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敏感词解禁 中共发出政治改革讯号？
2月中下旬，中共网路突然对赵紫阳、六四等敏感词汇及相关文章解禁；清明节期间，网友可随意登入“赵紫阳网上纪念馆”浏览和留言，也有超过两百位民众顺利前往赵紫阳故居悼念赵紫阳。评论认为，中共发出了政治改革的讯号，但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在接受《新史记》专访时提醒，给八九民运参加者，给鲍彤、赵紫阳平反，才说明共产党真正要承认错误，也才能够真正朝政治改革迈出那么一步。
温家宝自2007年开始多次唿吁中国进行政改，最近一次为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温家宝在会上表示，出于责任感，他近年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已较全面和具体。温家宝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高瑜对《新史记》表示，虽然温家宝多次谈过政治改革，但是在记者会上所言“谈得全面、具体”并非事实，她对此持保留态度。“2007年温家宝在两会之前发表了他自己属名的长篇文章，但那篇文章和政改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常委会没有通过的他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一部分。关于政改，他真正谈得比较具体的，是2008年9月他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接受CNN采访。当时主持人扎卡里亚给温家宝看一张照片，就是89年5月19号那张着名照片。赵紫阳去看绝食学生，温家宝站在后头，当时海外的视频可以看到温家宝看到照片后比较紧张，紧绷着嘴唇，下巴不停颤抖，几秒钟后，温家宝说我知道你的意思，相信问题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关。接着他谈了民主和普世价值，就这次讲得比较多。”
温家宝接受CNN“Fareed Zakaria GPS”主持人扎卡利亚的专访时，表示当讨论中国的民主发展时，一般在三个领域讨论这项进程：第一，需要改善选举体系，使得政府的权利真正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第二，需要改善法制体系，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需要独立公正的法制体系。第三，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监督，这将号召增加政府内部事务的透明度，特别要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团体的监督。但也需要引进一种适应中国特点的体系，并且渐进式地引入这种体系。
高瑜对《新史记》指出，就温家宝谈的三点，实际做的如何？人民满意不满？当然是非常不够的。中共党代会上对政治改革谈得较具体深刻的，是十三大报告，该报告提出实施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建立领导人要和群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内容，虽然邓小平表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但实际上六四镇压之后这些内容全部被推翻，例如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国家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党政再度合一，也从来没有建立和实行领导人和群众的对话机制。
“温家宝最近说想把不同意见的人请进中南海，很多人都等着被他请，虽然他也请过科学家，但远远不够。”高瑜认为，邻近中共十八大召开，今年的主要目标是维稳、控制言论，因此不太可能真正进行政治改革。
权贵资本主义成政改阻力
薄熙来出事后，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左派”力量明显削弱，“改革派”力量相对突出。3月14日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被视为中共“改革派”的温家宝以强硬的话语为记者会划上句点，震撼全场。
温家宝回答路透社记者储百亮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提问时，强调：“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温家宝一席话，被视为否定了重庆在薄熙来治理下的发展路线，亦即否定文革复辟的左倾路线。《大事件》报导，“乌有之乡”实际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张宏良所发表的3万5千字报告，被定为“中国毛派共产党的组党纲领”，据悉此报告和毛派组党大会被汇报到最高层，罪名是“拥护薄熙来当总书记”。
《大事件》称，《重庆模式》一书作者杨帆提出，因为重庆模式的成功，使得比较利益的实现形式在中国产生了变化，内地形成了增长极，劳动力也获得有效的支持；“新权威主义”历史学家萧功秦指出：“打黑除恶确实受到社会各阶层最广泛最积极的支持。”自由主义派的政治学者陈子明也贊同“作为地方自主性的重庆模式”的肯定。但这些学者的表述，随着3月14日温家宝的“一锤定音”而被排除在主流外。
高瑜对《新史记》表示，她从没想过“左派”有朝一日会翻天。“只有上个世纪60年代的历史条件才会发生文革，现在哪有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那种一挥手全国人跟着走的帝王式的领袖？完全用个人迷信领导人民的大独裁者？能够让几亿人民表达愚忠的历史条件？文革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群众专政，搞全国动乱。跟现在中国强调稳定，把维稳作为硬任务正好相反。中共目前就是毛派煽动，也只是在一些场合烧南方系的报纸，组织报告会，办左派网站，不具备发动全国动乱的条件。”
高瑜也不认为现在中国高层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分。高瑜表示，六四镇压后，邓小平做了南巡讲话，表明继续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此后中国一直寻着这条路往前进，走到现在建成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以党的各级领导为中坚，形成一个权力与财富结合的利益集团，即便不搞政治上的改革，只搞经济改革，要继续前进，也应该是彻底市场化。
但高瑜对《新史记》表示，但是现在这个权贵集团不愿意继续往前走，经济上也不往前走，只愿意维持现状。因为市场化要求民营、国营企业都有公平的竞争机制，权力必须退出市场。“国营企业当共和国的长子，在各方面佔尽资源，亏空了，银行印票子替你还，老百姓的存款一直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存在银行利息多年是负值，老百姓承担所有损失，银行和政府却发着大财。”
高瑜说，利益集团也不愿意退回到毛泽东时代，那样他们只能享受政治特权，如何能成为富可敌国的资本家？因此这些人最想维持现在这个最不公正、最腐败的改革带来的最不平等的经济社会格局，还想榨取、豪夺更多的利益。真正希望变革的是底层的人民大众。
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也指出，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然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
何清涟认为，一旦地方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甚至为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历时30余年，至今许多领域仍然保持半市场化半行政干预状态的根本原因。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到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
高瑜对《新史记》表示，就算是左派思潮的精神领袖薄熙来，也不能说他是要退回文革、实行毛泽东的平均制，薄熙来让民不聊生变成官不聊生，他用毛泽东的方式黑打，把文强一类的巨大贪污资本倒出来，投资在民生上，因此重庆在所有省级市、直辖市里的房价最低，解决城乡二元问题也很扎眼，让农民进城、给农民城市户口，给农民补贴，有土地的还可以回乡种地。
此外，高瑜表示，薄熙来也进行招商引资，让重庆获得许多外国资本，人民收入增加，虽然薄熙来的方式，还是强政府、强人政治，丝毫没有纳税人的观念，一切他说了算，但并非毛泽东式的平均制。
高瑜对《新史记》指出，温家宝也关注银行垄断的情况，强调要改变融资机制。3月28日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规范民间融资的发展。“我们可以看看他下一步会怎么走。中国民间融资早就是不得已闯出的一条民间金融的道路，已经枪毙好多人了，吴英不是第一个。”
朱镕基曾强力收缩银根，并将非法集资10亿、侵吞公款300万的沈太福枪毙；2007年2月7日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7.7亿被刑事拘留，3月16日被正式逮捕，被捕时有3.8亿元债款无法偿还，2012年1月被浙江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死刑；温家宝提出规范民间融资，被视为对吴英案的回应。“所以你说谁是改革派？谁是不改革派？”高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