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虚晃一枪 左派这回被忽悠惨了
万维读者网网友冼岩来稿：刚刚过去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导演了一出“冰火两重天”。三中全会刚结束并发表公告时，左派一片欢腾，右派如入冰窖，认为自己在改革问题上被忽悠了；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左派才知道被虚晃一枪的原来是自己，右派欢声载道。经过一番折腾，人们对新一届执政者的治国思路也已有了大致确认。
选择市场和资本，既是迄今为止开放型工业社会发展经济的必然逻辑，从社会治理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约束条件下直面问题的求解，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当下中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虽已大为不同，但其中一种基本的结构没有改变，那就是国家（政府）极强、社会（民间）极弱，力量对比高度失衡。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力量对比失衡，好处是易于保持稳定、有序，坏处是抑制了弱势一方的自主创造性及活力。如果中国现在是处在孤独环境中，没有面临外部竞争的强大压力，那么这种结构不失为一种“可欲”的选择。但中国今天面临强大的竞争压力，且原来发展方向上蕴含的能量已经被榨取殆尽，急需各种社会力量自主迸发其他方向上的活力，如此，中国的发展才不会中断，才不会在国际竞争中沦为弱势、坠入深渊。因此，中国要想继续往前走，必须破解力量对比高度失衡的困境。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削弱政府一方力量，增强民间力量，使双方力量能达致某种相对均衡。但失衡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由于在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下，国家（政府）与社会（民间）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只能以此强彼弱的失衡方式，才能维持一种有序稳定。如果在张力没有大幅削弱前，将弱势一方长期遭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很可能引发激烈的阶层碰撞与社会冲突，中国将陷入失序和动荡。
另一种较复杂但更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府）对社会（民间）分而治之，选择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扶植，促其壮大，以这种可控的方式改变力量对比，缩小失衡。被选择的民间力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政府之间的张力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调和、改变的，双方在矛盾之外还有很大合作空间，存在相互需要；二是此群体人数不宜太多，这样才易于操作，便于赎买，最好是此社会力量本身就具有一种制造财富增量的能力，能促进经济增长，如此，政府的赎买就非单纯付出，而是可视为一项长期投资。显然，满足这两项条件的，唯有资本和企业家阶层。当政府仍能为资本的成长提供养料和方便时，资本与政府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政府具有赎买资本的能力，因为这种赎买主要不是支付物资，而只需提供政策支持；而且资本与市场相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禀赋，释放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既能使赎买可持续进行，创造的财富增量，又能全面增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能力。
正是由于被认为有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功效，资本成为被选项。如果三中全会的《决定》得到有效贯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资本在中国的力量将获得长足发展。《决定》不仅承诺资本，只要你“不惹事”，我就不来“动你”；而且明示了政府将给与资本的长期支持和依赖。这种支持和依赖，并非是权宜之计，因为政府同时承诺，将进行行政改革，即不惜自剪羽翼，斩断一些管束经济的手臂，将权力交给市场即资本。只要这些措施真正得到实施，资本在中国想不快速壮大都难。
在资本力量将在中国大幅膨胀的预期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就很重要了。资本的能量越大，其政治态度对时局的影响越大。习近平虽承诺保护和支持资本，但前提是资本在政治上“不惹麻烦”。而资本在政治上“惹麻烦”几乎是一种人性的本能，它是由马斯洛所揭示的人类需求层次决定的。经济上取得成就后，必然寻求相应的政治影响和地位。但由于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当官和发财几乎是没可能相交的两条平行线，所以资本家、企业家要追求足够的政治影响，唯有鼓吹和支持反体制。更何况，在西方政治观念泛滥的背景下，大多数企业家的思想早就“与国际接轨”，这无疑增加了政府赎买的难度。不过，资本的根基和主要关注点毕竟是物质财富，而财富的领域又充满竞争，在现实约束下，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会选择与政府合作以求共赢的。
当下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政治态度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梁稳根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政府最可依靠，不但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也可展开合作的一类；二是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政府在政治上虽难合作、却可以放心的一类；三是以王石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是对于政府而言最危险的一类，这些人的政治信念和欲望，已经推动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反体制的立场上，只是其行为还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而已。第三类中的一些人，在西方观念主导的当下中国舆论背景下，已经赢得相当的社会声望，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可以成为振臂一呼者。所谓条件具备与否，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判断。
由于一直以来国家（政府）极强、社会（民间）极弱的力量对比格局，从当下执政党对全社会的掌控程度、习近平对全党的掌控情况看，即使资本在未来十年获得蓬勃发展、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最多也不过达到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境况。在这种境况下，通过大势威压以及个案威慑，习近平还是有能力遏制资本的政治冲动的。在执政风格上，习近平不但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强势，甚至比邓小平更强硬。对于政策和体制的阻碍力量，邓小平多采用赎买的方法。而习近平在赎买的同时，时刻不忘威慑。这一点，正是人们对他普遍抱有期待的重要原因——经历了前面的时代，经过与俄罗斯的对比，人们已明白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
以资本在未来十年可预见的增长为观察支点，预计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大约将发生如下演变：在康晓光揭示的“精英联盟”内部，政治精英的变化不大。虽然政府对社会的微观控制将有所减弱，官员个人以权谋利的能力也可能有所下降，但政治精英作为习近平推行权威主义政治的主要依靠力量，其居于社会层次最顶端、拥有最强大力量的地位不会动摇。经济精英如前所述，其实力和地位都将大幅攀升。而心情不能不压抑和失落的，是知识精英，由于习近平采取了比邓小平更强硬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政策，由“不争论”变为“管起来”，所以知识精英的作用和地位下降；政府对待知识精英的态度，也将由赎买为主变成赎买与威压并重，甚至可能以威压为主。这是习近平从苏联解体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
与精英相对的大众一方，其地位和处境也难有大的变化。虽然习近平重视民生、强调共富，但在倚重资本的背景下，大众的相对地位很难有实质提高。最低收入群体的处境可能有所改善，这是社会治理的迫切要求；一般民众的基本社会保障也将更加完善，但在收入分配比例上，难有大的提高。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财富收入总量是有限的，资本的收入增加了，其他人只能相对减少，习近平也做不出无米之炊。即使执政党在反腐、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权钱交易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主要收益也将落入资本囊中。大众阶层主要只能寄望，通过财富的增量来实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收入增长。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市场和资本能不能支撑起未来的可持续性增长？迄今为止，开放型工业社会的经验是：虽然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大多是推崇市场和资本的，但并不是所有重视市场和资本的国家表现都好。对于这一疑题，习近平的回答是：市场经济+强势政府——这种组合技蕴涵的内在逻辑是：对市场的倚重，不能达到危及政府权威的程度；政府的强势，也不能达到损及市场基本配置的程度，二者应各有其度。确实，这似乎才是最契合于世界各国实践经验的答案。但对于转型国家或后发展国家而言，还应该加上一条：当政府权威和市场配置发生不可回避的冲突时，前者优先——因为从此阶段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看，市场的功能被破坏了，还可以重新修复；一旦政府的强势遭打破，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