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20年 朱镕基的“反党罪行”
按：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1998年3月，在担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当一位美国记者问起那段“右派”经历时，一直侃侃而谈、与记者互动频繁的朱镕基，一下子变得表情非常严肃，然后，语调深沉的说：“这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但也是很不愉快的，因此，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
在清华大学，他照样成绩优异，当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结识了他的妻子劳安，1949年10月加入中共。195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在这里，朱镕基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负责东北工业生产的中共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十分欣赏他。在马洪的举荐下，朱镕基于1952年升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
1952年11月国家计委组建时，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进北京，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东北局大概有100多人也随高岗一起进京。马洪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秘书长，朱镕基则成为国家计委属下的燃动局综合组组长。1954年，朱镕基调任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综合组组长。之后，朱镕基担任过时任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张玺是政工干部出身，曾担任过河南省委书记。再后来，朱镕基担任过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是“引蛇出洞”。一些民主人士、知识份子禁不住中共各级领导一劝二劝三劝，以为中共真想听真话，真想整顿党的作风，纷纷以“诤友”身份对中共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比较尖锐的意见。在党外人士、高级知识份子中的“蛇”都被引出洞不久，中共也号召党内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实际上是要把党内的一些高级知识份子，曾经的中共地下党员等引出来，围而歼之。
在此期间，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座谈会，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之后，国家计委各局相继召开各种座谈会。朱镕基最初没有发言，但是为了避免冷场，有关领导再三让朱镕基发言，说，你是国家计委党组成员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啊？一定要他提。于是，当时29岁的朱镕基站起来讲了3分钟。他认为，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和提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当时，朱镕基的直言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是为了帮助中共整风的模范带头行为。直到1957年10月前，大家都认为他提的意见不错。
但是，不久，整风变成反右。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一场大规模清洗党内党外知识份子、让全体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长跪在中共面前不得“乱说乱动”的“反右派运动”爆发。
在中共最高层要求加强清查右派分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帮党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队，排来排去，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以视为“右派”言论。加上朱镕基性格耿直，平时说话没有顾忌，有棱有角，甚至锋芒毕露，得罪了不少领导，到了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成“右派分子”。朱镕基的同事、后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清华大学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朱镕基被划成“右派分子”后，领导的秘书肯定是不能当的了，受到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的行政处分和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从此，“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朱镕基一戴就是20年。
朱镕基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不久，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教一些老干部学习数理化，还当过英语教师。由于他一个人身兼多门功课，被其他老师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师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工作。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分子，就意味着不是党信任的人，所以，朱镕基回到机关后，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调至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虽然此时朱镕基已被摘了帽，但仍然是“摘帽右派”，在政治上属于“内控对象”，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
到了“文革”中期，从1970年到1975年，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最初，干校没有家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干校不得不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极冷，没有暖气，没有水。
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他种过小麦、棉花、水稻，放过牛、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这5年的人生经历是他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朱镕基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感慨很多。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75年，随着文革初期被当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国社会表现出微弱而缓慢的复苏气息。朱镕基回到北京后，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的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工作。
石油部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4年，24年前，朱镕基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任命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是副科级，而24年过去了，47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
据一位了解朱镕基这段经历的人介绍，当时，中共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抬头，但朱镕基对这些歪风邪气有过抵制。一次，他让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买东西，这位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3元钱的发票来报帐。朱镕基很生气，不批准报销，这位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朱镕基经常说的一句话。朱镕基的刚直性格与为人，使他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既恨他，又怕他。
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时，几百人的单位只有一位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这位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啊！”说着，说着，两个人都哭了。这个老人叫周来福，也是管道局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家在北京，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廊坊火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
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一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他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比在机关工作的时间长。
廊坊3年的工作是朱镕基挨整20年的最后阶段。不久，朱镕基被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调回北京，担任研究所下面一个研究室的主任。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这年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划上句号。
在正式为朱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镕基展示从他的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镕基看着那一张张记载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