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终于回应代笔风波 居然是这样说的
电影，对于韩寒来说算是一个新的尝试，或者说算是重拾多年前的梦想。他以电影导演的身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也以此向曾经的韩寒作别。那个在舆论场中唿风唤雨的自己被他主动留在了过去，就像他谱写的那首歌词中所写，“我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韩寒今年32岁了。年岁和经历让他逐渐与自己、也与这个世界和解。他在下巴和嘴唇上留起了一圈稀疏的胡须。有一些沧桑，一些成熟，让人忘记他身着赛车服、抱着头盔傲视天下的样子。
告别
对韩寒和他的电影制作团队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这天凌晨，《后会无期》终于完成粗剪。0:43，韩寒刚结束工作，就愉快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布这个消息。“也是让投资方和宣发他们知道进展，好接下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说。
晚上七点，接下来的两小时，是韩寒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时间。但按照工作安排，中途他要通过微博发布电影主题歌。这首由当下流行“小天后”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发布，是《后会无期》营销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避免采访中断，韩寒想提前设置好时光机，准点自动发布。
这天是7月10日，距离电影上映只有整两周时间。电影5月底刚刚宣布杀青，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韩寒需要完成后期剪辑工作，又要抽出时间大量接受采访、参加宣传活动。《后会无期》首映日选在暑期档，又恰好是《小时代3》上映一周后，很显然这是从商业价值最大化角度考虑的档期，导演新手韩寒的工作也因此显得异常繁重。
也是在这段时间，韩寒似乎变了，一改往日高调、张扬的路子，开始了微博自降身段的“自黑”过程。去年开始在微博晒女儿照片，偶尔发一些照片自我调侃。一些人以段子的形式留下评论。即便一张最简单的老照片，也会能引来一场接龙式的调侃比赛。这些调侃多数带一点揶揄、一点拉近距离的亲昵。看韩寒“自黑”和比赛“黑韩寒”，成为一部分网民的消遣。
韩寒通过微博发布电影《后会无期》拍摄进展。在一些现场拍摄的照片中，韩寒和男主角们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样子，被网友调侃为在“工地”拍摄。新晋导演韩寒被称为他们的“工头”。除此之外，韩寒还有个不那么严肃的新身份，“国民岳父”。这都是因为他可爱的女儿韩小野。
有意或者无意，“代笔门”后的韩寒，沉默一段时间后加入了这一全民调笑偶像的狂欢。这样的主动迎合甚至让他显得有些可爱和“不那么端着”。这次狂欢的性质和内容不同于此前韩寒任何一次掀起的话题热。
“辩论”曾是韩寒的武器，也帮助他完成了从青年异数到言论领袖的转换。但对于当年的“代笔”之辩，韩寒却陷入了泥淖。一向思维敏捷、逻辑清晰的韩寒当时并没想清楚，这场战争的对阵点，原本就不在于“代笔”是否真实本身。事情背后的逻辑在于，十几年来一贯正确的叛逆偶像韩寒，终于在这次事件中离开神坛，以一种怪异但必然的逻辑重新存在。
一些追捧者和怀疑者兴奋地鼓噪而来。韩寒阵脚大乱，为了应对网友证明清白，韩寒开通了原本并不屑开通的微博。他晒自己坐在一堆手稿前的样子，赌咒发誓文章都是自己所写。韩寒也打破了惯例，频繁地接受采访，面对媒体以一种强装的云淡风轻，证实对方的荒谬。
这个世界曾经给他无限宠爱，但又忽然充满了恶意。一些朋友劝韩寒干脆不要搭理，但他无法不去想这件事情。
韩寒身边曾聚集一大票朋友。他性格天生古道热肠，又有股满不在乎劲儿，曾经在“韩白之争”中和他打过笔仗的陆川、高晓松等人，后来都成为韩寒的朋友。但“代笔”事件中，一些曾经的朋友加入对韩寒的口诛笔伐。这是韩寒成名后，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他开始思考身边的一大帮朋友，谁是善意的，而谁又是恶意的。他纠结在其中，同时也为想清楚整个事件的逻辑关系。
《后会无期》剪辑完成一周后，韩寒和出资方在北京举行了小范围试映会。那些被邀请的名单中，并不包括“代笔门”中曾经讨伐过韩寒的朋友。如果足够成熟和世故，韩寒应当明白这时候，他需要尽弃前嫌，化敌为友。但他依然对那场事件的落井下石者耿耿于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仍然爱憎分明。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距离八点还有几分钟，他的朋友兼创作团队伙伴于梦提醒韩寒要发布歌曲了，时光机设置没有成功。韩寒歉意地起身，走到客厅另一侧，在一张办公桌前坐下。安静的房间里很快响起邓紫棋的歌声。歌词感伤，出自韩寒笔下。“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
《后会无期》是一场关于青春和告别的电影。这是一首关于告别的歌。尽管多次对媒体否认在电影处女作中投射了自己的经历，但可以肯定的是，眼前是一个更为宽容、更为温和的韩寒，成为导演的韩寒，在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在“告别自己”。
“好听吗?”韩寒从电脑前抬起头，表情有些期待地问记者。听到肯定的回答，他脸上笑得很开心。
记者问韩寒转发率多少。他有些迟疑地刷新一下微博：“才几分钟，我估计也就几百条吧。”韩寒的表情变得近乎羞涩，他回答了一个明显保守的数字，最后扫了一眼屏幕，迅速关上了电脑。
蜕变
韩寒穿着藏青色T恤和牛仔裤，坐在酒店客厅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他最近忙碌的工作节奏。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去北京七棵树创意区剪片子，凌晨结束回到国贸三期的酒店。世界杯激战正酣，韩寒作为南美球队的支持者，却很少能有时间认真看几场球。
电影导演，这是韩寒继作家、赛车手后的新身份。对于这个新身份，韩寒很严肃。“工业制作精良，质量上肯定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显然，现在的韩寒已经懂得适时与媒体、与大众和解。“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虑问题的复杂性。”韩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承认事情的复杂性，一方面代表着更高层面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终于失去了年少轻狂和某种偏执的可爱。
而那些，曾是韩寒的魅力所在。
现在往回看，发生在龙年春节的这场“倒韩”事件，显得无比喧嚣但又不明所以。鼓噪呐喊的围观者们已经迅速散去，“代笔”与否到现在也并无定论。但留给主角韩寒的困惑，也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消化殆尽。
那之后半年多，韩寒给电影《二次曝光》主题歌填写了歌词：“爱能成魔能成疯/此时迷恋彼时恨。”
韩寒坐在八十多层的酒店房间里，对记者回忆当时的一切。以“代笔门”为分水岭，另一个韩寒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事件之前，大众看到更多的是言论场上的韩寒。这个韩寒也许并不真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大众和韩寒合力塑造出来的幻象，借用的是韩寒犀利的文笔、帅气的外表和敢于直言的叛逆。但当“代笔门”的硝烟渐渐散去，一个相对真实的韩寒逐渐出现在大众眼前。
“在十七岁的时候，而且你想那时候有多少人连采访都没有接触过，有记者过来我估计吓得都说不出话，(还是)学生嘛毕竟。”韩寒说，“事实上想来，包括很多反对声音，包括‘因材施教’，在现在看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教育制度这个东西本身你也不能像当时说的那样死，因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他几乎没有停顿地继续反思自己当时的表现：“你在不同资源的情况下做事情的方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是呢，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来自很多人的敌意，或者说想看你笑话呀想要怎么怎么样，你也表现出很大的反抗，老子非得怎么怎么样给你们看，证明给你们看。”
失去了某种光环笼罩的韩寒，看上去更加务实，也更加真实。从单打独斗的上海郊区青年，韩寒成为长长的电影工业链条上的一环。和写书、赛车相比，投身电影意味着他需要协调更多人、更多资源，也要平衡和照顾更多因素。
《后会无期》上映期日近，小范围内的一场试映取得了还算成功的口碑。电影工作伙伴们对票房的估计普遍乐观，但韩寒几乎是其中最冷静的人。他非常清醒地知道，在中国，影响票房的因素太多，口碑是一回事，但它并不代表购买力。“其实能收回成本就行了。”他对朋友张冠仁说。他已不再是那个习惯性口出狂言、凡事一定会赢的韩寒。
2012年，韩寒三十岁。而在此前，年龄和身份的转变，已经让韩寒开始思考问题的复杂性。
他写了“韩三篇”，试图以更包容、更成熟的姿态去谈论民主、革命和自由。但让韩寒始料未及的是，这几篇文章很快就引发强烈的反弹。它们被认为是并不算成熟的政论文章，并让他深陷几个派别的口诛笔伐之中。韩寒承认文章的缺陷，也解释自己转变的原因。“杀戮政府，也要杀戮群众。”他曾这样说。但他所向披靡的地位开始动摇。
而“代笔门”之后，韩寒逐渐在公众眼前沉寂，也很少再就公共事件发言。
“不想再重复自己。”韩寒这样《中国新闻周刊》说到，“该写的之前都已经写完了。中国所有的事情，也无非就是那几个方面的原因。况且现在大家都很聪明，需要一个人高高在上去给大家‘普知’的时代已经过去。”
韩寒的朋友马一木认为，这是更加务实的态度。韩寒终于扔掉那个旗手的身份，“韩寒其实在随着整个中国成长。而到了眼下，这个社会不再需要他做言论上的所谓‘旗手’，社会更需要一个个做具体事情的普通青年。”马一木说。
走下“公知”的神坛后，韩寒成为一个可以被调侃的普通人。以一种主动迎合调侃的方式，韩寒完成了从“韩少”到“岳父”的转身。“韩少”，代表着人们对这位出身上海郊区、但曾经可以骄傲到目空一切的青年的推崇。而“岳父”这一称唿的内涵更为复杂，既是玩笑，也是对这位曾经的青年偶像的某种消解。
思考
韩寒的朋友马一木记得，“代笔门”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寒喜欢听一首叫《梵高》的英文歌。
这首歌是1970年代美国民谣歌手Don Mclean为纪念梵高而作。歌词以大家熟悉的“staring staring night”开头，他这样唱道：“现在我终于明白/你当时想对我说什么/你因清醒而痛苦着/你多想将痛苦释放/人们却不会听/也不会懂……”
马一木觉得，韩寒当时认为《梵高》这首歌“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心境。”梵高孤寂和不被世人理解，天才韩寒都有。“你听听，‘现在我终于明白……’”马一木唱起这句歌词，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前前后后自己把这事儿完全想明白了。”
韩寒收敛起了之前的高调，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选择从公众眼前消失。世界从来都是残酷的，韩寒风光无限的时候，被一大群人簇拥。曾经，韩寒经过挑选，只接受了少数的品牌代言。但这少数曾经合作的品牌，在他落难时也结束了合约。
原本，青年韩寒凭着他的杂文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认可，来自大众世界的敌意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他被推上了“神坛”。而在当下全民解构和反讽的思维逻辑中，神坛几乎必然意味着祭坛。“代笔门”注定让他猝不及防。用马一木的话说，这次“体位换了”。
作为朋友，马一木记得他当初劝韩寒“别搭理那些事”，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寒依然陷在“代笔”带来的沮丧当中。“他一定需要自己想清楚，他要搞清楚事情背后的逻辑、真相。这就是韩寒，谁劝都没用。”
一切散去之后，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韩寒面临重塑自己形象的困境，或者说，如何重新为自己赢得信心和力量，再次努力证明自己，或者，顺势而下，甘于平凡。眼下对他来说，两种选择都很难。
重回2012年之前的位置几乎是不可能。这个时代已经迅速转换，过去的辉煌永远无法再回来。杂文不会更引人注目。而舆论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写小说，韩寒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并没有达到非常好的状态，《1988》是他自己最欣赏的作品。韩寒想认真创作，但一大家子人在身边，“其实也很难真正静下来”。
2012年天气转凉的时候，马一木收到韩寒发来的一首歌词，正是韩寒根据那首《梵高》而作。歌词写到“爱能成魔能成疯/此时迷恋彼时恨/天是灰色海是蓝/夏天取火冬天暖……”后来，这首歌定名为《当我想起来》，成为方励制片、李玉导演的电影《二次曝光》的主题曲。
当韩寒想清楚以后，他决定转身做电影，或者说，筹划此前中断的电影拍摄。
在韩寒朋友们的记忆中，早在2010年，他就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要拍摄电影。马一木记得，2010年左右，韩寒曾开车带着几个上班的朋友一起去上海松江，看一个叫天坑的奇怪地形。坑凹下去大概十几米深，旁边是岩石质地，坑下面是湖。韩寒把车停在路边，告诉大家，如果他拍电影，“就一定要选择这个景。”
韩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其实，《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最初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但《独唱团》停了以后，“很多文化传媒的事情是受到了一定的阻挠吧。也就跟着停了。”
韩寒明白，电影跟写书不一样，“写书你如果写了不出就不出了嘛，大不了白写一本书。但电影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对这些人负责，你不能说拍了一个收不回成本，你还要怎样，这肯定是不对的。”
2013年5月，他和制片人方励、出版商路金波正式决定筹拍电影，并陆续把于梦、张冠仁等朋友召集起来。于梦人在北京，2008年左右和韩寒成为朋友。张冠仁则在2012年8月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以后，加入韩寒的《one·一个》团队。他们成为《后会无期》片场的创作核心团队。
《后会无期》成为韩寒在“代笔门”之后一个新的选项。
电影剪辑完成后，韩寒认真地向记者检视自己的心态。“后来发现你不需要去向谁证明自己。这些都不重要。你证明给人家看吧，人家早忘了这茬了。”他顿了顿，习惯性开起了玩笑，“人家说你不能横渡长江，我为了证明能横渡长江我花了20年的时间真把长江给横渡了，后来一问人家忘了，这才叫傻呢。变成活在别人嘴里了。”
现在，电影《后会无期》尘埃落定。韩寒终于相对平静地对记者谈起那场“代笔门”事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不是代笔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一些人都参与进来，为围观者们制造一个热闹的契机。”
他甚至颇具自嘲意味地聊起“螺旋式沉默”。这是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讲的是，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广受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得到更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当人们发觉某一观点很少有人理会时，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如此，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
“就是当你获得越大的声望的时候，它其实也隐藏着越大的危机。一定有看你不顺眼的一批人，只要有一个契机，无论这个契机是对的错的、他是清白的冤枉的，那些人一定会在这个契机里面发表他们的声音。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成为父亲、又遭遇“代笔门”的韩寒，这两年的确变了很多。带着一部分幻象被打破后的无可奈何，一些经历世态人情的悲欢坎坷，也带着韩寒本人深刻的自省，他正从一个所向披靡的叛逆者渐渐变成一个妥协者。对曾经的韩寒来说，很难说拍这电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韩寒擅长触碰边界，但这次他选择了最需要向多方妥协的艺术——电影。
平凡
《后会无期》已经剪完十来天了。这天早上，韩寒突然跳起来说：“走，去七棵树。”张冠仁在旁边哈哈大笑。
韩寒在剧组以精力充沛和敬业着称。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凌晨四五点回到酒店，早上八九点起床。从电影开始拍摄，他就如此投入了全部精力。
单看剧组拍摄和剪辑时的情况，基本上和此前在《独唱团》编辑部的情形差不多，几个人互相打闹逗乐，“整个拍摄现场和剪片期间，都是韩寒式的幽默逗逼风格。”张冠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几个月前，马一木惦记韩寒转身导演后的状态，特意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片场看他。他吃惊地看到韩寒在现场“非常、非常耐心地在那里给演员讲戏，一遍又一遍地讲”。马一木很吃惊，“简直完全不像我们认识的韩寒。”
马一木记忆中的韩寒，对人态度虽然温和，但性格固执，喜欢我行我素。在另一些朋友的描述中，那时候的韩寒，很少会去顾及别人的想法。“乱糟糟的片场，他居然一副井井有条的样子。”马一木摇着头，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还记得做《独唱团》时，编辑部几个人坐在一起正经开会，都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但韩寒最开始特别不习惯”。他也不习惯每天需要上班、面对大家开会。大多数沟通，都是通过网络聊天完成。他在那里发布指令，表达自己的想法，说完就消失，等大家自己去处理，或者找上门来就一个问题和他争论。
韩寒坐在导演监视器前，忙着指挥现场拍摄。马一木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感受朋友这一年多来的巨大转变。韩寒自顾自忙碌着，好像忘记了电影之外世界的存在。过了好久，他突然转过头问：“马一木你那个‘短裤’做得怎么样了?”
“短裤”是马一木几个月前开始运作的新项目。韩寒给了他几十万块作为启动资金。当时，马一木去找韩寒，说，“我想做短视频。”
韩寒问，多短?
他说，一分钟。
韩寒问，有什么特点?
他说，酷。
“还有呢?”
“想让好多有才华的人都来创作这一分钟。”
韩寒是个仗义的朋友，简单对话以后，让马一木试着去做，并且给他提供了启动资金。
马一木夸赞韩寒的仗义，但也不客气地说，韩寒“本质上并没有脱离那个亭林镇少年的气息”。受1990年代港片影响成长的韩寒，骨子里有港片的情结。“有福同享，朋友有难他也帮忙，相当于香港的洪兴帮。”马一木说，韩寒要罩着很多兄弟们，“一起做点稍微惊天动地点儿的事。”
韩寒17岁就离开了学校，但他仍然和少年时代的那帮朋友混在一起。成名后，他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名人，穿戴整洁光鲜，到处参加活动抛头露面。他的爱好仍然是打游戏、桌球、或者踢足球。他并不会因为身份的转变而疏远从前的朋友。
亭林镇的叛逆少年韩寒，骨子里其实一直有恋旧的情结。他不愿意改变自己迎合这个世界的某些变化。他留着长发，头发遮住眼睛的样子曾经是一代同龄人的偶像，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光鲜靓丽了，韩寒依然身着藏青色T、牛仔裤和耐克运动鞋，出现在电影发布会和媒体采访现场。
他甚至会因为一家投射着自己少年记忆的KTV倒闭而伤感。世界以飞快的速度变化着，“代笔门”之后，韩寒自己也在变化，但在某些时候，韩寒依然活得像一个少年。虽然他经历了高山大海，也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很多年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韩寒坐在酒店里，更愿意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自己一直未曾改变的一面。
《后会无期》电影的拍摄，让韩寒得以愉快地展示自己的另外一部分——那个完全不同于此前舆论场中的韩寒。
从意见领域转身电影后，韩寒变得更加务实。他更看重的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做好一件分内的事情。这次身份转变，是韩寒多方思虑后的成熟选择，对韩寒来说，这一举动至关重要。
媒体乐于求证韩寒是从何时开始涉足电影的。就像以前大家不明白少年作家怎么开始玩赛车一样。结论不一的情况下，韩寒的朋友们对媒体将之描述为“习惯性憋大招”。从这点上看，韩寒仍然是那个韩寒，像一个憋着坏的孩子，“成心看所有人被他吓一大跳”。
现在，在朋友张冠仁眼中，成为父亲后的韩寒，近几年“柔和了很多，不像以前少年义气比较多”。一件社会事件发生后，他会和朋友们交流两句，发表一些感慨和见解，然后继续低头拍电影。他不再是那个提笔就写网络檄文的韩寒。韩寒自己也会反思，“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些问题了，有些文章写出来你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其实写出来意义并不大。”
韩寒电影的一些养分来自少年时看过的港片和一些通俗商业片。他不厌其烦地提起《生死时速》《侏罗纪公园》《真实的谎言》对他的影响。在朋友们的记忆里，韩寒每周都会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好的坏的都看”。马一木记得前些年，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特别烂”，韩寒也去了。马一木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这么烂的片子你也去看?”韩寒的回答是，“这样以后假设拍电影的话才能获得信心。”
韩寒也会向朋友们推荐电影，比如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而《后会无期》中邓紫棋演唱的主题歌，来自一首名为《The End of The World》的歌曲，这首歌也是电影《海盗电台》里的主题歌。那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由DJ组成的乐队和一个不能容忍爵士乐的古板政府对着干的故事。
在一些方面，韩寒表现得依然如故。温和的外表下，他仍然固执、自信、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韩寒的电影从开拍之日起，就已经炒得沸沸扬扬。但开机时他拒绝开发布会，并因此差点跟出资人方励发生争执。“不想在事情还没做成的时候，就先让所有人都知道。” 而一旦决定发布，就说明韩寒基本上已对自己宣告成功。
韩寒也拒绝了一些广告植入。片子的成本是5500万至6000万，在资方看来，“压力当然也是存在的。”一些风格合适或者不合适的广告商业闻讯而来，韩寒几乎全都态度礼貌而温和地拒绝了。“就是不想给人一种印象，说我们在开拍前就已经收回成本。”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发表电影歌曲的先后顺序，起初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原本想先发表朴树的《平凡之路》，正赶在世界杯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觉得更能引起共鸣。但韩寒坚持先发另一首，测试一下大家的反应。果然，邓紫棋的《后会无期》引来一部分赞誉和原本也许不那么关注韩寒的粉丝，但朴树的《平凡之路》的发布却几乎瞬间就引起了全民转发。在一些音乐网站上，它的点击率高居榜首。
“韩寒有非常精准的判断力。”张冠仁充满佩服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一个似乎永远在风口浪尖的人，韩寒比一般人更清楚地明白舆论的分量。现在，他同样非常清楚的是，父亲的身份、永远被对比的郭敬明、当年的“代笔门”一起，成为他面对媒体时需要反复回答的问题。
他甚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办的青年导演推介会，这是2000年参加央视《对话》后，韩寒第一次参加央视的活动。就在前两天，他还飞去长沙，参加了一场《快乐大本营》活动的录制。这是个用插科打诨的方法推介电影新片的综艺节目。此前，为了宣传《小时代3》，郭敬明携带他的演出阵容参加了节目录制。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韩寒最初正是用这首歌词打动了朴树，他答应合作为电影《后会无期》唱这首歌，并依据早已编好的曲子对歌词作了一些微调。
从此，言论场上少了一个旗手，而电影工业里多了一个青年导演韩寒。被动或者主动，现在的韩寒终于决定平凡。但或许，活出每个人自己的平凡就是最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