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人民应该为刘晓波的自由大声疾呼
作者/陈光诚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的同胞刘晓波，因起草了呼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政治宣言《零八宪章》，已在狱中关押了八年。
如今，这位61岁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罹患肝癌，中国当局拒绝让他前往美国接受医疗。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受到监禁本已极为恶劣，而中国在他患病一事上的处理方式，更是应该足以令任何谋求与北京拉近关系的政府或企业三思。
但刘晓波所受的待遇远非常规，这一点从他获得保外就医以及中国政府对外界干涉的谴责上也可以看出来——这表明当局存在担忧。显然，北京担心如果这位著名的异见者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想起近日美国公民奥托·瓦姆比尔(Otto Warmbier)的遭遇，他在去年被朝鲜监禁，由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他于今年六月获得释放。在去往这个与世隔绝的王国旅游时，他还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如今却在昏迷状态中回到俄亥俄州老家，几天后便与世长辞。朝鲜至今仍否认曾有过任何不当行为。
和朝鲜等威权主义政权一样，中国向来有野蛮、说谎和自欺欺人的倾向。我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明白了这一点。
我是一个活动人士和律师，主要关注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包括残暴的独生子女政策。2005年，为了对我的工作进行报复，中国当局对我和我的家人开始了持续七年的迫害。我被绑架，关入监狱和看守所，因“扰乱交通秩序”的虚假指控被判处四年徒刑。
在狱中，酷刑、强制劳动和不人道的条件是常态，服刑期间，我有时会被带到医疗部门，一群由略有医学或生物学工作经验的犯人组成的工作人员会假装给我做体检。尽管我身患重病，还被其他受命于狱警的囚犯打成重伤，但我从未见过一个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在我被释放之前，他们给我做了一次“体检”，在这期间给我注射的药品导致我很多天无法正常说话。
一回到家乡，我和家人立即遭到软禁，在这期间我们的权利被剥夺，饱受孤立与殴打。守卫一天24小时在我们的房子里和村里监视我们，就算我们想过逃跑，这些也足以吓阻我们。
我病得很严重，妻子经常听到守卫私下里聊天，说他们觉得我或我的老母亲都活不了几天了。与此同时，当局公开声称——伴有宣传照片和视频——我状况很好、很自由。最终，我逃了出来，手脚并用地爬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双目失明让这个过程更加艰难。2012年，我终于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现在我和家人在美国过着自由的生活。
我和刘晓波的案子在西方相当知名，但在中国，还有很多律师和活动人士忍受着可怕的痛苦。这些政治犯常常无法得到法定的正当程序，只能被迫出席由共产党内部人士预先判决好的审判秀。有些人没能熬过牢狱生涯：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曹顺利、李旺阳、彭明，他们都是在狱中死去的人。受害者的家属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明确的答复，因为他们亲人的器官被立即摘除，遗体未经独立尸检就被火化。
对于一个没有法治国家的国家来说，能够影响现状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外国政府和公众的公开谴责。威权政权害怕当众出丑，中国共产党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刘晓波及其他被北京关押的自由捍卫者，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蒙羞了。
特朗普政府毫不犹豫地谴责了朝鲜对待奥托·瓦姆比尔的可耻行径。白宫也应该为刘晓波做同样的事，应当强行要求立即释放他，让他可以到美国进行治疗。
导致刘晓波入狱的文件《零八宪章》提出“每一个个体的人……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这听起来很像我们明天要为之欢庆的《独立宣言》。七月四日，身在美国的我们是否会使用我们的自由，来为他人的自由大声疾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