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热评：习近平力推改革深度超预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闭幕，全会公报中一些笼统模煳的措辞让一些西方媒体感到“无所适从”，而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详细胪列了改革的具体事项，包括放开“单独二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废除对非公经济不合理规定等，这一改革方案让不少西方媒体论调为之一变，称其为习近平“改革的路线图”，是富有雄心的改革蓝图。
例如，《金融时报》15日的报道称，尽管中国政府承诺就治理方式进行重大变革，包括减少繁冗的行政审批程序，但《决定》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没有计划对一党执政的体制进行重大政治改革。
依据《决定》，中国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在2020年提高到30%，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金融时报》评论称，政府掌控中国经济制高点的现状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仍然享有保障，中国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计划。
究其原因，该报认为尽管国企存在腐败、效率低下等诸多症结，但中国政府担心私有化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在前苏联解体后，私有化导致该国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权贵阶层手中。而一位中国高官向《金融时报》称，如果中国政府变卖国企，出手购买的必定是权贵子弟，中国必将出现寡头集团的问题。
在三中全会后，公报称将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强调国有经济的基础地位，这一表述让不少西方媒体“无所适从”。美联社15日的报道称，如此表述让金融市场游移观望，担心改革动力已屈服于政治僵局。而15日发布的《决定》则向外界确保了高层正在积极行动。
报道称，中央高层厉行改革政策，可以杜绝官僚系统中扯皮和阻抗，这正是以往改革遭遇阻碍的原因。《决定》还承诺减小政府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将政府角色集中在市场竞争的管理者方面。对于外资，《决定》还承诺放松外资对电子商务、审计、物流等产业的投资，而在这些领域中国公司远落后于国际标准。
《国际财经时报》15日的报道则评价称，《决定》意味着中国要“大干一笔”，水、电、油、交通、通讯等领域将更多有市场决定，在国企独占的领域为私人企业和外企打开了通道，因此应该让外资企业感到宽慰。但尽管国企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其强势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
由于新领导层以开明、清新的政风示人，能否在一些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上出现新动向成为西方媒体兴趣所在。在这方面，“单独二胎”的开放、劳教制度的废除无疑成为关注焦点，在其报道中占据主要位置，而且几乎成为大多数报道的标题，同时也给予了相对正面的评价。
英国《卫报》15日报道称，劳教制度1957年创立之初是为打击反革命，后来成为打压异见分子和非法宗教团体的工具。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分析人士班魁林（Nicholas Bequelin）称，由于劳教制度与政治迫害紧密联系，中国数十年来面临废除该项制度的压力，如今得以废除“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报道援引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分析家曾锐生（Steve Tsang）的观点称，中国经济增长由巨大的人口过剩来推动，而目前已经朝向人口赤字转变，只有彻底废除一胎政策才能解决人权问题。报道同时认为，放松一胎政策并不会导致人口激增的难题，因为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生育第二胎已经成为有钱阶层的“特权”。
《纽约时报》16日报道称，这两项政策的改变意味着数十年来国家严控公民个人生活的政策被极大地削弱。报道援引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口学家称，这一政策将使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多出一百到两百万，而“单独二胎”是走向所有夫妇均能生育二胎的第一步，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根本性的”。
日本《产经新闻》16日称，废除“劳教制度”是中国“改善人权概况迈出的一大步”。劳教制度是毛泽东时代的1957年正式开始实施的。近年来，中国政府因拘留人权活动人士等问题备受批判。本次中国政府废除劳教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回应了要求停止人权侵害等“人权律师们”的呼吁。
NHK电视台16日则称，缓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习近平领导班子“权衡利弊”的产物。为抑制人口增长，中国政府实施了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本月9日起至12日举行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政权对上述政策做出了修改，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第二胎。
总体而言，西方媒体认为《决定》体现了习近平改革的“路线图”，对改革提出了全方位而深刻的部署。路透社15日的报道称之为“数十年来最大胆的改革”，驱散了对于新领导层改革热情的怀疑。报到称，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的领导层组织更为严密更具系统性；与之前的领导集体相比，本届领导层更为有力。
报道同时称，习近平及其团队预计到2020年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这样的计划也体现出北京默认，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保证金融、社会稳定及共产党执政地位之间进行平衡存在一定的风险。过去十年的经验让不少国际观察人士以谨慎的乐观来看待北京大胆的改革方案。
《华盛顿邮报》15日的报道称，《决定》承诺要在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上加强市场作用、强化法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称，这是二十年来最广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他认为中国在推动司法独立、废除劳教制度方面做着实质性的工作。
中国观察人士葛艺豪(Arthur Kroeber)认为，习近平有着改革经济和政治治理结构的恢弘计划，他有意愿也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目前的改革方案虽然不能让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支持民主化的人士满意，但至少能有效地支撑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国际财经时报》15日的报道称，《决定》提出的广泛的改革计划是中国新领导层对社会经济改革的重申。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研究所评论称，如何执行尚待观察，但这是本世纪所见的最深刻的改革宣言。报道援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学家徐洪才称，这一系列改革的提议“前所未有，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只局限于某些领域，但这一轮改革则是全方位的
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决定》则向外界确保了高层正在积极行动。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王涛（音）表示，《决定》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某些方面甚至超出预期。当然，改革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