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后 习中央和地方诸侯恶斗登场（上）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日本的英文《外交官》网刊2013年11月12日刊登该刊副主编凯克（Zachary Keck）的文章说，薄熙来事件显示，中央和地方的斗争仍然继续折磨着当代中国。习近平上台一年来的许多重要措施，显然是试图建立压倒地方官员的更大权威。这部分是由于薄熙来案的刺激，但也反映地方政府将成为习氏改革的主要障碍。

为了对付地方诸侯，习上台以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加强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权力，并巩固了党对国务院的控制。中共控制省市和军队大员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人事调动防止他们盘踞一方，形成地方势力。但习近平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今年初他重洗省市政坛牌局，在新委任的22名省长中，有半数是从北京中央空降到地方。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这是30年来首次。在上届中共17大后，22名新任省长中，只有两名从北京外放。

习近平控制地方政府的另一手，就是高调祭出反腐大棒。这既可以平息公众的愤怒情绪，又可借此加强控制地方政府。实际上，几乎所有中共官员都有这样那样的贪腐问题，习近平举起反腐大旗，便可顺势除掉任何抗拒他的改革大计的地方官员。习还加强中纪委的权力，派遣中纪委巡视组到各地监察地方干部。习的最新招数，是下令地方党政官员参加公开的自我批评会议。习本人还频频派遣中央委员会代表，前往监察地方政府。

习的另一板斧是从本月开始，将持续到2014年7月的“群众路线”运动。主管人事的中央组织部将在北京为中央部委和省级官员举办7场研讨会，与会者将进一步学习上台以来的一系列讲话。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第一场研讨会上，为习的意图抬轿子。

的确，习近平及其党中央与地方领导人的缠斗，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改革的范围和程度。习近平和李克强显然都明白，中国改革的本质就是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然而他们的行动能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例如，李克强把城镇化作为平衡中国经济模式的重头戏，但这需要取消限制农村人口移入城镇的户口制度。可是此举遭到城市政府的激烈反对，因为新增的大量人口，将令财政本已捉襟见肘的城市政府无力负担。类似的还有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帮助推动城镇化。因为如果农民能够出售土地获利，就更愿意迁居城市。但乡镇政府的利益却在于出售集体土地，因而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