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街角 中共治下黑帮起落写意
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正当近来云南恶霸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黑社会案件用其残忍和暴戾挑衅中国人的神经的时候，在另一面，中国网民正在网络上用COSPLAY的方式演绎黑社会的“浪漫的兄弟主义”文化。这是一种颇有张力的对比，在两个极端上构建了中国黑社会的图景。
无论何种称呼，“黑社会”的“黑”都可以多个维度的解释，即，它既可以是空间的隐秘“街角”，又可以是政治权力不及之处，还可以是主流文化的化外之地，而在如今的中国，“高级形态”的黑社会越来越表现出他们还是法律的“模糊地带”。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如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掀起“扫黑除恶专项行动”，都是抱着将中共政权延伸到基层的抱负；而在互联网文化世界的一角，中国网民正在为血腥、隐秘、令人生畏的黑社会制造群体身份符号和特殊文化，供网民调侃和娱乐。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中国的黑社会还是中共的“扫黑”，都在发生着变化。
罗瑞卿（左）作为中共建政后的首任公安部长和北京公安局局长参与了对北京黑社会的打击。
清教徒式的使命
当中共行将打败国民党政权，即将从西柏坡开赴北京这个大城市时，显然，这个大都市中的事务对他们都是新鲜的挑战。这其中就包括或明或暗藏匿在这个都市角落中的黑社会。中共清教徒式的道德使命，让毛泽东自“进京赶考”的起始，便将暗藏在北京城角落里的黑社会和娼窑妓馆作为社会治理的起手式。
据称，当时毛泽东曾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一句话，便也奠定了中共红黑不两立的政权格调。从那时起，中共这个红色政权与在历次打黑扫黑中起起伏伏的黑社会便展开了一场“耐力跑”。
彼时，毛泽东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一个黑社会不仅可以半公开存在，而且与当政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社会”。与许多国民党要人，甚至蒋介石本人在其政治发迹中仰赖黑社会助力不同的是，本就怀有“改造旧社会”使命的中共，根本看不惯也不会容忍黑社会的存在。据称，当时北京黑社会势力的中心在杂耍卖艺人聚居的天桥一带。当时盘踞天桥一带的，是自南方发展势力而来的“青帮”，把持北京“青帮”的，是四大“霸天”——“东霸天”张德泉，“西霸天”福德成，“南霸天”孙永珍，“北霸天”刘翔亭。那时的中国黑社会底色非常驳杂，三道九流鱼龙混杂，与地方政权勾连广泛，盘根错节下，非强硬手腕不能拔除。
1951年，中共北京市委在明清皇帝祭天的天坛祈年殿前召开四次控诉恶霸大会，后将四名恶霸判处死刑。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时间中，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民众的大规模动员，以及对基层社会的严厉控制，使得那时黑社会在中国基层基本绝迹。
湖南操场埋尸案等黑社会严重犯罪案件被重新翻出，冲击着日益文明化和法治化的中国社会。（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草莽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共对社会控制一度减弱，许多基层政权涣散，中国黑社会组织重新大量出现。实际上，经过毛时代严厉控制后重新涌现出的黑社会组织，无论是其犯案手法还是组织形式，都呈现出草莽和蛮干的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黑社会杀人、强奸等重案频出，当时的黑社会无论是杀人伤人数量，还是手段之残暴，都令中国民众闻而生畏。所犯罪行许多都耸人听闻。在这个黑社会暴力犯罪最猖獗的时期，中国社会闻黑色变，人心惶惶。
那时的黑社会犯案，由于基层公安或官僚不作为，甚至与黑社会勾结庇护，有些犯案直到今天中共扫黑才被翻出，而其手段之残忍无情，冲击着正在文明化和法治化转型的中国社会。人们不能想象，为何犯罪行为可以如此没有人性。最近爆出的湖南操场埋尸案、云南孙小果案等，都发生在90年代至21世纪初。
今年6月曝出的湖南操场埋尸案，将一起黑社会杀人埋尸的发生于2003年的陈年旧案重新带回中国公众视野。而实施这起暴力犯罪的正是当地的一个黑社会团伙。当现场发现的被压在大石之下的尸体后，中国公众一片愤怒和唏嘘。
同样，20多年前已被判死刑，而近来又被发现公开活动的云南“昆明黑社会老大”孙小果，其严重犯案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媒体翻检出孙小果及其团伙如何用极端的方式侮辱女性时，公众的怒火被点燃。
的确，当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正在向文明和法治转型之时，人们已不能想象得到，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那时的中国黑社会如何草莽而又无情。在如今，背负几条人命案便已是罪大恶极，而彼时，许多黑社会组织所犯下的命案可以达到数十起之多，并且手段残暴，耸人听闻。
如陕西省西安“道北”黑老大魏振海，绰号“小黑”，背负11条人命案。吉林黑老大梁旭东，于1994年至1998年短短5年间作案58起，51人被害；辽宁黑老大刘涌，自1995年成立黑社会组织至2000年被中国警方打掉，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贵州省六盘水市“青龙帮”主要组织者，人称“赵青龙”的赵元良，涉及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共计46宗；甘肃省兰州黑头目马冰冰、丁海晖，1992年至2001年间共杀害13人，重伤5人。
而那时的黑社会也极为“胆大妄为”。如亦官亦黑的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这位把自己的村庄建成为中国“首富村”的黑老大，当天津市派出400名警察奔赴大邱庄缉拿嫌犯时，他煽动并集结人民群众公然与解放军对峙，拿枪支等武器武装整个大邱庄。据经历者回忆，当时偌大的一个大邱庄，交通被全部断绝，来往人员遭受非法搜查，汽车、拖拉机、马车、装满汽油的油罐车堵住路口形成路障，大邱庄就犹如一个军事堡垒。
这在今天，简直不能想象。中国坊间将这些黑社会组织冠以“十大黑帮老大”的称号。
而在这些黑社会组织覆灭之时，他们的保护伞也纷纷落马，如辽宁刘涌案中，原沈阳市正、副市长慕绥新、马向东等高官落马；山西第一黑道老大李满林，诨号“三马虎”，其“保护伞”是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
这些副省部级高官充当保护伞，难怪乎如今中共再度进行扫黑时，面对查处的那些不够分量的保护伞，要批评某些地区“只打‘小伞’，不打‘大伞’”。
实际上，黑社会一直作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范的副产品存在，在市场治理失效的某些角落，黑社会以其偏离官方的准则填补权力空间，大量黑社会组织以产业自治组织的方式存在。如闻其名即令人哑然失笑的“拉面帮”，以及“肉霸”“菜霸”“砂霸”“运霸”“路霸”等，便以肉、菜、挖沙、运输业为依托。
以“拉面帮”为例。兰州拉面是中国常见的地方风味面食，几乎在中国每个大中小城市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而实际上，“拉面帮”便是在市场经济中孕育而生的，这个自称为“兰州拉面协会”的组织，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压制竞争。如在他的帮规中规定，在自身成员经营的拉面馆600米范围内，不允许其他拉面馆存在，否则便群起攻之。
对于经历过香港黑社会影视作品熏陶的一代中国人来说，黑社会想象中的“兄弟主义的浪漫情怀”对他们而言有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诱惑力”。（微博@国中情趣）
“兄弟主义的浪漫情怀”
实际上，黑社会并不是一个经常可以被明确定义的组织。特别是对于置身其外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从真正判断一个人或一伙人是不是黑社会，因而，他们如今用了一些特殊的外在特征定义黑社会，如纹身、大金链子、或简单的只是“面露凶相”。这是一种朴素的认知。
在中国民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滩》、《古惑仔》系列等大量香港黑帮片的涌入为街头混混提供了形象示范。
在这个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娱乐产品刻意抹掉了真实场景中的血腥画面。如同美国电影《教父》中被洗白了的黑帮“教父”一样，来源于香港的影视作品中标志性的吸烟动作、手持砍刀、赤膊光膀、身背布满纹身的形象，组织忠诚以及哥们义气，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提供了一个被改良了的黑帮文化，一个兄弟主义的浪漫情怀。
在古惑仔文化的影响下，那时许多中国年轻人也仿照着成立秘密的班级地下“黑社会”，煞有介事制定会规，如不准跟父母顶嘴，拾金不昧还有要伸张正义。在街头，少年们模仿着古惑仔的形象和腔调。而如今，受古惑仔影响的一代人又将这种文化带到了中国网络上，于是，在抖音、快手等中国民间视频网站上，COSPLAY想象中的黑社会已经是一种受追捧的文化。这种文化，对经历过古惑仔熏陶的一代人而言，具有旁人不能理解的“神秘诱惑力”。
如在抖音、快手上曾红极一时的“天安社”，这个名称像是黑社会的组织其实只是一个由中年男性组成的短视频Cosplay团体，早期致力于在快手上扮演黑社会社团故事，一段天安社全员脱光上身分排站立，露出啤酒肚和文身的视频，让其快速成为快手上的“第一网红天团”。而面对“黑社会”的质疑，“天安社”反驳称“我们的宗旨是：爱国爱党，不忘初心”，更像是一出黑色幽默。
相比于日本这个黑帮可以公开存在的国家，以及国民党政权治下黑帮可以半公开活动，中共表现出了对于黑社会组织的“零容忍”态度，每当中共认为黑帮已经开始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甚至开始插手中国的基层治理时，中共便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扫黑运动。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中国黑社会似乎已经迈过了其明火执仗的草莽时期，开始向“软暴力”犯罪以及隐蔽的“高级形态”转移。
这些正在步入“高级形态”的黑社会组织藏身在中国尚不完善的法治的“街角”，在黑社会“进化”的同时，中共对黑社会的打击也正在从毛时代的“公审”、邓时代的“严打”、薄熙来的“打黑”，迈向习时代“依法治国”愿景下的“扫黑除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