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游戏，为什么玩不下去了？
赵鹏博评论文章：中共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讲，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党的领导创造的伟大成就。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
中国过去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今天又为什么增长不动了？
答案不在中央文件里，也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而在中国的人口结构、社会保障和财政账本里。
这些条件为工业化、投资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今天，这些条件已经发生逆转。
而中共仍然试图依靠“四个意识”、政治纪律和高压控制，解决经济规律和人口结构带来的问题。
问题是，政治可以要求官员服从，现实却不会服从政治。
一、过去中国为什么能够增长？
【2021—2025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先看人口。2021年至2025年，中国0—15岁人口减少3287万人，16—59岁人口减少3086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5602万人。
短短五年，老年人口占比就从18.9%上升到23.0%。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人口条件正在改变。
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情况？
年轻人多，老年人少。
大量年轻人进入工厂、企业和城市，成为劳动者、消费者和纳税人。
工业化有劳动力，城市化有新增人口，企业有不断扩大的市场。
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占比较低，社会需要承担的养老、医疗和照护压力相对较小。
创造经济收入的人不断增加，社会需要承担的老龄化负担相对较轻。
这就是过去中国经济能够快速扩张的重要基础。
中共可以组织投资，可以调拨资源，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但它没有创造这些人口条件。
今天，情况反过来了。
年轻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收缩，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未来进入劳动市场的人越来越少，需要养老、医疗和照护的人越来越多。
经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能继续依赖劳动力数量扩张。
过去的人口条件帮助经济增长，今天的人口变化正在增加经济和财政调整的压力。
这不是提高政治站位就能改变的。
二、医保已经开始反映人口与筹资条件的变化
【2021—2025年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与个人缴费变化】
再看医保。2021年，中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约10.09亿人。
2025年，下降到9.42亿人。
五年减少约6653万人。
与此同时，居民医保个人最低年度缴费标准从320元提高到400元，上涨25%。
参保人数下降涉及重复参保清理、人口变化和部分人员转入职工医保，并不等于6653万人主动退保。
但数据呈现的变化很清楚：
参保规模下降，个人最低缴费标准提高。
医保需要持续筹资，才能支付医疗费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医疗需求和保障责任。
政府可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也可以增加财政补贴。
但提高个人缴费，钱要从居民口袋里出。
增加财政补贴，钱要从政府财政里出。
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绕不开居民支付能力和财政收入这两个现实条件。
过去，经济扩张和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的运行环境。
今天，人口条件改变了，财政也面临压力。
中共可以决定医保每年收多少钱，却不能决定每个家庭每年一定能多挣多少钱。
政策可以调整收费标准，政治纪律却不能创造居民的支付能力。
三、财政账本已经把问题摆出来了
【2021—2025年财政收入、社保补贴与债务利息变化】
最后看财政。
2021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约30.06万亿元。
2025年，下降到27.37万亿元。
五年减少约2.69万亿元。
与此同时，社会保险基金财政补贴从2.26万亿元增加到2.91万亿元，增长28.8%。
一般公共预算债务利息支出从1.04万亿元增加到1.35万亿元，增长29.1%。
收入下降，社保补贴和债务利息却在上涨。
过去，中国年轻劳动力充足，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创造新的经济活动。
企业扩张带来税收，土地开发带来收入，政府也有更多资金继续投资。
但过去的投资不是没有代价的。
修路要钱，修完之后维护还要钱。
建医院要钱，建成之后运营还要钱。
借债投资要钱，借来的钱还要支付利息和本金。
过去经济不断扩张，新增收入能够帮助政府承担这些责任。
今天，部分收入来源已经收缩，过去积累的账单却没有消失。
养老金要发，医保要补贴，债务要付息，公共设施要维护。
过去的扩张留下了长期支付责任，而支撑扩张的财政条件已经改变。
这才是中共面对的现实。
财政不是政治表态。
地方官员可以被要求完成任务，但没有收入就是没有收入。
纪委可以追究责任，却不能通过处分干部创造新的税源。
政治纪律能够约束官员，却不能填平财政缺口。
四、中共仍然在用政治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面对这些变化，中共最熟悉的办法是什么？
中央定调，地方执行。
强调“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巡视监督，压实工作责任。
出了问题，就调查、问责、整顿。
这套办法能够解决官员是否服从命令的问题。
但中国今天面对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不是官员服不服从的问题。
年轻人口减少，不是地方官员不努力。
老年人口增加，不是干部政治站位不高。
财政收入下降，不是纪委查得不够严。
政府债务需要付息，也不是再开几次会议就能解决的。
中共把组织控制当成治理能力，却忽视了组织控制无法改变经济规律。
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中央再怎么要求，也不能让钱凭空出现。
一家企业没有市场需求，政府再怎么推动，也不能保证投资产生回报。
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再怎么宣传，也不能保证它增加消费、生育孩子。
过去，人口、市场和城市化提供了扩张空间，行政力量能够借助这些条件推动发展。
今天，这些条件已经改变。
继续提高行政压力，并不能让过去的增长条件重新出现。
高压能够要求官员执行，却不能保证政策产生经济收益。
政治问责能够追究责任，却不能创造财政收入。
组织纪律能够统一行动，却不能改变人口年龄结构。
五、中共的游戏，为什么玩不下去了？
把三张图连起来看，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变化脉络。
首先，人口结构改变了。
过去年轻人多、老年人少，今天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年人口持续增加。
其次，社会保障的筹资条件改变了。
居民医保参保规模下降，个人最低缴费标准提高，医保制度必须在新的经济和人口条件下维持运行。
最后，财政条件改变了。
部分收入来源收缩，社保补贴和债务利息等长期支付责任却在持续增加。
过去支撑中共经济扩张的条件正在逆转，过去扩张留下的责任却还在不断兑现。
中共当然可以继续加强组织纪律，继续要求官员服从，继续通过行政体系调拨资源。
但这些办法解决不了收入与支出的矛盾，也无法逆转人口老龄化。
“四个意识”能够统一政治要求，却不能改变财政收支。
高压控制能够强化行政执行，却不能创造市场需求。
政治权力能够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却不能决定资源能否增长。
中共过去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政治纪律战胜了经济规律。
恰恰相反，过去的经济和人口条件，为政府扩张提供了空间。
如今条件改变，政治权力也必须面对现实约束。
中共真正玩不下去的，是那套把政治服从当成万能工具、把行政控制当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运行方式。
经济规律不会因为政治需要而改变。
人口不会因为中央定调而停止衰老。
财政收入也不会因为官员增强了“四个意识”就自动增加。
中共可以命令官员，却不能命令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