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背后的人 客居纽约20余载
如今，他年过八旬
在美国自在生活，真如半隐之侠
2006年，张北海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船坞。摄影/谭爱梅
1994年, 58岁的张北海客居纽约二十余载，头次因为生病住院。他从联合国翻译的职位退休已有两年。做翻译时闲不下来，把亚非拉美跑了个遍，这时望着医院白色的天花板，不免感觉无聊，总要干点什么，他在心里盘算。最珍爱的还是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玩意儿——《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病床上，他决定圆自己写武侠的念想。
出院后张北海回到自己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双层公寓中。年轻时他为就近与苏荷区的艺术家交往，在当时还是废弃工业区的翠贝卡区置下这套公寓，如今阴差阳错成了曼哈顿的黄金地段。背面是大名鼎鼎的SOHO艺术区，周边高档商店、艺术画廊鳞次栉比，翠贝卡倒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自从退休后，张北海几乎半是隐居此地。他很少接电话，保持着每天下午写作的习惯。
五点的阳光穿过曼哈顿西海岸的哈德逊河和重重玻璃幕墙，打到张北海的窗前。阳光好像有魔力，变了个戏法，就把眼前的玻璃幕墙换成老北京城墙。张北海仿佛回到哈德门的城楼上，看见一个内穿西装、外披中式大褂的年轻人，走在秋阳里。他的目光追随这个身影，从东四南大街一路朝北，走到东四十条胡同口时右行，又走了几里，转身没入胡同南侧的一个小巷子，推开一扇老宅的大门。
这是他家在北平的的旧居，他在这里从出生住到九岁。在小说《侠隐》中，张北海把它分配给了美国医生马凯。
张北海写过很多有关纽约的散文，90年代大陆艺术家如陈丹青、阿城初闯纽约时，读他的散文扫盲。但谈到创作小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自己对纽约的人与事没那么有把握，因而将目光重新投向北京。
《侠隐》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那一年张北海刚刚出生。把故事设定在1936年，而不是自己长大的40年代，是因为矛盾复杂的年代能最大化地凸显“侠”所遇到的冲击。
军阀、汉奸、党团、洋人、特务、间谍，种种人事交汇于此时此地，张北海迷恋这样的历史复杂性。时局波澜丛生，先是殷汝耕在华北成立日本人的傀儡政权——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接着是内蒙宣布独立。日本的爪牙势力开始从伪满洲国铺向华北、西北。 北平的街头，一批东洋浪人现身。他们武艺高强，勾结本地汉奸，服务日本势力。
与此同时，侠的势力在衰落。当铺、镖局被银行、邮局取代，从前或多或少被这些产业供养着的江湖也没落不少。社会正大变，金戈铁马抵不住坚船利炮。新环境下生存，侠要懂得隐。上世纪20年代，王度庐小说里的大侠，不骑快马，倒是像普通人一般乘火车，剑藏在破伞里紧紧挨在身侧，没有急情绝不示人。
张北海欣赏这样的小说，他想写的，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侠。不仅是侠的伟大，还有侠被掣肘，侠的不安。
游侠李天然，就在这时登场。师门叛徒勾结东瀛奸商，暗杀李天然师父一家三口。天然逃过一劫。来北平行医的美国医生马凯救起他，把他送去美国求学、整容，一去多年。回国后天然一心复仇，追查仇家的过程中，结识了暗中帮助他的蓝青峰。事实证明，仇家投靠日伪势力，仅凭自己，很难一举端下。与此同时，蓝青峰的身份也呼之欲出……
1936年的中国已经过几轮变法，几轮革命。从前庙堂与江湖之间相距遥遥，基本各安其事。而从现代化的政法观念全盘接管社会以来，法与义越来越不能相容。“侠”的义理与江湖规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李天然想不明白，什么时候开始报仇变得这么麻烦。不与官方背景的蓝青峰合作，报仇就没有“合法”的理由，然而不投官，却是师傅留给自己的遗训。侠者，必有一份自己的独立性，不为任何人、任何组织卖命。李天然最后违背师傅的教诲，与蓝青峰达成合作，在张北海看来，实非共赢，而是不得已，因而事成之后即隐身而去。
7月2日，姜文（右一）等在《邪不压正》拍摄现场。
有人说张北海写的不是武侠小说，张北海并不驳斥。《侠隐》讲的是“侠”困在国恨与家仇的夹缝里的故事，更多是无奈和困惑。他要写的，正是侠的终结和老北京的消逝。
以现实冲突烘托出侠的形象，要求小说在创造手法上必须求实。张北海几乎动用了家族历史的所有资源作为小说写作的素材。蓝青峰的原型是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参加过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从事过国民党情报工作，曾任天津电话局局长，坚定的国民党反日派官员。蓝田偷考空军，则有自家二哥的影子。上美国学校的蓝兰，是张北海自己的身影。
张北海把童年记忆、史料、虚构糅在一起，炮制出一道张氏北平风味。小说里人物吃的煎饼果子、烧饼果子胶圈，炒肝儿灌肠是他童年的桌上餐。“都一处”“一条龙”是当年北平著名饭馆。西餐厅的描写，则根据的是记忆中去过的“中国面包行”及北京饭店的西餐厅。
更多还原必须倚仗史料的记载。为求扎实，1974年起，张北海每隔两年就回京一次，收集资料。依据近百本老北京的参考资料，张北海还原北平日常的衣食住行、街容巷貌。工作做得很细，连李天然供职的《燕京画报》上的刊载的花边新闻都有原型对应。80年代，张北海在京寻得共三十册《北洋画报》，《燕京画报》上的内容即是从那里来。
为写《侠隐》，他花的最大的一笔钱是1800美元。他寻到一份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北平街道图”，雇技术人员将比例尺寸不同的分区图整合到一张北京内城外城总图上。依照这份地图，他做文章，布局谋篇，笔记本上画了许多张详尽的地图与人物关系网。蓝青峰与李天然固然是虚构，但是在作品中隐约点到的背后的大人物，阎锡山、张自忠，以及二十九军、蓝衣社却全部真实存在。
手中掌握的真实材料越多，他的虚构也越有力。渐渐化笔为针，将真与假的经纬线交织起来，越来越密，直到普通读者再难辨认出真实与虚构的分界线。正如王德威所言，《侠隐》是“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
叛逆与达观
张北海数不清自己换了多少学校。天津法国幼儿园、重庆德精小学、北平美国小学、板桥中学、台北美国初中和高中时的强恕中学……张北海认为频繁迁居转学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并非在学业上——他本就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如今读书写作也全凭自己兴趣。更深的影响是在性格层面，频频迁居转学让他“早就没什么家乡的感觉了”。如今年过八旬的张北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尽管为人谦和，张北海身上却同时透着天资聪颖和混不吝的劲儿。他是那种不费力就能考高分的学生，但绝不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在北京受过三年的美国学校教育，已使张北海外在变得“美国范儿”了。上世纪50年代台湾中学盛行的大陆传统家长式教育与日本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威式教育，是压着张北海的两座山。
在学校张北海戴棒球帽，穿牛仔裤、回力鞋。上课喜欢提问，和老师据理力争。课下和女生有说有笑，一起约饭。这些“不端行为”使他一入校就受到板桥中学训导处主任的“特别关照”。主任要求张北海每天升旗后、第一堂课前来训导处，找出尺子递给自己，再伸出左右手掌，各领十板。张北海每次必到，却毫无改正。没有办法，学校找了一个莫须有“泡茶室玩茶女”的名头将他开除。
父亲知道儿子是怎么回事，并未责备他，只是让他在家先待一阵。张北海每日在家练练字，写写日记，读读《文选》，打打球，偶尔还看场电影。日子过优哉游哉。不出三个月，台北美国学校成立初中部，张北海随即转去。等到进台湾本土的强恕高中，刺儿头的老毛病又犯了。仅仅一学期，张北海受到记两大过两小过及留校察看的处分，直至毕业也没撤销。好在学习依然优秀，毕业后顺利升学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
当时同龄的朋友、同学，不乏有人发愿毕业要做医生或律师，或入政坛，张北海却从来没做过这方面打算。父亲曾经评价他，“文艺什么都好（张北海原名张文艺），就是没出息，好在有福。”张北海后来品味出这句话的含义，自己身上有种随遇而安、乐于欣赏的气质，这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兴致勃勃。
他曾在金门岛上服兵役，被分配驻守金门岛和大陆水域之间一个四周环水、方圆600公尺的小岛。岛上寸草不生，饮食只有罐头，淡水全靠金门定期补给。任谁去都要叫苦的差事，他却觉得自己在南太平洋小岛上度了六个月的假，并利用这个假期看完了《战争与和平》。
回看自己在台湾度过的青少年时代，张北海也抱着类似的心态。差点命丧金门，被学校开除、记过，这些可能会毁掉一个少年的事，似乎都没有给张北海留下太深的印记，甚至当在回顾这段时期时，还将之视为相当顺利，这或许是因为尽管大环境严苛，张北海的家庭环境相当宽松。张北海的父亲虽然留过日，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亲英美派，做派较开明。张北海本人也认为自己在台湾过的是并无后顾之忧的典型中产家庭生活。
然而抽离个体经验看台湾社会，尤其是远赴美国后回看，张北海认为，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非但不鼓励、反而打击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整个社会的总体政治气氛压抑、令人窒息。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最终选择去洛杉矶读比较文学，直奔令他魂牵梦绕的好莱坞电影大本营，并从那里又辗转纽约，开始自己在美国的游侠生涯。
从游侠到暇隐
以半生和一生为单位，张北海有两件事可以引为谈资。其一，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住址，辗转于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其二，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工作。写游侠故事的张北海，如果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也是一段当代游侠记。但如果要为张北海的足迹找一个圆心，那一定是纽约。
王德威说“张北海特别喜欢让他的小说人物走路”，现实生活中张北海与笔下的人物一样，是个酷爱走路之人。漫游于曼哈顿之际，他以敏锐不知疲倦的双眼观察城市，一个粗心大意的游客可能会错过的细节，比如纽约六号线地铁车厢内铁皮顶上，用细如蚊蝇的字体刻着的布罗茨基的诗歌，张北海不会放过。
或许可以把他称为城市博物学家。他的视域确实广阔，上通摩天大楼顶部装点着天际线的水塔，下达马路地下为城市运行做功的血液系统——地下的淡水、蒸汽、煤气、排污管道、电力电话电报电视缆线……
他也是城市生活家，哪里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牡蛎，哪里有最好喝的纯麦苏格兰威士忌，乃至曼哈顿的公共厕所分布，都被他有心地记住了。二十年来他孜孜不倦而且兴致盎然收集这些城市碎片，在杂志专栏成文以飨读者。
对曼哈顿的标志性建筑：百老汇、时代广场、中央火车站，张北海了然于胸。他最好看的文章之一，就是以地标为切入点，纵深读解剖析纽约城市景观变迁来龙去脉，往往能挖到意想不到的历史富矿。读张北海的文章，读者可以了解到纽约百年来市政交通、公共设施、城市景观、绿化建设方面的政策与景观变迁。
除专栏作家，张北海的另一个身份是在曼哈顿东侧的联合国大厦做翻译。这两份工作都不需要西装革履，让张北海颇为得意。联合国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借工作之机，他得以游历世界各地。二十余年，张北海跑遍全球六七十个国家。甚至曾经为体验非洲生活，特向联合国申请派驻去非洲工作三年。
在东非肯尼亚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时，张北海得知家中男佣赫特朗因为出不起五百头牛，妻子玛莉被扣在岳父家里。张北海听后当即决定，自己替赫特朗出那五百头牛的钱。钱付过后，把玛莉接到内罗毕的第三天她就逃跑了。有人说那姑娘有个青梅竹马的情人，她寻找自己的真爱去了。同事善意提醒张北海，别是合起伙来诈骗。张北海没有再追问赫特朗和玛莉的下落。这件事过后他告诫自己，不要太急于拥抱陌生人。但另些时候，他不禁又想，或许玛莉真的因为自己冲动的侠义之举，找到了真正的爱人呢。
在纽约，张北海更是当仁不让的一“侠”。1980年代，张北海的客厅是中国艺术家前往纽约拜码头的第一站：关锦鹏带着张曼玉等“三个女人”住在他家，拍摄电影《人在纽约》；王安忆随母亲茹志鹃第一次赴美访问时，也落脚在张北海家。陈升在纽约要找录音棚，有人跟他说，找张北海。他认识的怪人多。张北海的侄女张艾嘉陪陈升登门拜访，张北海见到陈升第一句说，来，陪我喝酒。
两岸三地的艺术家张大春、阿城、李安、陈丹青、木心等等，围绕张北海的这些名字，浮动着一个若隐若现的文艺江湖。
然而张北海在纽约华人艺术圈是更为奇特的存在。从70年代到90年代，他始终在场，却是半隐状态。从始至终，他没有辞去自己联合国那份翻译的工作，纵身投入文艺事业。他和“苏荷世代”的那一批赴纽约闯荡台湾艺术家关系虽好，却也是以局外人的视角，为他们在纽约的打拼回顾立传。
直到六十岁之前，张北海才写出自己第一部小说，这恐怕多少因为他随缘的游侠性格。曾经有人问张北海，“你和张大春都写武侠小说，两人有何不同？” 他回答道：“他是有表达的抱负在，我只是写一个故事。”
张北海觉得自己性格不适合写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对文字与结构的营造要求更高，没有机会让人慢慢道来。而他花了整整六年，才写好《侠隐》这本小说。小说25万字，共四十二回，其中每一章都写了至少两三遍，再又删改不下十来次。《侠隐》完成后，他明确表示愿望达成，就此搁笔，此后不再写小说。
或许郑愁予赠给张北海的两句话：“山中海上游玩世界，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能最好地概括他的状态。如今完成心愿的张北海，平时在家吃饭，偶然会去咖啡厅吃一客培根与煎蛋，有空也会去河边大道、中央公园、百老汇大道散散步。就像了却心愿的李天然，他过上了真正的“暇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