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赵紫阳把烂摊子推给我 居心何在
《李鹏六四日记》一书披露，1989年4月23日上午11时，李铁映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4时20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8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12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
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7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
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午11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3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锡铭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十分赞成锡铭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1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4时20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12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
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12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3月4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