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在AI研究中的禁忌有哪些?
政治正确在AI研究中的禁忌有哪些?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但又相当敏感的话题,尤其在AI研究日益嵌入社会、伦理、文化、政策等复杂语境之下。所谓“政治正确在AI研究中的禁忌”,通常指在某些学术或产业环境中,一些议题因为触碰了种族、性别、宗教、国家、文化、阶层等高度敏感的“政治正确”边界,即使从学术角度有研究价值,也会被压制、排斥、淡化或回避。以下是当前最突出的几个禁忌方向:
🟥 一、种族与智能表现的关联研究
禁忌内容:
探索种族群体在认知、IQ、教育成果、AI使用方式上的系统性差异;
构建或训练模型时标注与“种族”显著相关的变量;
在AI训练数据中对某些种族标签进行建模或刻画。
原因:
容易被视为种族歧视、强化刻板印象;
社会影响极其广泛,历史上已有如“优生学”惨痛案例。
🟧 二、性别差异的建模或利用
禁忌内容:
讨论男性和女性在语言模式、风险决策、编程风格等AI应用中的系统性差异;
以性别为维度设计推荐算法、风控模型、招聘模型等。
原因:
容易被批评为“算法性别歧视”;
当前学术界更强调“去性别化”或“性别中立”的设计目标。
🟨 三、“文明冲突”类文化/宗教变量建模
禁忌内容:
在AI系统中引入宗教背景(穆斯林、基督教徒、佛教徒等)变量;
建立与文化差异相关的行为预测模型(如东亚 vs 西方的合作模式)。
原因:
易被指控为文化偏见或强化“西方中心论”;
涉及跨国价值体系冲突,触及伦理底线。
🟩 四、AI模型在“社会控制”与“治理效率”中的政治价值讨论
禁忌内容:
探讨AI在国家机器中的运用,如社会信用体系、人脸识别监控、舆情审查;
将中国、伊朗等国家的AI治理策略作为正面分析案例。
原因:
在自由主义社会中被视为“技术威权”的同谋;
容易引发人权争议、学术道德质疑。
🟦 五、“不可说”的数据偏见与道德悖论
禁忌内容:
承认数据集本身反映现实不公(比如犯罪数据中黑人比例高);
在训练中保留反映真实世界不平等的数据模式。
原因:
若模型保留这些偏见,容易被认为是“加剧社会不公”;
但如果过度修正,模型又可能变得不真实或效率降低。
🟪 六、LGBTQIA+议题中的模型训练与表达限制
禁忌内容:
构建与性取向、跨性别、非二元性别有关的AI模型或行为预测;
将LGBT身份识别作为模型训练目标。
原因:
被视为侵犯隐私或暗藏歧视;
模型训练中很难界定何为“中立”。
🟫 七、AI伦理话语权的地理不均衡(非西方视角的边缘化)
禁忌内容:
质疑欧美国家设定的AI伦理标准是否普世;
讨论非西方国家(如中国、印度、非洲)对“AI公平”理解的不同路径。
原因:
牵涉“伦理帝国主义”批判;
国际学术期刊通常不鼓励挑战主流伦理范式。
🟨 八、AI替代劳动力的“阶层冲击”问题
禁忌内容:
预测AI技术将主要取代哪些底层/重复性劳动力;
讨论大语言模型将使中产写作者/设计师/教师大量失业。
原因:
易引发社会焦虑;
产业方倾向宣传AI“赋能”而非“淘汰”。
📌 小结:为何这些是禁忌?
这些议题本身并非没有学术研究价值,但在AI研究生态中:
大学与企业深度绑定商业和公众形象;
审稿人、投资人、媒体都受政治气候影响;
AI伦理本身也构成意识形态系统,不容轻易挑战。
📖 参考案例与文献(建议你深入阅读)
Bender et al. (2021) “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 Can Language Models Be Too Big?”
Joy Buolamwini & Timnit Gebru (2018) “Gender Shades”
Emily Bender / Timnit Gebru 对“大模型”风险的批判
“Silicon Valley's Secret Bias” by MIT Tech Review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by Cathy O'Neil
《Atlas of AI》by Kate Crawf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