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宏伟失踪之谜 中共到底忌惮什么
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原本被寄予协助中国打击腐败的厚望。然而，他自己也被抓了。
高歌(Grace Meng)的丈夫在一次例行公事前往中国后失踪，九天后，她慌乱地拨通了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联系人的电话，报告她的丈夫不见了。
孟宏伟是中共高级别党员，高歌曾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不祥的警告。他给妻子发送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去年9月份抵达北京当天下午12点30分发送的，内容是“等我电”，后面还有一个屠刀表情符号。
她觉得短信里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得罪了中国权力巨大的主席，要被送到监狱里去了。
头一周，她还盼着丈夫能获释，认为他同时可能会对未能实现党的理想致歉。后来，在国际刑警组织里昂总部协助他工作的中方人员也不接电话了。再后来，有一名讲中文的男性打电话来威胁她说：“别说话，听着，我们有两队人来找你。”当日，她家的安全警报多次鸣响。
高歌约了国际刑警组织里一名相熟的波兰官员在里昂某熟食店后面见面，她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中国政府拘留了我的丈夫，还想绑架我。”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想争取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公安部高官能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原本称得上是一项外交成就。中国想在国际执法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希望国际刑警组织能协助中国抓捕涉嫌贪腐的外逃人员。在国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名为“猎狐行动”的打击运动。
而没想到的是，领导这一行动的孟宏伟居然成了抓捕对象。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表示，抓捕孟宏伟的理由是收受贿赂，以及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妻谋取金融界高级职务。沉寂数月后，中央纪委于3月宣布孟宏伟“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并发现他“肆意挥霍国家资财满足家庭奢靡生活”。4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宣布孟宏伟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曾是中国在海外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
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并未回应置评请求。
高歌以及与其丈夫共事过的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否认了这些指控。他们表示这些指控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扩张的一部分。中国已明确表示对孟宏伟无法让国际刑警组织与中国的议程保持一致感到不满。
孟宏伟自9月25日在北京被拘以来，一直没有消息。
他在法国定居，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四年任期已经过半。在于米其林餐厅举办的餐会上，他曾向西方领导人保证，中国将协助壮大国际刑警组织，并加强其代表的国际秩序。
与孟宏伟共事的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人员称，在幕后，这位64岁的公安部官员既要应对国内上级的要求，支持中国的反腐运动，同时又要应对官僚斗争，以扩大该组织主席的权力，对日常政策有更多控制权。
这是中国官员首次执掌规模虽小但受到尊敬的国际刑警组织，该机构自1923年以来一直协助执法部门追踪跨境嫌犯。
国际刑警组织不参与对犯罪活动的调查与起诉。其最重要的工作是维护“红色通缉令”数据库，“红色通缉令”通知世界各国，有逃犯入境他们的国家。收到某国通缉犯姓名后几分钟内，另一个国家的警察就可以收网抓捕。
近年来，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政府将红色通缉令作为政治工具，导致警察在各国边境抓捕异见人士。
据知情人士透露，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没有发出中方需要的红色通缉令。他与国内高层关系十分紧张，他甚至做了任期结束后定居海外的安排，这个逃亡计划被认为具有风险，因为他对党内秘密知之甚深。
他的妻子本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半年了，没人知道孟宏伟在哪里。自从丈夫失踪后，她一直居住在某秘密地点，酒店房间门口有法国警方守卫。
国际刑警组织发言人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孟宏伟被捕与中国有关，国际刑警组织不能干涉主权事务。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前任和现任成员，以及熟悉其工作的律师、分析师和学者。孟宏伟担任主席期间的详细情况来自曾与他密切共事的官员、会议记录以及带着两个孩子在法国寻求庇护的高歌。
高歌表示她认为常有中国便衣警察在法国街头跟踪她。安保人员时常改变她的行程，避免她遭人绑架。
她说，由于中方的压力，国际刑警组织的领导层对此案一直保持沉默。
2016年，在巴厘岛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选举会议上，孟宏伟成功上位。一名出席会议的国际刑警组织高级官员表示，一个中国代表团在现场游说小国投票，承诺将向他们的政府和警察部门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孟宏伟曾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逾十年。此前他曾担任中国海警局局长，同时兼职公安部副部长，领导近200万公安干警——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公安部一直被称为中共的“刀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称其是“臭名昭著，滥用职权的机构”，在全国运行着一个“黑监狱”网，也就是秘密拘留中心。
美国执法部门并未推出候选人。美国对国际刑警组织的领导地位逐渐让美国的部分亲密盟友感到厌烦：911事件后，美国推动该机构采取激进大胆、成本高昂的反恐措施，2008年经济衰退后，这些措施很难获得资金支持。
而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定用途是防止强大的独裁国家滥用权力。该组织于一战后成立，在希特勒横扫欧洲过程中曾受纳粹控制。1945年后，其领导人制定了新章程，旨在防止该组织再次落入其他极权国家的操控。章程中的规则规定，每个国家都有一票投票权。
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这个原本以欧洲成员国为主的组织陆续接纳了几十个新成员国——其中就包括1984年取代台湾的中国大陆。2016年，这个原本的欧洲警察联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90个成员国（如今是194个）的复杂组织。至于如何行使国际刑警组织的权力，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愿意遵守西方的民主理念。
孟宏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这是自二战以来，首次有专制大国的代表成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由13名成员组成的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中，那些对孟宏伟的上位持怀疑态度的西方国家代表心头拉响了红色警报。执行委员会由主席管理，负责制定国际刑警组织的政策和方向。
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期间，孟宏伟曾要求位于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主要信息交换所发布红色通缉令，此举被人权观察等观察机构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追捕流亡异见人士。执行委员会成员担心，担任主席后，他会推动更多的红色通缉令，或同意其他潜在的职权滥用行为。
上述知情人士称，他们明白，不能让他改变这里的传统，把组织导向另一条路。
2017年2月，首次参加执行委员会大会的孟宏伟表示，自己有志成为国际刑警组织历史上最积极主动的主席。
他的前任们既无薪酬，也无实权，每年需前往里昂两次。国际刑警组织的前任主席中很少有人当选后离开祖国或放弃原来的日常工作。
按照惯例和规定，真正掌权的是五年选举一次的秘书长，他手握该组织的预算权。
会议纪要显示，孟宏伟说这种情况该结束了。秘书长应该执行命令——而不是下达命令。他说，总秘书处不是做讨论、下决定的地方，这是执行委员会的职责。
此话一出，孟宏伟就和秘书长Jürgen Stock有了冲突，Stock是一名任职已久的德国警官，他注重程序，接受过学院教育，一些同事说他为人内向，不爱与人争执。Stock很少公开反对孟宏伟，私下里却用自己的方式设置一些官僚式的障碍，例如引用内部规则驳回孟宏伟调整国际刑警组织预算的要求。
国际刑警组织拒绝让Stock出面接受采访。
孟宏伟带了四名中国助手进驻办公室，并在中国配了一个全职翻译团队，将大量文件翻译成中文，国际刑警组织原本以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为主，如此一来就产生了文化冲突。与这位主席密切共事但不会说中文的人员表示，有被排除在外的感觉。
曾与孟宏伟密切共事的人士表示，孟宏伟周围的人都清楚中国想从国际刑警组织得到什么。国际刑警组织曾多次拒绝对中方所谓的逃犯发出红色通缉令，令中方颜面扫地。知情人士透露，执行委员会成员开会时经常有激烈争论，令翻译们应接不暇，起因就是孟宏伟想让国际刑警组织与中方目的保持一致。
但孟宏伟也有摇摆不定的时候。成为该组织主席后，他曾抱怨各国滥用红色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他是在以最安全的方式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一名前成员回忆道，“他曾说‘我是整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该成员还表示，孟宏伟还说“我必须尊重整个组织的规则。”
孟宏伟例行在里昂的米其林三星餐厅Paul Bocuse与来访官员以及同事共进晚餐时，向对方保证，对于国际刑警组织这类受到民族主义和独裁趋势阻碍的国际机构，中方会协助其壮大。
这些丰盛的餐食对一名中国官员是有风险的，因为他的祖国正在大搞反腐运动。中国警方逮捕了不少有这种铺张行为的较低级别官员。
为了奉承上级，孟宏伟推动国际刑警组织支持习近平著名的“一带一路”外交政策，这是一项为国际公路、港口和铁路提供资金的承诺。他认为，中国用于升级警察装备的贷款促进了国际合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国际刑警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对此表示反对，称该组织不应为政治背书。
孟宏伟还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即在苏黎世建立一个国际刑警组织战略研究中心(Interpol Strategic Studies Center)，研究国际警察合作以及他四年任满后可能会参与的其他课题。他希望执行委员会能独立于秘书长办公室，有自己的预算，可以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秘书长Stock采取行动破坏了他的计划。这位曾经从事犯罪学研究的学者希望这个混乱的跨国组织能有秩序，守规定，他认为孟宏伟是在破坏自己的努力。与两人都共事过的人士表示，Stock是在强压怒火。
国际刑警组织的部分官员认为，关于苏黎世的提议似乎不太像为中国谋利，倒更像是他为自己卸任后不回国找的一块安全处所。他的家人来到法国后，他指派助理去办签证申请，并没有通知中国外交部。
2018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对住在德国的维吾尔族活动人士Dolkun Isa的红色通缉令，20多年来中方一直想以恐怖主义的罪名引渡他。
尽管孟宏伟办公室对红色通缉令数据库的影响力有限，此举还是招致了中方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对国际刑警组织撤销Dolkun Isa的红色通缉令表示不满，Dolkun Isa是恐怖分子。
此前Isa曾否认所有刑事指控，并谴责恐怖主义，称自己受到政治迫害。
高歌表示，自己和丈夫见到一些老友（部分还是党内高层）下台，很是紧张。公安部八名副部长中有一人因腐败指控被判入狱。
“有时候我们认识的人消失了，我们会说，‘天哪，为什么。’”她说，“但那时候，我们是为朋友担心，我们没想到未来自己也会落入同样的境地。”
作为一名职业警察，孟宏伟大部分时间都投身工作。闲暇时，他会认真阅读自我激励的书籍以及流行的非虚构类书籍：《智人：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或是《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Built to Last: 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
高歌出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她在北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前不久认识了孟宏伟。婚后，她曾为投资基金和一家保险集团效力，担任过董事会和管理层职位。
高歌否认了对其丈夫的贪污腐败指控。 图片来源：ED ALCOCK/M.Y.O.P.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孟宏伟被捕后，中共称孟氏夫妇贪污腐败，毫无党性原则，“特权思想极其严重”。中共称，高歌在金融界获得的高职位是企业向其手握权力的丈夫进行的一种贿赂。
高歌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拒绝对自己的职业发表评论。
在国际刑警组织任职期间，孟宏伟有时会回国参加简报和战略讨论会。他9月25日的中国之行似乎很正常。然而在他抵达北京后，高歌被他发来的屠刀表情符号吓了一跳，因为他不是发这种不祥信息的人。高歌很快拨打了他的电话，但他没接。
她几乎是几天几夜不休不眠地等他来电。诡异的事情接踵而至。有位她多年没联系的中国商人此时突然打电话来，坚持请她乘坐私人飞机前往捷克共和国，协助他做一笔商业交易。她拒绝了。
次日，他又邀请高歌和他一起去度假——或是参加关于美国贸易战的会议——总之就是换着理由叫她上私人飞机。高歌能感觉到他很紧张，于是决定无视他。
她的手机神秘地没了信号。她用备用手机给丈夫的中国助理打电话，但他们的手机关机了。
她几乎没告诉过任何人这个新号码，但很快就有身份不明的人反复打电话过来。
最后，她给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波兰朋友打了电话，对方告诉他，国际刑警组织也一直在联系她丈夫，但中方警察告诉他们，孟宏伟在当地度假。她不相信。
她搬进了一家酒店，另一位国际刑警组织的朋友向法国警察报了警，警方派人来在酒店房间周围守卫。
次日上午，她带着七岁的双胞胎孩子在酒店餐厅吃早饭，一对中国男女走了进来。其中的秃顶中年男子去前台询问高歌的房间号。前台拒绝回答。
警方护送高歌和孩子上车更换酒店。她很快就躲了起来。
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向她提供她丈夫的消息——前提是她愿意独自前往大使馆，不让警方陪同。她拒绝了。
10月6日，一个中国代表团拜访了国际刑警组织。他们带来了一张纸，上面用英语写了一句话：“本人被怀疑违反法律，自愿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
纸上没有签名。据称这是翻译自孟宏伟前一天在北京签署的供词。中国代表团还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此事发表公开评论时要与中方保持一致。国际刑警组织对此要求不予置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排中间）2017年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刑警组织会议。合影中孟宏伟就站在习近平的左侧，秘书长Jürgen Stock站在右侧。 图片来源：LINTAO ZHANG/PRESS POOL
Stock接受了辞呈，他发表声明称其为中法两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举引起下属强烈抗议，他们怀疑孟宏伟辞职是否是自愿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他们质问Stock做了什么来支持高歌和她的孩子。“意思是我们哪天也消失了，你压根就不在乎？”刑警组织的一名西非官员问他。执行委员会成员则问Stock为什么不去访问中国。
Stock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因为中国政府已从技术上将孟宏伟从其驻国际刑警组织的代表团中除名，所以他不能担任主席。她说，这是中国的事。
11月，一名韩国人当选新主席，接替了孟宏伟的位置。
高歌表示自己没有收到国际刑警组织的任何消息。负责她安保细节的人员表示，中国大使馆官员曾向法国政府询问打算保护她多久。
法国内政部(French Interior Ministry)未回应置评请求。
有些神秘的推特账户每天都会发布针对她的信息，暗示她从孟宏伟涉嫌贪腐中受益，其中一些是从没有粉丝的账户中复制的。
“对中国也好，对国际刑警组织也罢，这都是无稽之谈。”高歌说，“他们是专业警察。那么好的声誉……他们毁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