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美人计...他亲见中共第二号大人物两副面孔
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后，美国驻东德大使馆才发现，馆里一位美国秘书出了大事。她交了一个东德男朋友，对方透过这段感情，从她那里套走了使馆的情报。
“她是明知故犯，把机密资讯给了他。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以为他爱她。但他并没有。”当年派驻东德的美国外交官庞韬文(Thomas Lee Boam) 对记者说。这位秘书后来入狱服刑，如今已经出狱。
这种手法在情报界有个专有名词：“甜蜜陷阱”（honey trap），中文叫“美人计”。
庞韬文教授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二十五六年，先后派驻西德、东德、加拿大、香港和北京。2000年至2004年，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商务公使衔参赞，负责处理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事务，现在是犹他大学商学院教授。
黄仁勋辞职前一天，庞韬文接受了本报约90分钟的专访，之后又以书面回复补充了对黄仁勋辞职的看法。他特别声明，以下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犹他大学的立场；他也提醒，自己已离开政府约20年，所谈是亲身经历的历史，不代表美国政府今天的政策。
“可以有一夜情，但不能谈恋爱”
谈起美人计，庞韬文教授先从外交官的一条规定说起。他说，驻华期间，美国外交人员不得与中国公民建立长期关系。
“我可以和使馆的员工交谈，但如果我和使馆以外的人有任何私人关系，都必须报告。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他说。
他半开玩笑地描述这条规定：使馆里单身的人很多，也想约会。“你可以约会一次，甚至可以有一夜情，但你不能约会十次，不能谈恋爱。如果对方跟美国人约会，很可能是被指派的。”
他解释美人计的做法：对方政府会派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男女都有，看目标是谁，去跟对方建立恋爱关系。“这太常见了，常见到这种方式有了专属名称叫甜蜜陷阱。”
前驻美国驻北京商务参赞，现任犹他大学商学院教授庞韬文。（Lee Boam 提供）
他说，东德那位秘书的遭遇，正说明了美人计为什么有效：“这些人是外国政府指派的，任务就是赢得目标的信任，再从他们身上套取机密。当目标爱上了他们，就会开始说：好吧，我太爱你了，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这招很管用。”
所以，外交官跟当地人的任何关系都值得怀疑，不只是恋爱。“任何时候有人来找你、想和你做朋友，你都得问问为什么。”
对着窃听器“传话”
被监视，是庞韬文在北京的生活常态。问他当外交官时是否被跟踪过，他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一直都是。”
令人意外的是，他说那种感觉是“安全”。“我们知道国安人员一直跟着我们，其他人也知道。这意味着没人敢对我们图谋不轨，没有抢劫犯，什么都没有。”
他的住处被装了窃听器，网络和电子邮件也一直受到监控。他甚至学会了利用这一点。有时监控邮件的人太多，网速被拖得很慢，他就坐在电脑前对太太说：“这些家伙又在网上了，慢到我都没法联络。”话说完，网速就恢复了。
有些批评的话，他不能当面对中共官员说，就在家里对着麦克风说。“我们知道他们在听，所以我会透过在家里的聊天，向政府官员传递信息。任何不该讨论的事，我们就不讨论。”
他说，美方也一样会跟踪中共驻美外交官。“间谍对间谍。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做，你就只能与之共存，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
监控也延伸到使馆内部。庞韬文在北京时，办公室有大约100名中国籍员工，全部由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指派，美方不能自行聘用。
“国安部门会抽走他们30%的工资。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工作，这点毫无疑问。”这些员工也必须向国安部门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
“签证午餐”与官员的两副面孔
美人计是为了获得情报的一种方式。庞韬文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熟悉的“关系”。
他说，每次和中国商界人士接触，对方都会说：“我们想请你吃午饭。”“无一例外，都是为了签证。”对方希望透过一顿饭建立关系，让他帮忙疏通去美国的签证。
最后他干脆立了规矩：不参加“签证午餐”。“如果有人要请我吃午饭，我必须知道议程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签证，我不会去。我不是签证官，签证官也不听我的。”
他观察到，中共官员往往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有中国政府官员来找我说：我们不会被资本主义霸权吓倒。下一句他就转过头来问：你能帮我儿子申请美国的大学吗？”
他还记得，中共政府一位排名第二的高层领导，曾开心地跟他说，带孙女去麦当劳吃汉堡有多高兴。
庞韬文说，他在担任代理大使期间，中共外交部几乎每天都把他叫去交涉。有时是因为美国报纸称台湾是独立国家，有时是因为抗议活动、他们要求美方“不该允许”这样的事情。他的回答每次都一样：美国有新闻集会自由，政府不压制言论。
“然后，部长会转向我说：家里人都好吗？你们打算去哪里度假？何不来我家吃顿晚饭？”他说，整个交涉过程纯粹是走个形式，“跟真实的情况毫无关系”。
桌上压着九十亿美元的贸易纠纷
作为商务外交官，他和中国普通人打交道，几乎都是在“抱怨他们对美国合作伙伴的不良行为”。
“产品盗版、伪造、违反合约、对合作伙伴撒谎、偷他们的钱，腐败。你能想到的都有。我花了80%的时间在处理这些事。”
他说，离开中国时，他桌上还压着约90亿美元的贸易纠纷，都是在中国惹上麻烦、要他帮忙解围的美国公司。因为与华盛顿有12小时时差，他常在凌晨3点接到电话，对方开口却是“午安”。
英伟达董事会可以做“有罪推定”
黄仁勋辞职后，庞韬文从商学院教授的角度，以书面回复了本报。他认为，这次辞职“也许跟婚外情没有直接关系，但肯定有间接关系”。
“执行长常常因为‘失去信任’而被撤换，这也会是对外公布的理由。”他解释，失去信任的意思是，董事会认为不能再信任这位执行长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这次的情况，董事会可能认为，负面新闻让执行长显得无能。即使这可能只是外界的观感，不需要证明执行长真的做了什么。”
他特别指出法律和商业的不同标准：
“在我们的法律制度里，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但这是法律标准，不适用于经营企业。董事会完全有权先假定执行长有罪，直到他证明自己清白为止。”
他也强调，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段与间谍的关系，对方只是“涉嫌”间谍。“在法庭上，这不够。但在商场上，如果你想摆脱负面新闻，这就是十足的证据。”
这番话解释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调查还没有结果，黄仁勋就已经辞职。英伟达董事会在风波初期曾表达对黄仁勋的信心，但不到一周就宣布他辞职，并首次设立董事长一职，由新思科技（Synopsys）前执行长琼斯（Harvey C. Jones）担任。
贝森特：换掉执行长，问题不会消失
不过，换掉执行长能平息舆论，却不一定能了结责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11月13日接受CNBC访问时表示，外界迷在黄仁勋的私人问题上，真正该追问的是：英伟达是否了解自己的客户，有没有认真防止芯片外流，还是在把芯片卖给“显然是过桥用的壳公司”。他说，公司里任何牵涉其中的人都应该被追责。
据报道，黄乐曾任高管的Megaspeed两年内经手超过40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被怀疑协助中国企业绕过美国出口管制。贝森特说，财政部、国防部、国务院和贸易代表署几个月来都主张把Megaspeed列入黑名单。Megaspeed否认走私芯片。
彭博社也报道，英伟达法务总顾问提姆·泰特（Tim Teter）曾在2025年夏末，致电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的次长，询问美方是否参与了新加坡扣留黄乐一事。英伟达表示，泰特当时并不知道黄仁勋的婚外情，公司与官员联系属于例行做法。贝森特则认为，泰特“可能应该做更多监督”。
对于贝森特的质疑，庞韬文教授以亲身经验回应：问题在于大多数美国公司根本没有去查。
“大多数公司都没有设法弄清楚事情是否正常。那些来找我、遇到麻烦的（美国）公司，都没有做足调查。他们连最基本的事都没做，比如去确认对方给的地址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家公司。”
他说，不止一次，他应企业要求前往对方提供的地址查看，“结果那里什么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要跟人做生意，至少要确认对方有个营业地址。”
二十多年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纽约时报》11月7日报道，美国商务部批准经手英伟达H200芯片的中国公司中，至少有两家在登记地址找不到任何人。
截至发稿，美国司法部尚未就黄乐是否替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作出结论。
“知道有这回事，然后做出调整”
回顾驻华年代，庞韬文教授形容那份工作“充满挑战、引人入胜，也很累人”，但他不会拿它换任何东西。对他来说，被监视、被拉拢、被设局都不稀奇，关键在于时时记得对方在做什么。
外交官有规定、有报告制度，仍然会有人中招。像黄仁勋这样掌管全球最关键芯片技术的企业领袖，是否也该有类似的规范，是这次事件留下的问题。
对于这一切，庞韬文教授的态度很坦然。他说自己只是在陈述亲身经历的历史，不知道美国政府今天怎么看。但他当年学到的功课，从未过时：任何人主动来跟你做朋友，都得先问一句为什么？
黄仁勋风波时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