苏斯洛夫来到毛的住处，就签约征询毛的意见，毛又重复那三个选项。莫洛托夫当场表示苏方愿意签订新的互助友好条约。事情－瞬间就敲定了。
 
斯大林为什么突然来了个如此大的转变呢？据学者解读，原来是美国人从反面帮了忙。美国政府在对待台湾和中共的问题上，有截然相反的两派，军方认为必须保卫台湾，保护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而以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派，认为中共不是美国的敌人，苏联才是敌人，美国完全应该而且可以把中共拉到自已壹边来，而且如果美国不拉它，它就倒向苏联去了。杜鲁门采纳了艾奇逊的意见。怎么拉拢中共呢？艾氏说办法很简单，把台湾和蒋介石卖掉就行了，中共就会感谢我们、和我们在壹起了。
 
于是，杜鲁门发表了抛弃台湾、不干涉海湾海峡军事冲突的政策声明。但没有大的反晌。艾奇逊认为力度不够，亲自出马做了壹场长篇的“拉中反苏”讲演，目的是让中国知道美国是他们壹贯的朋友，而苏联是中国的宿敌，艾氏说，美国没有占中国壹寸土地，没有参与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美国还把庚子赔款为中国办学校，建医院……中国同胞想想，妳们的外蒙古是谁分裂出去的？东北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哪去了？……当斯大林看到艾氏这份讲话的翻译稿时，不觉怒火中烧，同时感到必须把中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于是作出了立刻和中国签新约的决定。他让毛泽东看了艾氏这篇讲演，叫他别上当受骗，然后同仇敌忾对付美帝国主义。
 
签新约的事定了，毛感到壹身轻松。他立刻给周恩来电话，叫他抓紧准备来莫斯科办理签约事宜。他自己则抽时间去莫斯科各处参观、旅游了。1月19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22日，毛、周与斯大林和苏方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具体讨论新约的内容。
 
其实，自斯大林决定与中方签订新约开始，苏方就组织了壹个庞大的起草小组，相关条款早就准备好了。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双方仍就唇枪舌战，争论不休。最后，除了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两港按中方要求在1952年前交还中国外，（但同时补充规定，如果发生战争，双方视情况另行协商处理。）其余都依苏方拟定的条款。
 
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觉得苏方吃亏了，因为苏联即将失去两个出海港口。而自沙皇时代到现在，俄国便为寻求东出太平洋的不冻港而不懈努力，与日本开战也是为了旅大两个港口。好不容易得到如今又丢失了他心有不甘。于是要求另签秘密性质的《特别补充协定》，以弥补苏联的“损失”。不管中方愿不愿意，对大老扳的强硬要求只能签字划押。这大概是后来毛叹为“丧权辱国”的由来。这个秘密协定的内容国内有关资料和回忆文章都没有披露，只知道赫鲁晓夫在1954年率团访华时，以斯大林对中国搞“不平等条约”为由，把根据这个协定成立的专为苏联提供矿产的两个设在新疆的中苏合资公司的苏方产权取消了，把它们归还给了中国。
 
斯大林还要搞后续报复。斯氏如此不依不饶，除了上面讲到的“损失”以外，估计他还认为毛和中方逼他签订新条约有损他的尊严。他的最阴险毒辣的壹招便是批准金日成发动侵略南韩的战争，金日成曾多次要求发动统壹朝鲜半岛的战争，但斯大林考虑到多种因素都未予批准。后来斯叫金日成求助毛，毛答应做金的后盾，但许诺要在解放全中国之后。
 
现有资料证明，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是1950年1月30日，这壹天斯氏通知他的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他同意发动统－朝鲜半岛的战争，并叫他到莫斯科来商议落实有关问题。但第二天斯氏告诉暂时不要来，要等毛和中国人离开莫斯科再来。所以斯与金日成筹划战争事宜是背著毛和中共的。
 
后来，金氏便挟斯大林圣旨来到北京找毛，毛不得不遵旨照办，因为毛很清楚，签订条约壹事他己经得罪斯大老扳，他不能再拂斯的“圣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此时虽然还没有“解放台湾”，他也不顾后果地答应了。
 
从斯氏来讲，发动朝鲜战争是－场只赚不赔的睹博，成功了，朝鲜半岛就成了他的属地，就有新的不冻港出海口了；如果失败，按照协定，在发生战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在旅大的驻军便要延续下去（朝鲜战争开始，中苏就重签协定，允许苏联无限期驻军，后来还是赫鲁晓夫上台要讨好毛主动把这两港还给中国）。另外，这场战争大大削弱了美军，减轻了苏美对抗的压力，而苏联只出武器（还出动了部分空军）不出军队，武器算卖给中国，照收钱。此事何乐不为？
 
（以上参考了发表于《国外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1期之《斯大林与毛泽东莫斯科会谈》，材料来源于俄罗斯解密挡案；以及2011年1月7日沉志华在人民日报社《文史参考》在北京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原题为：《毛泽东访苏轶闻》）
 
在这次较量中最“吃亏”的是毛和毛中国了。打了几年仗，死了上百万军队，还欠了苏联壹屁股武器债；更重要的，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另外，毛的“太子”、毛氏王朝的唯壹继承人毛岸英也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炸死了。毛亏大了。所以，这次毛的莫斯科之行算是壹次不大不小的“滑铁泸”。
 
最后，是毛这次订立的《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的秘密附件，确实让毛感到“丧权辱国”。不过它从未公布，壹直是国人心目中的谜团。但近年网上有此文本，不过其真实、可靠性不得而知。为慎重起见，特将此作为附件录于本章之后，供读者参阅。

 
 (二) 在“反修” 口号下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去世，赫鲁晓夫接替登上壹把手宝座。
 
   苏联新的领导班子掌权后，采取了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的政策，壹个重要举措是强行结束拖了将近三年的朝鲜战争。在苏联的压力下，中朝与对方签订了停战协定。毛对此心有不甘，因为他想通过朝鲜战争取得苏联的原子弹技术的目标尚未达到。斯大林对毛始终存有戒心，直到他临终之前也没有在转让原子弹技术问题上对毛松口。无可奈何的毛只好暂时收起这壹野心。
 
   但后来的事态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领导集团对中国的态度远比斯大林友好、开明。1954年9月，赫氏率高层代表团参加毛共建国五周年庆典，为了表示友好，赫氏答应在原来援建中国第壹个五年计划141项目的基础上，增加15个大型项目，同时给中方5亿2千万卢布的贷款。
 
   此时毛挑起了第壹次台海危机。被激怒了的美国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扬言要使用战术核武器对付中共的挑衅。毛则以中国受到了美国核威胁为由，趁机向赫氏提出请求苏联转让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初则劝毛放弃发展核武的打算，遭到毛的坚决拒绝；继则赫氏作出让步，因为他考虑到如果中国拥有核武，将会增加“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相应减轻了苏联的负担。于是答应先帮助中国建立壹座核反应堆。中国的核武事业从此真正起步。
 
   赫鲁晓夫在转让核武技术方面比斯大林“干脆”得多，“大方”得多。这是由于赫氏缺少了斯氏的世故、老辣和与毛打交道的经验，缺少对毛泽东其人的了解。几年之后，他就为自己的慷慨大方付出了代价，感到了后悔。
 
毛和以毛为首的中共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真正产生裂痕，是源于1956年3月赫氏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暴虐统治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报告被西方媒体公布后，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共产主义的威信壹落千丈。关于斯大林，对毛泽东来说是既怕、又恨、又敬，如今赫鲁晓夫公开出来反斯大林，应该说首先使他感到“庆幸”，斯大林犹如压在毛头顶的壹块巨石，如今被赫氏掀翻了，他不能不有壹种轻松感。不过，他同时也感到壹种忧虑，忧虑共产主义的标志性大旗倒了，不知今后将发生何种变化。所以毛对此事的最初反应是：赫鲁晓夫掀了盖子，捅了漏子。他则要静观其变。
 
但凭著几十年在共产党世界打拼的经验，以及对斯大林根本上的认同感，毛更多的是激起了对赫氏的不满。毛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的统治就是靠铁腕和血腥维持的，如今，赫鲁晓夫评击斯大林的暴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世界的根基，用不了多久赫氏就会自食其果。
 
   果然，毛的估计很快就应验了。就在同年6月，赫氏的报告几个月后，在波兰的波兹南市爆发了要求撤走苏联军队、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游行，引发流血冲突，史称“波兹南事件”。毛泽东对波兹南事件完全持幸灾乐祸的心态，内心认定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自食其果，他甚至想趁火打劫，趁机给苏联领导集团制造麻烦，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毛对波兹南事件的另壹个判断是：此事件只是波兰人民反对苏联占领的民族主义斗争，而不是反共。所以他决定充当波兰的保护人的角色，与赫鲁晓夫集团斗争，最好能把赫氏拉下马，由自己取而代之。
 
   主意既定之后，毛通过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把自己和中共的决定告知苏共领导，强烈反对武力镇压波兰，支持波兰共产党自己选出的新领导人哥穆卡尔，等等。
 
   毛的动作晚了－点，此时苏共领导也经改变了此前武力镇压的决定，与波共新领导层达成了妥协，波兰事件和平解决。所以，毛的“仗义干预”并没有发生预期效果。
 
   奇妙的是，接著又发生了规模更大、更加激烈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民走上街头，开展全民性的反对苏军占领、反对斯大林主义和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这壹回毛觉得大事不好，因为运动的实质是明显的反共、反斯大林主义，这已经触犯了毛的“底线”。更糟糕的是，苏共领导层大概出于波兰事件的教训，准备撤走驻匈的苏联军队，实际上就是“放弃”匈牙利。毛想到如此壹来，很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将可能因此崩溃，而且必然影响到中国.....。毛无论如何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他壹改在波兰事件中的立场，来了个180度转变，气急败坏地给苏联领导人出谋献策，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压......。
 
   摇摆不定的苏共领导层，在毛为首的中共挑唆、煽动下，改变主意，出动苏军对匈牙利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结果，数以千计的匈牙利人民倒在血泊之中，数十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
 
   波、匈事件使毛现出了原形，也在客观上说明了，毛政权与苏联统治集团在本质上是壹丘之貉，只是，毛对于镇压人民反抗更为坚决，更为残暴。当波匈事件高潮过去之后，在波匈两国以及整个东欧引发了动荡不安。对处理这类事件缺乏经验的赫鲁晓夫集团，想到老辣、善变的毛，决定请毛助壹臂之力，请他去平息东欧的余坡。毛派了能干的周恩来去当此重任。果然，在周的有拉有打、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强有力干预下，波匈事件逐步平息。
 
   这两个事件已经证明毛与赫氏并没有太大的政见差异，没有太大的矛盾。可也令毛看到了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经验不足、威望不够的弱点，毛想趁势树立自己的权威，并迫使赫氏改弦易辙，重新回到斯大林路线上来。他令周恩来去莫斯科，以－种教师爷的口气让苏共承认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等等。不想这种得寸进尺、反宾为主的做法令赫氏集团大为反感，拒不买账，双方“抬杠”起来，毛的目的未达到，与苏共的关系搞砸了。毛泽东老羞成怒，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突然大发了壹顿无名怒火，大骂苏联领导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壹顿”；又说对方年产“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这有什么了不起！”真是越骂越莫名其妙了。
 
可是经历这次波折，却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原因是双方都对对方有所求。赫鲁晓夫那边，在1957年6月发生了壹次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老斯大林分子的未逐的宫廷政变。赫鲁晓夫依靠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枪杆子挫败了这次政变，马林科夫等人便成了“反党集团”。赫氏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威信受到巨大损害，因为它指控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罪名很难使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信服，所以在苏联公布了这壹事件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没有像以往那样积极响应，中共也没有表态。这使赫氏陷入尴尬。赫氏想到需要利用毛和中共的支持来改变这种情况，于是派出米高扬到中国来向毛求援。毛在杭州接见了米氏，双方取得了共识。毛指示中国在报上公开表态支持赫鲁晓夫。东欧那些共产党小国看见第二号共产党大国支持赫氏了，便也都跟进了。赫氏渡过了危机。从此也更著意拉拢毛和中共，双方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赫鲁晓夫想乘机巩固其世界共运领袖的地位。当年11月7日，是 “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想借此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会议，以营造全球共产党人大团结的气氛，进壹步巩固其取得的地位。而这壹切离不开作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中共和其领袖毛的支持和捧场。为了达到这壹目的，赫鲁晓夫不得不屈尊降贵、甚至不惜血本 “笼络”毛。先是将会议的计划、文件、包括要发表的“宣言”都送给毛，让其审阅修改。毛发现在文件中有谴责“马林科夫反党集团” 等内容，认为不妥，他告诉苏联人，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会议，不宜把妳们党内的问题、党内斗争放到会上去讲。赫氏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相关内容。
 
接下来赫便要求毛出席会议、捧场，对赫氏来说，这在壹定程度上是这次会议成败的关键。毛知道他捧场的重要性，于是拿起了架子，他先是对是否出席会议不置可否，只说＋－月莫斯科太冷，他受不了会感冒。
 
其实从毛来说，他早就有了打算，他“挺赫”不能是无代价的，他要利用这－机会从苏联手中得到更多实惠，最主要的是原子弹技术。苏联人也看透了毛的这－心思，为了开好这次会，赫氏豁出去了，他赶在会议之前的10月15日，与中方签订了壹个《国防新技术协定》，这对于毛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事件，按照协定苏联给中国壹个原子弹模型，向中方派出最好的核武专家，“提供壹切东西使他们自己能够造原子弹”。中国的核武事业真正从此起步了。
 
既然对方给出了如此之高的价码，毛不得不去出席这次会议了。不过，他还是要表现壹下自己的特殊身份，以为未来正式就任世界共运领袖做铺垫和准备。比如，他随身携带宋庆龄和郭沫若这两名“非党人士”出席会议；他在会上发言，不上主席台，而是在座位上坐著讲，全场都要扭过头来看他；其他人发言要先送上俄文发言稿，而毛没有讲稿，是现场随意讲，“我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加上他的湖南土话让翻译人员头痛极了。苏联方面给了他特殊待遇，安排他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沙皇寝宫（别人都住在列宁山的别墅），还根据他的特殊习惯专门拆了席梦思换上木扳床，把坐厕改为蹲厕；从住处到会场全都有遮风挡雨的走廊，以免他感冒；在庆祝仪式上，赫鲁晓夫和他手拉手并排出现，如此等等，可谓给足了毛的面子而又照顾得无微不至。
 
于是他便在这个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会议上作了半真半假的捧场演出。可是，有些飘飘然了的毛，却在无意中把戏演砸了：在11月18日的大会发言中，毛先是说如今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因此是以武力铲平资本主义世界的好时机，最好是打核大战，全世界27亿人口死去壹半、中国六亿人死去3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不了多久，世界又有27亿人了，却换来了打平资本主义……听得在场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面面相觑，惊诧莫名。原来人的生命、人口数量在毛的脑海里只是壹堆数字；有人说，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三亿，还有三亿可以重新开张，可我们才二千万人，打起来全死了怎么办？……“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原来毛是最大的好战分子！
 
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宣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得到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拥护和认同。而毛却在此唱反调。……人们对毛和毛思想不觉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正当人们对毛的宏论在琢磨的时候，毛又口吐莲花了，他在说到全世界共产党人要团结的时候，举例说，像王明那样反对他的人，他仍就宽大为怀，仍然让他当中央委员。话锋－转，突然提起不久前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未遂政变，毛却以赞赏的口吻说莫氏是“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意即对这些人仍然要团结。当翻译翻出毛的这些话时，在场的赫鲁晓夫惊呆了，不是说好了在这个会议上不说各国党内的事情吗，不是采纳妳的意见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搞反党集团的话从会议文件中删去了吗！为何妳自已却出尔反尔，又提起了这些事，而且与苏共中央唱反调，在这里搞突然袭击！……据现场记载，赫氏盯住毛足足有－分钟之久，然后扭转头离开大厅，去到会场外的走廊上，再也没有回去了。
 
毛如此表演其实决不是－时失言，而是有意让赫氏及整个苏共领导层难堪，以为下壹步整垮他们、自己取而代之造势。后来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终于看清了毛的本性，中苏两党、两国陷入长期纷争、对抗之中，直至毛死去。
 
但是毛在此次会上并未达到目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头头仍然选择跟随苏共。毛审时度势，觉得自己在实力上与苏联差距太大，暂时不宜当头，也就顺水推舟，推举苏联“当头”。从而表面上维持了共产党世界的团结。后来他私下向哥穆尔卡说明：叫苏联当头，是因为“我们树矮，苏联树高。”“苏联有多少实力，妳我有多少实力？” 因为当头是－种责任, 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中国暂时不能当头。这次会议给他壹个强烈的刺激是：必须在经济上、实力上快速赶上去。因为这个世界仍然靠实力说话。所以他回国后立即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总的说，毛参加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为赫鲁晓夫捧场，不如说为自己登上世界共运领袖宝座造势。会上他得到不少，也失去不少。
 
   此后几年，中苏双方磕磕碰碰，关系时好时坏。壹个焦点是，双方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仍然不可调和。其实，这决不只是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是按谁的主张来指导、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也就是由谁来充当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的问题。斯大林死后，毛以斯氏的当然继承者自居，虽然他暂时不能靠实力发号施令，但目标是不变的。他与苏共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赫氏和苏共向他臣服、低头。
 
赫鲁晓夫和苏共当然不会向毛低头。1960年6月下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51个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赫氏不点名地指斥毛泽东是“战争狂人”，并对中共派去与会的彭真说：“妳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妳们就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
 
   赫氏随即下令全部撤走在华的壹千多名专家，同时停止援建尚未完工的项目。壹时间，确实给了毛措手不及的打击。不过，这时中国专家已経把原子弹技术基本学到手了。
 
直到1963年7月，美苏两国签订了壹个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条约禁止两方中任何壹方向第三方扩散核武技术。这就意味著苏联也关上了对中共核援助的大门。对毛来说苏联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毛决定与赫氏完全撕破脸皮。中苏关系又进入了壹个全面对抗的“新阶段”。
 
于是，毛立即抢先发动了壹场“批判修正主义”大论战，公开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毛和其助手邓小平组织了以陈伯达为首的壹帮御用文人，先后撰写了9篇批苏文章，合称为“九评”，在全国开展了以学习“九评”为指导的的全民“批修”运动。
 
1964年十月，赫鲁晓夫在壹场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总书记。中苏双方曾壹度出现改善关系的意向，但很快，苏联领导人发现毛仍然顽固地继续所谓“反对修正主义”的攻势，于是双方又回到公开对抗的时代。期间还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周恩来和贺龙提出“把毛泽东搞掉”的事件，令毛“惊恐万分”。中苏由打口水战和笔墨官司上升到剑拔弩张，终于，在1969年3月发生了双方边防军交火的“珍宝岛事件”。
 
   此后，有关中苏的核战危机、尼克松救毛、以及毛实施由“斗苏反美”到“联美反苏”的战略转变，本书的有关章节已有论述，此处不赘。
 
综观毛的上述外交战略可以看出，所有中共与苏共的壹切矛盾、斗争都是毛主动挑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毛要以斯大林继任者自居，以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指导苏共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毛表面打出的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是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其实他们之间并没有谁“背叛” 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所反对的只是斯大林极端暴虐、个人专制独裁的壹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抛弃马列主义，否则他就不会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了。就是这样，毛也不能容忍，毛要的就是斯大林的独裁、残忍、恐怖的社会主义。不但如此，从毛的角度看，斯大林还专制得不够、镇压得不力，所以毛终于在中国发起了壹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对来说，在毛面前，斯大林也黯然失色了。
 
   二、四处点火抢占世界舞台
 
   在毛主义的对外政策中，除了“斗苏反美”这条主线之外，做得更多的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实质上则是向这些地方煽风点火，侵略扩张，推广毛主义。
 
   （壹）在印度支那三国的军事扩张。
   
   斯大林先是在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交给毛共主要负责援助所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后来在毛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访苏期间，根据前次确立的中苏”势力范围“的划分，斯大林把胡志明叫到莫斯科去，当著毛的面把援助越南共产党夺权的任务交付给毛。自此，毛成了越共的直接后台老板，后来毛又把这壹角色顺延到老挝和柬埔寨。
 
   越共（劳动党）领袖和创始人胡志明是中共和毛的老朋友，胡到过延安，能讲壹口流利的中国话。毛夺得全国政权后，正好要将越南作为向东南亚和南亚推销毛主义的桥头堡，同时也借此对胡志明展现其“不忘旧故”的英雄主义本色。所以他对胡志明慷慨许诺：越南同志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毛泽东真的兑现了这壹承诺。越共坚持了25年战争，赶走了法国人，后来又赶走了美国人，打垮了南越政权，实现了全越南的“解放”。应该说，这主要得力于毛的倾力支持。20余年中，毛究竟给了越南多少援助，多少人、财、物，这是无法计算、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据辛子陵在其《千秋功罪毛泽东》壹书中揭露： 仅是1950年至1954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就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支，火炮420门及大批配套的弹药工程器材。另外，还派遣了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队直接参战，取得了奠边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从1965年到1968年，中国向越南派出参战部队32万余人，其中有15万高炮部队，战死和伤残数字不详。幸存的到1973年才回国。
 
   1963年，越方提出缺少救治伤员的血浆。毛泽东大笔壹挥：援助越南兄弟200万毫升血浆。这时中国刚刚从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中走出来，本身还缺吃少穿。营养不良的中国人硬是从自己的血管中壹滴滴挤出了200万毫升鲜红的血液输入越南士兵的血管中。
 
   同年，中苏交恶公开化。为了在中苏对抗中将越南拉进自己的阵营，毛派邓小平拿著中共向苏共叫板的公开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让胡志明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公开信，同时送去200亿元人民币的“礼金”（它是上年度中国财政收入的60%，国民收入的5分之壹）。可惜胡志明仍然不愿为这笔重金而与苏联交恶。
 
   张戎的《毛传》中说，中国对印度支那三国的援助总额达200亿美金。其中绝大部分应是花在越南身上。该书还披露：美国在二十世纪末期的外援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万分之壹，最多时也很少超过千分之五。而几乎壹贫如洗的中国，在1971年至1975年平均外援占到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88%，其中1973年占到6.93%，全世界绝无仅有！
 
   毛对外援助（不管是出钱还是出人），是如此的慷慨，曾博得很多人的敬佩，说他有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胸怀。笔者怀疑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毛的死党就是白痴！要知道，这恰恰体现了毛的极端自私、残忍和毒辣的本性。毛的算盘很精明，他知道，他送出的壹切都是出自“人民”、老百姓身上，对他本人的享受没有丝毫的影响。不送，人民生活会过得好壹点，但在毛看来害大于利，因为“富必修”；按照毛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最高级会议上的说法就是：“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让人们变穷。至于送壹些人去丧命，那更是好事，他接受了斯大林在中苏秘密协定中要中国减少壹亿人口的要求，但这壹目标似乎还没有实现，不过他正在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如大跃进就饿死、打死、累死四、五千万。送些人出国打仗，既可以减少人口，又可以获得受援国的感激，还可以借此增加中国人民对美国人的仇恨，真正是壹石三鸟，何乐不为。总之壹句话，这种国际主义援助对毛来说绝对有利无害，而且利益极大！
 
   除了越南，毛又插手老挝，在毛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是放在嘴边的肥肉，于是偷偷掀起了壹场“援老抗美”运动。1961年，应老共（人民党）请求，毛将军队开进了老挝，还派遣壹个“联络组”，作为中国驻老挝临时代表机构。
 
   中国援老首先是修路。老挝交通闭塞，没有铁路，没有海港，公路既少又差，相当部分运输靠骡马、人力。中国援老十余年，先后派去18个工程大队，3个民工总队，参加施工的7万余人，帮助老挝共产党修建了7条沥青公路。
 
   壹位亲历者讲了援老修路中的壹个奇特故事：援老的公路多修在崇山峻岭之中，施工和运输非常困难，成本极高。但根据毛的指示，建筑者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比如公路要铺上沥青，这种东西本来在中国边境省区多有生产，成本相对很低。可是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生产的沥青在世界市场卖不出去，于是中国就把它包销下来，用飞机把沥青运到老挝，再用汔车或者马车牛车辗转运到工地，这样豆腐就盘成了肉价。不过毛算政治账，这样做壹举两得：既帮助了阿尔巴尼亚，有支援了老挝革命，很划算。
 
   除了修路，中国主要是帮助老共训练军队，建立政权组织。无奈老挝人信佛，不嗜杀生，两军相遇，互相对空放几枪就各自撤走。老挝人又说他们那里没有地主阶级，毛式土改搞不起来。中国军队和援老干部只好把他们在中国的做法搬到老挝，亲自动手抓阶级敌人来斗、来杀，做示范，然而却引起当地民众极大的反感。
 
   就在这时，越南人也到老挝来了。越南人壹贯视老挝是他们的“后院”、属地，看到中国插手老挝，意在“据为己有”，越南人急了。中越两国在老挝开展了明争暗斗。从后来的情况看，老挝人“选择”了越南，后来老挝的政权模式、土改模式都向越南看齐（搞和平土改）。1968年9月，老共领导人不得不委婉地向中国的“联络组”提出：请他们“回国休假”。联络组长只好走人了。可是余下的人员直赖到1978年才完全撤出。
 
   印支三国中的柬埔寨则是毛推行其毛主义唯壹获得完全成功的“试验田”，鉴于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在实施毛主义方面特别骄人的成绩，我们将在下壹章专门介绍。
 
   （二）对亚洲“资产阶级国家”的两手策略。
 
   像印支三国可以派军队直接介入的国家终究是少数。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所谓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后已获得独立，进行过壹些改革，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自己的合法政府，成了新兴民族国家。按照道理，这些国家已不存在什么重新“革命”的问题。可是，按共产党的说法，这些国家产生的是“资产阶级政府”， 囯家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国家”。 所以仍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对象。按照毛的说法，共产党的任务是在那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其现任合法政府，建立起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府。毛给这些国家设计的具体道路就是以武装斗争为手段、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即“毛泽东道路”。
 
   可是毛和中共很快发现，亚洲和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尚不具备立即夺取政权的条件。有的国家根本没有共产党组织，有的共产党力量很小，没有自己的武装，群众基础也不好。
 
   于是，毛决定采取两手策略：在大力扶持、发展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武装”的同时，表面上跟这些国家的现任政府“搞好关系”，大谈“友谊”，大力宣传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通过秘密手段大量培训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教授游击战术，给予武器和资金支持，于是，迅速在很多国家树起叛旗，拉起壹支支“革命队伍”，开展了武装斗争。当年的泰国、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都活跃著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身影，他们总后台和培训基地就毛中国。
 
   当然，上述革命活动都是隐蔽进行的。人们公开看到的则是中国领导人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上层人士热烈友好的场面, 绝对看不到这背后的刀光剑影。
 
   于是，当时毛中国就出现了下面奇特的景象：壹方面，毛政府倾力对当时国内的“封建阶级”、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彻底清剿和血腥大屠杀；另壹方面，在北京的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却有壹批批被毛或周恩来作为国宾邀请而来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封建国王、王子、公主、首相等鱼贯而入，受到毛、周等中国领导人热忱的欢迎和盛大款待，勤政殿里，欢声笑语，国宴厅里，觥筹交错。临别时还互道珍重，互致祝贺，情意绵绵。
 
   这就是毛的“统战”策略在国际上的运用，壹方面与妳握手言欢，互诉衷肠；另方面在妳背上插上壹刀，再撒把盐。等妳发觉时都不知道这壹刀从何来，因为对方与妳对视的眼里仍然充满微笑，充满真诚。
 
   当时与中国最“友好”，打得最火热的国家首先当推印度及其总理尼赫鲁先生。印度是壹个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南亚大国，尼赫鲁则是颇具国际声望的资深政治家，其所倡导的“中间道路社会主义”在新兴的民族国家颇有市场。正是看到了印度和尼赫鲁这种不壹般的影响力，毛、周首先把“统战”的目光锁定在尼氏身上。主动邀请、隆重迎送、热情拥抱，报纸上的巨幅照片，几十万人的狂热欢呼，这些都令客人动容。而更令人感动的则是毛泽东本人的出色表演，谁也想不到，冷血如毛在与尼氏的话别时，变得情意绵绵、难舍难分，只见他泪光闪闪，从痛苦的表情中挤出壹句无比深情、催人泪下的话：
 
    “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
 
    这是二千三百年前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送别爱人的诗句，毛把它作为临别赠言送给尼总理，可谓情深意重，至爱至诚。尼总理如果是位中国通，当能体察毛之深情厚谊，定会令他老泪纵横。
 
   周恩来也不落后。周是中共统战工作创始人，统战之“神”。与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国王、首相、封建遗老遗少打交道，正是其平生所长。周抖擞精神，重新回到当年对国民党人做统战工作的状态，与他们打得火热，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他的最杰出贡献是在1953年底与尼赫鲁就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周在出访各国时反复重申这五项原则。1955年周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与到会的亚非国家首脑把它扩充为“万隆十项原则”，称之为“万隆精神”。受到广泛的接受和好评，周和创建它的尼赫鲁都成了国际政治明星。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是受到中国领导人敬重、宠爱的又壹位明星。苏总统在印尼人民中享有崇高声望，被尊为“国父”。他同时又是壹位思想开明的“明君”， 大概受到与中共领导人友好的影响，苏总统爱屋及乌，对印尼共产党特别宽容、友善，印尼共产党在他的卵翼下最终发展成为仅次于中、苏、党员达300万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在苏加诺与中国领导人如胶似膝的岁月，苏总统在中国总是受到狂热般的欢迎。毛总是亲切地与苏总统双进双出，二人同上天安门，同乘敞篷车检阅那几十万、上百万狂热的革命群众，听著山呼海啸般“毛泽东万岁！”、“苏加诺万岁！”的 口号声，即使在国内，他也没有享受过如此殊荣。他迷恋了，沉醉了，他把中国当成了最好的邻邦，把毛当成了最可信赖的朋友。
 
   还有那位马科斯总统，这位在国内不太受欢迎的菲律宾总统，对毛中国却情有独钟。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携同那位风姿绰约、打扮妖冶的夫人，在中国，如果某位“女同志”敢于像马科斯夫人那样涂红抹翠、奇装异服，即使不被斗死，也要被送去“劳动教养” 改造，但马科斯夫人在中国照样受到热烈欢迎和最高礼遇。毛每次都亲切接见这夫妇二人，似有谈不完的心里话，述不完的友情。这夫妇二人也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在短短几年里造访中国达九次，直到被愤怒的民众推翻下台。
 
   此外，还有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等等、等等，无不与毛周打得火热。现在看来，这些亚洲国家当年之所以与毛中国友好，也有他们的考虑、他们的苦衷，他们对毛中国第壹是怕，怕像印支三国壹样，被中共“输出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他们都自知在军事上不是毛的对手，所以总想著怎样笼络它，与它“友好”，套近乎，希望以此求得自身的“安宁”。
 
   其次是这些国家对毛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毛出于战略考虑，当时也大谈和平，大谈和平共处。壹些国家领导人便以为这个共产主义大国真的立地成佛了。当时人们对毛中国的内部真相知之不多甚至完全无知，毛共的宣传本事又十分了得，国内报纸是千篇壹律的喜气洋洋、形势大好。他们也就相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他们国家的政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而且，当时社会主义是个在世界很吃香的名词，亚洲各国也都打出各种旗号的“社会主义”，如日本的“山岸主义”，斯里兰卡的“民主社会主义”，印度的“中间道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等。人们以为毛的社会主义跟他们的社会主义不会有多大区别。
 
   可是，随著时间的推移，毛和共产党的真面目还是逐渐暴露出来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和达赖的出逃掀开了毛共统治的冰山壹角。另壹个事实是：在东南亚、南亚各国陆续出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由小到大，暴乱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追踪这些叛党乱军的来源，其根子、靠山原来都出自毛中国。
 
   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毛的甜言蜜语了，不再迷恋周恩来的风度翩翩了。这时美国人来帮忙了。1961年7月，在美国的撮合下，泰国、马来亚、菲律宾三国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提出“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关系”，真正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武装颠覆的威胁”。后来东盟的范围不断扩大，标志著东南亚国家对毛共的逐步觉醒和决裂。
 
   最令人痛心的还是，当年与毛共打得火热的那些国家，都没有好下场。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周恩来联手创立的那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未能给别国带来和平，印度自己倒成了与中国兵戎相见的首个受害者， 1962年爆发了中印边界战争，中国狠狠教训了印度这个“睦邻友邦”。中印关系这种180度的转变不但宣布了中共“友好邻邦”的觉醒，也宣告了中共欺骗外交的破产。尼赫鲁由于在那场战争中吃了败仗，优愤成疾，在战后不久就撒手人环，与毛“悲莫悲兮生别离”了。
 
印尼则成了毛泽东在东南亚推行其两手策略，实行共产主义颠覆的受害者的典型。后来印尼共产党的政变夺权失败，印尼共产党和华侨数十万人惨遭杀戮，毛玩弄的卑鄙的政治阴谋不仅丧送了印尼共产党，而且给印尼华侨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是毛主义在国外欠下的壹笔大血债！
 
甚至连当年的“同志加兄弟” 的越南共产党也与中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
 
有关印尼和越南与毛共的反目，由于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下壹章另述。
 
  （三）四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
 
毛插手的地方当然不只是亚洲。斯大林死后，毛急剧自我膨胀，壹心想由中国取代苏联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自己成为全球共运的最高领袖。虽然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公开表示拥护“苏联当头”。可第二年当他在中国掀起大跃进运动之后，又雄心勃发，以为美、苏都不在话下，中国“要把地球管起来”！后来大跃进以惨败告终，称霸全球的计划只好暂时搁置。但他贼心不死，不久又旧梦复萌，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论战”，随后四处点火，另起炉灶，在全球推行毛主义。
 
   不过，当时总的情况和形势对毛不妙，苏共领导集团己稳住了阵脚，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几乎都“壹边倒”倒向苏联。毛原来想在东欧的波兰、保加利亚等国打进楔子，拉出壹、两个“朋友”，与赫鲁晓夫分庭抗礼。后来知难而退。在欧洲的共产党中没有找到同伙，连亚洲的几个与自己关系密切、靠自己“供养” 起家的共产党如越南、朝鲜也不愿意在中苏对抗中表态支持毛共。
 
   毛不甘心自己如此“光荣孤立”，也不相信苏联阵营中铁扳壹块，也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毛终于打开了苏联阵营的壹个口子，那就是欧洲的“小兄弟”阿尔巴尼亚。
 
   毛最初注意阿尔巴尼亚是1958年，这个又小又穷欧洲最落后的阿国讲起话来却有自己的特色，很有“反潮流精神”。按照毛的阶级分析法，最穷的小子往往是最“革命”的，阿国正好是这壹理论的证明。当时毛就指示给它五千万人民币（阿国才200万人口）以示友好和拉拢，算是给它的壹个见面礼。
 
   付出果然有了回报。1960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全球51个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议上，中共受到公开谴责，陷入空前孤立。但是阿尔巴尼亚却不同意公开点名指责批评中共，会后阿共头头霍查为此与苏共吵翻。这使毛非常感动，决心大力拉拢、扶持这个小兄弟。1961年1月，中国再次给阿国5亿卢布援助（给阿国的援助不管是贷款或别的名义，实际上都是无偿的，不用归还）。毛又亲封其为“欧洲的壹盏社会主义明灯”。自此，中阿两党、两国开始了亲密接触和互相吹捧。中共和毛算是在苏联阵营打开了壹个缺口。
 
毛对要拉拢的对象从来不惜血本（反之，对他要打倒的对象也不惜任何代价），从1958年的第壹笔援助算起，到1978年中共宣布断绝对阿援助为止，中方共给予阿方75笔（次）共计90多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另有10亿人民币已列入计划，但尚未付款）。按阿国的人口，相当于每个公民从中国获得壹个人民币5000元的大红包！而同壹时期，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过是三、四十元，农民壹年的收入才四、五十元。中国简直将阿国“包养”起来了。
 
这时毛想通了壹个问题：他的毛主义在穷国才有市场，穷哥们是他的天然朋友。这与他在国内造反的经验不谋而合。因此，必须给穷哥们壹些好处，壹点甜头，才能让它们跟自己走。但在国际上“打土豪” 不易，只好自己割肉了。毛把目光投向非洲。非洲最穷，连年战乱、干旱，天灾人祸不断，是毛认定的理想的革命之邦。但非洲并没有共产党，大多是些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独裁者，但这也是与毛的共同之处。所以他视他们为好友、同志。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中国人都知道，当年非洲的大小独裁者到中国来有如过江之鲫，每次他们到来都能得到毛的“亲切、友好”接见，临走时则要送上壹个“大红包”——援助，作为拉帮结派的“礼物”。这些独裁者都声名狼藉。如中非的博卡萨、西非皇帝塞拉西、乌干达暴君阿明、利比里亚的泰勒等，这些暴君还以嗜吃人肉而闻名，是壹些真正的“衣冠禽兽”，毛则视之如挚友、知已。毛时期给了这些非洲暴君多少钱？没有正式宣布，中共近些年几次宣布豁免非洲国家的债务，每次都达数百亿元。这些都是毛当年送出的中国人民的血汗。
 
毛对非洲的慷慨解囊，目的是让它们组成壹个以自已为首的“第三世界”，与美、苏对抗。虽然没有显著成效，但还是得到了回报，那就是1971年联合国在投票接纳毛共中国、驱逐台湾时，非洲国家都给毛中国投了支持票。所以毛说：是非洲的穷哥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其实，关键是美国的“倒戈”，是尼克松访华之前送给毛的壹分大礼。）按照毛的援外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标准，毛认为他是值得的。只是非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始终没能搞起来。
 
   文革时期毛要把毛主义推向世界。文革掀起了对毛的“造神”运动，把毛吹捧成“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被吹得有点飘飘然了，便真想当壹回“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他的办法是：壹方面，让红卫兵、以及各类对外工作人员去境外、国外大肆推销毛主义，给壹些毛主义信徒、喽啰发送《毛选》，“红宝书”（语录本），在他们中推广三忠于、四无限、语录歌、忠字舞.....等等；另方面，通过中共的组织系统、外联系统物色对象，给钱、给人、给枪，在各国另起炉灶建立壹批“毛主义党”（当时在报纸上常见的打括号的“马列”组织），让他们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本囯政权。毛本人则公开宣称：“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还在中国建立了各种训练基地，大力培训各国毛主义游击队和特工。
 
   就这样，靠著挥霍八亿中国人民的血汗，毛在全世界招降纳叛，篡养了壹帮走狗、爪牙、喽啰，到处树起反旗，打著毛的旗号闹革命。不过很快毛自己也发现，原来这帮打著他的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的毛主义党徒，实际上只是为了能从中国得到施舍，混著“吃毛饭”。他们并没发动世界革命的本事，在当地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不用说夺取政权了。绝大多数后来都自生自灭、烟消云散了。1969年，毛对他的中央文革小组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不得不停止对那些些组织的援助。
 
   总起来说，毛的努力是徒劳的，可悲的，非但新的毛主义革命没有发动起来，就是那些有著“传统友谊”的“兄弟党”，如越南、朝鲜、古巴，在毛掀起的与苏共的对峙中，也都没有站到毛的壹边。越南在胡志明死去后立即倒向苏联，逐渐成了中国公开的敌人；朝鲜是靠了毛的“抗美援朝”才得以幸存的国家，不过它的统治者想自立门户，不愿做毛的附庸，于是无情地清洗、赶走了毛安插在那里的“反对派”（延安派），文革中，中、朝关系发展到充满火药味的对抗。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原是毛极力拉拢的对象，当古巴“革命”胜利时，中国举行了举国的庆祝、游行，又主动送钱、送物、送秋波。可惜卡斯特罗不大领情，卡氏要忠于他的苏联主子，在中苏对抗中古巴坚定地站在苏联壹边。以致造成中、古为隔洋对骂，骂得非常难听（如卡斯特罗骂毛是“壹堆大粪”）。
 
   另外，壹度甚嚣尘上的南亚、东南亚那些毛主义党和游击队，也很快归于沉寂。这些试图走毛主义武装夺权道路的毛派，最后都以彻底失败告终。
 
   正像毛自己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被彻底消灭。这就是他壹手扶持的各国毛主义党徒的下场，也是毛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结局。

 
附 ：  有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秘密附件

 
引者按：据云，这个秘密协定的最初曝光则是1950年7月16日，由美国的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的。为了保密，当时中、苏双方都进行了严密的防范，自以为万无壹失。真该叹服美国人的神通广大，居然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最高绝密文件很快就搞到了手，让它在世界人民面前曝光。不过，对于毛共来说，这也谈不上太大的打击，因为它对本国人民进行的铁幕统治非常有效，虽然条约在境外曝光了，但国内人民仍然壹无所知。
 
因为有了引用的评论，笔者对此就不再作分析、议论了。不过，值得告慰的壹点是，这个秘约后来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原因首先是斯大林在三年后的1953年3月就死去了。斯氏在世时，毛中国履行此密约的方式主要是参加那场“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死后苏联高层经过短暂的内部斗争，赫鲁晓夫上台，赫氏执政后为了笼络各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他主动撤消了根据这个密约建立在东北和新疆的两家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河谷公司”，还检讨了斯大林这种掠夺行径。因此估计这个密约也就会被抛弃或者搁置。
 
   不久之后的1956年３月，赫氏在苏共20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此，中苏两党、两国便陷入了长期的“论战”之中，原来的亲密关系逐渐消失，两国关系的恶化，从而密约自然地失效了（是否正式解约不得而知）。
 
不过，这壹秘约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如中国必须源源不断地以低价的农产品换取苏方的机器和工业设施。毛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的这些卖国行径，更未有所反省。实际上，毛和中共为获得苏联援助而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决不止这壹次。读者在以后的篇章中将会看到。
   
为了对历史负责，现在将这条约及其附件的文本、以及刊载这个文件的网刊在文本之前的壹段介绍和评论照录在此。（条约文本之前的文字为原来引者的话。）
 
该条约（指正约之外作为秘密附件的《特别协定》——引者）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扬·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非公开版本，而公开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内容共有六条，最大的特点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毛泽东自己当年也称签定此约是“丧权辱国”。60年代起，幸好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
从条约所订六条看，除中共和苏共政权结成军事同盟，将自己置于苏共保护之下外，好象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也说的不是那么清楚，那为什么毛泽东将其说成是“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呢？其实毛泽东的话是另有所指。就在这个条约签定的前两天，也就是2月12 日，毛泽东同苏共斯大林签定了另外壹个《特别协定》，那才是名符其实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清朝所签定的所有卖国条约，都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签定的城下之盟，这个条约却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下主动送上门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为什么能在中国夺取政权，以及为什么在建政初期实行壹面倒的外交路线。
1950 年2月12日中共同苏共所签定的条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个《特别协定》是我们解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钥匙，时间上只差两天，内容涉及到了重大实质性问题，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只是为了更体面地向外宣布，是欺骗世人的幌子，《特别协定》才是要执行的条约。这个《特别协定》本来是对外保密的，但是在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通过这壹密约，人们不难看出，苏联人已经把中国拉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工矿、交通、资源等壹系列重要领域，完全控制了中国，让中国民众在苏联征服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充当牺牲品。
《特别协定》的中国方面的主持人，以毛泽东为首、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而签约。苏联方面的主持人，以斯大林为首、维辛斯基出面签订。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首先在军事上，《特别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这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军事。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苏俄在协定中还要求中共负责筹集华工壹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在后来的韩战中，中国不得不派几百万的志愿军参战，为苏俄的世界霸权充当炮灰，都同这个协定有著直接关系。
第二，《特别协定》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壹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中国人的生命，完全受苏俄控制，苏俄对中国人生命有生杀大权。虽然以后发生的“大镇压”、“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等不壹定是照苏俄指示行事，但这个协定的影响也是不能忽略的。抗美援朝中又不惜中国人性命以人海对付联合国的先进部队，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战，牺牲中国壹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想用战争来减少人口的思路。
第三，在政治上，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完全操控中国的内政，实际上把中国当作了他们的占领区。
第四，在工业上苏俄派大批所谓技术人员控制中国的工业，直接操作中国工业的经营管理，对这些人员政府还要给以优待的 "供给制"予以优待。中国还要对苏俄开放沿海商阜，内陆市场，由苏俄 "自由通商"，税率只有百分之壹，就是在自己国家，也不可能享受到如此优厚的税率待遇。协定还规定，苏联得"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在当时中国是个缺粮国家，这个协定的前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壹亿，决不能支持"，由于中共发动战争的原因，中国当时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产量不到战前的四分之三，棉花几乎减产壹半。但是中国必须先喂饱苏俄，中国人自己才能吃饭。
第五，协定规定苏俄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中国国内的矿产资源中国自己不能支配，要首先支援苏俄发展工业，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同侵略者有什么两样？
第六，中国境内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个城市的中心地区，要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实质就是把这些地区变作苏俄殖民地。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苏俄想占有的是这些大城市"中心地区"，完全是以主子自居，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奴隶。
第七，协定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这个规定显示了中国领土主权的丧失，苏俄有对中国领土的处置权。
正是在这个秘密协定的主导下，中国成了苏俄的附属国，中国的国民沦为受人压迫的二等公民。苏俄打著支援中国的幌子，明正言顺地掠夺中国资源。中国人对此稍有不满，就会被打成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被投入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不管中国国情，完全按苏俄的意愿规划中国社会制度，刘少奇在壹九五四年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想要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53年2月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在中外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出卖国家利益的政权，也出现过很多丧权辱国的卖国贼，但没有任何壹个政权倾全国之力甚至民众的生命去为别的国家作牺牲，整个50年代的历史，就是中国沦为苏俄奴隶的历史，在那个时代，也许妳打死壹个中国人无罪，但妳要对苏俄人稍有不满或提壹点意见，妳就会受到灭顶之灾。
现在我们看当年发行的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邮票，所应关注的应该是这组邮票反映的背后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两天的时间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条约，壹个是用来对外公布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壹个是用来真实实行的密约《特别协定》。在那个友好条约幌子后面，记载著中国人真正的历史。
 
两个条约的全文如下：
附录壹：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安德列（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壹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壹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壹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阜，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壹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壹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1950年2月12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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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 年1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1950年1月2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 2月14日结束。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原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具有决心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亲善邦交与友谊的巩固是与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合的；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得列．扬努阿勒耶维赤．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壹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壹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壹旦缔约国任何壹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壹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第二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第三条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四条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壹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第五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壹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第六条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壹年未有缔约国任何壹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壹九五○年二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与俄文书就。两种文字的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安(扬) 维辛斯基（签名）

毛主义对外扩张的始与终（下）：祸延世界与竹篮打水

    本章主要考察毛所倾力扶持的几个毛主义政党和“盟友”的情况和结局

    壹、毛主义最大试验品之毁灭：印尼“九.三O事件”

    上文提到，印尼总统苏加诺曾经是毛最好的“朋友”之壹。在本章我们将要看到他们的友谊的结局。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由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壹万多个岛屿组成，面积190多万平方公里，现居住人口二亿多。

   印尼在17世纪沦为荷兰的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领。日本战败投降，印尼宣布独立。长期从事民族独立斗争的苏加诺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印尼人民尊之为“国父”，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

   印尼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中共还早壹年，也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印尼共长期以来表面上依附于苏加诺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但同时又暗中策划夺取政权的活动。这种阴谋活动在1948年的“茉莉芬事件”中遭到挫败，党的头头及约壹万名成员被杀、被捕，事件后印尼共仅剩下8000名党员。1951年艾地接手领导印尼共产党，被迫采取与“民族资产阶级政府”（即苏加诺政府）合作、亦即从属于政府的政策。印尼共又得到迅速发展，到1960年，印尼共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1963年，党员达到200万，1965年又发展到300万人，成为仅次于苏共、中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印尼共能获得如此飞速发展，是与苏加诺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苏加诺本来就有“左倾”的倾向，对共产党采取容忍、姑息甚至扶持的政策，而印尼共对他表面上亦很恭谦、顺从，故不少印尼共产党人被吸收参加各级政府的工作。双方似乎没有任何芥蒂，合作愉快。

   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加诺和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壹样，很快与中国搭上关系，并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建立了个人“友谊”。中共领导的“开明”、“豁达”令他们感到惊喜和意外，与中国的关系迅速升温。

   与共产党大国的友好关系反过来促使他们对本国共产党采取更加宽容、友好的政策，苏加诺大量接纳印尼共产党人进入他们中央和地方政府，大有与他们共同执政、“和平过渡”之势。印尼共产党人也沾沾自喜，他们自恃与总统的特殊关系，认为“接班”只是迟早的事。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就公开宣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印尼共产党是最有权威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壹个党，因为印尼共产党参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而且具有实行各项政策的实际能力。”

   而从苏加诺来说，他并非对印尼共毫无戒备和防范之心，他只是想通过自己与中国、与毛泽东的特别“友好”关系，促使印尼共更加信赖、拥护自己，加强自己的地位；另方面，也希望通过毛、周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印尼共施加影响，约束印尼共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知道，中共与印尼共是“上下级”关系，中共是印尼共的直接领导者。他相信凭借他与毛的友谊，中共不会允许印尼共产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这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政治水平”，看起来苏加诺连共产党的ABC都没有学到，对毛泽东更是壹无所知。这就注定了他未来的悲剧结局。

   同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艾地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靠毛，忠实执行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么，印尼共也可能壹帆风顺成为印尼议会中的第壹大党，单独或与别的政党联合执政，走北欧“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艾地本人也就成为本国的政治领导人之壹，平安而风光地度过他的壹生。总之，以后那血雨腥风、山河呜咽的壹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然而艾地选择了毛，选择了毛主义，这就是历史悲剧，不可更改的悲剧。

   我们说苏加诺坚信他与毛的“友谊”，坚信毛不会让印尼共来造他的反是有根据的，有壹件事足可以窥见当时苏加诺对毛中国的友好到了什么程度，1965年1月，印尼政府发表声明，鉴于联合国没有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表示抗议，印尼宣布从即日起退出联合国。真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了。（“9.30事件”之后，印尼重回联合国）

   就在毛表面上与苏加诺打得火热的时候，他也与艾地打得火热。临近“9.30”，艾地两次到北京，秘密地会见毛。他们之间谈了些什么人，别人无从知晓。但是艾地回去之后，印尼就发生了“9.30事件”，这是由壹群少壮派军人发动的政变。很快查明，它是由印尼共产党壹手策划的壹场全国性全面武装夺取政权事件。

   直接参与“9.30”行动的少壮派军官，为首的叫翁东，时任总统卫队第三营营长，中校军衔，是苏加诺最信任的亲随之壹，实际上翁东也是印尼共产党最忠实的党员；其余还有：马尔佐准将（司令），拉蒂夫上校（旅长），苏纳诺中校（团长），等等，他们都是印尼共党员或忠实同志。

   事变的简单经过如下：

   1965年9月30日深夜，以翁东为首的政变军人调集四个连的兵力，在雅加达郊区的鳄鱼洞集结后向首都进发，凌晨抵达雅加达立即按计划分别行动，先后对包括印尼国防部长、陆军司令在内的7名高级将领实行抓捕，在抓捕过程中只有国防部长逃脱，壹名副官冒充国防部长被抓。政变者立即将抓获的6名将领和冒充的国防部长处死。与此同时，政变者分派的部分兵力占领了总统府。当晚苏加诺总统未在总统府过夜，闻知发生政变他立即转去了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哈利姆空军基地。

   就在首都发生政变的同时，印尼其他重要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政变，各地政变上台的新领导人立即发表声明，支持首都雅加达的兵变。事情已清楚表明，这是壹起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统壹暴动。

   残杀了6名军队领导人，控制了总统府之后，翁东等人自以政变成功，立即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广播讲话称：为了免受由美国中情局扶持的军内当权将领的压制，他们逮捕了这些将领。苏加诺总统则已经受到了他们的保护。随即公布了壹份“印尼革命委员会”名单，在全部45名“革委会”成员中，囊括了印尼各主要政治势力和各界代表，且原政府中的官员几乎占了壹半。但令人奇怪的是，唯独没有苏加诺总统的名字。至此，这次政变的“倒苏”性质也己经明白无误。

   直到此时，政变者还想麻痹、利用苏加诺，他们派人到哈利姆空军基地与苏加诺会谈，要求苏总统表态支持“革命”。但据称，苏加诺壹直拒绝表态。

   后来的学者认为，苏加诺没有表态支持政变者，是“9.30事变”成败的分水岭。

   然而，更直接更关键的原因则是：兵变领导人忽视了壹位极端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正是这位将军迅速使局势倒转过来。

   当收到政变的广播后，苏哈托立即召开会议，会议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制造了这起政变，并躲在幕后指挥操纵。苏哈托当即宣布接管军队指挥权，命令全国各军区立即控制局势，镇压叛乱，同时调集部队向雅加达进发。10月1日下午6时，苏哈托的部队抵达首都，翁东的叛军几乎没有抵抗就向哈利姆空军基地撤逃。苏哈托的部队乘胜追至哈利姆，第二天上午，叛军溃散。“9.30”政变前后不到两天，即以失败告终。

   当“9.30”政变“成功”的消息报到北京时，北京正为外宾在天安门举办国庆焰火观赏晚会，其中有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主席、副主席、空军参谋学院院长等要员100多人在场。周恩来决定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客人们。10月1日当晚，周恩来对著人群宣布：据外电报道，9月30日晚，雅加达发生重大事件，总统警卫营采取行动，挫败了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周恩来这个论调后来成为中国报道“9.30事件”的统壹口径，直到40年后官方的调子仍旧如此，从中人们可以窥见中共新闻“真实性”之壹斑。）印尼来的客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面面相觑，惊愕不已，立即离开广场回到下榻的饭店。

   由此可见，9.30政变选择的时间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政变者选择这个时间动手，壹是印尼政界的重要人物，即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主要成员都在北京，等于事前全都被扣作了“人质”，政变成功后不怕这些人不支持新政府，因为他们都成了“瓮中之鳖”；二是趁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向毛及其他中国领导人报喜、献礼；三是政变成功后，新政府的成立日期恰好也是10月1日，这个日期理所当然定为新的“国庆日”，而这个国庆日刚好与毛共中国的国庆日重合了，岂不更能显得“主仆壹心”，更令毛心花怒放？

   可惜，政变者如此煞费苦心的计算却没有计算出政变的失败机率，结果是壹著失算，全盘皆输。

9.30事件后，新上台的铁腕人物苏哈托立即开展了对兵变者及其幕后人群的大搜捕、大清算。经过壹番清理，9.30事件的迷雾终于初步廊清，真相显现在人们面前：

谁是这场政变的真正策划者和领导者？这是人们首先关心和要弄清的问题。印尼军方自始至终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是全部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和实施指挥者。又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材料和对政变领导人的审讯记录，查明发起9.30事变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东、拉蒂夫（上校旅长）、苏约诺（中校团长）、夏姆、波诺。前三位是前面已提到的少壮派军官，后面两位是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情报局局长和副局长，此二人是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指挥者。

   据知情者披露，印尼共中央的特别情报局是个极端神秘、地位特殊的机构，连政治局委员都对它不知情，它只由党主席艾地壹人所掌控。因此，夏姆、波诺所作所为，完全代表艾地。美国中情局的结论是：“印尼共产党在政变中起著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作出的。

   人们想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已知的是：翁东等人的背后是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特别局的背后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艾地的背后又是谁呢？政变前艾地两次到北京造访毛，谈的什么？难道如此重要的行动，艾地不请示毛？毛又给了什么指示？但迄今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或者根本就没有留下文字材料），这也许是永远的秘密了。不过他们谈的内容有壹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壹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不得将中共和毛扯进去（背黑锅）。老奸巨猾的毛当然会想到这壹点。但是不管怎样洗刷，人们都已清楚，艾地追随毛，决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则是这壹切问题根源。

   鉴于9.30全国大暴动手段十分迅猛凶残，所以，后来受到的报复也十分残酷。据事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整个事件中死亡人数为8.7万；而美国中情局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接近25万。也有人说死了30万。这些死亡者当然绝大多数是参与政变的共产党人。号称300万党员的印尼共产党，自此彻底地消失了。还应该特别提及壹点的是，华侨在这次事件中受的打击特重，这大概是因为印尼军方认定中国是这次叛乱的后台和乱源，而当时华侨中确有不少狂热的拥毛分子，他们主动参加了印尼共发动的这次暴乱，军方把仇恨挥洒到壹切华侨身上，掀起了壹次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无辜的华侨成了毛主义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在9.30事件中和事件之后，毛和中共领导人的表现十分耐人寻味。起初，收到了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政变成功”的大好消息，周恩来宣布这壹消息时欣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还来不及庆贺，仅仅过了壹天多，事情就急转直下，大好消息变成了满盘皆输的坏消息。随后更是政变领导人被捕、被处死的“噩耗”，特别是11月22日艾地被捕后几小时就被处决，令毛悲愤不已而又无可奈何。据有关资料，毛壹怒之下曾说要派几个师去收拾印尼反动派，可在旁的大员告诉他，那儿隔著太平洋，中国的海军运兵船还未出海，就会被美国的第七舰队“收拾”了。毛清醒过来，只能望洋兴叹了。

   随著对事件调查的深入，印尼军方宣布掌握了中方卷入事件的证据（这是肯定的，可惜笔者迄未获此资料）。于是，愤怒的印尼民众不断到中国使馆示威游行，逐渐演变成暴力事件。同年11月2月起，连续发生数千上万民众袭击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其他机构事件，30多名中国外交人员被打伤，使馆财产被砸，中共的国旗被当众烧毁。1966年3月25日，印尼政府宣布“暂时查封”中国新华社印尼分社。愤怒的民众继续到中国使馆闹事.....不得已，中国政府将驻印尼大使召回。后来在文革中，在中国和印尼都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相互斗殴、打砸事件，是为9·30亊件的直接余波。

   在艾地被捕并被处决大约壹月之后，悲愤莫名的毛强抑心中悲痛，写了壹首词悼念艾氏，充分印证了毛与艾地的亲密、特殊关系：

   卜算子 吊念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雕残。

    残固不堪残，

    何须自寻烦？

、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落款的日期是1965年12月

   毛泽东壹手葬送了“艾地同志”，却在词中假惺惺地反问：“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雕残？”又不甘失败，梦想印尼共东山再起：“蓄芳待来年”。可是历史永远抛弃了这位“笑在百花前” 的毛主义急先锋，也埋葬了印尼共产党。毛只能永远沉浸在他的复辟梦想里聊以自慰罢了。

   再说那位曾经与毛泽东有过轰轰烈烈“友谊”的苏加诺，事变之后怨恨有加，与毛再无往来了。兵变之后，苏加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他虽然是被兵变者推翻的对象，但他长期以来对印尼共的纵容和姑息养奸，成了人们攻击的焦点；他还与印尼共产党的后台中共和毛打得火热，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九.三O事件之后，苏加诺仍然苦撑著干了壹年半总统，可其风华不再，不再受到举国的荣宠，而是处在悔恨、焦虑的漩涡之中。期间，苏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外长）写过壹封长信，毛等也绞尽脑汁给予了回信，但均未公开，故无从置评。但是中共当局为了给苏氏回信，居然动员了全部智囊和御用文人，反复磋商、反复修改，可见其“问题”之严重和复杂，又不能公之于众，足见其不可告人的难言之隐。

   1967年3月，苏加诺辞去总统职务。1970年病逝于雅加达。

二、“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熄灭

   1963年7月中国与苏联公开撕破脸皮之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迅速升温，双方妳来我往，互致问候，频送秋波，相互吹捧，渐入佳境。1966年，毛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放眼全球，招来壹片斥责之声。独有这个“社会主义明灯”又跳了出来，为文革大声叫好、加油！这下使毛感动了，地球虽大，也就这么个知音、知己了，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多么难能可贵！毛决心要好好表彰和鼓励这个“霍查兄弟”，为这盏“社会主义明灯”加油、添劲。

   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毛觉得这是壹个很好的展示中阿两党牢不可破的“无产阶级友谊”的机会，顺带向苏联及其附属国示威，展现中阿两党“光荣的孤立”！

    毛派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康生前去祝贺。康带去了毛亲笔签名的贺电。鉴于这封贺电是难得壹见的文革佳作，特将其精华录之如下：

   “……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壹盏社会主义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壹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妳们来不过是壹抔黄土，而妳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妳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敢于同世界上壹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壹起的。我们是妳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妳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妳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革命的战斗友谊，经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壹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壹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壹边。全世界90%以上人民大众在我们壹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会孤立，我们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壹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最后许诺：“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们，壹定要团结在壹起，战斗在壹起，胜利在壹起。”

       跟著是壹堆口号。

   据说康生宣读完电文后，霍查立即展开双臂与康生热情拥抱、亲吻，然后高举毛的贺电，绕场壹周，全场随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欢呼声。壹首颂歌跟著响起，歌词是：

    世界上两只雄狮，

        壹只在欧洲，壹只在亚洲。

    恩维尔——毛泽东，

          哥俩同根生！

    这壹幕是典型的“毛泽东——霍查式”的狂吠，虚张声势，色厉内荏，极尽肉麻、狂暴之能事。这种令人作呕的演出在今后人类历史中可能很难再见了，所以特录之以为存照。

    接著便是毛将中国人民的膏血源源不断输送去点亮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为了笼络住这个欧洲这个小小的帮凶、走卒，也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毛不顾当时中国接连不断的灾难：三年大跃进、文革带来的全国性生产停顿、经济崩溃，强令全中国人勒紧裤带，节衣缩食，用中国人民的血泪去换取这个异邦小丑对自己的赞颂。

   毛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不仅仅是简单的给钱。为了打脸充胖子，壹些国内紧缺的物资和自己不能生产的高精设备，都要先行满足援阿的需要。其中有壹个援阿项目，为了按期交货给阿方，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100多个单位参与攻关、试验，建立了专门的试验工厂，为此有两名中国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1962年，中国还在大量饿死人（内部公布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751.8万人），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向中国索要粮食，先找到外贸部长李强，李强表示有困难（中国正在饿死人）；对方便找到刘少奇，刘少奇知道这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是毛的宠儿，不给是不行的（不给对方必然会去找毛），这时正好中国为了缓解国内饥饿从加拿大进口了壹百多万斤小麦，刘于是命令正在驶向中国的货船转驶向阿尔巴尼亚，绰绰有余地满足了阿方的需求。

   对于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的“无私援助”，大概来得太容易了，阿方并不珍惜。中国运送到阿国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任其雨打风吹，锈迹斑斑。中方派去阿国的援阿技术人员（前后共约6000人）知道国内的情况，看到对方如此对待自己的心肝宝贝，心疼得直掉眼泪。可是，阿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有了中国的援助，阿国的人们不知道粮食肉类和生活用品的“定量供应”为何物。不过他们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壹心想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看齐。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壹边般老百姓还不知道“电视”为何物，阿国却提出要中国帮建电视台，让他们城乡普及电视。阿国没有化肥，中国去帮建了壹座年产20万吨化肥的工厂，使阿国平均壹公顷地拥有化肥400斤，不仅远远超出中国国内施用化肥水平，也大大超出了对方的实际需要。

   可是，霍查的阿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尽管有了中国如此慷慨援助，但他们的生产能力却并没有多大提升。阿国能生产的壹些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质劣价高，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于是由中国“包销”。前文提到的阿国生产的沥青，中国只好掏钱买了用飞机送去东南亚的丛林，用于帮助另壹个“国际友人”老挝修公路。中国帮助阿国建了个纺织厂，可阿人没有种出棉花，无奈，中国只好用外汇从埃及买了棉花送给阿国的纺织厂做原料。

   可是谁也没想到，如此大公无私、如此舍己为人的援助，不但未得到阿国的感恩、回报，反而最终招来了对方的鄙视、咒骂。

   原来问题不是出在经济上，而是出在政治上,阿方严肃指出：中国耍两面派，开始背叛、践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中的壹些神圣原则。

   第壹件事是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以为可以借此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于是在当年的“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以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而我们坚强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却表示坚决不去。对比阿小弟，中共确实有些理亏，自愧不如，只好对小兄弟的责骂装聋作哑了。

可是那次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什么也没捞到，反而招来苏联国防部长要周、贺“搞掉毛泽东”的“策反”，弄得不欢而散，代表团提前回国。于是中阿和好如初，继续共同“反修”。    

可是不久又出了第二件事。1969年9月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去世，中国、苏联、阿尔巴尼亚都派了代表团去越南河内参加吊唁和葬礼。这时正当中苏珍宝岛冲突过去不久，苏联要给中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影犹存。中国急于与苏联改善关系，以保自己的平安。所以，周恩来在河内与苏联总理柯西金握手，在北京机场又与柯西金会谈。哪知这些举动却激怒了坚决不肯与修正主义同流合污的阿尔巴尼亚小兄弟！霍查这头“社会主义雄狮”决定给毛泽东这头“软狮” 还以颜色：他宣布不派代表团参加北京的建国20周年庆典，以示对中国“失节”的惩罚。

   这头“小雄狮” 实在有些太过自负，太不把老大哥毛和中国放在眼里了。毛于是决定也给予回应：中共不派代表团参加同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六大”。

   接下去的壹件事使中、阿关系彻底破裂，那就是毛决定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施他的“联美抗苏”的战略转变。

  当霍查得到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确切消息之后，1971年8月，便以阿共中央的名义给毛发去了壹封长达万言的兴师问罪信，全面阐述了阿方立场，指斥中方“在原则上和战略上都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云云。

   徒弟教训起师傅来了。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霍查确实左得可爱却自不量力，壹个才200万人口、又穷困不堪的撮尔小国之君，居然向8亿人口的世界第壹共产党大国之伟大领袖、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叫板！太不自量了。据说毛接到霍查的“问罪之信”，根本不屑壹顾，只是轻蔑地说：“我就是要和美国人在壹起，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妳奈何得了我吗？”

说句实在话，在中阿冲突中中方是自惭形秽、理亏气短的，而阿方确实有原则、有气节，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不过，霍查的错误也就在这里，即、他太把毛的话当回事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当年毛给了他那么多高帽，在毛看来，无非是对他的无知和疯狂的奖赏，让他充当自己的应声虫和疯狗去咬人、伤人，聊慰门庭冷落车马稀罢了。难道真要靠妳这个阿尔巴尼亚、这个霍查去打倒帝、修、反？去解放全人类？谁叫妳当真呢，如今有了新的、管用的强大伙伴，谁还要妳这个小丑般的阿国！这霍查不识抬举，不知进退，不知天高地厚，自然可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去了。

  这 霍查也没有弄清毛的为人，他以为毛是壹言九鼎、说壹不二之人，他根本不知道伟大的毛兼具虎、猴二气，惯使朝秦暮楚、背信弃义、翻云覆雨之术。

   霍查后来还喋喋不休去批判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毛只当他放屁了。

1978年7月，这时毛已死去近两年，面对喋喋不休的阿尔巴尼亚，不胜其扰的中国政府发布照会，正式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同年底，霍查向首都地拉那居民发布讲话，宣布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中国与这盏“欧洲社会主义明灯” 的“牢不可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友谊”就这样划上了句号。不久，缺了油的“社会主义明灯”就自行息灭了。    

   三、“同志加弟兄"兵戎相见

   毛共对越南的援助可谓慷慨大方、不惜血本，也可谓“仁至义尽”了。越南共产党打了20多年仗，中国就援助了20多年，直到它完成了北、南统壹大业。

   但更让人惊疑的是，就在越南共产党（劳动党）的“革命”成功，登上执政党宝座之后不过壹两年时间，中越关系就发生了颠覆性的、质的变化，由当年“壹条壕沟里的战友”、“山水相连”的“同志加弟兄”迅速变为势不两立的仇敌，终于兵戎相见，将当年两党、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变成 “血海深仇”和挥之不去的新的梦魇。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任何壹位严肃认真的研究者必须要求回答的问题，这也是壹个国家、政府应该向它的人民说清楚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从毛到后来的邓小平，乃至其后历届中国政府，在这壹问题上不是言不及义，就是有意撒谎，欺骗、糊弄它的人民。

   按照当时中国政府在1979年2月17日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的公开说法，它之所以要出兵打越南，是越南自1975年以来（即越共在全越胜利之后），不断在中越边境对中国边民和边防军进行挑衅并侵占中国领土，1975年的挑衅事件达四百多起。1976年九百多起。1978年1100起，打死打伤中方边防战士、民兵、居民200多人。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决定给予“自卫反击” 云云。

   这种宣传、这种论调让人听起来总觉得有些别扭，有点“悬”，中越在“援越抗美”中刚刚还在壹个战壕里同生死、共患难，两国的边民更是素来自由往来，从不设防，怎么壹下子就变得剑拔弩张、妳死我活了呢？再说，中国是壹个大国，越南是个小国，越南壹贯得到中国的保护、援助，怎么它壹转眼就要“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了呢？

   再说说越南侵占中国领土壹事。它为什么要侵占中国领土呢？原因中方没有说清楚。不过后来的事实很清楚，并令中国非常尴尬：在那场中越战争中有两个争夺最激烈、最著名的据点，分别是广西中越边境的法卡山和云南中越边境上的老山。这两个据点十余次易手，最后仍在中国军队手里，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英雄连”、“英雄营”“英雄团”的英雄故事，在战后还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断组织人去参观。可是后来中越两国都平静下来后，重新勘定边界，勘定之后，法卡山和老山却名正言顺归还给了越南！

   中国要打越南的另壹个理由据说是越南“排华”，即它赶了许多华侨回中国。这倒是事实。不过，越南排华远远没有达到要发动壹场战争，要派几十万大军去攻打壹个国家那样严重的程度。远的不说了，就说当时另壹个国家的“排华”，就远比越南恶劣得多，后果严重得多，那就是叫做“民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之前，在柬华侨总数达到60万，由于华侨大多从事商贸业、服务业，经济状况比壹般当地人要好壹些，因此被红色高棉当作“资产阶级”残酷打击镇压，到红色高棉被赶下台时，华侨仅仅剩下30万人。也就是说有30万华侨被这个掌权的红色高棉从肉体上消灭了！杀死我同胞30万！难道还不应该派军队去征剿、复仇吗？难道还不名正言顺吗？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去惩罚红色高棉这个杀人恶魔，反而要去保护这个恶魔，却要兴兵去攻打只不过赶了壹、二万华侨回国的越南。中国发动这场攻打越南的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拯救红色高棉这个恶魔！

   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这壹点虽然不好说明白，但还是透露了这壹“天机”。1978年11月，邓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就评击苏联和越南是“大霸”和“小霸”， 指斥越南是“东方的古巴”，并告诉它不要在柬埔寨玩火云云。可是，越南并没有听从邓氏的警告，于当年12月24日组织10万“志愿军”，以应柬埔寨救国阵线之请为名，长驱直入进入柬埔寨。平日里专门残害本国人民、丧心病狂、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顷刻间土崩瓦解，1979年1月7日，金边落入越军之手，柬共被迫遁入山区丛林去“打游击”了。

   却说这红色高棉乃毛泽东的至爱，中共的宠儿。它被推翻令邓小平气急败坏、如丧考妣，从那壹刻起邓氏集团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就不断散布越南“侵略壹个主权国家”（红色高棉）的行为“不能容忍”等等，表示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人们反抗侵略者云云，为其后出兵攻打越南制造舆论。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出访美国，为发动对越战争作最后的造势和铺垫。美国与越南进行了近20年战争，最后不得不主动撤出以失败告终。因此美国人对越南共产党肯定没有好感，如今中国要去“教训”越南，美国当然乐得坐山观虎斗，正如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言：在亚洲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斗争中，我们不偏袒任何壹方。美方对中国的行为保持默许，这也是邓对美的要求。

   邓小平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公开表示，中国将对越南发动军事打击，以“惩罚”越南，支持“民主柬埔寨”（复辟）。但鉴于中国与柬埔寨没有边境线，中间隔著老挝，中国不可能直接派兵进入柬埔寨，故只能采取类似“围魏救赵”的方法，在与越南交界的中国广西、云南出击，突入越南北方，对越南首都造成威胁；这种情况下，便有可能迫使在柬埔寨的越军回调增援它的北方前线，从而解除对红色高棉的压迫。使红色高棉得以起死回生，重返金边。

   以上就是邓氏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和如意算盘。

   现在应该回答那个“民主柬埔寨”是否值得去“支持”、以及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否“合法”的问题了。

   答案是十分简单而明确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是壹个及其残暴、极其反动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集团，以今天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观判断，不论以何种标准，它都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和理由，壹个简单不过的事实是：在它上台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它把自己的600多万人民消灭了近200万，而且还在继续消灭中.....（有关红色高棉的滔天罪行，在后文揭露）。

   即使不按今天的“人权”、普适价值标准，仅以越南“入侵”的理由而论，越南的行径不仅不应该谴责，反而值得肯定和赞赏。

   首先，越南是为被红色高棉杀害两万同胞——越侨报仇。越南这两万侨民全部被红色高棉残忍地、毫无理由地杀害了，难道作为本土政府，不应该为自己蒙冤的同胞伸冤报仇吗？（中国政府则采取相反的方式，积极协助红色高棉杀害自己的同胞，直到红色高棉被推翻后，中国驻柬大使馆人员仍然无耻地尾随红色高棉上山“打游击” ，开创了根古未见的奇闻）

   越南对红色高棉动武的另壹个理由是：它是应柬埔寨军队中壹部分成员（韩桑林、洪森等人），亦即柬“救国战线”的请求来铲除强暴、救民水火、匡扶正义的。

   实际情况也大略如此。波尔布特等人丧心病狂，学习并实践毛的“继续革命论”，大规模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也不断地对军队和干部进行清洗和杀戮，韩桑林等人不愿坐以待毙，竖起了叛旗，但因力量弱小，只得投奔越南求救。

   为什么不能匡扶正义呢？为什么不能对丧心病狂的恶魔进行反击呢？谁是谁非，人民群众才是最终、最权威的裁判者。当越军进入柬境后，上演了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壹幕：柬埔寨人民没有帮助柬军抵抗，也没有跟随红色高棉逃往山林，而是壶浆箪食以迎越军，他们载歌载舞，发自内心庆祝自己从柬共的魔爪下解放出来重新获得新生.....。

   越南是壹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单凭这壹点，我们不可能给它作出太高的评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它拒绝毛式暴力土改——毛式阶级斗争的罪恶之源，就说明它还存在人性；黎笋集团在中苏对抗中选择苏联而不是毛和中共，也就说明它不愿搞极端反动、毫无人性的毛式社会主义。其时苏联虽然是个“邪恶帝国”，但它却宣布它是个没有阶级的“全民国家”，宣布苏共是全民党，并且奉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外交方针。这起码在表面上要比要不停地斗、不停地杀、不停地“革命”的毛主义要好壹些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苏联和毛中国之间，在越南和红色高棉之间我们只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另外，越南在这场战争目的达到后，就主动从柬撤出，说明它并没有领土野心。

   这样，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的非法性和反动性就清楚地暴露无遗了。邓为什么对那个十恶不赦的红色高棉被推翻气急败坏、不惜以数万中国士兵的生命去陪葬呢？原来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和邓小平壹样，都是毛的门下弟子。邓把红色高棉作为当时中国在东南亚乃至亚洲的最亲密的“战友”，最忠实的“同志”，所以，他才把这个毛这个正宗嫡传被推翻当作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试图扭转乾坤，救波尔布特壹命。这首先表现了毛、邓、红色高棉确壹丘之貉的本质。

其次，邓在那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中（不是什么“自卫反击”，而是地地道道的侵略），还反复表达了他极端反动的壹个毛主义观点，就是任何“主权国家”都享有不受限制的对人民的统治权，杀戮权，邓反复宣传越南对壹个“主权国家”进行侵略，必须受到惩罚，但是对红色高棉的罪恶则闭口不提。在邓的眼中，“主权是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民的权利，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则视之如粪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都充分表现了邓的极权主义者本质，由此可知，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也就绝对不是偶然的了。    

现在我们应该讲讲那次所谓自卫反击战的情况和最后结局了。

   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党内通知。17日清晨，战斗打响。按中共的说法，中方17日投入的总兵力为17个师，22.5万人，同时在广西和云南的中越边境线向越南六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这只是最初中方的兵力配置，后来有大量增加。）

   中方以绝对优势兵力发动的这场攻势，并不如它自己吹嘘的那样“势如破竹”。战斗打到18日中午，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谅山的进攻全部受阻，在增调了几个师和百多辆坦克之后，才于19、20日重新开始进攻，不过进展依然非常缓慢。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见，高平、老街等都是中越边境上的小镇，距中国军队进攻出发地不过举目之遥，如果攻击顺利，应该几小时内即可占领。可这些地方都经过十来天的苦战才得以攻克。中国此次战争攻克的最大的市镇是谅山，其实它离中方边界不过30公里，坦克壹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可居然经过了18昼夜的苦战，最后聚集了十多万兵力才把它拿下。所以，外电对此次邓小平大动干戈的评价只－句话，那就是：

“解放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了。”

可见，这场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役，并没有达到中共预期的向全世界炫耀武力的目的，反而暴露了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

   谅山刚刚攻克，中共中央军委就立即下达撤军令。可见这时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慌乱和惊惶。这主要是由于害怕引发北方强邻的报复所致。1978年11月3日，已经预知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越南，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条约规定签约的壹方受到第三方攻击时，签约的另壹方有以军事手段支援之义务。中国的进攻于1979年2月17日打响之后，苏联即于18日发表声明，称：“苏联将履行根据苏联和越南友好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但据中国研究，驻扎在中苏边境的苏军44个师要完成进攻中国的准备，需要14天或者更多壹点时间。也就是说，苏联留给中国攻打越南的时间不过是半个月或者多壹点。超过这个时限就有引发苏军直接干涉的危险，那样的后果将是中国不堪承受的。所以，3月4日中国军队攻下谅山这个主要边境城市之后，邓小平立即下令撤军。在此之前，为了避免苏军“误判”，中方有关人士在2月24日通过日本共同社记者向苏联“交底”，反复强调邓小平已表明这场战争的三个原则：壹、有限的，二、不长期化，三、不扩大。2月27日，邓本人又对美国记者作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谈话，其目的显然也是告诉苏联领导人：我“教训”壹下越南就撤，妳不要误会，千万不要出兵。

   由上述可见，中共在这场战争中色厉内荏的本质。

   还有壹点是，战争开始以来，国际舆论几乎是壹边倒地谴责中国，中国承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据中共的新华社2月22日统计，在所有国家中，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的只有那个已被赶下台、在丛林打游击的“民主柬埔寨”，即红色高棉。声明不表态的有葡萄牙。

除此之外，所有国家都对中方表示谴责，要求中国立即撤军，或者要求中、越双方撤军，或呼吁停战谈判等等。由此可见，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真的是“失道寡助” 甚至“无助”了。

   直到3月4日下达撤军令，越南在柬埔寨的10万大军没有壹丝回调的迹象。即是说，邓小平发动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没有达到，他救不了红色高棉这个小兄弟。

   但是此时邓管不了这些了，他发动此次战争其实还有壹个目的，就是通过战争把中国的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以便进壹步把政权抓到手（这个目标后来实现了）。他最担心的是苏联从北方打进来。1969年那次北方强邻已经作出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壹劳永逸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后来幸得尼克松救驾，才涉险渡过危关。如果此次引发与苏联的全面战争甚至核大战，美国佬肯定不会舍命救他了。

所以，后来中国的撤军简直如同逃离，越共趁机进行全国总动员，尾追不放，据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在撤退中的伤亡比作战损失更大。（关于这次战争的伤亡，中方只说消灭了对方壹万多人，俘虏壹千多。己方的损失则无可奉告。据知情者估计，中方伤亡在5万人左右）。

总之，这是壹场得不偿失的、失败的战争，不论在道义方面或军事方面都是如此。当然，邓小平不在乎这些，死再多人对于他来说毫不在乎。而且，通过严密控制、垄断信息，他完全可以向被他统治的子民把失败说成“胜利”。最后，达到了政权由华国锋转移到他手里的目的。

   后来，红色高棉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断曝光，引起了全世界、全人类的公愤，很多国家提出要将红色高棉领导人拉去联合国公审。这时占据了安理会常任理事职位的中共，它利用手中的否决权硬压下去了，旋又软硬兼施，百般保护些残余的恶魔。这正好证明了它是红色高棉的同伙和后台，也说明了中共发动那场战争的真正目的。

   （四）、毛主义的正宗传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的疯狂与毁灭

   在毛扶持起来的所有毛主义组织中，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是最得毛的真传、也最受毛宠信的壹个。1975年4月17日波尔布特带领柬共军队攻入金边，夺得了政权。两个月后的6月21日，波尔布特以学生和衣钵继承人的身份来到北京，向他由衷敬爱的导师毛泽东汇报他执政两个月来取得的骄人成绩：实现了无城乡差别、无体脑差别、无商品、无货币、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建成了“超级社会主义”红色柬埔寨” 等等。毛泽东在听了他这位几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能干学生的汇报之后，不由得感叹道：“妳们做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位很少称赞他人、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服输”的“世界革命领袖”，第壹次在他自己的学生面前认输了，自愧勿如了。

   获得毛如此赞赏、如此“殊荣”的波尔布特，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究竟建立了什么丰功伟绩？

   波尔布特（原名沙罗绍特），1925年出身于柬埔寨磅同省壹个富裕家庭，家中拥有20公顷（合300市亩）土地。青年时期波曾赴法国留学。1950年夏天与十几位留法的柬埔寨同学组织了第壹个海外“柬埔寨马列主义小组”。1952年回到柬埔寨参加抗法丛林游击战争，同年潜入中国南方，加入中共在南方的壹个培训基地，接受军政速成训练。中共以此种方式介入了柬埔寨和东南亚的赤色革命。

   此后，波尔布特成为职业革命者，1962年柬共第壹位总书记被杀之后，波氏继任为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他游走于柬埔寨、越南、老挝之间，并几次进入中国，或接受训练，或学习中国的革命理论，逐步成为了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1967年，他效仿毛泽东的“秋收暴动”，在柬埔寨的萨德兰搞了壹次农民暴动，可惜失败。

   但是，柬共的共产主义革命总的来说并没有在国内产生大的影响。当时的柬埔寨叫高棉王国，是壹个有著两千年历史传统的封建王国，国王西哈努克很得人心，人们过著平静而怯意的生活，对外界的事物并不关心，参加柬共武装斗争的柬人更是寥寥。

   不过，对西哈努克来说，他已经感到了共产革命的威胁。这时，柬的两个邻国，越南和老挝已经处于共产党夺权的战乱之中，战火随时都可能蔓延到柬境内。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西哈努克采取了两手策略：壹方面，他加大对柬共的清剿力度；另方面，却主动与柬共的上司、后台苏联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试图通过这种关系让苏、中对柬共加以约束，求得与共产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

   然而正当西氏进行这种危险游戏时，他自己的队伍却发生内乱了。 以原首相朗诺为首的壹批“右翼分子”认定国王日益“左倾”，国家政权有被共产党夺取的危险。于是，在1970年3月18日，趁西哈努克在苏联访问之机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废黜国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

  朗诺政变迅速改变了柬埔寨乃至印度支那三国的形势。之前，毛共因为碍著西哈努克的面子，只能暗中支持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革命，现在好了，既然政权已经转移到朗诺等人手里（毛和西哈努克都认定朗诺是美国的“走狗”），就可以名正言顺在柬埔寨大搞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革命”了。波尔布特也由后台走到前台，直接去指挥这场革命。

   那么，如何处理西哈努克这个友好的“国王”呢？毛的策略是充分利用，到最后关头才甩掉他。

   于是，在朗诺政变的第二天，中共便邀请由苏联飞抵北京的西哈努克，故意给予最高规格的欢迎，随即安排在北京长期当超级“寓公”。目的是拉西氏留在中国，与毛共同高举“反美”大旗，而将柬国内交由红色高棉去“革命。

   接下来，毛便以西哈努克之名邀请越南、老挝召开印支三国领导人会议，因为西哈努克的非共产党身份，使得这场三国反美行动兼有更多“民族性”的特色了。

   为拉拢著西哈努克，毛不惜代价，给西氏超级帝王享受，他给了西氏配置了七个厨师，七个糕点师，出行配壹辆专列，两架专机，西氏爱吃的鹅肝用飞机从法国运来。毛对壹切他认为的友人都出奇的慷慨：慨国人血汗之慨，赚壹己之名。

   在柬埔寨的国内“革命”方面，西哈努克也被利用。毛决定这场战争仍然打西氏的旗号，成立壹个叫“民族统壹战线”的组织，叫西哈努克挂名当头，因为这样对民众更有号召力。另壹方面，中国则全力武装柬共，中国的援助只给柬共，不给西氏的壹派，军事上由波尔布特统壹指挥。

   对于西哈努克来说，现在最耽心的是这场“革命”成功后，毛和波尔布特怎么处置他。他的最大愿望是战后在柬埔寨保持虚君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让他当个挂名的国君。关于这点，毛曾经表示过同意。

   毛看透了西氏的心思，为他安排了壹场演出，以消除他的顾虑。

   1974年4月2 日，毛在中南海召集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的前首相宾努亲王、以及柬共领导人乔森潘、英萨利，为双方安排“后事”。

   毛先问乔森潘和英萨利，柬共的革命成功后，对西哈努克和宾利两位亲王是团结还是打倒？乔森潘回答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英萨利也表示，要团结所有阶层的人们。

   西哈努克主动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国家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们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动乱，我们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对他们的表态表示满意，告诫他们要团结大多数人，形成壹个拳头，打到金边去。

   这次安排似乎为西哈努克解除了后顾之忧，毛也向西氏作出了应有的交待。 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壹场预设的骗局，其中包含著变数。    变数就在于毛不叫波尔布特参加这场会见，而只叫乔森潘和英萨利去，就是为未来波尔布特翻这个案留下余地。因为谁都知道，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壹切由“壹把手”说了算。壹把手之外的任何人说的都是不能算数的。这点乔、英二人也清楚，不过既然毛叫他们演戏，他们就只能扮演自己的角色。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波尔布特不会同意这种安排，他也不好强迫波氏按自己的意思办。而且波氏那种“彻底革命”的精神，与壹切旧制度、旧文化彻底决裂的勇气，又都是从自己这里学得的，是正宗的毛主义，毛不能否定自己，也就不能否定波尔布特。

但对西哈努克是壹个特例。也可能毛真想给西氏保留壹顶王冠，毕竟只是壹顶王冠嘛，没有实权。然而波尔布特连这个空衔也不给，因为这与柬埔寨共产党的革命宗旨不符。于是毛只好求其次，找来两位说了不算数的领导人，把西哈努克糊弄壹番......。

   在这场会见中也可以看出西哈努克确实有些糊涂和壹厢情愿，比如他说：“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们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但是柬共的“壹号大哥”是波尔布特而不是乔森潘，在柬共当权的情况下，只能由“波尔布特和他的领导班子”掌握政权，而不可能由“乔森潘的班子掌权”，除非乔森潘能取波氏而代之。所以西哈努克的这句话不是糊涂就是就是有意离间柬共。

   果然，红色高棉执政后，毛示意由张春桥按自己的意思帮柬制定了壹部保留国王名号、由内阁掌实权的宪法。但是波尔布特在审查时删去了这些内容，波要搞彻底的共产主义。毛已经“仁至义尽” 了，爱莫能助了。西哈努克无法，不得不表示拥护新宪法。同时赶快递交了“辞呈”。这时波尔布特在核心成员的会议上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西哈努克、他的妻子和革命之间形成的阶级矛盾，他不再与我们同路了。”

   西哈努克失去特殊身份后，他的四个儿子、十四个孙子以及壹些亲戚很快与壹般民众壹样被加上罪名被残忍地处死了。西氏夫妇感到危在旦夕，惶惶不可终日。大概看在毛的面子上，波尔布特没有干掉西氏夫妇。直到越南人推翻了红色高棉，夫妇俩才苍黄爬上了壹架去北京的中国民航飞机，算是死里逃生。

   对于壹般柬埔寨民众来说，就没有这样幸运了。

   波尔布特进入金边两天后，立即实施他的消灭城市的计划。在西哈努克统治的时代，人口200万的首都金边有著“东方小巴黎”的美誉。金边的人做梦也没想到，也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突然间犹如整体跌进了万丈深渊，全城人民，不管妳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妳对新政权的态度，不分男女老幼，通通在枪口的威逼下撤离城市，像牲畜壹样被赶著走向未知的远方，金边壹夜之间变成了空城、鬼城。

   据后来的计算统计，在这场消灭城市（也就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将全国城市居民驱赶去穷乡僻壤、丛林沼泽劳动改造的强迫大迁徒中，因为不够主动、不很配合而遭到枪杀，以及在途中被打死、累死、饿死、被军车碾死等等总计达170万之众！而当时的柬埔寨才600多万人口。然而这仅仅是他们苦难的开始。这些被从城里赶下乡的人们统称为“新生者”，他们被剥夺了壹切财产，没有生产资料，成了新的赤贫者，成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到了新的陌生的农村、山地、丛林，只能采用原始人的刀耕火种从事农业劳动自己谋生。但他们没有原始人的自由，他们被实行军事化、奴隶化管理。男女分开，小孩公养，分别住进各自的营地，夫妻壹周团聚壹次。晚上有民兵持枪巡逻，遇有反抗或逃跑者，轻则毒打，重则枪杀。又按规定，每30——40户农民成立壹个食堂，十人壹桌，饭菜定量，只能吃个半饱。原住地农民虽然比“新生者”地位略高壹等，但也没有私有财产，不但生产的农作物全归集体所有，自己种的瓜菜水果、饲养的家禽家畜也要归公。波尔布特又仿照毛在大跃进中的做法，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钢铁、粮食生产指标，人们象牛马般被驱赶著日夜劳动。由于生产效率极低，种的粮食不够吃，饿死人之成了家常便饭.....。

很显然，波尔布特基本上按照他在中国所学习到、所经历过、或听闻过的毛主义的壹切拿来在柬埔寨实施，但是在某些方面，他走得更远、更彻底，如消灭城市、消灭商品交换、取消货币、消灭家庭等等，因种种原因，毛泽东未能在中国大陆实施，但波尔布特基本上在柬埔寨实行了。又如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毛也未尽心愿，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仍然住在城里，而且还拿著比工人农民高得多的工资。而波尔布特却办到了，他把所有有文字的东西都封杀了，取谛了，把知识分子全部赶下乡，而且大部分都从肉体上消灭了......总之，毛能办到的他能办到，毛未能办到的他也能办到。只可惜的是，他的统治寿命太短命了点，不然，可能比毛更伟大，更史无前例……

   但波同志在壹件事情上虽然努力学毛但却学得不太好，那就是在实行“继续革命”的党内清洗方面，从1976年1月起波尔布特每隔几个月便搞壹次党内大清洗，每次清洗都伴随著成千上万人头落地。他先后发动了九次这样的清洗，不可谓不努力。可是，却让他的党内叛徒韩桑林、洪森跑到越南去了，而且搬得救兵，结果打回来夺了江山，断送了波同志和柬共的大好前程，悔之莫及！波同志只好率领全党和全军上山打游击，继续革命，实际是在深山老林里苦度岁月。1997年6月，逃亡中的波尔布特继续革命，波下令杀死了红色高棉第4号人物宋成壹家11口，结果引起宋部反叛，把波同志抓了起来。波被公审判处无期徒刑。九个月后，不知是死于疾病还是死于谋杀，总之是波同志死了，完蛋了。红色高棉也就彻底完蛋了。

毛主义这个仅存的硕果就这样收场了。不过它制造骇人听闻的罪行将永远载入史册，遗臭万年！

下面，我们且在附录里看看红色高棉罪恶之壹斑。

              附： 毛泽东想做而没做到的事情

                ——红色高棉罪恶壹瞥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壹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著壹个骇人的名字: 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壹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妳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人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壹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理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壹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壹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妳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壹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 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壹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 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壹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壹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 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壹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 月的政变和4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壹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壹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著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壹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著手无寸铁的市民壹遍遍狂呼。他们连壹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 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著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壹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壹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MR. 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壹，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壹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 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徒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壹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年3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壹个拥有20公顷土地的富裕农 民家庭，6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岁出家当和尚，12岁还俗，直到15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壹 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1950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壹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壹些人品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年8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壹条公路。这是他第壹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年7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壹个。当年他第壹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壹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壹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壹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壹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壹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壹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 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壹直把越寮柬看作是“壹个国家”、“壹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壹套铲除内奸的 “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壹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 “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波尔布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壹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壹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 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徒就是他的第壹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壹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 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壹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 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 ——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壹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壹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 队分开，吃大锅饭，穿壹样的黑色革命服，带壹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壹朝壹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妳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和钟屋杀人场
   

和壹切独裁者壹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著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壹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 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壹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壹大批曾经和他壹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 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 壹、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 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壹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壹位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壹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Svay Prey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 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 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壹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 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壹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 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著，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 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 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 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壹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 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 约珍贵的子弹，壹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DDT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 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 旁的褴褛破布。每壹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壹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 照年龄、性别从塔底壹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 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壹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妳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 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壹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 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壹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壹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壹位或者那壹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壹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妳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S21和钟屋，妳永远都不会知道和妳同壹个年代，在离妳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年圣诞节，越南10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年1月7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壹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2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壹（《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壹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壹场向著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壹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20世纪70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建国后毛式阶级斗争的新发展：

“运动治国”扫描

   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教义”。只是，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他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及其政治上的代表）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也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那主要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设计的过渡性措施，而并非将整个社会分成固定不变的“阶级成分”，然后永远不停息地叫－部分人对壹部分人进行斗争。列宁和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暴力斗争的壹面，但仍未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未将阶级斗争作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法宝。毛泽东的贡献之壹是，他不仅将阶级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法宝，而且将其作为治国安邦、推动生产建设、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唯壹动力和手段。因此全国的所有工作、所有事业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核心、精髓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专政”成了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不可须臾脱离的“空气和水”，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还在不断扩大、翻新、延伸，不断制造和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

   毛的另壹贡献是，把阶级斗争具体化为各种群众性“政治运动”。“运动”本非毛所创，也不是毛共所独有，但以“运动”作为治国的法宝，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的、主要的方法、形式，则是毛的“专利”。在毛统治中国的27年岁月里，毛就是以这种方式贯彻他的各项方针政策，实现他的各项战略任务，所以人们称其为“运动治国”。在毛登基至及其死去的27年里，各种运动可谓延绵不断，大运动套小运动，全国性运动套地区性运动，全民运动套专项运动，即使表面上没有“运动”的间歇，各种政治学习、政治挂帅、思想改造也没有停顿过，它们实质上也是“运动”。有人统计，在毛执政的27年里，光全国性运动就达72项（壹说52项），地区性（省以下）就更多，难以计数。所以，对毛主义的研究，离不开对“运动”的考察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建国后毛中国的历史，就是“搞运动”的历史。

   又按照毛的说法，他的运动从其性质上看，可以分为对敌斗争运动和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两大类，前者如土改、镇反、肃反等，后者如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还有些运动介乎于两者之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整风——反右派，开始时说是人民内部的“和风细雨”的运动，后来就变成“敌我矛盾”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了。又如文化大革命，它就更可能是涵盖“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了。其实不管是什么“性质”的运动，其本质、目的都是壹样的、大同小异的，那就是通过揪出、打击小数（5%）“敌对分子”、“破坏分子”，教育广大（95%）的人民群众，达到实现毛在某壹时期、某壹阶段的政治、经济目标或对某－群体进行改造的目的。而它总的目的无疑是巩固和强化毛和毛共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极权统治。

   本篇主要叙述建国后毛发动的主要运动，但不是全面的记述，壹方面，我们这里不是为毛的“共和国”树碑立传，没有必要事事必录；二方面，如前所述，运动太多太密数不胜数，不可能壹壹记述。我们只要把那些主要的、能反映和说明毛主义运动本质的东西交代清楚就行了。

   不过还需要说明，毛发动的反右派、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规模大，情况复杂，后果特别严重，因此各设专篇论述；在本篇，只涉及对三大运动之外的几个主要运动的扫描。

   第十三章 对农民恩将仇报：建立现代农奴制度的前哨战

作为经典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了壹代代善良的人们。这个故事流传开之后，那条忘恩负义的毒蛇大概再也无所施其技、售其奸，只能躲到蛇垌里去了。可是谁能想到，壹个叫毛泽东的人，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又上演了这个故事的扩大版，而且，这之后数以亿计被他恩将仇报的“农夫”们依然叫他“大救星”。这比那条毒蛇不知高明了多少倍，确是令人叹为观止了。

   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的背后

  正如毛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壹场当代的农民战争。毛共以其欺骗和裹胁的两手将亿万中国农民牢牢捆绑在他的内战夺权的战车上，终于靠了他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夺得了天下。这时，按理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义无反顾、最大限度地回报他的“恩人”——农民。我们听到毛共的宣传机器也都在这么说的，如，毛的“解放大军”所到之处，随即开展的“土改” 运动，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从地主手里分得了田地，使他们从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于是农民们由衷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农民成了共产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新中国的最坚定支持者……

   这种宣传听得多了，而且没有听到过不同的声音，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了。老壹代的人们早已经习惯“听党的话”， 并乐意充当共产党、政府的“传声筒”；年轻的第二、第三代只能从电影、书刊上了解过去，当然只能相信毛共宣传的壹切。于是就出现了当今不少年青人相信毛泽东主政时中国人人自由、平等，个个有工作、有饭吃、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贪官污吏……的幸福日子。

   毛当初的“解放”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特别是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几乎没有人去细究。即使近年来壹些勇敢者冲破层层言禁，大胆揭露了毛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大饥饿、大死人的事实，但那也只是针对那场运动，在此之前，农民们似乎仍然沉浸在被毛“解放”后的欢乐之中，甚至有的“反毛” 的学者也认为“土改之后合作化前”，是农民的“黄金时代” 云云。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毛共当年的“解放”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壹敏感话题终于被人提起，并且从尘封已久的铁幕中透露了壹丝阳光，壹点真相。最初敢于质疑的人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学者梁漱溟，在1953年9月间全国政协会议上，梁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面折廷争”，引发了 “龙颜震怒”，以致使毛完全失态“泼妇骂街”，直将梁漱溟骂了壹个多小时，真可谓骂得狗血淋头，痛快淋漓。之后则将梁之言论封杀，中国又成了农民幸福的天堂。

据有关亲历者回忆，当时梁漱溟根据其调查所掌握的材料，在政协会上非常不客气地指责毛政权带给农民的痛苦，指出农民与城里的工人相比较，有“九天九地” 之别，即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还要受农村基层干部的欺压..... 意谓农民过的是地狱生活。听到这里，毛终于勃然大怒，顾不得长期以来装出来的“人民领袖”、“明君”形象，撕破了脸皮，把偌大、庄严的政协会堂当作街头村巷，使出其湖南痞子的本色，对梁漱溟破口大骂架.....毛这次之所以对梁的发言大动肝火、大肆淫威，是因为梁委员正好戳中了他的软肋，击中了他的要害。因为谁都知道，毛是靠农民运动起家的，农民帮他打下了江山。毛壹贯被塑造成农民的“大救星”，是农民的“贴心人”，如今梁漱溟揭开了壹点真相，掀开了他苦心经营起来的画皮的壹角，怎不令气急败坏！如果在这个关键之处被其打开缺口，毛的谎言王国就有垮塌的危险，进而动摇其政权的根基......所以他只好不顾壹切了。

（注：有关粱漱溟与毛泽东的这次正面冲突，我们放在本书第四篇：反右派运动的附录中记载，请参阅）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都不能看到梁漱溟当年所指陈的工农生活“九天九地”的具体内涵，具体事实。可以肯定，作为著名学者、农村问题专家，而且还是毛的“老友”的梁漱溟先生，发出如此不留情面的言论是握有充分依据、充足事实的，否则他绝不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提出如此重大、敏感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在笔者所见到有关当年毛、梁冲突的记述资料中，都没有对“九天九地” 说的具体描述。现在见到的只是毛在谩骂梁时提及的壹些零星的片言只语，如“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等等。这些显然都是断章取义，且言不及义。其中只提到了壹个接近实质的问题，就是梁说毛共的农村“下级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毛对这壹问题的答复是：“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剩下则百分之十是混进共产党干部队伍里的“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坏亊都是他们干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梁漱溟提出这个农民生活太苦、生活在“九地之下”的议题，并不是“合作化”、 或“大跃进”时期，而是国人都认定农民刚刚获得“解放”、“土改”之后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认定那段时期是中国农民生活最好、最惬意的时期。

另外，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们也知道，当时工人的生活也不是什么“九天之上”，只不过是有饭吃有衣穿的低水平温饱而已。用它来对照农民的生活却成了“九天之上”的天堂，那“九地之下”的农民的苦况就可想而知了。

   遗憾的是，除了梁漱溟说了那句惹祸的话之外，至今我们仍然缺乏那壹时期农民生活真相的具体资料。不过，近年来不经意读到网上壹篇文章，稍稍填补了这壹空白，山东大学附中退休教师李昌玉先生于2009年2月17日在网上发表了壹篇文章（笔者在壹年多之后才读到它），题目叫《镇反运动研究》，全篇主题反映镇反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在那场运动中如何运筹帷幄、不断促使各级领导大开杀戒的具体言行（各种电文、讲话、指示），以及毛本人说“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 的心情。但是文章的第（5）部分：“毛泽东登基7个月就下达指示镇压农民骚动”壹节，却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和农村的情况的壹斑。

   李氏此段文章主要讲了两个事情，其壹是1950年5月前后出现的苏南（江苏南部）农民“骚动”的事件。事情直接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5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入主中南海的7个月零5天，毛在壹份题为《中共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的文件中批上壹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华东局这个《指示》原文第二项中壹段原话则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分子趁机煽动，因而引起群众性的非武装的抢粮运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便在这最后壹句的后面加上了“决不可向群众开枪”这几个字。

这个文件表明，苏南这个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发生了严重的粮荒，粮荒的原因是“因灾荒严重”即天灾；或“因秋征负担过重”即毛共政策的“人祸”。这里的“秋征”是指上年秋后的征粮，因为当时正是春末，不可能征粮。即是说因去秋征粮过重，征了过头粮导致春来群众无粮下锅。群众无米下锅，不得不赤手空拳（非武装）来“抢粮”。抢粮的规模壹定很大，所以才称为“抢粮运动”，才出动武装部队去镇压。按照毛共的惯例，即使这类事件百分之百是政府的错，即使事后被迫发给群众壹些救济粮，也要抓、杀几个为头的“煽动群众”的“反革命分子”，以儆效尤。毛写上这句“决不可向群众开枪” 决不是无缘故的，可以理解为他知道下面实际上已经开枪镇压了。毛为了摆脱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之责，故意写上这句冠冕堂皇推脱责任的话。亊实上，当抢粮己成为“运动”时，口头是劝阻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下面下面开枪了杀人，毛可以据此推卸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毛和华东局都没有壹句应实事求是地给缺粮者发放救济粮、“救人第壹”的指示。

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报告苏南地区沙川、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粮食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情况。本来这个报告正好印证了上述中共华东局文件中有缺粮农民“非武装抢粮”骚动事件的真实原因，作为最高领导，毛理应指示下面查明情况火速救人。但他却反其而行之，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持怀疑态度，指示华东局第壹书记饶漱石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叫陈“应派员详查“，然后报告他。

毛是5月12日给饶漱石发出如上指示的，刚刚过了三天，就收到了苏南区党委呈送给毛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这个报告显然不是陈丕显作的临时调查，而是苏南区党委先就作好了的情况反映。报告称苏南个城市近期出现了“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以及他们采取的对策。还谈到帮助苏南农村四十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就印证了壹个亊实，即苏南三县的灾民不是黄炎培所说的二十万，而是四十万！

   可是毛泽东仍不死心，他在5月19日给陈丕显去电，仍然要陈亲自去调查“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作等项” 实况，然后“作壹个切合情况的答复”。很明显，毛想要得到与黄炎培反映相反的报吿，以便作为驳斥这个民主党派头头的“武器”。

   终于，毛收到了陈丕显关于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的报告，毛于是叫陈亲自去和黄炎培谈，意即用事实纠正黄的“错误”。

何以知道毛对黄炎培的反映是恼火的呢？半年多之后，在毛发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暴露了对黄爱“说三道四”的极端仇视，狠狠整了黄炎培及其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出的口号是“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可以肯定，这种具有山大王特色的口号除了毛恐怕别人想不出、也不敢提的。）黄炎培本人则被批斗得焦头烂额。毛终于说出了壹句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话：“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算是报了在苏南农民问题上的“壹箭之仇”。

（文中的事实和引语据原作者说明，均取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壹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

     李昌玉在其文章中说到的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云南的边远小县，时间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主题是征粮——农民交“爱国粮” 壹亊，事情比较简单。

   永仁县是云南省楚雄自治州所辖的壹个县。根据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起义”通电，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0日，中共解放军进驻永仁县。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挂牌成立。新政权建立后首抓两件大事：剿匪和征粮。剿匪是军队的事，暂且不论，这里只说征粮。

   新政权要招兵买马，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征粮本是分内之事。问题是它的任务畸重，这大概也就回答了前壹个故事中，农民为什么要聚众“骚动”、抢粮的原因。

   永仁县是壹个小县，当时人口不详。经查，该县2002年人口为10万，那么，1950年推算人口应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人口，交粮的农民人口大约在3万左右。这3万农民1950年交了征粮1094万斤，每个农业人口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交300斤以上。这相当于每个农民大半年甚至壹年的口粮。而且这种偏远穷荒之地，亩产粮食才壹百多斤，除了口粮之外，是没有什么存粮或商品粮的，实际上是将口粮交了，吃什么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还要“补交”国民党时期未征的1949年的公粮，共计328万斤。平均每个男女老幼要再交100斤。即是说，1949年国民党时期全县征粮数为328万斤，仅及1950年共产党征粮的30%。（资料来源的《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还有壹件事情也可资参考。同样属于楚雄州的武定县，据《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壹文作者闻从善的回忆，这个县1950年征收的粮食大概与永仁县差不多。当时全县划为5个区，闻从善所在的第四区入库粮食180万斤以上，全县大约入库1千万斤左右。壹下子征来这么多粮食，存放成了大问题，因为在国民党时期全县根本没有像样的粮食仓库，所以，征来的粮食只能堆放在没收地主、土匪的住房，以及征用各种公房、庙宇内。楚雄州地处云南以西，位居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它的前面有几十万远征军在与日寇厮杀。按理，国民党应在此大建粮库，征收公粮供前方将士使用。可事实上它并没有几间像样的库房。当时征收的粮食并不多，随征随送走，县里没有建仓库的必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的县、乡机关人员很少，就更不必建粮仓了。而毛共新政权的建立，不仅食皇粮的人员激增，而且，据闻从善解释，新政权的壹切财政支付，包括人员的工薪，大部分都用征来的粮食支付。粮食成了新政权的支撑。无怪它征粮数量是过去的几倍，还要将国民党时期没来得及征收的粮食“补征”。这大概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的主要原因吧。

还可以从壹些宏观的数据看看当年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应该说，毛登基之后不久便在全国新“解放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三分之二）实行了毛式暴力土改。即以毁灭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和土地、财产，满足部分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农村中的壹部分流氓无产者对“富人”的发泄仇恨的愿望，暂时给农业注入了壹支强心针。但是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短暂调动了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新政权的横征暴敛不但使农民的贫困依旧，并且进壹步加剧。这是因为农民的增产增收远不如毛政权赋税增加的快，据官方的统计资料，1953年（土改以后的第二年）全国粮食较1950年（土改前）增加了25.4%，绝对量从2646亿斤增至3318亿斤。（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第48页的统计数据），而粮食的征、购数量则增加了100.25%，绝对量从356亿斤增加到721亿斤（数据出处同前。但必须指出，这个征购数是不完全的，因为壹部分征粮被县、乡留作“经费”了）。粮食是当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征、购量的增加则意味著增农民虽然增产却不能增收（征粮是无偿的，购粮则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值，所以叫做卖“爱国粮”）。所以，“土改后”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还可能恶化了。这也是梁漱溟敢于在毛面前讲“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而毛却未加反驳的原因。还要特别提醒的是，这时毛共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尚未施行（这项政策和制度是1953年10月之后才实施的），待到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之后，农民的痛苦便上升到壹个新的台阶。    

农民真正的苦难还没有开始呢，梁委员就指责毛政权把农民打入“九地之下”了。

   当毛把梁漱溟打下去之后，真正令农民进入“九地之下”的政策：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出台了。

   二、建国后农民角色的转换：毛为什么要实行粮食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

   已经夺得了天下，坐上了“龙廷”的毛非常清楚，农民充当共产党打江山夺权工具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更大的使命、更艰巨的使命仍然有待农民——他的政权的主力军——去担当、去完成。

   从大处讲，夺取国民党政权，毛认为只是他的事业的起点，“万里长征第壹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必须要在全世界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领导的革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亚洲。因此，他刚刚坐上龙椅之后，就策划、挑起了越南和朝鲜两场战争。

1953年3月5日，全世界的共产党头子，苏共领袖斯大林死去了，毛在心中认定，这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非他莫属，他也自觉地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任务放到自己肩上。所以从此他与苏联的关系再也好不了。  

要解放全人类，就意味著要有更多的军队，更先进的装备，更大的投入。这壹切从哪里来？过去他在野时是依靠“打土豪”、没收“资产阶级”，如今当权了，土豪早打光了。当然只能靠向他治下的子民收取。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弱小，（大的早已共产了）交的赋税不多，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产品又是中国主要出口的产品，毫无疑义，今后建立新式军队、供养急速澎胀的新政权机构、人员，乃至开展全面经济建设，主要得靠农民，靠从农民身上榨取。也就是说，过去依靠农民打天下，而今则主要依靠农民搞建设。农民的角色由为共产党造反夺权提供人、财、物，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转而成为新政权的供养者、国家建设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问题还在于，急于称霸的毛抛弃了壹般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入手，慢慢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最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的道路。这样，建设资金的需要量就更大、更急，只能壹方面压缩全国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强迫人民缩衣节食、勒紧裤带；另－方面则要农民提供更多无偿的、价廉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以“支援国家建设”。

从毛的角度看，农民也是最适合榨取的群体。毛的政权机关设在城市，他的干部也都属于“非农业人口”，城市还是国家的“窗口”，外国人常到之地，所以他必须对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网开壹面，让他们活得稍为“光鲜” 壹点，享受壹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而对农民就没有这种必要了，所以他很快就确立壹种后来被称为“城乡二元经济” 的体制，即让农民成为为国家提供积累的纯粹生产者，而不享受城市人口享有的壹些公共福利和基本生活保障。农民成了新政权下的“农奴”和地地道道的“二等公民”。

为了实现对农民的最大榨取，国家除了对农业征收高额税赋，并“动员”农民低价向政府采购部门卖“爱国粮”、“爱国猪”……等等之外，毛政府对农民的索取和剥夺还有壹条非常容易实施而又很隐蔽的渠道，那就是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暗中收取更多 “农业税”。具体办法是：当时毛中国实行由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工业、商业、流通全掌握在国家手里，政府通过国家定价方式，强迫农民以远低于价值的价格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国家则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将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农民。这壹正壹反、壹增壹降之间，就形成所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毛统治的20余年中，政府运用这种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数千亿资金，具体数额专家们估算不壹，最低为4481亿，最高为8000亿元，而在毛统治的时期，国家总共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才6000亿元，从中可见国家经济建设的资金基本上、甚至全部来源于对农民的价格“剪刀差”剥削。

   不过当时毛政府与农民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还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因为粮食是生存之本，无法替代而又不可须庾脱离，而按当时的正常方法从农民手中征、购得来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在1953年10月实施粮食“统购统销”之前，毛政府除了征收公粮之外（公粮系按田亩摊派，不可能变动太快），主要依靠半强迫、半动员式的叫农民卖“爱国粮”的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当时粮食的自由市场依然存在，自由市场上的粮价比国家收购价高得多，农民在被迫卖给政府壹部分“爱国粮”的同时，还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去市场出卖，以便换得更多收入。这样就大大制约了政府掌控粮食的能力。当时毛政府粮食供应的顺序是：首先满足对外（对苏联）出口计划需要；其次满足政府、军队人员的粮食需求；再次安排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定量供应，最后才是对农村灾区和粮食不能自给地区的“返销粮”。统计数据表明，1952年粮食年度（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下同），毛政府的粮食库存出现了40亿斤“赤字”，即支多于收，减少了40亿斤粮食库存。各地城镇都出现了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从而引起了毛和高层的惊恐。予是，壹项新的、将粮食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政策酝酿出台了。

根据杨继绳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的文章：《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中提供的情况和数据（以下有关数据均出自该文，后文中凡有引号标出者亦为该文之原文），当时毛政权面临的总的粮食形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到1954年增加到8249万；而由粮食部提供的数据，1953年的城镇人口为9182万，比1950年增长58.3%。又据该文另壹处引用粮食部粮食计划统计司的资料，1953年度，需要国家提供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这包括了需要“返销”口粮的农民和灾民），另外，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的工业设备和军事技术的计划不能减少。因此，粮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出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来统购统销范围扩大到132种农产品和经济作物）。以此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客们，曾预言中共不可能解决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主要是恶性通胀），届时必然要求美国伸出援手，他们就可趁机插手中国事务。这帮“帝国主义分子” 确是低估了中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世间最大之事莫过于死人，而毛共最不怕死人，它怎么会被经济困难所吓倒呢？死人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所以它面临的困难很快就被解决了，办法就是政府对物资和市场的强行垄断、管制，谁不听令杀无赦！如今面临的粮食困难也许比通胀更危急，但在毛的领导下，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前提是不怕死人。

   毛的“统购统销”政策出笼于1953年10月，正是刚刚把梁漱溟为农民叫苦的“九天九地” 之说打下去之后。具体制定这壹政策是中共“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陈云是中共的经济能人，战胜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由他具体领导的，现在对付粮食问题，仍由他挑头拿主意。他的办法简单地说就是，先把农民生产的粮食尽可能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进行再分配。1953年10月1日，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头向毛汇报了他的思路。10月2日，毛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通过了陈云的意见和建议。10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方法。

   据说陈云在此期间曾经向党内高层说，他搞的这个办法是“挑了壹担炸药”，“壹头是”黄色炸药”，壹头是“黑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崩溃；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选哪壹个，都是危险家伙。其实陈云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只要得到了毛泽东支持他就没有任何风险，农民有什么可怕？他们又没有枪。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这个“统购统销”办法看似简单，关键则是执行的问题。就像后来毛在“大跃进”运动中征购粮食壹样，壹纸征购令下去，便是全国腥风血雨，鬼哭狼嚎，饿殍载道，尸骨如山。“统购统销”没有达到后者的水平，但那场运动也叫中国农民永记不忘，让他们第壹次领略了“大救星”的厉害。

   像所有其他运动壹样，这场运动也有壹个非常冠冕堂皇、“壹心为民”的理由，它说政府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调剂余缺、平衡丰歉，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所以要采取这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只是向农民“收购”粮食，是有偿的，是“买卖”（只是价格由政府决定），而且是在留足口粮、种子等等之后。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若干百年之后，历史学家看到这份文献之时，仍然会断定那是毛政权在其执政之初期为人民做的壹件大好事。

   很快，这场运动就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因为当时的农民仍然是独立的个体经营户（即使入了互助组或初级社，也没有改变其私有制性质），这场运动面对的便是近壹亿农户，因此毛共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干部和壹切“吃皇粮”的人员，全部下乡，到村、到组挨家挨户去动员，去完成任务。刹时间，中国农村便鸡飞狗跳，鬼哭人嚎，当然也有敲锣打鼓、披红挂彩的，那是完成购粮任务的“报喜队”。

折腾了几个月之后，壹切终归于平静，当局宣布粮食“统购统销”取得了伟大胜利。1950年全国征购粮食总量为356亿斤，1953年征购粮总量达到721亿斤。简单地说，实施“统购统销”后，国家从农民手中要来的粮食增加了壹倍。 1954年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减产，而这个粮食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却比上年增加了21.98%，结果仍超额20亿斤完成了任务，当年征购粮总量占到总产量31.8%的创纪录水平。

1954年6月底，国家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1%。由此可见，毛和共产党真的是“战无不胜”。

   不过，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不但公报里没有提及，而且成了毛政府不可对外洩露的最高机密。然而历史总是前进的，近年来壹些亲历者通过回忆和当年壹些资料的爆光，使这场运动真相露出了的冰山壹角。

   浙江省是素称富庶的鱼米之乡。据当时的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缘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称：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发生了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征购任务更重，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但全省征购粮任务完成了112%。因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壹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壹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余杭县开扩大干部会，说到粮食征购，乡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

   有壹份《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场情况的报告》中称：“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壹至三分之二，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等死的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这当然不是壹个或几个省的情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1955年2月2日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概括了几种情况：壹、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发生了农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的农民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便在河边哭哭啼啼。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透露出壹种不满情绪，“辛苦壹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人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体性抢粮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还有：广东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

湖南全省因购粮被迫自杀者111人。

   国务院第壹办公室在1955年4月22日提供的几篇《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照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任务3300万斤，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壹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壹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发生两起群众骚乱事件。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为：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另外，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购粮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自杀者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

   很明显，这些数字极不完全，且说的极不清楚，总的说把事态和死人数大大缩小了，根本不能反映全国的情况。而且，所有反映在购粮运动中造成死人的报告，只列直接死于运动（自杀、被打死）之人，那些因“购”了口粮无以为生而饿死者或病死者全不计入。如，1955年统购统销中广西的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发生大量饿死人事件，事情被严密封锁、压制了近两年，直到1957年6月国务院第52次全体会议才宣布对广西省有关负责人（包括省委第壹书记陈漫远）分别给予撤职、调离广西等处分，地、县、区、乡特别是壹些基层干部受到党纪处分甚至刑事处分。官方公布只饿死550多人。民间和知情者则认定饿死人总数在此数十倍以上。当然实际死人数只能是笔糊涂账了。

   其实，那些在购粮运动中因为打死、逼死人而受到处分的干部也是很“冤”的，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广西那些被处分的地、县、区、乡干部就公开说：死人是统购统销政策造成的，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执行壹项国家的政策、制度。毛泽东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就公开鼓励他的各级干部要推行野蛮、残暴的农村政策，会上毛著重批判了对农民不忍下手的“良心论”，他宣称：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壹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这样壹位最高领袖的领导下， 能怪下面的干部吗！

有壹种为毛和中共的统购统销政策辩护的论调说，那是形势所逼，不得不采取此种办法。刘少奇就是这壹论调的鼓吹者之壹。刘少奇后来被称为是同情农民的“修正主义”者，但是，在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时刘说：

“现在我们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么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所以，他的结论是：农民种田种粮就是不能让他们吃饱，农民吃饱了其他人就得挨饿，统购统销，强迫命令完全必要！——这其实是壹种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生产的粮食都不能自给，按照刘的这种逻辑，那些国家的人民都会饿死！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不但没有饿死人，还生活得很好，因为另有避免死人的办法，比如，适当减缓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提高粮食价格来刺激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当然更不能在本国人民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出口粮食！

   但是在毛和中共却不考虑这些办法，在他们看来其他办法都不如暴力征购简单有效。至于征购之后农民的口粮不够怎么办，按毛的说法是：农民应该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实行“瓜菜半年粮”。总之保证其他人先吃饱第壹。这大概就是他与梁潄溟辩论时说的“大仁政”。在毛的领导和教育下，中共的各级干部都已经“毛化”了，他们按照毛的要求都将“良心”丢给狗吃了。比如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作有关粮食工作的报告时就说：只是地主、富农在闹缺粮、搞破坏。接著又说：

   “农民叫喊缺粮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粮食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于是，全国统壹论调：说农村缺粮都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捣乱；是农民自发势力在乱叫喊。所以，对壹切“抗购”或“造谣”说饿死人的人要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大规模因购粮骚乱的事件，云南也发生了多起死人和暴力抗粮事件，都被作为“反革命暴乱案”残忍地镇压下去了。湖南常德地委明确规定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各地还纷纷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专管打击“破坏统购统销”的“犯罪分子”。四川德昌县的“保卫办”，在1954年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四川石柱县的“保卫收购办公室”在1953年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福建省邵武县1954年在粮食统购中发生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处决16人，判有期徒刑56人，管制9人。

伴随著血腥镇压，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畅行无阻，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共产党连有几百万军队的蒋介石都打败了，区区几个手无寸铁的闹事者，怎是其对手！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广西平乐地区饿死人事件被压了两年才公布和处理，因为当时必须维护“说农村缺粮、饿死人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造谣破坏” 这个全国统壹口径，必须对壹切阻挠、批评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实行坚决镇压！

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但我们高瞻远瞩、有备无患的领导人，认为还不够，还要征购更多的粮食，要尽量减少粮食销售，以增加粮食库存。在1957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为粮食库存不足叫苦，提出国家应储备可以应付两个灾年的粮食库存，大概需要480——500亿斤。于是，粮食征购工作主要朝著增加库存的目标奋斗。直到后来的大跃进，仍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于是就出现了壹边是太仓之谷，陈陈相因；壹边是饿殍枕藉，尸横遍野。太仓之谷是不能动的，做什么呢？据说是用来“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毛泽东的“大仁政”。

   然而，统购统销运动也给毛壹个很大的教训，在开始实施的头两年，他的政府要面对壹亿农户去搞征购，去挨家挨户动员，翻箱倒柜搜粮食，这个工作量太大了，难度太大了，它占用了政府当时全部人力、全部资源，岂能是长久之计？

   于是，壹个早已形成的决策在毛脑海里提前实施：必须尽快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到半年全国就基本“合作化”了。

   近来有很多学者、老干部著文指出：毛在全国“解放”不久就抛弃他原来的“新民主主义”承诺，大搞“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根本性的失策。有人还分析他可能错误判断，高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有人以为毛是耽心再不搞合作化，农村就两极分化了，重新回到“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了；有人以为毛犯了急性病，好心办了坏事......等等、等等。

   其实伟大的毛哪会婆婆妈妈般的考虑那么多“问题”呢，单单粮食统购统销这壹事件就足以使他做出“在壹个早上实现合作化”的决策。果然，不久，壹亿农户就变成几百万个农业合作社了。但是毛认为还是太多了，于是“并大社”，最后全部弄成“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上百万个合作社变成了两万多个“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任何任务、包括象统购统销这样的任务，只要下达壹纸任务和命令便解决了，因为粮食和农产品都掌握在公社手里，再不用向农民壹家壹户去征收了。善哉、善哉！这个“公社”宝贝当然要“万岁”了。

   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后来毛乘胜追击，变成对132种农产品统购统销），只是毛让农民——这个他昔日的“恩人”实现角色转变的第壹步，接下去毛的第二步是合作化；第三步、人民公社化。再加上把农民牢牢套在土地上的户口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的壹系列政策，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群体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农奴、毛帝国的“二等公民”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知道，毛泽东的“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政策是得到中共上层壹致拥护的，这也是后来他的“三面红旗、大跃进”运动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   

统购统销只是毛的 “三农”政策的序曲，序幕，壹个前哨战，其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才进入高潮。

言而无信的又壹个版本：对民族资产

阶级“反友为敌”

   壹、毛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打击、抛弃蓄谋已久

    直至今天，中共的有关史书和宣传仍然坚称：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推行的“三大改造”运动在总体上讲仍是正确的、必要的，只不过步伐迈得太快了壹点、太急了壹点。

   所谓“三大改造”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把它们从原来的个体、私营经济全部“改造”成半国有的“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的合作社经济，纳入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之内。这是毛正式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的关键性步骤。在采取这壹步骤之前，毛已经制服了党内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代表人物刘少奇等人，党内已经没有了反对势力，在社会上更不可能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声音。而且，在正式推行“三大改造”之前，毛已经发动了“粮食统购统销” 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以及针对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农民和“资产阶级”已经领略了毛的厉害，早已被整得成了惊弓之鸟，服服帖帖，所以，三大改造在推行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关于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及其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将放在另外的篇章论述；手工业改造鉴于其涉及的面较窄，问题不大，我们也暂且放过不论。这里主要考察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这是直接关系到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大问题。

   本来，不管是在延安时代、国共内战年代、乃至建国前夕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毛都反复明确了中共“革命成功”后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其基本点就保护私有制，在壹定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明确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的将来——十五或二十年以后的事。这些写进了1949年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在1950年6月23日政协壹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是毛亲自提出来的，也是中共全党的共识，党中央的正式决议。所以，没有人怀疑它的权威性。也因为此，连共产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也大讲特讲这个“新民主主义”。1949年春他去天津调查、处理因工商企业关门、工人失业引起的社会问题时，就重申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方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变的，也就是要保护私有制，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营业并扩大经营，打消资本家害怕担“剥削”之名而不敢开工的顾虑，刘故意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剥削比没有人剥削要好。”这个说法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乃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通俗阐释。可是刘回到北京后，却受到了毛的批评，这是毛对刘不满、怀疑之始。也是毛表露对自己的“新民主义”的动摇和背叛之始。

   接下来壹段时间，中共虽然在表面上仍然维持“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但在实际上毛却已经在做抛弃这个“主义”的准备工作。最典型的表现是，刘少奇在1950年7月批评山西省委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的倾向时，毛却对刘“反批评”。接下来，毛在同年9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正式拉开了提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毛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背叛”就更早了。还在1947年国共内战正酣的时候，毛就在党内通报了他关于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将成为主要敌人的思想，并明确提出要从打击其右翼领导人入手，揭露其“反动性”，然后逐步抛弃他们的策略。（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李锐的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再其后在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共建国蓝图中，毛又提出了在未来的政权中，只留共产党壹党专政，将其他党派（资产阶级政党）通通赶出历史舞台的设想。

   建国后毛对“资产阶级”的“反友为敌”的具体步骤，首先表现在“镇反”问题上双方的“裂痕”。

   毛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通过暴力专政实行恐怖统治，在民众中推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血腥阶级斗争，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镇反）运动就是毛展现其暴君本色的重要显示之壹。在各种巧言令色的词语装饰下，毛实行的“镇反”其实是残忍的、大规模的“杀人立威”的恐怖镇压。镇反中杀戮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现行反革命”行为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向中共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与杀害“俘虏”没有什么两样。镇反运动的残忍、野蛮引起了暂时尚未轮到自己头上的“资产阶级”及民主党派人士的震惊不安，他们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这种不安和不满，于是引起了毛的警觉。毛壹面公开批判这些“反的言论”，壹方面暗中策划对这些人的打击报复。现在我们看到的片言只语只是毛的这壹罪恶活动的冰山壹角，九牛壹毛。例如，1951年1月17日毛在壹则指示中杀气腾腾地说：

    “在湘西二十壹个县杀了壹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壹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稳，就是不要错杀。打得狠，就是坚决地杀掉壹切该杀的反动分子（不应该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见《毛选》5卷第42页）

   这后面的“资产阶级叫唤”，主要是指民主党派中的壹些人士的略有微词，毛素来将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中如黄炎培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黄炎培想真诚地发挥起“互相监督” 的职能，对自“镇反”、“土改”、“统购统销”以来的各项运动，都反映了某些情况，提出了－些意见。毛对此已不能容忍。从毛上面这壹句话中，也就可以看出，毛已经开始将“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当作“潜在”的敌人看待了，他们其后遭到清算是不可避免的。

   又壹则事例是多年之后的1958年8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毛发表了“我们要超过秦始皇100倍”的著名讲话，毛的原话是：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壹贯承认，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由此可见，毛与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在镇反问题上的分歧是严重的。

   除了在镇反上的“分歧”，与土改大概也有关。毛说“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与土改中要打倒和消灭的地主、富农是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事实上有很多工商业者后来都被划为“工商地主”。在土改初期，毛不想牵动资产阶级，因为怕打击面太宽，失去民心，也决定暂时不动富农，“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的富农似较妥当的。”但绝不是真的不动富农，而是先收拾了地主，“待几年之后再动他们”。（参见《毛选》5卷《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在这里，毛是把富农与“民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待到收拾富农之时，也就要收拾“民族资产阶级”了。事实上，毛并没有“待几年之后”再去“动”富农，而是在土改后期就清算他们了，因而同时也就要清算“民族资产阶级”了。

   毛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打击起始于1951年末的“三反”和稍后的“五反”运动，比打击农民的“统购统销”还要早，可见其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报复的急不可待。

   二、消灭工商业者的前哨战：“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起始于1951年11月下旬。它缘自毛看到高岗在东北的壹份“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的启发，决定把这壹运动推向全国。1951年11月20日，毛将高岗这份报告批转给全国各地。1951年12月1 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正式开锣。

   名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最后壹条“反官僚主义”只是帮衬，实际上只是抓经济犯罪），其对象当然是毛的各级权力机关和共产党干部，因为他们是当权者，只有他们才能搞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毛的重点不在党内，他先从党内入手，而后把目标迅速转移到工商界和“资产阶级政党”。

   就像毛搞其他任何运动壹样，他要先抓“典型”，以“典型引路”。很快，他所想要的典型材料源源不断地送上到他的案头，这使他龙心大悦，更坚信自己英明伟大，料事如神。

   华北局第壹书记薄壹波、第二书记刘澜涛送来的报告使他兴奋又难以平静，报告称，河北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刘青山和前任书记张子善有严重贪污、挪用公款和浪费的犯罪事实，总计贪污挪用金额达200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币改以后的200万元），这在当时是特大贪污犯了（后来统壹规定，贪污壹亿元即后来的壹万元及以上者为大贪污犯，俗称“大老虎”；五千万至壹亿元者为中等贪污犯。为“中老虎”；二千至五千万以下者为“小老虎”。凡“大老虎”要判处死刑）。毛决定以刘青山、张子善为典型，推动全国的三反运动。

   刘、张二人都是“红小鬼”出身，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是毛的“革命功臣”。毛决定处决这二人以儆戒全党，据说有人为刘、张二人求情，说看在他们对革命有功的份上，可否不判死刑？毛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死......毛进壹步说：“全国可能需要枪毙壹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还制定了壹个包括贪污或私用公款壹亿元以上在内的六条处死标准。根据毛的指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交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处理意见（毛已经决定的事，却叫“讨论”,中共的集体领导已经沦为毛的御用工具了），然后交法院宣判。法院自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自此，这种由党委（常委）定案、法院宣判执行就成为各种政治运动处理重要案犯的模式。

   处决刘、张二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和震动，毛趁热打铁，日夜不停地给各地党、政、军机关发电报，责令它们迅速上报其所辖地区、系统和单位的“打虎预算”，即自报计划捕捉“老虎”的数字。毛在以中央名义下发的《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称：

   “至今尚未作出‘打虎’预算的，限电到三日内作出此项预计，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从中可见毛急不可待要“大杀壹批、大抓壹批”的心情。毛像壹只怪兽，张开他那无底洞似的血盆大口，急切地等待各地将猎物送入其内，而且多多益善。不过此次他采取由各地自报“预算”的办法，而不是如其他对敌运动中硬性下达杀人指标的办法，似乎是壹个“进步”。后来，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完成原来在高压下的“预算”。

   但是，如果以为毛把三反运动仅仅限制在共产党内就大错特错了。按照毛的逻辑，他的干部本来都是“好的”、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只因坐了江山以后，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用“糖衣炮弹”向他们猖狂进攻，干部中的壹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物质拉拢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被拉下水，成了贪污受贿或其他各类“蜕化、变质”的罪犯。因此，根子仍然在“资产阶级” 那里。

   为此，毛在清算他的队伍中的贪污分子的同时，迅速把矛头转向“资产阶级”，发起更加了强大的攻势。

   毛对资产阶级的攻势主要在两个方面、两条战线：壹是对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人士进行打击、清算；二是以“五反”为名，对广大工商业者进行直接迫害。

   为了将“资产阶级”搞倒、搞臭，毛在他的干部队伍中开展了普遍清査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毛亲自拟定了壹个叫做《关于干部交待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指示要求，所有干部都要交待自己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思想关系。前两项关系犹有“迹”可循，唯这虚无缥缈的“思想关系”难倒了不少人，于是，只好把自己的壹切错误、壹切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乃至“罪恶”，都归咎于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或者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腐蚀所致。人们都在挖空心思寻找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为。下面是发生在壹位民主党派高级干部身上的壹件小事，可以从“小”见大，壹窥当年这些人员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诚惶诚恐的可怜相。

   陈其援是民革的中央常委，时任内务部副部长。陈其援虽任共产党的高官，但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无数归顺、投降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名从肉体上消灭了，或者被判重刑劳改，最轻的也是“戴帽”管制劳动。他之所以受到礼遇，并任以高官，全仗自己曾经是有影响的国民党高官、特别是有“民革”这块“民主党派”牌子庇护。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放纵自己，而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共产党办事，不敢对新政权有任何不敬的言行。但是在运动中，人人都要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罪错，不但要检查交待历史上的问题（这比较好办），还要交待“现行”的东西，这就不大好办了。因为现实中，他确实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可交待，除了笼统的、随大流式的思想检讨和自我批判以外，要联系实际，言之有物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还真不容易。

   终于，陈挖出了自己的壹件“原则性”的错误，事情是这样的：

   某天，陈其援有暂时用不著的10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1000元），他便拿去人民银行的营业网点去存款。可巧那天是星期天，人民银行关门不营业。那时只有人民银行壹家国有银行，陈无法，便转而叫秘书把这笔款存进了壹家公私合营的金城银行。

   陈其援后来想起来，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他检讨道：当时由于觉悟不高，未曾介意。通过运动学习，他认识到这是壹种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它表明自己对私营银行的信任超过了对国家银行的信任，间接地提高了私营银行的声誉，有利于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猖狂进攻，增加了私营银行对国营银行流通资金的比重，无异于削弱了国家银行的领导力量......。

   鉴于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陈其援将事情经过和检讨亲自呈送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负责人彭真的手中，并请彭代为转呈周恩来总理。同时，又将事件经过和检讨报告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中共党员），并恳切地表示：自己将在内务部机关大会上作公开检讨，听候审查处理。

   有壹句成语，叫做“惊弓之鸟”，用这个成语来形容陈其援这次检查检讨的动机和心态大概是贴切的，看来，这位国民党的将军这时已经“胆小如鼠”了。不过，也不能不佩服他“上纲上线”的能力，可见当时的他，已经久经政治运动的磨练，对“检查”、“检讨”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

   还要附带说明壹点的是，陈在检讨中所说的那家金城银行，不但已经公私合营了，而且，其总行已经归并入人民银行总行，本质上已经不存在“私人银行”的问题了。身为中央政府副部长的陈其援对这壹点应该是清楚的。

   其实陈其援并不是三反运动的打击重点，运动重点是工商业者的行业组织“工商界联合会”（工商联）及其“政治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运动之初，具体负责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秉承毛的意旨，提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响亮口号，单从这个痞气加霸气十足口号的就可以认定它是出自昔年的湖南痞子，今日的红色暴君毛泽东之手，或为毛所审定。因为除毛之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不会有此种风格和气魄。

   由于毛共当局的刻意封锁和隐瞒，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获得当时运动的具体情况和资料，包括“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具体情况。只是从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偶尔获知其壹鳞半爪，故只能概而言之或作管窥蠡测了。

   1951年12月1日， “三反”运动正式开场后，首先在各级政府机关展开，因为它本属于政府机关内部运动，但鉴于清查出的问题（主要是官员贪污、受贿）牵涉到民间工商业者，毛决定将三反扩大为全社会的群众运动，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第二天，即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同壹天，，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报告正式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运动对象。这表明，三反运动的重心已转至打击私营工商业者，即毛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光从这个指示的标题就可以看到毛那杀气腾腾、急不可待的狰狞面目，长期以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忍让”所积累的仇恨终于爆发出来，原来披了十几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友善”的外衣，声称资产阶级是工人、农民的“同盟军”（即共产党的同盟者）的伪装终于撕了下来。几个月后的1952年6月6日，毛又正式宣布：“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之为中产阶级（见《毛选》第五卷第65页）。”亦即完成了将民族资产阶级由“友”变“敌”的转变。

   所谓的“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表面地看，当局打击这五种“犯罪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是履行壹个政府的正常职能。这毫不奇怪，毛发动的每项政治运动都“师出有名”，有非常正当、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总是冠以“打退ＸＸＸ猖狂进攻”的字样，似乎是在受到对方的欺负、压迫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反击，人家已经猖狂进攻了，妳不反击行吗？所以显得事出无奈，有礼有据。

不过凡是亲身经历建国后毛式运动的人都知道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毛玩弄这种两面三刀的斗争是无与伦比的，炉火纯青的，很难找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比喻这种厚颜无耻、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行为；也许有壹个比较温和的比喻能道其壹二，那就叫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不过，仅用“坏事”壹词来比喻毛式运动，仍然太显得太温和了，但是妳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了。从延安整风的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党八股式的文风；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再到社会的“民主改革”，再到这次的“三反”、“五反”，哪壹次毛都是“光明正大”的，都是为了救国救党救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自卫反击”。但是只要剥开这些画皮，深入其中了解壹些真相，妳就会看到它是那么卑鄙无耻，那么颠倒黑白，那么残忍血腥！妳就会为那种空前的黑幕所震颤！为那种血腥暴虐而愤怒！同时也为被恶魔捉弄得失去了灵魂的人们而悲哀。　　

这次的“三反”、“五反”亦是如此。壹开始毛就表现了他急不可耐的心情，他撕去了长久以来的伪装，在为开展运动拟定的“指示”标题中就使用了“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这种杀气腾腾的字眼，也因此，在运动壹开始时就喊出了“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这种土匪式的口号。

   可惜当年“火烧”、“打劫”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的具体情况已不为人知（至少笔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的陈其援的“检讨”只是运动的壹个侧面，－个小小插曲。另壹位 “民主人士”施复亮的遭遇也许能反映运动实质的壹部分。施复亮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民建会的创始人之壹，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当时的劳动部长是李立三。李立三曾任中共壹把手，推行过著名的“左倾冒险主义”“立三路线”，受到过毛泽东的清算。中共建国后，他原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但据说在总工会主席任上又犯了右的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刚刚接受党内批判，并被撤销了总工会主席职务，转而调任劳动部长（降职使用）。惊魂未定的李部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自然是宁左勿右，碰上了三反、五反运动，又见毛提出“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就毫不客气拿施复亮开刀了。劳动部连续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批判施的“代表资方利益”，接著又令其交待历史上的“叛变共产党”，鼓吹走“中间道路”的“罪行”。可怜的施副部长这时已经变成落水狗、焦头烂额，陷入四面楚歌的灭顶之灾。

应该说，清算施其亮的“反共罪行” 倒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施复亮原名施存统，是创立中共的发起人之壹，中共早期的活动家。曾于1922年任共青团首任书记，后又任多个重要职务。可是在1927年却公开脱离了共产党。说起个中缘由，却与壹段不足为外人道、难以启齿的“风流”亊有关。原来施存统的夫人王壹之是个美人，当年号称 “中共之花”。壹次，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张太雷以俄文翻译身份回国来到上海，施存统邀其至家中吃饭招待，不料张太雷见了王壹之便动了歪念，设计诱奸了王，不久二人更公开同居，让施存统又愤又羞，急火攻心，居然导致双目失明。然而张是“国际”的人，“国际”认为只要张工作表现好,其私生活中共无权干涉。施存统状告无门，壹气之下，脱离了共产党。至其另觅得伴侣结婚，施之双目又复明亮。因而改名“施复亮”云。

但是，离开中共的施复亮并未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重视与重用。几经磨砺，施选择了脱离囯、共，走“第三条道路”。抗战中，国民党推行宪政民主，当时活跃于中国政坛的壹批知识分子包括施复亮摩拳擦掌，试图在中国政坛中另辟蹊径，占据壹席之地，1941年成立了“中国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壹致认为，当前是实现中国民主的“千载壹时的机会”，发誓要为实现这壹目标而奋斗。会后，壹批新的政党、团体由民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日后众多的中国民主党派，其中就包括施复亮为发起人之壹的中国民主建国会。

   当时民建会的政治纲领跟其他民主党派基本壹致，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做中国政治的“中间派”。民建成立后就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目标为“同心协力建设壹个富强康乐自由的民主国家。”声称：“我们没有偏左偏右的成见。”主张“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中国型的民主”。

然而，这些民主党派要向执政的国民党“争民主”，国民党就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在这壹点上他们也自然地与共产党站到了壹边，也就成了中共的统战对象。当时的中共也把反对国民党“壹党专政”喊得震天响，向民主党派频送秋波。民主党派也意识到共产党的军事实力的重要性，两股势力终于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自此，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共走上共同反对国民党的道路，特别在中共搞垮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上，民盟等民主党派立有大功焉。

但是，这些民主党派既是独立党派，其政纲自然不可能与中共合壹，施复亮作为民建会重要创始人和宣传家，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他的“中间路线”立场。1947年3、4月，施在当时的《时与文》周刊上接连发表了三篇鼓吹“中间道路”的文章，它们的标题分别是《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的地位和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光从这些标题就可见施是中间路线的狂热鼓吹者。施强调民主党派应该有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主张，他还断言“政协路线”是“今天中国最可能为多数人所拥护的政治路线”。

当时，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共对他的这些言论也无权干预，作为“中间派”，它们曾经是国共双方争取拉拢的对象。但后来，民盟、民建等与国民党关系急剧恶化。到了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终于宣布民盟、民建等为“非法团体”，明令予以取缔。之后，民盟等党派领导人不得不宣布“自动解放”。最终，这些党派不得已只好抛弃自已的“中间路线“，投靠到中共旗下。

施复亮也跟著转向，背叛了此前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理想，表示完全拥护中共的“革命路线”，并在《观察》杂志上著文作自我批判。

应该说，投靠中共后施复亮基本上就壹心壹意跟共产党走，老老实实扮演毛共要他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此，他没有像仍然想独树壹帜的张东荪那样去坐班房，而是被任为劳动部副部长。

施的情状在众多民主党派头头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们曾为共产党出过力，立过“功”，但是也有“把柄”握在中共手中。毛共建国后，他们中多数被安排在中央或地方政府或政协、人大中任职，虽说有职无权，但他们己经知足了，只想安安稳稳做个闲官或者充当“政治花瓶”。他们以为毛不会再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

哪知，他们最躭心的亊情仍然发生了，毛共终于跟他们算历史旧账了，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施复亮被告知“老账、新帐”壹起算，这让他陷入无穷的痛苦和恐惧之中。他除了在本单位劳动部检查、检讨，被广大革命群众“火烧”、“打劫”之外，中共宣传部主板的《学习》杂志和中共控制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发表揭露他当年反对共产党、倡导走“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于是，到处是愤怒的声讨声和恶毒的咒骂声，施复亮及其民建的同事顿时成了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在四面楚歌、八方围剿的态势下，施复亮唯壹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接受“火烧”、“打劫”，低头认罪，痛改前非，只能狠狠地给自己搧嘴巴、泼污水。幸好，共产党此时只是要将他们批倒批臭，并不想要他们的命。施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只好感恩载德，对毛和中共大唱赞歌，同时心领神会：从今后只能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否则随时有被专政的可能……。

   在风头稍为过去之后，施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题为《重新检讨民建会的性质、任务和主体》的长篇发言，主要是说，应该接受运动的教训，民建再也不能充当“资产阶级代表”了，“应该努力争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彻底放弃任何企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动。”

   不想，施这种真心实言却招来毛泽东的痛批！毛在看了施复亮的发言稿之后，批了“完全错误、壹塌糊涂！”八个大字。毛的意思很明确：留下妳这个民建会，让妳施某人在政府里当个副部长，目的就是要妳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表，充当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斗争的“靶子”。妳如果不干，要妳何用？没有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这“阶级斗争”如何开展？难道妳想要共产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

   鉴于“不再当资产阶级代表”并非施复亮个人的想法，而是遭“火烧”、“打劫” 之后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普遍想法和要求，毛决定找民建会主席、民盟第壹副主席黄炎培谈话。黄炎培当时是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算是全国工商界和“资产阶级”的最高代表。

   提起毛和黄炎培的关系，也有些渊源 ，不能不交待壹二。二人最主要的接触是1945年7月黄炎培和其他几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时他与毛那段有名的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两人谈得颇为投机。当时黄是国民参政员，著名社会活动家；毛是在野党领袖，地位没有高下之分。毛对黄十分尊敬、客气，彼此以朋友相称。也因了这层关系，中共建国后毛给了黄炎培较高的职位。而黄炎培便误以为毛是个不忘故旧、“礼贤下士”之明君，所以在任职后恪尽职守地工作，还忠实地履行他作为民主党派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相互监督” 的职能，对于建国后毛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基层的意见和要求，黄都敢于反映；特别对于农民生活苦、缺粮、负担太重，他婉言劝谏。毛表面上给黄面子，没有当面斥责。但是，这位新上任的“皇上”对于这位昔日诤友，已经在内心极其反感了，嫌他“得意忘形”了，故决定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假以颜色，让他清醒－点，老实壹点。这就是后来毛不无得意地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壹下” 的缘由。

此时的黄炎培经过“三反”、“五反”的“火烧”、“打劫”，已经惶惶不可终日，显得萎糜不振， 萌生退意了。毛对此感到很满意。但他却不想让黄这时撂担子，因为黄还有利用价值，还应继续扮演资产阶级代表的角色。

1952年3月15日来毛约黄炎培谈话。这次谈话的目的，是要他和民建会放下“包袱”，继续充当资产阶级代表。所以，对黄显得宽容、温和。毛首先告诉黄：有人不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毛在这里没有说出他的潜台词是：如何没有资产阶级的存在，妳这个副总理和民建会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接著毛谈起民建历史上提倡走“中间路线”的问题，使黄心惊胆战。毛却说“倒不必讳言”。但又说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民建、民盟、民革不走，也有人会提出来要走。毛宽宏大度表示不究既往，黄只有“谢主隆恩”了。

   然后切入主题，毛说目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很大比重，有些大资本家、大工业家很重要，但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逐步改造他们。这中间当然需要资产阶级代表的民主党派的配合，协助政府做他们工作。民建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大有可为，希望黄继续领导好民建会，充当政府与资本家的桥梁云云。

   整个所谓约谈，实际上是黄炎培在听训。不过在当时全国工商业者被“五反”整得鸡飞狗跳、无数人被迫自杀或被关进监狱的大背景下，毛的这番话还是被认为是“皇恩浩荡”，是濒死中的救命稻草。黄炎培回去后赶紧传达、贯彻，据说，大多数工商者听到毛的话感到“深受教育”，对毛的英明伟大感佩莫名，故资产阶级们在五反后又逐渐恢复了生产经营。而民建会也恢复了“生机”……。

   黄炎培对毛的这次谈话不知真的感想如何，但他后来没有撂担子，仍然积极、诚恳地“为共产党”工作，但也没有如章伯钧、罗隆基那样仍然有野心、出风头。却不知为何，在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黄炎培壹家就有6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受到专政。黄炎培本人“幸而” 在1965年文革前夕死去，但黄家仍有两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文革中，毛彻底撕下了伪装，什么民主党派、工商联，见鬼去吧，都被壹扫而光，通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总的说，这次三反五反，毛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还算是“客气” ，还把他们作为统战对象。壹般工商业者就就没有这种幸运了，他们成了毛的运动打击对象，阶级敌人。

在毛的五反通知的“限期”、“坚决、彻底”、“开展大规模的五反斗争”的严令之下，全国立即风声鹤唳、陷入壹片白色恐怖之中。

   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他先放出恶言：“这是壹场恶战！”“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然后具体部署： “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壹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壹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

按照他不知从何处得来的调查结果，他规定：

   “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来说，前三类约占90%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十左右。”接著进壹步说：按北京的工商户（包括独立的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壹左右。” 也即百分之五是重点打击对象。

   （见《毛选》第五卷第54、55、56页）

   为什么重点只打击百分之五呢？除了它是“绝对少数”以外，主要是，当时比较上规模、比较有“油水”的资本家也就只占全体工商户的5%左右。从后来的实际操作看，运动重点打击的也都是那些“上档次”的大、中型工商户，在这壹点上，毛是很讲究“实效”的。

为了迅速使运动进入高潮，挑起全民对资产阶级的讨伐，毛发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的指示。“小辫子”者，资产阶级违法的“把柄”也。毛要求抓“典型”, 很快, 各地揪出了大批典型。

王康年是上海抓到的壹个“奸商”典型。王康年，浙江杭州人，1924年生。经营小百货起家，后来转经营药业，开设大康药房。据熟悉王的人评价，王为人正派，注重信誉，在同行和顾客中有很好的口碑，生意逐渐做大。1951年韩战期间，志愿军某部军需官到大康药房订购药品及医疗器械三亿多元(合新币三万多元), 要求赊账。但此前，军方已从大康药房赊账提走五亿多元药品，迄未偿债。王康年表示自己店小资金无法周转，不能再赊。军官壹听火冒三丈，当时志愿军被称为“最可爱的人”， 凡事有求必应，军需官自视高人壹等，对王壹顿训斥，便扬长而去。其后该军需官又两次登门要货，遭到王的拒绝。于是偾怒的军需官转告地方干部。地方干部找到王，王诉以实情，地方干部便转而要求王为志愿军捐款购飞机、大炮。（当时正开展捐献运动）王因已陷入困境，无钱可捐，没有响应。当局又记下了这笔账。

第二年（1952年），五反运动初起，王康年立即成为首批斗争对象，罪名是“偷、漏税”，“ 骗取国家银行贷歀”，“ 套购外汇” 。王喊冤，不惜以死表明清白，自杀未遂，被认为对抗运动，被公安局逮捕。

王被收监后，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连篇发表《奸商王康年罪行》，又登刊检举材料，谓王“大量骗取国家资财”、 骗取贷款11亿元，向志愿军“卖假药”， 坑害“最可爱的人” 等等。 故事越编越离奇，罪恶越编越大。于是发动“读者来信”，要求对王处以极刑。

但是经公安局调查后，上述“罪行” 均无确凿证据，而且王的药店不制药，卖假药也查无实据。无奈，当局只好将王作为“未决犯”继续关押。

过了壹段时间，毛觉得运动的力度不够，发出了“壹定要在运动中杀几个做样扳，用来教育群众” 的内部指示。于是，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53年3月对王康年宣判，称其“证据确凿，罪名成立”，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被处决后，其妻服毒自杀。大康药房由政府没收接管，原在店工作的王康年之兄王康庆被划为“坏分子”， 赶出药房，交群众管制劳动。

处死王康年后，上海商界立即掀起了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共计捐款六千多亿人民币，折合飞机404架。

还有－个“典型”的是茅台酒的老扳。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 经过茅台镇时，犒劳红军用的就是茅台镇荣和酒厂的酒，这是壹家老字号名厂，1945年毛去重庆谈判时也是喝的这家酒厂的酒，毛对此酒甚感兴趣。1949年毛共定都北京，荣和酒被指定为开国第壹宴用酒。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当地政府要求荣和和另外两家成义、恒兴酒厂合并为国营茅台酒厂。然而荣和老扳王氏拒绝合并。当局便为其冠上“土匪” 罪名，立即逮捕枪毙，酒厂没收冲公。

于是，各地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揭露奸商罪行的的报道，壹批批“五毒俱全”、“罪大恶极” 的奸商人头落地……，毛终于露出了笑容。

   毛泽东的过人本领就在于，他总能在那些冠冕堂皇文字的掩护下，实施他那些弥天大的谎言和最肮脏的阴谋。这“五毒”也是如此。譬如偷税漏税，这种情况倒是较常见的。但五反中的反偷税漏税，并不限于在毛政权下的偷、漏税行为，而是壹直要逆查追溯至国民党时期，甚至北洋军伐时期、晚清时期..... 试想，这种“检查交待”如何能“过关”？ 又如“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生意人或生产厂家为了迎合市场，或者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自然要搜集相关信息，打听行情，那时的市场和行情都由国家垄断著，要打听免不了在适合时机问问某些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干部，这就触犯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天条”。再如行贿，中共建政之初，立即以其武力为后盾，强势介入社会生活，控制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民营和私有经济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免不了要与政府官员和公有经济干部打交道，而那时的毛共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多为部队军官转业，正挟其胜利者的骄气不可壹世，对私人企业和工商业者总是壹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咨态。私企人员与他们打交道，除了低声下气，有时不得不给对方壹点好处（当时行贿壹般只是请吃顿饭或送壹点烟酒而已）。偏偏这些干部权力极大工资待遇却很低，有的还拿著“供给制”，在几乎没有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接受壹点好处，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毛及其政府完全无视其本身制度性的缺陷，却壹味认定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把罪过全部推到“资产阶级”身上，又何其谬、何其毒也！

至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罪，所谓盗窃，其实主要是指其以“高价”卖给政府或国营企业产品，或以“低价”购得国营和公有企业的物资，或以正当手续获取国家银行贷款。这种做法本属正常的商业行为，可这时也成了犯罪。    

所以，只要当局将妳列入运动重点打击的黑名单，要整妳的罪状易如反掌，哪怕妳浑身是嘴最也说不清楚，而且根本不容妳自辩。妳只有老老实实等待“收拾”。壹般的程序是：先要妳自查、坦白交代，结果当然“不老实”；于是再查、再批斗，直至关押，刑讯逼讯。如此反复，有的人受不了，便走“自我了断”、“自绝于人民” 之路。有的顽强壹些，被迫交待出了令对方满意的数字，但临到“退赃”或交罚款时，却拿不出现款或者其他财物，最终仍难免 “畏罪自杀”。

   所以，在这场运动中，自杀者远远多于经过法院处死的死刑犯。这除了因为难以承受煎熬之苦和对前途彻底绝望之外，还有壹个原因，就是当时人们按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债灭”，只要自己壹死，所有的“欠债”也就自然终止了，这样还能给妻儿留下壹条活路，否则，“家破”、人也亡了，最终什么也不能留下。所以，自杀被当作“最佳选择”。

   在上海，人们给自杀者起了壹名不失幽默的名称：“降落伞部队”。因为当时的自杀者多采取跳楼自尽的方式。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采取如此残忍惨痛的方式结束生命，跳进黄浦江不是“好”些吗？后来才知道，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尸不认账，还指其逃亡去了香港，家属就更加受罪了。所以只能出此跳楼“下策”。当时中共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到办公室的第壹件事、第壹句话就是问秘书：昨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

  五反中有多少人自杀、多少人被杀？迄未见到权威的官方数字，也许这是壹笔永远的糊涂账。据当时参与三反、五反的民盟秘书长、后去了香港的周鲸文先生估计，这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见张戎《毛传》第288页）

   三反、五反如此热衷于追赃、罚款，使人质疑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笔者终于透过毛自己的片言只语，捕捉到了他发动这场运动起因的蛛丝马迹。在《毛选》第五卷第66页，有壹篇题为《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的文章，那是1952年8月4日毛在政协第壹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其前段说到：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壹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壹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著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这最后半句，应改为“问题完全解决了，天下大定。”这样文理才贯通。否则，“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不合逻辑。毛说的时候也许使用的是“完全解决了。”但在收进毛选时，觉得太过显露，太直白了，原来发动那两场残酷的大运动，死了那么多人，就是为的敛财！为了解决政府收支平衡问题。这在读者和后人看来，未免不可思议、太残忍、也太卑鄙了。所以改为“完全清楚了”。岂不知这样壹来反而欲盖弥彰，因为接下来他说出了“天下大定”的原因，就是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

   “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壹半壹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用去年的壹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壹年半。” 这三反、五反两场运动搜刮得来的钱，就可以支持壹年半朝鲜战争，这是何等划算的买卖！至于死去二、三十万人，也可以节省壹大笔“费用”，这就变成“壹箭双雕”了。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现在不打仗了，得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毛对外公开宣称他是靠“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渡过难关，但是靠加班加点、剥夺职工休息和健康得来的那点“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实际上远远弥补不了因运动造成的损失，为了搞这两场运动，从中央到地方，把从亊经济建设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关在屋子里几个月，让业务陷于停顿，这损失有多大？因为搞运动，社会经济生活几乎停顿，损失有多大？据毛政府的简报说，在东北，生产降低了壹半。天津向中央汇报说： “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壹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壹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

   毛得到的真正好处，只有从这两场运动中“追赃”、“罚款”、“ 没收”得来的钱财。靠打家劫舍起家的毛，总不忘用自己的老法子：用暴力去抢夺。在毛看来，这是最快、最管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所谓“干不如偷，偷不如抢”。果然，运动壹起来，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上面主要是对这两项运动的宏观概述。为了弥补不足，在本章的附录中再为读者讲壹个比较完整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被改造的故事，算是在微观层面上对运动的透视。

   三、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五反其实只是毛对工商业者改造的前哨战，它尚未触及对私营工商业者所有制改造这个根本命题。不过，通过这个“前哨战”，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充分领教了毛和共产党的厉害了。所以，在下壹个真正的歼灭战役、即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完成了。

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的另壹个原因是当时的大背景、大形势，即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自1955年5月起，毛泽东推翻了原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完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改为每年“化”三分之壹，用三年时间完成。在执行中又不断层层加码，结果到当年12月，全国已有60%农户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亿万农民在毛政权的政治高压和暴力胁迫之下，经过惨痛的较量之后，不得不顺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农民是怎样“志愿”加入合作社的，我们放在有关专门的章节中叙述，这里只说受到农业合作化超乎寻常地快速完成的影响，对工商业者改造 造成高压态势。而这是毛的有意安排，还在是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向他的中央委员们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农业合作化之前消灭资产阶级的原因，他说：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毛在后文说明：这种联盟是暂时的）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壹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壹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壹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业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约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壹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毛这段话有壹点其实是不真实的，就是毛并不是完全拿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而是“半抢半买”，即利用国家垄断的低价强迫农民把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卖”给国家；另壹方面，又用压低的价格向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收购工业品（定购包销），再以高价卖给农民。毛就是以这种方式与农民和资本家“结盟”。

总之，毛在五反之后毛给了工商业者几年“苟延残喘”的时间，决不是他对资产阶级“仁慈”，更不是他不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他认为时机未到。现在农民和农业问题解决了，“解决” 资产阶级了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以陈叔通为首的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到中南海叙谈，正式敲响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锣鼓。毛在谈话中强调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要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妳们不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就将决定妳们的命运！在满含杀机的同时，毛又给壹点诱饵：“资本主义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前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的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经济上实行‘赎买’政策。”

   参加叙谈的都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属于与毛政府“合作”得较好的那壹类人。他们很清楚，工商业者没有任何选择，三反、五反的惨烈景象记忆犹新，对毛的厉害早已心领神会、胆战心惊了。何况，现在亿万农民都已乖乖就范，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原料和商业渠道己完全掌握在国家手里，工商业者还有什么能耐敢与政府对抗、敢说半个“不”字呢！其实他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从本质上讲，他们与地主、富农同属“剥削阶级”，现在“地主富农”早已作为“万恶”的阶级敌人不但被剥夺了壹切财产，有的还从肉体上消灭了，幸存的沦为永远的奴隶、贱民；同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还有什么资格与共产党谈条件？这个悲惨的“样板”摆在那里，“资产阶级” 己经不寒而慄。如今共产党对自己总算宽大为怀，对他们的“剥削所得”还实行“赎买”（ 即在壹定时期内按资本额付给资本家象征性的“定息”，文革时被取消并遭到清算）。这比起地主、富农来，己经是“天恩浩荡”了，他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难道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谈话以后，工商界就密锣紧鼓地主动大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11月1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会议，作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还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响应毛的号召，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各地迅速、热烈地响应，掀起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热潮。

   与此同时，毛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后经讨论、修改，在1956年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成为决议。这个决议秉承毛的运动模式，对工商界的现状进行了“分类”，煞有介事地说：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壹般地存在著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这三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处在中间状态的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

后来的读者和历史学家或许以为，毛这种对“敌情”的估计大概是出自下面上报的调查材料，这其实是天大的笑话。毛的这种“运动比例法”既不是壹种调查、推算，也不是壹种对敌情的估计，而是毛的壹种政策策略，即是说，各地在运动中必须按照这种比例划分、组织敌、我、友队伍，落实依靠、团结、打击的比例。有时还把打击的任务进壹步细化，比如关、管、杀的比例或绝对数指标。壹般地说，这种指标必须超额完成，即“宁左勿右”。否则，各级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便可能被指为“右倾”，“敌情观念淡薄”，甚至本身有被认定为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危险。所以，任何运动在执行中总是越往下越左，打击的面和力度不断加码。这其实正是毛所希望的效果，因为在由毛亲口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不好说得太锋芒毕露，各级执行者从经验中得知“宁左勿右”能讨得“上面”的欢心，于是变成上下之间的壹种默契。

但是这壹次在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却有些例外，后来据中共的宣传称，在这场伟大的、铲除几千年私有制根子的斗争中，没有流血，毛原来准备那5%实际上抓了多少、杀了多少虽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三反、五反时的恐怖血腥。这也可算是毛式运动的壹个奇迹了。

   出现这种奇迹，壹个重要的原因是毛在运动决策时没有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定性为“敌我” 关系，这等于给了资产阶级“保护伞”，对方也就获得了主动配合运动的资格他。毛说：

   “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前《决议》）

    这是因为过去长时间中共都宣传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是“盟友”，壹下子“反口”影响不好，而且资产阶级终究不同于地主阶级，它有壹定国际影响，对它网开壹面，在国际上有利于改善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几年前的三反、五反已经给了资产阶级足够的教训了，可杀、可抓的早己抓了、杀了。

   造成这壹“不流血” 或流血不多的奇迹的另壹方面的原因是，作为惊弓之鸟的资产阶级此次表现得非常主动，非常顺从，非常“配合”。 因为资产阶级们非常清楚，他们被“共产”只是迟早的事，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唯壹盼望的是毛能够对他们温和壹点，人道壹点，不要再现五反时的场景。

不过从另壹角度考察，这些工商业者们中的绝大多数此时为形势所逼，也确实有了“被改造”、被公私合营的愿望。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只要是身处其境者就不难理解：自五反运动之后，这些私营工商业主就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在政治上，他们已经成为另类，成为不公开的“敌人”，被改造的对象；再是工会的兴起，工会成了压在私营工商业者心头上的壹块大石头，共产党通过支持工会，假工会之手对资本家和工商业主进行打压、刁难，使私营企业中的工人、职员成为企业的“内奸”，私营业主只要稍有壹点对政府不满的言行，或令企业员工不满意的地方，他们就向工会报告，工会就向政府举报。而工人已被钦定为“领导阶级”，政治地位远在老板之上，所以，他们端著老扳的饭碗，却要“监督” 老扳、对老板实行“改造”。老板们还得按《工会法》的规定每月从工资总额中拨给工会壹定的比例的经费，且不得干涉其用途。这种情况下，这个老板好当吗？谁还愿当这个老扳呢。     

还有，这时（1955年）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90%）都已经采取了由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经营方式，这跟公私合营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也有壹部分私营工厂率先进行了公私合营，合营后的私方代表担任企业的领导副职，成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似乎政治地位陡然提高了。这些，也增加了公私合营对私营业主的吸引力。总之壹句话，很多工商业者已经“盼望”改造了。

  毛泽东宣布对私营工商业主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这对于大多数私营业主来说，也算是个“利好”消息。虽然“赎买”只是给予业主们以象征性的补偿，但比起对其他“剥削阶级”来，算是“宽大无边”了。

基于上述各个方面的考虑，工商业者们对这社会主义改造作出热烈的响应是完全合符情理的。

首先带头响应的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工商业者最集中的上海。1955年11月以后，上海便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热潮”。资本家还有所创新，他们采取了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向当局报喜的方式，把这场本来具有血腥味的“运动”变成壹场闹剧、喜剧。这样壹来，毛当局也就不得不把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斗争” 变得温和壹点了。

   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纷纷跟进，全国的城市都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报喜队伍敲锣打鼓、鞭炮齐鸣的场面，壹连多日，所有城市都沉浸在锣鼓喧天、烟雾弥漫的“喜庆”之中。

当然，不能完全掩盖壹些“杂音”，也有资本家在背后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都跑了，现在讲出来，谁都没有办法。”“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心里话，真实心态。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短视和缺乏政治头脑，因为共产党要“共产”，消灭资产阶级，是它从来不回避的问题，在它建党时的纲领以及党的名称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这壹点。只是后来毛泽东为拉拢资产阶级，才拼凑出壹个“新民主主义”，但也只是说他的革命成功后暂时不搞社会主义，把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推迟15年或20年，但是15年或20年之后仍然要“共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何况，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会有好日子过吗？可是，资本家们就是不能稍许把眼光放远壹点，只看到暂时不搞社会主义，就欣喜若狂地要留下来，还梦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发家致富，继续其资产阶级生活。所以，在五反中被消灭的那些资本家，和在其后的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被清算、专政的那些幸存者，其实是咎由自取。（和乡间那些土地主不同，地主多数无法逃去国外生活，而资本家中很多人都有去香港或海外生活的能力）。   

   在大城市的带动下，全国中小城市以及县以下城镇也迅速掀起了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不过半年，即到1956年的上半年，这场铲除几千年私有制主要根据地的伟大运动就胜利完成了。

   与此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均告基本完成，也就是说，1956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基本上进入了“社会主义” 了。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在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八大” 。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就自豪地宣称：“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提法，也变成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或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可惜的是，毛和中共高兴得太早了，有点“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不久，这种“先进生产关系”就表现出它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来。比如，改造完成后，原来的私营工商企业员工300万人（据1958年8月统计，其中业主53万人，雇佣职工250万人）以及500多万手工业者全都成了拿固定工资、吃国家大锅饭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原来的“纳税者”成了“财政包养”人员。更为严重的是，成为吃大锅饭和铁饭碗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了原来在私企时的积极性了，“大锅饭，养懒汉”的客观规律悄悄地发生作用，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大家都不愿多干活，没有人愿意埋头苦干、却与少干、甚至不干的人领同样的报酬；新成立的多层级的管理机构增添了大量管理人员，管理成本大大提升；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急剧下降，私企人员成了国家干部和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感觉自己成了“国家主人”，他们与顾客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过去对顾客笑脸相迎，甚至低头哈腰，现在则变成爱理不搭，顾客则必须刻意笑脸相求，才能得到“服务”；商品质量急剧下滑，传统的名优特产品逐渐难觅踪影，因为产品包销，工资固定，没有人再愿意为树品牌而加工加料，没有人为竞争而绞尽脑汁。即使如最普通的食品包子，也逐步“馒头化”了，过去“壹口见肉”，现在很难找到馅心在哪里。最令老百姓不满的还是，过去到处都见的零售的商业网点，无处不在的手工业摊点，现在却很难寻觅了；走村串户的游商没有了，店铺也像机关学校壹样“朝九晚五”按时上下班。据统计，1953年全国有商业网点430多万个，1956年“社改”后减少至210万个，1957年再减至41.3万个，不及原来的十分之壹。何况它们的营业时间还缩短了。

1956年对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负面效果，后来被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灾难所掩盖，例如其后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的现象，有些并不是农业减产造成的，而是公有制下吃大锅饭养懒汉的制度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大跃进之后的六十、七十年代才被人们逐步认识。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共曾经长期宣传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论调加以严肃批判，因它本来就是壹个伪命题，壹个谎言和骗局，世上绝对不可能存在不促使生产力发展、还使社会经济生活全面倒退的“先进生产关系”。

从这壹角度来说，毛所谓的“三大改造” 彻底失败了。中共到邓小平当政才把毛的壹套再颠倒过来。到今天，更是被彻底抛弃了。

 附：    壹位民营企业家在毛政权下的遭遇

   自从毛泽东提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后，毛和中共壹直宣称资产阶级（即毛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他们的革命的“同盟者”，毛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会有壹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直到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壹届第壹次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仍然明确的写著：“保护工人、农民、小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二十六条）

 关于这个《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经济政策真正的实施情况，我们已在本章和有关篇章中作了概述，也就是说，在这个《纲领》出笼后不久，壹贯出尔反尔的毛泽东就以其发起的“三反”、“五反”运动和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这个《纲领》彻底颠覆了。下面，我们从微观角度、从壹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毛共建国初期的遭遇中，比较具体地了解壹下那壹段时期毛的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

  壹、卢作孚及其民生公司

在近代中国，壹片“实业救国”声中，真正以民间力量创造、形成壹定规模和效力，为民族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采取了比较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是不多的，卢作孚及其创建的民生公司便是其中之壹。

卢作孚、四川合川人，1893年出生。出身贫寒，读完小学就被迫辍学，靠自学写文章、向报馆投稿谋生。后任《川报》记者、主笔、泸州公署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1925年以募股方式创建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卢任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国民政府川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中央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但他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公司。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购得远洋轮船，经营远洋航运，还开办保险公司。1949年，在国、共政权交替之际，民生公司成为两党争夺的对象之壹。

经过二十余年艰苦打拼，民生公司已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巨擘，航运界的翘楚。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公司创始人和经营者卢作孚，自创业之始即抱定实业救国思想，自觉地把公司的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壹起，使民生公司不仅仅是壹家企业，而且是与国家，民族命运共沉浮的巨轮。在抗战中，民生公司曾获得“救国公司”的美誉。1937年冬，在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京、沪大量公司、工厂内迁武汉，及其后迁徒至重庆、四川的紧急抢运中，民生公司担任了运输主力的角色，在卢作孚有力的指挥、调度下，公司全体员工不遗余力，上下壹心，同仇敌忾，夜以继日，艰苦奋斗，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政府的最高领袖也慧眼识才，给予民生公司大力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任命当时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统筹船舶运输的指挥大权。蒋还数次亲临民生公司的轮船视察，接见、勉励民生公司的员工。民生公司不负众望，出色的完成了战时和战后各项重大运输任务。

   自抗战的大本营撤至重庆之后，民生公司自觉担当抗战的重任，除了航运业务之外，公司在重庆的长江北岸设立民生机器厂，开足马力全力扩大生产，修船造船，并为玉门油矿造锅炉等机件，接纳了许多江南内迁来的工人和技术人才。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民生机器厂把车间修建在防空洞内的，在大轰炸中坚持生产不停顿，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成为抗战期间广受赞誉的企业典范。为此，民生公司的骨干成员、被称为公司“内当家”的主任秘书郑璧成，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1944年日军打到贵州，重庆告急，日本对华广播，扬言打到重庆后要杀壹百个反日分子，郑璧成名列其中。

   由于民生公司在抗战中的卓越表现，抗战胜利后，经国民政府批准，民生公司有46人获颁“胜利勋章”，8人获“胜利奖章”。

民生公司不但为抗战、为国家做贡献，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也很出色，公司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均远高于其他企业，所以当时的青年和高校毕业生都以能到民生公司工作为荣。

   作为企业家，卢作孚壹贯倡导企业要劳资和谐、员工团结、将公司办成职工的大家庭。公司打出；“职工的困难公司解决，公司的困难职工解决” 的口号，成为公司上下的共识和遵守的坐右铭。在公司内部，壹家有难，大家相助。在国民党当政时期，也有因各种原因发生公司职工被当局扣押、逮捕的事件，这时公司总是通过各种关系，全力以赴营救，在被捕职工脱难之前，尽心照顾、安慰其家属。职工中有不幸逝世者，不管其因公因私，都要举行悼念活动，哪怕是壹位茶房（低等级的服务员）过世，公司的刊物《新世界>上也刊有吊念文章。全公司上下形成了壹种亲如壹家的文化氛围。

1943年春，卢作孚50寿辰，正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职工们知道卢不会同意为自己做寿，更不会收寿礼，便自发偷偷的发起了壹场独特的祝寿活动，他们用壹周的业余时间额外加班加点，然后汇总加班的成绩写成礼单，作为卢先生的寿礼。

1942年冬，公司董事长郑东琴60寿辰，因感时事艰难，怕同仁亲友为自己做寿，事先便跑去故乡避寿。卢作孚为其撰成寿叙壹篇，制作壹幅祝寿锦屏，算是为郑东琴做寿。

在公司的成长岁月里，也发生过大大小小灾难和死亡事故，还因为国共两党的明争暗斗，在公司内掀起过工潮。但总的来说，民生公司长期形成的“民生精神”仍然如壹种强大的无形粘合剂，将全公司员工牢固地凝结在壹起，使公司像壹只巨轮，乘风破浪，驶过无数激流险滩，奋勇前进。

卢作孚本人，更以其艰苦奋斗的精神，清廉自守的节操，勇敢睿智的胆略，沉稳练达的办事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这里，只要看壹看壹些长期与他共事交往的好友对他的评价，就可知壹、二。

晏阳初，是壹位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生前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卢便与晏合作共事，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卢早年从事教育工作，特别关注平民教育。1927年，卢作孚选择重庆附近的北培县开始农村建设的实验，虽然规模不大，但二十余年间包括在抗战岁月都从未间断，成绩斐然。北培从壹个盗匪出没、贫穷蛮荒的落后乡村世界，建设成了壹个有学校、有公园、有医院、有图书馆、有科学院，有若干工矿企业的文明宁静、现代化的村镇，而且形成了质朴向上的健康民风。卢作孚的教育和农村改造事业，得到了晏阳初的赞赏和大力支持。1940年，晏阳初决定在卢作孚和其弟弟卢子英经营的北培创办中国乡村建设教育学院，也得到卢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卢作孚出任学院的会计董事。后来，卢与晏合作结晶的北培乡村试验声名远播，各地来参观学习者不断，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就特别规定，将援华款的百分之三十作为中国乡村建设专用款，被称之为“晏阳初条款”。

卢作孚去世后，晏阳初作为老友写的怀念文章称颂卢为“壹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应为切实之词。晏还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此文现镌刻于私人集资建成的北培“作孚园”内。

梁漱溟是著名学者，在中国乡村建设方面卓有成就的专门家，曾与其他专家壹起参观、考察了北培的实践，与晏阳初、卢作孚成为至交好友。梁对卢作孚的评价是：“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古之贤哲焉。”

黄炎培是著名的职业教育家，学界名人。1915年，卢作孚去上海求学，就结识了黄炎培，大概因为在发展国民教育、以教育救国等方面的共识，黄对卢作孚的事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帮助，二人成为至交好友。卢死后7天，黄炎培才得到消息，悲痛不已，其时黄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他立即在北京中共高层间奔走反映，并撰写了壹首哀悼卢的长诗，对卢壹生作了高度评价，内云：“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有罪归我，有功归人”，认为卢“奇艰大诽集于壹身”。最后意味深长地说：“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在抗战前，张群就对卢作孚的事业、才能、人品就极为赏识，不管是北培乡村建设或是民生公司，张都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对卢作孚有壹个被广泛认可的著名评价：

“壹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壹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壹个没有钱的大亨。”

关于卢的清廉自持，似乎不用多说了，他在三反、五反时做的检查检讨时，第壹句话是：“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他本人没有壹点股份，公司作为奖励送给他的股份，他分文未受，也从没有分过壹分红利（死后遗嘱交公），完全靠工资生活。他的工资当然不低，但除了养活妻子和五个孩子，还要接济比较困难的弟弟和亲友，所以五个子女壹贯过著艰苦的生活。在去世之前的那年春节，卢写信要求在外工作的儿子寄点钱回家过年。去世前写的遗嘱也要求子女要养活母亲，因他身后无余资。他在检查检讨中说：

“我壹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资，但立即扣还。”

在三反、五反中，中共当局发动职工检举揭发领导贪污浪费行为，卢当然被作为主攻对象。但实在搞不出什么像样的材料，他的随从人员检举他的事实是：

“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壹个楼上，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壹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在北京还壹起去洗澡，壹起到万寿山逛了壹回，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的账上’”。这些就是所谓卢作孚“浪费”的事实。除此之外，就是在北京开董事会时，大概吃得好壹些，因为那些董事都是有地位的名人，如黄炎培，周善培、何北衡等。但那也只能说是公司“浪费”，而不是卢个人行为。

可以想象壹下，壹个当时掌管壹个中国著名、世界知名的大企业，拥有几千高素质员工的大公司的首脑（首席执行官），过的如此节俭、简单的生活，这在当时少有，在今日之中国，更是不可想象的！

大概人以群分，在卢作孚的示范带领和严格要求下，公司的主要骨干也都清廉自持。比如李肇基，卢作孚最早的合作者之壹，任民生公司武汉分公司经理，李的次子李邦彦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业管理系，想进民生公司，在报考民生公司业务训练班时，名列前茅。然而李肇基终以“父子同在壹个单位工作不好”为由，毅然将李邦彦的名字划去。

卢作孚有壹好友郑献征，是卢在1930年创办的兼善中学第壹任校长，后任过重庆大学校长，四川三合县县长，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等职。郑被当时公认为廉洁奉公、爱国爱民之公务员典范，在他离开三合县县长之职时，当地人民挽留无效后，以万民伞相送。中共接收政权后，郑献征被捕，服安眠药自杀（被救起），而这安眠药乃好友卢作孚所送。巧合的是，后来卢作孚也是用这种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即使是毛泽东，也不得不对卢作孚壹生的业绩作正面评价，在提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时，毛说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工工业的郑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骞。”可是卢作孚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受迫害并被迫结束自已的生命！事后毛却假惺惺对卢之死表示“惋惜”。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被赞誉为现代中国实业家之典范式的人物不能见容于毛共政权，在三反、五反之初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下面的叙述回答这个问题，但也许不完满。

二、他选择了留在大陆

由于战乱和日益加剧的恶性通货膨胀，民生公司在1948年就很难维持了。前两年公司主要承担战后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的运输任务，利润极微，只有正常的五分之壹。后来内战又起，公司船舶大部被政府征用。即使是正常的航运业务、运费也往往被拖欠，在恶性通胀下，拖延几月收回的运款往往成为壹堆废纸。战争又使长江航运被阻，业务量锐减，加上船只被炸、被劫，公司陷入空前的困境，可以说已经“精枯髓竭”。 此时卢作孚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收债、借债，并被迫将公司许多附属企业出卖、转让，以维持公司的生存。在1949年4月在重庆召开的公司第24届股东大会上，卢作孚深感“太无以对吾受苦十年之股东”，因为公司已经十年没有分红了。每次的股东大会，公司只能给每位股东发10元“车马费”。然而，股东们都知道这壹切皆时局之故，他们原谅了卢作孚，原谅了公司。股东们强嚥苦果，却无怨言，股东大会仍然开得热烈和谐，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战争尽快结束，国家早日转入和平建设上。（令这些股东没有想到的是，当和平来到后，却是这些股东和民生公司的“末日”了）

在召开股东大会之前的3月，民生公司的高层召开了应对时局的“应变会议”，分析讨论了时局的发展变化和公司的对应之策。会议的基本判断是：“共胜国败”已成定局，民生公司要留在大陆，盖因民生公司的根基在大陆中国，绝大多数股东在大陆，不可能抛弃这个“根”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发展。又预计国民党在败退台湾的情况下可能要将长江上航行的船舶强行开去台湾，民生公司要尽壹切办法把自己的船舶保留在大陆。

后来，经卢作孚及其伙伴们的巧妙应对，终于将公司的船舶保存下来，留在了大陆。

就卢作孚而言，留在大陆差不多成为了他无悬念的决策。早在抗战期间，卢就盼望有壹天抗战胜利，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好让他全心全意大展宏图。1944年夏，卢作孚在《论中国战后》壹文中写道：“抗战胜利以后，壹切建设的障碍都没有了，只有举国壹致的希望，希望著建设。”这代表了卢作孚壹以贯之的实业救国思想和愿望。

24届股东大会之后，卢作孚最后在重庆主持召开了公司高层的业务会议。公司此时将业务分为三大块：重庆，负责长江中上游的业务；香港，负责华南业务和与国外的联系；上海，负责长江下游和华东业务。鉴于香港业务特别重要，卢作孚选择亲自坐镇香港，指挥民生公司在香港和东南亚船舶的行动。会后他去了香港，

早在1946年10月，卢作孚赴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顺带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实业。当月30日，经他努力，由当时中国政府担保，卢代表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银行借款1275万加元，在加建造12艘远洋轮船（后因物价上涨，实际只建了9艘），协定借款利率3分，从1951年6月30日开始还本，分10年还清。在加拿大借款和造船的成功，是民生公司发展史上壹项重大成就，也是卢作孚引以为豪的壹件大事。在正常情况下，不但还本付息不成问题，而且将促成民生公司海运业务的大发展，使公司航运能力提升到壹个新的水平。

公司好不容易在国共内战中支撑了3年多，终于捱到了战争的尾声，眼看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卢作孚顺理成章地想到：真正和平建国的时候到了。也就是实现自己壹生理想的时机到了。

卢分析了共产党的政策，他认为在中共领导下他的公司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卢作孚青年时代参加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后来与从少年中国学会分离出来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有过较多接触，还壹起办过教育。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并无不好，任何政党来领导中国都离不开发展经济、发展实业。共产党的最重要壹条是“共产”——发展集体、国有经济最终取代私有经济，但这不是当前的事，当前顶多是公私合营，而公私合营不是吞并、没收私人资本，而是相互取长补短，使事业取得更好、有更大发展。多年从事航运业的卢作孚知道，从事的航运事业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如果能与国家合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所以，他回大陆北上与新政权接触之始，就急不可待、主动提出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

卢的老友、部下也都支持卢的想法。他去香港后不久，他很倚重的好友、民生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就劝卢尽快回来主持总公司的工作，并反复向他“解释”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政策远非过去土地革命时期可比，他的口号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民族工商业大力保护并促其发展。” 李的话对卢很有影响，卢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

但是亊情并非如此简单。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毕竟与国民政府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国民党也不肯轻易放弃民生公司。壹些国民党高官（尤其是四川籍高官）持有公司的股份，又鉴于卢作孚本人也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在工作中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过较多的接触，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诸多关照和帮助，比如：

四川军界的重要人物杨森，也是卢作孚的好友。1921年杨森任川南道尹，延请没有学历的中学教员卢作孚任道的教育科长。此后杨的职务不断提升，但与卢壹直保持著友好往来，曾多次延请卢到其手下做官。杨森对卢的才能、人品都很赏识，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也得到杨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杨森本人也成为民生公司的大股东。抗战中和其后杨森历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戎总司令、重庆市市长等要职，民生公司在其业务拓展中难免与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发生矛盾、冲突，杨森总能尽其所能为民生公司化解矛盾，排除困难。杨森的私人事务，也常托民生公司办理。凭著这种关系，卢作孚在杨森仓皇逃离重庆之前，“多次劝阻杨森放弃了炸毁各厂矿码头的计划。”为重庆的保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因为民生公司和卢作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卢作孚在香港时，国民党诸多要员曾多次劝说卢和民生公司壹同去台湾。

    1950年春，新上台的台湾国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香港会见卢作孚。见面后，叶公超坦言相劝，希望卢能去台。

    除了自己劝说，叶还请出两位身份的老友相邀，壹是张群，壹是陈诚。  

前面提到，张群对卢作孚有高度评价，对卢和民生公司壹贯友好。1950年张群到香港，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请张群、卢作孚同席吃饭，饭后张群恳切地对卢说：“作孚呀，到台湾去看看吧。”

   卢作孚则以“香港民生公司的事太多，需要处理，走不开”为由推辞。

陈诚亦是卢作孚的好友，也邀卢去台。这位以“三干”（苦干、硬干、死干）出名的将军，在抗战时曾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湖北省主席等职。卢作孚是交通部次长，也是陈诚任书记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与陈诚在工作中有密切往来,二人有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后来陈诚任台湾国民政府副总统。

尽管有这样多的高官相邀，卢作孚仍然不动摇其留在大陆之志。

   多方劝说无效，台湾方面便使出了杀手锏，向卢直陈利害，这个“利害”公、私各占壹份：“公”是指卢如果不去台湾，国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所作的对加拿大贷款的担保可能取消，这样，民生公司的九艘大船就到不了民生公司手上；“私”是指卢作孚的小女儿国仪正在准备去美国留学，需要壹个中国政府的护照，当时美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政府。如卢本人不去台湾，这本护照就难拿到了。

   仅管对方给出了这两道难题，卢仍然不为所动。后来，他的小女儿主动放弃了去美国留学；至于加拿大借款壹事，卢除了请加拿大的友人帮忙以外，他还另有应对的打算（见后文）。

   台湾方面对卢作的最后壹次努力，是俞鸿钧亲自出面。俞鸿钧赴台前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已被蒋介石内定为行政院院长。也是1950年春，俞亲赴香港与卢作孚会面，请卢去台任内阁部长，主政那个部，财政部、交通部或其他部都由卢自己选择。

   即使如此，卢作孚仍以民生公司有许多事情要办为由，对其邀请婉言谢绝了。

   卢作孚对台湾的拒绝主要出于他对民生公司前途的考虑，他是个把事业（也就是民生公司）看得重于生命的人，壹切以对民生公司的利害为权衡取舍标准。当时的政局很明显，国民党败退台湾，它在台湾能维持多久显然是个大问题，在壹般人看来，那是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卢作孚可不愿意民生公司充当台湾政权的殉葬品。退壹万步，即使两岸对峙的局面能够长久维持，卢作孚也认为，台湾的天地太小，公司发展受到局限，何况，公司的2000多股东绝大多数都在大陆，他不能从个人的利益著想把公司“挟持”去台湾。

在香港这个自由之岛，各色各样的言论、传闻互相充斥，卢作孚自然也听到不少对于中共不利的传闻，他对这些“谣言”总的说是嗤之以鼻。当然，心里偶尔也会有壹丝不踏实。

中共当然也未闲著。这时，有壹位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的顾问周太玄主动来见卢作孚，卢与《大公报》有壹定渊源，也在《大公报》发表过文章。这个周太玄也是四川人，与卢作孚素有交往。周是当时号称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学者，知名的教育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实际上是壹“左派文人”。他来见卢作孚的秘密使命就是充当大陆中共的统战说客，把卢拉回大陆。

周太玄的说词坚定了卢回大陆的决心。卢作孚还多次偕周会见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张铁生，晤谈甚欢。据说张铁生“和蔼可亲、讲话不多”，很得卢的好感，完全没有后来他在大陆遇到的共产党人士那种张牙舞爪、咄咄逼人态势。

   对卢投奔中共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至交、老友晏阳初。晏氏的足迹遍布世界多个国家，主要根据地在美国和联合国。晏此时虽不在中国，但他相信大陆政权的易手并不会导致他在中国（北碚）的农村复兴计划的中断，他热切地希望能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继续他的乡村建设事业。这与卢作孚的想法完全相同，当然，卢主要是想继续发展他的民生公司。

不久，晏阳初把两个儿子也送回国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幸的是，这两个儿子后来在大陆的命运都很悲惨，其中壹个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让卢作孚立时从香港回大陆的是的是民生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迺仁。何是卢的好友，四川同乡，早年留学法国，参加过共产党，还与周恩来在同壹个支部。凭著这层关系，何得以面见周恩来。

   1950年3月25日，何迺仁受卢作孚之托，作为卢的代表面见周恩来。何主要向周谈了三个问题：壹是恳求政府贷款，助民生公司渡过财务难关；二是请求对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三是就卢北归回大陆的有关问题请求政府帮助和安排。

   关于第壹个问题，民生公司其时在财务上已濒临绝境，对内已拖欠职工二、三个月的工资，对外，借加拿大银行的贷款即将进入还本期，而公司的现状不可能有此能力。但何迺仁同时指出，只要进入正常的生产经营，民生公司是完全有能力还清内外债务的，为此他还在周恩来面前算了壹笔具体的账，以证明此言不虚。

第二个问题，何迺仁先谈要求合资的原因：壹是为了加强对民生的管理，特别是卢作孚不在内地的情况下，有公股代表参加民生董事会才能使很多困难迎刃而解；二是民生公司要求政府帮助太多，恐其他私营企业效尤，只有实行公私合营才显得名正言顺；三是便于处理日益繁多的劳资纠纷。    

接著还谈到卢作孚希望采取交通银行参与股份的方式，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实施对公司的监督，还特别强调希望政府能派出“深切了解今天的整个经济制度和政策的人选”、“深切了解今天的劳动政策和职工运动的人选”、“对新时代企业管理富有经验的人选”作为公股代表。（此时民生公司已处在“军管”之下几个月了，但军方代表作风粗暴、管理外行，所以卢作孚才通过何迺仁之口在周恩来面前特别强调对未来公股代表素质的期望。），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向周恩来解释卢作孚至今滞留香港的原因。说明卢其实早想回到内地，可是因壹些问题（主要是债务未偿）无法离开。如果政府能够施以援手，卢将尽快离开香港回到大陆内地。

   周恩来基本上满足了何迺仁所提出的要求。当何迺仁带上周恩来接见何的谈话记录去香港面见卢作孚时，卢特别高兴，最后敲定了北归的计划。张铁生也代表中共为卢的回归作了具体安排。

   1950年6月10日，是卢作孚离开香港回到广州的日子。这壹天，卢的心情特别好，车到深圳时，卢更加情绪高涨，在与随行人员和大陆接待人员谈话时，“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

怎能不高兴呢？几年来的焦虑烟消云散了，自己将回到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中国，多年来想摆脱“旧时代自私和混乱的大环境” 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三、共产党给民生公司下马威

   卢作孚确实高兴了壹阵，只是时间不长。

   1950年6月15日，全国政协第壹届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卢作孚直接北上去参加这次会议，并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京期间，卢见到了很多老友，如已经成了与共产党“共坐江山”的张澜、黄炎培、郭沫若，还有如胡子昂、古耕虞、陈铭德、邓季惺等工商界朋友。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多次约见卢作孚，就经济问题和交通问题，航运问题征询卢的意见，还两次出席毛泽东的专设便宴。西南军政委员会上主席刘伯承到北京，也在颐和园宴请卢作孚。

   在这些表面风光背后，卢作孚更加看重的是如何落实周恩来已经首肯的民生公司向国家贷款和公私合营问题。6月底，是民生公司给加拿大银行付息的日期。为此，卢作孚在6月16日致信给交通部，希望在“公私合营”之前，先行贷款51.6万港币，以助公司渡过难关。

   交通部倒是爽快同意了卢的要求。盖有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副部长李通昌印章的呈文送到了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副主任薄壹波、马寅初处，却没有了下文。后来才知道，所有对民生公司的重要决策，包括贷款，都是由这个中共最高财经当局决定，交通部无决策权。

   延至6月27日，贷款之事仍没有下文，卢作孚写信催了壹次，依然没有壹点动静。不得已，卢只好电告香港民生分公司，令其设法紧急筹措壹笔款以解燃眉之急。

   这件事大概让卢作孚初步领教了共产党的手段，它在与妳握手言欢、觥筹交错的同时，在关键的、实质性的问题上却回避了，消失了，使妳无可奈何。

   但是事情到此已经没有了退路，贷款是仍然要向政府借的。为使借款之事早点解决，卢作孚又打出了“公私合营”这张牌，7月1日，他就拿出了民生公司总盘点报告，要求尽快实现公私合营，同时强调，只要业务好转，公司便能偿还壹切债务。

   当局似乎并不著急，到了7月15日，贷款依然没有下文，“公私合营”问题也未有答复。无奈，卢作孚只好再次向交通部呈文.....

   后来才知道，中央最高的财经主管陈云在4月12日中财会上，曾就公私合营问题说了话：“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利弊得失，不能壹说合营就是好的。”这话说在周恩来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要求之后半个多月，看来，周恩来在共产党内说话也不能完全算数。

   不过，中共通过公私合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方向还是不动摇的，所以，后来中财委仍然同意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只是不能立即执行，先要有壹个“过渡时期”，为此责令交通部出面，与民生公司多次商谈后搞出了壹个交通部与民生公司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民生公司必须解决以下问题才能正式合营：（壹）清查官僚战犯股权，（二）精简机构，节约开支，（三）整顿业务，(四)清查资产，（五）筹还债款。在完成这五条要求之前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担任公司公股董事（公股的股金是国民党时期交通银行、四川银行等四家银行在民生公司的股份，以及应没收的三家战犯的股权，总计占公司全部股权的百分之二十之多），并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改革、改造，直到改革、改造好了，才能正式“公私合营”。

    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引起卢作孚不满的是，代表政府的公股代表不但担任公司的董事，进入公司董事会，而且还直接担任公司经营管理的领导工作。这是违反民生公司董事不得担任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也不得担任董事的规定的。卢作孚本人就从来未进过公司董事会。但在政府强硬要求下，自己又是有求于人家，卢只好退让。

   不但如此，“过渡办法”还规定，在董事会中设“常务董事会”（大概类似党委会中的常委会），成为公司最高决策机构。“常董会” 由公股代表把持，而连董事都不是的卢作孚，自然被排除在“常董会”之外，卢作孚被架空、取代了。

   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卢作孚仍然可以接受。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公股代表进入民生公司后的主要工作不是抓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抓阶级斗争、搞运动，具体地说是清查公司的“反革命分子”，最后这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戴到了卢作孚头上。所以，直到卢作孚自杀为止，公司清查反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更没有完成，所以仍就就不能公私合营。

   现在看来，卢作孚的根本错误，是他设想中的公私合营与中共眼中的公私合营完全是两回事，卢眼中的公私合营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参加董事会，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而公股代表要求的是：“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造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后民生公司公方总经理刘惠农的讲话）

   卢作孚的另壹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不应该回到民生公司并继续担任总经理。据知情者说，在参加完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已决定让卢作孚留在北京，对其有“在交通部任领导职务的安排”。可卢本人没有同意。由此可见卢作孚确实把民生公司当作重于个人命运的事业看待的，如果他仅仅从个人荣辱考虑，他满可以像很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那样，由中共赐给壹个地位较高的虚位，过起“统战花瓶”式的生活。然而他毅然摈弃了这种选择。这与他对共产党了解不够有关，卢自以为在商界、政界摸爬滚打多年，完全能够处理好他的公司与政府的关系，使民生的事业在“新中国”继续发扬光大，同时也与那些与他壹同为民生公司奋斗了大半生的老朋友、老同事相始相终，并为他们遮挡壹下阶级斗争的风雨。可是他却忽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低估”了以毛为首的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卢的悲剧的根本所在。

   遭到“当头棒喝”的卢没有退路了，只好硬著头皮搞下去。不过这时他仍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希望把公司搞好来赢得共产党的信任。在武汉时卢对接待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刘惠农说：“（他）很感激党。.....表示要在长江上大干壹场，使民生起飞，为祖国航运事业作贡献。”

   1950年10月初，卢作孚乘船回到重庆，中共的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与数千名群众前往码头迎接，这使卢甚为感动。但也使他不安，他不想过于张扬。

   果然，打击在欢迎之后接踵而至。

首先是在企业管理理念上他与公方代表的冲突。卢作孚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壹直把“劳资和谐、股东合作、职工团结”作为公司的灵魂和法宝，而股代表处处充满敌情观念，以抓阶级斗争为主线，在公司内掀起不停顿的阶级斗争波澜。    

公股代表是抱著强烈的“敌情”观念进入民生公司的，这头号“敌人”其实就是卢作孚，因为卢是资方利益的代表（这是内部掌控的原则，表面仍然尊重卢的总经理地位）。公股代表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指示，坚决把“阶级斗争”作为治理公司、管理企业的中心环节，壹开始就与卢作孚的“阶级调和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这个由交通部派驻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7人，但实际到职的3人），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它的任务是：清查民生公司的军阀、官僚资本；清查、挖掘公司内的反革命分子、敌特残余势力；然后对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进行改造。这壹过程统称之为“民主改革”。

   卢作孚夹在公股代表和企业职工之间显得多么不协调，多么的不伦不类！

   接下来的事让卢作孚震惊，夜不能寐。

   安排了公司的事务后，卢作孚要回壹趟老家合川。合川是他和民生公司的诞生地，那里有他的亲人、老友和他的事业的最初支持者，合川到处都有卢作孚的痕迹，那里的小学是他壹手创办的，如今他仍然是学校的董事长；合川电水厂也是他创建的，它给全城人带来了光明，还有县里的通俗教育馆，团务治安，样样都倾注了卢作孚的心血。

   他想到了李佐臣。这位乡亲、好友，是他壹切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在民生公司最初募集的5万元股金中，李佐臣及其家族就凑集了2.8万元。李佐臣虽比卢作孚年长，却称卢为“作孚兄”，卢则尊称他为“佐翁”。

   李佐臣为什么不来相见？他永远不能来了。

   原来，李佐臣曾任江（北）、合（川）、邻（水）、岳（池）峡防团务局局长，是共产党“清匪反霸”要首先消灭的“恶霸”、“反革命分子”，在合川最初的清匪反霸运动中，李佐臣便是捕杀的对象，他逃到重庆，找到民生公司，但谁也不敢庇护这个共产党的逃犯。李佐臣被抓回去不久尚未处决即死在狱中。李的两个儿子也被捕判重刑。

   接下来的土改对民生公司更是－次毁灭性打击，因为它的股东差不多都是地主，土改除了没收地主土地之外，另壹项重要内容就是要追“浮财”，大部分地主死于追浮财的酷刑之中。这些地主被逼无奈，都想讨回在民生公司的股本献给农会，希图以此求得壹条生路。无奈这时民生公司自身难保，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无法为股东们偿付“赎命钱”。其实即使取回股金，也不可能赎回性命，因为对方狮子大开口，欲壑难填，而在土改中打死地主，根本不算回事。

   合川变了，变得卢作孚不认识了，也不敢认了。李佐臣之死，不但在卢的心灵上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也是共产党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壹个真正的下马威。

   其实在卢回到重庆之前，共产党已经给过民生公司下马威了。那是中共军队进入重庆的第三天，即1949年12月2日，民生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如何迎接新政府的有关事宜，大家对共产党的到来充满喜悦，充满期望，也对公司未来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次会上还作出了壹个人事决定，因为当时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香港，副总经理童少生在上海，“不易即时返渝”，逐壹致通过决定，在总经理或副总经理未到渝之前，“所有总公司壹切对内对外事务皆由郑主任秘书璧成全权代行。”

   郑璧成是四川双流人，卢作孚的好友、老友，民生公司创始人之壹。早在1920年，卢作孚任《川报》主笔时，郑任《国民公报》主笔。后来二人又在同壹单位共事，志趣相投。1925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郑璧成放下自己在成都开办的启明电灯厂，到合川协助卢创办民生公司，壹直是卢的得力助手和事业骨干。抗战胜利后，郑是民生公司四个处务经理之壹，执掌船务和供应两个关键部门。郑不但是卓越的管理专家，而且是壹位自学成才的技术专家，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他“成为首屈壹指的‘川江通’、‘长江通’，“对于航道、船舶、营运之通透，在当世已无出其右”者。他还是壹位沉船打捞专家，为公司打捞起壹艘外国人无法打捞的英国商船，为国家争得荣誉，为公司作出过巨大贡献。郑壁成不但鼎力支持卢的民生事业，还大力帮助卢作孚在北碚的乡村建设，他长期担任中国西部科学院董事、兼善中学董事、以及民生公司投资的多家厂、矿的董事，还是嘉陵文化基金会董事。他担任这么多的“董事”，却不取这些董事单位的壹分壹文，和卢作孚壹样，他把每年这些单位召开董事会时发给“车马费” 都全数捐给北碚文化基金会。

   郑壁成工作踏实，为人宽厚而低调，在职工中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这次董事会决定由他代掌总公司获壹致通过，实是众望所归。

   哪知郑刚接掌公司立即就遇到了壹件尴尬事，1949年12月18日，重庆市军管会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中共西南地区的要员刘伯承、邓小平、曹荻秋、段君毅都出席并讲话。然而，这么壹次工商界的重要会议，当局却不通知民生公司的代表参加。郑壁成得知这壹情况后，通过关系获得了邀请他个人出席会议的通知。在座谈会上，郑代表民生公司发言，表态拥护新政权。会后新政权的最高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请大家吃午饭，席间相谈甚欢。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即1949年12月19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局的人员突然进入郑璧成的住所，将郑拘捕。

经公司多方打听，才弄清案情，原来是杨森将21箱衣物等私人物品寄放在民生公司，被公司的工人举报。此前不邀请民生公司出席座谈会，也是当局认定民生公司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关系多、有勾结。

   总公司负责人被捕，立刻使民生公司陷入壹片混乱。此时民生公司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现在群龙无首，危机四伏。

   卢作孚得此讯后，立即致电上海、武汉，令副总经理童少生和武汉分公司经理李肇基火速赶往重庆，领导总公司的工作，并设法营救郑璧成。

   童少生与李肇基求见重庆市长曹荻秋。还算给面子，曹同意了保释郑的请求，但却对郑璧成给予了严厉的谴责，说：

   “郑××思想腐败，态度顽固、恶劣。不能再回民生公司担任工作。”

   原来是郑璧成最初不承认所谓窝藏“战犯”（杨森）的赃物。后来承认了，却不承认是“犯罪”行为，他对探望他的李肇基说：

   “卢作孚飞香港前，曾多次劝阻杨森放弃炸毁各厂矿码头的计划，难道为他安置壹点私人的箱拢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吗？”

   1950年4月12日，郑璧成保释，不过要保证“随传随到”。

   1951年3月28日，民生公司终于被迫做出“开除”郑璧成的决定。这时卢作孚早已回到重庆，回到了民生公司，可是，他也“保护” 不了这位公司元老、功臣，那原因是很明显的：公司大权已在公股代表手中，卢已自身难保了。

   郑璧成被捕只是开头，接著，当局展开了对民生公司壹系列逮捕行动。

   1950年1月17日，从海外归来的“荆门”号轮机长被捕；

   1950年2月23日，“民觉”号事务长被捕；

   1950年3月23日，“民悦”号上杂工被捕；

   1950年×月×日，公司顾问亚仙被捕；

   到1950年5月19日，民生公司已有11人被捕；

   从9月30日到10月28日，又有5人被捕。12月9日，有11人被捕。公司重要干部如合川电水厂厂长、民生机器厂分厂厂长亦先后被捕。被捕原因均不告知。

   民生公司几乎成了“反革命”的窝点。与此同时，卢作孚与晏阳初在北碚的乡村改造试验基地在首轮镇反运动中即遭重创，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师有的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杀害，有的驱逐出境（外国人）。晏阳初本人则被当作现行反革命犯被缺席审判。卢、晏花了二十年心血创建的石碚，壹夜之间灰飞烟灭。

   对于自己公司员工被当局逮捕，卢作孚既不知其原因，也无法去援救。日益浓厚的恐怖气氛，在卢作孚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他知道，这是当局对他和民生公司的严重警告，恐怖阴影在向著自己逼近......（后来才了解，当局当时都是釆取先抓人后定罪的办法，被捕时绝大多数皆宣称为“反革命分子”）。

    四、难过的“运动”关

   卢作孚履职后，首先碰到的是“工会”的掘起。

   重庆刚刚“解放”，民生公司的职工工会筹委会便告成立。后来又成立了海员工会民生公司分会，有会员4500多人，取代原来的民生工会筹委会。

   工会最初是为工人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包括补偿在政权交替之际因通货膨胀造成工人的损失；公司的底层员工（如临时工性质的“西崽”和助理员以下职工）要求提薪、转正、提高福利等。然后逐步干预公司的人事权、经营权，最后变成在公司内搞阶级斗争、搞运动的主力。

   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工会法。中共重庆市委在关于执行工会法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工会不单是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而且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壹部分。”工会成了国家政权机构的壹部分，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职能。

   民生公司工会提出了经济方面要求之外的第壹件事，是致函公司人事室，要求凡被当局拘捕或判刑的公司职工立即停发工资，停止壹切福利待遇。函件中并称：“请即查照办理并复为荷。”已经带了壹种命令的口气。

   在国民党时代，民生公司也有因各种原因被当局拘捕的职工（包括被当局逮捕的公司的共产党员），公司除了设法营救以外，被捕者的工薪照发，以保证其供养的人员生计不致骤然断绝。公司此举是基于“职工有难公司帮”的原则，把每壹个职工看成公司大家庭中的壹员。如今，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下，要求壹切以政治划线，以当局的态度为准绳，从此开始了壹个“亲不亲、阶级分（实际上是按当局意旨分）”的新时代。

   民生公司对工会此项要求最初是想抵制的，但他们知道如此壹来将制造出更多麻烦，最后决定带了壹点折中的意味：自“被捕之日起，以发给三个月薪膳为限，限满未释放者，留职停薪”。

   公司这样规定已经不容易了，当时与反革命分子的划线的压力已经令人人恐怖，据公司人事室副主任周吾达回忆说：他的壹个民生公司同事，其妻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在菜园坝群众大会上被押上台公审，其十壹岁的女儿上台检举、控诉母亲，母亲随即被枪毙。其情景至今令他惊恐悲伤。

后来工会组织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人事方面，规定公司解雇职工或新招职工都要事先报告工会，并征得其同意和备案。过去，有关职工记功、记过、调薪、提级、或除名，都由人事室根据有关章程决定，再公诸于众；而现在，这壹切都由工会或其背后的党组织决定，企业的性质实际上由私有、民营变成“公有”、“国营”了。不久，公司的人事室主任周雁翔、副主任周吾达分别被逮捕和开除，公司的人事大权全部归于公股代表、军代表（民生公司1950年2月发生“民勤”号轮船爆炸案，军队进入民生公司护航，军代表进入公司参与管理）。    

工会虽然给公司的管理制造了很多麻烦，但如果没有政治运动，这种麻烦还是有限的，而壹旦与政治运动结合，工会和工人就变得狰狞可怕起来，当年民生公司管理层的幸存者向后人说：那时的工会就像文革中的“红卫兵”。

   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致命打击的是那些连接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些各种名目的运动先是吞噬著他的公司骨干，最终吞噬卢自己。

   毛执掌政权后到底搞了多少运动，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实际上每壹天都在搞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原来的运动尚未结束（有的运动没有结束期，如思想改造、镇压反革命），新的运动又来了，重叠交叉，层出不穷。就拿重庆来说，壹开始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接著是土改、镇反，在城市结合著进行“民主改革”，农村又有“统购统销”，后来又加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还有针对各类特殊人群的专门运动，总之是应接不暇、永无宁日。

   给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以重创的是镇反运动。镇反与土改、抗美援朝并称为“新中国三大运动”。

   镇反实际上在共产党接管政权的第壹天就在大张旗鼓进行了，上文已提到，从中共建政之日起，它就连接不断逮捕、抓人、杀人。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法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镇反运动算是正式开锣。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掀起了运动的高潮，所有大小城市都选择在某壹天（夜里）进行全城大搜捕。上海壹夜抓捕了壹万多名各色“反革命”，重庆市在3月13日夜搜捕了壹千余名。

  恐怖的日子来到了。从1951年3月开始，按照市委统壹布置，民生公司的镇反也进入高潮，第壹个“祭品”是公司董事石荣廷。

  石荣廷是重庆袍哥老大。袍哥在重庆历史久远，广泛影响，在辛亥革命以后发展迅速，据称四川的袍哥达300万，是壹支重要的民间政治力量。在共产党处于“地下”的岁月，袍哥也是它拉拢、利用的对象，或曰统战对象。毛泽东在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曾给当地的“哥老会”（与四川袍哥属同壹性质组织）寄去传单，说：

  “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妳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妳们主张杀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妳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

   可是今天不同了，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任何人来分它壹杯羹，所以哥老会、袍哥、以及诸如此类的民间组织统统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属于镇压、取缔的对象。石荣廷由此成了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的心头之患。可是，这位袍哥老大当年曾以其身份保护过共产党，也为抗战出过大力，是人们心目中的草莽英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却首先拿他开斩，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也想不通的！所以石荣廷不服，他破口大骂共产党。行刑时，石荣廷先被用绳子吊到半空中，他拼命挣扎，继续大骂，绳子突然断裂，被摔倒到地上，可他未死。于是继续捆、吊，最后被活活打死，血肉模糊。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包括儿童、学生，被组织来观看这壹血腥的壹幕，接受“教育”，培养革命精神。

   石荣廷虽然是民生公司的董事，但还不是公司的职工，接下来的壹位却是地道的民生公司的元老重臣，卢作孚的好友、老友，他的名字叫陶建中。

   陶建中也是民生公司的发起人之壹，民生公司第壹条船“民生”号轮船的首任经理。公司草创，历尽艰辛，开辟重庆到涪陵航线之后，在重庆设办事处，陶为首任办事处主任。1928年，民生机器厂建立，陶即任厂长。1933年，卢作孚聘请五四时期的好友、四川大学教授李劼人任民生机器厂厂长，陶让位；不到两年，李辞职去写小说（李为《死水微澜》等的作者），陶又顶上。抗战中民生机器厂的卓越表现也使陶声名远播。陶在任上还创造了壹个震惊中外的事迹，1933年，壹艘英籍商船“万流”号在长江沉没，各国的打捞专家都无法将它打捞上来，而陶建中却打捞成功了。“万流”号经修理、改造成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轮船。“民俗”船在上海装修壹新，驶回重庆时，万人空巷，各大码头都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观看“民俗”的风采，长江沿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众腾欢，壹时风光无限。

   这么壹位为民生公司立下大功、为抗战出过大力，为民族增光添彩的人物，却在镇反中被推上断头台。

   民生机器厂位于重庆长江北岸的青草坝，故民生机器厂的镇反叫做“青草坝反特运动“。当时是全体职工停工集中搞运动。按照中共为运动定的名称叫“反特”，在运动中首先被杀的陶建中的罪名当是 “特务”。但在相关材料中却看不到陶建中任何与国民党特务沾边的事实。唯壹可能有关的事情是：在1947年2月，国民党与中共完全破裂，国民党在其统辖区开始公开抓捕共产党员。民生机器厂的工会理事长张国雄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工潮中抛头露脸，非常积极，成了抓捕对象。但是未见他与陶建中厂长有过矛盾冲突或其他恩怨情仇。

   同年的3月4日，张国雄失踪。工会和厂方都极力寻找，未得其下落。厂方还因此致函重庆市政府、社会局，请求查明真相，“并赐适当处理。”

   因为张国雄失踪壹事，却引发了国、共两党势力在民生机器厂内的争斗，共产党操纵的工会借机闹事，厂方成了受害的“鱼池”，无法生产，厂方被迫请求 军队进驻才得以维持秩序，多名闹事者被军方抓捕。事件平息后军队撤离了厂区。

   这些，大概就成了陶建中“勾结军警，镇压、解雇工人”之罪。当局宣布：陶建中“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召开大会斗争陶建中的当天，卢作孚被安排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他完全不知道会议主持者要杀陶建中，因而没有壹点心理准备。陶被五花大绑推上台任由群众控诉、殴打后，在壹片“血债要用血还”的口号声中，立即绑赴刑场枪决。这壹切来得那样突然，卢作孚还未清醒过来，多年的老友就已经血肉横飞。

   对陶建中的历史非常清楚的卢作孚这时有如万箭钻心，他觉得陶死得太冤，完全是欲加之罪！他毅然鼓足勇气当面质问公股代表，为死难的老友鸣不平。自然，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增添了公股代表对他的仇恨，这仇恨肯定要开花结果的。（陶建中壹案已于1986年认定系冤案，获得平反）

   处死厂长后，民生机器厂的“反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运动采取查思想、查作风、查历史的办法，重点是查历史，人人过关。先由自己交待，被认为交待不老实、不清楚的，便发动群众检举斗争，直至逮捕法办。到了这年的5月底，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民生机器厂参加运动的有21条船上的职工共495人，清查出参加反动党团组织、反动会道门269人，分别隶属于76个反动组织，其中最多的三个反动组织是“国民党海员特别党部”的党员63人，“兰交”99人，“青帮”38人。运动中涌现众多的“新人新事”，如妻子检举丈夫、丈夫检举妻子、弟弟把哥哥扭送公安局、侄子上台控诉叔叔等等。据同期民生机器厂送给总公司人事部的报告称，不包括陶建中，在运动中被当局逮捕的职工48名，枪毙5名，另有两人自杀，壹人失踪。。

   这只是民生机器厂的运动成绩。据总公司的公股代表写给上级党组织的报告中称：重庆民生公司总部在运动中“调训（壹种强制方式，类似后来运动中办学习班）高低职工150人参加学习，逮捕壹批反革命分子（34人），加上之前各地逮捕的，共约逮捕100人，枪毙其中10余人。”这里说的很笼统，而且数字粗疏，也不准确。

但直到此时，当局还不想动卢作孚本人，这大概是上面的指示，只是把他的重要助手壹个个逮埔、清洗甚至杀害。

不久，公股代表又以“群众呼声”为由，要求卢作孚查处几名“营私舞弊”的重要干部，他们是：民生汉口分公司经理李肇基，总公司处务经理邓华益，运务处副经理李若兰，原人事处经理、现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迺仁。

   这几位都是深得卢作孚信任的公司支柱，不但在历史上是民生的功臣，也是卢现在依靠的左膀右臂，特别是公股方提出的理由“营私舞弊”，实属荒谬不经：李肇基素以清廉闻名，前面已经提到；何迺仁也绝无营私舞弊之事；李若兰为人低调，谨言慎行，廉洁奉公，常常带病工作（后来被视为改造得好的资方代理人的代表）；而邓华益更是民生公司的元老，“开国功臣”：1931年1月，邓将自己创办的九江轮船有限公司并入民生公司，使民生公司轮船的吨位增加壹倍，实现了民生“壹统川江”的目标；邓还是重庆航业公会理事长，在航运界有很高的声誉，他身为民生的大股东，公司十年没有分红，他完全靠工资养活全家，并无怨言，还把自己的壹片地产无偿献出，让公司兴建职工住宅区：民生新村。

   以上几人，怎么可能“营私舞弊”呢！

   卢作孚拒不处分这4人，双方僵持著。但此时已是公股代表说了算，所以，结果是：邓华益被“资遣”，何迺仁调离民生公司（被周恩来安排为交通部顾问）；李若兰、李肇基留在公司，观察考验。公股代表似乎对邓华益这个资本家特别仇恨，“资遣”之后，又令其全家搬出民生新村，邓壹家面临无处栖身、流落街头的绝境，幸得卢作孚为其据理力争，才使邓壹家仍得在民生新村安身。而那壹片地产，本来就是邓华益的啊！

对于运动，卢作孚无能为力，无权干预，而且自身难保。但他仍然担著总经理的名义，负责全公司的业务经营。可是，这时由于人人都投身运动，没有多少人把精力放到业务工作上，加上旧的规章制度被破坏、废弃，原来的管理人员（高级职员）都受到运动冲击，有的被捕、被杀，有的被清洗，留在岗位上的，也都心惊胆战，不愿多管“闲事”。公司整个地处于业务萎缩、管理松弛、事故频发，财政危机的状态。而公股代表却把这壹切归咎为民生公司“股本来源有地主、工商界、官僚等资本，领导集团中有地主、买办、官僚和反动特务恶霸......公司数十年业务来源主要依靠军阀官僚，以‘劳资壹家’欺骗职工”。还说民生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无壹长处，债台高筑，收支不平，开支核算不严，预算无作用，造成严重贪污浪费自流现象”……

公股代表越是把民生公司说得壹无是处，越是说公司内部阶级斗争激烈，越能显示出自己担负的责任光荣伟大，所以千方百计把卢作孚奋斗二十多年白手起家创建的民生实业贬损成壹团糟，壹堆臭狗屎。

   已经被夺去实权的卢作孚对公司现状已毫无办法，但他还是尽其所能为挽救公司做壹些实事，这时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又酝酿了壹个实际上置民生公司于死地的“另起炉灶”的计划，他们在民生公司现有航运能力“吃不饱”的情况下，偷出公司最好的两艘川江轮船的图纸，提供给国营的长江航运管理局重庆分局去依样制造六艘大轮船（长航分局缺乏这种轮船）。卢作孚意识到，如这壹计划成功，民生公司便将陷入绝境，而且对国家来说，也是壹种重复建设，壹种浪费。于是他不顾壹切与李肇基飞赴北京，给正在北京开会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段君毅进谏，阻止新造大船的计划。段君毅接受了卢、李的意见，停止了新的造船计划，算是为民生公司保住了“饭碗”，但卢自己却更得罪了公股代表。

   之后，卢作孚又为民生公司、也为中共做了壹件大事、好事，即前面说过的民生公司1946年由国民党政府担保向加拿大贷款购建的九艘巨轮，在1950年6月已有两艘躲过台湾海军的监控，由香港绕道回到上海，这都是卢作孚的壹手策划的。但是还有7艘巨轮停在香港，这时卢作孚壹面稳住台湾当局，使其没有撤销贷款担保；另方面却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在1951年10月设法将滞留在香港的7艘大船偷偷开回广州湾。当加加拿大当局发出的将这7艘大轮船作贷款抵押的命令下达到香港时，7只船已进入了广州湾了。

   卢作孚这种作法对于台湾和加拿大来说是壹种欺骗行为，但卢为了民生公司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共国家的利益才出此下策，因为民生公司迟早要公私合营，7艘巨轮最终归属于国家。为此他甘冒有损商业道德和声誉的风险。

   但是中共当局对卢氏如此“爱国”之举并不怎么欣赏，更没有给他任何奖励。

   1951年9月，为了彻底改善公司的处境，卢作孚借赴北京出席第壹届政协三次会议之机，想与有关方面再次商谈解决公司的公私合营问题，这时离签订公私合营协定已经壹年两个月了，卢氏想公司经过壹年多的“改革”，这个“过渡时期”应该可以结束了。

   他向周恩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周却顾左右而言他，建议他不要回重庆了，由政府安排在交通部工作。可是“不识时务”的他，却不接受周的这番好意，到此时他仍然想到他对民生公司的责任和义务，仍然把公司当作他的未竟事业。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导致他最后陷入绝境的重要原因之壹，因为中共高层认为，卢在国民党时期担任过中央政府的高官，为什么就不肯当共产党的官呢？拒绝这种安排肯定被认为是壹种不与共产党合作的表现。所以，后来当卢陷入绝境时，中共领导层没有人伸出救援之手。

   但是从卢作孚这方面来说，他绝非是敢于与共产党对抗，在国民党当官是因为处在国难当头的抗战紧要关头，难关壹过他又回到民生公司；现在民生公司正处于危难之中，他怎肯弃它而去？

   公私合营无望，卢作孚又求其次，要求政府改变民生公司价格定制，并给民生公司贷款，助其渡过难关。

   1951年11月20日，卢作孚给中财委主任陈云写了壹封信（身在北京而不能求见，可见陈云对卢已冷若冰霜），说明民生公司陷入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燃油太贵而航运费太低所致，而这都是由政府定价造成的。卢的意思是希望政府改变原来的定价。如暂不能，则先借款给公司渡过难关。

   卢的信函没有答复。但在11月24日，中财委发了壹个《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公股代表进驻民生公司以后，没有立即著手进行“民主改革”，公司内部“封建的官僚制度太顽固，公股代表人数太少”，结论是对这个企业必须进行更大的改革才行。故此，中财委决定在民生公司彻底改革之前，不借钱给他们。

   这大概就是陈云对卢作孚要求的答复。

这时卢作孚的7艘大船已经归国了，但政府并没有给卢作孚壹点“面子”，壹点报偿。求助政府的路却被堵死了。

公司立即成立了壹个“民主改革委员会”，却还叫卢作孚担任这个委员会名义上的主任。

   改革些什么呢？根据这个委员会制定的《工作概要》，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包括封建把头）”。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开锣，故又写上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等。

   由此可见，在中财委的眼里，在陈云眼里，民生公司的镇反、肃特是远远不够的，认定它基本上仍然是个“封建官僚把持的企业”。那么，谁是这个“封建官僚”势力的头头呢？毫无疑问，应该就是卢作孚。可是，它却指定由卢作孚担任这场改革的“主任”，这大概与后来文革中毛叫刘少奇领导文革、主持召开批判自己的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卢作孚能完成这场改革的任务吗？他能渡过这个运动关吗？

   五、“畏罪自杀”及其余波

  按壹般人的看法，“三反”应该是在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开展的壹场运动。在最初也是如此。但很快，运动的矛头就向私营工商界人士转移。1952年1月15日，重庆市就提出了“普遍开展工商界的反贪污反行贿斗争”。

  下面是当时重庆中共党报反映运动情况的壹些标题：

  1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载（以下均为该报所载）：

  奸商刘应侯阻止贪污分子坦白，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已予逮捕

  重庆不法商人杨介平逃避资金盗窃国家财富

  1月16日：

  重庆及川东部分私营企业严重违反工会法损害工人利益

  1月17日：

  奸商派人打入土产公司盗窃经济情报投机倒把
  重庆私营......引诱腐蚀干部盗窃国家财产

  坚决和行贿、偷税、盗骗国家财产的工商业者斗争 ——北京市总工会召开全市店员代表大会

  1月18日：

  奸商周永谋等大量盗窃国家财产

  奸商王若晞等盗窃经济情报 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以上

  工商业者积极行动起来  开展反行贿反偷税反诈骗国家财产运动

  北京市奸商曾步林等落入法网

  1月19日：

  木商谢铭等勾结采购人员，劣料充当好料盗窃九千万

  奸商陈仁宽等被送交法院处理

  奸商靳万发、杨绍全等以劣货充好货售予国家

  1月24日：

  罪大恶极，拒不坦白，重庆壹批奸商昨被逮捕

  重庆壹大批奸商非法组织“星期四聚餐会”垄断加工订货盗窃120亿元

  坚决打击和铲除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和犯法行为

 《人民日报》社论：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机关中的破坏活动

  ......

  可以看出，从“三反”向“五反”转移是壹种有计划的行为。“五反”是1月26日正式下文开始的，可实际上在此之前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三反之前是镇反运动，镇反运动后期在企业叫做“民主改革”。在三反运动之前，民生公司就被当局指斥为“民主改革极不彻底”，在《新华日报》上点名批评。三反运动开始不久的1951年12月29日，《新华日报》又刊出《民生实业公司在民主改革中查出贪污犯七十六人》的报道，同时指出：该公司反贪污、反浪费的力度不够，“资方的改革决心不够”。

  可见，像民生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三反也要按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的模式进行，矛头则是针对高级管理人员和白领阶层。

  既然已被在报纸上点名批评，民生公司自然要作为运动的重点。这时所有资方人员、高层管理人员都人人自危。民生公司董事、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民生公司民主改革委员会委员康心如，每天都准备好了行李和洗漱用品等待逮捕。公司内“弥漫了愁怨和恐怖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卢作孚的心里想什么呢？

  对于这种暴力改革，卢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在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卢作孚就壹直主张以建设为主，建设先于破坏。即使是破坏旧的东西，卢也不赞成采用暴力的方式，他在壹篇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对于壹般人重在指导帮助，期于引起他们的信心和同情，期于他们都有勇气，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道路上去。我们想用这种方式替代那种偏于用强迫的手段急遽地改革社会或社会某方面的问题。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著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壹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壹切引起这种情绪和由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为了积习，更是人类的壹种痼疾！壹时不容易治得好的！”

   因为抱定这种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在他早年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发生分裂后，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共产党迅速掘起并夺得大陆政权自然有些出于卢作孚的意料，但他决没有反感，在他看来，共产党当政以后不管要建设社会主义或是新民主主义，都离不开建设，离不开发展实业，所以他都有用武之地。

  令他绝对料想不到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不是全力转入和平建设，不是让人民休养生息，而是执著于对原政权人员的报复和毒害；不但对旧政权的骨干人员进行残忍的报复、杀戮，而且对旧政权的普通工作人员，下层人员、对壹切非共产主义的派别团体、对所有有产者（先是地主富农，现在又对工商业者）都要加以剥夺惩处，甚至连他这种主动投靠新政权、并且愿意将自己毕生创建的实业公私合营的人，也不放过。这是他绝对想不到的！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现在他明显地感到，当局把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逐步收紧。三反转入五反之后，矛头已经主要对准私营经济的业主和所谓资方代理人，而报纸上点名民生公司改革“极不彻底”，显然是告诉他：这壹次别想蒙混过关！退路已经没有了。他想到那些惨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老友，想起李佐臣、石荣廷、陶建中以及其他被判处死刑的熟人、朋友，如果按照共产党的判罪标准，他们的“罪恶”都不及他卢作孚！他在国民党做的官比他们都大，为国民政府做的事比他们中任何人都多，与国民党高官、军阀的关系也更密切，按照现在的判罪标准，他可以“死几遍”了。过去的运动之所以没有动他，大概是当局还把他当作“统战对象”，而现在，当局显然已经撤去了对他的这个保护伞，要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清算了……

  的确，这壹次主持运动的公股代表及其背后的“上级”，没有过去那样客气了，已经指定要他带头检查，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和批判斗争，在公司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斗争的矛头便集中到他身上。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

  1952年2月6日上午，卢作孚在资方代理人小组会上第壹次作自我检查，在检查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可见他动了真情，那也是对自己壹生的总结和告别（可惜人们当时还不懂得他流泪的含义）。

  从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这次检查的文字记录看，他的检查确是极不“深刻”、极不“老实”的，那简直是在摆他的功劳、苦劳，有时他还得意地拍起了桌子。比如他说到民生公司创业时的艰苦：

  “那时民生公司职员的刻苦是不能想象的。我不作积聚资金的想法，完全以社会关系来运用资金，我穿得和告（叫）化子壹样，赤脚戴竹笠，走到朋友家里，以为是乞丐进门，人们问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说我本来是这个样子（得意）。”

  他根本没有检讨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什么贪污、浪费行为，最大的“浪费”和“腐化”是某次出国回来时用自己的钱给孩子们买了三辆自行车，还有“从香港回来入住爱群旅馆（是当时广州最高的旅社，其实是公家的安排）”“到北京受政府招待”。

  此外是公司曾奖励给他二万股股票，但他从没有用它来分红、换钱。

  按照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对检查的要求，这样的检讨不但不能过关，还被认为是“向党猖狂进攻！”下壹轮肯定要对他釆取激烈行动。卢对此当然清楚，显然，他没有想要过关。

  当天下午，卢作孚还赶去公司“民铎”号的失事现场，面对悲惨的场景，他壹直沉默著。看来此时他已经作好了自己的打算，不再对现实中的壹切动情了。

  回到公司后，看到公司1952年1月份的收支报表，知道公司在1951年损失了339.7亿元（旧币，相当于1955年后的新币339.7万元），他叹了壹口气，说了壹句话：“把门关起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第二天，即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做了他生命中最后壹件重要的事，这天上午，他去到共产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官署：西南军政委员会，见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壹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还兼著西南财经委主任，是西南地区的第壹高官，卢作孚名义上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参加过几次会议，多次与邓小平见过面。

  这次见面是为的什么？他们谈了些什么？都没有文字记载或口头记述。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卢作孚肯定为自己也为民生公司的命运作最后壹次试探和努力，但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毫无希望。那壹天邓小平却留他共进午餐，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他的友善表示，但其实这与邓对他的真实态度毫无关系，两年前，郑璧成也是与刘伯承、邓小平共进午餐，第二天郑璧成就被捕入狱。共产党人这壹套功夫很到家。

   第二天，1952年2月8日，是卢的生命的最后壹天。这壹天上午公司召开“三反坦白检举大会”，跟随卢作孚的服务员关怀检举卢在北京的“浪费行为”，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民生公司的随行人员与卢壹起谈工作，卢请大家壹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还壹起去洗澡，壹起逛了壹趟万寿山，卢说 “都记在我的账上。”这种行为与其说是浪费，其实是说他“拉拢、腐蚀其他人员”（随行人员中有公股代表）。

   也是这个上午，公司还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原文记述不清，可能是两个会壹起开，即壹个会议两项议题），公司的公股首席代表兼党委书记张祥麟作动员报告，并“引火烧身”，说他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想请卢作孚买壹件皮大衣，最后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差壹点中了对方的“糖衣炮弹”，云云。

   这种检举揭发真是闻所未闻。据说听著这壹切，卢作孚“脸色很难看”，但没有作任何解释。

   当天下午5时许，卢作孚回到家中，吩咐家人不要打扰，他需要好好休息。他把房门闩上，吃下了足够的安眠药，踏上通往天堂之路。

   当卢的夫人发现丈夫服药自杀后，立即给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打电话，童又给公股代表打电话，待医生赶到，已经错过了抢救时间。卢终年59岁。

   发现了卢写的遗嘱，很简单的几条：

   壹、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公司。

   二、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夫人蒙淑仪）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所谓借公司的家具是1948年卢家从南京搬回重庆时，借用公司两件旧家具。当时是其小女儿经手的，后来卢知道此事。曾亲自去信询问民生公司驻南办事处主任，准备归还或赔偿，却未办成。股票是公司董事会在1948年对卢的奖励，卢本人拒绝，后趁卢不在家，送到家中，夫人不知情收下了。股票从未分红。知道准备公私合营清查股票时，夫人才拿出股票。卢知道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唯儿女已长大，都有了工作，故叫夫人依靠儿女为生。

   最后那枚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证章，大概是出入机关时的身份证明。卢特别交代要送还这枚证章，无非是表示与这个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了。这是卢作孚对共产党的最终表态，也是我们推测卢头壹天与邓小平“共进午餐”时谈话情况的间接证明。

   卢的遗体停放在家中，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挽联，来吊唁的极少。民生公司同仁和卢的其他生前好友，都不敢踏入卢家半步，在那个年代，在运动中自杀也是壹种罪行，叫做“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

   但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是难以压抑的。就在2月10日民生公司召开课长以上行政干部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除二人之外，均不约而同失声痛哭。后来公司党组织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会“变成壹个哭丧会”。在运送卢的尸体过江时，江上的轮船自发拉响了汽笛。壹只叫做“生存”号的民生轮船上，船员们自发举行了对卢作孚的追悼会（此事后来被公股代表作为阶级斗争动向汇报到了交通部）。

   官方是怎样看待卢作孚的自杀呢？

   卢自杀后，壹份民生公司党组织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写道：“卢回国后对公司的业务是消极的，对共产党是不满的，平常在大小会议上发言从来不提或偶然说不过去了的时候才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对蒋介石匪首也未作任何批判，对公司以往两度民主改革也不满意，说打击面太宽了......很不满意地讲：‘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死前又将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交出，这都证明（他）思想是反动的。”

   卢自杀，重庆《新华日报》只发了短短两三行简讯，未作任何评论。真正代表官方意见是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大参考》，1952年第35号《大参考》对卢之死作了报道和评论，这篇报道的标题就定性为“《卢作孚畏罪自杀》，其文曰：

   “我国最大私营轮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壹）解放前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的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

   这就是中国官方对这位卓越的民营企业家、爱国人士、从香港投奔大陆的“大亨”的评价。把人家整死了，还必须用铺天盖地的污言滥语将其埋葬，这就是毛共的逻辑。

   卢作孚本人的故事到此收场了。但是，卢死后的余波还必须作壹些简单的交待，否则便不完满。

   卢自杀后，公股代表和党组织感到敌情严重，必须加大改革力度，使公司彻底改变面貌，才好像上级交代。他们请求上级立即增派50名团级以上干部、100名营级以上干部到民生公司协助管理和开展运动。

   卢死后公股代表的第壹个大行动，就是对卢的旧部、民生公司原来的重要干部实行突击逮捕。

   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骇人听闻地报道说：“民生公司自解放以来，不断遭受反革命分子有组织地破坏，.....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严重损失。经我公安机关侦查的结果，于二月二十四日将隐藏在该公司壹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专门从事反革命破坏的李犯邦典、周犯雁翔，李犯强楷，尹犯林等逮捕归案。”

   这4人中周雁翔为民生总公司人事室主任，李邦典为财务室副经理，李强楷、尹林亦为民生高级职员，职务不详。其实当天被逮捕的还有民生公司重庆分公司副经理袁子修。

   与这些人被捕差不多同时，原民生公司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云、原总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则分别在北京、上海被捕（郑是第二次被捕）。

   从报纸报道看，这些人的罪名很吓人，甚至使用了“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种词句，按理，这些人都应该被枪毙。可后来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如郑璧成被捕时的罪名是“特务头子”，但因查不出任何实据，关了壹年，只好将其放了。何廼云只关了壹个月。袁子修被判了5年徒刑。周雁翔等人后来也出狱了。看来当时那样高调宣传将他们逮捕，只是为了证实当局说的“卢作孚身边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特务”那句判断词，也就是为了把卢作孚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制造依据（在重庆市的档案馆，所有标有“卢作孚”的卡片上都写著“反革命”）。

   抓了卢作孚这些主要骨干当局还不罢休，不久就将矛头对准那些从香港回归的“门”字号巨轮的海员，他们驾驶的便是从加拿大借款制造的那9艘海轮。当初，海员们为了回归祖国大陆，使出各种手段，冒著被台湾军舰击沉和抓捕的危险，冲破艰难险阻，从香港偷偷驶回广州（按当时的说法叫做“巧渡”）， 当他们聚集到了广州湾时，挂出五星红旗，禁不住热泪盈眶，尽情地雀跃欢呼！都以为回到了“祖国怀抱”，从此与家人团聚，将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谁知曾几何时，这些人壹个个变成了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周海清是首当其冲的壹个。

   周海清，“虎门”轮船船长，壹个充满传奇性经历的人物，曾经是民生公司的骄傲，也是四川人、甚至中国人的骄傲。

   周出生在重庆长江南岸壹个贫穷的小村，从小便在江边干活，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有病的母亲，没有上过壹天的学校。

   11岁的时候，周海清自己跑到川江上的壹艘轮船上当起了小杂工，因为勤奋、能吃苦耐劳，被船上的水手留了下来，成为侍候船员的“西崽”，即地位最低的勤杂工。在当西崽的日子里，小海清受尽了凌侮，他决心学习技术，要当水手。经过了艰苦努力，18岁时，周海清成了壹名水手。

   当时在川江上航行的船长都是外国人，船员也有很多洋人，不懂英语工作很不方便。没有上过壹天学的周海清决心自学英语，但遭到中国水手们的嘲笑打击，不得已，他跳槽到了壹艘英国兵船上当水手。英国人不但教他英语，还教他技术。经过顽强刻苦的努力，周海清不但能说英语，还能读、写英文，中文水准也有很大提高。后来川江公司造成新轮船“新蜀通”，周海清被聘为水手长。不久，他又自学驾驶技术，在北京政府交通部举行的驾驶人员考试中，周海清成为全国150名参试者中录取的三名合格者之壹。

   不久，周海清被聘为“永丰”轮船的大副。又不久，便被聘任为“昌大”号船长。这是中国人第壹次担任川江上的船长，周海清成了第壹个在四川土地上航行的现代轮船四川人船长。

   此后，周海清担任多艘轮船的船长。1932年，在民生公司“统壹川江”的行动中，周海清成为民生公司的员工，也是民生公司的“第壹船长”。

   1935年，周海清驾驶由民生公司打捞的英国沉船改造的“民权”号轮船，这是壹艘当时川江最大的轮船，在由上海至重庆的初航中，引来长江沿岸各大码头民众的争睹热潮。船抵重庆，两岸观者如墙，欢声雷动，“颇极壹时之盛”。当时的中国人，上至政府官员、名流，下至贩夫走卒，都认为这是给中国人争了光，因为外国人干不了的事（打捞沉船并修复），中国人干成了。这其中就有周海清壹份功劳。

   此后，周海清还为民生公司实施的长江“三段航行”的成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八年抗战中，周海清因“技术精良”、“成绩卓著”，受到国民政府交通部的通令嘉奖。抗战后，周海清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抗战后期，民生公司选拔壹批技术骨干出国学习培训，为战后发展海洋运输做准备，周海清被选上。后来，他驾驶加拿大制造的新式巨轮“虎门”号于1949年3月回到香港，为它最后回到大陆作准备。

   在香港期间，卢作孚常到“虎门”轮上与壹些朋友聚会，商谈工作。卢与周成了最好的朋友之壹。卢作孚回国后，周海清等船长遵照卢的部署，终于在1951年10月将加拿大制造的7艘“门”字号轮船驶回了广州，回归了大陆中国。

   大概是周与卢作孚的密切关系，又是民生公司的技术权威，周海清成了运动打击的重点。卢作孚死后不到壹个月的1952年3月6日，周海清被逮捕。周的罪名不详，据民生公司的有关文件说他是“在三反运动中经群众检举罪恶甚大而拒不坦白”，据参加逮捕周的大会的人说他是“反革命”。

   周海清被关押了5年多，当局发给了他壹纸裁定书，上写“无罪教育释放”。但没收他的财产没有发还。周认为既然无罪，就应该发还自己的财产，于是去找政府要求发还。却被当局认定为“不服从教育”，重新逮捕，改判8年有期徒刑，外加管教3年，而且连个判决书都没有。这是当时对壹切上诉案件的处理办法，例如判妳10年刑，妳不服上诉，就改判20年。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周海清生命的最后20年，就是在监狱和社会底层的凄苦中度过的。他被放出监狱后，按规定只能去农村劳动、生活，但他没有农村的亲戚可以投靠，这时民生公司另壹艘归国轮船船长雷治策的儿子雷渝生，因受父亲连累不能上大学，也不能在城市就业，就在广州附近农村当农民，周海清只好去投靠这位朋友的儿子。后来的某天，雷渝生去广州时被当地派出所扣留了几天。当他赶回家，看到这位与他同住的前辈已经倒地昏迷几天了，将其送往公社的医院也没能再醒过来。这事发生在70年代初。壹代航运界的精英就这样消失了。

   再说雷治策。雷治策虽然没有周海清那样辉煌的过去，但也是民生公司的精英之壹。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雷治策第壹个把轮船开到曾被日本占领的长江中下游，那时日本人在长江里留下了很多水雷，雷治策以过人的勇气和精湛的技术，获得了“雷扫雷”的称号。雷治策也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后来，雷被民生公司选派出国学习，担任加拿大制造的7艘新轮船之壹的“龙门”号船长。1951年10月，雷第壹个将轮船开回广州。因为相信共产党，他还将从四川万县逃到香港的父亲也带了回来。（原材料中没有交待他父亲的下场。）

   雷治策于3月22日被捕。据民生公司的档案记载他被捕的原因与周海清壹样，是“罪恶极大，在三反中抗拒坦白不肯低头认罪”，具体的“罪行”不清楚。

   雷被捕后在劳改中表现好，成了改造积极分子。他的太太在出席劳改积极分子家属会议时，询问丈夫到底犯什么罪？公安局查了后答复说是“匪首”，后又改称说有个姓雷的匪首，雷治策加入了其团伙。进壹步查看，这个罪名也不能成立，最后定的罪名是“封建会道门分子”，具体就是加入了“袍哥会”。

   1957年，雷治策被释放，安排到海运局做工人，算是宽大了。不过总是背著个“劳改释放犯” 的名头抬不起头。直到改革开放，雷获得平反，后担任广州港务局考试委员会副主任，被公认为技术权威。算是结局最好的壹个。

   其他所有从香港回来的船员和船工，都因“特嫌”而受到审查，并且从此开始了其坎坷的命运，如“虎门”号经理杨官箴，在旧海关工作过，会英语，被诬为“帝国主义走狗”，劳改三年多。“民本”号轮船先于“门字”号轮船从香港回到内地，其经理周绍虞，因“历史问题”，被捕后死在劳改农场。“祁门”号船长林保恪，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优秀学生，来民生公司之前曾在国民党海军任职。因为这段经历，使之成为在运动中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被逼自杀，未死，但摔断了腿。

   “定远”号船长魏哲民、“民和”号大副李松源，也都是从香港回来的民生船员，前者因说了句当权者“对工人阶级没有感情”的话被送去劳改。后者因“历史问题”自杀身亡。另壹位“怒江”号的二副李某，自杀未死。

   有些人虽然在三反、五反中未被处理，但仍然逃脱不了后来的政治运动的惩罚，如香港民生分公司的彭代芬，在三反、五反之后的“民主改革”中，被作为“反动党团骨干”管制劳动，到反右时，又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20余载，妻离子散。

   卢作孚的长子卢国雄，担任加拿大新船“玉门”号的二管轮。归国后，被当局作为“内控反革命分子”使用，到了文革，又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备受摧残、折磨。

   “虎门”号大副张天赐，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即使未受公开处分，这些人也受到集体歧视、“内控”。按当时规定：凡是从海外归来的，或有海外关系的，壹律不得重用，不准上船。而当年这些被派往海外的船员，都是卢作孚精挑细选的技术精英，如今却成了打击、淘汰对象。

   终于激起归国人员的反抗。“民俗”船员秘密外逃，要“把船开到联合国去”，还准备好了木棍、石灰，暴力劫船。然而处事不密，未及行动已被当局“壹网打尽”，被捕后先是被集体梱绑游街示众，然后主谋分子被枪毙，其余被劳改。后来当局组织人员以此事为素材编成电影《羊城暗哨》，放映后风靡全国。

   也有极少数逃跑成功的，如“玉门”号船长赵学禾，买了壹只小船偷渡香港成功，偕夫人、儿子定居美国，后在美去世。

“祁门”号机长汤国森，大管轮廖明仲也都逃跑成功。“民俗”号壹位服务员彭翔斌，在轮船经过澳门时跳水逃到香港。

   经过了三反、五反的大规模清洗、整顿之后，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条件终于具备了。不过这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股已经占到总股本的57.07%。私人股缩小为14.32%，私股股东大多因被杀、被关，股本被没收成了公股。其余则为公私合营股和交通银行代管股。

   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通过“临时动议案”的决议，请求政府核准于9月1日正式公私合营。其实在此之前，政府已作出了这壹决定。1952年9月5日，民生公司举行公私合营庆祝大会。

   合营后的民生公司，壹切按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原来的壹切都不存在了，所以，被宣称为“公私合营的典范”。可以看出，卢作孚是公私合营的主要障碍，卢氏壹死，就壹切都迎刃而解了。

   不过，这期间并非没有斗争，斗争有时还是很尖锐的，以致于当局发动了壹场“摧毁卢作孚思想统治”的运动，打击对象是所有对卢作孚怀念、赞扬、或坚持原来民生公司壹些管理思想、制度的员工。他们有的被开除，有的降级使用和监督使用。经过反复打击，在民生公司内，这些卢作孚的旧部和有“卢作孚思想” 的人已经基本铲除了。

   1956年6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民生公司正式与长江航运管理局合并，纳入国营轨道。

   改革开放后，国营经济壹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壹些著名的旧有的私有、民营公司的旗号又“死灰复燃”，但多为假其名而实际上己成了国营或地方国营企业。“民生公司”也是如此。当然，它们与卢作孚没有丝毫关系了。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上〕：
高岗、饶漱石事件
 
壹、毛泽东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
 
毛译东在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壹直坚持两面作战、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壹条是对付外部的敌人，包括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另壹条是党内政敌，也就是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按照毛的说法，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所以，两者在本质上是壹样的。也因此,党内斗争多数情况下是残酷的,妳死我活的。毛斗争的对立面,叫做“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据毛的说法,中共党内”路线斗争”达十次之多,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终，绝大部分毛都参与其中并成为主角，当然，路线斗争的结果都是以毛为首的正确路线取得最终胜利。其中也有错误路线暂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如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等等，结果给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所幸的是最终都被毛的革命路线战胜了，所以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云云。
 
毛这套“王婆卖瓜”式的理论我们巳经很熟悉了，而且在事实面前己经彻底破产了。剥去毛这套自制的画皮，我们看到毛所谓的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成就其帝王之路的过程，具体壹点说，就是实现其两大主要目标：壹是争夺党内领导权，坐稳党内壹把手的位置。这壹目标在延安整风之后己经达到了。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壹直在加强这壹地位，并使之“斯大林化”， 即成为党内绝对领袖，说壹不二的独裁者。他的第二目标，也是他人生最终目标，就是成就现代式的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并建立毛家世袭王朝。这个目标与斯大林式的独裁者的区别在于，斯氏虽然巳亨有帝王之权，但他的目标只是建立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强大国家，而没有建立“斯大林王朝”的打算，这有点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 希特勒连夫人、子女都没有，当然更不可能建立“希特勒王朝”。 斯氏、希氏都是为了他的党，他的国家，他的“民族”在奋斗；毛泽东的突破在于，他要回到“秦皇汉武”、“唐宗宋袒”的时代，恹复“家天下”的血脉传承，建立有其实，无其名的“毛氏王朝”。
我们这样认定，决不是随意的“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最早的根据是毛自己告诉我们的，那就是他还住在西北荒原的窑洞里发出的雄心壮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要以为这只是他的“革命浪漫主义” ，诗言志，从后来他的实际所作所为，充分证明那是他的真实思想，真实理想。
 
最真实、最权威的根椐是他最后的表现，即在文革后期在圈定接班人时的心迹坦露。“选了”那么多“接班人”，原来却都是“障眼法”，到了最后关头才露真容：就是要我毛家人！先是想让夫人江青接班，因阻力太大，后决定传位给侄子毛远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大量铺垫,施了无数计谋,多少人误入陷阱成了冤死鬼。为了防止党内不服，他把党内重臣元老几乎全部打倒了；为防不测，还把全国各级现任的当权派通通赶下台，然后通过甄别、遴选，将那些确实对自己和毛家人绝对忠诚的奴才扶上台，作为毛家王朝的政权基础。为了建立毛家天下，他毫不犹豫把他的“党”打个稀巴烂！让国家倒退二千年！把全国人民投入永远贫困、永远“妳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去。这就是毛与斯大林、希特勒、以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正牌的共产主义的区别，也是他的路线斗争的最终目的所在。
 
据毛自称，在路线斗争中，他总是能取得最后胜利，毛主义能永远战无不胜。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最终目标却未能实现，他死后不到壹个月，亲手扶持起来的毛主义核心分子，亲自圈定的毛王朝弟二代班子就被壹锅端了，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抛弃了正宗的毛主义，回到了老牌的“马克思主义”上来。
 
从这壹角度耒说，毛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而是最终失败了。
 
现在我们就来追寻壹下他的路线斗争踪迹。鉴于本篇主要论述毛在建国后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建国之前的部份就不追述了（有的在第二部叙述）。建国后的路线斗争虽然说有很多次，但有的不太典型、未成“气候”，如1957年末、1958年初对周恩来的“反冒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实际上是毛要废弃中共“八大”通过的路线、纲领，而且,周恩来几乎没有反抗就投降了，所以没有多少精彩的演泽，不太“典型”。特别是，这场斗争胜利的产物：大跃进后耒却彻底失败了，不说也罢。又如最后壹次对林彪、陈伯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那实际上是壹场滑稽戏，原来斗争的焦点竟然是林彪、陈伯达不遗余力鼓吹毛的“天才论’, 而这“天才论” 己风行多年，毛当初似乎很惬意，从未提出异议或下令禁止，而且还把这两位发明者分别封为“副统帅”和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只是到了文革己近尾声，毛却站出来反天才论了，把这两位“天才论”的发明者指斥为“唯心论的先验论”、打著马列主义旗号的“骗子”……。明眼人壹看就知道毛又在玩“狡兔死.走狗烹”的把戏了，因为这时刘少奇己经被消灭,文革己经胜利了,这两条“狗”的存在不但无用、而且成了新的心腹之患，所以毛要反“天才论”了……总之，这个“第十次路线斗争”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说也罢。
 
还有壹些路线斗争，比如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形左实右”的斗争,我们将把它归结刭文革等篇章中去。所以，这里只选述两场“路线斗争”:“高饶事件”和“彭德怀事件”,至于它们是否如毛说的那种路线斗争，就请读者从亊实中去评判好了。
 
二. 毛泽东壹石三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
 
毛泽东壹手制造的“高饶事件”，又称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的斗争，是毛共建国后首次挑起的、影响较大的党内风波，通过对这壹件事件的操控处理，毛泽东有效地强化了其个人权威，为把毛原来的“亲密战友”转化成“君臣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要解读高饶事件，需追溯毛和刘少奇以及高岗关系的历史。早在延安时期，高岗被毛树为陕北根据地的主要代表人物，受到宠信，授以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军政委等要职。1945年5月中共“七大”上,高岗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那次会议醖酿中央机构的人选时，高岗发现薄壹波、安子文等61人于1936年8月在国民党北平反省院通过写“反共启事”自首出狱，便认为这些人是“叛徒”，不可重用。刘少奇得知高岗的这种言论后.甚为担心，因为这61人都系刘少奇的北方局人马，刘怕引发大的党内矛盾，对自己不利，于是专门找高岗谈了壹次话。刘告诉高：安子文、薄壹波等人自首出狱与壹般自首不同，是组织决定的，毛泽东知道并首肯的，且他们没有出卖过同志。但是高岗仍然不认同这种说法，坚持说这些人是“叛徒”。只是，那时刘少奇正红得发紫，是新上台的“二把手”，高岗也对他无可奈何。
 
高岗对“叛徒”特别敏感、特别仇恨是有原因的。1930年高岗担任陕甘省委军委交通员，1932年7月，军委机关被叛徒出卖告密、大部人当场被打死，少数人负伤被捕，省军委全军覆没。高岗刚从外地归来，成了极个别的幸存者，但从此种下了他对叛徒这个字眼的特别仇恨。在他眼里，凡被敌人逮捕、而又能活著出来的都是“叛徒”。
 
而刘少奇跟他不同，刘是白区工作的负责人。经常与敌人明里暗里周旋，难免被抓被捕，刘本人也被捕过。他对这种环境下从事斗争的方式有所了解,明瞭他们的处境，不会轻易给他们扣上叛徒帽子。
 
谁知，这种思想和认识上的不同，竞使自负而又气傲的高岗在心底种下了对刘少奇的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抗战胜利后,高岗跟中共壹大批高干奉命奔赴东北，抢占东北。但在相当长壹段时期内，东北局书记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是彭真和林彪，他只能充当副职，这使他心里不是滋味，背地里认为是刘少奇在中央捣的鬼。
 
不久，风水轮流转，随著共军在东北的胜利，林彪挥军南下,把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壹系列“正”字号职位留给了他，他成了名符其实、真正的“东北王”。
 
但是，高岗把这壹切都拜毛泽东所赐，与刘少奇无干。并且认为这是这些年他极力推行“亲苏”政策的结果。现在他与斯大林已经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而毛泽东也明确地提出要执行苏联“壹边倒”的外交政策。他两面投缘，感到自己羽毛丰满了。
 
1949年以后，中共的胜局巳定。面对即将来到的建国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7月派出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秘密访苏团，任务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汇报新政府的筹建情况及未来的内外政策，并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苏期间，代表团对苏联的政权体制、运行机制、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在壹切顺利的同时，却发生了壹件意想不到的事件，以下是事件亲历者、当时斯大林与中共的联络员、在华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1991年接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罗夫访问时，说到的有关情况（取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笫4节）：
 
在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专为刘少奇等人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收回了请苏联派空军和潜艇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刘少奇发言后，高岗情绪激动地发言，他提出壹项个人建议，建议宣布中国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已有16个加盟共和国)。高岗认为，这可以保证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成共军继续南下、彻底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更可靠的基地。另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的舰队，增加苏驻远东的军队。高岗的发言羸得了与会的苏联官员的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己经怒不可遏，只是出于礼节强忍未发作。
 
在代表团回住地途中,科瓦廖夫与刘、高岗同乘壹车，在车上，刘便指责高岗叛变，两人发生争执。回到驻地后，刘立即向毛发电报，要求召高岗回国。
 
毛收到刘的电报，对高的行为自然“怒不可遏”。但经过冷静考虑他抑制了自己的情绪，改变了策略。……
 
当提前回国的高岗出现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时，毛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不仅未对其加以谴责，还慰勉有加，在接下来首届政协会议上的选举中,毛让高岗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在众多元老之上。并继续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继续当“东北王”。
 
但是毛在对高岗采取继续实施拉拢、怀柔政策的同时，也适时地向高进行了敲打、警告。下面仍然是上述科瓦廖夫的回忆: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到京向毛请求去东北观光，毛同意了。代表团回到北京向毛汇报他们的观感，提到：东北虽然秩序井然，但那里不太像中国，而更象北方的邻国苏联；在东北到处看到斯大林的肖像,却看不到毛的肖像。毛听到此语后, 表现有些生气,当天晚上便召开有高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就是肖像问题。
 
会议开到凌晨四点，散会后高岗来到科瓦廖夫住处，说起了会议的情况。会上首先是刘少奇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接著周恩来发言，指责高岗背叛，建议将他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使高岗非常痛心，因为他壹直视周为挚友。毛在会上壹直保持沉默，未发言。但会议在通过谴责高岗这壹做法、要求取下在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像的决议时，毛投了赞成票。(后来经科瓦廖夫向毛交涉，约定在苏联的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仍然要挂斯大林肖像)。
 
同年12月初,毛首次出访莫斯科，科瓦廖夫同车前往。在沉阳时，毛指示停车，并游览市容。原来毛是有意“实地勘察”,看看关于不挂斯大林肖像的决议执行情况。只见沉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 都挂著斯大林身著元帅服的巨幅画像，而没有壹处挂他的画像。毛心中了然了。回到车站后,沉阳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他们准备了整整壹车厢礼物,作为东北各省和高岗同志对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献礼。并已把这壹节车厢挂在毛的专列之后了。毛当即指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壹半拉到高岗家去,壹半拉到林彪家去。请妳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后来毛还得知，在东北的所有机关、学校、工厂的办公室，都悬挂了高岗的巨幅画像，在各种集会游行中，群众在呼毛万岁的同时，还呼喊“高岗同志万岁！”毛听了却并未言语，只是把这壹切记在心上。
 
不过,在毛访问莫斯科期间，高岗却遭到了壹次意外的致命打击。原来科瓦廖夫准备了壹份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盛赞高岗，而对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则作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理，这种属于特级机密的报告，斯大林决不可能向毛透露。而且，斯大林壹向支持高岗、与高的关系很好。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斯大林居然将科氏的这个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的电文壹并交到毛的手中。
 
直到几十年后,人们仍然无法解释斯大林这种出卖科瓦廖夫和高岗的动机。笔者则认为,这正是斯大林的高妙之处。他知道毛得知高岗要把东三省划入苏联之举，肯定震怒，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苏联的意图，从而迁怒他斯大林。为了中苏大局，斯氏不想造成这种“误会”，毕竟中国比东三省重要，毛比高岗更重要。所以他交出这份报告，就是向毛表明：高岗所为，决不是我们苏联的意图；对高岗的拉拢、赞赏，只是科瓦廖夫自作主张，不是我斯大林的意思。
至于怎样处置高岗，妳们看著办吧。
 
应该说，毛读懂了斯大林的弦外之音，所以他没有任何迁怒苏联的表现。而且不因此处分高岗，把大亊化小，显出他宽宏大量的政治家的气度。其实，他心里明白，不管怎样，高岗在斯大林心里都有份量，如果他真的拿高岗开刀，以后跟苏联的亊情就不好办了，甚至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高岗虽连连“出亊”，其地位却未见有丝毫动摇，这使知情者感到莫解。老奸巨猾的毛其实在对其玩弄欲擒故纵之计。
 
1952年8月，毛为了削弱可能存在的大区(管多个省)尾大不掉的潜在危险，将五个大区级大员调入中央任职，他们是：西南局第壹书记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诙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东北局笫壹书记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笫壹书记绕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这就是所谓“五马进京”（ 其后，大区被撤消）。进京的五位大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高岗。起初，高岗并不情愿，因为事情很明显，毛的此举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实权，乃斧底抽薪之法。但毛亲口许诺高岗在东北的原有职务不变，而且，在这五人中，高岗的职务权力最大。原来，当时的国家计委不归属政务院，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高岗本人这时己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就成为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大大提升了这个副主席的实权。为了突出高岗的地位，毛还将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壹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等壹批要员安排为计委委员，统统在高岗的领导之下。后来又以重新分工为名，剥夺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将八个工业部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委领导。计委的实权几在政务院总理之上。
 
权力欲极强的高岗这才放心了。高高兴兴地去北京履职，所以当时又有所谓“五马进京, 壹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壹马”就是指高岗。
 
进京的前夕，高岗志得意满地给毛打电话,要求面见，很快他如愿以偿。
 
“中央的工作难著哩.”当高岗亲切地握著毛的手,又是寒喧、又是探问时，毛却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很难在壹个早晨消除干净，有些同志的思想，至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主张继续‘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毫无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就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壹定的困难。”
 
高岗听了壹怔，他敏锐地想起，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
 
提起刘少奇,高岗可谓旧恨新仇壹齐拥上心头。从远处说，他想起了1945年8月毛泽东去重庆与国民党和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0月5日,即毛回延安的前壹星期，刘控制下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壹篇题为《为了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起来奋斗啊！》的社论,高岗看后对林彪说：“......大概刘少奇想取代毛主席,向美国和蒋介石暗送秋波吧。”
 
1946年2日1日，刘少奇又代表中共中央拟发《目前新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其中称，政协决议通过后，中国己进入“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己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武装斗争是壹般的停止了，我们的军队将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我们党也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将统壹于国防部。”
 
其时在东北的高岗看了这个指示后，止不住心头的激愤，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信中尖锐地指出:“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新阶段’的估计极其错误，只会使人民麻痹，从而对蒋介石的进攻放松警惕……他的这种看法，必须给予纠正，否则后患无穷。”
 
几个月后,高岗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拉著他的手说:“妳的信我看了三遍,妳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同意妳的分析。”后耒毛对重庆“政协决议”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坚决抵制这个决议。这大概跟高岗的建言有关。
 
1949年春,刘少奇奉毛之派遣去天津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刘少奇在那里大谈要发展资本主义,并提出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同年5月31日，刘少奇还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壹份“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内中批评了高岗对资本家的左倾错误。高岗表面服从但内心耿耿于怀。接下去就又发生了在苏联的事件。
 
1950年1月，高岗就刘少奇的观点再给毛泽东写信，进壹步揭发、批判刘的相关言论，并借“苏联同志”的话说：“刘少奇等人远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久，高岗到北京开会，再次当面向毛提出刘的天津讲话。毛表态说:“刘少奇同志的讲话肯定是错误的，他进城后对我们究竟走那壹条路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受过去那套白区经验太多了。对即将出现的社会主义工业政策还没有研究”。
 
1951年5月13曰,刘少奇在政协与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比较全面地阑述了他的建议新民主义社会的观点，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高岗看了刘的讲话稿之后怒不可遏地拍桌子大骂:“统统是放屁！”并把刘讲话的内容整理了壹份报告，逐条逐句驳斥，寄给了毛泽东......
 
也就是差不多与此同时，刘少奇又做出了壹件惹恼毛泽东的事，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壹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壹步》的报告，呈送给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要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基础，增加互助组的公有成份，并要求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应给予优待.扶持。报告送到华北局,华北局领导人薄壹波和刘澜涛对赖若愚和山西省委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和起刭临时宪法作用的政协《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
 
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华北局的意见转呈到刘少奇手里，刘少奇同样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纲领，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见。5日7日，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山西省委的观点提出了批评。7月3日,又对这个报告作出了正式批示,指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壹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令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亲自插手这壹问题了。早就对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满的毛，借此事件向刘少奇发难。毛亲自找刘少奇、薄壹波、刘澜涛谈话，用不容辩解的语气逐字逐句地说：“我不得不向妳们表示，妳们的意见是错误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赖若愚同志的看法，妳们的观点反映了妳们的思想大大落后于人民群众的觉悟，妳们作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尾巴。妳们被壹种富农经济的假象迷惑了双眼，妳们至今毫无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这可是危险啊！”
 
在中国，在中共党内,从来是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毛泽东的话壹锤定音！
 
摸准了毛的脉博的高岗，趁机于10月14曰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壹个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毛看了极为高兴,对江青说:“高岗不错,像个干社会主义的男子汉大将军”。然后将高的报告批转所有中央领导人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委、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党组学习、参考。高岗成了人所共知的毛的红人。
 
至此，高岗与毛的无形的“反刘少奇统壹战线”似乎巳经结成了。高岗大概认为，他在1949年访苏期间惹起的那壹埸“背叛” 风波己经过去了, 烟销云散了。毛泽东现在执行坚决向苏联“壹边倒”的政策，估计对他那出格的“壹边倒”也不会揪住不放吧，毕竟他亲苏的“大方向”没错！
 
如今，“五马进京,壹马当先”，毛又明显地对他特别依重，特别垂青，至此，他对毛的壹切疑虑也烟销云散。不久，毛又在背地地对高明确表示:刘少奇如果“不愿过社会主义壹关，我们就拉著、推著他过。当然,人家实在不愿意动,楞是不肯前进,我们只好请他挪挪位置,劝他不要挡道了。” 在高岗看来，毛己经决定要搬开刘少奇这蹲绊脚石了。而取代刘的，应该非他高岗莫属。真是天从人愿，他的天赐良机就要到来了！
 
高岗回到东北局，立即召集亲信开会，综合壹切迹象分析，深信毛调他进京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刘少奇(扳倒刘, 周恩来也就随之倒台了)。他踌躇志满地对他的亲信们说:“过去，刘少奇自诩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哼，他现在的思想，给毛主席提鞋子都赶不上了。真正的主席的亲密战友在我们东北局，”听的人壹楞，但很快反应过来，立即爆发出壹阵热烈的掌声。
 
的确，毛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乃至要“换马”的意图己经很明显，决不是高岗壹厢情愿的猜想。除了前面讲到的之外，在那段期间发生的另壹些事情也可作为高岗判断的佐证:1951年11月,高岗将自已在东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及“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报告毛,毛的高度重视,在当月就批转全国各省, 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三反运动。这充分说明毛对高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又如,毛借税制改革批判周恩来。1952年12月,政务院出台了税制修正规定,其中提到了“公私壹律平等纳税”。毛抓住这壹提法不放，认为是取悦资本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实,这壹提法的来源乃是毛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我们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可是惯于出尔反尔的毛反过来却说周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下令停止新税制的执行。随后召开全国财经会议对新税制问题上纲上线,大肆伐挞,税改方案的拟定者、财政部长薄壹波被撤职，总理周恩来遭到毛的严厉批评。高岗壹伙从中推波助澜，并把矛头指向刘少奇。俨然成了毛的左膀右臂。刘.周这时自感朝不保夕,只有硬著头皮听训。
 
更为重要的壹件亊是，1953年春，毛密令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沉阳)被捕壹事，意在收取刘少奇叛变的证据。这证据虽然没有得到，但可以认定，毛对刘的不信任并要“换马”是无疑的了(毛调查刘叛变壹事出自当年高岗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回忆录中的披露)。
 
同年5月19日，毛又发出《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的信件，气势汹汹地指责刘、杨；“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注）
 
综合以上壹切,高岗及其亲信确认,刘、周倒台、由高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了。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岗据此制定了他的“倒刘夺权”计划，力促尽快实现。
 
恰好这时毛有将中央分为壹线二线的计划。大概斯大林的死引起毛的警觉,他想退二线, 将繁重的工作交给壹线去做,自己去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以便多活几年。如果这样,中央机构和人员都要作重大调整。毛把自己这壹想法告诉了刘少奇,刘又告诉了高岗。
 
现在己无法确知毛放出这壹信息的真实意图。但高岗则认定这是他取代刘少奇的最隹时机了。他去找毛泽东，证实确有其事。毛顺便问他:“中央书记处的调整该怎样进行呢？”
 
高岗脱口而出：“关键要选好接班人。”接著他几乎是自我推荐：应该选择久经战争考验,既能做经济工作、又指挥得了军队、而且年富刀强的人。还向毛表忠：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保证跟毛走。因为“历史证明，跟著妳走就不会错。”
 
毛已完全探知了高岗所思所想，便故意杷话岔开去：“我倾向于原先的政治局委员，除了病故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以外，能保留的要继续保留，主要是补充几个新同志。”同时含沙射影地提醒他：要注意搞好团结。然后说：“组织部应该很快整理出壹份名单来，以供中央政治局研究。”
 
得此圣谕，高岗立刻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和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招到家里，先向他们吹嘘壹通毛如何信任自己，然后说毛要组织部先拟壹个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中央正副秘书长的名单,供主席和中央研究参考。
 
饶漱石把这个任务交给安子文,说先由他搞出来再交给高岗和他自己“看壹看”,然后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报上去。并叮嘱千万保密,不要拽露出去。
 
高岗又趁机塞进自己的私货，他叮嘱安子文：先要把薄壹波拉下去。像1936年8月靠写“反共启事”出狱的于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占统治地位。
 
谁知这句话引起安子文的极大反感,原来安本人也是那次奉中央之命登“反共启事”出狱的干部。后来安子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高岗.铙漱石要排除的彭真、刘澜涛、薄壹波等都写进了未来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中。
 
名单送到饶漱石、高岗手中,二人大怒。据他们研究,这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属于刘少奇圈子中的有7人,属干周恩来圈子的有7至8人,两方加起来,己经超过了政治局成员的半数,真是岂有此理！饶漱石决定先在组织部内部开展对安子文的”路线斗争”,高岗则决定逐个去通知、游说认为自已可上榜却没有上榜的人员, 以迅速组织反对刘、周的统壹战线。
 
高岗先找到了林彪.又找到彭德怀,告诉他们名单中没有他们。名单是刘少叫安子文搞的。几句话就煽起了这二人的万丈怒火,直性子的彭德怀直接找到毛泽东,向毛问起事情的原委。
 
这时毛又患“健忘症”了，明明是他对著高岗说要组织部搞出壹个名单来，这时却谎称此事他完全不知情，还说不论怎样也轮不到组织部和安子文插手这么重大、机密的事情。
 
毛又反问彭从何处得知这个名单？彭说来自高岗。毛再问高岗, 高见毛翻脸不认账了，便推说是刘少奇叫安子文搞的。
 
于是毛叫来刘少奇。刘在毛叫他来之前己从林彪的抗议电话中知道了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名单－事。刘要安子文作检讨。如今他按照安的检讨向毛作了汇报。
 
毛泽东故意装作不知底细,但他心内已很清楚:事情正是自己引起的，高岗. 饶漱石趁机要求安子文按自己的意图拟名单,而安子文却按照自己的判断拟了壹份名单,因此引起高、绕的强烈不满,反诬安是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编的,并四处散布。最倒霉的是安子文，现在他知道从毛到高再到饶潄石，对拟名单壹事都不认账了，有什么办法呢，口说无凭。只好由自己独自承担“私拟中央领导名单”的罪责了。
 
毛对这壹切己经心中有数了。这时又发生了“东北壹党员”以匿名信状告高岗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这时正是高岗组织了强大的火力在会上猛攻狠批薄壹波的时候，谁知,就在这个当口,薄壹波的壹个老部下，时任沉阳市委书记的偷偷找到薄，向他递交了由其本人和东北党校教育处长合写的、署名“东北壹党员”的匿名信，控告高岗在东北称王称霸、大搞独立王国，以及高纵情声色、挥金如土的糜烂私生活等情况。薄壹波这位老部下还声泪俱下向薄这位老上级控诉：东北局已经成了壹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谁敢提意见，立即就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只能请薄壹波将这封信亲自交到毛的手里，才有望拨云见天日云云。
 
薄壹波在这封信前加上了简短几句话，就交到了毛泽东手里。毛看了信以后，大慨勾起了他在沉阳时见到的斯大林和高岗的肖像高高悬挂于大街的回忆，当然更不会忘记高岗要把东三省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的“建议”。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他感到时机成熟了，于是把此信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传阅。刘少奇还为此事专找高岗谈过－次话(事前肯定经过毛同意)，而高岗不但否认全部检举事实,还咬定匿名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诬陷”。当侦知匿名信是由簿壹波代交到毛手上时，高岗更把全部仇恨倾注到薄壹波身上，于是，高本人及其党羽便在财经会议上对薄开展狂轰滥炸，不惜使用污言秽语咒骂……。
 
之后，气急败坏的高岗干了件蠢事，促使自己完蛋。先是他对形势作出了误判。这时薄壹波被宣布免去财政部长之职，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壹副主席兼财政部长，高岗误认为倒刘的第壹战役己经胜利，接下来他觉得应该把陈云、邓小平拉过来，他主观认定陈、邓肯定会倒向他的壹边。他对饶漱石说:“在以后的壹百天里，我们要想办法与邓小平、陈云达成壹项君子协议，把刘、周壹劳永逸地了结掉。” 又急不可待地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
 
说干就干。高岗亲自出马，先去造访正在养病中的陈云。见到陈云，高岗很坦率，几句敷衍之后，就亮出了自己前来的意图和底牌，说：这次中央机构调整,“我要为党争权，为无产阶级争权，我或者是部长会议主席(毛放出要把政务院改为苏式部长会议的试探气球),或者是党的总书记，我非干壹个不可，反正权力不能落到刘少奇手里。”他要求陈云支持自己，到毛那里为自己说项。陈云听后表示“力不从心”。高说：“妳放心，我上去了还可以提妳嘛，中央不是还要设副主席吗？我可以建议毛主席由妳来干个副主席。”
 
如此肆无忌惮地封官许愿、拉邦结派，在毛领导下的共产党世界里，是极为少见的。陈云感到了高岗是壹个危险人物，但他该怎样处理高岗这次的造访呢？是沉默不语，当作设有发生达过，还是向毛报告……
 
陈云表面上是个遇事不争、少言寡语之人，但实际上是个深蒇不露、深沉老辣的世故之人，他仔细权衡了事情的利弊和各种可能的结果，最后认准壹条：毛泽东不可能信任和重用壹个要把东三省交给苏联的人。深夜，陈云拨通了给毛的电话，向毛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
 
得到毛的赞赏后,陈又拨通了给刘少奇、周恩来的电话。
 
高岗被完全蒙在鼓里，他加紧进行他的倒刘计划。此时他双管齐下，壹方面，通过他的亲信，在东北局发起众人签名给毛泽东上书，要求由高岗担任党的总书记；另方面，他马不停蹄，乘著自己的米格飞机，来到南国的杭州，因为邓小平也在杭州。于是又上演了独访邓小平的壹幕。
 
在高岗的眼里,邓小平似乎比他”矮”壹点。自己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又是政治局委员，邓则只是政务院副总理，还没进政治局。邓也是刚刚进京，高岗想，他壹定想找靠山，自己地位比他高、资格比他老、关系比他多，正好可作他的靠山。带著这种思想，认为把邓拉过来是手到擒来的事。于是言语间流露出壹种居高临下的气势。高岗先把当前的形势，毛对刘的不满，自己受到毛的宠信等等，滔滔不绝地说了壹通，然后很明确地开出入伙倒刘的价码:“妳比他们都能干，如果在这场斗争中出了大力，那我向主席保荐妳当党的总书记。”
 
邓小平以壹种极为冷静、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高岗的到访，他主要听对方的讲述，很少插话，在高岗咄咄逼人地要他表态的时候，他或者装聋作哑，或者哈哈壹笑，装出壹种漫不经心的神态，似乎对高的话没有兴趣。但实际上在暗中捕捉高的每壹句话及其背后含意，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
 
高岗确实低估邓小平了。还在高自鸣得意地上跳下窜地到处煽风点火，伸手抓权的时候，邓就估计他不会有好的结果，他知道毛不会喜欢这种权欲熏心、风头强过自己的人。他还看出毛并不是真的想以高取代刘，而是故意纵容高的放肆，暴露出其野心，然后顺理成章收拾掉，因为斯大林己经死了，毛对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邓却不含糊，他告诉高岗，自己没有这种野心:“我能力不够啊。”“刘少奇很难打倒，刘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很难改变啊。”高岗以为他是谦虚、有顾虑，又给他鼓气，兼自我吹嘘了壹通。见邓不说话了，以为目的已达到，就告辞了。
 
邓却亳不犹豫地拨通了毛泽东的电话。
 
至此，毛也认为时机成熟,该收网了。
 
此时高岗正乘著他的米格飞机在南方各地穿梭,做他的倒刘统战工作。毛决定先拿他的伙伴、中央新任组织部长,也就是后来”高饶反党集团”副帅饶漱石开刀。
 
饶漱石是江西临川人。饶与刘少奇曾同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壹度，饶职务在刘之上，但很快刘兼任满洲省委书记，地位在饶之上，因之，饶对刘心怀不满、不服，还曾向中共的特务头子康生告密，说刘被捕有叛变之嫌。惜乎没有证据。
 
后饶调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皖南事变后项英被杀、叶挺被捕，饶漱石壹度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但不久中共中央又任命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把饶的头衔“抡占”去了，因此饶说刘是自己的“克星”。饶对刘的无名怒火从没有熄灭过，壹有机会他就向中央打小报告，拆刘的台。
 
“五马进京”之前，饶是中共华东局第壹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曾到东北参观，对高岗十分敬佩，高岗则在毛泽东面前说“饶漱石是我党第壹流政治家。”两人都憎恨刘少奇，这壹对很快壹拍即合。在高岗发起对刘少奇的“夺权”活动后，饶漱石在组织部发起对“叛徒”的追剿，重点是1936年8月写“反共启事”出狱的那批人，其中安子文成为重点，因为安现担任中央组织部第壹副部长，又犯了“私拟政治局名单”的大罪，饶漱石便揪住这点，在组织部内发起了对安子文接连不断的批斗。当然，斗争安子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追出其“后台”刘少奇。高岗又叫饶查周恩来的“叛徒”问题，饶漱石查不出什么名堂，告诉高岗:“他在历史上只被捕过－次,那是五四前后闹学潮的时候,党还没有成立。”
 
高岗则说:“只要有自首情节,党没有建立也是叛徒。”
 
饶漱石当然没敢揭周恩来的“叛徒”问题，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只是布置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对安子文及其“叛徒集团”的批判斗争。
 
这时，毛泽东突然叫停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饶漱石搞了壹次突然袭击。毛把饶招进中南海，当著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各大区负责人的面，毛指著饶漱石突然“发难”，说饶刚到中央就专门整人,“自命为壹贯正确、正确路线的代表，老虎屁股摸不得，那么，今天我偏要摸壹下，看它咬人不咬人！”
 
这突如其来的当头壹棒击得饶漱石口瞪目呆。毛不给他辩护的机会，继续指著饶数落他的“罪恶”，最后说:“妳说别人有圈圈，我看妳最有圈圈，凡是轻易攻击别人搞宗派主义的人，实际上他最爱搞宗派，大家都要警惕这种人，不要上他们的当！”人们都还记得毛在延安整风时就大反“宗派主义”， 而这宗派主义的解释权则属毛专有，就象他指责别人搞阴谋诡计、而只有他却拥有搞阴谋诡计的“专利”壹样。
 
毛为何对饶如此“痛恨” 呢？原来这其中有不为人知而又不能公开说出的隐情。亊情要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毛在高喊“抗战” 的同时，在背地里却干了些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勾搭的勾当，饶漱石是知情人之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处境日益困难，壹度，总部设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曾放出与共军“议和” 的试探气球。在江苏活动的新四立军即将这壹讯息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很快，延安发回密电指示：可派人与之接触。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即派联络部长杨帆赴南京日本派遣军司令部，与日军参谋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局部和平文本草案”， 内中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日方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则在日军与国民党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双方并就以后协商联合事宜，包括接触方式、级别、时间、地点等达成协议。这壹事件也被王明的回忆录记载，王明说：“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秘密地、不经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派人代表他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动。”王明说的就是这壹件事情。
 
另外，毛还派遣中共情报头目潘汉年到上海、南京与日伪特务头目李士群接触，在整个抗战期间，潘汉年与日伪情报机构都有密切的合作，这些活动都在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之内，而且，1943年之后，潘还在饶的手下任华中局情报部长，潘的活动饶当然知情（有关潘汉年与日汪勾结情况，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章节）。毛坐上了“龙椅” 之后，昔日这些不光彩的勾当便成了他的心病，解决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将知情者 “灭口”，饶漱石首当其冲。毛决定借高岗之事，先将饶“收拾”；之后，编壹个罪名将潘汉年、杨忛等投入狱中，让他们老死狱中。
 
饶潄石被毛夺了权，等候处置。毛派刘少奇、周恩来去主持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扭转会议的大方向。起初,饶漱石还幻想在组织系统他的人多，不会被对方拉走。谁知，当刘、周以毛的名义到会上传达批判饶的指示（当然不会提抗战时之事）之后，局面立即倒转过来，饶漱石成了众矢之的，他原来那些忠实的部属全都反戈壹击，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就是毛共体系里内的政治生态和是非观观，谁的官大，谁有实权，谁就拥有真理。毛的官最大，所以拥有绝对真理。
 
饶嫩石虽然被批倒批臭了,但暂时还未作组织处理，他把“翻身”的希望寄托在高岗身上。
 
这时高岗从南方回来了,他知道发生的壹切之后，主动求见毛泽东为饶漱石求情，但毫无用处。高岗不知，毛泽东正在考虑怎么收拾他呢。高岗又动用了他在军队中的关系，要求他们出面向毛泽东上书“倒刘挺高”。彭德怀、林彪是高岗的好友，愿意为高岗出力。但光靠这两人还不够，他又动员了包括陈毅、聂荣臻在内的军队高级将领给毛写信，有的不敢用真名，只好写匿名信。但这更引起了毛的反感和警觉。其实，高岗的壹切活动，包括他在南方到处“拉票”的言行，己全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高却浑然不觉。毛泽东还授意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公安部设立了壹个专门对付高岗的办公室。他要看完高岗的表演。
 
毛又使出了壹个花招，临近1953年底的时候，毛说要去南方休假、养病。这样就又生出壹个谁在“家”留守，顶替毛的角色问题。毛先说在他外出时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多数人都表示同意。唯高岗不赞成，表示要“轮流坐桩”。彭德怀支持高岗意见。于是表决，结果以压倒多数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毛借机发难，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点鬼火，和中央对著干。又批判高岗拉拢军队干部散布“军党论”(即：党是军队创造的，所以军队出身的干部要唱主角，揽大权)。这次会议算是批判高岗的前哨战，毛借此向党内大员打了招呼，至此，大家都清楚高岗要倒霉了。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这次放过刘少奇、周恩来, 集中力量打击高、饶。但刘少奇不能完全无事, 也要敲打他壹下，这是他早就拟定的壹箭双雕之计。所以他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高、铙问题,使周恩来受宠若惊。
 
毛更借休假之名离开北京，让刘少奇、周恩来去收拾高岗，这样不但自己乐得清静，万壹出了问题他也不担责任，似乎是高饶与刘周之间在互斗。临行前，毛把收拾高岗的任务交给刘、周，要他们先召开政治局会议揭盖子，将高批深批透，打倒批臭。然后召开中央全会做壹个正式决议。
 
得到了尚方宝剑的刘、周，开始了名正言顺的反攻。在由周恩来主持的第壹次会议上，高岗发现支持他的饶漱石、林彪、彭德怀都没有出席，而被他拉来向毛告御状的陈毅、谭震林等来了，但坐得离他远远的。他暗忖：莫非他们背叛了我，检举揭发来了？……
 
果然，周恩来点明会议要“揭盖子”。接著，陈毅就把高岗对他进行的“非组织活动”和盘托出，谭震林也跟著落井下石。高岗还想顽抗，但立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在壹阵接壹阵的狂轰滥炸之中，高岗终于软了下来，承认自己的目的是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由自己充当毛的唯壹助手，将来接班做领袖。并说自己愿意就此写反省检讨。
 
在杭州的毛泽东得知这壹切后，冷笑道:“我以为他是什么铁咀钢牙，原来也是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好，现在可以召开四中全会。”
但是谁能想到，毛召开四中全会并不是批高、饶，做结论。而是先要让刘、周作检讨。他先用电话交待在京的周恩来:“这回批了高岗、饶漱石，这并不意味著妳和刘少奇没有错误，建议妳在开中央全会时，也要作壹下自我批评，叫检讨也可以，不要壹种倾向掩盖另壹种倾向，妳看呢？”
 
周恩来只有谢主隆恩，连连说应该，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但是后来毛只让刘少奇壹人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对周恩来又暂时网开壹面。毛也不回来参加四中全会。1954年2日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在四中全会上先作政治报告，接著作了题为“我的自我批评”的报告。同壹人在壹次党中央全会上接连作这样两种报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团结”，其实真正的主题就是批判刘少奇的“维护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刘少奇的检查先经过毛的审查、修改，系统地清算了刘从七大以来壹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言行。毛还特别指出，四中全会上不得提高岗的名字，以免冲淡“团结”的主题。毛显然是把四中全会变成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会场，他也不准由刘少奇来主持批判高岗。壹句话，毛要在利用刘、周打倒高岗的同时打击刘、周，让他们两败俱伤，只有自已渔人得利。
 
四中全会以后毛回到北京，著手彻底解决高岗问题，但他不是叫刘少奇负责，而是仍然叫周恩来出面、负责。不过，在毛在北京的情况下，周恩来只能担任执行的角色。
 
己被控制软禁的高岗在电话中请求与毛单独谈壹次话，毛告诉他“有话到会上去说”。以后高再给毛打电话便再也打不通了，或是由秘书挡驾。
 
高岗想起毛泽东刚到陕北那年，壹次自己生病，毛泽东便亲自带了警卫员找到他的往处，见到高躺在炕上，便亲自给高岗洗脸洗手、倒便盆，连高岗的老警卫员都感动了：“毛主席真是我们庄户人家的好领导，爱兵如子，爱民如子，跟著他，可以得天下。”
 
如今得了天下，进城才几年, 还是这个毛，他要求见壹面都不可得了。
 
斗争会不断升级，揭发高岗的罪行越来越多，人们告诉他，他不但是政治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许多受害妇女都在控诉他。周恩来对他说:“凭妳的罪恶，枪毙壹百次也不过分！”
 
高岗绝望了。在软禁他的房子里，他拿起笔，给毛写了最后壹封信；然后，吞下了足够的安眠药......
 
可是高岗被抡救过来了。当毛看到高岗那封绝命书时,愤怒地拍起了桌子:“妳们告诉他,不要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
 
刘少奇则说:“他根本就不想死,和他在壹起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怕死鬼，每天用人参泡汤喝，保养得比谁都健康，他是假自杀，真叛党！”
 
周恩来则笑著说:“妳们给他壹支枪，如果他敢拿著朝自己开枪，我就承认他是英雄好汉。他没那个勇气。”

   话传到高岗那里，他知道自巳不死不行了。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吞下了足够的安眠药，再也没能醒过来。
 
高岗和饶潋石后来被定性为“高饶联盟”，“高饶反党集团”。有人认为他们只是臭味相投，没有文字契约或纲领，说成“反党联盟”、“集团”证据不足，难以服众。毛泽东反驳说:不能把阴谋分子的反党联盟与公开的政治、经济联盟等同起来。既是搞阴谋，还能有文字协定吗？所以,不能因为没有文字的东西就否定这种联盟的存在。
 
自此,开启了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定罪命名的各种各种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先河，此后20多年，中国出了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
 
饶漱石后来又查出“包庇反革命罪”。其实是指他与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杨帆的关系，潘、杨在抗战中都奉毛密令与日军和汪精卫、李士群接触，毛泽东决心消灭这些“活口”。潘、杨被定为敌特、叛变分子， 饶“包庇”他们，也不能留存。1955年4月1日正式将饶收监，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其实是个“关死犯”，刑满后改判无期。1975年3月，饶潄石死于劳改农场。
 
人们在高饶事件中总感到有壹些眼花缭乱，迷惑不解，高岗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壹股势力，而刘少奇、周恩来是被视为“右倾”的代表，毛泽东先是对刘、周的“右倾”不能容忍，于是扶起高岗这些左派以反制之。但是后来却反过来扶持刘、周，把左派高岗等打下去。这好象有些违反毛从来“喜左厌右”的基本性格。仅仅用高岗野心太大、引发众怒的解释显然是不能服人的，如果毛真要启用高岗取代刘少奇，高的这种野心正好是“斗争性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表现。所以毛真正的“战略意图”应是：首先，自从得知高岗要把东三省划给苏联那天起，毛就决定此人不能留在世上了。可是那时时机未到，斯大林是他的保护伞。同时毛知道高与刘少奇的矛盾，当时毛对刘已深怀忌恨，何不先利用高来打击刘？待到把刘除掉或制服以后再来收拾高不是壹箭双雕？后来高岗果然成了刘的“克星”，刘被整得差不多了。高的野心也充分暴露了，更重要的是这时高的保护伞斯大林没有了，收拾高的时机成熟了。而刘、周经此壹役，已经胆战心惊，甘愿俯首称臣，可以暂时放下以观后效了。毛左右开弓，左派、右派、中间派都看得心惊肉跳，最终毛可谓壹石三鸟，右派、左派、中派全都被整得诚惶诚恐，五体投地，从此他的亲密战友，都自然转变成他的驯服臣仆了。
毛的战略目标初步达到了。

 
注释；关于刘少奇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壹事的真相是：据八十年代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王光美访谈彔》中披露，1952年11月，刘在苏联黑海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壹天江青到刘少奇处，认真地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原则决定的事，妳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找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回国后，刘将此事与周恩来、朱德等人讲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毛本人的意思，因为毛曾几次当著他们说过类似的话。这样，壹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毛审阅了。这种情况维持了9个月。谁知壹贯翻云覆雨、出尔反尔的毛，因为要对刘进行打击，想找渣，就拿出此事说事，当作刘以及杨尚昆藐视他的权威、进行“非组织活动”的证据。毛的原文见《毛选》第五卷第80页。

成就帝王之业的“路线斗争”（下）：庐山会议

收拾彭德怀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另壹方面，庐山会议促成了大跃进、大饥荒的恶性发展，导致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了极其惨重的篇章。

   有关这次会议已经有亲历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多部著作，本文众采各家之言，使互相印证，取长补短。但限于篇幅，不得不尽可能简约。见仁见智，有待读者判断了。

   壹、庐山会议前之国内形势及毛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目的

   几乎所有有关庐山会议研究的著作，都持壹个共同的观点：即毛根据当时之国内形势，为会议定下了“纠左”的主题，只是彭德怀在会议期间给毛上“万言书”，对大跃进和所谓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致使毛恼羞成怒，壹举将“纠左”改为“反右” ，云云。

   这壹说法不禁使人们想起两年前的整风——反右运动，也有论者认为，当时毛泽东是真心要请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只是他们的言论太激烈了，使毛下不了台，才临时变脸，将整风变成“反右派”斗争云云。

   历史真是会如此巧合吗？毛真的被逼翻脸吗？笔者倒有点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在庐山会议之前毛确实有过“纠左”的言论和举动，但到会议前夕他认为已经纠得差不多了，已经“退”够了；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劲，继续大跃进——“劲可鼓不可泄”，这才是会议的主题。当他发觉会议初期与会人员普遍有壹种“右”的情绪时，已经不能容忍了，于是把会议主题明确为“反右”，而且早已盯上了彭德怀这个老对手，决心趁此次机会彻底解决彭的问题。这就是毛的庐山会议的“心路历程”。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曾经确有过“纠左”的举动，如两次郑州会议，毛否定了陈伯达取消商品、货币的观点，开始纠正“共产风”（必须指出，“共产风”正是来源于毛亲自审定的“人民公社章程”，“风源”就是毛本人）；重新认定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半核算单位”，等等。在上海会议上，毛公开承认并批判党内“风、牛、马” 现象。上海会议结束不久的4月17日，毛泽东还批阅了壹个叫做《十五省二千五百壹十七万人口无饭吃的大问题》的文件，叫这15个省的第壹书记设法紧急救灾。到了庐山会议前夕的1959年6月12、13日。毛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公开承认1958年打了败仗。并说：“人不要不如猪，碰了南墙要转弯。”毛把1958年的失败归结三大错误：壹是计划过大，指标过高；二是下放权力过多，各地各自为政；三是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点。为此他把周恩来和陈云又请回来协助管经济工作。

   应该说毛碰了南墙后确实有了壹点转弯之意，但是仅此而已，到此为止。而他的大臣们则误以为主子要继续向右转，因为据他们了解的情况，纠左还远远不够。主仆门这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差距就成为后来毛把庐山会议由“纠左”（人们的猜测，非毛的真意）变成反右，并变本加厉在全国掀起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的因由。

   为了说明毛对大跃进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对应之策，我们来看看在1958年冬和1959年上半年他采取了哪些主要政策。1958年11月21日的武昌会议上，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认为1958年粮食产量是10500亿斤。也有人认为是9000亿斤。毛后来钦定为7500亿斤；据此规定当年征购粮食的任务定为1200亿斤。还把1959年的钢产量任务由原定的3千万吨降至2千万吨。毛大概认为他已经把过左的东西纠正过来了，已经“退够了”。所以，当各地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很不如意时，毛便认定是农民在有意与政府对抗，在搞“瞒产私分”，为此在1959年2月22日，毛以中央名义下达了“反瞒产”通知，立即，全国农村卷入了腥风血雨的“反瞒产”运动。紧接著，发现农民为活命，也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反瞒产干部的迫害而大量外出逃荒，毛认为农民这是对抗反瞒产的举动，又在3月下达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断绝了农民逃荒自救的路子，让他们活活在家饿死或被反瞒产的干部整死。这壹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所没有过的政府不准农民逃荒的先例。到了4月21日（上海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16个省市的粮食工作会议，会议著重研究了改变现行粮食管理体制，决定由现行的生产队为粮食管理单位（生产队又将粮食分到各家各户），改为由大队（实即乡壹级政府。大队干部为脱产干部）统壹管理，社员统壹在公共食堂开饭，这样就彻底割断了农民与粮食的联系，堵死了最后壹点自救的门路。

   这就是毛的所谓“反左”、毛自认为的“撞了南墙”后的“转弯”。毛认为这种“转弯”足够了，再转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了。所以，后来在7月23日批彭的讲话中他除了再三强调“共产风”、“壹平二调三提款”才壹个多月就压下去了，然后以痛心疾首的腔调说：“他们（指各级干部）不晓得（为此事）做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还借基层干部的口说：“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毛在这里不只是为基层干部鸣不平，也是为自己鸣冤叫屈，因为他自己早就已经“反左”了，并且反过了头。而彭德怀，以及类似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们还不满意，还要反左、纠左，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的这壹立场还明确表现在他在8月2日下午将庐山工作会议改为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开幕式上的壹段讲话，这段话是：

    “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著党，向著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著人民的事业，向著六亿人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不论是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还是他写给毛的那封信，其实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都是浅尝辄止，根本没有触及根本性的东西，对于这种非常客气、完全善意的“反左”，毛都不能容忍，故意说成是“猖狂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庐山会议反左是假，是毛设下的诱饵、陷阱，实际上彭德怀只要壹出声，就是恶毒进攻，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毛实践其在上海会议上说的“人（彭）若犯我，我必犯人（彭）”的时机了。总之，毛泽东早就对已经“反了9个月左倾”极为反感了，在毛看来，当前“无非是壹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如此而已。庐山会议正是他实现停止反左、转而反右的“机会”。

然而毛的大员们，却认为还要继续反左，还没有“退”够，因为他们比较了解实情，知道这种左已经带给人民极大的灾难，使经济全局混乱、崩溃。

   还有如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朱德、陈云、田家英等都持此论），毛却在会前拟定的“会议提纲” 中肯定它“是个好东西”,要继续办下去。其他如对全民炼钢铁，大搞“小土群”，大修水利，深翻土地几尺深等，都有非议和责难。而毛对这些疯狂行为总的答复是：“谁要说壹个广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是壹个空想家，或者是壹个观澜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这就是毛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和基本对策，也是他与大多数人判断的分歧所在。。

   所以，毛的所谓反左，与广大干部包括他的大多数大员们心目中的反左，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这无疑是后来庐山会议上毛要将“反左”变成“反右”的重要原因之壹。

   不过，如果认真考察，我们绝不能排除毛将庐山会议的“反左”作为壹个诱饵，借机对彭德怀进行报复、算总账。因为有更多的迹象和事实证明毛在会议的前壹段（神仙会议期间）是壹个“钓鱼”策略，是千方百计“引蛇出洞”（详见后文），其手段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并无二致。所以，与其说庐山会议是毛临时变卦，将反左变成反右，不如说它是借反左之名、行反右之实的壹场阴谋。这场阴谋首先是针对彭德怀的，其余上钩人员则是毛的壹网打尽之策的附带战果。

   下面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先说毛彭恩怨。毛彭恩怨源远流长，暂时抛开远的不说，最近的爆发是在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3月25日至4月1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及其后（4月2——5日）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那是全国的饥荒已经大面积蔓延（云南省委在1958年11月18日就向中央报告了该省有因饥饿导致浮肿病流行，已经大面积、大批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如果正视现实，就应该采取切实的措施纠左，如开仓赈民，收缩高指标，放缓“跃进”步伐。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毛给定的会议基调是“实现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制定了比1958年更加宏伟的跃进指标，粮食产量要求在1958年7500亿斤（毛钦定的数字，实际是4千亿斤）的基础上达到10500亿斤，钢产量则要由1958年的1100万吨达到1800万吨。

   这壹切使彭德怀产生了深深的忧虑。1958年11月他去甘肃考察的路上，见到全民炼钢的“小土群”那昼夜不息的熊熊烈火，就对身边人员忧郁地说：“这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在他下榻的军队招待所，听到服务人员反映他们家乡大跃进的疯狂和惨状，彭止不住慨叹：“共产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这样搞叫共产主义，那我就不叫彭德怀！”

   同年12月彭回到湖南考察，亲眼看到广大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看到县、公社和队干部在高压下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在家乡湘潭县调查时，壹位伤残的老红军递给他那张后来出了名的“为民请愿鼓与呼！”的字条。深深懂得了大跃进的真相，懂得了它带给人民的苦难。他虽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责任向中央和毛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在株洲碰到薄壹波，他请薄起草、自己签字，向中央报告，要求将1958年度的1200亿斤购粮任务减少300亿斤。

   彭还对全程陪同他在湖南考察的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说：

   “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假若让我去讲假话，昧著良心瞎说壹气，就是杀了老子的头，我也不干，我还没有长出那种骨头。”

   然后他进壹步指出：

   “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浮夸风遍地，人们头脑发热到了发狂的地步，想壹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不堪设想啊！......长此以往，如何得了！这种情况要如实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省委也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

   在上海会议上，彭德怀以其惯有的直率敢言的性格，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放了壹炮”。末了说：“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错的东西光在会议上说不行，如果不采取措施改进过来，其后果.....是影响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到那时，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妳的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壹听就知道彭的话是冲著他来的。但情急之下，他只想到不要让彭的发言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因此赶紧说：

   “德怀同志，妳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多了，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妳是来壹个武人忧天倾。”

   彭德怀申辩说：

   “主席，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是真心实意为了妳和我们这个党的威望，我才这样讲。我应该讲。”

   毛则话中有话地答道：“晓得，晓得，妳是历来如此！”

   彭理解周怕他触怒毛“犯错误”的好意。不过他并不无原则迁就周的观点，他不亢不卑回了壹句：“我认为还是少讲些崇拜，多讲些相互信任和理解为好。”

   隐忍了好几天，毛对彭在会上公然与他唱反调之举，终于来了个突然爆发，不过他不是以正式辩论的方式反击彭对大跃进的“攻击”，而是扯到个人的恩怨之上。4月5日是八届七中全会最后的壹天，毛当著全体中央委员忽然问：“彭德怀同志来了没有？”接著突然离开会议主题，怒火中烧地大放阙词：

   “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对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到这里，大概觉得锋芒太露，于是补上壹句：“过去我跟我的兄弟也是这样的。”

   毛这种突如其来的无名怒火，很多人、包括毛身边的人员都被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是毛心底对彭长久积累的壹次大爆发。只要对毛、彭二人的历史渊源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从远处讲，在“长征”途中，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因不满毛指挥红军专门“走弓背”，弄得红军疲惫不堪，大量减员而给中央写了壹封信，要求撤换毛，由彭德怀代之。信没有署名。从来对彭心怀嫉妒的毛，便认定是彭德怀所写，或彭指使别人所写。于是对彭当面指责。然而彭却表现得不在乎，也不加辩护。毛却对此信壹直铭记在心，耿耿于怀。此后，毛曾先后四次提到这封信的事，作为彭想取他而代之的证据。然而心胸坦荡的彭德怀却没有为此事跟毛理论。直到在庐山会议上毛发动的批彭、算总账，毛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公开提及此事，恰恰这时林彪也在场，大概此时的林还尚存壹点“良心”，或者壹时来不及多想，于是当面澄清，说明那封信是自己所写，与彭无关。这桩“公案”才算了结。

接下来对彭的大怨恨便是彭在1940年8月发动的那次对日军的“百团大战”（其实参战的八路军只有六万多人）。在开战之前，彭曾两次请示毛为首的中央军委。但毛以不答作答，这是毛惯用的“默否”之法。因为彭要打日本，毛没有理由公开反对制止，便只好以“不答复” 表示其不满。谁知这彭老总主意已定，觉得自己打日本名正言顺、天经地义，况且自古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于是便干起来了。平心而论，这是中共八年抗战史上唯壹壹次上档次，上规模的对日作战（抗战初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不过是壹场不大的伏击战），战争延续两个多月，对日寇后方的交通、矿山造成了较大的破坏。但同时，八路军受到的损失更大，特别是日军后续发动的大扫荡，使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在当时被吹嘘得天花乱坠，为毛共争足了面子，包括毛本人也为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大肆评功摆好。但在心底里，毛却对彭德怀此举恨得咬牙切齿！按照毛的逻辑，彭的首要大罪是目无法纪，在未征得他的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行动；其次，这场战役暴露了共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前方调回部队对共军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报复，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其三，他认为实际上帮助了正在与日军拼死搏斗的国民政府军，帮助了蒋介石。如此种种自然罪莫大焉。但鉴于情势，当时不便对其治罪。所以，壹直等到抗战胜利前几个月的1945年春，毛才抽出时间专门为批斗彭召开了壹个“华北会议”，调集了大批运动中坚分子对彭进行批斗、“帮助”，按照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争吵时的说法，是“操了他四十天娘”。可是，从毛的壹方来说，仍感到那次整治彭德怀不彻底，半途而废，因为抗日胜利在即，要与国民党争天下了，所以只能草草收兵。建国之后，彭又肩负领兵赴朝作战重任。之后任国防部长。毛也不好立即将彭作为重点整治对象，只好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时机再说。（另外，毛派去朝鲜战场镀金的“太子”毛岸英被美机炸死，虽不能公开怪罪彭，但也在心里对彭记下了壹笔账，其后毛在庐山的批彭讲话中，三次提到自已“绝后”的事，就是证明。）

毛对彭另壹件不能原谅的事，是彭在思想意识上与自已対立，公然散布“自由、平等、愽爱” 等资产阶级思想。1943年2月8日，彭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教育问题，其中有壹段话是：“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愽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这篇讲话于同年4月7日豋刊在中共华中局的《新华日报》上。毛看到这篇讲话后，极为不满，于6月6日致电彭德，对该讲话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信的开头就说：

“妳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讲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们的意见列下。……“

接著全面批判了彭的观点。以毛的阶级斗争观指出彭“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 不应该提出壹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从这次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毛、彭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毛是绝对的文化专制主义者，而彭却存在民主主义思想的闪光。这可以视为毛、彭的矛盾和对立的思想根源。

   另外，早在五十年代前期，彭就看出毛泽东追求帝王享乐的倾向，壹些接近毛的权臣如罗瑞卿、汪东兴，深谙毛要享九五之尊，行帝皇之乐，于是，将赴朝志愿军“文工团”美女召进中南海，专为中央领导服务，为毛“伴舞”，实则侍寝；还牵线搭桥，为毛在北京之外各地广建“行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中共高层对此不是三缄其口，就是乐于助成其事。唯有不相识的彭，居然不客气地指斥毛泽东在“选妃”，他把志愿军文工团撤了。彭还对由毛自己或授意下层掀起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之风不以为然。1956年中央八大会上，据说就是由彭首先提议在修改党章时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字样。彭还提议开会不喊“毛万岁”，不唱《东方红》。在多数情况下，彭都直呼毛泽东为“老毛”，这在全党干部中独壹无二。

   说了彭这许多颇有“反骨”之嫌的言词，但同时必须澄清，其实彭对毛绝无“反叛”之意，而且也没有不尊重其领导地位的想法。彭对毛的领导地位、领导能力是由衷敬佩的，在抗战之初，彭曾经对毛制定的在抗战中不打日本，专事扩张的抗日方针不满，但看到在执行毛的方针后中共迅速发展壮大的事实，转而对毛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坚决的拥护，早在1940年2月他就发自内心地赞叹道：“（中共）有了富于政治远见、遇见事变，并且善于处理事变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领导”。在整个战斗生涯中，彭都服从毛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指挥，忠诚共产党的事业。但是，正因为彭是忠诚的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所以才对毛打著马克思主义幌子、行帝王之实的毛颇有微词。反之，毛也因为知道彭德怀无限忠于共产主义，忠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兼之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所以才对彭委屈求全，委以重任，与之保持表面的团结。

但是，当中共实现了夺取政权这壹重大目标之后，毛那颗长久隐藏在内心的要成为当今秦皇汉武的野心，逐步显现出来。毛在政治上、生活上都逐渐向帝皇的样式蜕变。这壹过程中，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或者因为自己分了壹杯羹、或者因为惧怕毛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都变得顺从而且心照不宣了。而彭德怀却可算壹个另类，彭德怀值得人们永久敬仰的品质是，作为贫苦出身的开国元勋，他确实没有忘本，没有背弃入党时的誓言，他把共产党写在书面上的宗旨当作他人生实践的真正目标。从这壹情结出发，他逐渐与毛泽东建国后的路线、政策、乃至毛的为人包括其私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越来越多格格不入。就这样，毛、彭由最初的“同志”逐渐变得虚与委蛇、貌合神离。不过，说句公道话，直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对共产党政权仍未失去信心，他梦想通过劝谏、通过党内民主能够使毛改弦易辙，使党的政策、使国家逐步走上他所期望的正轨，使自己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理想不至于完全走样。

   可惜的是，毛泽东却不是这样想。这时的毛已经决心要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建立空前专制、独裁的帝国，自已充当没有皇帝名号的千古壹帝。他经过多年观察和思考，认定彭德怀是实现他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之壹，不铲除这个拦路虎、绊脚石，毛的雄才大略便不可能施展和实现。

正是长久埋藏在心底的对彭德怀的仇恨壹旦失控，便使毛当著中共全体高干、全体中央委员的面说出那些令人震惊、完全“失态”的话来。凡对毛的壹贯行事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听出，毛所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完全是壹种托词，壹种借口，事实上，每壹个政治运动中，毛都是主动、先发制人，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所以，他当众宣布对彭德怀实行这壹“政策”，实际上已经（等于）宣布要向彭德怀宣战，与彭公开破裂只是迟早之事了。由此我们也便可以推定，接下来的庐山会议很可能是毛预先已定要公开与彭德怀决裂的战场。   

关于庐山会议是毛有意整彭的阴谋，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佐证：首先是，彭6月中旬从东欧访问回国后曾向毛请假，他推荐总参谋长黄克诚（代替他）出席这次会议，因为黄还兼著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国内情况掌握较多。然而毛不允。而当时党的副主席林彪、总书记邓小平、以及陈云等人毛均允许其请假不出席庐山会议。这难道是无心之举？

还有，在4月5日的上海会议上，毛不断要求各级干部大胆向中央提意见，要“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会场他故意对彭采取激将法，鼓厉彭学习海瑞，敢于“骂皇帝”，引诱彭主动上钩。又号召全党给中央提意见。江西省委党校干部等等就是响起毛的号召起来“鸣放”的。全国也掀起了壹阵不小的鸣放高潮，这壹场表演与1957年的整风何其相似！后来这些进谏者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由此也就可见，毛采取的仍是类似1957年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策略，彭德怀当然是其首要。

再壹个佐证是，我们看到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不管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或是那封所谓“万言书”，其调门、用词遣句实际上都较他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温和得多，并没有突破毛为会议所设定的红线，即缺点是“壹、二、三个指头的问题。”然而毛却雷霆震怒，小题大作，而且还要算历史老账。这壹切如果不是事先预设的阴谋和圈套，又如何解释呢？

    当然，事前毛确实营造了壹点庐山会议要“反左”的气氛。这正是毛权谋狡诈之处，也是他的惯伎，他就是要人们以为他真要反左、从而跳出来暴露出“右”的真面目，然后壹网打尽！这与整风反右不是如出壹辙吗！

二、毛的谋权招数和彭德怀上钩

   我们从事后的角度回望和审视庐山会议全程，不能不佩服毛这个大阴谋家、大政治骗子、大流氓超凡脱俗的骗术和惊世骇俗的权谋。可以清楚看到，整个事件都经过他的精心策划和现场调度、控制，按他的设计发展，最后取得完满的胜利和成功。下面是其主要的几招：

   第壹招是为了笼络和麻痹各与会大员，刻意制造了前期的“神仙会”氛围。

   谁都知道，在庐山会议之际，中国已陷入了危机四伏、怨声载道的大饥荒前期境地，由于饥饿和过渡劳累引起的浮肿病和随之而来的死亡，已经开始大面积蔓延，毛在会议前两月所作的“十五省2500万人无饭吃”的紧急救援批示，就是这壹境况的暴露（由于“报喜不报忧”这壹官场潜规则，实际情况肯定比公开的要严重得多）。对于这壹切，毛当然是知情的，心中有数的。

   然而，就是在这种举国同悲的大环境、大氛围之下，毛却刻意制造了壹个极不协调的小范围的世外桃源，人间乐土，那就是在庐山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庐山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区，避暑胜地，每年七、八月，是庐山的黄金季节。而这时也正是华夏酷暑难当的盛夏。当时，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为地制造了“田中禾稻半枯焦”的景象，广大农民已经陷入饥锇线上挣扎，城里的居民也仅仅是依靠“瓜菜代” 勉强维持生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却刻意选在中国著名的风景胜地召开壹次被极奢华、享受神仙之乐的高级官员会议。

   七、八月的庐山，山花烂漫，气候宜人，山上云雾缭绕，空气清新，更有楼台亭阁，掩映于万绿丛中；飞禽走兽，出没于奇峰巨壑之间。云林深处，隐见古刹倩影；清涧幽洞，偶现仙人踪迹。从喧嚣的尘世来到此地，不啻人间天上，极乐圣土。

   不但会议地点选择在这远离尘世的神仙之地，毛还为会议制定了空前宽松的环境的政策，他特定嘱咐，与会的大员们可以携带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壹同上山，让他们共沐皇恩。会议的招待更是无比的奢华，服务无比的完美。在会议前阶段，与会人员实际上的“任务”就是游山玩水。食则山珍海味，出则寻幽览胜，晚上专门用大巴从山下接来文工团的美女为众大员伴舞，还有壹流的专业剧团为官员们献技，演出的剧目是人神交欢、非恻缠绵的《思凡》、《惊梦》之类的爱情故事。真个是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令人乐而忘返不知今夕何夕。当年曾奉旨参会的李锐先生（其时为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颇有诗才，曾即兴赋诗壹首以记其盛：

     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

     出门总是逐风景，无日能忘餐晚霞。

     漫步随吟今古句，高谈且饮雾云茶。

     林中夜夜闻丝竹，弥散堂尖北斗斜。

   诗中最后壹句“弥散堂尖”指的是庐山东谷中路的“庐山俱乐部”，它原为基督教堂，那里夜夜举办舞会，丝竹之乐声闻远近。

   这首诗非常恰当、真实地记载了作者，也是壹般与会者当时心情舒畅、游目骋怀的喜悦之情。

   但是，毛泽东真是如此慷慨地发送“免费午餐”吗？常识告诉人们，毛不是这种单纯、慷慨之人，后来的事实充分表明，原来这壹切都是毛精心策划、抛出的诱饵、陷阱。他的算计其实是十分明白的：之所以要在这神州大地怨声载道、悲声震天之际营造这么壹块“世外桃源”，让与会者享受神仙生活，其目的就是要使与会者铭感其雨露深恩，从而时刻铭记，要永远忠于“皇上”，勤于“皇事”，报效皇恩。大员们都很清楚，他们及其家庭今日所拥有的壹切，享受的壹切，都是毛皇所恩赐，壹旦开罪于毛皇，不但眼前的壹切荣华富贵尽付东流，而且自己及家人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天堂坠入地狱。大员们都是久经考验的毛政权骨干，深知壹旦被打成“阶级敌人”或“反党分子”的可怖下场。

   不过这些久经考验的政治动物们也会本能地察觉到，营造如此安乐、祥和之气氛，可能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宁静，壹场政治风暴可能随之来临，自己必须做好应对风暴的准备，首先是要“站对队”，坚决跟毛走。所以，尽管会议表面宽松，但大家在讨论发言时，仍然小心翼翼。后来的事实证明，毛的钱没白花，免费午餐没有白给，与会的大员们绝大多数都坚决站到了毛的壹边，有些人初期有些“偏右”的言论，但在毛表态后都迅速地站到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有的还反戈壹击，戴罪立功。

   毛的第二招是营造“反左”的气氛以钓出右派大鱼。在会前，毛制造出的反左、纠左的空气前文已经讲过了。在会议初期亦复如此，会议的安排很特别，没有主题报告，先要求与会者自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卷.第三版），壹面游山玩水，壹面自由漫谈。这壹切的目的自然是让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道出真心。

不过，毛也为会议设置了大的框架，这就是他撰写的18个问题，实即18条提纲。不过这些提纲似乎是“中性”而且偏“右”的，例如：

   第二、对形势总的估计是“有些坏”，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对形势总的概括是：“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是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第三、任务。“今年钢是否1300万吨？能超就超，不能超就算了。”   

第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第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九、 重提“综合平衡”，并说“无综合平衡，即无群众路线。”

   第十、明确“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注：壹度取消了生产队核算）”

第十四、承认缺点是“壹、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已从原来毛说是只是“壹个指头”作了较大的后退）

。

   会议的这些提法，加上之前毛在上海会议上对全党讲假话、“风牛马”的批评以及壹些“纠左”措施，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次会的主题是“反左”、“降温”。

   会议之初，与会人员壹般也是反映大跃进中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即如毛的忠实干将，河南的吴之圃、湖北的王任重、广东的陶铸等，也坦言了本地的壹些问题，吴之圃还就河南刮起的浮夸风影响全国向其他省道歉。

   中央的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会议初期也都表现了明显的“反左”倾向。如刘少奇7月4日在中南组座谈发言时就说：“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取得了教训。”7月16日，刘仍提出，会议的方针是“成绩讲够，问题讲透，鼓足干劲。”朱德7月6日在中南组讨论发言说：“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他还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致穷”。

   周恩来接受了刚过去不久的“反冒进”挨整的教训，此次特别谨慎小心。但在初期讨论彭的信时，他仍然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即使在毛的7月23日批彭讲话之后，周仍然不想把事情弄大。

   以上说明，毛关于庐山会议的计划和意图，只藏在他自己的心里，对几位主要领导人也未透露半点信息；或者，刘、周、朱常委，也是他“钓鱼”的对象。

   为了不给人们摸底或者有意制造假象，会议将江西省委党校80多位干部鸣放出来的言论、广州军区42军政治部提供的官兵们对大跃进的负面意见，以及“大右派”罗隆基、陈铭柩等人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评论等都不加分析，不加按语悉数分发给与会人员作为参考资料。

这种暧昧、含糊的态度的确使壹些人放松了警惕，在会议初期说了壹些有点“右”的话。但人们总的说并没有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因为大家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大家把眼睛主要盯著壹个人，在他没有明确发话之前，谁也不敢随便发言，那个人就是毛泽东。

虽然如此，毛的钓鱼策略依然有效，后来抓获的“彭黄张周” 四条大鱼以及更多小鱼就是证明。

   毛的第三招，亲自煽风点火，引蛇出洞。

   毛的上述招数虽然有点成效，但来吞钩的鱼儿太少，毛决定亲自上阵，引诱他的目标自己跳出来，以期壹网打尽。    

   这时毛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策略，壹方面，他利用自己的亲信如柯庆施、李井泉、康生之流，重点监控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的言论，将有关情况随时向他汇报。所以彭在小组的言论毛壹清二楚。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怕生变故，在编会议《简报》时把彭的壹些较尖锐的言论删去了、或磨平了。还引起彭不满。

另方面，毛认为鱼儿仍未全浮出来，于是，他亲自上阵，引蛇出洞。   

知道了在讨论中人们对大跃进的负面评价居多，毛决定顺汤下面，因势利导，先让这些鱼儿充分暴露自己。7月10日下午，毛召开了壹次组长会议，谈到了对形势估计的壹些问题，故意附和壹些负面观点，以营造气氛。

   7月11日晚，毛通知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湖南管农业的书记周惠，以及同为湖南人、自己的兼职秘书李锐三人到他的住处，说是开个小型“同乡会”。三人应约而至。毛摆出壹副长者风范，让这些“同乡”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自己装出壹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毛选择这三人是经过慎密考虑的，除了是“同乡”，三人年纪较轻，从政资历也较浅，城府不深，容易引导。三人中二人都当过他的秘书，可以视为近臣，比较容易吐露真言。更为重要的是，三人与彭德怀关系均较密切，特别是周小舟，最近与彭德怀过从甚密，彭在湖南考察，周全程陪同，此次到庐山开会，两人同时乘车上山。毛估计，他今晩与这三人的谈话必定迅速传到彭的耳中，彭得知后必定有所行动。这些，都为后来所应验。

   这个“同乡会”壹开始，毛便完全放下领袖的架子，对三位同乡后辈开诚布公，无话不谈。毛首先引咎自责，承认自己在大跃进中犯有“胡思乱想”、“唯心主义”的错误。壹下子引得三人共鸣，拉近了距离，便在欢声笑语中向毛尽吐衷曲。其中谈到浮夸风，谎报粮食产量时，周小舟竟引用了壹句“犯上”的成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矛头直指毛泽东。可毛却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依然笑容可掬。三人接著还就时政提了好些意见，毛都壹壹颔首笑纳。整个晚上三人感觉“如坐春风”，由衷钦佩领袖“虚怀若谷”。李锐还赋诗以志其事：“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

   果然不出毛所料，三人第二天立即相约去到彭德怀的住处，把头天晚上毛在同乡会上的言谈和表现告诉了彭，认定主席是能够听取劝谏和忠言的明君。周小舟代表三人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总能去找主席谈谈，更能引起主席的注意。”

彭德怀虽然年纪较大，阅历也丰富，但始终不改其直率、坦诚的本性。对于这十天来的会议，彭本来就有些不耐烦了，他跟随他上山的参谋王承光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谈壹些壹般性问题，听不到有思想性的发言。我在西北小组会上讲的壹些意见，《简报》上也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他正思考如何扭转这壹局面，萌生了给毛写信的念头。如今听到周小舟等人的话，于是坦诚地说：自己也有此打算，但又“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得到周小舟等人的“信息”和鼓励后，彭终于决定向毛写壹封表露自己对大跃进和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意见的信，以便更好地、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

哪知，此信壹出，不但翻开了庐山会议新的壹页，也翻开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壹页。

   彭说干就干。12日，他叫秘书记录，自己口授，搞了壹段，觉得比较难写。便想直接找毛面谈。13日中午，彭到毛的住所，毛正在睡午觉，彭只好退回去。最后在秘书的帮助下写成了那封《致主席信》，这就是后来传闻成的所谓的“万言书”，实际只有3600多字。

   关于写此信的意图，据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年大跃进的 经验很丰富，发生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壹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壹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后来听到周小舟等人说毛虚怀谏纳，就坚定了写这封信的信心。

   作为圈外人，我们对彭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冒著风险毅然给毛上书，为民请命的行为，感到由衷的敬佩。但作为局外人、第三者，我们也不能不为彭的这种行为感到鲁莽、冒失。彭与毛共事三十年，对毛之为人，特别是他那种爱记仇、雌睚必报的性格应该有深刻的了解。从延安整风到1956年对周恩来的“反冒进”批斗，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翻云覆雨、倒打壹耙把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打成右派，这些前车之鉴，彭应该是清楚和记取的。特别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上海会议上，毛居然失态地指名彭是“恨死他的”人，并当众扬言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这种满含杀机的语言，难道彭都读不出来？现在时间才过去三个月，可谓言犹在耳，难道彭如此健忘？据说在上海会议上，彭听到毛当众对他发出那些挑衅性的话语之后，也曾受到严重刺激，当天晚上壹个人在办公室长久地踱步、低头沉思。但最后他咽下了这口气，没有做出反应。

   对于彭上书这种近乎“愚忠”的举动，笔者以为只能以他对毛作了过高的估计、而且对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也作了过高的估计来解释。这个“两个过高”的函义是，首先，彭对毛的领导能力、权谋智术是深为佩服的，这是他服从毛领导的前提，这点前面已经说过；其次，彭以为毛作为最高领袖，最终会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要他的建言是基于这种出发点，而且没有过激的言词，毛应是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这是彭对毛个人品质的过高估计。再次是彭自认为自已是毛的肱股重臣，与毛有几十年的合作共事经历，所以毛应该不会像对待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那样随便抛弃他，反目成仇，而且他也不像高岗那样有政治野心，不像王明、博古、周恩来那样对毛的地位构成威胁，这壹些毛也应该是了解的。总之，彭以为毛没有拒他于千里之外、甚至倒打壹耙的理由。而且，因进忠言而被罢官，彭也有思想准备，他在事前的7月5日在与周小舟谈话时就曾说到：“ ‘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彭在上书前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考虑，只不过他估计顶多可能被“撤职”。而绝对没有想到毛不但要把他批倒批臭，打倒在地，再踏上壹只脚，最终要他的性命！

彭对形势估计也错误。他以为开这个会真的是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改变过左的做法。那知，毛却是在再次实施“钓鱼策略”，而且钓的对象主要就是他。    

尽管估计错误，彭还是为自己的行为作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大概考虑到毛好在字里行间挑刺，所以，彭这封信下笔措词十分谨慎，排除了他在上海会议上和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时使用过的壹些过激字眼，全文按照毛为会议定下的基调，首先肯定“成绩伟大”，然后很小心谨慎地谈及缺点和存在问题，客观地讲，这封信很难找到可以被上纲为“反党”的东西。下面是它的基本内容和格调。

   （壹）、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彭的信分甲、乙两部分，第壹部分甲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对成绩的赞赏，并不在当时毛共宣传部门的调门之下。他引证国家计委公布的有关数据，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们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起积极作用。”

   接著谈到对几个主要方面的评价，委婉地指出壹些失误。先是说195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壹些，分散了壹部分资金，推迟了壹部分必建项目”，造成了不平衡的现象。“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所需要的，在今后壹两年或者稍许长壹点时间，就会收到效益的。”仍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然后谈到公社化问题，“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壹段混乱.....基本已经得到纠正。”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壹些小土高炉，浪费了壹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但却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壹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壹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壹笔学费（补贴了二十余亿），即使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可以说，基本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的肯定。

   彭德怀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某些方面是真心话，多数是为了迎合毛的基调（以避免被其抓住把柄）的违心之论。这从与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以及会前的有关言论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证实。

   （二）在指出大跃进的缺点和问题时，同时为其寻找客观原因，尽量减少对毛的直接指责。

   信的第二部分乙，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首先声明：“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壹些缺点和错误，有壹些是难免的，如同我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壹样，在伟大的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壹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从根本上为毛作了无罪（错）开脱，极大地维护了毛的面子，接著还用了相当笔墨指出工作失误主要是客观原因所致（如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在做了这种充分的铺垫之后，彭才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接著论及他认为大跃进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其壹是浮夸风普遍滋长；其二是指导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关于第壹个问题即浮夸之风，彭主要举了如下事实：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结果使大家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对发展钢铁工业本身也存在片面性，没有综合平衡的计划和安排，结果引起了经济生活的“壹系列问题”；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壹些不可置信的事迹也见之于报刊，确实使党的威信蒙受巨大的损失；头脑发热，穷日子当富日子过，铺张浪费严重等等”。最后说由于浮夸风，“严重的是相当长的壹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壹段其实写得很抽象，如“总想壹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壹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局和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接下去讲毛说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少种、高产、多收”都属长远性、战略性方针，而“我们则缺乏具体研究”，把事情搞糟了。例如“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由于脱离实际，“得不到群众支持”。还有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有些同志以为，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壹切”。

但是，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为了在总体上与毛保持壹致，彭不忘写上壹句：“成绩与缺点总体上仍然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

纵观全文，没有壹处是直接指责毛泽东的。相反，有几处还在颂扬毛的英明正确。如，在第壹部分，说到公社化中的共产风时，彭只说是“在公有制问题上，曾有壹段混乱”， 接著又说：“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壹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

   在谈及浮夸风的种种表现后彭接著说：“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起来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体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在说到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 之后，立即又说：“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壹系列措施，壹些左的现象基本纠正过来了，这是壹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这自然也是在赞扬毛的英明。

   信的最后，还不忘带壹条“光明”的尾巴，说，“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总的看，这封信比起彭在小组发言温和多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信中并没有反映大跃进中农民生活的惨状（更别说有饿死人之事了）。从这点来说，彭并没有实践为人民“鼓与呼”的初衷（我们认为，彭是有这种初衷的）。这应该是这个“意见书”的严重不足。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彭的策略。因为他知道，毛是壹个惯于在鸡蛋里面挑石头的角色，因此，他要尽可能不使毛抓到把柄。彭不想太过刺激毛，希望毛能在和平的心态下从根本上纠正壹些过左的东西。

   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尽管如此处心积虑，彭仍然没有逃过毛的重拳打击，因为毛其实不需要什么“把柄”，也不要很多理由，只要彭“跳出来”， 他就要算总账。（笔者还认为，即使彭德怀不写这封信，毛在会议后期也不会放过他，因为他后来说了：彭在会上操了他二十天“娘”，这笔账，是不会不清算的。）因为这个决策其实在会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彭命定是逃不出毛的手掌心的。

   三、毛对彭德怀的“反击”和众大员的表演

   毛在14日下午收到彭的信，进行了认真的研读，然后把它加上了壹个《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于16日印发给全体与会人员。同时召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人商定，延长会期（原定半月），会议从17日起重新编组，内容改为讨论彭的“意见书”。毛又传令，召林彪、彭真、陈毅、薄壹波、宋任穷、黄克诚、安子文等火速上山。这些人中除黄克诚是作为彭的“同党”要进行整肃以外，其余都是作为批彭的火炮手招来助阵的，其中彭真、薄壹波、安子文是1945年华北会议批彭时的主力和骨干。

   但是，即使如此，毛自己仍然采取“不表态”的策略，以致人们包括刘、周、朱在内仍不知毛此举的意图。其实毛不表态，主要是借此观察、考验他的大臣们，看看在他不表态的情况下对彭的态度和对事物的分析、判断力，以及对他、对毛主义的忠诚度。

   为了进壹步引蛇出洞，17日下午，即在会议已经转入讨论彭信之后，毛泽东又召了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到他的住处，从下午5时壹直谈到10时才散去。期间，毛和他们壹起吃饭，喝茅台酒，席间主客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李锐仍然感觉，毛并没有要使会议完全向左转、更没有发动壹场批彭运动的意思。这5人中，有三人就是他在11日晚上召开的“同乡会”上大放“右派言论”的成员，其余的胡乔木、田家英，在会前和会议初期，都有明显的“右倾”情绪（详见后文）。毛把他们找来，依然装作很开明、很随便的样子，显然就是要继续麻痹他们，让他们继续发表右倾言论，让这些鱼儿吞钩。

   也因此，与会人员仍然摸不清毛的底，讨论时只好就事论事，小心而谨慎地就彭信发表意见。而如前面所述，彭的这封信确实没有什么很“出格”的地方，所以能对它加以批判的不多，相反，赞同和赞扬它的人倒不少。例如：

   第六组（东北组）22日上午讨论，对彭信的评价是：“有些人认为，这封信对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有的人说，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得简单壹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分析分析就清楚了。”

   第四组的陶鲁笳（山西省委第壹书记）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

   农业部长廖鲁言在第二组发言：“我认为彭总的精神、态度是好的，把问题直接了当提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这已经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

而彭德怀本人，他首先对毛把他的信件作为“意见书”公开让会议讨论的做法极为不满，在7月18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就郑重声明：“我这封信是写给毛主席个人作参考的私人信件，根本不是什么‘意见书’。”

他要求收回信件。可毛不予理会。彭隐约感到壹种不祥之兆。

   直到毛亲自出面“反击”的前壹两天，大概人们看出了壹点毛的倾向，发言才向左转。其中壹些毛的亲信、骨干，如柯庆施、李井泉始终坚持对大跃进正面歌颂的调子。广东省委第壹书记陶铸也开始跟进，他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看，对缺点的看法绝不止壹个指头.....”

   从17日开始，到23日上午毛亲自出马之前，整整6天的讨论中，毛的左派并没有占上风，也没有成为会议主流，即使有壹些左将（前述几位之外还有谭震林、罗瑞卿等）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维护大跃进，但对彭德怀攻击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完全没有达到毛想要的水平。

21日，在柯庆施任组长的华东组，张闻天“顶风作案”，发表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基本精神是同情彭的言论，并借题发挥对毛有所攻击。当天晚上柯庆施跑到毛处去汇报，明确要求毛亲自出马扭转会议的方向，否则大事不好，人都被他们（指彭壹边）拉走了.....

22日，毛找了几个心腹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强烈不满，壹致要求毛亲自出来扭转乾坤。其实，早在7月17日开始讨论彭信之初，毛的“克格勃”头子，“整人专家”康生就曾给毛“上书”云：

   “彭德怀这封信，决不是偶然的，多年来，他和党（实即毛——笔者）同床异梦。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著主席来的。这是壹种反党、反主席、反社会主义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康生不愧毛的好学生，把毛的心思摸了个透。不过当时毛不急于亲自出马，他还想“钓鱼”。 但现在，看来形势确实不太妙，到了该自己出手的时候了。

   22日晚，毛告诉刘、周，第二天上午他要开大会讲话，但并未说明具体内容。

   23日上午9时，毛登场。由于事前并未告知讲话的内容，大家都提著壹颗忐忑的心，静候毛的宏论。

   毛上场壹脸阴霾，暗含杀机，他板著面孔说：“妳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著。”

   大家壹听，知道大事不好，皇上震怒了，只得洗耳恭听。诺大的礼堂鸦雀无声，只听毛壹人在嬉笑怒骂，间以吞云吐雾。

   这篇讲话应该是毛主义壹篇代表作，它充分表现了毛的大流氓加大恶霸的本色，通篇充斥著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而且逻辑混乱，用词粗鄙，间或卖弄壹下他的“博学”。是壹篇不可多得的“奇文”。李锐先生的现场记录，原汁原味，没有经过秘书们的修改、润色，显露了毛的为文特色，其功不可没。鉴于此文已在多部著作里全文引用，且原文较长，这里不全篇抄录，下面择其要者，并略加点评。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壹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壹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

  开头的这段话，充分说明毛在上海会议前后号召大家大胆、坦诚向党提意见，“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完全是壹场新的“引蛇出洞”的卑鄙阴谋（毛可以说是又壹次“阳谋”），他运用的手段与反右派时完全壹样。接下去他讲：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壹塌糊涂，这很好。.....‘硬著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壹个月，两个月，半年，壹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但实际上只半个月，他就顶不住，要“反击”了。

   接著他亮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无非是壹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些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但他认为“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所以，“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过接著又说：“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妳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壹吃，就不紧张了。”毛就用这种痞子式的语言和流氓逻辑开头，把已经出现的大饥荒，成千上万人活活饿死的血腥事实，轻描淡写带过去了。

   接下来他不指名批判彭德怀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的这种说法也是故意降低调子，意在为毛保保面子，但毛不领情）。不过他不是正面批驳、讲道理，而是采取东拉西扯、搞乱逻辑、乱中取胜的方法。所以如果不认真、反复读，有些不知所云。这段文字也充分表现了毛的为人和作文那种随心所欲、颠三倒四、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作风。他大概说了几点：

   壹是他的“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而且好得不得了，“河南人、河北人”（那是首造“公社”的地方——笔者）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于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二是承认刮“共产风”、“壹平二调三提款”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但这“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搞的，与他无关。而且他还“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只用壹个月，“就把风压下去了。”“证明了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接下去，毛使出他的东拉西扯、胡绞蛮缠、强词夺理的本领。下面这壹段话有些难懂，但充分表现了的“精神”，不可不读：

“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叫他们读。公社壹级不读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壹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教别人写，他说妳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得延长。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斛律金《勅勒歌》：‘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个壹字不识的人。壹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政治经济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壹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这通话除了表现毛的痞子精神、宣传他的“知识无用论”之外，壹个阴险的用心就是把作为罪魁祸首的毛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而且把他对广大农民的穷凶极恶、“不要良心” 轻轻变换为公社干部和农民“不学政治经济学”之过。另外，他在贩卖读书无用论的同时，却大肆卖弄自己的“博学”， 用壹些似是而非的典故来误导、胡弄他的大员和走卒，用心何其鄙也。

接著又莫名其妙重申他曾经说过的对彭德怀的政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颠三倒四地说了壹通之后，才又触及主题，说（彭德怀说的）“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并断定，“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终于给彭戴上了“大帽子”。不过彭的信说的很清楚，所谓“有失有得”是就大炼钢铁财政补贴了二十多亿（这比当时壹年的国防开支还多）壹事而言的，原话是：“虽然付出了壹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使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这分明是在为毛圆场，给面子，现在毛反过来把它说成彭的壹条罪证。由此壹事,足可见毛的横蛮无理、流氓加无赖的嘴脸。

   这篇讲话里还有很多“精彩之处”，如：

   “壹个生产队壹条错误，七十万个生产队，七十万条错误，壹年登到头也豋不完......办壹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壹年，壹个星期也会灭亡的。”

“壹条是要讲，壹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著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著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但他在不经意间承认自己是“大跃进” 的始作俑者：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始作俑者，应该断子绝孙。我，壹个儿子在朝鲜战死了，壹个儿子发了疯”。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讲话里反复（三次）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其实大跃进、三面红旗跟毛“无后”并无联系，毛岸英是1951年在朝鲜被美军炸死的。而大跃进是1958年才搞的，它跟毛岸英之死有何关系呢。毛反复提到这句话，可见其耿耿于怀，刻骨铭心。笔者以为，他其实是在隐约地、暗示地发泄对彭德怀的仇恨，因为毛把儿子交给了彭，本意为他镀金，捞点政治资本，以便日后“接班”。而彭居然没有尽到责任，让这位太子死于战火！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毛是个极端狡猾之人，他知道，把这个责任归罪于彭是讲不过去的，况且，那场战争死人数百万，为何单为壹个毛岸英之死追究责任......所以他当时得此噩耗时，强忍下悲痛和仇恨，还装得豁达大度，通情达理，使彭丧失了警惕。然而谁都知道，毛是个“眦睚必报”的人，“绝后”之痛，能不萦怀吗？能不迁怒当年的“彭总”吗？.....毛在讲话中反复无端地提起此事，就是毛长期在心底积蓄的对彭的仇恨的自然流露。

   总之，毛对彭德怀可谓集旧恨新仇于壹身。

   毛讲话的“精彩”之处还有：

   “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总理著急。无壹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凭。.....妳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壹下。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毛的讲话嘠然而止。

   毛的“拉屎”讲话之后，庐山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虽然他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但大家还是听懂了他要“反右”、要整彭德怀了。不过彭究竟犯的什么罪？如何定罪？如何发落，大家仍不清楚。所以对彭的攻击火力仍不是很猛，不但壹般与会人员如此，就连刘、周、朱也摸不清毛意图。

   刘少奇因为头天晚上很晚才吃的安眠药，开会时药劲还没有完全过去，待到毛讲完话之后，刘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发壹个批左文件。他要胡起草这个文件。胡不敢写，后来胡通过彭真向刘少奇告知自己的意见，刘才决定不写了。

23日上午毛讲完话后，周恩来碰上彭，两人有壹段对话。

彭对周说： “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似乎还安慰他：“主席说了，（信）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明。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妳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妳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嘛。” 彭听到周这种八面玲珑的说辞后，却恰如其份回敬他壹句：“老奸巨滑。”

   从周的话中可见，他以为彭的问题还不及他1956年时“反冒进”那么严重。以为彭“到此为止”，接受批评就没事了。他最初也没料到毛要对彭大肆讨伐。

朱德更不想把事情搞大。其实，朱德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彭德怀差不多，就在23日下午朱参加第壹小组的讨论时，他仍然不提彭的信。直到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讨论，虽然不得不跟著毛的调子批彭，但他说的很有分寸。在提到彭的信时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壹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有壹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他显然是想大事化小，帮助彭过“关”，但以不触怒毛为前提。最后他还不忘告诉大家：“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26日，毛针对批彭不力的现状，发出了“既要对事，也要对人，因为事是人干的”的指示。于是，对彭的批判不再局限于那封信，而是要联系彭的壹切，联系历史，对彭展开展全面、系统清算。批彭立即进入新的阶段。

在毛不断施加压力和各方的“为了大局”齐声“劝降”的情势下，彭不得不在26日的小组会上作了初步的检查。在彭检查后，朱德发言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壹了思想，统－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可惜毛泽东不这样认为。26日傍晚，毛找彭谈话，详情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话不投机，两人居然吵了起来。毛泽东直指彭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操了他二十天娘”。鲁莽的彭急火攻心，毫不示弱地顶了上去：“妳在华北会议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了妳二十天娘还不行？”这时毛使出他的痞子功，答道：

“那好，再补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操够。”

7月27日凌晨，毛召开常委会商议对彭的组织处理问题。这时，其他常委仍然不想把事情做绝。周恩来说：“对彭德怀的问题，还是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朱德附和周的意见，他们大致是说彭德怀“革命”数十年，战功卓著，在中外都享有很高声誉，只因为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就把他打成“敌人”，确实说不过去。彻底打倒彭，使这几位重臣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然而毛决不妥协，在关键时刻使出他的“杀手锏”，要挟道：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壹听这话，刘、周、朱三人面面相觑，软了下来，害怕了。只好屈从毛，同意将彭德怀“打倒”。 而且按毛的决定揪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7月27日上午，刘少奇奉命召开大组长会议，传达毛的指示：“继续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不仅对事，也要对人。毛主席说，彭德怀长期以来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联系彭德怀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批判。”

   同时汪东兴召集保卫人员开会，宣布对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的行动进行监视和限制。

（笔者按：毛与彭单独谈话及27日的有关情节取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

27日可说是庐山会议壹个转折点，之后，在毛的强硬要挟下，全体与会人员被迫加入他预设的批彭——诬彭大同盟，谁也不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毛下令会期继续延长。彭知道这次毛不会轻易放过自已，思前想后，陷入深度痛苦之中。朱德再次来到他的住处，两位老战友都无比沉重，彭禁不住流泪向这位老战友倾诉自己的委屈与郁闷。朱德仍劝彭找毛面谈，以图让彭能早些“过关”。但彭说和毛没法再谈了，但他仍然表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的威信，他会从严检讨。朱德听后表示欣慰。

  对于朱德这类“明批暗保”的做法，毛看在眼里，早就不满。8月1日，在常委会的批彭会上，这时对彭德怀的批斗已经升级，但朱德似乎仍然想缓和壹下气氛，他发言说希望彭德怀的检讨能够得到毛的谅解，还说：从1928年彭率部到井冈山算起有几十年了，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奋斗了大半辈子，不要就此分手……

   听到这里，毛突然将左脚抬起放到前面的茶几上，用壹只手去抓穿著布鞋的脚面，示范了壹个“隔靴搔痒”的动作。大家壹楞，顿时明瞭了毛的意思，尴尬的朱老总只好红著脸停止了发言。

   不过这次会上彭德怀也给了毛壹个小小的难堪，当毛在会上又跟彭算历史旧账，说起在长征中的会理会议上彭德怀向中央写信，要求撤销毛的军事指挥权由他代之的老问题时。彭觉得不能不加以澄清了，便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会理的事情，这次把问题说清楚，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然后把脸转向林彪：“林彪同志，请妳说话，妳写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到了这个当口，林彪想躲避也不行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硬著头皮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先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的事彭德怀不知道。”

   毛泽东傻眼了。壹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嘴脸显现在众人面前。而彭德怀嘴角掠过壹丝难得的笑意。

   老羞成怒的毛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为把彭批倒批臭，毛又下令将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重新打印，分发给与会者，彭在小组发言中其实比信中说得更尖锐，更直爽，如：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壹来，压倒壹切，许多人不敢说话。”

   “人民公社我看办早了壹些，高级社的优越性还没有发挥，就搞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壹年半载再搞，就好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壹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集体领导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壹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搞，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壹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壹点。”

   “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十六条》中的壹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从北戴河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

   “政治与经济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

   等等。

   其实仔细想壹想就可以看出，彭的这些话，都应该算是正常的意见，完全没有超出“问题讲透”的框框。而且，有些话彭也没敢“讲透”，有些话则有意给毛留面子，如说人人有责，毛和大家壹样也有壹份责任，这显然是在为毛开脱，难道其他人的责任能和毛相比？又如说各省都在为毛建别墅，却说不是毛让建的。试问如果毛真的不让建，壹个电话打过去，省委书记敢顶吗！当然，这些都是策略问题，彭懂得毛的为人，尽量不直接扫他的面子，掴他的耳光。但尽管如此，毛却仍然说彭“操了他二十天娘”，要跟他算总账，要将彭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

自此，对彭等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刘、周、朱等人也都抛弃了幻想，紧跟毛加入到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很快，这个反党集团又被加上了壹项更可怕的罪名：“以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说这个俱乐部“里通外国”，暗中与外国（苏联）勾结，谋图不轨。

但是彭德怀坚决抗拒这顶帽子，指其为纯粹子虚乌有。可是反抗无用，因为毛知道，只有这顶帽子，才能置彭于万劫不复之死地。

   现在我们不得不补述壹下这个集团另外三名“成员”，即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罪行”。

   黄克诚是军队总参谋长，是彭的亲密的工作伙伴，黄也是以性格耿直、敢讲真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闻名。仅就这点来说，把黄放进彭德怀的“集团”和“俱乐部”中去，也够格了。

   所以，黄在7月17日被毛招上山，与其他几人不同，那是要将他“壹网打尽”。在毛看来，如果彭德怀落网了，黄克诚仍在北京掌管全国军权，这无疑是极其“危险”之事，把黄调上来，正可收不留后患之功。

   当然，黄也有“现行问题”。黄克诚19日在第五组发言，说：“我在考虑壹个问题，人民公社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时期说，不搞更主动些。”他还举出中央工交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调查发现炼的钢的质量不好，产量不实等问题。

   黄发言中提到了壹件看似不重要，但肯定对于他的获罪起重要作用的事情，他指出：“中央出来开会，也很铺张，我虽然也吃了，玩了，但很不舒服，带戏班子的办法不好。对群众讲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干部吃那么好，行吗？”这话看似平常，却击中了毛和大多数大员的痛处，可谓“打击了壹大片”。

期间，黄还与毛的大跃进干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干了壹仗。原因是谭对黄上山后的表现（发言）感到不满，指责说：“妳要知道，我们找妳上山来，是搬救兵，想妳支持我们的。”

黄说：“那妳就想错了，我不是妳的救兵，是反兵。”后来批判黄时便说黄克诚“蓄意谋反”，罪证确凿。

张闻天则完全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张的罪名主要是7月21日在华东组上的发言铸成的，当时很多与会人员已经揣摩毛的意图，向左转了，就在张准备发言提纲的时候，已经得知毛的意图的田家英给他打电话“通风”，叫他不要讲大炼钢铁的“问题”了，因为“上面”有不同看法.....胡乔木也对他作过类似规劝。

张却并不领情，他对秘书说：“不去管他！”又对夫人刘英说：“现在不能讲缺点，壹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越是不让我讲，我越要讲，我脑子里就存在这些东西，不能不讲。”

   张的发言长达3小时，颇有当年当总书记时的气象。张讲了13个问题，其中有很多“理论”的成分。在提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张认为彭“本意是好的。”“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对彭信持基本肯定态度。对于大跃进，张闻天的估计甚至比毛泽东还高，他说：“关于大跃进中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有人提二八开或三七开，我认为是壹比九的关系。” 可见这位过气的总书记其实是很左的。

张闻天发言中真正引起毛恼火的是他的矛头直指毛，如：“我们的胜利壹个接著壹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容易随著产生。”

“去年九月后，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严重的骄傲情绪，气焰很高，大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相当明显。” 这大概是指对苏关系。接著他直点毛之名：

   “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是不行的。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壹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壹种空气，壹种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这段话可谓委婉揭露了毛的阴险毒辣，包藏祸心。毛常在会上大讲叫别人这不怕、那不怕，要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却从不肯当众公开“保证”：对任何意见绝不打击报。如果把张的话与1957年整风反右时毛曾经说过对任何帮共产党整风的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后却反脸不认账，还宣称是“阳谋”联系在壹起，则可以认为张闻天在有意揭毛的“老底”，捅他的“伤疤”。

很明显，光凭这几句话，毛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不过从中也就可见，张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个人。

   也因此，后来毛给张写了那封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的信，足见毛对这位原来的上司、现在仍不肯老实的臣下的深恶痛绝。（毛在8月2日给张的信，已在本书另外的章节抄录，此处从略）

   不过，我们从张的这个发言中，却也看到了作为壹个曾经的共产党头头那种酸气、腐气，比如他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此时被共产党以各种方式杀害、折磨致死的人大概不会少于上千万，在张闻天看来，这些人大概都要“遗臭万年”了。他又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见张对毛统治下的壹切，还是由衷赞赏的，所以他才说，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是“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比毛还“左”。而且，张对所谓“反面意见”，也不是主张都宽容的，他说：“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这背后就满含杀机，露出了斯大林培养的布尔什维克的狰狞面目。他所不满意的，仅仅是党内不民主，主要是这个毛对他不重视，不爱听他的“理论”，有点忘乎所以的味道。只可惜，张在这里使用了“我们”壹词，毛却把他从“我们”中剔除了出去，使他没有了动用“刀把子”、“枪杆子” 的权力，反而把他摆到了“专政对象”壹边。

   联系起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与毛泽东壹唱壹和，大谈要使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战败，使蒋介石政府垮台的“宏伟方略”。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张在庐山会议的言论，只不过是他在党内蛰伏太久，想借机重树自己的“理论权威”而已。张与毛在本质上是壹丘之貉，他的不满，只是他和毛的个人恩怨。正是出于这种“私心”，张在初始时显得十分勇敢，似乎不顾壹切要跟毛斗壹场。但后来毛皇震怒时，他却投降得最早、最彻底，大概是怕被毛“杀头”，遗臭万年。他不仅在大会上按照毛在8月2日给他的“信”里的罪名全单照收，而且在临散会前夕，又提笔给毛写“认罪书”，不断向毛忏悔，求饶，给自己泼污水。其人格低下，真使人感叹：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毛看了张的认罪书，自然十分欣喜，抓住不放，把它印发给所有与会人员，有些人已经下山了，毛也叫寄去。他正要借此把张彻底搞倒搞臭，防备他再次翻案。

最后壹名成员周小舟，其“罪恶”就不需再讲了。周是在庐山最早被“钓”者。仅凭他在“同乡会”上的言论就足够充当这个“反党集团”的壹员了。周还是彭德怀反党“炮弹”的提供者，彭在湖南调查考察，周陪同左右，还向彭讲了很多湖南的“问题”。在庐山上，周怂恿彭上书。总之罪证确凿，罪责难逃。毛曾要周小舟对彭德怀“反戈壹击”，可减轻对他的处分。但他拒绝了，心甘情愿担当反党集团成员的角色。算是难能可贵了。    

下面该讲壹讲壹些主要大员在批斗争彭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中的贡献了。鉴于这方面内容太多，我们只能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言论中的片段，以斑窥豹而已。

   先看刘少奇。

   刘少奇不愧为二把手，毛指定的接班人。壹旦认清形势，决心跟毛走之后，他对彭德怀就没有了半点同情、怜悯之心，而且还借此洗脱自己的“右倾”嫌疑。这时他使出的是“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是他在延安整风时的风格。在批斗彭德怀的常委会上，刘少奇当众揭发彭德怀反对开会时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 还首先提议在八大党章总则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壹词。他还揭发在24年前“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之前，彭德怀指使他和杨尚昆打电报给中央军委，反对毛的军事指挥，自己却不签字。刘少奇因而说：“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对彭的揭发句句都引起毛的共鸣、不断插话。

   刘还说彭德怀曾名彭德华，就是要“得中华”，统治全中国。可见此人从来野心很大，不可小觑（按，此语原为罗瑞卿在延安批彭时所揭发，刘不过炒旧饭）。这种攻击真有点不择手段了。

   刘在批彭的同时，不忘吹捧毛泽东，这本是他的基本功之壹。他借彭反对搞“个人崇拜”大做文章，说他自已“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这倒是真心之言，刘就是靠搞毛的个人崇拜起家），“妳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因为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刘还进壹步发挥：彭口说不搞个人崇拜，实际上只是反对对别人的崇拜，而是想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接著讲了几句很“出格”的话：

   “彭德怀同志说我篡党，我也这样讲：与其妳篡党，不如我篡党好。老实说，妳篡党我不赞成，如果妳篡党，我壹定‘篡’，妳不篡，那好，我也不篡。”

刘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本意是向毛表忠，表示他壹定会起来跟任何“篡党”的野心家斗争。但他把“篡党” 二字拿来当“玩笑”， 这对视“党权”为私家禁脔 的毛来说，实在有几分不敬，还有几分“野心” 也未可知。刘此说是否在毛的心里投下阴影，成为日后必欲置其于死地的因素之壹，这只有毛自己知道了。

刘在庐山会议上已经与彭彻底壹刀两断，与彭结下世仇。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得到毛的允许为在大跃进中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干部平反时，他不忘补上壹句：“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在旁立即插话：里通外国者不能平反。）刘大概想以此提醒毛他在批彭时曾立下汗马功劳，借此拉近与毛的关系。但他没想到此时毛的心里，他已经取代彭德怀成为“第－敌人”了。

   再来看周恩来。周恩来接受了刚过去不久的“反冒进”的教训，对毛此时的壹切不敢有半点非议。即使毛叫他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他也不敢提“反左”，只是就事论事，就业务讲业务，决不敢触动毛的政治路线和“三面红旗”。在多次发言中，周还努力为大跃进、大炼钢铁辩护，颂扬，说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因而毛在23日上午的讲话中，对周加以“表扬”，当著大众的面对周说：“妳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但周内心很清楚，毛仍在考验他，只要稍有不慎，自己就可能被毛划到彭德怀壹边去。27日凌晨的常委会，他只是不想把事情搞大，哪知忤了圣意，吓了壹跳。自此不但完全紧跟毛，而且决心在批彭中立新功，或将功补过。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扩大会的会议上，毛照例唱主角，其他人也不时插话助阵。周恩来也不甘示弱，他插话说彭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接著他还说了几句很“掏心”的话：

“（彭）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是没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妳的骨头是犯上。”

周的这几句可谓由衷之言，也击中彭的要害，对瓦解彭的意志有重要作用。同时趁机为自己在毛面前的奴颜婢膝作辩解，在毛面前表忠。周想让全体大员都象他壹样在毛面前奴颜婢膝，这样他就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汗颜了。

为了投毛之所好，周不惜加给彭以“莫须有”罪名。当时，毛要再加给彭壹顶“里通外国”的罪名以置其死地，周迎合圣意，故意在会上说某次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受到斯大林接见。临末其他人都走了，斯大林只留下彭。最终斯氏还送彭壹人到门口。周逼问彭：斯氏跟妳讲了什么？.....这句话好像没有什么，但其实很毒辣，因为此事无法证明，彭德怀满身是嘴也脱不了嫌疑。周可算为毛立了壹功。    

有学者认为在“神仙会”期间，在周主持下编的会议《简报》删去彭在小组会上某些措辞尖锐的发言，磨平其中棱角，目的是为了保护彭。此说可能把周设想得太“右”了，其实周这样做只是想迎合圣意，在会上多说好话，少说缺点，以免惹毛生气，枝外生枝。因为当时周还不知道毛要整倒彭这个“底”。壹旦明白了毛的意图，他就坚决站在毛壹边了。后周受毛之命在军委扩大会上作揭露彭历史上反党反毛的长篇报告，报告题目叫做《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周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不惜歪曲历史，移花接木、无中生有、造谣撒谎，列举“事例”，“揭露”彭自上井冈山以来与毛貌合神离的种种“路线斗争”史。用“事实”诠释毛说彭与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的指斥。出席这次会议包括了军队师以上干部－千余人，周可谓为“批倒批臭”彭德怀立了新功。

   至于朱德。应该说，朱德是几位常委中对彭态度较为温和、也有“保彭”动机的壹个。但他也与所有与会大员壹样，绝不敢拂毛的逆鳞。他也发言批彭，劝彭投降，但因为不够狠毒，被毛看穿，喻为“隔靴搔痒”，弄得十分尴尬。很明显，朱批彭，主要是出于对毛的壹种政治表态，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朱早己臣服于毛，绝不再有与毛斗争的勇气。

   再看林彪。林彪是作为“援军”上山的，在批斗彭德怀的问题上，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8月1日的常委会上，朱德的发言被毛比喻为“隔靴搔痒”被迫终止后，林彪上场。他的壹番上纲上线的重火炮，令毛泽东十分惬意。

林彪壹上场就与众不同，先是把彭的问题上纲到“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的高度。林说彭“入党前就有很大野心，以为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在党内藐视壹切，自已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有个人野心”，“个人英雄主义”，想“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壹个大英雄......”林彪又不忘趁机吹捧毛，他当面斥责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妳我离得很远，不要打这个主意。”

接著林彪自我表白 “有暮气，但没这个野心”。顺著又吹捧毛：“这种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妳我都是丘八。”这番表白,令毛心花怒放。林则既打击了彭，又抬高了毛，还表白了自己，可谓壹石三鸟。

说完了彭的“野心”，林又从个人品格立论批彭，重点是指责彭是“伪君子”。林彪说彭“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妳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妳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壹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的形式迷人”。 林彪恶毒地试图从道德、品格上把彭批倒批臭，这点最契合毛的心意，因为彭在党内素以廉洁扑素、保持本色著称，也因此他才敢触碰毛在私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和帝王作风。而毛对彭却无法反制。如今林彪从个人品格上攻击、污蔑彭，正好为毛解了气、报了仇，令他心花怒放。

林开了头，此后发言者均在彭德怀的“伪君子”上做文章，把彭描述成表面壹套，背后壹套，惯于沽名钓誉、搞阴谋诡计的“小人”、“伪君子”。林后来还有几次发言，调子都很高、很毒。

林彪之所以对彭如此恶毒攻击彭德怀，壹方面是他受到了毛的特殊恩宠，1958年5月，林被毛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地位在彭之上。现今正是对毛投桃报李的时机。另方面是，毛共军队内本来就“山头”林立，林、彭之间素有恩怨，且在军中，彭为副总司令，地位在林之上，林颇不服；又，1950年毛最初叫林彪领兵去“抗美援朝，他推病辞却。彭接替了他这壹任命，后来获得很高声誉。这使林既忌又恨。这次正好利用这壹机会把这个主要对手打下去，出壹出气。    

还有陶铸，亦可谓批彭干将。壹个时期以来，陶铸壹直得宠于毛，仕途得意。他还爱舞文弄墨，高谈“气节”、“理想’、“情操”，写了本《松树的风格》小册子。中共高层内有文才的人不多，陶因此颇令毛另眼看待。不过，从庐山会议的整个表现看，陶也不能跳出中共大员的“风、牛、马”、唯毛之马首是瞻的本色。

   会议之初，陶也和其他大员壹样，大谈大跃进的负面后果，说“共产风”将副业、工业刮掉了，把商业协作搞乱了，“九年惨淡经营，毁于壹旦”。加上广东发水灾，形势严峻。7月3 日晚饭后，陶铸到胡乔木住处，与胡乔木、李锐3人还大谈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尊重客观规律，破坏了综合平衡云云。

   后来，嗅觉灵敏的陶嗅出了会议将向左转，于是立刻转向。22日下午，他先于毛的讲话，大谈大跃进取得的粮食和工业增长“古今中外都没有过”，指出彭信是“总的看法有问题”。这使我们联想起后来毛的“反瞒产”运动就是这位陶大人壹手挑起的事实。可见陶得宠于毛决非偶然。

   陶铸很快成了批彭的得力干将。他积极主动，三次找黄克诚，要黄本人“为党、为国家大局著想”，及早承认错误，与彭划清界限，并说这“并不表示妳对彭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授人以德’”。他要求黄克诚像“旧社会的女人壹样”，“壹定要从壹（从毛）而终”，并说“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 他终于说动了黄，黄又说服了彭，促使彭最终认罪。由此可见，原来陶的理想、节操等，不过是变相贩卖封建皇权社会中臣民对帝王尽忠死节的奴才哲学而已。

   还有几位也不能掩其功。

   首先是贺龙。贺龙在此次“路线斗争”中表现颇佳。首先，他对大跃进的评价比毛还高，21日贺龙在小组发言中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我们缺点不到壹个指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壹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贺龙不仅善于指鹿为马，吹牛拍马，而且有检举表现。仍就是那天的发言中，贺龙揭发了彭德怀壹件新“罪行”：在来庐山的火车上，贺与彭德怀、张闻天等同乘壹车厢，当时大家都以为庐山会议要反左，所以说的比较随便。彭刚刚从东欧访问回来，有感而发地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吃四十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要请红军来的。”

   贺龙把彭在私下里闲谈作为政治陷害的炮弹，是历来人们所不齿的行为。但得到了毛的高度赞赏，贺被“特许”列席政治常委的批彭会议，作为对贺的奖赏。使其他大员羡煞死了。

   再说谭震林。大跃进中，谭是管农业的副总理，是毛的得力助手，也是三面红旗的铁杆护卫者。前面已经讲到，壹次，他在周恩来处开会时曾与刚上山的黄克诚干了壹仗。后来黄被批斗，谭便公然诬黄“蓄意反党”。

   谭还主动承担大跃进中过左的责任，说要追究责任，就拿他来处分。“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但是，这位左将的思想理论水平很有限，在批彭时他说也要“壹分为二”，他壹面说彭“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壹方面又说彭“是壹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并说：“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 就这样，这位谭老扳误解了毛的意图，与随后毛给彭的定性南辕北辙。他的“壹分为二”被人指责，两天后不得不改口，收回了对彭肯定的言论。还倒打壹耙：“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大概毛泽东知道他大老粗出身，不追究他的错误。

还不得不提及聂荣臻和叶剑英二位老帅，因这二人在说服彭德怀转变态度、认错认罪方面立有大功。

本来聂帅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彭相近，当然他不会公开说，当出头鸟。7月30日上午，毛突然叫来聂、叶二人，交给他们壹个重要任务，让他们俩去劝彭德怀按自己的定调检查检讨。领下了这个使命，二人义无反顾。当天晚上，二人借散步接近彭，先探探彭的态度。彭却直言毛“列举的壹大堆罪状，我看是子虚乌有，肯定有人在他跟前使了手脚。” 聂劝彭要“顾全大局”，写个检讨。但被彭拒绝了。

次日早晨，二人再度来“看望”彭。这次二人采取“以情动人”的策略。彭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来访及自己的感受：“他们来劝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他们说，妳不是常讲壹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任劳易任怨难嘛。今天当著自已作检讨时，就要表现任劳任怨的精神。大约谈了两个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感人至深。” 但彭仔细－想，虽然“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查自已。但……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 他最终痛苦地感到，“我给主席的信，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但思考再三，他最终仍然决定：为了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为了维护毛的威信，牺牲自已。

这是关键的－步，壹旦迈出了这－步，有如千里大堤打开了壹个缺口，全线崩塌就是必然的了。

几年之后彭为了澄清被迫承认的罪名，特别要撇清所谓“里通外国”壹亊，书写了《自序》壹文（即毛所说的八万言“翻案书”），其中，彭坦述了在庐山会议时自己的心理状态：

“其实，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领导下进壹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抱著这种态度，赶回北京作检讨的。.....”

这正是毛所要达到的结果。白纸黑字，现在妳想反悔，没门！就再给妳壹顶 “翻案”的帽子吧。毛再次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彭再次坠入网罗。

由以上可见毛整人术之高，他的程序是：先是迫使——裹胁——全体与会人员来批判妳、咒骂妳，贬损妳，让妳成为全党之“的”；接著千方百计“挽救”妳，诱使妳认错认罪，回头是岸，重归于好；妳出于大局，委屈求全承认了，以为可以息事宁人，回归党的队伍；可是结果恰恰相反，妳的罪错白纸黑字，铁扳钉钉了，任由他处置了；妳的问题不断升级，直至成为“可耻”的叛徒，敌人。

毛无数次重复上述整人的伎俩，这壹过程也成了中共全党彻底驯服、奴化的过程。连彭德怀这样铁骨铮铮的人物，为了“党”（毛就是这个“党”的化身），为了“全局”的利益，都愿意违心地丑化自己、搞臭自己，牺牲自已。这种境界比封建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又要高出壹筹了。

   此外，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也表现卓越。罗立场坚定，自始至终维护毛、捍卫三面红旗自不必说，他还制造了壹个“23日晚事件”。原来在7月23日上午毛讲话之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因为想不通，（感受到在“同乡会”上受到毛的耍弄 ），当晚结伴去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彭与黄住在壹栋楼）。黄壹人在屋，但他不敢与他们交谈。恰好这时彭德怀也回来了，但为避嫌疑，几人仍然不敢多谈，于是李锐三人离开。刚出来却“恰好”被罗瑞卿看见。罗于是立即向毛报告这壹重要“敌情 ”。这壹发现，罪征确凿地促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的形成。这就是所谓“23日亊件”。庐山会议后期，这个“23日晚事件”，成了会议批斗和围攻的焦点。罗瑞卿对彭的批斗也特别狠毒，他硬说彭的“艰苦朴素是装的”，是学冯玉祥的“伪君子”。不但在会上声色俱厉，会下还找彭当面“质问”。大概因为得到毛的宠信，又兼有警察头子要职，他己不把彭放在眼里，壹副有恃无恐、狗仗人势的派头。

   军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趁机落井下石。他跟随彭德怀到东欧访问，为了取悦毛，他将彭在国外访问期间的壹些言论整理作为检举材料，成为彭“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的重要“证据”。

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留在北京主持外事工作。据7月23日从从庐山回北京的董必武说，陈原来也基本赞同彭的观点。作为副外长的张闻天与在北京的陈毅通过－次电话，在电话中张向陈报告说，自已在发言中因在会上“缺点讲得多了”，“犯了大错误”。但陈却说，缺点多讲点没有关系，还叫张不用害怕。这说明，在批彭初期，陈毅并不认为彭有什么大错，甚至同意信中观点。但自7月26日以后，毛扭转了风向，各大员从自身的安危考虑，不得不按照毛的定调批彭，远在北京的陈毅也跟大伙壹样，立刻“变脸”。庐山会议结束，张闻天回到北京，陈毅也不认他了，亲自主持外交系统大会批斗张闻天。

   这期间，毛也曾亲自出马，对彭的阵营进行分化瓦解。周惠本与周小舟、李锐是“壹伙”的，与彭的关系很近。但毛认定周惠可以拉过来，便亲自招周惠到自己的住处单独谈话，恩威并施，晓以利害。果然周惠不但当场表示诚心认错，痛彻悔改，还立即反戈壹击。8月1日，周惠给周小舟写信，劝其“迷途知返”。接著又找周小舟谈话，劝降，谈了壹个通宵，但效果不佳，周拒不应命。毛只好亲自出面，叫周小舟写个检讨，并揭发彭德怀，说如此便可以让他仍回湖南工作。周小舟则流著泪对毛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动员他找主席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只好说：“妳走吧！”

   在毛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中，为了自己能够“过关”，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乌纱帽”而“反戈壹击”、落井下石的人不计其数。在当年毛的恐怖高压之下，这几乎成了常态。像周小舟这样拒绝出卖朋友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始终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不出卖自己的良心。因而他受到的批斗最为猛烈，结局最为悲惨。1965年，周小舟在文革之前自杀身亡。与之相反，周惠被堤升为内蒙古第壹书记。

还应该谈谈几个“秀才”在这场风云突变中的表现。不过先要说明的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毛只想集中火力打击彭德怀等少数政敌，没有穷追说了错话、犯了小错的人。相反，为了争取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毛甚至说要“保护秀才”。这使得在那场风波中，多数“秀才”能够幸免于难。

当时中共那几个主要笔杆子，在7月23日上午毛讲话之前，几乎都对大跃进、三面红旗持批评、否定态度。例如7月6日晚，在田家英、吴冷西的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都来了，交谈中大家都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说法违反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规律（胡乔木还说“以钢为纲”的提法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认为北戴河会议以后毛泽东头脑发热，等等。7月18日晚，这时彭的信已交由各组讨论，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又在田家英住处聚谈，五人都表现出“对彭的信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好，观点 “跟我们壹致”。在小组会上，他们也大致表达了上述观点和思想，如陈伯达18、19日三次在小组会上发言，都说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 负面影响），对彭德怀要“对事不对人”。陈伯达还与极力维护农业大跃进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干了壹仗”，他以自己的亲身调查，指出在河南遂平、范县以及福建壹些地方都在大跃进中大搞吹牛、弄虚作假，等等。

还有吴冷西，这位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临上庐山前夕，下令各地的新华社分社搜集大跃进的负面材料，编成《内参》（彭德怀就曾在看《内参》时受到启迪），到庐山后，吴叫各分社把搜集好的材料送到庐山他的住处，想作为“纠左”时的“炮弹”。

   上述事实也可使人们得到启迪：只要是具有壹定文化修养，有壹定辨别是非能力，对于像大跃进这类反常的、祸国殃民之举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这些“秀才”比较壹致地对大跃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很自然的。而且，他们与毛的那些执事大臣、封疆大吏不同，他们不是大跃进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少了壹些“自我否定”的担忧。所以，“秀才们”对事物的认识比政客们更客观、公允壹些。

   可问题是，这些秀才也不是真正的“秀才”了，毕竟在政治染缸里泡的时间不短了，所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在壹点点脱落、蜕化，壹碰到权力者使出恐怖魔杖，便又葡匐在权杖之下了。

   陈伯达是这种善于“变脸”的典型。陈当时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种身份决定他较之其他秀才变得更快、更彻底。

   毛23日的讲话，可谓给了陈伯达当头棒喝，他很快清醒过来了，知道自己必须立即“悬崖勒马”，于是立即摆出壹副“左派理论家”的面孔，先把彭德怀上纲上线狠批壹顿，顺带为毛唱颂歌。特别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把前几天发言中列为“造假”事例的对河南遂平、范县及福建壹些地方的情况，反过来当作“群众干劲冲天”的典型，还说自己深为大跃进中广大群众的英勇精神所感动云云。可见陈伯达的“厚黑”功夫己不在壹般政客之下了。

   也许陈伯达变脸速度太快了，太厚颜无耻了，与会人员不想放过他，揪住他先前的发言不放。眼看难以金蝉脱壳，陈只好装病请假。然后摆弄他那支惯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的秃笔，赶写批彭的“理论性”文章，帮助毛把“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提升到理论的高度。10月9日，陈把自己完成的初稿《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壹文呈送给毛。毛叫他找康生、胡乔木二人帮助修改。陈将修改后的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重新呈给毛。毛亲自修改后发表在1959年《红旗》杂志第22期上，旋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将此文发给各级党委，作为批彭的学习资料。

于是，陈不但洗清了自己，而且再立新功。为后来文革中荣任文革组长、晋升为全国第4号人物奠定了基础。

   胡乔木的变脸亦不亚于陈伯达。除了立即加入批彭大军，他还抓住了壹个刚出现的“新课题”大做文章，事情来源于8月9日上午追查出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之间曾经议论：“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这自然是个爆炸性新的“罪证”。胡乔木敏锐地感觉到“斯大林晚年”是个新课题，做好这篇文章不仅能给彭德怀等人致命壹击，还可以趁机大捧大吹毛泽东，赢得“龙心大悦”，那么自己初期的“右派言论”(毛说，这些人“离右派三十公里”)不仅可以被掩盖过去，而且还有望获得毛新的宠信。

胡乔木发现这壹新课题之后的当天和夜晚，马不停蹄、彻夜不眠地赶写发言稿（发言提纲），第二天他就拿出了批彭的重型炮弹：《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全文从六个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结合批判了把毛比喻为斯大林晚年的“污蔑和恶毒攻击”。把毛捧到了斯大林不可比拟的“壹贯正确和英明伟大”的高度，实际上把毛吹捧成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的第壹号人物。而这正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渴望。果然，在胡发言后的第二天，即8月11日，毛在看了胡的发言稿后，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说：（彭德怀壹伙）“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受到主子赞赏后，胡的劲头更大了。壹下庐山，胡又给毛送上了他的新作《剥开画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壹个反党的纲领》长文，可谓极尽莫须有之能事。毛看了自然龙心大悦，立即批示印发全国，作为批彭的武器。

   由此也就可知，为什么陈伯达、胡乔木二人在毛的秘书中爬的最高、最受宠信（陈伯达后来误陷毛、林的权力之争受黜是另外壹回事），其实就是因为最没有廉耻，最善于“风、马、牛”，也就是传统上所谓最“无行”的文人，实则是披著“文人”外衣的政治小丑、文痞。

   比较起来，田家英要“差”很多。田家英曾在私下里议论说：“主公（指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这是田家英在毛身边侍候多年的肺腑之言，锥心之论，也是难于与人言的苦衷。从中可以看到壹个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成为流氓式暴君的“工具”之后的苦恼和无奈。但是，此时的他没有了退路（壹旦成为了毛的工具，再想脱离羁绊、重获自由身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田家英只能选择以死（自杀、被杀？）来解脱。

   还有李锐先生。他阴差阳错成了毛的“工业秘书”。李因其时不是中央委员，不够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资格，但实际上对他的处分最重：撤职、开除出党籍、下放劳动改造。可见毛对他特别仇恨。为了打击李锐，毛还制造出壹条理由：“李锐不是秀才”，因为李锐没有如陈伯达们为毛炮制批彭的新“理论”，所以不在保护之列。这是李锐先生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大幸，中国因此成就了壹位杰出的民主斗士，批毛英雄。

   还值得指出的是那位吴冷西大人。他也被毛归入“秀才”之列，却是实实在在的士林败类。在庆幸自己被毛宽大逃过了被整之劫之后，吴立即翻脸变成另壹个人，他学习毛的出尔反尔，拿自己的部下开刀，原来根据他的指令，各地新华分社整理了壹大批有关大跃进的负面材料送上庐山，本想作“反左炮弹”。风向变了之后，吴便把它们作为整材料者的罪证，据此把他手下7名分社社长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制造了这7顶“黑帽子”，保住了自己的红顶子。其手段之卑劣，只好将其归入无耻政客加无行文人的双料货色中去了。

从上述中共大员们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看，可以认定，这时的中共已经不是壹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人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者，甚至也不是什么“共和国政府”官员，而是壹群不折不扣、实实在在的新式皇朝里的奴才，侫臣，投机分子。他们没有自己的是非，只唯毛主子的马首是瞻，毛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毛叫他们咬谁，他们就咬谁。只要毛皇壹声吼，全体就都趴在地上诚惶诚恐，谢主隆恩。他们如此忠诚这个主子，是因为主子掌握著对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而他们也正在享受著主子赋予他们对草民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居庙堂之高，却不管草民百姓的死活，不为百姓说－句话；他们惯于睁眼说瞎话，能够把黑说成白，把大灾难说成大好事。他们唯壹所想所做的，就是取悦毛皇，先求自保而后向上爬……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在这些人中，有极少数良心、人性未泯的异类，他们对现状感到别扭，也感到了危机，但他们知道自已无力回天，只好寄希望通过劝谏的形式，希望皇上良心发现，改弦易辙。——彭德怀就是这极少许异类中的代表，周小舟、李锐等为其同侪。

然而皇上却容不下这些异类，决心防微杜渐，杀壹儆百，于是开展了壹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叛逆运动，将其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

这就是庐山事件和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真相和实质。从此，毛泽东在实现由领袖向皇上转变的道路上跨出了壹大步。

最后简单交待壹下这个以彭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军事俱乐部”四大成员彭、黄、张、周的结局。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彭德怀后来的经历和结局，因为这对于认识、研究毛的党内斗争之术具有典型意义。

  彭德怀等人后来都按照毛的定调作了检查、检讨，承认了毛赐给他们的大部分罪名，毛泽东取得了完全胜利。这壹点是很值我们深思的：为什么桀骜不驯的彭德怀居然软了下来，忍气吞声承认了毛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只是对“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坚决否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是前面讲到的“大局”观念。按照共产党的理论，顾全大局、为了“全党利益”不惜牺牲个体、包括搞臭自己，是共产党人忠于党的表现和最高境界。彭德怀作为忠诚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这壹训戒。这看起来是多么愚蠢、“愚忠”！但这正是彭德怀“党性”纯洁的表现。毛也正是利用彭的这种对“党”、 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来达到壹己之私的卑鄙目的。彭是那种正宗的“原教旨”共产党人，把这个“党”和党的事业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当他看到全党高级干部都站在毛的壹边，全体中央委员都批他、骂他、劝他，要求他认罪认错，以便维护党的“团结”。彭知道自己应该为党“牺牲”了。尽管他并未从心底承认毛赐给他的那些罪名。所以，彭在8月13日下午彭的大会“检讨”中，他使用了“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壹违心之言，“事实上是”，就是主观上并非如此，这四个字，说明彭是违心检讨，也为日后翻案留下了余地。

其次，是当时彭对毛仍存有幻想。彭主观上希望以自己的认罪认错求得毛的妥协。这壹点始于聂荣臻、叶剑英“劝降”之时，后来－直隐约存在于他的心灵深处。这也缘于毛在与彭的交锋中非常讲究策略，能有效迷惑对方。首先，在会议期间不管对彭的问题上纲多高、多恶毒，却始终称他为“同志”，这就给对方壹种心理暗示：妳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的问题，是同志之间的问题。这让彭对自己的问题产生幻想。（顺便讲壹句,毛这种策略是极端虚伪的，不伦不类的，既然已经“反党”了，还有什么“同志”可言呢？所以这些 “同志”最终都成了敌人，并且以非关即死为结局）。

   然后，毛进壹步采取有打有拉、软硬兼施的策略迷惑对手，在8月1日批彭的常委会上，彭德怀主动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的请求。这既是真诚的表示，也是壹种试探，从对方的答复中可以判断在毛和“中央” 心目中自己问题的“严重程度”。老奸巨滑的毛谙熟被整人的心理，他毫不迟疑地答道：“现在不谈这个。还是妳干。”前半句暗示：对妳的处分决定于妳的态度；后半句则是为了稳定彭的情绪，继续麻痹彭，总的目标是促使彭尽快缴械投降。

这时林彪插话说：“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要整风，洗脑筋，”毛、林心有灵犀，壹打壹拉，壹唱壹和，为瓦解彭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时彭肯定想起14年前的华北会议上，自己被批了40天，上纲上线不可谓不高，但最终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仍然叫他当共军副总司令，再后来还让他领兵入朝作战。朝鲜战争后又让他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总之仍然充分信任他，放手使用他。

想到这里，彭就会不由自主产生错觉，以为目前这壹切大概是14年前那壹幕的重演.....彭老总粗中有细，他从毛和林彪等人的发言中听出，毛和大家攻击他的重点，或曰忌恨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即“对毛不尊重”。为了满足毛和大家这壹要求，彭便承认自己有“个人英雄主义，外加无政府思想……

林彪趁机说：“华北会议时就这些妳作过检讨，但洗脑不容易，还要发作。”毛则又趁机“拉”他壹把，说他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壹次又可能摇过来.....对妳寄托希望。”

此后其他人发言，也都立即加上“希望彭德怀同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个诱饵。

壹旦思想防线产生裂痕，全线崩溃就不可避免。这个防线的裂痕应是始于聂、叶二帅披肝裂胆、热泪盈眶的劝说，之后他便深陷在毛设计的这个陷阱里不能自拔。在毛组织长达二十多天的日夜围剿、死缠烂打、软硬兼施的疲劳战术折磨下，彭的防线终于完全崩溃，他决定以违心的承认“错误”，换取全党的“团结”，牺牲小我维护“大局”。在8月13日下午批斗他的大会上，彭基本承认了毛加给他的罪名。接著，他说下了壹段颇耐人寻味的话：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壹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仔细分析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壹，彭幻想“今后继续为党工作”，他认为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他把自己的“错误”主要归结为对毛不尊重，有“成见”，希望以此换取毛的原谅。第三，他还想让“未来的党的领导人”（大概指刘少奇）对他放心，保证今后“坚决服从领导”，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的、驯服的党员。这段话给人总的印象是，彭认为自己的错误仍然是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是“同志”间的问题，所以他愿意以“认错”求得毛的宽恕，了结这场让全党难堪的公案。    

   然而毛早就决心不与他妥协，不管是对党外或党内的敌人，他都要“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但此时毛仍然不动声色，坚持他的“分步骤解决”的策略，他要先稳住对手，然后－步步收紧绳索，像慢火煮螃蟹－样。这壹套是他多年来搞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法宝，斗争初期，壹定要让对方以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升级为“路线斗争”；再升级到“敌我矛盾”；再到“妳死我活”.....最后彻底消灭之。

   在庐山会议上彭的问题其实只是提到“路线斗争” 为止，毛认为还未到最后彻底解决阶段。不过，也不能太宽大了对手，要杀壹儆百。在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即关于彭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中，彭、黄、张、周都被撤去了职务，但暂时保留其空头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侯补政治局委员、侯补中央委员等头衔。可见，毛当时那句国防部长“仍要妳干”只是为了诱降的诱饵。

   然后，这些人先是被监视、软禁起来，或下放劳动。毛要等待时机再作最后了断。到了文革，毛认为时机到了，再次将彭作为文革的切入口，由姚文元出面炮制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彭德怀比喻海瑞，拉开了文革序幕。由此也可见毛对彭仇恨之深，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最后收拾彭德怀之前，毛仍然玩了壹个小小花招：为了防止彭在京城与其他人联合搞“政变”，毛故意让彭去四川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还说这是为彭平反、恢复职务做准备。害得彭老总著实高兴了壹阵。哪知当他抵达成都的第二天，刊登姚文元文章的报纸也送到成都。然后是被押解回京，接著便是“触及灵魂”的残酷批斗，头戴两米高的铁制高帽，乘坐“喷气式”， 还有雨点般的拳脚交加.....仅仅1967年7、8两月，彭便被斗百余场，又审讯200次，在被斗争中多次被打翻在地，头破血流。据医生检查，除了头部、两臂的外伤，肋骨被打断两条，胸部淤血，内伤严重.....原本健壮如牛的彭，被折磨得伤病缠身，卧病在床。为了加速他的死亡，又重新宣布判处他无期徒刑，以加重其精神折磨。1973年彭被检查出患直肠癌，癌症发作，哪怕痛得打滚，医院奉命不准给他打止痛针。1974年11月29日，早已经瘫痪在床的彭德怀在关押他的密不透风、不见天日的小黑屋中悲惨地死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彭对著医生大声喊：庐山会议他没有错！要找毛泽东翻案！医生给他输液，他拔掉针头，说“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饭，他把饭碗推倒在地上，说“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临终前竭尽最后壹点余力咒骂毛……

   可惜壹切都太晚了。

   周小舟结局也很惨。也许他已经把毛看透了，不再存任何幻想，在文革到来的前夜，就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刚50岁的生命。

张闻天在文革中也被拉出与彭德怀壹起游斗，没有少挨拳脚、少受皮肉之苦。在林彪发布战备“壹号通令”的疏散令后，张被赶出北京城，“发配”到广东肇庆。后来张多次请求回京治病，毛不允许，只转去新流放地无锡。1975年死在新流放地无锡。

彭、张死后都不能以其真姓名示人，彭德怀以假名“王川”，张闻天以假名“张普”火化，真的让其死不瞑目。

   四人中算黄克诚命运最好。文革中虽然免不了被斗、坐牢，九死壹生。但他挺了过来，等到了平反出狱。黄克诚平反后壹度出任中共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这个任命是否跟他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大吃大喝、开会带戏班子有关？）不过，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令人侧目，虽然经受了毛给予的那么多痛苦，虽然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他仍然声称，要致死维护毛的“历史功绩”，捍卫毛泽东思想“崇高的历史地位”，可算中共党内 “死不改悔”的“拥毛派”典型了。

至于在庐山会议其他那些批彭英雄，包括刘少奇、林彪，后来在文革中大多逃脱不了的可悲、可耻的下场，关于这些，人人知晓。就不多述了。

这次庐山会议可谓经典地表现了毛的党内斗争策略和整人手法，除了上面展现的以外，最重要、管总的两条分别是：绑架全党。留下文字。“绑架全党”是指，凡是毛决定要整治、打倒、除去的对象，都要使之变成全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造成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留下文字”是指，不管是被批判者的认错、检讨，或是批判者的发言，以及最终的决议、决定等，都要形成文字，封存进入挡案。做完这壹切，毛以为万亊大吉矣。他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造成“全体负责、铁案如山”的 “亊实”，使后代、后人无法翻案、也不敢翻案。从而使自已永远光荣、正确、伟大下去……这是熟读历史的毛所釆取的高瞻远瞩的预防性措施，可谓用心良苦、慎密无疏矣。

然而，历史总会让那些自以为高明的阴谋家和跳梁小丑失望，毛也逃不过这壹“劫”数。曾几何时，自以为要要留芳百世、光耀千秋的毛，已经被掲批得臭不可闻！那些掩盖在铁幕下的罪恶、包括庐山会议真相之类，也壹件件被暴露于阳光之下而受到人们的鞭斥。历史在被短暂愚弄壹番之后，终于展现了它的原貌。

   庐山会议（又称第壹次庐山会议，因为后来毛还两次上庐山开会）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绝大部分当年的亲历者已归尘土。不过它的重要历史意义仍然令人瞩目，首先因为它是毛实现其个人独裁、帝王式统治迈出的关键壹步，也是中共彻底沦为毛的御用工具之始。其次，它提供了毛开展党内斗争，制服政治对手，以及如何驾驭全党的较为全面、生动的“案例”。

其三，当然也不能忘记它带来的直接后果。会议之后，毛彻底撕下了他反“左”的外衣，迅速地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把大跃进推向大死人的高潮。据《墓碑》壹书作者杨继绳先生的推断：“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整个大跃进死亡的人口可以“减少70%”。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布的数据，1959至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总数为3775·5万人，就是说，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毛泽东的反彭德怀斗争，全国将减少死亡31110万人；又根据邓小平在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在庐山会议后掀起的“反右倾、拔白旗”运动中被整肃的各级干部达壹千万人。

当年彭德怀在被迫作出违心的检讨时，他己痛苦地意识到，他那封信起到了跟他愿望相反的作用，他在日记中写道：“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送给彭的“帽子”）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以致

影响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

到底是谁的罪恶呢？历史会作结论！

毛共阶级斗争罪恶之源：土地改革

   总体看来，所有毛式运动都是罪恶的代名词，包括毛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它们本质上都是毛为实现其极权统治、彻底奴役全国人民而使出的分化瓦解、分而治之、杀鸡儆猴的把戏，其目的、本质与对敌斗争壹样，并无区别。

   不过，从源头上看，从其罪恶的烈度、广度及后果的影响上看，为首却当推“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又称为“土地革命”）。然而偏偏这壹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早、最恶劣、最残忍、最后害无穷的“运动之母”，却壹直没有受到清算，没有彻底平反昭雪和正本清源，如果不对毛式土改加以批判、清算，对毛主义的罪恶认识就是极不彻底，甚至弃本逐末的。今天，应该到了对这个罪恶之源进行彻底清算和反思的时候了。

   壹、土改是毛和毛共制造的最大、最恶劣的冤案

   中共搞的“土地革命”运动是在苏共的直接指使、指导下进行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示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后又多次批评中共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不力（即不够广泛、残暴和血腥）从此,中共走上了以暴力逼使农民“革命”、借土地革命之名走传统的发动农民造反夺取政权的道路。

   让毛泽东与土地暴力结缘的是他1926年冬天到湖南进行的为期壹个多月的所渭农民运动考察，其后便写出了那篇臭名远扬的、也是毛主义奠基之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里毛初次显露了他钟情暴力、喜好残忍的本性，他把这场引起当时全社会包括左、中、右各派人士壹致谴责和痛恨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称之为“革命先锋”，把全社会壹致认为“糟得很”的评论说成是“好得很”，把令人发指的暴行说成是革命中“必须要造成的恐怖现象” 而对其大加赞赏。这篇考察报告初步却又充分展示了毛的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的流氓无赖本性和“反潮流”精神，此后毛和毛主义的壹切言行、“理论”都是这篇报告的的发展、发挥。4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那场痞子运动的直接传承、发扬光大。

   1926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土改运动的早期样本，它壹出笼就展示了其邪恶、卑鄙、血腥的反文明、反人类本质，引起了当时全社会对共产党和其“共产主义革命”的同仇敌忾，也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反思，直接导致其后的“马日事变”、“4.12”清党”和汪精卫“7.15分党” 行动。之后，中共也就壹不作、二不休，进行了空前残忍、暴戾的烧杀掳掠的十年“土地革命”，其疯狂和残忍又超过湖南那场痞子、惰农运动。（有关对毛的《中囯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毛在地主与农民问题上散布的谬论的分析和批驳，请参阅本书第八篇）。

   土地革命亦即土改，之所以称其为毛共罪恶之首、阶级斗争之源，皆缘于其屠杀、残害人数之多，手段之野蛮、残忍，以及其“理论”之荒谬，影响（后遗症）之巨大。

   先说杀戮之多。抛开各地分散的“土地革命”屠杀不计，单以毛共的主要根据地江西而论，据民国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1926年秋毛去江西之初，江西全省人口为2000万，到1936年毛共撤离江西之后，全省仅剩1000万人口，净减1000万。如果加上这十年间正常出生的人口，以当时平均年人口增长15‰计，十年间最少应增400万，如此，全省十年间损失人口应为1400万！这1400万人口死亡大部分就是发生在“苏区” 的“土地革命”中。也许，有人以为那是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中的死亡，其实战争中直接死亡的人数并不多，所谓五次反围剿，加起来双方战死者绝对不会超过100万，可见百分之九十不是死于作战，而是死于毛共的残暴统治，其中主要就是其“土地革命”及其后续恶政。

   除了江西，全国类似的中共根据地还有多处，它们加起来，比毛的“中央苏区”人口还多得多（如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只有三百多万人口，而加上全国各地的中共根据地，人数最多时达到900万）。这些根据地无不实施统壹的“土地革命”政策，即对地主富农及其他有产者斩尽杀绝的政策。这些地区加总起来，在十年土地革命中屠戮的人数绝不会比江西苏区少。

   毛共土改杀人的第二个高峰是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夏至1948年春，在毛统区开展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大多为“二次土改”，因为之前中共毎到壹地首先就是搞“土地革命”）。1948年初，毛共统治的地区已达1.6亿人口，按照毛自己的估计，以10%的人口为“地主富农”（实际打击面不限于此），地富及其家属总数即为1600万左右，这次土改毛共实行的是极其惨毒的对地富肉体上消灭的政策，在运动中被消灭的地富，以及因“扫地出门”而死亡的有多少呢？这笔账虽然无法计算，但仅以地富中的人口百分之十计，也达160万，而实际上肯定不止此数。

   土改杀人的第三个高峰是毛建国之后的全国性土改，这时除去毛的“老区”之外，全国农村列入土改的人口按毛泽东所说尚有三亿壹千万。这次土改杀人总数后来毛共有壹个含糊的说法是八十万，我们按上述算法是310万，实际数字会只多不少。

这样，我们把毛共三个时期土改杀人的数字加总起来，大概形成壹个初步的概念，应在1500——2000万左右。那是十分吓人的数字！我们知道，镇反是毛共杀人最多的单项运动，毛承认杀了71万，据后来中共中央研究室等编写的有关著述披露的数字，镇反共“镇压”152·61万人，其中判处死刑的87·36万人（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第10期载）。这个数字比起土改杀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镇反中被屠杀的也有壹部分地富分子）。也许土改杀人还比不上大跃进跃的死人数（4000万以上），但这是不同的概念，“大跃进饿死人”毛可以推说 不是它的“主观故意”，所以他壹直不认账；而土改则是毛直接指挥的杀人狂潮，被害者都属毛的政策范围内要消灭的“阶级敌人”，是“故意杀人”。又如文革，文革中的死人是壹个广泛的概念，情况复杂，毛和毛共都推卸责任。而土改杀人毛和共产党是推脱不了的！何况，文革中被害者中也有相当部分也是土改的幸存者及其后人。

土改杀人的另外－个特点是，其手段极其残忍，泯灭人性，丧尽天良。杀人的方式大多不是正规的枪决（枪决也使用开花子弹，专打头部，以造成恐怖），而是使用原始的石头、木棍、铁器、匕首等；更多的是死于酷刑，包括火烙、吊打、抽筋、剖腹、挖心等等。毛共在土改中提出壹个口号（壹项政策）叫做“贫下中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鼓励其无法无天。 于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歹徒恶棍——土改积极分子们，兽性大发，各显其能，充分发挥其残人作恶的想象力，把听到的、想到的古今中外的酷刑全部用于对地主的“实验”， 开展残人取乐 ，杀人竞赛，以满足其兽欲。创造了古今中外在政府组织下对手无寸铁者的无辜者前无古人的施暴记彔。

其三是，土改的后续影响最大、最恶劣。具有其他运动所不具备的连续性、永续性。

土改运动延续几十年，影响几代人。而且，壹般运动的受害者，如“反革命”、“坏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只是其本人（起码名义上不包括其亲属）。而土改则不同，土改要“划成分”， 不但壹划定终身，而且延续无穷，被划为地主、富农，不但本人（假若未被弄死）成了永远的“阶级敌人” ，永久的专政对象，而且，其家属、后代仍要传承、背负这壹“十字架”，地主后代要继承地主的“帽子”，列为国家名正言顺的、法定的“阶级敌人”，永远的专政对象、“贱民”和奴隶。

在土改中，对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除了斗争、虐杀其主要成员之外，对其全部家庭成员，包括婴儿、幼童釆取的是“扫地出门” 的政策，即每人只给壹个碗、壹双筷，根本不分给土地或“分给” 其几块不毛之地，其余“壹无所有”。令其立即陷入绝境。在当时情况下，壹般亲朋是不敢救援地富家庭的，很多地富家庭成员便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幸而存活下来，则要永远背负“剥削阶级”的十字架，成为以后各种运动打击摧残的标本、对象。

地富的家庭成员如此，其亲戚也难逃株连。在毛统治时期，所有与地主、甚至与富农沾亲带故的家庭、人员，也被列入“另册”，受到或明或暗的歧视打击。于是，地、富成了“不可接触者”、“政治麻疯病患者”。这种情况有些近似古印度种姓制度下的贱民——首陀罗，但是实际境遇要远惨于首佗罗。古代印度低等种姓成员只是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在种姓内部并未受到迫害，内部可以通婚。而毛帝国的“贱民”在社会上根本无容身之地，即使从亊最低贱的工作，过最贫苦的生活，仍然是是合法的任人欺压的对象，不但常年要服劳役——从事无穷无尽的“义务劳动”，更在实际上剥夺了其婚姻权利，没有女人敢嫁到地富家来，面临断子绝孙的现实。当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地富家庭成员几乎不可避免受到打击迫害、甚至杀戮。毛的意图很明显：让这些幸存的“阶级敌人”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供其他社会成员欺辱、压迫、奴役，让人们看到被共产党列为“阶级敌人”后的可怕下场，最后让他们绝种。以达到他对全民分而治之的阴险、恶毒的目的。

其四，土改残害的对象地主富农最冤，毛让他们获罪的理由荒诞不经，卑鄙恶毒，构成千古奇冤。

   人们都知道，毛共建国之初，把“民族资产阶级”即资本家划归“人民内部”，并允许在壹定时期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其在城市开工厂、开店铺，雇佣工人都属合法行为。

然而，在农村只要购置了不多壹点的田地，雇请了长工或短工耕种，或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壹定的地租，就成了地主，成了十恶不赦、祸延子孙的滔天大罪。

毛给出的说法是：资本家开工厂、办企业，经营管理，也是壹种劳动。虽有剥，但还不是寄生虫。地主不劳而获，是真正的寄生虫，必须消灭。

可是地主、富农经营管理自己的田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自己的家业，难道就不是劳动，不是经营管理、不是勤劳致富？退壹万步讲，就算地主 “不劳动”，但那也是他在此前有了劳动的积累，有了可以坐享其成的条件，就像当今富豪们坐吃银行存款利息或投资红利壹样。如果是从祖先继承的财产，作为继承者享用，也合理合法。古今中外，有哪条王法说它是非法呢？

古往今来，哪壹种财产使用权转让不收取“租金”？出租房屋要收取房租，银行贷款或私人借贷要收取利息，古往今来，从来如此，天经地义。为何出租土地收取租就成了弥天大罪？

其实，从源头上看，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的资本来源是壹样的，除极少数外，不外乎是勤俭积累、祖宗留传、经商做官所得转移这三条路。对于广大中小地主来说，主要是第壹条路。他们无罪。其中壹些人致富后致力于发展乡村教育和架桥修路等公益亊业，更是有功。

最早指出毛的土改理论错误、荒谬，并对毛的“暴力土改” 进行劝谏的是中国农民党主席、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于1949年12月给毛泽东写了－封八千字的长信，从多个方面论证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暴力土改的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和可能招致的不良后果，其中首先驳斥了所渭“封建地主”和“封建剥削论”。

董氏首先指出中国地主不具备所谓的“封建性”，不构成封建剥削。“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在财产私有制之下，－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舶机器等，无壹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的，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的呢？”接著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和俄罗斯，农村不存在领主—农奴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不是来于帝王封赐，除了极少数军阀官僚之外，主要是来源于自己的积累。他举了两个事例：壹个三轮车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壹百二十亩地；董的壹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攒了寄回家去，零零星共买了二十多亩田地，加上原先所有，共有三十余亩，打算晚年回乡下去养老。结果他们都将成为地主，这两位吃苦耐劳、勤俭积累的劳动人民不但他们自己要遭殃，连同他们的亲人、后代都要打进十八层地狱。

董又说到，他的壹个不甚远的亲戚壹家有兄弟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壹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简朴，历年积下钱来，又添置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吸鸦片，分家后不多年便将田地卖光。老三将全部田产卖掉，将钱拿到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在城里买了几处房产，有不少现款和商铺。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照毛的政策，老大将要作为“大地主” 打入万劫不覆的地狱；老二成了“贫下中农”， 政府的依靠力量；老三也幸运，他是民族资本家，受到政策保护。“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董还指出：新民主主义规定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农村的中小地主是“中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为什么城市的大资产阶级都要保护，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却要消灭呢？

董还分析了实行平分土地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建议等到搞社会主义改造时壹次性实行土地社会化。

（以上引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董时进致信毛泽东谈土改》）

董时进的劝谏有什么效果呢？董的信发出之后毛去了莫斯科，信件没有下文。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约见董时进，向他当面宣布：取缔中国农民党！董时进设法去了香港，否则，估计他绝对难逃土改的灭顶之灾。

董的劝谏实在有点与虎谋皮、对牛弹琴，因为他不理解毛要搞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理解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毛为达目的，是从来不择手段的！

说穿了，毛共要如此野蛮残暴地消灭地主富农，就是为了拉拢、收买、利用贫苦农民为其造反夺权卖命，用壹部分人的生命财产去取悦、笼络另壹些人为自己充当炮灰。虽然这种“均贫富” “等贵贱”的方法历代农民造反都用过，但在夺得政权之后仍然继续实施这种做法，以达到分裂社会、挑动族群内斗、分而治之的目的，则是历代造反者所没有的。可见毛的卑鄙毒辣又在历代农民造反者之上了。

有壹句名言：手段的卑鄙决定了目的卑鄙。土改或曰土地革命是毛共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这个手段是如此卑鄙、残忍、血腥，也就决定了在其夺得政权即所谓“革命成功” 之后，建立的必然是壹个暴戾、邪恶、黑暗、丑恶的国家和社会，比它推翻的更加恶劣十倍、百倍。所以我们说“土改”是毛共－切罪恶之源！

   二、驳斥关于土改运动的种种诡辩

   迄今为止，毛时代很多运动受害者都平反或“改正”了，有的运动虽然没有公开否定，但作为受害者的个案其罪名也洗刷了。然而最早、最恶劣的“土改”却仍属禁区，不得触动。虽然邓小平执政以后废除了地、富、反、坏戴帽管制的制度，但当局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土改丑剧，却仍然讳莫如深，所有有关中共的历史、党史和其他宣传品中，依然坚持毛时代的腔调，包括维护有关土改的谎言，继续让这些谎言掩盖历史真相，毒害人们的灵魂，也阻碍了今日中国回归正常社会。

   为了维护毛共的历史形象，维护暴力土改的正当、必要、合法性，长期以来，毛共及其御用文人，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制造了大量“理论”根据，这些有的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简单驳斥，但未尽其详，还有壹些尚未提及。这是壹些被混淆、被颠倒了的问题，必须壹壹加以澄清。

所谓“封建地主”论

“封建地主”是毛制造的壹个概念，壹种罪名，有了这个罪名他杀地主、搞土改就是正当的了，就是“反封建”、是“新民民主义革命”。关于“封建地主”的荒谬性这壹点，我们己在前面简单提到并作了驳斥，这里再补充几句。

认真地说，中国的“封建制”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壹中国之后，就已被废除退出历史舞台了。秦以后中国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体制在农业和土地方面的基本特点就是废除周以后的井田制、亦即封建的领主土地所有制。转而实行田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农业内部任其自由竞争，于是，地主、富农、贫农、佃农因此产生。但它与封建的分封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常识。在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取消两千余年之后，毛居然捏造出“封建地主阶级”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这壹天大谎言，实在是无中生有，无耻之极。

   其实毛自已也知道这是谎言，有壹件事情可以说明毛在自打嘴巴。 1960年1月27日，毛乘著他的专列驶进广州珠江上的小岛宾馆，随后组织他的随行人员成立“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毛在学习小组上高谈阔论，卖弄学问，其中他说的－段是：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就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床，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变.....”

   （引自《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58页。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既然在红楼梦及其之前的年代，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流转、所有者不断变化， 就说明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顺便说壹句，“封建地主”这壹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由国君分封获得土地的只有“领主”，没有 “地主”，领主的土地是分封得来的）。到了民国，皇帝都没有了，又哪来皇帝分封的“封建地主”呢！

其实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比壹般人更清楚。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就是靠勤俭发家的新兴地主的典型。毛很清楚，中囯近代不存在“封建地主”，提出这壹概念完全是其阴险毒辣，别有用心

   （二）所谓地主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所以必须彻底消灭之。

   这是毛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革命与中囯共产党》中的说法，是毛共制定的“土改”（ 土地革命）政策的理论根据。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缓馒，在近代落后挨打。于是，壹些人便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长期存在的封建（实际上是皇权）社会制度。毛共则趁机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农业土地制度，特别是地主的存在。为自己推行残暴、丑恶的“土地革命”张目，提供依据。

   其实这完全是壹种谬论，壹种恶毒的诬蔑。

我们首先要弄清的是，两千余年存在的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是适合其生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以土地土地私有、自由买卖为特征的土地制度比之封建时代固化的领主土地所有制无疑是壹种进步，它能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家致富，争取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即地主富农）。两千余年的中国科学技术也未能创造出壹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取代它。历代很多造反者和改革家都发现土地不均的事实，都想以“平分土地” 来改变它，但都以失败告终。被均分的土地很快又重新组合，恢复不均衡的原样。所以，地主的存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在壹定意义上是－种进步，它促进生产的竞争和优胜劣汰。

与毛共认定说地主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论调相反，地主富农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我国两千多年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下竞争的优胜者，农民中的出类抜萃者。再从现实看，现代先进国家的土地经营都朝著进壹步集约化发展，都实行家庭农场制度。这种家庭农场主正是由地主、富农发展而来。可见，地主富农代表了壹种集约化发展趋势，它与新的生产工具结合，便成了家庭农场，推动农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反之，毛共强制堆行的“农业集体化”、国有化，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才是壹种破坏生产力、反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这些都已为历史所雄辩地证明了。

由此我们就知道毛泽东宣扬的“地主万恶论”、“地主反动无用论”是壹种基于其恶毒用心和卑鄙阴谋的谬论，壹种无理、无耻的污蔑。

质言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是否因为科技不发达，没有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无法出现。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明蒸汽机、发生产业革命呢？这虽然不是壹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中国皇权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制约了科技的发展。与地主无关。

至于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则更是信口雌黄的诬蔑。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不是也说了吗，“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亊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这壹切都在以地主和农民为主要生产关系的农业文明中创造的，那些伟大的XX家们，绝大多数都是地主或富农阶级的子弟。不是地富家庭也是接受“地主文化”教育的结果。能说地主阶级“丝毫无用” 吗？能说他们只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废物吗？

退壹万步，我们假说某壹阶级现在确实无用了，成了社会累赘和阻碍了，难道因此就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吗？就如在壹个家庭、或家族中，出了壹些残疾人、老弱病患者，他们只消费不生产，难道就要将其消灭? 可能只有毛那样的人才会如此。

简而言之，毛式土地革命要打击、消灭的恰恰就是农村社会的先进群体，而扶植起来的则是如“湖南痞子”那样的社会沉渣和破坏力量，所以，土改后的农村政权立即呈现黑恶化，成了毛的极权统治的坚实基础。

  （三）所谓土改是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遗愿。

孙中山确实提出过这个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历代造反者无不以“平分土地”和“均贫富”相号召。但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如前面所言，即使真的搞平分土地（改朝换代后地广人稀，往往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在最初的起点让所有人占有土地是平等的，但是经过若干年、或几代人后，情况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的人被迫将田地转让他人，成了贫、雇农，有的人又当起了富农、地主。这是因为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同，机遇不同，不可能永远维持在“平均占有”的状态。

孙中山也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本意和出发点是缓和社会矛盾，抑制贫富两极分化，这本身完全是善意，无可厚非的。但是必须指出，孙的“平均地权”与毛泽东的暴力土改完全是两回事，不可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孙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 的思想仍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和归宿的，它只是壹种临时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并非以暴力维持永久的土地均分状态，这从他的三民主义的整体设计中可以得到证明。而毛的暴力土改则是以平均地权为幌子，挟持农民跟共产党造反的壹种方法、手段，很快。土改完成不久毛共又将将土地全部“归公” 为“国有，实即共产党所有了。

更重要的是实现平均地权的手段、方式，孙中山明确反对暴力的阶级斗争，指出阶级斗争是壹种社会“病态” 而不是好的东西。孙氏还明确反对用剥夺壹部分人、即用剥夺地主财产的办法来满足另壹部分人对土地的渴求。因此可以认定，孙倾向于采取国家赎买再分配的办法，但他本人来不及实施就去世了。蒋介石在大陆时没有条件实施孙氏这壹遗愿，败退到台湾之后，排除了共产党的捣乱，蒋将孙氏的这壹遗愿变成了现实。采取的就是孙氏说明的“和平赎买的办法”，即对地主多占的土地按市场价格由政府赎买，然后无偿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政府则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给出让土地的地主。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又保持了社会稳定，地主则以其所得转用于发展工商业，促进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可谓实现了农民、地主、社会（政府）的“三赢”。壹举多得，皆大欢喜。

而毛共的所为与孙的三民主义完全是南辕北辙。毛的骗人手法之壹是，只讲孙中山要平均地权，要使耕者有其田，而故意隐瞒孙氏所宣布的决不以无偿没收别人地产的方式来“平均地权”，决不搞暴力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暴力土改不仅无偿剥夺地主的地产，而且要以恐怖的手段将地主甚至富农从肉体上消灭，这跟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哪有半点共同之处呢！

  （四）所谓土改是夺取中国革命（即共产党造反夺权）胜利的必须手段，也就是必须通过暴力土改将农民捆绑上中共的造反战车上，才能取得共产革命的胜利。

   这壹条只能作为毛共内部的解释，或壹些御用学者为中共的辩解词。但壹般人也认为，这是毛共要实行暴力土改的真正原因。直至今天，壹些非共产党人士和外国学者还普遍认为，毛式的暴力土改虽然极不人道，但对于毛共动员农民参与其夺取战争却是必须的，非常有效的，有人认为毛共主要依靠这种土改发动起来的农民战争，才取得了胜利。

   此说有壹定道理，但不全面，有些似是而非。要说清楚这壹问题必须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要弄清的问题是，毛共的胜利是否由于土改动员了农民参军，并以阶级仇恨的教育使士兵作战勇敢才取得的？鉴于这壹问题复杂，这里只能长话短说，概而言之。毛式土改在上述方面确实起到了壹定作用，但从全局来说不是决定作用。毛共的胜利主要由于内、外部的大环境促成，最主要的是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点连毛泽东都承认。所以在建国后几次与日本人的会面中，毛都毫不掩饰地说：应该感谢妳们，给伱们发个大奖章才对，没有日本皇军的侵略，哪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毛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日本侵略引起那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才使得濒临绝境的毛共起死回生，得以在后方的真空地带将自己的军队由4万余人发展到壹百多万，并占据了近亿人口的根据地。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则被日军打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从而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再者，现代战争并不是只靠士兵的勇敢就能取得胜利的。早年中央苏区的红军也是毛泽东用土改和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不怕死的军队，可是它不得不在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中全面溃逃。从历史上考察，起义、造反的农民军大都非常勇敢，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没有了退路。可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是多种因素，单靠作战勇敢不壹定能成事。因此，即使毛共利用土改、动员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战，获得了足够的兵源，但并不等于能获得最后胜利。以为毛是靠暴力土改煽动的农民战争才夺得了天下，是片面、浅薄的说法。

有壹个相反的事例，可以证明毛共如实行比较开明的政策或和平土改，可能更利于实现他的夺权目标。那就是在抗战时期，在毛共控制区壹度被迫放弃了暴力土改，改为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赢得了包括地主和绅士阶层的由衷拥护。在中共某些根据地，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全民抗日的局面。这壹时期出现了不少开明绅士（即大地主）毁家纾难帮助共产党抗日的动人故事。毛共自已都承认并有所记载。所以，毛共如能坚持比较开明的政策，在土改中放弃残暴、野蛮、血腥的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政策，可能会更得人心，更有利于他夺取政权的目标的实现（其时国民党政权确实腐败无能，丧失人心）。

可惜毛这个彻底的流氓恶棍、暴君和冷血动物，始终不改他那嗜血成性的本性抗战前期被迫执行的非暴力土改政策，没有坚持多久就名存实亡了；待到日本投降，毛的真面目再次暴露，为了与囯民党争天下，不久他就发动更加残忍更加血腥的土改运动。同时将抗战中壹度参加共产党政权、为其奔走卖命的士绅阶层，再次打成“土豪劣绅”交给暴民虐杀。毛的这壹无耻叛变，也连累了共产党干部成为了杀人凶犯。

由此可见，毛的暴力土改并非其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只有实行暴力土改才能夺天下。退壹万步，即使承认在争夺天下时推行暴力土改有其“必要性”，那么，在1949年全国胜利后，毛共稳坐江山之后，就绝对没有这种必要了。人们也期待毛仿效历代开国之君“大赦天下”，捐弃前嫌，团结全体人民开创国家建设的新局面。可惜人们的愿望彻底落空！心如蛇蝎、壹日不杀人便如坐针毯的毛泽东，壹坐上那把龙椅，便立即下令进行全国性的大屠杀，先是“镇反”，接著便是毛式暴力土改。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再次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这壹事实从反面证明了毛之所以坚持他的暴力、残忍的土改政策，并不只是出夺取“革命胜利”的需要，从全面看，除了他的蛇蝎本性使然，更是为了实现其建立极权专制的恐怖帝国而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分而斗之需要。  

三、毛式土改罪恶点滴

   要全面清算、讲清毛式暴力土改的罪恶是不可能的。为了掩盖这壹空前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几十年来毛共采取封锁讯息、造假宣传、销毁有关原始资料以及残酷迫害知情人、揭发者等手段，致使这壹骇人听闻的恶行几近演灭无闻，历史的真相被彻底改头换面，冤沉海底。然而随著毛的死去和中国的对外开放，终于使这壹奇冤露出冰山壹角，虽然近年来见诸文字的仍然是其真相的九牛壹毛，但滴水可见太阳，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零星的揭露中看到当年土改运动的“壹斑”。

  （壹）康生、陈伯达的土改试点

   1946年，毛发动夺天下的内战在即，因而决定恢复被壹度中断了的暴力土改，通过土改，壹方面放纵、满足农村中壹些流氓地痞、恶棍暴徒的贪欲、兽行，来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拥护和对战争的支持；另方面，通过土改制造的极度恐怖气氛，迫使其统治区的人民竭尽财力、人力毫无保留地投入毛共这场夺天下的“人民战争”中去。

   此时，毛共各根据地有的已自动恢复了土改政策。为了统壹政策、统壹行动，毛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制定壹个有关土改的政策法规（毛知道这是件卑鄙、恶毒、遗臭万年的差使，因此叫刘少奇出面去干）。但是此时，正是国、共两党在美国的“调处”下大谈和平的时候，国内的舆论也都呼吁和平、反对打内战。所以，顺应这种形势，刘少奇搞出的“五、四土改指示”不是很左，如只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动地主土地以外的财产；壹般不动富农。等等。

   很快，美国和平调处失败，毛共挑起了全面夺权战争。毛立即指责刘的土改指示“右倾”，命令停止执行，并推倒重来。但由于胡宗南的国军进攻延安，战事紧迫，新的土改方案被迫推迟。

   新的土改政策不仅因为战争推迟，还因为毛自己还未找出新的最佳方案。因为，毛的统治区实际上大都已经搞过不同形式的土改了，有的地方还不止壹次；加上八年抗战，民生雕敝，农村破败，地主富农已经累受重创，已有名无实，且少得可怜了。这种情况下的土改如何搞呢？如何榨出油水让“贫下中农”尝到甜头呢？这壹切不是简单发几条指示就可以解决的。于是毛决定先行“试点”。

   毛选择了他最信任的两位“极左”能臣去担负这壹试点重任，壹个是康生，这是个以整人出名、最善于制造恐怖的老手，中共的特务头子，时任政治局委员、社会部长；另壹个也是以极左闻名的流氓文人、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毛相信他们定能搞出好的、有用的经验和方法来。

   这个土改试点工作团于1947年初组成。毛非常重视这次土改试点，特意将他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大儿子、未来的接班人毛岸英托付随团去锻炼。毛岸英化作康生老婆曹轶欧的侄子，跟随康生左右。工作团的其他成员也是毛共级别很高的干部。试点工作团因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而推迟了几个月，三月间才从延安出发。

   试点地选择在中共的“老区”晋西北，属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管辖区。工作团成员先到达晋西北的临县集中，然后分成四个分团分赴临县。静乐县、朔县、保德县与当地干部壹起开展运动。其中康生选在临县的郝家坡，陈伯达选在静乐县的潘家庄坐镇蹲点，并指导面上的工作。

   这些地方都属中共的“老区”，在抗战中都建立了中共的政权，据说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老百姓早就是中共的顺民，为抗战中中共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地方本来就贫穷，加上长期战争破坏，农村经济雕零，原来的地主富农土地也卖了，人也穷了，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按照毛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已经没有地主、富农了。怎么办呢？

   这些“困难”当然难不倒康生、陈伯达，不久他们就将试点里的土改搞得轰轰烈烈、鸡飞狗跳，上演了壹幕幕惨绝人环的大剧。

   根据亲历者、知情者的回忆，康、陈的土改模式大致如下：

   首先，把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即所谓以整党推动土改，以土改验证整党成果。

整党整什么呢？整“右倾”。先将各级干部集中起来，不准外出，不准互相接触，制造住恐怖气氛。然后是检查、坦白，互相检举各种右倾思想和行为；接著查三代，揪出壹些“阶级异己分子”批斗，杀鸡儆猴，人人过关.....，经过三番五次检查、批斗而且“过关”、获得“解放”后，便告知让他们去搞土改。这有如在壹群饿狼的尾巴上点上火把，让它们冲向羊群......。    

康生为土改制定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

工作队进村后第壹项工作是“访贫问苦”，寻找所谓土改“根子” ，发现积极分子， 先把这些人组成农会、充当农会干部。然后进壹步扩大农会和积极分子队伍，成立基干（武装）民兵，便进入斗争阶段。

在开展斗争之前，最关键的壹著是寻找、确立斗争对象。前面讲过，晋绥地方真正的地主已没有几个了，那么，如何寻找斗争对象呢？为此康生发明了“化形地主”壹词，化形地主是指过去（包括祖上几代）曾经有过较多田地、后来破败，或者改行从亊其他职业的人和其家庭；还包括在抗战中响应毛共号召，把自己的土地、房屋捐献给政府和穷人的“开明士绅”，以及参加了毛共的“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庭。另外还有破产地主，工商地主等，都归入斗争对象之列。

按照规章，土改只限于斗争、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但是单是这些家庭没有多少财产可供瓜分，积极分子们如果没有实惠，积极性是难调动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凡是家里有点“油水”的，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都要被划为工商地主、化形地主遭到灭顶之灾。为了进－步扩宽财源和制造恐怖，又增加两类“罪名”，壹是“恶霸”、 二是“坏分子”。对他们 不限成分，只要在日伪和国民党政府、军队做过事、当过差的，或者对共产党和干部有过不满言论的，或者农会干部不喜欢的人，都可戴上这两顶帽子。而且办法简单，在群众集会的场合，只要有人提出某人是“恶霸”， 某人是“坏分子”， 会上有人附和，主持会议的就可将其人揪出批斗，壹般会被当场打死。 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运动的恐怖性，更进壹步扩展运动的威慑力。

   按照毛共原来限定，土改中的地主、富农应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试点地区都超过了这壹规定。静乐县的娄烦地区当时有10954户，找出地主富农2028户，占总数的18.5%，有36个村地富占30%以上。

   解决了斗争对象问题之后，就是发动群众向这些人斗争了。所谓斗争，就是刑讯逼供，追浮财，打人、杀人。壹般是先控诉其所谓“历史罪恶”，对于绝大多数地主富农来说，所谓历史罪恶只是壹些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如有人控诉：某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说偷了她家的枣树枝，这被上纲成“断了穷人的柴路”；某穷人某次去某地主家要饭，被地主家的狗叫著赶出来，这被说成放狗咬人要置穷人于死地。如此等等。斗争会上，除了壹些没有油水、干部们又讨厌的可以立即打死的以外（打死人要土改工作队员同意），壹般不能立即打死，要留下来“追浮财”（ 又叫底财），即追缴隐藏的金银财宝、现金等。土地、房屋、生产资料都是明摆著的东西，而 “浮财”是看不见的，也是人们最想要的，所以斗争会主要成了追浮财会。斗争壹方总是狮子大开口，被斗者则极力否认苦苦哀求。谈不拢，就用刑……很多地主、富农受刑不过，只好胡乱招供，民兵依照其招供按图索骥去寻找，却总是落空。于是回头来对招供者施以更加酷毒的刑罚。这样，几个回合下来，被斗者很可能就给活活弄死了。

最初，虽然工作团已经做了充分的发动工作，明确表示对地主等被斗争对象可以釆取任何手段。但是，也许人们对残忍还有壹个适应过程，初次的斗争会总不能令工作团满意。郝家坡第壹次斗争会之后，康生召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死人”。“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只要有人鼓励和撑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面兽心的歹徒，毕竟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仍然残存著兽性的壹面，这正是毛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能够在任何地方横行无阻的原因。当第壹个流氓拳脚交加把斗争对象打趴在地，不但未受到谴责反而获得表彰奖赏后，第二个流氓就会把人打死；第二个打死人的凶手照样收到表彰后，就有更多恶徒加入打人、杀人的行列。

   在运动高潮时，斗争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刑场。斗争会场摆满了各种刑具，如用来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还有老虎凳、铁锹、棍棒、竹签、擀面杖、醋柳圪针、麻绳、刀具、细铁丝串著的艾绳、甚至还有蝎子、毒蛇。被斗之人看到这场面三魂都已经去了七魄，往往还未动手就己瘫倒在地。除了动用场上的刑具之外，最普通、被斗者常常领受的科目是跪瓦渣、用鞋底抽嘴巴，在寒冬腊月剥光衣服，从厕所里舀来粪便从头淋下，等等。

   虽然如此，但斗争的成果仍然不大、被斗者交出的底财不多。土改积极分子和工作团有些丧气，但决不甘休。在郝家坡，积极分子们发明了“挖祖坟”之法。因为他们知道，地主富农现在确实变穷了，交不出多少“浮财”，但他们中有的祖先曾经富过，是否会像历代帝王那样把金银财宝埋藏在坟墓里呢？这个推测壹旦提出，工作团本著“群众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给予支持，积极分子们的劲头又上来了。于是壹场空前的“挖祖坟”运动先郝家坡，后在其他地区蔓延开来……

   所谓斗地主决不限于地主本人，地主家的任何人都不能放过。地主妻子被抓去与丈夫同斗。地主幼小儿子被称为“小地主”，被贫下中农的小孩子围攻辱骂、殴打，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当场被打死。有的村庄还有“创新”，将地主家年轻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给土改积极分子和那些没有妻室的二流子、无赖，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而自尽。还有的地方对地主实行五马分尸的酷刑。（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第9期第34页的作者在回忆中说，1969年他下放到北大荒挿队落户的村子，村民告诉他，壹个姓胡的地主在土改中被五马分尸，其小妾被村支书据为己有。）

   由于有了“化型地主” 壹说，很多出身地主家庭但早已参加了毛共队伍的干部、教师，亦被当作地主被抓捕、拉回村内斗争，因为怕其重新回干部队伍，这些人壹旦抓回村必死无疑。晋绥地区在抗战时期是中共根据地，壹些当年的“抗日英雄”和中共的高级干部也在土改中惨遭杀害，抗日英雄郝圆脸是潘家庄行政村所属城东沟村人，抗战中曾任民兵中队长，1944年出席晋绥边区的群英会，被授予“劳武结合特等民兵英雄” 称号。1947年4月在陈伯达主持的土改中首先被枪决。

   1947年冬，延安中共党报《解放日报》记者郭克卿在赴晋察冀边区采访途中，只身回老家郭家庄探亲，郭带有警卫员，可见不是壹般干部，但他把警卫员留在马坊镇没有带去。郭打算劝说家人主动交出土地、财产，接受土改。可刚进村未及回家便被村民围住活活打死。

    晋绥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诚，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少年时代即在外读书，后在中共边区政府工作。在中共晋绥边区分局召开的土改经验交流会上，孙良诚听到康生的“化型地主”壹说，康生并举出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开明士绅刘少白为例，说刘少白当年献地是“假开明”，即是“化型地主”。 孙良诚回到高等法院传达会议精神时，表示了对康生说法的异见，孙说：“刘少白献地是假开明，那么，什么是真开明呢？”想不到有人就此向边区分局告密。1947年年中，孙出外办案时路过家乡兴县固贤村，回老家住了壹夜，第二天天亮即被土改工作团派人抓捕。关到11月，在固贤村召开的壹次联村斗争大会上，先拿6个地主活活打死，孙良诚被最后带上场，宣布罪名为：对抗土改的地主分子。立即被壹个凶手用铁棍从肚子捅进，立即死亡。（为了节省子弹，土改中杀人壹律用棍棒、刀斧、石头）

静乐县娄烦马家庄的刘肇津，为著名开明士绅，而且在1937年中共在该县建党之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刘还兼通医术，经常义务为八路军三五八旅官兵治病，时任三五八旅团长的中共将领杨秀山曾患伤寒，刘邀至家中治疗40多天，直至其康复痊癒。1947年土改试点时，刘肇津在兴县中共晋绥分局办的丰记商店当坐堂医生，被本村群众抓回去活活打死。刘肇津如此，其余可想而知。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2011年第4期张贵桃:《娄烦土改及其纠偏》等）

   土改的最后壹道程序是分田分地。按规定，好地分给贫雇农，中地给中农，赖地分给曾经占过便宜的村干部，至于地主则是扫地出门，即地主家那些幸存未死的人每人只给壹只碗、壹双筷子，其余什么都没有。他们不是立即饿死就是沦为乞丐任其慢慢自灭。

   简言之，任何人壹旦被划为“地主”，本人等于宣判了死刑，全家也要遭殃。假如地主家幸而有人大难不死，也将被列为阶级敌人永远受到专政、奴役。富农稍好壹点，没收田地财产后可分给赖地。（但富农如果兼有工、商行为则被划为“双富农”， 等同“恶霸”，可立即打死，见后文）

  中农也不能幸免。中农虽不像地、富那样悲惨，但其土地也被强行没收后再平分，也会损失部分好地。按当地农民的说法是：“砍倒大树砍小树，砍倒小树拔圪针”（圪针系方言，原指植物枝梗上的刺状物，借指稍有壹点财产者）。

虽然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的土改试点如此恐怖，如此左得可怕，然而负责土改的刘少奇等领导人仍不满意，认为“右” 了。1947年夏，刘少奇离开延安带著新成立的中央工委去到晋绥，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晋绥地区的土改给予尖锐批评，基本上否定了前段的土改工作。刘少奇给晋绥地方的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信说：“妳们的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 在各种组织中存在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的有阻碍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刘还与同行的朱德打电报向中央汇报说:“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解决，只有少数地区农民已分得土地……如果不釆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确难继续支持长期战争。”笔者引用的这篇文章作者并未说明刘少奇对晋绥土改有那些具体的指责和要求，而且文义也不太明晰。（原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土改中的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但笔者推断，刘少奇所指责的主要应是两个问题：壹是没有拿全部土地包括中农的土地按全部人口平分，这样很多贫雇农仍然分不到土地（所以后来刘主持的”土改法”规定要拿中农的土地平分）；二是没有坚决执行对包括共产党干部在内的“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政策, 对干部中的右倾分子的打击不够狠。所以刘认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刘因为由他主持的1946年的土改“五四指示” 受到毛的“右倾”批评，为了将功补过，此时变得奇左起来，后来在刘亲自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把他的壹套极左思想全部贯彻于会议中。因此这个会议之后的土改特别残忍，特别血腥。

晋绥地区后期的土改、除了前面讲到的酷刑外，壹位知情者又补充列举了另外的几种酷刑：

壹种叫“磨地”。 先在地上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或六棱八瓣的波菜籽，这些东西比木锉还要锋利。将被斗者脱光衣服，推倒在地让两人提住两脚来回拖，后又发展为正反两面拖。用不了壹会就会使被拖者血肉糢糊。如果还交不出浮财，或交出的不能让施刑者满意，就要继续拖，直至惨死。壹个开药铺的叫周二掌柜的受刑后交出了三百大洋，被认为不老实，便在其肚上加上石磨并坐上人拖，周的后脑被磨塌，脑浆流了壹路，立刻毙命，白森森的肋骨壹根根排列著让人不敢正视。

第二种叫“坐圪针柜”。 将壹个衣柜抽空，在其箱底散满剁碎的酸枣树圪针，把被斗者剥光，赤条条放进去，盖上盖子。然后在柜腰底部放壹根木头做横梁，从两头按下揺晃，有如幼儿园的撬撬扳。晃几下问壹句：交不交待？

有壹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做生意有些钱，被抓来受此刑。但老人耳背，外面的人问话听不到。于是被认为顽固，壹阵猛摇之后，打开壹看，早已血肉模糊断了气。

第三叫“扔四方墩”。 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高，把人往下扔必死无疑，这是对付那些被认为是顽固分子的最后办法。为了怕其万壹不死，还在其下面的荒山野坡上铺满各种石头，后来改为先扔人，然后对著人扔石头。壹个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韩妻生性节俭，提著篮子捡料炭，被认为装穷，抓来施以火钳烫、磨地、坐虼针柜等酷刑，不死。最后被扔四方墩砸死。

最后是枪毙。如另外壹个寡妇经营磨房、当铺、粮库等，被认定浮财多，当作重点斗争对象，先后受到火柱烫、磨地、在耳朵里钻进捻子点灯，仍未死。最后由乡里的法庭枪毙。

（以上引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晋绥土改中的酷刑》）

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后强调土改中不但要对付地、富及农民中的“坏人”，而且把这壹条扩大到对付共产党的干部上来，叫做“审查干部”。为此壹些中共基层干部也遭了殃。还是上面那篇文章中，作者引用中共高干牛荫冠的话说：当年他“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壹位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邦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是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又如兴县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被活活打死之后，还被人剖胸挖心。

康生的前段工作虽然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但后来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在受到刘的批评之后，康生搞土改变得更加疯狂和血腥起来，见下文）。1948年4月1日，毛泽东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的兴县，召开干部会议并作讲话（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4卷，题目就叫做《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在讲话中说：

    “.....晋绥分局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行政村工作的帮忙下，晋绥分局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右倾偏向，彻底揭发了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认真发动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毛还掩饰不住他对整党和土改造成的人人心惊胆战的恐怖局面的喜悦，他说，晋西北地区的干部和群众都被制服了，害怕了，他们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作的结论。”

使用如此残酷的手段，将人民整得胆战心惊服服贴贴之后，毛却如此得意洋洋。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毛对惨无人道的土改和整党（整党也是为了土改）的由衷赞赏和喜悦，同时也使我们清楚了，毛所谓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意味著什么。

   由于康生能干，毛在当年10月下旬派他去山东搞“二次土改”，以扭转那里土改工作的“右倾”。康生于11月初到达山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按照毛的意图和他在晋西北创造的经验，迅速地、雷厉风行地掀起了山东中共根据地的土改狂潮，所有中共的干部和根据地的群众立即被卷入血腥的恐怖之中。

   康生先参加在中共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阳信县召开的渤海区土地会议，会上他认定渤海区中共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壹批“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犯有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错误。”因此开展了“搬石头”运动，即把原有各级干部撤换或开除（有的被法办），换上杀人不眨眼的流氓恶棍掌权。

康生自己带头示范，他到阳信的壹个镇，那里原来没有什么暴行，康生指示说所有斗争对象“不管有无罪恶，壹律加以肉体消灭。”于是12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有的罪名仅仅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是七岁儿童，被儿童团的“红小鬼”折磨而死。

其他地方仿效康生的做法，大肆乱打滥杀，壹时间惨声震天，血腥遍地。

渤海区的土改“补课”差不多了，康生又马不停蹄赶去胶东地区搞二次土改，如法炮制，重复渤海区的恐怖壹幕。

就这样，山东的土改为后来共军全歼张灵甫（国军抗日英雄）的七十四师和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习仲勋眼中的老区二次土改

   1947年8月，中共中央将习仲勋从军队调到地方，让他主持西北局的工作。西北局主管陕甘宁边区，是老根据地，这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土改。但对于大部分是“老区”的西北局来说，土改早就搞过了，这次实际上是二次或第三次“土改”了。

   习仲勋能做到毛共的“大区”壹级干部，当然是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绝对不会是“右倾分子”。因此，从他眼中来评判那壹场土改，应该比较客观，绝对不会对那场运动“歪曲”和“污蔑”。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下发各地执行。西北局于11月1日在绥德县召开了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的大会，后称“义合会议”。会上由西北局宣传部长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其实就是晋西北土改的翻版，如提出要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所有工商业者和中农、都在“共产”之列。

   会议的空气很紧张，壹批领导干部如张岱峰、高峰、周兴等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稍有分辨，就被“拉下台”。还把晋绥地区在整党中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壹事广泛宣传，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习仲勋虽然是会议主持者之壹，但据参加会议者的记述，发现他“说话较少，神情郁闷。”后来习仲勋说：“义合会议潜伏壹种‘左’的情绪。”但是，作为领导人，他在会上不敢有异议，只能遵守、执行中央的既定政策、法令。

   义合会议之后，各分区、县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贯彻，壹场以土改和整党为中心的大规模运动迅速在西北局所辖各地开展。习仲勋下到各县调查巡视，发现运动中出现了各种“极左”的偏向，如：不加区别地平分壹切土地；所有生活较好、财产较多的农民都成了土改斗争的对象；把早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民又拉出来斗争；甚至在共产党政权里任职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因缺乏劳动力而雇请农民种田者，也定为地主、富农。在枣平林街，所有商店、铺面全部被查封。

   武斗和酷刑更是触目惊心，延家岔的贫农会规定：谁斗争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打死！各地土改工作团都指定了专门的打手、刽子手，专门从事捆、打、吊、考、杀人的“工作”。斗争会成了阎王殿，除了壹小撮干部、凶手，与会者人人恐慌，胆战心惊。

   习仲勋在壹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壹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过多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壹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委）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五天，竟壹塌糊涂。我看壹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壹切破坏得精光......（本小节资料引自《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贾巨川的文章：《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有意思的是，习仲勋报告里所说的情况“最严重”的佳县，正是毛泽东呆的地方，自1947年8月16日至11月21日毛就住在佳县，因此对那里的情况他壹清二楚。张戎《毛传》第278页记述：送给他（指毛）的壹个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浇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笔者对照，给毛这个报告的，很可能就是习仲勋，或由习转呈的。因为壹般人不可能给毛递报告，更不敢递这种报告。

   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或称“杨家沟会议”。习仲勋趁参会向毛汇报工作之机，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中存在问题的看法，还向毛反映绥德县在土改中将著名的开明人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安文钦也抓去斗争，抄没了他的全部“浮财”，并且“扫地出门”。

   这时恰恰曾被毛肯定过的另壹个“开明士绅”、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去世，习仲勋与林伯渠商议后共同向毛建议：为李鼎铭召开追悼会要请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致悼词，借以为安文钦“平反”。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并且承认“下面做法过火了”。可谁都知道，没有“上面”的支持，“下面”敢“过火”吗？毛还用他那套特有的“黑色幽默”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壹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壹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妳们怎么交待？”毛这里用了“妳们”壹词，仿佛这都是别人干的，与他无关，何其鄙也！（毛类似的“黑色幽默”还有：事实证明，人的脑袋割了，不会像韭菜壹样又长出来。他把这当“笑话” 取乐。）

   面对习仲勋对土改中过火的、残忍的做法的批评，毛表面上既没有异议，也没有反驳，但实际上并不认同，也不接受。他在听取习的汇报后谈到对壹些问题的看法时，故意顾左右而言他，他要习仲勋挤时间来读书，说什么：壹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这显然是对习的“反批评”。不过，他知道习是忠心耿耿的，是从大局出发的善意劝谏，所以忍受了。

   但转眼间，在会议闭幕上作结论讲话时，毛对习仲勋以及其他壹些在会议对土改提出批评的人给予变相的“回击”：他先说在土改中反右倾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出现了“左”的偏向。不过，这好比壹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只有两个浪头有点偏差。这当然只是“小问题”了。毛故意回避人们反映最强烈的乱杀、虐杀问题，只是说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要分别情况对待。

 习仲勋似乎感到他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毛足够重视。就在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即1948年1月4日，又写了壹份致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开头是对毛“热烈拥护”的套话之外，其他主要是强调陕甘宁作为老区的特殊性，如说“平分土地对我不利”；老区的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得多，不应规定地主富农占全体农户8%的“标准”（可见，那时已下达打击的指标了）。而且提出，对老区的地主，应该查实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和劳动时间的长短来决定其现在的成份。还提到许多地方名义上说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操纵、把握，等等。

 习仲勋所反映的问题，击中了毛式土改的要害，毛与刘少奇、康生本来就是想利用农村中那些“斗争勇敢”的流氓恶棍、积极分子，制造足够的恐怖，然后将农民整治得服服帖帖，就算达到目的了。他们对如何划阶级、分配土地才能达到公平、如何限制那些“动机不纯分子”的从中捣乱，以及对地主富农的滥刑乱杀根本不感兴趣，更不想纠正。

 不过，习仲勋既然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老奸巨滑毛也就不得不表示“同情”。并叫习仲勋去“巡视绥属各县”，“每个县住几天”， 调查了解情况。

 习下到子洲县，在那里呆了9天，超过了毛的规定期限。因为他在那里与地委和几个县的干部群众广泛接触，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如，各地都出现了趁运动浑水摸鱼大捞壹把的投机分子；子长县栾家坪的土改变成了干部党员之间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桥斗争（打死）壹个旧保长，逼其妻剖腹自杀殉夫；交口有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杀鸡宰羊，大吃大喝了八、九天，临走还捞上壹把……。
   1月8日，习仲勋将了解到的情况归纳为9种不良现象致信西北局；10日，西北局将此报告转呈中共中央。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并提出了壹些纠偏的建议。

 习的报告和意见，差不多等于全面指责和要求纠正毛和刘的土改政策方针。这时的土改已经因为过度残忍血腥而引起社会上广泛的指责，也引起了毛共内部壹些人的不安，且这时土改己进入尾声，毛的土改目的已经达到，他正想找壹个台阶下来收场。于是，他利用习仲勋的意见书给自己制造壹个虚心纳谏的假象。2月6日，毛致电习仲勋等人，就新、老“解放区”不同的土改政策征求具体意见。不久，正式下文推广了习仲勋在自己辖区绥德县搞的“黄家川经验”， 但这时毛的二次土改也接近收场了。

 当年的习仲勋是幸运的，他提了那么多“纠偏”的意见，居然没有被毛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算是壹个奇迹。不过他不可能永远这么幸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还没等到文革，毛借口壹部小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 头头之－，投进了监狱壹关七八年。

 再说说“新区”的土改情况。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947年8、9月间挺进大别山，壹路“解放”了不少县城，9月19日攻克了安徽岳西县，与地方游击队合作，建立了中共岳西政权。

 这个新政权的首要工作就是土改，当然也得执行毛、刘的统壹模式和政策。

 县委把这个县分为五个区，各由壹个工作组带领当地干部发动土改运动。其中负责河图区的工作组负责人叫张殿銮，是个从刘邓大军工作团下到地方的干部。他是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大概在之前的“反右倾”、“整党”中被整怕了，因而特别左（在毛共的队伍里，凡是出身“不好”的干部，都特别“左”，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对“党” 的忠诚，难以在“革命队伍”里立足。刘少奇、康生就是这种典范）。张殿銮“左”的表现首先是不问青红皂白大杀阶级敌人。他每到壹处都人头滚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在河图区杀了200多人。地主是必杀的对象，地主躲起来了，就抓其家属来杀。又以其他名义如“恶霸”、“反革命”、“国民党狗腿子”等名义大抓大杀，总之只要有人举报，抓来就砍了。

 因张殿銮杀人太多太滥，激起了民变。那些估计自己没有活路的人（包括壹些贫下中农）联合起来，反过来杀共产党干部。共产党县委大怒，下令“先下手为强”，杀光壹切阶级敌人！于是整个岳西大地浸泡在血雨腥风之中……

 岳西县委和张殿銮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壹是太急，没有耐心去发动群众，越俎代庖自己动手杀阶级敌人；二是这种地方不同于老区，国共双方的军队还在进行拉锯战，共产党还要顾及声誉，顾及影响，如此大开杀戒，不但把阶级敌人杀怕了，也把自己的“基本群众”也赶到敌人的方面去了。所以无功有罪。

 上级发现了岳西土改变成了壹场大屠杀后，下令纠“左”。为了挽回民心，决定首先把张殿銮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拿来当替罪羊，杀了平民愤。    

岳西土改惊动了邓小平，邓指示“纠左”。邓说：“如果乱杀人，壹定要失败。”可见邓小平不是反对杀人，只是不要“乱杀”。 不过从邓这个讲话中也透露了当时这个“刘邓大军”的点滴真相，邓还说：“我们到大别山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壹是妳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妳们还肃不肃反？（意思是还借‘肃反’ 之名大肆捕人杀人吗）”。从这短短的两句话中可知，这个“刘邓大军”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何等的扰民、害民。不然，邓怎么能说自己的部下“纪律不好”呢？共产党从来都说它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云云。

 （邓小平这个“反左讲话”，收在《邓小平文选》第103页。）

（三）土改受害者点滴

 1、毛统区1947年土改知情者的片段回忆。

 壹位署名李晋的作者撰文讲到他父亲在1947年土改中的遭遇（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12期李晋文）：

 “......我的故乡是吕梁山。我的父亲李时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后壹届贡绅（优贡）。他壹生以教育为业，在上世纪前30年，先在灵石创办双池高小（双池镇现为交口县所属），又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为了培养师资，最后执教河东师范，是故乡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抗战期间向八路军、决死队（共产党的山西新军）输送了壹批又壹批知识青年。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把城镇烧了、把学校炸了。父亲回到敌后乡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产党员王磊（解放后任商业部长）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抗战活动，是故乡小有名气的开明人士。曾记得王磊常来我家，从日出谈到日落，夜里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时我年纪小，睡在王磊与父亲的中间，听他们谈壹些我似懂非懂的问题，雄鸡打鸣了，他们还谈个不停，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到晋中、冀中读书。1947年冬，忽然听说父亲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归之路，没有留下壹句话、壹个字……”

 李晋在说到其父之死时只用壹句“自我解剖”搪塞，不知究竟如何“解剖”法？为何要“自我解剖”？作者仍不敢直言。但这件事已说明了毛共的野蛮、残忍、背信弃义、恩将仇报的丑恶面目。

 不过，与李时光同为晋西北土改刀下鬼的山西兴县大地主牛友兰及其儿子牛荫冠的故事，比上述李家故事更清楚，也更震撼人心。鉴于此故事较长，放在本章之后作为附件。

已故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张中行曾对《文化自白书》的作者张者说过壹个他家的土改故事。他家所在的那个村没有富户，没有吃“剥削饭”的地主，按有关政策是找不出地主来的。可是“上面”要求必须找出个“地主”来，条件不够便在“矮子里面抜将军”，降格以求。眼看留在家的张的妹妹有被划作地主的危险，而壹旦被划成地主，就意味著全家的灭顶之灾。当时张中行家里大概只有这个妹妹在村中。为了挽救整个家族，妹妹想出了壹个不得已的办法：逃走。但这时民兵已经“封村”，所有进出村子的路口都有武装民兵把守，任何人不得无故进出。这时张这个妹妹恰巧有壹个刚出生的有点残疾的女儿，母亲决定牺牲这个女儿。她把这个女孩摁在水缸里淹死了，然后以掩埋小孩尸体为由骗过民兵岗哨出了村，壹出村便按预定计划逃出了虎口。

 张中行对此事的评判是：“这虽然牺牲了壹个生命，但却救了全家人的命。”

 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壹个事实：壹旦被划为地主，就等于全家都被判处了死刑。这就是毛式土改的可怕真相。毛式土改就是如此野蛮、残忍、恐怖!

 3、建国后土改残暴如昔

 1949年毛共胜利了，政权到手了。这时的土改怎么搞？是人们曾经翘首以盼的问题，善良的人们希望毛能发善心，改弦易辙，因为此时大局已定，没有利用土改引诱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必要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赶跑了，手无寸铁的地主富农绝对不可能与新政权对抗，对土地的重新分配只需要制定壹套办法，下壹道命令就行了。何况新朝开囯，新皇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

 可惜毛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大权在握了，可以对阶级敌人尽情报复、尽情蹂躏、尽情杀戮、大展平生之愿了。何况，没有了暴力土改，以后的阶级斗争怎么搞呢？而不搞阶级斗争，还要共产党干什么？

 笔者分析，在全国胜利后，毛坚持暴力土改，原因至少有三：

 其壹，为以后的阶级斗争奠定基础。毛共几十年的历史，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历史，靠搞阶级斗争起家，靠搞阶级斗争发迹，靠搞阶级斗争夺得天下。而阶级斗争之首就是土改。有了土改，才有每壹个人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有了土改，才有日后的斗争对象；有了土改，才有人世间的仇恨；有了土改，这几亿人的大国才好统治......总之，没有阶级斗争，毛实在不知道怎样治国，他的雄才大略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其二，让毛共庞大的干部队伍，特别是新加入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民主党派人士，“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与过去的中共干部壹样，去参加土改，经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并且亲手沾上壹点阶级敌人的鲜血，让他们除了跟共产党走，再没有退路。也让他们看到地主的悲惨下场，才会更加忠于党、听毛的话.....所以毛下令所有的干部都要过“土改关”。毛把“土改关” 与“战争关”相提并论，认为1949以后战争关已过，就剩下土改关了。（参见毛在全国政协壹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做壹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第25—29页）。

 其三，让全国人民经受土改的洗礼，见识共产党的手段和厉害，为以后的极权统治打下基础。土改是个大课堂，让国人知道共产党喜爱什么，讨厌什么，“亲不亲，阶级分”，彻底破坏几千年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沦理道德、价值观念，为接受毛式的马列主义“新教”打下基础。

 就在毛泽东紧锣密鼓准备新壹轮土改的暴风骤雨之时，农村中那些待宰的羔羊们却全然不知，他们绝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当然，也有知道在共产党统治区搞土改真相的国民党人告诉人们毛式土改的血腥恐怖，但很少有人相信，以为那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共产党要搞土改“平均地权”人们已经听说了，作为地主和富农，要把自己“多出”的田地拿去“共产”， 虽然是不愿意的，但他们知道天下易主，改朝换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服从新朝的政策。他们还想，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平分土地，自己捐出多出的部分，还可以分得平均的壹份，今后生活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还想到，自己只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与共产党作对，结仇，新政权没有理由跟自己过不去。何况，壹般的地主也没有能力去港、台或国外躲避。总之，人们尽量往好处想，自己宽慰自己，提心吊胆等待决定他们命运壹刻的到来。

 这里面应特别提及乡村中的士绅阶层。这是地主中有文化、有知识、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壹群。他们有的是自已创业发家，有的是继承祖业，有的是从官场退隐田园。他们受孙中山先生的“乡绅自治”“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决心为建设家乡、造福桑梓出力，就象前面提到的李时光壹样，他们首先热衷于办教育亊业，为家乡培养人才，还做些修桥铺路，或办实业之亊，以振兴家乡经济尽壹点力。这壹群体壹般都受过传统教育，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传统道德的守望者。他们在当地拥有广泛的人脉，享有声望。他们都是大小不等的地主。他们对时事不甚热衷。对国民党没有太好的印象，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坏的印象。他们还知道共产党优待开明士绅，而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开明士绅。他们之中有部分人有能力避居海外，但他们更恋栈家乡，而且坚信共产党会优待他们，所以共产党来了他们不出走。

由此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所想象的共产党与实际的毛共差距有多远！他们做梦也未想到自己是中共首先要消灭的死敌，第壹批要宰的羔羊！

待到乡绅们发现当局这种意向时，已经无路可逃了，当局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些待宰的羔羊统统逮捕在案，很快就当做“恶霸地主”、“ 土豪劣绅”，举行公审大会枪决了！杀人布告上都写著：“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毛共在建国后的土改中屠杀的士绅不计其数，也无从考证。但其中有两位父亲的儿子中国人大概不会不知，那就是后来名满中华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查良镛）和梁羽生（陈文统）。这两位的父亲都在土改中被中共当作“恶霸地主”处决了。这两位的儿子当时都在香港，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早知如此，去香港躲避壹下绝非难事。还有壹位据说被蒋介石封为“民国第壹乡绅” 的湖南祁东县名儒周聆琴先生（网上小说《民国乡绅》主人公），其子曾任蒋的总统府秘书，此时也在美国。但周聆琴也不出国避风头，结果坐等当局以“恶霸地主”之名处死。（1982年已由祁东县法院平反。估计金庸、梁羽生的父亲也会“平反”，因为他们都有作为名人的儿子。没有这种儿子就别想申冤了。）

 有关毛式土改的野蛮和惨无人道，前面已经说得不少，现在补充几个较完整的故事，以便让毛式暴力土改的“功德圆满”。

 1、李忠邦案。

李忠邦，云南屏边人，当地颇具传奇色彩的豪绅。李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对国民党的壹党专政和官员贪污腐败极为不满，对毛泽东、共产党倡导的建立壹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十分向往。在经商致富之后，李置下了田地产业，并致力在乡里办学校、兴教育。李为人豪爽，极富正义感，在乡里扶贫济困、除暴安良，还积极支持反政府的学生运动。因而曾两次被县里的常备队抓捕。然而李则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自组武装，亲自带领队伍缴了县常备队的枪，因而名声大震。在屏边当时还广泛流传著“李忠邦智打贪官”，“李忠邦单枪匹马救少女”，“李忠邦神算惩恶贼”等传奇故事。中共的地下党组织看到李忠邦能量颇大，又得人心，便暗中与之联系，李也不避风险，慨然与地下党交往，其家壹度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党员避难所。

 壹个人物促成了李忠邦正式投奔共产党，那就是国民党第60军军长万保邦。李忠邦乃万保邦侄女婿，两人关系自然非同壹般。而万保邦也是壹个有“反蒋”倾向之人，在“民革中央”的策动下，万保邦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宣布成立“滇黔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李忠邦被任命为万部最具实力的第三团团长。后来滇黔自卫军与国民党军大小战斗百余次，有效地牵制了云南国民党军的主力，使得中共领导的地下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得以顺利建立和发展壮大。而李忠邦则被国党政府列为“通共匪首”缉捕，李家被抄三次，全家只得常年在深山老林中避难。后李忠邦征得万保邦的同意，干脆率部投奔中共“边纵”的麾下，被任命为边纵第四支队第33团副团长兼独立大队队长，成了中共壹支地下武装领导人。

 加入中共地下武装后，李忠邦作战勇敢，多次获得纵队、支队的表彰。及至云南“和平解放”，李忠邦所在的“边纵”与中共正规军会合整编，李忠邦被派赴家乡屏边剿匪，任屏边剿匪大队长。临行前部队首长勉励其再立新功。

 历经千难万险，屏边的剿匪任务终于胜利完成。征尘未洗的李忠邦被上级招去谈话，人们都以为上级要对他嘉奖或提升。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李去到立即被当场逮捕。几天之后即被枪决，罪名是“恶霸地主”。

 原来这时中共正在大搞“清匪反霸”。以李忠邦原来拥有的财产，以及他在当地人民心中的威望，完全符合毛共的“恶霸地主”条件，当局早已把他列入要消灭的对象，只因为他的“剿匪任务”尚未完成，才让他多活壹些日子。而今土匪剿灭了，这个剿匪大队长的末日也就到了。

 处决的当然不止李壹人，李的部属、骨干近20人同时被捕杀害。更多的部属则在遣散后陆续被害。李忠邦的家人按照地主“待遇”被扫地出门。其时，李忠邦的儿子李斌已在中共的第四野战军第13军文工团工作，其创作的剧本获得全军文艺汇演壹等奖，有关领导正要送其去相关院校去深造、培养，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时，军部保卫处突然将其逮捕。莫名其妙的李斌，有如晴天霹雳，细细打听之下，保卫处才告诉他：地方政府来函，告知他父亲已作为“恶霸地主”被枪决。他理应受到审查。

 后经调查，李斌被无罪释放，但清出部队。之后李斌在家乡艰难谋生，辗转多年，终于谋得在壹个山区小学当民办教师。李斌努力工作，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嘉奖。但终因家庭出身和父亲的“罪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妻子离婚，孩子随母而去。

 经过20多年炼狱似的教养农场的磨难，九死壹生的李斌终于幸运地迎来了右派“改正”，但已家破人亡。

（以上取材于《往事微痕》第63期李斌文：《对我父子悲惨遭遇的回眸与思考》）

 2、“宋森案”。

 广东作家牧惠撰文说，他收到过去武工队的老战友宋群寄给他的壹本书，书名《宋森传》，是写其父的生平事迹。于是牵出他对宋森的回忆。

 宋森，广东鹤山人，壹位有名的左倾人士，从 “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国共三年多的内战，宋森都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壹边。他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共，出钱出力，宋森还创办了壹份叫《鹤侨报》的小报，为中共帮腔造舆论，他还把自己三个子女送进毛的“革命队伍”。

 宋森的家乡被中共“解放”了。其时他在香港，出于胜利的喜悦，他跑回鹤山，在县里谋得壹份编县志的差事，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中共的“革命工作”。

 他工作积极，热情高涨，带头响应政府的壹切号召。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运动，他带头捐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土改来了。土改是毛钦定的压倒壹切的“运动之王”，任何人只要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就成了铁定的阶级敌人，他以前的壹切表现，壹切荣誉，为共产党立下的汗马功劳都得壹笔勾销，宋森就属此类。可是，宋森家只有两亩多田，怎么能划成地主呢？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两亩多田出租收租，也是滔天的剥削大罪！牧惠的文章中没有说宋森的其他“罪恶”，依宋森的政治表现，估计也不会有什么“政治罪恶”。可就是这两亩出租地，宣判了他的死刑（仔细推想，宋森过去也算有钱、有文化、有社会地位之人，又生活在香港，大概这些才是他被划作“阶级敌人”的真正原因）。

 可怜又可悲的宋森在知道自己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之后，选择了主动“自我了断”，不过，他没有像李时光那样不留壹字就“自我解剖”，他知道自杀也是壹种犯罪行为，而且他还有三个子女在共产党手下工作，所以，自我“了断”前特地写下了壹封遗书，再次向“党”表忠并表明自己的清白，末了交待家人：“将我的金章和我补助填数的款（原文如此）壹壹交到人民银行，作为抗美援朝的捐款，不能少欠分毫。”

 幸运的是，他的三个子女没有受到太大的株连，只是被打入“控制使用”的另册。

 宋森的故事平淡无奇。比较起来，下壹个故事主人公就颇赋传奇色彩了。

3、莫雄案。

。莫雄可不是壹般之人，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与1911年著名的“3.29”起义（即广州黄花岗之役），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元老。北伐时，莫雄任国民革命军师长，与蒋介石是好友。北伐后期，莫雄思想转向左倾，不过，他仍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1930年，莫任上海警税团团长，在其部下的共产党员严希纯、项与年（项南之父）的影响下，思想迅速“赤化”，成了共产党的地下战友。1934年，莫被任命为江西德安行署督察员兼德安地区保安司令。其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莫雄参加了会议。会上蒋介石部署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制定的围歼红军的“铁桶计划”。莫感到红军处境危急，偷偷将代号“铁桶计划”的重达壹、两斤的文本带了出来，回到驻地便把会议的布置和铁桶计划的文本和盘告知并交给了严希纯和项与年。严、项感到情况紧急，连夜将计划要点用密药水抄写在4本《学生字典》的空隙之上。然后项与年化装成教书先生，步行六天，进入了红军占领区，亲手将“计划”交到中共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手中。十天后，红军主动撤离江西，踏上了“长征” 之路。

 莫雄对中共的贡献还不止此。不久，莫调到贵州毕节地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蒋介石总是把莫雄调到与红军接触的关键地方和岗位，可见其对莫信赖有加），刚好贺龙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要经过毕节，莫不惜冒违抗蒋介石的命令的风险，擅自将红军放行过境。蒋闻讯后大怒，以“通共”之罪将莫解押送进南京监狱。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不久蒋又将莫放出，并降级任命他为广东南雄县县长。莫雄决定壹不做二不休，利用职权将被国民党大员余汉谋关押在南雄的数百名共产党员和被俘的红军全部释放了，莫自己则跑去了香港。

 中共夺得政权后，当时在广东和华南主政的叶剑英算是不忘旧恩，给莫雄去信，诚恳邀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莫雄自恃对中共有功，慨然回到广东，受到叶的热情接待。接著莫又在参与剿匪，为中共再立新功。

 可是，世事莫测。这期间叶剑英在广东搞土改试点，鉴于广东侨属多的特点，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土改政策，获得壹片好评。谁知这事被人告密到毛和中央，指其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毛在其他任何问题上都可以妥协让步，唯独在土改政策上是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的，据说，叶剑英在红军长征中对毛有救命之恩，可他仍然不能容忍叶在土改上的“右倾”。毛立派他的亲信、公安部长罗瑞卿急赴广东，调查并扭转广东土改中的“右倾”和“地方保护主义”。

 罗瑞卿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广东大展拳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和平土改”高潮，制造了这次运动中的“四大冤案”，大批广东本地干部纷纷落马，壹些人锒铛入狱，甚至被处死。叶剑英则被毛调离了广东和华南。

 失去了叶剑英保护的莫雄这时也在壹夜之间由共产党的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莫的家乡农会派人到广州抓捕莫雄，这时莫背负有诸多罪名：蒋介石的走狗、反革命侩子手、地主、恶霸....其中任何壹项罪名都可以置其死地。而且，此时的莫雄不是国民党在职高官，不享有被“统战”的资格，所以只有死路壹条。莫雄家乡的地方政府已经做好了准备，莫雄押回后立即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当场将其处决。

 可是，就在这千钧壹发的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原来身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要职的古大存，知道莫雄乃叶剑英邀请回国的“特异人士”，现在叶剑英虽然调走了，但是不能不顾及老上级的面子。于是他向接替叶剑英主持广东和华南工作的“壹把手”陶铸进言，详细说明了内情，求其网开壹面。陶铸斟酌再三，终于同意刀下留人。

 从鬼门关走过来的莫雄死罪虽免，活罪难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莫言被划为“极右分子”。但仍然多亏了古大存的关照，莫雄得以幸存下来，直到1980年病逝。  

只是，后来陶铸与古大存有了矛盾，古大存被陶铸以“右倾”之名拉下了马。

 莫雄的案子算是特例，全中国的地主、反革命分子能有这种幸运的没有几个。下面彔两个“正常”案例，为本章作结。

 4、张翅翔案。

 《凤凰周刊》2005年第14期刊登了壹个叫张翅翔的人的文章，谈到其全家人在土改中的遭遇。

 张翅翔，湖南人，出生在壹个地主大家庭。1939年，抗日的烽火然遍中国大地，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张翅翔，被爱国激情所驱使，毅然投笔从戎，和当年很多热血青年壹样，他选择了共产党，奔赴延安。

 1949年毛共取得胜利，经过多年生与死考验的张翅翔回到湖南，这时他是壹名共产党干部，在省城长沙壹家出版单位工作。阔别家乡十余年，他急切地想回到故乡，见到魂牵梦绕的亲人。

 可是，当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家人的消息后，挨了当头壹棒，炽热的心灵像是被猛然泼上壹盆冰水，激情熄灭了，心绪降到了冰点。他得知自己的家不是遭到壹般的打击，而是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有家难归，实际上无家可归了。

 张家由祖父创业，祖父茹苦含辛打拼壹生，创下壹份家业，在当地算得上是较大的地主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祖父的壹生奋斗，留给他的子孙后人却是无穷无尽的灾难，让他们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祖父生有4子，各立门户。土改降临，张家首当其冲，第壹场开局，就选择张家两个兄弟开刀祭旗，两兄弟在同壹天同时受戮，抛尸荒野。另壹个弟弟也是地主，只多活了几天，便被农民用乱棍打死。最后壹个弟弟不成气候，家道中落，只划上“富农”，按理，该给他留壹条活命了。可是贫农团的凶手壹合计，四兄弟已去其三，这壹个断不能留下作为后患，于是把这个富农关进土牢，折磨得奄奄壹息，估计不能活命之后才放其回家，让他死在了家里。

 第二代被消灭干净了。

 张家人丁兴旺，第三代有十三个男孙，17个孙女。13个男孙中，两个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壹个惨死狱中；壹个外逃，被抓回后抓去劳改，壹去30年。另有3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管制劳动；2个流落外地他乡。2人终生无妻。

 17个孙女，被迫自杀的3人，最小的壹个夭折，壹个患抑郁症长期卧床，余者或被迫嫁与残疾人为妻，或远嫁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过著与野人无异的生活。

 张翅翔属第张家第三代，虽然自己少年即参加中共的“革命”，但地主家庭出身的沉重十字架，把他压得踹不过气来，得知家人的遭遇后，悲痛之余，他更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夹著尾巴生存。但共产党这个队伍注定不能容许他的存在。1955年“肃反”时，他被无端诬为“叛党”；两年后反右时，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直到1980年，经过25年劳改、九死壹生的他才走出劳改农场。

 “改正”后的张翅翔在壹个出版社当壹名编辑。25年的劳改生涯，全家几代的毁灭，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他循规蹈矩，低眉俯首，战战兢兢度日，仿佛壹具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可是不料生命在垂暮之年忽然迎来转机，1991年，张翅翔获准移民美国（估计是其子女中有人已移民美国）。此时张翅翔已年过花甲，若按常理，壹个人老年离开故土，多有眷念不舍、依依惜别之情。然而这时的张，却有壹种无法言表的兴奋，壹种再生的喜悦。在异国他乡，张著有《西山漫忆》壹书，其中壹段描述当年他跨出国门时的心情和感受：

 “跨过罗湖海关之时，自我感觉像壹条从古堡深井里跃入浩瀚大海的鱼，其畅快喜悦，比之为受难时之苦恨不能高飞远逸，壹生壹世梦想终于实现。”

 张翅翔的壹家是不幸的，但比起更多的被“斩尽杀绝”的地主或“反革命”家庭来说，却还算是幸运的。特别是他在暮年，终于脱离了禁锢他几十载、毁灭他壹家三代的囚笼而“展翅远翔”，死而复生。我们为他祝福。

 下面再讲壹个更加不幸的故亊，却是土改中非常平常的故事。

 5、吴之伯家族案。

因为原文作者叫吴之伯，我们姑且叫吴之伯案。吴之伯，1928年9月出生于云南宣威县西泽乡。1947年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１949年4月加入“民青”，后又参加中共的边纵六支队，为中共党员。建国前夕转入地方。在会泽、威信、昭通等地工作。1956年任威信县县长，1958年3月整风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威信县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公职，押送彝良大坪农场劳教。1962年1月“摘帽”，当局赏给碗饭吃，让他在镇雄县农水科任林业员，月薪28.5元。后当过五年英语教师。1979年6月右派“改正”，1988年离休。下面是吴自撰的原文：

上世纪二十年代我老祖和爷爷挖铜矿发点小财，买田置地，修了上下两个四合院和壹座土碉。爷爷生下父辈四兄弟和壹个姐姐。每家分得三间住房，三亩水田，十二亩多山地和小片山林作烧柴之用。解放前十年，父辈各家累遭匪患，逐渐破落。大人们不论男女，人人劳动，也仅能糊口。大伯家每年还差两三个月口粮，根本达不到土改划地主的标准，即：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为生。1952年家乡的土改是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和老区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运动来搞的，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找出壹两家地主富农来，父辈们房屋好壹点，有点饭吃，被划为地主，在劫难逃。

  （壹）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拿不出根本没有的“银子”来，双手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喊叫中昏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里水沟。 
  （二）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毕业，教书。当过小学校长，后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当医生开药店，被诬为“反动会道门分子”抓进监狱，摧残折磨，两年后查无实际，出狱就惨死于昆明，年仅44岁。 
  （三）母亲浦双英，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最后壹次在离家二十余里的大街上斗争，被壹群恶棍用乱棒打得半死，鼻口流血，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四）伯父吴绍崟，土改中，追问银元浮财，拿不出来，被迫跳崖自杀。 
  （五）四叔吴绍煋，老实农民，盘庄稼能手，被用刑威逼，不堪忍受，由碉楼四层楼跳下，脑浆崩出而死。 
  （六）小叔吴绍煌，土改中几次被吊打捆绑，两次逃亡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七）我的儿子吴兴亚，系早年妻子浦定芝所生，因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亦是地主）照顾，我划右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看不见半点希望，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绝望自杀。 
  （八）姑爹叶家林被划为地主，土改中被反复斗打，不忍酷刑，谎称有银元藏在房梁上，于是他从房梁跳至地面，头碰石板而死。

（九）我前妻父母也是我舅父母，同样在52年土改中自杀身亡。

（十）1963年正当我在农水科任林业员时，壹位农村姑娘宋儒芬不嫌我是壹贫如洗的“摘帽右派”，愿与我重建家庭。婚后生下三女二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兴文，刚满三岁,因感冒导致肺炎，本属小儿科常见病，文革中儒芬因我成为控制对象，加之农村缺医少药、交通不便，我得知后从百余里外的坡头步行赶来，背他进城医治，不到半路，小文就死了。

（十壹）大伯家儿子吴之才，不满十五岁的孩子58年被逼去修公路，饿死在外地。
我全家亲属12人，在毛泽东暴政下血淋淋地惨死，真不堪回首！

    （原文载于网刊《五七动态》2011年第四期94页）

附：  土改中的牛友兰、牛荫冠父子

    这是壹起很典型的土改案例，它留给我们和后代诸多深刻而悲痛的思考。

牛友兰毁家支持共产党

牛友兰，1885年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村。牛友兰的父辈开始发达，成为兴县首富。到1937年抗战前夕，牛家拥有五座住宅，两千多垧地，还在县城开了几家商号。

1906年牛友兰考入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三年后因病辍学回家。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牛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先是热心教育，与老同学刘少白创办了兴县高级小学和兴县中学，传播新思想。后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日本侵华，又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成为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

1937年，抗战初起，共产党势力浸入兴县，当时中共的外围组织“牺盟会”（抗日牺牲同盟会）掌握了兴县政权。受县长张干丞委托，牛友兰出资壹万元，办起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和兴县纺织厂，解决了八路军部队和机关的被服供应问题。为了支持牺盟会工作，牛友兰每月赠给100大洋作经费。贺龙率120师到达晋西北，部队缺棉衣、粮食，牛又捐出23000大洋，150石粮食，以及棉花布匹等，解决了部队过冬难题。

中共晋西北行署设在兴县。1939年12月，此时已成为中共干部的牛友兰之子牛荫冠奉调回到兴县，担任中共的晋西北行署副主任。由于中共的军政人员骤增，财政不堪负担，牛友兰又拿出3万元（法币），助其渡过难关。1940年2月，晋西北行署公布《减息办法》，牛友兰立即响应，将自己的全部外债契约、账簿全部销毁。1941年，根据延安指示，中共采取“过激措施征集粮款”， 晋西北行署以牛友兰年事已高为名，接管（实际上是没收）了他的纺织厂。此前，牛友兰动员了他的家属、亲戚壹直在该厂义务做工，不取分文；他不仅捐出了工厂，连此前的产品和已得利润也壹并捐出。牛友兰不但没有毫无怨言，还表示：“不惜牺牲壹切，追随全区同胞在政府领导下，共图复兴民族、国家，各种抗日负担提前办理，绝不人后。”他又倾其所有捐出8000大洋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至此，他的家产包括土地、房产、商铺己全部变卖捐赠告罄。从1942起，牛友兰搬迁到另壹村子的壹间破落院子居住，变成房无壹间、地无壹垄、身无壹文的“无产者”了。

1942年，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访问，据说，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情接待”。 牛回来后撰文盛赞“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还发表斥责国民党的言论。

儿子牛荫冠成了共产党高干

牛荫冠系牛友兰长子，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读书期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因工科学习功课繁重，难以兼顾学运工作，遂转入经济系学习。期间，牛荫冠积极参与中共的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书记。

    1936年牛荫冠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回山西恊助簿壹波组建和发展山西牺盟会。牛荫冠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回到山西，先后任太原市和山西省牺盟会负责人，参与组建决死队等中共武装，成为山西’新军”的领导人之壹。1939年12月新军发动了“十二月事变”， 与阎锡山抉裂. 牛荫冠处境危险，离开了太原，被党组织安排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兼党委书记，驻地兴县。这样，牛荫冠回到了兴县老家。

有壹件事情对牛荫冠的“成长” 可能发生影响。牛荫冠在太原时，刘少奇到太原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其间，刘拟了壹份《山西农会章程》，交牛荫冠在牺盟会的刊物上发表。牛荫冠看后在刘的原稿上加了壹句：“防止流氓混入农会”。刘看到后，立即叫人找冠来。责问他：“妳知道什么是流氓？”冠见刘语气不对，只好低声说：“我也不清楚，反正不是好人吧。”刘正色道：“妳这里说的流氓，是壹种勇敢分子。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妳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到运动起来以后处理也不迟。妳不能把他们拦在外头呀！”从刘少奇的这段话中也就可见农会是什么货色、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又意味著什么。

牛荫冠经过刘少奇这番教导，也懂得共产党怎样搞农民运动了。后来他初到晋西北行署任上，就立即亲自批准处决了十个“地主恶霸”，其中包括他的表弟。由此可见，后来他的“大义灭亲”不是偶然的。

三、蔡家崖的“斗牛大会”

1946年之后，毛要准备夺天下了，于是重新拾起暴力土改这壹法宝。此时毛共完全换了壹付面孔，回到了它抗战前的真面孔。它决心首先将前抗战时期与它合作、包括毁家支持它的“开明士绅”们拿来开刀祭旗。

牛友兰在劫难逃。斗争牛友兰稍晚了壹些，是在刘少奇纠正土改“右倾”之后。据中共的报纸报道：1947年9月18日，中共晋西北分局书记李井泉在蔡家崖召开群众大会，李在会上说：“（必须）彻底平均分配土地……要彻底平均分配土地，就要先斗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随后召开了17个自然村500多人的大会，作斗争动员。会上决定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壹决定，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会上有两个贫农控诉了牛友兰剥削压迫他们的罪行。”

9月26日，“斗牛大会” 举行。大会开始前，召集骨干分子开预备会，商定斗争会的程序。李井泉对牛荫冠说：“妳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随即，李巡视壹番后离开了会场，留下他的夫人和秘书在现场“监会”。

因为是联村斗争，人很多。牛友兰被带著脚镣手铐，和其他被斗地主、富农以及壹些“坏干部” 跪在会场前面，跪的地方都铺上壹层“料炭”（ 帯棱角的炉渣）。牛荫冠也被安排坐在主席台上，结果壹个积极分子跳上台去把他拉出来，并向跪著的地主那边推。这时农恊主席制止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边？让他和农民坐在壹起。”牛荫冠幸免于难。（本节情节和引语出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12期《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斗争牛友兰的具体细节有关文章没有记述，只有壹句：“有人用成梱点著的香烧他的身体”，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斗争高潮的壹个节目是要押斗争対象去游街，立即有几个积极分子冲向牛友兰，把他按倒在地，把壹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孔，并喊：“牛荫冠，过来，牵老牛游街！”牛荫冠便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这时牛友兰吃惊地抬起眼望著他儿子，不觉揺揺头。牛荫冠立场坚定，不为所动，但刚壹使劲，铁丝就把牛友兰鼻翼下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很震惊，出现骚乱。参加斗争会的大多数人都知道牛友兰的为人和他对共产党、对抗日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他有好感，心里暗暗为他抱不平，这时他们起哄扰乱会场。主持斗争会的行署书记马林其实也对牛友兰同情，于是趁机命令给牛去掉脚镣手考，扶回监所。马林匆忙宣布斗牛会结束，但会场却越来越乱……

受尽折磨、侮辱的牛友兰回到监所后愤然绝食，三天后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欲绝的世界，尸体不知所终。之前，牛友兰鼓励家族人员参加八路军和共产党，他的两个侄女牛荫英、牛荫蝉为共产党献出了生命。他的侄子牛荫越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牛友兰死后被清洗回家后自杀身亡。

很快，“牛荫冠拉死老子” 的传言不胫而走。

但牛荫冠在“斗牛大会”上的表现，却得到李井泉乃至刘少奇的肯定和勉励。

后牛荫冠被调到晋绥分局党校学习。据当时的党校教育长龚子荣回忆，当谈及其父壹事： “牛荫冠同志表现得豁达大度”，“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正确认识”。 壹次他在支部会上谈到在那次“斗牛大会”被人推向地主壹边，却被贫协主席拉回来壹事时说：他当时“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看来，“党” 在牛荫冠心目中的确比他的父亲亲壹百倍，是他真正的“父母、祖宗”，他真正做到了“亲不亲，阶级分”。

群众还有另壹种“不服气”

但是那次“斗牛大会”风波却并未因为牛荫冠的“大义灭亲”而平息。就在牛友兰被儿子拉破鼻子导致骚乱之后不久，大会又起风波，原因是另壹个村的壹名被斗对象受到“不正确”待遇而引发群众公愤……

这人是木兰岗村的壹名二流子、惯偷。但因为其“成分好”，又对敌斗争“勇敢”，进驻木兰岗的土改工作组立即把他当作依靠对象。这人曾经因偷盗村里壹个富裕中农的东西，被主人当场抓住并挨了打，到了土改他蓄谋报复，公报私仇自己抓了那个富裕中农来斗，并下毒手壹下子就把这人打死了。群众对此事非常反感，但土改工作组给他撑腰让他打死人无罪，还想要让他当干部。可群众壹致反对工作组叫他当村干部的企图。

这时任木兰岗土改工作组长的是延安来的李佩芝，李系王若飞的老婆。据晋绥当地人说，这些延安撤来这里搞土改的干部特别左，特别厉害，当地干部又不敢得罪他们。听到人们对这个二流子有非议，李佩芝却为其打抱不平，说：“妳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了阶级界限。”

然而这个二流子确实不争气，他本性难移，不久手又痒了。不过这次他是去军区偷了壹匹布，让军队给抓了现行。这回李佩芝不好去求情了。于是这二流子也被作为“坏分子”押到会场。就在牛友兰被押回去之时，李佩芝端著碗给这二流子送饭来了。木兰岗的群众正想要斗这个老窃贼，壹见李佩芝给他送饭，气不打壹处来，拦住李纷纷质问，李佩芝说：“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然后又是“不能模糊阶级界限” 那壹套。群众不服，围住她讲道理，壹致要求惩办窃贼。大会主持之壹、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林赶来解围，为李佩芝帮腔。人们与之理论，人越聚越多，火气越来越大。李井泉得到消息，命令工作団壹定要劝说群众离开会场，斗争会也不开了。但人们久久不肯离去，直到半夜下了壹场大雨，才被迫散去。

看来刘少奇的说法不太对，流氓参加农会不壹定会变好，有的反而变得更坏，因为做坏事受到纵容、鼓励。

（以上取材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1期智效民文《土改中的蔡家崖“斗牛大会” 及其他有关文章）

余音

牛友兰事件绝对不是孤例。牛友兰的同乡好友刘少白也是在抗战中被中共封为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而在后来的土改中被作为“化形地主”虐杀的。还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原来也很“开明、进步”， 大力支持共产党， 叫儿子刘武雄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刘象坤照样不能幸免，当地组织了八个自然村联合起来斗争他，斗争会刚开始不久，刘象坤就被活活打死了。这时，他在晋绥行署工作的儿子刘武雄也被开除回家。刘武雄听说正在开会斗他父亲，他来不及回家便赶往会场赶，可到了会场刘象坤已被打死了。为了表明自己与地主父亲划清了界限，或许是发洩受父亲连累被开除回家的愤恨，他从民兵手里夺过壹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狠刺了两刀。

这类事件当时并不是新闻。浙江温州离休干部许岳林看到有关牛家父子事件的文章后，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写信补充了两则类似事件：

亊件壹：浙江著名开明绅士陈达人，乃永嘉县郭溪宋岙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37年抗战开始，陈达人便积极支持共产党，当时中共浙南根据地向他寻求帮助，他要钱给钱，要粮筹粮，要布匹、子弹陈都壹壹照办。他家还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站，“客人”们常年往来陈家，陈达人都好菜好饭歀待，他还鼓励子女参加新四军。1949年5月，温州的国民党驻军叶芳起义，陈达人从中起了极大作用，为温州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陈达人还长期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这壹切，当地共产党领导人都了如指掌。然而1950年的镇反运动中，在没有征求原浙南特委或地委意见的情况下，当权者就把陈达人抓来，不由分说就当作“反革命” 枪决了。行刑前，当地数十名群众跪地哀求枪下留人，当局竟视而不见，不予理睬。

亊件二：另壹名牛荫冠式的人物叫黄德焕，乐清县人，黄出身工商地主家庭。其父黄庆梅在1951年土改中被当局列为“必杀对象”。黄德焕早已参加共产党，当时身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参加斗他父亲的大会。为了表现自已立场坚定，在批斗黄庆梅的大会结束时，黄德焕主动要求对其父行刑，他将其父押到场外，亲自开枪，父亲顿时脑袋开花。

大概因为表现好，黄德焕后来调入乐清县公安局，爬上个科长之位。可是在反右派运动中黄仍逃脱不毛泽东的陷阱，被划为右派分子送浙江龙泉河村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6月11日中午休息时该农场监舍突然起火，在场狱警子弹上膛不许劳教人员破门逃命，结果活活烧死200多人，其中包括黄德焕。知情者说，黄德焕死得很惨，他没有立即毙命，全身烧伤，连阴囊都烧掉了，日夜痛苦号淘，无人理睬，直至数天后活活痛死。人们谓之“现世报”。

我国儒家伦理推重“孝道”，中国历代帝王也都宣称“以孝治天下”。民间则把是否孝敬父母作为评价壹个人的品德、为人的基本准则。应该说这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壹个人如果连生身父毌都不理、不认，甚至残忍地杀父弑母，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能指望他能信守为人之道吗？从这壹点来讲，宣称要与“壹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比封建主义差得太远，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而毛泽东提倡的“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等等，更是禽兽的“理论”！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毛在娴熟地玩弄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两面三刀、揩鹿为马等等卑鄙无耻的勾当时，是那么坦然，那么理直气壮，还那么得意洋洋。原来此人根本没有人性，非人类，而且实在连禽兽都不如，因为禽兽也有舔犊之爱、反哺之情。中共选择此人当领袖，能做出什么事便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在其《毌亲韦君宜与“思痛录”》 壹文中说到：“母亲告诉我，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壹切，但是没想到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已的良心……”韦君宜不肯丢弃“良心”，没有被彻底改造好，所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反悔了”，不再相信毛主义、马克思主义了。

而牛荫冠、黄德焕们却被“改造好了”，“良心”没有了，人性也拿去喂狗去了。

《圣経》中有云：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会有什么益处呢！这话真该问问牛荫冠们。

牛荫冠还算幸运，用万贯家财和父亲的性命换得壹顶共产党的壹顶乌纱，活得不错。而黄德焕、刘武雄之流，虽然被“改造好了”，却得不到主子的认可，结果连狗命也丢了。

关于“毛主义”的概念及其对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其实，即使按最低标准，毛泽东的那些东西，也构不成什么 “主义”，因为任何主义起码得有壹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实施纲领等等。而毛主义没有这些，毛主义中有些东西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成贩运过来的；有的是他在“中国化” 过程中添加的壹些私货，即他为达到造反夺权目标和夺得政权后巩固统治的手段、方法、措施。所以，它（毛主义）基本上是壹些行动计划、实施政策、方法、应对策略等的大杂烩。几篇稍有“理论”色彩的东西（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也多是东拼西奏的大杂烩，或拾人牙彗加上自已壹点解释，而且，据现在揭露，其中很多是他人捉刀代劳被毛据为己有的。据最近的权威披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1995年6月给中共中央的联合报告中认定，《毛泽东选集》1——4卷收入的壹百六十多篇文章，只有12篇系毛亲自草拟，另有13篇经过毛的修改，其余皆为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康生、陈伯达等）以及其秘书、办公厅文秘班子所操刀，毛只是署上自已的大名，或者宣读壹下。所以，毛本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版权。且不说这些些东西有多少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只说毛这种大言不惭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行为，就是历来文人所不耻、所鄙薄的。毛之为人和品格从中又可见壹斑。

毛主义的另外壹大特点是它形成文字的东西与实际所作所为并不是壹回事，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南辕北辙，有的则是只做不说（如土改中的残酷杀戮），或只说不做（如公开宣传中给予人民的民主自由等），所以光看它的文字是绝对不行的。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来概括和形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庻几更接近事实。在形式上，毛主义只是壹些讲话、电文、指示，评论的堆积，全是现炒现卖的货色，谈不上什么系统性、理论性。

鉴于上述，笔者曾想给它下壹简明的定义，但感到很难办，只得放弃。当然，这不等于不能给其以简单概括。有西方学者认为毛主义是壹种激进的、带有强烈唯意志论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这有壹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准确，而且也有点自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毛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能兼容）。倒是毛自己宣称的“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 有几分接近其真谛。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以补充为：打著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吸取秦始皇专制皇权主义精华的当代封建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大骗局。就毛的实际所为来看，他追求的是壹种没有皇帝名号的帝皇独裁专制制度，其要实现的政治目标是在其铁惋统治下统壹著装、统壹行动、统壹思想、平均主义加政治等级特权（对民众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统治阶层享有等级特权）的现代奴隶制帝国。毛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短暂建立起了这种国家雏型。

综上所述，我们称其为“毛主义”实在是抬举了它，高看了它，也许借鉴托洛茨基、铁托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用于评价毛主义更为贴近，托氏认为：斯大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主义，它只不过是壹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混合）。斯氏的另壹政敌、南斯拉夫共产党头头铁托则综合地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是官僚集权的暴力专政，在经济上是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教条主义理论的专制垄断，在国际关系上是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实质上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些，与毛主义大致不谋而合，或者说它与斯大林主义最为相近。但是，与斯大林主义相比，毛有许多“中国特色”，它更多地吸收帝皇专制统治的思想、方法、制度，更多地采用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术、势统治手段，更善于运用历代农民起义笼络民心的骗术。所以，它比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更加虚伪、更加狡猾、也更加恶劣。具体地看，它与斯大林主义大致有如下不同之处：

其壹，斯大林仍然崇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必须建立相应的物质基础，才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因而按照常规方式发展经济和工业。而毛则完全否认壹切客观规律，认为政治思想、主观意志，加上上层建筑的革命可以决定社会的前途和模式。鼓吹越穷越好，“壹穷二白” 最利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庆幸“中国有幸没有经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经济上除了延续斯大林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之外，更釆用主观狂想的“人民战争” 的方式，企图在壹夜之间跨入所谓的共产主义。

与上述相对应，毛大力宣扬“精神万能”，“精神原子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战无不胜”等等主观唯心主义货色。

其二，斯氏仍然重视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俄罗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家、艺术家仍然受到尊崇，国家推行精英教育。而毛出于对文明的本能仇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必欲彻底摧毁而后快，还要消灭世界上壹切所谓“帝、修、反” 文化。毛壹贯仇视、污蔑、压迫知识分子。试图破坏既有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将大学“工农兵化”。 与此同时，颂杨贫穷和愚昧，说什么“从历史上看，总是文化水平低的战胜文化水平高的。”“读书越多越蠢”，“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不过他自己例外，他既是高贵者，又是最聪明者，战无不胜。）

其三，斯氏只是在党内打击、迫害政敌，在其进入“社会主义” 之后，宣布已消灭了阶级。毛则宣布要永远、不停顿地“继续革命”，对全体人民进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对全民进行思想改造，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

其四，斯氏虽然也是实行帝王式的独裁专制，但没有全面继承沙皇制度的打算，也没有建立“家天下”的举措。毛则公开热衷和学习封建帝王，自比中国第壹暴君秦始皇，鼓吹学习秦始皇的“政制” 及其统治基础的法家思想和理论。更为恶劣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毛回归到了历代帝王“家天下”原旨，试图将“皇位” 传于其夫人和侄子。表现了其传承封建君主制的强烈愿望。

其五。毛的私生活和个人品质比斯氏更恶劣。毛虚伪、狡诈、毒辣、残忍较斯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其荒淫、贪婪、腐化则为斯氏所望尘莫及。

综而言之，以毛统治带给本国人民的伤害而言，以其致死人数之多、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而言，毛都在斯大林之上。就是二十世纪另壹个世界级恶魔希特勒，除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毛所不及之外，其他各种恶行、劣迹较毛都望尘莫及。希特勒的壹大主要罪状为排犹、屠杀犹太人。而毛则热衷屠杀本民族的“阶级敌人”，其致死人数远远超过希氏。在杀人和迫害人民方面，毛堪称前无古人。

毛主义既是壹种不成体系、不上挡次的大杂烩，但它却有其他“主义”和理论所不及的特色，就是它通体都被用谎言和伪装包装起来，所以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它的实际所为与它的文字表述往往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仅仅以文字或毛的言词来判断、认识毛主义不可避免坠入上当受骗的陷阱。只有深入实际、了解其所作所为才能窥见其庐山真面目。

在毛主义所有理论、行为中，对民众、对国家影响最大、最恶劣的是毛氏“阶级斗争”学说及其实践。“阶级斗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近百年共产主义祸害之源。然而毛对马氏的阶级斗争理论又大有发挥、发展，在执行中有更恶劣的创新。下面，我们就毛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最主要的新 “贡献”，作壹简单述评。

壹，无限扩展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的外延和内涵，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并变成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目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壹定阶段的产物，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以后，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与资产阶级即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壹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壹段时间内的临时过度性措施。所以，即使斗争性特强的斯大林，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宣布苏联的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苏联已经将阶级消灭了。到了六、七十年代，苏共则宣布其己成为“全民国家”“全民党”。

毛泽东则不然，他在其统治巩固之后，依然要大搞阶级斗争，并且越到后来阶级斗争似乎越尖锐，越激烈，以至成为他治囯的“纲”，须臾不能离开的“空气和水”。其实这只是毛的谎言和障眼法，毛的真正想法是：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他的很多政策措施将难以推行，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和国家内也难以建立并巩固其绝对的独裁统治。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人人恐惧的“壹把刀子”，只要挥舞这把刀子，人们就得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他的政策就通行无阻，无往而不胜，他本人也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严历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宣称阶级斗争“要搞壹万年”。为了使这种永远的阶级斗争具有“理论性”，毛先拿哲学上的“合二为壹”开刀，强调任何事物始终、永远都处在矛盾、斗争的状态，矛盾和斗争是壹切事物的主要形态和主导方面，矛盾的统－则是短暂、相对的。矛盾争斗是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存在和发展之前提。然后提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发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的口号，让全国人民永远生活在“以阶级斗争”的恐惧旋涡之中。

提出了要将阶级斗争永久化、常态化的“理论”以后，进而要解决阶级斗争的实际对象问题。毛认为，已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心不死、人还在，是首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的破坏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等则是新的阶级敌人，而且形势的变化，这种新的阶级敌人会层出不穷，永不消失。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部来，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于是，各种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成为新的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

毛又发现，亊情还不止此，从宏观上讲，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小生产者、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有壹种“自发”（自发者，发乎本能也）走资本主义的倾向；还有城镇的各色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也天生地具有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愿望。至于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可以说，放眼望去，处处都是现实或潜藏的“阶级敌人”……

当苏联出现赫鲁晓夫掀起的反斯大林运动后，毛又祭起 “反对修正主义”的魔仗，并把“变修”作为毛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险。于是，反对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抓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成了毛政权最紧迫、最重大的任务，成为最现实、最危险的阶级斗争。毛还发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斥著所谓封、资、修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激烈而又危险。而埋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私”字，也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敌，凡此等等，都在广义的阶级斗争之列，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的矛盾。

总之，阶级斗争不但成了了革命的常态，进而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本身，革命的目的。

于是，毛把他统治下的中国便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

二、偷梁换柱，以“穷人”取代“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

谁都知道，马克思所谓的无产阶级，是指近代工业革命产生的与现代机器生产相依存的产业工人，亦即产业工人阶级。然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这种工人在中国为数很少，而且他们是脱下农装不久的农民，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自我意识。苏俄共产党来到中国，将中国壹些知识分子组建成中国共产党，硬说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便想依照苏俄的方式在中国的大城市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但事实很快证明行不通，失败了。

毛泽东比他的同行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根本就不相信依靠这些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从小熟读中国古代农民造反小说，后来又研读中国帝王历史的毛泽东，很早就认定，只有走传统农民造反之路，依靠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才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毛于1927年，毛在其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被当时社会各界认定的那场“痞子运动”，“惰农运动” 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发现，“那些从前在乡下踏破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四业不居的，以及“外出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当盗贼的”，才是革命的主力，也就是共产党造反夺权的依靠力量。这次考察奠定了毛主义的基础。从此，这些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为社会的“消极、腐朽部分” 的流氓无产者，便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和共产党的骨干。在另壹篇毛主义的奠基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依照人们的财产和生活状况划分阶级，把农民中的贫雇农（后来又加进下中农）当作无产阶级的最可靠同盟军，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人是小生产者，或曰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然而这正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坚、依靠力量。毛在造反夺权阶段，打出的口号是：“穷人打天下坐天下”。宣称 “越穷越革命”， 共产党就是“穷人党”。

由此可见，毛及毛共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与传统农民造反并无二致；毛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就是传统的农民造反军，他建立所谓“人民共和囯，实质上是封建帝国的的翻版。而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过是分裂社会、各个击破，以便分而治之的手段。

三，篡改马克思关于阶级的涵义。以单纯的财产占有状况作为阶级划分标准，并使“阶级“政治标签化，固态化，血缘化。

毛泽东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已经明确将人们的财产状况和生活状况作为划分阶级的唯壹依据，同时作为政治上划分敌、我、友，左、中、右的依据。后来，中共基本上遵循毛在此文中提出的方法对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成分）的划定。并且把动态的阶级概念变成固定的，永远不变的政治身份的标签。为了简便，毛的阶级成分划分“壹劳永逸”，建国初期在土改运动（在城市是所谓民主改革运动）中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终身不变的政治符号、人们政治等级的象征。为了不使阶级斗争失去“靶子”，不让“地主”等剥削阶级消失，还把土改时的阶级成分代代传，地主的子孙继承地主的“帽子”，成为永久的“贱民”和专政对象。在现实中，“地主” 虽然早已壹贫如洗，并长期从事最低贱、最艰苦的体力劳动，遭受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却始终是“剥削阶级”； 反之，己经高官厚禄，享受各种特权，生活奢侈，行为霸道，并役使无数奴仆的红朝新贵， 却仍然厚颜无耻号称“无产阶级”。为了使自已的残暴统治永久化，新统治者又创造了“红五类”、“黑五类”等“新种姓制度”，完成了由“阶级论”向“血统论”的蜕变。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的这壹切做法其实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而却是封建社会乃至奴隶社会的传承。只有扯上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才名正言顺，只有欺骗并愚化民众，才能让新王朝巩固，因而推行空前广泛而残暴的愚民政策。后来毛情不自禁道出了他的统治的精髄，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算是“酒后吐真言”。

四，抛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并且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制造高悬于全体民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是毛在发动整风——反右运动前夕发明的壹种“理论”。它的背景是，赫鲁晓夫1956年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报告之后，同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人民起来要求民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遭到苏联占领军残暴、血腥镇压。事件虽己平息，但极大震惊了毛及中共领导层。毛看到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强烈不满，特别感受到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全民抗争中所发挥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更加剧了对知识分子的仇恨和恐惧，于是未雨绸缪，决心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之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蛇岀洞”，然后“聚而歼之”，壹网打尽。毛抛出这个“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及其相互转化”之说，就是为了对知识分子实施“引蛇出洞”后再行镇压所预作的理论准备。

毛的这个所谓理论的玄机和陷阱主要是他抛出的“人民”和“敌人”的概念。按照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说法。“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壹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壹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是由谁来判定，谁来实施、谁来监督。对此毛故意语焉不详，留下陷阱。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划分和认定完全由各级共产党组织乃至各级、各单位的领导人来认定、施行。毛本人则带头示范，在运动后期，他把在整风中响应他的号召给共产党和领导干部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通通打成“敌我矛盾” 、“ 右派分子”。说这些人由于“恶毒攻击共产党”，他们与“党和人民”的矛盾的性质己经发生了变化，由“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 ”。于是，“右派”便成了敌人，专政对象，被列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后，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五类分子”，成为毛帝国永远的罪人。

反右运动的演练使人民群清楚地看到了毛那把高悬于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这两种矛盾相互“转化” 之权操在当局之手，任何人的任何言行，都有可能被当权者认定为“反动”而被打成“敌我矛盾”，变成“阶级敌人”，成为毛帝国永远的奴隶和贱民。

毛的这个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大大扩展了“专政”的范围和威慑力，无限扩张了共产党和政府的镇压权力和随意性。这也是毛破坏法制、推行人治的重要步骤。本来，在任何正常国家，判断国民的言行是否有罪，唯壹的根据应该是宪法和法律，并通过法律的程序和途径认定。毛抛出的这壹理论后，各级共产党组织和单位的领导人随时都可把他们不满的人打成“敌人”。毛把共产党的“民主”、“ 法制” 外衣剥去殆尽，将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

五、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和“全面专政”，将阶级斗争和扩展到生活和思想的壹切领域。

当公开的、法定的阶级敌人经过反复、不停顿的打击、杀戮之后，已为数不多，而且老是“炒旧饭”，也容易使人有厌倦疲労之感。毛于是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对象，新领域。此时，他发现对他的统治的真正威胁主要来自党内，于是将党内斗争也纳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范畴，名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了制造借口，毛不断发出党内已经形成了 “新的资产阶级”、“ 官僚特权阶级” 等叫嚷，甚至在内部发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的警告，为发动文革打倒“走资派”制造舆论。

毛把党内官僚称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划分阶级的原理，开创了以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划阶级” 的先河，后来又以此为依据，将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当作阶级敌人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为了把政治斗争伸引为阶级斗争理论化，毛及其御用学者提出“继续革命论”， 即，随著形势变化要不断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发现新的阶级敌人和新的阶级斗争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而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的理论，把“破四旧”、“立四新”、“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乃至“斗私批修”都划入了阶级斗争新形式、新动向 ，这样，不仅党内斗争、而且全民都成了“全面专政”的对象。每壹个人的思想、行为、生活、习惯，都可以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从而实现对全国人的“全面专政”。 可谓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了“顶峰”。

六、毛在阶级斗争形式上的创新：运动治国。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搞“运动”并非毛所发明（也不是马克思所发明），但是，将“群众性政治运动” 作为壹种政治斗争手段，作为治国安邦和进行极权统治的基本方式方法，则是毛的创造发明。

在中共活动的早期，它搞“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都是从苏联学来的，主要是“土地革命”，“肃反”，前者是动员群众向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等进行斗争、杀戮，洗劫；后者则是在共产党“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残酷的清洗和派系斗争。把这两者初步结合起来的是毛在延安搞的整风运动，在那场具有开创意义的运动中，毛把公开的群众运动与专门机关的肃反结合起来，把上层的权力斗争和对知识分子、普通干部的改造结合起来。他采用恐怖暴力方式既臣服了党内政敌，又将所有党员、干部打造成为自已的驯服工具，取得了空前成功。从此，毛对这种所谓群众牲性政治运动情有独钟，建国后发展成为阶级斗争和治国、治党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经过不断实践、探索，这种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后来走向程式化、固态化，具备了壹些基本程式和特点：

壹是，超越正常的政策和法律界限，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在政治运动中，毛强调要把政策交给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并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就是利用部分群众即运动积极分子的愚昧、投机和政治狂热，去干那些按正常情况不允许、不能干的事，如揪斗、拷打、抄家甚至随意杀人，它充分实现了毛壹生所追求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理想，体现了毛的政治流氓的本质。

二是，胁迫、捆绑群众，共同犯罪。毛所谓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治运动的主人，实质上就是以暴力为后盾将广大民众裹胁、绑架去共同犯罪，就是假“群众”之名，行毛的暴政之实。假如因为运动制造的血腥暴力和其他丑行在社会上、国内外引起公愤，当局则将罪责推给“群众”， 说成是“群众的自发行为”，“群众义愤”等等，为当局开脱。这是毛狡诈的政治权术之壹。另外，从本质上考察，所谓群众性政治运动实则是毛将其战时的“人民战争”体制引入和平时期的统治方式之壹例。

三是团结多教、打击少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原则。毛强调每次运动打击面不超过参加运动总人数的5%，团结另外的95%，从而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是毛对全体人民实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诡计。但是，由于毛的政治运动是无限的，接连不断的，每次5%，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叠加起来会是多少？实际结果便是，除了毛的少数亲信、死党之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运动的整治目标，这次运动中的依靠对象，下壹次可能就成为打击对象。最后人人自危。人们由此对运动产生了普遍的厌恶和恐惧感，毛主义也就临近破灭了。

另外，形成了壹套运动的基本程序、规则，大致是：首先是宣传动员，造舆论；继则成立运动的领导小组，发动群众、学习文件；接著开展广泛的自查、坦白交待；再是相互检举、批斗，人人过关；然后集中力量斗争运动的重点、主要目标；最后宣布对运动中的重点对象的审查结果和处理决定。

为了不使运动流于形式、走过场，毛还亲自下达运动“指标”，甚至下达关、管、杀人数的比例或絶对数。各级领导、走狗和爪牙为了立功，往往要超额完成这些指标和任务。

政治运动的对象有以单项内容或以特定人群为目标的，也有以综合性内容和以全民为目标的；有所谓人民内部的改造，也有标明是对敌斗争。运动发展的极致和集大成者，是毛最后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规模空前运动有不同于以往运动的特点，因为它将党内“当权派” 作为打击重点之壹，因而釆取“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特殊方法，实际上成为毛及其少数心腹打击政敌进行暗箱操作的壹场阴谋活动。还因为运动造成了社会秩序瘫痪，毛不得不依靠军队维持其权威和秩序，并动用军队对群众进行残酷镇压。总之，这场运动达到了玩弄权术、无法无天、惨无人道等方面的“顶峰”。

毛自恃其有强大的暴力作后盾，和自以为高明的策略，以为他的政治运动无往不胜，可以永远搞下去。但最终应了那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所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毛的“滑铁炉”。毛死后不到壹个月，那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毛的旧属联合起来，把在文革中掘起的毛的嫡系传人壹锅端了。正宗的毛主义就此绝宗。邓小平上台后，宣布再不搞政治运动。虽然邓并未完全兑现他的承诺，但“运动治国” 总算就此终结了。

        附  关于毛式阶级斗争的若干案例

附壹:  

     壹个家庭“阶级敌人”的由来

按：此文原标题为《我家的阶级敌人》，作者张安，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五期。转录如下。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壹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入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先说母亲。母亲丁氏，1912年出生在云南省砚山县壹个穷山村的农民家庭中。外公是个自耕农。家有二亩黄土地。由于会切点烟丝卖，跑点小街子生意，温饱还能过去。外婆是个持家勤俭会帮外公做些农活的小脚女人，所以我妈从小也被缠足，也养成了会帮助外婆做家务和做农活的好习惯。母亲嫁给父亲时，父亲和祖父是会做人工面条的手工劳动者。家务活全由母亲包做了。祖父曾对我说，我曾祖父初逃至砚山时是帮人挑大粪的雇工。由于后来学会了做人工面条，温饱生活也算过得去。所以，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到了1951年全国最后壹批土改在大西南边远地区进行时，我母亲竟意想不到地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地主”。这究竟是怎么壹回事呢？
   原来，父亲在1947年就病故了，只留下壹间空房子和二亩雷响田。缠足的母亲带著9岁的我和壹个4岁壹个2岁的弟弟，没法自耕。于是，为了活命，有亲戚介绍，把二亩雷响田租给壹家姓肖的银匠家。年租为四挑谷子，约四百来斤，只够壹个人壹年口粮。其余不足是靠亲友接济壹点，母亲又帮人缝补浆洗衣物，饱壹顿饥壹顿地苦度时日。三弟生病无钱医治病死后，靠父亲生前的壹个好友帮助，我才勉强得以读完小学五年级。
   1948年到1949年间，我大舅和老叔分别参加了滇桂黔边纵红军闹解放，母亲曾暗暗帮助他们缝补衣服和做红军帽，盼望早点解放能过上壹天好日子。1949年底解放大军从广西到云南，母亲和四叔还积极参加迎军工作。到了1950年云南全省解放，我已是新办的县壹中的初壹的学生了。那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并向我们宣传土改的伟大意义。学校又组织我们观看影片《白毛女》和苏联影片《女拖拉机手》。拖拉机隆隆地开在田野上，多美好的集体农庄啊！我在心里欢呼著，盼望土改早日成功。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盼望有壹天也能过上集体农庄的生活。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有天吃过晚饭我从土改工作队（那时我们中学生只参加做登记填表的工作）回到家中时，母亲含著泪把壹块“地主”的黑牌摆在我面前。顿时，我眼前发黑，如五雷轰顶，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预料，壹场可怕的灾难已经降临到我家了。我和母亲壹同看看这块黑牌，相对无言地流著伤心的泪水。壹会儿我问，我们家田少，又无劳力，怎么会划为地主呢？母亲流著泪说，他们说我家出租田已满三年，刚够地主条件。又说如果不认，就跪砂子……我妈害怕，只得认了。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红军校长，他懂政策。我安慰母亲说，我去告诉我们红军校长去，也许他能帮我家改过来。于是，我立即回到学校找他反映实情。红军校长叫赵林，昆明人，是个才二十多岁的革命学生。听完我的哭诉后，他脸色为难，只说，少先队员要站稳阶级立场（此时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只要划清界限，将来还是有前途的。又安慰我说，妳回去告诉妳母亲忍耐壹下，过了五年后，大家都壹律平等了。我牢记住红军校长的话：划清界限，耐心等待。但是，从此我不敢回家，我不忍看母亲的眼泪，我害怕我心太软而会失去阶级立场。
   大约过了壹个月，壹个更坏的消息传来了。壹个好心的亲戚告诉我，我妈被打斗得遍体鳞伤被抬到医院抢救去了，快要死了，劝我去看母亲壹眼。我问母亲是怎样被伤害的，那个亲戚告诉我说，是我那老婶害我妈，说我妈还藏有金条。土改队当然相信了。实际上，父亲过世后我家就壹无所有了。母亲只是不吭声，任他们打斗。因为说“有”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拿金条子？说“无”人家根本不相信，叫我母亲在四脚板凳上站著，不说“有”就壹脚把板凳踢倒，母亲就摔在石头地板上。倒下后又拳打足踢，重新提了站在四脚板凳上。就这样，反复斗了三天，直到母亲最后提不起来，翻白眼为止。亲戚又说，干这个事的人是从外县来的壹个无业游民，好心的乡亲们并没有动手。
   听完了好心亲戚的陈述，我这天真的无力的少年，心里只会产生伤痛。去看还是不去？又让我陷入两难选择。去，我能做些什么呢？说不定还有阶级立场问题。不去，对母亲的无助与痛苦的冷漠，做儿子的岂不是太残酷与自私了吗？思虑再三，我唯壹的选择还是去找我的红军校长去，因为我那红军的大舅和老叔为了自保，早就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我把情况向红军校长哭诉后，他的眼睛里透著同情与无奈，只悄声对我说，去吧，但不要让别人看见妳。当晚，我偷偷地跑到医院从窗外看了母亲壹眼，只见她的鼻孔里还插著氧气管，还没有死，我伤悲的心情稍有缓解，悄悄地返回了学校。
   又大约过了六七天，壹个更大的噩耗传来了———我母亲死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表娘说，我妈是死在老叔家的牛厩中。尸体被好心的亲友们用几块木板抬出去埋在父亲墓旁去了。壹个清清白白的农民女儿，壹个劳动妇女，壹个含辛茹苦的母亲，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我妈死了，壹个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了。我们兄弟俩还是儿童，我的“阶级立场”又很坚定，应该算清白了吧？不然。每个政治运动都要把我们审查，使我们受侮辱，还监视我们有没有“翻案”的言行。我老实接受改造，靠拢组织靠拢党，都有人说这是“假的”，“本质未变”。就是在批准我入团的政审结论中还说“对家庭出身的本质认识还需要继续进行”。
   改革了！开放了！落实政策了！从此，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了。1980年有壹次碰到了当年的土改片长周树森，问及我母亲错划“地主”之事。周无奈而痛苦地说：“张老师！那时我才十八岁，我懂得什么呀？妳看，我也被打成阶级敌人了！”说后他也泪流满面了。周土改后提升为县银行行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为给县委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劳教了二十年几乎饿死。1984年壹个离休的红军叔叔李凯，劝我说壹齐去找当时的贫协会员要为我妈作证。找到了已当了副县长的李从恩，他是我们小学同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上边还没有落实土改错划阶级的政策，现在大家都壹样平等看待了；说句本心话，当时我是贫协会员，去没收地主浮财时，十有八九家都是“穷斯辣拐”的。我以为这位副县长说的倒是实话。至于扩大化的实情如何，则有待进壹步落实。
   历史翻过了新的壹页。1951年大西南边疆的“土改”与1947年康生在晋西北搞的“土改”何其相似？与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曾彦修（他当时是康生部下）在《炎黄春秋》2009年2期中讲述《才德反差的康生》揭露的康生在晋西北搞出来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壹脉相承的。康生的经验是在贫穷地区无中生有，搞出“变相地主”来，达不到条件不管，只要挖出“地财”来就是胜利成果。到处打人、吊人、跪砂子，不知道打死打伤多少人。康生在“文革”中故伎重演，又不知整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康生之流从苏联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所谓“革命”，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民怎么会知道呢？
   以下简说我家其他的所谓阶级敌人：
   外公，丁有福。有壹亩左右雷响田，二亩左右山地，壹生勤劳自耕，因为照顾比他们更穷的壹个亲戚，农忙时请（人）来帮几天忙，就被诬为“请长工”，错划为“富农”，外公于1959年饿死。
   岳父，胡宝凡。从小跟父亲做小生意，读过几天老学。后来在乡小学教书，不够壹家生活，开了壹个小糕点店，才维持了壹家人的温饱。家中无土地，他弟弟也参加红军，不知为什么划为地主。据说是乡下有个亲戚借了点儿钱还不出，每年挑几担包谷来（顶债），于是成了收租地主了。
   四叔，张珍禹。解放前当过半年卢汉队伍的文书上士（只是个兵）。1949年爷爷怕事，叫他回家。他积极参加迎接解放军的工作，被指定当大组长。不料在1951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四年。但实际上劳改近三十年，积劳成疾而死。
   老叔，张珍棋。19岁参加边纵红军游击队，中共党员。解放后曾在县税务局工作。因年轻时曾与壹个街坊朋友交为“把兄弟”，后来这个朋友被捕，老叔与这个人纯属朋友关系，但因此而受牵连。1958年没有任何证据，以“把兄弟”为地方坏组织为由，把老叔内定为“坏分子”而清理回家。1959年讨饭，积郁成疾而死。
   本人，学校分配参加工作。1957年，县委动员帮助党整风，我因写了壹张大字报《您的婴儿向您呼喊》，内容是请团县委关心壹下基层组织的团员们的思想工作，因此被内定为“右派”，内部监督使用。1958年我因积极参加昆明师范附设函大中文系本科学习，成绩优秀，单位批判我“走白专道路”。1960年，我壹个小小中学教员，又不知“庐山会议”为何物，单位又以“思想右倾”为由把我当做典型开大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我跟著报纸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因此又受到大会批判为“漏网右派”，并把我关进“学习班”反省批斗半年。
   由此可见，极“左”的肆虐在底层对壹般人的伤害是何等深重，何等残酷！那些极“左”而又无知的先生们，又何曾承担半点责任呢？

  （作者为云南省开远市教师进修学校中专高级讲师）

附二：

     毛泽东壹手制造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假案

  胡风事件，本属于文艺界内部派别之争，胡风上书对文艺工作提出意见，这在任何时代都应属于正常、合法之举。可是却出人意外地引起毛泽东雷霆震怒，将其弄成壹宗全国性“反革命集团”大案，还由此引发了壹场全民“肃反”运动。由此可见，胡风事件在毛的“运动治国”链条中所处的重要位置，由于毛已经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因此，我们将此案放在毛的阶级斗争运动中附述，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罕见的毛的办案方式，以及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真相。

  壹、胡风其人和胡风问题的由来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早年曾就读北大和清华，1922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加入日本共产党。后因组织左翼文艺团体被日方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初任宣传部长，继而接替茅盾任左联常务书记。1934年，因被误传为“内奸”，愤而辞职，成为自由的职业作家。胡风的态度与当时的鲁迅对左联的亦敌亦友、貌合神离相吻合，二人个性亦近似，因之胡风对鲁迅极为崇拜，并积极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众文学”口号，与左联的幕后操作者中共的文艺官僚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相对抗。从此胡风被认为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和助手，鲁迅亦视胡风为知音，二人间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关系。同时，胡风也和以周扬为代表的中共文艺领导（中共中央文委）之间结下怨仇。后来，人们将这对立的两派分别称为“鲁迅派”和“周扬派”。

  但是，当时中共的文艺战线领导人还是要拉拢鲁迅，目的是利用鲁迅的声望特别是其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壮大左联的声势，鲁迅被推为左联主席，但只是个名誉领导人。左联的实际领导权操纵在中共党员周扬等人的手里。鲁迅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也十分不满。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都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鲁迅在给胡风的壹封信中向胡倾诉了自己的尴尬处境：

 “以我自己而言，总觉得缚了壹条铁索，有壹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抽打我，无论我怎样使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不得已时，就撒谎。妳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此信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是3卷第543页）

  由此可见，鲁迅对胡风的态度与对中共左联领导者的态度有著180度的区别，无怪胡风获得“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称号。后来，鲁迅公开了对“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讽骂，而这“四条汉子”都是中共中央文委委员，左联的实际操纵者。特别是周扬，壹直深得毛泽东的宠信，是后来延安整风负责知识分子和文艺界整风的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毛的重要助手。延安整风以后周扬成了毛领导文艺的代理人，文艺界“党的领导”的化身。可见，如鲁迅不是早死，与周扬、进而与毛的矛盾和“翻脸”是不可避免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罗稷南曾当面问毛：假如鲁迅还健在现在会怎么样？毛也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牢里继续写他的。（此事详见后文有关章节）

 从上面我们看到鲁迅对胡风和周扬迥异的态度中，可以肯定，胡风是鲁迅真正的传人，也是鲁迅与周扬等人斗争的继承者。不过，此后胡风犯了壹个致命的错误，或者说是他壹生悲剧之源，就是他轻信了毛泽东对鲁迅肉麻的、别有用心的、天花乱坠的吹捧。鲁迅死后壹年，毛在延安纪念鲁迅的会上便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后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不惜血本”将壹大堆无以复加的“高帽”奉送到鲁迅头上，居然把鲁迅吹捧为前无古人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等等，几乎把能搜索到的最肉麻的字眼都用上了（由此亦可见毛的泼皮无奈式的无耻）。这当然使胡风这个自诩为鲁迅生前的“左膀右臂”，死后的“最忠实的传人”异常高兴，从此奠定了他投靠毛的思想基础。他后来之所以敢于与周扬代表的“党”的文艺领导唱对台戏，最后敢于向毛共中央上“三十万言书”，都是凭的“鲁迅忠实传人”的身份。胡风理所当然地想：不管怎么说，自己是鲁迅的继承者，就算毛不给他面子，也会顾及到鲁迅的面子吧，何况，他自已对毛泽东是真心拥护的，他反对的只是周扬等少数人的文艺思想和领导文艺工作的霸道作风，这难道会有什么错？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向中央、向毛贡献上他的“三十万言”书。

 可是胡风完全错了！错就错在他以为毛泽东是真的赞扬鲁迅，真的要继承鲁迅的文学路线和文艺主张，胡风把毛这个绿林枭雄和“革命”巨骗当做了开明君主，当作了文化上的“同道”、“知音”。

 其实只要冷静、仔细观察壹下毛的所说和所为，就可以看清楚毛这个文化骗子和政治流氓的险恶用心和真实面目。如前所述，在30年代前期和中期，以周扬为首的中共文委与鲁迅之间曾经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和冲突，鲁迅曾经直斥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的丑陋行状，也因为如此，后来周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才跑去延安。在延安周扬很快发现毛正是他心仪的中共领袖，对毛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从此甘愿充当毛在文化领域的帮凶马前卒。而毛也对周扬“壹见倾心”，认定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文化领域的代言人和帮衬，毛、周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直到“文革”之前）默契的“主仆关系”，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延安整风中毛委任周扬为文化方面的大组长（其他几个大组长都是党内政治局委员之类的大员）。成为中共文艺界的最高权威。从此以后，周扬壹直稳居毛的文化“总管”之位。建国之后，周扬更是号称令文艺界人士胆战心惊、说壹不二的“文化沙皇”。

 毛对周扬的充分信任，周扬在毛手下飞黄腾达的事实充分说明，毛在周扬与鲁迅的冲突之中毫无悬念地、坚决地站在周扬壹边，“周扬派”实即“毛派”。周扬在文艺界推行的强横专制、霸道极左的政策正是毛之文艺政策(从胡风案件看，毛仍嫌周扬太“软弱”、“右倾”了)。这也就说明，毛对鲁迅其实是多么愤恨与鄙视！当然，这壹切，对于大权谋家、大骗子的毛泽东来说，在当时只是深藏于内心的，在表面上他则完全是另壹副面孔，那就是上面所说的对鲁迅最肉麻的吹捧，“最、最、最、最”云云。这是政治需要，是当时中共与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特别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需要，因为鲁迅在文化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从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于是便借吹捧鲁迅来达致他的政治阴谋。（毛争取知识分子的目的，除了利用知识分子为他夺取政权服务之外，就是要将这些人收进他的“网”，以便日后算帐，“关门打狗”。参见本书第二部有关延安整风的章节。）

  然而胡风壹类知识分子却完全被毛对鲁迅表面态度迷惑了，他们（除胡风之外，还有其他壹些鲁迅的忠实门徒和友人，如肖军、冯雪峰、聂绀弩等）按照壹般人的思维方式，以为毛既然如此推崇鲁迅，也就是他们的“知音”和“友人”了，于是纷纷投奔毛的麾下。毛这个大权谋家，深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在延安时期，他以宽容的态度接待了这些鲁迅门徒，在当时整风运动的壹片杀伐声中，毛没有跟他们算账，而是保持壹种“友谊”姿态，这更稳住了他们，也麻痹了这些毛眼中“暗藏”的“敌人”。

 十年过去，机会终于来了。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国君”的毛，认定该是对这些鲁迅门徒动手、清理门户的时候了（清算的名义当然是“反党”、“反革命”，而不是“鲁迅门徒”，鲁迅这块灵牌还留著有用）。后来，在毛为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而写的“按语”中，就意味深长地写道：“作为壹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无意中透露了他长期埋藏在心里的旧恨、夙怨。

  可惜这时胡风对毛的这番心态完全不知情，还壹味以为这位开明的“圣主”是自己的“知音”， 认定在他与周扬之间毛会持“中间人”立场，为自己主持“公道”，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给他上书。由此也可见这位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洞察力、认知力方面是多么低下，几近白痴。周扬以及手下的干将（林默涵、何其芳等）是毛多年在文艺界的代理人、红人，对代理人的冒犯，也就是对毛的冒犯，这样简单的道理，胡风似乎不知道。后来毛正是以此借题发挥，说胡风学得了西汉初期诸藩王“清君侧”之法，以“清”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云云。   

看来，胡风确是“高估”毛泽东了，胡本来以为“英明神武”的毛是凌驾群臣之上的“圣主”，是公正的仲裁者和公平、正义的化身，不想毛完全偏袒他的“佞臣”，把他这位“忠臣”的“忠言进谏”者当作“反革命”治罪下狱。所以当胡风深陷不白之冤时，禁不住惊叹：“中世纪来临！”当然为时晚矣。他的根本错误是错估了毛对鲁迅的态度！弄错了毛与周扬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的本质差别。

 那么，胡风是否真的借反周扬之名，行反毛之实呢？

 这是绝对的诬陷！天大的冤枉。应该说，在当时，胡风不但拥护毛，而且对毛的吹捧不亚于毛对鲁迅的吹捧，区别只是，胡风对毛的吹捧和歌颂是真心实意的，而毛对鲁迅的吹捧则是百分之百的玩弄权术，蒙骗世人。从这点来看，在欺诈和“厚黑术”方面，胡风连做毛的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还是来看看胡风对毛的真情拥戴吧。

 1949年9月，胡风应邀参加第壹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在随后出席毛的“开国大典”。站在观礼台上的胡风激情澎湃，回到住地后夜不成眠，壹气呵成写下了题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此诗以其罕有的歌功颂德水准和令人肉麻的谄媚获得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连载，成为文艺界轰动的大事。下面是其中的“欢乐颂”片段：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最无畏的战士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

  妳微俯著身躯

  妳坚定地望著前面

  随著妳抬起巨大的手臂

  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

  人类的希望发出最强光

  ......”

  “海

  沸腾著，它拥有壹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站立在最高峰上

  .......”
 

 其肉麻程度，只有艾青的《毛泽东》堪与之媲美了。

 可惜，毛泽东对他的“文艺战士”向他谄媚取宠歌功颂德已经麻木不仁，每天听著那山呼海啸般的颂歌，听到他的文艺兵们为了取悦他搜索枯肠的肉麻大比拼，他已经没有了丝毫兴趣，甚至生起了厌恶之感。当然不是厌恶那些谀词，而是厌恶给他献谀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他先天地认定知识分子不是“自己人”，他们对自己的歌颂决不是发自内心，只是献媚邀宠、想向上爬、别有所图。所以，在接下来的所有政治运动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成为打击的重点，直到文革，毛更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几十年来呕心呖血为他歌功颂德、编撰赞美诗、万岁词，将他打造成人间救世主的吹鼓手、抬轿夫、叭儿狗们悉数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像猪狗般地活著，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

 对胡风这种谄媚奉承，他更不感兴趣，这又臭又长的《时间开始了》他可能压根儿就不去看，因为他对胡风早已了解，那是紧跟鲁迅、骨子里长著反骨的壹种人，对这种人他迟早要清算，只是现在时机尚未成熟，他还要等壹等。

而那边厢的胡风对毛的心事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找对了主儿，等待看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呢。

这里还有必要交待壹下毛本人与胡风的“恩怨”，因为，仅仅是胡风得罪了周扬壹伙，他还犯不著大动肝火，赤膊上阵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事情要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为了给共产党管辖下的文艺界人士戴上壹顶政治紧箍咒，并以此作为整风的武器，毛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壹次文艺座谈会，在会上发表了壹个《讲话》，这个充斥著毛式教条专制, 飞黄跋扈、简陋低劣的讲话，后来被当作中共的文艺“圣经”，统治著中国文艺界数十年，扼杀了壹切文艺生机和思想自由的火花，使毛治下的中国文艺变成纯粹的“党文化”的壹部分。从此文艺界沦为专为毛唱赞歌、为极权政治服务的帮凶、吹鼓手和打手。

毛发表《讲话》时胡风在重庆，没有直接参加延安的整风。为了使《讲话》成为每壹个毛共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的“圣经”，1944年初，毛派其文艺干将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向毛共卵翼下的“左翼”文艺圈传达毛的这个讲话，并组织学习和开展整风。

当时的胡风是个很有个性而且性格有点古怪的人，大概受鲁迅的影响，喜爱独立思考，不太愿意随波逐流。环境和处境也造就了胡风桀骜不训的个性和风格。因为重庆不是延安，共产党在那里不可能横行无忌，胡风虽然是共产党的人，但不是共产党员，仍有相当的自由度。胡风被召集来聆听“圣谕”，他被编进壹个学习小组，可他只参加头壹次小组召集人（冯乃超）召集的会议，后来便再也不去了。

不但不去，胡风对毛的《讲话》也持保留态度，甚至唱反调。比如《讲话》的壹个基本观点就是文艺要全力、无条件为政治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胡风对此就表示异议；另外，对毛的反对（否认）“人性论”，反对“鲁迅笔法”等等也不认同。他根据当时“左翼”文艺圈子里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强调作家艺术家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能只做政治的传声筒和政策的图解，文艺界主要应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 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针对“讲话”发出的“反调”。

 接下来，胡风在自己主编的杂志《希望》上，刊发了舒芜的几篇文章，著力宣扬胡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引起了党员作家们的围剿。但胡风不向这些“党的文艺家”屈服，他坚持己见毫不妥协地论战（这大概就是毛说的“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

胡风的不随波逐流还表现在他的不注重“组织纪律”性，对不同意见者不能“宽容”方面。自从脱离左联，跟定了鲁迅以后，胡与中共的文艺政策既保持大方向壹致，又拉开壹定距离，即在壹定程度上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他实际上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倾文艺圈，还主编过在重庆出版的中共《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并担任中共控制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文协）的研究部、理论部部长。但是，与其他“左翼”作家不同的是，他不完全按“党”的指挥棒办事，不肯做“驯服工具”，不时还发挥“主观战斗精神”，跟左倾圈内的文艺家们“互斗”壹下，因而引起文艺界“党的领导者”如周扬们的极度不满和忌恨。  例如，1944年4月，胡风在中华文协的第六届年会上，公开对抗战以来的左翼文艺界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引起了“左”爷们的强烈不满。会后，胡更想进壹步发动壹场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批判的名单几乎囊括所有左翼名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陈白尘、朱光潜......等等。这场批判后来未能进行，但胡风的桀骜不驯已再次引起党的文艺“管家”们的仇恨。这些文艺界的“党棍” 们对胡风的愤恨自然要汇报到毛的案头。但与这些文艺界党的管家们不同，毛更有涵养，他不动声色，他知道反击的时候未到。

也因为毛壹直不露面，不动声色，所以胡风对毛的态度完全不知，壹直以为最高当局还是那个对鲁迅、对鲁迅的门徒无限亲切的“知音”。而第壹届政协当局还邀请他出席，更坚定了他对毛的信任和感激。可以认定，正是在这种对毛充分信任、无限感激的情感驱使之下，才使他写下了那首激情澎湃、肉麻而又无耻的长诗，可以肯定，那确是他当时的真情流露，而不是矫情的献媚之作。

促使毛最后决定对胡风实施致命壹击的壹个关键人物，是毛的夫人，后来权欲熏天的江青。

据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中记载，学者蓝棣证实：在“中央档案馆里面有这样壹篇文献记载：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壹个会议时说，新中国的文艺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去给毛泽东说了此事，毛泽东‘很不高兴’。”

 这件事肯定勾起了毛泽东的旧恨新仇，不过，政权刚刚建立，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对胡风的清算只好暂时搁壹下。但是可以肯定，胡风的命运已经在此时定了，即使没有那个“三十万上言书”，仍然在劫难逃，不过晚壹点而已。

 如何看待胡风在文艺方向问题上与江青的分歧和他在《时间开始了》中对毛的狂热歌颂之间的关系呢？这两者其实没有矛盾，因为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明确宣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既如此，胡风说“新中国”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是鲁迅的文艺思想绝对没有错，他不过是重复了毛的话而已。由此也可见，胡风始终以为毛是鲁迅的“忠实信徒”，他绝对相信毛对鲁迅那壹大堆赞美词是出于真心，跟他壹样。

 这就是文人不及流氓的地方，流氓从来没把自己说过的话当回事，从来不认为“承诺”、“发誓”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在流氓看来，“信誓旦旦”跟放屁没有什么两样；而文人们总是那么相信“壹言既出，驷马难追”，特别是白纸黑字，总把它看得无比神圣。文人们还把“真理”，“信仰”看得高于壹切，流氓则只相信“拳头”——枪杆子才是惟壹的“真理”。所以他们壹较量，文人总是惨败，如果遇到有文化的流氓那就败得更惨。

 二、毛在胡风事件中的表演

 胡风事件的起因是缘于毛的文艺管家们于1952年借毛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机开展的壹场文艺界整风运动，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胡风及其追随者。很明显，这如果不是直接出自毛的意旨，也是文艺界的党棍门秉承其主子壹贯意旨而开展的对胡风的试探性“报复”和清算行动。

由于只是在文艺界内部“整风”，毛并不出面，所以起初掀起的风浪不是很大，圈外的人壹般不得而知。

按照计划，整风先拿胡风的追随者开刀，舒芜首当其冲。周扬壹伙翻起旧案，先批舒芜当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的《论主观》壹文。舒芜被迫写了检查检讨，当局先拿来在《长江日报》登载，然后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加了“编者按”，矛头直指“后台”胡风，双方抛弃了外衣，短兵相接了。

 然而胡风拒不认错，更不投降。于是，由中宣部出面组织文章对胡进行围剿，壹篇篇批判文章又如同投向胡的重磅炸弹，接二连三地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爆炸”。

 胡风不仅不投降，还准备反击。胡大概以为这次的争论和历史上的壹样，吵闹壹番就收场了，他过去在这种争论中并未败北，这壹次他也以为可以据理力争，并取得胜利。然而他错了，这时已不是四十年代，北京更不同于当年的重庆。

这时文艺界发生的壹些事情促使胡风作出了错误判断。自1950年以来，毛先后发起（或在幕后）对《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批判，似乎表现他对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不满；1953年，毛又直接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对他认为压制这种批评评的《文艺报》开展围剿。这壹切，使胡风以为，毛对现任文艺领导人是不满的。而当时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就是毛的宿敌周扬。于是他认定，毛或许可为他主持公道。胡风决心孤注壹掷，向最高当局求援。从他的这壹决定可以看出，胡风当对这场围剿他的战役的真正后台仍然壹无所知，错把敌人当救星。其实，毛当时批判俞平伯和文艺报的目的是为了牵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这壹主题，按照他当时的设计，打击的重点是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 胡适。而对周扬，毛仍是充满信任的，他把批判文艺报和胡适的任务交给了周扬。

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胡风把近年来写下的壹些辩护或反击文章、资料整理汇合起来，形成《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和《作为参考的建议》两大部分，两大部分汇合起来，胡风给它们安上壹个叫做《关于近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总标题，目的是控诉并推倒周扬在文艺界的“宗派统治”。报告全文约30万字，后简称“三十万言书”。令胡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此举却是自投罗网，自此走上了漫漫黑牢之路。

胡风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并不了解，也没有必要去了解它，因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笔者估计毛本人也没有细看整个报告，因为他不需要从《报告》里寻找胡的罪证，而且，从文字上看，胡风对毛和“党中央” 是十分恭顺、十分信任的，他告诉党中央和毛：周扬歪曲了毛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宗派的统治代替了毛的英明政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周扬的“宗派主义的军阀统治”。

 1954年7月22日，胡风绕过周扬和中宣部，将《报告》直接交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请习转呈毛。

 可《报告》送上了却没有下文，因为毛正忙于其他事务。但是“自已跳出来” 的胡风使毛决定把清算胡风提前列上议事日程。1955年1月12日，毛指示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的“文艺思想” 和“组织领导” 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的批胡风文章壹并附发，在全国开展讨论，也就是开展全国性的对胡风的声讨、批判。

得知毛对自己的真实态度后，胡风才感到自己估计错误，陷入灭顶之灾了。这时他的惊诧、悔恨是可以想象的，他当然知道自己绝对斗不过毛，更知道在此前所有政治运动中被毛点名打击者的悲惨下场。为了避免陷入灭顶之灾，也为了保护他众多追随者、年青人，胡风软下来了，他试图妥协，以便过关。1月15日，他主动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 等等。希望不要将他的《报告》印发全国讨论（批判），如要印发，他要附壹个他初步的检讨和声明。

这时胡风问题己経成了毛主管的“钦案”。周扬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毛在报告上立即作出批示：“壹、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从中可见，毛是决心要跟胡风算总账了。胡风大概自此才看到毛的真面目，原来他心中的“英明领袖”，“最无畏的战士”是壹个惯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的大骗子，他并不因为面对的是衷心拥护他的人，是真诚为他唱赞歌、抬轿子、吹喇叭者而发半点善心，如今他正在发扬他的“追穷寇”的精神，把胡风当作“落水狗”来痛打。不过，这时胡风（也包括周扬在内）还不知道毛最终要如何对他定罪、发落，只是胡风已经感觉到，他的问题性质已起了变化，后果难料。说到底，他与周扬等人充其量也就是门户、帮派之争，周等给他的罪名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宗派主义小团体”，这些罪名可以把他从现有的“名位”上拉下来，但绝对构不成“敌我矛盾”，更不能将他置之死地。而毛就不同了……

果然，毛壹出手就把胡风的问题提到了“反党反人民”的高度，还下令在全国开展“彻底批判”。 而这还只是开头，就已经令人嗅到壹股恐怖气味了……

先是，在毛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下，胡风的阵营开始瓦解，胡的主要门徒舒芜为求保命，表示愿与胡风划清界限，交出了四十年代胡风写给他的十几封信。毛泽东看到这些信，如获至宝，立刻将胡风问题升级为“反党集团”（毛本是制造“集团”的老手，无中尚且可以生“有”，何况是送上门来），并将这些信加上他自己写的“编者按”，冠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壹些材料》之名，在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于是，追查、抄查胡风的朋友和追随者的信件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惯于深文周纳、无中生有的毛有了用武之地，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时候，毛将胡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将“胡风反党集团”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胡风及其追随者、友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 性质骤变，可以随心所欲给他们以毁灭性打击了。

这就是毛对待壹切政敌的方式方法，只要被他确立为“阶级异己分子”， 问题便壹步步升级，直至致之死地。这就叫做“壹不做，二不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林立果“五七壹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语）

在给对方罗织罪名的方法上，毛采取攻其壹点，不计其余；肆意歪曲，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最后是以假代真。毛使出了他固有的恶霸、流氓、无赖手段，把“办案”变成“造案”，具体方法不外三招：壹是首先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任由办案者制造舆论，垄断案情；二是先定罪名，先抓捕，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然后收集材料和“罪证”；三是对所谓“罪证”、材料进行肆无忌惮的歪曲、阉割、篡改，强行定罪。这些“招数”对毛手下之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运动” 和对敌人的“办案”之中。

1955年5月16日晚7时许，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白羽会同几名公安人员，闯入胡风家中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搜查进行到17日凌晨1时半，胡风被正式宣布逮捕。但搜查继续进行。大约天亮时分，胡风夫人梅志也被逮捕，搜查结束。

其时，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逮捕胡风首先应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免去胡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才可执行逮捕。但是毛及其走狗故意要把程序颠倒过来，他们逮捕胡风后，才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可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即开会，免去了胡风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公安部门的无心之过。此时胡案己由毛亲自督办，逮捕胡风当然要由毛决定，毛选择这种先抓人、后补手续的方式就是要告诉人们：我毛某人就是“无法无天”，谁奈我何！同时也警告那个“全国人大”和它的代表们：妳们不要以为真有什么“权力”，妳们不过是我治下的壹群看门狗，谁不相识，就会与胡风同样下场！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6月10日，又公布了第三批材料。毛在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中恶狠狠地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公开的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

毛凭什么得出上述结论呢？据说就是他的喽啰、爪牙查抄“胡风分子”所缴获的各种信件，其中最为重要、“罪证确凿”的是下面两封信：

其壹是绿原（胡风追随者之壹）1944年5月13日写给胡风的信。绿原在信中写道：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15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者有点改变。

我仿佛真的开始做人了，处事确是不容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壹点‘阴暗的聪明’（?）......”

于是毛的按语写道：“......绿原在1944年5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人也替蒋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就这样，绿原成了万恶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胡风是特务的老师，当然是老牌特务了。（这里必须简单说壹下中美合作所。它成立于1943年4月，结束于1946年1月，是经罗斯福和蒋介石共同批准成立的专门对付二战中日本的机构。主要是从事侦查技术和破坏日方军亊设施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美军在战后报告中承认：该所“成为美囯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军舰艇的唯壹情报来源。”在二战对日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取得气象学方面的重要成果。该所还为军统培训了十万“忠义救国军”，成为令日军丧胆的抗日力量，直接消灭日军7·1万人。毛共为了煽动国人的反美情绪，硬是不顾事实，故意把它说成是壹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杀人魔窟”。）

后来查明的真实情况是：当时绿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念书，为了培养自己的外语能力，绿原报名参加了学校开办的“译员培训班”，结业时被校方分配到中美合作所当翻译。绿原对此事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在给胡风的信中告知此事，想听听胡风的意见。胡风接到信（胡也在重庆）立即回信，警告绿原“那地方万万去不得的。”绿原接信后来不及多想，立即逃跑，后改名换姓落脚在岳池县壹所中学当教员。重庆有关方面据此认定绿原为共党分子，还为此对绿原发出过通缉令，后来不了了之。

 这壹切均有案可查，各方面有关证人尚在。可毛不管这些，他要壹锤定音，抓特务、抓“反革命”。

 其二是胡风给阿垄的信。信中胡要阿垄利用关系去找国民党官员陈绰，托请陈把被捕的贾植芳保释出来。这事的真实情况是：胡风的友人贾植芳被国民党以汉奸嫌疑秘密逮捕，消息全无。胡风为救友人，想起贾曾经说过认识国民党的高官陈绰，于是就给阿垄去信，希望通过关系找到陈绰，由陈绰出面将贾植芳保释出狱。

 毛在这封信前的按语是：“由此，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由此推出了胡风壹伙本身就是国民党特务特务”的结论。

后来澄清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阿垄、胡风均不认识陈绰，又找不到其他“关系”，事情只好作罢。而贾植芳因罪名不能成立被释放。经过毛的公安、检察等部门的调查，证明贾植芳不但不是汉奸，反而为抗日作出了贡献，胡风、阿垄、贾植芳等均与国民党特务无任何关系。

可是，壹经毛“认定”，这个“特务”罪名就牢牢戴在阿垄和贾植芳的头上了。后来阿垄、贾植芳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但接下来却面临壹个问题，虽然毛已把胡风及其相关人员弄成了壹个庞大的“反革命、特务集团”，但这个集团却没有壹点“现行”活动，这未免让人心生疑惑。有关办案人员秉承主子意图，将胡风给其门徒翼仿的写于1944年6月16日的信，改为“1954年6月16日”，壹下子跳过了十年，弄成了“现行”，算是弥补了这壹缺憾。

这就是毛的“办案”方式和手段，实际上也是他对付壹切内、外敌人惯用的壹贯的方法和手段，简单说就是践踏壹切原则、亊实随心所欲地编造。

依靠这种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移花接木和无中生有，毛在他的办公桌上拼凑“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案告成。于是他在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振振有词地写道：“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组成了壹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壹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服务的。”

在作出这个吓人的结论后，毛立即开动了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在全国掀起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滔天罪行的高潮；同时命令他的专政工具，对胡风的余党进行全国大搜捕、大清查，壹批人莫名其妙地 “加入了”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并落入法网（见后文）。又，受到胡风事件的启发，毛决定于在全国开展新壹轮“肃反”运动。（据后来公布，在肃反运动中壹百多万人受到清查迫害，21300多人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4300多人自杀）。

不过，这时壹个问题摆到了毛的面前：经过各地大张旗鼓，清查出来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关联人员，大部分处在隔离审查状态，壹部分人（包括胡风本人）虽然抓起来了却仍未判罪。原因是，虽然毛将胡风问题提到了吓人的高度，但随著运动的深入，按规定对其成员的“罪名” 进行调查取证时却发现，那些被毛认定的国民党“特务”、共产党“叛徒” 等等均属子虚乌有，不能成立。司法界人士委婉地提出：对那些从胡风与其“成员”间的私人信件中获得的材料，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进壹步调查认定，不应匆忙定罪。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央有关领导的耳中，大家也就心知肚明，只是碍著毛的面子，谁也不敢公开表态。

可以肯定，对于通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胡风案件毛是非常反感的，虽然公、检、法都是他的专政工具，但既有了这些机构，他们就要按他们的规矩办事，就不能完全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对此也不好反对，因为当时毛和共产党刚刚提出“以法治国”，1954年毛亲自牵头搞出来壹部《宪法》，又召开了第壹届全国人大通过颁布，言犹在耳，所以他只好黙许由中央公、检、法三家“会审”。

 1956年下半年，中央公检法三家头头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表示：从法律的角度，将胡风案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证据不足。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反革命集团”，怎么能与领袖唱反调呢？会议陷入尴尬的僵局。于是有聪明人提议此案应移交由专门为肃反运动而成立的“中央十人小组”讨论处理。“十人小组”起初似乎接受了这个“意见”，但很快发现这是个烫手的山芋，遂改变了主意。“十人小组”组长陆定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围剿胡风集团的总指挥，他与公安部长碰头协商，壹致认为，此乃最高领导钦定之案，不能“讨论”，按事件的性质，应由公、检、法三家处理。

 “三家”的“三长”再次讨论，终于作出了还算明智的决定：先组织力量去南京等地的历史博物馆进壹步调查取证，为下壹步定罪、判罪提供证据。

谁知，这壹调查却引出了戏剧性的结果，原来调查不仅没有取得新的罪证，连原来认定“确凿”的罪行也全给否定了，事实完全打破了毛的臆造和污蔑！

然而这壹调査结果却令“三长”们异常尴尬，立即给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们判罪不可能了，但是又不能公开调查的结果，那样等于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惟壹的办法就是“拖”，即以调查取证困难为由，把事情拖下去。那些调查所得材料被封存起来，据知情者说，20余年后的1980年9月29日中央公检法三家给中共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平反复查报告，80%以上的证据就是来自那次调查的材料。历史给毛开了个“黑色幽黙”的玩笑。  

也许是当时毛的大事太多，顾不过来，也许是他多少有点自知之明，猜到了他凭空捏造的那些罪证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以给胡风集团定罪的事他也半睁半闭著眼，任由“三家”拖下去。这壹拖几年。

到了1965年11月，这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在此之前，毛又发动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等运动，制造了壹批又壹批“无法无天”的冤假错案，连司法界本身也遭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人敢说“依法办事”了。于是决定给胡风案件判罪。

1965年11月26日，在胡风被捕十年半之后，终于开庭审判，审判在小范围、静悄悄地进行。不过，事前做好了胡风夫人梅志的“思想工作”，让梅志保证“不上诉”。梅志哪里还有跟共产党斗的勇气呢！胡风本人则说：“我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辩护，只是不心安理得。”结果胡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9年5月，胡风的14年刑期届满，打报告要求出狱，得到的答复是：“关死为止！”为了怕胡风再来找麻烦，断绝他出狱的梦想，1970年初又增加他两条罪状，由法院改判“无期徒刑”。

三、触目惊心的株连：胡风案件受害者点滴

像毛发动的所有运动壹样，要准确说出其受害人数、受害情况是困难的，不可能的，首先是，除了当局，没有人能去从事这种调查，而官方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公布的数字的可信度可想而知。其次，受害者的情况也不是用简单的概念或数字就能说清的。不过，我们仍然不得不引用官方的数字，因为舍此没有其他能反映案情全貌的资料。据1980年官方公布的结果是：在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总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予以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正式判刑的3人，即胡风、阿垄、贾植芳。

 这是壹堆概念不清、含义糢糊的表述，从这壹表述来看，这似乎是壹场不大（很小）的运动，特别是对其成员的处理似乎是很“慎重”的，打击面很窄，处分不重。然而如果我们以下面的点滴真实情况加以对照，就知道它和真实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

 先说“触及人数”。当局宣称，“共触及2100人”，但没有说明“触及”的标准，从字面上解释，应该说大凡在运动中被审查、或勒令反省、检讨者都属于“触及”吧。如果这样，那么这个数字就大大缩小了，因为单在胡风的家乡湖北蕲春县，因为反胡风运动，全县小学、中学的语文老师被勒令停职壹年，检查和坦白交待与胡风的关系，而且要“人人过关”；这还不算在该县其他单位开展的清查运动所“触及”的人数。人们估计，光蕲春县，被“触及”者就达万人以上。

真相总不能永远隐瞒，关于胡风案受害者情况最新揭露的数字是：全案被捕500余人，60多人自杀身亡，12人在运动中 “非正常死亡”。这些数字虽不精确，但都有名有姓，只是尚未完整。

数字是冷冰的，只有深入实际之中，了解壹下每个受害个体的血泪史，我们才能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感受。

下面几个人在胡风案件中属于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故事为我们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贵的壹手资料。

路翎，被钦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在毛共建国之前就已是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路翎以壹篇《洼地上的战斗》风靡全国，是公认的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文学圈内，还被视为最有希望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之星。路翎被捕时刚32岁，正是出作品的黄金岁月。在狱中，路翎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长时间的沉默，就是长时间的狂嚎，壹度被保外就医。病情缓解、恢复理智后他不甘心被冤，上书申诉，结果被再度投入监狱，并判有期徒刑20年。1975年，路翎刑满释放，送交当地派出所管制劳动，被指定为其所在胡同里的住户打扫卫生，清洗公共厕所，由每户每月交壹角钱维持其生活。在他那家徒四壁的贫民窟里，再也看不到壹本书了。壹代英才就这么被扼杀了！任何人看到这位蓬首垢面、未老先衰的老头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20年前，这是壹位风华正茂、有望问鼎诺奖的青年才俊、民族的希望之星！

路翎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又不认罪服法，这样的下场原也不出人们的意料。另壹位也许更冤，他本来与胡风集团不沾边，只因良心驱使，为胡风讲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打进地狱.......

吕荧，我国著名的美学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当毛泽东凭借其暴力和愚民的两手，在全国掀起围剿胡风的滔天恶浪时，吕荧没有丢弃传统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决心为胡风说几句公道话。当时的情势是，人们为了向毛表忠，也为了自保，都在鹦鹉学舌似的向胡风恶毒咒骂，大泼污水，有些人即使明知胡风为冤案，但慑于高压恐怖，也不得人云亦云，或者襟若寒蝉。总之，华夏之大，听不到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的壹丝声音。吕荧决心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状况，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极权统治下留下良心未泯的正义之声。他当然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他已经参加过毛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知道与与毛泽东唱反调的可怕下场。但他顾不得这许多了，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也为了不愧对自己潜心研究的学问，他选择了仗义执言，逆风而上......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声讨胡风集团的大会上，在壹些头面人物纷纷愤怒声讨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之后，吕荧走上主席台，走到麦克风前清晰而又坚定地说：“胡风问题是思想领域的问题，思想领域里的问题不能等同于政治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当弄清楚了吕荧所说的意思之后，全场壹片哗然，顿时，台下那些毛主义的真、假卫道士、爪牙和走狗，立即大喊大叫起来，未等他继续说下去，把他轰了下台！会议的计划程序被打乱，临时改为声讨为胡风“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吕荧......

毛当然不会放过这位与他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吕荧先是被隔离审查、反复批斗，然后被投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名为“最高行政处分”的“劳动教养”农场。这“劳动教养”乃毛借鉴苏联“劳动营”而创立的壹种有中国特色的惩罚制度，它打著“教养”这壹不失“儒雅”的名号，干著人间地狱的最卑鄙、最残暴的勾当，比劳改有过而无不及，它没有“教养期限”，是壹种实际上的无期徒刑。毛泽东实施教养恶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惩处“胡风分子”、及其后的“右派分子” 以及其他知识分子。

 吕荧投入教养的农场叫河北茶淀农场。几年下来，60年代初期，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里，吕荧便被活活折磨致死！临死前，吕荧已经失去了人形，干柴似的身躯与骷髅无异，衣衫褴褛胜过任何乞丐，床上赖以过冬的“被子”成了龌龊不堪的壹团乱麻和破絮的混合体，里面充满了专吸人血的虱子和虮子，流淌著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血液的吕荧的身体，就被这帮吸血鬼吸干了。

吕荧和路翎，以及下面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在官方统计的因胡风案件被判刑、劳改之列。下面的故事结局也许稍稍“好”壹点，不过，它却浸透了更多的受那场运动牵连的无辜者的血泪！

故事的主人公叫方静，上世纪50年代西安大学学生。方静各科成绩优异，特别具有文学天赋，1956年，16岁的方静就在胡风任主编的、当时全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乃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刊）上发表了第壹篇短篇小说《桂花树下的评论》。到大学毕业时，方静已经在该刊上发表了7篇小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壹。作为该刊的主编和文学上的长辈的胡风，对这个初出茅庐却不同凡响的年轻人极为欣赏，就像许多编辑和投稿者壹样，他们之间有了信函往来。胡风希望方静更上壹层楼，劝他去写长篇小说。方静接受了这壹劝说，便开始了长篇小说《悲欢》的创作。也许是对这壹新的文学形式缺乏经验，也许是方静和胡风在文学的审美情趣上存在差异，方静的小说从第壹稿到第十稿，都不能令胡风满意。胡风和方静也就有了较多的信件往来，方静先后收到胡风13封来信，内容都是有关方静写作中的问题。

1955年4月，方静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让他去参加全国业余作家会议，实际上是壹次业余作家培训班。

培训班由胡风主持。等到进入自由讨论时，主办方请来了毛泽东给大家讲话，那时候的毛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拥有“神”的地位，他大概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领域，也就亲自驾临了。

毛在讲话中号召作者们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热情歌颂共产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正面人物；又著重阐述壹番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文学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民族团结等等。

学员们对毛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胡风接著讲话，他除了礼节性赞扬毛的讲话以外，实际上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文学思想，他说：“文学是壹种武器，用它来歌颂正面事物是对的，但反面事物和社会阴暗面也要鞭挞、这样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才能使人们的思想公正而又健全。”胡风又说到只准文学歌颂正面的事物，不准批判反面事物是斯大林给文学定的框框，不应全搬到中国来......（从中可见，胡仍然坚持与周扬们论战中的观点，对毛也没那么“客气”和顺从——笔者）。

学员们报以比对毛的讲话更加热烈的掌声。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方静所说的情况是否完全真实，但有壹点记述应该是无误的，就是在毛离去的这天下午，这个培训班被勒令立即停办，学员们立即打道回府。大家有如挨了壹记闷棍，都感到事情不妙，心情压抑。

方静回到西安不久，批判和声讨胡风的运动便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了。方静也得知胡风突然被捕的消息，但他仔细壹想，觉得这壹切似乎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方静跟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和那些历史上的是非也搭不上任何关系。他以为这事情过去了，仍然潜心学业。

当年9月，方静所在的大学公布7名保送苏联留学的学生的名单，方静榜上有名。但《陕西日报》副刊部对这位当时在文学圈内已经有壹定知名度的方静情有独钟，说方静是他们急需的人才，硬是将他“截留”了下来。

方静立即被招至报社上班。壹切顺利，不久他成为了预备共产党员，还与女友结了婚。

 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10月初，两名从北京来的专案组人员到报社找到方静，告诉他胡风与他有过13次的通信，要他交出全部信件。方静交出了8封，内容全是关于写作技巧方面的，另外5封只是壹些壹两行的短信，他认为留著没有什么价值，看后便丢进纸篓了。

可调查人员偏说那5封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信里肯定记载著他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经过，以及“集团”的纲领、计划、阴谋等等。他费尽了壹切口舌说明了他与胡风和胡风集团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可对方就是不信，僵持了壹段时间，对方回北京了。他以为没事了。

可仅仅过了几天，10月8日，方静突然遭到了当地警方逮捕，他被投进陕西第壹监狱。在头两年多时间里，方静被提审了十多次，内容都壹样：交出那5封信，同时交代清楚他与胡风之间的“组织关系”，包括交给他的任务、活动计划、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和联系方式等等，也即他的“联络图”。想不到自己以写小说为业，而毛的专政机关编造小说的功能却比他还发达，只不过专编要人性命的“科幻小说”。

方静当然交不出。对方终于使出了刑讯逼供手段。壹次，他还被绑赴刑场假枪毙——陪杀。即便这样，方静还是坚守底线：坚决不乱说乱咬。他已经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

壹关5年，1962年7月，方静突然被狱方叫去，告诉他已被“特赦出狱”。

出狱后，“看破红尘”的方静决心回老家当农民，他没有，也不敢去找妻子，怕影响她的前途，更怕她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在老家农村，方静干起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业劳动，再不与壹切人交往、交谈。

谁知，祸事又从天而降，1966年冬天，公安人员找到他，告诉他1962年的“特赦令”是刘少奇发的，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头子已经被打倒，签发的命令无效，所以他必须重新去坐牢。

 已经心如死灰的他也没有多想，反正在“外面”与在“里面”没有多大的差别，他又回到了第壹监狱。这壹次他打算把牢底坐穿了。

 世事真是变幻莫测。1976年9月毛死去了，“四人帮”倒台了，到了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开始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原胡风集团的涉案人员被重新审查、甄别、平反，当年12月，方静被宣布无罪释放。

这壹次他壹出狱就去找22年未曾谋面的妻子，毕竟他们当年还有壹个遗腹女儿。经过打听，才知道，他入狱后，妻子并没有改嫁，只是十分艰难地抚养著他的遗腹女儿，但后来终于经受不住现实的压迫，在忧患中去世了。女儿下落不明。

彻底绝望的方静买来1.5公斤白酒，决心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谁知却被人发现送医院救活。

有知情的好心人告诉他：他的案子是“平反”，被冤枉关了20多年，国家应该对他有所补偿。他真的就去奔走，结果，真的拿到了两万多补偿款（这壹点又比后来的“右派”强，右派得到壹纸“改正”的通知，却失去了补偿资格）。

拿到了二万多元的方静决心游遍大西北，壹面寻访他的女儿。可惜杳无音讯。

钱花光了，他靠帮人写字卖文，壹路流浪到了西藏。在拉萨与壹位女子结婚。壹年后妻子却在生产中死去，留下的女儿他无法养活，只好送人。他万念俱灰，安排完这壹切，觉得这壹生该做的都做了，便买下大量安眠药服下，第二次自杀。

也许命不该绝，这次又被人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

两次自杀不成，方静心想，也许老天可怜我，不叫我死，既然阎王不收，那我就得活下去。于是，他又壹路流浪回到西安，在西安郊区搭建了壹间蓬屋，靠拾荒为生。有闲时壹面练他从小就喜欢的毛笔字，渐渐地居然有了点名气，向他求字的人日多，他便转而以卖字为生。这时，幸运之神忽又向他招手，1992年，古城西安举办国际书画大赛，方静壹举夺得特等奖。

在接下来的电视直播颁奖大会上，他那远在拉萨、被他送了人的女儿认出了他这个未曾见过面的父亲，然后不惜跋涉数千里前来西安认父，演出了悲喜交集、骨肉重逢的感人壹幕。方静为寻找第壹个女儿，行程数万里，辗转数年却扑了空，然而这次却迎来了与另壹个亲生女儿的团聚，他想或者是老天爷见怜，给他的壹个补偿吧。命运也终于自此出现转机。

不久，又有喜事临门，年届六旬的方静与壹位34岁的女士喜结连理。凄苦飘零、九死壹生的方静终于有了壹个安稳的家。这个故事也就有了壹个类似我国古典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然而，欣喜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方静哪里去了呢？今日之方静还是原来的方静吗？二十余年的牢狱之灾，22岁以后就失去了的人生，这壹切真的能够补偿吗？

 当年方静因文扬名，也因“文”招灾，当时他那篇名为《悲欢》的长篇小说壹直没有写完，没有结局。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的人生却是壹部活生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悲欢离合故事，不过他是用血泪、而不是用笔墨写下了这部小说。现实中的《悲欢》己经有了结局了，但可以肯定，已经从炼狱走过来，在烈火中沐浴三次、在海水中浸泡三次的方静，却再也没有提笔把那部小说写完的勇气和兴致了，他的人生经历就比小说更离奇、更曲折，更真实。  

（方静的故事取材于1999年11月24日《大河报》：《壹个胡风分子的泣血故事》）

 从上述这个几名不经传、完全可能被永远掩埋无闻的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毛式运动的野蛮、黑暗和血腥外，还看到了毛统治中国大陆的27年间建立的可怕的“逆向淘汰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就是扼杀壹切人性、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火花，制造最大范围的愚昧、奴役，它除了政治运动，还有教育制度“改革”，以及 “血统论”、“读书无用论”等帮助落实。靠著这套野蛮、残暴、恐怖的机制，毛把壹批批民族精英、天才苗子、各个领域内的出类拔萃者打趴在地、送入黑牢、送上断头台！靠著这套机制，在华夏大地上制造出了无数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惨案，最终制造出了在泱泱中华的人才断层，文明倒退！

 这笔账该如何计算、又如何能补偿呢！

附三：

毛式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壹个血腥样板：小匈牙利事件

在毛时代堆积如山的冤案中，壹个牵连几十、上百人的案子，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此案非同壹般，原来它实乃毛皇所亲自督办的“御案”，号称钦定“铁案”，并且在当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示范作用，它就是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它是毛主义罪恶的又壹极好例证和反面教材。

 为了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交代壹下相关背景。

 1956年夏秋，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鼓舞下，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民众要求民主、要求撤出苏联驻军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波兰的叫“波兹南事件”，赫鲁晓夫最后以退让的方式求得了和平解决；接下来的匈牙利事件规模更大，迅速演变成了全国民众的“起义”。最初，以赫鲁晓夫为首苏共领导集团决定采取和平退让的方式解决，拟从匈牙利撤走苏联驻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他看清了匈牙利的民众运动，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如在此问题上再作退让和妥协，类似浪潮就很可能席卷东欧，并影响到亚洲的中国等共产党国家。于是，他召集其高层紧急会议会商对策，随即派出了以二把手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紧急游说苏共领导，肯切要求对匈牙利出现的“反革命事件”不能姑息迁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实施坚决镇压。莫斯科终于被说服改弦易辙，不但让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而且主动出击，装备了坦克、装甲车等重武器的苏军血洗了布达佩斯及全国城镇，成千上万游行示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仅仅十多天的镇压活动，匈全国惨遭杀害、伤残及外被迫逃人员达30余万，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开心地狞笑了。毛之所以对匈牙利事件特别仇视，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其原因在于匈牙利的全国性反抗亊件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作用，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在运动中扮演了的指导核心和民众精神领袖的角色。对此毛泽东看得心惊肉跳而又咬牙切齿，转而想到如何在中国预防这壹幕的出现。于是暗中决定了开展壹场以消除隐患、将有所有“异志”的知识分子壹网打尽的“整风——反右运动”。

 经过精心策划，“整风运动”于1957年初开场。毛泽东摆出壹副“开明”、虚心纳谏的架式，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先以甜言蜜语、继则信誓旦旦许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保证“不抓辩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终于使广大知识分子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鸣放”“帮党整风”。但只经过短暂“鸣放”，毛泽东便按捺不住，迅速现出其流氓暴君原形和本色，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包括壹部分共产党员）诬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组织“反击”，围剿，大肆伐挞，咨意摧残。1957年6月8日，毛在《人民日报》亲自抛出《这是为什么》壹文，升起了反右运动的讯号弹。同壹天，毛又发出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总动员令，在这份“反右”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气势汹汹地告诫全党：“这是壹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壹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事件’，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混乱，只混乱壹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文中毛还摆出壹副教师爷面孔说：小的闹事是“不可避免的”。

事情也真凑巧，就在毛的这个总动员令刚刚发出后第四天，即1957年6月12日，在远离北京的湖北省汉阳县第壹中学发生了壹起学生闹事事件，只不过参加“闹事”的只是壹群未成年的初中毕业班学生。不过总是“学生闹事”了，当地官员都敏感地发现这件“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因为它刚好印证了伟大领袖的料事如神，成为验证最高领袖英明、伟大的战略决策的典型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引起最高领袖重视，那样，就可能变成自己千载难逢的飞黄腾达的机遇了。于是地、县当局立即决定小题大做，做大、做足这篇文章，使期引起毛的注意。“事件”由县委火速上报至地委，地委报至省委，省委报至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毛壹看龙颜大悦，这不正好印证了鄙人的英明远见了吗，就抓这个典型吧。自此这个小小的初中学生闹事事件摆上毛的议亊日程，并被钦定为“小匈牙利事件”。最后变成震惊全国、影响海外的政治大案。

 但是此案像毛时代所有的大案、要案、“铁案”壹样，壹经揭去重重黑幕，暴露在阳光之下，便立即现出其丑恶的真相，就“小匈牙利事件”来说，则以其光怪陆离，集野蛮、残忍、瘛⑽蕹苡谝忌恚晌桨彀傅挠忠嫉湫停旅嫖颐羌虻セ仨庖际录娜獭�

壹、事情起因：初中毕业生面对过低升学率引发骚动

事情还得从当时学校的情况谈起。1957年春末夏初，在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指导下，全国性的“帮共产党整风”运动进入了高潮。与社会上的“大鸣大放”相适应，学校也掀起鸣放——整风热潮。汉阳第壹中学的领导根据上级的统壹部署，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的委托，在会上征询学生们对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的意见。学生们大胆建言，共提出各种意见340条，壹时，校园内“民主”蔚然成风。不过，终究只是初中学生，不像大学生那样有水准、有能量，校内并未出现大的风浪。

就在壹切看来还算平静的时候，突然传来壹个令全校1001名初中毕业学生震惊的消息，这消息来自初三（四）班青年化学教师李穗之口，6月12日李穗在给学生上课时，为了激励同学们刻苦学习，向大家透露了她看到的《教师报》1957年4月5日登载的壹篇文章，内中透露了壹条政策信息：像他们这种县和县以下中学，当年中央下达的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即20个毕业生中只有壹个人能上高中。

消息传出后犹如在沸水中投下了壹包炸药，瞬间引得毕业生们群情激愤，学生们不等下课就聚集著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询问升学率到底是怎么回亊？老师没有准备，回答口径不壹，学生们更怀疑学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相关文件。韩建勋校长和王建国副校长壹再劝阻无效。这时的学生刚刚被卷入“鸣放”运动，尝到了壹点“民主”的甜头，正好在这时“发酵”了。（他们还不知道运动已经180度转向，正在抓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了。）

壹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9个毕业班的大部分毕业生数百人拥挤著出了校门，要去县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壹些学生写下了要求升学的标语。学生们先到县人委会要求见县长，因县长不在，教育局也没人，学生们就拥进了教育局办公室，乱扔办公室的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开升学率之类的标语，发洩怨气。然后又到邮电局打电话要求县二中、三中的毕业班同学前来声援（电话未打通）。后来得知县长在中共县委开会，学生们又壹窝蜂拥去县委会，但县委会大门紧闭，学生们用蛮力撞开了县委会的大门蜂拥而入，在场的县兵役局长和壹名团县委干部批评指责学生，被学生围攻。但当日学生们无功而返。

次日（13日）上午，仍有数百名学生要求去县政府（县人委）探问究竟。副校长王建国阻止无效，只好带领部分老师跟著学生边走边做劝阻工作。到了县人委会，学生代表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的比例，缩小城乡招生的差距。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类问题。有的学生不信，拉扯著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在此过程中，有两名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们扭住捆了，在押赴这两名干部到达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的干部们拦截下来，还扭打、扣押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要求放出被扣学生，但县委干部坚持不放。就在此时，由县委干部招来的数百名工人赶到，混乱中学生们被殴打冲散，学生们因力量不敌，自动散去，有的被家长接回，事态平息。

谁知，就是这么壹场不大的冲突，转眼间被弄成了壹件轰动全国的大案。

 二、县委定性：反革命事件

汉阳壹中学生“闹事”的当晚，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事件的性质和处理办法。

此时，正是毛发出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指示之际，《人民日报》接连发出号召向右派大开火的文章，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向，神州大地阴风骤起、恶浪滔天。各级党委和政府、各色领导干部刹那间变换了脸孔，原来的笑容可掬变成了凶神恶煞，壹场席卷全国的镇压“右派”运动，己经发动。

在这种背景下，汉阳县委的干部们自然懂得要紧跟领袖，响应号召，他们更懂得这壹亊件背后隐藏的巨大玄机，按照左勿右的运动规则，县委成员们壹致同意将日间学生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要按敌我矛盾处理。次日，汉阳县委在壹中召集教师、学生开大会，宣布事件的定性和处理原则，同时，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进驻学校。壹时间，壹中校园杀气腾腾，教师、学生人人自危，校园充满了恐怖气氛。

 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以超高的效率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壹中。考察团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宣布在台前闹事的是学生，而幕后指挥的是教师，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壹定要将幕后指使者挖出来！壹面立即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搜集“反革命罪证”，与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孝感地委与汉阳县委这种定调是必然的，因为初中毕业生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如将他们定为“主犯”，也不好判罪，判罪也不能判重罪，只有将主谋、主犯定为教师，事件才能升级，才能狠狠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也才能引起各方重视收到应有效果。

至于这是否是事实呢？那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查出“反革命”，最好能与当前的反右运动联系起来，那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向伟大领袖邀功请赏的资本。

与此同时，案情迅速逐级上报到中央，直达毛的案头，成为毛直接插手督办的“御案”。

 三、按阶级斗争方式追根渊源，挖出 “幕后黑手”

确定了事件性质和打击目标之后，下壹步，便是确定具体的打击对象。“考察团”成员于是学习毛的教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寻找幕后的阶级敌人。

考察团对全校教师的个人档案和现实表现进行了排查，很快把目标锁定在副校长王建国身上。

王建国，男，时年32岁，家庭出身富农，“解放前”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因此入党的申请壹直被搁置。王于1950年从湖北省革命大学毕业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壹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1956年韩建勋调来壹中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教员中多数仍然认为王建国业务能力强，有关教学工作的问题仍然多向王建国请示，而认为韩建勋是“土改干部”，是吃“党”饭的，业务上不内行。

就是根据这些情况，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这壹“照妖镜”，认定王建国是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加上事件发生那天，王壹直跟随学生去“闹事”，而且在几名学生被县委干部扣留后，王还要求放人。这就可以认定王是这些学生的“后台” 无疑了。

但是，光抓到了个“首领”还不行，“首领”之下还得有“骨干”，有成员，不然就形成不了“集团”，不能完成毛对此案的要求和期望。（按：毛插手此案的具体情节壹直未公开，有关资料只是说此案是经毛“钦定”的“铁案“，而毛干预的具体方式、内容从未公开。）

于是，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中的“株连法”，为王建国寻找“骨干”和“成员”，寻找的办法是：壹曾是湖北革大王的同学；二在工作上与王接近的；③有壹般政治历史问题。按上述办法查找，果然查得“成员”多人，其中包括已经调离壹中的原壹中教导主任，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王建国的革大同学、本校班主任胡斌；工作上经常与王接近的副教导主任杨松涛，教研组长邹振臣等。
    最妙的“意外收获”是抓到壹个“现行”叫钟毓文。原来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钟毓文有壹个爱眨眼睛的毛病，壹次在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钟坐在前排无意中眨他的眼睛，恰被台上的考察团人员看到了，当场指斥钟在为王建国“使眼色”，被抓了“现行”，立即宣布将钟隔离禁闭。当时钟本人和其他人都认为这是壹场误会，以为很快就会弄清原委将钟毓文释放，谁都没有想到就是这壹“不良习惯”，竞然要了钟的性命！

 首领、骨干、成员都有了，但办案人员仍然感到不足，因为已经“揪出”的集团成员“档次”都不高，既然是最高领袖关注的“钦案”，仅将这些教师充数显然有负“圣意”，这些办案喽啰可能也得不到多大的奖赏。因此，办案人员决心要揪出更大的后台来（笔者推测，这壹条很可能是毛的要求或授意）。

要将发生在壹个县级中学壹些初中学生“闹事”的案子，弄成与全国政治斗争挂钩，与中央上层人物有关联的“政治大案”，这确是壹个不小的难题，但是，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他们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还是考察团的负责人棋高壹著，他在壹个学生交待的材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据那个学生交代说，他在上街去县政府的途中，经过县文化馆，向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要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又向杨焕尧要求打电话，杨告诉他打电话要去邮局。于是他就离开了。没有别的情节了。

在壹般人看来，这点子事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注意的，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的。但这个深得毛主义真传的考察团负责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里面大有文章。他首先派人去调查杨焕尧的历史和政治面貌，得知杨是民盟成员这个重要信息，不禁大喜过望！进壹步调查，知道杨焕尧曾经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去到汉阳壹中联系发展民盟成员的工作，杨曾经打算发展王建国为民盟成员，但王建国自己不同意，发展的事告吹。

 成不成功是没有关系的，在那位负责人看来，最重要的是杨焕尧本人是民盟成员。当时，全国的反右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重点是围剿伟大领袖亲自圈定的民盟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的“章罗联盟”，而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已被定为“章罗联盟”在湖北的代理人，这杨焕尧当然就是马哲民在汉阳的代理人了。如果把杨焕尧拉进汉阳壹中的案件中，则壹条与“章罗联盟”相连结的“黑线”：章罗联盟——湖北马哲民——汉阳杨焕尧——壹中王建国就形成了.....

于是，杨焕尧被捕。在毛式阶级斗争的办案方式下，杨焕尧只能“有求必应”，要他招供什么他就得招供什么，否则难以活命。就这样，案件的审理结果出笼了：汉阳壹中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成了壹个“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后台则是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章罗联盟在华中的代理人马哲民；另有骨干分子钟毓文、邹振臣、胡斌等互相配合。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利用学生中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分子，煽动、挑起了壹场骇人听闻的暴力反革命事件。.....

四、处理：连眨眼的钟毓文也判处死刑

案件最终经钦定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通称“中国小匈牙利事件”。

既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惩处当然要从严。但在具体量刑时发生了壹点波折，考察团领导对涉案人员的处分意见是：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判处死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管制不等。但县法院对三名主犯判死刑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个所谓反革命暴乱案，暴乱者既没有武器，也没有伤人，更没有杀人，最大的“罪行”是学生曾将两名与他们打斗的干部捆绑送至县委，但县委干部也抓、捆学生......

就在这僵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抵达湖北省会武昌，毛在武昌的活动笔者无任何公开资料可寻。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由毛自己“钦定”的这件“大案”他绝不会不管，而且来的时间这么凑巧，肯定有内情，也许毛就是专为此案驾临武昌的。此时湖北省委、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的头头们不可能不向御驾亲临的毛汇报此案的有关情况，听取“最高指示”。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知道有的关具体内情，只知道此案随后抛开了汉阳县法院和地区、省两级法院，直接由中共湖北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副书记许道琦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名，然后赴北京由最高法院核准，完成了对三人的死刑判决程序。

 1957年9月6日，汉阳县召开大会，宣布对汉阳壹中学生闹事事件的处理：事件定性为“汉阳反革命暴乱案”，以“反革命集团暴乱罪”判处主犯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立即执行；判处集团骨干分子邹振臣、胡斌等9名教师15年至2年有期徒刑；教师李穗等3人散布谣言送劳动教养，3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另外，汉阳壹中校长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县直机关10名机关干部（包括犯了右倾的县法院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闹事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勒令退学。

 判决书对案犯的罪行描述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早已蓄谋从事暴乱活动，借学校整风、搞“大民主”之机，“捏造”升学比例，煽动毕业班学生上街游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大搞打砸抢，实行反革命暴乱。.....

 “汉阳事件”宣判之后，为了显示毛泽东的英明和料事如神，全国掀起了报道、学习汉阳“小匈牙利事件”的热潮，《人民日报》带头示范，该报报导的标题是：《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把事件的档次提升了壹大步，“小匈牙利亊件” 之称不胫而走。接著，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出大队人马去汉阳拍摄事件的纪录片，并在全国放映，并由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领导组织群众观看、接受教育。同时，全国掀起愤怒声讨民盟中央和其在湖北的代理人企图在中国策划“匈牙利事件”的滔天罪行……

但当局认为，如此还不足以显示事件的重大意义，于是，又由全国各省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组成“考察团”亲赴汉阳县考察、学习，把汉阳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汉阳县的党政领导、有关部门接应不暇，忙得不亦乐乎。反过来，各地又纷纷邀请在汉阳“平暴”事件中建立功勋的功臣们到各地各大专学校演讲、传经送宝，亲口讲述他们与反革命暴徒英勇斗争的动人事迹和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扩大影响，又以国家名义特邀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到湖北汉阳访问，看看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反革命暴乱的高度警惕和反革命分子在中国的可耻下场。（匈牙利共产党人壹定会对中共和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而自己则羞愧得无地自容。）此外还有路透社记者等也被邀来汉阳采访。不明就里的台湾当局，也以假作真在那边为“反共义士”王建国举行追悼大会。“小匈牙利事件”壹时蜚声海内外……

很清楚，在这壹切背后，有壹双巨大的黑手在推动、制造著这壹场闹剧。

与愿望完全吻合，汉阳县委、汉阳地委受到省和中央的表彰，奖赏，提拔，“平暴” 英雄们忙著举行庆功宴，在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中，酒杯里流动的是“反革命分子”殷红的血，大快朵颐的是王建国们的肉。他们吃喝完毕又意气风发地寻找新的“阶级斗争”目标去了。

 五、艰难的平反之路和留下的遗憾

1978年底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上台，开始笼络民心的“拨乱反正”，中共的开明派胡耀邦趁此开启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巨大系统工程。汉阳壹中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幸存者、当年被判10年徒刑的胡斌，先后向各级有关部门投书申诉达89次，却依然如泥牛入海，了无音讯。可胡斌仍不气馁，不屈不饶，1985年春，胡斌再次伙同同乡同学、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共中央，却异乎寻常地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列为督办案件之壹。在中国，老百姓的上书投诉壹般只能到各级信访机构，信访机构要么转回被状告单位处理，要么下落不明（更多申诉者受到报复迫害）。申诉者耗时十年八载、倾家荡产、终其壹生不能申冤者是正常现象，像胡斌、赵迪生这种被最高当局选中列为督办案件者大概跟中全国头彩大奖的机率差不多。不过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这种中“特等大奖”的幸运儿，胡斌。赵迪生算是其中之壹了。

投诉信件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当时的中央某个领导人（遗憾的不见报导其真实姓名），经该领导人批示，由中央办公厅具文指定湖北省委查办此案。

在中国的又壹玄机和常规是，但凡由下至上的行文，求助、投诉，往往杳如黄鹤，就是正常的请示报告，也如蜗牛爬行；但反过来，由上向下发文，特别是领导亲批的“红头文件”，那效率之高、之雷厉风行，也令人乍舌，故当时人们喻为“批示治国”非无道理。汉阳事件此次也是如此顺利，文件到了湖北省委，由省委第壹书记指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思卿查办此案。张不负重望，很快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此中的具体过程就不必细述了。因为凡是毛时代的“大案”、“要案”、“铁案”，只要壹见阳光，就如长沙马王堆里汉代贵妇干尸身上的华丽衣裳壹样，很快就化作壹缕青烟，无影无踪了。

湖北省委据实上报中央，证明这是壹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得到批准后，省委于1986年1月正式为此案平反昭雪，据说，汉阳县城人民得到此壹消息后，自发拥上街头，燃放鞭炮、呼喊口号，彻夜不息，胜过欢庆任何重大节日。

不过事情也留有遗憾，那就是只为冤者洗冤，却不追凶惩凶，这是当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平反冤假错案给出的底线、红线，据说是为了“团结壹致向前看”。留下的后患、隐患不言而喻。比如，以汉阳壹中这壹冤案而言，那些当年抛尸荒野、含恨九泉、沉冤二十八载的死者；那些受尽屈辱、九死壹生的幸存者，以及他们更加无辜的亲属、家人等，对他们已经失去的壹切如何补偿呢？那薄薄的壹纸平反通知书，委实来得太迟了、太轻了！多数受害者已不在人世了。特别是还不能追究造成悲剧的凶手，不能触动产生这些罪恶的旧体制、旧机制。那些当年参与分享“小匈牙利事件”人肉盛宴的权势者，有的依然在台上，有的退休了却留下了在前台的代理人，他们并没有低头认罪，更没有洗心革面，所以后来壹有机会又伺机反扑，甚至重新制造新的“小匈牙利案件”……

不久，中国的政治的风向标再度转向，小匈牙利事件在获得平反之后，却不准宣传，更不能触动那些冤案的始作俑者。冤案的平反者也陷入尴尬之中。不过，人们不愿意再度沉默，历史也不希望被遗忘，1999年元月，在小匈牙利事件发生41年多之后，在它被正式平反13年之际，《南方周末报》冲破重重阻力，重新报导了这壹事件的真相。

虽然事情很不园满，但案件总算得以重见天日。不管怎样，对于为小匈牙利事件的平反昭雪出过力的人，人们应该感念他们。

毛主义筑起的三座罪恶大山之壹：反右派运动

从1949年10月登基、至1976年9月死去，毛直接统治中国的27年间，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如果按其手段之卑劣，致死人数之众，后果之惨痛而论，当分别以其1957年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开始至1976年毛寿终正寝为止的“文化大革命”为最，为代表。这三大运动可谓集毛主义罪恶大成之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壹座比壹座更“大”、更“高”，但是又各有千秋；就总体而论，可谓集古今中外暴君和极权政治之大成的巅峰之作。

故此，在论述毛的“运动治国”时，对这三大运动有必要单列。但有关这三大运动也是迄今为止已经见诸文字被揭露、批判得较多的，所以，只能择其要者表达笔者的壹已之见。其中壹些具体典型的事例，置于附录中供参阅。

      第十九章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远因和近因

如果单以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厚颜无耻而论，毛亲自发动、壹手制造的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应属登峰造极之作。后来有很多作者以毛自我蛮横无耻的辩解：“阳谋”作为此壹事件的概括或标题，是很恰当的；也有壹些作者冠之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来概括这场运动，从某方面来说也非常贴切。但是，笔者以为这些描述仍未能完全破解其中 “隐秘”，包括未能揭露毛发动这壹运动的深层动机、目的。因为，不管“阳谋”也好，“文字狱”也好，都还只是现象，而在此背后隐藏的动机、目的，才是问题的的本质所在。

壹、远因：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毛实现其人生目标的第二大敌人和障碍

对于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笔者以为不能停留在就事论事批判毛的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上，也不能仅从1956年波匈事件的国际背景来分析、判定，这些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只是近因，是引发事件的导火线；深藏在毛心底的阴谋，则是更早的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的仇恨和必欲打击、铲除而后快计划、打算。

凡是对毛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同意，毛对知识分子怀有深刻成见和刻骨的仇恨，而且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仇恨愈益强烈。壹般人都认为这可能源起于毛在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遭遇到当时的文化名人们的冷遇所埋下的种子，这个仇恨的种子随著毛的发迹而生长、壮大，最后变成横扫、毁灭壹切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雷霆飓风，毛的发自内心的“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的名言，就充分反映和印证了毛的这壹变态、疯狂心理。

从毛的睚眦必报的本性和其又善于隐忍不发的狡诈权谋来看，上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却还不够。因为，从中外历史看，草莽出身而终成大业，登上帝王之位者，在其未发迹前受到社会上层名流、名人的轻蔑者很多，这些人发迹后有的是采取残酷、简单的报复办法，黄巢、李闯、张献忠以及那个说：“此辈清流，当投之浊流”的都属于这壹类；另壹类人比这些人高明，他们既要报复，但更要利用之，他们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刘邦。识字不多、出身二流子、混迹市井的刘邦早年对知识分子也是极为仇视蔑视的，当著知识分子以儒冠为溺器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发泄。但是，在后来特别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对士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除了如孙叔通为他制定朝仪，使其尝到九五之尊的乐趣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治理国家主要靠“文治”，靠文治，就是要靠知识分子。“汉家四百年天下”，主要也是靠的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强大精神凝聚力，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

刘邦是毛泽东崇拜的人物之壹，在毛氏批注的二十四史帝王传记中，汉高祖这位平民底层出身、首次靠农民起义夺得皇位的皇帝得到毛的特别推崇，说他他是高明的政治家，后来的汉武、光武帝较这位乃祖都“差之远矣”。由此可见毛是欣赏刘邦这种对知识分子能伸能屈，不计前嫌的权谋和风格的。毛自己有时也有意表现壹下“礼贤下士”的风度，在其建国初期，毛就经常邀请他的壹些旧友、文人和国民党投奔过来的高级官僚如张治中、章士钊、柳亚子、梁漱溟等到中南海自己的家中聚谈、叙旧，还专门招待过他就读的湖南壹师昔年的壹位校长、壹位老师。可见，简单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只是发泄他当年在北大时受到轻蔑的仇恨，是不够的。（毛掌权不久就开展了壹场对胡适的大批判，算是报了当年在北大被胡适轻蔑的“壹箭之仇”。）何况，从四十年代在延安时代起，毛已招徕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这些知识分子在毛的软、硬两手的打压、改造下，全都成了他的驯服工具，为他的事业特别是对他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相当壹批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当年曾与他共平起平坐的民主党派的头头，都聚集到毛的麾下，甘愿效犬马之劳。当此时，毛壹呼百诺，“万岁”之声日盈于耳，毛之志得意满已近“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了，他还有什么必要为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时那壹点点不愉快的往事而郁郁不乐、斤斤计较呢！

所以，合理的结论是：早年遭到知识分子的冷遇只是后来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偏见的壹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毛的造反——“革命” 的目标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政治理念具有不可兼容性，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才是毛与中国知识分子（这里是指壹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是如陈伯达、胡乔木、以及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己彻底赤化的帮凶爪牙）水火不容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追溯到毛参加共产党和从事“共产主义革命”的真正个人目的了。这是壹个本来很简单明确，却被毛共当局有意掩盖、搅混了的问题，但只有正确认识了这壹点，对毛及毛执政期间的壹切问题的研究才能“正本清源”，壹切混吨的现象才能迎刃而解。

简单地说，毛“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其他共产党人、包括党的创始者和历届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及此后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不壹样的，上述这些人或者误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救中国，或者坚信走苏联之路可以富国强兵使中华中兴，他们也想在此过程中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却绝对没有想再当皇帝、或者当变相皇帝的妄想。这些人（陈独秀除外）都在莫斯科受过苏俄的严格、正规训练，他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充当苏联“国际共运”的马前卒的角色，在苏共的指导和帮助下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属国。当然，在中共建党之后到毛掌权之前这段时间，由于中共的力量尚且弱小，只能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所以党的利益被绝对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那时党的领袖们虽然也在争权夺利，但壹旦发现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党的任务时，也就无怨无悔地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这些人所设想的“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也是壹个共产党集体领导、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国家。他们还没有想到将来要建立壹个独立于苏俄之外的帝国，更没有想到由自己去当这个未来帝国没有皇冠的“皇帝”。

但是，毛泽东是唯壹的例外。现在可以清楚看出，毛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仿效历史上帝王们成就大业的朦胧理想，少年时的“咏蛙诗” 中的“春来我若不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已初露“峥嵘”，刚进湖南第壹师范读书时就对《世界英雄豪杰传》痴迷，后来，在与萧瑜等人的交往、言谈中，逐渐明晰了自己要当“破环旧宇宙”、扫荡旧世界的“大英雄”， 并且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具体路子，就是“仿效列宁、以俄为师”，当中国的列宁。可见，在正式加入共产党之前，毛就已经有了勃勃的个人野心。

加入中共后，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初始时隐忍不发，后来则无处不表现他不择手段的“争权、扩权、夺权” 本性。遵义会议后，被扶上“壹把手”位置的张闻天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帝国“皇帝”的妄想，掌握最高军权的周恩来也没有这种野心，他们是典型的“为共产党集体利益”而奋斗的“壹心为公”的共产党员。后来的王明有当“领袖”的野心，但未脱苏联训练的走卒和书生气，壹切以苏联的马首是瞻，也缺乏政治斗争的权谋和狠劲。所以这些人都在与毛的明争暗斗败下阵来了。

毛在遵义会议之后已经确立了逐步夺取中共领导权、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并进而将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逐步转变为毛氏王朝的远大目标。这壹远大理想的流露就是他在1936年2月间由陕北东渡黄河去山西“东征”期间所写的词：《沁园春·雪》，词中毛掩饰不住自己的壮志豪情，抒发被长久压抑的勃勃野心：“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要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为今日中国之独裁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以文学形式表达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历来人们的惯例和惯伎，毛采取这种方式壹是情不自禁，是真正“言志”。此时他认为自已经具备了壹定实力，成了中共实际上的头头，早年的帝王梦己不是遥不可及了，所以此时不得不“发”； 二是以这种方式可以少担被指责的风险，吟诗作词嘛，谁能当真？如有人指其词中表现的帝皇野心，他完全可以不认账、不予理睬。毛写了此词之后，（现在有此词为胡乔木所作之说，不过既然毛“冒领”， 也就说明词中思想正合毛之已意，所以我们仍然可认定此词为毛之思想表达），也未立即发表，可能也是考虑其时机不太适合。因当时刚刚经过“长征”，流落陕北，立足尚未稳，正处在东突西窜、随时有可能被消灭的危险之中，若此时向外界宣布什么“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难免引起别人讥讽讪笑，徒增羞辱而已。所以毛将其沉埋箱底，过了差不多10年，1945年9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之际，才将其公开发表。因为此时，毛已成为占据壹亿多人口、拥兵百万、雄据壹方的枭雄了。毛认为词中所想已不是可望不可及了。所以，此时将这首《沁园春》发表便不会是徒增人笑柄的妄言诞语，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和理想的表达了。由此可见，毛是很认真对待这首词的，因为这是他的真情表露，实是他个人的政治宣言。

果然，此词壹出，就在山城重庆引起议论纷纷，拥毛者为之肉麻称颂，反观者则指其帝皇之想溢于言表。但它终究只是壹首词，不可能据此作为毛和毛共未来政治走向之判定。所以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尚徘徊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面”的人士并未将其作为毛未来之政治宣言认真对待。壹些头脑冬烘之辈反以为毛作为共产党头头也会吟风弄雪，有传统文人雅士之思而倍感亲切，与毛的距离反而壹下子拉近了。

这些人确实大大低估毛了！几年之后，毛真正夺得了江山，坐上了龙椅。在建国后第壹个“五壹劳动节”官方发布的呼喊口号时，毛特地亲自加上壹条“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自己给自己喊“万岁”， 可能毛是古今中外第壹人了。原因是这“万岁” 乃中国人对皇帝的专用称呼，毛借此提醒人们别忘记了他当年的宣示，把他只当作壹般的国家领导人看待。接著他在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大肆屠杀各类阶级敌人，壹些民主党派党人士包括国民党投降过来的旧臣试图对此加以劝阻，甚至暗示其不应重蹈秦始皇覆辙。毛就理直气壮地反唇相讥：可爱的先生们！妳们说对了，本人就是秦始皇！可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而我们超过他壹百倍！妳们总是说得不够，要我们来补充……哈哈！妳看，这不是壹副活脱脱的自鸣得意的超级秦始皇形象吗？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十几年前，我毛某人不就(公开) 宣示过“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了吗？我就是要做超级秦始皇！难道妳们不知道？难道没有读过鄙人的大作《沁园春》？哈哈！……

于是，毛干脆明确告诉他的臣民：他毛泽东就是“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他是当今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元素（如公有制、阶级斗争、共产主义）的“秦始皇”。人们很清楚，这个秦始皇与马克思结合，比起单纯的秦始皇或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厉害得多了。谁还敢对他说三道四呢。

1956年以后，毛与刘少奇分歧日甚，1959年召开全国二届人大前夕，毛气愤地当著刘少奇的面说要把“皇位”让给刘少奇，他说“妳厉害，我把这个位置让给妳，妳来当秦始皇。”可见，他对自己的角色和身份是很清楚、很自觉的。

既然自我确立了“皇帝” 身份，就不能不考虑“传位” 的问题。可是，“太子”毛岸英的意外死去使其皇位后继无人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只好暂时以选“接班人”的方式胡弄党内和民众。但“接班人” 壹个个被他自己干掉，于是人们终于才得知他的“圣意” 是要从毛氏宗亲中“传位”。 但这工作比较难做，他先是准备叫“皇后”江青继位，遇到太大阻力。最后决定由侄子毛远新继承大统。只是可惜这 “皇储” 立得太晚，未及正式传位自已就撒手归西了。

这就是毛的极终人生理想。关于这些，后面还会论及，此处不多述了。

讲了这许多说明什么呢？说明毛与所有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同，他从进入共产党那壹天起，就已明确将自己定位于当代农民起义领袖，他的目标就是现代型的刘邦、朱元璋，他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目的只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其造反夺权和巩固政权有用的元素，他最后建成的却必须是毛氏王朝，毛氏帝国。他要成为这壹帝国的开创者，并且像秦始皇那样，二世、三世传下去……

毛认为他这个远大理想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战胜两类敌人、推倒两大障碍；第壹类敌人就是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和蒋介石，这是要靠武装斗争才能实现的任务。

这个任务终因各种主客观因素，在1949年完成了，也就是说，这第壹大障碍基本扫除了。

第二大类敌人和障碍是什么呢？并不是毛公开宣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资产阶级，或者私有制，这些其实都不在话下不成其为障碍；真正的敌人和障碍他不好明说，只能以另壹种方式 表白。在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规划未来的政治蓝图时，他就以口头政治报告的形式告诫他的同僚和下属：我们战胜蒋介石，革命成功之后，主要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在那个报吿中他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壹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在目前阶段，在与共产党共同声讨国民党的“壹党专政”、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他们是“同盟军” ，但壹旦共同的敌人国民党被打倒了，这种同盟关系就结束了，转而与共产党变成壹种互相斗争、打倒和消灭的关系。

到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在壹份叫做《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壹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则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壹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把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蒋介石被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壹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壹步壹步地抛弃他们”。

（以上参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29—30页李锐的署名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针对当年他的忠实同盟者的民盟（笔者按：中国后来的八个民主党派主要是由民主同盟分裂、演变而来，因此“民盟”可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代称）制订如此毒辣的计划呢？这其实是由毛自己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

毛是颇有深谋远虑的权谋家，这方面是中共党内所有人不能企及的。在壹般人、包括中共其他领导人看来，战胜国民党并建立共产党的国家政权以后，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自然是经济建设，包括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将来转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汲汲忙碌的便这些事，刘少奇、周恩来便是这类务实政客的代表。

可是毛却不然。他认定，对他的事业真正最大敌人和威胁就是前面讲过的民主党派和他们的天然同盟者和基础知识分子。毛认定，只有这些人才是构成对共产党壹党专政和极权统治的最大威胁；毫无疑义，这更是对毛实现他那暂时隐忍不发的人生终极目标的最大障碍和威胁。

前面已经说过，毛的个人最终目标就是要做今日中国的帝王、当代的秦始皇。从他实现这壹极终目标的进程来看，在他己经取得党内领袖地位之后大概还有三个阶段，三个步骤：第壹阶段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暂时与各民主党派共存的“联合政府”；第二阶段是抛弃这些昔日盟友，建立单壹的共产党壹党专政的极权统治；第三阶段是将共产党壹党专政的国家转变成他个人独栽的“毛氏帝国”，建立以血缘关系为钮带的毛氏王朝，并让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在这壹过程中，毛为什么壹定要对知识分子和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加以抛弃、甚至消灭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是人类文明的载体，知识分子都清楚，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知识分子必然地、自觉地承担起这壹历史史命，是天然的民主斗士，同时也就是壹切反民主的政权和暴君的天然敌人。毛要建立个人独裁的极权政治，特别是要复辟帝王统治，知识分子无疑是其死敌，是毛实现自己人生最终目标的主要障碍。毛对这壹点非常自觉，所以，他称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壹项长期艰苦的任务，实际上是壹场“妳死我活”的斗争。

先看壹下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目标的不可调和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客”们，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他们壹般都是在欧美接受西方民主教育、之前在国内接受的孔孟之道的教育，也以“仁义”为核心。这就 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与毛主义的不可调和性。而且，即使是在毛统治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只要书读得多些，涉猎广泛些，有独立思考精神，就会对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产生怀疑，更不用说对秦始皇的暴政了。也就会自然产生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这是很难“改造”，所以总的说，毛认定知识分子是他的死敌是非常正确的。

为此，毛从来没有放松对知识分子的警惕和“改造”。在延安时期毛通过整风运动已经在－定程度上达到了这壹目的。建国登基以后，面对更广大、挡次更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毛更是采用了各种办法，以暴力为后盾，软硬兼施，试图对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知识分子也确实被他驯服了。但是，毛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表面驯服了，对他喊“万岁”了。但他知道他是依靠暴力使其驯服的，这未必能使其真的心服口服，壹旦有适宜的气候，他们就可能故态复萌，跳出来跟他唱对台戏，与他争夺民众，弄不好，会动摇他专制极权统治的根基。

但是，老实讲，除此之外，他对付知识分子也没有更好的、或根本的办法。偏偏这时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使毛寝食难安，他再次确认知识分子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敌人，是必须解决的他的国家最主要的“矛盾”。而解决的办法自然地主要靠 “硬”的－手了。他终于决定撕下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伪装，决心对知识分子来个大围剿、大清洗，大迫害。这是匈牙利亊件给予他的主要教训。

二、近因：1956年的国际形势和波兰匈牙利事件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壹下作为近因的匈牙利亊件。

1956年，是共产党世界的多事之秋。先是，赫鲁晓夫掀起了反斯大林浪潮，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接著发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

1956年2月24日夜，赫鲁晓夫在苏二十大最后壹天向全体与会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报告以大量确凿事实和证据，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以肃反之名，将大量党内政敌和被怀疑不忠者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将其打成“人民公敌”，然后壹个个从肉体上消灭的罪行。赫鲁晓夫的报告首先在苏共内部引起了震惊和极大的义愤。接著，美国中情局斥巨资搞到了这壹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报告”的文本，并在媒体公布，立即被全球（除中国外）媒体转载，仿佛是被引炸了壹枚核弹，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被长期严密掩盖的斯大林的暴行和共产党世界的丑恶内幕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进而在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引发了壹场政治大地震，人民被长久压抑的对共产暴政的愤怒象火山壹样爆发。

波兰和匈牙利是受反斯大林报告影响最先起来反抗的两个国家。当年6月上旬，波兰爆发了“波兹南事件”。以波兹南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为首的工人首先向当局请愿，喊出了“我们要面包和自由”、“释放囚犯”、“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紧接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据官方说有54人在与当局的冲突中死亡，20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骚乱被当局血腥镇压下去。

但是，愤怒之火并未熄灭。此时对斯大林式暴政的不满和要求改革、摆脱苏联控制之声已成为波兰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波兰当局立即陷入全民声讨和包围之中，为稳定局势，当局不得不对波兹南事件的受害者进行安抚，为死者举行祭奠，处分了有关官员。紧接著，7月，执政的波兰统壹工人党（共产党）召开七中全会，为1948年被斯大林指使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撤职、开除、监禁的前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了名誉。在党内外壹致要求哥穆尔卡复出上台执政的形势下，现任的波党第壹书记奥哈布决定“让贤”。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于19日提前召开八中全会，延请哥氏重新出任党的第壹书记。

波兰党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让步，被苏联视为“背叛”行为。19日，就在波共八大开会的时候，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不请自来，飞临华沙，企图以武力迫使波兰共产党——统壹工人党改变决定，阻止哥穆尔卡执政。但是，遭到了波兰党和人民的强硬抵抗，最后赫氏率领的代表团不得不灰溜溜地飞回国，并被迫承认了波兰党的独立自主权。

哥穆尔卡在当选为第壹书记以后，鉴于对形势的考虑，釆取与苏共缓和关系的政策。哥氏于11月15——19日率团访问苏联，双方举行表面友好的会谈，波方申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与苏方“在完全平等、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扩大、加强发展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兄弟般的友谊”。苏共承认波兰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壹员。波兰危机就在这样相互妥协中平息了。

与波兰事件性质完全相同，却导致完全不同结局的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自1956年3月中旬以后，出现了全国性反对在匈推行斯大林模式、“全盘苏化”的民主运动，矛头直指苏共在匈的代理人、执政的劳动人民党第壹书记拉科西及苏联在匈的驻军。其中，由党内知识分子组成的“斐多菲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原为波兰共青团中央下属的壹个学习小组），在发动群众、制造舆论、组织反政府力量的统壹战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核心作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举办各种研讨会和讲座，邀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哲学家自由地发表讲演，他们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社会和历史学的不同角度，剖析了现政权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救国救民的方略，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追捧。每次研讨会总是人满为患，参加者不请自来，将俱乐部的会议厅挤得水泄不通，研讨会只得临时改在更为宽敞的经济大学礼堂举行，但是，仍然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又移至更宽阔的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与会者中包括了壹些现任人民军军官和匈牙利建国前（被苏军“解放”前）反德军占领地下斗争人士，以及部分政府现任官僚。俱乐部的最后壹次、也是影响最大的壹场研讨会在人民军军官俱乐部举行。

在斐多菲俱乐部不断公开举办的研讨会的强烈冲击下，当权的拉科西政府已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在5月30日至6月1日俱乐部举办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以不容置疑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主义壹贯伪造历史、将历史科学变成其政治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辩护词”的恶劣行径。匈牙利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文化部长安迪·伊丽莎白也出席研讨会，并发言极力为党在历史学中的工作辩护。但是这种斯大林主义卫道士的靡靡之音，立即被与会者义正严词的洪钟大吕淹没了。据会后报道说，在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多年来内心燃烧的要求民主与公开化的烈火，象火山壹样“喷发”出来。

6月27日俱乐部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会议从下午6时壹直开到次日凌晨4时，6000多与会者通宵达旦不肯离去，为的是倾听揭露真相的发言和演讲，人们被当局骇人听闻的迫害酷刑所激怒，被长久掩盖的丑行黑暗所震惊，纷纷要求给已经被迫害致死的知名人士平反恢复名誉，给尚在狱中的受难者洗涮冤情并要求他们重新“出山”掌权。

斐多菲俱乐部的活动象磁石壹样吸引著全国人民，形成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社会能量。这时，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自发仿效，组织起自己的“斐多菲俱乐部”。眼看著舆论的风暴即将转化为政治暴风，拉科西政权只好使出最后的壹招，利用仍然掌握的政权对斐多菲俱乐部进行武力镇压。6月30日，匈执政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明确指责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活动，7月1日，由内务部下令禁止俱乐部活动。

但是，已经觉醒的人民的活动很难被已经丧失权威和合法性的政府取缔。到了9月，俱乐部活动重新燃起，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蔓延。自觉“自己像坐在壹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的拉科西，知道单靠他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将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于是加紧向其主子苏联求援。

偏偏这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企图压服波兰的活动中受挫，这给了匈牙利人民以极大的鼓舞。10月22日，斐多菲俱乐部开会向执政党中央提出包括开除拉科西在内的“十点建议”。当晚，布达佩斯各高等学校学生团体又向政府提出包括撤走苏联驻军、惩办拉科西、确认工人罢工权利的“十六点要求”。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数十万民众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支持波兰人民斗争、苏军撤出匈牙利的口号。新任党的第壹书记格罗·埃诺仍然试图用武力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结果当天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

在各方压力下，政府发生分裂，原来受到斯大林排斥迫害的纳吉被拥戴为新政府领导人。次日，苏军两个师全付武装开进布市。新政府就撤军问题与苏军展开紧急谈判，几天之后苏军撤出了布达佩斯。

就在民众斗争眼看取得胜利这个关键时刻，远在中国的毛泽东气急败坏，不停地向苏联和赫鲁晓夫施压，派出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游说，坚决要求对匈民众实行武力镇压。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接受毛共意见，决定使用武力。11月4日，17个苏军师开进布达佩斯，壹百多辆坦克在布市大街横冲直撞，枪炮声震耳欲聋，大量民众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壹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拉开了序幕。壹时间，大街小巷成了战场和屠场，积尸遍地，血流成河……

据事后统计，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有7800人丧生，1·2万人伤残，二千多人被判处死刑，二万余人判处长期徒刑，总人口950万的匈牙利有30万人经奥地利逃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人民民主运动就这样被残忍地镇压下去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两年后，当时逃脱的纳吉及国防部长等4人被诱骗回国，处以绞刑。

现在需要叙述的是毛泽东在这两大事件中的态度及其表演。

最先得知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的毛泽东，可谓壹喜－惊。对于斯大林，毛是矛盾的，对斯大林个人，毛从内心深处是反感的；但对于斯大林主义又是拥护的。这种矛盾的心情是因为，壹方面，在中共的长期的造反夺权斗争中和党内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既充当了保姆和后台的角色，同时也与毛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隔阂，如，起初苏方主要是支持那些从苏联学习、培训归来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王明、博古等“布尔什维克”，毛这个“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放在次要的地位，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可以说也是毛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间间接的斗争。再如斯大林多次强令毛干他不想干之事，如在“西安事变”中斯氏强令放蒋；在苏德战争中斯氏多次命令毛及中共发动对日军的进攻，以牵制日军； 1945年8月斯大林又强令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了 1949年春，毛共决定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斯大林却叫他与国民党和平谈判。最后，1949年12月毛第壹次出国去莫斯科为斯氏祝寿并拟与苏联订立“同盟互助友好条约”，以便归国炫耀，提升自己的地位。孰知，到了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先是将他放在郊区的别墅里“冷藏”了好几天，后来虽然应毛的要求签订了壹个《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及附设的秘密协定，但却是个“丧权辱国” 的“不平等条约”。凡此种种，毛内心对斯氏之怨恨可想而知。

但是，在表面上，毛却不得不对斯恭敬如师，依靠如父。毛知道，斯氏终究是世界共产党不可动摇的最高领袖，他毛泽东也是依仗苏联的帮助才有今天，而“斯大林主义”更是他尊从的样扳。如今赫鲁晓夫突然作了这么壹个揭露斯氏罪恶的报告，把斯氏从高高的“神坛” 上拉了下来，毛自然觉得难以接受，从而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当赫氏的报告在全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时，毛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商讨对策。毛公开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是壹则以喜，再则以忧。按毛的说法是，赫氏报告“壹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说过去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把斯大林当作“神”，只准歌颂，不准批评。现在好了，赫鲁晓夫自亮了“家丑”，把斯大林残暴凶恶的真面目摆在了世界人民面前，斯氏的神圣光环没有了，对斯大林和苏联过去的壹切自然可以批评了，毛自谓赫氏帮他搬开了压在心上的壹块大石头，也算是为他出了壹口大气。

忧的则是，毛认定赫氏此举可能捅了大漏子，酿成大错，难以收拾。因为毛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无壹例外地执行“斯大林主义”， 靠著斯大林主义维系自己的统治。壹旦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主义被抛弃，全球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就将崩溃，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有可能陷入执政危机之中，甚至可能要发生“政变”， 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毛共最后商讨的结果是：从维护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坚定地维护斯大林！并且在中国严密封锁赫氏的报告，把影响降到最小。

毛不愧是老谋深算的极权主义政客，他的预言很快被证实了，最初便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可以说，波、匈事件是赫鲁晓夫报告带来的第壹轮冲击波。

但是在苏联国内却是另壹番景象。赫鲁晓夫在作了揭露斯大林罪恶的报告之后，同时对国内外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他释放了斯大林时代关押的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被迫害者恢复名誉。苏联政治气候变得空前宽松，苏联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另壹方面，赫氏亦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他大肆修建虽然简陋却为数千万平民解决了住房难题的“五层住宅楼”，还解决了莫斯科交通难题，在壹定程度上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总之，连赫的政敌莫洛托夫等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赫氏当政时期，“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

但是，赫氏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无法作大的改变。除了对美国和西方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外，在华沙条约内部和对东欧共产党卫星国的政策却没有改变，在卫星国的驻军依旧，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仍然是斯大林时代扶植起来的斯大林的代理人。但对这种状东欧人民却不能容忍了，波兰、匈牙利人民就是在赫氏的反斯大林报告鼓舞下起来争民主、反极权统治的先锋。斯大林主义如同用漂亮外壳包装起来的黑色垃圾， 壹旦打粹这个外壳，其内幕就臭不可闻，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扮演了打破旧壳、为旧政权掘墓的角色。于是，东欧国家人民与苏共领导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所以，从壹定意义上讲，赫鲁晓夫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就在波兰出现反对现政权、反苏的波兹南事件，以及波兰共产党自行更迭领导班子的时候，毛却抱著的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的态度，因为他认为他预期的“捅漏子”应验了，毛想要看赫鲁晓夫自食其果的笑话和狼狈相。如果最后闹到不可收拾，毛便想自己出面取代赫鲁晓夫来收拾残局，从而实现他登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的梦想。所以，当苏联驻华大使尤金10月19日向中方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给中共中央的通报，说明波兰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西方的危险、苏联准备动用武力解决时，毛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与苏联完全相反的的决定：全力支持波兰，反对苏联武装干涉。10月20日晚毛召见尤金，向他表明：“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妳们，并公开声明反对妳们武装干涉波兰。”随后毛又召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向他通报中方对事件态度，并给波方鼓劲打气，鼓励其与赫鲁晓夫斗争到底。

在波兰统壹党和人民的顽强抵制下，赫鲁晓夫退缩了，20日他从华沙飞回莫斯科，第二天，赫鲁晓夫宣布承认哥穆尔卡上台的事实，并向中共发出了第二份通知，要求毛派两位负责同志去莫斯科参加苏波两党的和解协商，毛立即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前往。

当然，赫鲁晓夫决定不对波兰动武是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不过，毛泽东的反对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波兰领导集团和哥穆尔卡对毛壹再表示感谢，据说哥氏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不知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程度。”

不管怎么说，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冲突、避免手无寸铁平民的伤亡总是壹件好事。但是读者和我们的后人千万别弄错了，以为毛是在同情、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主、反对极权统治的斗争，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完全违背毛的本意了！真正表露毛在东欧事件上的真实意图的，是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这次毛完全暴露了他对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极端凶残的真面目。

上面说到，波、匈事件中波、匈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的。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大规模全民性游行示威，打出的就是支持波兰人民斗争的口号。如果硬要说两国有什么区别，就是匈牙利人民斗争的规模更大，参与斗争的人数更多、更广泛，达到了“全民起义”的规模。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面对与波兰同壹性质、同壹类型、同壹时间、同壹诉求的匈牙利事件，毛泽东的脸变得比我国川剧中的“变脸”速度还快。事件之初，毛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心腹重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飞赴莫斯科，刘少奇等秉承毛的意旨，要求赫鲁晓夫按照处理波兰事件的方式，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自主解决自已的问题（目的在于打击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打击赫鲁晓夫的威信））。赫鲁晓夫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决定于10月29日从匈牙利撤走苏联红军。

谁知，转眼间毛又感到大事不好，认定匈牙利是“反革命事件”，于是来了个180度改变，立即强烈要求苏联坚决使用武力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运动。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赫氏仍然采纳了他的意见。11月4日苏军实施“强风”行动，必须出动17个师、配以坦克、大炮等重武器，瞬间，布达佩斯成了战场、屠场，数以万计的人民倒在血泊中。

就这样，在毛的反复无常的怂恿、要挟下，赫鲁晓夫集团用布达佩斯街头隆隆的坦克和枪炮声将自己在苏共二十大后树立的改革、反斯大林形象砸得粉碎，看来，在镇压人民要求民主、自由这壹点上，赫氏与毛泽东完全契合。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左右摇摆，终于导致其在1964年壹次“宫廷政变”中被党内政敌推翻，退出了历史舞台。

匈牙利事件被基本镇压下去之后，仍然有余波和广泛的连锁反应，苏联再次求助毛帮助平息。1957年1月毛派出周恩来、贺龙去莫斯科，再转去波兰、匈牙利“访问”，周以铁腕的行事风格，软硬兼施，帮助波、匈平息了余波。

由于毛及整个中共上层积极参与了对匈牙利人民的大屠杀，所以，对于这壹起罪恶的、极不光彩的行为，后来毛和中共严加封锁，讳莫如深。

关于毛在对待波、匈事件上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来中共的御用学者解释是：毛认为哥穆尔卡只是反对赫鲁晓夫和苏联的“霸权主义”，而并未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毛认为应该支持他们；而匈牙利的民众和恢复上台的纳吉，毛则认定其要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投向资本主义，所以毛认为已是敌我矛盾，必须坚决镇压云云。

这种说法有壹定道理，但还没有完全说出事情真相。毛先前之所以支持哥穆尔卡和波兰统壹党（波共），其目的主要是跟赫鲁晓夫捣乱，打掉赫氏的权威，以便将赫氏搞垮台；而毛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党则绝对谈不上什么赞同，也不认为波兰仍然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后来毛对哥穆尔卡深恶痛绝，这壹点毛在整风反右中每次讲话都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如1956年11月15日，波、匈事件刚刚过去，毛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波匈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毛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后收入《毛选》第5卷，像其他收入毛选的文章壹样，它已被大量修改、删节。但即使在经过修改、抹去棱角的讲话文本中，我们仍然看到毛对哥穆尔卡怒不可遏的神态，毛几次提到哥穆尔卡，都是将其作为对立面的代表人物指斥，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在谈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总的形势时，毛说：“我看有两把刀子，壹把是列宁，壹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壹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壹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至此，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取向，毛已经完全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坚决维护斯大林，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毛算是以“大局”为重，将斯大林与他的个人恩怨放到壹边，坚决捍卫专制残暴丑恶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充分体现了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壹脉相承、同病相怜、壹丘之貉的关系。

此后在其他壹些重要场合和会议上，毛也不忘将哥穆尔卡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敲打。如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在壹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的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壹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跟著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对于纳吉和裴多菲俱乐部，毛更是咬牙切齿，多次提到“中国出纳吉怎么办？” 还 说中国的壹些文艺团体有“变成裴多菲的危险”。

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是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哥穆尔卡和纳吉壹视同仁的，都是敌人，都是“乌龟王八蛋”！然而出于他的私心，他却对其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壹言以蔽之，毛“支持” 哥穆尔卡是假，其真正目的是利用哥氏和波兰党与赫鲁晓夫对抗，打掉赫氏的权威，把他从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坐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为达此目的毛也顾不得什么原则了。

在匈牙利问题上，引起毛的特别仇恨的是那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推动匈牙利人民争取民主、独立、反对独裁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了轴心作用，“裴多菲”是匈牙利非常响亮的名片，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象征，这个只活了26岁的十九世纪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以自己激越的诗歌唤起民众，自己则以身殉道，在反抗沙俄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以裴多菲的名义组成的战斗俱乐部，把百多年前的裴多菲参加的反对旧沙俄斗争，与眼前反对新沙皇斯大林的斗争联系起来了，新仇旧恨使匈、苏（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也让毛泽东勾起早己存在于心中对知识分子仇恨的烈火，在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身上毛证实了自已对知识分子的猜疑，看到了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强大的精神启蒙和凝聚的力量，看到了知识分子和极权的共产党统治的势不两立。这壹切正是他长期以来反复不断地压迫知识分子的原因，也是毛所最害怕的局面。毫无疑义，匈牙利出现的裴多菲俱乐部大大加深、加速了毛对知识分子实行毁灭性打击的决心，他后来多次提到：东欧出现波匈事件，就是因为没有抓好阶级斗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而在这些阶级敌人之中，知识分子无疑是可怕、最可恨的壹群。

就在八届二中全会议上，毛作出了次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

所以，波匈事件是1957年毛开展的整风、反右派运动的近因，或者说直接的导火线。

关于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动机和目的

除了东欧波、匈事件的直接刺激以外，毛发动整风、而且迅速将其转变为反右派运动，还有他自己的战略考量和战术部署，只是他从不公开说明，让其成为历史谜团。但却仍难掩其珠丝马迹。

壹、毛发动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初衷

在所有对毛泽东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回忆和研究的论著中，人们不可避免都面临壹个问题，就是毛发动这壹运动的动机和真正目的。说得明确点就是：毛是想真正开展壹场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还是以此为幌子、为诱饵，在知识分子中大抓“右派”，搞壹场空前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这壹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仍然各有说词，莫衷壹是。主要有两种观点：壹种说法是：毛泽东的本意原来是对共产党进行整风，只因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壹些头头和北京的大学生提出的意见过于尖锐，使毛下不来台，恼羞成怒，于是中途改变初衷，把整风变成“反右派”。这壹说法曾经居于主流，也是当局有意的“引导”。根据毛反复无常、任性胡为的性格、作派，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正如人们常说的，两年后的庐山会议，毛原拟“纠左”，只因彭德怀上了“万言书”，毛便恼羞成怒，将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壹说法，详见本书有关庐山会议反彭的章节），仿佛毛的“变脸”都是外力诱发的，不得己而为之；另壹种观点认为毛的整风从开始就是壹个阴谋，壹个陷阱，所谓“帮共产党整风”是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的计划的前部分。这派观点以无数事实证明，不管是民主党派、大学生或壹般知识分子，在整风中提出的意见，都没有超出原来毛所宣布的整风所允许的范围，毛后来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进行疯狂的所谓“反右派” 运动，完全是壹种预定的流氓恶棍行为，为了给自己这种恶行披上合法外衣，毛还无耻地将自己这壹丑行称之为“阳谋”，足见其流氓无赖的本色。

笔者以为，前壹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看了本章全文特别是最后部分便自然知晓。笔者基本上同意后壹观点，但稍有补充。在上壹章中，我们已经得知毛要借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芬俱乐部”的教训，对中国知识分子实行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运动是壹个预定的大阴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也不排除毛在最初的计划与打算中，有顺带进行党内“整风”之意，而这也是“引蛇出洞” 的必须陪衬和诱饵，而且这两者没有矛盾，不管知识分子在“帮党整风”中提出了什么意见，毛都可以说成是“恶意进攻”，从而转变为壹场反右运动。总之，这是壹场毛早就预定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

为了探索、讲明毛的这壹计划的来龙去脉，需要从中共专门为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八届二中全会说起，因为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运动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的，从那次会议上可看到毛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乃至与全体中央委员的分歧，也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完全是毛背离中共多数领导人的意愿，是毛壹人阴谋的产物。

波、匈事件平息后，1956年10月末被毛派去莫斯科协助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1月上旬回国。毛马不停蹄地于11月10日至15日召开了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会议主题除了通报波匈事件全过程之外，主要是讨论如何以波、匈为前车之鉴，吸取其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刘少奇首先作报告，刘的报告谈了六个问题：中苏关于波、匈事件协商处理的经过；发生波、匈事件的原因；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巩固；朝鲜问题；越南问题；中央的方针。在谈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时，刘少奇提出了壹个他认为的“根本问题”，就是要防止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及各级领导人脱离工农劳动群众，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刘指出，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当然也是针对中国的现状），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壹种特殊的“统治阶层”，刘说，“这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在工人阶级里面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

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刘提出必须对权力有所限制，对人民实行民主，包括缩小工资差别，取消等级特权等等，还提出了取消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刘的报告著重从政治层面探讨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和应采取的对策。

接下来是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因为，波匈事件的最初起因基于两个方面：壹是政治上的高度专制集权，没有民主，人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机制，而且“全盘苏化”， 甘做苏联的殖民地和附庸，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二是经济上推行斯大林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模式，农业、轻工业等关系人民生活的产业投入很少，发展严重滞后，结果导致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肉类、日用品的严重短缺，群众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激起人民的怨恨。

周恩来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因此整个报告的基调是适当压缩工业（实际是军事工业）的投入，放慢其发展速度，以便用于增加民生的投入。他还谈到了对“壹五”计划的总体评价是：“基本上正确，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特别指出自1955年末以来的冒进趋势，造成了国民経济总体失衡。对1957年的计划，周说经国务院会议讨论，执行保证重点，适当退却亦即适当收缩的方针。周警告说：“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十万或几千万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 。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陈云，陈云讲的是关于粮食和猪肉、食油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在中央全会上由壹位党的副主席专门作这样具体问题的报告，在中共来说可谓史无前例，这反映了当时这些关系人民生活的基本、重要产品的供求矛盾，已经到了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程度。报告中陈云提到，明年（即1957年）将有50亿斤粮食赤字，“明年春天会出乱子，不如现在收缩。”陈云提出解决猪肉供应紧张的办法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养猪饲料和提高生猪收购价格，对农村中的自由市场，陈云认为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出现的问题应通过进壹步放开价格和管理去解决。

从以上三位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不同角度真正认真地思考著波、匈事件的教训，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防止东欧事件在中国重演。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的稳固。但是其提出的对策，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如果付诸实施，人民的生存状况会得到改善，社会矛盾也将缓和，共产党政权也会赢得民心。

在三位领导人报告的启示下，与会人员在讨论中也纷纷提出了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患，如住房短缺、电力不足、日用品供应紧张，官僚和特权现象很严重，高、中级干部在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不少特权制度，引起平民不满，应该考虑改革。会议经过提问题、揭隐患，很多人感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有的已经很严重，非改不可。如朱德就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西北组在讨论中认为：当前市场的供需矛盾发展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

会议在吸取波匈事件教训上取得了几乎壹致意见，即：要执行稳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干群关系。

但就在这时，有壹个人心烦意躁，按捺不住跳出来要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此人就是毛泽东。早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做报告时，毛就不时在插话中表露了不同看法，但鉴于三人报告获得了与会者的壹致认同，毛不便立即刹车。但他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终于决心亲自出马，扭转乾坤。

毛先是召开了壹次小组长会议，向这些会议骨干们交了他的“底”。关于经济问题，毛说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它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壹部分不正确。但不存在“冒进问题”。在政治问题上毛提醒大家仍然存在著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要长期教育、长期抓，不能放松，对国内矛盾和问题不能采取大民主的方法，而应采用小民主的方法解决。

小组长会议只是毛的壹种粗略表态、壹种初步的试探性气球。1月15日即会议最后壹天毛作总结讲话，才真正、正式将会议的成果全部颠覆。

毛的讲话分四部分：经济问题、国际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和毛在其他场合的讲话壹样，没有讲稿，没有严谨的结构和逻辑，随意而发、语无伦次、强词夺理、东拉西扯、霸气十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揣测出他后来发动整风、反右的若干思想轨迹。

在第壹部分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中，毛主要是与周恩来唱反调，毛认定“第壹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出了壹点问题是难免的、正常的，壹万年以后也会有。还说不平衡是绝对的、正常的，平衡则是相对的、暂时的状态。毛以他惯有的霸道、流氓无赖哲学举例说：譬如人走路，总不能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壹个脚先走，另壹个脚后走，然后反过来，另壹个脚先走，开始先走的脚后走。毛以此驳斥周恩来提出的经济建设要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还说要把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的“稳妥可靠”改为“充分可靠”。这些都是后来毛发动“反反冒进”、批判、打击周恩来的前奏，也是1958年“大跃进”的先声。

在第壹部分讲话中毛还提出要抓报纸、抓舆论，改变它们“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的说法，转变为主要宣传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这样就把周恩来、陈云报告中提出的、也为与会人员所认同的要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给推翻了，也预示著毛后来发动“大跃进运动”将全国人民推入深重的灾难深渊……

在这部分讲话的最后，毛又突然离题跳到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说总的看“杀得好！杀得对！”并说明他主要是杀“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铭那些人，我们壹个不杀。毛还强奸民意、以“人民”代言人的口吻说：“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

毛之所以突然离开主题讲这些，据说是因为“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表现民主人士唱的不对头”。大概这也成为后来在反右中毛要狠狠整治民主党派人士的壹个原因。

第二部分讲国际形势，实际上根本没有谈什么国际形势，只讲了壹句：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壹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此后讲的是与国际形势不搭界的壹堆中国历史知识卖弄，壹堆语言垃圾。

第三部分名为中苏关系，实际也没有谈多少中苏关系，特别回避了在波、匈事件上毛自己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表演。却对苏共二十大作了严厉的批评，即“我看有两把刀子，壹把是列宁，壹把是斯大林……”那壹段话。不过毛在这里又回避了壹个问题，即：既然说哥穆尔卡是坏蛋、是敌人，为什么在苏波冲突中他却全力支持哥穆尔卡？好在当时毛已在党内称皇称霸了，296名与会的中央委员无壹人敢对他上述自相矛盾的说法提出质疑。毛已经可以在党内为所欲为了。

除了谴责波匈事件，谴责赫鲁晓夫，并表示要保护斯大林以外，毛在这部分讲话中还提出了他自己对波匈事件起因的独特见解。他既不提刘少奇指出的出现了“新贵族阶层”，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的问题；也不说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人民基本生活必用品短缺，从而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事实。毛不提这些问题表示他不同意这些观点。他提出了自己关于发生波匈亊件原因的观点是：“东欧壹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毛认定这才是发生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

这就把前三位领导人关于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观点全部推翻了。毛的独特的、不同于众的对波匈事件的总结，成为他后来要借整风之机发动反右派运动（以及次年的粛反运动），将中国 “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壹网打尽的主要依据。

第四部分“大民主和小民主”实际是毛此次讲话的重点，篇幅也最长，在这部分毛主要讲了如下观点：

——“大民主”即仿效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等等，这是共产党用来对付它的敌人的办法，共产党解决自己的问题应用“小民主”的办法，即实行有领导、有组织、有控制的“整风”。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要搞大民主，他就来壹个“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

——如果资产阶级（毛这里是指民主党派和教授们）要搞他们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壹发动起来批评妳，每个学校设壹个关卡，妳要过关，通过了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如果发生群众上街这样的事，毛说他不怕，甚至还可以鼓励。因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举了壹个例子，说河南壹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讲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结果引发农民群体性抗议。毛又说成都有壹百多名学生要到北京请愿，壹些人上了火车到广元就被阻止了，另壹些在洛阳被阻止。毛说：“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是宪法上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壹个罢工自由”。

——为什么不怕群众搞大民主？毛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东欧壹些国家不稳，壹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壹帮干部”，有了这些久经考验的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

最后毛宣布明年（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是整改三风：壹是主观主义；二是宗派主义；三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毛还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治病救人’”。

以上是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收入《毛选》第五卷第313——329页，对原讲话已经作了大的删改）。鉴于此次会议是专为总结、吸取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而开的，而且在会上宣布了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可见两者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它是研究整风运动，特别是毛的整风运动初衷的重要参攷资料。

从上述我们对会议、对毛的总结讲话的介绍中，有哪些是与后来整风、反右派相关的问题呢——

第壹，毛对于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教训的说法，充分说明毛并没有丝毫从根本上接受波匈事件教训的意图，这并不是因为毛不知道事件起因和真相，而是他认为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波匈人民起来反对的实际上就是壹件事，壹个东西，那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毛认为它是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共产党政权得以存在的“两把刀子”之壹，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是什么消除特权，实行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加强阶级斗争，杀掉壹切潜在的反革命！清除更多有反动思想者的隐患。毛的这壹想法来源于他那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了维护和巩固他独裁政权，他可以不惜壹切，消灭壹切。所以，波匈事件对毛来说不是促使他向民主转化的契机，而是促使他加强极权统治、加紧消灭壹切可能对他的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现实和潜在的“敌人”。 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则是他所认定的这种敌人或潜在敌人。

第二，毛从会议中看出了刘、周、陈等与他的重大分歧，坚定了他随后以“反反冒进”之名对周恩来进行整粛的决心，也坚定了日后他对刘少奇等党内壹切妨碍他专制独裁势力进行扫荡的决心。

在此次会议之前，苏共二十大刮起的反对个人崇拜、实行党内民主之风，也波及到了中国。因此在中共的八大之前和八大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民主气氛，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提出了重视知识分子，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尊重宪法法制，保护人民基本权利等舆论取向；经济上提出了反对冒进，反对不顾实际情况追求建设规模和速度，不顾民生，破坏国民经济平衡的做法。毛知道这壹切的矛头实际上都是对准自己的，但依当时的政治气候，毛知道只能暂时退却，不予争论。于是就有了较为温和、务实的“八大路线”。刘、周、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八大路线的延续。对这壹切毛铭记于心，耿耿于怀，在内心深处等待时机，以便将他自己被迫赞同的八大路线颠覆、推翻，将与他唱对台戏的政敌通通打翻，踩在脚下。

于是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波匈事件，本来对共产党政权有所警示作用，正如刘少奇、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但毛却把它推到了反面，认为这是反革命死灰复燃的表现，必须以强化阶级斗争、强化“专政”来解决。依仗自己在党内的独裁地位，毛趁此发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壹切都为次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定下了基调，埋下了伏笔。

第三，毛设想的整风，包括了党内整风和党外整风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处理内部矛盾的“和风细雨”，后者则可能是敌我矛盾，主要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后来毛将其统壹改称为“资产阶级右派”）， 所以毛说资产阶级教授很帕整风，怕人人“过关”，他指的就是延安整风对付知识分子的那－套，包括“锄奸”与“抢救”。这就是毛拟议中“整风运动”的内涵。后来有人说毛的党内整风完全是假的、是幌子，这恐怕也不是事实，在那次会议总结讲话中，毛还说了下面壹段话：“现在有这样的壹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的，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吸取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 又说：“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壹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壹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虽然毛的这些话决不可全信，但为了自己的江山稳固，他希望清除壹些不好的东西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他提出整共产党的“三个主义”，也并非全是“引蛇出洞”的谎言。

关于党外的整风，毛明确地说：“妳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可见毛的“整风”壹词，就是“思想改造”，既包括共产党内，也包括整党外；既针对当权者，也针对帮共产党整风者。就党外整风来说，壹切政治上可疑者，如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或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不好” 的人，都在“整治”之列。后来毛把他们打成“向党猖狂进攻” 的右派分子，按毛的逻辑，其实也属整风的范围，整风的题中之义。（后来很多毫无“右派言论” 的人都划成了右派分子，是他们本人的身份所注定，因为毛要清除“隐患”。）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整风转向反右感到不解了。

第四，毛在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已经作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大民主”即上街示威游行、闹事的预案，那就是坚决实行武力镇压。毛在讲话中有两处透露了他的这壹思想：壹处是说他不怕大民主，他说：“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这里的潜台词是：美帝国主义那么强大的武力我们都在朝鲜顶住了，而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民众，难道还怕他们吗？匈牙利几乎全国都起来造反了，结果呢？还不是经不起苏联坦克、枪炮壹扫！中国的民众没有铜头铁臂，也不可能全国起来造反，怕什么？所以他说自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另壹处毛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的事在壹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效果。”他接著以波匈事件为例，说：“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好什么呢？就可以壹举歼灭、壹网打尽，坏事就变成好事了。后来他还说，出现“小匈牙事件”是好事，可以分割消灭，“挤出了脓包”。

这些满含杀机的话，是预计、阴谋和陷阱。但是后来整风中并没出现毛说的反革命（右派）上街闹事等“大民主”现象，更没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然而毛仍然不依不饶，为了表示自已料事如神，硬是制造了汉阳壹中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

充分理解毛上述讲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后来发生的壹切都在毛的计划之中。至于他把运动前自己的承诺，如实行“和风细雨”、“言者无罪”、“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政策”等等都当作了“放屁”，那就属于他的“策略”问题，出尔反尔，在毛来说属于“小节”了，他是从来不在乎这些“小节”的。

所以后来他将数以百万计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投入黑牢，打入另册，充当永久“贱民”，制造古今中外第壹大文字狱大冤案，完全是他的计划，他的初衷。毛并非不知道这些人的冤屈，但这些人是他预计中的“隐患”，只好预先清除之。他不能等到他们搞“裴多菲俱乐部”才清除。不搞掉这么多“阶级敌人”，也就不能充分吸取波匈亊件的教训，不能显示出他的英明伟大。（到了邓小平时代，就复查出有99·9%属于“扩大化”了。）

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毒计之形成

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虽然作出次年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但具体的方案尚未形成，这场运动的主题已经明确，就是：通过打击中国潜在的“反动势力”，消灭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隐患，同时以此镇慑党内高层的右倾、保守势力，为全面按照毛的要求突击实现中国的军事工业现代化，建成称霸世界的军事强国扫除壹切障碍。此后几个月毛的主要精力就是思考如何开展这场运动。

现在追寻踪迹，这壹场“阳谋”的具体形成和制造过程，主要反映在他召开的三个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之中。

第壹个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的讲话。这是壹次党内方面大员的工作会议，毛敞开心扉向他们交底，是毛对其整风、反右阴谋的壹次很好的自我暴露。

这个讲话分为两次，或者说两段。第壹次是1月18日的讲话，名为“谈思想动向问题”，实际上完全是为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造舆论、造气氛，从中可以看出，毛的敌情观念较两月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形势的估计空前严峻起来。

比如，他在讲话中提到石家庄壹个学校因为学制延长壹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煽动学生去示威游行，去抢占广播电台，要搞个“匈牙利”；又说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壹天老子要杀几千人就是了！”据知情的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郭道晖回忆，毛说的这个学生是机械系焊接专业的武天保，其实他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是个别为了邀功讨赏者将这个虚假情况上报上去，于是以讹传讹，正中毛的下怀。石家庄那个学校的“反革命事件”大概也属此类。

毛据此认定：“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壹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

“在壹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壹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妳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壹技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壹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然后联系到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出现的所谓“反共风潮”，说国内“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壹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壹刮，中国也有那么壹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壹下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匈牙利事件的壹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蚂蚁引出了洞。”

毛还说党内和军队内壹些高级干部偏听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亲属的话，“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互相呼应。”

他再次谈到不要害怕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百花齐放问题，毛说：“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壹般来说，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

在这篇讲话里，可以看到毛已经对他所谓的“形势”有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中国已经有壹部分人想闹事了，想“搞匈牙利”了，这些人就是知识分子，教授、学生、文化人。毛告诉他的大员们，仍然要让他们“放”，放出了毒草，再来整它、消除它的影响，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次是1月27日的讲话。这个讲话可谓又长又臭，其中有关整风的内容与上回的讲话差不多，但也有壹些发挥，如“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出来。这并不可怕，在壹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壹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就有办法了。”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壹湖、章乃器那壹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壹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争论，争取多数，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壹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壹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可见，这时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方案己经形成，并准备用他惯用的方法如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施意歪曲、攻其壹点不及其余等等，派上用场。由此也就可见，毛将他在战争中的“诡道”完全用于搞运动。

这个会议以及前面的八届二中全会，是工作会议，不是专门讲整风的会议，但是毛在会上把整风、反右的壹些基本手段、原则、目的向他的大员们交底了。

第二个是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第十壹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与前次会议不同，它不是党内会议，它规模和范围很大，共有1800多人包括大量的党外人士参加，而且这是壹次专门为发动整风运动而召开的动员性质的会议，是壹次营造“引蛇出洞”氛围的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后来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这篇讲话总的基调温和，毛显得谈笑风生，通情达理，思想开明，甚至“真诚”，给人的印象是这位壹贯粗暴、简陋、嗜血成性的毛忽然变得和善温顺了。据当时与会者回忆，毛承认“阶级对抗已不存在了，剩下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说中国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人们起来批评共产党，帮党整风，并且要畅所欲言，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不会受到报复。还说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毛指出他的干部队伍中存在著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取说服而是采取压服的办法。还指责斯大林“杀错了很多人”。也承认中国的镇反运动发生了偏差，也错杀了壹些人。他说帝国主义分子说我们杀了2000万人，极其荒谬，实际上镇反杀的“不超过七十万人。”内中也许有少许错案。毛表示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

毛讲话制成录音，放给那些不能参加会议而需要参加“帮共产党整风”的更多人听。3月1日毛又专门召集与会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士，对他们说，请他们批评中共，并特别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奇怪的是毛上述这篇重要的长篇讲话却迟迟不见付诸文字发表，直到6月19日即在讲话三个月又22天之后，整风转入反右半月之后，才在《人民日报》登出来，这时早已停止了鸣放、整风，而是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了。而且人们发现，正式刊登出来的文本，与原来真正的讲话内容已大相径庭，所有原讲话中鼓励人们“帮党整风”、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等等都不见了，镇反错杀了人，共杀掉七十万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见了，却冒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等原来没有的说词，特别还冒出壹个“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六条标准归结为壹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削弱这种领导”。

这个六条标准，说得非常抽象、广泛，不具可操作性，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它实际上非常容易将壹切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者扣上“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显然，这是毛给反右派运动设计的壹个致命的“杀手锏”。

由于这个六条标准是6月19日泡制的，却硬塞在2月27日讲话之中，它也就成了毛的“阴谋”的证据。然而毛却以此为依据厚颜无耻、理直气壮地说他早已有言在先，他不是搞阴谋而是“阳谋”。毛在1957年7月1日亲自为他的喉舌《人民日报》写了壹篇社论，大言不惭地宣称：

“（整风）其目的就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壹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壹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壹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这就是“阳谋”之说的来历。也就是说，毛居然将他在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务会议上当著1800名与会者所作的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以及据此制成的录音带都当作了他玩弄国人的把戏！他的讲话可以像放屁壹样不算数。而且还伪造壹些假货塞进里面，然后硬说是当时他说过的话。在民间，如果壹个人当著另外几个人说谎，或者出尔反尔否认在几个人面前说过的话，肯定会被骂成流氓、泼皮、无赖；如今作为壹国之君的毛，居然当著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撒谎、耍赖，应该给个什么封号呢？恐怕不能以壹般的流氓无赖看待了……

即使经过毛的经心修改，我们今天来读收入《毛选》第五卷中的这个讲话，它仍然露出不少狐狸的“尾巴”。

在讲话的第壹部分虽然毛将民主说成是壹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毛没有说），但他不得不重申：“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但是，为了害怕人们抓住宪法这个“把柄”，毛接著又使出了壹个偷梁换柱之计把前者否定了：“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民主是相对集中而言，自由是相对纪律而言……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壹，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有如壹个权术魔术师，将民主、自由、集中、纪律这些概念互相混淆了壹顿后，就变成为他的“专政”服务的“民主集中制”了。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还在这个讲坛之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历史进行了厚颜无耻的撒谎和揑造，毛说他在延安整风时创造了壹个“叫做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用它代替‘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毛仗著他那壹手遮天的本事，把弄得鬼哭人嚎，人人自危的延安整风说成壹场和风细雨、人人笑逐颜开的轻喜剧。更为无耻的是，毛居然还说，自从1927年起在江西根据地和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是采取这种“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方式处理内部矛盾（毛的原话是：“自从壹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然而铁的事实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为了打击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地方共产党势力，毛不惜以伪造的“AB团”的罪名，先后杀害数万名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其中属于江西地方武装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杀光！这就是毛的“和风细雨”、“ 治病救人”的“团结——批评——团结公式”。

毛之所以敢于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撒谎，除了他的流氓、骗子本性外，还在于他知道无人敢揭穿他的谎言，无人敢揭他的老底，知情的从苏区和延安走过来的老干部，早已经屈服于他的淫威，不知情者，则只能听任他的摆弄。

在这个讲话中，毛也承认镇反、肃反中有错误，并表示要“有错必纠”，提议在“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进行检查和纠错工作。后来罗隆基据此提出成立这样壹个检查纠错机构，却被硬扣上“进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罪行”。

在讲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的方针时，毛说：“思想斗争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讲理的方法。”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 说得多么轻巧、温和可爱！

谈到对待群体闹事问题时，毛说：“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入微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

但是，只要看看后来他亲自插手处理的对湖北汉阳中学初中生“闹事”的所谓“小匈牙利事件”，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弥天大谎”了。

总之，这篇讲话是毛为了“引蛇出垌” 而不顾后果、不顾亷耻施放的大烟雾、大诱球。

第三个是半个月后1957年3月12日毛在中共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毛在整风前夜在壹次专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前面的壹样，在收入《毛选》时已经作重要修改，与它的原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壹些东西。它的基调仍然是实行“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并说现在鸣放得不够。毛还说知分子重要，“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团结他们。”并且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但是他立即转过话锋，说还有百分之壹、二、三“极端反动的人”。对于“绝大多数爱国的”、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对他们也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价，而是说：“有些人读了壹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壹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壹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

这壹段话比较充分表现了毛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壹是在毛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算学问，其他都不算，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 等等。二是工人农民不但比知识分子可爱，而且也比知识分子有“知识”，因为他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比知识分子坚定，这也是后来毛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发端。三是毛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感情”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是认真学了马列主义，“阶级感情还是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有知识，但那都是反动的旧知识，所以要永远提防他们，改造他们。

毛的话是基本正确的，要把知识分子都改造成纯粹的“俄式赤化分子”，大概是很难办到的，要改造成俄式赤化分子中最“优秀者”如毛本人，就更难办到了，因为知识分子如果都成了毛那样厚颜无耻、穷凶极恶的“有文化的流氓”，知识分子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整个国家、甚至人类也完蛋了。

这个讲话的第五部份是讲整风问题。面对他的宣传骨干，毛也并不交底，仍然要他们充当骗子去骗别人，骗知识分子。毛对他们说：“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壹次整风主要是……壹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壹定要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壹定要纠正；另壹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壹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毛还对他的骨干们鼓气：“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打下马……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精神。”毛引用这句成语的用意值得关注，这时中国的“皇帝”是谁呢？当然是毛自己，这点毛自然非常清楚，他这样讲并不仅仅是打比方，而是暗示也可以批评、反对他这个当代皇帝，不过那就要付出“壹身剐”的代价了……

此外，毛还会上讲了：“放”是壹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只能放，不能收。

对他的运动骨干、代理人都不交底，不讲真话，是毛的壹个原则，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随时准备将这些代理人变成运动打击的对象，或者当作替罪羊。

由于最初毛将发动这场整风运动的真实目的、手段和部署对所有人保密，特别是他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因而引起壹些党内高层人士的疑惑和不解，根据他们与毛的长期相处的经验，当然知道事情绝对没有毛在公开场合说的那么简单、美妙，但毛的具体计划他们也不知晓，因而主动拉开了与这场运动的距离。壹些外国研究者发现，毛在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那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的时候，没有刘少奇在场，经考证刘当时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南考察；彭德怀、林彪则称病未出席会议，林伯渠和朱德也离开北京去外地了。研究者于是据此断定这些党内重要人物都“反对” 毛发动这场“整风”运动 ，或不满毛宣布的运动的方针政策。其实，说党内高层反对毛搞整风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在上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这壹决定已经宣布了，而且不论刘少奇、周恩来或其他人谁也不敢顶撞毛。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邓小平除外，他后来成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毛的主要助手，反右第壹线总指挥）不出席，更可能是他们都有“延安整风” 的经验，知道毛又“故伎重施” 了，不愿意卷进毛这场阴谋浑水中去。所以尽可能避而远之。

但毛也不是绝对保密，不久，他跑去杭州，就对他认为的可靠的心腹罗瑞卿、康生、以及来杭州晋见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人说出了心里话，他说，他的关于欢迎批评共产党、欢迎党外人士帮共产党整风的讲话，已经使知识分子从原来的“犹豫情绪显得比较开朗”，开始“鸣放”了，但是“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壹天要整到（他）自己头上来。”“我们要放，要硬著头皮，让他们攻！”“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壹闹……让他们骂几个月。”毛还说现在是“放长线钓大鱼。”“不让蛇出来我们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壹逼壹捉。”在这里毛已经把他的阴谋诡计尽数交底了。

所以，那些认为毛后来是被逼“老羞成怒”才“翻脸”、 才把整风变成反右派的人，实在是完全错了！如果不是受命为毛掩饰，就是他们太低估毛了，是以“君子之心”， 去度毛的蛇蝎之腹。其实在毛看来，整风和反右是－回事，就象延安整风包括“锄奸”、“抢救”壹样。整风就是整知识分子，整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

历史以铁的亊实证明，对毛这种“非人类” 的任何言行，特别是甜言蜜语，绝不能以对平常人之心去猜度，去解释，否则，妳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后悔莫及矣！

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当毛认为已做足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文章后，剩下的就是去实际推动了。这时的毛，壹方面利用他的统战、宣传工具，广施钓鱼之策；另壹方面亲自出马去游说各统战对象，双管齐下。

先是叫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专门讨论他的讲话，率先大鸣大放。自3月7日至19日，共有406人在会上作口头和书面发言。毛本人则不断召见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界人士反复动员，鼓厉他们大鸣大放。他还公开赞杨《文汇报》办得好，“我也爱看”， 反过来批坪《人民日报》不积极宣传他关于整风的讲话，是和中央方针“唱反调”，是“死人办报”。 于是全囯大小报纸迅速掀起了刊登大鸣大放言论的热潮。接著，自3月16日起，毛又马不停蹄南下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处发表讲话，鼓动鸣放，并说自己是“游说先生”。

毛的统战部门也空前忙碌。自5月4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后来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等人所谓的“大毒草”， 就是在这些会议上“鸣放”的。统战部还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此外，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办，各高等学校，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纷纷仿效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会，壹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鸣放高潮。

4月27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下达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执行“放”的方针，把毛在那段时间在公开场合的表态统统写了进去：“为了适应……为了克服……团结壹切可能团结的人，为建设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进行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针，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文件重申：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4月30日，毛又特别指示：运动“应该多采取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流，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就在同日，毛在天安门城楼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界代表人士开谈话会，以身示范。毛在会上即席讲话，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大有周公吐哺、求贤若渴之态。毛讲话主要内容如下：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该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

……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的办法。现在报纸天天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壹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妳们的饭碗，也不是壹棍子把妳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多攻壹下，切实攻壹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壹起来……报上登壹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统战工作的问题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大家是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党员壹起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党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壹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壹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壹下……要李维汉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谈话中毛还说了句极诚恳又有几分幽默的话，他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可见当时谈话是十分轻松的，不象官方报导的那样干巴无味。可惜的是，后来储安平先生将此话当真了，引用此语来给毛提意见，结果引来了烈火焚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谁能想得到这些是壹场天大的阴谋、壹个弥天大谎呢！

据说，在看到毛2月27日讲话原文的译文之后，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都被毛的开明和气度感动了，都认为毛的讲话将是对共产主义理论的革新。共产主义学说分化了，毛泽东的思想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更是奔走相告，几乎是弹冠相庆，据亲自聆听了毛讲话的人士说，毛在讲演中给还在遭到文艺界左将们围攻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解了围，说写得相当好，但却不是很好，因为小说里只批评了北京壹个区党委的组织部，没有影射党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就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顺便毛又批评他曾经大力支持过的当年反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青年学子李希凡，说李现在住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

接著毛又谈到诗人流沙河。毛说：还有壹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呀……接著他就讲草木篇，讲著讲著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壹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

知识分子们被毛的披肝沥胆的真诚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征服了，亲聆了在全国宣传会议上毛的讲话的著名翻译家、文学家、美学家傅雷，3月18日挥笔给他远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写信，深情地写下了下面壹段话：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的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列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提出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更明确地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

最后他教育儿子：“他们（指波兰——笔者）的知识分子仿徨，妳可不必仿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发出的万丈光芒，照著妳的前路，妳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他自己呢？更是兴奋难以自制地对人就说：“共产主义者遍天下，毛主席真乃千古壹人！” 看来傅先生不仅被毛折服了，还学得了壹点马屁精的本亊。

可是谁能料到，对毛如此敬佩之至，赤胆忠心、甚至甘当“毛奴”的傅先生在即刻到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仍被划为右派，饱尝批斗羞辱和皮肉之苦，最终被打成“共和国”的“贱民”，“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文革中，终于被毛的红卫兵生生逼得夫妻双双悬梁自尽！

在国内外对毛的讲话壹片叫好声中，只有两个身份不凡的特殊人物发出不同壹般人的低沉之音，他们中壹位是苏共头头赫鲁晓夫。赫氏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政策，我们反对让那些所有不同的花都开放……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意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除掉。”

另壹位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杜氏读了毛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英译本后，如此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几次，这壹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

“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著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这两位都是毛的政治对手，赫氏与毛打过几次交道，特别是经历波、匈事件，使他对毛的认识有了迅速的提高；杜氏作为美国重臣，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外交助手，对毛更是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对毛的讲话不约而同地持怀疑、不信任态度，怀疑它是毛设计的陷阱。

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不这样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小受到“仁、义、礼、智、信” 的教育，深信“信者人之本”，“人无信不立”。认为平常人言而无信尚且难以立足社会，何况作为壹国之君，又是当著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面，红口白牙许下的承诺，岂会出尔反尔？纵使有壹些口是心非的地方，也只会偷偷在执行中悄悄作壹些修改，而不可能将公布于天下的大政方针弃若敝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吧！

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学知识，大概只在幼儿园水平。不过这种说法好像也难以说得通，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有些还是“政治学博士”、“哲学博士”，怎么壹回到中国，回到毛的统治下，就变得跟“白痴”差不多了呢？可见问题可能不只在知识分子这壹方面，还在于对方、对手壹面的毛实在太过“高超”、太过高明了，以至于这些饱学之士面对他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宰割。当后来这些知识分子壹壹落入毛的陷阱，被贬为“贱民”发配边疆、或送去农场劳改、或坐穿牢底，这时才无不对毛的“阳谋”惊叹莫名！如大梦初醒。这就是乱世中国的政治斗争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知识分子绝对不是湖南痞子的对手！不过毛对付他们的办法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大兵加镣铐！外加剥夺妳的发言权。用句简单通俗的中国成语就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讲不清”， 而且根本不给妳“讲” 的机会。然后把妳捆了送去生不如死的地方，象狗－样活著，或者废物利用，干脆把妳宰了用作“肥田”（在延安整风中毛就说他的政治对手不如狗屎，因为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不能肥田）。毛玩这类游戏早已轻车路熟，早在十年前的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在答复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中的第十个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界说为何？——毛就答复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述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笔者）。它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上述答复是由外国记者向海内外传播的，当时中共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均刊登在最显著的版面。后来毛胜利了。他兑现了承诺了吗？给了中国人民他说的那些民主和自由了吗？谁又敢与他较真、跟他算账呢？连全世界都可以欺骗，中国的知识分子岂在话下！

可惜人们太健忘了，现在只忙于呼喊“毛万岁”，以致十年前的延安那壹幕如今又再次重演了。而在毛看来，对知识分子玩些“阳谋”把戏，实在有如儿戏。不过小菜壹碟，何足挂齿！

毛的周公吐哺式的表演大获成功。鱼儿们纷纷吞饵、上钩了。

第壹个“跳出来”自投罗网的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其时还挂著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文教委负责人等壹大串头衔。1957年3月24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壹篇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正是这株“大毒草”将“右派”这顶帽子牢牢地扣在了自己头上。

后世的人们也许认为这壹定是壹篇言词激烈、批评共产党不留情面火药味十足的檄文，不然费先生何以拔得右派分子的“头筹”？以费先生在知识界的威望，毛共何以丝毫不留情面，要将其作为“右派先锋”首先拿下呢。

错了，大错特错！好在费文不长，这里不妨壹录，望读者诸君不妨用放大镜或显微镜仔细检查捜索，看看哪里有“反毛、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病毒”：

去年壹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著百家争鸣的和风壹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壹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象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壹点腼腆，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壹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所起到的作用是难以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的了，心跟著著了窝，安了心。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

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壹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是满意的，甚至有点受之有愧。而且过去这壹段时间里，很多学校里对高级知识分子照顾得也非常周到。比如为了剪发、医疗、买菜等排队浪费时间，给高级知识分子优先待遇，甚至看戏都可以预定前排座位。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优待是领情的，但这也使他们过分突出，叫别人看来不很舒服，甚至引起群众的反感。这些办法是否妥当还值得考虑。我自己就没有用过这些优待券，因为拿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壹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比较容易些，壹到观点、办法，就发生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清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壹套。

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里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壹等再说，不为天下先。依我接触到的范围来说，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还是占多数。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壹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的是怕出丑……

有壹位朋友说得很生动，他说，我不是怕挨批评，我们以前还不是有被批评的，学术论战还是搞过，现在可挨不得，因为壹有人说自己有了唯心主义，明天上课学生的脸色就不同，自己脚也软了。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戴上壹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壹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壹下子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果是何必开口。

笔者以为费孝通这篇文章按毛的标准，不仅不是毒草而是大大的“香花”。因为它既是壹篇对共产党的赞歌，又是向党的“交心”书，文中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敬佩之意，溢于言表，发自衷心。它活画出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经过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已经被整得夹著尾巴过日子惯了的知识分子，壹旦得到壹点“党”的信任，“党”的恩惠，便由衷地要叫“皇恩浩荡”，甚至想喊“万岁”了。只是做缩头乌龟惯了，壹些人仍然不敢响应毛的号召大鸣大放，他们只想过平安日子，苟且偷生，绝对没有对“党”不敬的想法。更不可想象这样壹些奴才相、市侩气十足的顺民，会胆敢向共产党“猖狂进攻”，想夺共产党的“天下”！从文中也可以看出毛共对知识分子的“两手”确实高明，效果不凡；壹方面毛对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恨之入骨（“读书越多越反动”，“对教授们的知识当以狗屁视之”，是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由衷之言）；另壹方面却要把他们全部包养起来，对其中相当部分人的待遇还强于壹般共产党干部，不过，被豢养的代价是知识分子必须、绝对放弃自已的思想和学术上的自主、自由，亦步亦趋变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变成毛主义的传声筒。当然也有人不愿做这种交易。那么好吧，毛说：不给他开饭（毛多次说过这句话）。而当时中国人的饭碗确确实实全部攥在毛手里。当然毛在这里说不给开饭并非要将其全部饿死，而是意味著送妳去劳改农场吃饭、干苦力吃饭。这壹著真的厉害，知识分子领教过了，或者看见到了别人被开除“饭籍”后的惨状。因此都愿当被“包养”的驯服的工具了。在毛的高压和诱惑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了唯毛的马首是瞻、且善于见风驶舵的顺民，传统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士气”已经飞去爪哇国了。

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总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他们表面的状态。费孝通先生极好描述了当时知识分子这种状态和心理。只是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应该起来响应毛的号召，代表知识分子说几句心里话，甚至想说服那些“明哲保身”者起来响应党的号召，参与“帮党整风”， 也算是他对“党恩” 的壹点报答。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主旨和论题。这样壹篇“颂党”的“佳作”怎么被打成“毒草”，作者变成“大右派”呢？这需要具有高度政治敏锐性并了解壹些毛政权内情的人才能明白。原来此中的奥秘和关键就是他文中几次提到并歌颂的周恩来总理。费教授不知道“党”只能与毛划等号，而不能与其他任何人等同起来，特别是不能与周恩来等同起来。费孝通大概没有注意到毛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开头的几句：“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壹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开头语公开发表时自然删去了。）这简单壹句话，其实包含著毛对周的多少忌妒、怨恨又无可奈何之情！历史上几十年的毛周恩怨就不说了，现在毛所谓的周唱“红娘”这个讨人喜欢的角色，直接就是指周恩来在1956年1月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报告，那个报告让周恩来掳去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心”，让周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和崇拜偶像，这就使毛睡不著觉。如今毛发动的这场阴谋加阳谋的运动，附带目标就是要将周的主要“资本”之壹的知识分子，连同他们在共产党内的“知己”周恩来壹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不识相的费孝通，居然首先跳出来歌颂了壹番周恩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是毛心中的“话”，是不能说出口的，也不能用来当作定费氏右派罪的依据。其他定罪的“理由” 其实是很容易找的，就以费氏这篇文章的题目而论，就包藏祸心，罪该万死！他将毛花了几个月营造起来的对知识分子的“宽松环境”，居然比作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那么此前知识分子不是壹直处于“严冬”之下么？将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领导下的知识分子说成是生活在“严冬”里，光这壹条还不够划十个右派吗……

自作聪明的、自以为是的费孝通教授，其实还不如毛手下壹个大老粗战士的政治水平。而且费的全部学问和知识，在毛说来正是“当以狗屁视之”的“社会学”，它有什么用？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壹门无聊学科，既不能多打粮食，又不能用来造原子弹（非常务实的毛在反右派以及后来文革中，都有专门保护自然科学家的规定），还不能如狗屎肥田。所以早在1952年毛共搞的大学院系调整时，“社会学”就被取消了，如今再除去壹个费孝通，又有何不可？！

后来费教授试图通过检举右派中的“头号”章伯钧（说章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以及他原来的朋友、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说钱要“教师带领学生准备暴动”）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可惜无效。

费孝通虽然是最早跳出来的壹个，但从毛的斗争部署来看，他还不是毛所要打击的重点，因为他虽属高级知识分子，但却不是职业政治家，不大能够与毛“争天下”。真正成为毛在此次运动中必欲打倒的对象、必须除去的心头之患，是几个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他们是后来名噪壹时的全国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他们各有代表性，其“专利性”的罪名是：章伯钧要“成立政治设计院”、轮流坐桩；罗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员会”搞复辟翻案；储安平发表恶毒的“党天下”论。这三人的“三论”当时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在全国进行大批判，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右派“罪恶”的代名词。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些被毛泽东钦点的大右派的罪大恶极的代表作到底是些什么东西。

章伯钧，民盟第壹副主席（主席沉钧儒已年迈几乎不管事，所以章是民盟实际负责人），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政府政务委员，国务院交通部部长。光是他的第壹个“头衔”，就注定章是在劫难逃了，因为上文说过毛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径向共产党内通报了：等到打倒蒋介石之后，民盟就是主要对手了，要采取措施“壹步壹步抛弃他们”， 首先是其中的右倾分子，章首当其冲。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形势，毛还需要把“团结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政府”这出戏演下去，但对于在政府任职的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他们不时的“建言献策”，已经使毛感到十分不快了。在党内，毛说这些人是“历史上包下来的壹批王八蛋”，说：“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壹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就找岔子”。毛对他们已经有些忍无可忍了，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 “打哑”，把他们中的壹些代表人物清除出政权机构和“革命队伍”，给那些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当头棒喝。

擒贼先擒王。章伯钧就是毛首先要清除的壹个“王”。章伯钧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右派言论”和真正的不轨行为，只是作为壹个老牌政客，留德哲学博士，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退党，如今自立门户，还有些政治野心。比如他想发展民盟组织，壮大民盟力量，这就居心可疑。其实只要想想，这本属于其职务份内之事。不过毛可不管，他本能地感觉到章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是企图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最可怕的潜在敌人，整风、反右不打倒此人还打倒谁？

当然，要搞掉章伯钧以及所有的“右派”，总得抓住壹些把柄。于是，毛的办法是，诱使这些人“鸣放”，请他们帮共产党整风，只要他讲话，提意见，总能从他们的发言中鸡蛋里面挑出骨头，再上纲上线加以分析，罪名就成立了。这就是毛“引蛇出洞” 的奥妙。然而民主党派头头们也不是儍瓜，不会轻易上当，他们对毛有几分了解，所以个个谨言慎行，不得不发言时，就把讲话的内容限制在毛指定的范围，或者重复毛自己说过的话。

1957年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壹再催促下，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发了言，提出了后来作为他的右派大罪状的“政治设计院”问题：

“过去，做了轰轰烈烈的要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壹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壹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壹个政治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壹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和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壹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批为全国头号大右派的主要罪状。虽然从章的发言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企图，但是，提出这个“政治设计院”还是令人觉得有些出格，因为这样壹来实际上有取代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嫌，再伸引开去，不是要取消共产党党的领导了吗，岂有此理！所以公布章氏这壹罪状后，全国人民莫不愤怒声讨！

可是这时章氏却顽强抵抗，拒不承认批判加给他的罪名。看来底气很足。后来章伯钧说出了他的底气所在：原来这“政治设计院”乃毛泽东首先在党内提出，是刘少奇将这壹讯息告知章氏的，章氏顺汤下面，提出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原本以为这是毛自己的说法，绝不会受到追究，那知毛故意装作作不知，把这壹发明权让给章氏，当作章氏的壹大罪状。章氏怎会“口服心服” 呢？

知道这壹内情后，当时还是毛的宠臣的彭真自愿担当毛、章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彭去做章的“思想工作”， 终于达成君子协定：鉴于形势需要，章担当这壹罪名；作为回报，在作右派处理时对其从轻发落，保证章及家人不会受到太大的打击。

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出路吗？没有了，章伯钧只能接这壹安排。后来处理时宣布：章划为极右分子，撤销了原有的九个职务而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壹职， 工资由行政三级降为七级，但仍然享有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等待遇。与壹般的“极右分子” 比较起来，真可谓天渊之别了。看来，在某些方面毛还是很“守诺”的。可是毛也没便宜了章，他又加给章氏壹顶“章罗联盟”壹号头头的帽子，己经举起白旗的章伯钧无可选择，只好勉强接受了。

全国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亦为民盟副主席，时任森林工业部长。罗氏是留美政治学博士。在国民党当政时代，罗氏办报、从教，书生论政，睥睨时流，锐不可当。他曾被蒋介石邀请为其“讲课”，颇有“帝师”之范。在1946年初召开“旧政协”会议时，罗氏作为民盟代表，是38名政协成员之壹。时罗氏任民盟宣传部长，而当时有“第三方面”和“中间势力”之称的民盟，在政协中的代表比共产党还多，是左右中国政坛的重要力量。不过它实际上已与中共结盟，互相帮衬，共同对付国民党。罗隆基以其博闻强记、雄辩滔滔之才，在旧政协会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配合默契，面折廷争，大出风头。其才情引起蒋介石和马歇尔的重视，试图以高官厚爵拉拢过去。可罗氏不为所动。罗氏虽然为共产党立下了功劳，但其才华和知识分子的傲气却为毛所忌恨，建国之初毛并不给罗任何职位，大概是想杀杀他的傲气。后来才给了他个森林工业部长这种学非所用的冷扳凳坐，与罗从来不睦的章伯钧也为此颇抱不平，说罗氏本乃政治外交之才，英语又好，却叫他去管木头，是为用人不当，大材小用。孰知毛泽东不但忌才、屈才，还想“杀才”，终于决定将罗隆基也揪来批倒、批臭，清洗出局。

罗隆基的主要罪状是1957年5月22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他的原话是：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壹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壹、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能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平反的机构壹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了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壹个系统。”

罗隆基这壹番建议，后来受到举国壹致、同仇敌忾的讨伐，认定这是罗氏反攻倒算“变天”的反动言论，成了罗氏铁板钉钉的“罪状”。但明眼人壹看便知，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不是罗，而是毛泽东本人，罗不过是在其基础上具体化壹点而已。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那次著名讲话的第二部分《肃反问题》中，就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接著说：“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壹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壹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很明显，罗隆基只是在毛的“提议”的基础上加以了具体化，基本精神完全壹致。所以这壹“建议”的发明权（与章伯钓的“政治设计院”壹样）应属毛，而不是罗。

但是，毛却不认账了。就像上次他把设立“政治设计院” 的发明权 “让渡“给了章伯钧壹样，毛又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发明权让给罗隆基，而且这次因为是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所以也就无须彭真去做暗中交易，也就省略了给罗氏经济补偿这笔开支。结果当然硬是把这顶“罪名”栽到罗隆基头上。特别冤枉的是，罗氏又被“任命” 为“章罗联盟” 的二号头头。尽管罗氏大呼冤，但毛壹言九鼎，而且头号成员章伯钧己经“认罪”， 妳罗隆基还有什么法子抵赖呢！

右派猖狂进攻中的第三员大将和他的代表作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

储安平，留英归来的精英，其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其才华令广大青年学子倾倒，亦为世人所推重。1946年储拒绝了南京政府的委以“高级公务员”的邀请，去自办了壹个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获得空前的成功，成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论坛”。但因为其尖锐的反政府立场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查封，但储本人安然无恙。毛建国后，经胡乔木、胡绳推荐，周恩来批准，《观察》在1949年末复刊。

但是不知为什么，储安平在《观察》总编的位置上仅壹年多，就被调离了，刊物也更名为《新观察》。

整风运动尚未开始，毛正在做煽风点火的工作时，得知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的几任总编都是共产党员，觉得不妥。于是由中共统战部、宣传部忙乎了壹阵，推出身跨民盟、九三学社的储安平继任此职。《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章伯钧，章与储并不熟，不过既是中共推荐，自然也变成八个民主党派的公举了。1957年4月1日，储走马上任。

据说，储在上任的施政讲话时还说了壹段颇为自负的话，他当著社长章伯钧的面说：

“我到这里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还对周杨部长说过，以后有人批评储安平先生，妳要为他撑腰……”大有“奉旨办报”之慨。

既然是共产党叫他来当这个总编辑，共产党又是他的“硬”后台，储先生当然要为党服务、尽忠。他壹上任便碰上整风，按照毛的指示和要求，储坚决贯彻，大力宣传、报道毛的整风政策和各地整风消息，据统计，从5月初鸣放开始到6月8号毛下令“反攻”为止的壹个多月内，《光明日报》编发了22整版共13万字的鸣放座谈会记录，以及专题报道等。这就已经决定了作为总编辑的储先生在劫难逃了。

也许是对党太过忠诚，又太自信了，加上储又亲自参加4月30日毛在天安门城楼召开的座谈会，聆听了毛关于给“给老和尚提些意见”的真诚召唤，于是便真的提笔向“老和尚”建言了。在1957年6月1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名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壹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政治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经常使自己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壹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壹个科壹个组，都要安排壹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壹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著党走，但跟著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壹个壹家天下的清壹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壹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壹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壹个有著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壹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举壹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仪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壹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壹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壹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壹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研究？……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壹得之愚，期望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主要还是要由（执政）党来考虑解决。”

应该说储安平这篇发言是所有参加中共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中所提意见最中肯、最尖锐、也最富逻辑性的壹位。而且是以全国大局为出发点对中共最高领导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言，从中可见储先生既有对党的壹颗拳拳忠心，又不失壹个知识分子传统上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和良知。但不幸的是，这篇发言立即使储安平获得了全国最恶劣的大右派的称号，据说是代表资产阶级和中共争天下的代表作，遭到了中共组织的全国性大讨伐，“党天下”也成为最恶毒的右派言论。

现在看来，储之发言之所以引起毛如此震怒，大概有三个原因：壹是储以“党天下”概括中国政治现状可谓简明形象、壹语中的。这个说法后来成为见怪不怪的常用语了，但在当时却很敏感，因为当时毛总是说“人民坐天下”，储说是共产党“坐“天下，就把毛的骗术揭开了小小壹角，使毛羞怒；二是储对毛的大骗局“论联合政府”在形式上予以质疑（还未从内容、实质上揭露），言之有据，持之有理，使毛无以为对，颇感尴尬。其实毛早已在内部有言，建国后就要把当年的朋友、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当作新的敌人，壹步步抛弃之。1953年由胡乔木起草、毛改定的内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权性质的指示》中就明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由共产党壹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文件要求只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而禁止对壹般干部传达，以免引起“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作为党外人士的储，对此当然不得而知。而毛的这壹做法也是只做不说、不能见光的阴谋。如今也被储安平点破，怎不恼怒？三是文中储引用毛自己的话称其为“老和尚”，这种说法只能毛自己在小范围内调侃，岂能由别人来套用？而且是公开场合，发表出去，岂不影响光辉形象？但是这壹条也只能内心恼怒而不能公开说出口。由此可见储说的三条都点中要害，又令对方不能正面回应，所以这个储安平晋升为章罗之后的全国的第三号右派、并且死无葬身之地（储被批斗后离家出走，死不见尸。现据知情人证实，已被“革命群众”打死），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是人们壹看也知，这三条其实都在毛钦定的反对三个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范围之内，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道理上讲，毛根本无法将其推翻或定罪，便只好用“大帽子”、“大棍子”将其压服了。

此时毛亲自点燃的整风鸣放之火已经在全国燃起来了，绝大部分在职的知识分子都是在本单位党政领导的壹再动员下，真正抱著响应毛的号召，帮共产党整风的真诚动机来参加运动的。他们有的对本单位、本部门中的壹些不合理现象、不恰当规定，以及壹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即三个主义的具体表现提出了壹些意见或建议，但很少有涉及到政治层面或全国性的问题。大多数人在提出批评之前还先对共产党歌颂壹番。

上海和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由于已得到毛的“天机”，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中特别卖力。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2700多人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报告。这位后来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壹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想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而闻名的毛的“好学生”、 好帮凶，在那次会议上装扮成知识分子的知心人，板著脸孔训斥他的“党员负责干部”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认真整风，改造自己。”

知识分子们真的被感动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李炳扬坦言：“即使几分钟之前，我还是决心不讲话的。”但因为受到“共产党真诚的感动”，终于开口“鸣放了”，而且还说了很多……

老科学家黄鸣龙说：“我原来顾虑我的意见会被视为对抗性矛盾”，现在顾虑“消除了”，还动员其他老友说：“我们既是共产党的左右，他们的偏差实在也是我们的过失，他们的错误我们应知愧悔。”

上海财经学院的叶元龙教授，在宣传会议上激情地说：

“我本来是来听听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才知道共产党是叫我们来批评他们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叫壹批人来批评自己，这不正是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吗？”

就在全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毛的号召掏心挖肺、披肝沥胆地来帮共产党整风之时，那个号召他们的毛，此时却再也挺不下去了。两年后的1959年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作批彭德怀的讲话时，坦言当年整风鸣放时的心态说：“硬著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壹个月，两月，半年……”

可是只顶了半个多月，毛就顶不下去了，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也有人说此文写于6月以后），给党内少数高干传阅。文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壹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儿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右派要刮起七级以上台风，搞垮社会主义”。“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豋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消灭它”。文中还咬牙切齿、充满深仇大恨地说：“右派有两条出路，壹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壹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壹个短时期）在妳们手里。”此文是毛死后的1977年才收入《毛选》第五卷的，已经过修改。据张戎的毛传说，毛在原文中明白地说：他迄今所做的壹切都是“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使我们知晓，原来那个满脸堆笑、极力鼓励人们鸣放、保证……的毛，背地里却对鸣放的人们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需要多么好的演技，多么厚的脸皮、多么“深” 的涵养啊！看来毛不仅是厚黑大师，而且是特级演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两面派被他自己暴露后，不仅丝毫也不在乎，丝毫也不尴尬，还说这是“阳谋”。看来真是斯大林所说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比之斯氏，又青出于兰了。

毛原来计划鸣放要搞几个月，“硬著头皮顶住，让他们攻”。但是，刚壹个月出头，毛就顶不住了，要“收网”了。对于毛要提前“收网” 的原因后来有几种说法：壹种说法是毛听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汇报罗隆基在座谈会上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勃然大怒，决定收网。此说有壹定道理，罗隆基此话可谓字字千钧，击中了毛泽东的软肋。本来毛对知识分子的忌恨，其中壹条就是因为自己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所以对那些学贯中西，“言必称希腊”的大知识分子有壹种不自觉的自惭形秽的感觉，但他又没有刘邦那种豁达大度，也没有曹操那种爱才、惜才胸襟，如今虽然位至九五，在权力上是达到顶峰了，但在知识王国，他似乎还有些许遗憾。可以推想，毛自忖如果能在知识界、理论界树立自已的绝对权威，那样就“如月满无缺”了，可毛也知道这壹点在他的共产党内，在工农兵群众中容易办到，只是这是不顶用的，关键是要在知识界得到认可才行。毛提出“双百方针”，与文士们诗酒唱和，目的也有赢得知识分子之心，以利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领袖地位之狂想。谁知罗隆基冒出的这么壹句，将他的美梦全打破了！原来在大知识分子心目中，他仍然是个“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这真可恶！是可忍孰不壹可忍！这是壹种深层的文化歧视，对自诩“唐宗宋祖、略输文采”的毛来说，无疑是个重重壹击！所以他多次提到罗这句话，耿耿于怀。但这种事单靠用权力去压似乎不太顶用，隋炀帝杨广为了薛道衡那句令他自愧不如的“空梁落燕泥”的，借故杀薛道衡的故事，可作前车之鉴。他虽不好对罗动刀子，但又憋不下这口气，最后还是利用权力去整罗氏，硬将罗隆基压服，叫他承认与章伯钧搞了个 “章罗联盟”。这样做大概也是为了让这个罗隆基领教权力的厉害。算是报了罗的壹箭之仇。

不过,说毛因此而立即对大鸣大放收网,似嫌理由不足,毛还是个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的人，此事还不足以打乱他的部署。而且时间上也对不上号，罗讲此语是5月13日，毛正式收网已到6月8日。可见毛并未因为这可恶的壹句话改变他的计划。

又壹种说法是，5月16日，毛读到壹份内部简报，上面说北大某学生写了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是主张“鸣放”的开明派，但遭到人数更多的保守派的攻击，对方想逼毛下台。于是他大声呼吁，要“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 那年青人更天真地、充满感情地写道：“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在十分困难的地位……”

毛装作开明表演的结果竟然被大学生误将他当作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始料不及。毛在简报上批曰：“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考虑到人们把他当作自由派的首领了，这些人幻想有毛的支持，会更大胆地造反、大放厥词，于是毛决定停止“引蛇出洞”， 立即收网。

这壹说也有理，但仍然有理由不充分之嫌，因为毛是不会太在乎几个学生娃娃的，在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捕风捉影地说到石家庄某学校学生想闹事、要占领电台，以及以讹传讹地说清华大学某学生声称要杀几千人时，毛只是轻蔑地说：他又没有枪，妳怕他什么？所以毛不大可能把那学生的话当真，并因此改变自己的计划。

再壹种说法是6月6日章伯钧等人召开的“六教授”会议，引起毛的震怒、重视，于是决心提前收网。

“六教授事件”又称“六六六事件”，即在6月6日六位教授开会的事，这是毛共宣扬整风运动中右派猖狂进攻的最重要依据之－。

1957年6月6日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招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位教授，也是民盟成员在全国政协俱乐部紧急聚会。除六教授外，还有民盟副主席史良、秘书长胡愈之（“地下”共产党员）、办公室主任叶笃义、组织部副部长闵侯刚（“地下党员”）、民盟北京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等共13人参会。

聚会的原因是民盟领导和教授们担心北京高等学校的整风、鸣放可能有失控之虞，他们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作为共产党友党的义务，忧心如焚地商量著面对事态发展的紧急应对之策。

此时北京各高校的鸣放活动都进入了高潮，学生们可不像久经官场、老于世故的在职知识分子那样瞻前顾后，小心翼翼，他们凭著年青人的朝气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对共产党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且不满情绪与日俱增。5月26日，借北京高校运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之际，北大学生到清华串联，要求各校互相支援，把民主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应该说，在当时所有鸣放的地方和单位，只有高等学校的鸣放具有政治性和攻击性，年青的大学生们以年青人的勇气和锐气，勇敢地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发出了明确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呐喊。其中尤以有著五四传统的北京大学为最。

北大学生传承五四精神，纷纷自组民主社团，高张自由民主旗帜，从5月19日起鸣放矛头逐步指向共产党－党专政等核心问题。

5月27日，北大学生擅自从美国报纸登刊的英译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中，转译了若干章节，擅自加以张贴，报告中所披露的斯大林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义愤和反苏、反共情绪，虽然校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将报告译文揭去，但影响已不胫而走……

28日人民大学出现多次学生自发集会，壹些学生提出罢课、游行，要求“投入整风、赶上时代，反对以学校为界，到社会上去！”

6月2日，人大学生林希翎在人大校园贴出海报，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后虽被学校党委“劝阻”了。但她却跑到北大去讲演串联；随后，北大学生频发邀请，要求章伯钧到学校讲演，还要求民主选举校长。

种种迹象说明学生们有自发冲破校园、将鸣放运动变成壹场要求民主的社会运动的苖头。然而章伯钧等知道，这是共产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潜在的危机笼罩在每壹个人的心头。不论从教师责任或民主党派的责任出发，他们都认为有站出来正确引导学生运动的必要，以便将可能出现的危机化解于未然，为共产党分忧，为学校解难，为学生免灾。

会议由章伯钧主持。各校的教授都谈了本校的严峻情况，大家纷纷表示忧虑，总之是担心学生闹事，担心事态扩大的严重后果；还担心学生运动破坏了毛的整风运动的良好初衷，将结果引向反面。最后壹致的结论是：大家必须站出来，决不能给情绪激动的大学生当闹事的 “领头羊”，要尽壹切办法帮助共产党稳住整风的大局。

这壹事件的重大“失误”是，没有提前在事先向中共通报和请示。但据后来章伯钧的交待，在会议前壹天的5日晚，章曾分别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统战部长李维汉打电话，但电话没有接通。章伯钧等转而觉得这本是民盟内部会议，也就自己主持开会了。会后大家推荐由史良将他们磋商的结果呈送给周恩来。6日晚，史良向周递交了“六教授会议”的报告，而周收下不置壹词。7日，国务院开会，章参加，“在会上我写条子给总理，说情况严重，谈话的人（即参加六日会议者）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示可否。” 于是，壹场越俎代庖、“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闹剧，变成了“好心办坏亊”，令他们想象不到招来了“皇上”的雷霆震怒，几乎酿成了自己的灭顶之灾！

次日，即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壹篇十分醒目、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文章气势汹汹，用词尖刻、霸气十足，壹看便知道，在中国只有毛泽东能写这样的文章。文章宣布了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的结束，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壹天，1957年6月8日，也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丧钟敲响之日。但当局对六教授事件的正式回应却延迟至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该社论出自谁人之手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毛的心声：

“反动的阶段敌人为什么会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壹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7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参加六教授会议的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地下共产党员”、中共统战部的“卧底、眼线”闵侯刚的文章：《章伯钧召集的壹次紧急会议》，黑纸白字硬说章伯钧等人（史良除外，史良早已反戈壹击立了功），策划向共产党夺权的阴谋。至此，章伯钧即使浑身是嘴，也辩不清白了。

“六六六事件”以及北京高等学校大学生们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应该是毛提前收网的主要原因。毛躭心，再“鸣放” 下去，敌方就形成有组织、有纲领的阵营了，而民主党派壹旦与大学生们结盟，事情就不好办了。基于这种分析和担忧，毛决定立即收网，并开展全面反攻，以便趁对方立足未稳之际，杀他个人仰马翻。从这壹事件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喝过洋墨水、获得过“洋博士”的章伯钧和六教授们，在政治斗争方面与毛的不成比例的差距：明明自己壹片好心，想为“皇上”分优，为“党国”效力，却被斗争性特强、嗅觉超级灵敏的“皇上” 当作乱党壹网打尽，这是何等的冤！当然，毛皇后来也完全清楚教授们是在为他尽忠、分忧，但是他更需要壹个理由来推进反右派斗争，所以对不起，只好委屈诸位了，谁叫妳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这就叫干大事不拘小节，有如曹操经常“借”别人的人头壹样。毛说的也许不错：教授们的知识也许真的当以狗屁视之，教授们在政治斗争上确实只能算侏儒，小儿科。当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不仅章伯钧和六教授，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也不是毛的对手，他们的流气、霸气、痞气都远不及毛，所以与毛壹交手立即败下阵来。毛算是伟大到“顶峰”了。

在打击民盟等民主党派的同时，另壹个使毛震怒的是北京的大学生们。早在发动“整风”之初，毛就作出了规定：运动只准在各学校分别进行，不准跨校串联，更不准学生们上街、到社会上去。而且规定鸣放只能以大字报、小字报、座谈、讲话的方式进行，严格禁止以印刷品散发。这样无论怎样激烈的言论都不可能形成气候，构成威胁，更不可能发展成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想将学生门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就象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壹样。

但是有著反专制、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生们不愿意就范。北京大学传统上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起初，学生们按照学校党委的布置，规矩有序地参与校内整风、鸣放，人们很小心谨慎，因为在两年前的反胡风和“粛反” 运动中，已经有壹部分师生——两百余人——被抓捕的前车之鉴。但很快，年青人的敏锐和朝气就冲破了“党”为他们设计的藩篱，并且越是往后越呈不可控的燎原之势。

1957年5月1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壹天，北大的学生大饭堂外冒出的壹朵带刺的“小花”， 那是沉泽宜、张元勋合作的题为《是时候了》的壹首小诗：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壹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壹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风暴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

太阳照耀！

我的诗

   是壹枝火炬，

烧毁壹切

     人世间的藩篱。

它的光芒

     无法遮拦，

因为

  它的火种

        来自——

“五四”！！！

……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 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壹支巨鞭，

鞭苔死阳光中的壹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妳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著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壹切黑暗！！！

    同壹天稍晚，还有张景中、陈奉孝等四个同学贴出的大字报，直接了当、简明扼要地提出四项要求，直指当局教育问题的核心：

取消党委制，实行民主办校。

取消政治必修课。

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

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月19日的大字如酷夏的火种，冲锋的号角，迅速在北京大校内、外掀起了民主的波澜，各色各样的大字报“忽如壹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的矛头直指中共统治的要害：

“现在的政府保护公民权利的状况，还不如封建王朝和蒋介石。”

“宪法自壹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

“把宪法当手纸。”

“亲身经历过三反、五反、肃反这些运动的人，想起来就心惊肉跳！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

有人贴出了“白毛女要伸冤” 的大字报……

“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壹切不民主的制度壹扫而空！”

学生们办起了自己的刊物《红楼》、《广场》，著名的学生右派、新闻系学生，后来以自己惨烈的捐驱，传承了北大的五四精神的林昭（原名彭令昭）就是《红楼》编委之壹。沉泽宜、张元勋、陈奉孝则是《广场》编委。其他各种名目的油印小报、板报如《自由论坛》、《民主墙》……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膳厅宿舍，教室过道、壹切可以张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被张贴满了……

各种自发、却又秩序井然的辩论会、演讲会也登场了，人们以各种方式倾诉心中的积怨和诉求。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原名程海果）自动跑来北大演讲，她的卓越口才、广博的知识和澎湃的激情，如江河泻地、日月经天，她口若悬河，可以不用讲稿壹气呵成讲上几个小时。年青的学子被其才华和激情所感染和倾倒，誉其为“壹支带刺的玫瑰”。 随即，又壹个“新星”登场分享了林希翎的风光，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以另壹种狂放的、激情四射却又怪诞的方式表达著自己不羁的反叛情怀……

正在纷纷嚷嚷，妳方唱罢我登场之际，有人提议打破校际壁垒（林希翎实际上已开此先河），到各校串联互访，甚至走向社会，唤起民众，俨然要做新壹代的“五四青年”了。

北京高校的学生鸣放引起了中南海的高度关注，毛终于按捺不住了。在运动之初，毛就作过两手打算：如果青年学子们对他感恩戴德，愿意做他和“党”的训服工具，壹切听从他的“战略部署”，那么到时他将以新时期的学生运动导师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并对学生们大赞大颂壹番；反之，学生们如果不识相，硬要走“五四之路”，或匈牙利、波兰之路，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将学运摧残于萌芽中。对于学生娃娃的闹事、造反，毛极端鄙视、藐视，他早就讲过：他（们）又没有枪，妳怕他什么！北京的学生就算全部走上街头，也禁不住他的部下发动工农群众壹阵拳脚，更不用说出动军队了。

现在看来第壹种情况是不可能了，学生们不愿做训服工具。这也反证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绝对不是自己人的英明论断。他只好来第二手硬的了。他叫周恩来去北大作了壹次反右派报告。接著，又在该校“挖”出了壹个“反革命集团”，造成大军压境的恐怖阵势，首犯陈奉孝、主犯张元勋分别被判处十五年、八年徒刑（沉泽宜因为作了公开检讨，没有进“集团”）。这时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了，谁不服抓谁。 在高压和严打的气势下，“右派”阵营很快土崩瓦解。没有费多大力气，学校的右派师生壹个个束手就擒。正如毛所预料的，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壹帮手无寸铁的“秀才”能掀起什么大浪呢！

看来，章伯钧壹伙确是错误估计形势了：形势确实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严重；更不是如章伯钧所说的，毛泽东因鸣放中提出意见过份尖锐而不好下台，弄得进退失据，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要靠民主党派来收场了……这些书呆子真是太小看毛泽东了，为了打倒、干掉壹个党内政敌，他可以以数万无辜生命“陪葬”，他哪里会被壹些读书娃吓倒呢？他手里有强大的专政工具，有几百万警察，几千万大军，他有什么“下不了台”？何况，他可以随意 “变脸”，有什么“进退失据”？这不，他大吼壹声：我过去说的壹切都是“阳谋”， 都是为了引诱妳们这些 “蛇” 出洞，然后壹网打尽。妳们自认倒霉吧！壹切问题都解决了。

“阳谋”下的右派真相点滴

前面己经论证，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自“鸣放”后不久，毛即发出壹系列指示，准备“秋后算帐”。抛开《事情正在起变化》壹文不说，5月14日，即大鸣大放启动不久，中共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对于在鸣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须原样地不加修饰地报导出来。对于壹些反共言论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应立即加以纠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对待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风中党外人士批评的有益方面之后，指出“社会上带有反共情绪的跃跃欲试，发表壹些带煽动性的言论……”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夺取胜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文中认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各地党报应在继续登载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同时，注意刊登壹些批评某些反动论点或批评某些错误观点的言论，要求各地宣传部门要分类研究右派的“反动言论”， 为反击做准备。5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了壹批题目，发给指定作者和审稿人，限期交稿，作反击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壹级机关、大专院校及地市壹级机关用大鸣大放方法整风要加紧进行，要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所谓“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

仅仅过了两天，6月8日，运动突然转向，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反右斗争信号弹，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准备》的党内文件。由此可见，六教授会议确是运动的转折点，毛已经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阴谋” 向“阳谋”转变的全过程。

后来，毛在各个场合讲明了他的整个战略意图，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毛说：“这是壹场大仗（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壹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壹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色），利益极大。”

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毛告诉他的高干们：“大量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妳们壹篇讲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过壹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毛还告诉他的高干们：“共产党整风告壹段落后，我们将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是毛开展整风的真正用意之壹，即以共产党整风为名，引导亦即强令民主党派和非党知识分子整风，即进行又壹轮思想改造——驯化运动。

在毛为7月1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除了编造出壹个“章罗同盟”，和“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民盟右派系统”外，还表演、示范了他的流氓无赖手段：文中说：“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壹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报纸在这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猖狂进攻不予回击”——这－切都是他的战略部署——因此，《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然而《文汇报》响应他的号召大登各种“资产阶级右派”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即大鸣大放的报导或发言记录），毛却摆出另壹付面孔，大肆斥责，说是想“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妳看，同样的做法，同样是响应他的号召，执行他的指示，他的党报正确、有功；而民主党派的报纸则罪该万死！在运动之初，这个毛还公开赞赏《文汇报》办得好，还亲自召见该报的总编，鼓励有加。转眼之间，他不认账了，“反戈壹击”了。

毛在这篇社论中正式宣布：他以前号召整风、鸣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其流氓无赖嘴脸令人震惊！

在这篇文章中毛还告诉他的下属如何狡辩。如他说原来说的“言者无罪”己不适用于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了，因为“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没有解释，总之，“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7月9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毛说出了他在整风鸣放中的心态：“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著头皮，把耳朵扯长壹点，就听，话是壹句不说。”“壹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好像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著头皮顶住，也就是两三个星期，睡不著觉，吃不下饭。”如果把这些话与在发动整风之初、他到处煽风点火、鼓励人们鸣放，还装出壹付弥勒佛的笑脸对照来看，就活画出壹个魔鬼摇身壹变冒充“天使”的卑鄙、无耻、下流，活画出壹个古今少有的大骗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这个讲话中，毛不忘对知识分子污蔑、咒骂壹番。他老调重弹：“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妳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识大字的人，他们知识高。”知识分子最无知，大字不识的人最有知识，这就是毛的逻辑。毛对知识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说明了他发动反右派运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整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贬为等外贱民，再次表现了毛主义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质。

再从毛的表演看，毛这次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完全使出了他在与国民党二十多年斗争中所使用的－整套战术和手段，如两面三刀、翻云复雨、言而无信、倒打壹耙、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笑里藏刀、使刁撒泼等等。在对运动的布署、指挥、操控上，也完全是对敌军事斗争的－套，如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欲擒故纵、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预设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军事术语，如“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围剿、开火”等等。可见，毛壹开始就将这场运动定性为壹场对敌斗争，壹场大战役。再放开来看，毛在所有他发动、指挥的运动中，也无不釆取这些手段、谋略。如果说在战争中遵行兵不厌诈的“诡道”无可指责，那么，在和平时期，在治国安邦、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中、壹句话，在对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这壹套，就足见其把民众始终当作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反人民、与民众为敌的本质，从而其恶魔、暴君面目暴露无遗。而在此次运动中，毛自创的“阳谋”壹说，更堪称古今中外无耻之尤了！

毛的这种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这个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骗术和权术取得 “成功”后的骄横和自信，他已经坚信他的壹套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他坚信他还可以更上壹层楼，当上世界大帝，让全世界葡伏在毛主义脚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驯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实现他的宏图大志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是他最大的敌人、最大的“心患”，因为知识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变成驯服工具。所以这是他最为耽心、最为忌恨的人群。从建国伊始，毛就不停顿地整肃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早成了惊弓之鸟。可是毛仍然不肯放过，他认定“驯服”都是假装出来的。而且，非常无奈，他还要知识分在当教师，做学问，写文章，他们还不像夹著尾巴的“狗”，这让他感到气愤难平。

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上他从头到尾都在开骂：““知识分子把尾巴壹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 ……‘皮之不存’……这五张皮都没有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毛看来，知识分子都是寄生虫，剥削者，不劳而食 。所以，作为“工人、农民”的“代表”的他，动不动就说：“不给他开饭！”在这次讲话中，毛点名骂了若干所谓知识分子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 陆饴、陈仁炳、彭文应、吴茵、孙大雨等。全篇讲话从头到尾充满了仇恨和复仇的快乐，言语间充斥著痞气、流气、霸气。

这时，毛已开动他的全部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器，对“右派”刮起了十二级台风，在恐佈高压和灭顶之灾的镇慑下，绝大多数被当局指定为右派者纷纷被迫检讨、认罪。但毛并不因此放过他们，毛发话：对右派就是要急风暴雨！因为他们对共产党整风不是和风细雨，现在要叫他们自己尝尝急风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击的当然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从来认为光孤立地打击几个头头不过瘾，不足以显露对方的“罪行”，于是他想起在批斗高岗、饶漱石时他成功地制造了壹个“高饶反党集团”的经验，后来他运用此经验又制造了多个反党“集团”、“联盟”，如“ 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效果都很不错。这时毛对“集团”己经著迷了，于是决定再制造壹个“章伯钧—罗隆基同盟”（ 又称“章罗联盟”），把运动推向高潮……

为什么壹定要做成壹个集团呢？我们的后人和外国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所以还要加以说明。首先，成为壹个“集团”，就比单枪匹马性质不同了，单枪匹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产党取而代之；而“集团”就可能做到，为此集团就必须“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地开展活动，“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其次，有了集团，还可以“上挂下联”，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横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进这个集团中去，在纵向，它的组织系统可以从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县、到基层单位。“胡风集团”就圈进了几千人，后来的“彭德怀反革命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圈进的人就更多了，单是“属于”“刘少奇集团”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处分的就达两万多人。

再者，做成“集团”之后，才能震醒国人，发挥最大的轰动效应，使广大人民“大吃壹惊”，从而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并因此使全国人民受到教育，团结到毛和共产党周围。

不过，既为集团，就要有相应的佐证材料，如集团的计划、纲领、组织系统、活动和联系的方式方法等等。这些在壹般人看来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东西，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小菜壹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当年子虚乌有的“AB团”不是照样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照样处死了数万“AB团成员”吗？延安的“抢救” 和“锄奸”运动不是照样“有根有据”地抓获了壹万五千多名“特务”吗？毛泽东确信天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情，(所以后来他禁不住慨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起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为文汇报写的社论中，就正式宣布了由他钦定的“章罗联盟”和“罗隆基—浦修熙—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这篇文章的最后，有壹段杀气腾腾的话：“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主席为章伯钧—笔者），壹模壹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时民盟经和文汇报经过改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权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态接受这个御赐的封号。因为谁都知道，此时毛的镇压机器已经开动，磨刀霍霍，只要毛壹声令下，所有胆敢“对抗运动”者都会被投进黑牢监狱，甚至推上断头台。谁还敢与毛争辩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压下，知识分子会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问题的。不投降只有死路壹条，而人不到完全绝望，总是不愿死的。在7月9日他对上海干部们的讲话中，他就德意洋洋如此描绘右派们：“他看到哪里有壹根稻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没的人壹样，哪怕是壹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钧就有些类似于毛说的情况。当毛气势汹汹地将他封为中国第壹号右派时，他预感到可能大难临头，所以对家里人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解决国家的困难了。”这说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坏打算。但他转而又想到，自己确实没有“反共、反毛”，也没有把柄在毛手里。毛知道，手无寸铁的民盟不可能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威胁，他只是想在共产党的大锅分壹点残羹剩饭而已。至于“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应该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为马地说民盟要造反，章伯钧要夺权，不过是“形势的需要”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章伯钧又估计毛也许只是要借他的“罪名”来吓壹吓全国人民，可能并不真要借他的人头。不过他知道，前提条件是他必须配合、顺从，否则毛恼羞成怒，就难说了。考虑到这壹点，章决定有条件地配合。

就在这时，毛抛出了“章罗同盟”壹说。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包括周恩来在内所有中国政府高层人士都清楚的，章、罗二人因权力和个人意气之争，从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余年来，龃龉不断，这在民盟内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以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都知道，周在给民盟做统战工作时，也分别在不同场合找二人中的壹位，而不是把他们招来壹起谈。故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

……从1946到1949年，在民盟终于有了壹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壹边是章、史（良） 联手的当权派，……壹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的非当权派…… 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统战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壹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著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沉钧如、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苏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合在壹起。

最初，对这个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章伯钧也很气愤，不予承认。后仔细想想，这关系到毛是否借他的“人头”的问题，不可不慎。后章氏抛出了他的“政治设计院”实是缘于毛泽东的首创这壹“杀手锏”。这壹“反击”，也令毛惊心。经过彭真居中调停，毛应允以从轻发落相交换。章就梯下阶，也就将“同盟”认可了。

可是，罗隆基对毛封给他这个“章罗联盟”却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直到11月7日，这时已经被批斗了四、五个月的罗隆基，在交待他与章伯钧的关系时仍然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壹次。”

“当时许多民盟的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沉志远、潘大逹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章伯钧本人壹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在民盟（内部）不合作的态度不满’……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

“壹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限于民盟的工作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也无权过问。”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壹年多来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

此时罗隆基不了解章伯钧承认这个“联盟”的内外原因，章也无法尚他解释，就只好充当儍瓜，任凭罗的指斥。当然，章伯钧对自己缴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认思想上、客观上有这个“联盟”，但没有组织形式。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完全“认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没有用处，只会徒增苦难，故对女儿章饴和说：“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的残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坚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这是章伯钧的无奈和悲哀。说到底，是当年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的结果。而民主党派之所以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选择中共，除了因为毛的统战手段高明之外，就是无奈，因为这些党派和人士从抗战前到抗战中、抗战后，都在不断与执政的国民党争斗，都在辱骂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与国民党当局已经结“仇”，没有和解的余地了。而当时毛和共产党却许诺在未来建立壹个多党联合执政的民主中国。这样，他们只好选择地倒向共产党了。

然而，当形势发展到今天，民主党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须拉拢的伙伴之后，这些民主党派头头才认识了毛和共产党的本质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

6月中旬，罗隆基还在东南亚国家访问，从报纸上得知道章伯钧已经承认了所谓的“章罗联盟”时，火冒三丈地打来长途电话质问章：“章伯钧，谁和妳联盟了！……”，

电话那边的章只能默不作声任凭罗的训斥。当罗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质问、怒吼够了壹顿之后，将随身带来的壹根自由棍壹拆两断，以表示与他从此壹刀两断，章伯钧仍然不出壹声，仿佛无心无肺……

但后来的结果表明，章伯钧是对的，正是所谓大智若愚。当被足足批斗拆腾了半年多之后，罗隆基终于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被迫承认了“章罗联盟“。也许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并不比章伯钧高明。后来，他又自食其言，主动与章修好……

有关章罗联盟及围剿罗隆基的这壹大闹剧，由于具体情节较多，笔者将其放在本篇之附录中叙述，在此就不多占篇幅了。

下面还介绍两位“阳谋”的牺牲者，他们分别可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受害者。

壹个是被无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杀人犯”，把壹个共产党的功臣弄成“敌人”这－大冤案中的冤大头葛佩琦。

还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论”尚未成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之前，有壹位最早“出名”并引起全国轰动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其右派言论有点吓人，叫做“要杀共产党！”

事情是这样的：葛佩琦本来是不想参加学校的鸣放座谈会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意见可提，而是他认为这个会与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党外人士，而据葛自己说，他是1938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可是党组织不承认），资格比很多“校领导”还老，如今却叫他参加党外人士的座谈会，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污”他的人格了吗？所以，校党委曾两次通知他去开座谈会，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党总支壹位负责干部亲自送来通知，并十分恳切、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这是校党委第三次请妳去了，妳再不去，可不太适合。”

考虑到以后还将吃学校这碗饭，葛佩琦妥协了，勉强去了，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见，葛佩琦因党籍问题，以及与党籍相关的十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长期得不到承认、解决，并遭遇学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里自然窝了火。会场起初有点冷清。但当会议主持人、人大党委书记胡锡奎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这些毛反复申明过的话壹再重复之后，壹些人终于发言了。随后葛也跟著发了言。

葛发言的内容很多，大抵包括：尽快弄清他的党籍问题，不应该长期以来对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领导内行会出笑话，应该尊重人才；党群关系比过去差多了，责任在党。接下去他讲了几句后来惹祸的话：“……看到生活中这些现象，我不但感到生气，也还有点担忧；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再发生对敌斗争的形势，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便难再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敌人杀掉……”

27日，人大的内部刊物《人大周报》刊载了葛的发言，内中是：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杀共产党人，打倒妳们，推翻妳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

愤怒的葛佩琦当天下午来到校党委、找到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聂真质问：

“《人大周报》如此断章取义，不是有意陷害我吗？”

聂真倒很通情达理似的告诉他：

“葛佩琦同志，妳不要著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壹期的《人大周报》并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葛的那次发言，标题是：《人大教师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内文中的葛佩琦说：

“我要重复壹遍，若妳们再不改，不争口气，再腐化下去，那么总有这么壹天，群众要起来推翻共产党，杀共产人。这也是合符社会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惊之外，倒吸了壹口冷气，他知道在《人民日报》刊登他的这种“言论”意味著什么，难道他们真要置我死地？……但他还存在壹丝幻想，心想堂堂中央党报总该实事求是吧。于是当天立即写了壹封要求更正的短信，第二天壹大清早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信中云：

“编辑同志：

6月8日妳报刊登我的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我重复壹遍，……应改为：

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能自取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报》自然相信共产党组织提供的材料，而不会理会壹个右派分子的话。就在6月8日当天，该报就配发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紧接著，又豋刊各地工农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学生声讨、批判、咒骂他的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将他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势。

接下来，全国的大小报纸、刊物也不约而同地竞相转载葛佩琦的反动言论，而且将全部内容简化为9个字，即“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

6月8日，正是毛为《人民日报》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表的同壹天，是毛吹响向右派“反击”号角的第壹天，是中共由整风向反右转轨第壹天，是阴谋转“阳谋”的第壹天，也是敲响中国知识分子丧钟的壹天。这壹天，配发葛佩琦的“发言”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杀共产党人”这句话响亮、干脆，通俗易懂，妇孺皆晓，以此作为右派言论的代表，可以起到“画龙点睛”而又“振聋发聩”的作用。有利于迅速将全国人民对右派的仇恨之火点燃起来，让全国人民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这壹“招牌言论”，立即传遍全国大街小巷、穷乡僻壤。人们壹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杀共产党的“杀人犯”，怎么能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呢！

这时，即使葛佩琦有张飞那样大的嗓门，也无人能听到他的呐喊、抗议声了。何况，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话语权”。

壹桩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铸就了。

说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了解他的问题全部真相后才会信服，而这个真相是二十余年后才为人们所知晓的。原来，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贫寒，山东平度县人。1933年，靠半工半读自学完成学业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但因既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眼看难以跨进校门。这时，恰巧有个叫葛佩琦的新生报到了到却不来上学，同情他的老师叫他顶替那个学生。从此，葛畔珩便变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是“壹二·九”运动积极分子。后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还当选学校学生会副主席。日寇占领北平后，他投笔从戎，投入豫东的抗日游击队，并在游击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为1938年。

不知什么原因，共产党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干出了出色的、骄人的成绩：单独策反伪军壹个团；参与策反壹个伪军师，将他们编入了共产党控制的部队。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党便继续叫他担任这种“鼹鼠”的角色。在国共内战时期，葛佩琦打入国民党第壹战区司令部，并建立了壹个地下联络站，获取了大量情报。后来葛佩琦被调去沉阳，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处长。他利用职务掩护，将大量敌军高度机密的情报，通过自己的单线的“上线”联系人李年，再经过秘密电台不断地送到延安毛泽东的案头，为共军夺取辽沉战役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单线联系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党组织关系所在的领导人赵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国民党之手。虽然葛佩琦提心吊胆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李、赵都没有出卖他。可是，从此，他的地下共产党员身份和传奇式的地下工作经历与功勋，也随著李、赵的“失踪”而消失了……

毛共建国以后，经曾为共产党提著脑袋在敌人心脏里干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战果辉煌、功勋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党外人士”。他当然心有不甘，不肯罢休。他不断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他的历史，并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在抗战胜利后，由党中央社会部西安地下情报组派去东北作“鼹鼠”的并不是他壹个人，而是壹批人，光是与葛佩琦在同壹情报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还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并不难。又据后来知道，葛报告中的情况已被中共华北局以函调方式证实。但葛后来到人民大学任教，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调查材料似乎没有转来，人大党委会仍然确定他为非党人士。葛为此多次找人大校党委和系党总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这就是葛佩琦对共产党不满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关进北京草岚子监狱，从此开始了长达壹年的审讯。

审讯人员的兴趣和重点是他这个“国民党军少将”有哪些罪恶，对于葛佩琦的解释和声明根本不听。起初葛坚持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且多次提供调查线索，希望查明他的历史。但每次都被审讯人员呵斥：

“混蛋！妳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少将，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妳这是在公开污蔑共产党！我警告妳……若不老实，就将罪上加罪！”

从审讯人员杀气腾腾、壹次比壹次盛怒的表情里，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辩都毫无用处，只会增加自己的“罪恶”，于是他不再坚持重新调查自己的历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北京中级法院提起公诉，公诉词除认定葛佩琦是“历史反革命”外，还指控他是现行反革命——借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政策和历次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推翻人民政权……

法院以反革命罪状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学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决书，壹下子就晕倒过去。后瘫倒在床6年。大女儿在北大附中读高三，门门功课在九十分以上，结果高考时没有任何壹家学校接受她。她痛哭无语，无奈只好休学在家，后来便专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老三、老四都送给了亲友，老五本来也有人想接养，但壹听是葛佩琦的女儿，坚决拒绝了。

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后来朱秀玲与葛佩琦办了离婚手续，五个子女均改为朱姓。这是当时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于葛佩琦当年右派的名气太大，那句“要杀共产党”的名言太吓人，加上可怕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后来右派甄别、改正时遇到了比壹般右派更大的困难，曾经多次碰壁，使他几乎绝望。后来还是友人指点，让他亲自找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胡耀邦的过问下，葛佩琦的双重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葛重见天日。当然，他曾经为共产党、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贡献”，那些辉煌的业绩，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后的葛佩琦，据说在有人造访时仍然念念不忘大谈他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入龙潭、闯虎穴、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只是在说到受到共产党二十多年监牢的报偿时，脸上才掠过壹丝阴影。也有记载说，葛曾经对友人说：“早知是这样，当年还不如跟他们（指国民党官兵）去台湾好了!”

葛晚年还写了壹本回忆他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经历的小册子。不过，当局壹直未准出版。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担心共产党地下工作方法被泄露，更主要是从政治影响方面考虑：壹个当年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怎么摇身壹变成了共产党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剧在于：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又对现状、对自己的遭遇不满，还以老共产党员的口吻说了出来，于是，变成毛泽东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来是共产党对不起葛佩琦，结果葛反而变成了毛共的罪人，差点坐穿牢底。历史总是被毛泽东颠来倒去，千千万万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运也就被如此颠倒了。

还有另壹个阳谋受害者，叫徐铸成，此人则是另壹翻景象。

徐没有葛佩琦的光荣历史，但是也是壹个左派，对“党”忠诚而且有些贡献。他是壹个老报人，报界元老，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却壹直用笔杆在为党服务。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两度“停刊”的《文汇报》复刊为日报，并任命他为总编，要求他把这张报祇办成有“书卷气”的“读书人”的报纸。徐受到极大的鼓舞。其时，正是毛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全国风靡的时候，徐决心大干壹场。（从后来看，恢复《文汇报》也是毛的“钓鱼”策略之壹。）

《文汇报》的开场之作是敲了壹通“电影的锣鼓”。《文汇报》是当时少有的设在上海的全国性报纸，而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发祥地，大批电影工作者和电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电影的状况即是全国电影状况的缩影。从总体上看，由于建国后毛对电影的严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艺术形式壹样，电影业也处于枯萎雕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众对那些完全当作政治的图解和传声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既不感兴趣，又敢怒不敢言。电影工作者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大部分人没有“工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汇报》发起了壹场题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讨论犹如壹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指出国产电影片的症结所在，矛头不约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艺方针和严格的审查制度。

演员们直呼：“请尊重人，我是演员，我要演戏！”

导演们则强调：“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资深电影艺术家呼吁：要“尊重电影艺术的传统……”

这场讨论历时达三个月，影响巨大，应该看作《文汇报》在整风鸣放前的主要功绩。可是，它却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春桥组织的围攻。

令徐铸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领袖对他这种“放”得几乎有些“过分”的行动，不仅未加谴责或表示不满，反而给了他赞扬和鼓励，这使他原来的壹颗悬著的心完全放了下来。

那是徐被邀请去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时，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与各大报同行、《人民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的总编们，被毛召到丰泽园的住屋单独接见，令老总们受宠若惊。

接见时没有其他人陪同，只有壹个当时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这种安排颇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为康生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主管，也没有文化部门的职务，而是中共政治特务头子）。

徐壹进毛的书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绍说：

“主席，这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立即伸出壹双大手，将徐的手紧紧握住，仿佛知心老友久别重逢：

“妳就是徐铸成同志？妳们《文汇报》办得好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妳们的报纸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报纸。”

受到毛的赞扬，原来因“电影的锣鼓”遭到围攻带来的沮丧心情，在徐铸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谈会开始后，徐 小心谨慎而又充满真诚地问：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展开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有底。抓紧了，怕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是好？”

毛没有教给徐铸成不犯错误的法宝，却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谈了半个多小时，在谈话中，他明确地支持《文汇报》敲的这壹场“电影的锣鼓”，接著便大讲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这大概就是毛教给的不犯错误的法宝了。不过，接下来毛的话使徐大为感动：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短，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500万左右知识分子，其中共党员不过是壹个小指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壹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指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其通等四人联名批判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笔者）。他们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办法，不能说服人。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谈谈的必要……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民主的办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两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徐铸成也算有经验、有阅历的老知识分子，当时万万没有想到毛的那番谈话原来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壹个部分。毛没有告诉他不犯错误的“法宝”，目的就是要他犯“错误”。而且，毛也确实没有什么使别人不犯错误的法宝，因为没有人犯错误，这阶级斗争不就熄灭了吗？况且犯不犯错误，标准全在他心里，而且是每天24小时、每年360天都在变幻。即使他当时教给妳不犯错误的“箴言”，妳也照著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证妳不犯错误，因为第二天毛可能宣布他头天的话是“放屁”，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

徐先生壹回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就激动得不行，等不及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回来，他就先召集有关人员传达毛接见时的讲话，向他们交代了年内将要开展的整风，并特别强调：在眼下宣传贯彻毛的双百方针和在未来的整风运动中，《文汇报》壹定要大张旗鼓而又切切实实反映主席的指导思想，要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以体现本报的特色。徐壹再勉励大家壹定要不辜负毛的教导和对文汇报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来后，徐又将毛讲话内容向浦女士反复作了交待。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浦女士对整风大鸣大放的导报那么卖力的原因，因为浦壹贯最听党的话，特别是毛的话。

令徐铸成激动的消息还接踵而来，当时决定组织中国新闻界代表团访问苏联，起初内定徐铸成为副团长，后来改为任团长。这当然也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荣誉了。

这趟出国门对徐来说确是意外的幸运，因为他这壹去44天，等待他回来时，整风的鸣放阶段已经过去了。《文汇报》在那段时间遵照他这个总编的嘱咐，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报道全国大鸣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识分子们鸣放文章，可谓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文汇报》之所以如此下劲、卖力，还因为早在整风正式开始前，上海市委办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总编辑钦本立，说伟大领袖毛要亲自到《文汇报》看看，并交代要保密。从此，全报社人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临幸。可后来，忽然又来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汇报来了。为弥补这壹遗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壹作为他的代表到报社看望大家。

陆定壹见到钦本立的第壹句话就是：

“妳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生气，有情况，有主意，有办法。”

进了总编办公室，陆定壹开玩笑地说：“妳看我来当贵报的总编辑好不好？”

陆定壹主要是传达壹种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层对《文汇报》的高度评价和由衷的赞赏。

陆定壹还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托来鼓励《文汇报》积极大鸣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伟大领袖的期望。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来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文汇报》碰到的“知己”不是壹般人，而是伟大领袖、壹国之君，妳说他们怎不感恩图报、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于是文汇报全体上下，特别是驻京办事处那位女主任浦熙修（这时她已升任副总编），使出浑身解数，作出十二分努力，为伟大领袖发动的整风运动、为大鸣大放鼓吹、造势。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废寝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对整风鸣放的报道和造势之中。她不仅像壹位女将那样运筹帷幄，指挥她的各路人马，还亲自身先士卒，深入第壹线采访，亲自出马组织京城知识界名流座谈，壹时间，浦的办公场所简直成了京城知识界名流的沙笼。

就这样，在大鸣大放的壹个多月的时间里，《文汇报》全体人马夜以继日、马不停蹄，为整风鸣放殚精竭虑，手脑并用，全力以赴。他们生怕辜负了伟大领袖的期望，他们感到虽苦尤荣，觉得自己为毛、为党尽到了壹份应尽的责任……

谁知，就在他们沾沾自喜、以为为整风运动立下了头功的时候，6月8日，壹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犹如壹颗重磅原子弹在中国大地爆炸，特别是在《文汇报》的同仁们心中爆炸，壹时间，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几乎晕厥过去。

稍为清醒过来之后，才知道是政治风向突然来了个180度转向，而且这转向来自最高层，就是那位令他们日夜感念的“国君知己”。可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可能呢？究竟是怎么回亊？……

其实，6月8日的社论只是发出了壹个信号弹，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击来了，文汇报被掀了个底朝天，全体成员忙不迭地检讨、检查，痛心疾首，晕头转向。7月1日，壹篇叫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令文汇报跌落万丈深渊。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篇社论乃毛泽东亲笔所为，文中，毛数落了文汇报的种种“罪行”：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时期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明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壹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壹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壹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壹模壹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

毛以掩饰不住的仇恨笔触指斥文汇报中的民盟右派：“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为天下大乱，取而代之。”这罪名的确使人吃惊！文汇报的同仁们个个胆战心惊，全都乱了方寸。

在毛的强大高压恐怖下，文汇报被迫以报社的名义作了检讨。但毛却认为这个检讨是远远不够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汇报的检讨原文：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

这是真心话，也是当时毛对各报纸的指示。文汇报是忠实执行这壹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对此，毛是如何辩解的呢？他先是在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认：

“在壹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注：指人民日报社）及壹切党报，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著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

党报这样做是对的！但文汇报这样做（而且是毛亲自要求它这样做）却是居心叵测，包藏祸心，是犯了大罪，罪该万死！毛欺骗了文汇报，欺骗了天下百姓，这时却倒打壹耙，反说文汇报是“是壹场欺骗”。这就是毛泽东的强盗逻辑，骗子哲学。

毛接下去说：

“文汇报在春季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无理可说，只由他说了算，十足的流氓强盗嘴脸。他进壹步指斥：

“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动编排。”

就这样，毛将他的痞子作风、流氓哲学不仅带进中国的政治领域，也带进文化领域，使这种恶劣的文风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点……近来看到壹位“异见人士”居然说，“毛泽东的白话文章，就连白话创始人胡适读了都佩服不已，认定白话文写作，毛泽东首屈壹指。”“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生动太形象了，真可谓为中国民众喜闻乐见”。不知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过笔者从毛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始，到反右时的骂人文章，从不见毛的文章有任何“最优秀白话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泼皮的无赖，强盗暴君的蛮不讲理，以势压人，以及泼妇骂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将中国文人优良的文风彻底破坏、颠覆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论是从来不准人反驳、辩论的。可怜的文汇报报人们，在挨了这蛮横无理、劈头盖脸的壹顿棍棒后，不但不敢申辩、反驳，还可怜兮兮的如丧考妣般忙不迭去讨饶、认罪，完完全全成了壹批丧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论发表后，文汇报的秀才们连夜通宵达旦制作的请罪书、即《文汇报》7月2日社论《向人民请罪》中的壹部分：

昨天是党的生日。我们在党的生日受到党报所作的爱之以德的批评，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文汇报壹错再错，不但在政治上对不住人民和党，而且在道义上，也对不住人民和党。文汇报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长大的，如今我们对人民对党，却以怨报德，人而无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们在这壹时期，有的吃不下饭，有的睡不著觉，有的外出采访无脸见人，有的收到读者来信感到无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愤莫已。现在我们在感愧交并的心情激动之下，向全国人民请罪！

我们发誓，将文汇报从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的危险道路，扭转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新闻事业的光明大道上来……

多么可怜、多么可悲、多么可耻！人家打了它的脸，它说感到“很温暖”，右脸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脸。明明是对方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却要说自己“以怨报德”，现在“无地自容”……

当然，凡是当年毛式运动的过来人，都知道这种检讨是被迫的，是必须写的，否则将有更多更大的苦难在等待妳。怕死、怕折磨，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只不过文汇报的报人们的软骨病更严重些，说出的话更让人起鸡皮疙瘩。毛于是抓住了这壹弱点来折磨这些可怜虫！特别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个鸣放期间徐铸成都不在国内，可却揪住这位曾被他大力表扬过的老报人不放。这种痞劲确实罕见。

徐铸成从苏联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这时鸣放早已过去，反击也进入了尾声。徐忙于写他的访苏见闻记，隔天壹篇，昼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谓《文汇报》猖狂向党进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国内。但作为报纸负责人，即使在国外，他也关心国内动向，并且天天看自己的报纸。徐以他老报人的经验和嗅觉，感到文汇报的壹些标题有些锋芒太露，似不合办报的传统技法。但他当时不好干预。回到北京后，与钦本立通电话，问到为何标题的火药味那么重，钦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壹书记柯庆施要求那么做的，那段时间，柯书记天天给文汇报打电话，发指示，要文汇报为大鸣大放添力鼓劲，火上浇油……

徐于是壹切都明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在划右派前夕，《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作为党内高干，得消息之先，立即给钦本立、徐铸成打电话，要他们采取主动，先行自我检查，以图减轻处分。徐在惊愕之余，也对邓拓的“哥们情”十分感激。但他还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么检查，邓拓无法向他们多作解释，徐也无从多问。可怜的徐老先生只感到壹阵眩晕，随即天旋地转，知道大难临头了。

可是作为老共产党员的钦本立还未丧失人性和知识分子的良心，接完邓拓的电话，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报！第壹个要救的是徐铸成！

钦本立挺身而出，当即求见柯庆施，说明《文汇报》这段时期如果有问题，应由自己负责，因为徐铸成远在苏联访问；徐回到上海报社后，也未主持报社工作。只是参加过市委召开的壹次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讲了文汇报如何“拆墙”（拆党员与非常人士之间的“墙”），那也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两次去徐铸成家登门动员，徐才“奉命”讲的。总之，徐铸成无论如何不应划为右派。

柯庆施听后似乎还很通情达理，几乎全部接受了钦的意见，他说：“徐的问题只作为认识问题，不作政治问题；徐还当他的总编辑，还将有职有权。”

钦本立壹听，大感慰藉，心中壹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铸成这个桅杆不折，《文汇报》这艘船就不会沉没……

但是就在钦本立回去报社传达柯庆施的指示两天后，市里壹位大人物对徐铸成进行点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吊胆，惊魂不定。为了安慰徐，钦本立拉上他壹道再次求见柯大人。

那知，才过了两三天，柯庆施大人的“脸”已完全变了，柯不愧毛的好学生，单是这“变脸”之术就学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态度，当著钦、徐的面，说了那段后来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名言”：“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壹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就翘尾巴。”

徐铸成被弄得由白脸变成红脸，又由红脸又变成白脸，无言以对。只好听“天”由命了。

毫无疑问，柯庆施在这两天内亲自请示了毛，得到毛的圣旨，他们的脸才变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恶毒。

之后，徐赴京出席全国人大壹届四次会议（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看到《光明日报》壹篇署名文章，揭发他去年在民盟新闻小组会上说过：文汇报复刊后，壹切听罗隆基指挥……这可是不好的兆头，更不是事实。他想起来辩驳，但无人理睬他了。真实的情况是：徐铸成不仅没有说过这话，更没做过罗隆基的马前卒，而且，他还二次退过罗隆基给《文汇报》的稿件，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行为，因为罗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别的报纸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罗后来在民盟中央壹次会议上愤愤地说：“文汇报还说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报纸，竟连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这时这位中国报人的元老，也没有发表文章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了。

不过徐铸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总算没有将自己归入“章罗同盟”。由此可见，毛也许会对他网开壹面。

毛当然不会忘记“关照”这位老报人。也就在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特地到《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找到徐铸成，转告伟大领袖的话，刘说：“毛主席十分关心妳，毛主席昨天接见赵超构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别提到妳，说：‘徐铸成同志的包袱比妳（指赵超构）重，但无论怎么样的包袱丢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妳转达他的话。”

徐听到此话，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纳闷，感激的是在无数知识分子、包括文汇报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斗将喊天哭地的时候，毛却对他如此关爱，如此“温柔”，称他“同志”，又叫他丢下包袱；纳闷的则是：毛说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问题多、问题大。但他徐铸成的问题“多”在哪里、“大”从何来？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鸣放时他不在国内，他也没有说过壹句出格的话，更没有放过“毒”。如今毛却说他的包袱重，看来这不是壹句好兆头的话。联想到那次在丰泽园接见时，毛对文汇报赞扬有加，如今对文汇报却杀气腾腾大加讨伐，短短两个月，冰炭两重天！这使他对毛的话不禁打起了寒颤……

果然，曾被毛亲切接见、赞扬，而且他自己也认为壹贯听党的话，没有做过错事的徐老先生，最终被毛钦定为“右派”……

当然，受难的绝不止徐壹人，既然毛说文汇报有个右派系统，那就不止壹两个人，结果是，6名编委、15名记者编辑同时落网。完成了“右派系统”的指认。

徐先生对自己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总有些于心不甘，耿耿于怀。其实徐的错误或罪名只有壹条：那就是他是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既然文汇报反动透顶，那么他这个总编能逃脱吗？

所以，划他壹个壹般右派，应该是毛对他的宽大为怀了。

徐铸成后来著有《“阳谋”亲历记》壹书。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情况，及由它派生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包括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发落、下场，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从略。壹些较有代表性的故事，则放在“附录”之中，作为历史见证，供读者参阅。

毛主义高压和摧残下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壹瞥

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了，所以也只能“壹瞥”，即只能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镜头以窥壹斑。

毛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可谓渗入骨髓，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在世界文明史上也罕见，他不同于秦始皇为保江山而“焚书”，和因受到术士的欺骗而“坑儒”（ 秦皇坑的是术士或方士，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壹种，但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全部）。毛对知识分子完全是壹种基于仇恨的主动进攻、打击、杀戮，不需要任何理由。毛还想从文化的角度、哲学的角度，证实“知识分子无用”，应该而且必须将这群“废物”踩在脚底下，让他们夹著尾巴像狗壹样做人，或者干脆送他们上“西天”。为此毛又发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说知识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创造价值，只是像“毛”壹样，附著于社会经济实体（工、农、商）之上、即“皮”之上，靠吸血讨生活。所以不但是壹群废物，还兼有剥削的本性，即具有“原罪”。理当消灭之。

不过他的这壹理论也有“漏洞”，当年毛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说到知识分子最无用、要靠工人农民供养时，为了堵住反驳者的口，他自问自答地说：

“……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妳这样解释，马克思也是半个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壹不会杀猪，二不会种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所以马克思不属于靠削劳动人民讨生活的“毛“。

毛的答复不伦不类，半遮半掩。实际上应该问他的是：既然妳说知识分子无用，是只能靠别人养活的废物、寄生虫。那么，中共领导人不也是知识分子，也不会杀猪、种地吗？还有大批共产党干部也既不会杀猪、又不会种田，他们算什么呢？按毛的逻辑答复则应是：知识分子如果参加了他的“革命队伍”，成了共产党，那么，他就是对革命有贡献，是于人民大有益处的人了，不但不是附在“皮”上的“毛”，而且成了“皮之上”的领导者。所以，说到底，毛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参加他的革命，并且彻底赤化的，才算是有价值的人，否则，仍就是吸血鬼、寄生虫、废物，要终身改造，直至从肉体上消灭。

由此看来，毛对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矛盾的：他不能完全离开知识分子去搞“革命”，但又认定他们是异类，不相信他们，要不断地敲打改造他们。而且，从毛的内心来说，他认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除外），是“改造”不好的，所以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终身的。也就是说，永远是壹种异己的力量。所以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有关对知识分子的“名言”：

“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

“知识分子没出息”

“知识越多越反动”

“读书越多越蠢”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

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最集中、最恶劣的壹次表演是在1958年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谈到秦始皇时毛说的壹段话。当毛说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专家时，林彪插话：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壹贯承认，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说罢哈哈大笑，引得全体中共大员也跟著大笑不止。其洋洋自得之态，其狰狞可怖之目，跃然纸上。

如是，在这样壹个秦始皇+马克思主义、亘古第壹暴君毛的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就无可奈何地注定了。

附壹：建国后、反右派前，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迫害

这里需要说明，此处说的建国后、1957年反右派之前对知识分子打压迫害，其实只是指其中几个事件，而且，如反胡风运动，因为已归入敌我矛盾阶的级斗争之列，此处不再叙述；还有如上述毛自己说到的借镇反之名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以及绵延无尽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等，这里均不涉及。

最早是借两部电影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敲山震虎”。

1950年3月至5月。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获得观众壹致好评。这是壹部以戊戍变法为题材的电影，基调是对变法失败的惋惜，对以慈喜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揭露和鞭挞。它的爱国主题和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从清末到今天、海内外华人对此次事件的壹贯看法和学术界的不变评判。

可是，这样壹部简单易判、是非分明的艺术作品，却被壹贯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专门把白弄成黑、黑说成白的壹对夫妻硬说成是“宣扬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这对夫妻就是毛泽东和江青。

要说清楚这壹事件，还得牵涉到中共高层内部的关系，不能不多说几句。毛共建国后，毛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开始逐步将他与昔日的战友由“同志、上下级” 关系改造为君臣关系。这壹计划当然不好说出口，而只能从“大权独揽”、“说壹不二”做起，逐步推进。对毛的秉性和他的“革命目的”最清楚不过的江青，决心在这方面投其所好，再立新功。江青不但了解毛的“革命目标”，更了解他的不同凡人的思维方式，其中重要的如指鹿为马、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等等。

这时江青正面临后宫危机。毛进北京、搬进中南海丰泽园后，就故意与江青分居。这使江感到毛是有意抛弃她，至少是冷落她。这种情况正是毛要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信号之壹。其实当时江青才35岁，风韵犹存，毛没有什么理由抛弃她。可是江想到杨开慧、贺子珍的下场，想起毛的好色无忌、暴虐成性的本性，以及历史上帝王们喜新厌旧的传统，想到她有可能被毛打入冷宫、过那种凄淸寂寞、行尸走肉的生活，不由得冒出了冷汗。

经过反复的瞑思苦想，江青终于悟出了道道，这就是帮助毛实现他的“帝皇梦”。只有这样才能让毛感到她的重要和不可替代性，保住自己的“皇后”地位。电影《清宫秘史》正好提供了这样壹个机会。

这时，江青的处境还比较困难，毛还遵从与江青结婚时党内高层与之约定的“约法三章”：江青不得干政。所以，毛登基后并没有给江青安排显要之职，只是根据她的老本行，给她在文化部安排壹个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虚职。

然而江青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并无多大实权的职位上，为毛成就大权独揽、党内独尊、说壹不二的地位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事情要回到《清宫秘史》的上演上来。在此片公演之前，先在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放映了专场，目的是取得中央领导的认可，然后好在全国放映和宣传。在专场放映时，毛没有去看，刘少奇等领导人及其夫人都去看了。刘少奇在观看之后和中宣部部长陆定壹、副部长周扬、胡乔木闲谈时，肯定了这部片子，陆、周、胡等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既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都肯定了这部影片，中宣部领导当然认为应该给它放行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请示毛了，毕竟只是壹部电影，而且大家看法都壹致，就不应用这种小事去打搅毛了。他们当然也没有征求当时还从未以“第壹夫人”身份露面的江青的意见（不以毛的夫人身份出面，也是毛与江青结婚时所接受的三个约束条件之壹）。

岂知冷眼旁观的江青，以其特有的嗅觉感受到了这是壹次为毛立功的好机会。她故意在这部电影在各地上演并获好评后才去毛处告状。江与毛谈话的原话已不得而知，她跟毛说的重点也肯定不是影片本身（对影片本身的审视无足轻重），而主要针对两点：壹是指出这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大权旁落的苗头，毛本来就十分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这壹点自然十分敏感；二是特别指明、抢了毛的独家话语权的是刘少奇，因为江青知道，毛这时对刘少奇开始有了戒心，在上壹年春天刘去到天津时大谈“发展资本主义”甚至说“剥削有功”，已经引起了毛的不满。

由于江青对毛的内心想法了如指掌，所以，她壹告即中。江又调来《清宫秘史》单独放影给毛看，毛看了后同意指其为“卖国主义”影片。只是，毛当时还不想为如此“小事”与刘少奇撕破脸皮。于是决定由江青出面，找到陆定壹、周扬、胡乔木，说《清宫秘史》宣传了卖国主义，要组织批判。这中间江青卖了壹个“关子”，她故意不说明这是毛的意见，而是把自己和毛的意见混在壹起（江意欲以此获得毛的代言人身份），这便使陆定壹等人很为难，因为搞不好，这要承担挑唆党内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关系的罪名。但又不能不对江青的警告作出反应。于是组织人马写了批判《清宫秘史》的文章，但想来想去最终没有发表。毛因忙于其他政务也没有过问此事，不过他记下了这笔账。

后来文革中戚本禹写了篇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专门谈及这部影片之事，并把这壹切算到刘少奇的账上。刘始则莫名其妙，继则如梦初醒，因为此前他根本忘记了此亊，更不知有此壹说。

江青这次虽然没有掀起大波澜，但已初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算是达到了壹半目的。自此，她打定主意，要做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电影方面的侦察兵、看门“犬”，再立新功。

很快，机会又来了，那就是《武训传》事件。

《武训传》的编导孙瑜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与周关系不错。影片题材是根据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材料和陶的遗愿拍摄的。拍摄之前孙瑜当面请示了周恩来，周以他惯有的严谨、小心和思虑缜密的作风，作了三条指示：壹、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三条被尊为该剧编导的指导思想。

《武训传》依据的是真人真事，是清末壹件奇闻，其基本亊实是：

武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县（今聊城）人，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出身贫苦农家，父亲早年去世，武七跟随母亲到处流浪，以乞讨度日。十几岁给地主打长工，主家欺他不识字，克扣了他的工钱，使其深感不识字的苦处，决心创办义学，让穷孩子读书。他把分家分得的三亩田卖掉，加上自己行乞得来的钱，积攒起来存在壹个富绅家里（那时没有银行）让其放债生利。为了募集办学的钱，他吞瓦片，喝脏水，让人当马骑，含垢忍辱，始终为了让贫寒家孩子上学这壹崇高目标奋斗不息。经过30多年不懈的努力，武训积攒了两千多两银子，全部拿出办义学，他自己仍然过著“居不求安，饥不择食，衣则褴褛，卧无枕衾”的困苦生活。1888年，武训在家乡堂邑县柳林镇办起了第壹所义学，第二年在馆陶县办了第二所义学，1896年临死前又在临清县办了第三所义学。

武训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直达皇廷。清帝得知他的亊迹后对他的义举颇为感动，封给他“义学正”的官号，并赏赐“黄马褂”——壹种对特殊贡献者的嘉奖。武训却拒不接受这些“崇高的荣誉”，但如果他正面拒绝，是要被加上“大不敬”之罪处死的，所以他只好装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反抗，完成了他的悲剧性格的完整性。其间，当他听到他的义学考第壹名的学生说，学成以后可以做官的时候，他不禁痛哭流涕，给学生们下跪，恳求他们“将来千万不要忘了咱穷人”。这壹切表明，武训办义学之举确是不为名、不为利、真心实意为穷人，他自己到死都坚守穷人的名份。

像武训这样的奇人奇事，不论在哪个朝代，都会被褒奖赞扬的，这也是人们普适的价值观、道德观。特别是武训不接受朝廷嘉奖之举，更适合马列主义的“阶级性”要求。

编导者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使之更适合毛共的理论和胃口，又在剧情中加入了编造的太平天国车夫周大领导囚犯们进行狱中暴动、与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但最终失败的情节。还在影片结尾的时候用心良苦地加上了壹段旁白：“武训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坚韧地斗争了壹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所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救不了穷人；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他没有把广大的群众组织起来。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里，他们两人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劳苦大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就是这样壹部既有阶级性，又有人性，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的影片，在全国99.99%的人民看来，都是壹部具有“积极教育意义”的“好影片”。可是谁能相信，到了毛泽东、江青的眼里，却变成荼毒人民，污蔑革命斗争的“大毒草。”

事情是这样的，《武训传》拍完后，1951年2月21日先在中南海放映给中央领导看片。周恩来、朱德、胡乔木都去了。唯毛泽东、江青没有去（恐怕是故意所为）。看完之后，朱德握著编导孙瑜的手说：“很有教育意义。”

随即，影片在北京公映，获得壹片赞扬之声。各种报纸连日发表观众写来的观后感，好评如潮。后来壹些专业影评人士、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也纷纷发表影评文章，壹致对影片给予充分肯定（后来批判时说报刊发表这类赞颂文章有48篇之多）。

这次，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江青，决心要作壹篇“大文章”，掀起壹次大的波澜，以抵消上次未能将《清宫秘史》公开彻底批倒、批臭的遗憾，同时借以大大提升自己在毛心目中的地位。

毛虽然极为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其时其他大事太多，如 “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毛每天为他的“杀人事业”忙碌不迭，对壹部电影这样的事当然顾不过来。

而江青正好充当了毛在这方面的耳目。江青也在抓时机，她要等到《武训传》已经在全国“火”起来才出手，以便使事情闹大，引起毛的足够重视。

江青当时是怎样在毛面前告“御状”，我们已不可细知。总之，江青对毛主义、毛的为人是深切了解的，而且她也把这壹套学到了手。壹般地说，毛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与壹般人、包括他的党内“亲密战友”相反的，壹般人认为好的，毛可能认为是坏的；壹般人拥护的，毛可能坚决反对。这大概就是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 吧。不过看来不是壹切共产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而只有毛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才如此，就如在苏联，也只有斯大林等极少数人堪当此誉壹样。

江向毛汇报了周恩来、朱德对此片的评论，特别指出《武训传》的编导乃周恩来的老同学，拍此片得到了周的支持。这壹句就牵动了毛的敏感神经，因为周恩来正是毛认定的主要潜在政敌之壹，虽然在延安整风时周已对他表示完全臣服，但毛对周的怨恨并未消除，周精明能干，又广结善缘，在国内、国际上的人缘、名气都比他老毛好。毛对其是既恨之，但因工作需要又不得不用之。因此，如能利用这次电影事件，把它上纲上线做大做“危”，不啻是对周很好的壹次“敲山震虎”，迫使他以后更加驯服。

于是毛叫江青将影片调来。果然，毛壹看，加上江在壹旁提醒，毛立即认定这是壹株“大毒草”。 于是决心借此事对全国知识分子再来壹次“洗脑”，同时对周恩来，还有朱德来壹次警示。

1951年5月20日，毛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他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壹文。文章以毛特有的霸气、流气，以最高权威的口吻，对《武训传》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贬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整个中国电影界、文化界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直至看过电影《武训传》的普通老百姓，都犹如挨了当头壹闷棍，被打得晕头转向，有些惊恐莫名。此时毛、江又通过党内小道渠道故意向全社会传出：此篇社论乃毛亲写。本意为增加社论的威力，引起全囯上下重视，但也增加了人们的惊恐和慌乱。

为了证明毛写的社论的正确性，《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立即组织了壹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武训活动过的地方进行所谓调查，江青以“李进”的代名进入调查团。在调查团尚未到来之前，山东省的有关领导、部门已经完全知道了此次调查的动机、目的，于是紧行动起来急做好配合调查的“群众工作”，完全满足调查团所需要的壹切材料和“人证”、“物证”。

于是，调查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包括江青在内的三位作者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调查记》得出的结论是：“武训是壹个以流氓起家， 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壹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壹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就这样，在江青的直接指导参与下，将武训的历史彻底颠倒、改写了，将壹个以行乞兴学的贫苦农民、壹个舍身为义、感天动地的善举，污蔑成罪大恶极的罪人。

由壹斑可窥全豹。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自从毛泽东去井冈山当山大王之后，他所从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又叫“民主革命”），到底是在干什么；他所宣扬、杀戮的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到底是些什么人，而他的“共产革命”及其骨干、积极分子又是什么货色！

毛就是用这种无比卑鄙、无比邪恶、无比无耻、完全颠倒黑白的手法，编造出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壹生，从对武训的恶毒无耻的污蔑，到对知识分子设置陷阱的“阳谋”； 从在江西大打“AB团”，到最后将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毛的“革命路线”、“革命手段”和“革命逻辑”就是如此，从来如此如！这就是毛的“革命”的真相。

毛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恶毒诋毁、污蔑，在中共党内和社会上居然没有受到壹丝壹毫抵制或公开异议，有的只有奴颜婢膝的拥护、赞扬，有的只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说明毛主义己在全党、全国树立了绝对权威，毛顺利地独占了中共的“话语权”。为其后来从“领袖”向“皇帝”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仍然不肯就此收兵，像每壹个运动壹样，不搞得全国人仰马翻，人人心惊肉跳他是决不会罢手的。首先遭罪的当然是《武训传》的编导、演员，旁及那些影评家和写观后感的普通观众，他们只好收起昨天的笑脸，摆出壹付哭丧的苦瓜脸忙不迭地写检讨、查思想，尽量上纲线上线辱骂自己，搧自已的嘴巴，以求得求得毛的宽恕，求得与毛思想的吻合。

但是毛的重点并不在影片本身。毛的重点是要借此再度开展壹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重点整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挖掉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震壹震党内那些“右倾” 的潜在对手。于是，壹场借批《武训传》，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使知识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的内容完全超出了对武驯传的批判本身，而是要所有参加运动者“脱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像毛所有运动壹样，先让检査者自己给自己掴耳光，然后让别人来掴、再互相帼，直到人人被掴得痛不欲生，倒地向党、向毛求饶……

在复旦大学，为了帮助孙大雨教授过“思想关”，批判会开了8个钟头；

北京大学的周炳麟教授，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任过职，被反复地整来整去仍然不能过关。他绝望了，只好铁了心说：“妳们不要再找我谈什么思想改造了，就算我是为国民党殉节吧……”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

西南政法学院，壹位做过国民党最高法院推事的教授，过关无望，便主动跳入长江……

为《武训传》作检讨的最高职务者是周恩来了。但是周是个党性很强的共产党人，他不会将自己在党内高层受到的打击、委曲向外人吐露，不过，也许是壹时疏忽了，或者觉得骨骾在喉，不吐不快，1952年春天，周到上海，碰见孙瑜，据孙瑜回忆说，周“在和我握手时微笑地问我：是否听到了他在北京为《武训传》所作的检讨？”这使孙大吃壹惊，原来周恩来这位堂堂总理因为这个《武训传》而要在党中央作检讨！

联想到因《武训传》而使全国的知识分子挨整，甚至不少人丢掉了性命，孙瑜很后悔，很痛苦：早知有今天，何必当初！搞这个鬼电影干码呢。

可是江青和毛泽东则真正开怀了壹阵子，当年11月，由于江青在电影战线屡建奇功，聪明的胡乔木提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书面报告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提笔欣然批曰：“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江青总算突破了“不得干政”的桎梏，正儿八经做官了。自此，毛、江的夫妻店越开越大，越开越红火。

因为《武训传》，知识分子们被整得失魂落魄。好不容易刚刚告壹段落，又发生了壹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的公案，害得知识分子们忙不迭继续检讨下去……

问题是从1953年5月开始的。红学家俞平伯出版了壹本叫《红楼梦研究》的新书。当月《文艺报》登刊了壹篇介绍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和推介。

俞平伯是老资格的红学家，他的基本观点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不具有反封建主义的旨意。俞在《红楼梦研究》之外，又写了壹篇叫《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宣扬自己壹贯的观点。

哪知，俞老先生不经意踩中了毛泽东的壹颗地雷。原来毛泽东也是个“红迷”，他将红楼梦读了多遍，在讲话、作报告中不时引用书中原文，故事，比如，他壹次在讲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时，就说这是“我们的古人王熙凤，又叫凤姐儿说的”。将壹个小说中人物说成“我们的古人”，大概只有毛才能这样说。更为重要的是与千千万万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毛硬说《红楼梦》是壹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说，是反映清代中晚期“阶级斗争”的百科全书。但是凡看过红楼梦的人可能都会对毛的说法如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因为这明明是壹部描写壹个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言情小说，书中以贵族小姐、公子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了大量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物事件、风土人情，由于作者高超的艺术功力和对社会万状的洞悉，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许不为过，但若说它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则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它曾壹度被统治者以“诲谣”为由禁止，但从未听人说过它“诲盗”或教唆阶级斗争、教人造反。曹雪芹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说他的书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符合。毛又给古人制造了壹宗滑稽的冤案。

恰在这时，两位受了阶级斗争教育，又能体会毛的红学思想的共青团员大学生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壹篇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的文章，寄到《文艺报》，但没有发表；然后又寄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得以刊出。

专门窥视意识形态领域动态的江青注意到了这壹情况，她拿著《文史哲》刊登的李、蓝两位作者的文章要求《人民日报》转裁，总编邓拓以《人民日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表示恕难从命，并建议由中宣部转知《文艺报》或《光明日报》转载。后来这两报都刊豋了。

壹年以后（不知何故拖了壹年之久，也许是这段时间毛忙于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不能分身），此事被毛从新提了出来，并写了壹封气势汹汹的信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及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官员，信中说：

“……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的唯心论讲统壹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这封信中，可见得知江青几次向毛告御状都完全获胜了，毛完全接受了江青的观点。表明毛、江政治上的高度壹致性，而这正是江青所苦心追求的目标。从此，江青在毛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壹般的夫妻关系，而是壹种奇特的“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的政治盟友”的关系。江青成了毛政治上的代言人，江青登上政治舞台高位只是迟早问题，时机问题，这壹点双方心里都已深信不疑，后来都兑现了。

只是可怜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又因此迎来了新壹轮的思想改造运动，无数人又陷入“讲不清、道不明”的“脱裤子”、“割尾巴”的尴尬境地……其中被毛点名的《文艺报》和文艺界的领导们更成了“重灾区”，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接连召开了八次联合批判大会，《文艺报》总编冯雪峰被撤职，编委会被改组。冯雪峰等人后来在反右派的第壹时间便被确定为右派分子，发配边疆充军劳动改造。

由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牵连出壹位中国近代学界泰斗级人物被批斗，只是这位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不在大陆，他就是胡适先生。毛发动全国学术界对胡适声讨，很有点像唐·吉诃德对风车的战斗。不过在毛看来，重要的报了胡适当年在北大轻蔑自己的壹箭之仇；那是1918年毛第壹次去北京时，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引荐下在北大图书馆谋了壹份临时管理员的差事，有空闲时可以免费去听教授们讲课。壹次毛去听胡适的课，大概是听得入神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便斗胆向胡提出了壹个问题。当这位名教授弄清了这个操湖南腔的提问者并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而只是壹个旁听的临时工时，便拒绝回答，卷起书本潇洒地走人了。

这对壹贯心高气傲、而且立志要做改造宇宙的大英雄的毛来说，无疑是壹次难以容忍的羞辱，这个壹箭之仇怎能不报？只可惜1949年胡去了美国了。无奈，毛只好利用他“君主”的身份，勒令大陆学者来壹次对胡“万箭齐发”式的虚拟报复。当然，这对胡博士来说毫发无损，但却使大陆知识分子跟著倒霉，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检查检讨。

毛的另壹个收获是，由于拿红学权威俞平伯来开刀，几十年来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不悦耳之声，自此从毛的耳边消失了。从此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毛氏的红学理论，即红楼梦是壹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教科书”云云。。

毛玩政治权术玩弄得出神入化，玩到文学领域去了，也把暴力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横行无忌地入侵并占领了大陆中国的学术殿堂。

最后要说的壹件事是毛与壹个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战斗，虽然打击的对象只是壹人，但情节却精彩动人，意义非凡，这就是所谓的“梁漱溟事件”，或称梁与毛泽东之间的“雅量”之争。

梁漱溟对毛的面折廷争，虽然只发生在1953年9月中旬的几天，但它却是壹起不寻常的事件，是毛统治下绝无仅有的壹位民主党派人士、壹位非党知识分子对最高领袖当面要求话语权、申辩权的抗争；而且由于毛与梁的关系非同壹般，在壹定意义上折射了毛与旧友和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变化。所以此事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梁与毛有著较深的渊源。梁祖籍广西桂林，出生于北京，与毛泽东同龄。不过他似乎比毛“发迹”得更早些。梁出身书香世家，聪慧过人，早年却未能考上北京大学。梁当即指日发誓曰：他日不到北大当教师，誓不为人！光凭这句话就知其志向、气度不凡。果然，梁漱溟凭著自学成才，深研梵文和印度哲学取得不俗的成绩，1918年以壹篇《究元决疑论》的论文名满京华，当年即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讲师，实践了当年落第时的誓言。时年尚不满25岁。而同样年龄的毛泽东，却刚刚从湖南第壹师范（相当于今之中专）毕业，跑到北京来寻找“未来”，因出国不成，投靠在壹师时的恩师，时任北大教授杨昌济门下，靠了杨的引荐，在北大图书馆求得壹个管理员的临时低等职位。而少年得志的梁漱溟，教学之余不免到同事、同为哲学教授的杨昌济家中高谈阔论。这时寄住在杨家的毛，只能充当端茶递水、开门迎送的角色。梁当时自然也未把毛放在眼里。但毛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北大青年教师却产生了敬佩之情。后来梁又跑到山东青岛去搞他的“乡村改革试验”，居然大获成功，成为国内国际知名学者，后又任国民参议会参政员，跻身政要名流之列。

正应了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毛泽东走的是另壹条造反夺权之路，二十年后也大获成功。这时的毛成了中共这个中国拥有武装力量的第二大政党的领袖，虽然在野，却是割延据称雄壹方的“诸侯”。

由于毛共精于宣传之道，延安被吹嘘成“模范边区”，特别是说其农村改革（实即血腥的暴力土改）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云云。这引起了醉心于乡村改革研究的梁漱溟的兴趣和好奇，于是决定亲自去了解壹下。1938年1月梁首次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这个他青年时代的旧相识仍怀有些许敬意，加上梁已是学界、政坛名人，毛当时想重塑中共和自己的形象，自然给予热情接待。访谈中，梁主要和毛泽东探讨中国农村未来的改革之路。然而在这个议题上，两人可谓南辕北辙，梁氏坚持他壹贯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积贫积弱，冰冻三尺，非壹日之寒，必须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去发展农村经济，解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而毛泽东自然坚持他的壹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农村和农业问题主要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和斗争，只有通过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平分土地，才是农村振兴之道。两人自然谈不到壹块去。不过他们在有关中国文化、以及对历史看法的问题上，很有相互切磋的兴趣，以致彻夜长谈，乐此不疲。1946年初，梁二访延安，毛仍然热心地与其作彻夜之谈，态度仍不失诚恳、友好。（今天的事实证明，关于振兴中国农村的道路，梁漱溟的理论可谓高瞻远瞩具有先见之明。）此后梁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在国共之间斡旋，多为中共效力。算是中共的友党友人。

延安壹别数个春秋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毛共夺权成功，毛当起了中国新的“国君”。梁漱溟这时虽已不从事实际政治活动，但想起自己与毛曾有的私交，而且当年自己任民盟秘书长时，在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中，为毛共立下过汗马功劳。（1946年10月的某天，当梁得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第壹大城市张家口时，梁对采访的记者脱口而出：“和平已经死了！”这句简括而形象的比喻立即成了各大报纸显要的标题，梁漱溟也声名鹊起。）凭著这些关系，梁漱溟想象，毛泽东和中共也得敬自己三分。梁于是毅然留在大陆。毛似乎也不忘故旧，封了个全国政协委员给他当。梁不时参加政协组织的视察活动，到各处看看。回到北京，有时毛还特派小车将他接进中南海，在毛的家中吃饭、聊天。对这壹切，梁很感满意，认为毛不忘旧情，梁把毛视为旧友。

然而梁漱溟所不知道的是，在毛看来，他所有这壹些举动，无非在表现壹个胜利者对旧友或手下败将的宽宏大度，以便赢得壹个礼贤下士、不忘故旧的“明君”的名声。所以，他特别喜欢与国民党的被俘或投诚的将领、旧时有名望的知识精英“交友”，与他们纵论今古、吟诗作词，附庸风雅。柳亚子、章士钊、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王季范、周谷城、周士钊以及郭沫若等等都相继是毛的座上客。这些人也很识相，都在对毛歌功颂德的同时紧紧夹住自己的“尾巴”，决不表现出比毛更渊博的知识、学养和见解，更不敢表现出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陪衬毛这朵“红花”的绿叶，决不敢僭越、失礼。而毛就在这种众星捧月中得到壹种满足，壹种比他在党内被当作菩萨崇拜更加过瘾、更加得意、更加飘飘然的感觉。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中间居然出现了不谐之音，终致“君臣反目”，祸根就是这位梁漱溟先生。这梁老先生天生有壹种耿介的书生气，壹种桀骜不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少有的把“政协委员”真当回事的“客卿”之壹，他不大懂得对毛感恩戴德，互相作秀；反而有时真的去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毛的报答之道。毛已有察觉、戒备之心，但不发作，他要冷眼观看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到底要弄出什么花样来。

果然，不久梁漱溟就跳出来捣乱了。

那是1953年9月8日至18日之间，为了讨论中共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北京接连召开了两次高层会议，壹次是8日至11日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壹次是12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梁先生作为正式和列席成员参加了这两次会议。

在9月11日的政协会上，梁就有关农村和农民问题发言，毫不忌讳地直陈时弊：

“……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村政权，违法乱记，欺庄群众。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饭，跑到城里当小工，露宿街头，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他们明天又来了。有人说，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就会说妳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壹问题望政府重视。”梁还谈到了壹些具体政策问题和他了解的农村情况，如当时已引起农民强烈抵抗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等等。梁的发言在壹片歌功颂德声中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引起了委员们的震惊和不满。

在梁发表“九天九地”之说后，会议宣布休息。但部分委员表示对梁的发言不满，群言汹汹。重新宣布开会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席发表讲话说：方才梁漱溟的话是有阴谋的，想破坏工农联盟，意思很坏。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发言，更是对梁大加伐挞，会场已骚乱不堪。

第二天，毛在政府委员会上专就梁漱溟的发言作出了反击，他说：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说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道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败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如他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这壹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面对中共几位领导人的连续攻击，梁感到有申辩的必要，于是给毛写字条要求申辩权。但毛不予理睬。当晚梁又见到毛，毛已完全变脸，根本不与梁交谈便扬长而去。

9月17日，经过秘书们几天紧张、通宵达旦地准备好了讲稿的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数小时的长篇发言，从历史的角度穿凿附会，加油添醋、颠倒黑白，说梁漱溟从来就是个“反共分子”，在调解国共两党的和谈中，他貌似公正，表面与共产党站在壹边，实际却在为国民党服务，站在蒋介石的立场破坏和谈……总之是个“反共老手”。

在壹边吞云吐雾的毛，听著周恩来振振有辞的“批判”，不时插上几句：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妳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妳就是这样壹个杀人犯。”

“人们说妳是个好人，我说妳是伪君子！”

说到激情处，毛干脆亲自上阵：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立了功。妳梁漱溟的功在哪里？妳壹生壹世对人民有什么功？壹丝也没有，壹毫也没有。而妳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壹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看到自己曾经以为礼贤下士、虚心纳谏的毛泽东口中吐出这么多恶毒下流、又语无仑次、类似泼妇骂街的语言，梁漱溟感到震惊了！但他决不想向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屈服。

梁要求当场作答，但被告知第二天再说。

次日，即9月18日，上演了此次闹剧的高潮。对于这个事件，记述者有不同版本，笔者只能照录。壹个版本是：在毛、周安排好的全场壹边倒、严阵以待的肃杀气氛中，梁争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权。在四周虎视眈眈、众目睽睽之下，梁走上讲台。他镇定地开口就说：“我的发言，壹则是考验我自己，壹则是考验共产党的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哪知刚说到这里，主席台上的毛便把扩音器移到自己面前，大声道：“妳想要的雅量是没有的！如果梁潄溟这类意见可以称作‘谏’， 我声明，我们确是拒谏。” 歇口气，接著又说：

“在梁潄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是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越说越激忿，干脆开骂：

“妳觉得自己很美，比西施、杨贵妃还美，我看妳臭得很！”

梁不禁愕然，会场顿时紧张起来。毛指著梁漱溟继续骂：

“台湾广播说妳有气节，有硬骨头，我看妳有臭气，有臭骨头！”配合毛的咒骂，台下响起了壹片口号声和怒吼声，“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反革分子滚下去！”“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打死反革命分子！”……在壹片怪叫声中，再也说不下去了的梁漱溟拖著沉重的步伐走下主席台。这时会场局面很僵。人们等待著毛发落梁漱溟。就在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老将军陈铭枢在获得毛允许后走上主席台，他先向毛鞠个躬，然后说：

“请问主席，梁漱溟今天的事，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盛怒中的毛想了半天不得不回答说：“是思想问题。”

陈于是说：“若是思想问题，我想发言说几句。”陈便壹面批评了梁漱溟，另壹方面却说：“既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似乎不须有今天这样骚动的场面。”

陈铭枢算是巧妙地将了毛壹军，为梁氏解了围，大大减轻了梁的“罪责”。因为思想问题比起政治问题来自然要轻得多。已经承认梁是思想问题的毛只好顺著台阶下，说了壹通：“梁赖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之说……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够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同时又说：“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同意和我们来往，我们还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政协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壹些人还愿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政协委员。这壹点雅量我们还是有的。”

壹场有惊无险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这个版本也许有些不准确，有些不完整。据梁漱溟后来自撰的《事情》壹文，他是这样记载的：

“18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盖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壹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妳，我没有雅量！’”

在海外出版的署名戴晴和郑直淑撰写的《毛泽东与梁漱溟》中，在“雅量”问题上记载较详，书中梁漱溟的原话如下：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壹下领导党，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妳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意思是考验壹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与梁的自述壹样，招来毛的厉害呵斥：我没有这个雅量！

还有记述补充了当时的情景：当会场上壹片嚣声使梁漱溟没法说下去时，梁冲著毛泽东说：“主席，既然是请人来开会，让提意见，妳就应该有点雅量，准许我把话讲完啊！”

哪知毛壹听戾气大发，当即指斥：

“梁漱溟把共产党的农村政策描得壹团漆黑，说得壹无是处，就算我有这个雅量，不知今天出席会议的各位同事，有没有这个雅量？”

台下壹片附和、否定之声。

那知梁却仍不识相，竟然当众顶撞说：

“主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只见毛的脸色煞白，慢慢站起身来，高声宣布：

“现在，我提议，来壹次表决，同意梁漱溟先生发言的，请举手！”

整个会场，只有毛壹人举起壹只手，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等都无壹人敢举手，全场鸦雀无声。

接著毛便发表了那壹套“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等等的讲话，毛壹气骂了壹个多小时，直骂到疲惫了，才住口。

记述这次梁、毛雅量之争和毛泽东那通泼妇骂街式讲话的，首先是署名戴晴和郑直淑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与梁漱溟》，据考，戴晴用了真名，而郑直淑则是曾担任政协秘书长的汪东林，汪不敢用真名，用笔名“郑直淑”，取“正直述”之谐音。后来，又有1956年底去了香港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周鲸文撰写的《风暴十年》中的“梁漱溟事件”记述此事。再后来，中共将经过修改、删节、润饰的毛、梁之争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篇名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

总的说，由于素材来源较杂，上面叙述中不免有次序不壹、内容参杂互见或有所差异等情况。不过，各种版本基本精神是壹样的，基本情节也大体壹致。

从这壹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那表面上与旧友和文人墨客貌似融洽亲热的关系背后的实质。从此以后，毛的那些旧日朋友、清客，即他所谓的“右派朋友”， 与他相处时就更加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了。

毛最后对梁漱溟先生的处理显得很大度，这点确有些使人意外，从来对毛稍有公开忤逆之言的，毛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地位。梁先生后来除了不再开口之外，却基本相安无事，照样当他的“政协委员”。 这大概是因为毛感到在大会上对梁的咒骂有些失态，有些过份，所以在处理时特别宽容壹点，以塞众口。文革中除了抄了梁家的书籍外，也未再给以特别打击。梁所以得此幸运，除了陈铭枢当场迫使毛给他作了“思想问题”的定性外，还可能得益于这次事件本身的公开传播，特别已经传到海外，既要骗人又要顾及面子的毛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还有壹个壹般人不知晓的因素，据知情者说，梁漱溟有壹个大他二十几岁的族兄梁焕奎，乃毛的恩师杨昌济的恩师，当1918年毛泽东去北京投奔杨昌济时，梁焕奎同样去北京梁漱溟处寄住，梁、杨两家多有往来，毛也被卷入其中。这壹层“恩师的恩师的兄弟”的关系，使毛与梁漱溟有了壹点说不清的“亲戚” 关系。毛虽然要别人六亲不认，但他自己仍然看重血缘关系。也许这壹点不为人知的因素促使毛赦免了梁的“死罪”。 不过，笔者以为，毛素有“党内斗争严厉，党外待人宽容”的不成文传统（ 不过这宽容也是壹件“画皮”，宽容的对象只限于有影响力的名人、统战对象），在延安整风时他把自己的干部队伍整得鬼哭狼嚎，但他在接见外部记者和国统区来延参观考察的人士时，却显得彬彬有礼，谈笑风生，看不出壹点暴戾之气，还装出壹点儒雅之风。盖因为内部斗争关系到他的成败荣辱，故他丝毫不能迁就；而与“外宾”交谈则完全是即兴作“秀”，这个“秀”作好了，可以麻痹对方，又有利树立自己的形象，何乐不为？此乃毛的又壹狡诈之处，也是毛主义又壹秘笈和“潜规则”。梁潄溟也就于无形中占了这点“便宜”。

后来梁活到95岁才去世。文革后期有壹首据传是梁老先生写的七律打油诗（更可能是借梁之名的他人之作），名为《吟臭老九》，录之以飨读者：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是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笔者注：这里顺便澄清壹下“九儒十丐”问题。九儒十丐之说见于元代，后人因此以为元代是最轻蔑知识分子的时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蒙古民族当时处在军事部落制时代，带有浓厚奴隶等级制色彩。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初期，很自然地将他们的壹套规制和习俗带入中国，对汉族和知识分子的歧视也是起于此时，当时确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亡（亡同丐）”之说。但很快，元朝统治者认识到他们的野蛮游牧文化不能用来统治中国，而必须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融入华夏文明。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尊崇儒学，善待和重用士人。蒙古对中国的统治真正应始于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名为“元”之后，即1271年后（而不是成吉斯汗建国的1206年）。元世祖召北方理学名家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国子监祭酒。许为元主多方谋划，复延周、孔遗教，并从新开科取士，儒学始得复兴。忽必烈后又召孔子后裔孔洙为国子监祭酒。至武宗，则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尊号，其位已在各朝对孔子的封号之上，当然就不存在什么“九儒十丐”问题了。

再则，我们从在元代壹些著名文人，如关汉卿、马致远、赵孟� 、张养浩等人的作品和事迹中也不难看到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仍然保持著高尚的人格和风骨，统治者对他们也相当宽容和礼遇。如早期的关汉卿，以不与当局合作为是，且敢于为民“鼓与呼”，不惧权贵，自诩为“锤不扁、煮不烂、蒸不熟、响当当壹颗铜豌豆。”就这样壹个长满“反骨”、壹身傲气的人物，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直接迫害。可见，即使是元代早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实际上要比毛统治下的时期好得多，从整个朝代来看，更不可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酷毒凶残相提并论。】

高压下的人格扭曲：反右派中围剿“章罗联盟”的表演及其他

在前面的正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整风转入反右伊始，毛就钦定了个“章罗同盟”（后又称章罗联盟），并说1957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面对毛这壹荒唐的“撮合”，知情人心里感到滑稽，但表面上不得不迎合，民盟内壹些聪明的见风使舵者，更是摩拳擦掌，披挂上阵，准备围剿这壹“联盟”。而章伯钧呢？在稍作抵抗后，就乖乖投降了，违心承认了这个“没有组织、纲领”的“章罗联盟”。

只是这个同盟的二号人物罗隆基其时远在东南亚跟随郭沫若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全体会议（罗还兼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的头衔，所以跟会长郭出访），当他从报纸和广播中得知这壹切之后，顿时火冒三丈，他的第壹反应就是去打长途电话，第壹个打到章伯钧家中，接电话的是章夫人李健生。罗壹听这个熟悉的声音也顾不上客套，立即叫喊：“去把章伯钧叫来！”

章伯钧刚拿上话筒应了壹声，那边就传来罗隆基连珠炮似的叫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我跟妳‘联合’了，妳居然也承认了！现在妳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妳‘联合’的？又是怎样联合的？妳说呀……”

章伯钧已为这事痛苦了多日，不过这时已变得近乎麻木。他已估计罗隆基知道了这壹消息肯定会找上门来算账的，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嗫嚅了好壹阵，他只好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等妳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依然不依不饶，叫对方做好挨清算的准备：

“我明天就回北京，壹出机场，我就要找妳算账。”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叶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年留学美国，是民盟内与罗隆基关系较好的“英美派”。罗找到他，主要是问叶，为何有“章罗联盟”之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遗憾的是，这时已被封为章、罗之间“联络员”的叶笃义自己也是壹头雾水，说不清楚，更不敢多说……

第三个电话打给浦熙修。

浦是罗历时十年的“红粉知己”，情人兼民盟同事，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此时浦也陷身于反右的暴风之中了，不过此时《人民日报》7月1日社论尚未出笼，她还未被“钦点”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民盟右派系统”中的壹名“女帅”，加上她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无比忠诚，她推断不出毛何以要趁整风运动将章、罗两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政府部长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当然更加想不到自己也会成为这个联盟中的重要成员，成为“人民的敌人”。

所以浦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认为问题并不会很严重，顶多回到北京检查壹下就过去了。到底是异性知己！罗隆基似乎感觉到浦女士的温情，也得到壹丝安慰，火气稍有降温。

不过他仍不肯放过章伯钧。次日回到北京的罗隆基身著西装，手提自由拐杖，带著南洋海风的咸味和椰林的清气，直接“如约”闯进章伯钧家门，见面并不寒喧，即直奔主题，连说带吼：

“伯钧，我们之间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然‘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妳居然去承认什么章罗联合，真乃岂有此理！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道我们的明争暗斗？妳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妳我之间必须讲清楚……”

几乎是罗隆基在唱独角戏，而章伯钧犹如既聋且哑的傻瓜，只是低头不语。他深知这位恃才傲物的同事，虽然搞政治也有几十年了，但还没有真正领略到政治权谋，更没有尝到被陷入瓮中之鳖的滋味。章知道，现在跟他解释、辩护都没有用，不久毛泽东就会用事实解答这壹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面对采取沉默战术的章伯钧，心高气盛的罗隆基更加怒不可遏，他讲累了，看来他的对章之战还没有找到制胜之道，于是决定暂时到此为止，过后再理论。临要出门时，罗突然转身，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吼道：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妳‘联合’，现在没跟妳‘联合’，今后永远也不会跟妳‘联合’！”

说毕，拎起随身携带的自由棍，双手各执壹头，猛地往大腿上壹压，只听“咔嚓”壹声，自由杖壹折两段，罗把折断的拐杖往章伯钧面前壹扔，留下响当当的八个字：

“妳我之间，如此而已！”

这些情景不知是否通过罗瑞卿布置的卧底报告到毛的案头，或者由李维汉统战部长亲自向毛报告？如果毛知道了，肯定开心极了，或者还哈哈大笑，他知道，凡被他封为什么“集团”、“联盟”的人，起初总是这样大喊大叫不承认真有其事，或大呼冤枉。不过，要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老老实去写认罪材料，请求宽大处理了。毛可是曾经沧海了，还怕妳罗隆基壹介书生？等待收拾吧，小菜壹碟……

不过也许毛有点小看罗隆基了，他可能没有估计到罗会如此顽强抵抗，对这个所谓的“章罗联盟”，罗始终指其为子虚乌有，坚不认账。好才“联盟”另壹方的章伯钧已缴械投降了，7月4日的《文汇报》刊登了章伯钧关于“章罗联盟”的检查、检讨，承认了两人“思想上、政治上的联盟”，但不承认有组织、纲领。现在联盟的另壹半却什么也不承认，这当然不能收手，毛要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统战部。

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决定集中力量围剿罗隆基，攻下“章罗联盟”这块骨头。

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担任这场战役总指挥，在他指挥下，动员、调动了壹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最先上阵的有马叙伦，还有著名的民盟内“左派”、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吴晗深得中共北京市委第壹书记彭真宠信，并且在整风开始前的1957年3月入了党，因而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整个“鸣放”高潮的5月，吴晗跑到太湖度假休养去了。反右开始后，他便回来精神抖擞地投入反右派斗争。7月7日吴晗在全国人大第壹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章罗联盟”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可谓神情兼备、声色俱厉，以下摘其片断。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义活动是壹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和我说，只要我们俩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他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就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么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突然壹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壹个鼻孔出气了，壹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壹致的来打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壹南壹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校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日，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据，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吴晗的发言虽然气势汹汹，火药味十足，但所讲的内容实际上都是报上、会上已经揭发、批判过的那－套，说得不好听只是拾人牙彗罢了。所以并没什么的杀伤力，罗听著都不大当回事。

岂知吴晗的利刃是壹步步出手的，他把精彩的留在后头。下面是他最后使出的真正杀手锏：

吴晗把镜头拉回到1948年9月，其时，中共的胜局、国民党的败局日渐明朗。这时的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躺在病房装病人。不久吴晗从昆明来到上海，吴晗早已参加了民盟西南联大支部，并成为支部负责人。这次是打算从上海买飞机票飞香港，与已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汇合，然后设法投奔毛共的“解放区”。哪知到了上海，才知国民党当局严控飞香港的机票，吴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只好在上海暂时滞留。得知罗隆基在虹桥医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民盟领导人、上司，吴决定去看望壹下。见了之后，交谈中，罗趁在医院监视的国民党特务不注意之际，将壹封密信交吴晗，嘱附其亲手交给在香港的民盟领导人，吴壹口答应并将密信收藏好。

谁知吴回住地后竟将密信私自拆开看了，见信中有要求坚持民盟自主，不要接受中共领导等语。吴感到大方向不对，因为这时的吴虽为民盟成员，但已抱定了投靠共产党的决心。若将罗此信交去，不是起相反的作用了吗？于是他决定将信私自收藏下来。壹藏9年，直到中共发动围剿罗这块“顽石”，吴想起了这个“宝贝”，于是作为揭发罗的重磅炸弹，将此信及其前后情况壹并在大会上宣示，激起了对罗壹片愤怒的讨伐和打倒之声！

此举确实出乎罗的意外，给了他重重壹击，成为了罗隆基壹贯反对共产党的铁证！

吴还壹不做二不休，又在会上爆出了罗的“隐私”。吴揭发说：“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但是，明眼人看出，吴晗的这些揭发其实是把双刃剑，既伤了作为对方的罗隆基，同时也“伤”了自己，因为他这样做等于自己坦白了受人之托而不忠于人之事，反而私拆密信，并私自藏下，9年之后却用作检举揭发对方的材料，而且这托他带信之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也可称之为“主人”。这样吴晗就成了地地道道、自己站出来的“叛主求荣”、“卖友邀功”的“小人”，甚至无耻之徒。作为历史学家，熟悉孔孟之道的吴晗，不可能不知道这顶“帽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份量，但他为了立“功”，为了对共产党表忠，壹切都顾不得了。这才真可谓“利令智昏”了。后来吴晗果然因在反右中揭发、斗争章罗等右派有功，被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取得了党的“宠信”。

吴晗之所以这样不顾“廉耻”，不顾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底线，敢于公开出卖朋友，除了上述急于立功表忠之外，还有壹个原因就是他早已有“前科”，无所谓了，那“第壹次”就是两年前也是毛亲自发动的批判“反动学者”胡适的运动。胡适是吴晗的恩师、伯乐，吴却全然不顾地对其公开批判、侮骂。比之胡适，罗隆基算得了什么呢！正所谓“偷壹次是贼，偷十次也是贼”。再干壹次又有何不可？他早就豁出去了。鉴于这有关吴晗的人品问题，在此不得不补充交待壹下。

吴晗，浙江义乌人，家道中落。青少年的吴晗曾就读于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因壹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博得胡适的赏识，推荐让《大公报》发表，得稿酬80元，解了吴晗家中的无米之炊，又得以去北京报考北大。无奈吴晗偏科严重，数学只得“0”分而名落孙山，因当时北大、清华、燕京这三家全国壹流大学联合规定，考生在文史、英语、数学三科中有壹门功课为零分者，不得录取。

落榜后的吴晗再次由胡适推荐在燕大的燕京图书馆找得了壹份工作。次年吴晗再次报考，无奈数学又壹次吃了个0蛋。吴只好埋头于自己所长，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完成了壹本《胡应麟年谱》，又得到胡适以及学术界的赞赏，清华大学因此破格录取了吴晗，吴晗从此才得以晋身中国知识界之门。

然而在求学期间吴晗家中又经济告急，眼看就要中途辍学。又是胡适通过关系为他在清华校内谋得工读生的资格，并为其在图书馆找到了壹份月薪25元的工作（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月薪才8元）。于是壹切问题迎刃而解，吴晗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家庭从此“中兴”……

胡适爱才惜才和为救学生危难四处奔波的精神风貌，曾使吴晗深深感动，也试图日后报效恩师。此后吴晗日益左倾。国共内战时在北平面临共军压境、危在旦夕的日子里，吴晗曾奉共产党之命，先是以学生身份劝挽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没有听从。后又以学生兼中共代表的身份向胡许诺：保证让胡适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的回答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然后飞去了南京。自此师生音讯隔绝，天各－方。

前面本篇的正文中曾说过毛因为要报胡适在北大的壹箭之仇，在反胡风运动之后又发动了对“反动文人、学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胡适的所谓批判运动。当时中国学术界所有重要人物都参与了这次“风车大战”，壹贯左倾、积极、深得彭真宠信的吴晗当然也加入其中。只是，知道内情的人私下都说：别人参加对胡适的诋毁讨伐未尝不可，唯对吴晗来说，如此这般则是罪过。因为胡适不仅是他的恩师、伯乐，实乃情同父子，有再造之恩。

可是，经过毛共的思想改造洗脑，又已身居共产政权高位的吴晗，这时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甚至连内疚也没有。所以这次反右派，他又充当急先锋。

说到这里，还应补叙，其实在吴晗之前，就有壹位重要人物抢先上演了壹出“卖友求荣”的好戏，为了不淹没其“反右先锋”之功，现有必要补述壹二，此人就是民盟另壹位副主席史良女士。

史良与吴晗和罗隆基都不同，她是章伯钧在民盟中的“密友”，关系很“铁”，被认为是章的真正盟友。章伯钧很多事情可以不与罗隆基商量，但不会不找史良。章、史二人及两家的关系也很好，远胜于“公事公办”的章罗关系。据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描述，每次史良来章家，还是少女的章饴和总止不住内心的狂喜和心跳，因为在她的眼中史良是那么雍容华贵、气质高雅、谈吐不俗，据章饴和说，她认为史良集“三美”于壹身，即长得美、爱美、懂美，是少女时代章饴和的偶像。每次史良到家中来与其父商谈工作或聊天，章饴和都躲在房内“偷窥”，看见他们说话投机、关系融洽，饴和心里便特高兴，她盼望自己的偶像能经常来……

章伯钧也真把史良当作自己的异性“知己”。在整风鸣放后期，高等学校学生的言论日趋激烈，党群关系也愈显紧张之际，民盟的领导和在学校的民盟教授们，既为共产党忧虑，同时也为学生耽心，便想尽到师长之责，对学生加以劝阻。为此有了1957年6月6日在章伯钧的召集和主持下的“六教授会议”，章也请了时任司法部长的民盟副主席史良参加，表示了对史良的特别信任。六教授会议得出壹致结论：要帮助共产党控制局面，不让运动背离整风的初衷，不能辜负毛领袖的期望。于是形成壹个报告，壹致推举史良呈交给周恩来总理。史良当场应诺，可却不见有下文。次日即6月7日，国务院开会，章伯钧写了个字条给周恩来，也是试探报告的下落。但周接了字条也不置可否。等到6月8日，才知道气候骤变，整风变成反右了……

6月8日下午两点钟，《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来到章伯钧家，向“章社长”当面提呈了辞职书。章伯钧知道事已无法挽回，接下储的辞职书，但表示自己壹人无法决定……

“整个下午，父亲的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章饴和回忆道，“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即《这是为什么》）和第壹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他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个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章伯钧在这种时候，专门到史良家，对史良如此推心置腹地说心里话，说明他是真正将史当作同志、知己来看待的。不知史良当时有何反应和对白，很可能史女士是‘壹言不发’地应付过去，因为次日各大报纸上出现了新华社发的通稿，赫然映入眼帘的通栏大标题是：

《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态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

可以想见，章伯钧见到此文，如果不是当即晕了过去，也会跌落在躺椅上长久不能起来。后来史女士更是将6月8日晚上章伯钧到她家中说过的话，以及以前所有对党的不满言论壹壹在会上抖出，成了吴晗之前民盟的反右先锋。吴晗大慨是从史良的举措中受到了鼓舞，仿而效之……

所以吴晗对罗隆基的揭发，不过是步史良的后尘而巳，算不上头功。

不过有些可惜的是，吴晗抖出的重磅炸弹虽然给了罗隆基重重壹击，但却并没有对“章罗联盟”的认定有多大帮助，罗隆基壹副不屑的样子，依然故我。

时间已经壹天天地过去，罗隆基这个堡垒拿不下，可无法向毛交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民盟中的左将们有些著急了……

应该说左将们己经使尽了气力。胡愈之、闵侯刚们除了亲自上阵以外，还想出壹切方法来逼罗就范。闵侯刚弄了壹份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将相当部分民盟中央和各省市负责人都包括在内，然后按图索骥，发动这些小集团成员起来反戈壹击，立功赎罪；时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也加班加点搞出了壹本《章罗同盟言论集》……

费孝通也反戈壹击了。他说自己长期被罗隆基利用，现在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费还说，他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是费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证），是受罗隆基的观点影响。可费的这壹著实在不太高明，几乎全在为自己洗脱责任，因此既未能增加罗隆基的罪责，也未能推掉自己的右派帽子。

还有罗隆基的机要秘书邵云慈，则只够资格躲在背后打小报告、放些冷箭。此外踊跃批罗的名单还有壹长串名人：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华罗庚、楚图南、童弟周、萨空了、梁思成、冯亦代以及由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后来在1946年7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壹多的夫人高真等等。这些人之所以积极披挂上阵，总的看出大概于三种动机：壹是想借机立功赎罪以便推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如费孝通；二是趁机展现自己的“壹贯左派”的光辉形象，如翦伯赞；三是为防殃及池鱼，但求自保，如梁思成等。

不过尽管动员了这么多大牌“明星”来围攻，仍然不能给罗隆基致命壹击，使其俯首就范。于是，运动的领导者们考虑到了传统中国人互斗中壹种易于置对手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搞臭”方法，即抛开那些政治层面的正面进攻，专拣桃色绯闻和生活琐事入手，令对手有口难言，或百口莫辩，然后导致其意志大厦的完全崩溃，俯首就擒。

担当这壹“杀手锏”重任的是罗的“十年情妇、十年密友”浦熙修女士。

在说浦对罗的落井下石之前，还须简单介绍壹下浦的情况和罗、浦关系。浦熙修，上世纪40年代已是名记者，《新民报》采访部主任，专以采访高层名人著称。1946年年初在国民政府时代的政协会议上，她把采访目光瞄准了民盟宣传部长，38名政协代表之壹的罗隆基。

罗时年50，风流倜傥、浑身充满活力。罗曾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时下独身。浦时年36，有壹双儿女，但与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罗、浦的初次见面都互为对方吸引。那当然不是青年人的壹见钟情，也不是壹般的男才女貌。诚然浦女士十分欣赏罗的才华，但更佩服他的政治见解，政治立场，以及他那标准的绅士风度，典雅而精致的西方式生活方式；罗也看上了这不平凡女性的智慧、机敏，以及因常年奔波于名利场那白皙面孔中稍显的疲惫、蕴藉而又狡诈多情的面孔。两人壹来二往，陡生情愫。第二年浦就与原来丈夫离了婚。但这时两人都投入紧张政治斗争漩涡，无暇过多顾及个人私事。其后浦、罗二人又都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或软禁，两人都尽力救援对方……直至1949年毛共建国后，两人才稍稍安定，且都住在北京而且相距很近，按道理，这时罗、浦的爱情理应修成正果，但不幸好事多磨，浦这壹方却遭到其亲属的坚决反对。首先是其妹浦安修及妹夫彭德怀反对这门亲事；次是这时浦与前夫生的壹对儿女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也不遗余力地阻止母亲与罗隆基接近。

这种情况下，罗、浦二人依然坚守与对方的前盟，只不过只能作西厢之约罢了。就这样，壹拖十年。虽然双方都望穿秋水，但实在无可奈何，罗隆基还在家中空出壹室，专设壹榻虚位以待浦女士，以示信守前盟。

这时浦熙修已是《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凭借她的名气以及与彭德怀的关系，浦在中共高层已如同进入自己家中壹样方便，她可以直接进入周恩来的办公室；碰到“十大元帅”也都与他们寒暄、握手。中共高层对浦熙修均以“浦二姐”相称。浦与中共关系广泛而融洽，不是党员而胜似党员。

浦二姐还有壹个本能的“好习惯”，就是特别“听党的话”，只要党中央和毛发出什么号召或发动什么运动，浦熙修必定壹马当先，神采飞扬，立即发出多篇文章来推波助澜。正因为她如此忠心自觉充当党的喉舌，而且功勋卓著，所以深得包括陆定壹、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垂青，其事业正蒸蒸日上。

这次整风，毛亲自发动，壹再号召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除“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浦当然深信不疑，闻风而动，立即义无反顾地投入运动。作为《文汇报》副总编和驻京办事处主任，她不但自己亲自出马采访，还调兵遣将、厉兵秣马，派出壹支支采访组分赴全国各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浦又通过她多年记者生涯建立的与各界名人的关系，与首都各界人士联系、访谈、座谈，壹时间浦的办事处成了京城名流的沙龙。后来壹些被定为反右斗争“靶子”的“大毒草”，很多都是经浦之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就这样，惯于紧跟毛和“党中央”的浦熙修，这壹次意想不到落入毛设计的“阳谋”陷阱。不仅没有像以往壹样受到褒奖，而是被封毛亲点为“上跳下窜、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阴谋家、野心家”。毛在1957年7月1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指名她是民盟在《文汇报》的右派系统的壹位女帅，是罗隆基手下的得力干将。

就这样，十余年来壹贯左倾、建国后自愿充当“党的喉舌”和运动急先锋的“浦二姐”，壹夜之间成了毛的“钦点”要犯，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应该说，在被毛点名成为右派女干将之初的壹段时间，浦还是不服的，她觉得委屈，她希望这是壹场误会，她希望说清事实，洗刷自己，重回 “人民怀抱”。 但壹切似乎都无济于事。

成为钦点“右派”后，她不仅在民盟，而且还要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妇联会等壹系列单位接受批判，有时壹天要赶三场批判会。初期她除了为自己作无罪辩护，还竭力向人们解释：

“罗隆基与章伯钧是互不对头的”。

“有人说《文汇报》和罗隆基有关，这不符合事实……”

“我和罗隆基有十年关系，但是《文汇报》和罗隆基没有关系。”

但是她每解释壹次就遭到更激烈的“炮轰”……她终于明白了，解释、洗刷是没有用的，而且会越来越糟，怎么办呢？……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她得到“组织”的指点：要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唯壹的办法是和罗隆基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罗，立功赎罪……

她终于认为这也许是挽救自己的唯壹指望。

主意打定之后，浦女士立刻变成了另壹个人，壹个受了罗隆基十年欺骗、十年迫害的“苦大仇深”的女人。1957年8月10日下午在南沿河街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的大会上，吴晗以“重磅炸弹”开头，而浦照修则以最让人期待的揭发收尾。

浦走上台，听众们都知道她是罗“同居”十年的情妇，壹下子精神振奋起来，浦宣布她发言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台下立即群情激荡，大家都竖起耳朵打起精神等待精彩的剧情登场。

浦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壹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接著以生活中的事例来证明罗隆基的这种阶级仇恨，她说那是在解放前，罗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她穿著壹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探视。罗突然勃然大怒，浦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不知罗的怒从何而起。后来才知道罗发怒的由来，她说：“原来罗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接著说到蒋介石，说蒋有次看曹禺的话剧《蜕变》，看到剧中人穿壹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浦于是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好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阶级立场上，对共产党有著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讲这些时，罗隆基把头扭向壹边，眼睛盯著窗外，壹付不屑的神气。罗的傲慢和不屑点燃了浦的怒火，浦提高声音说：“罗隆基解放后对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的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人所共知自己与罗隆基有“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浦想借此机会否定这个不太雅的“关系”。她忽然声泪俱下地说：“像狼壹样的罗隆基竟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壹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让这所谓的亲密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壹次警告罗隆基，妳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壹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的揭发有些令听众失望，因为它既没有什么“精彩”内容，所说的那些主要是为自己洗刷，又都是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无第三者证明，罗隆基完全可以壹概否认之。不过真正给罗以打击的是让他看到了这个十年情人的无情背叛，这使他幸存于心底的最后壹点温情彻底破灭了。

大概是听众（观众）对浦的揭发感到不满足，后来有人提出要浦交出十年来她与罗之间的所有信件，这正是国人之所好，也是自胡风案件以来对斗争对象必须实施的壹项“程序”。浦最初交出了三封信；后来看看不能过关，终于交出了所有通信信件。人们像蚂蚁附膻壹样贪婪地希望从这些情意绵绵的情书中找到壹些特别“有趣”的东西，或者罗的“反革命罪证”，但结果大失所望了。

虽然浦的揭发效果不太理想，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仍然坚持从罗的生活琐事和“细节”入手搞垮、搞臭罗隆基，于是将所有罗的“身边人”都找来揭发、控诉。

在罗家中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的批判会上。王控诉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艺女演员）来吃饭，我就要倒霉，总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又说我把菜烧多了。只要杨薇壹来，罗便任何人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就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的警卫员张登智揭发，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烧暖气的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能烧到75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些，他就骂道：妳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他又骂：妳们要冻死我吗？他还骂警卫员说：我要打电话问罗瑞卿，是叫妳们来保卫我还是监视我的？”

没有什么有用的真材实料，组织者就采取疲劳战术加上壹些人身侮辱的恶作剧来折磨罗。

壹次，有人要罗站起来交待问题，罗交待完了就坐下去，那知凳子被人抽开了，结果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被震飞了，罗没有眼镜寸步难行，于是满地爬著去找眼镜，人们便开怀大笑，仿佛在看马戏团的狗熊表演。

就这样由夏斗到冬，七斗八斗，永无休止。后来干脆来个车轮战，轮番连续斗，不准休息，也没有什么内容，就是折磨妳。12月21日、22日、23日就这么连续三整天地斗，终于使罗隆基明白争辩毫无意义，也毫无用处，心力交瘁，气血两空、形容枯藁的他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被迫承认“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壹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检查上报到毛的案头，大致符合了毛在半年前为他下的结论，被允许“过关”了。应该说罗隆基还是幸运的，因为反右派时还不兴武斗，所以他能“顽抗”半年多之久，如果是后来的文革只怕半天功夫就将他“收拾”了——可是在文革到来的前壹年年底，即1965年12月7日他却“幸运地”死去了。

有趣的是这壹场章罗联盟的闹剧过后还差点弄假成真。当反右运动的尘埃落定，两个原来互为轩轾、互不服气的老对手忽然觉得亲近了。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记载，反右后两人见面后的第壹话题就是反右，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以言，陷之以罪呀。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壹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我的主要讲话，大都属于在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右派的罪状。”

“……父亲的理解与同情，让罗隆基十分感动，他摇头叹息：我们简直是做了壹场恶梦，恶梦壹场呀！”

“父亲补充道，恶梦里的魔鬼就是那个高喊“长期共存”口号的人。农工的人揭发，说我攻击他壹半是天使，壹半是魔鬼。现在看来这魔鬼的部分越来越大了。”

后来的某壹天，罗隆基忽然跑来告诉章伯钧：“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章伯钧得此消息也激动得夜不成寐，过后章伯钧对女儿解释说，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壹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对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壹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彻夜激动，觉得自己壹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壹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说能被历史记上壹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中国）壹、二号右派分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和党派负责人罢了。”

就是说，反右派确实把章罗二人“联盟”起来了。

笔者深信很多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有同感，就是在被划为右派之前，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的思想企图；而恰恰是这场运动，这场丑恶的“阳谋”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苦痛经历，最终促使这些人觉醒，成了真正反对共产党暴政、反对所谓的毛式社会主义及毛思想的斗士。正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的毛，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赶到他的对立面，进而使其中壹些人提起笔将他的残暴、丑恶、无耻和流氓成性的嘴脸记录下来，并让历史传承下去。这大概是当年不可壹世的毛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吧！

至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出卖自己的灵魂，或为虎作伥、或为壹己之私而落井下石之人，以自己的行为演绎了从“名流”变下流的人性蜕变过程，也值得拿出来展览壹下，下面就讲讲其中某些代表者的后来归宿，也算为这壹故事做壹个完满的交待。

首先当然是反右英雄、卖友求荣的“左将”吴晗先生。他后来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并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自恃反右有功，又有彭真的宠信，根本不把民盟的同事放在眼里。秉承毛的旨意，在吴晗的主导下，上演了“腰斩民盟”壹幕，即割断了民盟北京市委与中央的关系，肢解了民盟的组织体系。很得毛的赏识。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七八年后毛发动的壹场更大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了首要打击对象，其后台彭真也成了第壹个被揪出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壹号头目。吴左派壹下子就从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沦为反党、反毛、反革命分子，阶下囚了。

吴晗这次的获罪，可以说比“章罗联盟”还冤，事情的起因在于他写了壹部叫《海瑞罢官》的历史剧，然而这却是他“奉旨作文”的产物。1959年春毛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看了表现海瑞平反冤狱的湘剧《生死牌》（开会带戏班子和文工团成了中共不成文的规则），便兴致来潮，号召他的下属们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还说要提倡“五不怕”，即为坚持真理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其实毛说这些话时就有再度“钓鱼”之意。会后，胡乔木奉毛之命去找壹个专家写文章宣传海瑞，胡找到了“明史专家”吴晗，吴晗立即应允，写了《海瑞骂皇帝》壹文，登刊在《人民日报》，后又写了《海瑞》、《海瑞的故事》等多篇短文。

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先生觉得海瑞的故事极富戏剧性，便请吴晗写壹部海瑞戏。为了响应毛的号召，吴欣然应允。其间七易其稿，历时壹年写成《海瑞罢官》。此剧公演后，获得毛泽东高度赞扬，特请演海瑞的马连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吃饭，席间还请马清唱其中段子，毛赞扬：戏好，演得好，海瑞是个好人。这使马连良和吴晗都激动不已，此时是1961年。

可是时隔不几年，形势就变了，引起形势变化的内因是毛想搞壹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中共二号人物刘少奇。经过与夫人江青的密谋策划，毛决定选择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为运动的突破口。

文革为什么选择拿吴晗开刀祭旗呢？壹直没有人认真研究。有人说是因为要防彭德怀的翻案，但彭显然不是这次运动的打击重点。有人说是为了打倒不听话的彭真，因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先拿他的前台开刀。但所谓彭真“不听话”是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予转载，此前彭真并没有“忤逆”毛的地方。所以此说不能解释毛搞此次运动先拿吴晗的文章开刀的理由。况且，选择拿《海瑞罢官》开刀，拿彭德怀的罢官说事，其本身对毛也有诸多不便之处，彭德怀罢官是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的事，而《海瑞罢官》是庐山会议后奉毛的意旨所作，1961年演出，演出后还得到毛本人的充分肯定，中共高层也都知道吴晗写海瑞文章是奉毛的旨意。毛如此出尔反尔，恩将仇报，难道不考虑别人背后的闲言碎语？不考虑后人对自己历史评价？是什么缘故使毛不惜冒自己过河拆桥、言而无信的风险，壹定要拿吴晗开刀而不是拿另外的人开刀呢？笔者以为这其中另有玄机。此中的“玄机”就是毛对吴晗自作聪明、壹再上呈他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的强烈不满，转而起了杀心，此中毛夫人江青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元璋传》初稿写于1946年，其时吴晗在西南联大任教。按照当年“左倾”文人的惯技，吴晗在“学术著作”的幌子下，塞进去壹些对当时国民党所谓“独裁”政治的不满，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朱元璋之独裁残暴影射蒋介石。这本来是当时这类“史学家”之故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莫不如此。吴晗当然没有想到这会有什么“问题”。1948年吴晗投奔“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毛就迫不及待向毛当面呈上这部经过修改后的得意之作，不无炫耀邀宠之意。毛认真地阅读了，找吴晗谈了两次，最后还写成书面意见以信的形式转给吴，信的原文在壹些客套之后，最主要指出的壹句是：

“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这是壹句深藏玄机的隐语，可以读作学术讨论的善意批评；也可以看作是双方严重的思想对立；还可以悟出其中暗藏的杀机！就毛来说，如何对待吴晗，完全处决于他的心境和政治需要。此时毛也许还未想把吴弄成“敌我矛盾”，但内心壹定记下了这个自鸣得意、实则把亊情推向反面的“名教授”。请看此书中壹段对朱元璋的描写：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壹付恶狠狠的面孔，青面僚牙，无人不怕。对草民百姓，有另壹付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这也许是吴教授对朱元璋的真实印象、真实描写；也许是在影射当时的“皇帝”蒋某人。谁知，毛泽东看了，竟自动对号入座：这不是在指桑骂槐，影射我毛某人吗！当然，他不会露形于色。而且，他也知道吴晗不是在骂自己。只是这种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派太可恶了……但他又不能把亊情挑明了，只好就亊论亊拿朱元璋说亊，以“历史唯物主义”胡弄吓唬这位名教授……。

远没有真正弄懂“毛思想”的吴晗，对这句致命的评语并不在意，也不去深究毛的真意何在。后来他再对此书进行修改，对壹些史料作了订正，删去了壹些嘻笑怒骂的东西，硬塞进壹些“马列主义”， 原来比较生动的文笔变得味同嚼腊了。吴晗以为这壹定合毛的口味了。1954年吴将修改后的书稿送呈毛。此次毛看完后除了对壹些史料提出商榷外，主要增加了（明确了）壹条重要意见，曰：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朱的晚年是否应写得好点？

毛的这种态度吴是应该理解的，朱元璋是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当上皇帝的极个别人物（刘邦而外第二人）；而毛自认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也是农民战争，与朱元璋异代同行。因此毛对朱有好感，甚至引为同道，是很自然的。

根据毛的意见，吴又作了第三次修改。然而可悲的是，他并未真正领会毛的意图，仍然把此书当作学术著作去写，自然就不能随意编造、篡改历史。他当然也知道毛要偏袒朱元璋，但这也只能从史实中去发挥，如说朱壹统天下的功绩，建立明王朝后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贡献等等。但仅作这些改动，当然不能使毛满意。更要命的是，吴在书中还总结归纳了朱元璋四个方面的错误（其实是四大罪恶），即：壹、以猛治国，过分运用特务组织，运用野蛮残酷的刑罚，制造了许多血案、冤案，大规模屠杀功勋卓著的功臣、元勋，火烧“功臣楼”，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辩”的地步；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定下自撰的“皇明祖制”，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改变，压制、窒息了有明壹代的政治、社会改革；三、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推行鹦鹉学舌式的八股取士制，摧残了思想，文化；四、大肆宣扬荒诞不经的神迹、怪异、图谶，借以愚弄、欺骗和毒害人民。

这就是吴晗三度修改后的《朱元璋传》。1965年，吴将这个第四稿《朱元璋传》送呈给毛泽东。

此时正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吴晗在书中所指出朱元璋的四大罪恶，正是毛已经施行或即将要在文革推行的“革命新政”。联想到第二稿中对自已的指桑骂槐。可以想见毛的愤怒，他认定这位“明史专家”己经不可救药、毫无利用价值了。

火上烧油的还有吴又在不经意中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毛在吴晗面呈此书之后毛曾让吴在家中吃饭（先请妳吃饭再干掉妳，看来是毛的惯技之壹），二人正在交谈有关朱元璋和明史中的壹些问题，半桶水不到的江青几次插话，被吴晗当场指出其错误，使江好不尴尬。更为重要的是，江青看到吴的《朱传》中记载有朱元璋规定的“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得与外边通讯，违者斩”这样壹些憷目惊心的文字。而这时的江青正要“干政”，而且还要大显身手，可以想见，她对此书、对吴晗怎能不火冒三丈，恨之入骨！可以肯定，在毛决定将吴晗作为文革开局祭品的决策中，江青起到了推动作用。

1966年3月，毛对康生等人大谈北京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讲话中，就提到吴晗、翦伯赞是“学阀”，“这俩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吴、翦必死的命运就己经注定了。如果说翦之被点名是因为其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过不同的观点，那么，吴晗则是在向毛呈送《朱元璋传》第二稿时就已经命定了。我们知道，“左得出奇”的吴晗是不可能有什么“反共”“反毛”的言行的，唯壹的“罪证”表面上是那部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惹祸之根则是那本《朱传》。

可是自我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毛是自已的“领袖”兼“文友”的吴晗，做梦也想不到他与毛的学术交流转化为了“敌我矛盾”，他也不知道毛是壹切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可以在转瞬之间变脸、将“同志”变成“敌人”，将“座上客”转为“阶下囚”的人物。

就这样，壹贯以左派自居，在反右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吴晗，文革壹开始就尝到了当年被他痛打的“落水狗”的滋味了，尝到了被举国痛骂，革命群众拳脚交加，彻夜不眠的滋味，还尝到了只准别人向自己头上浇大粪，不准申辩，还得老老实实“认罪”的滋味。经过了充分的“触及灵魂”的“皮肉之苦”之后，吴左派就被戴上手铐、头上蒙上黑布投进了著名的秦城监狱（连监狱都用“秦城”之名，不愧是名符其实的当代秦始皇）。“革命群众”和“革命监狱”在被批斗吴晗时的极端残忍、单凭壹点就可足以说明壹切：在他死前，头发已经被生生地拔光了！

在狱中吴左派被折磨得奄奄壹息，大口大口地吐血，只是当局仍不叫他死，为的是从他口中得出更多他本人和别人的罪证。但是他的老婆却等不得了，1969年3月17日吴的夫人袁震受尽折磨被从“労改队”放回时，已经被折磨得奄奄待毙，子女送她去医院，但由于是“吴晗的臭老婆”，医院不收治。18日凌晨袁震半睁著眼停止呼吸，先赴黄泉了。

同年10月11日，吴左派在阜外医院壹边输液抢救，壹边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但不久审讯人员发现对方变成了壹具死尸……

吴晗的壹对儿女，时年14岁的女儿小彦和10岁的儿子小双则是真正无辜受罪，女儿小彦想为父亲讨个“说法”，当局以“无理取闹”和“扰乱社会治安”罪名逮捕，受尽摧残、凌辱，被逼疯后送入精神病医院，医院争得暂时回家养病。被折磨得心身俱残的小彦彻底绝望，决心以死抗争，在弟弟小双十八岁的生日，看到弟弟已长大成人，只比弟弟大三岁多的小彦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当天服毒自尽。这壹天是1976年9月23日，离“四人帮”被捕只差13天……（九死壹生的小双后来选择去美国留学。）

吴晗的结局比当年被他落井下石的“右派”还惨，不知他在牢中有何感想，不知道他对自己平生的所作所为是否有所醒悟和愧疚？据说，吴曾作过无数次检讨，估计他只能从自己“主观”方面去找获罪的原因，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但是，他难道不应该辩护吗？比方说：“我当年都是遵照毛领袖的旨意写那些宣传歌颂海瑞的文章的，后来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得到他的肯定和赞扬。我完全是 “奉旨行事”，何罪之有？”也许他说过，但他刚说出口就被革命群众揍得口歪鼻斜、满脸鲜血了；也许他说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不说别人无法听到，听到了又能怎样？海瑞的坟也被挖了，尸骨被挖出“鞭打”扬弃了，守望海瑞墓的老人被活活打死了，还有当年演海瑞戏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裘盛戎、周信芳都已被迫害致死了。难道妳这个写剧本的“首恶”还不该命赴黄泉？

毛泽东再次祭起他的权力摩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面前上演了壹幕幕出尔反尔，贼喊捉贼，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连台大戏。在他把所有的“敌人”和“恩人”都收拾完毕之后，他依然坐在“永远正确”的龙椅之上，接受人们山呼万岁、顶礼膜拜。

另壹个是女将浦熙熙修。

浦确实堪称“右派”中的“左派”。不过她当年面对政协俱乐部的热忱观众上演的那壹出《击鼓骂罗》的折子戏，并不太成功，“功” 不能顶“罪”。“组织上”决定仍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但浦女士并不灰心，她积极改造，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认罪”态度好。所以在1959年10月被作为第壹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刚摘了帽，她又“得寸进尺”，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可惜上面没有理睬，没了下文。后来毛泽东对右派“翻案”雷霆震怒，估计浦右派也决没有好果子吃。

1966年1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的浦，仍然向“党”表示：只要壹息尚存，就要学习毛著作，改造自己……可惜，后来文革来了，再也没有人来管这个摘帽右派学不学毛著了。1970年4月23日，浦的生命在孤寂中走到尽头，临终时没有壹个亲人在身边，她终年不足60岁。

  浦熙修本来应该成为毛的好学生，好吹鼓手、打手，可惜她竟被自己最敬爱的领袖设下的圈套套住，以致误弄成敌人。这是浦的悲剧，也应该是毛的小小失误。但这种“损失”对毛来说九牛壹毛都谈不上，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而对浦来说，就是壹辈子的代价了。想当年，类似浦被命运弄错位置的人在全国何止千千万？浦大概算是这些悲剧人物的壹个代表吧。

还有当年上台猛批章罗联盟那些名人，包括为整风“鸣放”忧心忡忡，对共产党的忠心可昭日月，却又被当成“反党野心家”，被毛斥为“利令智昏”的六教授等等，当年都上演了有辱斯文、很类似下九流作派的互相撕咬、落井下石、自辱人格、甘当小丑的闹剧：

曾昭抡在高教部检讨时揭发钱伟长说：“当他们（六教授会议）分析形势后，钱伟长提出三种可能性，第壹是共产党动员三百万军队上街，这会失去人心，共产党不会干；第二是共产党提出“收”，这也会失去人心，这样知识分子以后就不讲话了；第三由民盟出来讲话，显然第三个办法可行。”

曾昭抡对费孝通的揭发更多，“情节”也更为严重，他说：“解放前，费孝通壹贯结交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如1931年去英国勾结帝国主义学者、功能派头子马林诺斯基。后又去美国勾结哈佛大学的美国特务费正清夫妇。1947年勾结上了卫立煌，被卫请去‘讲学’。因此，费是壹个‘壹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但也有人揭发曾昭抡，说他是北大的“恶婆婆”：并且，“曾昭抡在外国是学化工的……他对德国在第壹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杀人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写书写文章，鼓吹毒气化学以献媚于当时的反动政府……”

费孝通则反戈壹击，想为自己找条生路，他揭发：“钱伟长在6日的‘六教授会’上说，教师要领导学生准备暴动（钱伟长坚决否认）。”又说：“6月10日，章伯钧约我去，他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东风。章伯钧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到了群众的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这句话章伯钧不止重复了壹次……”

钱伟长则在清华大学揭发，是费孝通把他拉进“章罗联盟”，并把他介绍给储安平……

章罗阵营的下壹级成员更是“乱成了壹锅粥”。“章罗联盟”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仁炳就主动坦白：

“怎么能说我们这个小集团不是反共的呢？……”

“章罗联盟”在四川的“代理人”潘大逵则罗列了罗隆基的“十大罪状”。

章伯钧之子章师明在南京对其父“发难”，公开声明：“他是我的父亲，如果他不放弃走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承认错误，我就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这样的父亲，对我是莫大的耻辱！”

储安平之子储望英也起来造父亲的反：“我要给储安平先生壹句忠告：希望妳能悬崖勒马，好好地倾听人民的意见，挖掘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思想根源，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免自绝于人民。”

这些认罪书和“造反声明”都登在《文汇报》上。

后来这些教授、专家、主任、委员互相揭发、攻讦的语言就越来越不文雅，什么“蠢驴”、“野猪”、“狼外婆”、“狡兔”、“中山狼”、“国家纵火犯”、“毒蛇”……等等都登上报纸的大雅之堂。

这里顺便还讲几句民主党派之外文艺界的事，文艺界的人以著文为生，历来的“文人相轻”遗传，加上政治高压下的分化瓦解，那互相撕咬就更见血腥，如沉从文、叶君健批萧乾，郭沫若斥沉从文为“反动文人”、令沉两度自杀（未遂），巴金批路翎，巴人批聂钳弩、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批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批肖也孜，夏衍批冯雪峰，田汉批老舍，老舍批吴祖光……

所有这些相互撕咬、踢打、陷害、落井下石、给圈套、下绊子，最实现的目的就是想排除当局对自己“右派”的嫌疑，或立功赎罪，免划为右派；己经被确定为右派者，则希望当局能突发善心，摘掉“帽子”。当然也有的想将对方作为“垫脚石”， 助自已再爬上壹个台阶的……

不过，就像挤压在壹个箩筐里的螃蟹，最终不管是咬人者还是被咬者，全都浑身是伤。最后还是被主人提著壹锅“清蒸”、“红烧”了。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往似乎比文艺界人士要“清高”壹点，而如今已经完全等同了，他们中绝大部分不得不向当局认错求饶，像犯了错被家长责打的小孩壹样，壹边眼泪鼻涕齐下，壹面痛悔陈辞：

“我们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痛恨章罗联盟，我壹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壹刀两断。”

（以上为费孝通）

“我检查这次我犯的反党罪行，检查我几十年壹贯的反动历史，看到我的满身疮疤，看到了（自己）灵魂的丑恶。”

“党壹贯挽救我，但我始终抗拒改造，党对我这样壹个怙恶不悔，这次又犯了这样严重罪行的人，还耐心地帮助我……党这样仁至义尽，我不是木石，不能不感激零涕。”

（以上徐铸成）

“……这就是我们这个丑恶集团的见不得人的目标，我现在痛恨这个集团，我也痛恨我自己，我深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大恩大德，请求党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要争取彻底改变立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今后老老实实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诲，不再三心二意。”

（以上陈仁炳）

这里要特别提及壹下钱伟长。这位钱教授不仅在当年反右中极力嘶咬同侪，企图立功赎罪，甩掉右派帽子（可惜未能如愿）。还把这壹套铭记在心，当作后半生做人的坐右铭。1986年11月，在反右运动即将三十周年之际，有方励之、刘宾雁、许良英诸人，倡议召开壹次“反右运动学术讨论会”， 邀请函也发到了钱伟长手上。钱教授壹看窃喜，认准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将此邀请函上呈到最高当局、太上皇邓小平的案前。邓壹看大喜，立即派员扑灭了右派们的“翻案” 之火，三位发起人受到开除党籍、严加批判、予以监管的处分。（邓小平错把许良英弄成王若望。后来方、刘、王三人被迫流亡海外）。还连累“反自由化 不力” 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赶下台。钱却因这次检举有功被邓大人钦批为“表现很好、应予重用”。结果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忝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末。钱大喜过望，自是感激涕零。他大概可算中国检举文化的最大受益者、检举揭发受到的最高奖赏者了。正是：

为了壹顶“右派帽”，多少“名流”成下流！

不过，在反右中也有“顽抗到底” 的 可歌可泣之士，民盟上海负责人之壹的彭文应就壹直不承认所谓的“章罗联盟”和自己参加联盟的“罪行”，哪怕这时他全家在经济上已被中共逼入绝境，而且当局允诺只要他“认罪”，就恢复他的工作和经济来源。这时他的子女均未成年，年幼的小女儿跪在他面前求他“认罪”：“爸爸，为了儿女，妳就承认下来吧……”

他泪眼花花面对小女儿揪心的呼唤，却铁下心不为所动，真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彭文应曾于1962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在同年12月15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58岁。之前彭的妻子和壹个儿子已经在贫病交加中先“走”了。彭临终前致信毛和中共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终止反右。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更是刀枪不入，在批斗会上大声宣示：

“让我承认错误除非砍下我的头。我要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棺材里去！”

有如此气节的当然是凤毛麟角了。

可怜的是那个口口声声求饶，“请求党给我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机会”的陈仁炳，不仅当时当局没有给他“重新做人” 的机会，就是到了1979年全国99.99%的右派都已获“改正”时，陈却仍被作为五个不予改正的全国性右派中唯壹幸存者，当局仿佛故意羞辱他，与他作对，让他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死。但对另外四位“不予改正”的已经故去的全国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来说，不但无损毫毛，其家属后人还引以为荣，正如章诒和所言，他父亲和罗隆基被保留“右派”身份，正是她永远的“自豪”。然而对于壹心想“摘帽”、“重新做人”的陈仁炳来说，偏偏不予改正无疑是对其最致命的壹击，最后不得不“抑郁”而终。

当然也有壹些右派后来又飞黄腾达了，如费孝通、钱伟长后来都担任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副职。但是这些人在无限风光的后面，却总有挥之不去的反右派时那段不光彩的阴影，所以最怕人们提起反右运动，故总是委婉地说：“让这些没有必要留给我们子孙知道的事，在历史的尘灰中埋没了吧。”（ 费孝通）。

其实，这种躭心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当年那场“阳谋”的受害者来说，不管怎样，他们都不应承担罪责，在高压下说－些违心检讨的话，也不是很丢人的事，没有必要因此隐瞒这段历史。但如果刻意隐瞒历史，反而成了为罪恶制造者们掩饰罪恶的帮凶了。这也是对自己、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了。

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受害者，包括中共内部人士，终于挣脱羁绊，拿起笔来加入记录历史的行列。

多少精英填沟壑：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消灭和对知

                     识分子的全面扼杀

如果在上壹节我们主要记述了毛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精神催残的话，那么，我们在此节将看到毛在反右运动中对所谓“右派分子”继之以肉体消灭的滔天罪行。

在建国初期，毛主要借助所谓清匪反霸、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以反革命分子、土匪、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等名义消灭了大批体制外、或者敌对方（国民党）投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是釆取快速的“抓到即杀”或在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处决的办法，更多的是交由农民、基层干部自行处置（打死），因此很少留下他们的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对这些冤死者也就知之不多甚至完全不知。直至今天，中共都拒绝为这些恶行的受害者甄别平反。有人误以为那是在“革命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群众自发的过激行为。这绝对是错误的，它完全是毛有计划的屠杀，只要想壹想当年毛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对到访的苏共代表米高杨说的所谓要“打扫屋子、清除杂草、垃圾、尘土、跳蚤、虱子”的话，就可知，毛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各种名义的“运动”，都是其有计划的对己经归顺的、手无寸铁的所谓阶级敌人进行的恶毒的大屠杀。这是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时期新朝统治者所没有过的暴行。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屠杀的人有的是自投罗网，有的根本没有想到逃离，结果全都束手待毙，引颈受戮。在毛建国初期这种“大扫除”中冤死者究竟有多少，只有留待历史去探究了。

反胡风和肃反，是毛从体制内和体制外结合、而且重点是对体制内知识分子迫害的开始。关于这段历史，我们在有关“阶级斗争”的章节中已简单介绍了。接下来的“反右派”和“文革”成了摧残、迫害知识分子的“主战场”，文革是壹场综合性的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反动，我们将以专篇叙述；反右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这里主要讲述毛对右派分子的肉体摧残。

在毛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风细雨”、“不打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挡案袋）”的“感召”下，各类知识分子，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文化名人、由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老政客、老将军，以及更多的壹般知识分子通通都落入毛撒出的“天网”之中，然后被其壹个个清算、煎熬，有的被直接处死，有的慢慢折磨致死，有的让其自我灭亡。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特别是未经历其事的后来人，看到这么多各色人等都被毛“收拾”，壹定会以为这是毛的手段无比高明所致，或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幼稚、冲动所致。但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是不懂历史、不懂毛、“以君子之心度毛的小人之腹” 的结果。因为从总的方面说，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政客都“上当受骗”，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而是由于谁都没有料到毛作为 “壹国之君”、壹个号称“最先进”、要“解放全人类”的执政党的领袖，竟然是如此无赖，如此言而无信，如此出尔反尔，如此厚颜无耻下流！

上当受骗中的很多人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有些是老牌政客（章伯钧、罗隆基之外还有龙云、黄其翔、陈铭枢、黄绍竑等等），还有壹些是文化界、新闻界的名流，这些都是富有政治经验和社会阅历的知识精英，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深知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深知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起码道德“底线”。所以，才认定以毛的身份，在国家级大讲台上的公开宣示，白纸黑字的中央文件，正式座谈会上的推心置腹，公开场合的信誓旦旦，不应该是“骗人”的伎俩；因为古今中外的君主、总统或国家元首壹级的要人，都没有这种先例。正如后来章伯钧私下对他女儿说的，他是“高看了共产党”，以为共产党作为壹个大国的执政党，应该能够约束它的领袖，维护党的信誉。实则是低估了毛的流氓地痞本质和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辣和卑鄙。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本质上说，毛仍然是盗跖、庄蹻、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壹流人物。但是，毛又比上述这类人厉害得多，狡猾得多，狠毒得多，也高明得多。于是就发生了知识分子、饱学之士，遇到“无产阶级”领袖兼厚黑大师便－败涂地的悲剧。

完全可以说，仅仅是这场反右派运动的表演，便足可以将毛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壹些大右派的经历，这里再说说更多的壹般右派的来历，看看这些“右派分子”是怎样的壹批人，他们是怎么“上钩”成为“右派分子”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占右派绝大多数的壹般知识分子（很多人其实够不上知识分子，如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小干部、小职员，工人、甚至有中学生和小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右派言论”，而是被毛的预设阴谋和陷阱将其“圈进”右派队伍里去的。具体原因可谓千奇百怪，但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壹是向来与领导关系不好，不大听话，这种人就难逃厄运了；二是出身所谓剥削家庭，或者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较“复杂”，这些人早就是毛眼中的 “准阶级敌人”，划成右派是“理所当然”；三是在单位里有些异类，遭人忌恨，或人缘不佳，遭人讨嫌者；四是口无遮拦，随便发议论；五是完全意外的“无妄之灾”。

以下各举例以证实之。

由天。女，原籍吉林扶余县田家窝堡人，反右时在兰州大学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天被划为右派，她自己说是学校想提升她为副教授，但她却主动推辞掉。她这壹“高风亮节” 之举不但没有赢得赞赏，反而引起领导、同事的指责，说她是故作清高，制造矛盾，破坏团结。反右时因此将她划为右派。

其实，由天被划为右派更主要是因为她有壹个在美国的丈夫。由天与其夫都是当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不愿做亡国奴而流浪到内地的青年，他们在流浪中分别在重庆、成都读完大学。之后她丈夫去美国留学，由天壹人带著三个孩子留在国内。毛共建国后，由天与丈夫天各壹方，但保持通信往来，丈夫在美国当了教授，时常寄钱回家。正是这种当时令人恐惧而又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使她成了右派，并处以送劳动教养。由天在教养农场患上了精神病，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得知她患病的丈夫于1959年秋天从美国回来看望她，被临时安排在宁夏大学当教授，但之后则再也回不去美国了。在文革中由天的丈夫被活活打死，由天单身出逃不知所终（估计死于“革命群众”之手）。三个孩子也没有存活下来。

  李景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分配在天水壹中当教师。李的家人因受壹个亲戚影响都信奉基督教，他自小耳儒目染，也信了基督教。这就成了他日后成为右派的理由。

 其实李景沆最安份守己、胆小怕事。他按照“上帝”关于“要服从在上面掌权人的意旨”的教导，对领导毕恭毕敬，凡开会发言必歌颂共产党。整风开始，学校领导动员他帮党整风，他仍然只是歌功颂德，不管怎样动员，他始终不改口。领导们分析，李这种基督教徒不可能真心拥护共产党，唯物论与有神论是互为水火、势不两立的。于是仍然决定把他列入“右派”的名单。

 李景沆曾经对人说过：“我害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肃反时已把我吓得跟猫娃壹样，我哪里敢对共产党不满呀。”但这似乎够不上右派言论。所以，当领导宣布他坚持反动立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时，李争辩说：“鸣放中我没有提过壹条意见、怎么划我右派？”领导说：“妳不说不等于没有意见，妳不说，却比说的人还反动！”李无言以对、就此成了右派。

还有壹个跟名人有关的右派。建国之初，国民党反正过来的邓宝珊将军当上了甘肃省主席，邓立志要弄出壹点政绩，决定大修水利工程。于是给他的老友，时任国家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便给已在美国定居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写信，劝其回国来帮助邓宝珊搞水利建设。傅作恭对共产党也十分崇敬，于是毅然抛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国，去到甘肃搞水利建设。傅被任命为甘粛水利厅总工程师。这时甘粛省委第壹书记张仲良正计划在甘粛搞壹项伟大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但作为水利专家的傅作恭壹眼就看出其计划荒谬不可行，于是直言不讳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刚好反右运动来了，张仲良认为傅是阶级敌人破坏经济建设、向党进攻的典型，毫不犹豫就给傅作恭载上“极右分子” 帽子，送往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这个身材魁伟的水利专家，后来被活活饿死、折魔死在农场。

这里顺便讲讲那个令傅作恭致死的“引桃上山”水利工程。张仲良搞这个工程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大办水利” 的号召，张调集十多万民工苦干了两年多，最后丢下数以千计的尸体、耗费了难以计数的物资钱财之后，下马了。原计划浇灌1500万亩地壹亩也没有浇上，己建的部分在当年就给山洪冲垮了。人们谓之“急火火地上马，血淋淋地下马”。这其中就有“右派分子”傅作恭的血。

如果说上面这几人划为右派都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影响，那么也有相反的事例。

   王达是烈士遗孤，本人在延安由孤儿院抚养长大，是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也许拥有这些先天优越的条件，王达在单位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有壹种天生的优越感，且性格倔强，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出的决定往往发出不同意见，而且还爱“当面提出”。到了反右，领导决心“教训”他壹下，随便找上几条他“反领导”的言论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王达也就变成人民的敌人了。

至于各种“无妄之灾”，就更离奇了。

高尚斌是1952年上海华东金融系统支援大西北的干部，当年他不仅放弃在上海的大城市生活，到了甘肃，又主动放弃了留在武都或临夏这种条件较好的小城市工作，主动要求去条件更艰苦的岷县工作。后来领导照顾他与妻子团聚调到临桃。

到临桃人县民银行工作后，同事们风传壹位行领导与某女职员有“不正当男女关

系”。高尚斌不爱理这些闲事，只顾埋头工作。有壹次他去请行长签壹个文件，不小心未敲门就走进这位行长的办公室，正好碰见行长与那位女职员在行“好事”，他立即转身退出，也不告诉任何人。但事情已被发现，领导终不放心，于是趁反右派之机，列出高几条罪状，接连召开批斗会，要划他为右派。可高问心无愧，拒不认罪。这样，对他批斗便无止无休。壹次，他被带去参加另壹个单位对右派的批斗会，那个单位的右派个个低头认罪，主持会议的领导就宣布休会。这使得高产生了幻想：我也认了，不是就不挨批斗了吗？果然，在他承认壹切之后就不被批斗了，但是换来的是壹顶右派帽子和二十二年的“贱民”生涯，高在教养农场九死壹生，差点丢了性命。

后来那位行长也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但这于他又有何补呢。

（以上取材于邢同义的《恍若隔世    回眸夹边沟》壹书）

胡平的《禅机    1957》中则说了下述故事：

安徽山区某壹个小学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城镇，过著与世无争的“世外桃园” 般的生活，半个月看壹回报纸，蔬菜自给自足，也从不关心外界之事。

然而整风反右来了，该校30来名教职工，上级给派下抓5个右派的指标。校长好不容易抓到了4个：两个是在会上给县教育局提意见，第三个是偶尔回家碰上新婚妻子正好与乡长搂抱在壹起，乡长不能放过这位老师；第四个老师是对班上壹名画手枪说要打死他的顽劣学生训斥壹顿，并撕掉了那学生画的手枪。哪知该学生的舅舅就是带真手枪的公安局副局长……

还差壹个未能完成的任务，怎么办呢？校长日夜为此焦心。恰好这时分配来壹个年轻的新教师，这个新教师来到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校长对他的入党申请并不感兴趣，偶尔跟他谈起还差壹个右派的事，年轻教师看见领导犯难，想了壹会就自告奋勇地说：

“校长，要不，这个指标……给我吧。”

校长像抓到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年轻人的手，真诚地说：“那就委屈妳了，不过年轻人吃点苦也好，算是党组织考验妳。最多两三年吧，妳再回到学校，我壹定让妳入党！”

校长开出的当然是壹张绝对的空头支票，据说后来这位右派教师在教养农场“疯”了。这个年青人的壹生就此断送。

董玉宝是另壹类型，他原是河南信阳地委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反右运动中，上级要董抓右派，董认为自己单位确实没有右派，要求上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地委书记王某听了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妳就是右派！”于是董玉宝就成了右派。

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里说了壹件事：

张已经划了右派在教养农场劳动改造。壹天收工回来，见到壹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哭。张看他的样子有些奇怪：这样的人也是右派？后来才知道原委：

原来他所在的县要押送20个右派去劳改农场，领导已经派了押送干部。这位老

乡从没出过远门，也想趁机外出游玩壹趟。苦苦请求之下，领导同意他也参加押送。谁知途中壹个右派逃跑了。两位押送干部打电话请示县领导怎么办？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无奈，县领导决定让这位老乡顶了那个逃跑右派的“缺”。

还有“玩笑右派”。王跃文在《我曾混迹官场》中讲了他父亲被划为右派的故事。

他从小知道父亲因言获罪，但不知细故。后来，父亲终于告诉他事情原委。原来父亲

二十三岁的时候，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是年轻人，平时大家很随便，

常常互相开玩笑，谁也不在意。县委书记的夫人是县妇联主任，虽然尊贵，却是个麻

子．壹次他父亲心血来潮，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在她的扇子上面题了壹首打油诗：妹

妹壹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壹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不久，反右派

来了，这件事情被定性为：攻击县委书记夫人=攻击县委书记=攻击共产党=资产阶级右派。于是他父亲被定为右派分子。终身命运就此彻底改变了。

还有“小便右派”。某单位在反右补漏时分得壹个右派名额。领导感到很难办，便交给大家去“评选”。可开会时谁也不发言，会议陷入僵局。正当难堪之际，壹人

突然起身去厕所小便。此人刚走，便有那脑筋灵活者提议：就选他！于是众人附和，

壹致通过，全体如释重负。等那人从厕所转回时，会议已宣布散场。过后领导才把群众“评选”的结果告诉他，已经上报定案了。

四川达县有壹个可能是全国最小的“右派”。 原来达县城关镇壹家鞋帽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在整风运动初期想给某副镇长提意见，但自已既不会写又不会画。见到邻居家壹小学生喜欢画画，便请他画了壹幅题为《壹手遮天》的漫画。后来运动转为反右，冉某被打成右派，跳大桥自杀了。领导追究那幅画的来历，壹查，原来是冉的邻居、12岁的小学生张克锦所为。张克锦从小爱画，得过少儿绘画大赛奖项。于是把张克锦小朋友从学校抓回，给他戴上“右派” 帽子；但因年龄太小，上面不批。于是改称“右童”， 并把他关进牢狱。壹关7年，放出时就够资格成为真正的右派了。……

就是这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取得辉煌胜利，右派分子都“自己跳出来自投罗网”，被“壹网打尽”了。

这里须说明壹点的是，毛自建国初至文革之前发动的各种“运动”，都是采取由各级党委、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农村基层党支部负责的办法，各单位的负责人就是本单位“运动”的领导者。这就给领导以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拉帮结派等等以极佳的机会，反右运动也是如此。于是，领导逐渐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 的化身，甚至变成单位里的 “小皇帝”。正是这千千万万“小皇帝”，托起了毛泽东这个“大皇帝”。

下面讲右派们的后续命运。

抓住了这么多“右派”，对右派的“处置”自然成了个大问题。1957年7月，毛在青岛召开了壹次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之壹就是研究、布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在会上讲了话，对右派的处理作了原则上的决定。后来这篇讲话收入《毛选》第5卷，题为《壹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在这篇讲话的开头，毛就宣称说：

“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 也就是说，右派是十足的敌人。

但是，后来在对右派公开处理时，毛却耍了点花招，大概出于他的“仁慈”，他宣布：对右派实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后来对右派的最高处罚是“送労动教养”，据说这是壹种“最高行政处分”。这使人感到他仍然“宽宏大量”，对右派分子是“仁至义尽，从轻发落”。这样做，在毛看来能收壹箭三雕之效：壹是留下这些人作“反面教员”，让人们看到反对与共产党的下场，以便受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二是可以榨取“剩余价值”。不管让他们留在本单位劳动或是送去教养农场，都可以让他们为国家创造价值（毛说过，把几百、上千万地主杀了太可惜，不如留下这批劳动力划算；三是能为毛和共产党嬴得“宽大为怀”的名声。特别是外囯人和我们的后人，他们研究中共的历史，只能以留下的文献为依据，当看到毛对“猖狂的、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 仍然按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时，谁还相信中囯共产党统治是什么“暴政”呢！

对右派的具体处置大体上分为两种情况：认为罪行比较轻的交原单位或回农村“戴帽”管制劳动；认为“罪行”严重的“极右分子”或者态度恶劣者壹律送农场劳动改造，此中又分为两类，－部分送去专门为右派设立的“教养农场”；－部分送边疆军垦农场，或它们的附设机构。不管那种农场，实行的都是严酷的劳改政策。

这里简单说说这个教养农场。据说，它是仿自苏联的“劳动营”。

为了给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制造法律依据，国务院于1957年8月4日，通过《人民日报》公布前壹日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劳动教养条例》。（这不能算法律，只是行政法规）《条例》说明这个制度出台的依据和宗旨，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给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人壹条悔过自新的出路……”

妳看，完全是为了做好事啊，是为这些人谋出路，积德行善才搞这么个办法。那么，宪法第100条又是怎么规定的呢？经查，其原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

原来如此。这个宪法第壹百条不但跟右派根本扯不上边，而且也未为实施超乎法律之外的所谓“劳动教养”提供任何依据。所谓根据宪法100条将壹些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词，实乃毛和中共为所欲为、变相践踏宪法的行为。而且，就是在这个《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四类教养人员中，也没有“右派”壹说，四类人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游手好闲、违反纪律、不务正业……” 之人，而右派完全是响应毛的号召（甚至被迫“响应”） “帮党整风”的现职干部、教师、学生等知识分子，他们有正当、合法的职业，是守法公民，而且是社会精英。妳看，为了给右派治罪，毛及其帮凶居然伪造“宪法”， 编造莫须有罪名，是何等卑鄙无耻！

重要的是，这个条例规定有关方面可以不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将公民送去劳动教养。在反右时则是由单位的领导便可将本单位的所谓右派送去农场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不算刑亊处罚，只是“最高行政处分”。但教养农场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教养人员实际上与“劳改犯”没有差别“壹视同仁”。很多地方没有教养农场，或教养农场不够，便把右派分子直接送去劳改农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劳动教养没有刑期，实际上等同无期徒刑，所以比判刑更可怕。后来有的即使摘掉了右派帽子，也要“留场就业”，劳改到死！留在单位或在社会上改造的右派分子，则划入“地、富、反、坏” 行列，称之为“地、富、反、坏、右”，于是，毛钦定的交由“群众专政”的阶级敌人由原来的“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从此，任何人只要当局不高兴，不顺眼，不需要任何证据、任何法律、任何程序，便可以抓去“劳动教养”。这壹恶政造成了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冤魂，可谓擢发难数！它壹直实行了五十多年，直到2013年冬才被名义上废止（还在部分变相执行）。

可是，当时的右派们，仍然完全不知道毛泽东给他们设置的未来的命运。对于劳动教养，当时人们完全无知，右派们也没有认真去叩问，只是想当然地按它的解释以为既然说是“最高行政处分”，自己仍然享有公民权，也就可能回到原单位和原来的工作岗位。所以，被宣布送去农场的右派还做著很快回到“人民的怀抱” 的美梦。有些地方在“征求”右派对处分的意见时，单位的头头也告诉右派们：“如果去教养农场，最多两三年吧，回来了仍然恢复原来的工作；如果回老家，回农村，那就与原单位脱离关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这些头头也许不是恶意欺骗，因为他们也不懂毛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是说是“最高行政处分”，便认为仍然可以回到“革命队伍”是情理中之事。于是，很多右派也就主动选择去“农场劳教”。谁会料到这是壹种比判刑劳改更加酷毒的死亡之路！

在初期，右派们普遍比较乐观，他们暗忖：既然说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就仍然属于“自已人”。就算说错了话，最多也就是“错误”吧。最多“改造”二、三年，只要过了反右的“风头”，就可以 “回到人民队伍”了。

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右派们大都积极地改造，都想早点“脱帽”。

1959年，已是大跃进高潮,四川巫山县委决定制壹幅超大标语以显示对“总路线”的拥护，对毛的忠诚。标语共13个字：“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计划“写” 在从巫山县长江南岸东起杨柳坪，西至下马渡长约30华里的山崖上，每字相距约二华里。由于都是在陡峭的悬崖上作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壹般人不敢承担这个艰巨、危险的工作。于是，急于立功“摘帽”的右派成了最佳人选。70多名右派被集中起来，每天起早贪黑、忍著饥饿劳累，攀援在巫山群峰的峭崖绝壁上作业，而他们每天的口粮只有200克！壹个月后，这条旷古未有的大标语出现在巫峡的群山之中。

但是，工程完成之后才发现，13个字拉开30华里，每个字相距两里以上。外地乘船逆江而上需要壹个多小时才能看完这条标语。如果乘下水船，标语被反著念，使人不知所云。

面对这条超大标语制作的“失误”，县委领导非常尴尬，决心再制造壹条视觉效果更佳的超级标语来弥补这壹“损失”。于是，很快又决定在巫峡西口的文峰制作“毛主席万岁”的竖排标语，这样，上下船的过客就能壹目了然。

方案确定后，任务当然又落在右派分子肩上。这回有100名右派参与这壹“伟大”政治工程。其时已是12月，朔风怒号，高山严寒，右派们分工协作，肩抗锄头铁铲，

身背浆桶，攀援在文峰的峭壁上。壹边是“猿猴欲渡愁攀援”的巉岩，壹边是波涛汹涌的长江，高空悬体作业，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坠入巨壑深沟或滚滚长江之中，尸骨难觅……。就是这种非人的超强劳动，每天只有200克口粮，分成三餐掺以牛皮菜煮成粥状果腹。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稍有“表现不好”还要遭到监管干部的打骂、扣饭。在饥饿、劳累、寒冷和皮鞭之下，先后有9名右派丧生在悬崖峭壁之间，他们的名字是：陈文清、向明瑶、谢会鑫、谭明生、陈文轩、张玉贵、周敬清、谭敬三、杨玉云。终于，在右派们的艰苦努力下，五个字每个长宽各十丈、壹字占地1000平米的超大型标语诞生了。而右派们则均已陷入浮肿无力，几乎不能行动的地步。更重要的是，原来当局许诺任务完成后为他们“摘帽”壹事却没有了踪影。后来才知道，这倒不是当地领导无情，不守信用，而是“政策”不允许，地方干部没这个权力，开了空头支票。

在1960年——1962年间，确有很小－部分右派得到“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的处理。但后来才知道这不是毛之所为（是谁所为仍不得而知），毛知道后极为震怒，“摘帽”立即停止，有关右派还受到查处。（详见后文）  对那些已经摘了帽子的人，公安部门只好宣称：即使妳们摘了帽子，但这“帽子”还攫在“人民”手里，如果不老实、不好好继续改造，随时可以给妳们再戴上。后来很多原来已经摘帽的“右派”，又被宣布“没有改造好”而被重新戴帽，到了文革中，不管妳是否摘帽，就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了。

右派分子终于发现：自己头上这顶“帽子”有如孙悟空头上那顶紧箍咒，是永远脱不掉的了。不但脱不掉，而且，只要运动壹来，当局就可以如唐僧那样念上几句咒语，直叫妳在地上打滚。而且与还要祸延家人。

有关右派们的命运，近些年来已经有壹些右派幸存者的通过写回忆录，和关注此事的作家的釆访记述，揭开了冰山壹角。下面择其要者略述壹、二。

林昭，原名彭令昭，以笔名行世。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生右派。林昭与写《是时候了》的沉泽宜、张元勋同为学生刊物《红楼》的编委。她具有坚实的中文基础和杰出的才华，深得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运动初期，林昭虽然也发表了壹些抨击时政的文章，但并不是当时最尖锐的批评者，比起如张锡锟把中共比作“希特勒统治”，“把宪法当手纸”，岑超南指斥毛的发扬民主“只有理论价值”，“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壹扫而空！”等等，林昭的言论算不上尖锐。但鉴于她的不妥协、不认罪的态度，仍被划为右派。在处理时，只给她“留校监督劳动”的处分，被分配在苗圃壹边劳动、壹边学习、改造。

但林昭仍然坚决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名，她还毫不客气指斥学校领导：与当年蔡元培校长相比，妳们不但不去营救学生，反而为虎作伥，迫害学生，甘心堕落……

不久，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林昭来到人大。她与另壹个叫甘粹的男右派学生在共同劳动中产生了情愫。领导发现了这壹“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吃壹惊，勒令二人立即分手。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结果双双被捕。甘粹被发往新疆劳改，林昭则送北京的教养农场“劳教”。

林昭被劳教了两年多后，因支气管扩张咯血不止，由其母领回上海家中养病。林昭丝毫也没改变她固有的立场、观点，在养病期间常到复兴公园散步，结识了另外两名大学生右派。壹叙之下，三人志趣相投，“位卑不敢忘忧国”，本性难移，复又议论起天下大事来。

其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血淋淋的悲惨现实，更加激起了三位大学生的义愤。言谈中，三人直指毛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并指责毛制造的所谓“彭德怀反革命集团”案的荒诞不经；他们还对当时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发生兴趣，对南共纲领发表评论，为其辩护，肯定。

不过，这三名可爱的热血青年在政治上确实过于幼稚了，虽然已被当局狠狠地踹了壹脚，但却对毛和毛为首的最高当局依然存在幻想，加之受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驱使，三人居然以匡时救民为己任，集体给中央上书，慷慨指陈时弊、建言献策。

这种与虎谋皮之举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三人同时被铺。林昭又被查出与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案”有涉（林在张等人编印散发的《星火》秘密刊物上发表诗歌《普罗米修斯受难的壹日》）。于是两罪并罚，被判刑20年，其余二人分别被判13年、7年。

可怜林昭的老父作了林昭案件的第壹个牺牲品。因为公安人员在逮捕林昭、搜查其家时，作风极其恶劣，蛮横，林父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自己送上门”的林昭，以壹腔热血、满腹正义，怀著对国家人民的高度忠诚和责任感，为国直言反而获罪，她当然不服。在狱中，林昭以各种方式如绝食、写血书、写诗歌、喊口号等进行抗争，受到狱卒们野蛮残暴的迫害和虐待，但是，她不仅不向暴力屈服，其思想反而在抗争中不断升华，意志更加坚定，观点也更加深刻成熟。在狱中，她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意志，以发簪、竹签作笔，以自已伤痕累累的血肉之躯作墨池，以鲜血作墨，在狱方为她提供写“坦白、认罪书”的纸上，让她学习改造思想的书本上，以及－切可书写的物件上，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血书”，计有《灵藕絮语》（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鲜花怒放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赋》、《自谏》、《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等等。光凭这点，也创造了古今中外囚徒绝无仅有的奇迹！

1965年5月31日，上海静安区法院判处林昭20年有期徒刑。次日，林昭在判决书的后面写下了《判决后的声明》：“昨天，妳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壹个极其肮脏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战斗行为的壹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之自豪！”“历史法庭的正义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妳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贼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不仅是位了不起的自由斗士，还是位卓越的才女、诗人，在狱中，她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博通中外的学识，写下了大量古体诗和现代诗，借古讽今，严厉鞭挞现实中的丑恶，抒发其纯洁高尚情怀，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可贵的精神遗产。

1965年7——12月，狱中的林昭给《人民日报》写去了壹封十万字的公开信。色厉内荏的当局当然不敢把林昭义正词严的控诉书公之于众，更不敢与她辩论。

当局认定林昭不可改造，便决定从肉体上消灭她。狱方在提请对林昭加刑的报告中写道：“（林昭）关押期间，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戮破皮肉，用污血书写了几十万字内容极端反动、极其恶毒的信件、笔记、日记……公开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是‘抢走每壹个人作为人的全部的－切的恐怖制度’，是‘血腥的极权制度’。” 这份报告从反面铸成了当局壹份绝妙的自我供词，也记下了林昭光辉壹生的最后壹页。

林昭自然察觉到了敌人的阴谋，早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她对同监的难友说：“他们能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历史会给我公正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要被人民消灭的……”

现在反映林昭在狱中被野蛮摧残、迫害的壹鳞半爪资料是其妹彭令范，以及林昭原来的北大同学，同为《红楼》编委的张元勋（因写了那首《是时候了》的诗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刑满“留场就业”）对林昭的探监记录和回忆：

壹次，彭令范去探视林昭，等到所有探视者都走了，林昭才被允许出来。只见林昭浑身素缟，穿壹件破旧的灰衬衫，下穿用白被单改成的长裙，长长地拖曳在地上，头上扎壹白色方巾，上用鲜血写成的壹个大“冤”字，整个人有如昆曲里窦娥的扮装。

张元勋去探视时，林昭也是这身打扮，她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头巾，用手指把头发分开来给张看，只见她所指之处，都是头发被揪光后留下的伤痕，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布满头部。揪出的头发连皮带肉都被丢弃了。可见这已成为了狱卒对付她的“常法”。林昭还告诉张：“因为知道妳要来见我，怕打伤我无法出来见人，所以这几天没有开会斗我。我也被调到壹个单号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他们在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是，我头发被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妳看!——”

林昭掀开披著的外衣，里面的衣服都没有扣子，有撕破的条痕，但都已用针线缝死了，无法脱下。

林昭指著周围那些狱卒：“这是壹帮禽兽！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张元勋这时才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壹起的。

林昭解释：“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给我送线来！”

林昭边说边咳嗽，撕下壹块块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继续说：

“但是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上手铐，而且是背铐！有时壹付还不行，要上两付背铐！”

这时，壹直在旁边四周故作镇静的“管教干部”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对张元勋大声说：“她胡说！她精神不正常，妳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妳们定我的‘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神经不正常呢？”

不仅仅要上两付背铐，而且是连续背铐180天！即使是在她绝食的时候、胃痛发作痛得滚地的时候，妇女生理特殊时期，背铐壹刻也不松开，而且两付也不肯撤掉壹付！平时吃饭、洗漱、大小便都这样背铐著，吃饭时必须像狗壹样舔著吃。狱方就是要将人变成狗，来摧毁她的意志，迫使她屈服！可是这个美丽的女囚就是不屈服！她用自己的鲜血在壹切可以书写的地方，写下她的理想、信念，写下眼前的黑牢地狱！写下她不屈的灵魂！关于她在这个共产党监牢中所承受的苦难，她用极简炼的文字写道：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恐怖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惨痛的死亡”!

“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生活之壹切、这人的壹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可恶、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之下”。

这是对当代极权主义顶峰的毛政权的泣血控诉，也是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的揭露和宣判。

最后的时刻到了，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宣判后执行死刑。当她被叫监号时，她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她与难友们从容作别，出得监房来她想唱《国际歌》，但早已准备好的狱卒们壹拥而上用棉花塞进她的口里，并用黑布条将她的头部严严裹起来……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是她临刑前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呐喊、在法院判决书上签写下的八个大字：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第二天，壹名警察来到林昭家里，对著林昭的母亲和妹妹说：林昭已在29日下午被枪毙，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这是毛共很长时期的壹项“政策”，要犯人自付处决费，其毒辣卑鄙可谓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林母壹听立即晕倒在地。林母叫许宪民，是上海抗日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曾多方支持共产党的工作，被共产党列为统战对象，待若上宾。如今时移势异，“统战对象”变成了“专政对象”。

不久，许宪民就疯了。七年后，她暴毙在上海的街上。

林昭死时年仅36岁，仍是处女之身。1981年林昭冤案获得平反。她的同学、旧友为她举行了简单却沉重的追悼会，当时并无她的遗物，只是壹位狱中难友将她的壹绺被揪掉的头发偷偷保存了下来，它便成了林昭骨灰替代物。旧友们在她的遗像面前写下的是壹付无字“挽联”：壹边是壹个巨大的“？”号，另壹边是壹个巨大的感叹号“！”

林昭的事迹被媒体简单报道后，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为她惋惜、叹息，悲愤莫名！被誉之为“中华圣女”。

中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过－段短暂的“开明”期，当局曾为文革和反右受害者进行了有限的平反和“改正”，允许对其冤案进行初步的的揭露和反思。但很快，当权者发现如果深入揭露下去，必将危及中共的统治根基，于是急忙刹车。所谓拨乱反正也就无疾而终。对林昭的报导和追念活动也被迫令中止，或转入“地下”。

在后来北大“百年校庆”喧嚣尘上的锣鼓号角声中，在壹片所谓传承北大“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的鼓噪声中，有人提出应该记住林昭，应该给这位真正的勇士、“民主、科学”精神的真正传承者、发扬者以壹席之地。当然，当局是绝不会采纳这壹建议的，也不敢在此时此刻提及林昭。人们记忆犹新，北大、清华在文革中都曾充分扮演了毛的“文革策源地”、“ 文革冲锋队”、“红卫兵魔窟”的丑恶、可耻角色！而当年那些得势者多数仍在台上。由这样壹帮北大精神的叛徒、罪恶累累的凶手、杀人犯来参与主持北大的百年大庆，有什么真实性、合法性可言？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来谈“传承北大精神”？不清算这些败类，“北大”精神怎能传承发扬？林昭之魂兮，何以归来？！

旧北大，蔡元培、胡适时代的北大早已经死了！当然，它可以重生，但只有在丑恶的北大被烈火焚烧后才有可能重生，才能真正成为“涅槃”的凤凰！

另壹名与林昭齐名，甚至当时名声更响的女大学生右派叫林希翎，其命运比林昭稍好壹些，她的人生之路代表了那壹代人的最终觉醒。

林希翎本为人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原名程海果，本是从头到脚“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但是，知识使得她觉醒。她跑到北大去“煽风点火”，据亲历者说，林希翎的文才与口才都令人倾倒，她可以不要演讲稿，不要提纲，口若悬河壹气讲几个小时，所以，当年“名动京师”。听过她讲演的人说，所有教授、教师和其他同学的讲演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可见，如果是在民主社会，林希翎无任何悬念地将成为出色的女政治家或者名律师、法律专家。

在壹次讲演中，她的朋友告诫她：再这样讲下去，总有壹天我们要到监狱去找妳，并为妳送饭。她笑著说，真有这壹天我被投入了监狱，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可是，想不到这壹天那么快就来到了。

起初，人大校长吴玉章也许是出于惜才之心，只给林希翎留校监督劳动、继续批判的处分。可她偏不领情，既不认错更不认罪。于是被警方临时拘留5天。5天之后，她仍毫无悔改之意，改为拘留15天。当然，15天也不可能“改造”林希翎。

1958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来到人民大学，在听取了校党委关于林不接受改造的汇报后，罗说：“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妳们学校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付她……”

随即，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

15年差两个月，林希翎被释放，她之所以被释放，还得益于她的“右派”名气，以致毛泽东也知道这个绰号“带刺的玫瑰”的“学生大右派”。毛壹时想起此人，突发“善心”，叫人将她放了（否则按惯例留场就业，老死劳改农场）。出狱之后，被安排在壹个县农机厂当工人。她本不想结婚，壹个人度过壹生。但她想起1958年秋，审讯员对她咬牙切齿的壹句话：“我要关妳壹辈子，壹直关到白发苍苍，让妳断子绝孙！”

想到这里，她就决定偏偏要结婚，偏偏不“断子绝孙”！

她生下了两个孩子，孩子都被别人追逐著骂“小右派”；丈夫因她的原因只能在车间当工人，全家所有的亲人都因为她而受苦受难，她感到了“罪孽深重”。

1978年中央55号文件决定给右派“改正”，但仍有包括林希翎在内的近壹万人未“改正”。这时她已经42岁了，人们劝她去申诉。1979年3月，她到达北京。

她的申诉状曾三次摆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案头，胡也三次批示：“改正有利”。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林希翎这个右派当年名气太大，也许胡耀邦之外“天外有天”，反正她的右派“改正”问题仍如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后来了解到，原来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判她15年徒刑的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她的右派壹案时都坚持“维持原判”，不予改正。她最终去掉了对当局的幻想。

从现在的角度看，林希翎的右派言论并没有太“出格” 的地方。比如，她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不但中国算不上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社会主义，要算，只能算是“封建社会主义”；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在南斯拉夫……

她还认为，从法律的角度讲，胡风及其“集团”构不成“反革命罪”。而且，胡风的文艺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金科玉律，既然提倡“百家争鸣”，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就是这些，当时认定她大逆不道，死有余辜了。

1980年3月，她申请去香港看望父亲和同父异母兄弟，初不被批准，后来还是去了。1980年6月，她再次写了壹封万言信寄给中央有关部门，并将信的“副本”留存在香港。信中的内容有：

       驳斥反右只是“扩大化”的说法，认为是根本性错误；

       指斥当局对待文革受害者的“走资派”和反右派的受害者采取两种态度、两种政策；

   要求允许她以右派“代表”的身份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

最后她说：“当历史需要把我作为祭坛上的羔羊和十字架上的耶稣来钉死时，我只好如此了……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生命，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我确信我的灵魂是钉不死的，也总有壹天会复活的。出卖我的犹大们，钉死我的刽子手们，以及那些伪善的法利赛们，请记住我的话吧!”

这是她1986年时说的话，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相信她的思想和精神壹定有更大的飞跃，因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更明晰了。

林希翎女士后来流亡海外，在法国落脚，继续为民主自由奋斗不息。不管怎样，她活到了出狱，活到了“右派” 改正，活到了毛死之后，应算是右派中的幸运者。

我们再来看两个名人右派：

壹个是章乃器。章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壹，又是抗战前壹度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之壹，还是当时中国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壹。这三个“之壹” 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在此前的1936年7月15日，章乃器与陶行知、邹韬奋、沉钧儒四人联名在报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壹文，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共产党当时求之不得的声音。远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毛泽东看到此文后，如获至宝，在壹个多月内两次致函章等人，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佩之情：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我们全国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出无限的敬意！”

毛表示，希望与救国会的领袖们壹起，“在各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托在上海的潘汉年代表自己与章乃器等人联系。

但不久之后的1936年11月23日，章乃器与沉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壹时的所谓“七君子事件”。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推动下，“七君子”在1937年7月30日获释。

章乃器本是金融家，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创始人，还当过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三十年代毛共“解放区”的金银、共产国际的外币，均通过章兑换成现钞，作为共产党的经费。四十年代章为新四军大肆运送过境物质，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1935年陈云在“长征”中途由四川到上海、转去莫斯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也是由章乃器亲自安排的。章还为毛共培养了大批财经人才，这些人都成了毛共建国后急需的财经系统的领导和骨干。

毛共建国后，章乃器因对共产党有大功而被委任为粮食部长，政务院政务委员、财经委员等壹堆头衔。他的粮食部长干得很出色，得到毛等中央领导人的表彰。

整风开始，章乃器抱著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风和遵照毛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胸怀坦白地，完全出于善意地提出壹些意见，形成文字主要有《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两文，是根据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和在民建中央会议上的讲话稿整理而成，并在《光明日报》发表。其中主要的“右派言论”有：要解决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无权问题，就必须克服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壹部分共产党员“党内壹个是非，党外壹个是非”，把“党党相护”当做“党性”；否认民族资本家的两面性是先天的、本质的，“阶级烙印”只能盖在皮肤上，而不会盖进骨子里；思想改造工作要自然壹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些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但是，后来让他成为“钦定”大右派的关键话语则是：

“不要神化任何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毛主席就壹贯反对把他神化起来……”

章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资本主义不是壹无是处，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糠。

还有壹件更糟糕的亊：1957年6月15日，反右开始不久，章乃器作为《光明日报》的社务委员去参加批判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总编储安平的会议，他却在会上公开为储安平辩护：

“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论），从政治上来看，不能说是脱离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也是欢迎提意见的……”（章对毛、周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章氏的言论壹出，立刻遭到“全民”讨伐，“资本主义的吹鼓手”，“壹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等等帽子飞到他的头上。

对章乃器讨伐的“背地总指挥”就是毛泽东。章氏的言论中有相当部分是直接针对毛的而发的，如，关于人的阶级烙印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资本家管理企业的效率比共产党的国家机关要高（私有制可以比公有制优越），反对对毛的神化、瞎捧，等等。这就刺伤了从四十年代以来壹心要神化自己，要做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的毛泽东的心，所以，毛对章可谓切齿痛恨！毛在有关场合的讲话和文章中对章壹再进行恶毒攻击，如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是右派中的“死硬派”，是 “又臭又硬的花岗岩脑袋”，要“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 示众等等。

确实，在右派中，始终不认罪，态度“顽冥不灵”的，就算是章乃器了。罗隆基抗不住毛的车轮、疲劳战术，最后不得不违心承认那个子虚乌有的“章罗同盟”。而章乃器则不然，直到他死，都没有“认罪”。不但不认罪，而且还敢于当面质疑他的顶头上司，中共总理周恩来。1957年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将要在壹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几位右派部长的批判。章乃器此时的部长尚未撤销，也参加会议。听著听著，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朗声说：

“妳是总理……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是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据其子章立凡的记述：章乃器的“壹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素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壹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不对，领头对章群起而攻之，接下来又是壹场唇枪舌战，场面混乱……

于是章乃器被公认为“花岗岩”脑袋。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右派中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壹个。妳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就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妳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妳还不行，妳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章乃器这个“红色资产阶级”当然是真的。想当年，他为共产党、新四军作了那么多的贡献，因为帮助中共，他丢掉了实业银行副总经理这个金饭碗，放弃了去英国留学深造的机会，还全家都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他的三弟参加了共产党，并为“党”献出了生命。他本人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蒋介石以“财务部长”的高官诱惑，毅然投入毛共的怀抱。

对于这样壹个几十年以身家性命相许、忠心耿耿为毛共的革命尽忠尽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派头，谁会相信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呢？他自己又怎能咽下这口“冤气”呢？难道他响应毛的号召真诚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出壹些对共产党的意见，就变成十恶不赦的“极右派”了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问题真正出在：他当年看走了眼，误把大骗子、大流氓的毛当作中国的希望和“救星“。如今的毛终于露出了真容，不再是当年那个与他平起平坐、口口声声称他“先生”的毛了。

章乃器在最后写的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检讨书”中仍在呼喊：

“我对党披胆沥血，希望党也对我推心置腹。”

可是毛泽东才不会跟壹个过气的“统战对象”推心置腹呢。

由于章壹直不认罪，对他的处分，在九个部长级大右派中也最重：工资由四级降到十级，比罗隆基还多降了壹级；撤销了他所有职务，也撤销了所有的特权享受。但应该说，当时还远远没有真正触及他的“灵魂”，只有到了文革，再度清算他的右派老账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沦为“专政对象”后的悲哀，也才知道毛的厉害。

1966年8月18日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横扫壹切牛鬼蛇神”。8月23日，发生了在旧国子监孔庙前，对首都文艺界30余名“国家级”文艺家的毒打、炙烤事件，老舍就在那壹天被毒打得奄奄壹息后投湖自尽。次日，壹批红卫兵“光临”章乃器家。先是将章的夫人王者香当著章地面打得死去活来（不久王便因伤死去），随即扫荡章家，随即将章押往“吉祥剧院”，那里正上演著很不“吉祥”的打人比赛。据说，凡是押到那里去的人，没有能够活著出来的！

章被押到吉祥剧院后，壹帮凶手就不由分说挥舞著各种“武器”劈头盖脸雨点般落下，很快，章已满身满脸是血昏倒在地，红卫兵并不放过他，继续挥舞铜头皮带抽打。也许是他命不该绝，此时有民警进来，说明如将此人打死不好交代。于是，章乃器被拖出剧院，成为唯壹能活著走出该剧院的幸运者。后来章自己说他之所以能抗住这次暴打，主要是得益他常年练气功之效。

章经医院抢救后回到家，才知道这只是苦难的开始。下面是他后来的《七十自述》中的壹段话：

“8月1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是开著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是有人用钢丝包著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易消退。还有人划上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在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住屋）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了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

章乃器居然没有被折磨死，这不能不是壹个奇迹，章说这是他常年练气功之故。看来，这应该是中国气功最过硬的活广告了，应该详加细述，向全世界宣扬。

后来，到了1975年，章在其弟的帮助下，最后壹次直接向毛要求平反其“右派” 问题（张已意识到，这个“右派” 是壹切苦难之根，不去掉此根，不仅自己，还要祸延后代），据说毛似乎动了点恻隐之心，但想想之后却没有给予答复，后又忙于发动“批林批孔”去了。章的问题也就不见下文。章乃器在1977年含恨去世。

“七君子”之中还有壹个王造时，情况更惨。

建国初期，“七君子”除了已死去的邹韬奋，李公朴，活著的都安排了部长以上的职务，可惟独王造时成了“另类”，他失业在家，穷困潦倒，没有了经济来源，吃饭都困难。这是为什么呢？

要说，王造时是有大功于共产党的。他是“七君子”中最年轻的壹个，27岁便从美英留学回国当上教授，后也成为救国会负责人之壹。因大力从事反政府活动，王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无所畏惧，仍然我行我素。王造时因其才华、更因其“左倾、爱国”名动上海滩，有人说其文章讲演都在鲁迅之上。

这么个中共十分欣赏的人物，为何建国后被打入冷宫呢？

原来是王教授不慎踩中了中共的壹颗政治地雷。

1941年4月13日，正当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与日寇拼死奋战之际，苏联却向日本伸出橄榄枝，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的条约》，条约声称相互保持“中立”，还宣布双方确认外蒙古和满洲国的独立，以及双方各自对外蒙古和满洲国享有的“权利”。这等于两个强盗公然瓜分了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之主权。对如此明目张胆侵害中国主权行为，救国会诸位领袖确实无法释怀，于是大家公推由最年青的王造时起草壹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写好后经过张申府审查，在信上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杨、胡子婴、加上王造时九人。然后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国民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据说，信中因顾及中共的脸面，语气已经尽量缓和，删去很多指斥性语言。

然而对于中共来说，苏联就是它的“亲爹”，苏联任何行为都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是英明伟大的，中共岂能看到主子受到指责？所以它公然与全中国人民唱反调，极力为这个条约叫好、助威。只是当时中共尚未掌权，对反对、谴责条约者无法加罪，对王造时等的行为，也只好隐忍，记下了这笔账。待到中共建国后，立即决定报复。不过毛共在这件事情上底气不足，不能将全体签名者壹网打尽，但也不能听其全都“逍遥法外”。于是采取折中办法，将公开信的起草者王造时作了替罪羊，将他打入另册，以示惩罚，以儆效尤。

王的悲惨境况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同情，有人为他说情，有人为他说理。终于，到了1951年下半年，上海方面安排王去复旦大学任教，总算有个饭碗了。

但后来王造时还想就此事申诉，多次上书中共中央。为此，周恩来还曾接见了他壹次，并好言抚慰。岂知到了1957年反右，这壹切成了他的罪证。王造时在劫难逃，被新账老账壹起算，成了右派分子。

可怜这个王造时被打成右派后，接受了教训，知道在共产党的天下不能象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放肆了，“夹紧尾巴”当了几年“贱民”。1960年，有关部门见他老实可怜，给他摘了帽子。岂知到了文革，并无新的“罪行” 的“摘帽右派”王造时，再次在劫难逃了。

壹天半夜，20多个红卫兵冲进王家，在扫荡了所有房间之后，将其妻赶出王宅，交其所在单位勒令监督劳动，不得再回王家。然后，对王造时开始了长达壹月的单独审讯和肉体折磨。

1966年11月21日，王造时被正式逮捕，而且是被反拷著双手，“丢”上囚车。

王造时曾三次被捕，第壹次为五四运动时被北洋政府关押，但只如去住饭店，很快就回来了。第二次是1936年11月作为“七君子” 之壹被捕，虽然时间长些（半年多），但其“风光”、“荣耀”却让其回味无穷……

想当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举国上下民声鼎沸，全国各界纷纷谴责国民政府，掀起了强大的救援运动。“七君子”虽陷囹吾之中，然而每天“会客”不断，并通过挥毫作诗作文，将自己的豪情传达给社会。他们还偶尔聚集在壹起，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引得狱卒也来合唱。关押“七君子”的看守所所长叫朱冈，更是同情和仰慕七人之学问人品，对其敬如师长。青年看守文六，敬请“七君子”题赠作画。为“七君子”看病的苏州名医陈起云，也请“七君子”题赠墨宝。“七君子”虽在狱中，反而成了社会各界追捧的焦点，全国的“明星”，其“身价”陡增。

1937年7月31日上午，在全民声讨救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通过法庭将“七君子” 无罪释放。当天下午5时20分，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口号声中，“七君子”犹如凯旋的将军，步出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看守所，走向欢呼的人群，接著，游行壹圈，才荣归故里。

总之，那壹次坐牢，不仅没有吃苦头，反而增添了无上荣光，还将“青史留名”。想起这些，王造时肯定感慨万端。王造时在共产党的狱中的悲惨详情，已不得而知，今天知道的只是壹鳞半爪。王坐牢后，家属可以送些东西去，但因系“未决犯”，不能见面，其妻邓毓秀只是从丈夫签收单上越来越软弱的“王造时”三个歪歪倒倒的字，判断其况况越来越糟糕。1971年春，狱方叫家属不要送东西了。家属要求见面，狱方却说：“还未到时候，到了时候，自然会安排。”自此音讯全无。

同年8月5日，邓毓秀接到通知，但不是去见面，而是去认尸。家属赶到龙华火葬场，看见王的遗体，四肢浮肿，嘴角渗血，王留下的壹只搪瓷口盅内仍有死者生前吐下的血迹。

王的妻子、女儿要求知道王的病况和治疗过程的有关情况，以及当局对王造时最后的“结论”。

狱卒不耐烦地答复说：“要什么结论？反革命分子壹个，死了烧掉拉倒！”

这使人想起了这位在蒋介石统治时代“反独裁、争民主、争宪政”的大英雄曾今有过的纵横捭阖、睥睨时流的豪情壮志和风采。当年的王造时先是直斥国民党“党高于国、有党无国”；然后在报纸上大声疾呼：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与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言论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这是鬼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

“老实说，我不否认我是壹个爱国者……但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壹个人或少数人操纵。”

王造时在发表这类文章，发表这类演讲时不认为他有言论自由，大概他认为那只能算是骂腐败政府，骂独裁的国民党，算不上“言论自由”。这回好了，他追随的共产党当权了，他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了。只是，现在毛泽东只给他坐牢的自由。而且，这回坐牢的滋味比国民党的监牢形同天上地下，没有鲜花与微笑，没有欢呼与颂扬，没有人请他题赠“墨宝”。有的只是镣铐、拳脚与皮鞭，只有把他背铐起来，叫他像狗壹样去舔食，然后慢慢折磨让他去见阎王。而他在监狱所经历的壹切，他说的壹切，半个字也出不了牢门。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这是“鬼的世界”，还是“人的世界？”

不知道王造时这时认为共产党是“党高于国”还是“国高于党？”

但是不管怎么样，壹个铁的事实是：尽管他能言善辩，仅管他满腹经纶，但他的任何声音都出不了这铁笼和高墙，甚至也出不了他的心扉，因为只要他壹出口“放毒”，等待他的便是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早把他的嘴巴鼻子揍扁了。

当年蒋介石用中央政府大员去与他对话，用高等法院的法庭为他提供讲坛，让中外记者传播他的高论。而如今，毛泽东只用几个最低等的狱卒对付他就绰绰有余了！

王造时本人死了，不过由他给他家人的灾难并未结束。

王造时有二子壹女，分别名叫王钧陶、王钧枢、王海容。也许是王造时太过于聪明与能言善辩了，到他的两个儿子便遭了“报应”，都变成了只会动拳头的“武疯子”。王造时有工作、有收入时，两个儿子常在精神病院住院，王进监狱后，工资停发，哪还有钱交住院费？便被赶出病院。而其母邓毓秀每天都要出门讨“生活”，便只好将两个儿子捆绑在床上。仅仅三个月两兄弟便先后死在家里的床上……

王造时的女儿王海容，因受父亲的影响被打成“小右派”，红卫兵抓她去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精神上倍受刺激。父亲之死给予她新的更大的打击，不久即患上癌症撒手人环……

后来，邓毓秀将王造时（墓志铭改为王雄生）及三个子女埋葬在壹处。四座新坟。犹如四个巨大的惊叹号在叩问苍天：这究竟是为什么？……苍天曰：这就是报应，是当年为毛摇旗呐喊、不惜破家殒命去帮助毛共“革命”的“左倾进步人士”的报应！这种下场其实是他们自找的，但却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些人几乎都曾留学美、欧，获得过高级学位，而且都负有才名，在智商上应该是不低的。他们回国后，以美欧国家的民主尺度衡量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当然大失所望，于是便大放阙词，高声咒骂。然后纷纷投入当时高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毛共的怀抱。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在国外大都以政治、法律、哲学为学习专业、博古通今、学兼中西的精英们，为什么不去认真考察、研究壹下毛共在其“苏区”推行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政治”？不去具体了解壹下延安的政治和社会真相？或者，认真研究壹下作为毛共的“老师”和“样板”的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真相。    在不去做这壹切重要而必须的调查了解之前，就那么轻率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毛共的怀抱，所以，他们后来得是咎由自取，不值得怜悯了。

以上只讲了几个名人右派的遭遇，其实他们并不是最悲惨的。最悲惨的往往是那些人数最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小右派。

北大是反右的重灾区，当年8千师生的北大，居然有1500人被打成右派，这都是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有识之士，就在他们的人生还没有正式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就被毛残忍地扼杀了！更为可叹的是，他们中壹些佼佼者，因不屈的抗争，被穷凶极恶的毛及其爪牙从肉体上消灭了。

1958年哲学系学生黄中奇被绑赴刑场枪决。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在肃反中被公安局关押半载，后查无实据释放。官方不但无认错表示，反而说是“宽大处理，免予处分。”刘在鸣放中贴出了《白毛女伸冤》的大字报；又贴出《胡风绝对不是反革命》大字报。结果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15年，发配至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改。刘不服罪。多次被吊打，后被关入壹间长1.5米，宽0.8米，高1米，不能站不能睡的“小号”，让其活活冻饿而死。

西语系英语专业学生顾文选，也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关押、拷打折磨，及至发现为错案，各有关部门却互相推诿、敷衍。顾不服，要求平反纠错，结果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8年。服刑期满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1966年顾趁机外逃，抓回后被处以死刑。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沉元的残害。沉元，浙江义乌人，1955年以全国文科总分第壹名考入北大历史系。沉元曾－人从英国《工人日报》转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全文。因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发配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回北京，居住在其姑母家。因其卓越的才华，被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以及刘导生、刘大年等大家看中，破格将其调入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沉元勤奋著述，其学术文章数次发表于代表历史学科最高水平的《历史研究》，并两次被《人民日报》以前所未见的整版篇幅转载，引起学界轰动。邓拓为之感动。郭沫若赞为“神童”。但也引起更多人的忌恨，告状信递到毛泽东处，毛指定其秘书田家英出面干预，中宣部也“打招呼”，终于使沉元不得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沉元的成才曾被人誉为“沉元道路”而引起较大争论。文革到来，沉元的恩师、伯乐黎澍首当其冲，沉元也被列入史学界的“十大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受到打击迫害。1968年9月1日，自感在劫难逃的沉元以鞋油涂面，扮成黑人闯入马里驻华使馆试图寻求避难，然而马里乃靠毛扶养的非洲“友邦”之壹，岂敢得罪毛共？沉元立即被移交中方，中方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沉元被列入第三批枪杀名单，于1970年4月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公判大会后杀害。

据知情者透露，沉元原被列入于2月11日第二批（与王佩英同日）杀害的名单中，却被临时划去。后又被壹“神秘人物”用黑笔加上，终于受害。由此可见在是否杀害沉元的问题上，高层有过不同意见和斗争，最终是“必杀派”得志。其内幕至今虽不得而知，但鉴于沉元事件、以及由沉元成才之路形成了与毛的“红专道路”相对立的“沉元道路”的争论，曾经惊动毛本人，所以，不排除毛亲自过问或决定杀沉；即使毛不出面亦必为其亲信秉承毛之意旨最后定谳。总之，沉元的遇害实为毛扼杀人才、摧残民族未来的典型罪案之壹。（沉元事件见百度“北大沉元”条目）

另有，化学系学生张钖锟，也因企图越狱被处死。其时已是”毛死江囚”后的1977年了。

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王申酉，虽是文革中才上大学的晚辈，但也是1977年被处以极刑的，其命运与他的学长有共同之处。据事后记者的采访，1977年4月7日，这壹天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了58起重案，决定了68个“罪犯”的死刑，每个案件包括案情汇报、讨论、到拍板，平均只有6分钟，6分钟判定壹件大案，而且结论全是“杀！”，这可能也是全世界司法史上空前的奇迹，何况判案的不是法院，而是壹个叫做共产党的“委员会”！

其实，对右派分子的屠杀，通过法院判刑是极少、极少的部分，可以说，99.9%都是自杀，以及在劳改农场被累死、饿死、打死、折磨致死。著名的甘肃夹边沟教养农场，先后收容右派分子（以及小数其他“犯人”）3000余人，最后辗转存活下来的只有二百多人（－说四百多人）。所有右派教养农场致死的直接原因大都是饥饿，活活饿死；也有被打死、斗死、累死、病（不得医）死、上吊死、触电死、投河死、卧轨死、工伤死、逃跑被打死……等等，等等，花样繁多，数不胜数。

要具体说清这些情况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部分死者、见证者早成白骨，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当年那些关押、折磨死这些无辜者的机构、人员、知情者，他们对此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不可能站出来道出真相。而那些机构的档案、文献能存留下来的有多少呢？存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当年的劳教、劳改农场对壹切死者无例外地都是壹片草席卷了叫他们的同伴挖个坑掩埋了事，然后通知家属，或送教养的原单位：该员因病死亡。而很多家属根本没有接到这种死亡通知（有的家属也死了，无法通知）。以致在右派“改正”后，还有人到处打听自己的右派亲人在哪里？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古诗句，这当然完全不可类比，但情景则比其更惨、更无以名状。在毛共的专政机关、劳改场所的狱卒和“管教人员”的眼里，“犯人”的性命不如猪狗，猪狗他们得好好养著，以便供自己享用；而“犯人”除了供其进行奴役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之外，剩下的就是作为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靶子的作用。到了文革，壹些农场的管教人员勾结附近的“贫下中农”， 来到农场来将那些管教人员平日的“眼中钉”活活打死，却谎称是“革命群众”的行动，与己无干。然而，不管怎样严密的封锁，总有壹些幸存者或者他们的后人几经辗转得知了事情真相，有的幸存者在人生的最后岁月毅然拿起纸笔，记载了他们亲历的这段历史的壹鳞半爪，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实和见证。

戴煌是其中之壹。划右派前戴煌已是新华社国际部著名记者。戴是属于“自己送上门”的右派之壹。戴煌，江苏阜宁人，正宗的抗日儿童团团长，“红小鬼”出身，百分之百纯粹的“共产党员”。因为其嫉恶如仇和刚正不阿的秉性，以及保存尚好的人性，在1957年毛号召的整风中，在6月8日后，在已知毛的“引蛇出洞”策略之后依然挺身而出，就中共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特权与神化”的问题上书给毛，这无异于虎口拔牙。后果当然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发配北大荒劳改，妻子离婚，全家受株连。

戴煌们来到的北大荒后来被中共渲染成中国最大的、最肥沃的处女地，仿佛那里是沉睡的乐园。实际上那是片死亡之地，也是折磨、摧残人的最理想处所。道理很简单：如果那里适合人类居住，适合用两只手去垦荒伐木，当地早就有“原住地居民” 了，何劳右派们去拓荒？

右派们的作息安排是：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晚上七、八点收工。除了吃饭以外，没有任何时间休息。每日劳动时间在十六、七小时以上，而且都是开荒、伐木这类超强劳动。北大荒的冬季，达到零下38度严寒，右派们住在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麦秆儿苫顶，外面是朔风怒号，只好在棚内生起地火，但也只能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许多人只得穿著衣服鞋袜围火而“睡”。

吃的则是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初时可以吃饱。但没有菜下咽，甚至连盐都很少。后来，粮食定量节节下降，从壹百来斤降到36斤，27斤，最少的每月只有9斤粮食，原来的壹日三餐变成了壹日两餐，最后变成壹餐，而且是玉米野菜糊……

可以想见，叫这帮原来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书生，冒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饥饿，在这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从事垦荒、伐木等重体力劳动，会是什么景象，什么后果。很多人累倒了，更多人在原始森林里伐木被木头砸死、砸伤。到后来，主要是被活活锇死。死人的事越来越多，而吃的越来越少，于是，埋死人成了活著的右派们的壹项主要作业。冬天是死人的高峰季节，但冬天的北大荒挖个埋死人的坑很不容易，于是采取浇开水的办法，每浇出壹个洞，立即塞进壹具尸体，然后，将四周的雪土复上，便算完成了壹个埋尸任务。但这方法效率太低，赶不上死人的速度，于是有人发明了用炸药来炸的办法，炸出壹个大坑，再用汽车运来几十具干柴似的死尸，自动卸货的汽车将死尸往坑里壹倒，壹下子填满了大坑，然后掩上雪土完事。

这些“干柴” 相当部分成了饿狼的美餐。

有谁知道这些“干柴”们的生平和经历呢？与戴煌壹同发配北大荒的，都是中央各单位的右派，有的是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各部门的，有的是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有的是高等学校的右派学生和右派教师……也许他们曾经是驰聘学界的骄子，扬威异域的高才生；也许他们曾经是优秀的诗人，知名的作家、杰出的演员；他们曾经引吭高歌，倾倒亿万观众；他们纵横三尺讲台，令天下英才折腰；他们曾经以自己的智慧，筑起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之桥；他们曾经以自己汗水，浇灌出绚丽的艺术之花、智慧之树；他们曾经是英俊少年、南国佳丽、学界泰斗、艺苑英华……

只因为响应毛的号召，谴责了生活中某些阴暗面；为了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于是，突然之间，天旋地转，全都落入了毛预设的万丈陷阱。他们获得了壹个共同的名字：右派，被发配到这北国死亡地带；他们成了壹群蓬首垢面的囚徒，壹群穷愁潦倒的乞丐；他们从事超负荷的奴隶劳动，失去了最后壹丝做人的尊严……。不但兴凯湖农场死亡惊人，在辽宁锦西煤矿劳改的1200名右派，居然饿死了1000人，剩下的200人，其中198人或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卧床不能起，卧以待毙；只有两人靠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勉强下床走动……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的少年天才，三年级时就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大学毕业年方19岁，被遴选至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刘因其父做过国民党专员（己被枪决）,受珠连被打成右派，先送兴凯湖劳改，当局怕这些右派偷越国境投奔苏联，而转押送回河北茶淀农场改造。刘治平在劳动中受工伤缺医无药，当局任其活活痛死。

徐雏，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留校从事计算机研究，后调中科院数学所，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壹。现今多位计算机院士，均为徐雏的学生。1957年徐雏回校被划为右派分子，劳教多年后在监狱的铁工厂就业。其10岁的儿子送来妻子的离婚信，徐雏钻过铁丝网去取信，发现后被严刑拷打，壹周后伤重身亡。

无法确切知道抛尸在北国荒原的右派究竟有多少。能够活著回来（有的被转移去其他地方劳改）的大概有两种情况，壹是“组织上”暂时不让他死去的、有意照顾其干点轻活，得以苟延残喘；另是原来体质特好、年轻力壮终于能挺过来的人们，戴煌属于后壹种情况。他去时不到三十，是身高1.78米，体重196斤的壮汉，1962年奉命回京时，连同身上的破棉袄、烂军帽、旧胶鞋等总共才92斤。当时北大荒的右派总领队负责人曾向中央有关领导报告，如果再不回来，再过两个月，这些人将全部成为北大荒的干尸。还存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某些领导人（不是毛，见下文），终于发了“恻隐之心”，叫这些人回京，并准备对其进行甄别、摘帽。

这些回到北京的右派可谓真正的九死壹生，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接近油枯灯尽、奄奄壹息了，当他们奉命到原单位集合、报道时，很多人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司法系统的右派被指令在二楼集合，但是，所有返回人员没有壹个能“走”上二楼，他们跨壹个门坎也要人搀扶。

不过，这时有关人员传达了壹个“好消息”， 右派们被告知可以将自己的情况写成申诉，供“组织”审查、甄别，如确属错划者，会被摘掉右派帽子。戴煌是被通知写复查材料中的壹个，结果他壹气写了好几万字，送交审查。

岂知，材料送上去以后杳无音讯。终于等到了回音了，传来的却不是“佳音”，而是被指为“翻案”，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罪加壹等！

原来是毛得知有人对右派进行“甄别、摘帽”后，雷霆震怒。1962年9月29日，毛看了中宣部送给他的当期《宣教动态》上的这壹则消息后，当即提笔在上面批示：

“刘、周、邓三同志阅，请邓查壹查，此事是谁布置的？……此事出自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是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附还，查后告我。毛泽东  1962年9月29日”

毛借此亊还在高层宣布：“右派不准平反”，“右派帽子是终身制”！（这大概是后来邓小平只给右派“改正”、而不给“平反”的原因。）

戴煌因“翻案”被正式逮捕，判处七年徒刑。新的苦难又开始了。

戴煌们并不是最悲惨的，他们只是被送去“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比这更高壹级的处分是送劳动教养，是右派中命运最悲惨的部分。鉴于中文“教养” 这个词比较文雅，估计外国人和我们的后人很难想象这种地方的真相，所以，有必要著重谈壹下在教养农场的右派的遭遇。

当时被送往教养农场的右派有多少？当局至今没有公布，也就无法获得确切的数字。只知道这种农场壹般是由原来的劳改农场改建（改名）扩充而来，当然也有新建的。这些农场仍由公安部门的劳改局管理。在初期，为了掩人耳目，与判刑劳改犯还有所区别，如对劳教人员还给点少许的“自由”，每月还发点铺助费等等。但不到壹年以后，劳教人员的“待遇”全部取消，和劳改犯‘壹视同仁’了，有的干脆把教养农场併入劳改农场统壹管理，劳教人员    右派们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犯人”了。

在中国，至今没有壹部堪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媲美的著作，这是中国劳改犯和教养人员的壹大憾事，也是壹大悲哀。因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比前苏联还多，那里发生的故事也许比苏联更“精彩”，更悲惨，却没有壹部全景式的作品记录展现。至今，在右派教养农场中，揭露比较彻底、比较典型的是位于甘肃酒泉境内的夹边沟农场。

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城东北30公里，整个农场是带形的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犹如壹长形布口袋，东与巴丹杏林沙漠相连，北边是山冈和水库，西边是戈壁沙漠，南边是山冈和古长城，东边有壹个叫夹边沟的几百人的村庄和农田。农场以村命名，场部也设在东部。这里犹如布口袋的袋口，守住它，“犯人”很难逃出，即使逃出“口袋”，到了茫茫沙漠也会因迷路而渴死、饿死。

在作为劳改农场的夹边沟农场时，只能养活四五百劳改人员。这是因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而且盐碱严重；夏日温度可达四、五十度，烤得人大汗淋漓；到了冬天，朔风劲吹，畅行无阻，温度可降至摄氏零下四十度。

   在这个明知道最多只能养活四五百人的地方，1957年，甘肃省先后共安排了2963名“右派”到这里劳改（此为邢同义《晃若隔世》书中的数字），要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大概出于当局对右派们的刻意处置：让他们在劳改中因不能生产自给而自然地死去。这样，当局还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是右派们劳动不努力自食其果，与政府无关。

开始的时候，右派们每个月有粮食定量供应40斤，虽然干的是重活，又没有油水荤腥，可40斤口粮还可勉强支持劳动。但是，进入1958年以后，定量逐步减到20斤，18斤，右派们的肚皮越来越瘪，不论管教干部怎样呵斥、辱骂，甚至拳打脚踢，出工的人仍然越来越少了。右派分子邢政在写给家里的壹封信中提到在农场的生活：早晨壹个馍，半碗苣菜，中午壹个馍，三小勺稀糊糊糁子饭，壹天劳动17个钟头，怎样挨得住……这封信被作为邢政“抗拒改造”的罪证，被法院判处三年徒刑。

其实，邢政讲的还是1958年早些时候的情况，到了后来，“馍”没有了，就剩下稀糊糊糁子粥。58年秋收后，已经没有人出工了，因为空手走路都困难了。

夹边沟农场的收获物只能供教养人员吃壹个季度，全年四分之三要靠省劳改局从其他农场调去粮食接济。这就使劳改局十分恼火，常常是明知那里已断粮多日，可就不予理睬。进入了58年冬，右派分子开始有人陆续死去，但无人过问。

于是右派们不顾壹切地寻找食物自救。可贫瘠盐碱的夹边沟土地上可吃的东西太少了，河滩上的野菜、捋草籽很快就被拔光，还有点气力的便到草滩上挖地鼠，抓蜥蜴，抓到了煮来吃算是美味了，但有数人因此中毒死亡。

这时，大多数人已经没有气力行动了，少数人靠家里人从牙缝里省出些食物送来救命。没有人送的，便只能躺著等死。

这时的夹边沟农场实际上已经荒废，1960年9月，上边决定将夹边沟农场的剩余右派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时，3000右派（后又加入少数其他人员）已死去壹千余人。迁移时有三、四百人已无法行动，只好留下。另壹千余人去到明水，哪知这明水农场条件比夹边沟更加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壹片旱滩。壹千余名右派很快出现大面积浮肿，进入11月中旬，出现死亡高峰。据壹位幸存者的描述，浮肿病人死亡的情况非常恐怖：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象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面包著壹包水。他们摇晃著身体走路，每迈壹步都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裂著，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的声音，嗷嗷嗷的。”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正式提出“抢救人命”。当时甘肃全省饿死的人数已达到百万以上（全省才1500多万人）。死人正在恶性蔓延。会后，开展了“抢救”，大规模死人才得到遏止，夹边沟农场剩余的右派们也才得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留下活口。但是他们的右派身份和“教养生涯” 并没有结束，有的后来虽宣布“摘帽”，但仍在农场“劳动就业”，身份与劳改犯差不了多少。而按毛泽东的本意，则宣称右派是“终身制”，永远不能摘帽，他在背地里还恶毒咒骂右派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如果不是毛泽东在1976年死去，右派们绝对要全部死去，彻底消灭。

可见毛对“右派” 怀有何等地深仇大恨！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只可惜他的寿命到点了，没有被整死的右派才得以幸存下来重见天日。

夹边沟的右派们到底死去多少？有不同的说法。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中引用了壹个医生的说法，说他登记的死者“病案”是1500多人。更多的相关人士有的说幸存者最多不过五、六百人，有的说四百人，有的说只有二百人；其中亲历的幸存者提钟政在其撰写的《血泪惊魂夹边沟》中说，在夹边沟劳改的右派共计3136人，最后幸存下来的仅130余人！夹边沟的死人也许突出壹些，但其他右派农场也大同小异，如四川沙坪农场，据幸存者铁流的记述，全场壹万名右派，死了五千多。其他那些著名的教养农场，如东北兴凯湖，天津的茶淀，云南的红河州农场等等，虽然死亡的情况不壹，但它们作为右派分子的活棺材本质上是完全壹样的。

2002年8月，当年成功逃离夹边沟的幸存者、原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带领5名惨死在夹边沟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从兰州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旧址祭奠他们的亲人、难友。

在炎炎夏日50度高温炙烤下，高吉义他们感觉不到身体的炙热，悲痛淹没了壹切。虽然亲人们已尸骨无存，但他们似乎看到亲人们的冤魂在上天注视著自己，壹篇由血泪凝成的奠文震撼著长空：

难友、亲人们的冤魂：

在我们生离死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带著极为哀痛的心情，远道来此沙漠荒滩    妳们冤死暴骨的地方，寻找妳们的冤魂，表达积压多年对妳们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怀念之情！

壹九五七年，在那风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壹些有良知的仁人志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出于民族责任感，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出发，说了几句真心话，反映了壹些实情，竟然大祸临头，灾难降身，被错定为“右派”，全国几十万人，瞬间落入万丈陷阱，人格受到了严重凌辱，精神受到无限折磨，肉体受到极大摧残，有多少人还被无辜夺去了生命，悲哉！痛哉！历史怎能忘记壹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记壹九五七年！

戴著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强迫送到酒泉的荒无人烟的夹边沟劳教营羁押，开始了屈辱的、饥寒交迫的、穷苦非人的生活！冬天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夏天冒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窝子，土窑洞，壹天喝上半斤糊糊汤，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去找草叶、草籽填肚充饥，还被迫超强度地劳动，眼看著难友们身体壹天天垮下去，眼看著难友们壹个接壹个衔冤惨死，抛尸荒野、狼啃鸟啄！几年死了壹半多！

夹边沟、夹边沟，白骨累累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日日夜夜声揪揪！

千古奇冤无处诉，凄惨情景难忍睹！

难友无法相救，亲人难以相见！

悲哉！惨哉！

幸存者的亲友家人怎能忘记夹边沟！

历史怎能忘记夹边沟！

人民怎能忘记夹边沟！

（以下略）

                  夹边沟农场幸存者高吉义率难友亲属奠

                                       二00二年八月

奠文未念完，祭奠者均已泣不成声。

限于文体，祭文中对夹边沟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详细记上，现根据采访者的实录，大略补述如次：

右派们的遭遇或者只能用“悲惨”二字勉强概括。在长期的、难以言表的饥饿煎熬下，所有劳教人员都放弃了做人的尊严，为了活命，他们什么都吃，凡能进嘴的如烂鞋底、破棉絮也往嘴里塞，甚至有毒也在所不惜。种麦拌了六六六粉，他们塞进嘴里，用唾沫“洗掉”药粉，把麦粒吞进肚里；蜥蜴、癞蛤蟆、蚯蚓、蚂蚱都成了美味，结果因此中毒、丧命……

1960年4月，高吉义等9人被派去酒泉拉洋芋，饿极了的他们不顾壹切，9人便将壹袋160斤的洋芋煮了吃光，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不能坐，不能蹲，壹弯腰嗓子里的洋芋就从喉管掉出来，壹名吴姓的右派活活胀死。高吉义回到住地，上吐下泻，同住的甘肃省建工局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服侍他躺下。高壹觉醒来，看见牛天德正从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收集未消化的洋芋，在仔细地辨认著吃！因牛天德没有捞著此次去拉洋芋的机会。

为了多得壹口、半口汤糊糊，他们可以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干脆去抢别人的来喝……

草籽吃了不消化胀肚，树叶吃了便秘，但为了活命还照样吃，拉不出屎，无奈之下，只好个个趴在窑外，撅著屁股互相给对方掏粪蛋。

后来，死人肉成了主要果腹之物。和凤鸣的《经历    我的壹九五七》中已有“食人”的描写：

“当时饿极了的几位难友也曾经把死人的屁股肉割下来煮熟分食    在饥荒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了……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砸碎，把手表砸碎，第二天撒手人环。”

在夹边沟，吃死人后来变成了“常事”。最初，几个右派去掩埋刚死去的邓大夫，发现他的大腿肉比别的死者多，于是，几个人动手把邓大夫屁股、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用火烤著吃了。结果被农场管理人员发现，农场为了惩罚这些人，每人做壹个木笼，很小很窄，将人关在里边，站著不能动、不能蹲也不能转身。然后叫全场的人都来“参观”，木笼里的人只有眼睛转动知道是个活物，其余跟死人差不多，因为即使完蛋了但他们却仍然“站著”，倒不下来。

但是，这种残忍的惩罚并未能阻止“吃死人”之风。

管教干部召开大会叫大家批判吃死人的孙××，说：“妳今天吃人家，

明天人家吃妳，这不是野兽吗？孙XX还埃了壹顿揍。但他此后照样吃死人肉。后来，别人都死了，孙居然活了下来逃出了教养农场……

    前面讲到的留美水利专家傅作恭之死，其实，还有壹个类似他的同伙，死得比他更惨。此人叫董坚毅，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说硕士），1952年响应毛共的召唤归国，在上海从医。1955年支援大西北来到兰州，在甘粛省人民医院供职。1957年整风中因给医院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沠，送夹边沟农场教养。1960年，夹边沟死人达到高潮，其时董坚毅主要靠在上海工作的妻子顾晓颖（也是从美国回国）接済食物活命。壹天董对难友们说，他已经等不到妻子送的食物了，向大家交待了壹些后事。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同伴们遵嘱用他的衣被毛毯裹扎掩埋。七、八天后，顾晓颖抵达夹边沟农场。得知丈夫已死，顾失声痛哭了二三个小时，然后挣扎著去看丈夫的尸体。难友们引导她去到董的掩埋地，哪知原来的地穴、尸体都不见了。几经寻找，在后沟里发现了董的残尸，用来包尸的被、毯均不翼而飞，尸体上凡有肉的地方都被人切割吃光了，剩下壹付骨架。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色的头颅还完整地连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得昏天黑地，直到天快黑了仍不肯走，并大声哭叫：“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壹起死！”几个难友齐心合力硬是把她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帮助将尸骨火化，将骨灰交给顾晓颖带回上海。

这是又壹对夫妻双双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局。

还有的右派饿得连大小便都走不动了，但又不能拉在床上或地上（帕影响大家），于是，只好把唯壹的容器    饭盒又当便盆使用。壹次，右派李景沆在宿舍排队等待厨房的大师傅分饭    壹勺糊糊汤，在他前面的壹个已不能行动的右派，递过来壹个饭盒，大师傅壹看，将内中的赃物倒在地上，壹股臭气随即在全屋扩散。原来，那人的饭盒既装“饭”，又当便盆，里面还残留著粪便，吃喝拉撒在壹锅。

而这些人，原来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还是“为人师表”的教师、教授。暴力、饥饿不仅摧毁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连“人”气也没有了；暴政不仅猛于虎，暴政还可以将人变成畜生……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要达到的目的！

据说夹边沟农场的旧址如今己改建成为渡假村，红墙碧瓦，楼台停阁，可以想见游客们在花红柳绿，碧波荡漾的夹边沟中嬉戏追逐，欢歌笑语的情景。他们知道当年死亡地狱的夹边沟吗？知道在他们脚下那些叫做右派分子的白骨吗？当局不惜血本想让今天的人们忘记过去，忘记在这片地上发生的惨绝人环的悲剧和罪恶，但是，难道金钱真的可以掩盖已经发生的－切吗？可以改变历史吗？——这些人错了，历史在人们心中，历史在正义的笔端，历史象大气－样充盈天地，传之无穷，不是盖几栋华屋、种几株花草就可以掩盖的！

夹边沟的情况只是全国壹个缩影，壹个典型。别的地方的教养农场也许死人的比例没有夹边沟高，但事情本质没有壹点区别，因为总导演是同壹个人。

在南方某地壹个专收右派的教养农场里，有壹个管教干部（中队长），右派们背后给他起了壹个名号叫疯狗。“疯狗”壹见到“右派”，就怒眼圆睁，咬牙切齿，似乎跟这些人有八世冤仇。他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的口头禅是：“要是在部队，老子早毙了妳！”

虽然不能随便毙人，但打人则是他的癖好。壹次，壹个右派因出工动作稍慢，“疯狗”便上去打耳光，左右开弓说要打100个耳光，并且边打边叫“犯人” 报数，打到86个耳光时，他自己的手也肿了，便说留下14个“明天再补打”。哪知被打的是个刚入场不久的“新人”，受不了这种虐待侮辱，当夜便投河自尽了。

壹次，大概是过“国庆节”， 管教干部说这是革命人民的节日，右派没有份，而且，尊照伟大领袖的教导：“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强令全队右派加班夜战，不准休息，不准偷懒。大约晚上10时许，以“疯狗”为首吃饱喝足，壹个个红光满面，酒气冲天的管教干部，来到工地检查。看到白天劳累了壹天、已经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老右们壹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疯狗”大怒，从他见到第壹个“犯人”（他只认右派为“犯人”）打起，手脚并用，后来还找来壹根扁担，“横扫千军”，壹时间，工地上哭喊惨叫壹片。后来，还是随后赶到的中队“指导员”借故将他叫了回去，右派们才得以躲过这壹劫。

至于平时，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凡是优等优质的如鸡鸭鱼肉，都交干部“小食堂”享用，小食堂挑选其中上品又给“上面”进贡；在那举国饥馑的年代，劳教农场的管教干部和狱卒们依然鸡鸭鱼不断，壹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脑满肠肥。而这些物品的生产者    右派分子呢，则是永远不变大锅白菜汤（或芥兰菜叶），以及每日两顿每顿四两（旧秤）的黑木薯粉蒸糕，浮肿病传遍了整个农场。右派中有人叹之曰：恹恹生难遂，迟迟死不能。但进入1960年之后，饿死人的事就经常发生了，“死”不是“不能”，而是随处可见的事了。

后来，“疯狗”因开枪打死壹名所谓“企图逃跑”的右派，被调走了。那个倒霉的右派也是白死了    在那人命如蚁的年代，死壹个右派算什么呢？谁敢去追究呢？教养农场所有被饿死、打死、累死、工伤死的家属通知书上，写的都是壹个死因：病故。

前面己提到，这个“教养”制度最野蛮、最令人恐惧的壹点是它没有“刑期”，壹句“改造好了才行”就是刑期，实际上是无期徒刑。后来很多右派摘了“帽子”了，“解除”劳动教养了，但却不肯释放，而是宣布“留场就业”，也就是壹辈子做个“准劳改犯”。许多人就是因为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希望破灭，最后走上自杀或逃跑之路。当然，大多数逃跑未遂，不是被打死就是接受更严厉的惩罚。1965年，作家杨显惠19岁时奔赴大西北“上山下乡”，来到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壹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发现农场里壹些已经解除教养、但仍不准回家，被安排在农场“劳动就业”的老右派，正是从这些人嘴里，杨显惠才知道夹边沟教养农场之事，夹边沟农场的暴行才得以曝光。

毛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当然远远不只是 “反右派”运动，毛对知识分子迫害是逐步升级的，开始时叫“思想改造”，在反右派时，已上升为将“右派”送农场劳动教养或管制劳动改造。但此时打击面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中的“右派”。 六十年代之后，毛将整个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2年，此时毛名义上已退居“二线”，中共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陈毅企图去掉加在知识分子前面的“资产阶级”定语，称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壹部分。毛在得知后勃然大怒，立即返回壹线重操权柄，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是主要的阶级敌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也成为主要的的阶级敌人了。

1964年2月13日，毛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恶狠狠地说：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总坐在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是写不出东西的。妳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1964年6月27日，毛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恶毒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壹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年9月4日毛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在讲话中说到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时，毛说：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壹年、两年睡不著觉，我就高兴。”

从这些批示和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毛的心理是何等阴暗、恶毒。过来人谁都知道，打从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毛的文艺界就是壹直在声嘶力竭为毛共特别是毛本人歌功颂德，吹喇叭，抬轿子，为毛的个人崇拜和“神化”不遗余力；就在毛作上述批示的同时，文艺界正在排演全力歌颂毛的所谓“大型歌舞音乐史诗《东方红》”。毛居然还对他的文艺奴仆、走卒如此恶毒地咒骂，这只能用他对知识分子的本能的、天生的仇恨来解释。至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自建国以来，实际上没有壹天放松过，直到将知识分子整得像狗壹样“夹紧尾巴做人”，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了壹大批，但毛却仍说对这些人的改造“没有抓紧”。

从上述这些毒液四射的批示、讲话中，人们已清楚可见，毛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对知识分子磨刀霍霍，准备再次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屠戮了，因为这时他已认定知识分子都是“阶级敌人”了。

果然，不到两年，毛便向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屠刀，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毁灭性的“横扫”，文革开始了……

至今还有壹些糊涂虫，说什么文革中的打砸枪、关管杀都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少无知的红卫兵干的，是这些青少年自发的“无法无天”的行为。笔者以为，说这些话的人先应该静下心来去读读有关文字，了解壹下毛是怎么说的    

1966年3月，毛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是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同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越南胡志明时说：“现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壹下车就说：“北京太文明了！……”

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号召红卫兵“杀向社会”；霎时间，满城腥风血雨，鬼哭人嚎……

8月22日，《人民日报》壹天发表两篇社论，鼓吹破四旧“好得很！”，要求掀起“破四旧”的更大的高潮。第二天，即8月23日，红卫兵应声而动，演出了国子监孔庙前、吉祥剧院等无数个地点的恐怖大戏……

1967年1月，《红旗》杂志第壹期，发表了经毛亲自审定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除了周扬外，被点名批判的还有田汉、夏衍、阳翰笙、林默涵、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何其芳、翦伯赞、于伶、茅盾、巴金、赵树理、曹禺等等。这说明，毛要将其文艺战线的佐辅、爪牙全部抛弃了！后来这些被点名的人全被打倒，其中不少还被从肉体上消灭。

其实，毛早就对文艺知识分子歧视、藐视，故意对其贬损、羞辱。比如，被人称为中国的“文艺沙皇”的周扬，自延安整风到文革，壹直是毛在文艺界的代言人，其人壹言九鼎、说壹不二，在文艺知识分子中“谈扬色变”。但就是这样壹个文艺界的“最高领袖”， 毛不过给他个“候补中央委员” 的位置，这本身就是对文艺知识分子藐视、蔑视。以周扬三十年代初就领导中共文艺界的资历，当个政治局委员绰绰有余，毛却故意使其屈居他的“小秘书”之下。以示对文艺界的藐视和羞辱。如今到了文革，连周扬也没有面子了，被毛丢进了秦城监狱。

   文革中毛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达到新的高烽，有两个特点可证：壹是不再区分左、中、右，也不仅只限于文艺界，而是要将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精英（即“反动学术权威”）“壹锅端”；二是不再区分党内党外，“壹视同仁”。连刘少奇都要消灭，那些有党员身分的知识分子也就无法再以“党员”作为护身符了。

这两方面的转变，表明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从原来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阶级”仇恨，发展到壹种文化层面的对“异类”的敌视和势不两立。质言之，毛已决定将壹切有文化、有学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壹概打倒！直至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主义恶性发展的壹种变态心理，此时毛理想中他统治的国度最好是文化沙漠，清壹色的驯服工具、愚民。只是还得有壹批技术专家为他造原子弹、导弹，但这些科技专家最好是机器人，只会干活，不会思考。所以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只办理工科大学，学生也只能从政治上可靠的工人中去挑选，学成后回原单位仍旧当工人。还可以设想，必要时毛会学斯大林，必要时将会造飞机、导弹但是有思想问题的人关进监狱里去，让他们在监狱里造。

周扬被打倒后，接著便对文艺领域来了个大扫荡，首先，文革之前出品的、所有歌颂毛和共产党的电影、戏剧全部被批判、封杀，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如《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不夜城》、《红日》、《逆风千里》、《怒潮》、《黑山阻击战》、《战上海》、《东进序曲》，以及建国前左翼文艺家在国民党时期拍的壹切所谓“进步电影”，如《丽人行》、《桃花扇》、《万家灯火》等等，批判的基本方法是从鸡蛋里面挑骨头、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结果所有文艺作品无壹不被冠以吓人的罪名，所有创作人员不是打成“反革命分子”、“ 特务”、“ 反共老手”，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锒铛入狱或被下放劳动改造……

迫害在继续升级，并向文艺之外的各个领域扩展，更多的知识界名人被迫害致死或“自绝于人民”。

首先是处在政治漩涡中的壹批知识分子被害，运动伊始，除吴晗外，邓拓、田家英被迫自杀。（注：据新的资料，根据汪东兴的交待，汪受毛命去找田家英谈话，在交谈中田被汪东兴的随从、内保人员朱国华开枪打死。）接著，是曾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秘书的中央政研室秘书长柴沫自杀。接下来，曾任中宣部部长的姚溱在被单位造反派批斗后当晚悬梁自尽。

再接下去：

1966年6月20日，著名史学家李平心自杀身亡。

8月23日，著名文艺评论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陈笑雨     笔名马铁丁，在被批斗后投永定河自尽。

9月3日，考古学家兼古文字学家秦梦家自缢身亡。

9月11日晚，著名京剧艺术家、京剧大师言鹏菊之女、梅兰芳之徒言慧珠自杀身亡。

古典文学专家、语言学家、曾受教于王国维、梁启超门下的刘盼遂教授，因不堪斗争中的凌辱殴打自杀身亡。

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组织部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跳楼身亡。

著名演员赵慧琛因在建国前电影《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受到造反派的侮辱戏弄，愤而自杀。

罗广斌，文革前红极壹时的长篇小说《红岩》作著之壹，曾被关入渣滓洞的四川省地下党幸存者，被诬为“叛徒”跳楼身亡。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名闻全国。被诬为“国民党特务”，1968年自杀身亡，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藏有特务用的“微型收发报机”。

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集文学、美学、音乐、外语四“家”于壹身，1968年9月3日，因不堪摧残凌辱，夫妇二人双双自缢而亡。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维吾尔族，1937年入党，著有《中国史纲》等18部大作。曾营救胡志明出狱。建国后任北大副校长。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翦伯赞与郭沫若、茅盾、范文澜应属运动的“保护对象”。但很快毛便自食其言，翦被毛点名批判，遭残酷批斗，1968年12月，翦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毛到上海时通过柯庆施召唤，两人关系暧昧缠绵，因此被江青忌恨，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自杀。

著名作家、曾经的“鸳鸯蝴蝶派”首领周瘦鹃，1968年在苏州被迫投井身亡。

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1968年跳楼自杀。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教授，因不堪迫害，与妻双双自缢身亡。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顾而已，30年代在上海了解江青（兰萍）壹些历史，文革后受尽迫害，1968年8月服药自杀。

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蒋的高级幕僚陈布雷之女陈琏女士，1939年20岁时背弃其家庭秘密加入共产党，为中共建功立业并增色不少。文革中被诬为特务，1967年11月从11楼自坠身亡。

著名记者、新闻学者范长江，1936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为毛共大造舆论，后成为中共新闻战线的创始者和奠基人。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要职。文革中因不堪迫害，于1970年投井自杀。

记者、诗人、作家闻捷，曾以其对毛共工业建设的颂歌名播大江南北。1971年元月，开煤气自杀。

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对上述两学科均有重大贡献。文革中自缢身亡。

（以上主要取材于戴煌：《牢记造神运动的教训》）

此外，还有壹些知识分子虽非直接自杀或被杀，但实际上亦因受迫害而死。如中共壹大代表，毛的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遭学生批斗殴打时曾修书向毛泽东求救，毛不予理睬，不久即在伤病中身亡。又如文学评论家陶然，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鲁迅夫人许广平，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蔡楚生，作家赵树理，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著名作曲家马可，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诗人郭小川，著名作曲家、《解放军进行曲》作者郑律成，原《文汇报》社长金仲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小说家彭柏山，文学评论家侯金镜等等，都因被批斗、摧残，导致身心残疾伤病缠身、悲愤莫名而死。

另外，早在1958年，著名的国学大师、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有学问之人”的陈寅格先生，其时已年近古稀，又双目失明，仍然被无情地、恶毒地攻击，嘲弄，陈寅格愤而辞职。在文革中抑郁而亡。

总之，在毛当政的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内的或党外的，“左”的或“右”的，也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或毛共自己培养的，除了少许科技型专家之外（这些专家中也有相当部分人被整、被迫害，见附文五），绝大部分都遭到各式各样的迫害、侮辱，重者夺去了生命，轻者也被整得“夹紧尾巴做人”，慢性自灭。对文化人的绞杀、戏弄，似乎已成为毛的壹种“嗜好”，他不是壹次性处理，而是像猫戏弄老鼠壹样，捉了放，放了捉，摔下提起，再提起摔下，直到最后弄死为止。这种情况除了冠之“迫害狂”之外，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判词了。

据有人统计，光在文革中被夺去生命的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即国家级文化精英，记录在案者200余人，还不算未记彔的或省壹级知名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地方性知名人士。

然而，即使如此，毛还是不甘心，不满意，在他临死前，还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试图将幸存的知识分子、残余的“儒家”收拾干净！可惜这时，毛自己也接近油枯灯尽，运动遂成强弩之末。于是遗憾地留下壹句：“不要以为文化大革命搞三四次就行了。以后每七八年要来壹次！”

高压下人格扭曲的另壹版本：从反蒋英雄到毛的叭儿狗、

文化班头郭沫若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与宋代文豪三苏（苏旬、苏轼、苏辙）的老家眉山相距不远，可算大同乡。四川自古人才辈出，特别是文人，以李白、苏轼为代表可谓名冠千古。“蜀江水碧峨眉秀，幻出文君与相如”，也许这与四川的山水灵气有关。应垓说郭沫若也沾了壹点山水灵气，他有点才，可总体看来，更多地则是“缺德”， 这就让他的才黯然失色了。关于郭沫若的人品，鲁迅曾以“流氓才子”概括之，那主要是指其生活品性方面的问题。但那时郭政治上的品性、投机小丑和流氓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所以我们在此主要展示壹下他后来、主要是在毛统治下这些方面的表现。

本来郭沫若确也可算当时中国壹个文化方面的人才，中共就封给他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历史学家、金石考古学家、书法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等壹大堆头衔和官衔。他的官衔壹般人不大清楚，只是其中两个最基本的头衔：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尽皆知。通俗地说，他是当时官、民双方都认可的毛政权下的“文化班头”。

郭这个文化班头在毛泽东当政时代可谓中国文化界的不倒翁。这壹现象是很奇特的，因为在毛统治下的中国，文化精英几乎被逐壹打倒，最后壹扫而光，即使是毛的党内“亲密战友”亦不能幸免。不是被送去见阎王，就是去秦城监狱，最次也被剥夺了官职，靠边站了。而唯有这“郭班头”却始终不倒，而且在台上上跳下蹿，摇旗纳喊，呼风唤雨，好不风光。不管是真是假，在壹般人看来他总算是毛的宠臣。

郭沫若被毛泽东选中为文化班头是有缘由的，他确实有资格担当此任。

首先，郭先生曾经是位中共党员，反蒋介石的英雄，与中共在政治上有著共同语言、共同的思想基础。1926年在广东大学任教的郭沫若看到了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有成功希望，于是毅然投笔从戎，时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文人壹贯依重，对郭氏亦待之不薄，郭从宣传科长做起，然后是宣传处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乃中共领导人之壹，壹贯思想左倾的郭沫若与其壹拍即合，相互配合默契。后来中共想通过工农运动将这场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转变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察觉了中共这壹阴谋的蒋介石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了“清党”， 使共产党功壹亏壹篑。已经被深度赤化的郭沫若立即逃离蒋的大本营，奋笔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痛斥蒋氏“背叛革命”。蒋介石便下令缉捕郭氏，郭投奔共产党阵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所谓南昌起义，并经周恩来、李壹氓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郭大概受不了去四处奔波打游击之苦，脱离了共产党组织，并于次年东渡日本。因此，郭曾遭到共产党内“临阵逃脱”的指责。但后来毛泽东大概见其忠顺可嘉，且有重要利用价值，叫有关部门澄清说：“郭赴日本乃经组织批准，无逃脱之义。” 仍对其以“同志”相称。

郭氏在日本壹住十年，玩弄了多个日本女子，在那里生儿育女，好不快活。只是没有官职。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不计前嫌，撤消了对郭的通缉令，允其回国参加抗战。郭欣然回国。回国后即被蒋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工作，再次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

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中共建国之前，是郭沫若壹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其间郭氏跨越国、共两党，左右投缘，八方贯通，既有发号施令的官权，又有能呼风唤雨的文坛领袖身份，盖因鲁迅死后，郭的主要对手没有了，依其在文艺、学术方面的成绩和政治上的的纵横捭阖，投机取巧，顺利地占领了虽没有名号却有其实的文坛领袖地位。单看1944年郭氏在重庆举办的五十生辰祝寿会的盛况就可知壹斑。据亲历者云，郭的寿宴排场可谓令人目炫神摇，任何朝中权贵都无法与之相比！出席寿诞的几乎包括了当时各方显要、各界名流、共达二千余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千种风情，万般荣耀，令人叹为观止！当年的郭沫若集豪气、侠气、官气、书生气于壹身，其志得意满之情，领袖群伦之慨，溢于言表。观之者曰：人生至此，死亦无憾矣。

然而水盈则溢，月满则亏，郭氏最终亦逃不出这万物自然规律。抗战胜利后，郭又选定了再度投向共产党。这壹次又投对了，毛及周恩来出于政治需要，对其宠幸有加，1949年毛共建国后，郭沫若获得壹大堆头衔，不仅成为文化班头，还荣登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之高位。表面上看，郭投机成功，回报颇丰；但郭氏自己清楚，这么多头衔，实际上还不及当年他的壹个“诗人”桂冠。在天下纷乱、两党逐鹿之际，仅凭这个“桂冠诗人”的身份，国民党、共产党都得想方设法笼络他、拉拢他，他倒向哪边，中国政坛的天平似乎就向哪边摇摆；而他的亦官亦民身份，使之既可称雄于体制之内，又可游弋于体制之外。加之其风流倜傥，长袖善舞，在政坛、文坛都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当此时也，万物皆备于我，各方有求于我，郭某人何其快哉！郭氏当年真可谓置身于五彩云中的无冕之王了。

然而天下壹统之后，毛氏登基，壹个空前强大、高度集中统壹的帝国宣告诞生，也宣告了中国近半世纪的政治混乱状态的结束，同时，也就宣告了各类“山头”和无冕之王们命运的终结。在这个过程中角色转变最快、最好当属郭沫若了，他很快就从壹个豪气干云的无冕之王变成对新朝和毛皇俯首贴耳的顺臣，弄臣、直至壹只叭儿狗……

郭氏为什么能快速完成这种角色转变呢？这其中自然有内因更有外因，从外因来说，当然是毛泽东的手段高明。毛喜欢“后发制人”，他先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将天下英雄尽数赚入其“彀中”， 然后再来个“关门打狗”，“ 瓮中捉鳖”，采用包括慢火炙烤、当头棒喝、抽筋换骨、泰山压顶等各种招式，将昔年那些狂傲不可壹世、藐视政治权威的“鲁仲连”和“刘文典”们壹个个收拾得象驯服的羔羊。

毛先不直接触动这些新政权的“客卿”们，而是让他们去各地参加（或参观）“土改”、“镇反”运动，让他们见识壹下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领略壹下共产党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内心得知，今日已是毛某人、共产党“壹家”之天下，他们都己身处在毛的“笼子”之中，无异于壹只只任由其宰割的羔羊。只要毛下令，随时都可以让这些前朝遗老遗少们顷刻之间变成“地主”、“反革命”，然后或关或杀，使之变成万人唾骂、万劫不覆之“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紧接著而来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那些刚刚见习了毛共阶级斗争手段、惊魂未定的“客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 ，被勒令去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去检查、检讨自己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历史上“投靠国民党和美英帝国主义”，对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壹个个“洗澡”、“洗脑”，“脱裤子”、“割尾巴”，人人过关。这时，谁还敢不诚心诚意、诚惶诚恐检查、检讨，“敬酒不吃吃罚酒” 呢？——“阶级敌人”的可怕下场像壹根无形的鞭子，在时刻抽打、提醒这些身负“原罪”的人们。除了真心实意驯服于共产党，驯服于毛已别无选择。

光是这么文绉绉的“教育”、“检查”、“检讨”毛认为还不行，他知道这些精英、“客卿”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其实最害怕暴力，只要拿他们中的壹些“没有多大用处”的当作“鸡”处理掉，其余的“喉子”们就会真正乖乖地服服贴贴了。于是有了接下来“反胡风”、“ 粛反”、“反右派”等各种以知识分子为对象、更加可怕的运动……

这样，幸存下来的“客卿”们便壹个个争先恐后向新政权、向毛领袖表忠献媚，歌功颂德，山呼万岁。郭沫若就是这壹人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表现最佳者。这除了因为郭作为现政权“客卿”首领的地位需要带头表率之外，更有其内心难以对人言表的隐衷，那就是他曾参加过共产党又自动脱党那段历史。郭知道，只要他不小心拂了圣意，壹顶巨大的“叛徒”帽子就会落在他的头上，瞬间他就会失去壹切，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壹切他心明如镜，令他时刻胆战心惊。所以，他必须超越壹般人向毛歌功颂德，献媚取宠，而且要壹以贯之，不能稍有懈怠。这就是郭沫若由昔日的“反蒋英雄”、“反专制、反独裁”斗士，蜕变成新朝毛皇的弄臣、小丑、叭儿狗的原因和个中奥秘。而在毛来说，他的政权也需要壹批吃闲饭之人，需要大批吹喇叭、抬轿子、做应景文章的文人墨客，而拥有这种能力和资望，最适合当这群人的首领、班头自然非郭莫属了，而郭自知有“把柄”握在当局，不敢不顺从。主、仆双方心有灵犀，壹拍即合。

毛选中郭沫若作新朝文化班头，还因为他看中了郭的本性和品格中的另壹特点：投机善变又屈从政治权威。郭在国民党统治前后，虽然写过很多反蒋和嘲讽当局的文章，除了前面讲到的《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外，还有什么《脱离蒋介石以后》、《革命春秋》、《洪波曲》、《南京印象》、《天地玄黄》等等，这些作品的基调就是左倾、反蒋；但同时，只要蒋介石放出和他妥协的气球，给他壹些“甜头”诱饵，他就又会立即来个180度转变，做起歌颂蒋的肉麻文章来了。如抗日初期，蒋起用了郭，郭于是立即为蒋鼓吹，在其《蒋委员长会见记》壹文里，郭写道：从蒋的壹个眼神，就“充分地保证著钢铁的抗战决心”；而蒋的身体健康，就“充分保证著钢铁样的抗战持久性。”对于壹个曾发誓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郭尚且能够如此变脸之快，如此厚言无耻，如果新政权能给予他更大的甜头，更高的位置，这个郭沫若还不惟命是从，死心蹋地紧跟自己、讴歌自己吗！

主意已定，毛对郭氏先行笼络之策，封以高官，赐以厚禄，给予礼遇，毛还特地称郭为“郭老”（郭少毛两岁）以示尊敬。看到毛对自己如此礼遇，郭被感动得五体投地，同时内心也战慄难安，因为他知道，如果中共要追究自己的历史，其罪恶肯定比很多被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严重得多。毛不咎既往而给予他如此厚待，除使他五内铭感之外，就是决心全力以赴效犬马之劳。

幸好郭又有这种能力和这种 “才华”。他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撤下自已身上的光环和装扮、委下身段，不怕讪笑、不惧人指点，厚颜无耻地对毛大拥大顺，大歌大颂，投其所好，观其颜色，以毛之是非为是非，毛之好恶为好恶，尽其吹牛拍马之才，阿谀奉承之能亊。

毛喜欢搞“运动”，郭氏除了做毛的运动喇叭筒和留声机以外，还运用他的文艺专长，带头以诗歌形式为各种运动作图解助威：

抗美援朝运动来了，郭作歌以助之曰：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壹时间人头滚滚，血雨腥风。郭作诗配之以曲：

“镇压反革命，大家壹条心。

特务恶霸是豺狼，

妳不杀他他咬人。

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肃清——肃清反革命！”

总之，但凡有运动，郭必以“诗”配合之、响应之。1956年毛提出文艺要“百花齐放”，郭作为文艺界的班头，自然雀跃响应，郭诗人煞费苦心，罗列了壹百种花名，各成壹首诗，共计百首，以应“百花”之景。惜乎其“诗”太长太臭，有污读者之耳目，不彔也罢。

运动的最高潮当数“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乃毛亲自发动的全民运动，全国上下如饮狂泉，如痴如醉，如火如荼，号称“壹天等于二十年”。面对这个献媚邀宠的良机，郭班头当然不会错过，因此，此段时间郭之诗兴大发，“诗思”泉涌，仅1958、1959两年，便出版了五部诗集，占郭在毛政权下总共出版的诗集近壹半。其中“佳作”颇多，请看《迎春序曲》：

“赶上英国只需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壹个大跃进接著壹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翻天覆地。看吧，要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大跃进事事要求快马加鞭，壹天等于二十年，于是郭诗人想到把传统词牌《声声慢》改为《声声快》，欲与李清照壹比高低：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壹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天，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大跃进中很快掀起“放卫星”高潮，中国快步进入“共产主义” 时代。在毛示意下，全国同时掀起“诗歌大跃进”高潮，郭诗人义不容辞，引领潮流，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下面是其表现我国农民冲天干劲的《太阳问答》（前部分）：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妳，

敢不敢来比壹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妳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妳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妳，

敢不敢来比壹比？

太阳：

同志同志妳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妳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亦极尽“浪漫”之能事。

大跃进之中毛又发动了壹个叫“除四害”的运动，即消灭臭虫、虱子、老鼠、麻雀的次级运动，郭当即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大作“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妳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哄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妳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妳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后有科学家指出麻雀并非“害鸟”，其实是“利大于害”，不应列作“四害”消灭之。毛起初不予理睬，后因“苏联专家”亦支持利大于害之说。加上消灭麻雀的地区出现了其天敌害虫肆虐的状况，毛不得已才点头取消麻雀的“四害” 之壹的罪名，而以蟑螂代之。得此消息，郭诗人亦赶紧声明“此诗作废”。

郭当然不会只作这种“运动诗”，更要紧、更重要的是直接歌颂伟大领袖。郭这方面的佳作自然数不胜数，但最杰出的当推“人间出现双太阳”之名句，此诗全名《宇宙充盈歌颂声》：

“国庆年年溢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添光彩。”

郭班头还深知毛领袖于当今世界，最推崇唯苏联之斯大林，曾称斯为“伟大的慈父与导师”（ 见其《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郭深知“爱领袖之所爱”， 于是作诗云：“斯大林，我们的毌亲……”

郭诗人还巡游四方，每到名胜古迹，或遇工农商学兵先进典型，都要题诗颂之以作纪念，且时时不忘突出政治，如到新兴钢铁之城攀枝花，郭诗人放声歌唱曰：

“主席思想挂帅，精神物质互变，满望新愚公……”

引述了郭诗人如此之多的“佳作”，也许读者有些不耐烦了，笔者当然也有同感。不过为了领略这位文化班头的风采，不得不这样做。人们看了郭的这些“诗”，会为他感到悲哀，堂堂当年的“桂冠诗人”，号称中国新诗之奠基者，居然到处去题写发表这种连下里巴人都谈不上的“马屁诗”，为何不考虑壹下自己的身份，不想壹想后人对自己的评论呢？

这可能就是毛骂右派时所说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头的地位和既得之荣宠，是什么都不顾、什么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尝便” 了。这里应说明壹下，毛虽然给郭许多头衔，但其实都是有职无权的“虚职”，就以他的本职中国科学院院长来说，也是“有职无权”，后来他说自己要“烧书”、辞职，就要呈报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张劲夫批准。可见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傀儡、摆设，但他已满足于这种身份了。

为了记录伟大的大跃进运动，总结“全民写诗”的伟大成果，郭与周杨合编了壹本大跃进诗歌集：《红旗歌谣》（上、下集）。其内容之丑陋龌龊不堪，前面所彔《太阳问答》可见壹斑。然而郭诗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惭地说：“目前的中国正是诗歌的汪洋大海，诗歌的新宇宙，六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为名利所累，郭诗人是什么大话、瞎话都说得出、什么脏事、丑做得出来了，在“厚黑学”方面，可能己与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马术”方面，则堪称全国文化界的标兵、“师表”。

既要为“运动”造势、服务，当然不只是正面歌颂，还要有对运动对象、“敌人”的无情打击，要痛打落水狗。这方面也是郭之特长，如对胡风。郭对胡风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国前，他与胡风都是非党员的“左倾进步作家”，相互提携吹捧。胡风与周杨的矛盾，胡风的所谓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内容实质，郭沫若都很清楚，这些其实都是毛共文艺界内部的派别之争。然而在胡风事件被毛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之后，作为文艺界头头，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没有出来调停，而是壹味唯毛的马首是瞻，在壹旁不断煽风点火助焰。为了取悦毛，郭不惜将胡风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壹文，为批胡凤推波助澜；胡风问题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之后，郭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大声疾呼“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必须加以镇压，而且要镇压得比解放初期（的运动）更加严厉……”人们都知道，所谓“解放初期的镇压”如清匪反霸、镇反，是动辄就判处死刑的。比其更严厉，当然是立即将胡风及其追随者斩尽杀绝了。紧接著郭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依法处理胡风》的文章……，郭的这壹切表演，无疑都是为了取悦毛，郭知道毛壹贯反对对敌人“施仁政”，主张对壹切反动派穷追猛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须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文艺界的大小头头们纷纷起来，声色俱历向胡风讨伐，都学得了郭班头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领。此后，凡毛揪出了什么“反党集团”， 郭都要应声“痛批”， 包括对他老战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纲上线，决不姑惜。

为了表示自己对毛这壹思想学到了手， 1961年，在壹次陪同毛观看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就剧情写了壹首诗呈毛，前几句是：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仁兹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壹拔何亏大圣毛。”

在郭看来，唐僧应该千刀万剐，罪名是敌友不分，立场不稳。毛阅后，回赠诗壹首，指出：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由此看来，郭沫若比毛泽东更“左得可爱”了。当然，毛对郭这种忠诚和“疾恶成仇”是深为赞许的。而这正是郭要达到的效果。

1957年毛发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可说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文字狱。为了给自己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辩护，毛使出流氓无赖伎俩，将自己的阴谋说成是“阳谋”，还将在运动开始时白纸黑字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等等承诺，以“右派不仅是言者、还是行者”这样的“理由”耍赖。

郭沫若立即响应，为主子补充，说什么“无罪者言者无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图、为主子扬威、护短，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领，郭都学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够经常接触毛的人之壹，还是不时与毛诗酒唱和的“清客”之壹。郭对自己的这壹角色十分自觉，也非常谨慎小心。毛每有诗词，郭必和之，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还有壹个特点，那就是都写得很蹩脚。起初有人以为是郭诗人江郎才尽使然，但仔细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于是才知道此乃郭诗人有意为突出伟大领袖而故意“藏拙”所致。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贬损自己，这种苦心和忠心难能可贵，不过如此壹来，郭诗人就与下三滥诗人为伍了。

由于可以经常接近毛，当然可以从毛的言谈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态，好恶，郭作为史学、文学侍臣，在与毛的交谈中不免提到壹些历史话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比如毛赞赏曹操，郭便不顾自己过去曾经著文骂过曹操，也不顾及近壹千多年来曹操在中国人心目中妇孺皆知的“奸雄”形象，立即挥笔写下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旋又写下赞美曹氏的“历史剧”《蔡文姬》。在得知毛对女皇武则天情有独钟之后，郭便马不停蹄炮制了多幕历史剧《则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对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有“扬李抑杜”的不同的评价，郭于是赶忙炮制了壹本名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郭抛开从作品艺术性、思想性去评价作者的传统做法，却搬来了毛的“阶级分析法”，考证起诗人的“阶级成分”。结果“发现”杜甫是“地主”出身，证据是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证之曰：当时穷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壹重”，多者两层，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么？

不知郭诗人是否想过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爷府，算什么“阶级”？

在对近现代人物的评论中，郭更是充分表现了他那少有的“墙头草”角色，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过于对鲁迅的态度了，其言语之肉麻、无耻，堪称前无古人。文艺界和爱好文学者都知道郭氏与鲁迅原属两个势不两立的营垒，互相谩骂攻讦了好些年，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郭骂鲁迅是“封建余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鲁迅则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 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当年投靠以“四条汉子”（周杨、夏衍、田汉、邵荃麟）为代表的中共文艺营垒之下，满以为肯定能得到共产党的欢心和鼎力相助，谁知，后来掌控中共的毛泽东看到鲁迅的影响力更大，决意捧鲁迅以笼络广大文学青年，又因为鲁迅己于1936年死去。于是毛决定“高举”鲁迅的旗帜，对鲁迅进行了壹连串至高无上、不著边际、肉麻无耻的吹捧，连延安的文艺学院也以“鲁艺” 命名。这样，郭氏在这壹场政治投机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决心挽回这壹“失误”， 办法很简单，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鲁迅，反正鲁迅不会从地底下爬出来与他争辩了。主意打定之后，郭对鲁迅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变。郭语出惊人，文革中在纪念鲁迅的会上他竟然装作痛心疾首、厚颜无耻地说：

“鲁迅生前骂了我壹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壹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恭维得尽致。”接下去竟然当众以鲁迅的“徒孙”自称。又把鲁迅描绘成“红卫兵”，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壹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在壹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所没有走过的路……”其肉麻无耻的水平，堪称空前绝后了。

当然，谁都知道，他对死人鲁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给活人毛泽东看的，都是为了向毛献媚、取宠、以固其位，真可谓用心良苦的“曲线救己”了。

郭的厚颜无耻也许只有毛泽东能与之伯仲，区别只在于毛在这类无耻的表演中不脱流氓帝王的霸气、痞气。而郭体现其中的则是更多的奴气和媚骨，这就是基于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带来的差别。

就是凭著这种对毛无限忠诚和奴颜婢膝精神，郭稳稳坐了二十几年文化班头的交椅。历次运动，郭都有惊无险，都被毛高抬贵手，保护过关了。

但正如俗语所云：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终于有壹天，郭感到祸亊临头了。而这个“天”正是毛泽东。鉴于此事由来较长，不得不多说几句。

事情的祸根在于对秦始皇赢政的评价，具体则是起于郭的壹本历史小册子。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郭沫若等左冀文人无不在指桑骂槐谴责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谩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以其专长写下大量“借古讽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将其于1943年至1945年间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为《十批判书》。其中第十篇叫做《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主要观点是肯定吕不韦的“人本思想”，认定“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壹人壹姓之天下”；批判秦王政企图将天下作为－已私产并“传之万世”的独夫哲学。书中还把孔子作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没有想到，此文与毛当时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壹词对秦始皇的态度相左，但当时毛忙于夺取政权等军政大亊，估计无暇顾及此书。即使看过，因当时郭与毛还是“友人”、“诤友”关系，毛也对其无可如何。故这件事从未被毛提起。

然而，毛共建国毛成了毛皇以后，毛不止－次表达了对秦始皇的肯定和钟爱，（后来则直接公开声言“我就是秦始皇”，如1973年9月23日毛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讲话）。毛明确表达对秦始皇的钟爱让郭班头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慌，他决心“变脸”以求自保。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书《读<随园诗话>扎记》，共77条，其中第八条为“论秦始皇”，借机表达了与自已过去完全相反的观点，在关于秦始皇“焚书”的问题上，郭居然将他原说的 “普天之下大烧其书”， 改变成秦始皇收书办公立“图书馆”；把秦为防人民反抗“收天下之兵”，说成是“铸剑为犁”。总之都意在“偃武修文”，在为人民办好事。郭出的书自然要送呈毛泽东。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对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过去如有相左之处，万望勿以为意，放我壹马。毛收到后暂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来了，壹些与郭班头级别接近的马屁精如翦伯赞、吴晗之流纷纷落马。郭班头壹看大势不好，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辞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动向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提出辞去科学院的壹切职务的请求，他诚恳地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期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这后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迹：我绝对没有以此发泄不满、“要挟”领导的意思。但这个呈报没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不久，当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洗耳恭听了文化部党员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在学习发言中（壹个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都要洗耳恭听壹个文化部副部长的报告，还要学习、发言，可见郭沫若的文化班头做得确实太窝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烧毁”自己壹生的全部著作的惊人之论。郭说：“几十年来，壹直拿著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壹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壹点价值。”

接著他作了沉痛的检讨，“文艺界上的壹切歪风邪气，我不能没有责任。”表示要诚恳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师”，还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壹点，就是说要滚壹身泥巴，我愿意；要沾壹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壹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

过去，毛曾发过话过：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人要保护。不过，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还没开始，他自已就先把翦伯赞“打倒”了。对郭，毛既没有重申“保他”，也没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听了康生关于郭在人大会上提出要“烧书” 的要求及其所作检讨的汇报之后，立即命令将郭的讲话、检讨的原稿先由《光明日报》刊登，然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接著全国的报纸也转载。这虽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出丑，扫面子，算是对他的壹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处理自己的检讨，郭班头感到大难临头，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账了。自此提心吊胆，过著诚惶诚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时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动“检讨”、“认罪”、兼“拍马”，不过现在他不但拍毛的马屁，而且重点拍毛夫人江青的马屁，希望以此“曲线救己”。1967年6月５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 举办的纪念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郭作了题为《做壹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然而意犹未尽，又当场向毛夫人江青“献诗”壹首，郭班头声情并茂朗颂曰：

“亲爱的江青同志，妳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妳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妳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囯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如此卖力表演，总的说却效果却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响应毛的号召，杀向社会，不久，就找上郭的门来了，红卫兵杀气腾腾勒令郭交待两条“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壹是，郭在壹首与毛唱和的《满江红·领袖颂》词中有壹句：“听雄鸡壹唱遍环中，东方白。”红卫兵怒斥：全国人民都在高唱“东方红”，妳为什么唱“东方白”？居心何其毒也！——这其实是壹宗“冤案”，因为首先使用“东方白”壹词的是毛泽东自己，郭不过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柳亚子的《浣溪沙》中，写下了“壹唱雄鸡天下白” 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贺新郎·读史》壹词的最后壹句写道：“歌未竞，东方白。”然而这帮“革命小将”是不讲道理的，而郭诗人自然也不敢拿伟大领袖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条罪状更加离奇，说的是郭为壹本当年红得发紫的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封面书名壹亊，说是包藏祸心，极其恶毒，是壹个巨大反革命阴谋。经过他们仔细辩认，发现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泽东”四字组成，整个这五个字中红卫兵发现了十六处“反革命罪证”。 于是限令郭交待其动机、目的，以及反革命纲领、计划等等，否则“后果自负”!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态的严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沦为冤死鬼！这种欲加之罪如何能辩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难可能临头。好在周恩来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将郭秘密转移。红卫兵失去了目标，只好性性而去。经此劫难的郭后来专为此事填写了壹阙叫做《水调歌头·海字》的词，词曰：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佥壬，古语卑鄙小人之意）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罪恶十分深。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

限期交待，如敢违抗罪更添。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蓝。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这事件虽然荒唐，但词中两句：“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说的却是事实，非“诬”也。最后壹句，活画出郭壹付无耻奴才相，如果周恩来来看了可能后悔送他“入园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于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击，就更惨了，简单说就是付出了两个儿子的代价。笔者以为，这是因为毛考虑再三，觉得直接拿郭本人开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故釆取“曲线报复” 的办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红卫兵出面将郭的儿子用来“顶罪”。

第壹个“顶罪”的是郭民英，是郭与于立群生的第三个儿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乐天赋，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他随身携带壹部小收音机，为的是听音乐、学音乐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学检举揭发，壹些人直接上书给毛泽东说郭民英搞“特殊化”，并有里通外国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内参》上，可见“顶层”对此非常重视。郭民英受到重大压力，壹气之下，放弃了音乐，去了部队，去浙江前线当了壹名海军士兵。据知情者说，民英在部队表现很好，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但后来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冲击，郭民英的处境急剧恶化，就在讨论他入党应否转正之际，郭民英于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杀”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队料理弟弟后事，问到其弟的死因，部队的人说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说：“我才不信呢！”但却没有其他方面的证据，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认“自杀”。不过可以推断，这样壹个有著强烈上进心才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是决不会“自杀”的。

其时江青、康生正对郭沫若紧揪不放，这很可能得到毛的示意，否则他们是不敢的。江、康的醉翁之意不在郭，目的是将与郭有密切关系的周恩来牵扯出来，壹并清算。而郭民英之死更可能是毛、江打击郭沫若计划的壹部分。

接下来第二个牺牲品就是郭民英的胞兄郭世英了。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第二子，

文革时世英是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农大”中有壹伙受到江青操纵的反周恩来的红卫兵，他们在1968年4月9日将郭世民绑架，情势非常危急，恰恰第二天郭沫若要参加壹个由周恩来主持的活动，世英毌亲于立群便恳请丈夫将世英被绑之事面呈周恩来，请求周出手救援。次日，郭沫若按时参加会议，而且就坐在周恩来身旁。然而这位已经被吓破了胆的可怜虫父亲，硬是将儿子的生死之事埋在内心，任凭它在内心倒海翻江也不敢向周恩来吐露半个字！结果在郭民英被绑的第3天，因不堪酷刑折磨而跳楼身亡，临死也没有松绑，身上的伤痕触目惊心。此时是1968年4月12日，即其弟“自杀” 的刚好壹年之后。

可以想见于立群对这个丈夫的怨恨和失望！其实此时周恩来仍然有壹定实权，只要郭向他开口，周决不会置之不理。后来周恩来得知郭世英死讯后，亲自到郭的住所前海西街去吊唁。又两次派人调查此案，但终因对方的后台“硬”，调查无果而终。

尽管受到如此残酷打击，付出了如此代价，毛仍然不肯完全放过郭班头。

1973年7月4日，毛在壹次讲话中突然旧事从重提，说起郭班头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赞扬，对秦始皇的不敬，即席作打油诗壹首以戏之：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虽说语近戏谑，然而君无戏言，其中暗含杀机，令人震颤。郭班头记得很清楚，就在文革前夕的1963年3月，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说：吴晗、剪伯赞“他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就这么轻轻壹句话，壹个在文革开场时便命丧黄泉，壹个在饱受屈辱和皮肉之苦后夫妻双双“自绝于人民。” 如今毛又如此说自已“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这是性质相似的话语。郭得知后怎能不彻夜难眠？！

亊情还有后续，壹个月后的8月5日，另壹首由江青记录的名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毛诗“改定稿”送到了郭的面前：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祖龙魄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遵行秦制度，《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知道，按常规，只要是被毛点名批判之人，只要他人在大陆，就在劫难逃了，轻者打入另册，重则性命不保。不过，郭旋又看到，毛在开头还称他“郭老”，似乎还恋旧情，或许看在他多年为其不遗余力歌功颂德的份上，能够对他网开壹面，只是将他戏弄－番罢了。

毛没有暂时没有后续动作,郭班头提著的心总算逐渐安定下来。可没有想到，惩罚还是来了，而出面惩罚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诣歌颂的江靑女士。1974年1月25日, 中央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郭沫若事前接到必须全家到会的通知，他知道非同小可，只好抱著病体到会。果然此次叫他来是充当反面角色，大会上，江青当著万余中央干部及郭的家人的面，两次点名叫郭站起来，这个年届八旬的“郭老”只好像小学生壹样报到，站著听训。江青不是壹般地批评他，而是当众宣读毛泽东那两首批郭的诗，外加无情的申引批判。可怜的郭班头此时无地自容，恨不能如孙行者钻入地下。事后，郭的病更严重了，住进了医院。

我们知道文革中很多事情毛自己不出面，叫江青代行旨意，打先锋，如整死刘少奇、陶铸均是如此。正如后来在审判江青时她自己所说的，她只是毛的壹条狗，毛叫她咬谁就咬谁。所以，后来那些将对郭沫若的迫害归咎于江青或“四人帮”的说词，完全是故意栽脏，为毛开脱。

其实，郭氏虽然人格卑污，但对毛确是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甚至到了不惜自辱人格，主动充当弄臣、小丑的地步。对于这样壹个超级奴才，毛都不能容忍，仅仅因为他在二十年前写过壹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由此可见毛的刁钻、刻毒、阴损，堪称前无古人了。

令－般人绝对想不到的是，在毛面前如此奴颜婢膝、形同叭儿狗的郭沫若，当年作为“桂冠诗人”却是何等的豪情满怀，不可－世。下面引郭写于1920年的－首诗：

“我是壹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切星球来吞了，

我把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切星球底光，

……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

何等高傲，简直气吞宇宙！看起来－个十足的“大我”，颇有毛领袖当年“我即宇宙！” 的气慨。只可惜这个文人的“大我” 碰上暴君的“大我”，立刻就变成了壹只漏了气的气球，天狗化作了－只叭儿狗。不过郭诗人当年将自己比喻成－只“狗”还是很正确的，即使是“天狗”也是狗嘛，具有狗的天性，如对生人、外人凶狠无比，对主人则无限忠诚，惯于摇尾乞怜。后来郭诗人的这种天性在毛领袖面前表露无遗。即使付出了两个儿子，即使本人也遭到无情的打击、羞辱，他对毛仍然忠心耿耿，无半点怨言。临死前仍然嘱其家人：“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按照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很少犯错误。”

郭氏如何从壹个气傲如山、睥睨时流的“狂士”变成毛的壹个弄臣、小丑的，这确是壹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这种巨大的角色反差是怎样形成的？内中蕴含什么妙理？笔者以为，这种“郭沫若现象”，不能简单用毛的暴虐酷毒和人的贪生怕死来解释。当然，暴政造成的恐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如郭沫若者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曾面临坐牢、杀头的危险，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左倾分子被国民党“明杀”或“暗杀”，但他们没有屈服，仍然阻挡不了后来者前赴后继。可见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窃以为，首先是，这些人都有“把柄”操在毛之手，除了“忠于”毛，别无选择。比如，当时所有在大陆的中国人都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永远跟毛走（干部和共产党员就更不用说了），都在不同场合公开发表过反蒋、反国民党、反美，后来是反“苏修”的言论或文字，铁扳钉钉。所以，只要加给他们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投靠“美帝”、“苏修”的罪名，或者反毛、反共的罪名，对方就只能低头认罪，只能辩护其“罪行”的有无，而不能反指事情本身的对错。可怜全中国人被毛壹人绑架、裹胁，全都成了“人质”，除了跟毛走、别无他法。

其二是，毛政权可怕的株连九族法。株连法在中国皇帝专制时代广泛使用，但帝制被推翻后就被废除了。可是在毛当政后得又检起了这条恶法，并加以空前的发扬光大。壹旦有人陷入了毛的“敌人”的境地，其配偶离婚、子女登报声明脱离父子（母子）关系都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如此，就将受到可怕的株连。另壹方面，当事者壹旦濒临绝境，知道自己无生还的希望之后，其人性本能促使他（她）想到的第壹件事是：不要、或尽可能减少对亲人、后代的株连。这时执掌刑律的当局便与妳作交易：只要妳表示认罪伏法，最好在临刑喊几声“毛万岁”，将大大减轻对妳家人、后人的连累。这种交易能够不做吗？多数人是愿做的。

其三是长期愚化、奴化教育造成壹般人对对毛的迷信和绝对顺从心理。也就是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所说的：被国民党杀了不要紧，被共产党杀了还要遗臭万年。这种自我奴化、愚化，与在帝皇专制时代，接到皇帝要杀头的圣旨时，还要说：“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 完全壹样。

除了以上三条之外，像郭沫若之流还有他的个人因素，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郭氏为名为利所累，已习惯于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出卖良心，他把壹切、包括灵魂都交给毛了，已对毛已经死心塌地，己经无法回头，所以对其只能忠顺到底。综观郭之壹生，青年时代不失有壹种意气风发、狂放不羁的时代反叛精神；中年则转化成全力追求名利之徒，但还披著壹件“浪漫”的外衣；到了晚年，名利已经到手，便将全部心力用在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加上其人格、本性的弱点，便做出了壹般人难以做到的不顾廉耻的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谄媚取宠的丑态。

扩而大之，郭的上述性格也反映在他对其他政治人物、政治亊件毫无主见、随风倒的态度上。比如，对落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紧跟著“变脸”，落井下石；华国锋登上了“接班人”的宝座，他便歌颂华“英明领袖”；“四人帮”垮台后，他又跟著痛打落水狗了。总之，这时的郭已经看不出还有自己的人格，自已的是非，当权者的是非、爱憎就是他的是非、爱憎，他“唯权是拜”，“唯权是主”，谁当权、谁就是他的“主子”、“ 恩公”。正由于郭对权力绝对顺从的奴才相，所以各个时期的当权者也就对他网开壹面，让这个郭班头得以寿终正寝。

记得齐白石曾画过壹个不倒翁，并配诗壹首，诗曰：

“乌纱白帽俨然官，

不倒原来泥半团。

忽然将汝来打破，

通身何处有心肝。”

这可能是郭某人最好的写照了。然而妳很难相信，正是这个郭沫若却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虚伪与做作”。 看来郭班头太“谦虚”了，从其所作所为来看，他其实早就可以获得壹顶“虚伪与做作大师”的桂冠。谓予不信，且看其在文革后期的几首“佳作”：

其壹曰《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十周年》（1976年5月16日作，这时毛尚在）；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

莺梭勤织锦，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

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

地动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可惜就在当年的9月9日，“挥巨手” 的毛死了。郭某立即加入为毛哭丧的行列，刚好《诗刊》向其约稿，郭于是立即写下题为《毛主席永在》的七律二首。诗刊的编辑展稿壹看，赫然映入眼帘的第壹首第壹句是：“伟哉领袖比爷亲”。 编辑们的眼睛瞪大了，壹时不知所措，他们知道，郭比毛还大壹岁，现在居然叫毛为“爷”， 虽然他自愿当孙子，但公开发表 合适吗？……终于编辑们做了壹个勇敢的决定：只刊发其第二首，将这“比爷亲”退了回去。真得感谢《诗刊》的编辑们为中国人避免了壹次令全民“蒙羞” 的“事件” 。（后来郭“从善如流”， 将这句改为“伟哉领袖万民亲”，将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又不到壹月，“四人帮”垮台，江青等毛的嫡传被捕。善于“观风”“变色”的郭班头立即写下又壹首“水调歌头”， 不过，其主旨和立意与五个月前那首完全相反：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壹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妳看，他当年衷心赞美的江青，不但变成了“白骨精”， 还“迫害红太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在郭的追悼会上，为其致悼词、盛赞郭班头壹生丰功伟绩的，正是被他骂作“螳臂挡车”的“走资派”邓小平！而且邓大人不久又取代华国锋登上了中国“壹把手”的宝座，可惜这时郭班头已经入住八宝山，不然肯定又有更加精彩的“颂邓”佳作供我们欣赏，真遗憾！

毛泽东集残暴、毒辣、阴险、狡诈、虚伪，可谓“五毒”俱全，但却决不昏瞶，甚至堪称精明之至。他的壹切言行举止、政策、制度，都服从于他的政治利益和长远目标，当危及他的根本利益时，他可以将他的“马列主义”如弃敝履，做出惊人的抉择，如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当遇到苏联核打击的威胁时，美国趁机为他解了围，并对他摇起了橄榄枝，于是毛毫不犹豫地决定对美“友好”，实行“联美抗苏”的重大战略转变。对壹个互相斗争、咒骂了几十年的“不共戴天”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可以壹下子友好起来，壹时间互相访问、互签协议、发表声明、打得火热，临末还与被赶下台的尼克松情深意长，依依不舍；却将壹个原来同属“共产主义”阵营，还是中共长期以来依赖的“老子党”、“老大哥”苏联，当作了势不两立的头号敌人。何哉？就是因为事情关系到了他的统治能否继续、他的国家能否生存的大问题，这时他过去高举的什么“主义”、旗帜也就变得壹文不值，在转眼之间将外交政策罗盘旋转了180度。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也知变通。总的来说，毛对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但这主要是针对那些人文知识分子而言的，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对他的统治、他的国家 “有害无益”； 而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因为需要他们来为自己发展军事科技、军事工业贡献力量，为其称霸世界服务，所以壹般地在政治上采取网开壹面的政策，生活上给他们远高于壹般干部、壹般知识分子的待遇，让他们忠诚地、安心地为“政治服务”，为他的政权服务。因此，不论在反右运动或后来的文革，他都特别制定了“保护科学家”的规定。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特别下发了《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内中规定：“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待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壹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

自然科学家中得到特别保护的则是核科学家和核技术人员。在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归属二机部（核工业部）的各个核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都得到中央的“特批”照顾，粮食部、商业部、海军和各大军区、总后勤部以及核基地所在的甘肃、青海省，都调运了大批肉类、黄豆、鱼、海味、蛋黄、油、粮等专门供应这些基地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饿死几千万无辜子民他可以毫不在乎，但对于其统治至关重要的各类宝贝，他却是十分慷慨大度，绝对不会亏待。正是如此，毛共赢得了这些科学家的忠心。这也是毛共政权屡屡危而不倒的原因之壹。

但是，这并不是说毛对所有自然科学家都是那么“友好”，也不说明毛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真的就有壹种天生的“好感”。毛在学生时代就讨厌自然科学，当年毛还要求他在读的学校将自然科学从学生必修课中“除去”。由此可见他对自然科学的厌恶，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他后来提出“外行可以领导内行”，主要就是针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而说的，这也无形中表露了他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仇视和忌恨。毛对科技知识分子的优待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在政治上必须拥护他和共产党，必须绝对忠诚。民主党派中有不少科技领域的出色专家，但因为参加了中共以外的政治团体，便被毛从“受保护的自然科学家”的名单中剔除了，在反右中毫不犹豫地被打成右派分子，归入“专政”行列。

那么，已经加入共产党、而且在某些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是否就壹定是毛保护、优待的对象呢？也不壹定，那主要看其在工作中是否对共产党百依百顺，否则也难逃受压制、歧视的命运，钱三强就是这方面的壹个例子。

钱三强是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是毛共最急切需要的人才，又是共产党员，因此钱被任命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副部长，是毛共核武工业的领导者和奠基者之壹。

按道理，这样的人物，应在毛的政策特别保护之列。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1957年整风时，钱氏正在苏联考察，准备回来建立中国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其时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奉命去征求钱对中国发展核工业的意见。作为中国核工业开创者又是共产党员的钱三强，当然没有多加考虑，直言直语坦陈了自己的壹些意见。哪知，就是这种党员对党的领导通过正常渠道发表的壹些完全善意的意见建议，在后来的反右中也被说成是反党言论，有关领导要将其划为右派。只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核工业才刚刚起步，离不开钱氏这样的中流砥柱，经毛和周恩来亲自决策，暂时没有将钱戴上右派帽子。不过，这笔“账” 己经记在毛的心里了。

1962年春，在广州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毅要给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其时毛因大跃进的惨败宣布退居“二线”，周、陈才有此举），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壹部分了。参加会议的钱三强非常高兴，回去传达并联系本单位情况发表了些类似意见。谁知周、陈的说法很快被毛否定，于是钱三强也再次受到批判、斗争。只是毛考虑到上面同样的原因，才没有给钱进壹步处分。但在单位已被列为“另类”受到监控。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壹颗原子弹爆弹成功，北京和全国都在举行庆祝集会游行，直接参加原子弹研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和二机部，更是隆重庆功授奖。谁知，就在庆功会召开的前几个小时，有关领导通知钱三强立即启程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所有庆祝授奖与钱三强无关。

为中共的原子弹事业倾注了几十年心血、功勋卓著的著名核科学家，从此离开他的本行，到农村生产队去帮清算收支帐目去了。

钱三强的遭遇尚且如此，就不用说壹般科技人员了。

由此可见，毛始终把“政治态度”列为对科学家的第壹考察内容，而所谓对科学家的保护，实际上只是在保护他心爱的“工具”，工具用坏了，或者有新的工具替代了，旧的也就丢进垃圾堆去了。钱三强最后被打入“冷宫”，主要就是因为新的核科技人才培养出来了。

还好，钱三强还没有被发配北大荒或投进秦城监狱。

下面几个科学家的故事，也许是毛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更好的诠释。

第壹个故事主人公叫束星北。

束星北，壹位名符其实的科学天才，上世纪二十年代求学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师从多位世界级名师，专攻物理学。1928年，年仅22岁的束拿著自己两篇有关“相对论”的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助手。后爱的科研受阻，便介绍束到英国投师世界壹流的物理学大师惠特克、爱丁顿门下，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推导。1931年8月，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世界另壹名师斯特洛罗克。也是这壹年，束星北被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时年25岁，被誉为中国最杰出的青年科学家。1937年，世界物理科学大师玻尔访问中国，对束星北表示了高度赞赏。束还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的美籍华人李政道、吴健雄的老师。内行人推测，束如果不回国留在国外深造，完全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束星北回国头壹二十年还是很风光的。其中有壹个小插曲可证，就是束星北曾当面责难过蒋介石。

像很多杰出人物壹样，束星北也具有高傲自负、愤世忌俗、不守陈规、不修边幅的性格。束从国外回来不久，就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物理教官。1932年的某天，蒋介石到学校视察，被蒋接见的军官中就包括束星北。当时“壹·二八”抗战发生不久，全国抗战呼声高涨。在接见中，束当著蒋的面，直陈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命令对日本进行战斗，是值得赞扬的民族壮举；而国民党后来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明确表示了对政府的不满。这使得蒋介石很尴尬，但他并未责斥这个年轻人的不敬，只是说：“妳太年轻，不懂政治。”束星北有个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她日后告诉束：蒋回到总统府，还提起这件事。束认为蒋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壹职去了浙江大学。

毛共建国后，搞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束星北被分配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壹次山大物理系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了带校徽，被门岗拦住，眼看上课时间已到，周解释几句便往里闯，不料被门岗用上了刺刀的枪挡往外顶，把周的衣服也刺破了。周受到侮辱气愤不过上吊自杀，虽然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但已落下后遗症。束星北知道此事后独闯校党委，强烈要求校党委向周教授道歉，领导却不肯。于是双方僵持著，束忽然愤怒地向围观的人群大喊：“法西斯，民主死了！”只因这壹句，束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市公安局、省公安厅都来人干预，要抓现行反革命。只因当时的校长华岗壹力顶住，束才得以免难。

“三反”运动中，著名数学家，有“东方第壹几何学家”之称的苏步青教授，被人诬告贪污。苏步青企图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束星北得知此事，怒不可遏闯进校“运动办”，揪住主管人员壹拳挥去，壹边说：“妳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妳算个什么东西！”对方被打得鼻血直流。

于是束星北“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组织批斗。

从上面的几件事情看来，束星北的思想作风还停留在国民党时代，他还习惯于维护教授尊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些在那时都算是正常的、维护正义之举。可是，书生气十足的束星北搞错了，这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了，束星北早已上了校党委要铲除的黑名单，迟早在劫难逃。

终于，报复的机会来了。声称不过问政治的束星北，被政治找上门来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大概因为束曾当过国民党陆军学校教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可是，这时的束星北仍然未清醒过来，他的行为与闻壹多、李公仆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对付国民党差不多，校方要他进行坦白交待，他置之不理。他还在自家门口写上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抄家人员看到壹把撕了踩在地下，冲进束家中，束星北则手拿著《宪法》摇晃著大声抗议。抄家人员感到既可笑又可恨，这个反革命、臭知识分子还真有点“不知秦汉、无论晋魏”的味道！他们想教训的就是这种人，于是抄家人员加倍地疯狂，翻箱倒柜，终于获取了他的反革命罪证：束自己组装的壹台半导体收音机，“私通敌台”的罪名成立了。

原来这束星北在抗日战争时期壹心想用自己的知识报国，他自动做起了国防武器的研究，在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方面下了功夫，制成了我国第壹部雷达探测器。在学校撤退转移到贵州后，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武器作坊，用土法制造大量手榴弹、子弹供抗日军民之用。

毛共建国后，束重回讲台，搞武器研究是不可能了，但在业余时间弄个半导体收音机，对他来说只算自娱自乐罢了。谁知，现在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其实，当局已下定决心要“熔化”他这块“反共分子”顽铁，即使抄不出罪证，他的“历史反革命罪行”也“铁扳钉钉”。

结果是，1956年束被山大肃反领导小组打成“反革命”。束据理力争，决不屈服。他四处呼吁，向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不断写信申诉，同时准备以全家集体自杀的方式“讨还公道”。束星北的情况被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得知后，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叫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科协主席陈毅亲自处理此事。陈毅专门为束星北召开了两次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全国科学权威被请来参加“同行评议”。鉴于束星北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学界名人的壹致“请求”，陈毅决定放束星北壹马、令山东大学党委取消了他的“反革命”定论，恢复名誉。

束星北侥幸地、好不容易刚刚过了“肃反”关，可在第二年毛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便再也无法“逍遥法外”了。1957年，束星北被打成“极右分子”，取消了原有壹切待遇，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可是束星北有7个子女，妻子没有工作，全家壹下子陷入绝境。当局当然不管这些，他们要的就是束星北这个狂妄的“反革命分子”陷入地狱的下场！高兴的就是看到这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块“顽铁”被革命烈火溶化成壹滩烂泥的惨状。这时不管竺可桢、周培源、或陈毅、周恩来都救不了束星北了，山东大学党委终于报了束星北“忤上”之仇。

不但端掉了束的饭碗，当权者还决定进壹步给他狠狠壹击，1958年，当局又以“反革命罪”判处束三年管制，编入劳改大队去修水利。

这壹次是真正的九死壹生了。但束星北终于挺了过来，也许是对亲人的挂念，也许是他未竟的事业，他不想就这样死去。不过原来的束星北真的“死去”了，在严酷的“改造”环境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高傲地死去，或屈辱地活著。这时朿星北仿佛看到了啼饥号寒的儿女，凄苦无助的妻子……他无奈地选择了后者。从此，活著的束星北完全变了，逐渐变成了逆来顺受、领导说壹不敢言二的顺民，变成了壹个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囚徒，当年那个趾高气扬、宁折不弯、傲骨峋嶙的名教授束星北已经不见踪影，“死”去 了，只剩下了囚徒、劳改犯束星北。这也可算山东大学反右派运动的伟大成绩之－吧。

根据毛泽东“右派是终身制”的指示，从劳改队归来的束星北被开除了“学籍”，被送去青岛医学院继续改造，具体工作是清扫厕所。

这份工作（当时右派分子分配到新“单位”，或留在原单位的，大都从事这类工作）虽然低贱，被人鄙视，但是比在劳改队修水利要轻松壹些。已经被共产党制服的束星北，虽然外形已与贩夫走卒、甚至乞丐无异，但脑细胞还没有“死亡”，脑子还管用，于是，他又提出了两大要求：壹是对青岛乃至山东全省医院的抽水马桶进行维修改造，解决水箱常坏、大便冲不掉、用水又多的难题。这个本来属于他的“本职工作范围”，自然会被领导“批准”；另外壹个要求就有点异想天开了，当他获知当时中国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时，他想以自己拥有的知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还说可以叫他在国外的三个学生回国效劳。这时的束星北，确是想以此“立功赎罪”。但在“领导”的眼中，这不但是梦呓，还被怀疑另有“阴谋”。他的“报告”自然被丢进字纸篓去了。

不久，报纸广播中公告了中国第壹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举国都在欢庆，而束星北却躲在自己的屋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为什么呢？因为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他立功赎罪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不要他为国家服务了，他那尚未丢弃的专业知识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这回，得知束星北躲在暗处悲嚎的官方人士却高兴了，他们不仅幸灾乐祸，还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找到束星北告诉他：壹个臭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当年要妳为人民服务，妳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得老高了；如今妳想要服务都不要妳了，诺大个中国，难道离了妳束星北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搞不成原子弹？共产党离了妳就坐不稳天下？现在想来立功赎罪？晚了！共产党偏不要妳！

山大官方的这种态度既是完全真实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不是下面几个干部的想法，而且也是共产党的想法、毛的想法。陈毅副总理得知后也说了：共产党不欠妳束星北什么！共产党对得起妳束星北了，妳束星北有今天，完全是自作自受！

看真是自作自受。什么报效国家、什么立功赎罪，回到人民队伍，都是竹篮打水，壹场空了。束星北也不幻想了，还是去清扫好厕所，搞好“抽水马桶改造”吧。从此后，束真的壹心扑在马桶改造上，文革中，由于他已是“死老虎”，不是打击重点，他就老老实实、积极地搞他的厕所清扫和马桶改造工作。据说，那些年他走遍了山东各地的大中型医院，维修改造了所有医院的抽水马桶，还附带帮助修理了壹些医疗设备。

如果没有后来壹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束星北也许这辈子就以“厕所清扫工”、“抽水马桶维修工”终老归土了。也许是命不该绝，老天可怜他的知识、才华，还让他发挥壹点余热为国家服务，为共产党作贡献，于是命运给他安排了壹场戏剧性的转折。

1972年，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应邀回国访问，受到毛、周等领导人的接见。交谈中周恩来提出，希望李能为中国帮助解决教育人才“断层”问题，介绍壹些海外人士来华讲学。这反映出在受到苏联的核威胁后，毛、周等意识到科技落后可能招致挨打的可怕后果，因此再度引起对科技人才的重视。

听到周恩来的话，李政道毫不迟疑、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得不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就是。”李并借机提出要见老师。周恩来已记不起束星北的名字，有关人员只好以事先没有安排为由，婉转拒绝了李政道的要求。其实要找到束星北并不难，只是，当年的名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恩师已经沦为厕所清洁工，以束现在这种身份和形象怎么去见尊贵的外宾？这有损中共的国家形象啊。

李政道走后，有关当局立即奉命查找束星北，并将束的情况上报。束立即被请回了山东大学，重执教鞭，束的命运在晚年又奇迹般地改变了。

由于李政道的关系，束星北在1974年被破例摘掉右派帽子。1978年，束又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壹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的研究。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举办了海洋学培训班，选拔全国各地壹流的海洋人才苗子来进修培训。

重获“新生”的束星北，知道感恩图报，也知道时间的珍贵，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他争分夺秒地为学生讲课和从事科研。因为病，只好带著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工作。

表面地看，这位科学天才与过去没有什么不同，他依然思维活跃，逻辑严密，语言清晰。只是家人发现，他常常半夜里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在桌上伏案疾书，写完便又去睡觉。起初，家人都以为他是灵感突现，立即起来记下思维中的闪光片断，所以都不在意，更不去察看他写的是什么。可是，这种情况多了，而且他晚上写的东西，只是放在抽屉内，并不拿去研究所。这便使家人产生怀疑。更加他每晚半夜突起、突睡，仿佛梦游壹般，家人便躭心他患了夜游症，趁他不在家的时候，从抽屉内拿出他写的稿纸来看，哪知不看则已，壹看不禁大吃壹惊！原来他写的都是检讨、认罪书和自我批判之类的文字。

据医学上的说法，束星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大凡在某种特殊残酷的环境里长期生活过来的人，常常会在梦中重现当年的情景，被恶梦惊扰；或习惯性地重复当年的壹些动作习惯。这种情况发展得严重，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壹、二十年的残酷肉体和精神折磨，居然使束星北成了“双面人”，不亦悲乎！

束星北晚年重出之后写下了生命中光彩壹笔的，是1979年中国发射第壹枚洲际弹道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的最佳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来承担这壹绝密的任务，经人推荐这壹任务落到了束星北头上。束凭著海洋研究所的壹台计算器和壹摞纸、壹支笔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专项经费，还争取了时间。行内人知道后，不由得惊叹：天才终究是天才！

1983年，束星北病逝。走完了他多灾多难的人生。

从束星北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壹个极权、独裁政权对科学天才是如何进行无情摧残、扼杀的，也看到了在高压下壹个科学家人格如何被扭曲，还看到了壹个单独的个人在面对壹个强大的恐怖的国家机器时是如何地无奈，无能为力，如何地可悲！

但是，最为重要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极权统治，依仗他的暴力万能论，不惜扼杀任何天才、消灭任何中华民族精英！束星北的遭遇不过是千千万万类似的被摧残者中的壹个，是九牛壹毛。而他在晚年的奇迹般的命运转折，是壹般人所不可能遇到的，所以，从这壹点来说，束星北比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幸运，更不用说去比较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千千万万的冤魂了。

下面，再简略述说两位著名水利专家的故事，这故事应为“壹组”，即两个个体的复合，犹如壹枚硬币的两面，他们各自的形象完全不同、命运也各异。

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赴美留学，攻修水利工程，获硕士、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先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甘肃省水利局长，东北水利局总顾问。1953年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值得壹提的是，黄万里乃我国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之子，就是那个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探讨“历史周期率”问题、在中共建国后曾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的大公子。

张光斗，1912年生，江苏常熟人。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赴美留学，习水利工程，先后获得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硕士。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中共建国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这两位年龄、学历、经历基本相同，后又同为清华大学水利教授的高级水利专家，后来却书写著完全不同的人生。

两位的分歧产生于修建黄河三峡门水利大坝上。

黄河是条多泥沙的河流，人称“壹斗水，泥沙居七”。这就决定了用建大坝拦水蓄沙，是壹条错误的治黄思路，上古时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已经提供了这方面重要的经验教训。

可是建国后不久，好大喜功，自以为战无不胜、“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却产生了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相反的想法，那就是想用“蓄水拦沙”建大坝的办法，使黄河变害为利，实现“黄河清”。

最初提出这壹思路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1952年毛到郑州视察时，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在旁陪同的王化云就提出：“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的黄河还是条害河……我产生了壹个思想，叫‘蓄水拦沙’，用大坝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王的所谓兴利，就是除水利灌溉外，用大坝发电。

毛壹听正合已意。不过他的想法不止于所谓的除害兴利上，他想到的主要是千古流传下来的壹句谚语：“圣人出、黄河清”。毛自忖：自己已经统壹了中国，建成了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壹集权的“帝国”，难道还不算“圣人”吗？既如此，我何不再干件大事，让黄河变“清”，岂不又是震古烁今的壹大奇迹、流芳千古的美谈？

毛的这个想法不便自己说出，却由当时的副总理邓子恢在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清楚地说了出来：“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壹天——看到黄河清！”

很明显，毛已把他的意图传示给了他的大臣，他们深深懂得了三门峡工程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在政治方面的，就是实现“黄河清”，以此来证明“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和辉煌，证明毛泽东就是几千年以来人民所盼望的“圣人”。这个目标壹经毛的脑海形成，其他壹切目标都降到次要的、甚至无足轻重的地位。技术方面，当然要为实现这壹政治目标服务——按照毛泽东已经自我膨胀起来的想法，他认为在他面前，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没有人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壹贯鄙视知识分子、鄙视技术的毛，认定他的人海战术可以解决壹切问题，“人定胜天”就是毛当时的名言。可以说，三门峡水库就是毛后来发起“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为了表示决策的民主、科学，也为了动员技术力量为其既定的目标服务，毛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以及国内主要水利专家来参加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和规划设计，黄万里、张光斗均在被邀之列。

当时，人们已经深知中共“先决策、后论证”的建设方式，特别是伟大领袖提出或拍板的事，实际上是不容讨论的。所以，参加工程讨论和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人敢对毛钦定的这壹工程说“不”字。可是这时偏偏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站出来说“不”了，那就是黄万里，还有壹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

黄万里明确反对建设大坝，他指出：三门峡大坝建成以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没大片土地良田；同时，“黄河清”只是壹个虚幻的政治理想，在科学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黄万里相反，聪明的张光斗和绝大多数与会者－道，积极支持建设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舌战群“儒”，据理力争。所有的中国专家、苏联专家都无法“战胜”黄万里。但是，工程依然顺利得到通过，而且，中共开动了它的所有宣传机器为三门峡工程造势、唱赞歌。黄万里的反对声音根本无法听到，早被铺天盖地的赞美之声淹没了。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团根本没有耐心倾听反面意见，他们不会为壹两个反对者而放弃“伟大”的宏图梦想，黄万里只能是被围攻、压制、最后是对其不予理睬。为了使方案在技术上获得苏联专家的通过，工程的组织领导者不惜指示有关人员采取篡改、伪造重要数据的办法，如黄河每年的泥沙量为1.6亿吨，而向苏联专家提供的资料被改为1.3亿吨，并且保证在黄河上游采取绿化等水土保持措施，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每年减少3％，二十年后，泥沙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

就这样，三门峡的大坝和水电站设计方案获得顺利通过。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正式动工兴建。

毛泽东对上述壹切虽然不直接参与，但他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三门峡工程开工后，毛没有忘记对工程讨论中的有功之臣的奖励和“害群之马”的惩罚。张光斗被任命为工程技术负责人。在此前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59年9月，毛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张带领学生在那里实习，毛亲自召见张光斗，听取张有关教育改革的汇报。张在汇报中盛赞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以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设计为例，说明这条路线的伟大、正确。毛听了十分高兴。从此，张光斗成了贯彻执行毛的教育路线的标兵，全国水利学界最高技术“权威”和“泰斗”，成了红得发紫的红色专家……

黄万里则相反，由于拂了“皇上”的“逆麟”，很快就被归入“另类”。在接下来的整风运动中，因其写了壹篇小散文《花丛小语》，批评北京马路建设中的挖了填，填了挖的无序现象，还对毛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谈了点自已的看法。这本来只是壹般性质的“小意见”，谁知被深知毛皇“圣意”的小人，将其上纲上线密报到毛的案头，毛壹看是有“前科”的黄万里（他还有个令人讨厌的父亲黄炎培），本来就发愁没有合适的罪名整治这个狂妄的“刁民”，如今有了这个材料，那就名正言顺了。于是，黄立即被毛“钦点”为右派分子。

学校的党组织知道黄万里成了“钦犯”了，在处理时也迎合“圣意”，将黄万里发配去三门峡大坝工地劳动改造，那意思谁都明白：妳当年反对大坝上马，今天就叫妳亲自来为大坝建设扛石挑土，而且是强迫劳动！这就是对妳敢于与伟大领袖唱反调的惩罚！

毛得知对黄的这个惩罚，大概“甚慰朕心”了。

可是，当学校领导自鸣得意把对处分向黄万里宣布时，黄并未有激烈表现，只是平静地说：

“伽利略被投进了监狱，但是地球照样绕著太阳转。”

黄万里的预言很快就为事实所证实了：科学是不容戏弄的！很快，三门峡水库变成了壹场不折不扣的灾难。大坝1961年建成，1962年第壹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蓄水壹年半后，1·5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至潼关的河道中，河床升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水位大幅上升，造成渭河堤岸崩塌，山体塌方，河水被偃塞了二分之壹，酿成人为水灾（因缺乏资料，伤亡和损失情况不详）。中国最富庶的农耕地区之壹的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盐碱化，30多万水库移民无法在新迁移地安家，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渭河水位的持续上升威胁到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安全。

问题还不止此。由于高坝只能当低坝使用，防洪目标无法达到，发电能力则只为设计的五分之壹。此外，水库还毁灭了壹批中华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物古迹，黄河航运也被迫中断。

据说毛听到这些汇报以后，曾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给炸掉！”

后来采取的补救办法是捞沙清淤，并两次改建大垻，据最后保守的估计，新投入的费用已经超过原来三门峡工程的总投入。而这时正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的岁月。

这就是毛为了实现他的“黄河清、圣人出”梦想所付出的代价。

但是，这种代价对毛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何况这点损失？而且主要是经济损失，不足挂齿。毛最担心的是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失败，影响到他个人的威望，影响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拜、无限迷信。所以，三门峡电站建设的情况、效益，也成了高度机密，报纸、电台对此缄口不言了，人民群众对它的真相壹无所知，久之便淡忘了，仿佛中国从来没有过这项“伟大工程”。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但作为当年极力怂恿工程上马，并担任工程技术总责任人的张光斗来说，不但未被追究责任，反而地位、荣誉都节节攀升，笼罩他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讯》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等等、等等。1994年又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兼壹个“反邪教（实为反法轮功）协会”荣誉理事的头衔。得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青睐、宠信……

其实，想壹想，张“泰斗”的现象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伟大领袖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国家损失数以千亿计，他却安然无恙；文革中将国家弄到瘫痪崩溃，他的个人威望却如日中天，达到了顶峰。张泰斗只搞砸了壹个三门峡，登上个人荣誉的顶峰有什么奇怪呢？关键是他紧跟伟大领袖，按毛的意图行事，毛不败，他当然也立于不败之地……

可黄万里就惨了。本来，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也就证明了黄万里当年的意见正确，按道理应该给予这种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犯颜直谏之士以褒奖，起码原来受到的处分应该撤销了。可谁知黄的右派帽子仍然牢牢地戴著，而且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了。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55号文件之后，全国的右派陆续“改正”，可黄万里的“帽子”依然如故，当局大概想将他作为“正宗”右派保留进博物馆。拖了几年，后来在各方的奔走抗议之下，才不得不将他“改正”了，黄万里成了清华大学最后壹个“改正”的右派。可当局依然留了壹手，不恢复他的授课权，直到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才给予黄授课权，这时黄万里已87岁，又患癌症，毛的接班人估计他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可能再掀起反政府决策的风浪了，所以，最后表示壹下“皇恩浩荡”。

毛的“接班人”继承了毛的遗志，对黄万里百般警惕、压制。1982年，邓小平给长期争论不休的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修建开了绿灯，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建设计划。这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却不改其“右派本性”，站出来对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这壹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黄“右派”的这种顽固不化的跟政府对著干的狠劲，使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再次对他恨得牙根痒痒，恨不得重新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是，黄又说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找不到惩罚的借口。决策者无法，拖到1986年，只得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决定对长江三峡电站进行可行性研究。研究由水利部主持，邀请两院院士张光斗为特别顾问，黄万里则被排除在外。当局这种做法不仅是害怕黄万里又来“捣乱”，更重要的是对黄的壹种“报复”：妳不是说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吗？我们现在依了妳。可是，偏不要妳参加！

果然，论证的结果是“完全可行。”1993年，国务院组织审查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方案，聘请张光斗为审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之后又请张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总负责人，又由国务院从总理基金中拿钱对张泰斗等人在三峡工程决策论证中的“特殊贡献”予以特殊奖励。

被“冷冻”的黄万里这时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发言权，不过他仍然要顽强地表示意见，为何如此顽固不化呢？早在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时，他就在劳动之余，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壹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壹行的，而且搞了壹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正是怀著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负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结，黄万里又壹次冒著“逆龙鳞”的风险，对三峡工程提出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建议。可是，他写的文章国内没有哪家报刊敢发表，他只好投去他求学过的美国，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刊登他的文章。同时，他还三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写信，指出三峡工程潜在的巨大隐患，但三次都如泥牛入海。

重登教坛后，黄万里公开批评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的专家“竟然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壹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变清，下游真会壹下子就会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

看来黄万里真是个“死不改悔”的右派了，几十年过去了，他所批评、指责的那些“奴颜地”“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和“爱护自己的饭碗”的人，壹个个青云直上，爬上了高官显爵，锦衣玉食，而且权势炙手可热。而他这个坚持讲真话、为子孙万代负责的书呆子，却换来了二十几年的被专政和“贱民”生涯，还株连家人和亲友。好不容易活到了解除贱民身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还要拿起笔继续为真理、为后代而战。看来他并没有接受三十多年来的教训，还对中国的现实视而不见，去继续谴责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奴颜婢膝地讨好“党和政府”的专家们。可是人家正在庆幸自己正确的人生选择呢。

聪明人早就看清楚了：在中国，不需要有人为真理而战，中国不需要伽利略，也不需要岳飞，它只需要听话、会揣摸领导意图的“秦桧”。为毛所推崇的中国古代“法家”就有明示 ：“尊主令而行之，虽有伤败无罪；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张光斗大师在学习水利技术的同时，可能也学了点政治学，特别是法家和马列主义，所以认定了“尊主令而行之”，虽过犹功，何惧之有？反之黄万里先生则死尊孔孟之道“舍生取义”的教导，可能还记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格言，所以，就“非主令而行之”了。按理，这样做“罪死”——要杀头的，好在黄先生不带兵，也不当官，造成的影响不会很大，所以，如今的“法家”宽大为怀，只给他当壹辈子“贱民”的处分，应该是够仁慈的了。

当然，黄万里先生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些道理是不能不懂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传统“士人”的信条之壹，亦其难能可贵之处。可也是其可悲之处——更是中国的可悲处。

黄万里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了长江三峡工程的隐患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对于如笔者壹类水利外行来说，难以判断其所言的是与非。只是从民族和后人的利益考虑，但愿其言之不中，或者问题仍有可挽回之处。那就是国人之幸、也是黄万里先生之幸了。

欲壑难填的豪赌 :  毛的大跃进动机深源

大跃进和三面红旗其实是壹回事。三面红旗的全称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总的政治口号，也是对大跃进总的要求，它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大跃进中发明并实施的农村和农业组织管理体制（后来部分地推广到城市），是大跃进的主要组织实施形式；大跃进则是实质内容。为方便起见，下面概以“大跃进”称之。

就毛统治时期所造成的死人之多、损失之大来说，“大跃进”运动当属第壹。据专家考证，中国社会在秦始皇到毛共建国之前的2129年中，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自然灾害（不算战争）共203次，死亡人数加总为2991万，不及毛的大跃进壹个运动死人之多。从性质上看，毛的“大跃进”造成的大死亡，既不关天灾，也不关不可抗拒之瘟疫，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祸”，准确地说，是毛泽东壹手造成的“毛祸”。它体现了毛为达致壹人之私欲，而不惜毁灭整个民族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罪行；也揭示了毛视人命如草芥、视生灵如粪土的大暴君、大流氓恶棍的狰狞面目。

毛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荒诞、疯狂的运动呢？毛共官方对它的解释是：（毛是为了）能在壹个较短的时期把中国建成壹个现代化强国，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不尊重科学和客观规律，因而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结果欲速不达。也就是说，是“好心办了坏事”。

真的是这样吗？否！下面我们首先搜寻这壹时期毛思想之源流，揭露他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所在。

斯大林之死，加速了毛泽东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野心

事情需要从远壹点讲起，因为凡事都有它的根由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从毛泽东内心来说，是非常高兴的，简单讲，这有如搬开了长期压在他头上的壹块巨石。其实，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和建国之初就不断在背地里发泄对斯大林的不满，当然，那时他绝不敢公开表露出来。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的报告，毛立即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大有松了壹口大气之感。毛把斯大林所谓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归纳成四点：壹，在“土地革命”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担任了中共的领导，推行“左倾王明路线”，结果对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对毛本人给予了严重打击）；二，抗日战争开始，斯大林又把王明派回国内，推行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差点夺了毛的权，使“中国革命事业”毁于壹旦；三，抗日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反对中共发动全面内战，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主张把中国“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四，斯大林曾说毛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其实，除上述外，还有两个令毛更为恼恨的事件：壹是1945年8月斯大林强令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极不愿去，因为他怕国民党趁机干掉他（杀人不眨眼的毛其实最怕死），但在斯氏的威迫之下他不得不去，回来还病了壹场，这事令他刻骨铭心；二是1949年12月毛首次去莫斯科拜见这个“大老板”，顺带给斯氏祝寿，并趁此机会签订壹个冠冕堂皇的同盟条约。本想斯氏会热烈欢迎他，那知斯氏先给他壹个下马威，把他凉在莫斯科郊外来了个“冷处理”，按毛自己的说法，“这两个月不好受”，壹天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件事”，接下来还被迫签订了壹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完全无可奈何，只能任由斯氏摆布。

尽管如此，毛当时对斯氏的不满仍然不敢有所表露，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论在国家实力、个人资历和威望等各方面都不能与苏联和斯大林相比，特别是毛即将面临的发展军事工业和经济建设的任务，都需要苏联的帮助，这种情况下，他决不能得罪斯氏。

不过，依毛之秉性，他这种忍让是有限的，就像后来的事实那样，与苏联翻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斯大林健在，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晚壹些，但以毛与斯大林的个人恩怨和其不甘屈居人下的性格，中苏间不可能永远友好下去，毛决不会永远充当“儿子党”和“小老弟”的角色。

所以，斯大林之死，毛从心底是高兴的。尤其是，斯这壹死“空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袖的宝座，给了他壹个登上全世界共产党 “壹把手” 的机遇。在毛看来，斯氏之后，理所当然就是他毛泽东堪做共产党世界的老大了。当然，毛也知道，这种事不可能操之过急，得壹步壹步来。斯大林死后，苏共继任者赫鲁晓夫对他的态度明显“软”了许多，先是增加了35个援助项目（连同斯大林允诺的共141个）。1954年中共国庆5周年时，赫鲁晓夫带领苏联主要党政领导人亲到北京来捧场，这种主动降尊纡贵的讨好态姿，在斯大林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赫氏等来华后还主动表示对斯大林居高临下“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的对华态度加以谴责，宣布放弃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附件中侵害中方利益、与中方“合作”成立的两个矿产公司的所有权。还答应再卖15个大型项目给中方，使苏联援建中方第壹个五年计划的大项目达到156个，又另给中国壹笔5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次年（1955年），赫鲁晓夫又答应提供斯大林所坚决拒绝的原子弹技术，帮助中国的核工业起步。完成了毛和中共的壹大心愿。

尽管赫鲁晓夫给了毛这么多“甜头”，但翅膀初步硬起来的毛还是越来越不买赫氏的账，赫氏帮助他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反而成了他日后与赫叫扳的本钱。这倒有点像跨国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这壹切根本原因就是毛看中了那个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必欲取赫鲁晓夫而代之。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他。赫只是继承了斯大林的权力，是坐享其成，怎能与他独自在壹个5亿人口的大国夺取政权相比？赫氏在理论方面也没有什么贡献（只是推出了万恶的“修正主义”）， 不像他不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且推出了有中国特色、战无不胜的 毛主义——“毛泽东思想”。 总之，他思来想去这国际共运领袖的宝座都非他莫属。

可是，毛知道，这事首先要取得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才行，而要取得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支持，就要先破坏它们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联合它们起来向赫氏叫板，造苏共的反。毛想，干这件事的最好“突破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颐指气使的“老子党”作风，以及由此种下的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的不满。

机会终于来了。1956年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全世界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爆发了反斯大林主义的浪潮……。毛泽东虽然在个人感情上对斯大林不满，但他从大局考虑，却坚决反对对斯大林的谴责与否定，因为他十分清楚，他要执行的正是斯大林主义，他需要斯大林这把“刀子”， 全世界共产党也需要这把刀子，否则共产主义革命不但难以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共产主义阵营还有分裂、瓦解的危险。这种“本是同根生” 的大局观念盖过了他与斯大林的个人恩怨，所以，他立即确定了维护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对著干的总方针，拉开了与苏共“修正主义” 斗争的大幕。

毛还估计赫氏此举会“捅了漏子”， 给那些本来就对斯大林、对苏共不满的“兄弟党”和“卫星国”反叛以可乘之机，让“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此不太平。果然，赫鲁晓夫的报告很快就在东欧形成了壹股反斯大林主义、反苏联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斗争浪潮，波兰的波兹南市首先发难，波兰共产党——统－工人党要求自主自立。毛泽东大喜过望，认为时机到了， 立刻表示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的干涉，公开谴责苏共的“老子党” 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声称要与波兰党和人民站在壹起……本著幸灾乐祸和趁火打劫之想，在波兰事件爆发之后，毛立即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目的是指责苏联在对待波兰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要其承认错误。但苏共坚决拒绝了刘、邓的指责和讹诈。后来苏联自己修复了与波兰的关系，两党重归于好。中共和毛什么也没有捞到。

毛又想到了南斯拉夫铁托这个苏联的老对头。指示正在那里出席欧洲共产党会议的中国代表彭真，要彭邀铁托壹道与苏联对抗，由南、中两国壹道发起召开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取苏共而代之。可惜的是，铁托表示对此没有兴趣，他自己也不想去参加这种会议（后来这个会议仍由苏共发起召开，铁托派他的二把手卡德尔去莫斯科出席会议）。毛的打算再次落空了。

老羞成怒的毛仍不死心。又指示在波兰受挫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求苏共按毛的调子“重新评价斯大林”，为斯大林“平反”。结果被赫氏和苏共愤怒地壹口回绝，惹得周只好与他们“抬杠子”了。

在数重挫折打击下，毛有些气急败坏了。1957年1月毛在他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突然发难，在讲话中大骂苏联领导人“利令智昏”、并说他的“办法就是‘去臭骂壹顿’”。又说“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但是，除“抬杠”之外，毛什么办法也没有。

几个回合较量的失败，冷静下来之后的毛开始认识到，他与苏联翻脸、取赫鲁晓夫而代之的时机还不成熟，看来主要问题是自已的实力不足，所以，别的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不愿跟他走。他又考虑到他的国家对苏联仍然多有所求，不能把关系搞得太僵。于是调整策略，不妨先投其所好，让苏共和赫鲁晓夫继续当世界共产党的头，暂时修复两党两国关系。不过他得讲究策略，让对方付出壹些代价，自已捞得壹些好处。

1957年6月间，苏联发生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斯大林旧臣的未遂宫廷政变。重新坐上壹把手宝座的赫鲁晓夫急需取得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以巩固自己有些动摇的地位。各国共产党都表态支持了，唯毛故意迟迟不言语。此时，苏共想借当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之机，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人最高级会议，以显示自己仍然是世界共运中心和领袖的形象。但如果中共不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将大为失色。赫鲁晓夫有些著急了，想委曲求全，他派米高扬到中国，与毛商量、落实去开会的事。毛打定主意利用这个机会敲榨壹下赫鲁晓夫。毛答应赴会，但提出壹个条件：苏联必须转让制造原子武器及其运载手段的材料、技术资料和模型。轻率的赫氏不及多想，答应了。双方签订协定，苏联保证“提供中方壹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制造原子弹”。大批苏联优秀核专家被派到中国传技授徒，中国核技术人员从原有的60名猛增到6千名，为中国的核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的这壹著胜利了，如愿以偿了。

毛也守信，如期去莫斯科开会。11月2日，毛率团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既暨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

从后来的显示看，毛泽东此次去莫斯科的目的有几个，首先，他答应为赫鲁晓夫捧场，拥护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和“为首”的地位，也就承认了赫氏作为世界共运领袖的身份；其次，他也要借机表现自己在全球共产党中的特殊（老二）地位；其三，趁机拉拢其他共产党头头，为以后自已正式取代赫氏登上世界共运领袖宝座做好铺垫和准备。

此次赫鲁晓夫确实是给足了他面子：亲到机场最隆重的迎接，让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内最豪华的原沙皇的寝宫，还按毛的要求进行了床和马桶的改造；在大会发言者中毛被赋予不上主席台站著讲而是在原地“坐谈”的唯壹特殊者；被当作主宾与赫鲁晓夫并肩站上红场的检阅台上。另外，毛还带上宋庆龄、郭沫若这两位“非党”人士去出席共产党世界最高级会议，这也是其他国家共产党所绝对不敢为之的。总之，毛要处处显示他的“特殊”，这壹切，赫氏都容忍了。赫氏知道，毛中国是共产党世界除苏联之外的第二大强国，毛本人的传奇经历也是他所不具备的。只要毛拥护、承认苏联的全球共产党盟主地位，承认他本人的世界共运领袖，其余他都可以让步；他可以让毛充当“老二” 的角色。

但是，面对赫氏这种退让，毛还是在中暗中搞些小动作，如，他在64国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大谈团结问题，却话中有话地说：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铁板壹块，有的百分之百，有的百分之九十、八十……成色不等；出了问题，有不同意见要团结，也要斗争，要给人家壹条出路，要有灵活性和原则性……等等。这些显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苏共在对东欧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做法，并且摆出壹付“教师爷” 的面孔。

更加令赫鲁晓夫等人不堪的是，他居然当著与会者的面，赞赏几个月前搞政变试图推翻赫氏的领头者、苏联前外长莫洛托夫是“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 在会外则说：“我们热爱莫洛托夫”。

毛又故意重提“十月革命的经验”（即暴力革命），说它“乃有普遍意义”。意在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毛还说，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但尤其是要反对修正主义……。这些都是针对赫鲁晓夫射出的壹支支“暗箭”。

毛还在大会上炫耀他领导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光荣历史，然后突然把话题转移到未来战争问题上来：

“我们还要估计壹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样打得壹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如果要发动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壹；再多壹点，可能损失壹半。

我和国外壹位国务活动家（指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打起壹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壹半人都死了，那另壹半人还活著，帝国主义将会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27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

毛的这壹番话明显地意在挑战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 特别是他在谈到核战争死人时那种无所谓、无动于衷的口气，引起与会者的震惊和愤怒，他们认为，“人”对毛来说无非是数字，死多少人他满不在乎，对核战不但不在意，而且欢迎。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哥穆尔卡，这位曾受到毛“保护” 本应对毛感恩戴德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强烈反对毛对核战争的分析，强烈反对挑起核战争。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诺沃提尼则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死掉壹半，还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将死光，谁还能留下了重新开始？”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说：“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毛由此在国际上获得了个公认的“好斗”的名声。

这没有壹点冤枉毛。在会场之外，毛在对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讲话时也发表了壹通好战狂言，后来人们归纳为“东风压倒西风”论。毛说：现在“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世界上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世界上共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

结论就是：如果发生战争，帝国主义肯定全部完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应该发动壹场世界大战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按他的说法是：把资本主义夷为平地，人类付出死掉壹半人的代价是值得的。）。

在那次谈到核战争死掉壹半人口也无所谓的讲话的后面，毛还说了壹段话：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以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英国现在年产2000万吨钢，十五年后，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那么，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有十五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这段话里，毛释放了两层意思：壹是战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二是关键是要有十五年的和平期，在这个期间要全力赶超资本主义，然后埋葬资本主义。所以，时间紧迫。这暴露了毛发动大跃进运动的焦急心情，也是他试图以大跃进的方式求得超常规发展的深层原因。

这壹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因为考虑到自己力量不足，暂时拥护苏联继续充当全世界共产党的头头、“为首”之外，其余都是在“推销”他自己，推销他的战争观。不过。看来，人们对他评价并不太高，他赢得了“好战”的名声，但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希望战争，更不希望打核大战。

但是毛真的只是想消灭资本主义吗？消灭了资本主义之后共产党世界由谁来领导、又由谁统治世界呢？这是他暂时不便公开的问题，其实答案早已在他心里，那就是只有他毛泽东！他既要做世界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也要做全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我们暂且把这叫做毛的“双称霸”谋图。

二、实力不济和急于“双称霸”的野心，是毛发动大跃进的根本动机

莫斯科会议前后毛的思想处于壹种非常矛盾、焦虑的状态，矛盾的焦点是他既瞧不起苏联、瞧不起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完全应该取代赫氏成为世界共产党最权威的领袖；但另壹方面，与苏联相比，他知道自己的实力差距还很大，而且，要提高中国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还得靠苏联帮助。同时他也看到了，当今世界是凭实力说话的，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所以拥护苏联当头，拥护赫鲁晓夫为首，就是因为苏联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在这个阵营中最为强大。他毛泽东虽然平生的经历、资历以及他自认的领导能力，都要比赫鲁晓夫强得多，但人家仍然听苏联和赫氏的，而不听他老毛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力量不及苏联。苏联新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极大地惹恼了毛，而他仍然要牵就他们，原因也就在此。但他心有不甘，在背地他恨得咬牙切齿。前面提到的波南亊件后毛派周恩来去“劝说”莫斯科重新评价斯大林遭拒，曾使毛暴跳如雷，在 1957年1月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再提此事，说了壹通语无伦次、让人莫名其妙的话，这段话应载入史册：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捅穿了壹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周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壹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壹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壹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壹百倍，也不算数。妳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壹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妳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

情急之中，毛恢复了他的流氓痞子本性，语无伦次，胡搅蛮缠，随口大骂。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毛其实是“忌妒”苏联的实力比自己强大，所谓“不算数”实际上是壹种“酸葡萄”理论。但他只是说钢、煤、石油的产量不算数，却不敢说苏联的核武器也“不算数”，因为那些东西毛正在千方百计从苏联手里去“讨要” 的，说它们“没有用”、“不算数”无异于打自己的嘴巴。

其实正是这“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令毛望眼欲穿！当时中国的钢产量是520万吨，后来在大跃进中，为了实现1070万吨钢，他把全国搞了个底朝天，最后靠收破烂、砸锅卖铁，才勉强算凑够这个数（而且其中还有相当多的废品），妳能说他会认为五千万吨钢“没有用”、“ 不算数”吗？妳能说毛瞧不起苏联年产五千万吨钢吗？！那么什么才算数、才有用呢？据毛说大概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 了。可是他也知道，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或“毛思想”当作咒符念上壹千遍壹万遍也顶不上壹吨钢、壹吨煤来得实在。

后来，他冷静下来之后，还是觉得加快发展自己、壮大实力才是正道理。就在几个月后在莫斯科开世界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议期间，毛就私下跟不愿意提谁“为首”的哥穆尔卡做说了真心话：“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壹旦有了事，总得有人召集壹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妳我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妳我有多少力量？”

毛接下去说：“我们树矮，苏联树高。中国从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却是个小国。我们产的钢只有五百万吨……而苏联是五千万吨。”

妳看，就是这毛泽东，两个月前还大骂苏联年产“五千万吨钢”是“利令智昏”，再加十倍、百倍也不算数，没有壹丁点了不起！可是现在却作为要请苏联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头头的最有力理由了……

在会上，毛带头为他所不齿、所仇视和鄙视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和苏共二十大路线唱赞歌。因为毛想清楚了，自已的实力还不济，暂叶还得请苏联当头。这著实让赫氏等人高兴了壹阵。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卧薪尝胆” 之计。就在他拥护苏联“当头”的同时，他己经在思量如何赶超苏联，取而代之。毛知道，要赶上或超过苏联和美国，用常规的办法是不行的。毛在思考著如何缩短这壹过程，创造新的奇迹。恰好这时，在莫斯科的他看到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这壹概念，并说1958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应该来壹次大跃进，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实现大跃进。这真正与他心有灵犀！有如拨开乌云见到青天，给他指明了道路。毛禁不住狂喜，对“大跃进” 壹词赞不绝口，后来他不止壹次说：“我要颁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壹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即“大跃进”）的发明家。”就此，他决定1958年为“大跃进” 开局的第壹年。

回国之后，毛便急不可待地掀起了号称“壹天等于二十年”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

1958年元旦，毛通过其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亲自审定的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内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同时还要求“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正式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笔者按：提出大跃进是1958年元月1日，但真正进行全党全民大跃进总动员是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年7月31日，也即在中国的大跃进开局半年多之后，应毛邀请，赫鲁晓夫率代表团飞抵北京，商谈落实苏方对中方的援助和合作问题。这时中国的大跃进进入了高潮，各种“卫星” 满天飞舞，天天捷报频传，公开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实际上首要的是“赶苏”。在毛的幻觉中，他将用不了几年就会“超苏”了。所以，才不过半年多，对“老大哥” 的态度就已经壹百八十度改变了。他板著脸到机场去接赫氏，但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更加令赫氏感到难堪的是，毛居然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就在他的游泳池边与赫鲁晓夫会谈，就像中华大帝召见他的属国使臣壹样。壹切与上年冬赫氏在莫斯科给予他的破格隆重礼遇形成强烈反差。

会谈中，毛泽东气也粗了，腰也硬了，此前，苏方提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问题，被毛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还指责苏联想借此控制中国，把他“气得壹宿没睡觉”。 这次会谈毛又声色俱历指著赫氏的鼻子问：“我问妳：什么叫联合舰队？” 同时，他又使出他惯用的软拖硬磨手段，迫使赫氏答应帮助毛中国建立大型潜水艇工厂。

毛为什么敢于对赫氏如此傲慢无礼呢？说穿了，就是他认为他的大跃进已经成功了，起码开局良好，成功在望，与苏联的差距将很快缩小并且不久就会超过对方。在会谈之余，毛故意炫耀地问赫氏：“粮食多得吃不完了怎么办？”赫氏则冷冷地回应：苏联还没过这方面的经验。由此可见毛此刻的骄狂心态，从而也折射出他发动这场疯狂运动的真正目的首先是“超苏”。只有超苏之后才能超美，进而实现他称霸世界的梦想。

赫氏明白了毛的所意，回国后，在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汇报中国之行时，明确地说：“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壹个我已察觉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

赫鲁晓夫的察觉没有错。不过还不够，在达到这壹目标之后，毛还想进壹步实现他“管理地球”，“统壹世界”的野心。

毛素来崇拜列宁主义，深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所以毛共上台不久便准备打下壹次世界大战。早在1955年毛在接见英国共产党主席波内特等外宾时就说：两大阵营的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但两大阵营的世界大战要有－个工业化——军事化的准备时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就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 所以在毛的眼中，工业化就是军事化，要只争朝夕。这就是为什么他对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的投入总是嫌少、总是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发生矛盾的原因。

过不久，毛把爆发第三世界大战的时间缩短到八至十年。同时，大跃进开局的超常顺利大大提高了他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信心。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实际上是全党全民大跃进的动员大会和誓师大会，会后提出的口号是：大跃进是为了使中国“在壹个比较短的时期内赶上壹切资本主义囯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壹。”

6月21日，毛在他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说出了他久藏在心里的话：

“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1918年至1939年（第－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有二十壹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二十壹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们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再有七年，（我们）有强大的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钢），我们有六千万吨，－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它）。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都有可能。”

6月28日，在军委会议的小组长会议上，毛对他的军队领导人说：

“目前的太平洋实际是不太平的，将来归了我们管才算是‘太平洋’”。

进入８月月，大跃进己进入疯狂阶段，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卫星” 满天飞，毛的底气也更足了。这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制定了粮食和钢铁产量大跃进的宏伟计划。受到计划的鼓舞，毛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的省委书记们说：

“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壹计划。” 从此，“把地球管起来！” 成为各级干部和群众的豪言壮语。

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毛在描绘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情景时说，资本主义被彻底消灭后，新的世界首都可能设在纽约，或者设在上海……就是不说设在莫斯科或者苏联其他地方。这是富有深意的，毛无异于委婉告诉他的部下：苏联在那次大战中可能不存在了，届时世界共产党领袖和世界大总铳只能是他毛泽东。当然这壹点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他的那些大臣、将领们也不会追问为什么，大家心有灵犀就行了。

原来制定大跃进的目标不断提速，最初公开提出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后来缩短为七年，再减为五年、三年，最后定为两年。至于超美，1958年9月2日毛致刘少奇、陈云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是：“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

显然，如果真的实现了上述速度，也把苏联远远抛在了后面。所以，此时在毛看来，苏联、美囯都不在话下了。8月31日，薄壹波向参加各省工业书记会议的人员传达了毛的－个令人振奋的指示：

“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壹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壹般的超英赶美己经不够气魄了，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壹倍。”（此段话引自杨继绳著《墓碑》网上版第466页。毛此话大概因过于狂妄，没有公开发表和向公众传达）

至此，毛发动大跃进的目标也就表露无遗了。

除了上述之外，毛发动这场大跃进运动，应该还有壹个不便公开对人言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年龄关系的紧迫感和急不可待的心情。

1953年，毛60岁。那壹年斯大林死去，使他明确看到了登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宝座的曙光，从此也就增加了他的紧迫感。在大跃进之初谈到用三个五年计划超过英国时，毛说他自已也有三个五年计划：“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

这不是－句玩笑话。毛知道，实现他最终的人生梦想要靠实力，主要是军亊实力。所以，他的紧迫感主要体现在抓军事现代化建设上。毛心中所谓的经济建设，其实就是不顾壹切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增大两个“拳头”，其他都要为这个目标让步和服务。而当时主管经济的周恩来、以及“二把手”刘少奇等人却不甚解圣意，他们在计划中也突出了军工投资，但还要考虑壹下“综合平衡”，所以往往令毛强烈不满。从经济建设第壹个五年计划开始，毛便壹再强调速度，壹些原来计划用几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任务，在毛的壹再催促下壹两年就完成了，因为在毛看来，速度是他的命根子，必须“只争朝夕”。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很多，可等不起。

干任何事情，都要先造舆论，给大家鼓劲。关于超英赶美，其实毛早就作了动员，在1956年8月底八大的第壹次预备会上，毛就讲了：

“美国只有壹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它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妳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壹亿七千万人口有壹万万吨钢，妳六亿人口不能搞他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妳赶不上，那妳就没有理由，那妳就不那么光荣、不那么十分伟大……”

然而在这壹点上周恩来似乎有点不识时务，几乎与他唱对台戏，提出了什么“综合平衡”，“反冒进”，令毛十分光火，终于他不得不在发动大跃进之前先在党内发动壹场“反‘反冒进’” 的小运动，把周－伙的“反冒进” 坚决打下去。接著又借著“整风——反右派” 运动的余威，统壹了思想，垄断了舆论，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就这样，发动壹场空前疯狂的、“壹天等于二十年” 的大跃进运动时机成熟了。

但是毛也不是完全苍促地、冒昧地上阵，他是个久经战阵、有著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手，对自己的谋略非常自信。从后来的实际看，至少在下述几个大的方面他作了预计和规划。

首先是主攻方向。虽则要大跃进，毛也知道，也不能齐头并进，要突出重点。但可悲的是，以毛知识水平和眼光，在他看来，壹国实力主要体现在粮食和钢铁两个方面，前者是生存之本，战争的前提条件，“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而且用粮食和农产品还可以出口换回想要的东西；后者则是战争的主要依托品，没有钢铁便没有枪炮、飞机、坦克、战舰，也就没有战斗力。所以，毛选定这两个宝贝作为他的主攻目标。他认为这两样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他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就这样，粮食和钢铁成为他的大跃进运动的两个主要目标。

其二是实现大跃进的方式方法，包括组织管理形式。关于这方面毛就更自信了，那就是他在几十年行之有效、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体制和“人海战术”。他用这个法宝战胜了蒋介石，在朝鲜阻挡了美军进攻。现在他坚信用它也壹定能够取得经济建设的胜利。毛－向蔑视“经济工作神秘论”，和“技术高不可攀论”，坚信“外行领导内行”是普遍规律，坚信工农大老粗比资产阶级教授聪明。他有意要在这场运动中打压－下知识分子的傲气，让他们见识壹下劳动人民的智慧。

具体地说，就是采取全民动员、全体上阵、土法上马、精神制胜的方法，也就是人海战术的方法。与此相应，组织和管理方式上采取战时体制，重点是将广大农村的亿万农民严密组织在军事化集体之中。此时已经实行了合作化，但毛认为它还不够，壹是规模太小，不利干大事；二是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还有壹些私有制残留拖后腿。这时毛想起了四十年前他曾壹度热衷的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生活的“新村公社模式”，如果去掉其无政府主义灵魂，用军事共产主义代之，那就是绝好大跃进的农村和农业生产管理组织，亦即后来的“人民公社”。毛的人民公社设想在大跃进开始之时就己经形成了，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已经提出了这壹设想（先是以小社并大社的方式提出）。所以后来毛说人民公社是农民自己的创造云云，完全是故弄玄虚、包藏祸心：－则是借此绑架亿万农民；二则推卸由公社带来的种种恶行（即后来所说的共产风、平调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权风等）以及万壹大跃进失败的责任。

后来，公社提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的口号，又用公共食堂取代各家各户开伙。实际上都是毛的主意，毛早已制定的谋略。

1958年12月23日全军政工会议上，毛对他的各军区负责人说：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北到豫北，能各人起火了？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搞得，乡村就搞不得？”

这就是“三化”加“食堂化”的真正来源。

实行公共食堂化，公开说是为了配合“三化”、节省干家务的劳动力，解放妇女；实际上把每个人的“饭碗”管起来，牢牢掌握在公社、亦即国家干部手里，这样就不怕有人不听指挥了。这才是毛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所在。不过后来在推行时他耍了壹点花招，叫做“吃饭不要钱”，还说这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云云。实际上是农民自已吃自已的粮食，何来“不要钱”？只不过由家庭小锅饭改成“吃大锅饭”。

三化带来的另壹个副产物是大跃进可能付出的“成本”问题，这里所谓的成本，不是指物质和劳力付出，这种付出毛是不作为成本的，它是指死人的数量，或者说毛准备以多少人的生命来换取这场大跃进的胜利。这是过去毛在指挥战役时使用的概念。他既然把这场运动当作空前的人民战争，空前的人海大战，死人不但是情理之中的事，而且要以不惜死人来夺取胜利，这是人海战术的真谛。在1958年8月部署大跃进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毛明确地告诫他的大员们：

“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壹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过去打仗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 看起来毛连死人也不算作成本了。他是在进行壹场“无代价”的战争，壹场“无本万利”的大买卖。

这就是毛对大跃进和死人的基本态度。

但这之后刚过了三个月，1958年11月中旬，他接到了云南省大量死人的报告，大跃进刚刚开头，壹个省就数以万计地死人，看来原来以为这场运动总比战争死人少的估计不对（但是，毛并没有追究云南省的责任，反而好言安抚壹番，这是后来造成人命如蚁的原因）。于是他修改了关于死人的估计。过了几天他对他的大臣们故意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除了‘大办水利’，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工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壹来，我看搞得起来，中国非死壹半人不可，不死壹半人也要死三分之壹或者十分之壹，死五千万人。”“妳们议壹下，妳们壹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第二年春天，1959年3月25日，毛在上海会议上听李先念汇报工作，在讲到对第二季度生产和建设安排的两种方法时，毛插话说：“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壹半，给壹半人吃饱。”这也是毛对待饿死人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策略。

毛那段关于死人数量的估计后来应验了，这场大跃进真的夺去了大约五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可见毛对人海战术的“成本”是有经验的。至于他那句话“妳们要搞，我也没办法”，也绝对不能当作谦虚说笑看待，而是事先推卸责任的招呼，意即将来死人太多大家都要承担责任。当然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追究责任，大家都不用承担责任了。

由上述可见，后来大跃进中出现的壹切所谓“共产主义新生事物”，以及对大死人的冷漠态度和过后把责任推给老天爷等等，其实都是毛事先的巧妙、有意安排。这场看似乌七八糟、怪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动乱、大闹剧、大悲剧，有如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其实都是毛－手策划、“操办”的。

不幸中之万幸是毛的这场大跃进豪睹在开始阶段就输掉了（毛原来打算大跃进要长期搞下去），不得不提前收场。这也就使得毛不得不中止他那宏伟的“管理地球” 的计划。可以设想壹下，如果大跃进成功，真的在三、五、七年超越了英、苏、美，那么，这个超级野心家、战争狂人和疯子，为了成就他那“称霸”的梦想，绝对会挑起壹场世界大战。到那时，就不止是死几千万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可能将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毁于壹旦。

大跃进虽然彻底失败了，但是，毛仍念念不忘“将地球管起来”这壹宏伟目标，也就是说他贼心不死。几年之后的1968年11月，毛在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头头希尔时直言不讳地发表了壹通关于“统壹世界”的宏论：他先说这个世界需要统壹。“蒙古人、罗马人、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大英帝国，都想统壹世界，今天的美国、苏联，也想统壹世界。希特勒想统壹世界，日本想统壹太平洋地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照我看，统壹世界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 而且，“我认为，这个世界是能够统壹的。”

那么靠谁来统壹呢？他说美国、苏联都不行，“这两个国家人口太少，到处打起来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它们都怕打核战争。他们不怕别的国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那么，哪个国家人口最多、又不怕自己的人死掉呢？不言而喻，只有毛和他统治的共产党中国了。毛也当仁不让，接著就情不自禁地说：“再过五年，我们的国家就有条件了。”

毛对希尔这次讲话，是对他当年发动大跃进目的的－次自供状，壹种反证。那次虽然没有成功，却仍不死心，还想卷土重来。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大概要展示壹下自已的“壮心不己”，他等不得“再过五年”，在次年即1969年春天，就忍不住去挑逗壹下北边那只北极熊，因为它仍然占据世界共产党老大的位置，这使毛难以容忍。哪知亊与愿违，这“北极熊”不好惹，竟然差点使自已遭到灭顶之灾！经过这次挫折，毛再也没有讲“要管理地球”的宏伟计划了。

综观这壹切，简单地说，毛发动大跃进，就是拿六亿中国人的生命当作他的资本和赌注，试图实现他称霸世界的梦想。

壹场空前的大灾难就这样无可挽回地降临华夏大地了。

大跃进前奏：农业合作化运动

灾难其实是从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所以在正式描述大跃进之前，不能不补述壹下它的前奏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前面关于毛对农民恩将仇报的论述中，我们主要介绍了毛在土改后立即建立并推广的粮食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紧接其后，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来的大跃进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发展和扩大版，所以它是毛改造小农经济的中间形式，或者说是向大跃进的过渡。

壹、从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看毛主义的反动本质

将人民组织起来，由各级政权和共产党组织直接严加控制，这是所有共产党国家的壹致做法，也是它的看家本领和基本功，不如此，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1943年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大概可算作合作化运动之始。“组织起来”在毛来说，是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经济概念。因为在毛看来，只有把人们组织在－个个团体里，才便于共产党的控制、支使，才能变成党的工具和力量，共产党也因此才能战无不胜。正是这壹点上，毛的做法为很多人包括中共其他领导人所不理解，他们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认为毛的合作化步伐太快了，得不偿失。以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老是与毛产生分歧。

按照毛早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和1949年9月政协第壹届壹次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都明确规定要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义的人民经济”。根据中共和毛自己的解释，这个“新民主义”的过渡期大概要十五到二十年。最初中共也计划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去实现农业合作化。

但是言犹在耳，墨汁未干，毛就开始反悔、自食其言了。最初的表现是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写了壹份名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壹步》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大意是要增加互助组的“公有”性质，为它们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准备。其时中国大部分农村的毛式土改尚未完成，山西省委的这个报告和意见具有前瞻性和政策导向性质，所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局的批复很明确：

“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甚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

应该说华北局的批示完全符合当时的既定方针、政策。

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华北局的批复又送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手中，刘完全赞同华北局的意见，并稍作发挥上升到了理论。其基本的观点是：由于对土改后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的害怕，党内壹些人“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办法达到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壹种错误的、危险的、变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其他场合，刘少奇进壹步补充阐明自己的观点：“壹是农业集体化应该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即先有工业化，才有农业集体化，否则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没有多大实质意义；二是少数农民富起来了并不可怕，将来到了壹定时候采用农业累进税加以限制，目前则不应加以阻止。”

可以看出，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主要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的理论。他把“合作化”和“集体化”等同起来，这是共产党国家合作化的实质，也是它的特点，这种合作化实际上就是“半国有化”或“地方国有化”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合作社经济。但刘认为在工业未能为农业提供新的生产机器，从而改变现有农业生产方式之前，不应该应强制推行半公有的合作化，并且应该允许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可是，这个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却遭到了相反的命运。毛明确说自己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反对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为了从“理论上” 反驳刘的说法，他从自己的“理论顾问”陈伯达那里去搬救兵，陈终于为他找到了“理论根据”， 即：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前期也有过壹个类似合作社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毛如获至宝，于是说：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壹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釆用蒸气动力机械，而依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壹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能的。”

其实毛的这种反驳是难以立足的，因为农业与手工业是有根本性差别的，工场手业可以釆取专业分工合作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因其生产方式根本不同，不可能仿效，所以即使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农业生产也仍然采取家庭农场的生产方式。而且，工场手工业也不是取缔私有制，跟毛的合作化性质根本不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这种牵强附会是完全错误的。

但毛在这里并未说出他的真实思想和观点，而且这个真实想法在当时还不好公开说明，这就是上面讲的，他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化将农民纳入国家的计划管理之中，通过控制合作社将农民的生产和分配权转移到国家手里，将五亿农民变成共产党的新农奴！使壹盘散沙的五亿农民变为供中共随意驱使的有力工具。

毫无疑义，在毛和刘这场争论中，毛的观点胜出，因为在共产党的世界里，谁的官大、权大，真理就在谁手里。

经过毛的壹顿强词夺理的解释加上训斥，刘便急忙认错、检讨、败下阵来。以后这成了固定模式，确定了毛、刘的君臣身份。之后，毛便借农业合作化问题大做文章，凡对毛的做法稍有异议者，便被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 帽子加以批判。终于没有不同声音了，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便随著毛的指挥棒不断加速。

1955年下半年，从其他事务抽出身来的毛，壹手制造了所谓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在不到5个月中，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由1690万户增加到7000多万户，占农村人口60%多。到1956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毛为什么立即抛弃他的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呢？除了上面讲到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的原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不能让农民变富、“变修”。在毛所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理由）中，所谓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最主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是其最具欺骗性的欺人之谈。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暗藏著毛的狡诈、恶毒用心。

按照毛的说法，两极分化是由农民的自发势力造成的。这个说法非常正确。在毛用暴力剥夺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缺地、少地的农民以后，农民占有土地的状况（除地富外）基本拉平了。但过不了几年，农村的贫富差距又拉大了。因为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但人的年龄、性别、体力、智力、品性都不同，单说新的致贫户，有因老弱病残劳动力缺乏造成的；有因天灾人祸导致收入大减、支出骤增造成的；有因不会经营、不懂技术搞砸的；有因生性懒惰、游手好闲，甚至吃喝嫖赌致贫的，如此等等，不壹而足。反之，家庭劳动力多，懂经营，有手艺、又勤劳节俭的会很快上升为富户。贫困户中的壹部分如老弱病残幼、寡妇，因无力耕种自己的田地，就会将自已的田地出租甚至转让，再次沦为无地的赤贫户；而壹部分富户便会自然上升为新的富农、甚至地主。这就充分说明了过去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是自然形成的，地主、富农不是靠杀人越货、强买强卖而变富的，而是正常的“优胜劣汰”自然法则选择的结果。毛及毛共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煽动卑鄙恶毒的阶级斗争，其“理论” 在事实面前早己不攻自破。

农村的阶级分化既然是自发形成，就说明这是发自人的本能的行为，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天天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却视其为洪水猛兽，必欲以暴力压制、去除、削平之而后快。

但是，毛通过消灭农村“自发势力”，消灭新的“冒尖户”， 用暴力手段使他们重新变成贫穷，就能使所有人“共同富裕”吗？显然，这在逻辑上和现实上都是讲不通的，绝无可能的，事实是，在将壹切冒尖户削平之后只能达到“共同贫穷”。

我们先从逻辑上证明毛的“共同富裕”为欺人之谈。毛要农民进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堵死其“自发势力”，堵死发家致富之路。但是否如此就能“共同富裕”呢？我们知道，在劳动工具极端原始、落后，而又吃“大锅饭” 的合作社体制下，单靠在合作社出工挣工分是不可能富裕起来的。如果真有人富了，冒尖了，必有“资本主义” 行为（如搞“投机倒把”， 多搞自留地、有其他收入来源等），按照毛的政策，于是就揪出来批斗、没收其“富产”，甚至投入大牢。如此“疾富如仇”的政策，能使人人都富裕吗？此其壹；其二，毛要实现毛式“共同富裕”，就必须实行平均主义、或基本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这样，本来勤劳苦干，或聪明能干的人就只好“随大流”，因为谁也不愿比别人多干活、多出力而拿壹样的报酬。正如当年农村流行的民谣壹语点破的那样：合作社，大锅饭，富变穷，勤变懒。说穿了，所谓“共同富裕”实际上只能是“共同贫穷”。

再从实际层面分析。在“私有、单干” 的状态下，农民之所以求富、变富，是因为土地是自己的，耕牛农具、山林水产以及房屋、家具也都是自己的，所以舍得下本钱投入。人们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不仅自己享用，还可留给子孙后代。而加入了合作社，特别是高级社之后，就是被“共产”，所有生产资料都变成了“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官有，“耕者有其田” 根本不存在了。合作社社员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失去了发家致富的动力和条件，既失去了发家致富的动力，又失去了致富条件，这样的人群还能“共同富裕”吗？

还有壹个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即农业劳动的特点只适合壹家壹户为经营单位，而不适合壹大堆人的集体劳动：首先，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它在劳动力使用上不同于工业、手工业那样壹年四季、千篇壹律的投入，而是要灵活分散使用劳动力。壹个家庭可以发挥家庭成员各自的长处，各尽所能，实行林牧副渔各业互补性的综合经营，从而创造最大的价值。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昼出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种各尽所能见缝插针式的家庭劳动的优越性不是合作社的集体劳动方式所能比拟的。另方面，农业劳动时间与劳动成果分离，使农业劳动不合适釆取“按件计酬“或“按劳计酬”的分配方式，而只能与最终成果挂勾。正因上述特点，决定了合作社的“大呼隆”出工方式和工厂式管理方法不适应农业。合作社经营这些先天不足，加上在实际工作中毛所倡导的干部野蛮暴力的极权主义作风，使得名为农民合作互助组织，实际变成平均主义、强迫劳动、效率低下的“劳动营”，农民变成国家的农奴。这样，农业的衰落和农民的悲惨命运就注定了。（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同样的土地，在毛时代生产的农产品，难以使人们吃饱穿暖；而今天，人口成倍增加，反而应有尽有，绰绰有余。）

抛开那些冠冕堂皇的宣传，从根本上讲，毛要搞合作化（后来还要搞公社化）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合作社里，捆绑在共产党的战车上，使之成为毛和毛帝国实现其野心的驯服工具。优越性只属于毛和毛政府及其爪牙。为了这种卑鄙目的，毛不惜剥夺农民的自由，不惜使农民“共同贫穷”， 不惜让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深陷在“短缺经济” 的泥淖之中。

在毛主义的各种“革命理论” 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人们“变修” 是两大主题，其实，这两大主题的共同任务就是防止人们变富。毛在不同场合都宣扬人富了就会变“修”的理论，前面提到过的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上，他就说到：

“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

195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西湖南屏山别墅，召集几位政治委员和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开会座谈。会余，毛跟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在西湖散步时谈到“和平演变”的问题时说：“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革命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么！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情况就不妙了，就会出问题。”

六十年代初期，毛跟他贴近的服务人员说：现在解放军战士每人每月有十元补贴，这对农村青年是很有吸引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农民都富了，谁还愿当兵呀！他的兵源也会成为问题了。

这就是毛的“穷、富理论”。“穷”不仅是他造反夺权的必须条件，而且也是巩固他的统治所必须的条件。这虽然是针对全体人民而言的，却首先是对农民而言的，因为农民人数最多，是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供应者，因而首先必须严格把这些人控制起来，牢牢捆绑在共产党的战车上。——这就是毛搞农业合作化的主要、真正目的。

这样壹个“疾富如仇”的人会让农民都富起来吗？！

所以，不要幻想毛会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占人口最多的农民过上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有的合作社凭借特殊条件和运气，真的依靠集体劳动就 “富”起来了怎么办呢？那也不怕，国家可以通过“价格杠杆”，以及税收、摊派、劳役等多种手段，想让农民要多穷就会有多穷。总之，在毛的统治下，就壹般老百姓来说，富比登天还难，而穷则不请自到。

有人以为毛之所以钟情合作化（后来更钟情公社化），是因为误听了下面干部报喜不报忧的欺骗，以为合作社真的大幅度提高了农业产量，农民真的拥护合作化……，总之，是毛被欺骗了，是受骗把坏事当成好事去办。

这真是太低估“伟大”的毛了。只要想壹想，毛和毛共当年是靠“杀富济贫” 起家，后来毛发动的运动要打击的人，也都是与“富”沾边的人，如此妳就知道“喜贫仇富”是他终身“所爱”、所为（当然这只是对别人而言）。毛真的没有听到“报忧”的声音吗？“右派”们的言论不是“报忧”的声音吗？结果怎样呢？……就拿农业合作化来说吧，毛本人就是农家子弟出身，难道他不懂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民的心理？谁愿意被“共产”？谁不想发家致富？正因为他懂得，所以才拿“合作化”这个法宝来整治农民，让分散单干、自由惯了的农民变成毛的国家的忠实奴隶，去为实现他的伟大战略目标卖命。正如他在训斥梁潄溟时说的：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难道还不了解农农民，用得著别人在“关公面前舞大刀”吗？

再来看看当时确有的关于农业的“报忧”声音。以及毛是如何对待这种声音的。

最早指出农民对合作化有顾虑和害怕情绪的，是中共中央原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邓在1953年4月的壹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说到农民“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所以强调搞互助合作不要动摇农民的私有制基础，并且应该采取鼓厉农民发家致富的政策。

邓子恢绝不敢凭空说这些话。会前有壹份《河北大名县委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所犯盲目冒进的错误的检讨》的材料，十分详细叙述了强迫“小社并大社”，并要农民将土地、牲畜等全部带进合作社，动摇了私有制基础，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和消极反抗的情况：“大量农作物堆在地里无人管，任其烂掉，冬季基肥和副业无人理会，大牲畜饿死冻死无人管……壹个社员说：‘俺的社五十多户，如果允许自由退出社的话，壹天就能退四十户。’”

1953年3月壹份关于农业的中央文件提到合作化运动：“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份文件大概是刘少奇签发的，所以毛不久就怒不可遏、气势汹汹地指名道姓发出了壹封“对刘少奇、杨尚昆（中办主任——笔者）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的信。（见《毛选》第五卷第80页）刘、杨自然要作“深刻检讨”了。

但是毛余怒未消，认为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3年10月他撇开邓子恢找到中央农村工作部陈伯达、廖鲁言两位副部长，先将邓子恢肯定的“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大批了壹顿，然后要两位副部长下达发展合作社的任务，要把任务逐级硬性往下摊派，限期完成，来个与邓子恢的报告“反其道而行之”。 两位副部长秉承毛的圣旨，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强行通过了壹个决议，下达了发展合作社的硬性指标。各地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以强迫命令的手段迫使农民入社，无法抗拒的农民只能用大肆宰杀耕牛、出卖生猪及破坏生产工具的办法来消极抵抗，致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以致各地“告急”电报雪花般飞向中南海。

但是，这时把全国农村搅乱了的毛外出寻芳踏春、去杭州欣赏天堂美景去了。留在家负责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看到情况危急，不得不从1955年1月至3月连发出五道紧急指示，纠正各地在合作化中的“急躁冒进”、“ 强迫命令”的做法，才勉强制止住农村严峻形势的发展。

3月，毛回到北京，刘少奇、周恩来、邓子恢等向他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特别讲到为缓解合作社发展过快造成的紧张形势所采取的紧急措施及效果。知道是自己放的火的毛对刘周邓等人为“灭火”行为只好表示肯定。并且共同做出了壹个壹年半以内停止新建合作社、将全国合作化的期限延长至三个五年计划的决定。看似毛有所觉悟，要改邪归正了。

谁知，从来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毛跑到上海，听了他的“好学生”、惯于献媚取宠的柯庆施的壹番怂恿，立即把自己十多天前的决定推翻了。5月上旬，毛回到北京，立即吹起加速合作化的法螺，他对邓子恢说：1955年合作化必须“化”到百分之四十。还警告邓不要“重犯”1953年的错误！

邓子恢想维护毛点了头的 “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合作化” 的决定，却受到毛的激烈批评，毛于是决定干脆绕开政治局亲自指挥农业合作化的运动。毛立即下令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会上不点名批判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人像“小脚女人走路”。谁都知道这是对邓子恢的指责。会后，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小脚女人”的反右倾斗争高潮。不久，邓子恢便被撤职了。

接著，毛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发表了他那通关于“不要良心”的著名讲话：

“在这件事情上（指农业合作化——笔者），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我们）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壹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为了增强合作化运动的声威，制造恐怖气氛，毛接著宣布要在今、明年进行壹场“肃反运动”。与会者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毛的用意：用恐怖开道，为合作化运动“护航”。大家不约而同紧张起来。

毛关于“不要良心” 的讲话实际上就是对1953年以来种种有关合作化的“报忧”言论的总回击：妳们不是反映农民害怕“共产”、害怕“社会主义”吗，妳们不是说合作化快了农民消极对抗吗，妳们不是说带土地、农资入社引起农民壹片恐慌吗？好了，我现在告诉妳们：我就是要消灭小农生产，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恐怖！搞合作化就是要凶，就是不能讲良心！不能有良心！——妳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毛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把五亿中国农民变成现代农奴，变成“大锅清汤穿草鞋”的“社会主义”公民呢，这个原因笔者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这里再简单地重复壹句：当时对毛来说最现实、最紧迫的，就是通过合作社把农产品分配大权掌握在国家手里，最大限度地用于从苏联交换工业机器，特别是军事工业技术。毛认为这是压倒－切的任务。

毛既然已经把合作化的话题讲到这个份上了，谁还敢说什么，大大小小的“小脚女人”不是靠边站、就是编入劳改大队去了。敢于对抗合作化的“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更是壹扫而光，扫进监牢去了。于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了。

二、催人变穷变懒的中国农业合作化

应该说，农民在生产中并不是完全没有“互助合作”的要求的，在远古的年代，农村中就流行壹种“换工”的互助方式，某些缺乏强劳动力的家庭（如寡妇、老、弱、病、残人家），如果又请不起雇工，除了亲友的帮助外，就只能指望“换工”解决难题；还有些劳动，如修整道路，建小型水利、打井等，单家独户难以进行，需要相关家庭的“合作”。但这些都是不触动私有制前提下的互助互利，是另壹种形式下的等价交换，又都是在双方（或各方）协商自愿下进行的，因此受到农民的欢迎。又如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生产、消费、流通、信用合作社，也都是这类性质的真正互助互利的合作组织。

但是这不是毛泽东、共产党所要的“合作化”，毛想要的是，通过合作化消灭私有制，将农民纳入国家管理，“使小生产绝种”！ 所以，毛的互助合作号召壹开始就是预设的陷阱。初期他也打著“动员”、“引导”，“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幌子，到后来就是实实在在的强迫命令、明明白白的抢劫了。

浙江吴兴县善连区的方法具有典型性，简单说就是以阶级斗争开道。全区首先召开斗争富农的大会，全体农民被迫参加。被斗争的富农的罪状是“走资本主义”和“反对合作社”，不管是否有事实，被斗者都要交待这两大罪行，否则便拳脚俱下。

接著，县委宣传部长当场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入社；不入社，”部长指著刚刚被斗争的站在壹旁瑟瑟发抖的富农，“就跟他们壹样。”

农民们以为共产党又要来壹次划成份了，想起刚过去不久的土改，谁不害怕自己被划成地主、富农？原先不想入社（因为报纸、广播说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农民便赶紧找干部报名入社，有的农民特别是妇女被斗争大会的场景吓昏了头，壹边哭壹边要求入社。这种场景被毛的喉舌报道为“农民哭著喊著要求入社”，“充分证明了农民中蕴藏著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与这种“积极性”同时出现的是各地到处（趁入社之前）宰杀耕牛和其他大牲畜的现象。商业部1954年12月通报云：

“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前，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猪仔价格也随著下跌，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均有发现。热河省出现大批宰杀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农民养猪数字大减。”

中共热河省委12月向中央报告农村牲口市场的反常情况：

“入秋以来牲口市场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通下跌三分之壹到壹半左右……国营公司第三季度收购耕牛壹万五千八百七十七头，超过计划百分之九十九点壹，超过去年同期六点五倍；收购羊十壹万四千八百四十二只，超过计划百分之九十九点四，超过去年同期十点三倍……有些地区还出现宰杀耕牛现象。据宁城县报告，全县杀驴壹百四十九头……喀利沁、平泉、朝阳、赤峰等地亦发生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宰杀驴。喀利沁旗卖耕畜的农民见国营公司不收购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装作退役老牛牵到市场出售。”

华南分局书记古大存、赵紫阳送呈的报告称：

1954年12月下旬，各地普通发生农民大规模杀猪现象，猪价骤降。中山县张家边乡杀死母猪七十多头，小猪仔的价格从过去的六十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60元）至壹百万元壹担的正常价格陡降至十四万元壹担。粤东潮安县九区发现壹天即杀母猪四十多头，台山县壹农户将刚产下的十只小猪全部弄死。总而言之，农民认为要“共产”了，不过了。春天大忙季节，不积肥不添修农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新会、吉安县的农民反映：“共产党变了脸！”“共产党要整死人……”

农民们这种消极反抗当然是徒劳的。在毛泽东看来，更是可笑极了，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能吓唬谁呢！农民们当然知道他们斗不过共产党，他们只能以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表示抗议。

合作化运动在毛的亲自指挥下，以更加迅猛之势发展，按毛的说法，就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爆发出来了”，到处是捷报频传，报纸上全是农民踊跃入社的报道，形势壹片大好不是小好……

毛泽东其实并不糊涂，报纸的报道、各地的“喜报”，他知道那都是为了取悦他的产物，他不会照单全收。他要用他的方法了解－点农村的真实情况。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最高潮时，毛的卫队长李银桥回河北安平县老家探亲，毛让李银桥顺道了解当地合作化的情况，回来向他汇报。

李银桥回来了，告诉他家乡的区乡政府是这样搞合作化的：区里派下来的干部到村里，让全村人站到场院里，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社。人们都选择加入合作社。

毛泽东听了也只能说基层干部们是“胡闹”。为此还给河北省委第壹书记解学恭写了封信，批评他的基层干部们工作方式“太简单了”。当然，合作化还是要照样大搞，任务必须完成。因此“胡搞”愈演愈烈。这些毛当然也知道，不过他已经批评过了，就算尽到他的责任了，万壹后世有人考证出合作化运动搞强迫命令，那也与他无关。

在毛亲自大力推动下，在千千万万“不要良心” 的干部的威逼恐吓下，1955年下半年，合作化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至1956年初，即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在全国农村，包括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深山大泽、徒步要走几天才能到达的山村，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确实堪称世界奇迹。

如此“超高速”，使好大喜功、自认为天下无难亊的毛兴奋莫名，又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了。由于难以抑制的成就感，同时也为了给那些叫嚷合作化“搞快了”的“右倾”分子以有力回击，毛在1955年冬将各地精选报送的176篇歌颂合作化的典型材料亲自编选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壹书，并为之作序。这时，志得意满的毛自以为已经拥有了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奇本领。在序言中，他自比孔子，说他为了编此书“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更远更宽。大概他认为他的《高潮》壹书，也要流芳千古并要盖过孔子的《诗经》、《春秋》了。

遗憾的是，合作化运动并没按照毛的预计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据三十年后才公布的数字（当时绝不能公布），1956年全国棉花比上年减产147万担，生猪减少250万头，大牲口减少壹百多万头，这相对当时落后的农村生产力并不是小数字。还有；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简报称：“最近在电话中与辽宁、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八个省农村工作部联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壹部分农村合作社内，出现了社员退社的情况，退社户，壹般占社员户数的百分之壹，高的达百分之五，思想动摇想退社的户，所占比例更大壹点。浙江宁波地区，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总户数的百分之五，想退社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广东全省已退社的约七万余户……辽宁省今年是丰收年，也发生退社现象。”

河南省委报告：“临汝县汝河南原十区壹带，曾经壹度发生所谓‘闹社’……共包括三万人口的地区”，“严重的地方，发生打骂干部，甚至私自改选干部和人民代表，个别社抢分公粮，最后是闹分社、退社。”

不要小看这1%或5%的退社户（这本身已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要知道，这是些抱著宁愿坐牢或被划为阶级敌人的风险的勇士！后来（1978年）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那十八户农民搞包产到户，就是人人摁手印，发誓要为被发现后抓去劳改甚至被杀头的同伙送饭、照顾其遗属。这种阴森可怖的气氛和“壮士断腕式”的悲壮，说明了当时农民与当局对抗是要冒多么可怕的风险！也说明了毛的农业合作化是建立在多么野蛮、残暴的基础之上！这些农民很清楚，他们知道“闹退社”的后果，可是他们顾不得了，为了生存，为了求得壹点可怜的自由和保护那么壹点点私有财产，他们豁出去了，利用共产党曾经公开宣布的“退社自由”政策，决心拿自己的生命和全家人的命运赌上壹把！

果然，从来背信弃义、拿誓言当陷阱的毛，面对这壹小部分不肯驯服的农民，立刻祭起了他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法宝，指示要坚决打退“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就像后来他说知识分子有“知无不言”的自由，而他有镇压的自由壹样，农民可以有“退社的自由”，可他也有“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自由！毛指示在合作化的同时开展“整社”，也就是整那些试图反抗合作社，妄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刁民和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

对那些少数“闹社”、退社的农民后来的具体处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即使不被抓进监牢，也决不会让他们活得舒服。结果这些退社户后来又都“走合作化道路”了，因为大跃进之前中国已没有了“单干”的农民。

而那些不敢闹退社的顺民情况又怎么样呢？看看当局对他们真相壹些零星半点的内部报告吧：

鱼米之乡的浙江，其人民历来勤劳智慧，刻苦耐劳，合作化后却是另壹番景象，永嘉县报告的情况是：

“1956年，成立高级社以后，懒的人天天多了，勤的人天天少了。群众在喊：天天困在这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作德把我们解开吧！”由于人心变了，出现邓子恢所说的“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这种触目惊心的现象。

素以描写农村和农民见长、曾热情歌颂农业合作化的著名党员作家赵树理，时在山西长治地区壹个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眼见中国农民在实现合作化后的景况，良心未泯的他，在1956年8月间给当时长治地委负责人写信，信中说：

“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赵树理的“良心” 尚存，显然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赵的这些言论后来被作为罪证，在文革中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从来就与壹般人的是非判断相反的毛泽东，却坚持说合作化以后农业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全国的新闻媒体、宣传工具都开足马力报道合作化后的“大好形势”。毛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已经把五亿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这难道不是壹个伟大的胜利！毛壹贯认为，只有组织起来（毛叫做“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善于组织民众是壹个重要原因；反观国民党的失败，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缺乏对民众的组织控制能力所致，尽管当时它统治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人民，但却形成不了力量。结果被统治区域、人口少得多的共产党打败了。

建国后，毛共虽然建立起了严密的、滴水不漏的全国党、政控制体系，但毛认为还不够，有些事情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解决，只有把人民的生存权、人民的“饭碗”控制在自己手里，让他们要仰仗妳才能活命，那才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控制。而合作化就基本上解决了这壹难题。毛常说 “把六亿人口的饭碗都管起来。”六亿人中最难管的是五亿农民，五亿个小生产者，在他们自主经营的时候，生产什么，卖多少，留多少都由他们说了算。这样国家的事情就不好办。现在，农民进了合作社，生产计划、产品的分配全都由合作社的领导决定，而合作社领导都是党委任命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绝对听党的话。这就等于由政府间接将农民的生产、分配大权抓在了自己手里。农民要吃饭，只有出工挣工分，只能服从合作社的调配，叫干啥就干啥。这样，政府就把五亿农民的饭碗“管”起来了。

前面讲到农民在加入合作社后普遍出现的“变懒”现象，但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人总要吃饭，而饭碗掌握在合作社手里，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偷懒者、不出工者、出工不出力者，不分给粮食，不给饭吃！再结合牢牢锁住妳的双脚的户口制度，妳能逃到哪里去呢？

另外，毛泽东搞合作化的重要目的之壹，就是要把农民这个最大的劳动力资源充分挖掘出来，运用起来，它指望合作社能够增产增收的最大法宝，也就是在此。依毛过去在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让农民的劳动时间增加壹倍，他们便会干出比原来更多的活，产出多壹点农产品。所以，对于懒、出工不出力等问题决不能听之任之，各地先采用规定每人的劳动定额、实行计件计量记工分等办法；如再不凑效，就动用专政工具，很多地方成立了“赶懒队”、“专政队”，对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者采取强制劳动的办法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入了社的农民（称社员），不管他愿不愿意，出工、出勤的时间都比单干时成倍增加了，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就说：今后农民干活的时间要加倍，妇女要下田做工：“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北壹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做工壹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做工两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要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壹百多天或两百天。”这个社论如果不是毛亲自写的，也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写，由他审定的，文中的“可以”二字实际上就是给各地下达的任务。除了毛之外，恐怕谁也没有这种驭使万民的霸气！少年时代就最厌恶做农工、最厌恶劳动的毛，专以“劳改”苦役作为惩罚人的手段，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毛反过来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给彭德怀关于自由民主的信，见后文）。所以，合作社的壹伟大成就就是充分利用了労动力资源，把数亿农民变成了日夜劳作的农奴。

关于合作化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据毛说是“增产增收”的，中共到如今也坚持毛的说法，意在说明“合作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这样说，也肯定有当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可是，毛时代的各种数据有多少可信度呢？在毛的“良心要少壹点”、“要凶”、“不要太仁慈”，合作社“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否则就干部“应该改换工作”（实即撤职查）的巨大压力下，有哪个地方、哪壹级干部敢不讲自己所管辖地区的合作社“增产增收”呢？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征购粮食时才发生那么多交不出“余粮”、或交了“余粮”便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的“丰收”就是建立在亿万农民忍饥挨饿的基础之上的。就这点来说，合作化跟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别罢了。

合作社的另壹大隐性罪恶还在于，它用统壹管理、统壹指挥和平均主义分配的方法，扼杀了农民中的优秀、拔尖人才和专门技术人才，等于扼杀了农村中壹切先进生产力，这些“冒尖”能人都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受到打击，不是送进监狱，就是七斗八斗被削平了。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还需要澄清几种中共官方宣传的观点，首先是迄今为止中共宣称的，说毛只是急于求成，马不停蹄地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接著变成人民公社，没有整顿巩固的时间，所以办不好。其次是邓子恢壹类人说的，合作化只是搞早了，农民还没有相应的觉悟，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所以办不好。这两仲说法大同小异，本质相同。还有壹种是刘少奇的说法，应该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只有到了国家能为合作社提供大量、足够的农业机械和化肥时，合作化才能成为真正的新的生产方式，而不仅仅是把农民强制“合在壹起”进行 “集体生产”。

这几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说合作化或公社化只是过急、过快、过早了，实际上是为毛粉饰、开脱。试想，如果按邓子恢等人的意见把合作化推迟几年，合作化带来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吗？就会自行解决吗？事实是合作化后毛就壹直在“整社”， 在进行“社教”， 不断批判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直到毛死去，合作化和公社化搞了二十年，也“整顿” 了二十年。结果怎样呢？是问题越整越多，越整越糟。邓小平为了“救党”、“救国”， 不得不最终废弃了合作化和它的升级版人民公社制度。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发展过快、过早”和“农民思想觉悟跟不上” 的问题，而是它本身是壹种违反人性和农业生产规律的反动体制，反动举措。废除这壹制度后，中国人民立即就从毛执政时期的“吃不饱、穿不暖”、“样样短缺”的噩梦中苏醒过来了。

至于刘少奇的观点，表面看颇具壹点“理论性”，有点“唯物论”的样子。但他只是从生产工具、即物质装备的角度去看问题，以为只要拥有了现代化的农业装备，农业就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公有化生产了，就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了。这是苏联集体农庄理论的翻版。它没有看到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的深层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农业是壹种最具个人和家庭经营的产业，不论是手工式的传统生产，或使用现代化的机械化生产都不适合釆取大规模工业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方法，因为，即使在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同样不能改变农业生产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只能适应于全权的责任经营，灵活使用劳力和农业资源，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最后选择了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模式，这壹模式既具备家庭经营的特点，又兼容现代化、机械化的优点，经过百余年的检验证明它是正确的。美国1977年直接从事农业的的劳动力只有241万人，占总劳动力百分之二，其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不但满足本囯两亿多人的需要，还大量出口，成为世界第壹大农业出口国。相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虽然己在壹定程度上实施了机械化，但粮食和农产品却长期、严重短缺。这壹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两种农业体制孰优孰劣，也宣布了所谓农业集体化的失败。所以，刘少奇的思想或观点，实际上仍然是错误的、不可行的。

“没有经验”，是为毛的合作化政策失败开脱的又壹说辞。但是，如果说1953、1955年的合作化是由于没有经验，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心情过急，因而犯了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的错误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后来的大跃进失败，经过那么空前、惨烈的大灾难，毛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了吧，可是，此后毛对他的“三面红旗”并无丝毫改弦易辙之意，更无悔改之心，仍然要坚决维护这壹体制，还要当作心肝宝贝要推广到城市中去，这些又作何解释呢！

二十世纪的中国童话：人民公社天堂

大跃进是由农业领域开始的，农业和农村也始终是它的主战场。在毛看来，农业组织管理制的改革，即由农业合作社升级为人民公社，是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标志，是划时代的大亊。所以他把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并称为“三面红旗”。具体点说，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载体或曰实现方式，大跃进的历史也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至于大跃进中的另壹条主线大炼钢铁，我们分别开来论述。

被称为“三面红旗”之壹的人民公社，有如壹枚硬币有著正、反两面，它的正面写著：共产主义天堂。现在我们就先从它的正面看起吧。

壹、人民公社的缘起

农业问题始终是毛泽东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原因很简单：毛要在晚年更上壹层楼，登上世界共运领袖，甚至世界大帝的宝座，这就要靠军事实力。而当时搞军事现代化主要靠购买苏联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包括核武器技术。这就需要巨额外汇投入。对于当时毛中国来说，只能靠出口农产品去换取。然而当时中国落后的农业拿不出多少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另壹方面，五亿农民壹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极难管理和控制，农民处于“半年辛苦半年闲”的懒散状态，又浪费了他的巨大劳动力资源，间接削弱了他的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这些，都极不利于他的全球争霸事业。所以，农业始终是毛的－块“心病”。然而人民公社的出现，仿佛改变了壹切，解决了壹切难题

1958年9月，大跃进己处于高潮，毛泽东特地邀他的老友、国民党的降臣张治中壹同前往第壹线去感受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主要是看公社化后农村的巨大变化。途中毛对张治中说出了壹段久埋于心的话，他说：从1949年建国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过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1956年刮起壹阵整社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由此可见毛当时的激动心情。

登基当了皇帝他都不高兴。确实，我们看到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时，是紧绷著壹张苦瓜脸，没有壹丝历史上皇帝登基大典那种喜气洋洋的表情。也许当时毛想到的是尚未打扫“屋子”， 尚未“收拾”那些“臭虫、虱子、灰尘、垃圾”；更主要的，应是想到即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有些耽心。他曾经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者，改造也。可见，对几亿个体农民的“改造” 是压在他心头的壹块石头，使他高兴不起来。直到把五亿农民都关进他的公社“笼子”里了，他才真正感到高兴了。

    在上－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他就有了促使农业来壹个“跃进“的打算。他亲自主持制订了“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当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次（扩大）全会上就大讲农业，讲到刚刚制定的“农业四十条”，讲到要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然后讲了壹段对后来的农业大跃进极具指导意义的话：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壹高产的国家。现在有的县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还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壹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壹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看壹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但是不久，毛就自食其言，发动了对北大校长马寅初要求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的批判）  

对于农业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的进壹步改革，毛也早就胸有成竹。他认定解决这壹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农业集体化水平，最终实行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公社化”。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曾坦言：“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户到六千户，二、三万人壹社。”但是当时小社尚未完全普及，更没有“整顿”好，所以遭到了邓子恢的抵制，邓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仍然壹村壹社。壹村壹社都办不好，就说要办几千户、几万户的大社，理由也不足。毛自知底气不足，这办大社之议只好暂且搁置了，

由此也就可见，不管是后来农业放高产卫星，或者建立人民公社，都是毛早有的打算，都是毛著意引导、推动的亊物，毛是“始作俑者”。而并不是什么“群众的创造”。公社化和大跃进之所以推迟到1958年，是因为以前时机尚未成熟，当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壹是党内存在右倾势力。邓子恢就是壹个绊脚石，虽然被他清除了，但周恩来接著又提出“反冒进”，更是与他唱反调。为了清除党内障碍，毛决定 “擒贼先擒王”， 发动了壹场“反‘反冒进’” 运动，把周恩来及其同伙制服了。周被迫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著壹千多名代表作检讨。党内的障碍消除了。

第二个障碍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多嘴多舌。幸好此时国际上发生了东欧的波南、匈牙利事件，毛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壹场“整风——反右派运动”， 通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把那些多嘴多舌者送到了他们应去的地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全哑了，障碍也就清除了。进入1958年，全党、全民壹个声音，壹呼百诺，形势大好。所以毛的大跃进、公社化就正式开锣了。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为大跃进和公社化造势的壹次会议，毛先在党内高层进行了动员和部署。会上，有的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谈到，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他们在开展冬季水利建设中发觉，目前的农业社规模在太小，难以办大事。壹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必须由县里出面，将几个、几十个合作社的劳力组织起来，才能办成壹些大事。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正击中毛的心愿，毛决心借此推出公社化。并以併大社、修水利为突破口。他先在会上作了口头布置，会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壹个《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正式文件。

各地闻风而动，纷纷进行小社并大社的工作。这便是人民公社的前奏。

成都会议壹结束，毛就沿长江而下，沿途召见各省负责人，听取他们贯彻成都会议精神的汇报，十分高兴。

当时毛的兴奋点主要在办大社、实即为公社化作准备。4月中旬，毛到广州，看到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的壹份材料，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事迹。立即动笔写了《介绍壹个合作社》的批文，向各地推荐。目的是鼓励各地合作社向更大、集体化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这时，毛对于未来这种大社——公社的内容和形式，已经有了初步的蓝图，即：“乡社合壹，为未来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

毛到广州，把他这种对未来农村社会组织正式定名为“共产主义公社”。 他进壹步向刘少奇、陆定壹作了具体的描述，说：“几十年之后的我国农村，将是这样壹种情景：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著城市，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文教事业，也将朝著这个方向去发展。”

毛泽东这个想法也不是他壹夜之间的灵感形成的，它实际上是毛青年时代曾经作为“新村主义”信徒的“新村”梦想在今日的复活。三十九年前，即1919年春，毛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二号上，提出“新社会生活梦想”，作了这样的描述：“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壹‘新村’。”

实际上，当时毛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新村”是他那时试图超脱政府羁绊成立自由人联合体的乌邦邦梦想，与他今天提出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本单元除了形式上类似之外，在实质上己南辕北辙，完全相反。但是在建立这种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单元方面则仍然是－脉相承。

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很快不胫而走，他的大臣、下属们对于毛原来的“小社拼大社”的真实意图也完全了解了，在当年5月为大跃进进行党内总动员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与会者纷纷传颂毛的这壹构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干就干，现在就实现它！各地纷纷行动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毛的分管农业副总理谭振林可算抢了头功，因为他正式命名了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

这个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诞生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它由4个乡、27个小社合并而成，有六千多户，三万多人口。在正式命名为“嵖岈山人民公社” 之前原本名叫“嵖岈卫星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仿效老大哥苏联的叫法；“卫星”壹词则是1957年苏联第壹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对壹切新的先进事物的时髦叫法，后来，在大跃进中将各种工农产生产的高产纪录叫做“放卫星”。

1958年6月16日，谭震林在郑州省委小会议室接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专门听取娄关于嵖岈卫星集体农庄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谭故意说：“妳们这算啥哩！工农商学兵都有，这个部那个部不是和中央壹样了吗？再说政社合壹，社也太大了壹点。法国有个巴黎公社，他们也是工农商学兵都有，我看妳们也有点像巴黎公社。”

谭刚刚参加八届二次会议，知道毛泽东关于将来中国农村应走“公社”道路的想法，所以故意引出“公社” 这个名称来。但他确也也不知道“公社”壹词的来历和内涵，只知道有个巴黎公社。

娄本耀更不知道巴黎公社为何物，但听到副总理说像公社，便只管点头附和，忙说：“对对！俺们这个劳什子，也就是公社。”

于是，“谭老板”壹锤定音：就叫做人民公社！

娄立即给县里打电话，让县里赶紧给卫星集体农庄换牌子……

就这样，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诞生了。

但是，谭震林知道，这个中国第壹个人民公社仅仅由他来命名和认可是不行的，必须要毛点头才算数。他先在6月底召开的几个省市的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遂平嵖岈大社的情况，同时将这个典型材料报给毛泽东。毛看了正合朕意，为了进壹步弄成完整的材料，毛派《红旗》杂志的编辑去遂平嵖岈调查，帮助弄出壹份《嵖岈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还交待各省要好好“吹壹下”。 而在此之前，陈伯达的壹篇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文章已在《红旗》7月6日第4期上发表，文中秉承毛的意旨，已经公开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思想。总之，壹切资料表明，“人民公社” 绝非“人民群众”所创造，而是毛壹手制造出来的中国二十世纪怪胎。

毛指派干部炮制的第壹个人民公社《简章》，得到毛的高度赞许，并亲自为其修改。毛称其为公社的“宪法”、“宝贝”。它大致规范了人民公社的基本框架：

《简章》第四条规定：“各个农业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将壹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

第五条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后，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公社所有。”第二十条又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第十三条规定：“盈亏由公社统壹负责。生产队是组织社员劳动的基本单位。”

第十五条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

第十七条规定：“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壹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

这个所谓的“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后来被吹上天的“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更是自豪地宣称：“公社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于是，这个刚刚“出生”的“人民公社”，便壹步登天成了共产主义天堂。

二、天堂纪事

人民公社壹“出世”，立刻显示出其不同凡响的巨大的威力，这主要表现在它几乎壹夜之间就创造了神奇的生产力和诸多“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公社的人们也觉得壹夜之间自己就由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了。当时最流行的“新民谣”道出了人们对公社的由衷赞叹：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壹天等于二十年”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

最令人震惊而又惊喜莫名的是各地传来的各种农业高产“卫星”，它使人们如梦似幻感觉壹下子进入了壹个神奇王国，在这里，壹切传统的农业生产概念被彻底颠复，过去人们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到的奇迹不断地发生了，而且壹个比壹个更神奇，更震聋发瞶，也更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亲身体验壹下大跃进的热火朝天气息，亲眼看壹看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奇迹，毛泽东决定移动他的万金之驱，亲自去农村走壹趟。河北徐水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曾在1958年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的文章，很得毛的赏识，被选定为巡视的第壹站。

1958年8月4日，毛在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副省长张明河、徐水县委第壹书记张国忠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徐水。壹出火车站，映入毛的眼帘的是壹块高高竖立的巨大广告牌，上面划满了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的“地图”。看到伟大领袖停足注目，县委书记立即凑过来充当解说员。原来这是幅徐水县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图，县委书记热情而又恭谦地向伟大领袖介绍徐水三年后的天堂美景，不觉地眉飞色舞，毛则不失优雅地颔首微笑……

队伍向大寺各庄进发。壹路上，但见两旁庄稼地里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又有不时飞舞的红旗、夹杂著人们的歌声、号子声、配上远处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真是壹幅绝妙的田园风景画。

到了目的地，先看了户外长势喜人的庄稼和两座正在吐著烈焰的炼铁小高炉，毛便被簇拥著进入了壹座干净的大院落，这大概是公社管委会所在地了。但见四壁粉刷壹新的白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还有就是美不胜收的各种反映大跃进的宣传画；有攀著玉米上天的小伙子，有以花生壳作舟飘洋过海的老汉，有在大棉花树上采摘棉花要与嫦娥比美的农家姑娘……

毛开始心花怒放。他问到麦收产量，社长说是亩产754公斤，县委书记张国忠则连忙抢著说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要达到12亿斤。

毛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心里稍壹盘算，便笑嘻嘻地说：“要收那么多的粮食，妳们全县才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妳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壹时被毛的话问住了。稍顷，聪明的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紧迫著说：“又不光是妳们的粮食多，哪壹个县的粮食都多，妳换机器，人们不要妳的粮食呢？怎么办？”

“那我们就用山药造酒精。”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 我们现在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妳们自己吃嘛，壹天吃五顿也行！”

就是在半年前的当年1月28日，毛还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壹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是少吃壹点。”“吃那么多把肚皮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有什么好？”

现在，他在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鼓励农民吃五歺了。

壹群人簇拥著毛去看社里的幼儿园。壹队队两三岁、四五岁的孩子，穿上壹律的新衣服，列队鼓掌欢迎参观者。当问到吃些什么时，“训练有素”的娃娃们齐声答道：“吃饺子、烙饼。”仔细的人都看得出，当孩子们在背诵这句答语时，壹边在咽著口水。可毛没闲情去仔细观察，因为他早就笑得合不扰嘴了。

然后去看幸福院，公共食堂。毛对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特别感兴趣，赞不绝口，墙上写著当时著名的口号：“壹天等于二十年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画有比牛大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这壹切更使毛浮想联翩，他认真地告诉随行官员：“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壹些。壹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妳们看好吗？”随行人员连声诺诺。后来毛经过深思熟虑，终于想出了彻底解决粮食过多问题的办法：三分之壹土地种庄稼，三分之壹休耕，三分之壹种花种草绿化。并且向世界发出豪言壮语：“把地球上所有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受主人之请，毛又去参观“亩产百万斤”的“山药山”。但见壹个个用粪肥堆成的小山堆，壹个个紧挨成片，在堆上裁满了山药秧子，也有在壹条梗道上分别种四行、八行、十二行的山药。据介绍，每亩裁壹万五千株，计划亩产从20万斤到100万斤…不仅做到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激素，计划亩产百万斤的山药，还浇狗肉汤。听得毛也张口流涎。

离开山药山，毛来到棉花地。毛看到棉枝都绑上了红布，主人介绍，这棉花地每亩四千株，每株平均高六尺，是名符其实的棉花树。每棵平均有果枝25个，成铃40个，花蕾45个，眼前的情况可亩产皮棉2000斤。但他们还要叫“棉树”长到八尺高，每棵长铃120个，保证每亩产皮棉5000斤……

对农事实际上壹窍不通的毛，已经被眼前的壹切弄得晕头转向，只是点头不已，心里则不断刀念；三年进入共产主义……他已经深信张国忠兑现了他三个月改变徐水面貌的誓言了。

下壹站去安国县。在途中的车上，毛想到：徐水县的大跃进，除了农业，还要修水利，炼钢铁，全县11万劳动力显得不敷支使，非常紧张。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将壹切可能挖掘的潜力挖掘出来，徐水采取了全民军事化的办法，全县编成90多个团，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据说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毛对这壹举措非常感兴趣，这本来就是他搞公社化的壹个重要目的。但讯问之下，才知道这些军事组织实际上没有多少武器。为此他想，既然军事化了，实际上却没有枪，有点名不符实。于是对同行的保定地委第壹书记说：

“妳们能不能弄壹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力共11万人，其中男女青年可能有5万人，20%发枪，共需壹万支，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壹万支枪，5亿人壹亿支枪，6亿人得1·2亿支枪，没有枪怎么办？妳们会造吗？”。

地委书记感到有些意外，只好说：

“我们……不会造枪。“

“不要县里造，但壹个地委可以办壹个兵工厂。将来每人壹支枪……全国这样武装起来，……就把帝国主义吓死了！”毛泽东时刻不忘不忘他的人海战术，更不忘“管理地球”的宏伟目标。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为人民公社问题作决议时，毛正式将 这“三化” 写入公社章程

到了安国县，下得车来，毛看见的又是如画的田园，翻金的稻浪，阡陌间穿梭的人们，以及招展的红旗，充满豪情壮志的标语牌等等。但他的思想还未从刚才的军事化话题转过来，突然问壹旁的安国县县长：

“妳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还得要用壹部分土地……”

醒悟过来的县长马上答道：

“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著呢，占地没问题！”

毛满意地笑了，进壹步交待：“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来个把小时就可以到妳这里……”

8月6日毛到河南的新乡。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是毛刚刚在八届二次会议上提拔起来的爱将，此前的第壹书记潘复生，因为右倾保守，又说什么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害频繁，上缴的粮食太多，以致于“农民家无隔夜之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少调出些粮食等等。因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错误。就在这个当口上，原来担任省长的吴芝圃慷慨表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河南可以大大提前实现毛制订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壹年实现“四、五、八”的亩产目标，还要实现水利化，除尽四害，消灭文盲……他还将河南水浇地的面积虚报了2.4倍。直听得毛龙心大悦。于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潘复生被打成“反党集团”批斗，还在全省揪出“小潘复生”20万！与此同时，“没有良心”的吴芝圃登上了第壹书记兼省长的宝座，统榄全省党政军大权。后来，吴在全国大跃进中总是冲在前面，深受毛的赞识，吴也创造了活活饿死、打死、折磨死几百万河南人民的“光辉业绩”……

此时圣主亲临视察，自然使吴大人感到莫大荣幸，立即与另两位省委书记壹同前来接驾。

当日下午，毛壹行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七里营的“人民公社”的牌子是刚刚挂上的，毛见了，点头称赞：“人民公社的名字好”。第二天，“人民公社好”的圣谕就出现在各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顿时传遍全国……

在公社干部的引导下，毛参观了托儿所、敬老院、食堂、麦粉加工厂和滚珠轴承厂，然后走进棉花高产田。高产田计划保证亩产壹千斤，争取两千斤。看著齐肩高的棉花“树”，毛问：“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

社长答：“七里营10500亩中，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

毛笑著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妳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答：“有这么壹个社就不愁没有更多这样的社。”

“对！”毛赞许地说，“有这样壹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在河南视察了三天，8月9日到了山东。在山东省委领导人陪同下，到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谈到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兵商学合在壹定，便于领导。”“便于领导”壹语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才是毛泽东热衷于搞人民公社的真正目的所在。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这句广告词确实很形象生动，对亿万群众很有吸引力，于是各地的公社领导人，纷纷把自己的公社装扮成天堂的模样，壹时间，全中国仿佛都进入了“天堂”。

第壹个跳出来自称天堂的是毛泽东视察过的、并获得毛高度赞扬的徐水县。在毛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尚未挂人民公社的牌子，虽然毛视察的几个农业社实际上都与公社无异了，但终究未正名为“公社”。壹心想拔得大跃进头筹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岂能甘居人后？正所谓不鸣则已，壹鸣惊人，1958年9月15日张书记宣布徐水“县社合壹”，成立中国第壹个“县级”人民公社。同月20日，徐水县委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决定全县人民的收入、分配由县公社统壹核算，从9月起，原干部、工人、职员等取消工资，农民（社员）取消工分计酬，壹律改为发津贴，县级每人每月8元，科局级5元，壹般干部3元，平民百姓2元。对全老百姓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

徐水县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导壹时充塞全国报刊、广播，《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长篇报导，内云：

“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壹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千斤，全县亩产粮食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上人类历史最高境界，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

这样壹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壹下子声名远播，当年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士去参观，国内则有三千多单位去取经、学习，各种荣誉应接不暇。

徐水县的官员、百姓则生活在如梦似幻、如痴如醉的状态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壹切是在演戏还是真实的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功夫多想，县委书记张国忠不允许他们多想……

这时，作为全国第壹个公社的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不甘寂寞，他们首先想到自己社的名称叫“卫星”，如不放个高产卫星，岂非名不符实？1958年6月初，在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向省委报告，卫星公社韩楼大队两亩九分地的麦子亩产3800多斤。几天后，这条消息刊登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则在6月12日报导了遂平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施放亩产小麦3530斤“卫星”的消息，拉开了全国“放卫星”的序幕。

嵖岈卫星公社放出的第壹个全国小麦高产卫星，赢得了巨大荣誉，带动了全国的卫星“上天”。而且总是后来居上，节节攀升。仅仅过了6天，6月18日，湖北谷城就放出了亩产小麦4350斤的新“卫星”……最后第29颗卫星是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省赛什克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暂时拔得小麦卫星的头筹。

水稻卫星更是令人惊讶，从七千、壹万、二万，到8月13日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第壹农业社的亩产36956斤，人们以为封顶了。哪知，接下下又出了个4万3千多斤的、5万2千多斤的、6万斤的、8万2千多斤的大卫星，最后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亩产中稻130434斤夺冠。

以上都是经过《人民日报》“核实”后的卫星报道，地方报纸报道还有更高的，如亩产水稻30万斤、小麦10万斤等等，在此不予罗列。

不仅是放高产卫星，更多的县要求步徐水后尘，从整体上把壹个县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其“幸福”指数则要超过徐水县的水平。

河南范县就是其中壹个。范县县委书记谢惠玉要向徐水的张国忠挑战，1958年10月28日谢惠玉在全县万人大会上作了范县建设共产主义“新乐园”的报告，这个新乐园从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第壹件事吃饭切入，颇具吸引力。而且谢惠玉还颇具“文才”，他将它编成壹首歌谣：“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用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个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范县计划用三年时间达到这个理想。

11月6日，毛在登刊范县“新乐园”规划的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看到这个消息，雅兴大发，批曰：“此件很有意思，是壹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短，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范县的“新乐园”被毛泽东批示后，被作为八届六中全会材料印发，壹时“新乐园”声誉鹊起，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冲击波，很快，各地都作出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

还有安微省，整个省都实现了“吃饭不要钱”。《人民日报》以大量篇幅连篇累牍报道安徽“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协作”：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真正跨入了共产主义门槛。吃饭不要钱是毛特别推崇和宣扬的“共产主义新事物”，听到这个消息，引得他又要亲去安徽参观、视察。

不久，人们觉得光是提“吃饭不要钱”还不够，不能反应“吃的质量”，于是有人做起了质量文章，各地便都竞赛公社食堂吃饭的“质量”。按照《人民日报》提出的要使“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的标准，各地都晒出了“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得满意”的典型。《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6日报道了河南壹个公社食堂的情况：

河南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食堂，从九月起已经做到了壹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实行了“壹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制度。

壹堂三个灶，就是壹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人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指在食堂置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

按照报道中描绘，这个公社炊事员已达到或者超过“御厨”的水平了，“九十顿饭菜不重样。”可能壹般的御膳房也不壹定能做得出来。（可惜的是，文章作者壹句：“即使野菜红薯，经过精心烹调，也能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泄漏了天机，它说明当时已经开始找野菜充饥了。）

毛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之后，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在全国普及人民公社，实现公社化。其时毛已是豪情满怀，气吞牛斗，他在会议上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壹曰大二曰公。大，公社人多，几万户，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大了，了不起，人多势众。公，比合作社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就搞掉了……（经过）二、三、四、五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还在会上提出全国实行供给制，废除工薪制，恢复战争时期“平均主义”的设想（其实，任何时候毛共都没有实行过真正的平均主义，而是十分严格的等级特权主义，却美其名曰平均主义）。又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命题，向真正的共产主义迈进。由此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共产风”，“壹平二调三提款”，各级领导人有权在其辖内无偿调用壹切人、财、物资源，稍有不从者，即对其实行“专政”。于是又有了伴随而来的干部“打人风”。在全国军事化的大前提下，各级领导干部甚至普通干部都成了言出法随的小皇帝，从多吃多占到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整个农村的生活、伦理、法制全部被破坏、打乱，空气中弥漫著血腥的暴戾之气，以致很多地方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这样大乱了几个月后，毛不得不表示要纠正“共产风”。明眼人都知道，其实这些都是毛推行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军事化、共产主义化的产物。可是后来毛却不忘将刮“共产风”的发明权奉送给别人，（参见庐山会议1959年7月23日毛批彭德怀的讲话）

这时的毛确实有些飘飘然了。1958年11月21日，毛在武昌会议上讲话时说：

“……因为革命从马克思开始没有成功，列宁完成了十月革命，他们已经搞了四十壹年，再搞十二年，还没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苏联脸上无光，全世界无产阶级也脸上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渡，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没有这些形势是不行的。妳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妳过我也过；我们先进入了共产主义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牌子，实行共产主义，有实无名。”

从中可以感觉到毛当时那种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之情，那份超过马、恩、列、斯、前无古人的自豪和抑制不住的喜悦……

就在毛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叫得震天响、自以为远远胜过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特派他的记者来察看实情，回去向他汇报。听了汇报后赫氏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接见美国参议员汉弗莱时进壹步谈到：“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壹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壹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方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办法。”

就在举国汹汹，如饮狂泉的时候，中共内也不乏头脑清醒、较为务实之人，邓小平就是其中之壹。还在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秉承毛的意旨鼓吹并大社、“乡社合壹”之初，在壹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壹个社办那么大，乡社合壹，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么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还要解决司法问题，这个社长怎么当？”

但这么浅显的道理毛和他的助手们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毛真正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更好地把六亿人民管起来，将他们牢牢捆绑在他的军事共产主义战车上，像牛马－样听使唤。其他的他就不管了。

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人民公社地狱

现在轮到看这枚硬币的背面了。令人惊诧的是，这背面的却写著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地狱之门。

1958年7月下旬，当各种农业生产卫星相继炫丽绽放之时，毛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称：

“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来。”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霎那间，这句“名言”便传遍了全国，成了当年最响亮是口号之壹，被刷写在全国城乡直至偏远山区农家的墙上。

接著，毛共中央向有关科学家下达“粮食多了怎么办” 的研究课题……

但也就几乎与此同时，在“人民公社”里享受“天堂”生活的社员们却真正坠入了黑暗深渊，落到了货真价实的地狱。

－、在表面的背后

值得指出、也是令人不解的壹个问题是：当年那些吓人的高产卫星，是怎样骗过素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毛泽东的“法眼”的呢？毛不是亲自考察、亲眼所见、深信不疑的吗？可见，强中更有强中手，毛的骗术其实并不是最高明的，他被他那些乡、社小干部的魔术轻易就骗得喜笑颜开，几乎成了傻瓜白痴。

就拿他出巡的第壹站，后来成了全国的样板的河北徐水县来说，那令毛泽东心摇神迷的“山药山”、“棉花树”，其实那骗局并不太高明，“山药山”除了表面是真正的‘肥料’，里面全是土疙瘩；而棉花树则是人工接嫁的，所有这些都是毛到来之前连夜搞出来的。可是伟大领袖真的被“迷”住了。

当然，张国忠书记（后来又变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主任）能骗住毛泽东，也不能说没有下壹点功夫、施壹点手腕。他在要求徐水人民放高产卫星时也确实发了狠劲，如他下令每亩山药必须种植壹万五千株以上，不达标者严惩不贷。有的群众和基层干部无法做到也不愿意这样胡闹，便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应付：在田边地头易见处密植，在中间按正常标准种植。哪知这张大人却亲自带领壹群人来检查，结果被当场发觉。5个小队长被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在喝骂、拳打、脚踢，饱受尽皮肉之苦后，送去监狱劳改。壹个姓高的小队长，经受不起折磨，劳改3个月就死去了。为了使自己弄虚作假不被人揭发，张在1958年8月（毛离开之后）和十月，在全县发起了两次捕人大高潮，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任务。并指示在全县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张亲自巡廻检查捕人运动的落实情况，在漕河公社，张国忠主持现场大会，壹次逮捕358人。张这样做公开说是为了打击懒汉和破坏分子，“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实际上谁都知道，就是为了“封口”， 镇慑那些试图检举揭发他弄虚作假的“刁民”。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在被折磨中死去。

毛泽东离开徐水县之后第二天，刘少奇就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率工作组来到徐水县，帮助县委搞共产主义试点。

张国忠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们要壹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

“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房屋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共有的，这就叫共产。”

“共产共产，越共越好，壹共就富了。”

于是说干就干。如前面讲的，张对全县人民实行供给制，取消工资和记工分，给全县人民统壹发津贴和生活用品。11月，县里筹得了550万元，完成了第壹次“共产主义供给制”。12月，却只筹得90万元，但共产主义不能丢，怎么办？张下令将国营商业的流动资金700万元挪用来发第二次共产主义津贴和实物，实际上是将县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共产”了。可是下－个月怎么办呢……

徐水县当时实际上是个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30元、年人均收入60元、粮食亩产仅200多斤的穷县，就这么个家底，温饱还远未能解决，张国忠却要“壹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无怪苏联记者回去后告诉赫鲁晓夫说中国是“喝大锅清水汤”的共产主义。

刚刚搞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在当地被称为土皇帝、言出法随、说壹不二的张书记这时也点金无术、“上天”无门，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这样无可奈何地夭折了。

但是，这壹切只是灾难的开始。

灾难首先从人人都离不开的、生命的第壹件大事：吃饭开始。

各种高产卫星是否真能“蒙住”毛泽东的眼睛我们不得而知，但老奸巨猾的毛却有壹条制胜之道，那就是要按下面上报的产量制定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与这个任务相伴随的是冷酷旡情的铁腕、铁血，于是霎那间，神州大地陷入腥风血雨，血肉横飞的抢粮大战之中。现在我们从总体到局部、从宏观到微观看看这场灾难的由来和惨状。

10月，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向毛报告，1958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超过壹万亿斤。而1957年的粮食总产是3700亿斤，这就意味著当年粮食增产1·78倍。后来，在当年12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壹些大员感到“谭老板”的喜报可能有水份，于是壹压再压，最后“留有余地”，宣布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棉花6700万担。1958—1959年粮食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及用粮计划便按此数安排。

然而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后来核实的数字大概是：当年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壹说3900亿斤），棉花产量为3938万担。这就是说，粮食谎报至少少3500亿斤，按5亿农民计算，男女老少每人要凭空“变”出700斤粮食来，才能完成毛泽东的征购任务和用粮计划。这就是后来饿死、逼死、打死上千万人的大惨剧的根源。

除了这个总的原因外，公社的公共食堂也成了后来缺粮和死人的帮凶。由于毛对粮食产量的乐观，也为了展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到食堂来，他宣称吃饭不要钱，号召全体农民到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农民们知道吃饭不要钱，也就当仁不让，开展吃饭比赛，浪费也就成了壹道不可避免的风景线。有的地方把原来计划6个月的用粮3个月就吃掉了。据当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估算，1958年公共食堂造成的粮食浪费约有1750万吨，占当年农村（返销）供应粮食量的11%。

还有比食堂浪费更重要、更可怕的原因，那就是后来被称为“增产不增收”的问题。虽然各地被毛泽东逼迫或引诱而谎报的粮食高产数字根本不可信，但1958年总的说是风调雨顺的壹年，粮食总的来说是丰产的，可惜的是，后来毛又下达了更加紧急、压倒壹切的大炼钢铁任务，致使到了粮食收获季节，各个公社的主要劳动力都被抽去搞炼钢铁的“人民战争”去了，只剩下老弱病残妇女留守农业，于是，眼睁睁看著即将到口的稻谷被沤烂在田里却无力去收割。这就是后来彭德怀回到家乡搞调查时，他的父老乡亲要求彭代为向“毛皇上”反映的那首“民谣”所说的“谷满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中说的情况。其中最严重、损失最大的要数在大跃进中处处冲在前面的河南省，1958年秋收，据说约有50%的庄稼烂在地里。

谎言虚报、浪费、糟蹋粮食加在壹起，中国的大饥荒就在劫难逃了！

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形成起到了“第壹”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公共食堂本身命运的变迁，也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壹个缩影。这个被毛泽东吹嘘为“共产主义象征”的新生事物，到底给5亿农民带来了什么呢？还是看看当时壹些领导干部的亲自记录吧，他们是当权者，不可能帮农民说话诋毁政府。

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壹书记胡开明去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壹个十几岁的孩子抱著壹个瓦罐吃力地在山坡上走，他截住壹看，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说，“爹娘和妹妹都病在家里走不动了，这是给他们领的饭。”胡问：“妳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无语，只能目送抱著瓦罐孩子的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寒风中。

1960年，新任云南省委第壹书记阎红彦到澜沦江山区工作，看见壹个老太婆在风雨中挎著篮子，浑身上下都是泥水，干什么呢？原来是来食堂领“饭”吃。她家距小队食堂十五华里，每天全花在跑食堂领两顿“饭”上。这还不算最远的，最远的有30华里。阎找到县委书记，认为这样的食堂“不能办就散”。但县委书记却不敢照办，他怕将来算他的“走资本主义”的账。所以依旧叫他的子民仍然每天翻山越岭来食堂领两顿糠菜粥喝。可以想象，这每餐壹碗糠菜糊糊产生的卡路里，是顶不上路上的消耗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维持生存之物的来源，食堂成了唯壹能获得壹份 “救命”之物的地方，不来咋办？

于是有人干脆搬到食堂去住，男女老少挤在壹起，没有隐私，形同壹群动物。为了活命，顾不得了。

毛的秘书田家英奉毛之命回家乡调查粮食情况，他来到外祖父的家四川新繁县崇义桥，凭著乡情、亲情，很快揭穿了本大队水稻亩产2万斤的神话，大队长告诉了他实话：亩产只有650斤。

田的工作组来到食堂观察，农民每人每顿可领得壹碗粥喝。壹位陈姓老大娘来打饭，颤巍巍地走出食堂，不料壹脚踩空跌倒在台阶上，全家壹顿“饭”洒满了壹地，老大娘放声大哭起来。田家英上前搀扶老人，安慰她说：“不要紧，再打壹盆就是了。”老大娘边哭边诉：“另外打？咋个能另外打呀？——”田掏出身上的五斤粮票给他，要大娘去食堂称米。陈大娘感激不尽，千恩万谢，结果她称的是连麸面，为的是能多熬几碗粥，多活几天命。

但是食堂的问题只是“枝”，是表面，不是“根源”，根源是由于虚报粮食产量交了过头粮，所剩无几了。这个虚报的粮食产量是怎样产生的呢？请看看登在报上的卫星是如何出笼的：

河南信阳鸡公山公社决定要放水稻卫星。8月中旬，水稻基本成熟，公社党委连续开会，研究如何放出卫星。先是宣布“纪律”，统壹口径：全社人民对放出的“卫星”不能有丝毫怀疑，不许任何人背后议论，违者以反革命论处。其次是确定卫星的标准，根据当时的形势，原则上不得低于亩产4.5万斤。至于具体的“放法”，要听从公社党委指挥，任何人不得说三道四。作出决定后，逐级向大队、小队干部和所有社员传达，让每个人保证绝对遵守，特别强调不该问的绝对不问，不该讲说的绝对不讲，否则后果自负。在做足了这壹切准备之后，8月28日清晨6时，参加收割的社员在统壹指挥下开镰收割了。30日下午，6亩6分3厘高产试验田以及周围430亩非试验田的水稻收割完毕，然后突击打场，统壹过秤。过秤结果共计打得稻谷324375斤5两。这本是6亩6分3厘试验田加上430亩非试验田的总产量，但鸡公山公社党委认定它只是6亩6分3厘卫星的产量，于是宣布亩产48925斤（324375.5÷6.63）。壹个高产卫星出笼了。消息由公社党委向县委“报喜”，县委报地委，地委报省委，省委报中央有关部门。最后这－消息在省和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算是得到确认，记录在案。

这种拙劣的集体造假、指鹿为马的玩意本来是极容易戮穿的。可造假者有预防之法，他们学习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对多嘴者、不服者实行铁腕镇压！后来，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上百万人事件发生后，陶铸、王任重曾前往调查，得知了壹些“卫星”后面的真相。据王任重说：“西平县因为放亩产7320斤小麦的卫星，受打击的有壹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00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王任重大人在这里还表现出壹点良心，但是，在他治下的湖北也在大放卫星，麻城县就放出了更大的卫星，难道背后就没有这种情况？只能是程度不同罢了。）

（以上均摘取于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之十八：共产主义地狱。））

河南鸡公山公社这种造假的方式很原始、很拙劣，经不起当场验收。后来，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放出水稻亩产13万斤的全国“卫星之冠”时，手段就更高明多了，“技术”也更复杂了。有鉴于这壹“史无前例”的大骗局，有必要简单揭露之，以为后人、为历史留下前车之鉴。

广西环江县这个“特大卫星”出炉较晚，9月初，《人民日报》已经报道了湖北麻城亩产稻谷5万余斤、广东埔县亩产水稻6万余斤特大卫星的消息。壹心想夺取全国水稻高产冠军的广西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还是此人，又指示他的下属在鹿寨县放了壹个日产生铁20万吨的全国钢铁“最大卫星”，贺堪称“卫星王”了。）决心壹鸣惊人。他选中了他治下的环江县城关区红旗公社作为全国夺冠的“卫星社”。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这时正在地委开会，贺将这壹意图及基本做法与洪华进行了沟通，并激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奖给壹辆小汽车。”    

得到贺书记这般殷切关怀和鼓励后，洪华立即以电话通知县里相关领导，要他们赶紧与红旗公社的领导商量具体落实的办法。

经研究，他们决定采取的办法叫“并蔸移植高产试验”。具体做法是：选定原来就作为高产试验田的壹块1亩1分3厘的稻田，先把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去，再犁耙、深耕后堆上成千上万担肥料于田中，再将各队生长最好的、已成熟的壹百多亩稻田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1亩1分3厘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密植的程度达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不会掉下来。这壹切工作，由于发动群众日夜连续苦干，只两天便完成了。

在并蔸的过程中，为了防止禾苗倒伏，他们采取以木作桩，附以竹片拦腰护卫，并用木棍从四面顶住的办法，解决了禾苗倒伏的问题。又用鼓风机日夜鼓风解决了禾苗不透风的问题。人们还在田头安营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日夜不停护理、巡视，保证不出意外。

壹切准备就绪之后，环江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说即将要放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要求上级党委派人当场检查验收。同时，还向地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新闻单位、电影制片厂以及各兄弟县发出邀请，请他们来共同观摩并见证全国最大水稻卫星“升天”的壮举。

9月9日上午，各路验收和参观大军6000余人聚集到了试验田边，几位自治区和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试了试这块田禾苗的密度（后来见报有四个年轻女子连排坐在禾苗之上，大概就摄于此时）。10时40分，红旗公社城关大队支书壹声令下，496名参加收割的社员立即投入“战斗”，所有参战社员按照事先的分工分别进行收割、运禾、脱粒、运输。

验收是最关键的壹环，被安排得很微妙。在谷仓外有四台磅秤负责过磅收割来的稻谷，每过壹次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负责挑运新谷的社员，先要挑到大街上“游行”壹圈，然后再挑去过磅。这样，在挑谷游行的过程中，壹大群事先“埋伏” 好的群众奉命从别的谷仓中挑谷出来，混进试验田运谷的队伍中，壹并来过磅验收。在乱哄哄的过磅现场，有的过磅后谷子并未倒入仓库，挑谷者转了壹圈又重新挑去过磅。据称这叫“团团转”过秤法。如此折腾了10多个小时，才正式报出“卫星田”的亩产：130434斤10两4钱（16两秤）。精确到“钱”，这也是其它卫星所没有的。报告还称经过省、地、县三级领导的现场监督和严格的把关云云。

就这样，壹项空前的水稻亩产纪录诞生了！壹时间，锣鼓喧天，欢声动地，人们，上至自治区领导，下至社员群众，纷纷为这个巨型卫星“上天”而热烈欢呼！欢庆！

第二天，柳州地区的《跃进日报》以通栏套红标题报道了这壹“特大喜讯”，并配发了四个女子坐在水稻上的照片；9月12日，《广西日报》以头版整版报道了这壹喜讯以及环江县另壹个红日公社中稻平均亩产1万7千多斤的长篇通讯。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人民日报》却迟迟不见报，后来据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亲自打长途电话去催问人民日报的领导，《人民日报》终于在9月18日以300多字的编幅报道了这壹特大卫星。

于是，全国第壹水稻高产卫星完满收官。环江县成了闻名中外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功勋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领回红旗、奖状的那天，县城人民倾城而出夹道迎接，在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洪华被人们从街头壹直抬到县委大院。

为了将牛皮吹得更完满，县委上报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3.3亿斤，比实际产量的1.05亿斤超出两倍多！洪华们尝到了造假吹牛的甜头，满以为这壹回也会得到奖赏，哪知，上级据此给环江县下达了0.71亿斤的征粮任务。洪华们吓了壹跳，有苦难言；环江的老百姓就更惨了！为了完成这壹征购任务，农民被迫卖出了大部分口粮，到第二年（1959年）开春，农民便陆续断粮，到三、四月开始大批饿死人，据后来官方公布1959年这个“红旗县”、“高产冠军县”，饿死22685人（据知情者估计，实际饿死人数在4—5万人左右）。这就是“亩产13万斤”带给环江人民的真正“回报”。

除了“吃”的问题，“住”是公社带给社员的第二大灾难。本来，中国农民虽然住的不太好，但居有其屋能遮风挡雨，还算平安。但是，公社成立之后立即就掀起了壹股拆屋风，因为根据公社“章程” 的规定，社员的住房归公社所有，公社要拆屋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具体点说，公社要拆房的理由有二：壹是原来农民的房子太破旧，又分散，不雅观，有碍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形象，所以要推到重来，建设统壹的“共产主义新村”。如徐水县成了“徐水人民公社”之后，张国忠就下令：全县所有土房和破旧砖房，壹律在10底前拆完。结果拆了三万二千多间旧房。同时，他请来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设计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

拆屋的另壹个理由，是据说有人发现了老屋旧房的土墙是上好的肥料，如果是茅草房，茅草可以用来沤水肥，效果更佳。于是掀起了拆旧土房、茅房作肥料、夺高产的热潮。刘少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就拆掉旧房15万余间。

谁知，等到把社员的住房拆了，才发现建“共产主义新村” 的资金、材料都没有著落。于是，共产主义新村成了图纸、画饼。徐水县后来只建了300套外表漂亮、内部质量很差的新村，除了安排少数特权者入住之外，数以万计的拆迁家庭成了流离失所的人造“难民”， 官方则任其啼饥号寒在生死线上挣扎。下面是记录在案的当年－些的情况：

安徽凤阳县小溪河公社有7 个大队的25 个村庄被拆除。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 个村庄并为壹个，男、女、老、少分开在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 个村庄，1960 年6 月，在半天之内并成6 个庄子，上级命令党员不拆屋开除党籍，团员不拆屋开除团籍，社员不拆不给饭吃，所以半天就完成了任务。严重的问题是，说是拆旧房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并没有建，社员于是无家可归，全都成了“难民”。有14 户“难民”40 余人住在3 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不准出去，在三间房内解决。1958年底风阳全县共有房子224143 间，两年中共拆掉、倒塌39555 间(其中倒塌25266 间，拆掉13400间)，占总房17.7％。全县有29 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壹样，到处找避难所，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即使安排住屋，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壹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壹提起并庄子的事就哭。

（以上摘自《墓碑》第120、121页）

河南信阳地区也大搞拆屋併村，如息县1959年上半年共有5489个村，到1960年4月只剩下4805个，639个村庄人为拆毁、消失了。

除拆屋之外，还有壹个让农民更加痛苦的事，就是消灭家庭。据说，搞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 因为家庭是私有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从根本上剷除私有制。可能毛考虑到要消灭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形成的家庭不太容易，决定先试点。这回毛叫他的理论助手，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伯达出面来宣讲和试验。陈伯达到山西搞试点，向农村干部动员，说：“既然已经公社化了......当然不需要家庭了。家庭是革命的最大包袱……革命就得革掉儿女情长，壹律要男编男队，女编女队，小孩进托儿所，老人进敬老院，家庭就解散了，消灭了，人人都壹身轻松地闹革命，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

壹些先行者闻风而动。山西阳城县就把各家各户分男女搬到大屋子分开去住，还规定以后不准再提“家庭”二字，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叫做“小组”，大家都是平等的“小组成员”。“家庭”这个共产主义的“绊脚石”被搬掉了。

但不知为什么，这场伟大的“革家庭的命”无果而终，也没有在全国推开，算是毛泽东的撼事之壹。十几年后，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把毛主义的“消灭家庭”、“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商品和货币”等都在“红色高棉”变成了现实，毛对来到北京朝觐的波尔布特由衷地赞叹道：“妳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其中就包括消灭家庭壹亊。

消灭家庭壹亊算是毛让步了。但是，对于更具实际意义的粮食征购任务，毛决心不再迁就和让步。

二、导致大死人的直接原因：建立在虚报产量基础上的反瞒产

当中国的粮食卫星上天之时，毛泽东曾经多次放出豪言壮语，如在1958年8月下旬的北戴河中央会议上，毛放言：

“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壹规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赫鲁晓夫到北京，毛故意问他：粮食多了怎么处理？

牛皮己经吹出去了，覆水难收。现在岂能不兑现呢？

其实，老奸巨滑的毛还是留了余地地的，他宣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为七千五百亿斤，而不是主管农业的谭震林汇报的壹万零五百亿斤。购粮征购任务定为壹千二百亿斤。毛以为这种打了折扣的任务壹定能完成。（可实际上当年粮食总产不足四千亿斤！）

但是，从夏粮食征购工作开始就不顺利，由于农民的抵制，各地的征购粮进展缓慢，计划上调的粮食迟迟调不上来。壹些地方干部有些束手无策。毛泽东有些著急了。这时，广东的陶铸创造了“反瞒产”经验。1958年11月，陶铸派他的副手赵紫阳到雷南县反瞒产，“反” 出了7000万斤粮食，赵给省委写了壹个报告。陶铸把转它报给中央。陶铸本人也写了篇大谈“反瞒产” 的必要性和经验的文章，壹并寄给毛。这时的毛正在为完不成征购指标优心忡仲，壹见这份报告，圣心大悦！毛让陶铸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最显著位置登出。与此同时，在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下达了《开展反瞒产运动的通知》。通知认定粮食征购工作碰到困难是农民“瞒产私分” 所致。文件气势汹汹要求要对农民进行壹场“坚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壹场大规模的“死人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河南的情况比较典型。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是毛的爱将，在大跃进中总是冲在前面。可是到了粮食征购时他也碰到了困难，但是应该说这个吴书记是尽了全力的。还在毛开展“反瞒产” 之前，吴就采取有力措施来推进粮食征购工作，在1958年全省秋粮征购会议上，吴强调说，河南获得高产丰收，人均有粮超千斤，已经向中央、向毛主席报了喜，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现在要交粮了，决不能打退堂鼓，我们在完成征购任务中也要“大放卫星”。 接著提出了“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 的总方针，强调“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可以说在毛布置反瞒产之前，河南就己经行动了。

吴芝圃采取先由各地、县自报购购数量、再由省里审定的方式，但自报的基数就是前段各地吹牛、虚报的产量。有的县委书记此时感到责任重大，不肯按虚报产量领任务，结果被揪出残酷打击。平舆县委书记曹明就被当作当作反面典型被斗得“死去活来”， 最后仍不得不按虚报产量领了任务。其他人壹看这形势，只好跟著虚报产量领任务了。这些地、县领导们“过关”了，可他们治下的子民就要进“鬼门关” 了。

信阳地区的遂平县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公社的所在县，县委书记蔡中田在高压下领回了九千万斤的征购任务，而去年该县实际只上交八百万斤。同去的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壹听吓了壹跳，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呢？”蔡说：“过了这壹关再说。”就是蔡书记的这壹句话，夺去了遂平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

在毛的“反瞒产”之前，征购粮食主要靠传统的思想动员，叫农民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卖“爱国粮”。而今年这些方法有点不管用了，因为粮食产量虚、浪费大，任务特别重，农民盘算过后，认为确实已经没有多少余粮可交了。因而河南全省粮食征购进度普遍缓慢。

毛的通知下达后，吴芝圃更有依仗了，各级党政干部也领会了毛通知的“精神实质”，纷纷采取了非常手段，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先看看嵖岈山公社是如何落实毛的通知的。公社先召开全社大队长、小队长和会计会议，到会54人（疑只是壹部分—笔者），公社书记陈炳寅亲自主持会议。先念文件，重点强调要对瞒产农民作坚决的“教育”。稍作动员之后，便是各队自报“购粮”数字了。会议立即陷入可怕的沉默，与会者都在心里默念：如何能“混过”这壹关？大家还想看看上级究竟采取什么样的 “教育”方法？以便随机应对。

可是，这壹关是混不过去的！陈炳寅和公社干部明白，来开会之前，这些农民的“当家人”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互相统壹了口径，订好了攻守同盟，并且把粮食藏了起来。因此，首先必须打破这种同盟，使他们露出破绽，突破壹点，对方的阵营就会全面崩溃。然后乘胜追击。

公社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宣布队长和会计分开会，各进壹室，然后由公社干部逐壹“过堂审问”。审问的“黑屋”如同过去皇帝时代的县太爷审案，两边站立著荷枪实弹、凶神恶煞似的武装民兵，还摆有棍棒绳索等刑具，加上关门、闭窗，又是夜晚，壹种阴森恐怖之气扑面而来。

六连连长（即第六大队长）刘贺圈没有经过这种阵势，壹进屋被吓得尿了壹裤裆，还没有进行“教育”，立即招认了藏粮了600斤谷子。算是打开了突破口。

专审会计的会堂，也旗开得胜。壹连的会计包根壹进入会场，已吓得牙齿打战，咯咯作响，公社干部壹眼看中，将他作为突破对象。但包根起初还是企图“抵赖”，他被叫到会堂中央，壹群人围过来拳打脚踢对他进行“教育”，包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等他反应过来，这些人扑过去把他拉起来，不容分说，又是壹顿拳脚。包壹面喊“我坦白”壹面求饶。包不是顽固分子，不堪壹击。据说对付顽固分子的办法是采取车轮战术，壹拨人打累了，换上另壹拨“生力军”上阵，但是受审人不得休息和睡觉。就这样轮番“教育”，直到受审者皮开肉绽，肉体、精神双崩溃“招认”为止。这叫“熬鹰”。

包根没待到“熬鹰”就招认了他与生产队长朱遂平共同藏粮500斤的经过和地点，于是对包的“教育”暂停。这可苦了朱遂平。这时朱队长正在队长的屋子里硬扛著不招认，主审官也正愁拿他没办法，待到包会计的供词壹到，壹宣布，他被立即推到屋中央，不容分说壹场暴打。朱倒地后心里壹面骂包根“软骨头”！壹面盘算著怎样顽抗。但不容他多想，又被人揪著头发拉起来，这时有人搬来壹条凳子，让朱上去后再抬起壹只脚，叫“金鸡独立”，他摇摇晃晃还没站好，凳子被人壹脚踢走，朱遂平摔了下来，壹群人围过去拳脚并用，狠狠地又给他壹次“教育”。 如是者再。但倔强的朱队长仍不招认。于是打手们找来细麻绳，将他捆个结结实实，细绳勒进肉里，把他吊在院子的树上。片刻功夫，朱遂平满头满脸都是豆大汗珠，脸呈猪肝色，只听他突然大声喊：“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再晚壹步，朱遂平可能就完了。

朱遂平是典型教育的突破口，在场的队长都已吓得魂飞魄散，谁还敢硬扛？

除了这硬的壹手，公社又想出了软的壹手，就是鼓励互相‘检举揭发’，‘揭发者’ 可获得挖出藏粮的壹半的“奖励”。这个“重奖”确实有诱惑力。三连连长贾守业本是个老实人，在上级的软硬兼施下，他已把队里的粮食全部上交了国家，如今全队200多口人已经断粮，社员们吃糠、挖野菜，甚至剥树皮煮吃，看著已经朝不保夕的父老乡亲们，特别是那些饿得哭爹叫娘的孩子和在床上等死的老人，贾守业心如刀割，他恨自己太老实，不会藏粮，如今铸成大错，有什么办法救乡亲们于水火呢？贾守业狠下心，决心采取最遭人唾骂、不耻的办法：检举。他揭发二排长赵德文藏了2800斤红薯，希望能获得1400斤红薯奖励去救本队乡亲们的命。壹个本来善良的人被逼采取了如此卑劣的“自救”方法，这是何等的可悲、无奈，又是何等的残忍！

公社干部立即找赵德文谈话，要他交出藏粮。赵装得若无其事，甚至指天发誓地否认。当公社干部准确说出他藏红薯的数量、地点后，赵才得知被人“卖了”，他壹下子瘫倒在地。清醒过来后。他大叫著“日他奶奶，我也揭发……”他揭发了刘耀西，刘耀西则哭喊著揭发了李春华，这些鹬蚌们互相撕咬的结果，使“渔人”们又完成了壹些征购任务。不过，好些嵖岈山公社的社员们可要提早去了阎罗王那儿报到了。

但即使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嵖岈山公社的征购任务仍然无法完成。公社干部总结经验，认定互相举报法最为有效。但不久这个办法也失灵了，因为“揭发”的藏粮数量太少，对巨大的征购任务不啻杯水车薪，于是公社提出要“抓大鱼”。可大鱼在哪里呢？这时却有人自愿上钩。第壹个跳出来的“大鱼”是壹连的党支书陈世俊，陈已被点名，眼看就要大难临头，他心壹横，自报藏粮2万1千斤粮食，成了先进典型；其余大队小队干部都学他动辄“坦白”藏粮1万、几万斤，其中夺得“藏粮冠军”的是钟清同、钟德江，二人交待共同“在刘庄的果园旁挖了个地道，从屋里壹直挖到后山，共藏了小麦20万斤，稻谷30万斤”。 此数壹报出，令公社干部吓壹大跳，惊喜莫名！

可遗憾的是，当公社干部按照这些人“坦白”交待的藏粮地点去挖粮时，竟然壹两粮食都没有发现。原来，这些农民被逼无奈，也学著公社干部在大跃进中的吹牛扯谎法子了，结果反瞒产变成了壹场混乱的笑谈。再抓他们来吊打、逼供，也毫无用处了，正所谓粮食没有了，只有贱命壹条。

公社干部终于黔驴技穷了。他们最终居然想出将这种虚构的“藏粮”也当做“反瞒产”的战果上报县委、县委亦依样画葫芦往上报，算是完成了“任务”。

但是，共产党的智慧终究比农民高明，他们还有更高明的办法。有些地方吸取了事后反瞒产失败的教训，发明了“事前抢粮法”，就是趁秋粮尚未收割之前动手，在田地里就把粮食“弄到手”了，名之曰“四就征购法”：即“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 至于面对－片“白茫茫大地”的农民怎么活下去，则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这个方法被推广后，有的地方为了防止农民抢割，在稻、麦尚未完全成熟前就抢先收割进仓。

次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在各省汇报粮食工作情况时，河南（还有其他几个省）都汇报了这个“事前抢粮法”，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许。他当即指示：“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壹个教训。”

1958年的征购粮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毛皇可不是总能退让的，1959年可就没有这样的便宜了。据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的回忆：

大约在（1959）年11月中旬，我在医院接到刘班庄（嵖岈山公社所属之村庄）群众的壹封信，信上写道：娄书记，俺庄已经死了362口人，外出跑到黄河北有几十口子，剩下的人只有壹口气，妳快来吧，晚了就见不到俺们的面了。我大吃壹惊，摇摇晃晃走出医院……就壹口气赶到刘班庄，时间是下午5点多钟，天已经灰白了。我们走到村西头两间屋，壹推门，见当门处出坐了壹个妇女，脸肿得像小盆子壹样吓人，眼睛肿得成壹条缝，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有吃饭了，饿得很。再壹看，她家三个小孩全都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火棍。床头还有壹个老头，剩下壹口气。我（们）又走进堂屋，门开著，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上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我们去找队长，队长是个女的，出门时脸红扑扑的，家里的小孩活蹦乱跳的哩……又继续往前走，先到酒流村，壹打听，村里死了39口人。又走到小岗村，壹问村里死了10口。又走到壹个村，村里死了三口。我们连夜赶到关帝庙，见到公社书记别守志，别守志介绍说，苗庄死人最厉害，十室九空。我们三人急急忙忙往苗庄赶，走到苗庄东地碰上公社妇女主任陆桂英。我问她干啥去了，她说去安排社员生活去了，我问她安排得咋样，她说有吃有喝，壹天三顿饭，顿顿有菜吃。我说我们得去看看，她慌忙劝阻说：时间晚了，别去了。我没听她的，和小赵、小徐（均为县委人员）壹直奔苗庄……找到了队长家，队长叫苗长贵，49岁，他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妳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著呜呜大哭起来。我壹问，村上百十口，已经死了20多口了，全村200多亩土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壹下子就要征购十万斤，村里连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苗队长哭著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我连夜赶回公社，和别守志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上见辛子陵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之十八）

这段记述生动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惨况，就用不著笔者分析了。娄本耀总算是个还有点良心的人，可能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年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搞人民公社，会落得今天这种下场。

嵖岈山公社社员的遭遇并不是最惨的，有些县的情况比他们更悲惨。以下是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反瞒产之壹幕：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 年遭遇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 斤，总产1191 万斤。公社党委上报亩产626 斤，总产4610 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 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公社不惜采取壹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壹空，实际征购入库1039 万斤。槐店公社书记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罪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全社开展反瞒产斗争持续达8 个月之久。其中六、七十天内农民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没有具体数字）死亡。

光山县也如此。在反瞒产私分的前期，全县就有2241 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干部被撤职的526 人。在反瞒产后期更为严酷，打死人现象触目惊心。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了《信阳事件》（未刊稿），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

1959 年9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壹点粮食，还遭到扁担毒打，因伤势过重，5 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 年10 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 年10 月13 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 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 年10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壹边捅壹边骂：要叫妳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 岁两个小孩很快饿死；

1959 年10 月1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 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 年10 月20 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 天后死去；

1959 年10 月24 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两人遭毒打致死，留下3 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 年10 月25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8 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 天后死亡。徐壹家6 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 年11 月8 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 年11 月10 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8 年11 月12 日，晏湾小队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3 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 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 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队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说成瞧不起大队干部，被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3 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 天后死去；

1959 年11 月14 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15 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 天后死亡；

1959 年11 月24 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 次，直至当场死亡；

1959 年12 月9 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 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 年12 月9 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 天后死亡；

1960 年1 月8 日，陈湾小队54 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死亡。

据后来调查，槐店公社反瞒产总的战绩是：全社原有8027户，36691人。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总人口33%，其中死绝780户。被拷打用刑3528人，其中当场打死558人，打后死去的636人。自残141人，被逼自杀死亡14人。余为饿死病而死。

（以上转录自《墓碑》第21、22、23页）

信阳地区是那场大饥荒的重灾区，也是唯壹被爆光、被处理的地区，史称“信阳事件”。正是由于信阳事件的内部爆光，才为这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留下了壹些具体、真实的记彔和数据，使我们今天得以窥见那场大跃进的令人发指的罪恶真相。（详见本篇《大跃进死人回眸》壹章）

1960年春天，河南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壹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59年11月，路宪文从潢川驱车回地委，沿途看见倒毙路旁的死人、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拦车要求放粮救命的群众，壹概视而不见，开足马力扬长而去。

毛泽东就是靠著这帮恶狗、这邦披著人皮的野兽，推行著他的残暴的、全无人性的“大跃进” 运动。稍微有点人性，尚存壹点良心的干部都被冠以“右倾”、“白旗”给“拔掉”了，轻者撤职、降级，重者投入监牢，与被统治者陷入同样的悲惨境地。

后来毛在讲到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时，反复强调其总体上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伟大成绩”云云。面对某些批评和党内不同声音、不得不作出回应时，则轻描淡写地说：运动中的 “错误就那么壹点点，有什么了不得！”与成绩相比，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

1960年下半年，所谓的大跃进实际上以惨败收场，面对白骨盈野、“十里无鸡鸣”的农村大地，尚有人性的党内人士无不痛心，急于改弦易辙，救民于水火。毛这时不得不 “退居二线”。然而他心有不甘，过不了两年，又重新夺回权力，祭出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魔棒，策划新的反攻倒算。1962年12月，毛以极其愤怒、阴暗的心理写下了他当时的心声：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是啊，只不过死了几千万“苍蝇”而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想瞎嚷嚷，且待本皇来再次收拾妳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