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割可弃？从人民江山到韭菜政治的历史讽刺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伟大到什么程度？伟大到可以吃苦，可以受穷，可以流血，可以牺牲；伟大到一代接一代奉献，一茬接一茬成长，永远吃苦耐劳，永远任劳任怨。于是，有了一个十分动听的词：可歌可泣。
然而，倘若把某些权力运行的逻辑翻译成民间语言，这四个字恐怕还可以另作解释：可割可弃。可割者，财富、劳动、土地、青春；可弃者，尊严、权利、诉求，乃至那些失去利用价值的生命。前者是庙堂上的颂歌，后者是民间的苦笑。一字之差，竟像是两部中国政治史。
一、打天下时是人民，坐江山后成了家产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为帝业可以传之万世。刘邦斩蛇起义，终于建立刘家天下。朱元璋出身赤贫，做了皇帝，便将天下分封给朱家子孙。改朝换代，旗帜不同，家天下的逻辑却惊人相似。百姓负责种田纳粮，士兵负责冲锋陷阵，皇帝负责坐享江山。天下兴亡，百姓承担代价；江山易主，百姓重新纳贡。所谓王朝循环，往往就是换一批人坐龙椅，让另一批人继续跪着。
近代革命本应终结这种政治逻辑。孙中山倡导共和，其根本意义之一，正是要把国家从帝王家产转变为国民公器。遗憾的是，帝制可以推翻，帝王意识却未必随之消失。共产党革命以阶级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为号召，建立政权之后，依然大量使用“打江山”“守江山”的传统政治语言。习近平更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并解释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是为了人民幸福。
这当然是一个动听的政治承诺。问题恰恰在这里：如果人民就是江山，那么究竟是谁在坐江山？如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还需要某个组织永远替主人守住江山？如果江山属于人民，那么人民有没有权利决定由谁管理江山？
一句话，究竟是人民拥有国家，还是国家被宣称代表人民的权力集团所拥有？这个问题，远比任何政治口号重要。
二、革命时可歌可泣，建设时可割可弃
革命年代，人民的苦难是最好的动员材料。农民受苦，证明旧制度黑暗；工人受压迫，证明革命势在必行；百姓流血牺牲，证明革命事业伟大。人民的每一滴眼泪，都可以化作政治宣传中的一颗珍珠。
然而，政权建立以后，苦难的解释权却发生了奇妙变化。土地改革中，农民被动员起来重新分配土地；不久之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接踵而至，农民对土地和生产的自主权再次受到根本改变。大跃进造成严重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些曾被歌颂为革命根基的农民，却在国家工业化与激进政治运动中承受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这是历史研究早已无法回避的事实。人民当然仍然伟大。只是他们饿死时，未必有机会决定粮食如何征购；他们受难时，未必有机会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后来，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中国人的勤劳、智慧与创造力终于获得了较大释放。数亿人摆脱贫困，城市迅速扩张，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这些变化真实存在，也不应抹杀。但发展成就不等于权利问题自动解决。农民工建设城市，却长期面对户籍壁垒和公共服务不平等；土地城市化创造巨额价值，征地补偿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却屡有争议；劳动者创造财富，仍需为工资、工伤、社保奔走维权。
这就产生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修辞：发展成果属于人民，发展代价也由人民承担。有成绩，是领导有方；有困难，是人民还需奋斗。有财富，是制度优越；有负担，是个人需要理解大局。人民既是最伟大的主人，又是最耐用的成本承担者。如此一来，“可歌可泣”便很容易滑向“可割可弃”。
三、韭菜经济学：一茬接一茬，割完还要感谢阳光
近年来，“韭菜”成为中国网络语言中的一个重要隐喻。它本来形容资本市场上反复遭受收割的散户，后来逐渐扩展为普通人在不对等经济与权力关系中的自嘲。韭菜有什么特点？生命力顽强，容易种植，可以反复收割。最妙的是，割过之后还会重新长出来。
倘若将韭菜哲学用于政治经济学，便会出现一种奇妙的治理想象：年轻时努力读书，毕业后努力找工作；工作后努力买房，买房后努力还贷；结婚后努力养育孩子，年老后努力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阶段都有任务，每个任务都需要付出。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原本是现代社会保障公民生活的重要领域，却也可能成为家庭长期承受经济压力的来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财政。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仍达48699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并不等于政府净收益，更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居民的剥夺，但这一庞大的财政项目足以说明，土地与地方公共财政之间存在何等紧密的制度联系。在土地供应、征收和城市开发过程中，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农民、居民、开发者与地方政府之间，是否拥有公平的谈判地位？
然而，在某些政治叙事中，人民不仅要承担成本，还应当保持感恩。享受公共服务，要感谢国家；获得本应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要感谢政策；遭遇困难得到救助，还要感谢组织关怀。仿佛纳税人不是公共财政的供养者，反倒成了财政恩惠的接受者。
这就像一家饭馆，顾客出钱买饭，老板却要求顾客感谢自己慷慨施舍。更荒唐的是，顾客若嫌饭菜不好，老板还可能斥责他不懂感恩。韭菜最悲哀的命运，不是被割，而是被教育成：能够被割，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四、人民至上：至上到不必亲自作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极其庄严的宣示,问题在于，政治文明不能停留在宣示。权力属于人民，至少意味着人民应当拥有真实、有效的制度途径，参与公共决策，监督公共权力，并对违法侵权行为获得救济。
但在高度集中的党国政治结构中，政治领导权、干部任用权、重大政策决定权与公共监督机制之间，存在值得严肃检视的制度性张力。于是出现一种令人困惑的政治现象：人民是国家主人，但未必能够自由选择最高执政者;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宪法承诺，但公共表达受到广泛限制;人民拥有监督权利，但监督掌权者的渠道和效果，往往取决于掌权者所设置的制度边界;人民利益至高无上，但何谓人民利益，最终仍主要由政治权力加以解释。这就引出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谁有权代表人民？谁又有权监督人民的代表者？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主权不可转让的问题，现代宪政则进一步强调，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程序和公民权利的约束。代表不是占有,授权不是卖身,执政不是继承遗产。如果一个组织自称永远代表人民，却缺少让人民有效撤回授权的制度，那么“代表”便有可能蜕变为政治监护。人民被视为需要保护的孩子，而掌权者则成了永远不必退休的家长。
更奇妙的是，这位家长不仅决定孩子应该吃什么、学什么，还可以决定孩子能说什么、想什么。孩子若提出异议，家长便说：我是为了你好。于是，“人民至上”就可能演变为一种政治悖论：人民高高在上，高到看不见；权力脚踏实地，实到搬不动。
五、最可怕的不是割韭菜，而是把人训练成韭菜
任何社会都需要税收，需要公共建设，也难免存在利益分配冲突。问题不在于人民是否承担公共成本，而在于成本如何决定、收益如何分配、权力如何受到约束。现代国家与传统家天下的重要区别，正在于公民不是君主的臣民，更不是某个政治组织的附属财产。公民有权知道公共资金如何使用，有权质疑政策，有权要求政府说明理由，也有权通过法律和政治程序追究责任。
而一种高度强调服从的政治文化，却可能逐渐改变人的自我认知。面对不公，先问自己是否不够努力;面对侵权，先考虑会不会影响大局;面对公共问题，先担心说话是否安全；面对权力，习惯仰望；面对同胞，却常常相互指责。
久而久之，社会便容易形成一种奇特的道德秩序：要求弱者忍耐，赞美受害者坚强，歌颂牺牲者伟大，却很少追问那些本可避免的牺牲为什么发生。苦难一旦发生，就被赋予崇高意义；牺牲一旦完成，就被写成英雄史诗。至于能不能不苦难、能不能不牺牲，反倒成了不合时宜的问题。
这正是某些政治宣传中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可以把本应避免的苦难转化为值得赞美的美德，把本应追究的责任转化为要求人民继续奉献的理由。
当然，真实的奉献与牺牲值得尊敬。但尊敬牺牲者，不等于赞美制造牺牲的制度；歌颂坚韧，不等于要求人们永远忍受不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应以人民能够忍受多少苦难衡量，而应以它能够减少多少不必要的苦难衡量。
六、从“可割可弃”到不可侵犯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从来不缺少赞美人民的语言。孟子说民贵君轻，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思想在各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并未真正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主权制度。因为在传统政治中，人民往往首先是统治合法性的依据，而不是拥有完整政治权利的主体。民心可以决定王朝兴亡，却未必能够决定皇帝任期；百姓可以被称为社稷根本，却未必能够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人。
现代宪政的历史突破，恰恰是将人民从政治伦理中的抽象群体，转化为具有具体权利的公民。生命不可任意剥夺，财产不可任意侵犯；言论不应仅因批评权力而遭受惩罚；人格尊严不应依附于政治忠诚。政府不是恩主，而是受托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公民不是被统治者赐予幸福的对象，而是有权自主追求幸福的人。这才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根本变化。
中国人并不缺乏勤劳，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忍耐与牺牲。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太能吃苦，太善于忍耐，也太习惯在艰难环境中寻找生存办法。真正稀缺的，不是更多忍耐，而是让普通人不必依靠无限忍耐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制度条件。
我们不必再把苦难视为民族的必修课，也不必再把牺牲视为人民的天然义务，更不必把某个政治集团的江山，误认为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园。国家应当属于公民，权力应当服务公民，法律应当保障公民。这不是奢侈的政治理想，而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
说到底，“可歌可泣”本是对人的赞美，“可割可弃”却是对人的物化。前者承认人的价值，后者把人降为可以计算、消耗和抛弃的资源。二者之间，隔着的不是两个汉字，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一个真正值得歌颂的国家，不应要求人民永远可歌可泣，更不能允许权力把人民当作可割可弃的韭菜。
人民不需要永远伟大，只需要能够平凡而有尊严地生活。不必为了一套住房耗尽半生，不必为了看病倾家荡产，不必因为说出真话而担惊受怕，不必因为维护权利而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更不必在遭受不公之后，还被要求感恩戴德。至于那些喜欢高唱人民赞歌、又迷恋“打天下、坐江山”的人，不妨先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然人民就是江山，那么人民究竟是江山的主人，还是江山上的庄稼？
庄稼可以收割，公民不可收割。这，才是“可歌可泣”与“可割可弃”之间真正的文明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