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后 三峡工程找到了上马机会
三峡工程反对派曾成功地阻止了三峡工程在1985年的上马，迫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并撤销三峡省筹备处。但是三峡工程反对派最终并未能阻止三峡工程的上马，其内在原因是在方法上不是走寻求公开辩论，而是走“臣死谏”的路，错误地把工程资金问题作为最主要的议题，并在策略上委婉地提出晚建三峡工程的建议，使主上派有隙可乘。外在原因是，主上派利用「六四」天安门事件对三峡工程反对派进行焚书坑儒般的政治迫害，使他们失去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使民众无法全面地了解三峡工程的弊病，这是三峡工程反对派失败的关键。
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上马。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江泽民、李鹏率领中央和地方的文武百官到现场庆祝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水电工程的辉煌胜利，三峡工程走到了其历史的最高的点。1998年的暴雨冲溃了三峡库区为安置移民而开垦的大片陡峭的山坡地，迫使朱镕基将近20万农村居民强迫外迁而进行异地安置，间接地、客观地承认李鹏关于三峡工程移民可以就地安置的错误结论，从此三峡工程开始走下坡路。2003年6月1日，三峡水库正式开始蓄水，水轮机开始发电，两线五级船闸开始运行，似乎一切又都在计划之中顺利进行。但是由于大坝的壅水，坝址处水位从海拔63米上升到海拔135米，发生了大量的滑坡复活及失稳现象（参见：汪发武，张业明，王功辉，彭轩明，霍志涛，金维群，朱长岐：三峡库区树坪滑坡受库水位变化产生的变形特征），一个多月后库区树坪滑坡滑坡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失踪，这便是三峡工程厄运的开始。2006年三峡大坝封顶，无一中央领导人到场助兴。2008年起三峡工程连续三年冲击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失败，最后越权更改了经全国人大批准的“蓄清排浑”水库运行计划。2014年李克强视察三峡库区长江航道时连叹可惜，为解决三峡工程的碍航问题，中央多部委提出增建三峡工程第二船闸。建设这个第二船闸要先挖掉长江左岸的一座山，造价要超过当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问题是此次该由谁来出钱来建设？七、八年后需要再建第三船闸，需要再挖山，又该由谁来出钱来建设？
不少人说，围绕三峡工程发生的都是“新问题”，是始料未及的。真是如此吗？
二、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
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不就是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吗？这是政治。我们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况且三峡工程和「六四」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关心三峡工程，只关心是否还要为三峡工程缴纳什么基金，还要缴多久才是头？不少朋友对笔者这样说。
我们先不谈二十五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只是谈1989年对三峡工程的意义。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计划，1986年开始三峡工程的可行性论证，1988年完成论证报告，1989年国务院将审查上交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如果报告通过，三峡工程可能立即上马；如果报告不通过，将再搁置三峡工程议案。可以说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就像1958年毛泽东邀请主上派代表林一山和反对派代表李锐到中央政治局南宁会议上就三峡工程一争高低那样。对于该次辩论的结果，林一山说主上派赢了。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重庆会议原则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李锐说反对派赢了。因为毛泽东并未同意建设三峡工程，而提出要对三峡工程的军事安全问题进行研究。担任研究的张爱萍和张震将军最后提出报告的结论是：在目前的条件下无法保证三峡工程的安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军事安全为由拒绝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建议。三峡工程反对派认为他们能够象1985年一样阻止三峡工程上马。
三、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组成
三峡工程反对派是一个松散的社会团体，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坚持建设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其人员组成主要有：
――保持独立思想、坚持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
――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一些退休的高级干部；
――对事物有独特见解的市民；
――三峡工程所涉及地区的居民等。
当年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领军人物有三位：李锐、周培源和孙越崎。李锐原为中央水电局局长，南宁辩论后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李锐是胡耀邦的老乡兼好友，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李锐任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后任中顾委委员。周培源当时担任政协副主席。周培源被认为是和共产党同心同德的知识分子。1958年曾担任三峡工程研究的负责人，积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当周培源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共产党在三峡工程上不讲真话时，他毅然站到了反对派的一面，至死未变。孙越崎是实业家，中国能源工业的奠基人，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五四”运动时孙越崎担任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并组织发动天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并与并作为学生代表与直隶省省长曹锐当面交涉。后拒绝为其激烈的行为悔过认错，被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后经蔡元培帮助，进入北京大学采矿冶金系继续学习至毕业。资源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规划工作。
反对派中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有：林华、乔培新、王兴让、胥光义、彭德等。林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乔培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王兴让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彭德曾任交通部副部长；胥光义少将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这些共产党高级干部当时都退居二线，任全国政协委员或政协常委。保持独立思想、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有如：黄万里、侯学煜、陆钦侃、戴晴、郭来喜、林发棠等。有一个重要的反对派成员比较难归类，就是田方。田方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记者、编辑，长期担任西北局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秘书，兼国务院秘书厅厅党委委员。后任中共宝鸡地委副书记，《陕西日报》社副总编辑。因对官场权利争斗毫无兴趣，而热衷于人口发展和人口迁移的研究，调入国家计委任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成果颇多。他可以归入共产党高级干部一组，但他可能更愿意当一个保持独立思想、科学自由的知识分子。
四、三峡工程反对派曾成功阻止三峡工程1985年的上马
三峡工程本是华国锋上台之后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一个内容。1977年底，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每年工业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十，农业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四至五，提出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个大化肥厂，6条铁路干线和多个大型港口。华国锋下台的理由不单单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有经济上的所谓“新跃进”。
邓小平上台后搞的其实还是华国锋的经济新跃进，三峡工程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1980年7月邓小平在邓榕等的陪同下回四川老家省亲，回途中在重庆坐船经三峡地区至武汉。在轮船上邓小平听取了原林一山秘书、时任长江流域办公室（后改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的报告。和毛泽东当年让林一山和李锐陈述各自的道理相比，邓小平此次只听取了主上派的一面之词。到达武汉后，邓小平立即召见胡耀邦和赵紫阳，要求他们马上准备三峡工程立项事宜。当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邓小平说他赞成低坝方案，正好说明邓小平是轻信了魏廷铮的汇报，上当受骗，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为了掩盖邓小平这个错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资料中，将邓小平对三峡工程的指示改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去掉了最关键的一句：我赞成低坝方案。过去皇帝的指示被称为圣旨，串改圣旨肯定是死罪。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确定三峡工程实施蓄水位为150米的低坝方案。5月1日，葛洲坝工程局在宜昌正式组建了三峡前期施工准备指挥部和临时党委，5月9日，在三峡前期施工准备指挥部指挥长胡金明率领一千人马，开着运载车挖掘机开进三峡坝区，开始前期施工。年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三峡总公司筹建处在宜昌成立，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出任主任。时任副总理的李鹏在1984年提出为建设三峡工程和安置移民设置三峡特别行政区（后改称三峡省），省会为湖北的宜昌市。三峡省的负责人为李鹏的干将、原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1985年3月三峡省筹备处成立，李伯宁和他的朋友们在宜昌弹冠相庆。
这时三峡工程反对派利用全国政协这个平台高举科学和民主决策的大旗大胆地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设三峡工程的决策叫号，并对设置三峡省提出宪法程序的质疑，称其为不三（峡）不四（川）省。原交通部副部长彭德冒着被开除党籍和坐牢的风险（彭德的原话）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彭德提出的问题是：（三峡工程）腰斩长江后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三十年后，面对三峡工程船闸的碍航问题，人们又必须重新回答彭德当年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三峡工程的宿命。在彭德大闹政协大会后，孙越崎带领三百余位全国政协委员到三峡地区考察，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五万余字的报告，建议三峡工程应该缓上。
胡耀邦和赵紫阳本来对三峡工程的上马并不积极，但是他们作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还是处处维护邓小平，言听计从。胡耀邦在下台之后有时间在家仔细阅读了李锐关于三峡工程的书（李锐出版关于三峡工程的书，被李鹏告到胡耀邦处，胡耀邦给李锐以党纪处分），对三峡工程有了新的认识，赠诗李锐，表示歉意。赵紫阳被软禁在家，对三峡工程也有反思，表示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拖延三峡工程的上马。赵紫阳曾说：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三峡工程就是需要让人民知道重大情况和经人民讨论的重大问题
在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压力下，中国中央和国务院搁置了1984年的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1986年中国中央和国务院发布15号文件决定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同样在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反对下，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三峡省全部人员“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失去了三峡省的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经济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
1918年出生的李伯宁之前是副部长级干部，1985年年满67岁，按照干部的年龄规定，这是李伯宁担任省委书记、省长或者部长级干部的最后机会。赵紫阳应三峡工程反对派的要求撤销了三峡省，让李伯宁当“三经办”主任（依然是副部长级）是断了他的官路，对赵紫阳、特别是三峡工程反对派记恨在心。特别是李伯宁的狐朋狗友原以为在新建的三峡省可以捞个一官半职，最后是“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让李伯宁在朋友面前很抬不起头来。李伯宁对提议他当三峡省筹备组主任的李鹏是感恩在心。李鹏和钱正英请李伯宁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担任移民组组长。后出任部长级的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让李伯宁圆了梦。
五、让人们在时代的前列看三峡工程问题
全国政协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一个运作平台，另一个平台就是田方领导的国家计委任经济研究所。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林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计委任经济研究所拥有世界各地发行的报纸和刊物，最早接触到世界上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也最早接触到世界各国对三峡工程广泛的批评意见。
用大型水电工程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这个模式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相当时髦的，特别是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规划。但是到了二十世六十年代后，西方工业国家纷纷放弃了这个发展模式，因为大型水电工程对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负面为主，而且经济效益也不好。三峡工程主上派中的许多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留学，学的多是这个发展模式。六十年代回国后还是死捧这个陈旧的发展模式不放。
田方和林发棠将国外的发展，国外对三峡工程的批评编撰成册，让大家有个全面的了解。一讲到三峡工程，三峡工程的主上派就会拿美国田纳西流域开发作为楷模来模仿。
1980年3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主席S． D.佛里曼率领的24人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三峡地区，历时三周，代表团成员有陆军工程师团司令员莫里斯中将、水与动力资源局局长希金森等。代表团对三峡工程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中国人不知道。田方和林发棠将代表团回美国后的谈话翻译后予以公布：佛里曼团长说：我认为，我们的代表团成功地扼杀了长江上那座七百英尺的高坝，那里的一些工程师过去与这个工程恋爱了二十年。佛里曼批评说：（这个高坝）将会淹没相(美国)大峡谷那样美丽的地方，并且要迁移二百万人口。莫里斯中将说：这个坝对航运是个灾难，它好比是把每一个只须到一楼的人都要送到摩天大楼的顶层上去一样。他在对中国领导人做最后概述时指出，从航运的角度出发，建一个大坝，设置六级船闸，提升高度二百米米，这个计划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防洪规划是不适当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把过多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莫里斯中将的最后一句话是指三峡工程的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三峡大坝碍航的事实，证明了莫里斯中将说三峡大坝对航运是个灾难的评价正确。
六、三峡反对派的优势和劣势
三峡反对派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的知识构成，他们中间有中国最为优秀的工程师，经济学家，生态环境学家，社会学家，军事安全专家等等，有各个行业的退了休而进行反思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各种知识互相互补，形成知识优势。而三峡主上派主要是水利工程师和水利管理干部，加上几位急于立碑树传的领导人，知识十分狭窄，功利心强。
三峡反对派的第二个优势在于他们拥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全国政协，一个是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虽然说全国政协没有决策权，但是政协委员有经费、有时间、有精力、有责询政府部门的权力和接触保密文件的可能。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拥有国外研究机构和媒体的信息，使三峡反对派处于信息的前列。
三峡反对派的第三个优势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特别是1986年7月31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讲话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呼声很高。就连邓小平也说：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三峡反对派真是利用了这样松宽的政治环境。
三峡反对派的第四个优势在于黄河三门峡工程失败后，全国对超大型水库大坝的质疑，包括最高决策层中的一些成员。再说三峡工程的许多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移民问题，水库淤积问题等等。
那么三峡反对派的最大劣势又是什么呢？
第一，三峡反对派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大家对三峡工程的看法相似而碰在一起。每个成员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中间没有统一目标，没有行动的协调，也没有互相的支持，所以没有形成大的声势。
第二，三峡反对派缺乏一个领导核心，所谓的几位领军人物也只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和社会名气比较大，受人尊重。
第三，三峡反对派走的主要是上书的路，而不是寻求信息公开、新闻自由和公开论战的方法。他们以古代的忠臣为楷模，武死战，文死谏。他们对三峡工程的意见都以书面报告、建议的形式，上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老百姓对此知道很少。所以，他们的知识构成的优势，并没有成为公共知识的优势。
第四，三峡反对派并不是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而是以缓建派的身份出现（除象黄万里几位坚定的反对派外），他们将三峡工程的投资问题作为最主要议题，认为中国目前没有财力来建设这样大规模的水库大坝，希望中央决策层能够三思而后行，缓上三峡工程。他们还没有政治勇气，站在决策者的对立面，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公开叫号三峡主上派。提出缓建三峡工程是个巨大的策略错误，这个策略错误最终被主上派所利用，早上和缓上三峡工程的唯一差别就在于投资的时间，关键在资金筹集的可能性。而三峡工程的真正主要问题，如工程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工程的生态环境问题、工程的社会问题，就因此而消失，因为无论是早上还是缓上，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都照样存在。善良的三峡反对派根本没有想到，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最后采用向老百姓征收三峡基金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几千亿资金的问题，而多数老百姓至今还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七、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公开信息
1988年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按计划结束。此时，三峡反对派发现了自身的一个弱点，武死战，文死谏的上书路，是一条封闭信息的路，一条最终走不通的路，能纳谏的明君根本就不存在。三峡工程不但关系整个中华社稷，而且关系到子孙后代，他们决定尽快地将信息公开，把反对意见告诉民众，而且要用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
这个任务就落在著名的《光明日报》记者戴晴的身上。戴晴邀请了北京各报刊的十余名记者，分别对十余名三峡反对派人士进行采访，并收录了孙越崎等政协委员的上书及其他一些文章，编辑成册。在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女士的帮助下，《长江，长江》这本收集了三峡反对派意见的书在1989年2月底公开出版了，赶在每年的“两会”之前。三峡反对派期待社会对此作出反响，并期待在国务院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时有一次更大的交战，并自信能再次阻止三峡工程的上马。
现在回头来看，自从2003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三峡工程发生的所谓“新问题”和旧问题，在戴晴编著的《长江，长江》一书，以及田方和林发棠编著了《论三峡工程》，《再论三峡工程》和《三论三峡工程》中都有论述。笔者还没有发现三峡工程有什么始料未及的问题。只是很少有民众看过这些书，了解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
八、六四后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焚书坑儒”
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引发了天安门的学生运动，学生的民主运动使得国务院在1989年审查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已经变为不可能。
北京大街上的坦克碾碎了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科学和民主决策的梦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被当作“为动乱与暴乱作舆论准备”，奉旨销毁，销毁的册数在三万册以上。《长江长江》的主编、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被作为动乱与暴乱的幕后黑手投入了中国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
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以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名义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分别寄出了检举信。林华和田方的工作单位、国家计委党委收到如下的检举信：《长江，长江》是一本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是一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书，是一本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书。你单位林华、田方同志参加了这一活动。现将有关材料送上，供你单位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为此国家计委党组负责人找田方单独谈话，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田方不再在公开场合发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此次是国家计委党组织出面保护了你，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国家计委党组织也无能为力，政治后果要自己负责。从1989年6月4日到1992年4月三峡工程决策，林华、田方都无法在公开场合对三峡工程发表意见，其他反对人士也是同样命运。
1989年本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反对派决战的一年，但六四后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焚书坑儒”似的迫害，使得对三峡工程反对派发表不同的意见，变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行为，变成了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的的行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据报载，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有外国记者问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家铮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
六四后向三峡工程反对人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寄检举信的正是潘家铮属下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两位副主任，难道潘家铮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三峡工程反对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是对三峡工程的最大贡献？当三峡工程反对派在遭受政治迫害时，作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人潘家铮，你为他们做了什么？那时你说过我不赞同反对派的意见，但是我维护反对派表达意见的权利？那时你说过三峡工程反对派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而是为三峡工程做了最大的贡献？
九、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1992 年2月20日、21日，由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会议邀请钱正英、李伯宁这两位三峡工程主上派到会（没有一位反对派人士到会），钱正英做了三峡工程和洞庭湖关系的报告，一个二十多年后依旧不敢公开发表或者解密的报告。就是在这个一面倒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决策层还是没有把握，一个月后的全国人大会议是否能够通过三峡工程的议案。
可见，如果在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和主上派在1989年的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没有六四的武力镇压、没有六四后的“焚书坑儒”，没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为动乱与暴乱制造舆论这两项罪名，就没有1992年的三峡工程上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