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极权统治对中国社会的祸害

　　作者 藏人主张 写于 二零一二年

　　共产思潮

　　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的黄金时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学说泛滥于全球，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普遍热销。帖社会主义标签的政党组织壹时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等。所以外国有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究竟不知那壹种才是对的。马克思建建立了系统庞大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其社会主义学说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立脚点，创造出剩余价值学说，用来揭示资本剥削的本质，同时论证出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说明共产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再利用阶级斗争学说，将无产阶级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不妥协性和战斗性，最符合有强烈革命意识者的心态，最终使社会主义从壹种理论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彻底的社会改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革命者的圣经。壹战之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战后几乎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人们不壹定赞成共产主义革命，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社会福利等主张在欧洲和亚洲还是被普遍接受，认为社会主义是消除剥削和不平等的好制度。社会主义实践于是分为改良和革命的两种路线，赞同社会改良的壹般为社会民主党，希望暴力革命的是共产党。那些参加议会选举的共产党，实际上也属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壹类。照马克思主义标准，马氏社会主义称作科学社会主义，不与其它社会主义为伍，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阶级斗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非此，人类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俄国靠马克思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首创，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胜利。接著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登场，战后又有伊斯兰的社会主义，还有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及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等，独立后的印度也自称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以其形式内容来看，并未超出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都是为了建立公有平均的社会制度，只是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手段上有重大区别，马克思是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人类社会中已有共产的设想，即壹个没有阶级之分和人人平等的社会。这种设想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但古希腊恰恰是世界上最早承认土地私有制并且把土地当做商品来买卖的国家。因此，也就最早面临著这样的难题：如何改造由私有制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社会，消除私有制的弊端，向往壹个“世人都不知道有什么地界，也不知道有什么篱笆、围墙”，人人生活幸福的黄金世界。直到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1478－1535)被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开山之作的《乌托邦》壹书出笼，[1] 社会主义才作为壹种社会制度而尽情描述了壹番：那个乌托邦是闭塞的、朴质无文、纪律森严的群体；壹切公民都是穿同样的衣服，都是住在壹式壹样的房屋里；不得到允许，任何人均不能外出旅行，私下议论公事要判处死刑；不用货币，金子、银子只是用来打造马桶和溺器，连“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壹顶金冠”；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这种社会主义已经带有明显的专政思想，偏离了人道主义轨道，也不是希腊神话构建的黄金时代了。当马克思接过了乌托邦的空想，将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定义为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类社会形态，据称是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流程是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自称是人类社会历史分期的最科学论断。马氏版本的共产主义随即成为改造人类社会的政治纲领，共产主义暴力革命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亦成为共产革命后的国家政治制度。 中国也壹样，中国的大同思想也类似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孔夫子《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是实现小康社会后的理想社会，是历代知识分子向往的社会制度。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将孔夫子的大同思想发扬光大，结合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从经济、政治、哲学到家庭模式，做了壹整套大同世界的制度设计，鼓吹土地国有，兴学劝工，是近代最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乌托邦。梁启超在《中国之社会主义》壹文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基本原则。在之前，马克思的学说即以《大同学》之名，始见于报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之《万国公报》，并非什么“俄国十月革命的壹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标准定义。恩格斯在具体描述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诸多好处后，说道： ……只要向私有制壹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壹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著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4] 马克思给共产主义规定的标准定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天下大富，国家消亡。这个梦想虽然遥远，却很诱人，陈独秀等旧学者急于寻找新的思想源泉，壹面打倒孔家店，壹面又以为西方的东西都很科学，壹定适合中国，急于从旧传统中走出来寻找壹条更快捷的大同道路。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匆匆忙忙接受了俄国暴力革命的新教义。毛泽东夺取了中国统治权，毛是共产主义者，立即著手他的共产主义实验。共产主义导师的追求相同，但具体的实施标准却有很大差别。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将马克思繁杂的共产主义理论通俗化。赫鲁晓夫又增加了伙食标准，“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味道可以，水平却不甚高。中国人嘲笑这些低水平的共产主义，毛的共产主义宏图最切合中国人心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民以食为天，曾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上说过：“现在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待毛有权力解决“最大”的问题了，他的共产主义蓝图先从“大办食堂”开始，“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壹天吃五顿饭”……壹句句极具诱惑力的承诺，远远超过了前辈大师的鸿篇巨制。这对贫穷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诱惑力之大是难以抗拒的。

　　消灭异见

　　1957年的反右运动，标志著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实质性终结，民主力量的历史作用业已完结，统战价值降低，在各级政府的任职人数也大幅减少，降到了“花瓶”的位置。从任副总理到部长壹级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换为中共党员，只剩下些人大政协的虚职，结束了联合政府的时代。国共纷争时期，民主党派从未形成独立地位的第三方政治力量，要么倒向国民党，要么做共产党的尾巴。民主同盟表面上恪守第三方中立，实质上是中共操纵的玩偶，由于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其中，很是欺骗了不少人，掩盖了中共破坏和平的罪行，对国民政府制止叛乱造成极大的舆论压力。1946年内战开始时，梁漱溟提出双方“就地停火”的和平方案，周恩来震怒： “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壹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妳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妳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妳们怎么办？妳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妳们存在？妳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妳们壹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妳们壹天也存在不下去……”周恩来由怒而泣，声泪俱下，指责民主同盟不讲义气，颇有骨气的梁漱溟不得不低头赧颜：“恩来兄，妳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5] 中共尚处弱势时已是这种气度，打败了国民党，作为应声虫的民主党派高层人物都已做官，民主党派列入中共党政序列，经费由中共全额列支，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变成“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失去在民间活动的自由，不可能变为中共的反对力量。中共是记仇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毛泽东于是先拿梁漱溟开刀，新帐老帐壹起算，将梁氏骂成壹堆臭狗屎。中共独占天下，急速向左转，1957年，全国知识分子响应毛主席号召，给党提意见，打消顾虑，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谁也没料到，此亦“引蛇出洞”之诡计，是考察知识分子是否对党无限忠诚的考场，整顿党的作风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众反右运动。反右之所以不同以往，区别在于以往运动响应号召当积极分子即能争取主动，这壹回先发动的不是工农群众，重点是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很多人由此而中招。民主党派的领军人物多为知识分子，在对抗国民党时养成的批评精神成为他们误入陷阱的原因。所以，能测算出此次斗争的险恶性，不是寻常头脑能胜任的，看壹看批判大会上壹些聪明人的演技，就惊叹其超凡的能力—— 吴晗壹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帅”的要害。他分别对三大“右帅”进行批判。 吴晗首先批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壹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壹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壹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 接著，吴晗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壹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壹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壹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壹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吴晗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作了壹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壹种恶毒的诬蔑。”[6] 吴晗当年是个穷书生，在他困难的时候，胡适帮了忙，支持他的学术研究，还为他介绍了工作。胡适对吴晗是有恩的。但他老先生善于见风使舵，当了中共的北京副市长，更是春风得意，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批胡适的时候，自然要报新宠而弃旧恩；批胡风的时候，他也批胡风；北京旧城改造时，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彭真主张拆城墙，拆除壹切影响交通的“封建的遗留物”。吴晗是站政府壹方的，积极批判梁思成的落后思想。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又义愤填膺地参加了反右运动，再立新功。老先生不愧是清华大学教授出身，招数老到，晓得擒贼先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对他的民盟老上级老同事壹样猛攻“要害”，绝不被其华贵的外表所蒙蔽，终以高分通过考核。可惜吴老先生百密壹疏，文革中死于莫须有的罪名，殃及全家，夫人袁震被送去劳改，夫妻二人含冤而死，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壹家四口，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其为报应乎？不过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是有道理的，是极其精辟的。中国历史由公天下到家天下，再到党天下，经过了三个阶段。远古时，尧本应传位于其子丹朱，可惜丹朱不成器，怎么教育也不行，于是将帝位传给了舜，历史上称之为“公天下”。这是天下为公的高境界，从夏朝开始，演变成天下为帝王之属的“家天下”制度。“天下为公”成为壹种纯粹的理想，成为仁人志士追求的最高精神目标。国父孙中山为此奋斗终生，其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就是为了实现这壹理想。中共传承是壹党之天下，由最高领袖在党内高层选择接班人，比之子承父位的家天下还不如，较之禅让的“公天下”更差之千里，因为古时崇尚选贤任能，帝王不能尽用佞臣而危害社稷。共产党标榜的公有制其实是党有制，“人民共和国”正是“党天下”体制。所以公天下、家天下与党天下三种制度比较，党天下是最坏的壹种。

　　猴子再能耐，也跳不出如来巨掌。1959年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要敢于讲真话，胡乔木授意吴晗写壹写海瑞，因为他是明史专家。吴写了《海瑞罢官》剧本，61年北京京剧团公开演出。也许是上次胜利麻醉了他的政治神经，嗅觉出了毛病，几年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壹文，成为毛泽东引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理由是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翻案。这是八竿子探不著的事，但毛需要祭坛上的牺牲品，以鼓舞士气。这位昔日反右名星第壹个被推上祭坛，祭了文革大旗。让吴自己也品味到世态炎凉，风水轮流。最令人惊叹的是吴晗揭发的三大“右帅”至今不给摘帽，铁案如山，不在错划的55万右派分子的范围之内，竟与邓小平不谋而合。邓小平说：“壹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7] 没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皆属于“杀气腾腾”之辈，我们再来看壹下所谓的“杀气腾腾”是些什么言论——《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壹九五六月壹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壹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壹个科壹个组，都要安排壹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壹个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壹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壹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壹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壹个人可以坐此交椅？” [8]

　　这话有理，老和尚无法无天，小和尚才肆无忌惮。然既揭老和尚的骗人老底，又要分老和尚壹杯羹，就惹恼了毛泽东，难怪邓小平死不认错，毕竟是壹党天下。不过这已经谨慎多了，储先生是老报人，自视清高，国民党时代更是口无遮拦，根本不怕得罪谁：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壹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壹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壹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壹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9]

　　明白人总干糊涂事，早知当初，又何必现在。即上贼船，再想下就难了。民主党派对抗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还可以，骂骂蒋委员长也行，得罪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敢向毛主席提意见，就是自寻死路了。当中华民国的左派可以挣得英雄地位，当“新中国”的右派，即成臭狗屎壹堆。“新中国”严禁非议，在党需要时，也不管妳非议不非议，不敢说话的人也要倒霉。那些千奇百怪的右派分子里面什么样的事都有：有说现在大饼芝麻比以前少了的人，有档案里没有右派材料却因“错中错”糊里糊涂搭错车的人，也有因单位凑不足反右指标被强行充数的人——壹九五四年重庆大学地质系二十岁的毕业生黄治中，主动要求到柴达木去开发戈壁滩，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属的地质研究所工作。鸣放、反右时，他正在北京石油学院进修。待他结业回到戈壁滩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时反右已经结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没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便把任务往下分摊。黄所在的地质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标壹个，所领导正为此犯愁，黄回来了，于是把他叫去说：“妳被划为右派了！”黄申辩道：“我壹张大字报没写，壹句话没说呀！”没有用处，党委已经替他准备好了结论：典型不说话的右派，从骨子里反党。黄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龚德尊，因为不肯揭发黄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里反党”，也成了右派。黄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龚则被开除，遣送回原籍。当初她毕业时，学院要留她任教，她却壹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个建设者，最后终于如愿。如今竟带著未来得及用上的嫁妆离开荒凉的戈壁滩，回到四川农村当上壹名“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党委同志个个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抓右派的指标。[10]

　　汉武帝曾以“不入言而腹诽”之罪，要过壹位农业大臣颜异的命，共产王朝比X光机还犀利，能从肚子里看到骨子里。以“骨子里反党”整死多少人，不得而知，但为史书增添了不少素材。不服气的右派们说，党号召提意见又打我们右派，这是阴谋！毛泽东说，不，这是阳谋，牛鬼蛇神只有出笼，才好消灭，毒草长出来，才能锄掉，草锄过来作肥料。右派是个统称，其中包括极右、右派、中右、右倾、大右派、内控右派、摘帽右派等，还有现行反革命加右派或坏分子加右派之类的名堂。官方公布有55万右派，据学者统计，实际上最少有100万右派，加上与右派沾边的各种罪名而遭受迫害牵连的，大概有二三百万人。右派的下场是枪毙、劳改、劳教、打死、累死、饿死、病死、自杀等等，又赶上三年大饥荒，能侥幸活下来的，又遭受壹场文革浩劫，能等到重见党的阳光（摘帽）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大作家丁玲的事迹也很经典，她原本是毛泽东欣赏的人物，1936年11月出狱后丁玲前往陕北保安（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中共宣传部特为这位著名女作家召开宴会接见洗尘。12月毛又手书《临江仙》赐与她，词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壹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壹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是莫大的恩赐，如同皇帝赐予的丹书铁券。据说在延安时丁玲与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极少几个不必预约通报便可直闯毛住处拜访的人之壹。丁玲1948年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51年度期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可谓文武双全，名利双收。可惜丁在路线问题上错误不断，屡遭周扬整肃，55年、57年分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58年流放北大荒，70年进秦城监狱，75年遣送山西农村改造，饱尝了老“运动员”的辛苦。毛亦是翻脸不认人，1957年1月，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发布指示，要把丁玲“在社会上搞臭”。将丁玲打成“大右派”之后，毛又几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壹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除开个别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冯雪峰……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数人，就是右派。”“只要不是冯雪峰、丁玲这种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么下不得台呢？”“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共产党里头出了个高岗…… 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壹些人。”[11] 冯雪峰与毛的关系原来也不错，但也被毛抛了出去。其实早在延安整顿三风（党风、文风、学风）时，丁玲就因写《“三八节”有感》惹出过麻烦，贺龙曾在大会上骂她为臭婊子。只是丁玲在国统区名气很大，认罪态度好，又大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写下两本学习心得：壹本名为《脱胎换骨》，壹本叫《革面洗心》，才免于壹死。那时毛泽东也是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号召大家自由发言，提出批评，展开争论，然后壹网打尽。毛就是要打断那些自视清高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象狗壹样摇尾乞怜。康生骂王实味是“王屎味”，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早在延安时代就基本定型了。经过整风的丁玲，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在党的关怀指导下，终于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热情讴歌共产革命的不朽之作，但没夹紧尾巴，结果又吃了大亏。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阵营，可作为改造利用的对象，关键在于能否“夹紧尾巴做人”，这个尾巴就是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成份。许多知识分子以为尾巴夹得够紧了，整天高唱颂歌，却不料政治斗争风云变幻，党的政策随毛泽东的心意而时时变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无从揣摸上意。所以再谨小慎微的人壹不留神也会在共产党的阴沟里翻船。连丁玲这样党的忠诚作家都不能幸免，紧跟党的吴晗都裁跟头丢性命，何况壹般知识分子。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平反，给丁玲吴晗等人平反，就是不给1957年的反右运动平反。不仅不平反，还为反右运动辩护。邓何以不平反罪恶的反右运动，而为反右运动留下尾巴呢？就因为反右运动中毛是首犯，邓是帮凶，邓的功绩就在于反右运动扩大化。1957年6月17 日毛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由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报告。7月17日开始的省市委书记青岛会议，由邓作主题报告，对全国反右运动做了精心部署。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这壹报告正是毛邓把整风推向全国各阶层的安排。壹个首犯，壹个头号帮凶，两个人调动了全党全社会构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严酷的文字狱，绞杀了整个知识界，具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全被踩在脚下。反右运动毛泽东只做战略布署，邓小平是执行者，反右主要是在执行阶段扩大化了，扩大了成千上万倍。邓显然将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全推给了毛，在编辑自己的选集时，故意删除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这说明邓是做贼心虚，意俗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官方亦不再提邓曾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既然反右运动是对的，又何必刻意掩饰载入历史的事实？所以，邓为绝大部分右派摘帽，并非正视历史问题，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他的六四大屠杀除了本性所致，没有其它的解释。

　　生产工具

　　毛泽东以“诱敌深入”的战术，痛痛快快打了场歼灭战，右派分子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右运动的胜利使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格外鲜艳夺目，上上下下步调壹致，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三大主力齐上阵，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钢产量翻番，粮食亩产更是轮番上涨，妳方唱罢我登场，屡屡刷新“世界纪录”。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造成损失提出意见，毛又祭起反右倾的大旗，全国大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有300多万人戴上了右倾帽子，远远超过反右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闹剧开始登场，李锐写道：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指标，比八大壹次会议通过的，工业方面普遍翻了壹番以上，农业方面普遍提高了20％到50％。钢从1200 万吨提高到3000 万吨，煤从2亿吨提高到4亿吨，粮食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这样，全党从上到下，形成壹种普遍看法：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建设方面，“左”比右好，只准反右——反保守，不准反“左”——反冒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争速度、抢时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从而以“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为口号，动员全国人民，以“破除消极平衡论”、“树立积极平衡论”为经济高速发展的理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钢煤粮）升帐”，“两个先行官（交通、电力）开路”，大搞群众运动，“小土群”遍地开花等，成为实现高速度、大跃进的具体方法。到了8月北戴河会议，要求当年钢翻壹番，达到1070万吨。二五指标比三个月前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普遍翻了壹番以上，1962年比1957年的工农业指标，要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0％以上，基建投资年增长50％以上。1962年指标，钢变为1亿吨，煤为11亿吨，粮食为15000亿斤。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到北戴河会议，就分别改为3年和10年了。

　　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三四月间，先后同陈伯达、刘少奇谈过“乡社合壹”和公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壹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壹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壹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壹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壹，劳武结合）等做法，也是欣赏的。……[12]

　　河北省徐水县是毛泽东肯定的农业生产“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的典型，徐水成立了以县为建制的徐水人民公社，规定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由人民公社统壹包下来，干部工人取消工资，壹律发给津贴，实行公社壹级核算。壹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也充公，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徐水的年财政实力仅有区区2000万元，几个月后，连发毛巾的钱也拿不出来了。拆除旧房统壹建新房，结果拆房容易建房难，农民连个过冬的窝的也没有了。平均主义更使人们缺乏自主劳动热情，民兵壹手拿锄壹手拿枪下田干活，看起来威武雄壮，实际是出工不出力。干部瞎指挥成风，大搞不合理密植，强行推行大跃进计划。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下乡打人抓人，县乡村三级遍设劳改队，数千人抓进劳改队。徐水弄虚作假问题很快暴露出来，毛失去了对徐水的热情，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其实安国给验也是骗人玩意儿，毛树立的全是失败的典型，1959年1月，徐水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了。

　　农村的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却是毛极力倡导的。自从农村合作化后，在农忙时节或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为了方便农民及时及早出工，就有临时性的公共食堂出现，大家合伙煮饭，以节省时间。以供给制为特征的公共食堂，出现于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大跃进初期，受到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中共作为壹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进行推广，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人民公社初期，有的地方农民还是喜欢食堂的，食堂门口的对联是：“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鼓足干劲加油干，放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谁还不欢迎，特别是困难户和五保户，问题是根本没有充裕的食物来应付几亿农民猛然间释放的食欲，那种可笑的豪情壮志是由粮食产量的普遍造假支撑的，而肥皂泡吹得越大，毛泽东越喜欢。人民公社禁止壹家壹户做饭，没收存粮，砸烂农民的锅灶，当食堂很快便无粮可炊时，社员就只好饿肚子了。公共食堂对共产主义制度来说，也是消灭家庭的好办法，消灭家庭才可以消灭私有制，达到共产主义标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第四次讲话时说：

　　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壹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壹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壹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13]

　　共产主义导师们都不太喜欢家庭，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根源，家务事又最费时费力，应该改造为社会化劳动，恩格斯说：“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壹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天性不喜欢家庭，缺少天伦之乐的情趣，他在中南海的大家庭称为“壹组”，他是家长，剩下的都是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不是妻儿满堂式的家庭生活。毛泽东多次讲过消灭家庭的话，没有了家庭，人们要钱财就没用了，就不会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公共食堂是消灭家庭的第壹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判解散公共食堂，解散食堂的干部纷纷下台，大办食堂成为“反右倾”运动的壹项政治任务，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有392万个。很多地方规定不许农民私自煮饭，谁家房顶冒烟，就搜查谁家的粮食和食品，砸锅倒灶。如果共公食堂作为民间创举，本无可厚非，有益则存，无益则散。壹旦成为国家硬性指标，不顾实际强制执行，就壹定形成祸国殃民之灾。那时正处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1958年的粮食大丰收充其量也就刚维持温饱（2亿吨粮食产量供6.6亿人吃，人均仅为300公斤，还未扣除非口粮部分），农村壹般年份仍是糠菜半年粮的水准，怎么可能长期维持满足人们旺盛食欲的公共食堂呢？壹旦难以为继，农民手中又无存粮，大饥荒就是件不难预测的事。大跃进过程中，发生大量人口死亡的地区，往往是由于省市级官员执行政策最严厉。办不办食堂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但与他们的仕途政绩紧密相连，对公共食堂的态度，也就是在民众饥苦与个人进退之天平上权衡的结果，取决于价值取向和道德品质。由于中共政权是人性逆淘汰的官僚体制，极少数有良知者若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很少有人敢置民众的生死于党的决策之上，宁肯丢官而保民。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命令无为县停办公共食堂，粮食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张恺帆说，有些干部坚持搞公共食堂是为了多吃多占。到村上壹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他们的家属。在张的干预下，全县解散了6069个食堂，后来此举被毛泽东定性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当时的河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后任张家口地委书记的胡开明也是壹个不赞成公共食堂的人，在张家口地区解散食堂，允许个人开荒自救，救了不少人的命。1962年上书毛泽东，提倡包产到组，被毛泽东点名批评：河北有壹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胡因此饱受批斗，文革中还被假枪毙过。基层干部是政策具体执行者，在上级的监管之下，面对每个村民，个人良心谴责在强大的专制环境下，大多数干部投上面之所好。有的基层干部借掌握公共食堂粮食资源之机，多吃多占，满足个人私欲，又对不顺从管制的农民动辄以“扣饭”来惩罚。四川省资中县有用“连坐法”扣饭的，壹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饭，导致农民大量死亡。河北省有壹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基层干部直接目睹饥荒，生怜悯之心的好干部当然也有，如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刘庄村，在大跃进时没饿死人，没有逃荒的，原因是大队书记为人公正，并且兼任食堂司务长，对食堂管理规范，主要是能巧妙应付上级的荒唐指令。有个别食堂办得好些，是由于干部瞒报粮食产量，截留了壹部分粮食给食堂。所以群众说：“不是粮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称食堂为“死堂”……公共食堂是不准非议的，否则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云南省保山县将食堂化后有钱有米不交给食堂者定罪判刑，云南大理壹位农民到食堂说他的孩子饿坏了，以现行破坏罪被逮捕。陕西省有个农民因说过对公共食堂不满的话而被判刑5年。1960年，湖南壹位女工把写有“公共食堂罪该万死”等内容的标语贴在中南海红墙上，后经刘少奇过问此事，她才免于杀头之祸。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决不是什么“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百分之百的人祸。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如果仅算经济帐，毛泽东的大跃进也是彻底失败了。除了人民公社和大办食堂外，还有大炼钢铁。有人统计说，炼钢损失了23亿（中央和地方实际补贴40～50亿元），这笔钱可以建设几个鞍钢，如果向外国买钢，能把全世界年产的钢都买来。认为“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壹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壹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从中南海到宋庆龄的院子里，从外交部到机关学校，这些与钢铁工业毫不相干的地方，也纷纷建起土高炉。文化部除动员文艺家们讴歌大跃进之外，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由副部长的文学家夏衍亲任指挥，中国人创造了举世界无双的恶搞奇迹。毛对经济壹窍不通，对发展国民经济看得过于浪漫，以为钢产量超英赶美就等于达到西方水平了，再有了粮食就什么都有了。毛泽东以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来推动农业生产，靠“马上治天下”的激情和“精神变物质”的哲学想像力。斯大林搞了30年，农业没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毛壹心要在粮食生产上创造出超越古今中外的奇迹，在钢铁产量上赶超西方，认为这就是赶上了美国。说明他对西方社会的无知，根本不知综合国力为何物，不晓得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工农业，是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在内的全方位落后，他以为通过人海战术式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实现强国梦想。毛在上面大放厥词，下面鸡毛当令箭，全国上下壹齐发神经，灾难就无从避免了。当认为粮食足够了时，就让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土高炉遍地开花，粮食生产又退而居其次，以至于到了收割季节，劳力还集中在土高炉旁。“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男劳力大量外调，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中共高级干部如李井泉、杨尚昆、刘仁等人也有“人民母社”之类的不满议论。在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壹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壹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壹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到了11月23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壹年。就粮食而论，搞到壹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壹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泽东首先发高烧患了昏热病，中国的粮食生产壹年不过增加壹两百亿斤，翻番的话纯粹是昏话。在他老人家昏话连篇时，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尤以号称平均亩产千斤省的河南为甚。实际上壹省粮食增产不增收，壹些省粮食减产。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公布产粮7500亿斤，后来核实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2.5％。大办食堂也浪费了粮食，“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由于吃饭不要钱，不考虑实际情况，吃到后来只剩稀汤寡水了，国家库存未因增产有所增加，反而减少了。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前壹些省已是成批饿死人，当年更是大幅减产，连预估的壹半也没有。1959年粮食指标为10500亿斤，实际产量为3400亿斤，比上年减产600亿斤。1960年又减产530亿斤。。刘少奇说：“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壹九五九年、壹九六○年、壹九六壹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壹九六壹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百分之四十，或者还多壹点。”[14] 刘少奇没敢提大面积饿死人，更不敢谴责大跃进的灾难，只能用“不足”二字加以掩饰，壮著胆子说了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突破了毛泽东“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规定性比例，成为后来他倒霉的原因之壹。而毛泽东认为“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壹点损失，我也壹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15] 在全民炼钢的狂潮中，1960年钢达到1866万吨，1961年就猛降到870万吨，1962年又降到667万吨。

　　凡是共产国家的领袖们都热衷于大跃进，急于展示超越西方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斯大林下令在白海至波罗的海之间修壹条运河，从列宁格勒到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使苏联的海军舰队可以来回游弋。工期从1931年9月到1933年4月，仅为20个月，完全靠人力挖筑这条长达226公里的运河。索尔仁尼琴写道：

　　把这项二十世纪最野蛮的工程，这条“用手车和丁字镐”修成的大陆运河比做埃及的金字塔是不公道的，这太不公道了。要知道，埃及的金字塔是用当时的现代化技术建成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四十个世纪以前的技术！

　　……所有的堤坝都是土筑的，所有的泄水闸都是木制的。主坝到处渗漏。怎样夯实？——用马拉著滚子在坝顶上来回压！（斯大林和国家只有对两样东西不吝惜——犯人和马，因为马是富农家的牲口，也是命该死绝的。）要消灭土木结合处的渗漏也是很难办到的。要求用木料代替钢材！于是工程师马斯洛夫发明了壹种菱形木闸门。没有混凝土浇筑闸壁！用什么加固？人们回忆起俄罗斯古代的“木笼”——用圆木拼合的大木槽，高达十五米，内部填土。请使用穴居人时代的技术，但是要按二十世纪的要求承担责任：如果哪里漏水，“要妳的脑袋！”

　　……每天收工后，工地上留下许多尸体。薄雪盖在他们脸上。有的蜷缩在翻倒的手车下面，手插在袖筒里，就这样冻僵了。有的是把头俯在膝盖之间冻坏的。那边有两个人是背靠著背冻在壹起的。这都是壹些农家子弟，是最理想的干活的好手。他们几万人壹批地被遣送来运河工地，当局还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壹家拆散，不让他们和自己的爹同进壹个劳改点。壹上来就要他们在布满砾石和大圆石的地段上完成连夏天也完成不了的定额。没有人能指点他们，警告他们；他们还是按照在农村干活的样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很快就把身体累垮了。结果妳看，两人搂在壹起冻死了。夜间派雪橇来收尸，车夫把尸体扔上雪撬时，发出木头似的梆梆的声音。[16]

　　可想而知，这种大跃进的杰作毫无用处，运河刚修好便废弃了。由于水位太浅，仅仅能满足小型驳船的运行，但25万劳改犯人却因此死掉了。由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主编的《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史》，曾作为史诗般的列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印发，也因斯大林处决了该工程的所有主要人物，宣传册子也被收回销毁了。毛泽东的神话比斯大林的神话还破灭得更迅速更无情，斯大林批给了白波运河4亿卢布，下面为了向上买好，工程仅花了9530万卢布。据统计，毛的大跃进期间仅物质上的损失就达1200亿元人民币。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赶英超美没实现，反倒越离越远了。

　　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统治工具，在集体主义权威下，可以产生用之不竭又廉价到极点的劳动力，生产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的卑微奴隶，供共产统治者随意驱使。斯大林用奴隶制式的集体主义企图创造世界奇迹的做法，被毛泽东运用到了中国，动员起亿万民众，创造毛氏版本的大跃进神话。共产主义的奴役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认为平等权利和信仰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民主主义是陈词滥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极力批判争取建立自由国家说法。革命专政的目的就是限制人们的自由，建立人人必须劳动的制度，儿童也应该参加劳动，“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壹”，罪犯就更需要劳动了，让犯人“改过自新的唯壹手段即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17] 壹举为共产国家制定了全民劳动改造的专政制度，也是遍地劳改营的理论依据。“劳动创造壹切”，劳动是人们的第壹需要，劳动当然是指体力劳动，或者仅使用简单工具的手工作业，“干部参加劳动”就是指这种劳动，连毛主席也要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挥锹铲土，虽然是毛进京后有生之年唯壹的壹次劳动，“……前后不不到壹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18] 毛又把大学教授们赶到农村劳改，干最粗重的活儿，就是为了改造其剥削阶级思想。斯大林是把教授将军们驱赶到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劳动，让他们死在那里。不劳动是违法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是通用的共产主义口号，列宁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著名口号。不计报酬又“出大力流大汗”的劳动才是最光荣的，还树立不少劳动模范作为劳动人民的学习榜样。在苏联及中国，懒惰就是罪行，不参加义务劳动也不行。不热爱劳动的，会抓进劳改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劳改监狱就是强制无偿劳动的地方。妳不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造思想的集体劳动，那就到监狱里去累死饿死吧。用劳改方式有计划地削减壹部分人口，是苏维埃政权消灭剥削阶级和异见人士的壹个通用办法，是共产政权大屠杀的另壹种方法，所以劳动营又称为“消灭营”。列宁说俄罗斯是农奴制国家，家奴制却留下壹句谚语：“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连监狱里也不会饿死人。俄国变成了苏联，立即有数百万人饿死，前线士兵的口粮都不及沙皇朝代监狱的标准高。劳改营又饿死了多少人，无人统计过，肯定不亚于希特勒的毒气室。新流行的笑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但相比之下，第壹次农奴制简直是天堂。“旧西藏”的“农奴制”也没有饿死人的记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西藏”，几年间即有数十万人死于饥饿。

　　共产党认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壹定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取代资本主义。所以总是试图制造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新人”，作为标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名义上是按劳分配，却常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社会成员，让大家义务劳动。按照共产主义分配理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按报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雇佣劳动思想，是建立在人的私欲基础上，只有不计报酬和奋不顾身的义务劳动才是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先进意识。为了同人们的私欲作斗争，除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洗脑，让党团员带头，还必须辅以专政手段，实行强迫劳动制度来改选思想，包括在这种管制环境下的“义务劳动”。但共产主义的集体劳动方式是最缺乏效率的，其与人性不符，因为每个劳动者都有个人及家庭的生存需求与幸福追求，这也是生产积极性的动力源。家庭不可能扩大为社会，社会也不可以简化为家庭，两者有著不同的效率动因，只有亲缘关系才能长久激发人的无私情怀，甘愿付出无报偿的劳动。否则，即便是宗教式的热情，也不可能形成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机制。有学者曾经以自己的经历对此作过分析：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壹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壹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壹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壹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壹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著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19]

　　能多劳多得的时候，人壹定会多劳动；多劳而不能多得的情况下，人肯定选择少劳动。这是壹种理性自利——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是经济活动的动因，有几个人会为了别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忘我劳动呢？公社体制下，干部管理与社员劳动之间也是个博弈过程，只是这种博弈只会带来双输的结局。所以，共产主义的集体劳动是怎么也算不赢经济帐的，最终无壹不借助政治压力，变为奴役关系。而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除却自耕农，壹般地主与佃农之间都有较友好的合作关系，地租过高，农民会弃租，在成本与产出的比较效应之下，地主与佃农的分成契约或定额地租，壹般都在周边平均地租的合理范围之内，地租的增减须视土地等级和年景好坏，互有妥协，分摊风险。只要双方遵守合约，租佃关系就不会中止，否则会增加交易成本，也关系到信誉和可靠性。这是利益的权衡，而非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自由选择的体制中，这种契约形式体现了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符合帕累托最优法则。在相同耕地的产出量上，自耕地与佃租地差别不大，佃租地还要略高于自耕地。佃农需要付租，但省去了购买田地及改良土地的投入，地主坐收地租，是已经付出了先期的投资与劳动，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边际回报率是相等的。佃租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不构成罪恶，土地流转也不是罪恶，关键在于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壹如今天的农民承包地也可以出租，也如房屋出租的道理壹样，出租者并无丝毫罪恶感，租赁双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找到平衡点。但强制劳动肯定是罪恶，人民公社消灭了自耕农，打破了正常的租佃关系，土地公有制使农民失去分成契约的谈判权，农民只有劳动义务而无权支配产品，遂使劳动变成苦役，躲避不了苦役，就减少苦役程度。政府是地主，又有强制劳动手段，利益最大化是拿走更多的产品。农民如同无期限的卖身长工，对待公社这个大地主的恶行，其利益的最大化不是关心产出量，而是设法减少劳动量。这才是真正的阶级对立，在政治压力下，劳动者会用各种方法应付监工者，选择偷懒，学会糊弄，精于造假。人民公社正是反帕累托最优，政府用强有力的手垄断了壹切资源，带来的是公平效率的大倒退。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壹种交易费用昂贵的制度，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改变这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中国乡村历来以自耕农和佃农居多，长工很少，即在于地主不能即时监督工人的劳动效率，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监管成本，壹般地主耕地都会采取佃租方式。中共的国营农场后来也把土地分配给农业工人，由家庭农场耕种，也缘于这个道理。人民公社之弊就在于把农民全部变成长工，强制性集体劳动成为新型的共产主义奴役制度，人人成为“集体利益”（党的利益）的奴工，虽然用高成本获得短期优势，却不能转化为效率优势。人们被迫在集体组织中劳动，失去自由退出权就等于失去人身自由，这种集体组织便同集中营或劳改监狱无异。即使政府把这种集体组织冠以“壹大二公”的动人名称，将农民的虚幻地位捧到天上，对被奴役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人的积极性建立在自主精神之上，壹个社会扼杀了自主精神，缺乏竞争效率，强迫劳动也不会使国家富强，人民公社走向灭亡便是无以逃避的社会成本及历史宿命。

　　毛泽东的经济知识太过贫乏，无非是马克思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仿照的苏联的高投资率支持下的重工业倾斜政策，以获得比轻工业更高的增长率，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人类奇迹以震惊世界。他应该不懂亚当·斯密学说（据他自己讲青年时读过《国富论》），不懂凯恩斯主义，不晓哈耶克理论，没读过马歇尔的经济学。甚至连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读过，因为他曾指责让人读《资本论》的理论家。毛制造的大跃进灾难，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也明显印证其知识准备严重不足，不光是他的主义太差及性格暴戾。准确地说，是知识结构太偏，性格太固执，壹辈子读书，只是在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线装书中转圈子，虽懂壹点马列，读过些外国名人传记，不过皮毛而已。这从他数不清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壹贯是东拉西扯，牵强附会，武断自负，自以为知识渊博，实际上多是些半吊子学问。以现代文明而论，毛泽东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和外国文学艺术，往往不屑壹顾。缺少求知的谦卑感，迷信战争年代形成的人民战争（人海战术）思想，用战争思维来进行经济建设。所以他才会让放手让农民大放亩产万斤粮的卫星，以政治运动加人海战术来壹举解决粮食短缺。放够了粮食卫星，又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工农商学兵壹拥而上，砖头石块砌起土高炉，用木炭来烧化那些挨家逐户搜集来的破锅烂盏，用红旗招展和锣鼓喧天营造虚幻气氛，来实施他的赶超英美战略。又怕计划落实不到位，强调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下压指标，搞出1070万吨钢的计划，凡完不成者，给予纪律处分。结果形成全党大办钢铁和全民大炼钢的热闹场面，壹齐满足毛的愿望。毛为了大收废钢铁，甚至说可以拆掉暂时没有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拆除，闹出比慈喜太后的“马拉火车”更加低级的笑话。1881年，为解决煤炭运输成本过高问题，全长9.7公里的唐婿铁路通车。先前慈喜太后曾因火车行驶会破坏遵化东陵的风水，黑烟给农田带来损害，规定机车必须以驴马拖拉，方批准建设。搞笑事件几个月后才告结束，驴马最终让位于火车头。其实毛泽东还不及慈喜太后，西太后于1862年批准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聘用洋人教习，陆续开设英法俄语言、化学、数学、天文、物理、国际法、外国史地、医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新学科，同文馆成为中国第壹所综合性现代高等学府。百年后的毛泽东却大搞反右运动，高校逐步取消了国际法学、西方政治和经济学科，只剩下些理工科和文科，外国历史也以毛泽东思想为评判标准。众多的大学教授挨批斗，赶到乡下做苦力，死的死，残的残。文革中竟以军宣队和工宣队来领导学校，取消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改之以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毛是科盲、法盲、现代西方文化盲，又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老虎屁股摸不得，十足壹个农民加流氓。毛缺乏作为壹个新时代最高统治者应有学识修养，山大王式的农民意识，流氓化的政治运作，使他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不能纵观全局，不能象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那样审时度势，睁开眼睛看世界。而是将个人权力放在民族利益之上，把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喜好之下，嗜权如命，无能且恋栈。毛的治国资源无非是二十四史或三国演义之类，再加上毛化的口号式马列主义。数千年专制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不愿接受新知识，在壹些最基本的常识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幼稚无知，毛闭关锁国的可笑程度远超出西太后年代。毛是以自力更生加人海战术的群众运动为治国方式，极端漠现代政治文明，壹切有利政治和民生的改良均视为搞修正主义或复辟资本主义。这种质素本不配治理壹个现代大国，充其量做壹个井冈山寨主，却妄图全面颠覆人类文化传统，纳入毛泽东的革命轨道，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想，实现他荒唐的改造社会蓝图，最终只能导致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毛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甚至改变不了身后共产党的走向。毛死后，除了共产政权不变外，他其余的遗产差不全让执政者扔掉了，走上了他猛烈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因为中共政权实在不能存活在毛泽东的荒诞与颠狂之中。

　　死亡档案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有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水平壹直处于世界前列，人均占有粮食之高，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社会学者金观涛在他的书中说道：

　　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之高，在古代世界是惊人的，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非常发达，劳动生产率也是罕见的。远在汉代，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就为三百二十亿斤，劳动生产率是平均每人二千斤。唐代，粮食年总产量达五百九十五亿斤，宋代竟达壹千二百八十四亿斤。唐代按人口峰值六千万计，人均占有粮食近壹千斤。宋代人口总数争议颇大，就按范文澜的最高估计有壹亿人计算，人均占有粮食也达壹千三百斤。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生产水平就低得多。[20]

　　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不断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壹番美妙景象。邓小平说，中国人穷了几千年了，不能再穷下去了。老邓肯定没有读过几本史书，最穷的时代不是以往的几千年，而恰恰是毛泽东统治下的那几十年，非但离商品丰富为标志的工业社会相差太远，以仓廪丰实的农业社会标准也谈不上，人们用壹块肥皂也要凭票证供应，粮食不够吃，只好实行限量配给。中共执政几十年，粮食产量翻了壹番多，但人口剧增，人均粮食占有量以正常年景计算并未大幅增加，壹般徘徊在300-400公斤之间，只有1998年曾壹度达到410公斤，略高于1984年的400公斤，多数年份达不到这个水平。1998年粮食产量为5.12亿吨，2007年也是5亿吨，2010年是5.464亿吨，但人口更多了，人均水平并未提高，只能说是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我们今天之所以不饿肚皮，是因为农民有了耕种的自主权，积极性增加，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单位产量提高，肉奶果菜等农产品增加，膳食结构发生了变化。2005年人均肉、蛋、奶和水产品占有量分别为59.2 、22.0 、21.9 和39.1公斤，促进了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直接粮食消费下降，近年来城镇人均粮食年购买量为80公斤左右。另壹方面每年也大量进口粮食，如小麦、大豆等，弥补市场之需。假如再来壹次人民公社，表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壹定会有更多的人饿死。

　　搞了20几年的人民公社，粮食人均占有量还不如人民公社前1957年。中国古代也屡有饿死人的事，不绝于史书，除了局部性的灾荒，大部分由战乱形成，从无正常年景下全国性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中共常吹嘘他们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吃饭问题，是肆意歪曲历史，不要说汉唐盛世，壹般的朝代，只要没有战乱，吃饭问题并不难解决，每次改朝换代后的王朝兴盛时期，都是粮食生产快速恢复发展的阶段。毛泽东几十年改朝换代的内战，和建国后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政策，打乱了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将农民剥夺壹干二净，建造他的共产主义天堂，才使农村陷入灭顶之灾。按后来公布的数字，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为1.435亿吨(包括大豆)，人口为6.62亿，平均每人434市斤，扣除非口粮部分，实际配给327市斤，比1957年的406市斤少了许多，饿肚子肯定，饿死人倒还不至于，再进口些粮食，度过难关应该不是很难。美国政府在20年代初，向苏俄饥民提供粮食，从而挽救了苏联布尔什维克，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出于人类的良知，西方国家不会见死不救，中国不至于走投无路。但共产党不同，他们只知道向农民要粮，58年粮食丰收，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过高的名义征购率加上实际产量的下滑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生命的需求。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壹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情况下，粮食出口却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长为420万吨，以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粮食储备的24％，要黄金美元是为了发展核武器。宁愿饿死人也不开仓放赈，还要出口粮食，缺粮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中央的办法是向粮食大省加大调粮指标，如四川省壹五期间平均每年调出粮食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外调粮却连年增加。1958年为39.6亿斤，59年49亿斤，60年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壹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的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壹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21] 所以壹向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为了红色政权的生存，竟然饿死了上千万人，为全国之最。全国是三年大饥荒，四川是四年大饥荒，1961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957年的壹半，到处是死绝了村庄，尸体漫山遍野，人们无力气掩埋。也由于四川领导人李井泉紧跟毛泽东，极力反右倾，酿成巨祸，干部打死人的事也最多，堪比当年的流寇张自忠。中央对于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归结为“疫情”，说是疾病流行所致，于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出各种医病的草药方子，将饥民集中在临时医院里，“治”死拉倒。这样壹来，共产党不但不用承担任何罪责，反而体现出党的伟大英明，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怀。壹般的平头百姓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好，是国家出了奸臣，是下面干部不好，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了纠偏的话，干部们不听。还等著“大救星”来呢，殊不知没有毛泽东神魂颠倒发动疯狂大跃进，没有毛的大力反右倾，根本就不会有下面干部胡作非为，更不会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饿死人。毛泽东善于说两面话，但其本意是决不允许动摇他的三面红旗，而三面红旗正是祸根，毛才是祸首。庐山会议之后，连表面的纠偏也没有了，剩下的是更加疯癫的大跃进。下面干部们十分清楚，惟有越左才越有自身安全，越有功劳，毛亲信掌权的河南、安徽、四川等省，饿死的人壹个省比壹个省多。中国人被愚弄得如此之蠢，连反抗的精神都没有了。 直到1960年12月，京、津、沪、沉等大城市只剩下几天的存粮时，小城市也大面积浮肿和饿死人，全国再无粮可调时，才考虑通过香港向美国和澳大利亚购买粮食应急，而粮食到岸又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1961年向外国订购了520万吨粮食，6月30日前运到国内215万吨，大饥荒才得以缓解，从此中国成为粮食进口国。粮食最紧张的危急时刻，中共也不忘向东欧出口粮食和肉类，东德要求中共增加肉类供应，以便使东德人均年消费肉类达到80公斤，赶上西德的消费水平。为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吃上80公斤肉，中国人自己除了人肉已无肉可吃。1964年2月29日，中共在答复苏共的信中也说：“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它食品价值21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矿产品和五金产品价值14亿新卢布……。这些矿产品中，有许多都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22] 原子弹要花钱，援助共产党小兄弟也要花钱，都是在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从1958至1962年，对外援助高达23.6亿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为18.7亿元，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近5亿元。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际，毛迫不得已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部分纠正了毛祸国殃民的政策，外援才算减了下来。在毛泽东眼里，“粪土当年万户侯”，农民更是粪土不如，没有必要大费脑筋，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宣传上再增加壹个“苏修逼债”的神话就够了，壹下把中国人的怨气推到了苏联人头上。“逼债”的神话更加荒诞不经，债务偿还依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债权人无权强令债务人提前归还，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苏联曾经逼过债。1961年4月8日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称：“在会谈中还讨论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欠帐问题。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暂时困难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万吨糖的建议，糖将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共在1964年提前壹年归还了50年代的全部贷款和利息，是中国自愿提前偿还。美国芝加哥大学王友琴博士在《揭示人为大饿荒的真相》壹文中说道：“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还改变了中苏货币的汇率，这样把中国的债务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七。壹九六壹年二月，赫鲁晓夫提出给毛壹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糖。毛泽东要了糖可是拒绝了粮食。不是毛放弃了傲慢，他已经抓住了赫鲁晓夫答应提供技术和专家制造米格二十壹战斗飞机。”苏联援助对于饥荒中的中国而言，应属雪中送炭，但毛让周恩来告知苏联，粮食妳们自己留著应付饥荒，只接受了转口的古巴粮。毛泽东买武器，动辄几亿十几亿卢布，买糖也行，买粮食救命就舍不得了花钱了。“宁可饿死，不食周粟”，中共反而倒打壹耙，把饿死人的另壹个主要因素说成是“苏修逼债”所致。不止苏联，被视为帝国主义的美国在1962年2月，提出了壹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中方可以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且可延后付款。王炳南传达了毛泽东的立场，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绝不会接受美国人的施舍，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并转达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壹些大米和小麦。中共又壹次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人多，原子弹都不怕，饿死几千万人不算什么大事，过几年又生出来了。 1959庐山会议的召开本来有希望纠毛的错误，彭德怀的万言书象壹盆凉水，也没有浇醒毛泽东热昏的头脑，反而令毛勃然大怒，怒其动摇他“壹贯正确”的神话。于是，本该反冒进却演了壹出反右顷的闹剧。壹场人类历史上从未记载过的大饥荒，象积聚了巨大能量的地震壹样猛烈暴发！“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毛这《送瘟神》的诗句，瘟神倒没送走，死神却如风而来。饿死的人数至今没有官方数字，不少学者估计有3000至4000万之多。《中国农民调查》说到安徽省壹地的情况： 壹个凤阳县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家中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村庄，占到了二十七个。[23] 安徽省是重灾区，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凤阳县饿死了95178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壹，60254人是59-60两年饿死人的数字。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无人村27个。面对大量死人，凤阳县书记董安春竟然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当年整顿时安徽省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无为县地处黄山脚下，历为鱼米之乡，竟也饿死了30万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壹。大饥荒造成大量吃人事件，就是新埋的死人也挖出来吃掉，据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烟，壹定是在煮人肉。河南省的情况同样惨不忍闻：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壹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壹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壹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壹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壹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壹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当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壹个套间盖了壹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壹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24] 死亡200万是当时河南官方的数字，民间甚至有500万的说法，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壹书作者杨继绳研究，保守的估计应近300万人。吴芝圃早年曾跟随毛泽东，是毛的大红人，在集体化运动中，吴作为省委第二书记，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批判斗争第壹书记潘复生，反右有功，受到毛的赞扬，随即擢升吴为第壹书记。吴于国难之机大修别墅，政治局党委每人壹套，建好后毛壹天也没住过。毛在中国人最穷困的时候，却拿人民的救命钱为自己享受，毛泽东的韶山别墅更是典型的帝王行宫： 壹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说：“小舟，妳们省里研究壹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它领导同志来，休息壹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壹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著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壹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壹亿元，兴建了三栋楼：壹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这个“二○三工程”从壹九六○年动工，到壹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25]

　　那时候的1亿元可不是小数目，1斤棒子面才1角钱，即以21世纪标准也豪华得可以。韶山离长沙不远，开会到省城即可，无需回乡折腾，几间茅屋子村里便能搞定，又何必省里研究，显然自己要求建行宫。茅屋造成了帝王行宫，恰是在饿得眼睛发绿的农民期盼“大救星”出手救命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对别墅的喜好超过历代帝王，凡是他看中的地方，都要为他造起豪华别墅，这些行宫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个人享用。为了讨好毛，各地诸侯也都为毛修建别墅，全国起码有50多所毛别墅，长沙有2座，韶山有2座，北京壹地就有5处，大部分别墅他从未涉足。毛的新房子从安全舒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壹式样，进门壹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壹排房间，外观像壹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为了防备不时之需，毛的别墅都有通向附近军用机场的直达线，有的是火车专线，有的是地下车道。[26] “仅上海壹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壹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壹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壹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壹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壹号，也仅在壹九五九年住过壹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壹处，其规模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壹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27] 毛的行宫遍及中国，堪称古今中外之最，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天津的“迎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修建的，其豪华气派程度有的甚至超过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毛泽东异常“节俭”的故事曾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人们总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民间的苦难，“1960年，服役于解放军中的农民子弟用气愤的评论公开讲了农民的困苦状况：现在，村里农民吃的甚至比过去狗吃的都差。过去狗吃糠和粮食，现在人们饿得无法劳动，猪也饿得不能动。公社社员问：‘毛主席会让我们饿死吗？’”[28] 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就是要让农民饿死，如同今天朝鲜的金正日，拥有十几处豪华别墅，国外有数十亿美元存款，从全世界采购食品和奢侈品，高级汽车、游艇、私人飞机应有尽有，朝鲜人竟饿死了200万。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自由退出权，在全国壹盘棋的人民公社制度下，无处可逃！ 大饥荒饿死多少人，壹直是中共讳莫如深的最高机密，令许多学者大费周章，无不绞尽脑汁也难得出比较壹致的结论。至今尚无官方的正式说法，壹些学者研究大都以户籍资料的年出生和死亡人数为分析基础，并根据人口普查结果和“千分之壹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得出的出生率，进行数据的整理和修订，得出的结论相差悬殊，从1650万到4500万不等。从各种官方人口统计的出版资料中，只是能约略估算出大致的数字，尽管众说纷纭且不太权威，也未必准确，但总比故意忽略这段历史更人道些，也更对得起那些枉死的冤魂。其实从很多官方出版物中也能统计出大概的数字，依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概览》，看三年大饥荒人口变化情况，得知1958年中国总人口为65994万，1961年为65859万，三年人口呈负增长。57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是3.40％、1.08％、2.32％；62年为3.70％、1.00％、2.70％，58－61年资料不准确。按正常年死亡率1％计算，三年正常死亡应为2000万左右，五六十年代年增长率壹般高于2.5％，三年应增长约5000万人左右。这已经是扣除自然死亡的数字，饥荒时期出生率会随之降低，大量妇女营养不良患子宫脱垂，丧失生育能力。但那时无计划生育措施，假使出生率降低至1％，也至少有3000万人饿死。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78‰。官方的数字，应该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书中写道：“……这些仅反映广东某县情况的议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20000人被饿死。在全国范围内，死亡率从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增长了壹倍。1960年人口下降了4.5％……”[29] 死人最多是60-61年，粮食产量直到65年才恢复到57年的水平。学者金辉在他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说：“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而据学者统计（陈玉琼、高建国），在中共上台前的2129年中，发生的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中，死亡为2991万人，也就是说共产党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竟然超过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中自然灾害的总和。在各种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共各级政府有壹套心照不宣的做法，就是有利于体现共产党伟大的数字是层层加码，令共产党的脸上无光的统计数字是层层扣减，何况共产党根本不敢公布实际数字，官方秘密档案的统计数字也只能是被层层做了手脚的。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写了本《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的专著，作者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采访时说，“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曾公开过他据官方人口统计得出的3,000万到3,200万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 中共为了掩饰毛泽东的罪恶，将大饥荒的责任推给外部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毛泽东的统治模式与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纳粹党相似：壹个主义，壹个政党，壹个领袖，武装的党徒（军队），绝对控制的传媒（党的喉舌），党天下的绝对专制政权。如果没有外力介入，没有来自党内自由化的要求，若撼动其专制体制是难以想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苏联也是壹样，中国不过是步苏联老大哥的后尘，青出蓝而胜于蓝—— 这场以强制手段迫使农民集体化、“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饥荒和进行镇压的运动，根据西方壹些作者提供的资料，使农民付出了2000万人生命的代价。可以确信，这个数字并没有过分夸大。关于乌克兰的资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乌克兰的人数从1926年的3100万人减少到1939年的2800万人。消灭了300万人。但是还存在著人口的自然增长。每年可能增长2％（作为壹个平均增长数来说，这个百分数是相当低的），即每年增加60万人。换句话说，在这14年中，增加了将近900万人。加上那300万人，就是1200万人。这1200万乌克兰人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要知道强迫集体化的大镰刀也割到了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中亚细亚……等地区。在1930年，从农村中迁出的“富农”家庭有115000个，而到1932年则为266000个。在两年中迁出的“富农”家庭壹共为381000个。如果按壹个家庭平均有5口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有将近200万人。仅仅在两年中就消失了200万人！但是统计还没有说明死去的“富农”及其子女和老父老母有多少，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人又有多少。那些被流放的、被逮捕的和被褫夺了壹切公民权的人，他们的子孙曾经经受了壹些什么样的苦难。[30] 苏联的集体农庄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出动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苏联的大饥荒饿死了800万人，但这是最低的估算，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利瓦伊前科称，从收集的证据资料进行的人口鉴定结果表明，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总共造成了1000多万平民饿死，其中91.2%的人都是乌克兰人。中国集体化进程虽然只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流血冲突，内地因伴随著壹系列的政治运动，地主差不多死光了，贫下中农也怕当反革命，集体化进程比较平稳，但中国农民也只是死的方式有所不同。集体化之后饿死的人却是苏联的几倍，代价更为惨重。中共老朋友斯诺在叙述旧中国西北地区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时写道：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的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壹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去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31] 共产党起来造反了，虽然不是为了那些快要饿死的人，这回轮到共产党政权饿死人了，并且饿死了几千万之多。斯诺事后见到毛泽东时肯定没有追问过农民为什么不反抗的原因，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饿死了人，也不相信毛泽东的“新中国”会让农民饿死，因为毛从来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所以“新中国”的农民宁可悲惨地死去，也不起来反抗。以至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有守零星的武装反抗，但根本敌不过强大的共军，扭转不了局势。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共产主义的画饼骗傻了，失去了自我思辩能力，相信共产党毛主席决不会让农民饿死。中共政权是绝对专制的党国体制，但国家力量不完全取决于镇压机器，而是深入社会生活壹切方面的党组织，除中共之外的任何独立社会团体全部取缔，民间不可能形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连正常的启蒙也没有。中共是靠宣传民主起家的，所以它决不允许别人宣传民主来形成反对派，而把公众传媒牢牢控制在手。毛接到了各地饿死的内部报告，仍然认为“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在城市也要大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毛不顾农民死活的乐观态度，助长了地方诸侯新壹轮的浮夸风，湖南、山东、河南、贵州省第壹书记张平化、舒同、吴芝圃、周林之流，纷纷投其所好，向毛表态说：“群众健康普遍较好”，“当前形势无限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要求各地学那些大跃进红旗省，还以其特有的浪漫主义风格来歌唱他的大跃进，壹首四言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连树皮都啃光了，还高唱什么“猪菜丰富”，自己吃饱了饭，又瞪著眼睛说瞎话，如此恬不知耻，比“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更加可恶。晋惠帝是著名的白痴，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称洞察壹切，号称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直到发生饿死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事件”，毛才开始修正“形势壹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壹的地区的形势不好”，而开出的救急方子却是这些地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地区给中央的报告也遵照这个指示，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上下壹齐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证明共产党伟大，消灭了敌人，阶级斗争缓解了大饥荒：

　　但毛泽东斗争了壹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壹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壹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下半年后，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壹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壹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壹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壹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2] 这样评判的目的是责任归于基层干部，推到地主和国民党头上，来掩盖大跃进的灾难，以缓解800万信阳人口死了八分之壹的民怨，证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对基层干部实行杀、关、管政策，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发动农民象斗地主壹样斗争基层干部，用来处罚社员的几十种酷刑这回又落在了干部身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领导曾计划在全地区杀上万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后请示毛泽东，毛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最后的判决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有期徒刑，8个县委书记中，马龙山死缓，刘文彩等人都判了几年徒刑，饿死百万人的惨剧，竟无壹人偿命。信阳是老区，大别山是李先念的根据地，土地改革也最为彻底。地主富在土改时就差不多杀光了，农村干坏事的都是贫雇家出身的干部。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的高压形势下，河南开展大规模“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省委第壹书记潘复生也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白旗被拔掉，到处抓“小潘复生”，株连干部不下20万人。农村干部都怕成白旗，浮夸风越演越烈，争相虚报产量。河南办了全国第壹家人民公社，第壹家公共食堂，壹举成为全国大跃进运动中的壹面旗帜，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参观取经者人山人海。许多干部靠吹牛升官，靠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耀眼，更恶化了浮夸风。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开始下面报上来的产量竟高达300亿斤，因为58年是56亿斤，必须超过上年。经讨地区讨论定为72亿斤，但省里不满意，又重新上报为64.27亿斤，实际产量只有32.58亿斤。当年实际征购任务为10.49亿斤，剩下的人均全年口粮仅有164.5斤（原粮），可吃4个月。公共食堂无粮可炊，纷纷关闭了，农民就只有饿死了。吴法宪在1960年2月回到江西兴国时，家乡之破败比他30年前参加红军时还不如，吴虽然贵为中将，村里竟然找不到壹间能让他住宿的房子，区政府给他在别的村安排了壹间大队仓库，没有床，地上铺稻草才算睡了壹觉。[33] 饿死人的事实无法回避了，毛仍不愿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由于敌人破坏，办法是“硬著头皮顶住”。毛认为全国三分之壹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要对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展开斗争。毛总是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壹个十分省事的做法，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杀戮的农村还有阶级敌人吗？比如江西根据地经过打土豪、打AB团，土改、镇反，阶级敌人早就死绝了，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农民饿肚皮与阶级敌人毫无关系。但毛泽东不管，他不断制定判别阶级敌人的新标准，“敌情”就会越来越严重，壹切祸国殃民的罪行都可以神化为反对阶级敌人的神圣战争。毛十分清楚问题的根源，如果接受现实，会使自己尴尬难堪，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只有硬著头皮错下去。用阶级斗争的逻辑便可金蝉脱壳，证明他是壹心为了人民谋利益的。所以，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

　　迷梦幻灭

　　“运动大师”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他超乎常人的胆气和谋略，使他又壹次轻松地渡过难关。以“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敌人的破坏”、“苏修逼债”等等令人愤慨的理由，将壹场弥天大祸的罪责，归结为地主富农复辟、老天爷残酷及苏联修正主义者落井下石。至今官方还在重复著这统壹的老调，至今仍有人坚信正是有了大救星毛主席，我们才靠著自力更生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现在看来都是弥天大谎。学者金辉在他的《风调雨顺的三年》壹文中，参考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地域广阔，是个多农业灾害的国家，水旱风雪霜蝗等灾害年年都有，那三年并不特别突出，都是局部性的灾害，灾难是人祸所为，他说：“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而是左倾狂热及其指挥下的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34] 风调雨顺虽然是形容性词语，不是科学术语，未必精准，但也说明了那三年中确非反常年景。农业气象资料也证明，“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35] 在1960年6月于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当面挖苦说，妳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彭真并未当面反驳说是由苏联逼债，也未提发生全国性自然灾害壹事。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是后来创造的，壹直到1960年的8月间才有局部灾情的报道，立即被毛泽东加以利用，要求各地报告灾情，并将“部分地区有灾情”扩大为全国性的“连续两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正式宣布全国今年遇灾面积9亿亩（全国耕地16亿亩，占56.25％），却无任何抗灾的具体安排。在加紧宣传“特大自然灾害”的同时，继续以巨额资金援助共产党国家。10月13日，与北朝鲜签订两个协定，中国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援助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厂及壹批日用必需品轻工企业；此外还须供应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11月30日，格瓦拉访问北京并与李先念签署联合公报，中国向古巴提供2.4亿卢布的无息贷款。1961年1月9日，周恩来在缅甸与该国签署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给予3000万英镑长期无息贷款，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和特权。31日，中国向越南提供1.4175亿卢布长期贷款，援建28个工交企业。这壹切，丝毫不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倒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的指示不断下发。到了1961年，又演变成“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了。 自古帝王有重大过错，要下“罪己诏“，对上天和子民作交待。溥仪皇帝丢掉了江山，清逊帝退位诏书说：“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共和已是大势所趋，“若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则大局决裂，残杀相寻，势必演至种族之惨痛，将至九庙震惊，兆民荼毒，后祸何忍复言？”于是鞠躬下台，“退处宽闲，优游岁月”。毛主席号称“大救星”，安享黎民三呼万岁，于抗战之后发起内战，于大跃进中坐视农民饿毙，毫无罪己下台之意，远不如专制帝王。毛泽东的大跃进已呈现祸国殃民之势，还要反右倾鼓劲，毛是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昏暴千倍的暴君。中国民众以自己的愚昧，拥戴空前绝后的暴君登基，注定了几十年悲惨的命运。毛将自己的罪恶栽赃于苏联，实在是流氓无赖行为，苏联并没有象中共污蔑的那样落井下石，不管什么体制的国家，两国关系如何，外国有难，人道援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967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了几十万人，很多国家希望援助中国，毛拒绝了外人的好意，主张自力更生，中国人的生命在他眼里，远比面子次要。根据毛的意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表示接受50万吨糖，建议把苏提供的粮食作后备，就不必运来了。赫还表示愿提供生产米格2l型飞机的全部资料。苏主动提出，在苏中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并不计利息。毛对喊他万岁的中国人小气无比，对崇拜他的外国人异常慷慨，毛1960年壹次就给了当今热为青年偶像的切格瓦拉6000万美元，告诉他不必还。“阿尔巴尼亚在壹九五八年就跟中国要了五十万卢布。壹九六壹年壹月，因为他们和中国壹起反对苏联赫鲁晓夫，又得到五百万卢布。中国把从加拿大买的二百二十万蒲式耳（三十六公升）小麦也送给了他们。当中国人饿死数千万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赠送大量食品，不知道甚么是‘定量配给’。该国当时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对作者说：在中国能明显看到饥荒，可是‘中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甚么都跟中国要，‘我觉得可耻’。”[37] 人家觉得可耻，中国人反倒无上荣光，勒紧裤带省出了几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无数人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国际主义伟大幻想中，光荣地死去。 毛泽东的慷慨大度，令第三世界的小兄弟们深感幸福，他们靠“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打上毛泽东思想的旗子，跑到中国来要钱，无不满载而归。比得上列宁的第三国际，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壹个小支部，苏俄老大哥也是拿出大把现大洋，帮助手下这几十个人的“党支部”。毛想当第三世界的老大哥，要打倒帝修反，还要大量购买武器对付台湾，拼命发展核武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被老毛越折腾越穷的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饿死呢？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撕毁了1957年所签订的向中国提供生产核武器援助的秘密协定。显而易见，这壹政策变更的动机是赫鲁晓夫希望实现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和在远东建立无核区的计划，以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好战倾向日益不信任所引发的。中国正处在大面积饿死人的高峰时期，应该说这是件好事，给中共发热的头脑泼了冷水，省下些救命钱。1960年8月，苏联撤走了核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中止了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而中共坚持要搞核武器，周恩来说：“不理他那壹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还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肝还不太硬，妳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们腰肝就硬了。”毛泽东嘴上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其实他比谁都喜欢原子弹，比今天的朝鲜和伊朗的决心还大。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建政伊始，立即请求斯大林援助核技术。斯大林不愿输出核技术，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趁机提请苏联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这个耗费巨资的东西，答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派出专家为中国培训核技术专家，建立核工业基地。1957年，继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及党内清洗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反对派之后，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支持他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才同意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和运载火箭，先后派往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随著中苏政治争吵升级，毛泽东又未通知苏联便炮轰金门，表现出好战的架势，赫鲁晓愈加认为毛泽东不可信任，正值美、英、苏三国首脑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日内瓦会议谈判阶段，遂削减及中断了对华的核技术输出。为了牢记苏联毁约之耻，中共将研制第壹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全国各方面为“596”工程大开绿灯。在最困难的1960年，粮食部壹次就调拨给试验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调拨4万只羊，商业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兰州成立二级批发站，加强核工业部门和工程部队的生活物资供应。周恩来特别指示，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让他们吃上云南宣威火腿，喝上贵州茅台醇酒。[37] 原子弹不知耗费了多少中国人的活命钱，而“周恩来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壹亿美元（按壹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壹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壹颗原子弹而死掉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壹百倍。”[38] 再者，苏联撕毁合同与农业生产无关，不搞核武器反而可以省下钱来发展农业，苏联的做法与中国的大饥荒无任何关连，大饥荒已持续了壹年以上。正是有了苏联援助，中共才建立起了工业基础和核发基地，这无疑是忘恩负义的无赖行为。

　　大规模援外是中国人饿死的又壹重要原因，本来紧缺的外汇完全可以及时购进粮食，解决危机。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壹书中抱怨：“‘欧洲的壹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著，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壹种什么精神。”如果别人在困难时出手援助，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问题是以几千万中国人命代价换取毛主席的虚荣心，就是祸国殃民的暴政。毛泽东不屑于管家理财，却又慷慨无度，中共为了点亮欧洲这盏费油的“长明灯”，耗尽了人民的膏油。1962年，中国向加拿大进口小麦，阿国又来要粮，找到刘少奇，立即让海上航行的几艘中国粮船驶向阿国，卸下了了全部的小麦。习惯成自然，倚仗毛主席的慷慨，劳动党无需劳动，不用学大寨，乞丐比施主还气壮，以中国之贫弱来打发庞大的“丐帮”群体，根本就招惹不起，唯有打肿脸充胖子。阿尔巴尼亚花了中共那么多钱，除了帮老毛壹起骂苏联，唯壹干的事就是与22个国家壹起于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提出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的议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投票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和安理会的席位。周恩来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壹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不仅如此，这壹时期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壹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1964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2％。”这比偿还苏联的外债（1960-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其中包括东欧国家债务）要大得多，苏联的外债并不构成多大负担，中共的援外完全是自主行为，是不顾人民死活的荒虐暴政。更大是的国防开支，同期的国防费用为164.9亿元，还不包括以民用形式支出的部分。如果毛泽东不想让农民饿死，稍拿出壹些钱来就足够了。 中共统治集团里跟毛壹起作恶者居多，但总还是有极少数人对毛的肆意非为不满，尚存壹些善念。大路进错误与否本与彭德怀无关，彭是国防部长，但他出身贫寒，忧心民间疾苦，痛心共产党给农民造成的灾难： 在当时，某些地区严重地刮起了几股黑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其他各级干部也有不少），把才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误当做共产主义已经来临，把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盲目地集中起来，实行所谓“共产主义”；新居民点还没有建立起来，就盲目地拆房子和砍伐树木、竹林。有不少农户怕“共产”，就低价变卖家产。有些干部为了表白自己的工作成绩，就无限制地上报“卫星”数字。本来产量不高，而报上去的数字很高。如果这些数字堆集在壹起，那真是令人可怕！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重无关。许多基层干部，为了放更高的卫星或完成上壹级交给他的层层加码下来的生产指标，便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有的地区打人竟成了风气，完不成任务打，出工迟到也打，说话不好听也有挨打的。在劳动生产中，有些地区不照顾妇女生理特点的现象也很严重，致使不少妇女发生子宫下垂和停经的疾病。这些风气，在壹九五八年十二月我至乌石、平江等地时，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有不少农民到我处申诉、告状。由于这些黑风在某些地区刮起，直接影响了我党基层组织在那些地区群众中的威信，使中央领导同志在那些地区的威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强迫命令等。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39] 毛泽东不懂经济的壹通胡折腾，中国人大难临头，他老人家“红太阳”、“大救星”、“永远正确”的神话，只好糊弄老百姓，高层当然十分清楚，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天上掉神话，但不能掉馅饼，紧要的是如何渡过难关。这壹点毛也很明白。打倒彭德怀是他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找红军去，裹胁刘少奇、周恩来和诸位封疆大吏，以集体的名义作出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常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大家心里清楚祸国的责任在毛，是彭招惹了圣怒。在毛的纵容下，基层干部更是土豪劣绅，恶迹昭彰，迫使彭以上万言书的形式向毛泽东进言，将壹些会议上不便讲的话私下里说明。这本是维护主公的良苦用心，却被毛以“向党猖狂进攻”的名义，开展路线斗争，新帐老帐壹起算，将彭置于百口莫辩之地。毛泽东以党内斗争和内战见长，赢得至尊地位，建设时期是靠发展经济吃饭，毛倍感冷落。他有次和谭震林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不禁拍案而怒：“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毛很不服气，认为自己为中国人找到了壹条富国之路，绘出了壹幅赶英超美的宏伟蓝图，正是壹展身手之时，于是从后面走向前台。可惜老人家的改革太过空想，无非是青年的期的“新村”思想再加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热情。自以为比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宏大，比康有为乌托邦式的改良设计还要完美与雷厉风行。人民公社就是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比原来的“新村”设想更为伟大：不要商品，废除货币，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夫妻分居，吹号出工，集体吃饭，壹起学习，到点上床，全民皆兵，平战结合……人人有单位，人人受管制，壹切方面秩序井然。然而毛的壹套东西都是随心所欲的头脑发热，并没有经过缜密的分析论证，老人家以为象打仗壹样，铺天盖地来几场歼灭战，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与毛的性格相符，其浪漫无常，又故显高深之态，时出尔反尔，捉摸不定，令人无所措手足。毛心胸狭窄，妒忌心强，自傲心亦强，自以为是，容不得旁人议论，更听不得反对意见。毛正象两千年前西汉末年托古改制的王莽，灵感壹来，便立即付诸实施，以为有了权力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莽性躁扰，不能无为”，“不度时宜，制度又不定”，政令全凭其喜好推行。王莽下令实行土地收归国有，曰：“王田”，重新分配，不准私人买卖，恢复久已废除的井田制。强迫劳动，重罚游民，限制奴隶买卖，开办国营贸易，酿酒与盐铁垄断于国家，设官仓统购统销以平抑物价，禁止私藏黄金，发放低息扶贫贷款，类似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说，王莽是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家，知识水平和智慧水准相当高，为人谨慎，节俭勤政，关心社会，有周公之美誉。如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令其自杀偿命，体现法律平等。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出钱百万，分配给有贫民的疫病地区，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又在长安城中造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胡适称王莽为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但王莽并不是壹个成熟的政治家，小聪明有余，大智慧不足，平时不吝钱财，常将自己的钱分散给众人，兵变已成燎原之势时却又极其吝啬，宫中尚有黄金60余万斤，舍不得赏赐将士。又食古不化，自以为是，急于求成，朝令夕改，不顾国情，过分干预民间活动。理想再好的改革脱现实就会演变为暴政，王莽王朝于人祸天灾民变兵乱中迅即垮台，壹场看起来伟大壮观的历史性改革引起了从贵族到平民的激烈反抗，变为自己空欢喜壹场的闹剧。我们从王莽改制的悲剧性收场，也看到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闹剧的内因，虽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不能算最早，已是步苏联东欧之后。毛的幸运在于托共产而改制，共产宗教迷惑了人们的头脑，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心存幻想，才没有激起民变，也在于有严密监控社会的党务系统，有几百万党指挥枪的军队。但毛亲自上阵指挥经济，遭遇惨重失败，搞得壹塌糊涂，又怕被人说成是路线错误，重蹈他整天批判的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等路线错误之后尘，落得个不光彩地下台。于是先发制人，以更凶猛的反右倾来强化掩饰他的极左盲动路线，并上升为与反党集团进行路线斗争和阶级搏斗的高度，先机占领正确路线的制高点。毛泽东既会玩弄流氓手段，又会作感情文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然说到痛处时，也不免动之以声色：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壹大堆事情没有办。妳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壹个儿子打死了，壹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壹个大炼钢铁，壹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壹次话，我说还是我。妳那个属于意识形态，妳有没有责任？钢铁妳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壹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壹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40] 除了毛自己说，没人敢这样诅咒。但这不是“罪已诏”，而是谈他的革命功绩，发泄对他批评的不满，让人联想到毛壹家人为共产革命作出的重大牺牲，博得党内的崇敬之情。毛泽东多次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毛连错误都不愿承认，更不会认为自己有罪，况且饿死人的大灾难刚拉开序幕，还远远谈不到“罪”的层面。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他是否感觉到大灾难来临，无人知晓，但历史也的确验证了他“其无后乎”的由衷悲哀。“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即所谓“太子党”们，今天个个高官大佬，泼天巨富，惟独毛的子女，真正的“太子党”，小“红太阳”，无壹发达，仅壹个傻乎乎的胖孙子晋升了少将。但壹个小小的朝鲜，金日成的胖孙子金正银却晋升为大将，立为皇储，金孙子比毛孙子地位高出许多。太上曰：“福祸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主席非“受命于天”，死后见马克思，自然不怕遭天谴，然果报之念却不时闪过这位“历史唯物主义者”心头，无力驱除潜意识中的恐惧。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壹样，总是挥之不去。毛壹生叱吒风云，毁庙灭佛，破除四旧，斗儒批孔，从不畏惧，但不是生来就彻底唯物，他与外国朋友说：“还有壹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壹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41] 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毛当然不信什么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也如心头飘过的乌云，壹时作念罢了。统治者壹味玩弄阴谋权术，忽视道德修持，势不能长久。陈平是汉高祖的谋臣，高祖有六次关系成败的决策皆出于陈平，亦大获成功，如伪游云梦和解高祖平城受围等。所以陈平自道：“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果然到了孙子壹辈，功名富贵，壹切皆斩。《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毛泽东壹生阴谋阳谋不断，以整人为乐事，其子孙寥落，这正是佛道之因果律。毛氏王朝经营不到30年，就玩不转了，若非邓小平从经济上寻得生路，共产帝国自当二代而亡也。但人总会有些害怕的事，毛怕什么呢？他唯壹揪心的是身后出赫鲁晓夫，不“照过去方针办”，毁掉他梦想中的共产主义天堂。毛是壹代君王，也是理想主义者，渴望亲手建造壹个人间天堂，挂上“毛记”牌匾，传示后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试验彻底失败，毛开始退却，他需要有人收拾残局，恢复元气，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作了自我批评，大跃进风光不再了。可惜，这不是中国民众的福音，不是曙光初露，暂时的安宁并不能化解毛的心病，新的运动又在酝酿之中。

　　社会主义导师们，都爱犯大跃进的毛病。马克思恩格斯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便认为欧洲的共产革命已迫在眉睫，无产阶级已经做好了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但马克思的第壹国际和恩格斯的第二国际全以失败告终。列宁更是从第壹次世界大战中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著名论断，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就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没收地主富农。苏维埃政权遭遇顽强抵抗后，经济全面崩溃，共产党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转而采取宽松壹些的“新经济政策”。面对共产之灾，列宁的对策是下乡抢粮，大肆杀人，结果活活饿死了520万人。如果没有美国救济总署的接济，饿死的人会多得多。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达2500万人，后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列宁的第三国际为共产世界增加了共产党的力量，但也于二战之时被迫解散。由于共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共产政权统治者全是些心术歹毒狠恶的顽劣之徒，列宁、斯大林全是这类东西。形势刚有些好转，斯大林又开始继承列宁消灭富农的政策，是“把富农作为壹个阶级来消灭掉”，换句话说就是从肉体上消灭掉，来快速推行集体农庄制度。斯大林说：“只有危机当头，政府才可以要求 (并且得到) 公民们绝对服从并作出壹切必要的牺牲。为了主义的实现，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个政权需要牺牲，需要把人作为牺牲。危机重重，正好使这个政权用以实现从空想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把神话般的空想计划变为事实。”[42] 农民被驱赶著加入集体农庄, 从此，农民们辛勤劳作，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中农和贫农也都丧失了壹切，包括农具和家畜。农业集体化是壹场自上而下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它把苏联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变成了供政府驱使的农奴。农业集体化使农民陷于社会最低层，比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还要苛酷。作为壹个农奴，还可以自己作主，拥有谷物和牲畜 (即使理论上不能领有，实际上还是领有的)。而这时集体农庄农民的境遇，却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壹点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粮。在 1935年，壹个农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壹年，只能从集体农庄得到247个卢布的报酬，那只够买壹双靴子。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顾人民的死活，民众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和口粮。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也是这样，搞了20年，许多社员的日工分值仅有壹分钱，不要说壹双皮鞋的钱都不够，连折算口粮的钱也不够，还要倒欠公社的。再者中国只有干部才能穿皮鞋，农民不敢穿皮鞋，也穿不起，自己做草鞋布鞋，南方的农民则是常年打赤脚，直到1990年代初还是这样。“为了镇压乌克兰、北高加索，哈萨克等地农民的反抗，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在这些地区制造了壹场人为的饥荒：他把这些地区的粮食统统运走，并动用军队，阻止饥民从这些地区逃出来讨饭。据估计，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有六、七百万人死于非命。为了镇压中亚细亚游牧部族哈萨克人的反抗，苏联政府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杀戮政策：据信哈萨克人死者无算，足足丧失了三分之壹的人口。”[43] 共产主义大厦是用人民的尸骨建造的，短期来看饥荒期是过去了，1935年取消了粮食配给制，斯大林宣称：“生活更美好了，同志们，生活越来越欢畅了。”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壹直是粮食出口国，共产党无论怎样吹牛皮，至多是勉强自给而已。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同时在国际上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力图击败自由世界，建立大苏维埃联盟，最终却是苏联自己垮台了。斯大林模式的集体化运动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不可壹世，却全部归于失败，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从反面验证了“社会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后阶段”——这壹新命题，让共产主义的末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这肯定不是什么欲速则不达的问题。 中国人自输了鸦片战争，历遭国耻，众人皆有以英美为目标的奋起赶超之心，精英阶层尤其强烈。所以，大跃进的思想并非壹朝壹夕而形成，从康有为开始就有了，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壹心壹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44] 知识分子对中华民国的失望，转而寻求新的道路，各种思想纷至踏来，有寻求改良的，有主张革命的，除三民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被认为是救世良方。俄国的意外成功，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打了壹针强心剂，以为中俄差不多，俄国能成功，中国也能成功，为俄为师是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是乌托邦大师，早在1919年就曾构思过他救世的社会主义蓝图：让学生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们创造新家庭，合若干新家庭壹起，就可组成壹种新社会。这个新社会里有公共学校、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病院、公共剧院……众多新公社连在壹起，国家便可改造成壹个大的理想新村。[45] 毛的早期言论中有壹种苏格拉底式的“理想国”设想，苏氏认为不必组成壹夫壹妻的小家庭，男人应该与女人共同生活在壹起，同吃同住，不蓄私财，财产公有，妇女公有，儿童公有，教育公有。父母与子女之间无需联系，让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结合在壹起，优生优育，两性行为或别的方面毫无秩序，是对幸福国家的亵渎，是治理者决不能容许的。希望建立壹些规模适合的城邦，实行军事化管理，优秀者的孩子送进托儿所，交给保姆抚养，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将被秘密处理掉。所有孩子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成年人都是父母。国家分为治理者与纳税者，人们所需要的壹切，都由公家配给，由哲学家做国王。五四运动前后，“新村”思想壹度成为许多青年人梦想中的天堂，认为是改良社会的药方，壹些知识青年开始组织小范围的实验。毛泽东更是热心青年，他的“新村”设计，就是壹种很流行的公社式社会主义，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难处是毛无钱无权，惟画饼而充饥。毛的思想是集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华盛顿、康有为、梁启超、克鲁泡特金于壹炉，还没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子。新村或公社思想从理论上论证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极具逻辑性和诱惑力，倘若以武力或国家机器付诸实施，壹定会导致血腥暴政。毛泽东是洪秀全式的农民造反家，洪秀全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祥尽描述了壹幅绝对平均的乌托邦蓝图，且以杀人如麻的革命手段，以“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方式，建立起军政壹体的“太平天国”。毛泽东是农民造反领袖，以战争起家，狭隘的视界决定了其社会主义的空想化和军事化性质，所以林彪把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终于有权力壹圆“新村”之梦来建造他的人民公社时，早已抛离了“无血革命”的初衷，成为职业的共产革命者，令几千万军民血浸中原，几千万饿殍伏尸荒野，又让原本不相干的藏人和少数民族壹起作了牺牲品。毛的社会主义制度堕落为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制度，就是必然之结局。 贫穷者期望均富，便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共产主义原是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设计的，而结果却仅仅行之于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共产主义在东西方是两种命运。在欧洲是空想多于行动，人们希望以和平民主的方式改善社会，不支持武装斗争。在亚洲是行动多于空想，人们急于通过推翻现政权来摆脱贫困，跑步进入天堂。毛泽东说，超英赶美不就十五年嘛。但预言几度失灵，时间越拉越长，到了邓小平，干脆讲要分三步走，大概到2050年前后达到中等国家水平，已经比毛时代延长了壹百年，超英赶美的大话再也无人提起，按需分配的乌托邦也更无人相信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再无人敢有“吃饭不要钱”的豪情壮志了，虽然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二。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并非象毛泽东所说的“无非是壹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而已。中央所负的责任也无非是把饿死人严重的省领导调任，抓了壹些基层干部了事。毛泽东的罪责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追究，依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可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共产主义美妙幻梦，至少在那壹代人心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破灭了，消逝了。

　　奴役之路

　　文革中的中国大地上，常常可以见到各种规模的忆苦思甜大会，这是共产党的老传统了，年轻人不管有什么思想问题，哪怕粮食不够吃，整天饿肚子，召开壹次忆苦思甜大会，请老贫农老工人上台，忆忆旧社会的苦，再想想新社会的甜，于壹把鼻涕壹把泪的激情渲染下，妳还有什么思想疙瘩解不开而发出抱怨呢？不行再抓几个现行反革命，妳还有什么牢骚敢发呢？也会有失灵的时候，当“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这支近乎于哀乐的《不忘阶级苦》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响起，凄凉悲愤的歌曲声中，壹场忆苦思甜大会正火热地进行。当老贫农讲到“60年真是把俺们饿惨了，我全家死了十几口人……”无应急准备的干部慌忙让悲愤过度的老贫农下台休息，于是在“不记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的阵阵口号声中，草草结束了忆苦又思甜的闹剧。这虽是意外事故，也说明记忆是不容易抹去的，“新社会”带来的苦痛更是深深地刻在了老壹辈农民的脑海中，不会轻易忘却活活饿死的亲人。这脱口而出的诉苦，也说明老贫农的阶级觉悟还不高，把无产阶级政权也看作诉苦的对象。为了应付对敌斗争的需要，诉苦又扩大为壹种对外斗争的武器，象中国这样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人类历史上没有哪壹个国家发生过，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哪壹个王朝犯过如此滔天的罪恶，而中共却能把诉苦的矛头转而对外，声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的封锁破坏，控诉地富反坏右对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肆意颠覆，导演壹出又壹出对帝修反怒火万丈的诉苦大会，在洗脑运动中洗去真实的记忆，轻易逃脱祸国害民责任，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不败记录。诉苦大会的发明，是中共的壹大创造，起源于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中：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壹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壹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壹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壹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壹个人在野地，写著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壹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著，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壹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壹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46]

　　彭本人就是穷苦人出身，穷到大年初壹外出讨饭，对地主老财的刻骨仇恨从小铭记在心。于是，煽动阶级仇恨便成为中共的锐利武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过程中，诉苦大会是屡试不爽的办法，共产党能把无数穷人推向内战的战场，以人海战术抵挡国军的猛烈炮火，诉苦运动功不可没。毛主席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壹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47] 诉苦将社会群体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阶级阵线黑白分明，由诉苦而提高的战斗力是极其强大的，壹支满怀强烈阶级仇恨的农民造反大军，所向披靡，誓与中华民国不共戴天。毛泽东把阶级仇恨化为神圣的革命精神，靠阶级仇恨取得战争胜利，又凭此建立起凶恶无比的杀人政权，诉苦的程式化更是历次党内外政治斗争和文革红卫兵运动的精神资源，无论与地主资本家的斗争，还是批判刘少奇或林彪，以及“十次路线斗争”，无不将对方妖魔化为企图让无产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恶魔，是干扰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罪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宗教式狂热，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十字军东征更具有破坏力，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有著更强烈的宗教经论色彩和更大的号召力。象精神鸦片壹样，发挥著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诉苦可以为“新中国”占领道义上优势，让人们在泪眼朦胧中“倒苦水”、“挖苦根”，牢记“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忘记制度弊端和公民权利，忘记共产政权远远超过壹切旧时代的血腥暴政，将怒火转移到遥远的过去，转移到帝修反妄图颠覆中国人民美好生活，团结起来，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让中国人民重入苦难的阴谋。成功地将现实的苦难虚幻为壹种欣快感，在感恩戴德中完成壹次又壹次的精神聚餐。这是壹种受虐意识，有如性受虐狂者，疼痛感越剧烈，幸福感也就越强烈。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的受虐者将个人体验升华为集体狂欢，在嘉年华般的盛宴中，幸福感不断强化著崇高与神圣的集体意识。 1985年，中共不得不宣布人民公社全部解散，肆虐27年，令无数人发抖的幽灵算是离去了。尽管毛泽东当年在庐山会议上，说他的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壹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狠折腾了壹回的社会主义终于走到了绝路，只好复归小农经济的旧路，靠分田单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来救社会主义的命。毛泽东比欧文的试验多出了23年，而欧文的损失仅仅是自己的金钱（15万美元），可中国损失的是天文数字的无辜生命和亿万民众毫无价值的激情劳动，是无数人血汗积累的财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人类付出了壹亿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近百年时光的倒退，人们得到的只是壹个教训：尽管给社会主义戴上“科学”的高帽子，依旧是中听不中用的空想。据中共官方统计，1949年后的数十年间，除了个别地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和平均收入尚远不及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代。素称鱼米之乡的安徽巢湖地区，194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折合人民币360元，但1979年人均收入仅有80元。公社解体之后，转而对农民开征农业税，以现金缴纳，税收种类竟是内战时期“国统区”税种的数倍以上。邓小平在1975年9月的全国第壹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据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口平均壹百二十四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壹，只有六十几块。四川倒数第二，九十几块。这行吗？类似四川壹百元左右的还有几个省。这是讲产值。还不等于社员收入，社员的收入有的很少，有的还倒欠帐。这种现状，我们能满意吗？”[48] 邓小平的讲话揭示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预示了人民公社的终将垮台的命运。1974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跑到西藏宣传他的大寨经验，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总是不甘心，不顾国情地将振兴农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上。西藏的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结果是“翻身农奴”的生活还不如过去。 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人对社会主义抱过于乐观的估计，1949年的东北王高岗就在农村效仿苏联，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土地私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倾向，遭到刘少奇反对。这时还刚处于土改后的互助组时代，1951年山西省委又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的意见，华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批示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能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壹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还没搞出名堂，就急于穷过渡，必然事与愿违。刘少奇说：“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壹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趋势，这完全是空想。……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壹回事，要另外来组织”。毛泽东干预了争论，他找刘少奇、薄壹波、刘澜涛（华北局第三书记）谈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支持妳们。妳们不对。我支持山西省委。”[49] 毛泽东的壹锤定音，宣示了极左路线的合法性，再无人敢反对合作化了。 人民公社虽为壹场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动，“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为桥”。但在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色彩，全国已成为壹座大兵营。1960年下半年后，饥饿使大跃进的狂热逐渐降温，然而政治运动的高速列车并未减缓速度，新壹轮“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又在全国各地掀起，不停歇的政治运动保证共产政权的高压态势。在毛泽东壹手创建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体制下，国家力量笼罩壹切，所谓的社会主义，除了主义在膨胀，社会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共的口头禅，中国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公平的公投程序，也没选哪个人当领袖，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枪杆子造就的，是刘邦或朱元璋式的农民造反夺天下，多数人别无选择，被连推带赶地圈进了社会主义牢笼。但从历史上看，也不能说没壹点道理，那时社会主义的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是热门思潮和知识分子最时髦的装饰，上至孙中山，下到普通学生，无不以高谈社会主义为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的失业，而资本家宁可将牛奶和茶叶倾倒进海里，也不愿救济穷人。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最人道，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福利。苏联共产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第壹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李大钊、陈独秀等知名教授的宣传，社会主义超出其它各种改良思潮壹枝独秀，目睹中华民国的守旧乱象，大多数人放弃了英美式的分权式民主，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启蒙运动转向救亡图存，走向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希望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苏联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和无产阶级的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成为最具号召力的口号。热血青年蒋经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左倾得很，还与公开与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当了干部。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傅作义、张治中以及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女儿都是中共党员，台湾的李登辉年轻时也是共产党员，这些青年显然不是受人胁迫才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当年许多著名从物也以加入共产党为荣，曾辅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四品京卿”杨度，后来转变立场，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提出过加入中共的要求，张的两个兄弟也跟随了中共，张因为中东路事件开罪了斯大林未能如愿。独霸壹方的“新疆王”盛世才也经斯大林批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最为典型的是，孙中山是国民党创始人，其夫人宋庆龄自20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者秘密地协助共产党搞垮国民党，临终之际的1981年加入中共。有研究说，至少在1934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了。[50] 后来成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最初也十分向往苏俄，思想左倾，读过不少陈独秀的《新青年》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其日记中就有他研读这类书籍和《共产党宣言》的记载。可以说，蒋介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毛泽东少，正是由于读了不少共产主义书籍，又有游俄之经历，遂知其“主义”虽可信，而“事实”则不然。认为：“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名易称，使人迷惑于其间也。”蒋公最终还是选择孙文的三民主义，拒绝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达赖喇嘛1954年进北京时，也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这出于对西藏安全的考虑，也是对共产主义怀有好感。但毛泽东不然，共产主义的专政理论正合其个人独裁理念，他的目标是当中华共产帝国之王，随著毛的不断胜利，这种欲望也加速上升。 苏联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是唯物民族，物质欲望远超过精神需求，只要脱离贫穷，人们可以接受强势君主，放弃自己的权利。建国以来掀起的数次共产主义风暴，若无民众的热情参与，不会有那么大的气势和破坏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正是社会主义的光辉事业，是奔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大跃进中人们狂热的情绪支配了行动，直到引发了大饥荒的灾难性后果，才开始明白过来：“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四十七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51] 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大片的社员饿倒，几乎找不到壹个有气力从井里提起水桶的人。坏事是谁干的呢？是中央号召，干部领导，民众疯狂，为了说明中国人的愚昧，摘录几段大跃进年代的描写，时代特征便跃然纸上：

　　——号手吹起响亮的进军号，人们受到鼓舞，更加拼命地挖起坑来，喇叭筒不停地喊著：“拿出智取华山的劲头，使出上甘岭的干劲，学黄继光的精神，坚决拿下30000亩荒山！”雨声、鼓声、喇叭声、军号声、锨头与石头的撞击声响成壹片。结果三天三夜，挖了52万个鱼鳞坑，绿化荒山12000亩，种上了壮年核桃沟、老年栗子沟、青年枣沟、妇女桐油沟。人们兴奋地说：“真是人多力量大呀！” ——“妳还是干部哩，连共产主义都不知道？丢人！共产主义就是吃白馍，喝羊肉汤，穿绫罗绸缎，住高楼大厦。”有人说：“那咱们不成神仙了吗？”“……共产主义就是日子过得比神仙还神仙哩。”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著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著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净想著摆弄著吃了。”壹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壹个月改善20多次生活，炸油条、糖糕、吃鱼、吃猪肉等。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壹高兴就编壹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著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什么都由共产党给包下来，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52]

　　这是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诞生地——河南省信阳专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故事，第壹个人民公社，第壹个公共食堂，第壹个高产卫星，都由嵖岈山人争了先，在全国出够了风头，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赞扬。毛泽东修改过的《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发表在1958年9月24的《人民日报》上，成为全国人民公社的蓝本，大长了河南人的志气，大长了省委第壹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县委等大大小小官员的威风。毛泽东在1958年为中国农村描绘的蓝图是：逐步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壹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河南省创造的公社形式和放开肚皮吃饭的作法正合毛的口味。河南人民的冲天热情更为毛所赞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劳动生产搞大兵团作战，“白天壹片红，晚上壹片灯”，“出工壹条龙，干活壹窝蜂”，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空前提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共产革命，不会有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来纯化社会。毛是举世无双的运动大师，发动和利用群众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手法已臻化境。今天中共领袖们，无论提出怎样诱人的政治口号，喊破嗓子，都不会有老毛神壹般的威力，更谈不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了。难怪总有人怀念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人人成为集体的壹员，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正是这样，集中起亿万头脑发热的群众，确实干了不少诸如镇反、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壹件件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大事。然而这些大事全是坏事，毛泽东的全部建国历史都是在集中力量办坏事。毛轻视科学，不懂经济规律，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大家都在后院里搭几座土高炉，象千年前的古人壹样，就能炼出国家建设急需的钢铁，十五年超过英国，而不必花巨资兴建现代化的钢铁厂，连中南海万圣殿也建起了小高炉，搜光了家家户户的锅铲铁器做原料。个人崇拜的歇斯底里热潮席卷神州大地，人人豪情万丈，全国人民包括专家学者都锣鼓喧天地搭上驶往乌托邦的高速列车。农民原本是喜欢共产的，跟著共产党共地主老财的产没怨言，轮到共自己的产了，把自家的壹切东西都交出来，还是有许多人不情愿。但共产党的宣传攻势实在厉害，再加上干部的威逼，谁也怕当坏分子，顶多趁机多杀几头猪，少吃些亏，等到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时已经是社员了。原本是糠菜半年粮的水平,却放开肚皮展示人民公社优越性，等到人们真正体验到社会主义优越在何处时，哭皇天连气都没了，神州遍地倒毙著神话破灭后的牺牲品。上文继续写道：

　　毛泽东说过：“人固有壹死。”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饿死的，吊死的，淹死的，打死的，累死的，痛死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则，以饿死最令人发憷，妳想呀，淹死的到死也想到自己会淹死，累死也是无可奈何，只有这残酷的饿死，令人毛骨悚然，壹个生机蓬勃、血肉丰满、情欲旺盛的人，在饥饿的剪刀下壹点点地剪去肌肉，不几日便空了壹副皮囊，消蚀身上的脂肪，最后在明明白白中死去。人的生命只有壹次，谁想去死呢？没有壹个是自觉自愿的，不愿意去死，而又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去，这对人不仅从肉体而且到精神是壹种怎样残忍的煎熬？！

　　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灾难过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线上挣扎。 　　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3个月期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1.2万人之多！ 　　河南省饿死200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 　　中国，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人！！！ 　　这还仅仅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

　　第壹个人民公社诞生的地方，又在创造了省、市、县、公社饿死人的全国纪录。但没有壹个公社干部饿死，公社及大队以上干部有先吃饭的权力。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平均亩产仅有172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县里分配的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总产量的1191万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壹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壹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壹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53] 社员饿死了三分之壹，人们连埋葬亲人的力气都没有了，干部还是在大吃大喝，这才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央领导及各地的高级干部有肉蛋糖烟酒等特殊供应，是忧愁最少的群体。最可恨的是，已经大面积饿死人，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地委书记路宪文，壹个反瞒产，抓小“彭德怀“，壹个上路堵截逃荒饥民，出动公安堀地三尽，绑票要粮。信阳地委让邮局扣押了12000多封向处的求助信，防止饿死人的消息外露。逃荒的人统统被称为“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设立数百个收容站，堵截外流人员19万余人。被强制收容的人不给饭吃，大部分被打死或饿死了。手下的县委书记马龙山、刘文彩等亲自动手打人，严刑逼粮，几千人被活活打死，整个河南省变为恐怖的活地狱。中国古时若逢饥荒，官府定开粥厂赈灾，也让饥民出外逃荒，叫做“趁熟”，怎么也不会连逃荒要饭的机会也剥夺干净，为死撑官家面子，让众人眼睁睁饿死。当年安徽“凤阳花鼓”闻名四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腰鼓走四方。”但自从出了“毛皇帝”，抢光了农民的粮食不说，穷人连逃荒要讨饭的资格都没有了，只有老老实打著腰鼓实饿死在歌唱“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岗位上。安徽农民说：“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日本侵华十几年，中国军民死了两千万，仅壹场大跃进，中国民众的死亡就两倍于前，其中被打死整死的人并不比当年死在抗日战场上的少，也没听说过沦陷区里大面积饿死人。为了展示大跃进的光辉景象，“壹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壹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还叫人披红。”[54] 共产把农民共同饿死了，干部们却撑抱了，花公款开小灶，酒池肉林，搂著文工团美女跳舞睡觉，听戏看电影，游玩打猎，抓人杀人，极尽享乐，绝无饥饿之忧。难怪他们热爱共产主义，喜欢共别人的产，喜爱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在手里。

　　就在”人相食”普遍发生之际，当年信阳粮库里仍有10亿多斤精神，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但放赈权力在省里，公粮收上来已是很不易，谁也不敢再放还给农民，借贷也不行。省委书记吴芝圃说过，国库里的粮食壹粒不能动。信阳事件爆发后，还是那些存粮解决了饥荒，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了路宪文身上。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的壹付心肝啊！而这并不是地方特例，中央也壹样，1959年到1960初，国家粮食库存最高达887.03亿斤，春荒最严重的1960年4月，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壹年的口粮，如果用来救命，根本不会饿死人。在此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大量出口油类、鲜蛋、肉类、水果、山货等当时极为紧缺的农产品。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将未经允许离乡的农民定义为“盲流”，如同刑事罪犯，予以严厉打击。旧时代的父母官尚知为民做主，身为“人民勤务员”竟如此丧尽天良，河南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共党恶棍的名字，历史也将永远铭刻他们的暴行！共产主义的大厦，就是靠了无数流氓恶棍的肆意杀戮，用无数农民的尸骨奠基，才得以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纸上的谎言包不住火，当河南饿死200万人的惨剧发生后，毛亲自派陶铸、王任重前往信阳调查。事实触目惊心，无法掩盖，陶铸说：“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说：“西平县放了个7320斤的小麦卫星，受打击的7万多人，打跑7千多人，打死3百多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说：“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信阳地区儿歌唱道：“六○年，好春光，麦梢黄，散食堂。”农民把公共食堂的解散，看作“第二次解放”。

　　毛泽东对饿死人毫无自责之心，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为他老人家血流成河的革命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死人是好事，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我赞成庄子的办法。庄子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应当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灭亡。”毛以独有的“幽默感”和死人哲学教育那些尚存人性的官员——大跃进壹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妳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壹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壹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壹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壹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壹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壹半，次好剩三分之壹”。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二十壹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壹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壹半人不可，不死壹半也要死三分之壹或者十分之壹，死五千万人。[55]

　　毛泽东的伙食标准是全国第壹流的，他让别人饿死，自己是不会亲身体验活活饿死的唯物辩证法的，他壹餐饭也不会少吃。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在饿肚皮，毛说话的底气不免受些影响，也要暂时作出些姿态——壹个短时间内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鱼，毛最喜欢吃鱼。在大饥荒期间，他还对以肉食为主的西餐发生了兴趣。壹九六壹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边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精心制定了壹份西餐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鱼、虾、鸡、鸭、猪肉、羊肉、牛肉。鱼虾类列有：“蒸鱼布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菜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鸡类包括：“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猪肉类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脊、炸猪排、溜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 等等。至于牛羊肉，毛不是很喜欢，但也有不少品种：“羊肉串、烤羊腿、烤马肉、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56]

　　毛泽东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可怜巴巴的，说成是与民共渡时艰，中国人也傻乎乎跟著伤心，生怕伟大领袖有什么好孬。实际上是医生建议少吃肥腻的猪肉，多吃牛羊肉。当年的毛泽东与今天的金正日壹样，是全国唯壹的胖子，为了共产江山，他老人家是该减肥了。毛曾壹度喜欢吃西餐，还特别喜欢吃精心加工的豆制品，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素火腿、素鸭之类，这些东西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却并不省钱。毛泽东和党中央有特供食品，从不担心食品供应，连北京的大小干部们也跟著沾光。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各部委等首脑机关的壹大批领导干部。为 “为党中央服务”就是北京保证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头等大事，是壹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成立了对外称“34号”的保密单位“北京市食品供应站”，满足中央各级领导的特供需求。特供品从原料生产加工到运输验收等各环节，配备专职人员，分别按首长级别，肉蛋烟酒粮茶等，服务到每个人。由于服务优异，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有9位先进工作者荣获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最高待遇。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在为中共体制服务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

　　幽灵不散

　　既然画饼不能充饥，毛泽东后来说：“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又以怕出修正主义来否定了他号召农民壹天吃五顿饭的豪言壮语。据学者研究统计，自1700至1900年的200年间，中国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共1400万，有史以来自然灾害总共死亡2900万，中共制造的“三年自然灾害”竟然死掉了4000余万人。连刘少奇后来也不得不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超过可以历数的任何壹位暴君。长城有御敌之功，运河有漕运之效，虽有殃民之处，至少也为中华历史增些光彩，两项伟大工程至今仍然有用，同为世界奇迹，为后人所自豪，且带来滚滚财源。大炼钢铁搞出壹堆堆废品，大办食堂饿死壹批批农民，大修行宫别墅空耗民财，无数的人防工程更是毫无效用，他没给中国人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弄得民穷财尽，不得不惨淡收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人祸，是吃人的共产制度之祸，是毛泽东个人统治形成的党内和官场逆淘汰现象的左倾狂热之祸，根本不是什么没有经验而交了学费。有壹点我们必须明白，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共产之祸，不搞大跃进，不搞人民公社，共产主义依然是灾祸，照样没有前途。东欧共产政权全部垮台，也不是搞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中共解散人民公社，重视私人资本，表面上回归了人类发展轨道，但还是舍不得扔掉社会主义的羊头，共产主义幽灵未散。

　　当然有人不服气，总以为马克思主义才是穷人的希望，公有制才能消除腐败，于壹些活著的毛泽东的崇拜者们又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的试验，试图建立壹个成功的样板。比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小毛泽东”们开辟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壹块独壹无二的试验田——供给制式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共产主义体制是以巨额的银行贷款和廉价的外来劳动力支撑著，那些每月只有250元生活费的“二百五”干部，自称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傻子，实际上集体财产早已在贪污侵吞和股份化中变为私人财富，也与毛老人家壹样热衷于包养二奶，同当今权贵集团酒色财气的生活并无二致。“小毛泽东”们的专制程度决不亚于老毛，村里没有自由，剥夺村民全部财产权利，只能靠统治者的恩赐生存。所谓“外圆内方”的统治方式，无非是牢牢控制著村民的生存基础，没有私人财产，没有个人空间，没有思想自由，如同被监督的劳改犯壹般，尽管生活条件比老毛时代强出许多。南街村民如同羊群壹样，牧主拿毛泽东思想的鞭子，驱使著这些无助的羔羊，羊群时刻感激牧羊人施舍的草料。当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捐出10万元，要给这些“好干部”改善生活时，南街村集中营式的共产主义终于走到了尽头，其严重资不低债的财务状况被公诸于世人，再也无力维持下去了。而那些“好干部”早就暗中将集体财产分割自肥了，预先作好了弃船的准备。南街村的失败极具标本意义，它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与列宁的革命全错了，毛泽东也决不例外。共产主义从理想走向革命，从暴力通向专制，以壹种最不先进、最不人道的党权体系来取代可以变得更先进、更人道的私有财产保障制度，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自以为聪明的理论家或实践者，决不可能制造出共产主义的“永动机”，都会撞向南墙而自取灭亡，留下警示后人的教材。个人财产可以各种高明的理由随意剥夺，个人权利也就随之消失了，从剥夺财产到剥夺人权，从壹种个人主观意志变为世界性的革命运动，人类遭受了文明史以来的最不人道的暴政，其中尤以中国人的苦难最为深重。人类实践证明根本不存在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历史上有过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设想和实行过从集团到国家、从非法到合法、从行业到地域、从民族到世界的各种层次的发展模式，并且认为这是绝对理想的模式，而历史则无情地证明，人类迄今为止采用过的发展模式，只有获益者多寡和成效大小的差别，而没有壹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变的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 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总是小心地避免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发展模式。但是，后来的传习者却把他们的壹些未经证实的设想绝对化，认为这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设想，当社会财富极大程度地涌现时，人类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这个原则完全是建立在两个未经证实的猜想上的。 其壹，什么是社会财富极大程度的涌现，测量极大程度的标准是什么？那时社会财富的概念和结构（广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答案都是未知数。连共产的对象--财富的概念和结构都不清楚，还谈什么分配？ 其二，什么是当时人们的需要？当时将有多少人口？由当时全体社会成员的不同需要构成的社会总需求会高涨到什么水平和发生怎样的结构性变化？地球乃至其他星球的资源能不能满足人类的任何需要？这些都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难以答复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现代解答者们所提供的答案却是以“短缺经济学”为基础的。他们提出的“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盐菜加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连土豆、牛肉甚至盐菜都不敷分配，不过是给历史添加的最大笑料。 任何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能成为绝对理想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统分结合的元模式在具体化为现实的发展模式时，必须根据传统的和未来的，当时当地的和外来的各种复杂的条件来现实地决定统分结合的适当的比例与方式，使其发挥合乎目的的功能。而任何聪明人，即使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电脑加以武装，也不可能全部掌握壹切条件，更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控制全部条件的变化与发展。何况，更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地区、民族、国家的经历、传统、观念、利益要求和手段方法都有极大的差异和矛盾，所以各方面对统、对分的理解与要求极不壹致，对统分结合的适当比例与方式的追求就会彼此矛盾，甚至引起斗争。这就使任何模式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理想的模式，能使社会大多数成员感觉差强人意，就已经很不容易。所以，社会发展模式，不管是自然而然约定俗成的，还是人为制定强迫推行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总有层出不穷的难题向它挑战。[57]

　　共产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共产，共产的核心思想是集体主义，只有共全民的产，让人们壹无所有，才能驯化全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接受集体主义思想统治，共产党便可以随心所欲驱使亿万奴仆，壹举建立全面集权的社会。这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思想基础。至于基层党政干部，却是正是壹个大施淫威的时刻，所以历史上任何壹个专制王朝也没有共产党徒能够把权威和暴虐发挥到如此程度，作家杨继绳说： ……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壹间房屋住几家，壹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有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壹无所有，有的说：“只有壹双筷子、壹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壹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壹间。在这壹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壹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壹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58] 今天的共产党仍然在制造家破人亡的惨剧，依旧在共民众的产时毫无怜悯之心。历史与现实无情地证明，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只是有人做差了，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壹场很糟糕的空想梦想。其实践也会使社会百病丛生，无力自救，最终垮台拉倒，虽然有时候象是有起死回生的景色。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自毁的种子，马恩列斯毛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根本错误的，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害人又害己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壹套虚假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上面，也是建立在壹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以个人的观察得出逻辑性推断，再以这种逻辑推断来指导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竭力要废除私有财产，认为私有制是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壹个过渡阶段，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自古以来直至近代，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是壹个过渡性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壹个永恒的主题，是坚不可摧的原则。财产掌握在国家手中，政府由共产革命形成的新阶级组成，这个由清壹色共产党人组成统治阶级享有不受国民监督的特权，有随意支配公有财产的权力，公有制实际上变为壹党私有，进而变成统治者的个人财富。在饿死数千万的悲惨年代，毛泽东竟却拥有数百万元个人存款，为中国首富。这肯定是最坏的产权制度，统治阶级只顾享受，工人农民只能消极怠工，社会主义经济便是死路壹条。马克思主义另壹个严重的错误是认为人性是可以任意改造的，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壹批毫不利已的新人，实现柏拉图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事实证明，在高压政策下只能制造出口是心非的顺民，而不是为公众服务的公民，人性有时候比花岗岩还坚硬。所以才需要宗教来承担人性改造作用，几千年如壹日地劝导人心，这决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能做的事，也决不是枪杆子能办到的。以暴力追求人人平等，结果是更不平等和大多数人遭受奴役，因为国家机器的目的是阶级专政，是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专政。历史证明私有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财产权构成壹道最有效的壁垒，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个人财产权，就等于承认国家权力的边界，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共产主义废除财产私有制，人们的自由也随之丧失了，远不是象马克思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社会主义公有制导致国家权力没有边界，它可以借助集体主义的思想逻辑来实行国家对民众的任意剥夺，让壹大群党棍匪徒在掠夺中暴富。因此，壹位西方学者曾预言：“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天才理论家们发明了最缺少人类智慧的歪理邪说，又把可怜的中国人迷住了，导致壹个接壹个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但决不是个带领人民进步的革命家，他领导的共产革命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反革命狂飙。革命历来是褒义的，吊民伐罪也好，打倒专制也罢，皆以变革天命、革除弊政、改善民生、建造更美好的社会为宗旨。历史证明，毛泽东打败了国民党，变共和为专政，陷民众于水火，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倒退和专制复辟。驱使中国人拥往奴役的道路，那些毛左愤青们至今幽灵不散，又用狂热的民族主义煽起反人类的狂潮，向自由世界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狂欢节变成了“中华掘起”的盛会了，其民族主义只是另壹种面目的集体主义而已。

　　共党天下

　　过去中共有壹句名言：“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而民谚称之为：“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共产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党权体制，人称“党天下”。它掌握著中国大地上的壹切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资源。共产党员占总人口的5％，却独霸了整个国家，视国家为壹党之私产。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恒的领导者，支配著这个国家的壹切：支配政府、军队和议会，支配法院和监狱，支配壹切内外政策，支配国库和银行，支配市场和土地，支配自然资源，支配人力资源，支配壹切社会团体，支配著人大代表和村民选举，支配著八个民主党派，支配著教堂寺院和神父喇嘛……壹直到支配到老百姓家庭生几个孩子，吃什么饭，去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唱什么歌，看什么戏，读什么书，听什么广播，上什么网页……它是老百姓吃喝穿用的衣食父母，是婚丧嫁娶的主宰，它是中国人的“灶王爷”和“玉皇大帝”，它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它的理论教科书是中国人的福音读本，它像上帝壹样无处不在，时刻接受民众的感恩戴德……它拥有不容置喙的极端权力，否则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要受刑事惩处。中国人的命运都在它的掌握之中，顺之者叫做“人民”——昌；逆之者叫做“敌人”——亡！所以它的生日是国家隆重纪念的节日，它编造的党史是每个中国人从小必须熟记和各级考试的内容，它的会议决策也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领导人讲话是全国上下必须学习贯彻的重要文件……中国人近百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数千万乃至上亿人无辜生命的死亡，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切相关。

　　共产中国虽然挂著“人民”的招牌，却从来不重视人民的权利，无论是财产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被它夺去了。号称是“人民共和”，却是最典型的壹党独裁。这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常常表现为“多数的暴政”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种“多数的暴政”。在集体主义方式下，个人的基本权利被“国家”或“人民”强行代表了，共产党既是“国家”又是“人民”。民众权益在遭受侵害时，往往是壹个个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变为“国家”或“人民”的敌人，成为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敌人。壹党专政没有分权制衡的抵抗，取消壹切民间团体，零散的个人无法结成团体力量，获取救助。但共产党的人民逻辑并不以人数多寡为界定，壹个人可以是人民，比如毛泽东；壹百万人也可以不是人民，例如土改镇压反中被屠杀的数百万民众。无条件听从共产党的才算作人民，中南海的照壁上赫然写著毛泽东的名言：“为人民服务”，在这里，人民是党的代名词，人民就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共产党服务。当北京聚集起上百万抗议民众要求人民权利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就断然向民众开枪了。所以法轮功的千万学员，即使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但仍然不是“人民”，而是“人民”的敌人。在特定环境下，为人民服务就是为领袖服务，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敌人，很大壹部分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人民”概念是与其政治逻辑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行事规则，惟有服从于领袖意志下的共产党才具有“人民”资格。

　　民主集中制决定了共产党永远是“人民”，而人民则永远是个人或敌人，没有制度保障的公民权利统统成为冠冕堂皇的空话。正如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狄逊所说：“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手里，不管这是壹个人的手，还是壹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制了。”共产党正是这样，它将各种权力揽于自身，通过自我选举或自我指定完成权力传承。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用“凡权利无保障，权力无分立之社会便无宪法”的声明昭示了现代宪政体制下宪法的核心是“保障人权、限制权力”。这两项原则不可切分，因为对人权的主要威胁来自政府的权力，不制止权力滥用就无法保障人权，人权是由民众的抵抗权实现的。所以人权不是由宪法来保障的，实施宪法若没有保障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架构，宪法保障就是壹堆废话。在中国，“政策是法律的灵魂”，“通过立法程序把集中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法律法规，成为国家意志，作为全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这些原则反映出立法的目的是体现国家意志，宪法也就是党的意志的表现方式，同样司法也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党权与立法权力与司法职能连在壹起，凡重大事项，均由党委审议后再以提案方式交由同级人大或常委会依立法程序制订法律，重大司法案件要由党的政法委审查，提出审判意见。所谓的“国家意志”，实际上就是党的意志或领袖意志的代称，人民的共同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党高居国家之上，“党和国家”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固定词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位居壹切社会团体之上，享有最高的领导权。在苏联，它居于苏维埃和其他组织之上，领导劳动人民的所有其他组织。在中国当然也居于中央政府和壹切机关组织及社会团体之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赋予共产党的领导权力，这个权力不是投票产生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障的，因而它是绝对和不容置疑的超出宪法拘束的权力主体。所以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束缚的专政。中国共产党是以苏联共产党为模板克隆的，在莫斯科的“试管”中诞生，由卢布滋养，凭武装割据壮大，靠严密的组织系统控制党员群众，有壹套阶级斗争理论操控民众的头脑。共产革命既是夺取统治权力的过程，也是利用民众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政治运动。在艰难困苦及危机重重的环境下，中共政权形成了党政军社经文等诸元素高度统壹和高度集权的合壹体，它是马列主义政教合壹的党天下体制，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共产政权的压迫工具，它是壹个冷酷的枪杆子政权。

　　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有壹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扩张过程。1871年巴黎工人举行起义，第壹次建立了工人政权的巴黎公社，这是壹个工人阶级的民主政权。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总结其失败教训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思想，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应该有集中的领导，否则党就不能成为统壹而坚强的组织，不可能有使各种斗争取得成果的统壹行动。恩格斯说：“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妳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壹切力量捏在壹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壹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1] 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两个月，却是壹种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形式，那时的马克思还倾向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壹起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全球统壹的共产制度，这是极具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设想。直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壹国首先胜利的实践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才第壹次出现于人类社会。马克思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需要集中领导，列宁的共产党政权就更需要集中和权威，限制民主，取消个人自由，创立了民主集制：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首次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集中制”这壹概念。他说：“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壹个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这“是唯壹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壹个党员的绝对权力。”

　　……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更改为“民主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则是民主的“集中制”。1905年12月在俄共第壹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民主集中制”之民主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党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的壹切事务由壹律平等的全体党员处理或者通过代表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领导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1906年俄共“四大”所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壹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从提出到确立的过程。

　　尽管列宁称他所提出的“集中制”是“民主”的，但这个“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是“集中”，这壹贯为列宁所强调。比如，1920年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壹”。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党内仍“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壹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2]

　　以民主二字包装集中，以民主为表、专制为里的“民主集中制”，便上升为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列宁将他的集中制原则推广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按俄共（布）为模板规范和复制各国共产党，集中于共产国际旗下。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为通向壹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开启了壹道大门。因为马克思的第壹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和恩格斯的第二国际是协商性机构，不是国际共运的司令部，这种组织形式缺乏统壹的战斗布署。列宁用集中制来控制共产国际，形成国际共运指挥中心，领导各国共产党，这需要披上民主的外衣来集中权力。但苏维埃政府毕竟是形式上的共和政制，有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也就必须维持形式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国，这就决定了其国家领导人应由民主选举产生，有任期规定，其权力也要受到限制和监督。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苏俄的党政军各有分工，列宁是政治局委员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托洛茨基为军委主席，负责党务的总书记壹职在1922年才设立，由斯大林担任。这表明，此期间苏联党政军的权力并不是高度集中于壹人，列宁虽然是公认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但他的意见却可以被多数反对者所否决，他也只能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予以服从。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关于苏德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建议被否决壹事，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并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3]

　　表面上看，共产党政权是代议制体系，其决策是通过委员会的多数票来形成。但这种委员会是壹个系统内的利益平衡机制，不是各自分立的权力体系制衡，这往往需要最高负责者来最后决策，并承担最终责任。之所以初创阶段有壹定的民主色彩，因民主是其革命旗帜，受集体决策体制所限，但阶级专政和壹党执政的政权，决定了民主只能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而不是全民的，就是通常所称的集体领导。能参与决策是极少数人，当领袖的正确意见被否决，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紧迫之时，领袖个人便会在如何集中权力和保证领袖权威上下功夫，以革命的名义施加压力。当决策集团成员受制于领袖权威是代表党的最高利益而需要放弃个人意见时，壹党领袖个人独裁的体制就开始形成了。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时说：“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壹。”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反复强调说，没有严格的集中制，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壹领导的经济，能够实现这种经济的只有无产阶级”。政治上高度集中于中央，经济上高度垄断于中央，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就保证了共产党领袖对党内的绝对控制，保证共产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有了统壹的思想、统壹的政策、统壹的计划以后，还必须有统壹的指挥，统壹的行动，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坚决反对分散主义，消灭个人自由，保证中央集中统壹领导壹切。至于集中下的所谓民主，自然变为壹句无法操作的空话，标榜民主的宪法也成为纸面上的装饰。党内没有民主的竞选制度，国家更不可能实行真正自由的普选，从政府运作到经济垄断，从土地资源到社会财富，从民间生活到文化思想，无壹不在集中制度监管之下，民众几乎失去了全部的自由。斯大林继位后，为强化个人集权，加快扼制党内民主，通过大规模逮捕处决消灭“人民的敌人”，使党内民主形式向高度集中转变，通过个人崇拜强化领袖独裁。民主集中制遂演变为绝对的集中制、恐怖的集中制、血腥的集中制，它导致斯大林主义的掘起，催生出毛泽东思想。所以共产主义国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独裁的政权形式。中共仿照苏联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壹党及个人专制独裁政体，集党务、政务、军事、立法等最高权力于毛泽东壹身。毛是共产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49年9月至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1954年9月）、名誉主席（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党成为毛泽东壹个人说了算的党，党的代表大会十来年开壹次，1945年开七大，1956年开八大，1966年开九大。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是毛壹人说了算，国家各部门都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执行机构。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对共产党国家影响很大，毛不得不放弃壹些最高职务，但斯大林创建完善并制度化的壹党执政、壹派集权、壹把手决断壹切的政治格局仍然延续著，并未憾动领袖独裁的特权根基，直至苏共垮台，东欧开始抛弃民主集中制，实行西方的多党竞选制度。

　　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俄国成功，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人数量仅占总人口的2％，农民占85％，且多数不是自耕农，鉴于俄国的情况，列宁原来是执“工农专政”的立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二月革命建立了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列宁不愿意看到这壹点。1917年4月回国后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说：“凡壹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后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该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工人阶级多生活在城市，在摧毁了旧的城市政权之后，必然建立新的城市政府——苏维埃政权，城市统治乡村也等于是工人阶级统治农民阶级。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便将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强加给苏维埃，壹党掌握城市权力：

　　11月17日，壹些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Red Guards，早年曾被译成红卫兵）、卫戍部队士兵和海军水兵占领了军事要地和通讯、交通枢纽，解散了临时议会，并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这次暴动远没有二月革命那样的广泛的群众参与，负责军事指挥的托洛茨基承认，整个起义不过是像壹场政变那样的壹系列预先策划和安排好的行动。最热闹的场面是群众、部分赤卫队员和士兵哄抢冬宫地窖里的酒。紧接著，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隆隆炮声中开幕，当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们因抗议布尔什维克用军事阴谋决定政权归属问题而退出大会时，托洛茨基无情地要他们“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壹个以列宁为首的清壹色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立即宣告组成。[4]

　　为了高度集中权力，实行壹个阶级的专政，农民阶级被排除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外，当列宁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粮食危机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剥夺对象就变成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苏维埃干脆派军队下乡抢粮。中共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就肆意剥夺农民，政治上也实行“八分之壹条款”（壹个市民的投票权等于八个农民）的歧视制度，将农民打入社会最底层。列宁的十月革命是在“壹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实现的，这听起来是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民主革命，不是独裁。就连那些与列宁为敌的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怀疑列宁的动机，但也不怎么惊惶失措，总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快会成立壹个由各党各派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他们宁愿让列宁掌权来试壹试，不想发动壹场内战，因为内战只会有利于“反革命”。苏维埃原本不是壹党独有的，它最初出现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是俄国工人和士兵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壹个党派。相反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都以争取苏维埃多数席位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领导。早先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内开展活动的主要形式即是在多党制国家通行的党团制度，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苏维埃中的多数代表席位。在其后的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党退出了立宪会议并以国家主权权威——苏维埃名义解散了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后与其他党派完全决裂。苏维埃政权变成由壹个政党即俄共（布）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不再是两党或多党共存式竞争与制衡的国家机构，党的权威与苏维埃的国家主权开始合并，党的权威还代替置换了苏维埃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功能，完全打破了分权制衡的民主体制。由此可见，俄国之所以奉行共产主义并不是人民起义的结果，共产主义是由壹些用民主口号包装的、少数人自上而下欺骗和强加给俄国人民的。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共革命也是这样，先是接过苏俄“壹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后来又打起“壹切权力归人民”的招牌，而人民则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共产党并非民众委托的代言人，只有靠剥夺大多数人的政治权利来实现共产党的权力。苏俄的壹党体制是逐步建立的，靠壹场革命不够，需要不断清洗不同意见者，以暴力消除对壹党专制的制约因素，将整个国家主权体系高度统壹于俄共（布）手中，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的第壹个党国体制：

　　列宁曾许诺，无产阶级专政“将第壹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布尔什维克经常声称拥有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因而是代表多数人实行统治。可是，1917年底举行的俄国历史上首次全民普选──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却显示，多数人民（主要是农民）选择了社会革命党。该党（不包括其左翼）在立宪会议中共赢得370 席；布尔什维克党得到的选票仅占24％，获得175席。这个选举结果令以人民名义实行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十分尴尬，而且它掌握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但丝毫不受任何民主规则束缚的列宁宣称，工人阶级不应当服从农民多数，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期，“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

　　于是，苏维埃政府以解散立宪民主党、逮捕和暗杀当选的反对党代表等手段，企图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但在人民的压力下，立宪会议仍于1918 年1 月18 日开幕。是日上午，数万群众不顾戒严令、游行支持立宪会议，队伍行进中突遭设伏士兵的机枪扫射，死伤数十人。高尔基将这次流血事件与1905年沙皇对人民的屠杀相比，愤怒地谴责下令开枪屠杀和平示威者的人民委员们，称这些“人民委员”以“要么我们掌权，要么将消灭所有壹切”的心态，“扼杀整个俄国的民主”。立宪会议开会期间，厅旁长廊里的武装警卫不时用枪向他们不喜欢的发言人瞄准、比划。首次会议尚在进行，壹名水兵便奉上级命令、以“警卫累了”为借口，强迫代表们离场休会。次日苏维埃政府就正式颁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壹切完全是预谋的，壹名布尔什维克在会前就声称，若立宪会议变得难以驾驭，“我们可能不得不用刺刀来解散它”。排除了立宪会议这个布尔什维克掌权的障碍后，列宁说“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把民主的具体形式和原则统统抛掉了。

　　布尔什维克自称，解散立宪会议是为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随后召开的苏维埃三大上，列宁宣称，“从今以后，指挥壹切的是大老粗，剥削者必须听从他们”。他还对到政府来询问的工农代表说，“妳们自己就是政权，妳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妳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妳们……。”在这样的政策和“剥夺剥夺者”的口号鼓励下，壹部分贫民怀著仇恨和报复心理，肆无忌惮地抢夺、没收、烧毁“富有阶级”的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财产，对被视为上等阶级的人殴打、羞辱乃至杀害。在街头，有壹些群众甚至把穿戴讲究、戴眼镜的布尔什维克也当作资产阶级分子加以袭击。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列宁在“四月提纲”里解释说，原来党的名称中的“民主”在科学上不正确，“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统治自己的”；如果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就会成为壹种妨碍和欺骗，因此必须脱掉这件可爱的、肮脏的衬衫。去掉了民主的束缚，共产党便可放手实行赤裸裸的阶级专政了。

　　第壹部苏维埃宪法明文规定，剥夺那些使用雇佣劳动或靠租金为生的人、私商、前政府官员、警察以及神职人员的公民权。因界定这些人的法律概念不明确，实施中往往把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和在前政府工作的壹般职员等都当作剥削阶级。列宁认为，“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这助长了民众中原有的反智主义思潮和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以致壹般知识分子也多被视同资产阶级，甚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政治娼妓”，遭到非人待遇。上述各类人占市民中相当大的壹部分。[5]

　　建立绝对服从的集权体制，最简便最省事的统治方法就是暴力专政。新政权不实行大赦，以大屠杀来镇压壹切反抗力量，把人人推入红色恐怖之中。剥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列宁无产阶级政权的专政手段就是“剥夺剥夺者”，共产党夺取政权标志著全面剥夺的开始。当人们看到新政权提高了效率，又寄予新的希望，并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当年赴西欧勤工俭学的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就学，壹踏上俄国土地就强烈地感受到那种绝对服从的气氛，大家认为共产革命需要壹党集权来形成战斗集体，自动服从于权威，却不知已与当初的民主主义思想背道而驰了。所以说，共产党不是后来变坏才专制了，它从壹开始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壹党专政式的，专政才是共产党成功的关键。既然是壹党集权，保证党的绝对领导和领袖权威就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决不允许其他方面的任何干扰，党内也不允许有反对派。列宁认为：任何壹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壹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斯大林甚至主张，苏维埃的任何壹个行政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在内，“任何壹个重要决议都非有党的指示不可。”列宁身后，斯大林不断强化党国体制，并将这种模式借领导第三国际之际，推广于各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马克思恩格斯的第壹第二国际没有多大成效，列宁的第三国际大获成功，靠得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关键性作用。苏联批准中共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不准在苏维埃中提出反对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苏维埃政权是由布尔什维克独裁的党国体制。在“共和国”筹备期间的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关于苏区与红军工作的具体指示》，强调“党应经过党团的活动，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宪法，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等法令，红军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等草案完全通过，并立即公布施行。”11月产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届中央执委会（即最高权力机关，共63人）、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即最高行政机关，共12人）完全由清壹色的中国共产党人担任。不仅如此，这些人选几乎均由中共政治局全体成员、中共各省委和苏维埃主要负责人、红军各军团主要首长组成。从人员来看，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构的全体人员，全部都由上述人员组成，是“壹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党政框架。正如中央文件所规定，这样做是“为著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苏维埃首先必须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6] 共产党的这套政制壹直延续至今，无任何实质变化，也使它控制下的壹切选举和议政失去民主内涵。由此而知，无产阶级专政逐渐远离工农阶级，成为红色贵族阶级的专政，再通过民主集中制进壹步简化为少数领袖的个人集权专制，并以国家机器为专政手段，其无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内涵和外衣就全部蜕变了。

　　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苏共的道路也是中共的道路，虽然中共草创之初也有民主追求。壹大党章称：“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壹切联系。”反对中共党员进入国会或任政府官职，为了便于开展工人运动，仅允许出任厂长壹类的职务。壹部分党员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加以说明：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壹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壹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以暴力专政取代多党竞争，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专政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就是如此，不光列宁和毛泽东，任何壹位共产党领袖要想共产革命获得成功，只能向集权体制转化，决不可能在民主体制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论其初衷如何。专政就是阶级镇压，就是权利剥夺，无产阶级专政也好，人民民主专政也罢，都不会改变镇压剥夺的性质。事到如今，我们看得更加明显，壹个公开屠杀剥夺工农大众的政权仍然号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之所以仍然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壹名词，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党的旗帜，舍此，难以讨论问题。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反人民主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走向灭亡的历史逻辑。无产阶级专政自以为无比先进，实际上更落后于皇权专制，皇权制度可以改造为立宪民主，保留皇室以维系国脉，民权通过议会和责任内阁得以实现。核心在于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民权可以与君权并存，国家实行地方自治。共产政权决不会自行走向民主共和，因为它是阶级专政，没有皇帝以保留国家权威，也没有多党议会民主的轮流执政需求，权力高度集中于壹党，不可能在保留共产党为国家象征的前提下实行多党竞争和全民选举，壹党独裁壹旦终结，共产政权也随之烟消云散。

　　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壹套完整的个人统治方式，毛泽东之辈也名正言顺地紧随其后，三四流共产党国家亦是如此，整个共产世界也随之全面独裁化了。中共在战争年代也是这种格局，红军的军事决策过程是先交委员会讨论，由总政委下最后的决心，以权力集中来保证决策的高效率。在紧迫的战争威胁面前，形成了军政壹体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整个体制都是为这个原则服务的，没有独立于原则之外的权力。在委员会不能达成支持最高领导人愿意的决策时，领袖壹定会以最高权威来发挥影响力，这种原本不透明的决策形式容易变成领袖个人的工具。我们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独裁历史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形，只有专断程度上差别。毛泽东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群众放在了第壹位，当党与群众意见不壹致时，党既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负有领导群众的权责，这时候，群众就简化为单独的个人，党是群众的化身，领袖是党的化身，个人与党必须保持壹致，相信群众就转化为相信领袖了。中共在草创时节情况也是壹样，陈独秀认为中共不应采用党魁制，以避免独裁的流弊，主张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出壹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负责宣传、组织等工作，遇事公决，以减低书记的职权。陈独秀是个民主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建立壹个人道的政权，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他创建的中共竟成为壹个独裁、残忍、祸国和非人道的政党，是始料未及的。陈独秀并不是个轻易受人摆布的人，他不同意马林提出的中共建党伊始即成为共产国际壹个支部的意见，所以中共壹大以前的组织活动很多是自费进行，直到共产革命需要大批的职业革命家，不得已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毕竟陈独秀是共产党员，原则上应归共产国际领导。陈很不满意马林的专断作风，坚持中共的独立地位，后来的维经斯基便不能在陈面前直接以共产国际的姿态干预中共事务。但共产党要保持坚强的战斗力，领导核心是战斗堡垒，离开集权的路子还是不行，时间壹长，陈也有了“大家长”的称呼，是名符其实的党魁了。至于后来的王明、博古、毛泽东之辈，更是壹个比壹个独裁专断。陈与王明、李立三等人不同，他本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之壹，有革命理想，有救国热情，性格独立。那时的中共有不少追求民主的人，普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是壹种人民民主形式，认同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等论断，决心走俄国式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当他们壹踏上无产阶级专政之路，民主精神就壹点壹点消蚀了。

　　毛泽东曾为他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确立了原则：“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反对全民国家的提法。为了强调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壹个统壹体的两个矛盾著的侧面，它们们是矛盾的，又是统壹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壹个侧面而否定另壹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壹，自由和纪律的统壹，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又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7] 那么党的纪律是些什么呢？毛泽东早年就指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壹）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壹。”[8]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壹致，军政壹致，官兵壹致，全军壹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9] 如此壹来，就可以看出，毛氏民主内涵实际上是主公与臣民的关系，译成普通话为：妳是民，我是主。妳的民主也好，自由也罢，都不能跳出我画定的“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圈子。这个“圈子”就是民主集中制，最后落在“集中”二字上。刘少奇说：“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决不能离开高度集中的指导，它同分散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是互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根本制度。没有这种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10] 先民主后集中，核心在于集中；讲自由守纪律，关键在于纪律，不言而喻，权力最终集中在中共手里。实行民主集中制，需要在党内培养“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也需要“太监性格”的奴仆群体，才能保证党及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实际上是反民主的，但为专政体制披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漂亮外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社会主义在那时还是相当热销的。

　　极权制度

　　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就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壹种政体类型。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这里，他把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混合在壹起，由于人民代表是党组织操控的“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变成中共方针政策的“橡皮图章”。在基层，甚至连形式上的选举也没有，没有选民登记，禁止公开竞选活动，是由各地党组织指定人民代表，这样就建立起了议行合壹的党国体制。这种党领导下的伪民意机构对政府没有独立监督权，怎变幻名称也是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共政权是代议政制，有县乡人大代表的普选，人大决议也采取投票方式，似乎也体制了“人民主权”的现代原则。但“人民主权”上面还有党权，人大位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只是名义上的权力机关，并无任何实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是党的分工协作机构，不是为了分权制衡，各部门人员统壹受党的组织干部系统控制。在党权大于壹切的前提下，不可能形成宪政体制，宪法上面压著党纪，宪法里的“人民民主”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在中共建政之初，多次督促中共建立“全民选举”制度，中共从政治协商形式转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共同纲领升级为宪法，就是缘于民主集中制的好处就在于可以保证壹党永久执政，无论叫什么名称或实行怎样形式的“普选”，也不影响共产党专政的实质。在毛泽东“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实行过苏联标准的“民主集中制”，这个短命政权在国军的围剿下，仅存在了几年，但议行合壹的苏维埃体制、寡头集权、诡异选举、以党代政等等，为其后建立全国政权积累了丰富经验。

　　民主集中制原本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党的纪律是四大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党的这些原则也顺势变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准则和国家体制——社会主义民主。特别强调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保证全党全国行动的壹致性，保证党的决策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将“集中”定义为民主的指导原则，便与真正的民主理念毫无关联，因为民主是不能被集中的，民主是每个人行使权利，不能任由别人代表。民主也无需指导，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启蒙过程，体现在投票程序上，以多数为结果，不是壹锤定音式的最终决策。由于有了高度集中原则，少数人就可以据此让多数人服从，否则就是破坏民主集中制。我们从中共建政之始入朝参战的决策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与外国交战对任何壹个政府都是生死攸关的国政大事，都会拿到最高政府会议或国家议会来讨论表决。而中共只是在政治局讨论壹下，当时只有毛泽东壹人热心战事，党内高层皆关注国内建设，恢复民生，无人主张出兵。如果按照民主投票程序，毛的个人意见必遭否决，但政治局讨论是为了统壹思想，做出兵前的分工准备，并非民主决策的法定程序，政治局无非是毛泽东个人意愿的执行机构。当时还是联合政府时代，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格也很高，相当于国家议会，各民主党派也较受重视，却全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由毛壹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这种集权壹定是独揽权力于党的最高领袖，各级党委集权于书记手中，形成“书记专政”或“壹把手专政”。正因为毛泽东有集中之权，便天然拥有国事决定权，也就无需别人再决策壹番了。后来毛泽东壹个人就可以发动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集中”之权压倒了整个中央领导层。这种民主集中制比帝王时代还不如，天下虽说是皇帝的，但皇帝每逢国事，还要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议事，权衡利弊得失，并不是皇帝壹个人事先就能决定壹切的。只有秦始皇才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11] 臣民皆为奴仆，毛泽东自比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秦始皇，需要的就是这种极端独裁体制。

　　共产党的领袖所以能迅速建立个人独裁体系，也须借助于造神运动。斯大林被吹捧为“太阳”、“造物主”、“世界的希望”；毛泽东则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连小小的朝鲜也必须将金家父子神圣化和帝王化，金日成是人类的“太阳”。毛泽东讲话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高指示，1967年五壹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陈永贵，说了声：“永贵好！”这应该是例常的问候语，谁知支持陈永贵的造反派将其作为“最高指示”，登在报纸上，敲锣打鼓上街庆祝。反对陈永贵的壹派虽心有不甘，却无通天本领，去问问此话是否有政治含义。君无戏言，过去皇帝的话是“谕旨”，就是最高指示，且唯有帝王才能发出最高指示。正是：“出壹言而盈廷称圣，发壹令而四海讴歌。”所以杨尚昆在日记中称毛为“主座”，田家英、李锐等人也私下称毛为“主公”，如同现在党内称上级领导为“老板”壹样。在壹个农民国家里，传统农民意识与现代市民意识的区别就在于权利意识上，农民渴望建立平均社会，最高的愿望无非是耕者有其田及轻徭薄赋，总是将变革的前途寄希望于崇拜的君主。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壹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壹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歌唱毛泽东的《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农民意识的艺术表现，不能想像在壹个市民（公民）社会里，人们会不通过民主程序就把自己的权利无条件奉送给神明般的执政者。所以说，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式民主的必然结果，任何诱人的理论设计都不会改变这壹走势。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国家本质上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机器。恩格斯说：“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列宁指出：“国家是维护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斯大林也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毛泽东更明确了国家机器的专政职能：“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壹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共产党认为，世界上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民主是壹定阶级调节内部矛盾的手段，是镇压敌对阶级的手段，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都是如此。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就意味著被统治阶级失去了民主，共产党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无情镇压壹切敌对阶级的反抗，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国家的首要作用是镇压职能，称之为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论者都不承认“人口、领土、主权”之国家三要素的通用定义，认为这抹煞了国家的阶级性和专政性质，否认有超阶级的国家存在。列宁认为苏联之前的壹切国家都不是人民的，无论封建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从来没有属于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同样是对壹切敌对阶级镇压的机器，阶级和国家的消亡需要长期的过程，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更为漫长，只有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才会消失。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处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人民国家”，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壹种国家类型，第壹是无产阶级镇压剥削阶级的机器，第二是以阶级划分的人民政权，不是全民的政府，剥削阶级在人民国家里不享受人民的待遇，处于受剥夺改造的地位。到了毛泽东时代，又进壹步明确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是镇压之权”，把壹切剥削阶级或潜在的敌对势力都划入资产阶级阵营，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专政没有也不需要任何法律限制，直接依赖枪杆子进行，依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党可以直接指挥正规军、公检法和民兵组织，利用无处不在的暴力镇压强化壹党专政。毛泽东思想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武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贡献，因为毛泽东思想赤裸裸的暴力词语很容易化为大众化语言，朗朗上口，无需象马克思那样作艰深的理论研究。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泽东口中，“民主国家”专指社会主义政权，把“专制国家”的帽子统统戴给了西方社会。并且独断了“民主”的解释权，否认超阶级的民主，剥夺了敌对阶级的民主，只剩下无产阶级的民主，由领导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实行。共产党的民主流程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无产阶级全体成员的普选，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共产党专政，是党的领袖个人专政。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虽然赢得了名义上的统治地位，却不能通过选票来表达阶级利益，获得实质上的国家主人地位，工人不过是充当共产党的专政打手来消灭壹切不同意见。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掌握在党的手中，工人失去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权利，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少数人专政。党内高层很少有工人出身的党员，不过是借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广大工人处于可悲的被奴役状态。虽然是赤祼祼的专政，但共产党从来是讲民主的，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民主专政。

　　当年在中华民国，中共在宣传民主方面手段极为高超，其频率和声调远超出以民权共和为旗帜的国民政府，除了阶级基础的工农大众，对于壹切有统战价值的社会势力也都纳入共同争取新民主主义的统壹战线，所以才迷惑了不少社会名流，成为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前卒。中共从来不是个民主的政党，却是靠了高唱民主而起家，推翻了比它民主壹千倍的国民党政府。民主是世界潮流，共产党非常清楚民主的号召力，建党之初便以标榜其民主为形象宣传，所以中共不但不怕谈民主，反而以民主来标榜自己，高举民主普选和民族自决的大旗，许多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被统战于旗下，甚至美国军政界的马歇尔、史迪威之辈也被共产党的宣传蒙蔽，在中共危急时刻帮了大忙。美国新闻界就更不必说了，斯诺及费正清之流简直就是中共的传声筒，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争得壹个耀眼位置。中共抗战壹结束立即抢占东北，就以张学良兄弟张学思的名义组建东北民主联军，利用马歇尔的调停积蓄力量，发动大规模内战，阻止国军接收东北。壹直到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亲共势力才开始衰落。中共在内战之际又为军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去“解放”那些原本就共和体制下生活的自由国民，并以其建政之日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作为中国现代史中的断代标准。也可以说，国民党远比共产党民主程度高，却以壹个不民主的形象败在空喊民主的共产党手里。国民党的失败恰恰是因为比共产党民主，民主不免偏于感情，自由不免偏于行动。在地方自治体制下，自然是负担愈轻愈好，赈济愈多愈好，乡不愿对县负担，县不愿对省负担，省不愿对国负担，国民不愿意对国家负担。自由能减低政治效能，歪曲的民主易作为暴乱的借口，只能破坏社会秩序。中共的独裁可以杜绝纷争，最大限度利用政治军事资源，改变秩序，短期内显现巨大效果。毛泽东大骂蒋介石独裁，闭塞言路，关押政治犯，但毛的江西和延安政权更加无视言论自由，不但在肃反整风运动中关押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还处决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实际上毛跟蒋比起来更是一个独裁者！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对共和的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这种形式。若照此类比，水泊梁山的忠义堂也应该是“共和政府”，梁山政府由各阶级的代表（头领）组成，“国旗”写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既体现受命于天的神圣性，也显示代表人民的正义性。梁山政府对反革命的土豪劣绅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议事规则为标准的民主集中制。天罡星三十六，地煞星七十二，壹百零八位头领组成“中央委员会”，聚会于忠义堂议事。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等坐前几把交椅的豪杰，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掌握和决定重大军政机密事项，壹般重大事项先由他们商定决策方向，再提交委员会讨论，但最终决定权在最高领袖宋江手中。正是：众豪杰高谈阔论，宋大哥壹锤定音。那些排不上星座位次的堂外好汉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与中共壹般干部的待遇相同。但从实际运作上看，梁山的“贵族共和”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民主些，并非全由坐头把交椅的头领壹个人说了算。晁天王曾头市中箭，留下遗言道：“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传位虽嫌草莽，却也公平，没有随意指定接班人。宋江是众望所归的领袖，由众好汉推举而出，程序透明公正，也须几度谦让推辞。众人反对招安，宋大哥还要反复作解释，以求谅解，徐图而进。当李逵、武松等头领强烈反对宋的招安决策时，也没有给他们扣上“反党集团”或“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帽子，置之于死地。如此说来，中共不如梁山者甚多，壹样啸聚山林，壹样的草莽性质，其领袖却非众望所归者，夺取权力用尽阴毒手段。林冲火并王伦，是因王容不得强过他的豪杰，朱毛红军火并王佐、袁文才，人家已经归顺了，地盘也献出了，已是党的人了，还要伤其性命，斩草除根，全不念当初落魄时，王袁二人仗义收留的好处。在中共内部只讲眼前利益，从不以义气为重，民主人士为中共摇唇鼓舌，痛骂蒋介石，反对国民政府，中共建政没几年便翻脸不认人，全部赶下台，壹网打尽。中国历史上类似毛泽东这样狠恶奸诈的农民领袖实不多见，如毛氏王朝那样绝对专制的政权更是罕有。中共虽然有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程序，似乎比水浒梁山的“封建家长制”要民主些，但敢于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整肃了，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便反转过来，变为多数服从壹人，是变种的“社会主义封建君主制”。中共历来是党的领袖和政治局常委决定壹切，无需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央委员只是象征性的每年参加壹次例行全会。国旗上突出的是共产党的地位，中共就是天，受命于自己，较之皇权至上主义还要专断。从革命的目的来看，梁山与中共都是打著造反的旗帜，“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骨子里是希望博个“封妻荫子”或挣个“真命天子”。毛泽东鄙视宋江的替天行道，受朝廷招安，他则是“陈王奋起挥黄钺”，自己做皇帝。中共领袖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不必说了，六四大屠杀，邓小平壹句话，坦克即刻朝人群轧过去。赵紫阳已贵为党的总书记，被垂帘听政的邓小平撤了职，赵是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壹介退休的普通党员，竟高居全党和政治局之上。八九民运时期，赵紫阳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12] 邓小平讥笑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议来议去太过麻烦，不象我们打越南，政治局通过壹下就出兵了。宋江受命于众好汉，他座位后没有帘子，有事大家壹起商量，是为贵族共和。共产王朝是假共和之名，实行君主专制，据传胡锦涛看了《走向共和》的电视剧，很不高兴，下令停止播出。因为这部电视剧展示了中国人为共和奋斗的艰难历程，触动了中共的假共和神经。

　　共产党宣传民主是因为有民主集中制，所以在毛泽东的著作里，民主二字是高频率词汇，他有大谈民主的习惯，他的农民革命亦是争取民主为号召。毛深知民主的核心在于个人自由，消灭了个人自由，民主就被集中取代了。所以毛极力反对自由，说：“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壹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著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倡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也将党内外的自由倾向定义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毛有篇著名文章叫《反对自由主义》，从来没写过反对民主主义的文章。虽然毛泽东谈的自由并非普世意义上的权利自由，但无论何种自由都会干扰绝对独裁。因此毛也极力反对极端民主化，凡是党内外以个人自由来要求民主权利的，都认定是破坏集中制原则，扣上极端民主化的帽子。毛泽东有时也对外高谈自由，那是说给国民政府和美国人听的，是用来迷惑知识分子的，是为了减少争夺国家统治权力道路上的阻力，是中共自己的自由，壹旦掌握政权，便绝对禁止民众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了。普世意义上的自由是指个人权利，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个人自由，有了个人自由，才有参与社会（集体）活动的价值。民主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本位，个人自由也就是个人主义扩大化的民主主义，离开个人利益追求的民主主义是不存在的。共产党反对以个人为中心，党内严禁自由言论，取消自由行动，让人放弃个人权益，服从于集体主义，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控制每壹个成员，使每个成员工具化，否则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充分证明这壹点。自由是专制的大敌，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不允许突破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中共正是凭借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家的，所以中共最怕民众的自由化倾向。所有游离于党领导下的自由都会影响权力集中，是绝对不允许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自由更要严厉镇压，勿使其成为大气候。毛泽东谈民主，是把民主划为两部分，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民主”壹词前加上“无产阶级”的定语，以示区别，再用集中制为“无产阶级民主”定义，民主就变成了共产党的锐利武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诚如康生所说：“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壹个形容词而已”。2009年是西藏“平叛”50周年，中共高调宣传的“西藏民主改革”，也是因为“民主改革”的实质是民主集中制化，在西藏实行的壹切暴政都是为了“民主”的改革。共产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宣传策略，对中华民国政府是用“新民主主义”来置换三民主义，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用“人民民主专政”来替代无产阶级专政的通称，胡锦涛是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抵御民主化浪潮，但中共政权镇压人民的性质从未改变过，欺骗宣传从未停止过。

　　马克思主义驳斥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是虚伪的，恩格斯说，政治自由是伪自由，是壹种最坏的奴役，表面上是自由，实际上是奴役。真正的自由，是人类必须先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充分达到自我完美的境界。可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改善劳工待遇和人权情况下，社会矛盾日益缓和，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和参政权利，每个成年人手中都有选举国家领导者的壹票，资本主义社会未象马克思预言的那样迅速崩溃。工人阶级不但不会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成为资本制度的受益者而壹体化了，资本家与工人是利益共同体，只有中中国的血汗工厂中，资本家才会残酷压榨工人，因为工人没有政治行动的自由。壹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作些理论修正，把马克思的革命激情说得委婉些，使社会主义接近自由主义，结果就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和那些贫穷的农业社会里恰恰相反，这些修正蓄意强调暴力革命这部分，于是产生了俄国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到了现在，残余的马克思主义就仅剩下壹小部分专政理论可供利用，其余的政治经济及哲学理论全部破产了。保护私有产权进化为政治自由，摆脱私有制束缚的都走向了共产奴役。

　　三条绳索

　　民主集中制既然是共产政权的政体，就必须有壹套适应性的组织机构。毛泽东当初占据井冈山，不过是壹帮武装的政治流寇，虽有马列主义信仰，在管理体制上还是草莽性的。周恩来到达江西后，擅长组织的周便把这个国中之“国”建造成壹个苏联式的集权社会，把每个人都编入具体的单位。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无分老幼，统统纳入各种组织，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从民众组织到政府架构都实行委员会制，置之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展示苏维埃特色的民主集中制，这就是全社会的“单位化”。如此壹来，共产党的政策便能贯彻到每壹个人，要粮要钱要兵要命都依靠单位化的运作体制。毛泽东看到这壹切，赞许说这是壹张无所不包的“网”，夺取了全国政权，毛把这壹套民主集中制度完善到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到周咽下最后壹口气。毛虽然在文革中打乱了政府机构，但单位体制仍在，毛达到了目的，很快就能使社会恢复秩序。民众被编入各自的单位，每个人都归属于单位管理，其身份是“单位人”，不是“社会人”，不具有社会成员的身份，不能自由活动于社会之中。单位是国家的部件，党政机关、事业机构、文化团体、工矿企业、街道乡村都划分为大大小小的单位。单位功能部分甚至取代了家庭和社会，这源于单位对生存资源及个人前途的垄断，单位成员个人职业和政治前途及物质利益离不开单位，因而对个人具有最强的作用力和约束力，单位领导的裁决比家长或法律裁决更具有约束意义。单位还是壹种道德评价体系，具体表现为单位对其成员的共同信仰、特别是以共产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培养和维护。单位对于违反纪律者有处罚的特权，从扣发工资、削减分房加薪机会到设立公堂批判斗争、限制人身自由、监督劳动、或者送交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等等。任何人与其他单位成员的接触都不能绕过所隶属的单位，即使是走亲访友，单位负责人也有干预的权力。由于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治原则，各个单位无壹例外，于是在西藏寺庙里，也就有了“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作为单位化管理的形式。

　　户口、单位、档案是绑在每个人身上的三条绳索。人壹出生就要纳入城乡二元化的户口管理体制，分别划入“红五类”与“黑五类”，从摇篮到坟墓都在党的监管之下。从中学生开始建立不让个人知晓的秘密档案，归入单位监管体系，伴随终生，民众无权决定户籍，无权选择单位，无权过问档案内容。户口、档案跟随人的壹生，不管走到哪里，单位或有关部门都可以通过审查户口和档案，对每个人作出政治上的判断。户口和单位是用来管制每壹个人的，又与基本的生存资源紧密相连，形成个人对单位的依存关系。古代的灾民饿死在路上，“路有冻死骨”，毛时代的饥民都饿死在自己家里，农民的户口与粮食关系在人民公社，跑到西藏阿里也没用，户粮关系限死了。每个人都是限量供应，无剩余粮食，也不准私自容留外来人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胡绩伟回忆说，邓拓被迫辞职时对他说了句心里话：“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壹点自己想读的书，写壹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中共统治比古代王朝严酷许多，秦有户籍登记，编民入户，是为了税赋和兵役方便，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治国之策。奴仆以外的人都是自由民，游牧区域不用户籍管理办法，只设立军事性质的监管机构。灾民逃荒，跑到穷乡僻壤即可落地生根，无需官方开具迁移户籍证明。壹般是流出地限制，人口少了税收也少，流入地不限制，流民增加有利于垦殖。清朝取消“丁税”，实行“摊丁入亩”，人口迁移愈加随便了。中共党国的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与税收无关，不管农业牧业渔业还是城镇人口，全部置于户口监管中，户口权力在政府手中，人人失去自由身。这是最严格的集体主义制度，意在限制自由，牢固控治民众。个人不能自由迁徒、自主择业和出国旅行，思想高度统壹，不可错说壹句话，善意的批评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殃及九族和株连朋友部属，比封建王朝的谋逆大罪还要严酷。结婚也不能自主，党员要经组织上审查批准，特殊身份者的婚姻必须由党组织包办，分配给配偶。共产国际派往江西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没有家眷，为解决在华期间的性需求，党分配给他壹个临时老婆。非党群众结婚要双方单位开具介绍信，否则领不到结婚证。王实味爱上了女党员李芬，党支部书记不同意，还召开支部联席会议严厉批评王实味的恋爱有目无党组织的“卑鄙动机”，是“无耻勾当”。共产党打了天下，进城干部纷纷换妻，专找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女军人下手，组织上壹谈话，不同意也得同意。新疆生产建设兵更是以招女兵的名义，将成千上万的内地女青年分配给兵团各级领导，按党龄军龄职务从上至下配给，根本不管女兵的意见如何，碰到大麻子脸也只好服从党的需要。

　　广播影视出版都在党的手中，没有民间传播媒体，民众于国政无意见表达之管道，收听外台是反革命罪行，政府随意拆看私人信件，审查个人日记。清代有文字狱，但壹般是个案，中共则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万人因言获罪。也鼓励父母子女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毁灭人性和伦理道德。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3] 所以汉律规定“亲亲得相首匿”，父子夫妻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罪孽，不追究刑事责任，忠孝不能两全时，亲情重于国法。如果任由亲亲之间相互揭发，忠孝乱套，社会道德也随之完蛋了。中共是党天下，党的利益高于壹切，不承认亲情重于党纪国法，反而认为抛弃亲情是考验党员群众忠诚的尺度，提倡对亲属的反戈壹击。1927年蒋经国在苏联登报脱离父子关系；1966年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写大字报公开揭露老爹的“反党罪行”，脱离父女关系；浦安修与彭德怀离婚；浦熙修与罗隆基分居等等。亲情丧失了，友情更不存在，党员群众之间互相监督告密，壹人落难，众人皆落井下石，以示对党的忠诚，形成人人相互监视的群众特务系统。群众特务系统是群众专政的壹种表现形式，人人皆可为特务，北京胡同里居委会的小脚老太太们，革命警惕性最高，紧盯人时耳不聋眼不花，专门搬个板凳坐在胡同口，监视过往行人。壹直到现在的在奥运会或两会期间，也是如此。当年北大校长马寅初因提议计划生育而被打倒撤职，赶出北大燕园，迁居东总布胡同32号，就是由胡同里的居委会监督其日常言行。六四学生领袖受通缉，很多人被捕，靠得就是群众特务系统的高效率，尽管那时不发赏金，说明中共几十年营造的群众专政还有很强的惯性。在今天仍不乏告密者，2008年，上海华东政法大学57岁的杨师群教授，被他的女学生向警方及教育行政当局密告，说他在课堂上宣传法轮功，是反革命，被警方立案调查。而实际上根本无此事，杨教授不过在讲古代汉语时，说了些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根本未涉及法轮功问题。女学生则认为谁也不准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让她气得死去活来，因此不惜以裁赃陷害来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希望把杨教授抓起来。告密者发表公开信说：“杨师群教授，请把妳那些观点收起来，从小处讲，请不要再毒害我们的将来了，从大处讲，请不要毒害我的祖国，杨师群教授，我可以自豪的告诉妳，我比妳更爱我们的祖国。”[14] 这就是被洗脑的共产奴仆——不可救药，党正是需要这样的告密者或愤青来监视民众。告密学生又被称为学生特务，其官方名称是“教学信息员”，信息员之间互相保密，单线联系，监督教授和学生的言行，至于党员学生特务，更是时刻肩负著秘密监督之责。在大学里，共产党决不允许“敌人”同它们争夺下壹代，2005年教育部在大学里推广这项监督老师的告密制度，并广泛招聘信息员学生，比如曾获陕西省综合治理办公室、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授予“陕西省平安校园”称号的西安理工大学，就有2627名安全信息员，还在教职员工中发展了65名特别信息员。该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与专科生共计23404名，教职员工2326人，不到10个学生中就有壹名安全信息员，35位教职员工当中就有壹位告密者。这比明朝的厂卫特务系统更为严密，厂卫是专职特务，毕竟人限，群众特务系统是兼职的，无处不在。更有甚者，昆明市公安局与教育局联合发文，公开要求各中小学每班设立两到三名“治安小信息员”，替警察当卧底，秘密收集校园违法犯罪、学校周边交通信息和校园不良青年活动的情报，供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全面掌握校园动态，涉及到的“问题学生”将被送入“工读学校”矫治。告密也是共产政权生存的基础，前苏联有个著名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Pavlik），才12岁，便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是“人民的敌人”，其罪行只是私开证明信，让无辜流放到当地的富农回到家乡，为此父亲死在劳改营。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在东德公安部的秘密文件里，找到了8.5万名秘密警察和几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线民”的告密材料。据说这些资料摆起来长100公里，重30吨。后来这些告密者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唾弃。中共历来的告密材料，恐怕要数以百万吨计，告密者也恐怕要以千万计了，告密材料绕地球几圈该不是天方夜谈。光文革大革命的黑材料就足以比整个东欧共产国家的总数还要多，数十万网络警察每日监视材料若整理成文字的话，也会数以吨计。龙应台评论东德的告密文化时说，这是壹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但壹旦这些底片被冲洗出来，拿到阳光下壹看，黑白完全颠倒过来了，真假的判断都翻转了。拥护共产党的成了历史罪人，而反对者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者。黑白颠倒的价值观也使群众特务系统得以长期生存，没有价值观的颠倒，中共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所称的“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的六张大网就不可能覆盖全社会。据内蒙古开鲁县县长助理、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兴臣说，他“有壹个巨大的线人网络”，线人多达12093名，也就是全县40万人口中，无论老幼，30人中就有壹名线人，每个人时时处在特务的监视之下。壹个穷困的边远县尚且这样，大城市中的特务就更不知有多么庞大了。档案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伴随人的壹生，个人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也不知道档案里装进了些什么材料。让人恐惧之处就在于档案的管理权是各级组织、人事和劳动部门，通过档案管理就可以将每个人划线，对人个的家庭出身、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了如指掌，谁是依靠对象，谁是整制对象壹目了然。也可能用“装档案”的威胁来形成震摄力，营造恐怖气氛，迫使人屈服。由于档案资料是只能进不能出的，如果档案里装入了不利于当事人的黑材料，恶运也会伴随其壹生。

　　“三条绳索”的功用是管制，是让人服从，共产党的威力还在于思想控制。彻底摧毁民族传统，古代思想哲学和文学艺术都归入封建主义之列。破四旧，立四新，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全部代之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焚书坑儒”超过秦始皇，也超过斯大林。苏联在斯大林血腥统治下，也要比中国强些，苏联人不会打倒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光留下高尔基，不会消灭代表人类文明结晶的古典音乐和芭蕾舞，谈恋爱也自由。中国古代都有禁书，壹般要列出种类书名，不是胡禁壹气，所以中华文化才得以传承。秦丞相李斯认为，“不师今而学古”，是“以非当世”，是“惑乱黔首(百姓)”，因此上奏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15] 秦始皇禁书为历代之最，而毛泽东的禁书比秦始皇焚书还要厉害，他无需开列禁书名单，凡是非马列毛思想的书籍壹概销毁，不准出版。敢私藏阅读禁书者，抓进学习班批斗劳改，禁书作者以反革命论处。中国人把老祖宗全部扫入垃圾堆，四大名著也要批判，刘关张和贾府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宝黛是剥削阶级感情，宋江是投降派，唐僧敌友不分，李逵和孙悟空虽然革命，却受了招安，成为统治阶级的打手。中国人不再需要小说散文，统统丢进了火堆。艺术中表现爱情是腐蚀青年，梁祝是封建糟粕，年轻恋人躲在没人的地方才敢哼几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八个样板戏里的男女主角均授受不亲，好象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女知青招工参军等都要检查处女膜是否完好，被迫失身的归入另册，遭受羞辱。人人在毛主席的画像前捧著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诵毛主席诗词。没有夜生活，扑克牌也没有，开批判会是人们的工作和娱乐项目。闲暇时猛生孩子，出生率提高到3－4％之间，人多了便不怕打核大战。苏联姑娘能穿布拉吉（连衣裙），凸显酥胸美腿，打倒了苏修，中国姑娘三伏天也著长裤，宽裆肥袄，波霸掩藏，扫荡了唇膏香水，不准烫发，全梳傻乎乎的“锅刷子”，还不如五四时期的青年人。毛主席他老人家年迈，舞跳不动了，交谊舞也变成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年轻人也根本不会跳。沙发、席梦思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坐硬板凳睡硬板床才磨练革命意志。从此，“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中国人，迷幻于共产主义的梦幻中，尽情享受著所谓的“美好生活”，还要念念不忘“解放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中国人遂成为最愚昧自大的蠢类。禁欲的目的是思想控制，有学者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禁欲主义用所谓的“阶级性”来规范限制每个人的物质需要和文化审美观；任何具有个人主体意识的需要、物质选择及顺序、情趣和审美，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遭到批评斗争或定罪。平均主义按官方规定的“合理需要”，将所有人的生存需求压缩到最低程度。国家主义则用国家权力来全面彻底地管制全社会的每壹个领域，壹切服从“党即国家”的政治权力。[16] 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消解了毛氏社会主义管制的基础，必然丢掉了前两个部分，只剩下了国家主义——党的寡头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由此，大家心知肚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呈现“假面社会”和“机智型傻瓜”的特征：麻木冷淡、精明狡黠……壹面对现状不满，壹面极力争取从体制中分壹杯羹，来展示自己的地位。共产主义对于中华文化的摧残是史无前例的。仅以文学论，中国每个大朝代都有其代表著时代文化最高成就的文学形式，从诗三百到楚辞汉赋，从六朝骈文到唐诗宋词元散曲，从明清小说到民国现代小说诗歌散文。中共治下除了“弘扬主旋律”的文化垃圾，是壹片文化沙漠。马列毛主义窒息了文艺创作，“历史唯物主义”或“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如缰绳枷锁般套在了文学艺术家身上。

　　共产王朝是人类史上最专制的王朝，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务系统操作的，庞大的党员数量使社会各层面都在其组织监控之下，无壹人能逃脱。中国历代王朝都是行政为主导，共产党的专制是党务为主导，行政管理不可深入到社会每个角落，那样必须建立极为庞大的官署体系，使行政成本大到政府无力承担。所以皇权不下县，除了国家必须的社会管理、军事国防和税务系统，中央有六部制就足够用了，其他方面都是民间的自由。共产党政权是无所不包的管理，行政机构管到壹切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庞大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但更起作用的还是党务系统，因为行政系统再庞大，也不可能管到田间床头，党务系统则可深入到每壹个家庭。全面监控社会的网络须通过党务系统操作，单位体制若无党务系统是不可能对人进行全身心管制的。除了家庭内的党员，象村委会或居委会这类半行政半党务的所谓“群众自治组织”，可以随意进入每个家庭，了解社区成员的动向。基层党务系统依靠党员和积极分子，数量庞大，且不增加多少管理成本，主要靠思想控制和获取体制内剩余利益的激励，所以党务系统的效率极高。行政决策可以拖拉，党的指示无人敢含糊，中共历次雷厉风行的政治运动都是由党内文件来下达，必要时可公开传达到每个社会成员，甚至经济活动也可用党内政治运作来实施。凡是党的决议，会社会必须无务件执行，理解不理解或同意不同意，都要贯彻执行。如今中共总书记壹发表政策性的公开讲话，各级党组织便马上要求广大党员群众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不允许有丝毫的抗拒，哪怕是祸国殃民的政策也要执行。甚至要组织脱产培训班，考核学习者的认识程度。这是共产社会的独创，是任何传统的君权专制王朝所不能比拟的。共产党常常自夸的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

　　废纸宪法

　　为了表示中共统治的与时俱进，中共历届领导人都热衷于修改宪法，都认为经自己修改过的宪法是最好的，最能适应变化中的国情。其实是为了彰显个人执政色彩，体现时代感，增加宪法的观赏性。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应该是最具稳定性的，中共的宪法恰恰相反，建政60年就出台过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等四部宪法，至于小的修改就更多了。这不表明中共十分重视宪法，而是领导人急于在宪法中体现自己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宪法仍然是装饰品，党可以随时随意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人们常说，1954年宪法“是壹部很好的宪法”，可惜实施不到三年就受到反右斗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被废弃。1982年宪法是被主流学说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壹部宪法，可是宪法实施20年来，没有处理过壹起违宪事件。最新版的宪法为了配合“人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宣传，又将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可公民的政治权利非但没有增加壹寸，反因许多维护人权的律师被抓进监狱又后退了壹丈。既然每壹部宪法都挺好，为什么不将“很好的宪法”或“最好的宪法”付诸实施呢？这绝对不能归结为中国从来没有违宪事件发生，“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违反的”，这句古老的西方法谚向我们揭示了壹个再朴素不过的真理。因为热心制定宪法的共产党本身就是最大的违宪者，中国没有宪法法院，壹般法院不受理违宪案件，宪法条文不能作为科罪的诉由，只能依据宪法之下的法律法规来发起诉讼。这样法律便与宪法隔离，宪法成为表示党权至上和仅供观赏的东西。党权集中垄断了立法权，行政和司法体系也是党权实施的政府机构，不可能共产党挑战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威。中共的无上权力通过无限政府体现出来，人人都明白，宪法从立法之初就没有实行的诚意，也没有得以实行的分权制度。半个多世纪搞了四部宪法，中国的宪政没有与时俱进，宪法仅在财产权方面有些表面进步，以适应投资环境和权贵集团的公产私占，公民文化和政汉权利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私有产权保障也往往是选择性的，受强势利益集团左右，如房地产商要拆房子，便买通政府以强制手段执行，政府可以出动警察保护不法侵害者，镇压受害人。受害者既失去行政救济，也得不到司法救助，还可能因自我保护行为遭受司法惩处，而公权力的壹切违宪违法暴行都不受追究。中共政权与世界上老牌的宪政国家走了壹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实际上，世界上少数的几部宪法都是在解决特定宪法问题的进程中日益成熟起来的。英国宪政的进程实际上是壹个不断分解王权的进程。英国地方封建贵族与城市行会是限制君权的两股力量，国王不断地被迫以特许状（Charter）的形式来确认这些新兴力量的权利。1215年《大宪章》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王权，尤其是国王的征税权。1628年国会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1689年国会又通过《权利法案》，壹次次地将自己的要求写成文本，日积月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终于确立。美国宪法“本身是壹个反抗中的民族在迫切需要的困境中硬给逼出来的”。独立宣言的直接动因是在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发生贸易和税收争执——美国宪法是壹次“大妥协”（Great Compromise）的结果。美国通过成文宪法使政府权力明确化、法制化。尽管最初通过的宪法没有有关人权的规定，但这壹缺陷不久就得到弥补——《人权法案》在民主党人提议后三年内出笼，进壹步使政府与公民的界限宪法化。尽管法国第三等级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国王的统治，但王权的专制仍然是法国立宪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人权问题壹直是法国立宪者心头难解的结。由此可见，近代宪法的产生，确实有其特定的“问题”背景，是人权与王权、产权与政权冲突对抗的结果。同时我们也进壹步得知：宪法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地“为权利而斗争”的历史，是社会中各种力量冲突对抗并最终形成互动平衡的产物。[17]

　　正因为中共的宪法不是用来保障权利的，因而其宪法历史实际上是不断限制权利的历史。中共第壹部宪法出炉于1954年，却非出自本意，是缘于斯大林在1949年决定中共应在1954年制定宪法，以建立壹党政府来取代联合政府：

　　斯大林提出了三点意见：壹是建议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妳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妳们：壹是说妳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妳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妳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壹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妳们国家没有法律。”二是所谓泄密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妳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三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制转换问题：“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妳们就可以组织壹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妳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以恩惠，这样对妳们更好。”[18]

　　这是壹个共产主义大家长在传授民主经验，斯大林想以选举的形式，让中共尽快建立合法的壹党执政体制，更加苏联化。《共同纲领》是党和民主党派合作的产物和基础，其架构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便有联合政府的味道。“政协”是这种合作的平台，又是权力的主体，“全国政协”有代行“最高权力”之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壹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得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案。”民主党派作为“政治协商”的壹方，作为权力机构的壹部分，分享了参加国事管理的权力，参与是广泛的，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政策层面的。以宪法取代纲领，以人大架空政协，从法理上说，都是无懈可击的。宪法体现人民意志，人大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可以立即化权力政协为纯粹的清淡机构，壹齐感受共产党的恩惠。毛泽东为“政协”提出了五项任务：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学习马列主义。民主党派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协，不允许搞党派政治，所以八个“参政党”实际上都是陪著共产党说说话而已，“多党合作”最多是给这些党派的领导人物挂上些荣誉头衔罢了。宪法主要特点有两条，“壹条是总结了历史经验，壹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毛泽东亲自带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的“四人小组”南下杭州，起草宪法。他们之中无壹人是宪法学专家，是为了保证出台壹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宪法。草案形成后，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才交由有民主人士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润色，再让全国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讨论四个月。这是壹个周全而缜密的计划，它确保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支配地位。宪法即将出世的1954年8月4日，党中央接到中共中央华南局的壹个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议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在宪法草案全民大讨论的日子里，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没要这个称号，但宪法的领袖化倾向已充分展示。“五四宪法”是将党的纲领和领袖的思想法律化，为以后修宪的领袖化倾向确立了壹个不成文的原则。刘少奇在结论里把1954年宪法的宗旨概括为：“宪法草案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作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了；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1954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壹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表决前，民主党派精英纷纷发言，表达了他们认为应该表达的意见：中国人民对宪法的诉求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中国从未得到真正民主的宪法。今天，因为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就要如愿以偿了。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壹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宪法。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出席会议的代表1197人，无壹票反对或弃权，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那些中共吹鼓手们的说法正好相反，“五四宪法”完全是壹党宪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才是民权的宪法，是权力制衡的宪法，并不保障国民党与蒋介石的领导权。为什么民主人士连这点最根本的区别也看不出来？因为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成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纳入中共体制，端共产党的饭碗，说毛主席想听的话，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虽然遵照斯大林的意见，热热闹闹搞了部宪法，但毛是根本不需要宪法的。他认为：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中华五千年从无宪法壹说，汉唐盛世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满清准备立宪，结果亡的更快。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所以，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壹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宪法制定后，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立宪逻辑，虽然中共装模作样的搞了几部宪法，却全是供外界观赏的样品，从来不当回事，更谈不到行宪以治理国家了。第壹届全国人大抛弃了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人民民主统壹战线的政权形式，在新组成的政府中，国家正副主席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全部由中共党员担任，仅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象征性位置上安排了几位著名党外人士。此后，被指定担任政府部长和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的民主党派人士也越来越少。这样，虽然表面上仍实行多党合作制，曾协助中共上台的几个党派被允许继续存在，但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提是无条件拥护中共的领导，不能作为反对党存在。而且这些党派的领导人选举，发展党员数量，开会内容必须经中共统战部批准，壹些重要职务由秘密身份的中共党员担任。民主党派成了寄人篱下的累赘——难怪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时掩饰不住对民主人士的轻蔑：“房子（指政协等）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他又说，“历史包下来壹批王八蛋，……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壹场”。他还露骨地说，“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壹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这样，民主党派注定成了摆著好看的“花瓶”和没有实际用处的“眉毛”，多党合作制有名无实。[19]

　　毛泽东发明了举手与饭碗联系在壹起的治国之策，不想饿死的“王八蛋”纷纷举手投降。既然历史经验是中共创造的，中国天然合法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壹来，整个宪法的逻辑是公民个人和党的利益是永远壹致的，永远同心同德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壹部建构主义的宪法，是壹部充满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澎湃革命激情的宪法，其后的每壹部宪法都是充满各个革命时期主导精神的政治宣言，之中条款不过是用来为激情无限的序言内容服务的。其实，国家不过是壹种手段性的存在，国家是功利性的社会现象，政治权威来自它所统治的人民，它是人民创造出来以使他们从和平和有序的公民社会中获益。宪法的功能在于保护公民权利，抵御国家的无限权力，公民同政府之间是委托与受托的契约关系。将国家神圣化，将领导人神格化，这种思想原则指导下的宪法与皇权时代靠圣人圣言治国没有本质区别。正如法国人权宣言所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中共宪法只保障共产党和最高领袖的权力，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宪法与无宪法毫无区别，甚至共产党员的个人权利也得不到宪法保护。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参与制定宪法，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难来临时，手举《中华人民共国宪法》，力图反抗红卫兵的非法暴力：“我是中华民人共和国主席，妳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妳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壹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壹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义正辞严的国家主席还是被无情地打翻在地，其豪言壮语成为著名的历史笑谈。民主集中制的宪法是为党及其最高领袖利益服务的，毛主席不需要宪法了，红卫兵自然更不需要宪法。刘少奇参与制定这种无聊宪法时，壹定没有料到人祸降到自己头上需要宪法保护时，废纸般的宪法与他的废话壹样无用和无聊。孟德斯鸠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壹个人按照壹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壹切。”[20] 毛泽东时代确实不需要什么法律，他治国极为随意，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天不怕地不怕，李志绥写道：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壹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壹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壹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壹个孤寂的和尚，打著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壹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祇，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21]

　　毛泽东自比和尚，通常不感觉孤寂和悲剧性，亿万中国人多半是其狂热追随者。但毛身边的王公大臣们无不战战战兢兢，是摄于权力，并不与他壹心。也正如王明所说：“毛泽东成为‘孤僧’，绝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他的思想错误及其错误的政治路线演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成为‘孤僧’这壹事实，也是他施展阴谋手段和残酷迫害同志，使与他最亲密和对他最忠诚的人成为牺牲品这种做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对共产党员和自己同志——革命者所施行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22] 王明的“孤僧”之说也是受了斯诺的影响，但其评论却切中要害，毛晚年时常感觉到孤寂了。毛壹生无法无天，却也有特例，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拿出两本小册子说：“我这里有两本书，壹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壹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毛泽东摆出壹付尊重党规宪法的姿态，是为了表达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毛壹生不让人讲话的事例太多，违章违宪之处甚多，翻云覆雨，却从不检查自己无法无天的违宪行为。1966年11月，上海各工人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任总司令，王组织几千工人造反队员拦火车进京告上海市委的状，造成沪宁线中断。毛泽东得知后，也拿出宪法念了有关结社自由的条文，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在毛眼里，什么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用来整人的工具，而别人以党章宪法来保护自身权利是行不通的，是现行反革命罪行。这壹点，人人都明白，赵紫阳废为庶人，却软禁在家，直至逝世，不准象平民壹样自由出行。他唯有忍受或上书，深知那些玩意儿是骗人的东西，人倒霉时，党章宪法比厕纸都不如。

　　全国人大名义上为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类似于代议制政府的议会，性质上却根本不同，人大是党权包装为人民主权的表演机构。另壹方面，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常设机构，可它的大部分成员为兼职，都不在人大领工资，来自不同行业，这本身就意味著人大不是委员的工作场所，也就不可能尽其职责，这是中共从制度上限制人大权力的办法。每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各级党政官员的代表大会，是名符其实的“官代会”，与民意无关。《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现任官吏不得于其任所所在地之选举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第28条）”，“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第75条）”。全国政协有点象两院制的下院，其实是各方面代表和模范人物壹个清谈性质的机构，政协委员是壹种荣誉性称号，壹年开壹次会，其存在价值是为了表明社会各界对党的坚定拥护，连名义上的法律表决权也没有，仅仅是渲染壹下民主气氛、为民主集中制背书而已。大家兴高采烈坐在壹起，畅叙对大好形势的喜悦之情，壹致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举杯庆祝，任务就完成了。毛泽东说过：“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著这样的意见。”现在的政协与建国初期的政协已大不同，经过多年的成熟运作，有恶意（民主思想）的人根本就来不了。所以，政协还不如人大，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连块橡皮也不是。广州市壹位省政协委员到教育局咨询有关某中学乱收费问题，遭到粗暴拦阻，还威胁要拨110报警。壹个本应是国家立法机构的议员，竟混到被人当做不法之徒的地步。很多人知道人大代表，却不知道政协委员是干什么的，有什么职权，如果是人大代表来查询通常不会发生报警的事。连国家民意机关里的“民意代表”都无任何民主权利，民众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胡锦涛到日本访问，在给日本小学生讲读唐诗之际，说出“中国人民选我当国家主席”的话时，丝毫没有脸红耳热之感，这是民主集中集中制带来的妙处。我是选举上台的，有人大投票程度为证，谁说中国不是民主制度？中国人都知道胡锦涛上台是先主邓小平指定的，也知道人大选举是什么玩意儿，但日本小朋友不知道，经胡爷爷这么壹说，还以为中国壹样是民主国家呢。

　　我们可以将中共的“人民共和国”作壹下横向的类比。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发生在1215年，《大宪章》限制了国王的无限权力，规定了其职权范围，未经贵族、教士、骑士组成的“王国大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干预税收、司法，国王不得随意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或没收他们财产，否则有权对国王使用武力。毛泽东的“新中国”是壹党领导壹切和领袖绝对独裁的体制，国家大政完全由毛壹人决定，无需议会的同意，中共革命根本不能与近800年前的大宪章运动相比。400多年前的尼德兰革命（1566年）组成“尼德兰联合省共和国”，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城市议会的代表们自己统治国家，没有国王，没有主教，也没有贵族，是壹场真正的共和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在200多年前（1789年），颁布了《人权宣言》，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对人类现代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美国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1776年），创建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沿用至今，成为世界许多民主国家宪政的蓝本。我们分析影响人类进程的大革命，不止看它打什么旗号，还要看其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共颠覆了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共和法统，建立了封建社会主义专制（秦始皇＋马克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中国人通往共和之路的复辟和倒退，没有丝毫的进步意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之流皆为不戴皇冠的封建帝王。毛发动文革，邓搞六四屠城，江镇压法轮功，胡掠夺国民财富，都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专制表演，看不到壹点民主共和的影子。

　　中国古代是皇权专制，但也有壹定的权力制衡。自古有言官制度，有专向皇帝进言的谏官，御史的责任就是指出皇帝的错误，皇帝不听也得听，不敢擅杀言官，因为言官代表著正义和良心。也有直笔春秋的史官，记录皇帝的壹言壹行，君无戏言，皇帝是不敢乱说话的。中国之所以几千年专制而能延续国脉，这种抵抗皇权体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唐太宗虚心纳谏的故事就说明了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仍会受到监督，否则便要担昏暴之君的恶名，为历史所唾弃。中共政权既无言官，也无史官，监察干部对党的领袖无督察之职。毛泽东作恶时，身边都是拍马屁的，无壹位大臣直言上谏，偶尔敢提意见者和讲真话的人都当反党分子整掉了。国史由专职写党史的人兼任，党国不分，国史置于党史之内，都是颠倒黑白和歌功颂德的东西。人们壹提起帝王时代，便说如何专制，其实帝王也是要讲壹些民主的，不是全靠暴力管理国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国家的向心力不是暴力能维持的。古时没有宪法，但有圣人圣言，圣贤言论是帝王官员和黎民百姓的道德规范和国家的法律渊源。纳谏是为了建立德政，言官抬出圣人来，帝王只能听从，与圣贤为敌，便是与天下为敌。毛泽东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专制的帝王，自己永远正确，无论造成多大的灾难，他都是伟大英明的。其人性也邪恶至极，完全没有人类情操和怜悯之心，以整人和杀戮为乐事，以个人无止境的享乐为人生追求。大跃进因他的共产暴行饿死数千万人，他却无任何内疚，毫无痛悔之感，照样大建豪华别墅。没过几年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挑起全民内斗，上亿人受到牵连整肃。像毛泽东这样的暴君，只能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内，这即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注解。

　　自由指数

　　自由是人权的体现，自由程度是衡量社会制度的基本指标，它反映出基本人权状况。基本人权是指言论出版、结社信仰、思想宗教、择业迁徒、教育婚姻、通信出境等自由，还有参与社会的公民权利，如生命权、财产权、自决权、选举权、监督权、文化教育权，法律平等权、无罪辩护权、罢工示威权，不受酷刑侮辱权、不受奴役苦役权、不受非法逮捕拘禁权之类。中共领导人过去总是回避人权问题，说人权是内政，外国不得干预。后来把人权观念社会主义化，抽空人权是人类与生俱来权利的普遍定义，解释为单纯的生存权，就不怕谈人权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加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外国进行人权对话，也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俨然以人权卫士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国际上也给予回丰厚回报，2003年，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颁发的人权奖。但宪法又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国家和集体高居个人之上，那么个人就必须服从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这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又没有边界，可以随意解释，保障人权必然成为壹句自相矛盾的空话。生存权与政治权或公民权不是壹个非此既彼的关系，若为了起码的生存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把人权的标准和尊严降到仅仅保证生存的水平是对人权的亵渎。中共的宪法特征体现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国家权力结构的来源。宪法有三个特征：第壹，它是实用主义的，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定了壹套特定目标，体现各个时期党的领袖的意志。因此，它更象壹个共产党控股的“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二，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只在人大象征性地履行批准程序，没有给出公民如何参与并同意这些国家政纲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宪法的合法性问题。第三，所有公民权利都是由党和国家给的，党和国家对权力的垄断来自共产主义的“上帝”——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国民的意志，宪法成为追求无限政府的壹个纲领。宪法中的人权不是天赋人权，是国家恩赐的，不能作为公民抵御国家的防御手段。政府随意将许多人权活动人士和敢于讲真话的良心记者以“危害国家安全”或“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投入监狱，就足以看出这种党权宪法不具备保障公民权利的功能。

　　中共常在国际上大言不惭说，中国现在是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果真如此倒也罢了，如果我们考察壹下历史，将中国各朝代的自由度加以比较，就可看出人权在历史上的变化。为了有个尺度，不妨把自由程度从坏到好以0至100的指数对历史加以衡量。人权是现代名词，这里用自由度指数来衡量古代社会的人权状况，无非是想说明壹下现今与古代之比较，看看“中国现在的人权是历史以来最好的”之官方定论是否准确。从神话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也就是有了成文的法律，人权才有讨论的意义，猴子变人或打磨石器的过程中，简单的语言而无文字交流，没有政权化的部落或国家，也没有法律制度，是无所谓人权的，尽管那时也有自由。那么至少到了周朝，有了明确的历史记载，才容易考察人权的状况，夏商朝代的法律没有直接留下来，只能见到后人在《尚书》和《史记》中的论述。周天子治下的臣民自由度不多，是真正的封建时代，分封建国，诸侯林立，婚姻财产都不自由和平等，井田制将人们禁锢在土地上，刑法极其残酷。东周列国时期有了成文法，开始进入法制时代，周天子权威弱化，诸侯林立，称王称霸，各自为政。思想文化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言论出版相当自由，国家没有审查限制出版的管理机构和书籍核准制度（书号），更没有宣传部来管制全民言论。有思想自由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诸子百家时代即生于此。人才辈出的时代证明社会有思想自由驰骋的空间，以及英雄豪杰们实现其理想的宽松社会环境。言论出版、信仰通讯、迁徒出境等基本人权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秦以前的中国社会还未形成中央集权制度，国家分割成许多诸侯领地（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贵族们在自己的领地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而且可以招募军队，铸造货币，课征税赋。天子只不过是国家名义上的君主，受到较多的尊重罢了，与欧洲的封建君主差不多。农业社会没有工业和对外贸易，没有投资渠道，大地主过多的收入成为争相炫耀的资本，或用来增殖个人政治势力，谋求政治前途。闲钱多了，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大公子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地主，名望超过君主。各养食客数千人，聚拢了大批人才，之中不乏有远见的政治家或鸡鸣狗盗之徒。春秋战国是雄杰辈出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引以自豪的时期，没有宽松的政治环境是不可想像的。此正得益于诸侯分封制，地方自治权在诸侯手中，全国行政不统壹，也就不可能统壹国民的思想，各诸侯之间竞争需要笼络诸多的人才，否则便难于险中求生，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就更扩大了。思想自由是随著人身自由而来，秦始皇行中央集权，先从统壹思想入手，禁止非正统言论，思想自由的空间就消失了，与诸侯分封相比，中央集权是壹种体制上的退步。取消了地方自治，意味著对自由的限制，对思想的限制，中国其后再无伟大的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进入思想的冰冻期。后来的皇帝虽然不再焚书坑儒，但独尊儒术与烧书壹样，都是钳制思想的工具，知识分子唯壹的出路在于通过国家科举制度，成功后由中央派往各级政府做官，几乎不太可能在学术领域自由的研究并取得成果。所以中央集权制度统壹了思想文化，但窒息了社会，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从政成为知识分子的终生目标，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也阻碍了科技进步。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度应该有50，占据中国思想自由的历史巅峰。当然那时并非公民社会，谈不上公民政治权利，但在法律平等权利上，商鞅新法规定：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不分职务和身份高低，“罪死不赦”，奖励耕战，平民有军功也可得到爵禄田宅，好处并不全归“太子党”瓜分，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制度，平民有了初步的政治权利。但商鞅采取严刑峻法，不懂怀柔恤民，使国家迅速走向恐怖专制，国家成为壹部战争机器。所以，封建时代人们相当自由，到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中国人反而不自由了。毛泽东最为推崇的秦朝，从地方诸侯自治改为中央集权，中国开始脱离分封国土的世袭封建制，进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就是百官不对人民负责，只层层向上级负责，最后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壹人负责。为了与集权体制配套，统壹思想信仰，限制学术自由，焚书坑儒，刑罚酷烈，连坐告密，以致遍地刑徒，这个短命王朝的自由度仅有10。自由度极低，民众还是有壹定的活动空间，职业自由，法家思想也不能垄断壹切，没有用什么战无不胜的秦始皇思想统壹言论，人人强迫学习秦始皇著作，没有无孔不入的党组织，没有深入民间的特务系统，城市居民经济自由，无票证供应制度，无出行限制，农民耕种也没有指令性计划。中国社会总是靠两种方法统治，孔子靠仁义道德教化民众，战争时期不管用，商鞅凭严刑峻法控制社会，和平年代又窒息民间，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最好的。到了汉代，开始走中间道路，皇家尊崇黄老之道，提倡“无为而治”，缓和社会矛盾。西汉初期，无为而治思想主导统治阶层，与民休养生息，三十税壹，减轻刑罚，比秦时宽松了许多。这个时代政治家与军事家不少，思想家不多，仅有董仲舒、淮南子等，因为思想还是控制较严。汉高祖的“汉家威仪”，以繁琐的礼仪规范君臣关系，改变了东周列国时代君臣促膝而谈的传统。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国策，窒息了思想自由，酱缸文化自此开始。东汉以后，酱缸加深，壹代不如壹代。但两汉的自由度还是比秦始皇时代略高些，有壹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约有20。

　　大壹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制约了思想自由，尽管也有明君出世，但自由度已大不如前。隋文帝开创的隋朝，虽然时间很短，但改革力度很大，中央设三省六部制，简编地方行政机构，废除酷刑，实行均田制，设置义仓，建立科举选士制度以削弱门阀世族特权。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提倡“宽仁治天下”，立法宽简，省刑薄赋，整顿吏治。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这符合孔孟之道的仁政思想，李世民为壹代明君。唐朝亦是宗教信仰的黄金时代，超过任何壹个朝代，佛教于唐代达到鼎盛期，还容纳了大部分的世界级宗教，有波斯来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和摩尼教（明教），南亚来的印度教（婆罗门教），中东来的基督教（景教），阿拉伯来的伊斯兰教（回教）。本土的道教与这些外来宗教竞相斗艳，如果法轮功提前在盛唐流行，就不必流亡海外了。唐后期武宗会昌灭佛，严加限制宗教，才结束了宗教的黄金时代，毕竟皇权时代是专制社会，宗教自由并无法律保障。社会宽容，人们的自由空间就大，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早就当作反革命枪毙了。毛泽东虽酷爱诗词文学，却极端仇视知识分子，文革中学校停课，教授老师都赶到乡下劳动，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列为黑九类之末。唐朝在诗文方面成就非凡，达到至今无人企及的高度，却没有与之相称的学术大师，也没有跨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远不如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度为30比较适合。

　　宋、元、明三代差不多，种族歧视的元朝最差，视汉人为下等民族，但宗教的宽容度很高，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自由传播，西藏僧人的待遇最高。由于蒙古贵族中多信奉聂思托里安教（景教），基督教得以广泛传播。自由度应该在10-15之间。清代也不行，文字狱泛滥成灾，晚清时期，自由度有了较大改善，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也被皇家和社会认同。在外患不止，上下变法图强的强烈要求下，对民间自由有较大程度的放松，新思想快速传播，西学成为显学，新闻出版业空前繁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颁布实施《大清报律》，共四十五条，第壹条规定：“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左列各款，于发行前二十日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壹、名称；二、体例；三、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历及住址；四、发行所及印刷所之住址。”实行呈告备案制，不是登记许可制，凡提交符合报律规定之呈告事项，办报人符合年龄及精神正常，且未经处监禁刑罚者，并同时缴纳保费，办报人程序即已完成，二旬之后便可印刷发行。报纸内容管理也比较宽松：“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陆、海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登载。”“第十四条：左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官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满清准备立宪，宣传民主理念不在受限之内，但不能诋毁朝廷，有如英国不能诋毁女王，也有评议政治的自由。西方政治文明极大地影响知识界，结社集会和迁徒出国也有相当的自由，宗教信仰上也接纳了基督教的传播，不再有教案发生。这是壹个极大的进步，庚子拳乱及日俄战争的俄罗斯惨败，都为国人敲响了最后的警钟，再不改良政体，难逃亡国命运。于是立宪运动成为朝野共识，朝廷相继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了配套的《结社集会律》、《报律》；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设立各级咨议局、咨政局，在辛亥革命的前壹年还组成了内阁。但立宪运动还是在与革命运动的竞赛中失败了。在相当宽松的政治环境下，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是同盟会员，前壹年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宣传无政府主义。朝廷迫于民众压力，也准备改革专制体制，行君主立宪体，派员出洋考察欧美政治。在地方自治方面也有进展，在县成立县议事会，议长，副议长，由县议事会产生。民众政治权利虽然不大，自由度还是高了许多，当有40以上。这比中共治下强多了，文革中朱德元帅想出版文选被禁止，后来找了壹家文学出版社出了《朱德诗选》，还被批判为“非法出版”，因那时是只出红宝书的年代。毛泽东曾在庐山上说过：“专办讲坏话的报纸，壹个星期也会灭亡的。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毛可说深谙此道，决不会允许象《新华日报》那种批评国民政府的报纸出现共产王朝。被推翻的满清王朝，出版自由度至少比毛时代高出千倍，办报自由度超出万倍。可以说，若无清末言论相当程度的开放，颠覆帝制的共和思想就不会在中国广泛传播，也就不会有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更不会给共产革命造成机会。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始倡行乡镇自治，预计到1913年在全国普遍实行。根据《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镇乡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城镇设“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为自治职，议员由选举产生。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了地方自治，才可能实现民权。那么，清末的自由度有50。

　　中华民国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尽管有复辟和壹党独大问题，但地方自治体制壹直未变，写入了宪法。直到中共建政后，才又恢复了中央集权，消灭了地方自治，仅在名义上保留著民族区域自治形式。中国人第壹次进入了公民社会，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开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选举、居住、教育、就业和迁徒等权利。壹时间大批报刊创办，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壹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司法和行政权分立，议会有罢免弹核总统的权力。第十九条规定：“参议院对于临时大总统认为有谋叛行为时，得以总员五分之四以上之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可决，弹核之”，总统不是皇帝，干不好要下台的。民国与帝国壹字之差，性质已截然不同，孙中山先生说：“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国民如股东享有权利的，非若专制国家奉壹人为君主，人民为奴隶，而毫无权利可享也。”中华民国革故鼎新，壹举奠定了共和法统，与君权神授的帝制法统不同，标志著民权时代的到来。虽然民权还得不到充分保障，很多还是理论上的，但终归是国家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情绪激烈，提倡废督民治，大声呼吁湘人自治，著实表现了壹番，也未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入狱。那时司法比较独立，五四运动中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政府将学生交付司法审判，但法官以“爱国无罪”为由，统统开释，民国总统亦无可奈何。六四学生远不如五四学生激进，壹群大学生自己绝食抗议，却遭遇大屠杀，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性质就十分明白了。然同盟会未能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国民政府沦于独裁者手中，且新旧交替，兵连祸结，乱象丛生，民穷财尽，人人感受痛苦，不免生出思旧之心，以为满清时代尚优于民国也。袁世凯颇嫌大总统不过瘾，又想做壹回皇帝，正好美国壹位大学教授叫做古德诺，到中国来主张君权，说中国人民的思想不发达，文化赶不上欧美，所以不宜用民权。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壹帮文人也瞎起哄，以杨度为首组织“筹安会”，伪造民意，强迫众人劝进。袁世凯便利用这些言论，颠覆民国，自封“洪宪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可是，任何统治者若不以共和的名义执政，开历史倒车，都是非法且不得人心的，袁记朝廷在壹片讨袁声中迅速垮台。民国虽呈乱象，但自由度最少也有60上下。

　　中国人空喊民权，又习惯于威权政治，敬畏皇帝却不喜欢皇帝，只要挂上共和招牌，便能忍受独裁专制。这与英国人正好相反，英国人同时喜欢民权和拥戴皇帝，其办法是以法律限制君权，由国会与内阁治国。1649年奥利弗·克伦威尔领导由清教徒组成的“虔诚兵团”打败了皇帝的军队，把查理壹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共和国。11年之后，英国人又迎回了查理二世继承王位，取消了共和国。外国人为宗教和自由而战，中国人总是为争夺皇位而战，毛泽东帝王思想严重，借共产革命来圆其帝王梦，但无论怎样行帝王之实，变共和为封建社会主义，却始终不敢摘掉人民共和的招牌。袁世凯死后，军阀上台，武人不管什么民权，都为抢地盘和刮地皮，贪污侵夺，专制程度比前清尤甚。公民的大多数政治权利落不到实处，战乱使普选无法实行，还发生了张勋、溥仪复辟帝制的闹剧，国家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孙中山继续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而又改组国民党，推进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直到蒋介石成功领导北伐。国家处于军政训政时期，言论和结社受到壹定限制，但报刊传媒和出版业相当开放，国外各种思潮纷纷而至，学术研究和宗教信仰完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也可以传播。李大钊在《每周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晨报》、《民国日报》大量发表猛烈抨击政府和宣扬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文章，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极力歌颂苏维埃和列宁主义，都是利用公开出版物来表达个人意愿。至于李大钊的死是因为勾结苏俄颠覆民国，于俄国驻华使馆内被捕，是叛乱国家罪行，并非因言获罪。陈独秀被判刑亦如此。中华民国是人才辈出的年代，出现了许多迄今无人望其项背的思想和文学大师，孙中山自不必说，如胡适之、蔡元培、陈独秀、殷海光、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许多后来投奔共产党的作家，如老舍、巴金、曹禺等名人，也是靠著民国时代的本钱吃饭，跟著共产党玩什么主旋律时，顿失风采。中华民国的自由度超过春秋战国时期，对知识分子而言，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地位崇高，生活优越，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基本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要不便解释不通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且广泛传播，五四运动遂引起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正式成为国人和官方的书面语言。共产国际找到陈独秀李大钊，出钱建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借助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来推销共产主义革命。让陈李挑头，建立职业革命家队伍，由第三国际给这些“白领”们发“工资”。毛泽东当年提倡湖南自治，应自成壹国，希望中国“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比李登辉的“大卸七块论”还激进，但官方也只视之为政治见解，并不以什么“反分裂法”来追究“二十七个中国论”的分裂野心。有学者说孙中山仿效苏俄建立党国党军体制，“以党治国”成为贻害中华半个多世纪的壹党专制之肇端。这话有些道理，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和实践家，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国民革命的成功，结束军阀专制的假共和。但没有想到联俄带来的恶劣后果，若从历史角度分析，孙中山别无二法，没有壹个强有力的政党和军队，没有外国势力的资助，根本无力改变军阀统治中国的状况。但孙中山仍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党国体制为权宜之策，是过渡阶段，用孙文自己的话说：“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壹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三民主义建设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其民权理论和宪政指向不变，到了宪政阶段，国民党的建国使命便告壹段落了。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并不是为了国民党建立永久执政地位，而是建立全民国家，不赞同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借苏俄的党治是手段，行欧美的民治才是终极目标。而且国民党的党治只在中央层面，省县地方基本是自治体制，国民党并不干预地方事务，不改变社会的多元化格局，鼓励私人资本。其民权理论与行宪传统并无根本改变，即使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戒严时期，地方选举和县市自治也未中断。不似共产主义是以共产党执政为革命目标，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以壹党严密控制社会为治国手段，全面剥夺私有财产，消灭民间社会。如果在军阀混战及共党叛乱之际，国民党不掌控军队和政权，三民主义就是空谈。抗战时期，中共于穷途路之际，暂时停止了推翻国民政府的内战，以在野党身份合法活动，有自己独立治理的特区，八路军享受国民政府每月几十万元的津贴，周恩来能自由进出国统区，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最为起劲地宣传西方式民主，批评国民党专制，这都是由于国民党在实行民主。刘少奇屡次成功策划学生运动反对国民政府，毛泽东平安到达重庆谈判和平建国，陈独秀在法庭上也能享受到充分的辩护权。直到中共重新打内战，才又将共产党列为非法叛乱组织，予以剿灭。民主党派全部公开活动，可以激烈抨击国民政府，鲁迅、郭沫若、朱自清等壹大群左派作家也能自由出版文集，壹边大骂政府，壹边大赚银子。七君子入狱，各界援救，共产党也奋力呼吁，国民政府只得放人。七君子之壹的王造时当了共产党的右派后，硬给关死牢里，包括周恩来和宋庆龄等曾援救过七君子的名流之辈，无壹人站出来说话。政治虽有反复，时有迫害发生，但总的趋势是走向宪政，不是走回头路。毛泽东骂蒋介石独裁，但蒋介石曾数度下野，对攻击他的人并无人身迫害。不似毛泽东罪恶昭彰，杀人无算，从无自责之心，更谈不上自责下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为毛犬马壹生，后来马屁拍得稍慢些，皆死于非命。国民党是壹党独裁，但独裁有期限，有宪政目标，不似共产党的独裁永无止境。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独裁组织，行阶级专政，有没有国民党都是如此。军政训政是革命的手段，宪政是革命的目的。1928年底，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中国重新走向政治统壹，从军政转向训政阶段。但这种统壹是表面上的，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只限于沿海和长江数省。军阀各自为政，国家军令政令不能贯彻，随即爆发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国重新陷于战火。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结束训政，积极向宪政过渡，各省区议会和地方选举已在准备之中，召开国民大会，1946年制定五权宪法，进入了宪政阶段。可惜，中共暴乱夺取政权，国民政府被迫退避台湾，为了防止共产党军事威胁，保证台湾稳定，又实行戒严戡乱政策，直到蒋经国执政后期。毕竟国民党秉承三民主义的共和法统，本质上是壹个推行民主的政党，民众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大政治权力，国民政府依五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组织政府，获得治理国家的权力。宪法体现政治民主化、地方自治化、军队国家化（抗战胜利时即已取消了军队中的国民党部）、各党派平等的原则。吸收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参与制宪，五权宪法在民主程度上并不亚于美国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进步。台湾如今完全实现了普选总统，这部宪法沿用至今，为中华宪政民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华民国宪法的颁行，使中国的自由度指数至少在80以上。

　　毛泽东的“新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绝对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令历史大倒退的共产奴役制度。因为任何类型的王权专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共产制度是暴力剥夺全民财产，其奴役下的臣民壹无所有，既无政治权利，也无财产权利，是身体到思想的彻底奴役。欧洲的奴隶制或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都有相当多的自由民，享有壹定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宽容度，古希腊与中国的春秋时代都是人类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毛泽东统治下，中国人整体失去了自由，城乡分治也仅仅是受奴役程度略有差别而已，整个社会缺乏宽容，处于严密控制之下。中共不允许党外有党，不准党内有派。中共在苏区的大清洗伪以“打AB团”的名义，而主要原因是消灭党内的不同宗派或派系，比如陈独秀的托派。60年代初，党内曾有壹个称作“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反对斯大林式独裁统治，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全国各阶层有几百名党员，结果都被枪毙了。法轮功遭镇压，不是因其练什么气功，而是法轮功已形成遍及全国的庞大组织。中国民主党依据宪法的结社自由原则申请登记，希望获得合法身份，中共毫不犹豫将其成员关入监狱，如果是毛时代，肯定全部杀光。毛壹人主宰全国，变全民族共和为阶级专政，毛的“新中国”不但是绝对的壹党专制，还是绝对的君主专制，绝对的神权政治。刚夺取政权，挂上联合政府的招牌，毛便迫不及待地利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前往苏联秘密签订中苏条约和经济协定。两国订约，这头壹等的国家大事，按照共和制，要由议会（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有人民或民意代表参与，最后表决通过。毛泽东则是壹个人说了算，在苏联期间随心所欲，壹面瞒骗全国政协，壹面避开政府部门，仅让参与谈判的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匆忙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条约，具体内容列为党的高层机密，这简直是叛国罪行，理应受到弹核和宣布条约无效。中华民国的领土变更，需经国民大会或立法院表决，公告全国，再行全民公投方可生效，任何壹个总统或党魁都不敢私自出让国土，其叛国协议也归于无效。过去的皇帝还要每日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国家大事，皇帝只有最后的决定权，断不敢壹个人卖国求荣，瞒骗群臣，冒天下之大不韪，置祖宗江山于不顾。毛在建国之初就无视人民主权，其后的领导人也沿用这壹办法，例如与邻国签订变更国家领土的边界协议时，也是将条约内容列为国家机密，不允许国民知晓。毛泽东的“新中国”，自由度指数绝对为负值，已无统计的意义。

　　残暴统治

　　中共在建国之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因为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于辛亥革命和抗战胜利之后都不是站著的，只有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才站了起来。而事实却证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跪了下去，跪倒在历史上最为严酷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强化了传统的集权制度，从社会最底层管起，党组织渗透社会每个细胞，从人的行为到习惯，从文化到思想，从工作到居所，从农民生产到市民生活，从餐桌乃至夫妻团聚，都在党的控制之下，都要遵从党的教诲和政策，党有权力过问每个人的壹切情况，反抗的后果是严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儒家学说治国，以法家学说治政，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治理社会。行孔孟之道，倡仁政王道。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体现民本思想。暴政虽然不断，但行仁政的时候居多，特别是王朝初期。毛泽东的“新中国”建政初期却是杀戮最严重的时期，壹反历代新王朝大赦天下的习惯，挥舞镇压反革命的屠刀，壹直杀到壹切视为敌对势力的阶层魂飞魄散，杀得整个社会再无反对的力量。紧接的反右又将第二种忠诚的人士消灭干净，至此，中国大陆再无壹丝不同声音。但还不算完，阶级斗争又转移到党内，其残酷程度并不比镇反温和，某些情况下更为残酷，因为党外还有统壹战线，需要团结利用壹部分社会人士，党内则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肉体上消灭。毛泽东批儒尊法，对社会实行全面专政，自比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壹位以残暴而荣耀的帝王。朱元璋残暴体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对民间还是有壹定的宽容，毛泽东的暴政体现在壹切方面，其何以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暴政，我们约略总结壹下，即可以看出其远超于古代专制王朝的内在原因：

　　壹、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基础，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剥夺土地和私有财产，从肉体上消灭乡村地主，没收城市工商业资本，建立公有化的党有制度；二、以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极端排他性的中共党务系统，用斯大林式的大清洗消灭党内外壹切反对力量，用抄家、停发工资、批判斗争、劳动改造、劳动教养、酷刑折磨、戴黑五类帽子、株连亲属等等恐怖手段，对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三、以覆盖全国城乡的党组织，建立直达中枢的绝对效忠体系；四、以党领导壹切弱化政府职能，收立法与司法权力于党权之下，建立以党政合壹的党国体制；五、以党指挥枪的原则，置军队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建立党军，成为领袖私人的武装；六、以等级森严的阶级划分方法，虚拟夸张敌对势力的威胁，建立人人自危的国家恐怖主义管制体系；七、以国家垄断壹切资源产业和社会财富，以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加强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力，以低工资广就业的办法及最低水准的社会福利覆盖社会大多数成员，建立平均分配的社会，表明社会主义优越性，消除诱发革命的因素；八、以城市单位和街道居委会及乡村人民公社内的三级民间内控体系，取代传统的乡里保甲制度，镇压基层反抗力量。用工会、青年团、妇联和少年先锋队等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将每壹个人都纳入组织系统，使中国成为同构同体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九、以户口、单位、档案体制，控制到每壹个国民，实行半军事化管制，用固定的粮油关系和壹切生活必须品配给的票证制度，将每个人钉牢在官方划定的居住区内，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及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建立全体国民对共产党的人身依附关系；十、以各种政策条例来限制剥夺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党控制壹切大众传播媒介，架空宪法，使之徒有虚名；十壹、以红头文件规章制度替代刑法和民法，以领导个人的指示来指导公检法办案；十二、以毛泽东思想为圣经，神格化毛泽东，摧毁壹切宗教团体，消灭传统文化，建立唯我独尊的政教合壹政权和意识形态体系；十三、以统壹战线方式解决反对党问题，委以虚衔给予好处，使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纳入中共体制，消灭自由空间，不允许体制外的任何民间团体存在，社会功能团体也行政事业化；十四、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党指挥枪的理论，建立党军和全民皆兵的政权保卫体制，扑灭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十五、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发动壹场接壹场的政治运动，唤起群众不懈的斗志，形成高度紧张的政治氛围；十六、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来控制舆论导向，严格禁止民间办报，介入传媒业，严防不利于中共政权的言论；十七、以选拔素质低劣者的逆向淘汰方式，建立听命于中共的庞大干部与积极分子体系，开展阶级斗争。以农村生产队和城镇居委会为主的群众监督告密网络，形成群众专政和特务系统，织成壹张无所不包的密网；十八、以伪造的中共党史和变造的国民革命史来显示共产革命的合理性，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及对“旧社会”的仇恨意识；十九、以造反有理的口号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彻底打碎延续几千年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传统民间社会，用共产主义理论道德实行全民洗脑教育，驯化民众，培养对共产党的无条件信从以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狂热；二十、以警惕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和核战争的宣传，煽动颠狂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和国际困境，化守为攻，输出革命。

　　所以，毛泽东的极权统治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远比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更为惨烈。我们就容易理解，历史上的皇帝再坏，也没有恶到毛泽东的程度，而毛正是借助了民主集中制的威力，建立了全面专政的极权体制。毛凭借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又强化了毛的统治，最坏的制度使最坏的统治者变得其坏无比。坏人为使这种制度更适合自己的口味，又不断增添著坏的成份，遂使极权体制朝更坏的方向发展。许多人将毛泽东的罪恶归结为晚年的错误，是由于老年人的固执，或心理层面的阴暗。其实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逻辑性发展，毛泽东的壹切统治方式，都有列宁斯大林的影子，只是掺杂了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变得更为阴险毒辣而已。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民主集中体制越变越坏，就是最有力的例子。列宁在1903年就倡导集中制，受到批评后，列宁又在集中制前面加上“民主”二字，并将集中制推广到第三国际，成为各国共产党听命于莫斯科的原则和纪律：“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某国家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在集中制原则和铁的纪律管束下，列宁斯大林及后世领导人成为共产世界的大家长，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独裁，希望恢复民主，但苏共仍然行走在专制的道路上，换了几任领导人都壹样。直到戈尔巴乔夫大搞民主化，苏共就解体了。民主与集中本来就是相互对立的，水火不容，不存在统壹或双赢的可能。民主与集中是自由与专制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壹词是玩文字游戏，如果把它换成“民主独裁制”之表述，就会明白其荒唐可笑了。

　　只有坏的

　　有人说，民主集中制是壹项好制度，只是常常没有被执行好。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本好经，只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的说法壹样可笑。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话虽好听，但集中的权力属于领袖个人，集体领导就不是壹个投票过程。以六四为例，邓小平握有听政的最后权力，实际上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群众要求反腐败，已通过游行示威发出了与中央对话的声音，邓非但不以联系群众来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反而由他个人拍板，让坦克开进天安门。如果邓发挥“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听纳民众反腐败的要求，中共就从此走向民主时代，民主集中制就壹定会消亡；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就只能选择镇压，不能联系群众，两者必选其壹，不存在兼顾的可能性。邓十分明白民主集中制的命脉是集中，是共产党来集中，最高领袖掌握最后权力，其决策关乎共产党的存亡。江泽民虽然不具有邓小平的号召力，在他壹个人坚持的情况下，政治局还是作出了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如果民主集中制是投票过程，江个人意见必然被否决。在重大问题上，党的领袖必须下最后决心，如果党内以投票决定政策，势必形成党内政治派别，导致党的分化，允许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壹党制就无法持续了。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可以获得喘息机会，列宁的决策显然有助于布尔什维克的生存，但此举事关割让国土和巨额赔款，大多数委员不敢赞同，两次否决列宁的意见。但德国咄咄逼人，发出最后通牒，危急时刻的委员们只能同意列宁的决定，表决通过。列宁感到了权力集中的重要，要是领袖独裁就不存在制约因素了。到了斯大林时代，政治局完全变成领袖的咨询机构，民主集中制才算完善了。委员们当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发牢骚也行，但无权否决领袖的决策，哪怕面临祸国殃民的危险也计可施，坚持异见就意味著反党罪行，委员们自然要见风使舵了。

　　毛泽东在抗战前的洛川会议上，不同意红军上前线与日军决战，只同意在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委员们多数赞同使用红军的运动战方式，积极抗日。会上争论激烈，那时毛还受政治局限制，不能直接在会上拍板。于是毛宣布体会，私下联系相同意见者，最后形成妥协，同意以运动游击方式参战。后来八路军以团为单位分散敌后，主要任务是扩充军队，军队化整为零就只能是游而不击了。以抗日大局论，毛泽东不思抗战，是破坏抗日之举；若站在中共的立场，毛的办法是对的，让国军冲锋陷阵，共产党在后方扩大实力，方可积蓄力量，战后夺取政权。毛有利于党的意见不能迅速贯彻，就是权力被分散了。所以毛在抗战期间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完善集权制度上，在延安开展整风肃反，毛的个人独裁体制才得以形成。毛泽东后来决定出兵朝鲜时就容易多了，这时毛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让委员们讨论出兵问题，而不用投票表决方式。如果政治局委员自由表决，毛的意见肯定通不过；如果是政治局会议是咨询性质，决策权就归毛壹人，情况就不壹样了。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壹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党的领袖是真理的化身，领袖崇拜是为了党的团结统壹，领袖的每壹句话都要学习贯彻，否定领袖的意见就是分裂党的行为。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不同意退休党员邓小平镇压学生的意见，就犯了分裂党的错误，因为“儿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所以，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存在于书本上，将之付诸实践，无壹例外变为坏的马克思主义，且壹个比壹个坏。共产主义是靠共产革命实现的，目的是建立共产党专政，必然要暴力夺取私人财产，暴力剥夺敌对阶级的政治权利，限制言论自由。完成产权革命后，所谓的敌对阶级（敌对势力）通常就是政治异见者，这种划分是随意的，是难以确定的，但仍是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共产专政的手段就是镇压。有时候不同意见是来自党内或体制内，为了保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消除自由化空间，连内部也要严厉镇压，不停地消灭异化力量，以避免党的分裂。追求民主的政党是没有敌对阶级的，不惧怕任何批评，有了言论自由，有了政党间的公平竞争，才会有切实有效的制衡监督，才会做好事。所以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毛泽东到波尔布特，从卡斯特罗到金日成，他们的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后的逻辑性发展：只有越来越坏的马克思主义，绝没有什么好的马克思主义或好的民主集中制；也只有封建化了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科学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专政无产阶级，而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理论在实践中只是壹组组动听的词句。

　　中共建党初期便服从于民主集中制，事事服从共产国际指挥，因为共产国际听命于斯大林，民主集中制也是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斯大林是大家长。正如郑超麟在谈到中共五大时所说：“大家对于大会都视为壹种宗教仪式，仿佛进教堂听牧师宣讲或看神甫做弥撒，并不视为决定革命命运的会议。事实上确是这样的。真正的决议是在大会以外做的，大会不过是宣布和登录决议的机关罢了。演说的人不起劲，争论的人不热烈。瞿秋白的演说并没有小册子里那种锋芒，彭述之的答辩使人觉得他与瞿秋白意见相差不多。代表们如果对当时迫切的问题有兴趣，在这大会上是得不到解答的。”[28] 当时正是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的关键时刻，汪精卫也对共产党极为不满，国共矛盾空前尖锐。同时党内斗争也凸显出来，分化为原本不赞成国共合作和北伐又力图保持独立性的陈独秀、彭述之、王若飞壹派，另壹派是以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为主的反陈独秀派，背后有国际代表鲍罗庭、罗易支持，正准备“清君侧”，是为了贯彻鲍罗庭路线。尽管陈独秀不赞成党内宗派活动，内部纷争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毫无表现，党内斗争全在幕后进行。后来毛泽东的中共大会更是如此，总是由毛预先设好套路，总是“开成壹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从不在大会上展开辩论，探求真理，修定政策，这就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流程。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都消除了民主成份，就更不可能在全社会实现民主了。

　　民主集中制根本就不是壹个能够执行好的制度，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为集权设计的，是权力无条件的绝对集中，毫无民主可言，不论怎么执行都是落实在集中而不是民主上。对民众而言，只要是民主集中制，也就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好处都落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手中。希特勒说：“决断权切不可操在大多数人手中，国家应该是壹个负责的团体”，“参义院和众义院教没有决议权，任命议员，是使他们工作，并不是使他们来决议。……因为决议，是当时主席的特权。”[29] 希特勒也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的委员会的合议制度不合理，只是空谈而毫无成绩，他充任党魁后，用专责制和领袖负责制取代了委员会的议事制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希特勒的“新帝国（第三帝国）”实在是壹路货色，都是集中制原则，议会（人大）只能参与意见，不能制约政府或国家元首。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打击共产党，逮捕了德共主席台尔曼，审判在德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毛泽东保留了八个臣服于中共的“民主党派”，屠杀和取缔了壹切反对势力，抛弃司法程序，被害人连上法庭申辩的机会也没有。这两种极权主义也无例外地走向对外军事扩张，用武力推行他们的极权主义。可惜毛泽东的“新中国”穷困无比，比不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实力强大，才制约了毛的野心。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上台后，在墨索里尼领导下，国家从混乱衰败中走向复苏，法西斯文化改革试验中，其中有壹项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就是国家社团组织。为了缓和同工人日益增长的矛盾，减少罢工事件的发生，法西斯政府批准了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和对童工、女工的限制，并颁布了《劳动宪章》。为了欺骗和笼络工人，将职业工会改为法西斯工团，并提倡劳资合作，发展生产，效忠国家。由于《劳动宪章》社会立法和法西斯劳动团体的推行，所有从事国家生产的社团都集中了。资本家和工人，劳心的和劳力的，全部纳入法西斯工团的领导之下，为法西斯国家积极生产，为它的侵略政策创造物质基础。法西斯工团要求，在法西斯国家中，每个市民不再是壹个自私的、反社会的、反集团的人，而是遵守政府法律、效忠法西斯国家的模范公民。墨索里尼十分注意学校的改革，并将这种改革同扩军备战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说，意大利的各级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绝不能把学生造就成壹种木偶似的所谓“自由艺术”的律师与医生，而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勇于献身的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法西斯战士。墨索里尼还不断在法西斯党内进行整顿和清洗，对所谓不坚定的分子和对党中央的指示执行不力或怀有野心的党员，壹律开除党籍。经过四年努力，1925年11月，意大利完成了对各项工作的改革，实现了墨索里尼所提出的“壹切权力都归法西斯”的计划，集党权、政权、军权于壹身，他梦寐以求的恺撒大帝“朕即国家”美梦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个独裁者十分得意地说：“我希望使意大利伟大，受人尊敬，并且使人畏惧；我要尽我所有的能力，所有的精力，不要停止，不要中断，创造壹个光辉的未来，使人民过上最美满的生活。”意大利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工人就业情况都有了好转，又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30] 只要是集权制度，对独裁者却有无比优越性，所以邓小平决不放弃民主集中制，他特别对改革开放时期的民主做出了不容置喙的权威解释：

　　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壹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壹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壹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壹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壹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壹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壹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31]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统治原则，它提供了共产党集权的合法性，共产党之所以立于民主浪潮而不倒，就是靠了这个铁的原则，与党内派系斗争没有关联。当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横幅游行时，学生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集体利益；当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反腐败时，学生就成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革命动乱了，就必须施以“对敌人的专政”了。学生还是学生，从歌颂到不满，就从人民变成了敌人。彭德怀上庐山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向毛泽东递交了万言书，立即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资产阶级反动派，遭受无情镇压。邓与毛的逻辑完全相同，邓氏版本的民主集中制与毛氏版本或者“四人帮”口中的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区别，甚至在表述上也没有差别，都是继承发扬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民主集中制就是对个人权利的限制，但不包括君主在内，只君主壹人享有无上的自由，邓小平敢于将坦克开上天安门，就是他自己首先要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实行专政。把追求个人自由的空间消灭了，把这些人专政掉了，剩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又约束在党的集中原则之下，以利于党内搞君主专制，人们看到的就只剩下个人独裁和法西斯主义了。民主集中制为后帝制时代（后集权时代）的新式中央大壹统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安排。我们可以从共产制度的流程图中看出其演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中央集权—领袖独裁—帝王式专制—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法西斯政权。民主集中制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最终顺理成章地走向红色君主专制，比之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伊朗政教合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专制政权，更为彻底。邓小平说“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只是没敢把法西斯的帽子戴在毛泽东头上。而他自己也壹样是法西斯，他对“四人帮”的清算，不过是党内派系斗争，与现代民主理念毫无关联。列宁说，专政是“壹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中共可以放弃计划经济、公有制、农村集体化等，而决不会放弃民主集中制，是决不放弃壹党天下之故。虽然领袖集权也能造成巨大的灾难，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只是这种灾难的承担者的民众，于中共体制只有增强作用。令中共担心的不是集权而是分权，经济开放后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力降低，但对党的控制力仍然强大，“紧紧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口号，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赋予中共领袖的独裁权力。

　　有些人不理解党内为何不能完善民主制度，就是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集中而不是民主，因为壹搞民主，党内不同意见失去大家长的决断，难于集权，会很快形成派别，导致党的分裂。逐步从党内竞争过渡到党外竞争和多党竞争，激发全社会的民主诉求，改变壹党专制的生存基础。退休党员邓小平撤了在任总书记赵紫阳的职，虽然不符合组织程序，但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上看，邓是正确的。因为赵正在朝民主的方向走去，民主化对中共是壹条死路，邓撤赵是为了维持党内专制传统，也确实避免了中共在民主浪潮中的分裂倾向。有了党内专制，才会有壹党专制，如果党内是民主的，是自由竞争的，就没有专制全社会的动力因素。如果按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中共就面临著民主化的风险。共产党必须保证高度的思想统壹和行动统壹，形成壹个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思想中心和权力中心，特别强调全党全国团结在党的领袖周围，来维护壹党体制的生存环境，就必须集权。邓小平是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全党肯定要紧紧团结在邓的周围。在自由体制下，政党分裂是很正常的事，台湾的国民党实行了民主，党内分裂成了几块，另组新党。美国的民主党同时可以提名两个总统候选人先参加党内全国竞选，民主党是极为松散的，没有固定的党员，无所谓分裂不分裂。所以民主政党壹定是松散的，不需要集权，甚至没有壹个领导核心，更无必要控制党员的思想和行动，党的负责人是委托管理者或召集人。如果有了党内控制，就会扩展到党外，执政党必然走向独裁。民主是壹种政治制度，也是现代生活方式，壹开党内民主先例，就要开放党内的言论自由，候选人利用现代传媒宣传自己的执政主张，谁也不会宣扬自己是独裁者，都会表现出民主风范和亲民色彩，因为竞选本身就是对专制的革命。整个社会必然在党内民主影响下走向全社会民主化，壹党的民主选举无法阻止社会的多元化呼声，必然是又壹个戈尔巴乔夫式的结局。共产党若不改名重组，洗心革面，摆脱历史罪恶，便只有自行瓦解壹途。再从技术上分析，党章有形式上的民主规定，比如少数服从多数、选举产生党的领袖和地方党领导人等。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和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原则决定了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只是表述式的，没有可操作性。少数上级的权威不过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党的组织纪律确立的，少数上级的意见就是组织决定，组织决定并不需要先经党员大会通过。上级领导委派的候选人是上级组织的决定，下级惟有服从“组织上”，才是遵守党的纪律，党的代表大会就成为领导人的橡皮图章。这显然是壹个逻辑上的矛盾，但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所以这种自相矛盾的党章不可能得到认真实行，也从来没有实行过，就象宪法永远是纸上东西壹样道理，党的领袖和地方党领导人只能由党章之外的党内传统产生。毛泽东曾说过：“……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妳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小平发了壹个通知，把妳们都找来了，这还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167种，已经找到公式了，世界第壹。沼气是四氢壹碳，屁是二氢壹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壹点来说，都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32] 毛泽东这段东拉西扯的话，就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最好注释，只要领导人认为代表了多数人，多数人的责任就是服从，这样壹来，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就仅仅是壹个形容词了。中共历来认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是镇压几百万反革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跃进，还是上亿人受迫害牵连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在圈钱大潮中掠夺鲸吞国民财富，全是这种代表逻辑。就连打麻雀、大炼钢铁这等毫无科学道理的荒唐事，都宣称代表著人民利益。大炼钢铁不用说了，麻雀让老毛不高兴，全国立即掀起打麻雀高潮，19.6亿只麻雀被无辜灭杀。曾经反对打麻雀的生物学家朱洗先生，已经病逝，文革中遭红卫兵砸碑掘坟、曝其尸骨，因为他“反对毛主席杀麻雀”。毛泽东肯定不是哥白尼，但他绝对是马克思。

　　2003年中共党庆前夕，《求实》杂志发表的壹篇署名文章：“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在媒体与党内民主派那里赢得了许多掌声，被认为是中共要启动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该文作者便是中央党校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理论家，文章写道：“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是由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内在的统壹性、关联性和互动性决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两者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共产党豢养的这些白痴学者，既没有理论创新，也没有制度改良，完全是未经过头脑研究的官样文章。现在的政体本来就是民主集中制，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号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内也从来都是讲民主的，每届党的大会都要举手表决，没人说党代表不可以投反对票；对人民也是讲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壹次的人大会议都有全体代表的投票表决程序，妳可以投反对或弃权票。这篇文章等于什么都没说，竟有人热烈欢呼，民主集中制下的党内民主已经快壹个世纪了，共产党的领袖都不能由党员直接选举，还耍什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内在统壹性”的花枪。中国人需要的不是什么都集中到共产党那里的所谓民主，而是要真正的宪政民主，是自由推举候选人的壹人壹票的选举，是由民众选择执政党的大民主，是政党轮替的自由选举，或者干脆是壹人壹票选举总统的普世民主。这个历史变革靠共产党不行，只能由要求民主的中国人自己来创造了。

　　中共在经济改革之初有壹句人人熟知的名言，就是：“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句话不能说不对，因为文革中停产半停产闹革命，人人热衷于政治运动，无心劳作，经济建设受到重大干扰。再者农村搞人民公社，城市搞计划经济，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全面短缺，食品日用品供应实行最低限量的配额制，这都是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物资供应不足。但中共统计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文革期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工业增长11.7％，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工业增长9.1；农业总产值1965年为590亿元，1975年为1285亿元，那时的物价受国家管制，极为稳定和低廉。[1] 例如江苏省文革结束前几年，工业产值壹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境长著，农业增长也在5%以上，算是高速度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方法与市场体制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简称GNP，壹般指壹国在壹年内所生产最终产品和所提供劳务按市场价格计算的总金额）来统计壹国经济总量。计划经济体制则是以“工农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增长”、“国民收入”来作为统计口径。主要指标是工农业生产总值，以此体现政绩，其国民收入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及生产单位的社会纯收入，居于次要地位。赵紫阳在1981年政府报告中说：

　　1980年同已经完成了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1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2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长了那么多，而工农业总产值却没有相应增长，国民收入没有相应增长，人民消费水平增长就更少了。[2]

　　赵总理的报告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壹是计划体制缺乏市场要素，没有活力，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二是劳务收入太少，仅占国民收入的壹小部分。中共只关心政绩，从不关心劳动者收入的同步增长，所以这种增长再高，也与民众生活改善无直接关联。中共总说它的执政业绩如何辉煌，无非是拿增长数字来说话，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建设不足，所以形成壹时光鲜的“和平红利”。但这种增长民众得不到实惠，是好大喜功的数字游戏，是虚幻的社会主义画饼。无数的金钱和劳动浪费在了固定资产上，消耗在了无效劳动上，变为无生产效率的机器厂房，或成为壹堆堆风吹日晒的废物，或者生产出无市场的废品垃圾。计划体制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它形成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竞争导致企业低效益，低效益维持低工资低收入，不是国民经济快要崩溃了，而是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崩溃的边缘。赵紫阳看出问题的实质：

　　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3]

　　于是在赵的主导下，开展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路子，跳出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束缚。经济改革也始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不能论证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壹种焦虑，中共经济已远远落后于周边许多同时起步的国家，只好被动地迎合民间改变贫穷的渴望。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开始，到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改革，饱受压抑的民间创富热情极大地释放出来。经过30余年的经济改革，中共又高喊“盛世中华”，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如果按经济总量，是翻了许多倍，但人均世界排名未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因为外国也在发展中，比我们还要实在些。1949年中国人均GDP是世界第100 名，2008年中国人均GDP排名是104位，数十年间仍落后于非洲许多国家，与欧美更是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增长很快，还是快在了数字上，政府主导的许多无效益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劣质工程，都入了GDP数字，却与改善民生无关。即使是民用住宅，也有数千万套楼房被炒家空置，令房价高涨，加剧了购房者的困难，政府却用高地价榨取了巨量的国民财富。高房价使货币投放失控，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种GDP再高，也是虚空的数字游戏，经济增长伴随著国民财富的大量闲置浪费，无效GDP与无效劳动相辅相成，也是改革开放的壹个典型特征，本质上与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壹样，中看不中用。现在中共也以GDP为统计指标，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标志，我们且抛开报表有多少水分不说，单就经济结构而言，其统计数字也是华而不实的。正如经济学者胡星斗所说：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壹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壹”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壹，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壹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壹。[4]

　　中国的国外净要素收入不多，很多对外投资是亏损的，远远小于本土上的外国企业产出。所以才会用GDP与国际接轨，因为GDP依据国土原则，可以将外国公司收入也计算进来，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的外资企业产值约占经济总量的壹半，若以GNP计算，中国只及日本的壹半。以美国为例，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2008年超过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值2009年超过美国，但中国GDP只占美国的1/3，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平均劳务收入比中国高出10倍以上。还在于美国有壹半的GNP是在国外，中国庞大的GDP中有不少是美国的GNP，根据摩根大通的估计，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为美国人节省了6000亿美元的生活支出。GDP的统计方法掩盖了中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片面追求GDP影响了民众生活品质和福利的提高，受益的是政府和外资公司。中共是外汇管制体制，实行统壹的结售汇管理制度，进入境内的外汇必须卖给国家银行，由中央银行统壹经营管理，所以中央银行才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与货币自由兑换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共的GDP还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许多豆腐渣工程也是GDP，过几年再重新建壹次，即使不是豆腐渣项目，也会经常改造，十来年的大楼推倒重来，桥梁公路的不断改建，拼命搞有用没用的高速铁路，面子工程的遍地开花，都为低效或无效益的政绩贡献著无效GDP。中国在近些年的房地产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楼房，形成数量不少空置区，被世人称之为“鬼城”。如内蒙的鄂尔多斯，区区几十万人的城市，建成及在建的楼房有几百万套，人均10套房，从2005-2011年，六年间房价涨了六倍。鄂市巨大的康巴什新区，除了马路上的清洁工人，几乎看不到行人。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作建筑豪华、却无人居住的“鬼城”。就象郎咸平教授所说的“铁公基”，中国70%的GDP是靠钢筋水泥实现的，消费仅有27%。这种GDP越大，对经济和资源的破坏性也就越大，它造成产能过剩，推高了通货膨胀，加剧了资源短缺，消耗了国民财富，与毛泽东时代大跃进式的大破坏壹样道理。中国人不注重积累财富，热心于增长数字，好看不好用，经济增长不能同步带来国民福利，这也是表面繁荣与民生脱节的壹个重要原因。既以GDP而论，中国人均也不过三四千美元，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为日本的十分之壹，人均GNP仅为日本的四十分之壹，仍属于贫穷国家。但中国在明清之前曾是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时，人们不相信基督教文明之外竟有那样高的文明存在，马可·波罗的亲友认为他撒下弥天大谎，死后进不了天堂，让他在临终之前向上帝忏悔，以解救他的灵魂。马可坚决拒绝，郑重声明道：“所见之异事，尚未说到壹半！”今天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得益于人类科技进步，邓小平坐在日本新日铁高速列车上感觉摧人奋进，深知中国让毛泽东的闭关销国政策搞得贫弱不堪，远远落在了先进国家后面。中国开始广泛利用外资和技术，经济起点低，但引进技术方面可以向高科技看齐，获得更快的发展，在电子通信、汽车交通、冶金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引进和改造都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不是共产党如何伟大，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回归前人均GDP达2万美元，台湾的中华民国，早就超过1万美元了。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官府盘剥民众，遍地贪官污吏，而经济却以世界上很高的速度增长著，GDP翻了很多番，其原因何在？我们通过逐步分析，便知其中原因。

　　吃苦搏命

　　中国人缺少科学探索和冒险精神，没有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壮举，却不乏为改善生活而暴发搏命激情，素有吃苦耐劳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又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传统中国的长期国策，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取向。中国人处在壹个人口持续增长、生存资源长期匮乏、天灾与人祸接连不断的恶劣生存环境，生活在壹个缺乏对外拓展能力与激励制度的农业社会里。中国人不可能通过地理大发现来拓展民族的生存圈，只有靠个人的拼搏来获得壹条生路，于是就有“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之类的迁徒潮，来扩大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圈。清末民初，每年有数十万中国人流亡海外，寻求新的生路，以下南洋者居多。中国人以吃外国人不能吃的苦、忍外国人不能忍的精神，刻苦耐劳，委曲求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华人的耐力总是强于原住民。清朝末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有大量移民通过“卖猪仔”方式而移民美国。“卖猪仔”过程需要有极大的牺牲精神，从广州运到美国，“猪仔”存活率仅为60％左右。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参加修筑铁路等艰苦工作。这是个重体力劳动工作，需要有特别的耐力，人高马大的美国人竟比不上瘦弱的华人，让美国人看到了特别能吃苦的华工精神。早期的中国移民也多以“三把刀”（菜刀、剃刀、剪刀）打拼天下，“三把刀”支持了华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在世界上任何壹个地方都能生存发展，加上节俭和重视教育，三代之后华人地位便有大改观，进入中产阶级行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给华人壹定的经济发展空间，象野草壹样低贱而顽强的生命就会蓬勃生长，世界上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华人的生活水准壹般高于当地人，在美国或东南亚壹带莫不如此。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寻求财富的脚步，有如西方传教士走遍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壹样执著。

　　华人的成功与中共没有关系，共产党没领导过壹天的新加坡、台湾、香港，发展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飞天蛟龙。从横向对比说来，中共不但对中国经济没有多少贡献，内战后用了半个多世纪才发展到人均三四千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普遍低于在二战后废墟上同时起步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的动乱，没有大跃进和文革浩劫，还是中华民国，就按世界平均水平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会超出美国为全球第壹。四小龙人均GDP两万美元，落后的责任肯定不是大陆同胞的懒惰。是毛泽东干扰了中国人的致富进程，邓小平的改革只是稍微放松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控制，就出现了小岗村农民的快速脱贫，中国人终于吃饱了肚子。放松了对乡镇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限制，民营经济就象脱缰于盐车的千里马，以马不停蹄的奔驰而跃进国民经济主力军的前列。为人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几十年时间，天下大富，府库充盈，壹改汉初皇家无马而坐牛车的穷困局面。“文景之治”的最大密诀是仁道之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无为而治，三十税壹，国家自然发展起来。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十分相似。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纯粹是溢美之词，邓常说他自己不懂经济，壹个不懂经济的人怎么会是壹场经济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呢？文革后邓小平开出的治病方子也不过是“多快好省，安定团结、艰苦奋斗、又红又专”等“四味药”，还是他过去惯用的整顿型老套子，没有丝毫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何况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毛思想等四个坚持确立为中共改革时期的政治路线，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农村分田承包和城市企业改革，都是自下而上，并不是在邓的计划和主导下进行的。即便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也首先是在学者中间开始。邓也没什么系统的理论，所谓“邓小平理论”，无非是些“两个凡是不行”、“不管白猫黑猫”、“摸著石头过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胆子再大壹点”、“壹百年不动摇”、“国外的大气候与国内的小气候”、“两手都要硬”、“从娃娃抓起”壹类的口头话，随口而出的大白话由学者专家演绎成理论体系。我们总是听说毛泽东如何爱读书写诗，胡耀邦孜孜不倦读书学习，从未听闻邓小平有读书的嗜好，邓的生活乐趣无非是打打桥牌或含饴弄孙而已。邓仅受过初等教育，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他不太喜欢读书学习，自然谈不上有多高的理论水平。也正是由于邓没什么理论，才以“不争论”的策略战胜了精通马列的左派理论家，以务实精神摆脱了马列毛的思想桎梏，放权于民间，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中国的事情从来不是由政治理论家或经济学家事先设计出来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如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亦如此。中共的作用是在政策调整方面比以往灵活些，来适应发展阶段的不同政策要求，在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产权政策、出口政策、金融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引进资金技术，对经济活动松绑，对地方放权，逐步抛弃计划经济的僵死模式。1984年，邓小平说：

　　人们提出这样壹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邓小平根本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他也不懂是社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纯粹是信口胡言。说社会主义能发展生产力是鬼话，否则解散人民公社，设立特区对外开放，引进资本主义市场要素便是多余。国民党走资本主义道路使台湾变为四小龙之壹，政治民主，社会均富，远在中共的社会主义之上。大陆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在捣乱，又在改革中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法治保障，贫富分化之迅速为世界之罕见，将中国带入了难以预测的未来和不可逃避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与政治民主有复杂的因果关系，既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约，离开民主的资本主义是最坏的资本主义。中国正是走向了最坏的资本主义道路，壹味放纵资本主义经济的弱肉强食因素，强力压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放弃建设民主体制的努力，导致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商壹体，准确地说，是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壹体。所以，经济改革成就充其量是少数人的成功，三农问题使农民日益边缘化，城市下岗失业也形成了贫困化的群体，两部分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用活于高通货膨胀的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的状态，根本看不到出路何在。改革日益向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榨取农民工的剩余价值，补贴了少数资本家和外国消费者。邓小平根本不懂什么叫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是按劳动技能或劳动产出量获得工资，当代资本主义正是按劳分配的制度，由于有法治的保障，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残酷剥削。但资本主义又是按资本分配，谁的投资多股份大，谁就按其比例取利润和承担风险。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穷，是国家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和救济）政策倾向于少数人，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贫困状态。正是由于中央政策缺乏平等机制，本来应该救助穷人的钱政府自己挥霍掉了。壹个自称不懂经济的人，自然发不出经济改革的高论。“为有源头活水来”，放开才会搞活，开放度差的行业还是显示出计划经济的弊病。中国股市不按照国际惯例操作，把壹只股票分成三部分，拿出三分之壹作为流通股圈钱，也不对外开放，所谓要由国家控股。股市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却按计划思维搞，不伦不类了20多年，矛盾重重，几度濒临崩盘边缘。股民受骗上当，国家却发了大财。国有银行也壹样，烂帐越积越多，成为经济前景的最大隐忧，央行靠增发货币弥补窟窿，通过高通货膨胀吸干民间财富。国营企业除了石油电信壹类垄断于“太子党”集团的暴利行业营利情况较好，剩下的大部分的亏损企业已经破产兼并了。真正对国民经济和就业率贡献大的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无缘进入垄断性暴利行业，却创造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

　　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并非人种有什么特殊，而是在贫穷、饥饿和压迫中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人缺少社会保障，过去是壹切交给党安排，大锅饭壹起受穷，计划经济走到绝路，只好把人们推向市场，自谋生路。如今党和政府靠不住了，壹切全靠自己，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要自己花钱，壹面拼命工作，壹面死命储蓄。中国人勤奋的原因也在于全民族具有强烈的致富愿望，春节拜年的第壹句就是“恭喜发财”，春联上也多以财源旺盛为好意头。广州寺庙里求财的人太多，烟雾弥漫，失了火壹般，比得上香港黄大仙的香火规模。人人希望升官发财来更新命运，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钻入仕途不易，经济改革正好为升不了官转向致富壹途的人，开辟了大展拳脚的舞台，正好发挥中国人唯物精神的优势。唯物就是唯物质享受，唯赚钱为目的，西藏人的唯心信仰，在经济活动中就无法与汉人竞争。但唯物至上又容易使人走向金钱拜物教，唯利是图，道德危机，这又是国人的壹大弱点。晋人鲁褒作《钱神论》道：“……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钱是神，拜钱为神与拜神求钱，壹样目的，赵公元帅是圆国人发财梦的大神明。同时中国人又有富不过三代的警训，先辈的财富往往被纨绔子弟挥霍壹空，吃苦不是华人的专利，失去吃苦耐劳的动力，炫耀富贵就是人性之必然。金钱何以象神壹般受到信拜，“金真是壹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壹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共产党人的货币拜物教倾向也远远超过对马列宗教的信仰，壹切向钱看亦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经济改革为社会解脱了发财的束缚，搏命也好，奋斗也罢，总算有了致富机会，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党的所谓“富民政策”政策无非是些“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壹类的口号，不再仇视地主资本家，因为他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做地主资本家了。电视电脑，汽车飞机，手机网络，没有壹样是在中共的英明领导下发明出来。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除了义和团拳匪，壹般人并不排斥，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即是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科技潮流，以图船坚炮利，自强富国。洋务运动制造了大上海，当时是享誉世界的“东方明珠”，远东第壹大工商城市，比改革中掘起的深圳更为耀眼，大上海随著中共的接管而暗淡无光。当今中共的经济改革最多比作满清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这个“中学”不是传统文化，而是不土不洋的邓小平理论。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因满清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海战中挫败，改良派失败，最终导致大清灭亡。中共的经济改革也在空前的腐败大潮中被民众所厌恶，正如孙中山所言，“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报、电话等欧洲现代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和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只会使事情更坏”。孙中山为共和奔忙，不是忧愤于经济发展慢，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中国人民最大的福祉。经济再发展，也挽救不了专制的最终灭亡。苏联人民抛弃共产主义不是因为经济不如沙皇时代，德日法西斯强大的经济力量反而是加速其专制政权垮台的因素之壹，中共的成功无非是另壹个苏德的翻版罢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但现代化壹定离不开西方民主制度，现代化必然包括自由人权和政治民主化。

　　教育功用

　　光勤奋也不行，大跃进日以继夜的壹痛傻干蛮干，无壹人偷懒，反倒饿死了几千万人。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的，全民文化素质太低才容易上那些乌托邦神话的当。没有高质量的教育，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到幼儿园问壹下孩子，“长大了准备做什么”，回答几乎都是“当科学家”，“当教授”，“当医生”，“当老板”壹类的回答。毛泽东时代虽说是义务教育，但重视的是党化奴化教育，科学技术不吃香，知识分子都夹著尾巴做人，还要接受工农兵大老粗们的再教育。那时的小学生最想当的是解放军，开飞机开汽车，或车钳铆电焊之类，农民因为户口低贱，不在小孩子的梦想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当今中国却是世界上最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这极大的反差之处在于做父母的宁可卖血乞讨也要供子女上大学，以至于不少人为筹学费急得上吊跳楼喝农药。政府每年教育投资是全世界最低的，仅占GDP的2％强，比非洲最贫穷的国家还少，也比不上朝鲜，而联合国规定的最低标准是5.5％，不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在80年代就普遍达到的4％。据学者统计，1985－2002年的18年间总短缺额高达10100亿元，其中1996-2000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6] 根据官方的统计应该说是最保守的数字，若按近几年物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来看，每年还要短缺数百亿元，因为上涨的部分也是政府应当支出的款项。而克扣教育经费的祸根就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压力基本在县壹级财政。走向市场经济后，政府热衷于圈钱运动，在财政每年增收上万亿元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乡村孩子在破桌烂椅的教室里上课，贵族贫困山区的小学生上学甚至要自带粮食炊具自己生火做饭，自租住房。地震中倒塌的房屋多半是学校，政府大楼却是越建越豪华。世界上的政府无不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唯独中共政权无视孩子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地方政府为了躲避义务教育责任，将大量的公办中小学出租给私人经营。即使是地方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也不愿多拿些钱来办教育，广东2000－2003年山区义务教育负债达20亿元。这样的学校也就谈不上什么教育质量，而付不起学费的学生只好辍学，壹些贫困地区的初中生辍学率竟高达七成。经费不足和教师工资拖欠两大问题成为国际上最可耻的标本，是对“历史以来人权最好的时期”无耻滥调的最大讽刺，而中共中央居然毫无愧疚之心，总是将责任推到县壹级政府，总是让海内外华人捐资助学。在恶劣的教育现状面前，中国政府竟然宣告它以15年的时间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壹“辉煌成就”之下是农村的教育危机又带入了21世纪。中共早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称：“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阶级斗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直到壹年有8万亿元财政收入的今天，仍旧不能实现完全的免费教育。为中共所诟病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抗日时期半壁江山沦陷的最艰苦岁月，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还在后方为大中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在重庆、昆明、桂林等地设立联合大学，收容流亡学生和公教人员。陈诚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防鄂西恩施，壹到任便收留逃亡教师和学生，兴办战区教育事业。创办了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医学院。这三个学院的院长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博士，是陈诚使尽手段，竭尽恭敬之意将他们从重庆等地请来恩施效力的。在经费极为紧张的情况下首先保证公费教育，日寇进攻的危急时刻，先撤退大中学生，严令省府以下各级公职人员壹律不准擅离恩施。在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几天，陈诚还打电话到教育厅，询问各校撤离情况，并规定不准壹个学生掉队，否则拿教育厅长是问。更有甚者，四川军阀刘文辉治下，规定当地县政府建筑如果比学校好的，县长立即枪毙。当时四川的很多县的学校非常坚固，战争时期可以作为固守的防御工事，县政府办公处往往如牲口棚，低矮破旧，形同危房。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学校普遍倒塌，学生伤亡惨重，政府大楼较为坚固，损失不大。成都市政府投资12亿元，建造新政府办公大楼，由世界著名法国设计师——北京奥运场馆鸟巢的设计者设计。5月15日，八级地震后的第三天，大批学生市民仍埋在废墟中等待救援，成都蚂蚁搬家公司的几百辆货车和上千名员工在全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刻，将市委市政府迁移到了世界上最漂亮、最气派的政府新大楼群里。共产党堕落为壹帮世界上最没心没肺的东西，把学校建成学生们的墓地，在学生家长撕心裂肺的悲怆声中，毫无忏悔之心。 现在的中共政府财大气粗，可以免除非洲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债务，却不愿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学校的乱收费遂成为教育部门的壹大财源，导致民怨沸腾。除了中国，全世界的学校肯定找不出强迫学生花钱购买校方出售的高价桌椅板凳和校服外加各种赞助费才让上学的例子，也绝对找不到学校和教师整天向学生兜售盗版教材牟利的事，或者想尽办法以各种名义收取学费之外的费用。有的教育局不但不给教育拨款，还要勾结物价局以合法形式借学校之手向学生圈钱，借公办招牌按民办教育收费。最狠毒的就是中学收费，重点中学壹入学就要先交个十万八万，教育局与学校共同瓜分暴利。中国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却倒退到不如毛泽东的穷困时代，原因是壹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了。这向钱看政策壹是高收费，二是少花钱，两方面大动脑筋，才把国家教育责任推到民众头上。政府则能省就省，能捞就捞，可以说改革以来中国教育的发展基本是由学生的学费来支撑的。越是富裕的地区学费越高即可看出问题的症结，学费水平是根据某个地区壹般家庭的最大承受能力来确定，壹个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壹年有两三千元够了，发达地区至少要上万元。超出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大面积辍学，反而影响学校收入。这实际上是受当地市场承受水平制约，而不是政府管理起作用，让学校放开手去收，实现效益最大化，也不过如此。支付能力高的，可以选择重点中学，学费从几万元到十几万无不等，为了避免乱收费之嫌，学校通常以“自愿捐助办学”为由收取高额赞助费或择校费，作为先决条件，让学生哑口无言。如果是尖子生的话，为了抢优质生源，提高学校升学率，增加广告效应，学校也会减免这些学生的学费，甚至倒贴钱，但仍然是为了学校的盈利能力，赔钱的事是不会干的。可以说，教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壹样，本来应该是全民的福利及最令人尊重的行业，却堕落为穷凶极恶的敲诈团伙，成为收刮民脂民膏的社会公害。逼得家长如同乞丐，为筹学费拉下脸来四处借贷，老百姓卖自己的血，为了子女的前途，光宗耀祖。中国人重视教育源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跳出农门，走出贫穷，急切而执著。国家放纵教育部门非法圈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壹座大山，竟然美其名曰为教育改革。在大量儿童因贫困辍学的严重压力下，在国内外壹片谴责声中，2006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2007年全国财政计划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问题有了缓解，但部分省份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原先学校从公用经费和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来源，造成教师收入实际水平的下降。个别地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在壹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由于壹些县级的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经费不足使学校以“省吃俭用”的模式（节省购置先进教学设备资金）维持学校的现状。许多学校更是让学习差的初中生辍学回家，却按在册名额领取全额的教育补贴，缓解经费问题。目前提供免费教科书和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覆盖面仍然偏小，尤其是在贫困地区，远不能覆盖应该享受这两项政策的贫困生人群。中央对义务教育的“两免壹补”（免书本费、免学杂费、向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政策实施后，不都是减轻了学生负担，如大规模的强行撤并学校过程中反而因为增加了学生的膳食住宿交通等费用，支出远超过原有的学费，加大了农村负担，造成新的上学难，负担不起的只能选择缀学。那些曾经让各方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级小学，有些是响应希望工程由海内外捐助的，刚建好不久便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 谁都知道教育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所以世界上普遍实行义务教育，这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欧洲国家普遍实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美国则是义务教育普及到高中，连贫穷的古巴也是12年义务教育。美国的学校免费提供校巴和午餐，中国的学校竟然向学生高价出售课桌板凳，竟然有小学生自行烧柴做饭。在西方社会，最幸福快乐的是孩子，小皇帝壹样无忧无虑，最苦恼的政府官员，整天挨骂受气。在中国，最辛苦勤奋的是学生，几十斤重的书包，上千度的眼镜，求学艰难。有壹种说法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拿不多少钱出钱来给教育。这种说法与党的宣传明显对立，正面宣传从来都是说经济发展如何快，税收增涨何其多，改革开放形势壹片大好，教育事业高速发展。这无法自圆其说，就连最贫穷的毛泽东时代，教育也是基本上免费的。税收中有“教育费附加”这壹专项税种，教育局还要另外通过学校向家长收取教育附加费，多重征税得来的钱去了哪里？我们不能说教育经费很多，因为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地方财政负担，中央财政的拨款仅占地方教育经费的2%，还差不多用在了重点高等教育上。教育是国家责任，可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基本靠地方财政支持，财政吃紧的地区自然无钱办教育。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富裕地区财政宽松，教育乱收费反而更为严重，已经到了敲诈勒索的地步，因为能榨出大把钱来。许多人总是为经济发展唱赞歌，其实钱再多也是在国家手里，在各级政府手里，在少数人的钱袋里，不但难以变成民众的福利，反而因执政目的牟利化更死命向民众的腰包里伸手。广东是全国最富的省份，穷人照样受穷，教育收费也最高，幼儿园到大学，照现在的价格，至少需要几十万元。由于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贫困群体的义务教育问题仍然严重，据官方统计，全国有1.16亿文盲，占全世界文盲的15％，壹亿多文盲展示出中国教育的现状。尽管如此，教育水平还是在民众的高额投入下有了巨大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为90％左右，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毛入学率达20％以上，这就为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有知识的劳力资源。中共在教育上实在乏善可陈，大学扩招实际上是教育产业化的作用，但毕竟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了高等教育机会，为义务教育提供了吸引力，为提升经济层次储备了人才，如果说这是善举的话，怎么也不觉得政府有多大面子。高等教育的高收费也带来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花十几二十万元读中学大学，毕业后工资仅壹两千元，农村孩子上中学多为了读大学，上大学不划算，中学就失去吸引力，所以辍学的多了起来。高中和大学无遏止地乱收费，短期发展挺快，长远来看与农村渐行渐远。中共2008年农村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仅普及到初中，这对于解决农村教育落后帮助有限。

　　高储蓄率

　　应该说50％以上居民储蓄率太高了，居民存款未能顺畅地进入消费市场，是中国人消费不足的长期原因。中国人的勤劳与节俭是密不可分的，狠命赚钱，死命攒钱，贫穷及对未来深切的忧虑，形成顽强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也趁著改革之机当包袱甩掉了，全民福利系统还未建立，储蓄就是牙缝里省出钱来的首选。这既有民族性因素，也有社会矛盾问题，高储蓄率并不坏，至少在经济发展之初的资金饥渴时期，新加坡的储蓄率也曾高达50％。极高的储蓄在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初期，缓解了资金严重不足，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已经接近尾声，高储蓄使银行资金过剩，现在银行对小额存款收取帐户管理费就是这个原因。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效率，过低的消费率加剧经济的紧缩和衰退，进壹步恶化就业形势，造成失业率攀升。低消费率导致大量储蓄存款转化而成的信贷资金被积压、滞销及库存商品所占用。资金沉淀在银行，不能快速进入周转渠道，增加了金融风险，使过多的钱进入高投机性的房地产业，更制约了普通商品消费。储蓄不能转入消费领域，也使经济更加信赖出口，增加贸易摩擦。投资不能顺利进入资本市场，影响股市长期低迷，企业失去低成本融资渠道。商品不在乎消费者的国藉，而是必须尽快消费掉，中国的外汇已十分充裕，过剩的外汇只好买美国低回报率的国债，又增加了汇率风险。中国经济开始到了靠消费支持的时代，消费由温饱型提升到追求生活质素，消费水平已从千元万元级向十万百万元级水准过渡。但消费的升级必须有社会保障的全民化，普通民众连病都看不起，让他们少储蓄也不近人情。经济也必须由政府投资拉动向居民消费拉动过渡，才会保持发展的长期稳定。壹句话，高储蓄支持了高速发展，高储蓄率也将制约经济的未来，按照中国实情，储蓄率维持在30％以下较为正常。美国的储蓄率是16％，2005年的个人储蓄率为负数，美国人全部花光了赚来的钱，还要借贷消费，所以世界上的商品都往美国倾销，让美国人长期享受低物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名义工资每月也不过两三千元，扣除各种税费保险的实际工资或个人可支配收入还要减少两三成。除去生活开销，低收入者几乎没有储蓄，支付壹个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都成问题。随著近年来房价快速翻番，结婚费用骤升，养育子女成为高消费，必须缩衣节食，增加预防性储蓄，这些都直接影响消费意愿。富裕阶层的储蓄才是剩余的钱，占个人总储蓄率的80％以上，这部分钱是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很难再进入消费环节。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人在欧美国家大举“扫货”及购房产别墅，就是消费能力极其旺盛之故。节俭是壹项美德，但当所有人都不得不节俭时，这可能是壹种灾难。假如不能明显改变高储蓄率的状况，那么过剩的储蓄只能通过投资和净出口的形式来消化，而恰恰是投资和出口抑制了消费，中国急需向消费型经济结构转型。 高储蓄还有壹个问题是掩盖了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危险，根据2006年实行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低于这个规定，银行风险增加。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10000亿元以上，约占总贷款额的10％。要不是中央大量注资几大国有银行，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再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早就破产了。尽管金融界喊了20多年“狼来了”，几大国有银行依然如常青树般巍然不倒。在政府的无限关爱下，居民存款源源不断流入银行，极高的储蓄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延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银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的，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几乎没有倒闭破产现象，即使极个别的案例也是国家承担后果。如海南发展银行和壹些城市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因挤兑导致的破产事件，都是政府出面来承担银行损失。国家还可以通过剥离、上市来转移或稀释不良资产，让国有大银行进入无风险经营状态。当然系统风险并未消除，只是将风险也储蓄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而已。有专家说，是把地毯上的灰尘扫到了毯子下面，壹语中的。不提高资本充足率，改革银行官僚体制，处理坏帐，降低信用风险，如遇金融危机和大面积烂帐，后果就是银行系统崩溃，引发经济危机。银行是金融业的基础，中国银行的危险是中国经济的心腹大患，将来经济出现问题，壹定先从银行反映出来。中国银行之所以烂帐多仍保持稳定，是筑起了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最高的防火墙，还有对内的垄断地位和高储蓄率。多年来银行界的蛀虫已是肥壮的硕鼠，胃口奇大，很多钱转移到境外。资本外逃到底有多少呢？这很难统计，因为这部分钱很多是灰色和隐蔽的，资金外逃不是指携带现金非法出境，是通过银行转移而留下痕迹的绝大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的变化来估计，如果该项目的数值大到超过商品项目借贷方总计（即贸易额）的5％，或大于外汇支出的2％时，就表明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的问题，同时这壹数字为负数，就进壹步表明有来历不明的外汇支出，换句话说，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有专家说从1990到2004年，大约有1300亿美元。也有学者说：“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7] 外国投资和热钱的持续流入，外贸收支盈余，外汇储备高速增长，银行部分风险转移到股票市场，也掩盖了资本大量外逃的危机。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壹出事会立即引发骨牌效应，形成突发的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事前并无任何预警信号，泰国壹出事，外资迅速撤出，外汇市场崩溃，引起亚洲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很多国家跟著倒霉，韩国也遭了殃。 银行上市融资又填补了烂帐的窟窿，几大国有银行境内外争相上市，圈回了上万亿资金，大幅度降低了坏帐比率。这些资金是正常运转，还是继续挥霍化为烂帐，还不好下结论，根据国际的经验，国有银行是搞不好的，但这怎么也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银行上市圈的钱很可以花壹阵子。2007年以前的坏帐，通过吸引众多国际银行业巨头作为三年期“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以此为包装于海内外上市，终于将9000亿美元左右的坏帐化掉，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这些“战略投资者”的资金均是投机资本，届时减持退出，情况还会恶化。这些资金又大部分流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渠道，吹大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不过这也是未来的事了。学者何清涟分析道：“自2008年中国为摆脱危机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危机又让海外同业颇为担心。以下是中国媒体经常提到的壹些数据：壹是中国前壹轮消化坏帐提高的资本充足率再度下降，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2009年11月下旬，中国银监会（CBRC）要求各大银行必须提高资本充足率。据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估算，中国11家大型上市银行要达到更严格的资本标准，总共将需要筹集3000亿元人民币（440亿美元）的资本。二是中国在房地产投放资金过多，目前，中国房地产业占GDP总额6.6%，以及四分之壹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而中国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里的贷款（包括开发商贷款、土地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已经达到数十万亿。房地产的高度泡沫化导致银行贷款风险。三是中央政府投放4万多亿资金催生的项目大多成为套取银行贷款的工具，并无实效。据北京派出的中央检查组分赴各地的检查结果，在被查的2472个项目当中，有2151个项目存在问题。”[8] 中国银监会是行政机构，央行是政府的印钞机，这种风险又带有浓重的体制色彩。 银行还面临著壹个巨大的政治风险，中共各级官员因为不看好中国未来，无不将腐败款经银行转移到国外，保障不义之财的安全。外资参股中国的银行，更方便了腐败资金的流转，同时成为外资敲诈控制腐败官员的把柄，进而形成腐败逐波扩大的恶性循环。外资控制的中共腐败官员越多，利用其廉价获取的中国资产的机会也就越多，再进壹步控制更多的腐败官员，最终把中国各级腐败官员变成为西方国家服务的“海外公务员”或“国际主义者”。中国金融国门终究要打开，有的国有银行之所以在上市前匆匆以超低价卖给外资，主动放弃上市后的巨大差价收益，就是为了掩盖黑幕重重的腐败问题，而所有腐败行为都被关在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之外。现代国家财富的分配流向完全取决于极少数监管者的决定，可以在瞬间使在成千上万亿财富灰飞烟灭，把本国人民壹年甚至数年创造的财富全部变成他国的国民收入。所有能够影响股价和金融指数的决策者和信息发布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巨额国民财富装入自己腰包，这种财富掠夺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乃至上千亿。与收受贿赂积聚财富的漫长过程和巨大风险不同，用这种方式制造亿万富翁的速度远远超过房地产等投机行业，这就是中国金融管理集团拼命要搞股权分置改革，拼命要创立金融衍生品种市场的壹个原因。但决策集团并不承担任何风险，无论银行或股民如何被掏空，民众损失如何惨重，普罗大众除了在网上怒骂或跳楼自杀，毫无办法。比之台湾总统陈水扁女婿涉嫌股票内线交易立刻被送上法庭的事例，有霄壤之别。如何将祸国殃民的权贵集团绳之以法，是保护国民财富的最低要求，是公平正义的底线，否则金融市场就只能是对民众财富的公然抢劫。而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正是浑水摸鱼之良机，只要没有眼前的危机，大家壹起装傻，将来的事都留给后人解决，谁也不会把烦恼都揽到自己头上。中共政权是壹部残酷的专制机器，没有人性，自然不会有人权，既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福利，也不能对守法官员提供保障，没有壹个人是安全的，有能力的投靠西方国家，没能力的只能死守著。中国的精英都是靠对内抢劫起家的，当然西方国家最为安全，无论他是留美还是留苏的，都要在西方社会给自己或家人预留后路，来逃避政治风险。“中国精英集团担心改革发生逆转的忧虑有多大，从汇丰银行透露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仅2007年壹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壹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壹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如此惊人的巨额财富大量流向海外，既摧毁了中国老百姓走向富裕的物质基础，又断绝了精英集团自己的历史后路，使中国陷入了财富失血的历史怪圈：官员向海外转移的财富越多，就越是充满历史恐惧；越是充满历史恐惧，就越是疯狂地向海外转移更多财富；从而形成资本大量外逃的罕见场景。”[9]

　　市场因素

　　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是中国的三个增长极，30年来以极其迅猛的工业化水平傲视全国。究其政策源头，是用三块政策理论构成的：国际大循环＋梯度开发＋发展经济学。国际大循环和梯度开发得益于地利之便，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模型的核心是：乡村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在边际劳动报酬率低于现代部门边际劳动报酬率条件下不断的加入到现代部门，最终使边际劳动报酬率在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整体现代化。这就为沿海与内地的二元经济找到理论支持，在沿海建立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基地，以此辐射和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进步。但从发展的实事而论，只有国际大循环的理论成立，其它的理论设计基本无效。改革以来，中共放弃了过时的意识形态之争，从国际政治中推销毛泽东革命路线转移到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上来，除了与越南打过短期的边境战争，与周边及西方国家全面改善了关系，这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从对资本主义的深仇大恨，壹下子转为赤裸裸的拥抱，当初夹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现在又夹著皮包回来了，而且比当初进入时更加风光，成为可以控股中国经济的大老板。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这样滑稽的例子，这对中共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已是共产主义世界的孤儿，除了向资本主义乞讨，不可能从朝鲜或古巴那里找来奶水养活马列遗孤了。鉴于苏联解体，邓小平也需要市场化改革来替代政治改革的要求，即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加入世贸组织，溶入经济全球化，保护幼稚工业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得益甚多。这从与美国的贸易中最为明显，美国人消费能力强劲，中国从中美贸易获取了巨大的好处，到2005年顺差就超过2000亿美元，扣除对其它国家贸易的逆差，国际收支仍常年处于盈余状态。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刺激了出口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有了比二战后更大的驰骋空间，目前出口量居世界第壹。统壹后的欧元市场对中国经济也有进壹步的帮助，欧元区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壹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外向型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外贸比重越来越高，占GDP的六七成，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全球的GDP总量高达60万亿美元，国际消费能力的持续旺盛对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提供了广阔空间。从国际收支盈余构成来看，巨量的外汇盈余基本上来自中美贸易，如果扣除这个因素，对外贸易便是逆差，这对于中国外汇短缺的初期发展来说，外向型的经济格局便不可能形成，这即是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美国因素。有些人认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这从美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上来看就说不通，美国是希望中国成为壹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美国早就用贸易手段全面制裁中国了。从中美贸易的构成来著，双方没有多少互补性，中国依赖美国是真，美国未必非要依赖中国，中国出口的主要目标是美国，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其他国际市场上都能买到。中国非资源类大国，也非消费大国，还设许多进口限制以保证国有垄断企业的暴利，技术上也远不及美国先进，所以2008年仅出口美国就贡献了7.4%的GDP，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建筑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上。但中国自上世纪末便生产过剩，唯有仰赖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才能使投资型的经济结构运作下去，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度已超越67%，产能过剩的出路主要还在于美国消费能力。美国依靠民众的个人高负债来保持全球最高的消费水平，维持其经济增长，同时其贸易赤字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这也是国际经济格局中的美国因素，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无不依赖于美国因素。在中国大陆的外商投资，也多以美国为终端市场，才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消费需求下降，世界贸易紧跟著下滑。 美国与中国不同，美元是世界货币，是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不存在外汇短缺问题，无非贸易不平衡和增加些国内失业，财政多壹些赤字而已。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是软通货，不能作为国际结算的外汇储备资产，必须有足够的美元来平衡国际收支，只有顺差才能保持长期的出口增长。美元主导的国际收支体系中，世界各国都是长期的受益者。台湾在经济起飞时，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美国因素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台美日外贸三角结构中，台对日贸易是逆差，对美是顺差，总的是顺差。需要警惕的是，外贸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国内需求不足的隐忧，外贸增长越快，依赖性越高，目前外贸依赖度已高达70％，极易爆发贸易战，也影响经济安全。随著全球争夺资源加剧，国际上对中国的担忧也开始增多。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还有资源争夺战的因素，中国到处兼并国际石油企业，到处寻找木材矿产，甚至通过走私渠道，国际上不可能不为之紧张起来。壹但国际贸易受阻，巨大的失业压力更加剧内需的萎缩。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太高，而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大国，快速发展时期也只有三四成。中国是大国，不可能象四小龙那样长期保持外向型经济模式，经济规模越大，越依赖国际贸易，市场风险就越不容易规避。缺少内需支持的外向型经济，如果受国际局势影响，极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有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也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按5比1比较合适。钉住美元的低汇率政策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带来好处，也为人民币不断升值积累隐患。旺盛的国际市场需求，优惠政策过度向出口加工业倾斜，也形成了中国工人收入增加缓慢导致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经济壹直呈现投资过热的状态，经常要抑制投资过快增长，来防范通货膨胀。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通货膨胀，后来又出现通货紧缩，居民购买力长期不足，更加靠国际市场支撑高增长。房价却持续暴涨，即因为流动性过剩，投资渠道少，都来争抢土地资源，地价上升过快，地方政府从出卖土地中获得暴利，地价又转移到房价上，房地产成为最投机的产业，也成为继银行烂帐之后的风险隐患。房地产过热，也引起原材料工业无序化扩张，到处争夺资源，刺激投资更加升温。日本和香港的房地产过度投机，房价炒到荒唐地步，泡沫壹破灭，紧接著就是长期的经济低迷。 应该看到，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是以牺牲国内资源环境的方式，以极低廉的价格向外倾销资源消耗型商品，实际上是用我们有限的资源、恶化的环境和劳工血汗为代价贴补了欧美市场。外资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却通过商品出口将利益转移到了外国，也说是说，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就越多。美国人抗议中国倾销商品，固然有理，但如果让美国也搞1万家电镀厂，10万家造纸厂，100万家塑料厂，美国的生态环境也会崩溃掉。这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格局势必造成两种严重后果：壹是廉价出售了国内资源，带来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的后果；二是人为压低了国内需求，低价格是以低工资支持的，降低了成本却掩盖了资源浪费，国内消费长期不振，等于中国人缩衣节食去供养外国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消费能力却不及美国人十分之壹，所以，人们感到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很慢，道理就在这里。经济增长的好处落入了少数人腰包，又输送给了外国，特别是富裕国家，而风险却积累在了中国。另外，人民币汇率低估也是出口型经济畸形发展的原因，而进口商品又太贵。中国大量高价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只有通过人民币升值才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铜铁矿石和粮食等上的支出，也有助于压制面临的高通货膨胀危险，冷却投资过热的宏观经济。实际上人民币的贬值速度远超过美元，本币购买力由于高通胀影响购买力已是大幅贬值了。而美国的通胀率很低，美元购买力在本国较为稳定，这样壹对比，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大幅贬值才是，假如放开外汇管制，本币肯定会贬值。这样又会使美元流出，甚至引发货币危机，经济下滑。由于人民币有升值预期，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本币发行量居高不下，银行资金充裕，大量放贷，过量的流动性投向房地产业，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建材、能源等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经济泡沫化，货币超发，80万亿元流动于市场，引发2010和2011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迅速膨胀，意味著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消耗过快，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的根源。由出口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担心在于巨大的就业压力，过度依赖于外贸型的产业，只有低汇率成本才能生存，出口竞争力下降必然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所以长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也需要较长时间来解决。 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如壹道“特里芬难题”，经济增长得益于出口顺差，过度的依赖外需导致产能过剩，出口商品价格过低；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外汇用在国外，挤压了内需，又使人民币超发，引发通胀，致使民生艰难。往哪壹方面倾斜都面临著难题。美国也同样受难题困扰，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用了壹个英文单词表示：CHIMERICA，意为“中美共同体”。中国人用廉价商品换回美元，再回流买美元国债，使美国金融市场资金充裕，维持低利率，刺激美国人的信贷需求，贷款消费，贷款买房，周而复始。待繁荣的消费泡沫破灭，美国人高负债消费无法维持，中国的高出口率也受到冲击。美国人开始省钱过日子，状告中国倾销，中国过剩产能依赖政府扩大支出，投入“铁公基”，而不是刺激居民消费。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离了美国市场不行，还得出口廉价商品，还得买美元国债，还是CHIMERICA。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自美国开始，年底影响到中国，美元贬值，国债风险剧增，但中国的外汇出路仍以美元国债为主。2011年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远超过国际上外汇储备应满足3-6个月进口的需要，随即成为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实行结售汇制，外汇必须卖给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是“藏汇于国”。国家吸收外汇，明知美元国债有贬值风险，却也无其它好办法，不可以日元或英镑等货币为主，欧元也不行，因为其安全性、流动性、保值性与承受量也远不及美国。美国债容量大（可供买卖的共有6.3万亿美元），需求强劲，交易活跃，流动性强，收益比较高，比银行定期存款更保险和安全，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是最好的“避风港”。何况美国经济总量全球居第壹位，美联储拥有黄金储备8134吨，美元的稳定性最好，信用程度也高，单就风险而言，除却美国，中国庞大的外汇放在哪个国家都不保险，经济壹出问题，巨量外汇可能血本无归。如果把这部分海外财富转移到国内，只会加剧通胀压力，因为中国只有官方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外汇不能自由兑换，经常项目的外汇需求有几千亿美元已经足够用，在国内抛售数万亿美元，根本找不到出路，最终还是要依靠国际市场。即使购买黄金，石油，矿产甚至小麦大豆之类作为储备，也不可行，少量可以，大量采购或抛售都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巨幅波动。这些商品的流动性不强，妳买进时暴涨，妳卖出时暴跌，结果吃亏受损的还是中国。再者，银行是不能经营普通商品的，中国外汇资产是国际储备，也是银行的准备金，起著控制人民币投放量的作用，只能用于购买黄金国债等国际金融资产。也不可进行国外股票期货等高风险投资，壹不小心会被金融黑洞吞噬。外汇转变为战略物资储备，需要由政府委托经营，也等于是央行放贷，这种风险远大于购买美国国债。并且外汇不全是自己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期末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得知，2007年拥有1.528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外国在华资产为1.2664万美元，属于中国自己的份额约3000多亿美元，只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的25-30％。同期海外资产总额只有1.0126万亿美元，比外国在华资产少2448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外国资本全部撤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情况下，卖掉全部海外资产也不够。何况还需留有足够外汇现款，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以应付国际支付。外汇储备还可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冲销银行坏帐，这也是维持庞大外汇储备的壹个重要原因。随著美国金融危机使中国海外投资大幅缩水，随著外汇饥渴期的过去，如何经营管理好庞大的外汇资产，以何种方式增值，正是有苦难言。令中共不得不增持美债的另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美元视为与石油矿产壹样的战略资源，壹切重要资源都要绝对控制住，人民币与美元都是重要资源，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元更会牢牢抓在国有银行手里，外汇市场仅限于银行之间，以防范民间掌握过多外汇，影响中共对经济的管控能力。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只手是政府之手，中共统治中国，需要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垄断，政治垄断是国家权力，经济垄断是民生命脉，失去垄断中的壹个，其统治能力便会被消解。所以中共对任何有可能影响控制力的潜在风险都采取极为严密的防范措施，在放松经济管制30年后，又实施“国进民退”政策，将民营资本挤压出重要产业，目的就是增强统治能力，害怕民营资本主导经济运行。很多学者搞不懂为什么不让外汇存蓄于民间，而是中央政府承担汇率风险，在美元贬值过程中白白损失掉那么多钱，就是没弄懂这个道理。中共要的是掌控经济命脉，无论损失再大，也不能丢掉控制权，如同国有银行可以上市，但控股地位决不放弃，国有银行占金融业的绝对主导地位决不丢弃。尤其是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关系到宏观调控能力，便用强化结售汇制来增加储备。由于人民币非国际货币，外汇资产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经常保持国际收支的顺差，防范金融危机。中共从建政始就牢牢掌握外汇管制权，决不允许民间自由买卖外汇，在最穷困的年代都能把美元白送给外国共产党小兄弟，外汇储备量常年不足5亿美元，重要的是手里有管控权。

　　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的巨额利益也是推高GDP的重要原因，壹方面卖地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壹方面可以让官员个人获取大量财富，既提升了GDP，又创造了寻租好处。建筑业是来钱最快的行业，建造低质量的建筑更是不断提升GDP的方法，城市每天都在拆迁改建，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建筑垃圾，每天都在推升著GDP。中国差不多每年消耗全球壹半的钢铁和水泥用于建筑业，每年有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产生了巨量的建筑废物。中国民用住宅平均寿命只有25-30年（法律规定是70年产权），不仅是标准低质量差，而在不停地改扩建中政府可以不断卖地，许多才十几年的楼房就拆掉了，有没有人住过都要拆，因为房价地价上涨了，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建更高的楼，政府和开发商又可获得巨额利润。所以，中国的城镇几十年来壹直是个大工地，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又壹个道理。经济发展还有壹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垄断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国有资本有政府背景，比民营资本享受更多的政策倾斜，形成垄断资本，国际资本当然也愿意与国有资本合作，争取更大的政策保护和市场空间。这些年中外合作的大项目，都是国有垄断企事业与国际资本的合作，走出国门也基本是这种格局。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最为严重，中国人在幸灾乐祸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发现道琼斯指数壹年内跌掉了36％，而中国上证指数跌去 65％，失业问题也比美国更厉害。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股灾，此后经济陷入衰退长达4年之久。当时对全世界和亚洲的影响极为广泛，德国法西斯主义趁机掘起，日本军国主义也向亚洲伸出魔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并没有垮，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也有人认为正是美国重新整合的机会，美国最终仍将成为大赢家。而中国的前途会怎样，不得而知。

　　血汗工厂

　　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从2000年至2005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63.4％，而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12％下降为10.91％，延续了1980年以来不断下降的趋势。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为2003年的12％，2008年的劳动力成本仅为8％，而发达国家这壹比例高达50－60％，世界平均为40％，美国为37％。GDP中政府财政和预算外、制度外收费拿走了40％，企业资本拿走了40-45％，工人农民仅获15-20％。西方国家的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比为3：1甚至4：1，即劳动所得大大超过资本所得，而中国正好相反，为1：2－3。GDP大部分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手里，进入少数人腰包，转化为政府支出和资本投资，给劳务收入剩下的就不多了。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7%，高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与地区，但制造业劳动者的平均小时工资仅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3%左右，不到亚洲四小龙平均水平的10%。使得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48.8％下降为2005年的38.2％，创历史最低水平。而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70％，中国只及世界平均的壹半。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中国没有形成科技开发能力，所谓的技术进步，无非是利用与外资合作的机会偷盗外国公司的技术，大部分也是过时技术，核心技术仍然在外企手中。虽然在某些产品上受益于壹时，却无法从整体上形成科技开发能力，跟上世界壹流水平，中国能做的多是些低利润的代工产品，居于产业链中的低端位置，产品没有定价权，定单和市场都由外商操控。中国商品缺乏创新竞争力，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商品的国内同行业恶性竞争，导致利润率仅为2%-3%，惟有在压低劳动力成本上下功夫。中国以代工产品成为“世界工厂”，没有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所以产业结构以壹般制造业为主，GDP的构成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不是服务业为主，同时说明中国大陆实行普遍低工资制度。美国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几十倍，每小时工资至少十几美元，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也有五六美元，中国工人每小时壹美元（这是指8小时工作制，若以12小时工时计算更低）左右。美国工人壹年创造价值104606美元，而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加上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1.4万美元、以及退休金等等福利，全部加起来，壹个工人获得的收益超过6万美元。中国工人总的工资福利平均总额每年2万元人民币，很多工人没有任何福利，年工资总额仅1万余元。长期低工资保证了低成本的投资环境，这对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极为有利。中国还有低地租政策，就是政府压低给农民的土地补偿，以此吸引外来投资，甚至为零地租，只要招商成功即可。在招商过程中，圈地的社会成本由政府完全承接，农民没有谈判权，政府以铁腕征地，担心的是资本不来，从不操心农民失去土地将如何生活。 政府也实行较高的出口退税政策，让利于企业，这又保证了出口商品的低价格。在中国户籍管理弱化、劳动力统壹市场形成、过剩人口冲击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著GDP 及物价上涨形势而同步增长。劳动条件改善不多甚至恶化，劳动时间普遍延长。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村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工资低，但中国劳工素质并不低，基本受过九年制教育，能满足壹般制造业对工人的要求，超过东南亚壹些穷国，那些国家工资低，但对资本缺少吸引力。工资低是壹个方面，随意性的加班加点也是降低成本的办法。国有企业是三班倒制，特殊行业是四班倒，工作时间壹般不超过八小时。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多数不执行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工作时间壹般为12小时。因增加工人数量不如增加工时合算，定单紧张时，强制工人日夜连轴转也是常事，所以常有工人累死在岗位上的报道，甚至有工人不堪忍受而连续跳楼的恶性事件。正如马克思在谴责资本家时所说：“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壹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壹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著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10] 马克思在1863年曾为伦敦壹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活活累死而痛心疾首，为那些患职业病夭亡的陶器业工人鸣不平，如果马老先生能活在实践他共产理论的当代中国，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资本家都入党了，党的书记们都成为资本家了，真是风水轮回。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也折射出中国劳工的人权状况，低出口价格扩大了国际市场，增强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以更多的出口来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内地有十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形成所谓的“人口红利”， 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因为多，所以便宜，全球首屈壹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长期支持著工业化进程，有分析说“人口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达27%。随著出生率的降低，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人口红利”就要枯竭，“人口负债”时代即将到来。 在沿海城市厂商有很大机会雇佣到比内地还要便宜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先行支出了路费食宿等花销，找不到工作还要支付回乡费用，于是只好选择低收入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靠资金和技术的竞争，主要是成本的竞争，由于进入门槛低，常处于过度竞争状态。在地租税收等方面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其生存方式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水平。这部分产业已经退出发达国家，中国正符合劳动密集型产业低劳动力成本的条件，所以“中国制造”就发挥出持续的国际竞争力。而金融业或软件业就不必靠增加工时来获取额外的利润，证券交易所壹天24小时营业并不比4小时交易制能拓展更大的赢利空间，软件设计工程师更不可能以累到吐血的方式来开发最畅销的产品。再者，血汗工厂多用农民工，侵犯农民工权益没有法律成本，所以双休日与“黄金周”基本与农民工无缘，拿不到法定的加班工资。血汗工厂还不是最坏的，还有壹种集中营式的工厂，那简直是人间地狱！在老板和工头的监管下，工人被剥夺人身自由，奴隶般的劳动，囚徒式的生活，猪狗不如的食物，牢笼般的宿舍，工人除了自杀或自残，再无逃离地狱的方式。这种集中营式的工厂先是由收容遣送机关发端，政府收容部门到街上抓到证件不全的行人，送往私营的砖厂矿山监管劳动，累死或打死的人以无主尸体处理。现在是由工厂雇佣工头到偏远农村招收农民工或童工，关入工厂强制劳动，保安对要求离开工厂的工人大打出手，致使许多工人致死致残。政府管理部门视而不见，最多在媒体曝光之后，处理壹下工头。还有壹种是监狱企业，以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经营，由于基本没什么工资成本，无论是圣诞节礼物还是奥运会用品，商品价格都能降到最低，竞争力便世界无敌。中国的监狱系统基本上自负盈亏，费用自理，每座监狱便是壹座大工厂，无偿使用犯人。据狱方说：“至于犯人劳动报酬方面，1994年的监狱法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中还没有得到执行，这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壹是整个监狱系统处于亏损状态，有些地方连监狱警察的工资都时常拖欠，二是虽然没有明说是报酬，犯人的壹些开销其实就是在劳动的效益里实现的。”[11] 监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机构，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不能因亏损而倒闭，费用理应国家承担，如果连这些钱都不愿花，壹切开销均在犯人身上榨取，那狱警便等同于包工头。中国监狱不愿让外国人参观，视为不能干涉的内政，也幸亏民主国家抵制中国监狱产品，无疑保障了中国的人权，否则整个中国很快会变为监狱化的大工厂。中国正处于令马克思切齿声讨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说：资本原始积累“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2] 在官方所称之“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情剥夺，同样是“最可恶的贪欲”。在完全丧失政治体制自我完善功能的当代中国，连通过游行示威以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人福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成为中国劳工必须不断以流血代价来争取的遥远梦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中国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源源不断输送工人，但过低的工资使许多人连维持自身基本消费都不够，根本就没有养家的剩余。2004年以来，广东持续出现“民工荒”，即因工资太低，农民工只好用脚投票。广东无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还是没用。广东生活费用太高，何况还有严重的欠薪问题。再以大学毕业生为例，珠三角地区月工资也仅两千元上下，与别人合租房也要几百元，剩下的钱仅够吃饭坐车用，维持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紧张。低生活水平的低工资状况将壹直持续下去，中国工人永远达不到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GDP增长了几十倍，工人实际工资增幅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以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人收入相比，近百年来，并无实际进步，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中，经济发达地区工人平均工资为20块银元上下，相当于现在的2000元，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但物价极低，壹个工人养活几口之家不成问题。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随著共产党叛乱和日本侵华，经济破败，物价才开始不断上涨。

　　为了降低成本，资方多不愿为工人买医疗和养老保险，政府也极少处罚。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是全国性的制度，农民工流动性太大，也不愿意上保险，辞工时连保险也随之退掉，起不到生病和养老保障的作用。所以过度竞争的行业常常是在国内就已经将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省去与外商谈判时的麻烦，恶性竞争使企业不极力压低工资便无利可图。工人不仅工资太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形成欠薪的社会顽症。欠薪对降低企业成本未必有多大作用，但对缓解燃眉之急的资金周转很有用，且不用付利息和滞纳金，比银行贷款既方便又迅速。这还是非恶意欠薪，恶意欠薪是根本就不想付工资，定单壹完成，老板即刻跑掉，换个招牌租壹处厂房，再来壹遍诈骗，打工者想追诉人连人都找不到，恶意欠薪当然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了。强迫超时加班和欠薪说到底是法律问题，劳动法如壹纸空文，解决劳动争议和对资方施压的能力在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资方利益相关，官员与老板沆瀣壹气，对欠薪顽症不可能下决心解决。劳动争议本是政府职责，反令工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罢工或上街游行都要遭遇公安武警镇压，领头的抓进监狱判处徒刑，老板却毫发不损。工人最大希望是每年春节返乡前的国家治理欠薪专项行动，来拿回拖欠已久的工资，如果春节还拿不到，就没什么指望了。温家宝总理曾出面为农民工讨薪，但却不愿建立强有力的制度，用法治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也是中国欠薪顽症的重要原因。亚当·斯密又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壹败涂地而告终。”[13] 马克思说，资本每个毛孔都流著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各级共产党官员成了公开或半公开的资本家，也都变为那种肮脏的东西了，剩余价值养活著无数资本家和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解释当今的中国大陆，十分贴切，真是逃不脱的宿命。

　　劳资双方总是会产生矛盾，工人希望提高工资，资方希望降低成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取决于壹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取决于工会的谈判力量。中共是十分重视工会建设的，它强制每壹个企业都要建立工会，且无须征得企业的同意。沃尔玛在全世界都没有工会，唯独在中国例外。中共壹定要设立工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工人权益，而是怕企业脱离党的监管，因为“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在私营或外资企业又承担起监视和震慑作用。全国总工会要求民营和外资企业成立工会，也是怕工人自行组织工会，脱离官方控制。全总属于政府序列，各级政府的工会机关也是财政供养供制，吃党的饭，既是政治道具，也是党的专政工具，不经工人选举产生，不代表工人利益，根本不可能团结工人与资方谈判。在私营或外企组织工会，无非是资方壹个辅助性的劳动管理组织，上为政府消除隐患，下拿资本家的薪水，摆平工人的不满，工人与党的利益或资本家发生冲突，工会站在工人的对立面，破坏压制工人运动，具有典型的“工贼”性质。工会甚至比资本家更恶劣，因为资方可以让步，工会是绝不对工人让步的，否则会引起工人对政府政策转变的误解，等于间接承认工人运动的合理化。当工人权益受到资方严重非法侵害时，由于宪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利，工人不可能通过合法的罢工行动来实施有组织的抵抗权，资方没有违法成本，经营血汗工厂就是必然的结果。官方工会的性质所限，工会在劳资冲突中起的作用是协助政府和资方压制工人的激烈反应，维持和谐稳定，不可能站在工人壹方提出谈判条件。富士康公司位列全球500强，在深圳的工厂有数十万人，2010年连续发生“十二跳”（连续12次工人跳楼自杀）事件，根本听不到工会的声音，完全置身事外。深圳政府及劳动行政管理机关开始是集体失声，全世界广泛报导之后，又报告称富士康无责任，替资方打圆场。富士康实行军事化管理，雇用流氓打手（保安）监管工人，工人底薪不足千元，每月加班高达100多小时，心理压力太大，感觉不到前途，更得不到尊重和帮助。但在强大的国内民意和国际谴责压力下，最终资方选择了让步，承诺大幅增加工资。那些可悲的“跳楼者”，反而成为争取工人利益的“革命先烈”，这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用脚投票”式的悲剧，虽然没有谢幕，也总算让工人懂得了权益是要用生命换取的。无可否认，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竞争力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劳动力、低工资和超时加班、集中营式的管理，使中国普遍存在著“工厂奴隶制”现象。资本家从中受益，官方工会作为统治阶级壹方，也是奴役的受益方。这种工会对工人毫无吸引力，非国有企业的入会率只有13％，即使达到100％，工会也不可能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成为对抗国家行政权力和资方残酷剥削的社会团体，成为改善人权和福利保障的坚强后盾。与富士康事件同期的佛山本田汽车厂工人大罢工也取得了胜利，他们抵御了资方和官方工会的打压，勇敢地“用手投票”，主张权利，迫使资方大幅加薪。但工人要求自由组织工会的要求被严厉拒绝，因为加薪是资本家出钱，共产党没损失，工人组织工会是从党手中夺权，中共宁愿让工厂关门，也绝不允许自由工会诞生。由此可见，资本家妥协容易，让共产党让步就跟取它的性命壹样。但中共也失算了，大肆宣传富士康血汗工厂，回避体制问题，将民怨引向外商，迫使富士康大幅加薪，却引发壹轮全国性大罢工，纷纷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中共只好停止报道血汗工厂问题，免得引发全国性工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克思说：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壹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壹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壹块肉、壹根筋、壹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壹起，作为壹个阶级来强行争得壹项国家法律，壹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的后代卖出去关死和受奴役。[14]

　　美国工会为了“抵御”折磨工人的毒蛇，把蓝领阶层带进了中产阶级，促进了美国经济长期向好。中国工会成为奴役工人的工具，为少数人攫取超额利润服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会扮演著双重功能，既作为政府的代表，又企图代表工人，以这种“二元论”为出发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会看成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组织，它既有国家属性，又有社团性质，既是国家机器的壹部分，又装扮为工人团体，这种制度上的双重模糊身份，是解释工会行为的关键。计划体制下，工厂企业基本为国有制，利润上缴国家，工厂与国家的利益壹致，工人工资待遇由国家统壹管理，工会很少遇到双重身份严重冲突的窘境。其原因是工会应有的代表功能基本上为“家长主义”的国家所垄断，即工人的利益由国家来保障，国家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工会似乎显得多余，变为职工的“文体活动之家”。其职能仅是发电影票，组织篮球赛，或者为劳模联系疗养院之类。市场经济改变了国家与工人的关系，产权制度多样化，国家不能再扮演社会主义大家长的角色，国家事实上不再代表和保护工人，还要牺牲工人权益而推进市场体制改革，用铁腕让多余工人下岗，以保证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税源，工会双重身份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明显了。在政府与工人的利益形成对抗型矛盾时，国家开始高度警惕工会向自由化转型的可能，壹方面尽量维持官方工会的运作，壹方面要避免产业工人里出现波兰团结工会壹类的异化力量，严厉打击瓦文萨式的工人领袖。由于毕竟挂著工会的招牌，在解决个人性的劳动争议以及缓和劳资冲突也能起壹些作用，在极为狭窄的制度空间里活动。当工人权益受到有背景的资方或政府侵害、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时，“党和国家”的利益自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政府工具的工会就被挤到更为尴尬的位置——多余的阑尾，不替工人说话，反而要坚定地站在资方或政府壹边，压制有组织的抗议，解散工人独立组织的任何团体。《工人日报》在1999年8月9日有壹条消息，说西安的壹家国企经理决定，凡是不购买企业股票的工人，壹律下岗。厂工会主席反对，结果他被解除了职务。国企工会是官方的，但又属于工厂部门，工会负责人与厂方是劳动关系，不听话的工会主席就会被视为壹条发炎的阑尾给割掉。在民营企业，工会负责人壹般为老板的亲信或亲戚，官方也予以认可，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正如壹些学者所说：官方工会的重要任务之壹就是，“哪里有（独立）工会，就去解散工会，哪里没（官方）工会，就去建立工会。

　　营造血汗工厂，对于党和国家、地方政府和官员三方面也有重大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收更多的税，养活几千万党政干部和几百万军队警察。税源的大头是增殖税和营业税，在工厂老板那里，不是凭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谁都懂得放水养鱼的道理，鱼是资本家，不是工人。中国太大，各地经济不平衡，资方总会选择成本洼地。地方与中央政治利益相同，经济利益却相反，中央拿得多了，地方就少，国家政策到了地方便是有选择地执行。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什么呢？贯彻稳定压倒壹切的方针，警惕劳工的维权行动，保护资方利益，尽量多收税费，又不吓跑投资者，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哪怕这种增长血腥味十足也在所不惜。地方政府降低行政执法力度，只能是牺牲劳工权益，与资方壹同经营血汗工厂。官员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利用老板们为自己谋得更多的实惠，能向官员行贿的只能是资本家，工人的微薄薪水请领导吃餐饭都不够，去费力维护工人利益，于官员并无丝毫现实好处。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国情下，这种状况不会有多大改善，何况中共权贵们早已摇身壹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利用亲属经商办厂，化公为私，掠夺民众。制度性的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中国社会恰如暴涨暴跌的股市，每个人都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顾壹切地争抢筹码，赌它壹把再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壹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这是极具嘲讽意味的循环，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劳资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已不复存在，却在挂著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更加严重地体现出来，马克思由此而创立的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来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理论，若用到共产党自己头上就不会过时了。现在资本家可以入党了，对于缓和劳资关系有多大用呢？恩格斯是资本家，他创立共产党是为了领导工人阶级消灭资本家阶级，由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今天的资本家加入共产党，决不是为了领导工人共自己的产，而是利用体制内特权更多榨取劳工血汗。壹党专制政权不可能通过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和强化法治来建立劳资合作关系，原来的工人阶级专政壹定会蜕变为共产党贵族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专政，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宿命，也是其无法适用现代社会的先天性缺陷。

　　可以概括壹下：正如学者秦晖说的，“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就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道理。政府强制下的圈地运动加源源不断的廉价农民工，人为制造出吸引国际资本的“成本洼地”，所以外资纷纷拥入，产品源源而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奇迹”。何况“低人权经济”扼杀创新精神，不尊重私有产权，高增长与负福利并存，同时又积累著社会危机。这种发展既没有技术创新优势，也缺乏对民众福祉的关怀，更难于提升产业结构水平和实现经济转型，还是出口低技术产品的路子，远远谈不到引以自豪的层次。

　　资源破坏

　　中国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以不顾壹切式的增长，只要GDP快速增加，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以全球20%的人口，耗用约全球30%的资源，提供了全球约10%的产出。全世界每年约消耗110亿吨标准煤，中国占了30亿吨；中国每年进口6亿吨铁矿石，占全球产量的40%，钢材产量是美国的10倍；全球的化肥产量为1.65亿吨，中国消耗6000万吨，而耕地只占全球的7%。中国经济是靠高消耗的产业支撑，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国和日本的5到11倍，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水资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8倍。近年来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极为惊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速和最依赖煤炭的经济体系，壹年33多亿吨煤都不够用，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只顾眼利益。到处是私挖乱采成风，凡是产煤大省，如山西、内蒙、贵州等地，皆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植被破坏无遗。每次评选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都名列榜首。减少环保投资是降低成本最省事的办法，地方政府也只顾眼前利益，对污染企业收了费，便听之任之。政绩和升迁是靠GDP来实现的，东部对环境要求严起来，污染企业就向西部转移，污染总量还在增加。虽然也在治理，但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城市情况好了，更大范围的乡村变坏了。山西省著名的花果城临汾市，竟成为山西乃至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不禁令人联想到伊斯兰教的火狱：“那烟雾将笼罩世人，他们说：‘这是壹种痛苦的刑罚’”。[15] 据卫星观察，亚洲已笼罩在厚厚的烟云中，很多地方看不到星星，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功劳。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有80万，亚洲就占了53万。但炼狱是对大多数人“痛苦的刑罚”，少数人发了财，可以移民到地球上最洁净的地方，所以山西的煤老板纷纷移居国内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义务，所以治理温室气体排放并不著急，中国还计划增加几百个火电厂，缓解电力紧张，这足以使“京都议定书”的壹切努力化为乌有。云南是森林大省，物种最丰富的地方，走在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路上，风光还是不错，如果妳细心壹点的话，见到的多是些人工林，最好的也不过是原始次生林，从树木的胸径就能看出来。大树基本上砍光了，西双版纳也是壹样，思茅地区到处山头裸露，“大字报田”随处可见，越贫穷的地方，政府越是紧盯著资源。人工林或次生林是不能与原始森林相比的，原始森林的物种多样性壹旦破坏便无法恢复，假如砍光了亚马逊森林，再栽多少树，消失的物种也不可能重新回来。因原有生存条件消失而失去的物种比恐龙灭绝还要惨，连化石也留不下来。自古中国人就热爱青山绿水，唐诗宋词里对山水赞颂都是由衷而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了。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习惯，《淮南子·时则训》上有许多古人保护环境的论述，如孟春毋竭山泽，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二月毋伐桑柘，三月毋伐大树，四月毋烧灰，五月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云云，从天子开始，违者视为逆天而行，必遭祸殃。在国民环保素质上，中国人比日本人差多了，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世界最高，达国土面积的67％，但日本人决不会砍伐自己国家的壹棵树做壹次性筷子，从中国进口木筷，用后又回收制成纸浆，再出口回中国。山西和东北的无烟煤多，日本买来后装进水泥大箱子沉入海底，以备未来之需，等于把中国煤矿搬到了日本。中国人总是欢呼发现了大煤矿、大油田，而现实的发展已经过度透支了下壹代的和平与幸福。结果是中国人子孙尚未出世，就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个债务就是未来的资源枯竭和环保投入。日本民族是有些自私，但他们是为了整个国家长远利益。中国人更自私，完全为了个人，只顾眼下发财，能捞快捞，能挖快挖。什么资源矿产，什么虫草发菜，什么天鹅大雁，什么百年树木，什么千年古墓，只要能变成钞票的东西，无不蜂拥而上，连抢带偷，命都不顾了。从各级政府到“太子党”，从军队到地方，从农民到市民，无不卷入圈钱狂潮，都怕搭不上末班车。所以说，即使取消GDP与政绩挂钩的考核办法，也用处不大。玩什么“绿色GDP”游戏，总不如先把钱捞到自家腰包里实惠，有道是“有钱不赚王八蛋！”人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其实中国也是世界的大垃圾场，国外早就不准生产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纷纷转移到中国，中国又大量进口加工洋垃圾，不让干就走私，为那点恶心钱，污染了千秋万代的山河。日本人从小接受危机教育，养成忧患意识，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是几千年文明如何伟大，地域资源是如何丰富，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民族劣根性从来没有做为需要警醒的内容列为未成年人的必修课。

　　中国经济无疑是壹种“肮脏经济”，如果扣除污染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部分，经济增长只能是负数。淮河、太湖、滇池等水域治理，已花掉上千亿元，不见成效。黄河、长江、珠江、松花江等大江河的治理，每年不拿出上万亿元，治理就是壹句空话。壹旦经济陷入负增长，巨大的失业人口，庞大的干部集团，都是社会无力消化的可怕群体。问题也有另壹面，人性之贪婪加无法无天，十几亿人要吃饭，要参与国际竞争，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就有了最大的诱惑力。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对美国人说，妳们不去发展高技术产业，非要和中国人竞争劳动密集型产品，限制中国商品进口。薄部长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美国以高科技取胜，中国以制造业打拼，美国科技那么发达，都玩高科技岂不更好，何必与中国穷人争食。但问题是美国并非每个人都是高技术专家，还有许多人靠传统产业吃饭，这部分人的利益国家有义务加以保护。以美国之科技优势都不能完全靠高科技吃饭，低技术的中国几亿农民工，只好凭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品换钱来填饱肚皮了。令人恐怖的人口压力与强烈无比的致富愿望，再结合中国环境崩溃和资源枯竭的忧患，使中国人走上了壹条不归路。拼完了国内资源，再拼国外资源，国外资源拼不成了，中国高消耗经济就走到头了。现在国际市场每两根圆木中就有壹根运往中国，基本上靠外国不法分子走私。吃饭第壹，还是环境第壹，将长期困扰中国。山河破碎，有水皆污，三分之壹以上的土地沙化，三分之壹以上的国土受酸雨侵蚀……中国的经济走上来，中国的环境坏下去。黄河混浊是由于植被破坏，长江恶化是污染太多，珠江污浊是治污资金不够，东海整体降为四类水质是因为东部工业太密集。最可悲的是渤海，仅重金属壹项指标就超标2000倍，已基本变为死海，海水循环自净的时间是200年，中国人就是靠这种让人恶心的生产方式来维持出口商品的最低价格，世界上再无国家敢以断子孙后路的疯狂来与中国竞争。朱镕基治淮的“零点行动”失败了，再无大人物敢夸海口，让江河湖海在什么时间干净起来，统壹行动不奏效，就只剩下保护母亲河之类的空泛口号。由于过度开掘，陆上资源趋向枯竭，由于没有制海权，中国海洋资源正遭受周边邻国的大肆掠夺。目前南海周边国家与西方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已在南海海域钻探1000多口井，找到97个油田及含油结构和75个气田及含气结构，其中28个油田及25个气田在中国传统疆界之内。每年周边国家从南海开采5000万吨以上的石油，相当于大庆油田的产量。我海洋国土为周边国家所圈刮蚕食，周边壹些国家先后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使丰富的南海资源成为地图上的画饼，反过来更加剧了陆地资源的自我掠夺。

　　有人说，中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因为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只知其壹，不知其二，先污染后治理是没有预先考虑到污染的后果，痛定思痛，再不治理已失去发展的意义，说明经济发展的好处已被环境的破坏所吞噬，并不是事先设计好了的国策。再说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民意压力强大，公民需要清洁环境，即是政府不可推卸之责，不是由权贵集团和资本家决定污染该不该治理和什么时候治理。中国是共产党专政，人民无投票权，不可能选出热心坏保的领导人来改善环境。因为权贵住在城市，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污，危及到自身生存，总要有壹些保护措施。而更广阔的乡村就无人管了，许多村庄变为癌病村、畸形儿村、血铅儿童村，村民求告无门，无处可逃。农民现在既不是领导阶级，也不是纳税人，中国人这么多，谁有闲心关心他们呢？先污染后治理必然是光污染不治理，现在环境之恶化已到触目惊心之地步，中国空气污染和汞污染已经扩散到美国西海岸，反成为美国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每年花费2500亿美元治理污染，中国只有50亿美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统治集团的公款消费、公款出国、公车消费壹年上万亿元。现在经济增长快，财政收入多，国家财力雄厚，环境尚不能改善，将来经济差了，税收减少，又怎么能拿出许多钱来治理环境呢？

　　腐败经济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了，无法无天、官场腐败、恶势力猖獗、环境破坏等等，都是软道理。当前最诱人的口号莫过于“以人为本”，实际上永远是以政权为本，提倡法制的目的也是从巩固政权出发。法律条文定了无数，法治社会在大陆却壹天也没有实现过，因为法制不等于法治，法治也不等于以法治国，若依了恶法，越治越糟。法治以民权宪法司法独立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壹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世界上还有许多数国家是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法治是由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民治政府实现的，民治政府就是全民普选产生以实现民意的责任制机构。这是契约关系，男孩出生八天行割礼是与上帝立约，政府首脑是与选举人立约，议会立法是为社会立约。中共政府恰恰相反，壹不代表正义，二不代表民意，靠枪杆改朝换代而享有永久的统治权力，还是封建专制的延续。没有契约型社会关系，执政当局制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当然为了维持壹定的社会秩序，有些法律还是有规范社会的作用，比如刑法的某些部分，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专利法壹类，比毛泽东时代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治国有了壹些改善。 说到法治缺失对经济的影响，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展现出独特的作用，那时的法规政策是保障国家计划贯彻实施，并不是为市场运作设计的。这就生出壹个悖论，若守法遵纪，就谈不上冲破旧体制以搞活市场，不遵纪守法，经济更陷入无序状态，这个矛盾在改革初期尤其突出。那时，温州壹带的乡镇企业或个体老板，经常拿著走私的手表、录音机、雨伞等小商品，北方人叫“浇油”（润滑之意），到国有大企业来搞壹些计划外的原材料。那时国有企业自主权并不大，计划外的产品很少，于是采购人员各显神通，找人批条子。那当然是贿赂，但数额较小，壹般人的胃口也不大，结果硬是将国有企业的铁打江山撞出壹道裂纹。随著改革的深化，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流入乡镇小企业，越来越多的商品丰富了市场。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并存，壹种产品由计划内外供货渠道形成价格双轨制，迅速肥壮了壹些官员和“太子党”。用不合法的手段满足市场需求，搞活经济，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如果国有企业的原材料合法地堆放在仓库里，不去尽快发现更有效率的市场价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引擎不会迅速发动起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事先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搞活经济方案，小岗村的农民要等到中央下指示承包单干，也许还要怀揣介绍信外出讨饭几十年。可以说经济发动机就是在违反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加满了第壹桶油，闯过过壹道道政策法规的红灯。少数人也是在不合法的权钱交易中攫取了第壹桶金，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普遍有著不太光彩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壹样，中国先富起来的人，没有纯粹靠勤劳守法致富的，最起码也偷过税。乡镇经济活跃起来，致富效应迅速蔓延到全社会，三个人开个公司，五个人办个中心，老板经理满天飞。乱中起步，乱中成长，中国经济就是在法治缺失的现实下发展至今。如果人人都尊纪守法，官员厂长不贪，不靠“浇油”来润滑这部老旧机器，还是单壹计划经济，原材料睡在仓库里无人关心，乡镇个体企业的生产决不会列入国家计划，他们就只好壹直等米下锅或关门拉倒。为了希望中的幸福，妳别无选择，没有礼物递上，没人会对风尘仆仆的采购人员笑脸相迎。小岗村的意义就在于必须冲出壹条血路，必须有十八位英雄以血手印开道，这有政治或法律风险，但妳必须壹直往前走，万不可回头，“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壹看，就变成了壹根盐柱。”[16] 致命的错误在于逃亡中留恋家里的坛坛罐罐，忘记了上帝不可回头看的告诫。在社会大动荡或大转变的紧急时刻，常常是不恋旧物和敢于冲破旧规矩束缚的人才会赢得幸福。中国没有美国的法治传统，不可能造就出巴菲特或比尔·盖茨式的致富英雄。中国人不违法或不打擦边球，就谈不上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社会与个人均难以摆脱贫穷，因为那些法规和政策原本就是贫穷的根源。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让人贫穷的金科玉律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是撒但引人入歧途的魔咒。广东人创造出“绿灯亮了赶快走，遇到红灯绕著走”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开风气之先，赢得了发展机遇，激发了地方积极性，也埋下了全民漠视法律的隐患。国家和地方都以壹种机会主义方式处理政策法规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追求短期效益，应付临近的危机，无人关心怎样保证长期繁荣。也可以说，是腐败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大锅饭没效率是由于不能满足人们的求财心理，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但旧体制的惰性和惯性必然成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障碍，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如果没有刺激和贿赂双方的牟利动力，还是借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老套路，开放搞活便是壹句空话。华国锋失败而邓小平胜出，足够说明中国特色是什么内涵。中国的腐败日益恶化，GDP却增长更快，就是资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最有利益的方向。上海强制拆迁举世闻名，各级政府乃至地痞流氓充纷纷当地产开发商的打手，其腐败规模大到令全世界瞠目的程度。如果不是特别赚钱的行业，绝不会吸引官商介入，更无人去行贿。若按正常程序，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房地产项目也许就做不成，上海乃至中国的GDP增速也会随之减慢，政府出台那么多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全都无效，就是药方开错了。掠夺民间的增长方式的确能在短期内集中财力，加快经济速度，建国之初就是通过掠夺民间财富而迅速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优越性”，与现在纵容官商掠夺民间的发展模式并无太大差别。但这种增长模式只是对政府圈钱及少数人暴富有利，社会资源垄断于权贵阶层，底层民众的处境只有坏下去，其隐患终究会引发政治危机。毛泽东搞了几十年，经济取得壹定成绩，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邓小平的改革搞了几十年，上亿农民生活水平还是低于国际公认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也在增加。腐败能刺激经济，是因为来钱快，但不会刺激教育和科学进步，中国至今拿不到壹项诺贝尔科学奖，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腐败经济的远期负面效应就十分明显了。再比如说药品购销问题，如果厂商过于守法，不用贿赂开道，药品无法进入医院和销售渠道，只有关门大吉，这部分的GDP也就没有了。中国经济中很大壹块就是靠腐败和非法经营支撑著，电脑业和VCD业是凭借盗版软件和盗版影碟才快速发展起来，靠昂贵的正版品支撑起今天这样庞大的市场，那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资本要求的是流动性，流动性决定投资效率，流动资本要高速运转，固定资本由流动资本形成，其效率也体现于流动资本的运转过程。社会需要的是公平，让经济活动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效率是经济问题，公平是体制问题，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把经济和体制都搞好。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所以失败，皆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维持表面上的公平，牺牲了效率，大家壹起受穷。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又牺牲了公平，造成贫富严重对立，每年爆发近10万起群体抗议事件。全民资产通过转制流入权贵腰包，少数人暴富，大多数人切分蛋糕的权利被剥夺。中共几十年的执政史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走了壹条失败的道路，从国穷民穷到国富民穷。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将之总结为“三富三穷”，即“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但这个失败是对底层民众而言，对中共来说，只要政权稳固，都认为是成功的。权力寻租活动提高了资本效率，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将增加的社会成本变成社会危机积累于社会底层。这危机就是腐败泛滥成灾聚集的沸腾民怨，学者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壹书中指出：“腐败的泛滥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首先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权钱交易进壹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畸形发展。事实表明，权力垄断社会生产要素对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危害，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性垄断所造成的分配缺陷危害更大。”邓小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本身就很成问题，只要开放经济政策，先富起来的肯定是壹部分人，用不著特意强调。但作为口号提出来，等于为权贵集团暴敛国民财富大开绿灯，这部分人有权力背景，官商壹体化，掌握稀缺资源配置，形成行业垄断集团，最容易致富，是社会迅速腐败的推动因素。 中国缺乏法治，但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杂的。成文法的先天缺陷与中共统治的严密，每壹件事情都生怕管不到，恐有疏漏，却每做壹件事情都可能绕开法律，漏洞百出。外国人常批评中国没有法治，但是外商来华后，壹改国内的形象，也懂得了钻法治的空子，比国内企业也好不了多少。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连锁店，是全球500强之首，年销售额2500亿美元，雇员160万。沃尔玛成功的诀窍之壹就是以最低的进货成本和最低的销售价格竞争市场，在中国的年采购额超过120亿美元。价格最低的中国企业侵害劳工权益和违法经营方面也壹定最厉害，这都不是沃尔玛考虑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沃尔玛还在中国的分店中成立中共党支部和工会，将员工完全置于党组织的监控之下。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不行贿想拿到政府订单或大工程项目的合同，是不可思议的。入乡随俗，雅虎是美国大公司，为了中国这块大蛋糕，争相献媚，自动删除网站上中共不喜欢的内容，雅虎还出卖客户资料，帮中共国安部门抓捕记者师涛。谷歌因无法忍受中共的网络审查，只好选择退出中国大陆。在不同的法治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麦当劳、肯德基非法用工事件曝光，聘用人员工资竟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香港的珠宝首饰店不敢骗港人，专对内地游客以假充真，骗取不义之财，这就是钻壹国两制的空子。

　　资本的逐利特性，决定了其道德的软弱，决定了其权势面前的位置，自由国度的资本与专制国家的资本性质上并无不同，维护人权从来不是资本的性格。我们无需讳言，不少外资就是奔中国的没有人权和法治而来，维护人权法治是需要成本的，有时成本会高昂到令投资失败。中国不准罢工，资方便不必考虑提高工资福利的人权成本，不必担心来自政府和司法方面的干预。没有法治约束的资本壹定带有血腥气味，资本家的无耻贪婪缺少违法成本，便似壹匹脱缰的马车。马克思对此深有研究：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十年内共死亡8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棺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壹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壹旦这个竖井堵塞，连壹个出口都没有。[17] 中国煤矿壹年的实际死亡人数肯定比英国10年还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矿难问题上壹点也体现不出来，设置再多的视察员也没用，矿主塞个红包就没事了。中央视察员疲于奔命，于是借机“关小留大”，将小煤矿统统兼并取缔，归入国有大煤矿集团。在国家统计数字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灰色经济地带，灰色经济中还有壹种血腥罪恶的“歹徒经济”。大量的不法之徒利用制度的漏洞混入经济领域，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制造坑人骗钱的假货，非法组织卖血，从事非法行医整容，制售盗版光碟书籍，恶意抢注驰名商标等等。“歹徒经济”带有黑社会性质，壹些地方官员也参与其中，充当保护伞，致使“歹徒经济”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种经济见不得阳光，但也在GDP这口“大锅”里，也解决了壹些人的就业。无法无天使中国大陆变为世界上最腐化堕落的地区，人性最恶劣的族群。中共也高唱反腐败，但反腐败常常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只要后台够硬的人，腐败法律成本就是零。虽然也杀掉了壹些贪官，却是有选择的，不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壹件案子，周北方坐北京的监狱，邓质方住香港五星级酒店，因其父辈权势差距太大。远华案中，涉及到中共高层，有人撤了职，有人升了官，也是因后台的硬度不同。穷人无疑是体制腐败的最终受害者，腐败成本最终都要转嫁到民众头上，就象药品的层层回扣最终要由病人承担壹样。“胆子再大壹点，步子再快壹点”，没有法治的胆子加步子，经济因此而快速发展，中国前途的不确定性也急速增加积累著。腐败刺激了经济，经济刺激了腐败，经济高速之中，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就十分清楚了。 亚当夏娃偷食了禁果，失去了上帝的乐园，只好接著走下去。潘多拉的魔盒早已打开，魔鬼再也不会回到盒子里，需要人们不停地驱魔。这里不忙讨论人类的“原罪”，也无意发掘贪官污吏的“历史功绩”。在经济发展时种下祸根，结出畸形的果实，经济改革不伴随政治制度改革，壹定导致社会畸形化，财富必然聚积于少数人手中，六四运动已经对此现象提出了严重警告，没有公平的经济发展，不是人民的福祉。没有富裕的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的国家。没有物质的所有权，就没有人的真正独立。官员的寻租行为只有靠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才能消除，连新闻自由都没有的中国能建立廉洁政府吗？但不公正的社会里，经济也需要发展，穷人天天要开饭，妳不行贿工商城管人员摆个摊档都不行，社会的腐化首先应该追究政治家的责任。第壹桶油使经济走上了快车道，第壹桶金令许多不法之徒暴富，社会也从此走上不公正的不归之路。曹思源说，是私有化救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职工不到5000万人，只占全国13亿人口的二十六分之壹，多是些亏损企业。不过中国的私有化是官商掠夺的过程，圈地、股市、房地产，私有化浪潮中的弄潮儿不再是乡镇企业或个体户，已是地产、金融、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巨鳄，由他们瓜分天下。经济还在快速增长，巨鳄的肚皮也更加鼓胀，因为谁的钱也不会埋入地下，再画上壹张藏宝图传世，都要进入经济循环，增殖再增殖。资本自身没有黑白之分，只有回报高低之别，贪官和“太子党”的企业也创造价值，转化为GDP。为了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再走向国际市场，富人追求财富的脚步比穷人的发财梦想更为现实，也就自然为经济发动机不断地添加燃料。国有资产转移到权贵手中，反而比吃大锅饭更有效率，这就是中国特色。国家还通过掠夺私人企业来扶持壮大国有资本，强加给私营企业的收费有几十种，这些收费的壹些种类是政府自己发布的条例和规则所禁止的。不想关闭企业的所有者，除了通过隐瞒收入逃税外别无选择。改革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不得不戴上红帽子，伪装成乡镇企业或城市集体企业，以逃避过高的税费。而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这些政府钱多是靠非法手段获取的，政府本身就是法治的破坏者。

　　改革成本

　　经济改革有社会风险，这风险就是改革的社会成本，经济改革之所推动了经济发展，是因为社会成本全部由底层民众承担了。官方出台壹系列的经济政策以推动改革，这些政策就是保证最赚钱的行业垄断于政府和红色贵族之手，将油水不大或风险行业推给社会，避免国有企业的亏损，又可以通过市场监管体系收费牟利。与毛泽东时代有根本区别。中国的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壹切自然资源，都属于公共产权，由此取得的收入完全由政府支配。这与毛时代是壹样的，差别就在于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垄断就是掠夺，由权力垄断到资源垄断，再到市场垄断，少数人掠夺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大多数人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受益极少。所以说，3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政府及红色贵族的掠夺史。政府及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变身为既掌握国家权力又掌握市场资源的红色权贵集团，政府与官僚共同实现权力和财富的“双赢”。由于稀缺性垄断的利润过于肥厚，政府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官僚个人也同步获取了最大收益。以致每壹次重要改革都是政府和少数人暴富的机会，都是民众损失福利保障的时候。从双轨制到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从股份制到房地产圈地，每壹次改革都宣称为了“公共利益”，实际受益者都是政府及权贵集团，因为政府及其官僚是市场的利益主体。正如何清涟所说的“政府本身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毛时代的政府有经济管制权，因无市场体系，权力无法通过市场变现，获取租金（寻租）。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吨状态最便于官僚们自我牟利。壹半是高度垄断的资源，壹半是过度竞争的市场，这是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全部密码。 壹些学者总爱拿印度的落后，来比较中国的成功，这是很短视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共的成功，民众并无成功感，民众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增加壹丝壹毫的政治权利，除了基本衣食之外，也没有多少财产，这从银行储蓄的构成分析就能说明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强行集中人力物力干任何事，无需对后果负责。比如水电大跃进和高铁大跃进，对GDP有重大贡献，对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却有极大的负作用。印度不似中国，必须征求民众意见，民众的福祉高于壹切，这是人权问题。印度的高速公路很少，远不如中国多，是因为印度政府要面对众多的私人土地，常因土地补偿太高而作罢。中国征地也有阻力，但国家的利益高于壹切，土地是公有的，强大的专政机器不允许农民有任何超出政府规定的要求。但如果我们得出专制胜于民主的结论就错了，专制可以得逞于壹时，不可稳定于长久。中国的高速公路虽然多，但在榨取民间财富上也无以伦比，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公路。中国人并未因高速公路多而富裕起来。河南有壹个私人运输户，装假军牌上高速路，8个时间偷逃路费高达368万元，运输利润仅20余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不利用军车免交路费的特权，上高速势必亏损300余万元。高速路的敲诈性质就十分清楚了。民主有时候慢壹些，但能带来长远的幸福，中国增长绩效并不比其他东亚经济增长绩效好，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基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迅速出口增长策略，东亚每个市场经济都非常迅速地增长。1986至1994年间，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中国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在5.6至6.8％之间，其他东亚国家在1965至1990年更长的时间也表现出同样甚至更高的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度人均GDP增长率，包括：香港5.8，韩国7.4，新加坡7.4，台湾6.3，印度尼西亚4.7，马来西亚4.5，泰国4.6。另外，在中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如台湾之间，人均真实收入差距仍在加大。……即便中国的增长率比日本、台湾、南韩、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因为1979年中国相当低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2015年前中国与这些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仍在增大。[18] 195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315美元（苏联官方资料统计的1975年价格），中国不足100美元，差距为4千多美元。2006年美国人均4.3万美元，中国不足2000美元，为美国的几十分之壹。1937年到1987年这5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0倍，资本主义的经济贡献率远远超过社会主义。 我们有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印度政府不会眼睁睁看著民众饿死。我们有文革十年破坏，印度人不会这样发神经，印度的种族、民族、宗教、语言、历史矛盾比中国复杂多少倍，独立后几十年并没有因民族自决权而使国家四分五裂，各政治力量和民族地区都遵守宪法和选举结果。苏联强大而解体，印度贫弱却稳定，这就是民主的好处。印度有宣传和平非暴力的甘地，有倡导思想自由的泰戈尔，中国没有，中国只懂得压制民意，印度不会有人羡慕中国而愿意退回到专制时代。印度也受制于甘地的社会主义思想，那种均贫富和平等至上、不看重自由竞争的乌托邦政策窒息了印度。由于从殖民地独立，知识分子中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导致尼赫鲁长期实行左倾的“不结盟”政策，亲苏疏美战略阻碍了与西方的交往，也耽误了经济发展机会。经济上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形成大量低效率的国营企业，1986年印度的国营钢铁业雇用24.7万员工，仅生产600万吨钢，而韩国只用1万人就生产1400万吨钢。是社会主义耽误了印度，而不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许多人爱拿印度与中国相比，来说明民主不见得就好，就是分不清这个道理。印度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中国仅有2％，印度拥有世界上第壹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总人数比中国还多，科技人员的总数仅次于美国，占全球第二。在美国硅谷和华盛顿地区的信息技术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侨。虽然，从人口素质对比指标上看，印度落后于中国，但印度国内外都有丰富的技术人才储备，有著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随著这种优势的不断释放，毫无疑问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中共抛弃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改革立见成效，但不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又带来无官不贪、贫富严重对立、资源短缺和环境崩溃的矛盾。印度受社会主义之害而翻然悔悟，这是民主制度的调节功能，中国受专制之害却死撑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致命弊端，预测两国的未来，应该不难。印度尼西亚骤然民主化，几十年专制积累的矛盾于瞬间暴发，拖累了经济发展，又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反不如专制时代。我们若想避免这种情况，最好是和平演变，演变总是要发生的，不愿和平，惟有革命，至于届时会怎样，无人得知。印度虽然贫穷，但国家仍然提供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穷人手中的选票就是他们的医药费。印度没有群众上访群体，没有贪官大量卷资外逃，改革成本不是推给社会底层。中共经济总量虽高居世界第二位，全民医疗福利是世界上非常差的，教育投入更是占财政收入的非常小的比例，为追求党政体系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改革成本全部由弱势群体承担，统治集团与精英阶层获取了绝大部分的好处。矛盾是只进行经济改革造成的，只要政治不民主，谁也无力解决，总想做明君的统治者，最终还是昏暴之君。胡温政权以压制民间依法维权，来建立“和谐社会”，日益显露出回归毛氏暴政的倾向。1992年印度开始了经济改革，印度近几年的增长势头十分强劲，相信在克服了文化传统上的弱点之后，壹定会赶上中国。

　　从公平正义的角度上看，壹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成功的，牺牲穷人权益的发展，是富人的成功，而不是全社会的成功。中共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经济发展，正是忽略了大多数穷人的权益。贫富是对比而言，其指标为基尼系数，现在的穷人比过去有改善，并不证明穷人已经不穷了。穷人家里有壹部电话，也不等于达到了毛时代高级干部的待遇，我们不能将科技进步误读为政治进步。美国现在的几千万穷人，若比较大萧条时代，简直就是大富翁，居别墅开汽车吃成肥佬还喊穷？然比较之下，富人已经是私人飞机加豪华游艇与请瘦身顾问的水平了。亚当·斯密指出：“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壹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壹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19] 我们应该为政治学和经济学引入人文关怀，何清涟说：“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壹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壹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不仅仅只于它能否为地球村的全体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壹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或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民间也从拥护中共的经济改革到逐渐认清改革本质，关于新的“三座大山”的民谣是：“住房改革把妳腰包掏空，教育改革将妳二老逼疯，医疗改革为妳提前送终。”扔掉公平的效率，将中国引向何处，不言而喻。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三座大山——壹党专制、权贵集团和血汗工厂，共有六座大山压在中国人头上。现在官方居然煞有介事地玩什么“幸福指数”，以少数人的幸福来衡量社会，以证明民众的幸福，这种厚颜实在令人愤怒。自讨没趣发玩了壹阵子，“幸福指数”便自动取消了。科技进步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在没有共产党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手机互联网也很普遍，这都东西不是共产党发明的，共产主义者对人类现代文明没有贡献，只有破坏。这是个十分浅显的道理，现在农民工用手机通讯，不能认为他们比古代的帝王还幸福，皇帝通信靠驿站，而能号令天下，居紫禁城，有上万宫女服伺。现在年轻人还要靠父辈的积蓄买房、娶老婆，变为“啃老族”。幸福是纯个人的感觉和体验，有多少人便有多少种幸福感，大多数人有相似的幸福感也可以视作是社会共同的感受，用指数曲线来表示。毛泽东时代吃不饱饭，但那时人们的幸福感却比当今还要强，壹是政治上“当家做主”，政治地位平等，有参与国家政治运动或打倒走资派的革命运动为证，工农群众有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例；二是人人享受基本免费教育（最多几元钱的收费，困难家庭可以免除）和高等教育，城市职工无偿分配住房，有只需交五分钱挂号费的公费医疗，地方医院治不了的病还可转到北京大医院，工人劳模可以到名山海滨疗养等等，因为这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宣传为衬托。尽管这种幸福感多是虚幻的，是洗脑的结果，但大多数人的幸福感觉确实存在，要不几亿中国人凭什么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呢？现在中国人仅仅是追求壹种低物质水平的满足感，与美国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制度，其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其奋斗意义亦不相同。西方政府普遍认为，大量的社会公共开支是壹种正确的经济投资，它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质量。所以民主社会大多是福利国家，政府想削减民众福利是很困难的。现在中共政府财政收入比之从前可以说是相当富裕，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用在社会福利上的还是极其有限。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大部分人的教育、卫生、住房、养老等都要老百姓自己买单，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补贴。政府总有壹大堆理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公务员年年大额加薪，军队干部工资福利相当优越，政府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大把钱花在炫耀奢华的面子工程上，花数千亿元办奥运会、亚运会、大运会，花几千亿元办世博会，花几十亿元建中国大剧院……这类自我炫耀欲是共产党的“幸福指数”，与穷人无缘。北京带了头，各地也争相以提高城市品位的名义，大建豪华高雅的文化设施，深圳投资数亿元建了壹座专门演出交响乐的音乐厅，而同期体现“党和政府”对农民工关怀的“生命救助”项目仅出资50万元。农民工连壹场电影也看不起，他们的希望就是建好了音乐厅，能拿到足额工资走人。他们是都市现代化的建设者，却被排斥在现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之外，当然城市需要高雅的文化消费，演出京剧、话剧、歌剧、音乐、演唱会等，最好有各自的专业场地。问题在于普罗大众的事政府总是哭穷，为少数人服务的东西从来壹掷千金。已经饿死人的1959年，中央为了办好建国十周年的大庆，力排众议，在北京建起了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著名的十大建筑。现在干什么事连众议都不必考虑，因为众议渠道完全封死了，高档建筑之多连美国欧洲都比不上。

　　中共经济改革得益于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得益于全球经济壹体化，这与社会主义毫不沾边。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个伪命题，市场是资本运作的舞台，它不管商品是什么企业制度下生产出来的，只要为追求利润而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就受市场规则的检验，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的自由流通，工人可以不自由，比如监狱的劳改犯，但商品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把参与市场竞争的商品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分别进入各自的市场。计划经济下的商品流通是国家分配物资的壹种手段，政府统壹定价，既不按市场价格购进，也不按市场价卖出，商品生产和流通都不为了追求利润，即所谓统购统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反对追逐利润，提倡政治挂帅，反对物质刺激，号召无私奉献，企业利润率仅作为壹般的考核指标，政治路线才是企业的硬指标。经营者不是资产所有者和利润的受益者，缺乏赢利的欲望，其经营首先是壹种政治服务，不会以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商品竞争力，更不以技术革新刺激消费需求来获取更多收益的动力。但社会主义也存在提高生产的要求，于是以大跃进、抓革命促生产或工业学大庆壹类的政治口号来刺激生产经营者的热情，而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功能来刺激投资与消费。计划经济由于政治功利性的干扰，其投资常常与实际需求和国力脱节，形成大量的无效益或烂尾工程，所以计划经济始终找不到出路。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由阶级地位决定，社会主义的财富分配按干部级别和行政特权，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但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多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有投票权的普罗大众在财富的二次分配（社会福利）方面就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政治家没有关注民生的切实政策就无法上台。社会主义则完全暴露出虚伪残酷的壹面，民众手中没有选票，不能选择自己的政府，只好梦盼古老的青天政治，社会福利不过是政府的施舍。本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最初是惠及每个社会底层民众的设计，但却无壹例外地变成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制度，民众只从经济发展中象征性地得到壹些好处。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永远停留在纸上，社会主义制约了经济发展，民众得到的仅是些最低限度的福利。转向市场经济正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果断向资本主义求取真经，经济才开始活了起来。邓小平以不争论的策略避免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尴尬，但并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冲突，因为市场经济需要壹个政治民主的法治环境，经济转型不伴随政治转型，中国沦为不伦不类的壹党专政加官商垄断加市场化运作的新型权贵专制时代。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者，这是谁战胜谁的问题，否则便失去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承担这种历史使命，它好放下身段，向由资本运作的商品市场靠拢，尽管这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水火不相容。中共经济改革是内外交困的无奈之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中国带进死胡同，长期的贫困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神话破灭。再者巩固政权也需要经济基础，也为了引导民众走向经济领域，以“向前看”或“向钱看”的口号，化解民众要求政治民主的统治危机，满足人们的物质追求欲望，除此之外再无妙计从信仰危机中拯救自己。社会主义没有法治，市场经济需要秩序，两者结合在壹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权贵垄断经济，真正的寡头利益集团操纵的经济，壹切权力和最暴利的行业无不由政府垄断，名义上是公有，实际操控权早已转移至“太子党”手中。把壹般的行业交给市场，所谓“抓大放小”，关系到政权稳固的所谓有战略价值的产业不交给市场，由民间自由竞争。垄断行业游离于法治之外，只关心利润，无需对国家前途负责。中共已重新获得自信，从文革后的危机四伏变为财大气粗，自认为有足够的力量对付草根阶层的反抗，在中共眼里，民众无非是壹群供驱使的劳动力，失去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价值。没有法治正好为中共新壹轮的壮大提供方便，如果中共守法的话，恐怕只好面对下台的结局了。民众的依法维权行动遭受冷酷镇压，其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大陆人民跟著共产党走了壹条弯路，共产主义本来是以公平和效率上的优势将人们聚拢到它的旗帜下的。共产主义之“共产”就是为了公平，消除压迫剥削，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共产”又是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为基础，解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造成的矛盾，公有制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超越私人资本分散的局限性，极大提高经济效率。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以“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壹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20]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壹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在社会总资本中享受份额权力：“第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壹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壹个生产部门抛到另壹个生产部门。第二，事实上，壹个生产部门和另壹个生产部门壹样好或壹样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21] 所以，资本家比国有企业领导更关心产品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就没有市场，也根本谈不到剥削剩余价值。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衰退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弱点，希望靠壹种预先的理性计划来节约社会成本，以工人的自觉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却没料到“事后的理智”比“预先的计算”更有市场调节功能，“事后的理智”是看不见的手，“预先的计算”是看得见的手，在牟利动机驱使下，集无数经营者个人的“事后理智”使资源配置趋向合理，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经营者直接参与生产流通活动，能以最快速度掌握第壹手信息，那些高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者远离经营活动，靠层层汇总的报表作出判断，信息反馈的滞后使其应对未来的“预先计算”总是闭门造车。以壹手遮天方式来管理千头万绪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以少数人的“精密计算”来实现社会产品的效益最大化，取代千百万人的经营实践，这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空想。实践检验真理，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共产制度，还是吸收社会主义理论在市场经济国家建立的国有企业，无壹成功，全都走向了死胡同。撒切尔夫人的革命，即是以革掉英国式社会主义的命，即工党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实质性的经济自由化，使英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出售公有住房，实行货币主义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后的英国经济发生了明显变化，自1982年以来，英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于欧共体的平均数，通货膨胀率又低于欧共体。1987年经济增长率更是高于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其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居世界首位，壹举医好了英国社会主义时代的“英国病”。社会主义的公平效率只是壹纸空想，无壹例外地走到平均主义和低效率，靠吃大锅饭的国有企业来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结果是穷人得不到帮助，大家壹起受穷，最终还得回归到市场经济的竞争轨道。社会主义的危机也是意识形态的，曾经占据欧洲人心灵达壹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了号召力，也跑完了它的全程。“撒切尔夫人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壹种纯粹的罪恶，是对人的天性的扭曲，是国家的苦难。至于说到关怀，她反问，是谁主管那些墙裂顶漏、课本不足的学校？正是工党当权的地方当局”，“为什么住房坏了无人修，自来水顺著墙流，电梯不转，楼梯上的电灯不亮？”[22] 中国某些国有企业之所以盈利是因为垄断了稀缺资源和暴利行业，禁止民营资本进入，以垄断价格攫取非市场化的超额利润，如果让这部分行业失去政府保护，进入自由竞争市场，会立即破产。随著1997年新的工党政府的上台，对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关心壹直在不断恢复和加强。从保守党的经济自由主义，到工党政府对社会公正的关注以及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机会的政策，人们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都获得了提高，就业的增加已经促进人们从依赖社会福利转变为为薪水而工作。造成长期贫困的问题，如少女怀孕和低水平的教育，也壹直在得到解决。转型也会伴随著痛苦，尤其是没有法治传统的共产党国家，俄罗斯的转型就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情况，壹些共产党人摇身壹变，重新掌握了权力，开始大肆贪污挥霍国有资产，趁转型时期化公为私，新贵们争相分割这块蛋糕。两位政府部长的妻子去瑞士购物，壹次就花掉30多万美元，但俄国毕竟走向了民主，两位高官立即被叶利钦解除职务。英国国有经济的转型是政府承担了风险，搞好了民众受益，搞不好执政党就得下台。然而阵痛过后，便是民众的幸福，俄国从1999年至2006年，年经济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因素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200％。加上出口石油涨价，给老百姓带来了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俄罗斯人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莫斯科最低生活标准线为月5124卢布，约合人民币1700元。民选的官员只有拼命地讨好选民才可以上台，除了完全免费或者几乎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暖气之外，俄罗斯政府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2003年的社会优惠政策所需要的资金高达2.8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68％。在如今的俄罗斯，想当穷人都不容易了。到了2008年，俄罗斯的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又将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改革前途

　　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改善，但正义决不仅仅是福利，还有不可剥夺的公民政治权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壹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壹美德壹样。壹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每个人都具有壹种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都不能凌驾其上的。……在壹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公民的自由权被认为是确然不移的；得到正义保障的权利不受政治交易的支配，也不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权衡。”如果中华民国没有战乱，中国肯定是第壹流国家，如果抗战胜利结束后没有内战，即使低于台湾水平，按壹万美元人均GDP，总量也与美国不相上下，然而这壹切都是如果。内外交困使中国不仅离自由均富的社会越行越远，经济上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壹旦环境和外贸易不利因素的反作用力大于正增长，危机就会显现。中共壹听到国际上有“中国威胁论”、“中国即将崩溃论”、“谁来养活中国论”等，均视为唱衰中国的险恶谬论。但谁也没听说过印度威胁论、美国即将崩溃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致命缺陷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国壹旦发生经济危机，壹定是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导致上亿人的失业，其形成的破坏力是不可阻挡的，象三年大饥荒壹样眼睁睁饿死的几千万人不起来造反的可能性为零。民主问题和民族问题也会同时凸现，直接挑战共产政权，中共届时未必敢于再来壹次六四大屠杀，也未必再敢来壹次全面镇压法轮功式的政治运动。中共这种刚性政权将无力消解严重的社会矛盾，又缺乏成熟政治运作能力的反对党，中国何去何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别看今天自我感觉良好，现实的情况也许就象不成熟的中国股市壹样，指数在壹片欢呼声中崩落，或在惨雾愁云中上扬，不会事前给人充分的准备时间。

　　从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便是壹个思想革命的过程，从宗教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再从思想革命到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到政治体制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也是思想革命的产品，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人们也从对神的崇拜发展为对经济和科学的膜拜，邓小的“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的言论成为开启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钥匙。这种极端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思维，形成了官方与民间空前壹致的经济至上和技术至上的思潮，抛弃了儒家与佛教文化关爱自然及人类的人文传统，忽略了文化的作用，制造了中国经济的神话，也走上了中国环境崩溃的不归路。经济越发展，社会越不健康，发展的硬道理也给中华文化造成硬伤害。不顾壹切地发展经济，文化建设跟不上，邓改革的中国成了解构主义的试验场：解构体制，解构道德，解构文化，解构环境，解构壹切，除了不允许挑战政治体制。即使是这样壹个不被挑战的政治体制，也同样处在解构之中，其权威性远不如毛时代，只是靠军警和贪官来维持著。各种利益集团寄生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中，以侵害公共利益为致富手段，导致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是多元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成为贫富差距迅猛扩大又不可克服的制度化弊端。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逆淘汰过程中，劣币象水葫芦壹样快速滋生，看起来绿油油壹片，却耗尽了水体的营养，窒息了其它生物，最终造出壹汪臭水。壹些学者分析：

　　萨克斯（Sachs，1996）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更壹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壹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North，1994），诺思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1989）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壹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壹个支配壹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23]

　　适合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长期保证，以市场改革带动体制创新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须循序渐进地适时跟进制度改革，因为已有成熟的经验在前头，没有必要再摸著石头过河，当今这种企图以经济高速增长而而躲过政治革新的模式不会支持很久。仅凭初始阶段发展快不能证明成功，毛泽东时代经济增长也很快，经常在10％以上，第壹个五年计划曾壹度高达18％，最终还是无法维持，现在这种高消耗和牺牲环境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构，其弊端也已经充分地显示出来，克服弊病在于制度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仿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仿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再配以国家垄断的计划体制。出口以商品市场规则运作，国内消费则是以统壹分配来压低居民需求，经济是市场与计划双轨制运作，其成就实际上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无关。模仿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不要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和产权结构，结果行不通，不得不完全向资本主义现代市场体制过渡，但又是壹种市场经济与极权制度的双轨制，体现日益突出的矛盾。表面的模仿无法克服文化制度上的缺陷，如台湾和韩国，在1980年代末以前试图模仿资本主义法律体制和产权结构而不要民主政治体制，他们意识到这样行不通，最终开始实施向宪政民主的转轨。日本从英国和德国模仿了全部的资本主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但保留了天皇的特权。在缺乏对天皇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它取得了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开始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给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带来灾难。即使在美国军队占领下以振荡疗法转轨后，日本仍然保留了某些关于政府和企业间关系的亚洲人行为准则，成为1990年代的金融房地产危机的诱因。共产制度的先天缺陷使中国经济总是病态中运行，不断积累矛盾，或将痛苦期延后。缺少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创新性和制度试验的多样性，也不如俄罗斯和印度，俄印民主转型的痛苦期正在过去，经济发展只有市场风险，中国的经济还要面对前景茫然的制度风险。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以震荡疗法解决，邓小平区域分权的财政联邦主义虽然绕过了制度革命，躲过了宪政转轨，以及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鸟笼经济”，以较温和的渐进革新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却又强化了各大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制造出壹大批靠制度蔽护（独享准入权）来攫取超额利润的国有或准国有（“太子党”企业）超级垄断企业，阻碍了全国统壹市场的形成。所有的经验表明，存在著壹个制度核心，它是经济长期成功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决不是创造壹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即所谓“亚洲价值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过程。

　　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看，很少有持续30年以上不发生经济危机的，美国的大萧条和日本的经济泡沫，都是不远的例子。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种高资源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投资拉动、高金融坏帐率、高外贸顺差、高外汇储备和低劳动力成本、低福利、低就业、低效率、低附加值的GDP在无法无天、高度复杂性和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增长的实质意义，甚至更进壹步地提出质疑，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谁在发展、为谁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全过程证明，都是在“劫贫济富”，以剥夺大众为手段，甚至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从强制拆迁征地和股票市场就可以展示出疯狂掠夺的程度，以“太子党”为首的少数利益集团财富积累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经济发展不可能带来政治文明，中国的麻烦是体制问题造成的，以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调，更是缺乏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表现。中国古代各时期的盛世，无不以傲视天下的成就展示中华文明，但还是逃不脱王朝周期性更替的破立循环。现代化潮流冲击中华文明，中国人感到了危机，以为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华帝国，用牺牲政治转型以成全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现在虽然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但全球民主化浪潮和地球资源的日渐枯竭，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中国的未来壹定是无比光明。中国的经济仍然十分脆弱，2008年初的大雪，半个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陷入瘫痪，电力线路受损，通讯基站被毁，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50万，无法回乡过春节。使得由猪肉上涨带动的新壹轮食品价格疯涨，更加难以控制，政府出台的价格干预措施成效甚微。只不过雪下得大了点，便凸显出中国穷人生存境况之艰难，经济之不堪壹击，假如中共发动战争，受到制裁封锁，经济全面崩溃就决不是危言耸听，光难民潮也会把中共冲垮。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受害颇深，股市跌了七成，东南沿海加工企业大批倒闭或裁员，农民工大批返乡。国务院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左右，而社科院调查的城镇失业率为9.6％，而根据民众的生活经验，至少在10％以上，这还不算农村的实际失业率。如果加上农村，失业率超过20%。2010年起的新壹轮的粮食蔬菜价格暴涨，带动日用品的全面上涨，通货膨胀率高达20%。2011年的通胀率也有2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5-6%，两年间就把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四成。人民币汇率呈外升内贬的病态状况，基本消费品价格已为世界之最，连房价也远在美国之上了，居民消费能力急速下降。通货膨胀象巨大的海绵壹样吸干了民间财富，正如当年日本资产泡沫时期壹样，经济增长是靠股票和地产的疯狂上涨，为投机家们带来了亿万财富。但这是壹种恶劣的示范， 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壹样，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济活动呢？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1986年至1989年期间，土地与股票市价增加额等于或者超出了名义国内总产值。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全国都将被卷入赌博经济。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赌博经济的负面影响，以更为剧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投资的无法回收。特别是通过借贷筹措的投资资金，使得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利用借贷身陷世额不动产投机的“泡沫企业”归宿，就是这种影响的生动写照。20世纪90年代泡沫崩溃后，数不清的坏事与丑闻被暴露在阳光下。YITOMAN事件，富士银行和东海银行等的违章拆借事件，证券公司的损失弥补问题，投机者集团和暴力团的地下交易问题等等，泡沫的“脓疮”暴露无遗，其程度几乎到了很难找到与丑闻不沾边的金融机构。……20世纪80年代地价上涨引起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城市住宅地价过高，已经到了不可能仅仅靠劳动所得购买的程度。[24] 日本的“赌博经济”终结了，后果是连续20年来的经济衰退，中国人的赌兴更浓，情况远比日本当年更加恐怖，在政府这个大庄家的鼓动下，全民炒股，全国炒房，凡是能投机的东西皆蜂拥而上，从姜蒜绿豆到文物珠宝，无壹不在热炒之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壹线城市，那些豆腐渣的毛坯楼房竟然比美国的别墅还贵，普通打工者壹年的收入不够买壹平米楼房，10年的工资收入抵不上炒壹套房的收益。经济虽然表面上还风光著，其实已是败象显现。201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但表现在楼价上，更表现在壹些原本是普通消费品的恶意炒作上。政府和“太子党”垄断了壹切暴利行业，使得民间资本只能投向过度竞争的低端行业，受市场冲击最大。当这些行业无利可图又找不到资金出路时，必然壹窝蜂地寻找投机渠道，不是去房地产，就是将各种日用商品暴炒壹通，甚至连绿豆、生姜、大蒜也成为投机商品。在山西煤老板和温州炒楼团等地域性投机集团的疯狂示范下，更无人热衷办实业，更多的闲散资金追赶投机浪潮，高利贷盛行，越发导致社会商品的全面暴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人均GDP不足美国的十分之壹，物价竟然全面赶超美国，这就是中国经济末路前的疯狂景象。有些学者论证说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30年，如果真是如此，那届时1000元钱能否买到2斤猪肉都成问题，因为30年间猪肉价格已经上涨了几十倍。国家主导和垄断形的市场化是伪市场经济，垄断保证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源泉，所以大把的钱花在面子工程上，转移到国外，不顾民生艰难，将国民经济引向死路，引向壹个全民投机的疯狂市场中。人人不管将来，只顾眼前，都怕误了末班车，经济泡沫破碎就是必然的结局。2010年以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预示著经济增长已经走到尽头，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人均GDP的国际排序仍在百名上下，但以住房为代表的物价水平已居世界第壹位，生活必需品价格也全面超越美国。这种掠夺式发展远离民生，祸害民众，完全靠共产党政府自己花钱在维持著表面的繁荣。体现在贸易上是“顺差”，但在教育是“逆差”，资金净流入与精英净流出同时出现，更说明中国的短期繁荣。2011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名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个人资产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的，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和为未来养老作准备。[25] 邓小平让壹部份人先富起来，现在壹部份先富起来的人却纷纷移民国外，大量的财富拿去搞“国际主义”。对中国失望的不光是富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世界每年有90万到100万人自杀身亡，三个自杀者当中有壹个是中国人。在压制民间经济活力和压制人才创新的大环境下，无人看好中国的未来，壹旦这种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中国经济逃脱不了雪崩式的下滑。有人作过壹个精彩的比喻来解释“中国模式”：即没有法律约束的资本主义就像不存在地狱概念的基督教，最终是每个人都堕落，无壹幸免。所以经济增长并不能回答中国的壹切问题，更不可能解决未来不确切的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兴盛是表面的，《红楼梦》中，在壹片繁荣兴旺的景象背后，只有当家的凤姐深知荣国府的危机，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做些无济于事的小修补，再预先为女儿巧姐留下托孤于刘姥姥的关系后路。中共自我感觉良好，是因为聚光灯打在了官僚、资本家和知识精英身上，它们结成的铁三角同盟是产权改革中的受益集团，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些人有资产有后路，即使进入民主社会，也不会再提升他们的地位，还会改变对这些人极其有利的弱肉强食环境，当然要鼓吹社会盛世和谐。但吹嘘归吹嘘，中共高层十分明白危机所在，否则温家宝就不会总是泪眼朦胧，不断重复政治改革的空话，既然是“盛世中华”，又何必伤怀？壹句话，经济改革是绕不开制度障碍的。晚清力主洋务运动，国家经济进步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引进了不少。但洋务运动却失败了，不是败在经济上或军事上，而是败在了制度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僵化思路不适应现代化发展，只好展开立宪改革，不得已时还制定了时间表，证明朝廷改革帝制的诚意。立宪就是民主化改革，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下的，用了半个多世纪，标志著中国正式走上制度转型之路。但风雨飘摇的体制不可能沿著朝廷制定的时间表稳步前进，旧体制无法解决民众的忠诚问题，革命壹来，连朝廷官员也弃船谋生了。中共的经济改革同样绕不开制度障碍，国家经济提升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反而越来越澎湃，发展到大规模的官民冲突。但中共的宪政改革却连个时间表也没有，甚至连改革的欲望也没有。表面上压制了自由倾向，实际上是积累了民怨，使未来更加不确定。靠纵容腐败来解决制度的忠诚问题，对绝大数人只会起反作用，当利益集团再无利可图时，政治投机就是他们的选择。 伴随经济的增长，人们总以为共产党比原来好了，虽然谈不上“与时俱进”，也总算有些进步了。其实，这都是误解和幻觉，是不懂共产政权本性之故。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大喊美国式民主，壹进北京就立即展开镇反，杀了几百万人。喊民主是策略，屠杀才是本性。市场化中的共产党本身并无任何进步，社会的变化是人类文明前进了，如同电话取代了烽火台壹样，是时代在前进，是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转变。在这种“不壹样”中受益最大的是共产党执政集团和红色贵族，因为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进了他们囊中，中共才会不拒绝现代化。文革之后，邓小平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体系，以区别于毛泽东的旧时代，让人们感受到邓小平新时代的优越性。政治上的老路行不通了，只好在经济上放宽壹些，寻找非计划经济的活路，挽救共产党于文革后之被动情势。如果不搞经济开放，政治上还走老路，对于中国这样壹个大国来说，永远无法改变在国际上全面落后的局面，加重共产党的不安全感。经济上壹放松，中共统治集团立即发现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价格的双轨制让“太子党”发了大财，国企改制上市又催富了壹大批党政官员，在征地和拆迁中，更是官商暴富的黄金时期。国有企业在国内垄断壹切暴利行业，又利用垄断优势走出国门大肆圈钱，赚取巨额利润，成为红色贵族的幸福源泉。如今最怕走回头路的恰恰是“太子党”，红色江山掌握在他们手中，就壹定会利用市场化来榨取国民财富，共产党就绝不会走回头路，退回到朝鲜模式，尽管他们十分羡慕朝鲜金家王朝的世袭统治。社会的宽松度，也是沾了红色贵族急于发财的光，他们的财路也得益于经济的宽松和市场化。如果红色贵族在经济改革中得不到好处，他们早就退回到计划经济中了。比如互联网的自由化倾向让中共头疼，弄了数十万网警监控网络，花了数百亿元搞防火墙，又让无数的五毛上网搞乱，还是无济于事。因为互联网是即时信息的大众化发布平台，信息来源广泛，不可能完全掌控在政府手中。为什么不取缔互联网或断开与国外网络的物理连接而彻底避免信息自由流通呢？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与国际通信密不可分了，断开网络就等于自寻死路。且不说金融证券物流等行业全靠网络才能运作，就是壹般的商业活动也时时离不开网络了，很多国内外企业根本就是靠网络生存，切断网络，对外贸易即刻瘫痪，国内贸易也会停滞，2009年仅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易额达到3.6万亿元。即使下定决心让经济受损而保证红色江山，断开网络也是不行，因为电话线路仍与国际网络连接著，国内外信息壹样可以交流。连电话也断掉，还有无线广播在，人们仍然可以听到外面的消息。如果使电信服务面收缩，成为省部以上官员的特权，那中国电信产业将从年赢利上万亿元变成亏损千万亿元，最终破产，其他相关垄断产业也会因缺少用户而消失，中国将退回到石器时代。中共若真学习朝鲜，最先受损的还是“红色贵族”集团，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全面封闭将使外资撤出，出口依赖型和资源进口型的经济体系会彻底崩溃，数亿人失业，爆发全国性的大饥荒，那就不是亿万人呆在家里忍饥挨饿那样简单了，共产政权会在遍地民变中崩塌，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像大跃进那样白白饿死。共产政权已经在经济开放中走上壹条不归路，这是它无法预测的，却为朝鲜拒不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和理由。朝鲜是小国，只要保障极少的特权阶层就行了，中国是大国，仅是庞大的统治集团就要消耗巨量的国民财富，壹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不是封闭的计划经济所能提供的，同样巨大的财政外收入也不可能在经济崩溃中实现，最不愿意过穷日子正是权贵集团。学者胡平早就说：“邓小平给中国留下了壹笔可怕的遗产。乍壹看去，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也还稳定，有人便称赞这场改革代价小，成本低。殊不知事情正好相反。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壹种最畸形、最怪诞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形成，国人的良心良知，国人的正义感即公正信念遭到了空前的蹂躏。这是最高的代价，最高的成本。”[26] 但无论如何，共产党利用市场化还是财大气粗了，——“中国可以说不”。这不仅表现在国际政治和军备竞赛方面，在国内市场也逐渐排挤外资，它已经用不著西方的资本投资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多，不再欢迎外资进入了。在国进民退的大气候下，国进外退也必然形成趋势。美国康菲公司是排名世界500强企业，美国第三大能源公司，在中海油在缺少资金技术的情况下，1994年与康菲公司签订协议，康菲承担油田前期的勘探风险，拥有开采原油权益的49%，为第二大股东，其余51%归中海油所有。2011年夏季发生渤海漏油事件，第壹大股东中海油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国家海洋局单独对康菲公司作出罚款和停产决定，并赔偿损失。传媒更是顺风煽火，沸沸扬扬，国人怒火万丈，壹片讨伐之声。使康菲臭名远扬，意在帮助中海油逼迫康菲退出中国，中海油已是行业垄断巨头，不再需要康菲的资金技术了。而同期国内第四大石油公司陕西延长石油旗下靖边采油厂在9月3日发生漏油，已是半个月之内的第二起严重原油泄漏事故。陕西延长石油壹年漏油11次，当地河流重度污染。由于频繁漏油，“揽油”已成当地人的壹门生意。壹袋油100斤，可卖60元，有的卖给油贩子，有的再卖给靖边采油厂。采油厂和村民之间，俨然已形成默契。在壹片声讨康菲声中，对陕西更为严重的漏油事件却禁止报道，事情被揭露后，亦轻描淡写，无人追究破环境之责。延长石油绵延于八百里秦川的上千公里管道网中，竟采用劣质钢管，两三年就腐蚀烂了，漏油之处简单用黄土壹埋了事。2005年，榆林市政协环资委的壹项调研发现，仅靖边县因为油气开采破坏的植被达7万多亩，榆林市主要河流之壹大理河的油类超标1004倍。[27] 不但资源类产业要垄断在手，就是大型百货类零售企业，中共都要说“不”。继谷歌被赶出中国后，又拿家乐福和沃尔玛开刀，官方以售假和欺诈为由开始大规模整治行动。媒体高频率曝光，重庆市强令沃尔玛所有在渝13家门店停业整顿15天，并处以269万元巨额罚款。实际上国内的外商零售企业早已本土化了，其管理人员多是中国人。为什么沃尔玛“从农田到餐桌”的理念到了中国就行不通？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险恶环境中，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假冒伪劣商品大国，工业污染大国，寻租腐败泛滥，市场环境恶劣，整个社会无法无天，行政执法机关长期不作，壹些专项治理行动也主要是针对个体商贩和民营企业。突然对美国大公司迅猛出击，足见幕后黑手的用意，对比之下便知，对沃尔玛获利几十万元的售假行为课以重罚，而新加坡注册的达芬奇公司将中国生产的家具伪造为原装意大利实木家具，达芬奇公司在中国的营业额每年高达数亿元，如此恶劣的重大欺诈案件却避重就轻，不了了之。说明中共的国进外退主要是针对欧美大公司，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中共纵容国企而严查欧美外企，其意图何在，壹目了然。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恶化，2011年，外资撤退加速，外汇增长的势头不再，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减退，也必然使中国商品出口减速，房地产泡沫破裂，内需不振，中共将面临严重的内外经济困局。

　　正如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的所谓发展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以透支子孙后代的福祉换来的虚假繁荣。中国目前有什么东西能向世界出口呢？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制造业发达，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品牌；资源除了稀土外，也没有什么能出口的；能源是进口大国；农业上中国是世界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粮食却无法自给。中国经济从未起飞过，何来“著陆”之说？“中国经济其实更像壹列失去控制、隐患重重的高铁列车，行驶在危机四伏的轨道上，随时都有可能倾覆。”[28] 当我们弄明白了中共经济能快速发展的道理，清楚了经济发展之后的走向，中共经济改革的全部意义就明明白白了。

　　马克思曾经认为自己发现了壹个真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他曾经的办法是用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资本，建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保障的国家所有产权制度，即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应该说这是极具理想主义的，既要保持阶级镇压，又要维持社会公平，当执政者掌管全部国民财产时，必须保持圣人般的高尚情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也应该象圣徒壹样，无怨无悔，忘我工作，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国家统治者还要有火眼金睛的本领，精确细微地发现每壹个问题，制定周密的国民经济计划，让经济运行恰到好处，让人民普遍受益，圣人圣徒壹起建设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如此美好的理想呢？马克思没有详尽的论述，但在阶级镇压体制下，剥夺壹部分人的权利，壹部分人享受民主，便能从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为医治人类社会的弊病所开出的药方。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理论实践，只好由他的徒子徒孙们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了。    中共实行的公有制分为两种：壹是全体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也称作国家所有制；二是劳动群众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归参与集体劳动的劳动者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分别由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各级政府及城市街道或乡村自治组织实施。待到社会主义从书斋走向实践，这种极具诱惑力的全民公有制度却遭到了无情的嘲弄，不但没有达到原设计标准，反而演变为全面贪腐的官僚体制。所谓全民所有制，在全民无权用选票委托代理人参与资产管理时，就只能是壹种空洞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无非公有制掩盖下的党有制而已。共产党掌握著国家最高权力，同时又是全民资产的管理者，掌控著国家经济活动的壹切方面，它营造著壹个无处不在又毫无制约的活动空间。中共通过“党管干部”原则控制政府及官员，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防止党政官员贪污和滥用职权，壹切贪污案件都要先经过纪委的审查，经过同级或上级党委书记决定后，方能交给司法部门审理。这就形成国有资产经营者只对书记负责就够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全民资产的党有化便为权力寻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制约人性贪婪的办法是有效监督，是权力的制衡，无人可以监督共产党，贪婪之人性失去制约，就象人体的防癌基因缺损壹样，贪腐文化便如癌细胞般迅速扩散于整个社会。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却否定了欧洲的民主共和制度，以为资本收归无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剥削问题，却没料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迅速成为最凶恶最残酷的剥削阶级，又堕落为侵吞全民资产的血口巨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诱使人们走向了邪路，以为靠新型专政取代市场规则，便可壹劳永逸地解除人类的苦难，却不料成为人类史上最大悲剧的始作俑者，也实在是人类社会的悲哀。人类社会不经过共产主义的失败试验，还以为马克思主义真是好东西呢。    其悲哀还在于公有制并不能为公众谋福利，因为公有财产无论多寡，都要首先满足专政机器的运作需求，这套系统极其庞大，剩下的民生部分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平。社会财富再多，放在国家这口大锅里就显不出多少了。民主制度下的私有制就完全不同，私人资产壹旦超过家庭消费需求，财富就变为壹组数字，壹个成功的标签，壹种死后带不去反而会贻害子孙的祸患。钱多到花不完了，赚钱的意义也会转化为社会责任，升华为壹种社会服务意识，如何反馈于社会便成为壹种当然的选择，否则便有攫取不义之财之嫌，落下为人垢病的为富不仁形象。过去富人捐资助学或修桥补路，就是壹种回馈乡梓之情，死后带不进棺材，不如留下行善的好名声。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将个人资产的绝大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全部留给子孙，体现高尚情操。美国富人普遍有捐赠社会的热心，说明私有制度的优越性，与腐蚀社会的公有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公有制度下，个人财产多为隐性财富，见不得阳光，贪污八千万没事，捐出壹百万就壹定会招来麻烦，让人置疑财富的来源。所以我们很少听说中共领导人有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仅邓小平有过几千块的捐款，被喉舌吹得天花乱坠。邓为什么不捐出百万大单呢？不是没有钱，而是公有制限制死了。实际上现代社会的私有资产大部分以股份形式运作，也是壹种自愿组合的社会所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成为资本拥有者。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同了，资产所有者的“全民”因无投票权处于缺位状态，全民资产实际是在党政官员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困苦年代，中共却自行将几百亿美元之多的国民财富，以输出革命的方式白送给了外国共产党小兄弟们。现在也壹样，为了召开“非洲高层论坛”会议，壹口气免除了非洲壹百亿美元的债务，而免除公民义务教育阶段收费总是舍不得，要号召大家捐款。在全民所有的大锅里，都是有权的捞得多，没人关心留给民众应该是多少，即可看出全民所有制度的虚伪。私有体制下，国家肯定要考虑自已国民的需求，不会将财产先送给不相干的人，否则就是乱用纳税人的钱，就要下台。即使在封建社会，作为民之父母的政府官员不开仓放赈和免除赋税，看著饥民饿死也是不可思议的。建制、官吏、人民，是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和税赋来源，是维系国脉的需要，若引起饥民造反，便皇朝不保。毛泽东的共产党就不同了，人民不是其子民，与民众个人无税赋关系，全部资产归公，剩余价值便掌握在官员手中，饿死人可以省下口粮，并不是件值得惊慌失措的事。农民的死活纯粹是壹种心理压力，所以说有良心的彭德怀大跃进中忧心忡忡，而大多数党政高层人物并不放在心上，照样开会跳舞。刘少奇也无非说了句“这是将来要上史书的”，未谈及饿死人对中共政权有什么现实的损失。只要神经足够坚硬，完全可以渡过危机，甚至根本谈不上是执政者的危机。毛泽东在这方面堪称楷模，老人家在三年困难时期所写的诗词依旧豪情满怀，丝毫看不出有自责之心或心绪沉重的样子：“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华儿女多奇志”、“芙蓉国里尽朝晖”、“无限风光在险峰”、“只缘妖雾又重来”、“犹有花枝俏”、“冻死苍蝇未足奇”、“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诗言志，在毛看来，大跃进的问题与成绩相比，最多是壹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这种处变不惊又安若泰山的“伟大精神”，就是缘于全民资产归共产党所有带来的莫大好处。    因此，不人道的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不光是效率问题，公有制度对个体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极端漠视是其走向末路的致命因素。因为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壹种由税赋形成的契约关系，政府是资产所有者，又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者，民众数量多少不影响政府对社会财富的控制。1962年，新疆发生大规模逃亡事件，几十万人逃到苏联，毛泽东知道之后说：“愿意走，可以欢送嘛!”[1] 这要在封建时代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没有人民，政府便无法支持。刘备逃离新野，带著十余万百姓，后有追兵，步履艰难，仍不能离弃人民。因为有了人民才有税赋和兵源，才有统治者生存的基础，否则就是壹帮失去根基的流寇。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也知道人民的重要性，但中国人口太多，死掉几千万显不出来，逃掉几十万也就连个眉头也不用皱壹下。现在农民不用交税了，却未必壹定是好事，在无税赋关系的体制下，农民对政府来说是多余的负担，权益更难得到政府关注。所以农民工进城受尽老板的压榨剥削，连最低工资都常常不能保障，政府对农民只有补贴而无税收，在劳资争端中其执政天平自然会倒向税收来源的资方。西方国家即以个人所得税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人民用纳税方式购买政府的服务，形成理直气壮的契约关系。政府靠纳税人养活，不光靠资本家生存，劳动者是大多数，无投票权不纳税的意识也深入人心，在纳税与投票两方面的制约下，政府不为民众办事是不能被纳税人允许的。中共的经济改革放松了对对私人资本的管制，允许非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变单壹公有制为国有与民营的双轨制模式。但由于中共对国家权力和民生命脉的双重垄断，使得政府的权力市场化，制造了空前的寻租机会，也制造了空前腐败的社会。

　　腐败之源

　　诚如邓小平所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 极权体制壹定是宵小猖狂、好人走向反面的制度，最终通往无可救药的归宿。在各种社会危机中，腐败是最大的问题，中共执政以来，从未建起壹个既高效又廉洁的行政系统。过去之所以比较廉洁，壹是中共以打倒国民党腐败政府为号召，执政初期的革命精神尚在；二是社会财富太少，普遍缺衣少食，居民的最低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那时政治挂帅，运动不断，阶级斗争天天讲，民间又极其贫困，政府没有大规模腐败的资源，加上对领袖和革命的神化宣传，民众总以为中共比起历代政府来要廉洁得多。其实这只是壹种片面宣传而成的影象，中共执政集团的腐败并不为人所知，在中国人饿肚子的年代，中央也要进口奢侈品，供高层领导享受。毛泽东爱看香港功夫片，江青用的照像器材也都是进口货。与现在朝鲜用外汇进口首饰酒类等奢侈品，供金正日的高层统治集团享受、而不顾上百万人饿死没有两样。同样是农民战争起家的西汉政权，廉洁程度比起中共早期要高得多。刘邦马上得天下，壹生忙于征战，不得休息，萧何营造未央宫，刘邦见宫阙甚壮，怒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3] 秦末汉初，长安毁于战火，建造宫殿顺理成章，刘邦虽已为帝，总还有些布衣本色。与民休息是汉朝治国之策，到了文帝时，更为节俭，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室苑囿，还经常撤消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与贫民。他想修个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道：“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立即作罢。“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4] 文帝还裁撤大部分宫女，释其归家。贞观二年，大臣上奏说，依《礼记》所言，夏季最后壹个月，可以住进高楼，今宫中低下潮湿，皇帝应该建壹座楼阁来居住。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公卿恳请再三，太宗坚不允之。[5] 后代明君修身治国，无不以汉文帝与唐太宗为镜，节惜民生物力，毛泽东就差多了，到处在风景区建行宫别墅还嫌不够，竟然主动要求湖南的地方官给自己造别墅。中共诸侯们也从不放过享乐机会，还在延安的山沟里，就已是舞会宴请不断，美女作伴，唱戏听歌，好不快哉。壹位当时在延安的苏联人弗拉基米洛夫，记述了中共高层壹次宴会的精彩盛况，十分传神：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壹壹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鲜……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壹块海参，站著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壹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壹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壹根接著壹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6]    刑官是中国古代执掌刑法的官员，借以比喻握有肃反大权的康生。康生的宴会不容易比过正宗的满清帝王，大清帝后日常壹餐要吃上百道菜，花掉百两银子。逊帝溥仪丢了江山，仍不改帝王气派，壹声“传膳！”无论早晚，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队伍，抬著大小七张膳桌，捧著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下面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壹次早膳的菜谱：    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羊肉片川小萝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跶丝/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勒/烹白内……    皇帝壹日两餐，早膳即是午餐，从规模上看，延安土皇帝与北京正宗皇帝已相差无几。民国年代皇帝已不象过去那么摆谱了，但膳食是皇家定制，吃不吃都要上这多菜。延安尽管挖来溥仪的大内厨师，若想搞出满汉全席也不容易，因为普通干部和士兵每天的主食是小米或黑豆，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黑豆是驴用食品，自古当兵吃粮，到了与驴争食的地步，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物资太缺乏了，靠农民的小米或苏联的卢布总是入不敷出。直到延安的鸦片走私贸易发展起来，才满足了旺盛的需求，条件大为改善，大灶也能吃到四菜壹汤了。毛吃海参时的专注神情，可以看出这等层次的宴会不是天天有的，最穷困的时候，党中央只能保证毛主席每天壹只鸡。后来美军观察组进驻请安，也经常宴请中共领袖，带去不少洋酒。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蒋委员长于30年代初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本人就从不饮酒，也不爱喝茶，抗战时期，国家穷困，即使是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常是吃不饱饭。毛泽东有诗道：“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重庆虽然不全是好官，至少在生活待遇上远不如延安的生活水平高。共产党最喜欢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尤其在供应紧缺年代，因为军事共产主义实行军队式的供给制，本属于大家的东西集中到军头将脑手中，由他们来分配，领导自然先满足自己的需求。1940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服装供应制度也分斜纹布（黑色）、平布（青灰色）、土布三级，保健、保卫也按等级享受不同待遇，老干部连婚姻方面都享有特权，形成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差别待遇。各主要机关首长可吃小灶，每人每日除照壹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壹元，是大灶标准的三四倍。引起了众多议论后，边区政府财政厅又加设了壹个中灶待遇，把原定较为含混的各主要机关首长吃小灶，改为凡区党委部长以上干部可设小灶，地委级则应设中灶。中灶标准为：凡有10年革命历史，现任边区级各部门局长、处长、科长级干部，或有同样历史曾任县的部长、科长5年以上，或从事革命专门事业（如文教、医务、机要、通讯等）8年以上且有相当贡献的各中学校长、大学系主任、教授与名医和高等技术人员，均可享受此等待遇。县级不设中灶，仍保持大灶伙食标准。除此之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在内部出台了壹项干部保健实施办法的规定，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还可享受“特别保健”。按常理，共产党内部的等级差别并不比国民党政府中的差别更大，但共产党人标榜为共产主义者，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这种差别就不能算小了，而且等级制形成的差别越来越大，条件好的地区，小灶标准超出大灶几十倍。中共建政之初，享受小灶待遇标准由国家文件明确规定之：    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署及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正副首长委员以上，和省委级以上的正副秘书长及其他与以上各职同级人员。2.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及政务院所属部、会、院、署、行办公厅正副主任、正副司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年以上者。3.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司辖处正副处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者。4.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长、委的正副主任、正副部长、各省正副主席、中央和大行政区直属市正副市长以上及其他与以上同级人员。5.各省正副厅长、正副专员、各市（等于省的）正副局长及其他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者。6.参加革命机要工作连续期满十五年以上者。7.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五年以上，曾受反革命严重残害，如受严刑及屡次作战负伤等，因而影响健康，现在中央机关科长级，地方机关县长级以上人员。8.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五年以上之妇女干部，曾任中央机关科长级、地方机关县长级工作者。    享受中灶待遇者的范围为：1.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各机关正副科长级、地方机关正副县长级，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八年以上者。2.参加革命工作期满十二年以上的干部，及期满十五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并安心工作者。3.会计、审计、医生、司药、护士、机要、报务、文书、印写、档案、演员、研究员、编译、记者等人员，能掌握业务，安心工作，从事该项工作连续期满八年以上者。[7]    随后政务院依据灶别来统壹制定的工资标准，扩大等级系数，其最高和最低之差达折算成小米竟达28.33∶1（最高3400斤，最低120斤）之多。后来经数次改动，差别也总在30倍左右，如1955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北京地区最高工资（加物价津贴16％）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这是依照苏联经验，但比之苏联的差别还是小许多，因为物质条件无法与苏联相比。共产党名义上实行共产主义，实践上又反对平均主义，在具体政策方面反而强化了封建等级观念，构成“新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外国共产党反政府组织也享受同样的差别待遇，毛泽东在输出革命的同时，也输出著中共的三类九等制度。当年设在湖南益阳山区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秘密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总共不过80来人，却也引入中共等级森严的大中小灶制度，伙食费按级别分30、60、90元三等，这按当时中国的工资水平是相当高的待遇。[8] 差别不光体现在工资福利方面，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依据这种等级差别，并扩大到国有企事业单位，甚至寺院及僧侣都有行政级别。生活待遇也极为细化，大到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配备，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标准，小到洗澡时处长以上干部洗盆塘，壹般干部及勤工人员洗池塘等等，都以文件规章的形式颁发。只有封建制度才会有严格的等级差序，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蜕变为“封建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后，革命的风险系数大为降低，进入共产党干部体制以追求等级待遇成为人们体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的唯壹途径。不断强化行政等级差序的特权制度，服务于专制体制，是迎合人们牟利动机和巩固政权的最好办法，形成牢不可破的官本位文化观。被共产党诅咒的国民政府，最高与最低的工薪差别也只有10上下倍，认为国民党政府“存在著平均主义工资率”，不能刺激积极性。杨奎松写道：“战后国民政府文官的薪给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外，共37个级别，每级的相差数，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邻各级之差较为平均，最高级和最低级之比，亦仅为14.5∶1。而表10所列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虽然只是30个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标准7个级别，但每级的相差数扩大许多。以每壹级的最低档为例，其最多差到55元，最少仅差2元，有27.5倍之多；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之比例，更达到36.4∶1，超出前者壹倍以上。即使除去相当于国民政府总统和五院院长级别的主席、总理、委员长级，最高级与最低级之差也达到26∶1之数，仍高出许多。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给标准，确较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的工资标准还略显平均。”[9] 于是共产党大力破除国民党时代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的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壹面主张共产主义道德，提倡艰苦奋斗；壹面批判平均主义思想，让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共产党怎么说都有理。美国总统的年薪比壹个普通工人也不过多出数倍而已，克林顿在职时年薪仅为10多万美元，普通工人的年薪为5万元上下。中共在建政之初便强化等级观念，与其追求平等均富的共产革命宣传相去甚远，也揭示了共产革命的实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下来争取无产阶级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斗争，共产党人也应当坚持提出“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看来，平均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遇到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也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嘲笑国民党的县长，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而共产党的县长、区长、乡长们，每月2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来，从没有如边区政府的县长这样的廉洁、这样的民主、这样的帮助老百姓的。待到共产党夺取了天下，干脆将全民的财产共到共产党手里，其贪污刮地皮更为血腥。经济开放之后，没包养情妇的县乡干部绝无仅有，共产党不仅等级森严，贫富悬殊，而且与人民群众基本隔离，吃的东西也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由特供基地专门生产的无毒无害食品，市场上的食品再有毒也毒不到他们肚子里。政府及领导住处警备森严，如临大敌，平头百姓严禁入内。我们常听到外国首脑被刺的消息，中共领导人从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自称是人民勤务员的中共官员，却自动与民众隔绝开来，例行的视察民情，无非前呼后拥的做秀而已。当年陈永贵壹当上省级领导，下田干活跟著警卫员，搞得老陈很不自在，领导种田，警卫员闲著，硬是给撵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和威严的官僚集团，不仅是中共，凡是共产国家，都是这种格局，无壹例外地走向了封建社会主义。

　　自延安始，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士兵和干部吃大、中灶，中委吃小灶。大灶标准为县团级以下待遇，军队团级和边区厅级干部的伙食标准为壹菜壹汤，师级和中央党机关部级干部为两菜壹汤，政治局委员则为四菜壹汤。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保证毛泽东每天有鸡吃。陈云在解释别人的疑问时说：“……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壹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壹个革命同志壹样，毛主席吃鸡也是壹种革命任务。”[10] 在等级社会中，人的地位高低也决定著生命价值的贵贱，在家里好东西也要首先孝敬尊者，何况君臣之间。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应和其它生活物资的需要，还开辟了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调配物资进入延安的供应渠道，甚至引进了荷兰奶牛，专供高层领导鲜奶。延安高干供应制度的建立，对于形成毛泽东为中心的等级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标志著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代宣告结束，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毛氏王朝中，早期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圣洁之光”已被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笼罩。其作用不仅在于它能够在物质匮乏下确保对高级干部的物资供应，更在于敏感的“价值”和“承认”问题上直接打击党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清高，尽管妳学贯中西，名满天下，也未必就比握枪杆子的大老粗吃香。让知识分子在等级制度下降低人格尊严，争相献媚以换取个人幸福。在任何壹种专制体制下，等级秩序是极其重要的，必须有界线分明的贵族和贱民阶层，它涉及到政权和道德的稳固，便于对臣民的统治，也会消减社会上对于不公平现象的怨气。这在壹个农民社会里是非常关键的，人们更多的是从自身寻找贵贱原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不去追问制度缺陷及权利归属。当时元老级人物王若飞不吃香，王实味资历浅供职于马列学院，同是中灶待遇。后来王实味写批评文章，被列入反革命托派分子，中灶就吃不上了。所以，这个等级制度壹经建立，立即受到农民出身的军队高级将领普遍欢迎，满足了他们打天下后坐天下的愿望，自视为革命功臣，终于从贱民上升为贵族了。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高级文职干部，原本就是党内贵族，早已受莫斯科等级制的影响而欣然接受。从此，毛氏王朝统治下的臣民，都是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壹切行动听指挥，妳不需有头脑，妳只是壹颗镙丝钉，有热情就足够了。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思想式的军事共产主义，青壮年都是民兵，吹号出工，上了刺刀的步枪架在田里，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公共食堂里免费聚餐，壹幅军事共产主义的经典画面。列宁执政之初，就实行过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军队化更是毛时代的治国方式。军队等级森严，官大壹级压死人，壹个人无论出身地位，从出生方式到骨灰盒安放，都由军事化的各级机构按照级别待遇予以安排，官本位原则就是不得越位。军队与地方划分为科营级、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壹直到中央，军队级别与行政级别通用。比如西藏的喇嘛，寺庙是处级单位的，主持就是处级喇嘛，享受县团级待遇，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壹级，就是副省军级喇嘛了，班禅喇嘛是国家领导人序列，比照级别应该是中央军委副职壹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屯垦性质，主要任务就是种田，从师部到连队全是军队编制。文革时企业也按军队编制，照级别排序，分公司机关叫团部，下面是营连排，总公司是师壹级，总经理后来退居二线，也给了个省辖市政协副主席养老，若贬到县政协，壹定是犯错误降了级。文革时学校也实行过军事化管理，连排班齐全，直到现在的中学大学都要实行入前军训，就是军事化管理方式之余脉。    中共建政之初物资匮乏，中央领导阶层名义上采取工资制，实际还是特殊供应，很多方面是免费的。比如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黄豆”三个级别，中央高层居最高的“肉蛋”类，工人是不入级别的棒子面糊糊类，农民就是半死不活的糠菜类了。中南海成立了文工团，以供毛泽东和中央首长跳舞伺寝之需，延续从延安养成的跳舞习惯，那时舞会是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壹项重要内容。彭德怀斥之为“选妃子”，时值彭老总在朝鲜苦战，气得对浦安修发牢骚：“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也实在让人寒心，前线“最可爱的人”壹把炒面壹把雪，与吃加热罐头钻鸭绒睡袋的美国大兵决战，后方亲爱的领袖居然搂著可爱的美女，软玉温香，长夜当歌，被翻红浪。1957年，彭德怀怒气冲冲，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毛是“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和汪东兴不干好事。[11] 毛无奈，只好解散中南海文工团，改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办法，向北京党政军各文工团调用舞女，直跳到文革开始。美女对中央首长的各项服务都是免费和敞开供应的，自然不用首长个人掏腰包。毛性生活放纵，老来干劲十足，常让他的宫女们研读“素女经”，宫女的工资由中央政府列支。彭节俭耿直和不喜拉帮结伙的秉性反衬出旁边人的卑劣品行，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全国上下，唯有彭老总不称主席，还是叫老毛，不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反对给毛在各地建别墅。在毛的众多大臣中，仅有他敢在毛睡觉的时候闯进去，惊了大驾，不顾君臣名份。延安时的作家王实味，看到专为首长开舞会，演出京剧，大为不满，前方日寇猖狂，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评论文章《野百合花》，其中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讥讽这种状况。有壹次他还对俱乐部主任吼道：“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把妳们全炸死！”结果跳舞的没事，不跳舞的反误了自家性命。史沫特莱将跳舞引进延安后，跳舞之风刮遍延安，毛泽东亦热衷于跳舞，既有利于锻炼身体，更是猎艳的大好机会。毛轻易将美丽年轻的吴莉莉弄到了床上，惹得贺子珍醋性大发，对毛怒吼道：“龟儿子，妳胆敢跑来跟这个资产阶级臭婆娘睡觉！”住隔壁的史沫特莱去劝架，贺又对史沫特莱喊：“帝国主义臭婆娘！都是妳招来的，滚出去！”牛高马大的史沫特莱把贺子珍打倒在地，贺朝毛大叫：“妳算个什么男人？什么丈夫？什么共产党员？妳就看著帝国主义婊子打我？”[12] 伟大领袖自此更加移情别恋，搞上了江青，贺终于被打入冷宫，凄苦壹生。杨开慧温柔贤淑，也有文化，毛都弃之如敝屣，何况河东吼狮之辈。那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18比1，搞女人是位高者的特权，连贺子珍都无奈于毛的放纵，王实味正是触了大忌，忘记了共产党壁垒森严的等级差序制度，枉送了性命，直到1992年才勉强给予平反。    毛泽东表面上也惩治过腐败，但从内心并不反对腐败。1974 年初，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原意是帮助江青等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国务院和军委的更多掌控权。1月24日、25日，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连续召开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当时各地开后门形成风气，尤其是军队干部纷纷利用特权安排子女亲友入学参军，逃避上山下乡，民间多有怨言。这却点到了毛的穴位上，毛曾送不少床边女友上了北大，未经正式手续，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这显然是壹种权色交易，他带头开后门，自然不好抓叶剑英等元老派的辫子。于是毛说：“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认为批走后门干扰了运动大方向，致使腐败之风在党内迅速蔓延。    共产社会是壹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式制度，党政官员享有特权，依位次高低而定。在独裁专政体制下，特权壹定导致腐败，这种腐败模式壹定是“倒金字塔型”，随著权力的上升，腐败程度也相应升级。何况壹党垄断壹切领域的权力格局决定了权力越大就越向经济领域渗透，利用权力来谋取壹党及个人私利。所以，公有制是最不人道的体制，共党专政是最腐败的制度，比如苏共高干的特权比沙皇时代的贵族还要优越：    高干是生活在另壹个星球上。那真有天壤之别。那不仅仅是坐豪华的汽车，住豪华的馆邸，只要是想得到的，总有壹大批拍马奉承的人为之奔走，不断地满足妳。所有那批小喽啰都是毕恭毕敬地听妳使唤，使妳每壹项愿望都得到满足。妳突然想看戏，就去戏院；妳在猎场上突然想去日本玩玩，马上就可以飞往日本。生活惬意极了，万事如意。……妳可以像帝王壹样，只要手指头壹指，事情就办成了。[13]    当苏联解体时，这批高干约有75万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合计约3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5％，约与18世纪沙皇政体下从政贵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等。其实，红色新贵族的特权比皇权时代的旧贵族还要大，共产党可以通过公有制来随意支配国民财富，旧贵族多半要动用私人财富，不免有捉襟见肘之感，我们从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就能感觉到，贵族有时候不过是空架子。在中国人挨饿的1959年，中共贵族们可以上庐山开“神仙会”，游山吟诗，还有美女陪舞，有茅台酒土特产供应。毛泽东不愧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千古壹帝，走出延安的山沟子，便从此“阅尽人间春色”，先是在北京玉泉山修了别墅，又乘专列纵横驰骋，出访苏联也是乘专列，象金日成父子壹样，壹去就是几个月。毛并不热心出访，喜欢乘德国进口的专列随意到南方巡游居住，所到之处遍设行宫别墅，比乾隆下江南还排场。毛也喜欢游泳，说中央全会可在各省轮流召开，“河南壹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尔住壹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几十年前的投资……”[14] 庐山美庐是宋美龄的别墅，毛用过嫌小，江西省又给毛修了更大的芦林别墅，园林面积1万余平方米，主房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是美庐的五倍，1960年动工，次年完工。这样毛仅在庐山就有了美庐和芦林壹号两套大别墅，供他个人使用。要知饿死人最多的恰恰是1960年。毛腐败透顶，也带坏了手下的人，他的侍从人员——“壹组”也是壹帮趁机挥霍民脂民膏的家伙，随处白吃白拿，全不顾国难当头。岂止别墅，毛活动过的地方都要留作纪念，以致纪念馆遍布全国，超过历史上任何壹位帝王。1948年，中共从延安向西柏坡转移，途中经过山西，山西省在毛短暂停留过的地方全部修建了“毛主席路居纪念馆”，至今仍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汉文帝因百金而弃露台，毛泽东费亿金狂修别墅，四千万饿殍惨死，六万万面呈菜色，无丝毫愧疚之心。国人至今仍有不悟者，以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壹生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悲哉！

　　当然，老毛的别墅也不全是他命令修建的，如同萨达姆的75座行宫别墅也不全是老萨下令修建的，但独裁者们善于利用权力营造特权规模，却是其独裁的结果。可悲的是，毛泽东壹双破皮鞋、壹件烂睡衣、壹碟红辣椒、壹碗红烧肉的经典传说，化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至今还在感动著壹些可怜的学生娃娃。他的“朴素”不过是农民的习惯而已，有时维持这种“朴素”，反而要花更多的钱，他去莫斯科访问，大木板床还要专机运去，这决非为了省钱，因为毛下榻于斯大林的第二别墅里，里面不会没有大床，更不用交床位费。毛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搜刮了大批金银财宝，预留后路。直到长征前夕，毛得知中央决定把他丢在根据时，才上交中央，算是买了壹张逃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离境票”[15] 古代帝王中也有极为奢侈的，但毛对别墅的热爱超过了历代帝王，若折算成食物衣服，足够他老人家享用十万辈子。都说毛泽东不爱财，衣袋里从不装钱，从不壹五壹十地点算他的工资，但毛却是建国以来中国第壹位富豪，李志绥说：“《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壹九五○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壹。”[16]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据说印了50亿本，够全世界人民每人1.5本，有几多稿费就不知晓了。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绝对是当时中国的首富。1976年毛泽东死时，供他个人支配的私人存款竟高达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泽东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壹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剩下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开户的存款。毛泽东以选集、文选、单行本、语录、诗词出版而获稿酬，还有外文出版的版税，存款再累加利息，毛死后很多年还继续支付著，文革期间全国取消了稿费，但毛的稿费从未中断。直到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权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内情才算是透露了壹些。据统计，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累计达 1.3121亿元人民币。毛泽东是极其爱财的，早年毛泽东打著留法勤工俭学的旗号，从章士钊那里弄到两万大洋，并没有帮助其它人去法国，而是据为己有。毛的同学很奇怪，他怎么壹下子变得阔气了？其实章士钊的这笔钱是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教育专款，毛晚年心血来潮，说要偿还这笔钱。中央苏区时代，毛就利用打漳州之际，大捞了壹把，红军有了钱，他个人也发了财：“壹辆卡车满载著沉甸甸的箱子从漳州开到江西红区，箱子上写著大字：‘毛泽东亲收’。公路开到尽头就由脚夫挑。‘这是毛主席买的、缴获的书，’大家全部这么说。有书，但更多的是金银财宝。挑夫在毛的大弟泽民的监督下把它们秘密挑到壹个山顶，然后泽民和两个毛的贴身警卫员把它们搬进山洞。洞口密密封住。除了这几个人，再没别的人知道。毛就这样悄悄地给自己留下条后路。”[17] 进京之后，毛又用稿费建立了个人的小金库——私房钱，经常用小金库的钱做壹些随心所欲的事，有时不免如公司大老板壹样财大气粗，壹次讨论三线建设时说：“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著觉。那么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那些大赚稿费东西都是他的讲话、电报、批示、书信等等，原本是职务行为，也大部分为专职秘书所写，却借机狠狠敲诈了全国人民。在取消了稿费之后，全国只有他老人家独享稿费待遇，没有比这更爱财更无耻的了。衣袋里不装钱，不摸钱数钱，嫌钱脏，是衣食无忧之故，壹切有人照料，又不上街买菜购物，装钱何用。邓不平身上也是壹块也掏不出来，因为他的壹切生活都有专职人员照料，无需装钱。民选的美国总统也壹样，不能轻易上街购物，克林顿在上海街头买了个雪糕，是随从人员事先为他兑换好了钞票。布什总统有壹次进超市视察，看到收银员不必将商品价格手工输入电脑，价钱就统计出来了，感到惊异，却不知扫描仪将商品信息条码读入计算机，即可累加出价款总数，可见总统先生已是多年不进商店购物了。做为帝王，除了为毛泽东身边服务的人员，除了为毛饮食健康服务的专家团队，专门为毛个人服务秘密小组也有很多个。例如其中的“大字本组”，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的专职小组。承担这壹任务的主要有复旦大学的历史系、中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著毛泽东白内障病情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 “三十六磅特大号”。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还有古诗词“吟唱小组”，均以文艺界名流录音，请古典文学专家解读给演员。还有专门为毛个人服务的戏剧及专用播音设备。毛抽的雪茄也是专用的，从烟草种植基地到卷制过程都有专人负责，再经由四川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壹条龙服务小组，最终被送到毛泽东手中。江西景德镇是中国瓷器之都，1975年中央下达壹项重要政治任务，即“7501”工程，命令景德镇为毛研制生产代表最高水平的专用瓷器，组织全国壹流专家，精选用料，精心设计，烧出极为珍贵的“毛瓷”。“毛瓷”工艺水准超过宋明官窑制作，件件价值连城。    要了解毛泽东，不能光看斯诺、师哲、汪东兴、李银桥们写的东西，还要读壹读弗拉基米、李德、张国焘、王明、李志绥等人的书，才可能得到完整的毛泽东形象。这些人见到过毛，其叙述多半是真实的，褒贬不壹的观察，正说明人性格的复杂。即使个人生活节俭，也并不等于治国有道，可恶的是表面上的简朴而背地里穷奢极欲。明崇祯皇帝生活俭省，仍为最典型的昏君，饕餮之徒者年羹尧，鲍参刺肚总嫌不够，军中大摆盛宴，却是常胜将军。人性亦善恶掺杂，此消彼长，壹似《镜花缘》里两面国，个个头戴浩然巾，遮住后脑，只露壹张正脸，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若把浩然巾揭起，不意里面藏著壹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血盆口壹张，喷出壹股毒气，霎时阴风惨惨，黑雾漫漫。在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中，即得利益者说好，遭贬者叫糟，各人接触深度、观察角度、职务地位、人格喜好、思维方式、言论环境多有不同，只有综合起来，壹个完整的形象就会跃然纸上。每壹个大人物，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壹举壹动，无不映入看客眼帘，载入史册，至于扮相好坏与舞台效果如何，是演员自己的事，旁观只对自己的叙述负责即可。

　　法制失效

　　毛泽东时代的腐化，多限于高层的小圈子，壹般干部也仅是多吃多占。壹来毛铁腕反腐，二有搞不完的政治运动，三是群众有拥护共产党为前提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类不成体制的监督方式，也有效率。在政治挂帅的政治原则下，腐败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罪行，干部们占点便宜难免，大肆贪污无胆。文革告终，改革开始，红色家族不再满足供给制的小打小闹，利用权力加价格双轨制，开始疯狂掠夺国民资产，加之取消了仅有的“四大自由”，贪污狂潮如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这是六四运动的起因，也是现今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之致命因素。而六四时的国内状况，现在看来小巫得很。那时学生反对的腐败行为，无非哪个高官的儿子搞捐献，某某的姑娘倒彩电之类，比之于今动辄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贪腐规模，简直不足挂齿。六四的血腥镇压，表示了权贵阶层誓死保卫即得利益集团的决心，壹方面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壹方面继续高层的腐败，壹方面对官场的腐化行为不断地放宽法律限制，遂使贪污如狂风壹样刮遍中华大地。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共极为重视立法，出台了许多惩治特权腐败的法律条文，1997年公布的新刑法，更加大了惩治力度，对贪污罪的处罚可以说极其严厉——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壹） 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壹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壹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令人吃惊的结果：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壹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若是根据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这个计算还是偏低，若以贪污受贿几千元即为犯罪标准，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犯罪率绝对在九成以上，甚至是百分之百。因为官员的犯罪是被刑事起诉的，更多的隐藏犯罪并未统计在内，而壹般民众的犯罪大多受到刑事处罚，能逃脱法律制裁的很少。2005年的“两高报告”里说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有趣的是，壹方面官员犯罪比例越来越高，另壹方面却是对腐败者的惩治力度越来越弱，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共产党无法全部惩处内部犯罪，即以其自定的法律标准，共产党也已经整体堕落为最庞大的犯罪集团和自我服务型的利益集团，连最高法院副院长都是大贪腐犯罪分子。共产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贪腐最黑暗的王朝，历史最大的贪官诸如和珅，身为帝王宠臣，也不过弄了几亿两。南京壹个县区级干部，短短几年竟能贪污20亿元人民币，转移到国外。帝制年代，官员寻租的渠道多是卖官鬻爵，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可供出售的官位极少，整个大清帝国，知县也不过千余人，官员敛财的速度很有限。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放在现在，壹个知府（地区级）想弄钱，多少个亿也能到手。除了卖官，更多的是利用掌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来大肆圈钱，只要有后台有胆子，如同开动了印钞机壹样。中国十大太子党集团，哪个都有成百上千亿元的资产，无任何政治风险和经营风险。赚了权贵们分赃，赔了国库再注资，还有股市以供圈钱。对共产党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可以公有制的名义任意抢劫公民财产和国民财富，壹块地皮，就可以翻来复地征地出售，再征地再出售，他们壹天掠夺的钱，比大清王朝壹年的国库收入还要多出多少倍。而庞大的国有财产基数，为各级共党分子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方便的敛财机会。关于社会的腐败程度，早年民间流传壹种说法：处级以上干部全部枪毙，科级隔壹个毙壹个，可能有冤枉的，但总比漏网的要少。这看似过激的情绪表现出老百姓的深恶痛绝，却也不能说是信口胡言，腐败已是遍地蔓延之势，无官不贪。这还不包括那些利用职权以公肥私敲诈百姓的警察或工商税务人员，这些人是公务员的最低层，没什么级别，算不上什么官员，却也是相当肥沃的营生。那所谓“领导干部”，诸如铁道部长、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壹类的实权人物，全部枪毙，肯定没有壹个是冤枉的。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刑法，5000元即可判刑，10万元就能枪毙，真照此办理，肯定剩不下几个干部了。这还没把村委会、居委会和小国有单位里根本排不上国家行政级别的党员干部的贪腐算进来，也不包括各单位头头脑脑私设“小金库”乱支乱用问题、公款吃喝问题、公款出国内外旅游问题，公款嫖娼私蓄情妇问题，若将这壹块消费也算作贪污，官场上有没有壹个好人都成疑问。所以在实际操作上，新刑法如同新宪法壹样，壹开始就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再修改解释多少次都没什么用。贪污数额越来越巨大，刑法的反贪条款就显出其纸老虎特征，贪污分子与法律对峙起来，纸老虎只有往后退缩。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贪污10万元被枪毙的，贪污不上亿壹般判不了立即执行的死刑。贪污日益凶狠，量刑下限只能随之向上靠，用司法解释来掏空刑法，法不责众，贪污5000元的案件检察院也根本也不会受理。

　　假设中共痛下决心，铁腕反腐，严格遵照刑法大开杀戒，象镇压法轮功壹样围剿贪官污吏，也是不行。镇压法轮功靠党组织管制下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来操作，“书记决定，各方去办”，正是专政机器最拿手和最高效的，因为这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反腐就不同了，治贪的行政和司法程序离不开公检法的全程参与，这会削弱中共集团的整体利益，集团内的少数人承担贪污责任还行，让绝大多数受惩处，根本就行不通。再者，天下乌鸦壹般黑，公检法不是清水衙门，是肥得流油的富户，贪污受贿的重灾区，专政机器恰恰是贪腐社会的保护伞，由贪官污吏来治理制度化的贪腐，治贪的人应该受到整肃才对，这有如医生给自己开膛破肚动大手术，与自杀无二。更重要的是，建立壹个廉洁独立的司法体系才是消灭体制化贪腐的保障，壹个寄生于党组织下的司法系统是根本靠不住的。中共在侦办贪腐案件时，为了避免干扰，上海的案件要北京的官员侦办，A地区B县的贪官，壹定要到C地区D县受审，脱离属地管辖，躲开有利害关系的党政司法官员插手。以此类推，中共中央最高层的贪腐，只有大于它的权力才能办理。所以，办理零星案件还行，整治整个社会的几千万贪官污吏就玩不转了。所以明知躯体有病，也只有壹步步捱到死。反腐败只能抓几个典型，应付壹下民意而已，永远不会认真操作，以所谓行政管理职能的局部改善，提高执政水平，用广告橱窗壹类的表面化政策缓和社会危机，来代替权力制衡，代替全社会的监督，无非是做做样子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壹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义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壹个不正义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壹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朱镕基以铁面著称，表情严肃，横眉立目，宛然包公再世。上台时面对“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说道：“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壹百口棺材，也有我的壹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和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可谓气壮山河，大有诸葛亮《出师表》的豪情。可惜，誓言归誓言，现实归现实，铁面总理处处碰壁，所到之处，腐败造假成风，九江堤防的“王八蛋工程”，安徽南陵县峨岭粮站借粮瞒骗事件等等，令朱总理痛心不已，又无可奈何，上台时的豪情壮志，消解于全社会的腐败之中。壹个国家，壹个民族，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以朱公之精明强干，亦不能脱离整个组织系统而行事，面对遍布四周的凶恶爪牙，最多能坚守个人良心。打几只老虎和豺狼扑灭不了全社会的罪行，惩处几个贪官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使贪官们更急不可待，结成荣损攸关的利益集团，壹致对外。不是有许多贪官坐牢枪毙吗？但只要知道其中的内幕，就明白倒霉的人壹定是后台不硬。远华案涉及中共高层，甚至于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牵连在案，走私几百亿元，数额之大，涉及面之广，为历年之最，惊动了全世界。结果赖昌星逃掉了，主犯和幕后者都逍遥法外，剩下的知情者壹杀了之。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各自的主人，大心照不宣，打贪腐之“狗”就变为主人之间的较量。就是老赖送回来又怎样？壹样是黑箱作业，壹样是利益平衡。所以反腐治贪，再大的案子，完蛋的永远是后台不硬的角色，手眼通天的人什么事也没有。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太子党”，除了毛泽东的后代权势不大外，个个都是官商，无壹人上了断头台。周北方坐牢时，邓质方在香港住五星级酒店，周父冠五原是邓小平的随从，老爹职务不同，公子便同案不同命也。更为恶劣的是，反腐败甚至演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致政敌于死地的杀手锏，朱镕基贵为总理，也是端人家的碗，归人家管，再由著性子搞下去，只怕是九十九口棺材闲著，壹口棺材派上了用场。壹旦失宠，晚景凄凉，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诸人之命运，展现中共政治斗争之残酷，听壹听都令人毛骨耸然。    贪污集团只有绑在壹起才最安全，举报人不会为打击别人把自己也赔进去。正如苏东坡诗云：“万人如海壹身藏”，隐藏于万贪之海中，便无风险之忧。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的好人之道是难得糊涂，随波逐流，决不是做反潮流的英雄。官场腐败之风之所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即因此理。尤其在众官皆贪的现状下，唯妳清高，壹定被视为危险人物，反成孤家寡人。众人怕坏其财路，处处设防，长官讨嫌，同僚忌讳，发配妳到边远地区扶贫支农，再无出头之日。再说职务是花巨款购得，正等著大捞壹通以解十年寒窗之痒，拍马屁还来不及，哪敢违背上司旨意以示清廉。福州黄金高壹案，说黄贪污了几百万，被判无期徒刑。黄原本是反腐败勇士，得罪了上司，穿了六年防弹衣上班。壹个县委书记贪污几百万本不稀奇，奇怪的黄既然是大贪污犯，应该送上峰厚礼才是自保之道，哪有得罪上级自找坐牢之理，脑筋再会急转弯，也不可能自己壹屁股屎，化妆为反腐英雄，同权贵大佬们斗争。中共司法系统惯于黑箱操作，公布的东西往往靠不住，许多民运分子、良心记者或维权人士被判刑，无不污以泄露国家机密、颠覆政权、非法经营、嫖娼赌博壹类毫不相干的罪名，坐进共产党的黑牢。说妳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到联合国控诉也没用。当今之社会，既无儒家传统的科举制度，也无共产主义公有制原则，在权贵集团专制下，个人凭知识和操守进入官场，爬到高位，机会为零，扭转官场逆淘汰现象的可能性亦为零。再黑暗的封建社会，再恐怖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亦不乏忠尽报国和勤劳敬业者，而现在这些情操基本上被市场化之后不伦不类的共产党恶搞掉了。再以个人入党动机而论，明知共产主义已在全世界垮台，中共也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很远，入党更不存在实现个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道德理念，仍要加入中共，就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特殊利益，形成党内官场壹体化的逆淘汰现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好人为官极难，小人壹往往壹帆风顺，官场得意。好人想革新，小人最讨厌改革，维持现状才是为官之道，官场的逆淘汰使官场和社会壹起昏暗下去。任何改良措施只要有损官场利益，都似壹块石头丢进酱缸里，扑的壹声闷响，不见踪影，涟漪都不起。朱镕基说，贿赂者将党的干部们拉下了水。这是事实，但不公平，权钱交易是寻租过程，权力变为等价交换的商品，不是坏人把好人拉下水，而是缘于坏人体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中共有意制造出让人钻营的空子，招来壹群苍蝇，反将责任推给社会，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山西有个县委书记卖官赚了几百万被判刑，就不能说是坏人把好人拉下了水，“洪洞县里没好人”，大家都壹样，如果不送礼就能保住官位而不断升迁，谁也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乱扔钱的白痴。他的书记也是买来的，各级官员都有售价，等价交换，即便是贫困地区壹个科级职位依据肥瘦，最少也在10万元之上，壹个县委书记怎么也贵过十个科级职位，假如他不多卖官，恐怕这辈子的工资也补不上买官的亏空。这类把戏，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中描绘得淋漓尽致，晚清卖官是半公开的事，肥缺瘦缺各有行情，大家心照不宣，也捐官体例，候补官员若想捞到实缺非大花银子不可，没有不识务以示清高的笨蛋。花了巨款而入官场，却壹心清廉，岂不愚痴？古代不乏清官，是缘于有公开竞争的科举制度，个人完全可以凭借学识赢取官位荣誉，科考官员普遍受人尊重，清廉的官声最为重要。共产仕途只有壹条，就是靠巴结和裙带升迁，流氓无赖也能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在中共官场中，民主集中制也被具体化为壹整套用人制度，党管干部原则使选用干部成为党的壹把手个人专有权力，即所谓“壹把手专政”。党管干部首先要考虑被选者的政治条件，其次才是学历等技术条件。政治考核是抽象化的，主要由对书记的忠诚度来体现，这是延伸书记统治的先决条件。大凡想做官的人，先要向书记靠拢，以示忠诚，谁也不会笨到花钱向书记买官，再反过来找书记的麻烦，自毁前程。官位是当今最为稀缺的资源，官位交易也最早市场化了，竞争异常激烈残酷。各种官位都有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价格，交易价格取决于官位的含金量与成本之比，同样的级别，油水大的公安局长与清水衙门的党史办公室主任之间，其交易价格可能相差千倍以上。卖方依据市场行情出价，买方除了购买价格，还要考虑（比如每年）维持官位的费用，在“合理预期”之内──即买方每年可能获得灰色收入扣减成本后的剩余额，折旧期越短盈利越大，当然也要考虑升迁机会的大小。买卖双方通过博弈，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买受人的意图在于为升迁积累官场资本，也可能采取先赔后赚的办法，求购某些盈利性小的官位，类似于清代官场的记名候补官位。所以任何官位都是不愁没买家的，除非有强大背景的“太子党”之流，才可能通过利益交换免费获得官位。壹般说来，交易双方都有较强的风险控制意识，避免违约风险，买官卖官总是双赢的，交易完成后实现的收益远远大于交易风险，这是官位交易市场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交易关系得以维持下去的关键因素。在风险控制中，道德风险为零，法律风险极低，要力求避免政治风险。在官位交易中受侵害的第三方不是政府，政府的名誉损失是抽象性的，而是公众利益。公众利益又有广义狭义之分，比如官员贪污公款或集资款，使得用于公共开支减少和公共建设受损，这是广义上的公众利益受损；如果官员侵蚀相关民众的眼前利益，民众的利益受损程度便是具体和切实的。壹个官员贪污了上亿元公款，分摊到每个中国人壹毛钱不到，民众只有伦理上的义愤，而无实际损失，因为即使官员不贪污这些钱，好处也分配不到民众手里，也会拿来扩建政府大楼或开办劳民伤财的世博会之类，群众决不会为了惩处贪官不公而上街游行。但狭义范围的贪污勒索对民众的危害更直接，针对特定的人群，容易激起义愤，形成群众性的抗议风潮，对执政者构成政治风险。A官员从国有企业弄走数个亿，不过是烂帐窟窿，B官员从三峡移民建房资金中贪污几十万，导致房屋刚建好就是危房，法律风险应该是A比B大，但B的政治风险肯定大过A，社会影响使B的刑期可能比A还大。这也是贪污越多的钱反而风险越小的另壹个原因。当然官位交易中的私人收益，最终都来自公众利益，若从绝对数量上看，广义公众利益做出的“奉献”更大壹些。如果坚持原则，想做清官，只送不卖，显然也行不通。领导干部如果不培养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到处是掣肘的阳奉阴违者，工作反而无法开展，政绩又如何体现？何况官位极为稀缺，钻营者众，经济社会中，上下级的关系亦是靠金钱利益维持。妳做上司不受贿，下面以为妳不信任他，肯定会寻找新的靠山，置自己于孤家寡人之地。壹个光杆司令，又怎能管好壹个单位和表现为壹个好领导呢？卖官也是保证自己政治利益（政治支持率、政治服从程度等）最大化的办法，也产生官场边际效益，清廉是不可取的。“相反，通过‘卖官’，反而能够实现多种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求‘用人者’不‘卖官’是不现实的。”[18] 在利益链结成的官场上，需要的不是清廉，而是共同利益，不贪腐便无共同利益可言。对壹个专制政党来说，忠诚度最紧要，不怕妳贪，就怕妳不贪，有了贪腐之心，便不会追求正义，腐败政治正是贪官污吏最安全的港湾。六四前，社会上对“太子党”经商多有非议，民众传言声震朝野，涉及到赵紫阳的儿子，赵于是向邓小平提出先从审查自己的家属开始，完善廉政制度。结果，“太子党”经商在邓眼里根本不是问题，邓关心的是中共的安危。“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壹部分人”自然是“太子党”占尽优势，更是由邓家为首的“八老”子弟为代表。如今“太子党”更是盘根错节，完全垄断了国民经济命脉，中共反而比六四时更强势了。假如六四按反腐败的路子走下去，壹定会促进社会的公开化和公平化，壹定会走向民主化，壹党专制焉有存活之理。所以，中共的反腐败壹定是表演性的，壹定是内部权力斗争式的，绝不可能建立行之有效的反腐机制，这是壹个共产政权无法解开的死结。

　　专制政权是钱花在密室里，这是中国的老传统。错过了六四反腐的最后契机，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小手术不顶用，大手术不敢动，只好时不时吞些鸦片止痛，弥留之际再打强心针，以期回光返照。“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壹颇为流行的看法，真实揭示了党国进退失据之尴尬。经济发展不能改变体制的弊病，越发凸显制度弊端的危机四伏，贫富差距迅猛扩大，全民财富急速流入少数人手中，少数人以官商勾结的腐败手段致富，体制不但不遏止，反而故意扩大漏洞，将国家最暴利的行业垄断于权贵手中，为体制的操作者和受益者预留可乘之机。工农大众就连毛泽东时代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地位也剥夺干净，更加重了社会的不平等，打破人们固有的心理平衡，为民怨沸腾积聚越堆越高的薪柴。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农民，工人生活普遍穷困，之所以没有产生陈胜吴广李自成，就是公有制理论下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共政权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加上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工农民众不可能反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尽管这个全民所有制实际为国家所有，由党说了算，人民只有名义上的地位，且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持久。但除了高层领导的传统特权，普通人的社会地位并无显著差别，毛以群众运动扑灭基层官场的腐败，维持了全社会从心理到政权运作上的稳定，国家再乱也在毛的控制中。又处于王朝初期，整个社会还算清廉，未出现反对腐败政府的革命因素，尽管维持毛泽东的地位本身就耗费著中国人的血汗。壹般而言，毛泽东还是反对党的干部搞特权的，毛曾反对工资制，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等，都是鉴于特权的弊端。故而苏联看到60年代初毛的批判官僚特权的言论，攻击毛是“半托洛茨基分子”。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还有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领导人，亲毛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夫妇，全是壹群热爱美食、好车和别墅，以及黄金饰物、高级礼品的特权分子。共产党的权力不受工人和群众监督，也不存在真正的舆论监督，早已形成壹个特殊利益群体或特权阶层。

　　香港反贪

　　如果睁大眼睛看看外面，华人世界也不全是贪腐社会。台湾黑金政治曾壹度猖獗，但毕竟有民主体制在艰难起步，使2300万中国人以不流血的方式享受到直接选举式的民主，建立了较为廉洁的政府，高官的贪腐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体制弊病。华人社会最廉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政府，两地都曾是英国殖民地，缺少成熟的普选制度，却比壹些普选国家还要廉洁高效。香港的经验似乎应该是中国内地效仿的样板，在不改变现有制度的情况下建立廉洁政府，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治理日益严重的贪污贿赂，拯救世风日下的社会。这是否可行，我们还是先回顾壹下香港的反贪历程。香港上世纪70年代也是腐败猖獗的地方，贪污贿赂无处不在，成为港人生活的壹部分。1974年当任港督麦理浩决心治理腐败，检讨过去反贪污法律效力低的缺陷，成立了壹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崭新机构——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执行单壹的惩治贪污职务。廉署的编制保持独立性，只对港督负责，从专员到各级职员都不属于公务员序列，廉政专员自主任用或解聘工作人员，不受有关公务员条例约束，廉署单设举报中心，单独立案调查，授予比警察还大的权力。鉴于贪污行为的隐蔽性，调查员不必抓到嫌疑人的具体贪污行为，只要能证明其生活标准或拥有财产超过官职收入，而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毋须拘捕令即可拿捕涉嫌人士。于必要时出示委任证，表明身分，均可进入任何地方或房屋搜查，允许合理使用武力，然后提起公诉，由法庭判罪。廉署在扑灭贪污罪行方面大有建树，从贪污最猖獗的警界开始，擒贼先擒王，先拿万人瞩目的交通部总警司葛柏开刀。葛柏因贪污事发，潜逃至英国，廉署将其引渡回港受审，贪污几百万元的葛柏终于进入监狱。打开了反贪局面，也并不意味著从此壹帆风顺，警界贪污由来已久，又与黑社会勾结，收取保护费，上上下下形成集团性贪污网络，壹损俱损，壹荣俱荣。廉署深入的反贪行动必然引起警方强烈反弹，黑社会、贩毒分子等也趁机发难，壹时山雨欲来风满楼。1977年10月28日，几千名请愿警员包围冲击廉署办公地和记大厦，殴打廉署工作人员，砸毁办公设施，世界为之震惊，壹时香港成万众瞩目之地。事后警方要求当局发出特赦令，赦免廉署成立前的壹切贪污舞弊行为，否则，将举行万人大会向港督请愿，并以不执行职务为要挟。鉴于局势发展，香港总督作了退让，公开在电视上发表声明，承诺于1977年1月1日之前所犯罪行，在普通情况下不予受理，已被通缉和拘传的除外，继续发现严重罪行的，应先与总督咨商，并设立专门委员会受理对廉署职员工作的投诉。作出极大让步的特赦令仍未使警务人员满意，警察协会对港督声明的某些部分提出置疑，声言要举行万人大会到港督府请愿，已获初步胜利的警员穷追不舍，试图击败港督的廉政决心。港督麦理浩思考再三，采取断然措施，立法局临时召开紧急会议，麦理浩到会作了将永载历史的发言，重申了前几天的声明，他说：    “这项声明，约无妨碍廉政公署保持既得成果之意，亦不是说我们已把维持公共服务廉洁的决心放弃或减低。但在这个时候宣布这样的声明，市民当感愕然。虽然壹般人对其理由已加谅解，但亦有许多人对政府竟然有此宣布表示忧虑，或认为是过分让步。可是，并没有人认为政府应作更大让步。相反的，大家都认为不能再作让步。    “以为用压力就可以获得进壹步让步的人，完全误解了政府和社会的态度，亦置警队内99%人员的真正利益于不顾。不用说这种人更完全忽视了香港的真正利益。本港近年来的维持法纪与治安以及在奠定廉洁风气方面，已有可观进步。    “在压力下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会引致对其他问题的压力：要求压制廉政公署，释放狱中犯人等等的压力会接踵而来，终至法律只为维护贪污人士之利益而执行。我确信这不是大部分警务人员及他们的家人所希望见到的。但假如政府再作让步，便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就是向无法无天的人屈服，而对无法无天的人是绝对不能让步的。本港全体市民，不论老少贫富，对此定有同感。    “我希望有关人士等都能作出更理智的抉择。无论如何，在他们采取无可挽回的行动之前，他们应当知道，我们不能让拒受合法当局节制的警务人员，或者支持他们不受合法当局节制的人，又或继续试图用压力去左右合法当局的人继续留在警察队伍内，及继续由市民大众支付其薪酬。”[19]    勿心存幻想，让步到此为止。整个会议25分钟便结束了，无需长篇大论，港府的决心展露无疑。麦理浩的讲话掷地有声，引起议员们的共鸣，整个港岛为之振奋，除了极少数人，都表态支持港督。当局的强硬态度和广大市民的呼声使局势急转，万人大会宣告取消，督察协会表示，决不支持任何警员的非法行动，有些警署贴出“鸣金收兵”的告同胞书，为期半月的警员风暴终于平息了。港督的退让虽有些法不责众的意味，但历史问题积重难返，如不赦免以前的罪行，打击面过于宽泛，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增加反贪的社会成本，反贪工作不能持续下去。不可能在壹夜之间，由壹条命令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放过大多数壹般贪污的人，缩小打击面，1%的坏人比例，让绝大多数人感到松了壹口气，政府的底线已经明确，再闹下去不但壹无所获，反而丢掉饭碗。香港是高薪养廉制，打壹份政府工极不容易，为谋眼前小利而丢弃大饭碗太不划算。少了多数人的参与，贪污阵营立即瓦解，云开日出。港督的果敢宣言，不失为壹招好棋，体现了壹个成熟政治家应对纷乱局势的智慧与魄力。警员闹事原本做贼心虚，借示威以解违法之忧，本身不具有正义性，也无广大市民的同情。港督的果断有民意支持，义正辞严。腐败分子太多，退壹步而进两步，策略上必然以打击首恶为主，否则局势有失控之危。退得太多则前功尽弃，正义事业夭折，香港势必沦为恶势力猖獗之地，令东方之珠污浊。三国时，司徒王允巧使连环计假吕布之手除掉董卓，本来大功于国，然首恶即诛，应赦免从属，各为其主，亦无大过也。却不料他壹时之怒杀了蔡邕，又不赦免前来求赦的李傕、郭记等人，致使李傕等无望而起兵，拼死壹博，大败吕布，反将王允诛杀，家族老幼壹同赴难，刚有希望的国家又陷入乱象。王允的胸襟眼界，只能成壹时之事，不足为安邦治国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六四时学生的要求并不大，也是正义行动，不同于香港警界腐败分子的无理取闹，危害法治。香港有英军驻守，但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有理而不失据。六四的正当诉求，本无由拒绝，哪怕暂时依了学生也不至于搞到几十万野战军进城，血溅长安大街。之后又对学生穷追猛打，逼得他们四散奔逃，至今不让回国。共产党从此彻底失去民意基础，自己剥掉最后的壹层伪装，变成壹个非法的暴力政权，走向不靠军队警察杀人就无法维持的灭亡之路，将文革后民众希望中共改邪归正的希望完全扑灭。成都武侯祠有壹对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中共先天的暴虐基因，使他们不知审时度势，不会深思熟虑，不习惯人类的高尚情操，变为除了暴力贪婪自私欺骗外，是壹群什么也不通晓的愚蠢之徒。贪污是壹个全球性问题，任何社会都会出现，社会制度尽管不同，但人性的贪婪和损人利已行为的不受约束，才会使贪污盛行。任何反贪机关，必须有独立执法权力，并在运作上不受政治或政府的干预。对抗贪污的榜样和政治决心，必须由上层建立，如果社会的统治阶层贪污，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产生怨恨，社会必然陷入不稳定的危机，政府不下决心治理贪污，反以镇压方式平息民怨，贪污恶行必然更加猖獗，落入不可收拾之地步。    香港以廉政公署肃清了贪污，建立了世界上高效廉洁的社会，内地是否也可以资借鉴呢？但香港可以成功，对内地只有观赏性，没有实践意义，因为两地的政治基础不同。香港为英国殖民地，英联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虚君共和，责任内阁，实行议会民主，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正式占领香港后，立即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成立行政局（初称议政局）、立法局（初称定例局，港督的咨询机构）协助总督处理政务，又委任太平绅士42名，会同英军及警察来维持治安。1848年，又增加2名非官守议员入立法局，参与议政。1850年，委任两位太平绅士代表大卫·渣甸及约瑟·艾德格为首两名非官守议员。1857年，增委两名官守议员及壹名非官守议员。1884年，扩大立法局的成员人数至7名官守议员及5名非官守议员，其中包括壹名华人伍才（又名伍廷芳）。1896年，进壹步扩大立法局的成员人数至8名官守议员及6名非官守议员。1929年，立法局共有10名官守议员及8名非官守议员，其中包括3名华人及1名葡籍人士。1960年代，香港的市政机构——市政局首次进行普选，让选民直选议员，参与决定市政服务政策。市政局成立初时称为洁净局（Sanitary Board），只负责清洗街道等卫生工作。至1936年改名为市政局，负责的工作亦不断增加，并接纳从不同界别选举的代表进入市政局。市政局议员每月举行公开会议，处理服务相关法律附例和财政事务等。市政局是香港首个有民选议员参与决策的公共机构。港英当局也开始筹备代议政制，令市民有参与政制的机会。1970年代，港督麦理浩推出在香港推行代议政制的概念，让市民有参政的权利，政府越来越走向开放。1984年政府推出代议政制绿皮书，详列立法会民主化的过程，并正式就立法局引入民选议席咨询公众。1991年，成员人数增至60名，1991年立法局第壹次直接选举举行，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成立。由于联票效应，使泛民主派大获全胜。别小看太平绅士和非官守议员的作用，他们与我们的人大政协代表性质不同，人大政协代表都是党的人，违背党的意志替民间说话的异见人士无资格出任代表。太平绅士和非官守议员是港英当局执政议政本地化的开端，是执政议政透明化的表示，有助于殖民地当局治港，如同外商来华经营离不开华人买办壹样。中共的最高决策层是政治局及其领导下的各部党组，不是议会，决策过程决对外保密，不会让民间人士参与。好比清王朝的军机处和朝廷各衙门，决不可能叫民间人士入阁议事。中共政治局比军机处还机密，常委历届人数不超过10名，连委员壹级都无权参与最高决策。满清的军机处高于内阁，实际取代内阁职权，中共政治局高于国家机关，壹切大政方针概出于斯。共产党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高于法律的权威，政治局的决策任何立法（人大）行政（政府）咨询（政协）等部门均无权变更，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共实行中央集权制和党管干部原则，各级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没有自治权，任何壹个政府干部的任命都要取得中共组织部门的核准，无条件忠于党是出任公职的先决条件。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党权凌驾于行政权之上，必然形成党天下体系，由于党权是由其各级组织系统运作的，党的组织极易结成各种利益切分的寻租集团，全面腐败便是党权体制的典型特征。高度集权的党天下，集中了各种专制体制的壹切弱点：任人唯亲、帮派政治、漠视法律、贪污腐化等等，除非不断发动毛泽东文革式的群众政治运动，不断打烂现有官僚体系，才会建立稍为廉洁的政府。但这是以公有制和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这条大家壹起受穷的老路显然中共最不愿意再走。那么，共党政权绝无可能建立壹个既廉洁又高效的政治运作体制。

　　香港的殖民地统治，听起来残酷，实际上也有相当程度上的民主，有较为宽松的民间社会，与满清与中共的极权专制不可同日而语。香港政治制度由“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建立，英国女王任命总督只是壹种主权形式，实权在英国内阁，治权在港督，英王并不干涉香港事务。香港不是英国皇室和港督的私产，夺取香港是为了英国贸易方便，并不想从香港本身夺取什么，英人治港与港人利益无实质性冲突。英政府不向香港征税，反而在殖民地初期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英国未从香港拿走壹个便士。[20] 香港后来只承担部分军费，香港的收入全部留港。港督有治港的最高权力，但港督并非独裁者，上有英国议院内阁制衡，下有立法会制约，不能忽略港人利益。政治开放，分权制衡，是防止独裁、保证法治的机制。中共虽有政治局作为决策机构，名义上是集体领导，但往往最高领袖大权独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皆能左右政治局，变政治局为表决机器。毛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六四屠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都是个人意志凌驾于党中央和国家权力之上的经典事例。这里不是说过去香港制度如何好，而是与清政府和中共政权作壹番比较，看看分权制衡与高度集权之间的优劣。但是，毛时代专制，社会却没有普遍贪污现象，何也？毛是帝王，想要什么有什么，不需要贪污，毛只注重个人权力，不看重家族利益，况政权初立，家人雕零，结不成“太子党”，又以政治运动治国，所以干部们也不敢大肆贪污。邓也是帝王，也是要什么有什么，自己无需贪污，但是他的家族为了敛财，便以官商方式攫取巨额财富，邓家壹开头，八老家族利益均沾，很快结成中共“太子党”集团，邓反腐败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自己家族做了榜样。江就更不用说了，家族掌握了最暴利行业，毫无顾忌，且胃口越发膨胀。江以马屁功夫上台，远不及毛邓威望，只能任由高层各自圈钱，党政军壹齐下海，整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势集团不甘落后，壹发不可收拾。香港是殖民地，总督不能普选，并不等于没有民主，立法会有直选议员，行政局直选，都是内地没有的民主形式。香港有政府不干预的自由港制度，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独立媒体可以自由行使舆论监督权，社会有普遍尊重法治的传统基础，有保障人权的司法和诉讼制度。自由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生命线，香港可以延后特首普选，但壹天也离不开自由。自由必须有保障人权的法治，1857年（咸丰七年）1月15日，香港发生食物中毒，400多名英国人吃了含有砒霜的面包，腹痛如绞，呕吐狼籍，经过抢救，尚无人死亡。这是轰动壹时的“毒面包事件”，正值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嫌疑人裕盛办馆老板张亚霖和伙计，立即被港英当局逮捕，经过调查，张亚霖与家人也同时中毒，工人也没有作案罪证，反复审讯后，宣布无罪释放。砒霜从何而来，始终是个迷。英国法律重证据，不重口供，不允许刑讯逼供。此案要发生满清治下，壹顿板子夹棍，打个稀巴烂，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犯人巴不得早壹天死掉，少受壹天苦痛，什么供状也会画押。若落入壹个世纪后的中共官府手中，也好不到哪里，上面限期破案，下面警察立功受奖心切，刑讯逼供犀利无比，电警棍乱捅壹气，电得妳大小便失禁，神经麻痹，哭爹喊娘的气都没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让妳说什么，妳就得招什么，同样没有破不了的案子。壹定是牵连无辜，至少要抓壹大群反革命分子抵命。英国占领香港后，立即宣布废止各种拷刑，香港纳入尊重人权的英国诉讼法系。香港从开埠时的5650人，到回归中国前夕人口增加到600万，英人治港若同清政府或中共壹样血腥，就不会有几百万傻瓜前赴后继到港受苦。历来去港的人，壹为追求财富，二为躲避战乱暴政，内战与文革时期内地大逃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申请居港权热，还有越南的难民潮，都证明香港在全世界的自由法治富足形象。自由的价值，越来越为中国人所接受，生活的改善更增强了人们向往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许多人宁愿花巨款也要去生个香港宝宝，为孩子谋个幸福的将来。    中共不能在英国治港的基础上加快民主进程，反而以种种借口加以拖延，强化对香港的政治操控度，培植亲北京势力，以香港还不成熟为由，反对07、08年普选。真是信口胡言，世界上再没有比香港更适合民主的地方了，香港人几十万上百万人的要求民主大游行，从未发生烧汽车抢商店等暴力事件，立法会讨论时，议员们彬彬有礼的姿态，显示出英国传统的绅士风度。反观巴黎暴乱中上万台汽车被烧，华人商铺遭劫，台湾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场面，香港人的民主质素决不低于任何壹个成熟的民主国家。2011年的英国骚乱中，年轻人砸烧商店车辆，造成人命伤亡，素质竟然比香港还差些。英国为香港留下的最宝贵财富的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以自由民主为基础，才会有合乎民主原则的法制，法制离开了自由就是专制。而中国人热衷于法制，不去注重自由民主理念下的法治精神，所以中国人有法制却无法治，是典型的专制社会。有了自由民主的原则，法律条文才有保障公民权益的作用。宪法是壹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多数国家都有宪法，作为宪政的基础，但英国没有成文宪法，在英国，政府根据实际统治的法令、规章、宣言、传统、非正式的谅解、习惯和态度的总和，构成壹种不成文的“宪法”。从技术上来说，并无法令由于“违宪”而无效的情况，任何英国法令都能修改“宪法”。法院能够据以检验立法的“宪法”是没有的。因此没有比英国“宪法”更明确、也更不明确的东西了，它不过是事物实际运转方式的另壹个名称而已。如何来保证国家的宪政，使立法和行政不“违宪”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    中共的人大尽管整天在讨论立法，由于没有自由民主传统，立法机关的忙碌只是为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增加壹些填充物，为尸位素餐的人大代表显示壹些成绩。谁都知道法律最终是壹纸空文，但又不能没有法律条文，否则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就毫无依据了。但是，我们必须弄明白，光制定法律没用，法制不是法治，中国有法制传统，但无法治传统。中国人搞法制已有几千年历史，远在夏朝就有“禹刑”，所谓“夏刑三千条”。古人人对法律的重视比现代人更高，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与儒家并称的大学派。晋国将刑法铸到鼎上，孔子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铸刑鼎而公布成文法，表现国家对法律的重视程度。提倡礼教的孔子怎么也看不惯，叹道：“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还是刑不上大夫的老调子。商鞅变法更加雷厉风行，为推行新法，取信于民，令人在城南门立壹根三丈长的木头，凡有将此木移至北门者，赏十金，秦国人以为官人搞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围观者无人出手。后增至五十金，果有奋不顾身者移木于北门，当场拿到五十金。可惜商鞅变法获罪于贵族，倒台后因无身份证件，逃不过关卡，困顿于自已制定的法律中，只好伸展腿脚受车裂酷刑。法制到了1947年的民国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壹部《中华民国宪法》，这部五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是壹部民主的法律，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没有壹党专政的法律前提，比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要完整许多。国民党退守台湾，把中华民国宪法也带去了过去，到今日已经演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宪政纲领。    殖民地时代，香港无宪法而有宪政，中共收回香港出台了基本法，却削减了宪政精神，因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度降低了，政府和民间不得不看专制君主的脸色。中共热衷于修改宪法，但宪法在中国大陆却是壹文不值，谁也不会拿宪法当回事，中共每天都在干著违宪的勾当，更谈不上宪政，公民亦无权对政府的违宪行为提起诉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拘禁到死，受不到宪法的丝毫保护，宪法不保障六四学生示威游行的权利，制止不了血腥屠杀。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壹点可怜的公民权利也全是壹纸空文，被各种专行法律法规限制剥夺干净。公民社会是宪政国家的基础，中共的传媒上很少宣传公民权利，公民二字也极少用到，最多的是老百姓壹词，还是帝王时代的习惯称呼。英国人无宪法，英国是最早的宪政国家，香港人无基本法，同样建立起法治社会，有了基本法，言论日益向左转，社会也朝著专制退化。香港的法治传统，奠定了反贪斗争胜利的牢固基础，贪污是暂时的，虽有壹定的程度，并未发展到无官不贪的地步。中国内地反腐败之所以虎头蛇尾，也是社会缺乏法治基础，贪污文化深入人心，公款消费贪污腐化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并不是件丢人的事，只要把上面买通，倒霉的几率比中百万大奖还低，几千万党员干部，壹年几千人发案，不到万分之壹，几乎无风险可言。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壹道闸门公检法比任何壹个部门都腐败，公安部和最高法院里都有大贪官，贪污巨鳄“太子党”羽翼遍地，结成巨大的贪污网络，从基层到到中央层层有保护伞，牵壹发而动全身。反贪没有可靠的司法系统，中央高层仅以运动式的严打虚晃壹枪，随即收场。

　　反贪体制

　　香港廉政公署独立于政府架构，专员由总督任免，廉政公署只向总督负责，政府无权过问廉署事务，条例规定：    第四条 廉政公署之经费，由香港政府壹般收入支付。    第五条 （1）港督得委任廉政专员壹人，按照港督之命令，负责指挥及管理廉政公署，并受港督管辖。    （2） 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受任何人士之指挥与管辖。    （3）廉政专员由港督按照其认为适当之条件委任。    （4）廉政专员在任职期间，不得执行香港政府辖下其他受薪职位之职务。

　　第八条 （1）廉政专员得委任港督认为需要之人员，以协助其执行本条例所规定之职务。    （2）廉政专员如相信确为公署之利益，得毋须叙述任何理由而解雇任何人员。    （3）廉政公署人员之雇用条件，须经港督批准；港督并得更改任何依据本条第（4）款而规定之条件。      第十条 （1）获廉政专员授权代其执行职务之人员，如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本条例或防止贿赂条例或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名者，可毋须拘捕令而将之拘捕。

　　第十三条 （1）任何人士，如抗拒或妨碍公署人员执行职责者，即属违法，壹经定罪，可判罚款壹千元及监禁六个月。      第十七条 （1）廉政专员须于每年3月31日或该日之前，或港督所批准之较后日期，向港督呈交廉政公署上年度工作报告书。    （2）港督须将该报告书提交立法局省览。[21]    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权力的性质，权力来源于皇帝，来源于总督，来源于选民，来源于共产党，自然分别向各自的权力源泉负责。中共司法系统是共产党的工具，任何壹级法院必须无条件效忠共产党。2008年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是党政系统出身，先前没有法律专业学历和司法工作经历，由壹个标准的党徒但任国家法院最高职务，可见法官应该效忠谁了。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中国司法权力名义上受人大制约，人大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党是领导壹切的，党的权力大于国家权力，不必经人民通过契约形式（税收加选票）授权，天然握有不容窥视的政治权力。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人民……这类磨出耳茧的高频率词语，使人人明白，壹切权力来自共产党，党比上帝还要伟大，中国人壹生离不开党，精神支柱也是党。基督徒的口头禅是：“我的上帝”，佛教徒的口头禅是：“我佛慈悲”，穆斯林的口头禅是：“唯有真主”，中国人的口头禅是：“感谢党”。不受制约的腐败才是最可怕的，总督腐败了，还有英国政府，还有议会，还有女王。女王是国家形象和主权的象征，君主立宪，君主只有形式上的地位，行政权在内阁，立法权在国会，司法权在法院，三权分立，互相制约，政党的利益依据选票来实现，不可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不会有人批评女王，女王并不管理国家，却会批评首相，批评大臣，批评总督，没人能够独裁，也没有机会给妳独裁。共产党就不同了，其至高无上的权力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硬塞入宪法，作为合法性的证明。党权渗透到社会每壹个角落，凌驾于国家与人民之上与国家各个层面，各个机构全部由党员掌控，由党的书记做最高领导。共产党制定法律，解释法律，行政执法，监督权力，全部独揽于壹身，不让出丝毫。党的系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行政系统有监察部，人大系统每年审议报告，听起来好象什么都有，实际上除了党的系统，其它部门都是跑龙套的配角。壹个涉及共产党员的腐败案件，首先由地区或部门的党委书记决定，书记认为应该整治的，由纪委审查，纪委对当事人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待问题，它认为应该制裁的经书记同意，才能移交检察院。反贪局设在检察院里，贪污案件也要经过党组领导审查，由党员担任的检察官办案，再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上级党委的批示决定刑期，再由党员法官宣判，全过程完全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由党委的专职分管书记——纪委书记或政法委书记督办案件全过程，壹切在党的监督之下。所以说，反贪的法律只是以党治国的工具，它爱怎么用就怎么用，没有外部力量抵抗它。司法官员由于特殊权力腐败程度比壹般官员更高，比如强河北省高院副院长刘宏因琐事被殴死亡，他居然壹人有4张结婚证，有4个妻子和6个儿女，家产上亿！这位副院长曾任衡水市检察院反贪局长、副检察长，因为反腐有功，后来升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2002年荣立中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等六部委个人壹等功。2003年当选燕赵都市报主办的“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2004年被河北省检察院记壹等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优秀侦查员”。这真是绝大的讽刺，它证明了现在的监督体制对负责监督的专职官员都没有任何约束力，权力成了腐败的保护伞。名义上掌握最高司法权力的最高法院，其中的副院长便是大贪污犯，这种事例，举世罕见。更可笑的是，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贪污7000万欧元，现金堆满了别墅，涉案金额高达18亿元。    香港的廉政体制不适于内地。香港仅是壹个城市，有壹级廉政公署即可监督港岛全境，大陆是几十个省市，必须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数级廉政机构，上级管下级，其独立性将不复存在。如果全部归于中央，相当于古时监军性质的特派人员，监督面太大，会形成两套党务和官僚系统，也更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起来，欺上瞒下，变成合法的贪污。毛泽东时代有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群众是政治运动的主力，有“四大自由”的舆论监督工具，对党政干部们能起到很大的监督作用。三反五反四清文革运动中，就揭露了不少干部的腐化问题。那时干部腐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性问题，是敌我矛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重点打击对象。现行中国是红色权贵式的资本主义，也就不存在打倒走资派的问题，不存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运动基础，群众运动式反贪也就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防腐措施。群众运动有效，但社会成本过大，在反贪的同时，也影响经济运作，影响法制建设，其结果是平均主义盛行，大家壹起受穷。现在的网上反腐，也类似于群众运动，这种形式不是官方确定的，虽起到壹定作用，却处于边缘位置，是否启动审计调查程序，要视官方的容忍程度及当事人的背景，不会成为制度化的反贪方式。在贪污的程度上，香港与内地也大不相同，香港贪污仅是区域性问题，港人贪污，英国政府并不贪污；部分政府部门贪污，体制并不纵容贪污；基层官员贪污，总督并不贪污；公务员贪污，议会并不贪污。贪污群体没有形成象内地壹样从上至下盘根错节的宠大网络，香港治贪与英国社会与总督不存在利害关系。香港公务员不准经商，港督与企业之间无利益瓜葛，不存在以权谋私问题。治贪所以能雷厉风行，体制上不掣肘，民间也不反对，少数人闹事抵制，丑行暴露于世，反而加速治贪行动。内地从上到下的每壹个权力机关都由贪腐分子控制著，所以只能做表面文章，造造声势，反贪阻力越往底下越强大，力度越往下面越衰减。香港最大的案件，无非几百万元，内地贪污已发展到几百亿元的规模，巨额的资金足以买通任何级别的权势集团或黑社会网络。朱镕基身为总理，还是虎头蛇尾，不是勇气不够，而是能力不足。这让人想起国务院证监会借用香港史美伦女士来任副主席，以期整顿规范中国股市，结果整得壹塌胡涂，多年来壹蹶不振，怨声载道。这还不是涉及贪官切身利益或身家性命大问题，金融大鳄毫发无损，吃亏的是些小股民。梁女士并非花拳绣腿，在港治市颇有成效，来大陆施展不开，即是对内地积重难返的现实缺乏了解所致。    有人以为，中国经济转型比较成功，其他社会问题也应该有办法才对，不至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中国的经济改革所以成功，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壹个私有化过程，是壹个以权贵为主导的垄断市场化过程，表面看起来机会平等，人人都可参与，事实上从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工农大众基本被排除在外。只有权力才能保证获得持久及最大利益，权力资源的垄断带来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垄断，最暴利的行业无不操控于大大小小的“太子党”，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和地方豪强势力手中，工人农民失去工作，失去土地，留给他们的机会只是些诸如杂货店或大排档之类过度竞争的微利行业。中国的经济转型，壹开始就是为少数人受益的设计，广泛宣扬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摸著石头过河”的口号，即给了少数人发财机会，又避开了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这少数人是谁呢？第壹是红色贵族，能批到钢材，倒卖彩电；第二是无法无天的人，什么都敢干，大不了进局子（原本就是从里面出来的）；第三是善于钻制度空子的人，如温州商人或山西煤老板。所以中共八大家族为首的权贵迅速攫取了稀缺的第壹桶金，其后便壹发不可收拾，干脆以“抓大放小”政策，将暴利行业都垄断到权贵手中，小的企业任其破产，工人自生自灭。每壹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是权贵们，财富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每壹次改革的风险承担者都是普通民众，下岗失业，失去社会福利，农民被随意剥夺土地使用权等等。当然权贵们拥护改革，决不会成为阻力，普罗大众无发言权，只是被动地卷进了改革大潮中。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壹样了，权贵是风险的最先承担者，必将失去相当大的即得利益。民众虽然也承担壹定风险，但社会地位的上升，有了对国家政治的发言权，最终必然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中共当权者决无政治体制改革的需求和动力。

　　中共的刑法看起来严厉，有死刑、无期徒刑，但仔细分析，其惩罚力度并不算大，这还不算执法的随意性因素。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壹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这即是说贪污壹万元以下，不会有太大风险。大贪遍地，小贪自然不会引人注意，只要小打小闹，出事的可能性极低。比如妳去工商局办事，塞上几百块喝茶钱，办事减少了阻力，事后再去举报，下次还来不来？火车站票贩子必须向警察行贿，妳本来就是干违法的买卖，得了便宜赚了钱，自然不会去举报，自断财路。利益关系就是这样形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壹年弄个几十万都不成问题，这还算不上贪污，不过受贿而已，根本无风险可言。刑法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申报个人财产的阳光法律，唯有贪污受贿犯案被抄家，才会牵扯出巨额财产问题，未有单独因此项罪名而获罪者。香港只要有人举报，廉署必须调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者，罪名即成立。香港治贪法律没有死刑和无期徒刑，最高可判处壹百万港元罚金和十年监禁，实际上比内地法律具有更强的震慑力。从刑法条文上看，贪污受贿仅限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他各种实际利益并不在贪污受贿的范围之内。比方说，某市长的女儿出嫁，收礼金几百万，某派出所长老父病亡，收慰问金数十万，这恐怕很难归入受贿。红白喜事收送礼物是人之常情，中国人几千年文化传统，送礼表示心意，家家如此，平头百姓也壹样，有钱多送，没钱少送，全看个人关系及能力，官越大人缘越广阔自然礼多；二来送礼人未必有即时的利益要求，也许为了免于受歧视或出于从众考虑，不送些礼物面子上过不去，与行贿的法律定义多有不符，难以作行贿论处。再比如A 的儿子到B掌权的单位任职，B的老婆到A任职的企业工作，相互提拔照应，皆大欢喜，无财物来往，亦无非法谋利之嫌。知道了这个道理，举壹反三，触类旁通，很多事情也就明白了。每年招考公务员，很多人以为全凭本事吃饭，结果总是有权势背景者受益，却无人将此定义为贪污贿赂。财物是个狭小的范畴，利益则是广阔的领域，利益有时比财物更实惠，更有吸引力。有人当上了封疆大吏，靠的不壹定是金钱，而是利益交换，是整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赃。内地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次的“太子党”现象，足以说明利益的强大作用。他们并不需要花钱买官，只需将各自的利益需求交换于官场，即可皆大欢喜。香港法律充分考虑到这壹点，《防止贿赂条例》第二条规定：

　　关于利益    （a）礼物、借贷、费用、报酬或佣金，其形式包括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任何财产之权益；    （b）任何职位、雇佣或契约；    （c）支付、免除、清还或清理任何借贷、责任或其他负债之全部或部分；    （d）任何其他服务或优惠（款待除外），包括加以维护以使免受任何刑罚或褫夺资格或免除此等忧虑，或维护以使免受任何纪律、民事或刑事性质之诉讼或控告，无论该等诉讼或控告经已进行或尚未进行者；    （e）执行或不执行任何权利、权力或职责；及    （f）有条件或无条件提供、承担或承诺提供在前文（a）、（b）、（c）、（d）及（e）段所指之任何利益。……[22]    香港的法律规定十分详尽，与内地法律的宽泛粗疏大不相同。这即给司法实践带来方便，如某人因贿赂犯案，法官无需考虑复杂的现实、历史、文化及社会因素，只要有事实发生，即可化复杂为简单，问话于行贿者：如果对方不是官方雇员，妳还会送礼吗？回答不会，当事人即构成贿赂罪；回答会，则必须举出授受礼物的正当理由。《防止贿赂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在有关本条例所载罪项之任何诉讼中，被告人不能以本条例所述任何利益之授受乃依照专业、行业、职业或业务之惯例，而作为辩护理由”。至于复杂的控辩过程，则是当事人律师的事，因为贿赂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只要是贿赂，数额大小并无本质区别，公职人员受贿都涉及刑事罪行，免于起诉的，至少会敲掉饭碗，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再无谋求体面职务之机会。巨大的犯罪成本使人不敢有非分之想，这才是法律应有的震慑力和预防犯罪作用。内地法律设置五千元的贪污数额，大概出于腐败成风的现实，如果每个低于五千元的都惩治，只怕整个官场都要壹窝端了。法律的先天不足正是内地腐败日盛的病根之壹。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政府雇员，如无总督之壹般或特别许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属违法。”现代经济社会的正常往来中，政府部门不可能没有任何授受利益的行为，但项目和目的必须明确，壹般许可由总督公告，1992年利益接受之公告，除了明确禁止的利益外，通常大约为二千港元，特别许可依据准则要向总督申请。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壹目了然，无需再加以特别解释。    易粗不易细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立法原则，法律未尽事项由司法解释补充。毛时代靠组织纪律和政治运动治国，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壹个运动接壹个运动就够了，邓时代靠政策加法律治国，政策仍是主导，直到1979年才有了第壹部刑法。邓之后才进入立法高潮期，易粗不宜细的原则仍旧存在。不是立法者不懂得大陆法系依靠成文法，法律应该祥尽，以避免滥用误用法律，而是认为法律制定得太细，壹来形势变化快，二来束缚自家手脚，不利于解释权的灵活运用，解释权即是法律的操控权。香港基本法实施没几年，人大就几次释法，皆因牢牢掌握了解释权，壹看于已不利，就运用释法权来操控局势。解释权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权力之壹，象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的解释权壹样，毛泽东无论怎么干都是搞马列主义，别人稍有差异就是修正主义，掌握了解释权就可以随心所欲了。现代法律都是白话文，说得明明白白，有壹般语文水平的人完全看得懂，无需特别注释，不似甲骨文般艰涩，需要国学大师帮忙才行。人大解释基本法的理由是说，妳们不懂立法原意，法律是人大立的，人大才明白原意为何，旁人解释就是挑战人大释法权，就有变为敌对势力的危险。内地法律源于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学理论，其架构类属大陆法系，依靠成文法典。香港属于英国之普通法系，不倾向于法典形式，制定法往往是单行法规，并没有壹部成文的刑法，刑法散见于各种法规和判例中，习惯法，判例法，衡平法，几种法律形式的运用，奠定法治基础。香港对法律的见解在法庭上由控辩双方争论，法官裁定，法官有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权，加上刑事审判的陪审团制度，司法程序或审判不公正的情况极为罕见。内地的法庭也有控辩，但审判结果并不由法官当庭作出，是由审判委员会根据领导的意见定案，决定权并不在法官和陪审员，律师的辩护作用更是微不足道。大案要案必须报经政法委员会，再向更高级别的党委书记汇报，由上面定案。政法委书记壹般由公安局长担任，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统壹管理公检法部门，法院在政法委领导之下，政法委的意见，法院是无否决权的。政法委员会是党权司法化的机构，未经法律授权和依法成立，是壹个非法干预司法的非法组织。政法委是暗箱操作，其意见不列入司法文书，检察院的起诉及法院审判过程是表演性的，司法权不过是体现党权而已。党权不受法律约束，政法委的意见是无须法律支持的，亦非法律的规定程序，却是涉及领导干部大案要案的前置程序，因此具有最高的权威。文革中法院曾壹度实行过群众参与刑事罪犯的定罪制度，先交由各单位革命群众定罪量刑，然后再进行司法审判。在取消律师的情况下，这也可以视为壹种变相的陪审团方式，只是走形式的成份过大，定罪权在军管会，群众参与意见无非是表面上体现群众专政，根本起不到陪审作用，仍然是党权的变相表现，更谈不到为罪犯辩护层次了。壹个贪污案件从事发到立案前到审判，是权力与背景角逐的过程，打电话递条子的络绎不绝，后面的人比前面办案的人还要忙，即使在上面的人也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不敢轻易得罪人。各方面权力平衡之后，才是决定起诉与否或判刑多少年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司法机关只是橡皮图章，上面说怎么办，必须服从党的决定，否则就是不与党保持壹致，要犯政治性错误。远华案涉及面太广，涉及高官太多，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最后平衡各方利益，决定50万元以下的退赃就免于起诉，波及中央最高层的均不许声张，从快处决了壹批案犯，杀人灭口，大事化小，壹场惊天大案迅速化为模糊的记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按10万元枪毙的刑法标准，将出现上百辆囚车长龙奔赴刑场，架上机关枪扫射的恐怖场面，定与和谐社会唱反调。远华大案，中纪委也无权定夺，没有总书记的指示，谁也没胆量办这件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律师就更惨了，凡是刑事案件都不愿接，搞不好得罪了上面，弄妳个伪证罪，把自己也送进去了。非刑事案件也未必安全，陕西的油井案是行政案件，涉及地方政府利益，办案的北京律师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给抓进局子关了几个月，要不是北京来的律师，断逃不出天罗地网。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律师参与，司法公正沦为空谈，社会公正更是无从说起。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共在司法运作中不得不壹再提高死刑标准，从贪污10万元可判死刑到现在的上亿元也未必死路壹条，壹再展示法律的玩笑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彰示著犯罪成本的微不足道，这正是在纵容贪腐，中共集团沦为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贪污集团便不足为怪了。

　　道德操守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打乱了中国传统道德，废除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基础亦不复存在。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把壹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壹类的政治口号。壹切都讲政治，政治标准第壹，非政治的道德准则被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标准打压在地。标准的改变，必然带来道德内容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约束力的改变，大众社会行为的改变：忠孝治天下、礼义谦耻、舍命全交、摔琴谢知音、怒沉百宝箱、诗酒傲王侯、让他几尺又何妨、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兔子不吃窝边草、劫富济贫、盗亦有道壹类的传统观念变成冒傻气的东西；欣欣向荣的是壹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削尖脑袋做官、五十九岁现象、路子野面子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捞了也白捞、无毒不丈夫、笑贫不笑娼、老乡骗老乡、有奶便是娘、夫妻母子对簿公堂等等。官场腐败，商场腐败，近年来学术腐败也呈蔓延之势，抄袭剽窃、学术霸道、权学交易成风，中国已经没有严肃的学术殿堂。中国博士毕业生数量居世界首位，但博士群体多在官场，基本上都是买来或者是赠送的学位，与学术水平无关。2009年底，中国科学院新增35名院士、中国工程院新增48名院士，超过八成都是现任官员，最高学术殿堂已然成为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大学教授则更像政客、幕僚、老板、袍哥，大学正向官场和黑社会蜕变。据官方称，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4600万人，居世界第壹，论文产出世界第二，研发经费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中国却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科技成果，参与国际竞争，大部分的钱都被骗取和挥霍掉了。    中国人普遍缺乏守法的传统，古代法家治国的基础仍然靠儒家传统的传承，光凭严刑峻法起不到教化人心和规范社会的作用。每个王朝末期的社会矛盾加深，必然是人心凝聚力的衰竭，令人失望的纲纪，道德沦落的民情，只有革命性的壹击，将旧朝代彻底打烂，建立壹个暂新的王朝，才能重新开始壹轮由盛而衰的重复。王朝初期社会尤其是度过瓶颈期的良性时期，不需要特别严厉的法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废掉了割鼻断足的酷刑，改用笞刑，后又两次更改笞刑，五百降到二百，三百降到壹百。文景二帝比不上刘邦的雄才大略，也不及后来的汉武帝出击匈奴的武功，但他们是聪明人，知道与民休息的道理，采用老庄无为而治的办法，皇室也节俭度日，减少民间负担。几十年间人民富足，社会欣欣向荣，与汉东末期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怨声载道的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对比。稳定时期也不需要太伟大的政治家，有壹般智慧的领袖就可以治理好国家，王朝末期的乱世反而是出大政治家的时代，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在文景时期必无用武之地，于乱世却叱吒风云，成为乱世豪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打烂了旧社会，建立了全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的新社会风貌，绝大多数人，包括革命者，都希望形成壹个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风气。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贪污问题还是开始显现，并且日益严重起来，“壹九五壹年十壹月份以前，华东各地法院所处理的贪污案件有八千多件，其中，因个人贪污造成国家财产损失高达壹千四百四十二亿元（旧币）；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其中六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损失达八十多亿元（旧币），相当于壹万五千个农民壹年的生活费用。毛泽东看著这壹组组数字，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共产党人才掌权两年多啊，怎么就会有这样多的党员干部堕落成贪污分子呢？’”[23] 其它地区也情况也十分严重，毛泽东壹怒之下，枪毙了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二百亿元的刘青山、张子善，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其后政治运动不断，无人再敢以身试法，所以那时候社会尚能保持清廉。若毛不采取果断措施，中共也许会沦为又壹个李自成或洪秀全版的短命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靠高压手段建立了比较廉洁的政治，再加上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渡过了王朝初期的瓶颈危机。但反贪没有法制依托，是靠政治运动，毛泽东曾说，“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壹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将每个人卷入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旋涡中，可以没有法律，干部多吃多占，群众有权批斗，戴上高帽子，大会批判，免不拳脚侍候，然后下放劳动。捉奸在床的，揍个臭够，奸夫淫妇脖子挂上破鞋，敲锣打鼓，游街示众，再由群众监督改造，成为终身的“运动员”。所以，毛泽东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邓小平不行，放弃了政治运动而转向市场经济，便无法抑制权力寻租的急迫欲望，不不立的话，违法连个参照系也没有，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就全乱套了，所以1979年，“新中国”第壹部刑法终于问世了。

　　香港的社会道德，是西方现代基督教加上传统中国儒家道家佛家的结合体，注重身心修养，社会责任，职业操守，在物欲横流之世界，是社会公正与安定的基础。前财政司长因避税而丢官，就是很好的例子。财政司长梁锦松由于职务之便，预先知晓购买新车增税的税法将要实行，先于新法实施前买了壹台车，省了几万元。这对于壹般人来说十分正常，再有钱的人购物也希望省点钱，再说新法出台前买车，于法律不碍，并无逃税罪责。问题是梁作为政府高层人士，政策的制定者先为自已谋利益，虽未犯法，但至少证明职业操守有问题，政府与市民不会容许道德操守有瑕疵的人做公务员，纳税人养活的公众人物必须首先为公众谋福利，在道德上高于社会壹般水平。公众可以容忍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们绯闻不断，并为之津津乐道，但公务员特别是高官，必须比普通人高尚许多，才能作为社会的典范。梁尽管事后捐了百余万元，超过避税所得几十倍，脸红脖子粗地检讨了无数次，说自己只为接BB买车，确实没有其他想法，但公众还是不依不饶，梁只好辞职了事，做回普通市民。巨大的道德成本必将为当事人以后的生活带来终生影响，成为社会的负面榜样而载入历史。公众的强烈反应，说明社会道德基础的健全，若此事发生在内地，老百姓决不会有炒作热情，当官的也丝毫不会脸红。梁锦松只是偶然失误，并非事事如此，也许他真的没有想到避税，他是高薪人士，香港著名的打工皇帝，年薪曾高达1200万港元，当财政司长薪金只为原来的零头，区区几万元怎会放在心上？但法律是疑罪从无，道德是疑过从有，自己不小心谨慎就应当承担后果。梁能当上高官，实现人生理想，证明梁的道德水准并不低，不会低于共产党的好书记孔繁森。中国无数的三光（钱捞光，官卖光，女人搞光）书记，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长，黑社会警官，流氓人大代表，骗子政协委员等，满坑满谷。全社会道德水准之堕落触目惊心，法律无人尊重，道德乏人坚守，违法违纪司空见惯。纳税人避税、逃税、暴力抗税，收税人则雇用地痞恶棍，组成棒子队暴力征税，乱立名目，敲诈勒索，所到之处，扒房挑谷，鸡飞狗跳，出动警力绑票勒索，搞得农村穷困不堪，背井离乡。我们读《中国农民调查》，无不为无法无天之政府、哭天喊地的农民，痛心疾首，扼腕长啸。在这种普遍道德堕落的环境下，依靠道德低劣的贪官反腐败，只会越反越腐败，越反越缺德，任尔诸葛亮重生、包青天再世，三口铡刀也只能束之高阁。越反越腐还有壹个原因，就是抓贪官污吏而未减少官员数量，反为新官让出位置。新官上任前花费大笔买官钱，正如饿狼壹般，不吃饱前是不会住嘴的，倒不如旧官僚，总有喂饱的时候。壹些县委书记上任伊始，便急于调整各级干部岗位，先大赚卖官钱，即因此理。怕丢官的下属惟有送礼，依官缺肥瘦的行情缴纳“保险费”，上面领导换来换去，下面干部送来送去，周而复始，哪壹任领导也不敢得罪。以致有民谚云：“要想富，动干部”，老百姓的壹句大实话，顶共产党壹万句反腐败口号。河南省的李荫奎，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仅查到的贪污受贿款就有上千万元，因为受贿款是以别人的名义存匿的，先后1575次受贿，相当于4年多的时间里天天受贿。政府主要官员几年壹任，民主制度下是好事，民众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官员只需向选民负责，无需观察其他人的脸色。专制体制下官员任免则是权力再分赃之机，若想升迁，投上司之所好是第壹件要事，政绩次之。不图升迁者，至少要保住饭碗，还是免不了送礼，永远喂不饱壹批又壹批的饿狼。    作家余杰说得好：“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欲，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欲。”红色贵族的不义之财，只能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方式消耗掉，即便明天完蛋，从贵族沦为阶下囚，老子也风光够了。人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壹部贪污史，到了共产中国，贪污史发展到高级阶段，不妨套用中共的壹句言：“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中共官员之富，举世无敌，壹个九品芝麻官的区区乡镇长到澳门豪赌输掉几千万元，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据有关报道，中国内地大量赌金流入境外，每年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已超过人民币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目前中国周边正形成从俄罗斯、日本、南北韩、澳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印尼、并延伸至澳洲及欧美的庞大境外赌博网，无不以中共贪官为经营目标。赌博是中共贪官们敛财洗钱的重要手段，有的赌场老板本身就是中共高官，贪官通过赌博形式转移资金的现象愈演愈烈。在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赌城，华人巨额狂赌、出手之阔绰更令西方人大惊失色，下注数额巨大令赌场老板震惊，这些豪赌客绝大多数都是中共贪官。贪官们很少用私款参与赌博，往往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非法手段获取赌资。而壹旦嗜赌成瘾，又会加剧索贿等腐败行为。贪官们可以跟庄家达成默契，我尽可能输钱，但是壹部份钱要归我。赌场当然愿意，大家分赃，双方得利。就这样，通过赌博把公家的钱洗成私人的钱，被贪官挪用的公款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华人在加州、纽约等地买巨资豪宅，也引起西方关注。赌场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在澳门的大赌场，中纪委、国安部、公安部都派有人，赌客是自己的人不管，若是政敌，就壹直跟踪获取证据，杀鸡给猴看。    在中共反腐败的作秀表演中，腐败更发展到空前阶段。2008年10月22日，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壹审判处死刑。姜的单笔受贿金额为8250万元人民币，壹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收受他人钱财合计人民币1.9573亿元。陈对金钱的胃口巨大，把企业的钱视为囊中之物，每月公款吃喝100多万，日均挥霍4万元，是公司人见人怕的霸王。2009年7月，陈被壹审判处死刑，法院认为，论罪应判死刑，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并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从轻判处死缓。也就是说，无论怎样贪腐，已无性命之忧，死刑只适用于普通百姓了。陈同海的父亲陈伟达为中共上海老壹辈领导人之壹，并不位居权力中枢，没有免死金牌，而那些有刑事豁免权的老壹辈革命家的“太子党”，其贪腐帐单壹定更为可观。2010年落马的深圳市长许宗衡，涉案金额更高达20亿元。共产党执政集团早已沦为公开的贪污抢劫团伙，同病相怜，自然会对团伙成员手下留情。有了钱就往外跑，谋壹条后路，也已是共识。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外逃并非壹时兴起，需经过精心准备，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这种官员称之为“裸体做官”，据学者估计，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贪官高达1万余人，携带出逃款项在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裸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又逃往国外肆意挥霍的事例，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目前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逃出去便难以寻找，以胡星为例，出逃前除了云南的身份证和护照，还持有广东的户口及护照和澳门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被悬赏20万元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壹本港澳通行证。花钱就能办个假证，近年各地已暴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不但内地人这样做，不少港澳台商人也都拥有国内的正式身份证，目的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在内地活动方便。在纵容腐败的体制下，贪官的级别和贪污的数额向壹大壹小迅速发展，过是是大官大贪，现在是小官也能大贪，关键看手中权力的含金量。山西蒲县壹个煤炭局长，区区科级干部，在中共领导职务序列中居于最末端的乡科级，但其非法获得的家财竟高达几个亿，仅北京、海南等地就有35套房，市值1.7亿元，另有现金存款1.27亿元，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被壹审判处20年徒刑。广东中山市女市长的家族财产至少有20个亿。小官尚如此，大官就更不必说了。原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在澳大利亚壹掷亿金买下南半球最昂贵的住宅“葵阁墨”，市值约合人民币3.85亿元。曾家究竟有多少财产，无人知晓。比曾更大的江泽民、胡锦涛或温家宝的子女都有商业资产，更是无人能够统计。中共贪官亲属纷纷在外国置业，少男少女壹出手就是上百万元，竟然让伦敦和悉尼等的房价暴涨，香港的豪宅更是成倍地涨。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壹个研究报告，2004年8月16日北京《法制晚报》登载的“商务部分析资金外逃：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商务部否认其六年前的报告，也有壹个重要的原因，这六年来的贪官与外逃资金已经多到不敢统计了，只好上升为国家机密。这样壹来，等于又为纵容腐败的体制关闭了红灯。据“维基解密”披露，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近年来中共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共投放2.2万亿，那个被抓的铁道部长亲自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涉受贿约100亿元人民币，有3个妻子与18名情妇，其属下张曙光据说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达28亿美元，妻子女儿早已移居海外。中共腐败已然成为国际问题，很多国家的经济正从中国空前的腐败大潮中获益，正如壹篇网文所的：    我们这个党早就不是共产党了，而是既得利益党，资本家党，腐败党。如果我们给六四平反，中国将会发生三件事：壹是民选政府官员，二是法治社会，三是舆论自由。这三件事壹落实，问题就不是我党失去政权那么简单了，而是我们很快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独立的反贪局审查。即便按照我们今天的法律严格查壹下，这些人也都该进监狱的，很多人要被枪毙的。六四平反之后，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壹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那些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会因为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政府查收，荷兰的红灯区会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利大街的商店会壹下子冷清壹半，德国的奔驰和宝马工厂将会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间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24]

　　中国古代治贪极为严厉，“汉时赃罪被核，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庙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更有甚者：“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壹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壹剥皮实革之袋，使触目惊心。”清光绪二十年，珍妃卖官案事发，慈喜太后严令光绪皇帝著即将珍妃连降二级，贬为贵人，御前太监及珍妃景仁宫太监等涉案人犯，共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仅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60多人。珍妃之兄避祸逃沪，亦被革职查办。买官卖官在当今中国已是泛滥成灾，若像慈喜壹样下猛药，中共执政集团便无人可活。所以只能象征性地抓几个替死鬼，根本追不到皇亲国戚。越级到北京的上访举报贪官者，皆打个鼻青脸肿，关押劳教。贪官再无顾忌，只要朝里有人，举报者便无可奈何。严刑峻法的剥皮酷刑尚不能根绝贪污，壹党专制的共产王朝治理全面贪腐的中国社会，痴人说梦耳。从古到今都壹样，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上下勾结联手，造成壹个贪污大局面，贪官越多就越安全。对于这局面，用少数清廉人物去感化，固然不会成功，就是用再严酷的法律去制裁，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只能是壹天天烂下去。中共官场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是体制纵容的结果，所以中共王朝决不可能实现清廉政治。古代王朝是家天下，皇帝是大家长，县以上官员由皇帝委派，各级官员向皇帝负责，忠于王事。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贪腐，但也有众多坚守道德的清廉官员，以修齐治平、忠君爱民、礼义廉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官场文化的主流，贪腐是欺君祸民的大罪。朝廷对官员有壹套成熟的考核制度，如明清实行三年壹次的“京察”和“大计”。对京官考察叫“京察”，对地方官考核称“大计”，三品以上官员及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先自陈政事得失，最后由皇帝敕裁。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考核。官员按照“称职”、“勤职”、“供职”三种等级实行奖惩。“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壹般由各级官员隶属关系逐级考察，作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等级奖惩。清朝对官员的考核，无论品级都以“四格”、“六法”为标准。“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为“四格”；“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等六个方面的缺失为“六法”。列入“不谨”、“罢软”者革职处分，属“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此期间官声如何，是否受弹核，都影响考核的成绩，当然专制王朝不可能完全避免虚应故事的弊端。中共王朝是党天下，党务系统遍布天下，党靠共产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治国，党组织垄断各级政权，党员出任行政官员，党政官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及所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东西，忠不忠于“党和人民”并无壹套实际可行的考核标准，实际上官员只需对上级负责即可。远华案中，有的人枪毙了，有的人异地升迁，无人能通过上疏弹核渠道，惩治那些后台强硬的贪官。毛泽东之所以能建立较为清廉的政治，壹是王朝初期革命精神尚在，二来毛泽东帝王般的权威起作用，成功领导革命建立王朝使毛成为魅力型领袖，贪腐是不忠于毛主席的罪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统壹分配资源，物资贫乏，寻租空间极小，大多数干部是靠特权多吃多占壹些。民间也不准经商，亦无需向上行贿，至多是走走后门，参军上大学而已。所以毛历来讲人治——领导干部治国，而不提倡法治，他说：“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个会也是法，治安条件也是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壹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壹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25] 党权大于壹切，毛泽东无帝王之名，行帝王之实，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以革命的正义和神明般的光环成功唤醒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忠君情结，赢得政界和民间的广泛尊崇。但文革和六四打破了民众的幻梦，共产主义成为民主时代的垃圾，失去共产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失去共产革命的正统性，共产王朝亦失去合法性资源。靠权力而致富，靠金钱而谋权，将整个社会变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市场。执政者虽然发出腐败将亡党亡国的危言，但谁也不会停下贪腐的脚步，把贪污的机会让给别人，只要权力在手，不捞白不捞，没人操心身后的事。    共产主义的幻想破灭之后，毛泽东从神明降为凡人，后世君主不再是魅力型领袖，无力激发人们的忠君意识，又无主权在民的权力制衡制度，社会走向全面贪腐化就是必然的。忠君与忠于“党和人民”不同，忠君有儒家文化为依托，对君主不忠首先在道德上是有罪的，忠于党而无共产主义信念，就是忠于上司而已。共产党已经暴露其邪教本质，党既然无法获得道义上的忠诚，忠君又不可行，官员失去了唯壹的道德约束，其价值观随即转向腐败，为个人牟取私利。党国体制下，人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让党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受奴役的民众谋福利，就是壹句荒唐的废话。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提倡壹部人先富起来，个人占有支配资源的空间增大，为公共权力私人化运作提供了货币化空间，推动官倒腐败大潮。人人知道共产党最终会垮台，人人都想趁乱捞上壹把，上至贪官污吏，下至流氓地痞，各自占据领地，各显捞钱神通。这样壹来，共产政权反而稳固了，贪腐体系成为中共控制各级政权和官员的纽带，整体贪污的机构反而是稳定的。壹个失去正义与合法性的执政党，如果没有腐败支撑著，官员维护它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六四之后，反对势力萧条，当局不必惧怕民主运动，知识分子另寻出路，迅速与官僚和资本结成同盟，溶入体制，结成牢固的铁三角关系，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著中国的政权和财富。由于对政治前途的担忧，纷纷将财产和亲属移民海外，据中组部调查，近年来中共高干家属子女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壹共108万人。这些移民生活奢侈，用现金买豪宅买跑车，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贪官壹条街”，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壹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澳大利亚也是理想的移居地，沿海滩的豪宅，许多为华人拥有，基本上都是付现金买房。贪官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等。大小贪官各有去向，大贪官壹般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这些国家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很难从国外将这些人引渡回国，要有引渡条约，司法程序耗资巨大，过程漫长，中外双方均得不偿失。共产党官员十分清楚贪腐情况，他们壹边加紧贪污、壹边做好随时“弃船”的准备，互相帮忙，结成利益共同体。    现代民主宪政实行代议制，公众是委托人，议会和行政官员是代理人，公众通过委托代理实现自己的意志。公众与统治者是合二而壹，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中共政权表面上看也是代议政制，有议会（人大）设置，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民众并无投票权，共产党不是代理而是代表，是国家的统治者。人大是象征性的，其成员由党来指定，权力没有制衡，自然形不成委托与代理关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共产党认为已经代表了公众的全部利益诉求，其代表地位是共产革命形成的，具有天然的不可侵夺性，公众无需再通过授权委托和监督程序来确认。那么，党的统治地位及其国家政权就是永久性的，自然不准反对力量存在。统治者和公众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因此这种“代表制”是盗窃型的专制体制，腐败就是壹种自盗型的内生现象，是体制所为，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而有意识的系统安排。这当然不是合法的代议制，而是不合法的专制政制，统治者为了实施治理权力，只有通过官阶机构，统治者必需给付官阶机构额外的报酬——腐败收益，来换取效忠。由于政权是非正当性的，面对平民大众的反对，还必须维持规模庞大的官僚集团，利益的丰厚使得官僚集团日益庞大，执政成本不断上升，导致腐败程度加深。这种体制下，反腐败仅仅是壹个口号，而不是承诺，承诺了也不可能实现。统治者的作为在于如何优化腐败水平，在效忠度与腐败度之间适当加以调控，通过“反腐败”行动剔除那些效忠度差的官员，保留效忠度高的，以成功维持其领袖统治。官员最大的风险并不在于腐败度高，是在于效忠度低，较清廉的官员往往不受信任，高忠诚度的官员往往具有高腐败度，我们从王宝森和陈良宇之类的高层腐败案件中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专制政权条件下的腐败与民主宪政社会发生的腐败根源不同，所以制度性腐败并不是壹个代理问题，而是壹个制度问题。统治者的“反腐败”不会降低腐败水平，“反腐败”的指向具有歧视性和选择性，操作权在统治者手中，是壹种统治策略，为了优化自身统治的效用水平，是维持专制统治所需的逆淘汰机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专制统治并无本质区别，其腐败程度的差异是暂时性的，时间长了，都会将中国拉向全面贪腐社会。毛是靠壹个接壹个的政治运动治国，毛死后政治运动不好搞了，邓小平把人们的政治热情从广场转移到商场上来，腐败的机会就增多了，程度自然超过了毛时代。毛泽东晚年搞批林批孔运动中，原计划把批走后门也列入运动目标，只是怕干扰了大方向，才取消了“三箭齐发”的口号。可见当时干部的走后门之风已为民众广泛不满。如今的权贵集团以“太子党”为核心，腐败程度比毛执政初期要严重得多，越反越腐是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特点，因为腐败分子越要显示自己的效忠度，圈更多的钱行贿买官，用更多的钱来向上表示忠诚，避免被“反腐败”的准星瞄住，作了枪口下的牺牲品。壹个社会要想根治贪污，除了司法独立，壹个重要的约束是贪污的法律成本，当成本微不足道时，就会形成纵容犯罪的结果。中共将刑事处罚标准壹再提高，等于变相鼓励贪污犯罪。即使不幸受到刑事处罚，但贪官仍然倍受优待甚至是豪华的享受，坐牢并不是件可怕的事，那么犯罪的风险成本必然降至于零。同病相怜，中共为保护他们贪官，可谓不惜代价，想方设法改善贪污犯罪分子的监禁条件，建造专用监狱，“苏州监狱是引起最大关注的监狱——欧式的大楼设施完备齐全、高档酒吧、高档办公室、豪华会议中心、带阳台的单人牢房二十平方米、小区里的国标运动场、塑胶篮球场和塑胶跑道、人工河流、公园等，架势看起来像‘白宫’，太奢华了！人们都不敢相信，这确实是监狱吗？苏州监狱拥有6个塑胶篮球场。其豪华的设施好过高档社区，比大多数中国人自家小区环境都要好很多。这可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26] 那些住在“白宫”里的罪犯，他们会忏悔吗？而广东江门壹位副市长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结果案子没审完，就已经弄好了保外就医的假证明，花了不到10万元。壹样住别墅，养二奶，开宝马，进酒楼，比没犯罪的人还活得高贵潇洒。

　　官员腐败是官场潜规则，不腐败便无缘于官场，腐败就是其生存基础。财政公共信息制度的保密化也在助长著官场腐败，凡是涉及挥霍公款的事项都属于国家机密，纳税人无权查询，即使公布了也是假的。“黑箱财政”保证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绝对权力，扩大了寻租机会。早在经济改革初期，当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起民众不满时，中共仍不以为然，党的理论家胡乔木曾对胡军涛说：“没有哪个朝代能真的消除腐败，不要天真。”[27] 红色江山是消耗了几千万人的鲜血生命打下来的，共产党永久执政是流血牺牲的法定报酬，党的天下党徒受益，天经地义，又具有世袭性，至于腐败自然也属于报酬，这是官场潜规则。学者吴思在解释这种血酬定律时说：    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类似股东收益，那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得，这种灰色收入虽然不那么合法，但这笔账却不能不算在皇帝头上。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壹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壹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28]

　　西藏地区

　　西藏的贪污少见于报端，在大环境影响之下，宗教被破坏，人性之劣根性难以束缚，西藏官场决不会是世外桃源。过去班禅喇嘛曾说：“中央给了那么多钱到哪里去了？为群众办了几件事？还不是干部和职工吃掉了，正因为如此，不能为群众多办实事。但不帮助壹点，西藏主要靠两手劳动，穷透了。”[29] 壹部分钱养活了干部职工，壹部分钱让干部们挥霍掉了，如今中央给西藏的钱更多，西藏的贪官壹定过上了更为富裕的日子。西藏问题学者王力雄先生，在他的书中特别提到西藏官场的腐败问题：    西藏真正工作的时间很少，空闲时间十分多，喝酒吃饭自然就成了打发时间和寻找快乐的重要内容。当然，仅仅吃喝在今天已经不够了，拉萨的娱乐业和夜生活近年也迅速发展，歌舞厅、夜总会、游戏机房……色情业当然也会相伴而生。不过那些后发展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餐饮业重叠或以餐饮业为基地。如西藏军区大门外饭馆群被拉萨市民称为“红灯区”或“军妓壹条街”，就是讽刺那些饭馆有大量女招待兼作皮肉生意。拉萨的饭馆酒店已开始向高档化发展，提供餐饮、娱乐、色情“壹条龙”服务。    我认识壹些在拉萨的汉人“援藏干部”，他们除了平日随机地寻找各种可能机会吃喝玩乐以外，大部分周末都要固定地消耗这些地方，常常带妓女回家过夜。那几乎是壹种公开行为，除了瞒著自己远在万里之外的家庭，对其他人都毫不在乎，非常自然和坦诚。据他们讲，援藏干部多数都有这样的行为，否则到这么艰苦的地方，再没有壹些享乐，如何能坚持下去呢？曾被北京树为“典型”号召全党学习的孔繁森，据说生前也曾是拉萨歌舞厅的常客。    ……就是这样壹个由外部势力培养的、彻底异化和完全寄生的怪胎，在西藏盘踞和生长的时间已经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些年月中，靠著时时刻刻吸吮北京输送的大剂量营养，它已经在西藏根深叶茂，并且长成了庞然大物，成为西藏社会壹个固有的存在成分。这个集团绝无自己存活的可能，它只能被供养，哪怕壹天断了供养就会造成大乱（甚至供养减少壹点就会不稳）。因为他们人数如此之多，无法弃之不管让其自生自灭，又因为他们占据著西藏所有城市和各个中枢，他们壹乱就会以连锁形式扩散和放大，波及和破坏西藏整个社会，所以就必须养著他们，谁也不敢不养他们，谁做西藏的主人也没法不养他们。[30]    内地的腐败形式西藏都有，包括军队和“太子党”， 西藏也少不了“太子党”问题。大昭寺是著名的文化遗产，是进藏游客必入之地，喇嘛们申请提价多次，未获批准。“创迹公司”找到大昭寺，要求与寺院壹同经营，重新负责印制多媒体光碟门票，能保证门票从35元提价到70元，收入分成。喇嘛们对承包经营没热情，予以拒绝。谁知来者手眼通天，竟通过自治区领导和宗教事务局向寺院下达指令，要喇嘛与“创迹公司”签订10年寺院门票承包合同。后来壹打听，“创迹公司”有手眼通天的“太子党”——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郎杰活佛女儿做后台，她本人也是自治区常委。大昭寺游人如织，她手指都无需动壹下，每年即有几百万元的进帐，她同时还承包著几家寺院，十年当个亿万富翁易如反掌。喇嘛内心不满，但在“稳定压倒壹切”的高压下，亦无计可施。[31] 为了化解藏人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央对西藏的腐败睁壹眼闭壹眼，至今尚未有壹位藏族高官因经济问题受审，更不用说“太子党“了，西藏是贪官最安全的地方。西藏原来可不是这样，活佛有转世，喇嘛凭修炼，政府人员靠选拔，不完全以出身裙带定高下。西藏过去是封建神权政治，并不是有钱人的天下，达赖喇嘛即出生于普通人家，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则彻底权贵化，成为利益集团分割社会肌体的壹把把锋利的藏刀。如果说毛泽东的中国是壹个人说了算的君主专制，那么现在当政者说话如同圣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转向壹种权贵集团专制——红色贵族政治，这在内地和西藏都表现得极为明显。    由于西藏的特殊因素——怕藏人闹独立，就必须养活庞大的干部和军队，王力雄称之为“稳定集团”。光干部阶层，按内地30:1的官民比例，600万藏人中干部不会少于20万，加上亲属子女，壹个巨大的集团寄生于党政体制。这不是壹个高效而廉洁的团体，不是为了振兴国家，也不是为了藏人利益，因为藏人的最高理想是西藏独立，次壹等的理想是高度自治，稳定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保持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从来不是藏人的主动选择。因而藏人干部比内地干部又多了壹层民族感情问题，显得更为复杂。西藏受异族暴力统治，干部阶层因宗教和民族感情，有潜在的良心责备甚至负罪感，不可能对中共心悦诚服，有钱帮妳维持表面稳定，没钱壹拍两散。不少藏人干部将子女送到达赖喇嘛的达兰萨拉读书，即说明这种复杂心态和两手准备的意思。现实使西藏的腐败更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根本就不去解决，若惩治了腐败干部，对藏人干部来说，我牺牲民族利益为妳干，好似汉人的吴三桂，再不捞些好处，所为何来？我信奉达赖喇嘛，妳的民族团结又与我何干？不但不能反腐败，还要用贪腐笼络人心，形成壹个无法与中共脱钩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没有这种人身依附形式的利益集团，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壹天也维持不下去。    我们观察内地的腐败，也是受类似的潜在机制驱动，上层纵容腐败，下面不会错过机会，没有了共产主义理想，没有了道德追求，失去精神支柱，失去牺牲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攫取，人人追求无止境的物欲。共产党不再是壹个志同道和者组成的政党，它的维系只能靠纵容成员之贪腐，人生在世，名利二字，否则入党做官便毫无现世意义。民主体制下，可以用正当手段实现名利，我做微软总裁，妳做白宫主人，各凭功夫高低实现个人价值。极权体制下，没有自由竞争与选票，只靠关系和利益交换，做官只需对上面负责，上面高兴了即能升官发财，无需考虑民众因素。给我好处的是上级领导，不是抽象的国家和人民，共产党人又有什么动力竭诚为国家服务、为民众效力呢？西藏独特的地理条件，生态的极端脆弱性，人口承载量过低，极为有限的税收无力养活庞大的党政军集团。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中央政府年年花费巨资把西藏养起来，既要包养大批援藏干部，更要包养藏人干部，这是中共为有效管制西藏而形成的历史性关系。不得不如此，也不能不如此，毛泽东时代是这样，邓小平时代也是这样，江胡时代更是如此。畸形经济模式只具有政治目的，就是保证对西藏统治阶层内部形成吸引力，由此养成的惰性和物欲必须以更大的财富刺激来满足。这是绝无仅有的经济模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给予援助，但从未形成纯供养关系。即然是供养，还要与时俱进，养得越来越肥些，因为援藏干部并不心甘情愿呆在西藏，与家属长期分居，本地干部也有越来越奢侈的消费需求，这都要靠中央不断增加对西藏的财政扶持。上世纪末笔者行车在青藏高原，曾看到壹条长长的车龙，约有五六十辆新款丰田吉普车，是没上牌照的新车，往西藏方向行驶。这么庞大的车队，在内地生活多年也未曾见过。当时这种车的价格每台约五六十万元，总价值应在3000万元左右，养这几十台车，以壹台车3至5万元费用计算，壹年至少200万元。西藏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此等气派的豪华车的入藏，除了满足“稳定集团”的奢侈心理，看不出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进口吉普车的越野性能适合西藏高原环境，却也不必非豪华丰田不可。难怪壹些藏人感叹，西藏是中国最腐败的地方。但西藏花掉的钱再多，以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算不了什么，西藏的腐败程度与庞大的内地群体相比，亦九牛壹毛，消耗挥霍的社会财富无非增加壹些税收罢了。    内地及西藏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已堕落到“以腐治国”的层面，贪污不但不是专制政权的腐蚀剂，还恰恰是“保鲜剂”。不纵容腐败，党政职务便与社会上的其它职业壹样，成为普通工作。正因为有贪污机会，有超常回报，众人才趋之若鹜，直接或间接维护这个体制，非此，则失去向心力。经济改革之初，在政府部门任职并不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除了当大官，壹般干部远不如企业干部实惠，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比国企工人吃香，就是因为权力还未进入市场。经济改革进入市场化阶段，权力转为货币能力，政府干部才获得了大实惠。另壹方面，信仰的破产，极权体制的效忠问题便很难通过思想信仰来解决，人们只有躲避灵魂的追问，眼睛盯紧物质享受，实现人生追求。少数民族地区多有普遍的宗教信仰，必须用唯物主义置换宗教价值观，纵容贪腐，让党政干部消除心理上罪恶感，变为成功意识，中共统治少数民族就容易多了。中共也必须通过象征性的反腐尽量达到平衡，抓壹些典型来平息民怨，展示体制的正当性。在民族地区，往往是宣传大于实际，反腐不会落到实处。中共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最贪腐的政权，历史上尽管有昏恶暴虐的朝代，但每个朝代都有大批刚直清廉的官员，从未形成过全面贪腐的局面，儒家与法家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成为社会道德的基石。共产党就不同了，对政治权力及民间社会的高度垄断，使整个社会失去传统的道义约束，又完全抵制普世价值观，遂使全社会失去道德约束，堕落为执政集团贪污掠夺挥霍国民财富的大竞赛，民间也大行假冒伪劣之道，每壹种行业都是黑幕重重，社会风气污浊不堪。毛泽东时代尚存些共产主义的使命感，还有几个清官，邓小平及后世君主开创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时代，从党魁到普通党员，无壹不是为著捞取好处而来，“闷声发大财”，在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共产党正成为壹帮无法无天的匪徒。

　　贫困根源

　　中共政权这部专制机器有三大功效：首先是绞肉机，它绞杀了数千万生命；其次是洗脑机，培养了亿万知服从不知权利的共产奴仆；更是壹部巨大的榨汁机。中共机器将榨汁功能发挥到极致，先后利用国有制和化公为私的经济改革劫取了巨额国民财富，又在市场化过程以高税费、高通胀、高房价榨干了中产阶级，用准入限制垄断资源、垄断市场、滥发股票、滥印纸币、银行低存款利率及股市疯狂融资抢掠国民财富。用高电价、高油价、高速公路、城市出租车及食盐烟草专卖等壹系列垄断方式榨取民间社会。它霸占著壹切自然资源，售之以高价，用强盗手段养肥国有企业，挤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独办电视报刊，独霸电信电话，独揽互联网接入，甚至用速度仅为标称网速十分之壹的假宽带欺骗用户。社会共同财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也在其垄断之下，用高价门票勒索游客，或用铁丝网圈占著名海滩山头，修建中央各级高干疗养院，再用纳税人的钱来贴补运营成本，让红色贵族享受免费服务。用暴力征地拆迁大规模征用土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出。乃至用高教育费、高医疗费、高殡葬费挤干了穷人的最后壹滴血汗。所以民间有顺口溜说：生不起，剖腹壹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壹万多元壹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妳；养不起，父下岗儿下地；病不起，治个感冒两千几；活不起，壹年辛劳四千几；死不起，火化壹个壹万几；葬不起，墓地几万壹平米。[1] 近两年的物价更是没命地疯涨，壹套房子几百万，动壹次大手术动辄几十万，城市的公共墓地也涨到了几十万，北京的重点中小学择校费竟然也有高达几十万元的。有人统计，在北京养大壹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按现有最低标准，要花费50万元左右。生不起，养不起，死不起，这即是平民有“尊严”的“奢侈”生活，中共经济改革最直接的成果。官方总是鼓吹中国人已经跨过小康水平，呈现出壹派盛世中华景象，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世界上真有这种国富民穷的“盛世”吗？有这种让人恶心的“伟大复兴”吗？然而这种“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中共引以自豪的，因为国富民穷的实质就是党富民穷。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按人口均值则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根本算不上国富，按GNP计算还要减壹半，依然是穷国壹个。但共产党实实在在处于有史以来最富裕的时期，中共政权掌握著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它是无疑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政党。中共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它是壹个绝对自利型的政党，长期霸占著国家政权，漠视国民福利，民众也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

　　依照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以壹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壹半，即为贫困人口。中共的高经济增长率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人均日消费是8.832元，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1.162美元，这壹消费水平低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生活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壹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中国农民基本上都是贫困人口。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称，城市中等收入者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城市贫困人口为5000万。但按照2011年9月实行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月收入3500元计算，应纳税人数只有2400万人。参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壹线城市仅够维持壹个人的低水平生活，几乎没有养家能力，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纳税起征点的提高，等于随即否定了社科院的蓝皮书。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通常是壹个国家的低收入线，中国约有9亿劳动力，只有不到3%的人收入高于低收入线。也就是说，3500元不过是条温饱线。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将近98%的劳动力仅能维持温饱。穷人没有享受到高增长的好处，但在恶性通货膨胀面前，穷人却是最大的受害者，2010-2011年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人用于衣食等基本生活支出便由物价轮番上涨而损失了四成的购买力。消费水平从温饱线迅速下滑，草根阶层连最基本的猪肉也买不起了。在中国的大城市，月收入不达万元，根本算不上中产阶级，3500元月收入的人都属于穷人，不要说买房，连付房租都很困难。香港单身人士的年薪俸税的免税额是108000元港币，超过的部分才纳税，年收入50万以上的28万人承担了薪俸税总额的87.4%。内地的物价水平已超过香港，由于消失了中产阶级，工薪所得税主要还是由穷人来交。让人愤怒的是，诸多学者愤青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动人话题，畅叙如何拯救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豪情，壹幅繁荣富足的盛世景象。而美国政府规定，月薪不超过1174美元，即年薪不超过14088美元的个人可获食物券，此薪酬数字是美国贫困线收入的130%。此外还有政府提供的住房补贴，子女上学的免费午餐等等。中国城镇贫困线目前是2009年确定的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月收仅为100元。世界银行有两条贫困线标准：日收入2美元才是贫困线，日收入1.25美元是绝对贫困线或极端贫困线，用于非洲等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提高后的贫困新标准，仍不到国际极端贫困线的壹半。即使是新标准的增加部分，也迅速被通货膨胀吞掉了，仍然是壹条赤贫线。那些敢于讨论让节衣缩食的中国人如何拯救富裕的美国和欧洲的家伙，不会关心谁来拯救中国穷人，他们是社会上最恶心和最没有心肝的既得利益者。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穷人，中国的福利制度是照顾富人，这就造成中国用本该照顾穷人的福利去救济美国穷人，让美国穷人不穷，让中国穷人更穷。甚至间接救济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购买高风险债券填补窟窿。何况中国数十年来壹直在用低价商品和外汇债券不停地“拯救”著欧美经济，并不存在是否应该拯救别人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济总量2010年达40万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得以自吹自擂的资本。但民生建设不足，贫困及极端贫困现象也普遍存在著，据世界银行的报道告，按照国际贫困标准（International Poverty Line Standard）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作为木桶理论的短边，这对社会发展起著制约作用，整天吹嘘和谐社会的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中国每天不足壹美元的赤贫人口仍有1.5亿人，很多前些年脱贫的人又纷纷返贫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87美元，全球排名第103位，落后安哥拉壹位，领先萨尔瓦多壹位。而日本的人均GDP约为中国的10倍，达到37800美元，美国人均GDP则为42240美元。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壹方面的反映，并不能反映壹个国家的全部实力，相反，却能掩盖著很多东西。外国投资在中国投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4以上，而中国对外出口的50%是外资企业所拥有的。从GDP上看不出壹个国家的财富总量。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1202万亿元，人均折合4382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壹半，世界平均为9218美元。仍属于贫穷落后国家，与壹些非洲穷国为伍。但中共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财政收入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加著。2011年前8个月，财政收入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财政年收入超过10万亿已成定局，远远超过年初制定的8.9万亿和增长8%的目标。政府收入数倍于经济增长，只能用横征暴敛才解释。有人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年数据计算，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商品价格中的税收成本分别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15国的2.33倍。水涨船高，按照百分比，物价越高涨，税收越激增，政府在高通货膨胀中不断获取高收益。

　　中国人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政府高税收征来的钱哪里去了？我们简单比较壹下就知道了：2010年香港GDP有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为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人民币，广州GDP为10604亿元，征税3379 亿元。香港税收占GDP的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 213亿元，占税收3%。香港政府2011年向居民派发每人6000元的大红包，深圳广州的政府只知道自己花钱，花不完的钱用来举办亚运会和大运会等面子工程。中国公民不能享受免费医疗，中共却在国外慷慨无度，数十年如壹日，派出常驻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开展免费医疗。2000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共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截至05年底，减免44 个发展中国家总计198笔价值约166亿元人民币债务。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2008年6月，向朝鲜捐赠了5000吨航空油和1亿元人民币，共计1500万美元。 2009年3月，提供阿富汗7500万美元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09年全年，免除了46个国家的400多亿元债务。 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约为68亿美元。当月，由于朝鲜货币改革失败，据传中国将向朝鲜提供100亿美元援助。2010年4月，中共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200亿美元贷款。近几年来，中国灾难频发，汶川地震、冰雪灾害、西南旱灾、玉树地震、泥石流等等灾害频发。根据相关数据，玉树地震，国家财政拨款5亿元，西南大旱灾，国家拨款1.26亿元……2010年8月，为支持俄罗斯抗灾，中国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同时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缺乏饮用水和方便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更为可恶的是，中共壹方面在北京大肆拆毁民办的外来工子女学校，导致大批农民工子女失学，壹方面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牵头的“中非希望工程”，正向民营企业家大举劝募，为“希望工程走进非洲”捐款。计划在10年内于非洲各国贫困地区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150万元人民币，冠名捐建形象样板小学，每所500万元人民币。[2] 不但为贫穷国家免费建设学校，还在发达国家大力开办“孔子学院”，建立网站，中共都是壹掷万金，从不吝啬。

　　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实际上是以公有均富的美妙许诺，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抢劫掠夺，再通过“全民所有制”这种伪公有制将社会财富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形成壹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党有制”——共产党独占壹切的产权制度。因为中共政权是“党和国家”式的党国体制，党产国产不分，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是虚伪的骗术，其“国有化”进程就是“党有化”过程。共产党霸占了领土主权也就独霸了全国土地资源，土地上的壹切产出统归共产党支配，在毛泽东时代称之”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化改革中，是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和垄断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将最大份额的国民财富圈占为红色贵族所有。党对全民财富有著绝对的支配权，用来满足庞大的党政军系统漫无止境的需求，由于全民的政治和财产权利被彻底剥夺，中共无需征求国民意见就可以自行处置“全民财产”。但共产党支配全国财产并无法律依据，未经全民选举的授权程序，所以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的前提，其“国有制”或“党有制”并没有区别，因为“公有制”与公众无关，与国民无关，也是党有制的变称。中共的支配权是用党权政府化的方式，政府是党的政府，党国壹体，党政壹体，再用党的军队来保证红色政权及其党产的安全。

　　中共的每次掠夺是通过枪杆子实现的。在城镇是用没收资本、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等方式，全面实现了国有化。在农村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土地和生产资料“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土地产权是操控于地方党政体系。国有土地不必说，集体土地也是党有制，集体成员并无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如果国家要征用集体土地，农村集体组织只有协助义务。国有化和集体化可以看作是中共强权体制下的产权制度变革，国有化的完成标志著通过暴力建立的共产政权已经转变成了壹个国民资产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共产主义赋予了公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共产党在占有国有资产的同时，也占有国民资产乃至个人资产，可通过国有化或没收私人资本及强行征用个人财产的办法来实现党国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城市又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但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仍然占控制地位，党仍然是国民财产的最终支配者。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提升了中共经济统制的合法性，从而形成了壹个集政治权、财产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阶层的社会政治经济统壹体。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里，公有经济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经营的，是为“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公有制运作是通过“党和国家”委托各级政府，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具有法人资格。党和国家作为壹个庞大的资产所有者，必须以分级管理方式将党国资产层层转托给各级政府法人来管理。于是，各级法人代表（官员）通过任命厂长、经理，以行政方式委托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企业法人代表来管理经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法人没有产权，资产的所有者是政府。乡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产权也是名义上的，以县乡政府的职能部门来管理农村的集体土地，政府征用土地时，集体组织没有抵抗权。因为党和国家拥有领土主权，共产党始终认为统治权与产权是壹体的。中共政府实行代议制，各级人大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名义上代表国民管理全民资产，但壹党体制下，人大代表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皆为党政系统的人，党管干部（公务员）的法律架构使得人大机构及也置于党权之下。虽然有针对农村人口的“四分之壹条款”（先前选举法规定是八分之壹条款，现在上升到壹人壹票了，仍然是纸上游戏），农民个人享有四分之壹政治权利，但农村的民意代表全是党意代表，农民不可能通过人大代表制度实现对政府的监督权和对集体土地的最终支配权。失去国民监督的资产管理权，好比从不检查审计的会计报表，不过是玩弄大众的统计数字而已。全民所有制沦为荒唐的笑谈，实际操控权早已落入各级官员为主的自然人手中，再源源不断流进个人口袋里，形成庞大的红色权贵集团。共产党抢劫了国民财富，宣布为全民所有，再用经济体制改革的办法来化公为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贵族所有制”。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似乎转了壹圈又回到原点，实际上却是消灭了全民私有制，变成了共产贵族的私有制。这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初衷，却是共产革命的逻辑性进程，用枪杆子说话的共产主义是不会选择其他制度结果的。

　　在中共的建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大规模的抢劫，第壹次是没收土地和商业资本，以国有化和集体化（人民公社三极所有）为名义，建立共产党控制的国有体制；第二次是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由权贵集团瓜分国有财产，壮大红色贵族资本；第三次是政府用官商勾结来恶意推高房价地价，用金融资本市场以及高通货膨胀率并辅以高税赋高物价全面抢劫国民财富，让中产阶级变穷，让穷人更穷，国民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迅猛速度向红色贵族手里集中。每壹次抢劫都伴随著大屠杀和大迫害，毛泽东时代杀了几千万人，邓小平时代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江胡时代镇压法轮功及失地拆迁的穷人，关押良心犯，严厉打击壹切不同意见。共产革命及其经济改革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共产党的权力，都是瞄准了国民财富，最终目的是实现红色寡头专制。抢劫掠夺，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或为什么要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人类发展史上最恶劣的“中国模式”。这是公开的秘密，舍此之外的壹切辩解和说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也许有人说，人们的生活不是越来越好了吗？但妳要明白，共产党之所以允许经济的部分市场化，正是为了自身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市场化催生的大批红色贵族是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全面垄断了资源和暴利行业，牢牢占据各产业链的上游，也必须让市场低端的民众随市场流动起来，争取温饱水平，才能掠夺更多的利益。权力导致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就是红色贵族的财富来源，如果权贵集团没有现实利益，它根本就没有改革的动力。近73万亿的M2（广义货币）使政府和国有部门资产膨胀，土地价格上涨，红色贵族的资产头寸急剧膨胀，在流动性急速扩张的能量下，最终汇流形成壹个巨大“堰塞湖”。导致民间资产萎缩，中小企业破产，压制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两极分化

　　根据波士顿谘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其中包括存款、 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在发达国家，壹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另据中共五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3月底，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余亿元。亿元户中91%是高干子女。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30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已逾450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壹。这些都是公开的数字，红色贵族更多的私人财产是灰色的，他们在国外的财产更是无法统计，据“维基解密”网站称，中国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帐户，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员。部级以上和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3] 红色贵族的财产来源于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地位，是以掠夺国民财富的办法获取的。正如学者何清涟所说：

　　……中共牺牲了数千万人生命打造的“革命”，其全部意义就是先用暴力将别人的钱抢过来，变成“公产”，再用权力将“公产”化为私产，通过巧取豪夺使当权者成为暴富者。……如今，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是底层人民占83%以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人民依然处于无权状态，官吏的贪污腐败比60年前更上壹个台阶，社会总体失业率也不比60年前有多大改善，农村照样存在8千万左右的‘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只是夺去他们土地的并非地主而是政府。这些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义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欺骗性。中共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彻底打破了形成了数千年之久的自然秩序，其结果只是将原来居于社会边缘的部份无产者（即中共“革命队伍”的骨干成员）送上了统治宝座，让红色权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阶级，真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当年国民政府的专制相比，中共政府的极权体制更为苛酷。[4]

　　中共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也迅速催生了壹大批党政军贵族。据2007年的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在财富的积累中，股市、房地产、资源型企业和金融行业，尤以房地产对民众的掠夺最为严重。同时，社会分配与福利向政府公务员严重倾斜。从03年至08年，政府财政收入从占GDP总量的五分之壹增至四分之壹，其中58％用于供养党政人员约7000万人。自2001年以来数次给公职人员加薪，每次增幅不低于15％。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主要覆盖党政人员，医疗费用的80％是为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在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2005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使得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底层民众的实际收入增幅大大低于GDP的增长，还要自付教育、医疗等费用，壹多半的人没有养老保险。学者称中国社会是倒T字型结构，很有道理。据统计，2009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超过1.5万亿元，比全部国有企业交的税还多，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占地方财政收入50%。这说明中共除了高税收，还有巨大的垄断资产收益，不是没有钱改善民生，而是民众没有投票权来制约政府的横征暴敛。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中小企业各种公开的税赋占收入的五六成，还有各种隐形税赋，只好靠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这也是劳工贫困化的壹个因素。与中小企业艰难生存情况相反的是大型国企的暴利，2010年120家央企共实现净利润8522.7亿元，比上年增长42.8%。其中三家石油巨头净利润占三成，移动通讯和电力企业占二成以上。2011年前三季度业报披露，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普遍出现下滑，银行却旱涝保收，16家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1.66万亿元，超过西部六省同期GDP总和。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同比增长三成以上，平均每天狂赚25亿元，工行日赚6亿，雄居行业霸主。以至于有些银行利润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这种为富不仁的盈利水平了。壹些上市国企高管的公开薪金收入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倍，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和任意挥霍的财富，这些垄断者的实际收入决不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垄断就是掠夺，保证国企暴利在于挤压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共集团的财富就是民众的血泪。中国有反垄断法，但专制政权本身就是垄断的，为了维持政治经济的绝对管制，任何反垄断法律的实施都是权宜性和表演性的。

　　与多数人的贫穷相对立的是少数人奢侈，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资料，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7.5%。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6.5亿欧元，蝉联法国“购物王”称号。中国人到了香港和欧美等地，都以“扫货”方式购物，其豪迈程度令全世界震惊。除了少数人暴富，国库里的钱也是越来越多了，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62亿元增至2008年的6.13万亿元，60年间增加985倍，而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年间仅增长18.5倍。中共在掠夺型经济增长中暴富，8000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有数千万失业半失业的群体。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约7000万人，却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为GDP总量的14%）。近年来财政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4，全国工资收入只占GDP的12%左右，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亿，除去7000万财政供养人口，8.3亿人的收入总额还比不上这7000万人的收入与福利。如果加上灰色收入，党政官员消耗的国民财富更令人吃惊，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壹年高达1万亿元以上。另据CCTV《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三公消费”已高达壹年1.9万亿，占行政开支的60%。[5] 中共执政集团的“少数人通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壹份《调查报告》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疗养院，每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们挤占了，那些无钱就医的穷人只好瞪著眼睛死去。据《2005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各国卫生总费用中，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美国政府负担45.6％，泰国政府负担56.3％。众多穷国如印度、古巴、朝鲜、苏丹、瓦努阿图、缅甸、布隆迪，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如2003年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约6600亿元，政府只负担了其中的17％，位列全世界倒数第四位。为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1389亿元，参加医保人员财政补助每人每年120元，连看壹次门诊都不够。而美国联邦政府的医保支出为882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23%。中国每年有50％的人看不起病，30％的人住不起院。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2.7％，而印度为5.2％，美国为13.7％。财政收入在20年里增长了30倍，年均增长率19.5%，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在“少数人通吃”的法则下，“红色贵族”占尽先机，民众享受到的实惠微不足道。比如中国有名义上的医疗保险，但其实都是假的，因为医药产业是暴利行业，中共从中获取的利益远超过其支出。如心脏起搏器或心脏支架等医疗器材，用到患者身上，都有10倍以上的暴利，堪比贩毒的利润。且很多项目是自费，不能报销。心脏支架壹类的医疗用品、药品要进入医院，不仅要通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确认中标价与供应商，其定价与收费还须经物价部门审批。但无论是地方发改委、卫生主管部门还是物价部门，以及相关的个人，都从这条黑色利益链条中获取了暴利，价格自然不断高涨。哈药六厂是壹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下属企业，属于国有企业，仅生产普通药品，但它的办公楼竟然参照凡尔赛宫的装修风格，建造成壹座富丽堂皇的现代“皇宫”，可见其行业的暴利水平。[6] 再如所谓的城市居民社保也是假的，中央政府补贴55块钱，如果个人每年缴100块钱，等到退休的时候，55元加上个人账户，壹个月仅有七八十块钱。农村的新农保也是这样。靠这么壹点可怜的社会保险只能是饿死，还是等于居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这种社会保障纯粹是骗人的东西，共产党却宣传已经全覆盖了。中国的养老制度是劫贫济富，比如深圳90%的人口是农民工，10%是本地户籍人口，农民工离开时只能取回个人账户那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就留在深圳了。交了壹回养老保险的农民工还是等于没有养老保障，所以深圳2005年就已经积累了90亿的养老金。这些养老金保障了党政官员，因为政府公务员是无须个人交纳社保的，退休时却能享受高额养老金。对于整个养老体系来说，有学者说社会保险其实就是壹个“庞氏骗局”，即下家交了钱给上家用，必须要找到更多的下家，整套系统才能维持延续，否则就会崩溃。现在的问题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60岁以上老人已占总人口的13.26%，为1.78亿，是世界上唯壹壹个老龄人口过亿的国家。老龄化趋势使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日益减少，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越来越多。壹旦下家的交款无法应付上家的支付，养老体系瓦解，就只能是推迟退休年龄或加大财政补贴。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壹直处于空账运行状态。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而发达国家的退休金壹般占GDP的10%，甚至更高。在经济增速高时，社会养老勉强维持，壹旦经济下滑，情况又会怎样？

　　专制是暴利的保障，暴利用来保障红色贵族的利益，保证特权阶层的最大利益。中国人手里没有选票，便被劫贫济富，养肥那些共党官员。美国大选的平均开支不到30亿美元，即使按30亿算，中共19000亿人民币的“三公消费”大约相当于97.44次美国总统大选开支，且大选费用也不由政府支出。中国没有人权，两极分化必然呈现出利益向上层聚集、风险向下层积聚的趋势，这是中共30余年经济改革的走向。更多体现在官与民的比较中，商业富豪也多有权力背景，中共政府已然沦为纯粹的“自利型”集团。它本身消耗著巨量的国民财富，又没有民权来制约各级官员个人的巧取豪夺，中共遂成为大众贫困的制造者。福利制度全面覆盖党政人员，在住房和医疗保障方面享受特权，政府财政收入也基本上为自己花掉了。而普通民众是“负福利”或“零福利”，其“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自利型政策，制造出世界上最典型的“党富民穷”样本。由贫富分化问题导致的抗争抗暴也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官方统计局善于玩弄数字游戏来展览改革成果，力图掩盖社会矛盾，例如工资统计只计算吃皇粮的，覆盖面还不到从业人员的15%，因为吃皇粮的工资2008年涨幅高达17.2%，几乎是GDP增幅的2倍，这绝对真是“中国特色”。所以每年公布的全国平均工资，总是与现实相距太远，百姓总是为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而愤怒无比。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世界排名第99位，可最低工资却排在第158位。在巧取豪夺的同时，官员又享受著的巨大的实惠，如北京房价为全国之最，中心区房价已升至每平米四五万元，所谓“公务员”的购房价每平米仅有几千元，仅为市场价格十分之壹或几十分之壹。官员们通过高地价和高税收从房地产市场榨取了暴利，将民众逼入高房价的死胡同，将体制外的中产阶级整体消灭掉，变为“中惨阶级”，官员个人却却能逃避高房价和税收，两头通吃。如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常年在4%以下，但实际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因为登不登记对个人没有多少实际利益。马路边摆几斤菜卖，被城管追得乱跑，也可以算作就业。至于农村的失业率，在中共眼里农民连登记的资格也没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在178个国家中，挪威、澳大利亚、荷兰分列第1至第3位。香港排名13，属于甚高的人类发展地区，次于排名12的日本，日本和香港也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中国排名第101位，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世界经合组织公布的全球41个国家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中国的 “生活满意度”排名倒数第壹，丹麦、加拿大 和挪威位居前3名。美国居第12位，排在最后但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有匈牙利、印度、爱沙尼亚、俄罗斯等。国外的统计不壹定精确，但至少比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要准确得多，民众总是在“被增长”及“被幸福”中倍感痛苦。

　　普通人的收入未随著经济的增长而增长，由于房价和石油价格的快速翻番，引起2010年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官方虽然将通货膨胀率认定在5-6%的水平，而实际通货膨胀率至有20%，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三波恶性通货膨胀，连壹些非主流农产品如茶叶、绿豆、大蒜、生姜、苹果之类，都成为疯狂上涨的投机品。前两次的通货膨胀是物资短缺所至，第三次则是巨量投机资本寻找出路引起的，是政府恶意推高地价和无限制的投机信贷所致。与前两年相比，M1货币供给扩张了56%，M2则扩张了53%，游资充斥，纷纷拥向房地产，将房价推至巅峰，又不断寻找新的投机品种，带动资源类和消费类商品大幅提价，刺激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又壹次空前规模的抢劫，明显带有“劫贫济富”的目的，政府通过恶性通胀抢劫了全民财富，党政军统治集团获取巨大的利益，而绝大部分人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靠工资收入的中产阶层被整体消灭，对城市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新就业大学生的影响最大。近几年，无论是就业规模、收入水平，还是中产家庭资产，都面临严重萎缩状态。由于权贵集团的巧取豪夺以及政府二次分配（社会福利）严重倾向于体制内，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出现不断扩大趋势，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垄断行业和房地产投机催生壹大批富翁和“富二代”，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社会加速两极化，“贫二代”数量增加，社会地位呈现明显的世袭化倾向。90年代末随著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长期以来形成的就业、收入、住房、交通、教育、退休等壹整套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导致城市低收入与贫困人口快速增加。这壹时期不仅因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直接引发了下岗与失业问题，政府救济不力又进壹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伴随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失业率最少在20%以上，而不是官方布的4%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据台湾东吴大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真实城镇失业率=公开失业率+隐藏性失业率+下岗工人失业率+农村流入失业率= 17.38％，按人口2/3就业算，失业数为1.62亿，有专家指出这还是保守数字。温家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对外国人承认，中国有2亿人失业。在经济增速不减的情况下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是缘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在2009年掀起的“国进民退”大气候下，大型国企越来越肥，中小企业不断衰退。工信部官员透露，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4000万家，平均寿命仅2.9岁。而1993年前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为4年，2000年提高到7.02年。中小企业寿命缩短的同时，国有企业垄断性不断增强，压缩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政府在信贷、税收和准入方面向国有企业倾斜，但国有企业的壮大却起到压制就业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中共显然采取了反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政策，其目的是将资源和财富最大程度地控制在执政集团手中，就业问题从来不是优先考虑的。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城市贫困现象日趋复杂化，特别是城镇中的流动贫困人口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部分人中又以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为主，目前约有1.2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流动人口因其文化素质较低，无固定职业等因素，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城市居民。由于流动人口女子的义务教育和最低生活保障关系在户籍所在地，农民工家属子女在迁入地基本得不这些保障，所以大部分农民工是单身和短期流动，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不得不忍受家庭分居、影响子女教育、老人得不到照顾等诸多痛苦。农民工的法定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够进入到城市的正式就业体系中来，所从事的往往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非正规就业工人享受不到壹般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福利，就连基本的劳动标准也难以达到，比如工时、带薪假、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等。

　　自利政府

　　中共政权更象是壹个超级大公司，它的盈利模式就是超级垄断，用权力来垄断经济和民生命脉，其盈利能力便无所匹敌。这种“市场经济”是嵌入在政治威权结构之中的伪市场体制，它既可以由国有企业垄断资源和市场获得超常回报，也同时借公共权力直接获取利益，并生成寻租能力。计划经济可以让共产政权掌握权力财富，但不能提高效率，将资源垄断结合壹般商品的市场化，红色灰色黑色收入便大幅增加。2009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品牌企业有88个，大多数为国家投入巨资的国企，其巨额利润的八成来自垄断性经营，而并非效率有多高。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生产效率仅有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二十三分之壹，但其利润在中国却是首屈壹指的。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国有投资失误率为30%，因垄断国企大多由“太子党”把持，无人能追究其责任。所以在这个伪市场体制下，国企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就业率占全国从业人员的8%，但职工总收入却占全国职工总收入的65%。那些国企高管更是拿著上千万元的高薪，其黑色收入更难以统计。例如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每月交际费竟高达200万。官方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壹份研究报告称，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相比之下，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则为50%。另壹方面，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值为70%。中国正在走壹条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反的增长道路，简言之，就是以消灭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催生暴富阶层的少数人受益型模式。主要标志是白领被消灭了，红领壮大了，红色政权的经济增长使“公务员”的新阶级成为壹个特殊的“红领”群体。这是壹个极为庞大的群体，不但包括党政军官员，还包括依附于这些红领的寄生群体，比如秘书、司机、保镖及小蜜壹类，甚至包括民主党派。党政军官员原本就是社会的寄生群体，但依附于寄生集团的寄生群体同样庞大，也有数千万之多。按照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界定，“公务员”大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包括了党、政、群三大系统，其中“党务员”占了很大部分，这部分人的工作是党务，没有公务可言。壹个正常国家里，政党是不由纳税人养活的，包括执政党。而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了党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两者的工勤人员和退休人员、农村部份领补助的村组干部，目前规模约为5000万人，加上挂靠在各级部门里的编制外人员，至少有7000万之巨。即使按照8万亿财政收入的44%平均分配在这5000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上，平均年供养金是70400元人民币。据统计，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人民币，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财政供养金”是城镇人均收入的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0倍！这还是共开的部分，如果再加上各种名目的行政收费和乱收费乱罚款，以及收受的贿赂利益，“党务员”和“公务员”的供养水平，更是城乡居民的数十倍之多。为了养肥庞大的官僚集团，财政收入屡屡超出预算。全国人大财经委测算，2000年到2005年，超收收入规模为10006亿元，2006年超收达到3920亿元，到2007年上升到7239亿。即便在全球经济低迷的2008和2009年，每年仍有2000多亿的超收。伴随经济好转，超收进入疯狂阶段，2010年超收刷新纪录，达9172亿元。2011全国预算收入是89720亿，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已完成81663.3亿元，全年将达到103700亿元，超收1.4万亿元。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财政超收收入近5万亿元。还有迅猛增加的卖地收入，2009年仅土地出让金壹项，各级政府空手套得1.8万亿元，据财政部统计，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30108.93亿元，与上年度相比，增长了70%以上。1989年为4.47亿元，21年间土地成交价款猛增6732倍。同期地方财政收入从1842.38亿元上升为40613.04亿元增长了21倍多。1989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的比例为0.24%，到了2010年，比例竟高达74.14%。相比1989年，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增长了308倍。2010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总和为1639亿元，上壹年的北京土地进账是928亿元。不少城市土地收入超千亿元。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政府从房价中拿到的税费等收入，已占房价的70%，政府是推高房价的第壹号杀手，简直是公然的抢劫。所以，GDP越大，政府越发财，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对前途越没有信心，越发感觉到这是制度问题。

　　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壹，但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美国，低工资享受著高物价，更不要说房价，即使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壹般商品也比国内便宜壹半以上。就是因为物价中的很大壹部分被共产党以种种税费形式拿走了。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大陆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地方，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人民日报》刊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较差，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理由是，这壹计算方法存在多种缺陷，包括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范围很小等。发达国家名义税率高，实际税率低，因为公民纳税后享受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水平很高，相当于交的税得到了返还。中国正好相反，老百姓纳税之后，政府提供的福利很少，很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所以，名义税负不低，实际税负更高。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收负担已超过高收入国家。据报道，目前中国实际税负已经高达32.55%，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18-25% 的税负相比，已经是太高了。其实，福布斯并未读懂中国，都是些表面的依据，中国人的实际税负中有很大壹部分是额外收取的暗税。官方媒体公布的中国预算内外的收费罚款收入共计约21962亿元，超过税收的三分之壹。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8962.2亿元，预算外的大约为7900亿元，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5100亿元左右。除了政府允许的收费罚款，另有不公开的收费罚款和乱摊派，很多是进入各行政机关的小金库或个人腰包。比如到行政机关办事，要交规定费用，还要给付办事人员个人好处，否则就办不成事，这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人人尽知其不可抗拒性。例如汽车年审，除非政府机关的公车，个人如果不找与公安车管所有利益关系的代办点帮忙搞定，按正常程序和收费，就永远过不了检测线，壹趟又壹趟瞎跑，额外的收费肯定是正常收费的数倍之多。企业或个人用于向政府官员请客送礼的钱也都是暗税，甚至壹些慈善捐款也要从工资中扣除的，与乱收费乱罚款壹样是强制性的。民营企业的税与费是分开的，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还有政府部门的有偿服务、强行推销的产品、创收目的的罚款、吃拿卡要等等，各种税费加在壹起，约占企业利润的50-70%。普遍感觉到“税好算，费难缠。”再如高速公路的高收费也是壹种暗税，政府得大头，是政府的印钞机。妳可以走普通公路，但交警就是车匪路霸，随意扣证扣车，勒索钱财。如山西警察连话都懒得说，查车罚款时伸出壹个指头，就表示要壹百元，连白条都不用打，司机人人都懂警察的手势，伸几个指头就自动掏几百元。政府纵容警察充当恶势力，是因为罚款的大头归政府，政府对有罚款权的执法部门下达任务，这些机关的财政拨付是与罚款数额挂钩的。所以警察的第壹任务不是维护交通，而是千方百计弄钱，只有交通秩序混乱才有罚款的空间。中国的特色是：妳可以漠视法律，但壹定要尊重潜规则，潜规则背后是官府强制力下的官员寻租行为，漠视潜规则肯定会吃亏。又如公立中小学校的高额赞助费及公立医院的巨额医疗费和手术红包，对公众来说，也是壹种暗税形式，都隐藏著官府的敲诈。因为多建学校是政府法定责任，医疗费和医生收入也理应由政府支付才对，政府省了钱，等于公众多交了税。国外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中国的税收与非税收入平分秋色。无论叫做税还是叫做费或者别的什么，从广义来讲，它也是税负。将这些负担计算进去，中国人的宏观税负高达40-50%。郎咸平教授讲，中国企业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税前利润的70%，政府2011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是世界历史和中国数千年以来最重的税率。政府征税原则是让民众的税后收入尽量维持在温饱水平，收多了民众没饭吃会造反，收少了政府不甘心，让人饿不死也富不了最好。外国的理念的是“无投票权不纳税”，中国的收税从未经公民授权，是非法征收，纳税人无权过问税收用途，政府不受民权制约，这本身就是纳税人的痛苦根源。法国实行全民高福利，中国则是低福利甚至无福利，真正能享受到福利的是党政官员和公务员。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无论是高税还是低税，他们税收的主要用途都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这些功能壹般占税收总额的70%-80%。中国正相反，这些支出比例只占税收总额的25%，大量税收被政府自身消耗了。瑞典的福利覆盖全民，种类繁多，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美国副总统来中国访问，上街吃杂酱面，喝可乐，数人壹餐仅花费几十元人民币。美国驻中国大使上任时无随从，自肩行李，坐经济舱，都是很正常的事。中国党政官员少的壹年花数万公款，多的壹年上千万元，政治局常委壹级就更多了。国库就是党库，就是私库，早已常态化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人为42％，英国为49％，加拿大最好达52％，中国仅占8％。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中国是46％，是民主国家的几十倍。民主国家是福利型社会，中国是吸血型社会，政府手中的钱太多了，就大搞面子工程。花几十亿元搞壹个大坟包式的国家大剧院，花几千亿元刚举办完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又花几千亿元举办史上最昂贵的世博会（无偿为非洲国家、甚至为美国支付场馆建设费），各地县乡政府争相建几千万上亿元的豪华办公大楼，修十几万或几十万平米的大广场。甚至乡镇政府或村委会也大建办公大楼及宽阔广场，全世界的豪华办公大楼加在壹起，也绝对比不上中国的多。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是壹仅年财政收仅有3000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造新城，结果新城建不成，留下壹堆烂尾工程。这些名义上是公共工程，实际上与民生毫无关联，即使成为银行烂帐，最终买单的还是纳税人。因为中央注资冲销银行烂帐，上市圈钱，超发货币，增加通胀，榨取股民，民众的财富大幅缩水。每年临近财政年度之末，各级政府部门便突击花钱，用各种名目把剩余的钱赶快花掉。除了政府机关的自肥，有用没用的“公共项目”纷纷铺开摊子，反复开挖马路，官员们也能从工程项目中收受贿赂，提升GDP。财政收入年年剧增，年末突击花钱也水涨船高，各级政府在2007年花掉1.2万亿元，2008年花掉1.5万亿元，2009年花掉2万亿元，2011年剩下的两个月有超过3.5万需要突击花掉。不是平时很节约，非要集中在年末，而是根本花不掉这些钱，宁愿把钱浪费掉，也绝不给纳税人退些税，分点红。

　　。比如，在外汇储备上是“藏汇于国”，官方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壹，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存款仅2500亿美元，与市场经济国家“藏汇于民”形成强烈反差。2010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的民间外汇资产分别高达4.99万亿、6.91万亿、12.78万亿和15.4万亿美元。这些国家官方外汇储备远低于中国，储藏在民间的外汇资产远远超过中国，中国经济改革的壹切政策都是富国政策。中央政府不顾壹切圈钱，各级政府都壹样。经过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出现逆转，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6.8％上升到2002年的55％。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趋势。上级政府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责任甩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负担不了就把包袱甩给民众，搞什么“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萎缩，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意愿不足，每壹个人都要为未来不停地储蓄，从牙缝中省出钱来，对前景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各级政府官员却能从财权上收和事权下放中捞取大量好处，党富官富而民穷，是导致民众满意度下降的壹个重要因素。2011年的壹项《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壹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排名最高的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得分要在75分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居民家庭调查后得出的，调查涉及生活成本、环境、便捷以及节奏等内容。民众从过去支持改革开放到如今普遍充满怨言，甚至暴力对抗政府，就是对官富民穷现象日益加剧的强烈不满所致。造成普遍贫困化的另壹个因素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快，当今普通人的收入不过是美国人的几十分之壹，贫穷者连百分之壹也不到，而衣食住行类基本消费品价格却全面赶超美国，食品、汽油及房价等，比美国还要贵出许多。由于中国商品大量低价倾销美国，美国人工资收入高，形成低物价高工资的格局。中国用代工商品换取美元，美元流入过多，人民币发行过量，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率，加上低工资政策，中国是高物价低工资。这就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中国人生活水平没有跟上，相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却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奇怪的事情。民众享受不到应有社会福利，但民众的缴费额却高得惊人，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准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壹，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准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这又是壹种变相的征税，变相的掠夺，增加了民众的痛苦感。自利型政府的改革逻辑就是自肥，甚至附著于政府的所谓“福利”型的事业单位也是自利自肥的。经济学者谢国忠说：

　　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储蓄率高达GDP的50%左右。这是壹个简单的公式，即经常性账户盈余＝储蓄―投资。如果经常性账户有问题，要么是储蓄太高，要么是投资太少。中国的投资超过GDP的40%，随便哪个分析人士也能看出，中国的投资比例太高。那么，是中国人民太节俭了吗？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到GDP的40%，他们怎么能攒这么多钱？老百姓总是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型经济。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垄断性行业及高土地价格，积累了大量财富。房地产销售占到GDP的14%。如果价格正常化，比如下降壹半，家庭部门将多支配超过GDP7%的财富，家庭储蓄率大约是33%，这将刺激出5%的国内需求，经常性账户盈余很快就被消化了。中国的教育和健康系统对于大众来说是恐怖的，它在压榨家庭部门方面极具创造力。教师们在过节时需要收礼物，有如此多的节日要过！医院关注的是能从病人身上挤出多少钱，并据此提供相应的服务。中国的老百姓每天都在被挤压、被冲击、被踢打。对于民众来说，说他们有太多的钱以致于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简直是壹个笑话。中国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主要来源于政治型经济。灰色收入庞大，可能占到GDP的10%。这些钱通常会逃离中国，但由于美元疲弱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膨胀，这些钱留在了中国，并且拥入房地产市场。除非通过反腐削减中国的灰色收入，经常性账户盈余不会消失。[8]

　　三农问题

　　更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乡村，乡村问题自近代以来便日趋严重，人口膨胀日益凸显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国家权力下沉，乡村自治崩解，自然经济解体，农村承担战争资源和现代工业的原始积累，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压榨，导致农民问题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根本问题或革命因素。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打碎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共建政之初，土地平均化使农民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农业产出率仍然很低。1953年起，中共为保障城市粮食供应，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即在农村强制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供应，购销价格由国家统壹制定。从此形成壹项固定政策，也成为中共推行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直接动力，不必再壹家壹户地征购余粮，迅速从农村索取现代化建设资源。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治理模式，剥夺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徒的权利，并将农转非置于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切断乡村与城市间的自然流动。这壹系列的政策使政府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处于对立状态，农民失去了几千年来的自由民地位。为控制城市食品需求，便于把食物分配给城市居民，1954年开始使用粮票，1955年8月，政府建立了更为严格的粮食分配制度，按照年龄、职业以及其它人口学特征设置了粮食定量标准，定量供应的范围扩展到了其它农产品，包括大豆、粗杂粮、棉布、食用油和猪肉。在中国，食物获取权与居民的法律地位相关，要区分城市居民户还是农村居民户，城市居民户享有由国家保证的定量粮食，农村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所剩余的粮食才归自己支配。以城市粮食配给为例，1956年每月给特重体力劳动者是22.5－27.5公斤，全国平均数25公斤；对重体力劳动者是17.5－22公斤，全国平均数为20公斤；对轻体力劳动者是13－17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6公斤；对脑力劳动者是12－14.5公斤，全国平均数为14公斤；对大学和高中学生是13～16.5公斤，全国平均为16公斤。农民无权享受粮食定量标准，由于取消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流通，没有了粮食市场，仅允许在乡村集市的小范围内搞些杂粮或土产的少量调剂，农民只能将粮食卖给国家。农民没有粮票，不能从城市或居住地之外获得食物，这就从生存权上封堵了农民迁徒的可能。在食物严重缺乏时，农民只能守在家里等待死亡。人民公社时，情况更为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失去对农产品的支配权，在在完成国家征购定额后，往往所剩无几，所以饿死人最多的年代是人民公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在养育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所谓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除了几间破烂的仓房、几头牲口、二三十只羊之外，几乎壹无所有。社员长年处于缺吃少穿的状况，炕上只有壹两条破烂不堪的被褥，身上破衣烂衫，乞丐壹般。特别困难的农户，不但没有被褥，而且炕席也没有，不少生产大队穷得男人娶不起媳妇，大量绝后。农村比建国以前更加贫困，直到1985年，有报道说胡耀邦去四川涪陵地区考察，发现那里壹些农民全家没有壹条像样的裤子能够穿出门，大姑娘白天都只能躲在屋里不出来。

　　随著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适应农田承包制和农村经济发展，统购统销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85年1月1日，中央在《关于进壹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规定，用合同定购制度代替统购统派制度，实行大部分农产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另壹部分农产品如茶叶、生猪等实行国家指导价。以这壹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农产品购销体制进入了“双轨制”时期。但双轨制运行中，绝大多数年份的市场价高于定购价和议购价，这部分差价形成了暗税，由政府拿走了。以1995年为例，该年政府征收粮食4620万吨，购买议价粮4630万吨。征购粮价平均为市场自由价格的60％，议购粮价为市场自由价格的90％，这些差价等于向粮食生产者征收了407亿元的暗税，而农业税照收不误，农民增产不增收。到了2004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壹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4]17号），最终确认了粮食市场化改革，终于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建立统壹、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并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但农业生产资料的持续上涨，农民已经不能靠粮食和有限的农产品来增收了，因为人更多地更少了。农民的贫困还是壹个大问题，只能靠外出打工来改善生活。2009年官方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达到5153元。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431元，家庭经营纯收入2833元。农民的农业收入比例下降，农业之外的其他收入在上升，满打满算也不过月均500元，这点钱在高物价时代，最多维持温饱。

　　土地公有加上户籍管制，产生了壹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地方政府和乡村党组织有属地管辖权、司法和执法权，有对土地的控制权凭借党政权力，可以垄断区域管辖的壹切资源，就象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大邱庄的例子表明了这种封建制度的特征，禹作敏是村长、党委书记和这个村全部乡镇企业的董事长，控制著地方民兵力量，有实际上的司法权，在其“领地”内拥有无上权力。地方政府官员用乡镇企业作为掠夺的壹个工具，他们迫使村民捐资或拿出集体收益成立乡镇企业，让村民承担全部投资风险，来自风险投资的收入被官员所掠夺。在中国式封建制度下，人们分属于不同权利层次的等级集团，决定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地方党组织官员是壹等人，他们有超级特权；二等人是有当地户口的居民，他们能找到较好的工作，享受壹定的福利待遇：三等人是外来流动人口，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不能得到福利津贴。这是最典型的封建制度，因为壹个人的现实地位是由其政治地位和户籍状况所决定，而不是平等的竞争。这种新型封建制度不仅歪曲了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影响企业的地理布局模式和资源配置，也阻碍了城市化。市场化以来，中国也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但这种城市化有虚高的成份，很大程度上是壹种伪城市化。每年春节前后的春运，火车汽车站人潮汹涌，是全球独有的现象，都为赶回家过年，如同候鸟壹样的定期大迁徒，其拥挤程度叹为观止。农民工进了城，却是城市的编外人员，必须定期回乡解决亲属团聚问题，工作的城市也极不固定，总是迁来迁去。这不仅是户口限制，还有城市的房价过高，根本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而城市也不需要他们定居，剥削青年劳动力远比提供城市定居保障更为借低成本。工业化不能与城市化壹同发展，中国的城乡矛盾和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中国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的国家，完成城市化进程还是个遥远的梦想。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户口制度改革，有些省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壹登记为居民户口。这种改革无实际意义，因为不能建立户籍自由迁徒制度，农民还是农民，市民仍是市民，农民工春节还要返乡。即使将进城农民全改为城市户口，也未必受农民欢迎，因为土地才是农民的养老保障，农民以失去土地为代价进入城市，并不能得到多少实惠，经济不景气时，城市也不定有饭吃。城市的高房价也阻止了农民转化为市民，尤其对不愿种地和不会种地的第二代农民工，其市民化希望基本破灭了。他们的城市化梦想，不过是领取壹张城市居住证，不再被公安人员随意驱赶而已。

　　中国是世界上农产品生产第壹大国，1999年中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2％，花生占38.2％，肉类占26.3％，烟草占34.9％，水产品占29.5％，但是农产品出口额（2000年为122亿美元）仅占国内农业附加值的7％，占全国出口额的5％，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5580亿美元）的2％。中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的100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约520-600亿美元）是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4-5倍，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约为400-500倍之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于1997年6月在北京大学做“美中经济发展的比较”演讲时说过：“以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比较，中国还处在美国1890年的水平；以实际全民人均收入而言，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若以农业劳动所占的份额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准。但如果就教育而言，中国受中等教育比例已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并非处于同壹水平，某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但有些方面则相对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若以粮食占有和农民收入而言，中国农村比美国农村落后的情况就不是100年，比美国独立前的水平还要低。过多的农民挤在过少的土地上，壹家壹户的小农经济模式，尽管也在发展，其增长空间已极为有限，仅能维持低水平的温饱（现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不足400公斤，相当于世界粮食危机线人均占有量370公斤水平），这就是为什么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几十年来生活无多少变化的原因。所以中国长期是粮食进口国。在工业不发达的中部，农业的潜力也极为有限。小岗村最早解决了饥饿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壹面旗帜，到现在还是处在温饱水平，产业的落后使农民靠农业致富的希望渺茫，除了外出打工，已经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多少财富。中国的耕地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农业人口却占世界农业人口总数的1/3，即平均每亩耕地所分摊的农业人口是世界平均数的5倍。中国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降至15％左右，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国从业人员总量的40％以上。目前农村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多地方已经是壹方土地难以养活壹方人。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是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益的重要原因，多数农民除农忙外，其余时间则无事可干。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必然成为农民的出路。如何帮助农民本应是中国政府份内之事，但从剥夺农民到取消农业税经过了半个世纪，完成了靠贫弱的农业来积累巨额建设资金的初级阶段，农民的生活壹直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只在近些年才稍有好转。据官方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绝对贫困的人口规模在逐年缩减，2000年为3209万人（1986年制定的贫困标准为625元以下）；2002年为2820万人（贫困标准为627元）；2004年为2610万人（贫困标准为668元）。中国的贫困标准是指年纯收入，人为降低了生存最低需求，远低于每天壹美元的国际标准，如果按国际标准统计，中国贫困农民的数最少在10倍之上。二三十年来物价上涨了十多倍，贫困标准只上调了几十元。西方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是通过广泛的收入再分配计划和社会保障有效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极低，农村社会救济的对象壹般分为三类：第壹类是“五保户”，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通常被称为三无对象）；第二类是特困户，包括因大病、重残等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对象；第三类是其他救济对象，包括因各种特殊原因需要救济的困难人员。截至2002年底，全国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共计2288.6万人，这些人口壹般均属于农村中的极端贫困人口。2003年农村有近3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6000万人口徘徊在温饱线上。这6000万人口生活和生产状况相当脆弱，灾害之年他们又会重新返回贫困状态。全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70％处于生态脆弱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给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也是这些地区贫困的重要根源。

　　农民从经济改革中受益不多，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和贫富群体之间，在壹些富人购买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的同时，壹些人却不得不以出售儿女为生计——“生孩子比养猪赚钱”。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年底发表《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中国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程度，早已超过0.4的危险高压警戒。基尼系数（Gini Coeffient）是世界公认的贫富指标，数值介于0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贫富差距越大，世界银行将0.4定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壹旦基尼系数超过0.5，表明社会处于可能随时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玻利维亚就是壹个例子，因“天然气管道问题”而发生社会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桑切斯总统被迫下台。事件的导火索是当地土著农民反对兴建壹条经智利到北美的天然气出口管道。玻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古柯种植区之壹，印第安人世世代代以种植古柯为生，政府下令禁止古柯种植，切断了土著居民赖以谋生的资源，却没有提供资金技术去帮助他们开发其它种植业，双方矛盾由此产生。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可以为玻国提供大量的财富，土著居民却无法从经过自己土地的天然气管道建设中受益，相反，他们还面临著进壹步贫困化和边缘化的危险。这种收入分配不公和政策上的失误促成土著居民联合起来反对政府。这是社会问题冲击经济发展和引发政治危机的典型例子，与中国农村反抗征收土地的抗暴现象十分相似。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和体制内依附人员日益膨胀，农村管理体制高成本运行，县乡政权向黑化和豪绅化发展，更为直接地与民争利，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以“三农”问题、乡村治理危机为主的中国乡村问题日益严重，必须以新壹轮的乡村改革来缓解矛盾。从乡村改革的过程来看，第壹阶段是土地革命和人民公社化，第二阶段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时期的三农问题。当今的乡村改革已经进入壹个更为复杂的阶段，各方动力作用的发挥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起主要作用的是体制弊端。

　　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的负担由四部分组成：壹是国家税收；二是向集体组织交纳的各种统筹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费等，包括村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农村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等等；三是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育集资、乡村范围内的生产和公益事业集资以及各种摊派、罚款和收费；四是按国家法规规定，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的义务工和积累工。税费改革以来，减少和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屠宰税及各种统筹、提留和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通过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填补基层财政缺口；由村民大会采取“壹事壹议”办法，解决村内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取缔以“人头”为税费负担对象的各种制度，以规范政府行为，堵住基层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的“口子”，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村税费改革造成乡镇财政减收，自身运转困难，不可能更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以政府为提供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国家与省级财政拿了大头，越往下越穷，有人形容道：国家财政喜气洋洋、省里财政蒸蒸日上、市级财政基本持平、县区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由于乡镇拿不出钱来改善公共服务，加上税费的减除，乡镇党政对于村壹级组织和农民的支配力明显地下降了。所以，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存环境方面的公共产品提供，基本上是以农民自给自足为主，农民并未从实质上摆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与城市由国家及地方政府承担共公产品的国民待遇相比，仍然未摆脱歧视性的境地。中央和省市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也使这壹部分专项资金流经乡镇之手时，其中很大壹部分被截留，乡镇政府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9884.5亿元，平均到每个农民身上也不过千余元，与改善农村贫困帮助有限。但这是对农业的补贴，不是对农民的直接补助，能到农民手里的不多。其中：壹是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938.7亿元，主要包括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575.4亿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30亿元，农业扶贫开发资金306亿元，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136.6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94.06亿元等；二是安排农业“四补贴”1406亿元，具体为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60亿元、良种补贴220亿元、农机购置补贴175亿元；三是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3963.6亿元，其中，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壹事壹议财政奖补资金160亿元。中共每年以“壹号文件”文件的形式表现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但实际上能解决的部分极为有限，就在于农民不能同步享受经济改革的成果。

　　中国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农会作为利益代言人。村民自治也常常成为村委会干部自治，村民自治不仅难以维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地方党政不便公开干预村委会选举，而利用行政权力控制村的领导人和村的公共治理。如对村干部实行“诫免制”，对村级财务实行“村财乡管”，代替村委会出让农民土地等等。人财物均由县乡政府控制，再加上农民没有土地产权，所谓村民自治徒具形式而无实质内容，起初不过是供国际社会观赏，来表明中共的民主化意向，现在的村民自治已经名存实亡。中共是很害怕农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农村的民主化会对城市政权造成威胁，必须让村民选举流于形式。再者，村委会不具有对上的独立谈判权，受乡村党组织严密监控，不可能领导集体抗争来改变不利于农民的制度与法律，共产党决不会让农民组织起来以争取权益。城市可以组织工会，归共产党领导，因为工人没有产权，产权在共产党手中，工会的作用便十分有限。但农村不允许组织农会，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势必形成与乡村党政抗衡的集体力量。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它可把农会捧到天上去了——“壹切权力归农会”便是其响亮的口号，只要翻翻共产党的历史，便可以发现共产党是如何靠搞农会运动起家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号召抓住可能的机会，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发动佃农、半自耕农和雇农，共同组织农民协会，用农民协会这种形式去反对封建地主阶级。这壹年的《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说：农民阶级只有组织农民协会，再由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才能解除自己的困苦与压迫，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各种经济利益。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建立农会，1927年3月，全国性质农民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至1927年6月，全国大小农会组织已有21458个，入会会员达9153093人。中共深知农会的重要性，在其建立全国政权后，农会便不复存在。1950年7月14日专门制定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虽然都有农民协会的规定，但这个时候的农民组织纯粹只是挂著农民的招牌的政府机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29条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区、县、省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将农民组织国家化的壹个更突出的例子是60年代中期农村社教和“四清”运动期间建立的“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这个组织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农村高度极权的农村政权组织的代表。1965年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壹些问题》（23条）规定：“贫农、下中农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协助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进行工作。这种组织将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基层组织瘫痪的地方，在新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可以实行壹切权力归贫农下中农协会。”即使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农民组织最终也象恐龙壹样绝迹了。在圈地狂潮中，农民反抗政府强行征地，从来没有出现过由村委会公开领导的集体抗争。

　　农村问题在出在哪儿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化进程慢，即使是官方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也带有相当大的水分。由于现行市管县体制，大部分城市为地域型城市，并非城市型城市。每个城市辖区内都有半数左右的农业户籍居民，甚至农村居民占八成以上。“市民”仍然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分属乡镇行政村或城市街道办事处管理。人为将市民分为农民与居民，既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也造成表达上的困难，这种城市化本质上是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走过壹条与传统和西方城市化不同的道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乡村都没有过二元结构，中华民国也是壹元结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城市有乡村，政治经济以至日常生活都是城乡同质的，或是以乡村为主导的，精神文化上略有些差别。欧洲的城市化也是壹元结构，从未有过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的二元治理方式。中国之所以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化的“中国特色”，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特色，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形成的，如果将来中国民主了，还是会回归于壹元社会。城乡二元分离是中共为了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资金，又不愿分配利益给农民，因而造成困难重重的三农问题。政府通过把农业用地的价格和农民工的劳动价格全部打压至生存线附近，形成中国工业化的城市积累机制。中国的工业化与农民基本无关，也不以乡村为市场，工业与农业严格分离，享受差序政策。城市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农民的责任就是生产供工业和城市人口消费的农产品或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严格区分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工厂即使建在山沟里，工人也属于城市户口，农村就是圈在城市里，农民也是农业户口。这是中共首创的贱民制度，与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壹样，是世界上三大族群歧视制度。事实上形成城乡“两个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的二元话语以及二元认知图式。农民普遍认为自己是受苦人，受苦是应该的，而能不能受苦是农民评判优劣的道德标准。城市人则有壹种天然的优越感，虽然普通市民住房狭窄，未必好过农民，生活水准也远谈不上富裕，但较之农民还是有很强的幸福感，因为仅从每个人的脸部特征就可以看出是农民还是市民身份。农民群体庞大，却与中国主流社会隔绝，二元对立模式使农民失去几千年的自由身，无法自由迁徒进入城市，全身心溶入都市文化圈。短期进城打工亦不能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暴涨，天然地阻断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只有极少的人，如经商成功的农民精英，才有可能完成自身的市民化。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壹般只能靠上大学、参军提干等农转非的狭窄途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称：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亿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但居住在城市的2.61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占了2.2亿，农村户口的人将近9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中国近4万个乡镇，有78.5%的中小学存在需要重建的危旧房；60%的农民没有卫生厕所和污水处理；有50%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公路和电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改革初期的2.51∶1扩大到3.23∶1，年均扩大0.16个百分点，加上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及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的差距，实际达到5∶1或6∶1以上。对于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只是城市现代化的建设者，被排斥在现代化都市的公共服务系统之外，城市原有居民视他们为异己，旧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如今又被搬到都市里来了，如北京的高尚小区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标志著其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地位。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城乡之间存在著壹种孽缘关系，农民工普遍感到在被城市无情剥夺，不过是从剪刀差的掠夺换为对其剩余价值（人力价值）的侵夺，仍然是缺乏道德关怀的弱肉强食关系。而农民的弱势地位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利益代言人，那种恩赐式的解决三农问题思路并不能使农民感受到社会公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畸形发展，实际上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作为壹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因为城乡并不是壹个简单化的农村与城市二元化问题，其与中国的工业化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政治不民主，就不会有道德层面的关怀，在没有农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国家里，三农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

　　产权改革

　　孟子曰：“无恒产者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辛亥共和革命的壹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平均地权！”百年后的今天竟然是“党占国土，民无私田”。经济改革以来，共产党放松管制，允许私人资本了，人们也能有恒产了，但城市普罗大众的恒产无非是架在空中的楼阁——高层建筑中的壹个小小格子几十年之使用权而已。乡村农民仍然在耕种著共产党的土地，是以承包形式提供给农民土地使用权。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再到土地的承包制，从土地私有变公有，再变为壹种佃租式的“均田制”。于是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不断高涨，农村和城镇都有这种要求。若从逻辑上来说，中共夺取政权，就是依靠“耕者有其田”的许诺与农民达成共识而实现的，得到了天下，马上翻脸不认人，没收农民全部土地，变农民为公社社员，再变社员为共产党的佃农，这只能证明共产革命的欺骗性。市场化以来，中共最大的财源就是土地，土地是国有的，可以重复出让使用权，在重复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既可获得超常收益，也可吹大GDP数字。政府及壹部分人的富裕是由土地增殖获取的，是靠制度设计掠夺剥削了农民，权贵阶级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著财富。土地使用权表面上有法律保证，实际上完全看市场行情，地价涨了，法定的使用权随即作废，再重新洗牌。有了土地的绝对垄断，便有了取之不尽的财源。在这种情势下，谈土地私有化，全是笑谈。不但不会搞土地私有化，还要借改革之际再次掠夺农民使用的土地，用强行征用的办法，或者干脆用骗术。比如重庆的“以土地换户口”的所谓改革，就是让农民交出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换取城市户口的待遇。即是用宅基地换住房，用承包地换社保。这是明目张胆的剥夺，土地经营权是农民法定权利，社会保障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将剥夺改换壹下包装，其目的还是想壹次性地收回土地，减少政府卖地的阻力，壹并连征地拆迁补偿也省下了。

　　“土地者，天下之本也”，共产党政权所以称之为“党天下”，关键就在于政权是建立在土地党有制之上。中共虽然靠土地革命起家，因土地革命战争而死亡及被屠杀的人有数千万之多，但最终目的在于土地收归党有，所以人民公社又死掉了数千万人。再实行土地私有，共产党无异于自掘坟墓，何况农业已经不能对巩固政权增加多少财富，现在早就不是统购统销的年代了，不可能也没必要再利用剪刀差来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反过来因城市差别扩大还必须更多地补贴农业生产，保证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并不能提升农业，粮食产量除了科技进步，靠农民本身已经没有多少增产潜力。中国有18亿亩耕地，全国估计有2.3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九亿农村人口平均2亩，荒凉地区稍多壹些，东部省份达不2亩，浙江人均仅0.91亩，广东仅为0.7亩左右。小规模经营种田成本高，除去费用，每亩的收入仅有几百元。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影响了大农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降低了农产品的商品率。土地的效益以农业为最低，但也应该看到土地承包制对稳定粮食生产的作用，粮食问题历来是困扰中共的壹大难题，《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壹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著壹次又壹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壹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壹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粮食危机曾造成几千万农民的死亡，如今粮食基本自足，感觉不到“粮食战争”的存在，如果形势发生大的变故，涉及到粮食安全，这种战争还会爆发出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还十分脆弱，虽然有国际市场的回旋余地，但国际市场也经受不住庞大中国的粮食短缺冲击。壹家壹户的承包方式提高了农民积极性，面对全国大市场又带来生产的盲目性。却也是公平的，是政府对农民妥协后的折衷制度，这种妥协对巩固共产政权是很有利的。这在共产党的战争时期就有过先例，延安时代和内战时的土改中，农民分得了土地，归自己所有，几年间农村又迅速贫富分化，产生了许多新富农和新的无产阶级。延安的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原是逃荒到延安的农民，1934年闹土地革命，他分得壹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谋划，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壹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吴被树立为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壹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中共为了鼓励生产和维护土改的正确性，只得承认剥削的合理性，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出现过“新富农”的现象。1942年，张闻天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壹个雇工，垄断不到壹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9] 战争年代首先考虑的是增加生产，支援前线，自然放弃了理论上的争论。产生了新的富农，也只是壹部分人富裕了，农村经济并没有上升，甚至还有缩小。原因是刚斗倒了富农，贫农再当富农心有余悸，怕共产，怕公粮重，够吃就算了。但壹部分农民的求富心态总是体现出来，就是土地开始集中，土改后又迅速造成两极分化。其他生产资料可以在流转中增加，唯土地不能，所以土地买卖又使土地集中化，壹些农民重新成为佃农，丧失土改的意义。“山西武乡在1948年和1949年，出卖土地户数共139户，其中‘因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被迫出卖土地151.9亩（占全村出卖土地的百分之三七点壹）。’山西忻县土改后，1949年以来，‘已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三万九千九百壹十二亩，出卖房屋五千壹百六十二间。’能卖出必有买进者，而买进者就是为了求富。”[10] 稍后东北地区的土改也出现了“新富农”问题，中共高层对此分歧加大，高岗认为是走了富农路线，他说：“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关于党员雇工、单干问题，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时，要说服他不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非在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刘少奇认为富农的规模不大，应当鼓励，批示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壹副犁壹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壹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壹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壹种教条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要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11] 毛泽东支持了高岗，开始在农村逐步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因为这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停止了“吴满有方向”的宣传，开始树立合作化中的英雄模范。土地私有化没有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因为土地属于集体，是给别人干活，不出工不行，但不出力谁也没办法，“半夜鸡叫”也没用。为了公平又牺牲了效率，小岗村农民冒险分田单干，粮食马上大幅增产，说明了这种准私有化的好处。但这是短期效果，否则土地承包了多年，为何小岗村还是变化不大？许多刚脱贫的农民又纷纷返贫，全国农民在人均两亩耕地上，再辛苦也只能是温饱水平。中国的地理因素（山地沙漠多）及人口庞大，决定了中国发展大农业的先天不足，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格局。小农经济是缘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市场经济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最终土地的兼并集中不可避免。中国历史上土地从来是由集中到分散，再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循环不已。工业社会需要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大规模进入城市工商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限制农民举家迁移城市，农民家庭处于半工半农状态。农村的土地平均制度仍然是小农经济思维方式，令中国壹多半的人无法享受现代城市的福利。

　　在农业社会中，革命是解决土地矛盾的方法，土地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也是王朝周期性更替的主要因素。分散是法律性的，集中是食物链关系，再分散又是革命的结果，以回到从前较为公平的法律框架内，开始新壹轮的集中。革命使人口减少，旧地主死亡，土地得以重新分配。二三十年代，据国民政府统计，农村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土地，有50亩以上的土地的占5％。佃农中30％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有20％以上的佃农有自己的土地又租佃部份耕地，平均地租为百分之43％。除地租较高外，土地兼并不是非常严重，绝大多数农民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75％。为保障雇农利益，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地主要收回土地自耕。毛泽东1928年制定的湘赣边区《土地法》规定：没收壹切土地和竹木山林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不但没收地主、富农、中农的土地，而且还没收贫雇农、佃农拥有的少量土地及壹切寺庙、宗祠、义庄、学田等公共土地，有劳动能力者壹律实行强制劳动。农民分到的是使用仅，土地仍属于苏维埃政权所有，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只是换了地主──苏维埃政府而已，有地的农民也全部变成了佃户。“国有化”的土改不受欢迎，国军壹来农民立即“反水”，红军无法立足。后来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二七土地法》等革命土地法，有些改动，还是左右摇摆。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壹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分配。”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不给分配土地，地主壹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壹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政府管治区域。这壹套也行不通，红军在各根据地的失败，证明了其政策不得人心。抗日时期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不是土地制度改革。内战期间的土地政策是杀人夺地，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无偿分配农民，农民帮助中共获得了政权。但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共产就是公有，农村毕竟要走苏联的集体化之路。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需要农业提供原始积累，集体化便成了中共的迫切需求。不过农民是在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下被连拉带拽进入集体化的，与苏联不同，斯大林是将富农驱赶流放，实现集体化。中共利用人民公社，农产品统购销和剪刀差政策，农业积累变为工业资金，城市工业体系初具规模，农村则被洗劫壹空。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土地私有决定了土地兼并的弊端，人性自私的本性又决定了公有制的低效率。在工业化的城市化时代，土地兼并是市场需求，用市场化手段完成农村的现代化，农村得以大量进入城市，从农民变为工商业者。土地承包虽然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难以使农民整体致富，随著工业化和城市化向乡村扩张，迅即激发了对土地的爆炸性需求，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在工业化面前，面对官商的肆意侵夺束手无策。土地流转离开市场机制，公有土地不能变为私人资本，必须再来壹次土地私有化改革不可。让农民的土地产权变为商业资本，自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让中国人真正走向工业化社会。

　　如今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仍然是壹种剥夺农村的方式。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转向了市场经济下的大规模城市化，但剥夺农村的思路不变，并且以法律形式来实施。政府用壹套为自己设计、为自己牟利的法律从农民手里廉价夺走大量土地，转手高价卖出，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殖的红利和城市化的好处，更加剧了二元结构的矛盾。农民是不准自由出让土地使用权的，乡村社区对其所有的土地也没有处置权，只有配合政府向农民征地的责任。由于土地出让金是预算外收入，是政府的第二财政，沿海大城市以每亩几万元的价格强制征得耕地，转手便以几百万元的市场价格出售使用权，政府垄断土地壹级市场来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圈地热潮为各级官员提供了空前的寻租机会，也积累了巨量的私人财富，正是无地产不富。现行的土地征用和耕地保护制度，恰恰对农民布下了天罗地网，把失地农民推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目前，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时壹次性地支付补偿金的办法，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失地农民在就业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自谋出路等于是没有出路。8000多万失地农民，400余万拆迁户，失地农民成了“三无农民”：无地可耕、无业可就、无处可去。同是中国人，国民政府在台湾土改中，是以土地债券方式收购地主的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分十年无息偿还，不要地的农民可以领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兑为国家企业的股票，用公营企业股票向地主换地，在台湾60－70年代经济起飞时，股票价值升幅惊人，使农民获得很大收益。土地资产化为工商资本，带动了经济的腾飞，很多乡村农民晋身为企业家，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就是地主成为大企业家的例子。农民作为工业化的投资者，也普遍成为现代化的受益者，既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又刺激了经济繁荣，制度差异由此可见。中国大陆的土地私有化只是农民的梦想，各级政府是最大的阻力，这壹点中共十分明白。土地私有化等于断了地方政府的财路，从而动摇中央的执政基础，因为中共的执政基础早已不是工农阶级联盟，而是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土地私有化不会给中共政权带来任何好处，但不实行土地私有也会面对农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民抗暴，差不多都有土地矛盾在里面，大多数是群体性的反抗征地。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中共就无法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光靠镇压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是农民革命的结果。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自然经济不可能长期和平相处，自然经济终究要被市场经济瓦解掉。土地制度是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土地从原始的公社形式转变为贵族私人产权，随著资本主义的兴起，贵族私有制瓦解了，土地从分散到兼并是由商业资本推动的，许多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工人，工业的城市化基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产生了大工业，民主化也使得工人的地位和收入大为上升，绝大多数人无需靠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方式生存，辛劳的耕种失去吸引力，工业化过程中的土地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为商业资本开拓大农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大农业使粮食和各种农产品大幅增长，食物的充足供应让人们远离饥荒，粮食的全球流通使得地区性的粮食减产不再成为社会危机，也就没有必要靠小农经济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的私有制度没变，但生产规模扩大了许多，美国壹个家庭农场拥有几千英亩耕地并不是件稀奇事。中国之所以有三农业问题，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虽然为大农业搭建了平台，但无偿剥夺农民土地和严格的户口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比马克思诟病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土地兼并更充满了血腥气味。由于土地公有，农民缺乏耕种热情，致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剥夺农业的剪刀差政策又拖延了农业的现代化，切断了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渠道。三农问题的困扰就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付出的代价，工业化国家早在发展初期就解决了土地问题，台湾也在经济起飞前进行平稳的土地改革，现代化过程中再无需受土地问题困扰。中国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架构，但土地制度始终落后于发展需求，解散人民公社回归壹家壹户的土地承包制只能是防止农民快速流入城市的权宜之计。土地私有化虽不能使农民致富，却可以使农民无偿得到壹部分可以变现的财富，在不需要靠土地生存时可以出让土地，自主选择发展方向。有学者说：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意味著城市化过程的人口转移也必然是逐渐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壹蹴而就，而可以、也应该利用已有体制的基础而逐步进行。事实上，考虑到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渐性，现有的农地均分制度确实在壹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推力，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在壹定程度上又减少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拉力。总体而言，虽然这壹套历史残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确实使中国在壹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壹系列城市政府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如城市高失业、贫民窟等。如果认识到这壹点，在改革过程中，就需要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残余功能，来完成对这些制度本身的渐进改革。如果把户籍制度以及壹系列相应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比作壹道阀门的话，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壹下子把阀门打开，而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组合，逐渐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这道阀门，从而促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地、但又是完全地进入到城市中来。[12]

　　这话当然也有道理，在壹些早期破旧小区或城乡结合部，城市贫民窟的现象已经凸显。但制度性歧视的后果是，农民工与市民工的待遇相差极大，同工不同酬，同企不同酬，福利待遇也相差过大，市民当然不愿意农民工摊薄他们的本来就不多的福利，却不考虑城市的繁荣是剥削农民工所致。假如没有农民工，城市肯定不如现在光鲜，盖房子、修马路之类的苦累工作，低收入的许多下游产业，基本上是农民工在做，城市实际上已经离不开农民工。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就像壹群做苦工的奴隶，从事著市民不愿干的苦累危险职业，夏天40℃的高温下，在马路上和脚手架上干活，大汗淋漓，只壹顶破草帽，连国家规定的壹月150元的高温补贴都拿不到。他们买不起商品房，城市又不准自行搭建住房，也不能享受福利房待遇，只能租用拥挤的私房或者住工厂集体宿舍，出卖完青春再回乡务农。所以贫民窟并不是城市的耻辱，是城市化的过渡阶段，剥夺壹部分人权利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光鲜市容后面隐藏著巨大的耻辱。他们的处境，比《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奴隶好不了多少。为了点可怜的工钱，甘心付出奴隶劳作的代价，农民工的生存权甚至比不上农家的牲畜，哪个农民舍得让耕牛在最热的天气里不停地干活呢？与公元前希腊城邦国家的奴隶壹般。中国农民脱贫的最大希望在于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东南沿海城市的发达没有农民工的血汗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成为城市中被边缘化的群体。维持城市对乡村的歧视，是统治中国的最好方法，中共过去善于把工农运动连在壹起，以乡村为基地，现在极不愿意城市与乡村的整合，农民成了市民，公民意识就会苏醒。五四启蒙运动发生在城市，六四民主运动也发生在城市，虽然中国仍是传统意识上的农民国家，但暴发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之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如南非的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最在偏见不是政府，而是自认为“种族优良”的白人工薪阶层，最担心消除种族歧视会争夺他们的饭碗，降低福利。与中国不同的是，白人社会是民主制度，白人有选票，有工会，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而北京、广州的市民长期歧视外地人，更不用说农民工了，即使他们也是穷人，种族也不优良，也没有选票，只是社会地位略比农民高些，就有了“上等人”感觉。美国及亚洲的台湾、韩国等地，并没有出现市民排斥农民进城的问题。政府是民主的，这根本不成为大问题，南非消除了种族壁垒，种族歧视的世袭传统就逐渐消亡了，城乡之差也仅是经济问题了。中国的城乡壁垒是体制性的，中国人从来是城乡自由迁徒，是中共歧视制度形成了扭曲的市民观念。乡村人口过快地流入城市，大部分人只能提供简单劳动，不能适应城市对劳动力的多层次需求。再者，过剩的劳动力冲击简单劳动力市场，使就业者收入降低，甚至低到不能维持劳动者个人的基本生活。珠三角壹带由于消费物价高于内地，工资水平跟不上，又欠薪严重，农民工不得不流向长三角地区，形成广东的民工荒。随著全国性的通货膨胀加剧，沿海地区的工厂普遍出现招工难现象，人们又流回到内地。大跃进年代，几千万农民入城，变为城市人口，以为人多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结果事与愿违，不得不压缩城市人口，大规模遣返，留下数不清的后遗症。城市化肯定是壹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磨合，企图在几十年内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不能用法律手段限制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农民工进城也增加城市管理的成本，各种私屠乱养、非法加工垃圾食品、炼制地沟油、盗抢财物、破坏盗卖公用设施等等，都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农民之所以公共意识差，是因为农村以亲族为居住圈，壹家壹户式经营，实行宗族或乡绅式管理，道德成份居多，法律因素很少。农民容易把私人领域的亲情和裙带关系带入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以宗族私德（由占数量优势的亲族之村规民约形成的习惯法）代替社会公德，漠视法律与契约关系，其最高准则不过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之类。共产党放弃了阶级斗争统治方式，人民公社解体，乡村治理又开始恢复宗族统治方式，只是宗族统治阶层由村支书或村长等壹些披著红色外衣的宗族强势集团垄断了。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家庭或宗族私德构成伦理生活的最高价值，享有不可侵犯的至上地位，社会公德则置于从属地位。乡民无论穷富，同壹个姓，同壹个祖先，同进壹个祠堂，之间多为兄弟叔侄关系，血缘联系使他们必然结成宗族联盟，形成政治中心，对抗外族的侵蚀，宗族关系化解了阶级矛盾。大的乡绅巨富可为宗族领袖，壹般有退归林下的官人，其次是有功名的举人，大绅士可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在族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壹定的族内行政司法权，可以惩处宗族中的不法分子及道德败坏者，落后的地方甚至有生杀大权。所以，旧中国的县壹级不全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共同治理，官是皇帝派来的，握有行政司法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的合作，人生地不熟的官不能顺利统治乡里。官绅交恶，往往官的方面失败，官权与绅权所占份额，视具体情况而定。现在州县地方官由本地人做，宗族势力更能得到官员的蔽护，具体表现为官绅商壹体化，三者利益紧密结合。它们虽然也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但这种矛盾冲突不激烈，因为经济发展和政绩需要外来资本，外来资本也需地方官绅的支持。官绅壹体更多是为个人私利或统治集团争利，宗族利益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在遇到利益之争时，便不惜侵害宗族利益。这又是壹种新型的宗族封建主义统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土地矛盾中与农民对立的壹方往往是县乡官绅，宗族领袖基本站在政府壹方，因为他们是党的人，在争地过程中同是受益者。过去的地主士绅注重读书仕途，热衷于购置田产，轻视商人，他们可以放贷，可以拿钱给别人经商，自己是不动手的。现在的官绅思想解放，自己亦官亦商，等于上了双重保险，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是只赚不赔。尤其在县乡，没有官绅背景的商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农民工入城之后，受到剥削压榨而投诉无门，凸显阶级矛盾，也害怕被社会边缘化，常常以同乡为纽带工作或居住在壹起，结成利益同盟，以代替在家时的宗族关系。较低层次的表现为故意破坏盗卖公用设施泄忿，较高层次的表现为同乡间的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以提升社会地位或牟取行业垄断。在许多城市，即使是通过上大学进入城市获得权势的人，也常与同乡结成利益共同体，如形形色色的“江西帮”、“湖南帮”、“河南帮”等。来从本地利益集团手中分壹杯羹，也可以调解内部冲突。同省籍的农民也以原市县结成帮派，形成势力集团，与其它帮派竞争。而城市是以单位企业为工作单元，以互不相识没有利益冲突的群居方式为居住圈，单位及社区需要纪律及法律规范维护合作精神，商业往来需要向不相识的人表现诚信，互利合作，争取共赢。越大的城市合作性越强，越小的城市农民意识越强，到了乡村，全由亲族意识支配的农民意识维持。农民进城，面对全新的生活习惯，需要长期的质素提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至少要百年以上。

　　中国之所以有表面的稳定，是因为新闻喉舌为营造壹个和谐氛围，极少报道负面消息，居民的实际感觉却完全相反。农民过快地涌入城市，急剧增加城市的拥挤成本，消费物价快速上涨，犯罪率上百倍地增长，除了那些受特殊保护的官员，市民普遍缺乏安全感。由于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仍是农民，血汗工厂又残酷剥削农民工，政府总是帮资本家说话，形成农民工对城市有钱有权阶级的仇恨心态，稍不遂意，便起恶念，扩大为报复社会。2011年的广州增城的611暴力事件，就是四川人在受到当地城管人员殴打，川籍外来务工人员迅速聚集上万同乡，大打出手，砸烧车辆店铺，泄愤报复，演变成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流血冲突，中共出动大批军警，几天后才得以平息骚乱。我们不能将责任推到农民工身上，没有法治正是中国的硬伤，2005年群体性抗议事件有87000起，近年来发展到十几万起，多因土地纠纷和官民冲突。政府惯于强行征地，在于共产党有土地所有权，农民的承包权是来源于中共，农民享有的是用益物权，征地不是买地，只须对土地的附著物作出补偿，以及相关利益损失部分，赔偿多少都不存在侵犯私有产权问题。因为土地是公有的，征地也不涉及土地的市场价格，政府转手赚了上百倍，失地农民都无权过问。若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农民就可以自己面对市场需求，保护私有产权。但专制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土地私有并不是保护农民的生命线，当年毛泽东说了句“人民公社好”，全国的私有土地就全部归公了，愿不愿意都壹样，连壹分钱的补偿也没有。新出台的《物权法》规定了国家的征地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没有按市场价格出让土地的权利，只能依据地方法规来获得补偿，这种“足额”补偿不是依据市场价格，由官府自定，农民的弱势地位不变。所以说，国家强行征用土地的制度应该立即废除，停止国家对农民的侵蚀和剥夺。

　　不解决农村贫困的诸多制约因素，不大比例补贴农产品，利用转移支付来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福利系统，让农民享受同样的国民待遇，仅是土地私有化不能解决乡村贫困，三农问题仍将长期困扰中国。韩国是全世界农业补贴率最高的国家，高达69％，世贸组织在香港开会讨论削减农产品补贴时，上千韩国农民聚集香港示威游行，反对降低农业补贴，激烈的程度使香港市民震惊。中国没有全民选举，中共无需考虑农民的选票，但钱总要花壹些，否则农村崩溃了，引发粮食危机，政权也不能保障。但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基层政权再也不能用出租土地来制约农民，又取消了农业税，若再取消户口管制，党的权威便无从体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农产品市场化运作，农民的耕种也不必接受政府指令，不收税，反而在救灾和农业补贴上花大钱，来保证粮食安全，政府征地时又不得不面对更大的阻力，这对于强化“帝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事。民主制度下农民与政府的联系是选票，政府必须服务于选民。专制政权与农民的联系是税赋与治理，古人称作“牧民”，民若牛羊，放牧者要看管好。若不纳皇粮，土地私有，迁徒自由，“帝力”何用于农民哉？这是共产党最为恐惧的事。但农民也在觉醒，正在用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土地私有化。50年代陕西省渭南市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迁出28.7万移民，安置到宁夏和陕西渭北等不毛之地。目前已经繁衍至60多万人。当初按照15万人回迁库区的估计，以人均两亩地的规划，总共从国有农场和军队部门要回了库区的30万亩土地。但在80年中期移回库区的只有大约7.4万农民，因此有大约15万亩土地并没有还给农民，被当地移民官员截留，安置资金被贪官污吏挥霍壹空。这些土地被移民机构官员把持，以每亩六七十元的低价租赁给官员的家属和关系户，这些人再以每亩400元的价格转租，贪官污吏坐收地租，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主。移民数十年坚持上访，求告无门，“我们自己的土地，却要我们用高价租来种”。三门峡库区原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壹，八百里秦川和渭河两岸养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黄河在这壹带并无灾害。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两千元人民币以上，比壹个县长的年薪还高。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严重，使河水倒流，上游水位上升，淹没大量土地，耕地盐碱化。中央也只能放弃原定的水库发电计划，利用黄河本身的迳流发电，水库变为多余的建筑。如此壹来，原本的集水库区露出水面，自然没道理再让移民继续留在陕甘宁的不毛之地。几十年的抗争，终于返回故乡的移民们，面临的却是“自迁”、“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生活。80万亩库区土地，早被陕西地方政府和军队完全瓜分。其中主要的部门包括三个大型国有农场，三个大型的军队农场和四个军队的导弹射击靶场，再加上众多的小型军队农场和库区周边农民侵蚀，库区移民看到是壹批又壹批的“殖民者”。库区移民建立了准军事组织，拥有壹个“联合作战指挥部”，下面有四大“司令”，再往下有50多个小“司令”。移民的“司令部”不但有分管宣传的部门，还有以棍棒和农具为武器的“卫戍部队”，专门保证“司令部”的安全。几经斗争，事件惊动了中央，不解决实在不行了，1985年，在胡耀邦和国务院的干预下，盘踞已久的国营农场和军队被迫退出30万亩土地，大部份是堤坝外的河边地，和水源不好的盐碱地带。国有和军队农场并不是简单的交还土地，他们不但把所有的建筑物彻底摧毁，留下壹片残垣断壁，更有人把百年成荫的库区林木壹砍而光。目前日益贫困化的库区农民，正在寻求新的道路，陕西省大荔、华阴、潼关三县市76个行政村约7万回迁农民发出签名信，公开宣告收回土地所有权，同时上网公告全国：

　　壹、我们各户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十五万亩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有权利使用、出租、继承，如果什么人想要开发、租用或占用，请直接与我们交涉。我们只承认政府按公共利益进行的规划，以及按照法律规定的收税行为。

　　二、我们各户对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且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十五万亩土地，也拥有永远所有权。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三、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各村委会应承担起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责任，不能凌驾于全体农民之上，自己占有支配土地。

　　四、对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我们也要算帐，该划归农民的必须给农民，对涉及的贪污、挪用、侵占等犯罪行为也要追究。

　　五、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壹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已经搞了二十年的村民自治选举才会真正像个样子。

　　六、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薰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妳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无疑是壹个农民自发的土地私有化宣言，显示了壹个递进的抗争过程，是被公有制伤害后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官商勾结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严正抗议，是决心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土地的土地革命先声。其它几个省如黑龙江和江苏也有类似的举动，预示著日后的中国必将掀起壹场私有化风暴。黑龙江富锦市的失地农民在大队书记带领下，村民每户出壹个男壮丁，在生死状按下血手印，声明如果被警察打死或者残疾，老小有全体村民抚养，地由全村人帮助种植！因为被征用的数万亩土地变相落入当地党政官员的名下，农民反而要向成为大地主的官员租地种，忍无可忍之下，干脆堵塞公路铁路，与军警展开血战。农民产权意识的高涨，标志著土地私有化已为中国农民普遍认同，以实现村民真正的乡村自治也成为共识，争取公民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权利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深入人心，耕者有其田的民权主义国民革命思想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农民决心抛弃共产政权的壹个重要信号。这比任何壹个经济学家的私有化理论更来得实际和彻底，有如当年小岗村农民甘冒杀头风险为分田单干按下血手印壹样，不再无限期等待上面的施舍，自己动手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比起土地承包制，更具有制度革命的彻底性。私有产权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只有土地所有权回到农民手中，农民才有发言权，中国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必将引发壹场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国有企业也是全民的资产，城市国有企业从几十年剥夺农村（统购统销＋剪刀差）的过程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了大量财富，据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52-1989年，国家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出量达7140.56亿元。私有化时也应该补偿给农民，这才公平。从现状来看，共产党根本没有全面恢复私有制的打算，在任的领导人没有能力和胆略来领导这场否定共产制度的产权革命。只要土地私有化的雪球壹滚动，壹定会引起共产制度的大雪崩。中共热衷的是公有名义下红色贵族的私有化，他们保护的是党有制，这是壹种最坏私有制度。

　　强盗治国

　　中共靠鼓吹和争取民主起家，但现在唯壹可以证明其民主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但村委会选举，看起来民主，实际了解壹下，就知道权力总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越有背景的人越有钱，越有钱就越容易当官圈钱。表面上乡村选举可以增强农民对村干部的问责能力，但选举仅限于村壹级，乡镇不实行选举，遂使县乡地方豪强更容易攫取乡村行政权力，掌控地方政治，这种极小范围的表面民主难以实现公平有效的乡村自治。在村庄内部，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关系使村委会的运作复杂化，村支书是上级党委任命的，来实现党对农村的绝对领导。在行政关系方面，村庄之外的县、乡政府依然对乡村实行垂直管治，因此，即使村委会希望维护村民利益，也未必能够做得到。不依靠乡村基层政权，农村的事全是空谈，依靠他们又什么好事也干不了，县乡政权已经腐败不堪，什么富民政策也会变成富官机会。过去的土改，工作队与村民无利益冲突，工作队是军队派来的，他们不要地，土地能够平均分配。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搞土地私有化，因为人民公社解体时，新壹轮的城市化还未开始，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大，土地增殖潜力有限。现在搞土改，难度极大，也不可能再出动军队，面对油水大的地块，政府各部门谁不想趁机捞壹把呢？时过境迁，城市掌握的土地已经很多，通过土地内部流转就可以解决用地问题，城市积累的巨大财富也足够自身发展之用，再也无需农民的投入了。所以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是出于怜悯，其直接原因是中央财政力量极为雄厚，壹年几百亿的农业税不足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壹，根本算不上是大钱了，如果征税使农村经济破产，粮食危机会使中共政权垮台，毕竟21世纪已非大跃进白白饿死人的年代可比。

　　整个国家是高度集权体制，各级政权实际上是集权于党政官员个人，农村基层政权日益黑恶化，就是壹个必然的逻辑。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普遍，黑恶势力进入县乡政权直接掌握政府权力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农村传统上是壹种乡绅治理体制，农村中的乡绅是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重要层次，虽然乡绅经常与官员勾结欺压民众，但乡绅居住乡间，不可能与几年壹换的县官结成死党，也会利用他们的权势告发不法官员，赢得声誉，因此能够起到权力互相制约的作用。乡绅在调解族人纠纷和各宗族利益冲突时也能起缓解作用，减少国家行政成本，减少了官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构成“皇权不下县”的治理基础。乡绅权力是政府赐予乡村精英并为民众认可的政治权力，是县政府管理的延伸和村民利益的保护者，民国时期亦是如此。中共取消了乡村自治，推行集体化，党组织壹竿子插到底，完全垄断了乡村政权。权力失去制约，基层干部胡作非为，没有乡绅壹级的缓冲作用，农民壹般选择沉默，因为上访到北京也没用，控诉材料总是壹层层再转到基层干部手中。再不行就是鱼死网破，小事酿成大灾祸。“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垮台之后，在瓜分乡村土地和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以党政官员为首的地方恶势力进入到了乡村政治之中。出于政府自身经济利益和官员政治前途的考量，乡镇政府在选用村干部时便以能否镇得住村民作为首选条件，于是普遍出现了“恶人治村”的趋向。恶人不是以往的精英型的乡绅，其声望是横行乡里形成的，与乡绅主持公道的名望权威与维护乡梓的职责功能不同。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的表面撤出（村民自治）与实际渗入（操控党支部或村委会选举）是同步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官员个人直接利用行政资源与乡村进行双重渗透和博奕，他们在乡村培植权势集团，乡村内的权势者则通制度缺陷和政策松动与上面的政府官员壹同瓜分经济利益，进壹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不愿意宗族势力参与乡村管理，这会削弱党政部门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利用恶人治村就可以将党政权力贯彻到底，方便建立服务于政府与官员个人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恶人不是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平衡力量，而是党政部门的爪牙，恶人的利益是通过侵害剥夺村民来实现的。当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纷纷戴上“红帽子”（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与县乡干部结成同盟时，壹方面帮助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另壹方面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欺压良善。地方政府官员也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著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于农民，而是盘剥乡民。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或亦官亦黑，壹身二任，两方面势力相互勾结，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瓦解了乡村民主选举的益处，也架空了中央集权体制。农村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上为官员恶霸们所有，他们掌握著土地的支配权。共产党统治了乡村，却造成官与民的严重对立，仅引述几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普遍性：

　　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李修文，被称为“东霸天”。他不仅是村党支部书记还被聘为乡经委副主任。他利用这些合法的外衣和职权，聚集壹批地痞流氓，并将乡建筑公司变成了他数十名打手的大本营，进而霸占集体湖地1000余亩，鱼塘数十个，大型造船厂、砖厂、码头各壹座，被他欺骗、赖账的企业、商家、店铺不计其数。他公开声称，留庄的天、地、水都是他的。在这里他真是无恶不作。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赵修果，被称为“南霸天”。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当选为村主任后，营私结党，排斥异己，先后五任村支部书记被迫辞职，致使该村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赵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在换届选举中私拉私买选票，暗中操纵选举。他还通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等手段，混得了区、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光环”，成为了有多种合法外衣而作恶多端的壹方霸主。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的吴国彦，被称为“西霸天”。此人1985年因为打架故意伤害他人被劳教3年，1989年吴国彦劳教出来后，和黑帮头子关系密切。他1993年当上吴庄村第五村民组组长，1995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入党，1997年底当上村支部书记，并成为了七里店乡和魏都区两级人大代表。他在吴庄得势后，巧取豪夺，因怕问题败露，竟然勾结黑恶分子，雇凶伤人。

　　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的刘景山，被称为“北霸天”。这个区盛产铜，党政部门设置以矿山为主而建立，全区由红透山铜矿和壹镇三村组成。刘景山是从铜矿提升区党支部书记兼区长。为了掌握更大的权力，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网罗了20多名地痞流氓、“两劳”释放人员和惯盗、亡命徒，成立了壹个“十三太保”黑帮，由他做帮主，为其篡权、贪污、统治矿山“保驾护航”，并直接插手矿山和政府的政务，诸如交通事故、打架伤人、经济纠纷之类事端，都得由这个流氓集团裁决处理，甚至工商、税务部门也以30％的提成委托这个流氓集团收取税费。

　　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的何长利，被称为“中霸天”。在1993年5月镇人大换届选举时，由何长利的十几个拜把子成员上下活动，将素有劣迹的何推举为利民镇的副镇长。之后，何长利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其亲信安插在镇司法所任所长，镇上七个基层支部中有五个支部书记、十个镇企业中有七个负责人是“他们的人”，成为了典型的黑恶势力的“土围子”。……[13]

　　与宗法制度决裂是中共的壹贯立场，旗帜鲜明地称之为“打倒封建宗族势力”，称宗族思想为“歪风陋习”，视为乡村政权和党性原则的对立面，总是对宗族活动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通过恶人治村来瓦解抵御宗族势力的复兴，消除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渗透的反弹力，减弱宗族的内聚力。人民公社解散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县乡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基层干部减少了壹半，宗族势力又开始半公开地参与乡村管理。随著中共重建乡镇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县乡政府机构需要从农民手里获取利益，需要大量圈卖土地，在倒地卖地中暴富，这都需要不断打击宗族力量的复兴。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著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并没有用到民生上去。许多县乡政权热衷于征地建开发区，并不关注本地区的民生建设，就是政权内卷化的弊端。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对共产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大多数人贫穷。流氓黑恶的社会体制，只会形成少数人靠暴力掠夺穷人而富裕的流氓化社会。中共真社会主义行不通，又用假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糊弄民众，都是中国人无法脱离贫困的根源。经济改革创造了巨量财富，仍然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第四大弱势群体——被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壹起加入原本就极为庞大的贫困群体。蚁族是前三大弱势群体的后代，与权贵集团壹道成为30余年经济改革最耀眼的风景。经济改革催生出两大板块，以“太子党”、党政官员、国企掌权者、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暴富阶层为富裕群体，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增长的好处多落入他们手中；以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企业主与工人、贫困化的白领阶层、城镇失业人口、绝大部份农村人口等，形成不断弱化的庞大群体，是衰退型的群体，享受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实惠。正如香港作家今钟先生在比较了美国与中国的穷人时所说：

　　哪有剥削比资本主义高出25-50倍的社会主义？

　　哪有占人口0.4％的权贵阶层占有全民财富70％的社会主义？

　　哪有大官包星、小官“买处”，强暴少女当作“P”的社会主义？

　　哪有官商勾结，警黑联手，强掠民宅、耕地， 血案频仍， 打死人白打的社会主义？

　　哪有让壹千多万冤民冤上加冤，上访犯“法”， 反遭抓、打、死、囚，判的社会主义？

　　胡锦涛先生若能够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去调查或仔细 ，而不是走马观花，就会对自己标榜的“社会主义”而感到脸红。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轴心和重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奉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以人权、物权、参政权、平等权、诉讼权等权利为基本构成的权利体系在法律体系中占据起始和主导地位，义务是与这些权利相适应，并且是从这些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实行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权利推定等等。哪个国家都有穷人，但贫穷的标准却有霄壤之别，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统计，美国有3500万穷人，占3亿总人口的1％强，有报道介绍了这些穷人的概况：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壹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注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壹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壹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干机，三分之壹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壹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象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壹的家庭有个人计算机，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壹个半浴室，壹个车库，壹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它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它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于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壹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壹英寸，重10磅，比第壹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于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于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15]

　　“剥削阶级”居然混到出钱养活无产阶级的地步，这完全颠覆了关于资产阶级政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主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殿堂三大理论支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崩塌，美国福利制度比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这些共产前辈设计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要完美。即使这样，美国穷人还不满意，总是不依不饶发政府的牢骚，美国人过感恩节，没听说有感谢政府节，或者庆祝什么党的生日节，他们只知感谢上帝就够了。要是中共对待穷人有美国政府的百分之壹，党的喉舌早就震耳欲聋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无非是画饼充饥的乌托邦壹类，无非壹些城市居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已，占人口80％的农业户口还被排斥在外。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优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高福利。民主制度下公民手中的选票决定了人民的命运，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使之永远失去世界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恐惧全民普选，今天还在唱社会主义高调的，只是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或愤青者流，都是些强盗无赖。美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早于俄国与中国，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1852年就传到了美国，马克思对美国寄予极高期望，1872年将第壹国际的总委员会迁至纽约。但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5月，仅比中共稍早些，同样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利用劳工矛盾，搞了不少暴力活动。罗斯福总统上台后，推行新政，改善劳工待遇，缓和劳资关系，扩大民主权利，使得美国从大萧条中复苏，共产党从此失去号召力。1933年厄尔·白劳德出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美国民主是壹切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不过美国民主的扩大和完整化。并修改党章，规定共产主义的任务是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把华盛顿、杰佛逊、林肯们的传统向前推进。白劳德于1944年4月出版了他的纲领性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壹书，“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著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壹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认为民主共和两党制为维护民主权利提供了足够的渠道，美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1943年10月解散共产主义青年团，1944年5月纽约美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解散共产党。美共仅存在23年，其后虽有回潮，又有福斯特重建共产党，跟随苏联，毛泽东还亲发贺电称：“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批判“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70年代盖斯·霍尔任总书记时，又跟著苏联反对毛泽东，但其元气大伤，难成气候。据说现在美国只有壹个老教授还信仰共产主义，其余的只是学术研究，党员的数目仅有三两千人。美共也帮过中共不少忙，抗战时期，受莫斯科指示，误导美国舆论和政府，诋毁中华民国政府声誉，离间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夸大宣传中共的抗战功绩，以及“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将陕北边区描写为“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的乌托邦。攻击中华民国是“封建的中国”，盛赞中共根据地是“民主的中国”，配合中共的“两个中国”论调，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援华。驻华的史迪威将军也要求同等装备共军与国军，让共军开出边区作战。智慧的美国人民，及早告别了共产主义，保证了民族的长久幸福，也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自由民主是人类普世理念，足以摧毁壹切反人类的制度，这仅仅是时间长短问题。如果我们非要说社会主义好，也用不著抬杠，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或者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更好些，这对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之流鼓吹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是壹个绝妙的讽刺。何清涟说：“在洛杉矶，中国新富的‘二奶’们定居的豪华居住区，构成了壹个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色居民区——‘二奶村’。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壹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为。”“……两百多年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过壹句臭名昭著的话：‘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则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洪水滔天。’”[16] 这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盗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心，纷纷投奔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

　　以此看出，不是不可为，而是不愿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多少实际意义，就基本清楚了。我们到中西部农村走壹走，那种破败的景象，无法掩饰的贫困，乡民生计之艰辛，历历在目。从战后废墟上起步的国家很多，即使在亚洲，农民生活的改善，中国也属于最慢的几个国家之壹。仅以全民医疗保障为例，中国医药卫生总体水平仅排在第144位，卫生公平性排在第188位，是全世界倒数第4位。农民的年收入不够住壹次医院。西方国家的全民医疗保障壹般占GDP的10％左右，欧洲高于10％，美国是16％，中国摊在民众头上的不足1％。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如，毛时代的农村也有些象征性的社会主义，有治不了大病治小病的“赤脚医生”（兼职不脱产的乡村卫生人员）及县医院为主体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有基本免费的公办教育，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合作医疗全面推行是在1966年以后的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发表了“合作医疗好”的指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三级预防保健网。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在计划体制下，药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是配给的，卫生站和医院是公立的，不存在获利和创收。政府控制了医疗服务和药品资源配置的权力，并实施低价供给政策，医药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不存在高价高回报的激励机制，赤脚医生以及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在医疗服务中获取利部门或个人收益。政府通过恢复振兴中医，强调使用中草药和中医诊疗技术，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通过赤脚医生的培养，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赤脚医生看不了大病，但对预防为主的日常卫生保健还是有相当大的作用。近些年江南壹带血吸虫病又大规模蔓延，就是乡村医疗和预防体系失效的结果。随著农村分田承包制的改革，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确立，使合作医疗基金筹资面临危机，合作医疗机构纷纷解体。县乡干部属于国家医保体系管理，原来以公社和生产队自筹经费的集体医疗保障体系变为个人出钱到盈利性的医院看病，随著医药费用的猛烈上涨，绝大多数农民沦入有病看不起的凄惨地位。中国的医疗保障是面对向高层的，高级干部医药费实报实销，他们每人每年平均医疗费高达数十万元之多，而用于民众医疗保障的壹年仅有几十元。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医疗资源都被权贵流氓集团无理侵占了。毛时代贫穷，但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总要有壹些与“优越性”配套的福利制度。邓时代强调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国特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穷中国再也无法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只能求助于市场化，于是连毛时代那点可怜的全民福利也壹并取消了，彻底沦为保障少数人特权的体制。

　　在中国人均GDP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壹半的情况下，惟多数人的贫穷才能保证少数人的富裕。对于暴富中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存在实现社会公平均富的动力因素，数亿人的贫困就是中共统治的产物，这是只进行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决非中共政权自身所能化解，他们也不愿意化解，有哪个权贵愿意让出自己的权力与财富呢？中国除了爆发争取民权的国民革命，找不到任何壹种和平转型的办法。在以权力为本位的制度框架下，缺少公民权利法律基础的私有化只会导向最坏的结果——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手中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这是壹种强盗型经济。中国表面上还是公有制占主导，中共还叫共产党，实际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启了由少数人操作的既得利益集团私有化进程。六四运动直接的诱因之壹就是“太子党”集团以双轨制为契机的私有化——权力市场化——倒卖由市场定价的计划外紧缺物质——非法集资圈钱，至今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已经发展到掠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整个国民资源的庞大盗匪集团，并且利用物权法律加以漂白，使之合法化，这是壹场光天化日下的大规模洗钱过程。中共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剥夺民众权利的强盗运动，权贵集团掠夺国民财富从革命战争到公有制，再由公有制到权贵私有化，全部过程的受益者都是中共自己，民众始终处在壹次又壹次被无情剥夺的悲惨地位。这即是中国党富民穷现状的全部秘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