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 习近平应该会这么干
万维网友看山来稿：一，十八大是江泽民意志的全面实现
江的意志很简单、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在十八大上，将习近平“定于一尊”，为习近平成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扫除一切障碍，务使习近平掌权后无掣肘之忧，免于胡锦涛式的十年尴尬。为此，他不惧切割，不惜以老迈之身多番登台压阵，或制造、或推动、或利用了王立军事件、谷开来案、令计划儿子车祸、党内高层投票“摸底”、北戴河会议、温家宝家族财富......等诸多事端，或硬抗、或软诱在职的胡温、离任的李、乔、朱、李......等诸多对手，纵横捭阂，最终达成一系列目标：拔除了薄熙来这颗可能在十八大后影响习近平集权的最硬钉子，将常委人数由九缩七，在常委和政治局层面最大程度剔除了胡系人马，保证了江习一系的绝对多数，迫使胡锦涛“裸退”(一些胡姓家奴说，胡“裸退”是出于自愿，目的是阻江继续干政，这当然是胡诌：习是江的人，那轮到胡阻江干政？何况江已时日无多，十八大后有条件干政的，唯胡而已。胡巴不得干政，其实不想走，其实很想留，所以才有十八大前在军方的一系列动作，可惜最后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让习近平心腹栗战书提前接掌中办，并在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终于完成了“习近平集权”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奇迹。十八大后，新君习近平上无“垂帘”之顾忌，中无诸常委多数之掣肘，下有得力心腹之帮衬，成了名副其实的又一代党内核心，其权力和实际掌控力，远非前任胡锦涛可比，堪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邓小平、九七年至零三年的江泽民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习近平时代才是中共真正的“第四代”，而胡锦涛时代只是江泽民时代的延伸，正如1989年到1997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江泽民时代，而只是邓小平时代的延伸一样。
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压缩胡锦涛一系的权力和影响。江时日无多，江走后江系人马必大多转为习系，所以江系对习没有威胁，江系之壮大，即习之壮大。胡系是十八大后唯一真正有可能对习形成压制的势力，胡系越强，则习势越弱，所以，“削胡”应是江习十八大布局的主要着眼点。这其中又有三层要害：一，胡锦涛“裸退”；二，常委中尽量剔除胡系人马，只留一李克强孤掌；三，政治局中减少胡系羽翼，既便于习近平的权威下达，又为十九大提前卡位。所以，李源潮、汪洋必须“失常”，周强、沈跃跃、马馼......注定“出局”；而薄熙来的倒下，应该是意外收获。
薄熙来虽与江系较近，却不属江胡两系，而是以“唱红打黑，民生优先”自成一统。薄的倒下，出于胡温谋划。以此为支点，以赖昌星案为助力，胡系试图撬动整个十八大的大盘。江胡二系的实力本不在一个层级，借助薄案以及台下诸多曾受压、结怨于江的元老，胡系一度步步进逼，似乎已挽回劣势，甚至还形成某种优势。不料江顺水推舟，借助胡系之力，拿下薄熙来，将常委人数由九减七，就在胡系庆幸翻身有望之际，突然从令计划儿子车祸发力，使胡系阵脚大乱，在北戴河上溃不成军；最后时刻祭出温家宝家族财富之杀手锏，使胡系不得不俯首认输......其间运作之妙、进退之宜，令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以江泽民之老迈，还能技至于此，坊间传言，曾庆红运筹、谋划居功甚伟，其心腹于十八大后一掌中纪委管官（赵洪祝），一掌公安部管民（郭声琨），收获颇丰。苟如此，江去后，江习一系的凝聚力当不成问题，习“定于一尊”的格局十年可期。
下决心让习近平“定于一尊”，既是有感于胡锦涛十年的相互牵制难有作为，也是受迫于当前局势的内外严竣。换言之，江不遗余力扶习，目的是保党、保政权。这一点，保证了他的意图能够获得党内中间势力的支持。胡锦涛之势弱，为江一手打造，而江之威望又不及邓，只能以常委多数牵制胡，最终江胡互不相让，形成“双核多头”格局。事实证明，这种垂帘听政加常委共识决策的体制，效率极低，决策难执行更难，不足以应付当前日益险峻的内外挑战。胡温十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外部环境越来越紧仄，胡温之能力有限是其次，这种体制的掣肘才是主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胡依靠的干部以团派为主，团派惯于宣传造势，短于干实事，其人长于噱头，鲜有干才。其中汪洋可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起于基层，不像其他团派那样是由中央直接空降地方高层，所以确实能干实事，在胡系中鹤立鸡群。其他如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周强等，主政地方时均表现平平，名堂很多，实效却很少。
邓小平当年扶江为核心时，谆谆教导：我们党这么多年遇到那么多危险挑战，能够屹立不倒，经验就是党内始终有而且只有一个核心。有核心，这个体制就有战斗力。核心既不可无，亦不可多，多等于无。十年前的江，未必不懂这个道理，但人都是环境的奴隶，总是从自己的处境和需要出发，道理服从利益。十年后，江时日无多，处境不同了，安排也就不一样，终于回到邓小平教导的“正确道路”上来。
二，习近平的施政要点
在此之前，习近平并未展露过什么过人才赋。中国的官僚体制，天然压抑除最高领导人外其他人的表现力。逆势而为的，薄熙来就是下场榜样。在储君的位置上，习更要顾忌很多，难有表现机会。但是，椎入囊中其末必现，同样的位置，不同人表现必然不一样。比之当年的胡锦涛，同样在储君位置上，习的表现显然更有担当和活力，让人们开始对之有所期待；一中全会后的与媒体见面，更让习惯了胡照本宣科的人眼前一亮——习近平不仅望之更似人君，其能力、胆魄颇强于胡，应已无有疑义。
个人能力还在其次，关键是体制不同了。现在这种“定于一尊”的权力格局，是现行体制下效率最高、最可能有所作为的结构形式，不管将要“作为”的是什么。越是困难的局面，越是难做的事，越需要这种结构。右派总希望李源潮、汪洋“入常”，其实，真要启动阻力重重的政治改革，身为另一派系的李、汪就不能“入常”，不能分散“定于一尊”、最有利于作出艰难决策的核心权威，只能寄望于习，推动习；左派希望薄熙来“入常”，其实真要启动最难做的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同样不能分散权威，不能耗于内斗。如果习无意于政改和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李、汪、薄“入常”同样无济于事，只是增加内耗，除非是能够取而代之。
由于体制、人选的因缘聚合，现在是几十年来中共最能做事，最有可能做成一些难做的事的关键时刻，问题是，习近平会做什么？
很多知识分子期盼的政治改革不用想了，既然以“保党、保政权”的理由被挑选出来，习就绝不可能是他们心目中所期待的政治改革旗手。直接铲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需要不顾一切的勇气；习的处境和性格，最多能做到有所抑制。还有一种选择是，像当年的朱镕基，向平均主义宣战，以拉大差距的方式，获取经济增长的效率。但显然，现在已经不是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向前走的时候，而是需要反向操作，消除这种做法的负面性。习本人在十八大前后的一些表述，也印证了这点——一一排除下来，习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就逐渐清晰了。
对习时代来说，最大挑战仍然是经济。所谓社会矛盾，是随经济形势而消长的。迄今为止，社会矛盾制造出来的最严重冲突，不过是什邡、乌坎之类。这对于中共庞大的政权体系而言，不过是藓疥之患，如果不是网络的放大效应，根本无关痛痒。经济问题才真的要命，才是决定中共政权存亡的关键。现在的经济形势很严竣，胡温扔下的是一副烂摊子，把好用的手段又都已用尽，而且通过种种假大空的许诺，为后任设置了不少限制和障碍，捆住了手脚。经济的表面问题是下滑，深层难题是政府高负债，根子还在发展方式上。按照现行方式，经济靠投资拉动，增长必须负债，政府只能在负债和下滑中二选一。由于前面积累的负债太多，负债式增长难以为继，于是不得不表现为适度下滑。
习面临的核心课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来不得半点激情和虚幻的难啃硬骨头。胡温没有啃动，一股脑扔给了习，而且用自己积累的恶果和空口许诺，绑住了习的一手一脚，让他只能单手单脚战斗。这与当年江朱将免除农业税等德政留给胡温，相去何止万里？既然重头戏在经济，习李之碰撞就难以避免，不管两人现在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预计十九大上还将有大戏上演，小李效法老李，由国务院转入人大，或许是势所必然。
习要做且能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民生，对此习自己已有不少表述。这是当下的民心所向，不可不为。如果能将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来，当然最理想。但二者方向上虽接近，进程上却难以衔接。经济增长动力要由投资转为消费，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而民生事关民心，需要短期有所建功。现阶段，经济增长必须从吸引民间投资等方面挖掘新动力，同时离不开对出口的继续依赖。
另一方面，由于习的权位稳固，只要能压制李克强的冲动，在民生方面他没必要急于求成、哗众取宠，完全可以长远规划、稳打稳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步。这是薄熙来所没有的优势。薄不管是在重庆还是到中央，都必然要急于建功，以政绩实惠来赢得认可，扩大可操作空间，打开局面。当然，他可以选择其他突破口，比如反腐。这也是他招忌的原因之一。
在反腐问题上，对习近平难有太大期待。因为习的上位，不乏利益交换的痕迹；他自称注重“团结”的工作方式，也妨碍了他在集团内部痛下杀手。当然，这只是他目前表露出来的部分，不排除他隐藏了一些东西，可能在江后带给人们惊喜，就像普京曾经带给俄罗斯人惊喜一样。
既然肩负“保党、保政权”的使命，就很难期待习在舆论开放方面有所作为。预计习时代的舆论管制，最多维持胡时代的格局。甚至有可能，在舆论方面，将来习时代的人们会怀念刚刚过去的胡时代，就像今天的人们怀念他们曾经高度不满的江时代一样。因为在对待社会矛盾的问题上，更加强势的习近平，或许会采取更强势的方式，那就是收缩舆论，釜底抽薪——集权体制对舆论的管制是必然的，而管制的松紧度与社会矛盾的缓急程度成正比。
外交方面，习无疑将更为强势，更勇于维护国家利益，更敢于公开和西方叫板，这既是他的性格和作风使然，更是其实际权力和地位使然。但态度强硬只是一个方面，在手法上，习可能更加多样、灵活，因为他的选择余地更大。
即将到来的习近平时代，或许是中国免于下一场劫难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