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竟曾利用儿童秘密掌控越南
1966年12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叫北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在中国为北越儿童创办学校的协议，由中国提供场所、资金和设备。当时，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势头强劲，河内希望把学生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项跨境教育行动真正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它摧毁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并导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但中国愿意为北越找地方，因为这样做符合更高的地缘政治目的：与苏联争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
这些学校不仅仅是基本的教育场所，它们的目标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创办“一所先进的社会主义学校”，来培养越南的下一代。它们要灌输革命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精神。到参军时，学生会成为心甘情愿且热情高涨的战士。老师必须教胡伯伯的五条准则，并灌输北越的政治议题，以确保这些孩子明白，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家庭支离破碎、家园被摧毁，都是因为美国敌对势力。简而言之，目标是让孩子们渴望政府召唤他们与美国人作战。
1967年12月，三所学校并入越南南学区，新系统实际上已经启用。到1968年8月，大部分施工结束，双方举行会晤，商讨未来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强学生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纳入就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反美战争的经验教训展开的交流。双方还决定，越方人员回国时可带走所有教学设备和武器（之前的协议中没有提到武器）。
该系统包括七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干部和老师。很多学生是在与法国和美国作战期间丧生的干部和党员的子女。学生来自越南不同地区，有南越的，也有北越的。据报道，他们代表了大约30个民族，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民族。他们抵达的时间、之前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都不同。
但这个计划也存在不足之处。学校集中在一块有限的土地（不足一平方公里）上，缺乏足够的教室空间和居住、户外活动、生产或社交活动空间。此外，尽管出身政治家庭，学生们在政治信念上却存在令人头疼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群体遵循河内的路线。他们“受到党和胡伯伯的关怀，因而仇恨美国和出卖国家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南越反共人士。这个群体中的学生“有社会主义血统，绝对信任胡伯伯和越南劳动党”。与这个群体相对的，是据一份报道称经历了“腐朽的美国影响”的学生，他们缺乏纪律、民族认同感和对国家的热爱。
北越教育部的评估显示，除这些困难外，还存在师资短缺和老师教育水平非常低的问题。很多老师想回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革命精神，因此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比如男女干部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和违反社会主义教育原则，如殴打或严厉管教学生。
管理人员也是一个问题。据一项分析称，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受旧习俗和落后观念的影响”，这些取代了友谊、爱和服务的革命观念。据北越教育部称，他们的恶劣态度压倒了他们对党和党的青年组织的承诺。物质方面的问题加剧了思想上的困难。生活区过于拥挤，不符合卫生要求。教室里设备不完善。有时，年龄相差悬殊的孩子不得不在一起学习。教材迟迟不能到位。
作为这个越南教育体系扩展项目的东道主，中国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是扶持对象的团结。中越共产党亲密同盟之间的这种感情，在抗法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当时，中国提供了持续作战的物资，越南则报以感激和效仿。中国共产党人把越南共产党人的胜利视作自己革命议题的延伸。
第二则是考虑与苏联争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以及在包括越南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中俄竞赛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并一直持续到了60年代。为越南盟友在边境之外不远处提供一个安全地点开办学校，这是苏联无法为越南提供的，同时也可以借这个地方来培育实际的协助，塑造一种让人有好感的荫主形象。
最后，这个计划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支持这场能阻止美国侵入中国境内的战争——使美国不再对中国自身构成那么大的威胁。
尽管困难重重，这个体系仍然维系了下来，直到1975年中期学校解散，所有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返回越南。那一年北越眼看就要战胜南越，对处于安全地带的教育设施的需求已经没那么大了。不过中越关系也在恶化。河内对西贡的最后进攻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在统一了南北的共产主义政权眼里，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一个威胁。等到1978年中越开战时，可能有一些越南士兵是曾经在中国国土上读过书的，在中国的学习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