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为何对习核心如此反感？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曲终人散，人们期盼的人事调整消息杳然未见，倒是看到了会议公报宣告：“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海外舆论哗然，普遍看法是：这意味着政治和机构改革的大后退，习近平将建立毛邓式的强人政治。
在习之前，江泽民早就是“核心”了，但无人据此将江泽民称之为政治强人，原因何在？
“江核心”与“习核心”，形成条件不一样
称习近平为核心其实并不突兀，相关的舆论工作一直在做，比如今年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后来一度沉寂，但大概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1个月左右前又再次出现，六中全会终于确立了习的核心地位。一般认为，习近平将在干满两届之后，谋求连任三届。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整五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以来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比如是延长任期，还是变总书记为总统制，这些都是枝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他们甚至可能觉得有他撑着，党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但习近平与毛邓不同，毛挟中共建政之功，邓有改革开放之绩，党内对毛泽东是崇拜，对邓小平是服气。习近平这核心地位的形成也与江不同，如果要将两位核心与中共利益集团成员的关系做一个精要的概括，那就是：江泽民是利益笼络的共同分赃制，放纵家庭成员与所有官员贪腐，以“闷声发大财”而得到拥护，成为核心；习近平则是将反腐利剑架在官员脖子上，用威慑树立了核心地位。如果对此有怀疑，请看中纪委几天前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来，已经有一百万党员因贪腐问题受到处分。
国际社会为何接受“江核心”而拒斥“习核心”？
在国际社会中，江泽民与习近平这两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如果说江泽民的形象是“开放”，习近平则是“封闭”。之所以如此，一半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另一半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禀赋不同。
江泽民1989年6月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两年多，柏林墙倒塌，世界从此进入全球化时代。1993年1月20日，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他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施罗德等人一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也就在这段时期，中美关系进入1972年以来的全盛时期。
克林顿的8年任期（1993-2001）正好与江泽民的13年（1989-2002）重合。尽管他竞选时曾宣称“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将一个也不放过”，但成为总统后立刻走上务实路线。199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会议，与克林顿会晤。这是1989年后两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这次峰会的直接效果是，第二年美方决定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在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让美国感受到他的“开放诚意”。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严肃刻板不同，江泽民在各种外交场合表现得活泼率性，尤其是他用英语大声朗诵葛底斯堡宣言，取得了美国好感。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与克林顿之间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也给美国朝野留下比较人性化的开放形象。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喜欢谈“独立自主”，而江泽民则强调“与国际接轨”，表达了让中国慢慢进入国际体系的愿望。高盛公司的顾问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为江泽民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的良好印象，远胜于当时的中国人对江泽民的观感。
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时代定下的美国对华外交国策“接触、说服、影响”——即通过经济合作，促使中国市场开放；启动中美法律合作援助项目，让外国NGO组织大量进入中国，促使中国政治慢慢改变——得到了江泽民的响应并配合。从那时开始，随着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美欧政府及基金会资助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到胡锦涛接班时，已达数千家之多。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一职以来，内政外交都展现了一种强硬姿态。对内打压异议人士与维权人士，严格管制舆论，加强对外国在华NGO的管制，强烈排斥西方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制，政治上有向毛时代的强专制回归的倾向。对外则将原来奉行的与国际接轨变成了要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希望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领导世界，在南海海域的强硬姿态更是让邻国深感不安。凡此种种“崛起”的强硬姿态，让世界极不舒服，因此，所有评论都忘记了江泽民曾有过“核心”称号，批评习成为核心是让中国回归强人政治。
世界格局的改变于中共有利
但不满归不满，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国际格局正在改变这一现实。目前，全球化形势逆转，美国与欧盟国内的民众正通过陆续到来的大选，表达自己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欧美国家今后必须优先解决国内的种种问题，很难再像80-90年代那样全力推动专制独裁国家的民主化。就算是理想主义的奥巴马总统，其外交政策也有现实的一面。今年4月，奥巴马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4月号）杂志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的采访，指出“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是“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中东四强人相继垮台之后，该地区陷入乱局，美国欧洲的知识精英开始思考：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国家强行推动民主化，结果往往与愿望背离。
但是，真正的麻烦在于：希望中国崛起（至少能够控制住内乱），与希望中国领导人不是政治强人有点南辕北辙。胡锦涛是弱主政治、九龙治水，局面失控，下有每年10多万起社会反抗，统治集团有难以扼制的腐败，权力交接刀光剑影，如果局面不清理，还真是要衰落下去。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就不断采取措施防范颜色革命、清理外国NGO，其时处于强势的西方对此亦无奈其何。如今欧洲自顾不暇，美国也有自身的麻烦，习近平只要能够将中共党政军大权名至实归地掌握在手，国际社会对他的“强人政治”也只能隔岸遥观了。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然也会因为习近平的强人政治而延后。不管别人如何预测，从习近平的政治施为来看，他从未表露过对西方民主的半点兴趣。（作者 何清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