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斯坦福，依然撕不掉大专标签
10月中旬，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为表彰博士后何世豪“在支持他人职业成长方面所展现的慷慨、提携与倡导”，向这位来自中国山东小城的研究员颁发了“Career Impact Award”（职业发展影响力奖）。
这是这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一项需要与全校教授、教职员工、博后及校友一起竞争的荣誉，每年获奖者一般只有三四个人。
采访开始时，何世豪同南风窗记者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何世豪是该奖项成立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
在公开资料和个人简历里，何世豪有许多亮眼的头衔：美国斯坦福医学院神经外科脑中风中心创始人和联合主任、烟雾病中心主任、神经外科前系主任Gary K.Steinberg教授实验室联合培养博士、访问学者，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脑血管病领域期刊Stroke等医学期刊发表了30篇SCI论文。
踏进何世豪的朋友圈，“精英学霸”味扑面而来：照片里的他戴着眼镜，多数时候穿着挺括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今年他31岁，博士头衔，在顶刊发论文，在全球名校工作，偶尔用全英文发朋友圈。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故事的B面，是一名“差生”的逆袭。
18岁那年，何世豪以430分的高考成绩，进入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在新的环境里，他产生了强烈的想离开这里的念头。为了准备专升本考试，他每天只睡三个多小时，最终成功考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后来又通过同等程度的努力，成为全校第一个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录取的研究生。
从专科生到全球顶尖医学院的博士，何世豪花了12年。这12年内，他的生活里只有学习，奋斗史堪比当代版《平凡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努力叙事在如今已稍显过时。但何世豪的故事，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的意义，不是为了鼓励人“逆天改命”，更不是给人带来“榜样”的压力。何世豪不断向上攀爬的动力，来自对环境的不满足，来自对未来可能的无限想象和信心。他的内心并没有“卡夫卡的城堡”，但有一座“西西弗斯反复攀登的高山”。
01
“卷王”
一个好学生的炼成并不难，但对何世豪而言，想成为好学生的冲动，在18岁那年才到来。
2013年，山东菏泽的高考生何世豪以430分的成绩，被位于临沂的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录取。这是一所大专院校，学制三年，主要面向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培养医务工作者。
何世豪大学宿舍里有6个人，室友们的常态，是深夜打游戏到4、5点，第二天早上8点爬起来，到教室里趴着睡觉。入校第一个学期，何世豪就经常被同学们喊着去网吧打游戏，“很多人来这里就是为了换个地方打游戏。”
大一上学期期末考试，他“没怎么复习”，但成绩出来后，他在全班五十几个人里排第十，他后来分析，这或许是因为自己父母在菏泽老家从事社区服务和乡村医疗，从小耳濡目染之下，自己也积累下来一些基础医药常识。
但分数终究让他这个“从小到大都倒数第一的人”颇感意外。他大受鼓舞，不禁开始想：“如果我再多努力一点，是不是就能更好一点？”于是，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推掉了室友们的游戏邀请，也不怎么外出娱乐，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学习上。
这时专科三年的教材内容已无法满足何世豪的求知欲，后来，他便买来了本科五年制学院的教材自学。宿舍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其他室友开着台灯打游戏，何世豪就开着台灯看临床医学教材。
渐渐地，有舍友对何世豪说：“挺能装啊你。”“这些东西你看得懂吗？”“看懂了你期末考试有什么用？”在冷嘲热讽下，何世豪与室友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
他知道，对身边大部分同学而言，“考试及格就行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努力能换来什么回报，“他们觉得学习没用”。
在这所学校，每年约只有1/10的学生最终能进入本科院校。但何世豪告诉自己，一定要成为那十分之一。
一次，深夜凌晨三点，几个室友关了灯在看恐怖片。何世豪开着自己的台灯看书。室友们觉得电影氛围被破坏了，便将何世豪的台灯砸了，把他的笔记本也撕了。
没办法在宿舍里学习了，自那以后，何世豪每晚抱着1000多页内科教材，搬着小凳子去男厕所旁边24小时开灯的开水房学习。
他把一个小脸盆扣在膝盖上，用作“桌子”方便看书做笔记，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曾经有同学半夜出来上厕所，被他吓了一跳。逐渐地，大家都习惯了——年级里有个“何五点”，每天在开水房熬夜学习到五点，“可能脑子有点问题”。直至如今，何世豪的网名还叫“何五点”。
如此熬夜复习，每天只睡三小时，到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他还是能按时上课，状态丝毫不受影响。那段时间，他也为自己过于旺盛的精力感到惊奇，后来觉得，这大概源于自己对环境的失望和对自我堕落的恐惧，“我太想离开这个环境了，我不想变得和他们（周围人）一样。”专升本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机会，“如果这个我都抓不住，我以后就会和他们一样。”
2016年，何世豪从几千名考生中跻身全省前100，专升本到了泰山医学院（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在本科院校，何世豪开始深入接触神经外科，并继续瞄准考研。他果断将目标定在了神经外科全国排名第一的北京首都医科大学。
这所学校对于当时的何世豪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他的本科学校从来没有学生考上过首都医科大学。最好的考研记录是去了南开大学做学硕，大部分学生都去了锦州医科大学等东北地方院校。
何世豪身边有人劝他，一些边远学校不压英语和政治分，不如抓住自己英语好的优势，考个稳妥些的院校。但何世豪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那所最好的。
本科两年，何世豪几乎还是每天都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只要前方还有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就一刻也不能松懈。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熬到发出警报，吃什么都吐，胆红素和反映肝功能的转氨酶飙升至最高240（正常范围在10-40）。同学们开玩笑称何世豪为“地沟油检测器”，凡是他吃了吐的，这东西的油就不好。
2018年，收到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的面试通知那一刻，何世豪正在从临沂回老家滕州的客车上。车厢很臭，旁边的乘客脱了鞋，吃着瓜子，瓜皮扔了一地，还有小孩在后面踹着他的凳子。手机里忽然弹出面试邀请，何世豪入围了。
那一瞬间，他忽然感觉周遭神清气爽。“阳光很明媚，瓜子很香甜，小孩很有活力，一切都太好了。”
02
差生
没有人是天生的差生，何世豪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童年在山东菏泽市度过，家里条件不算富裕，何世豪念初中时，家门外的路才有了第一盏路灯。
何世豪的父母都从事医护行业，父亲在传染病医院工作，母亲是乡村医生。寒暑假时，何世豪偶尔会去父母工作的地方帮忙，比如帮患者换吊瓶、包药，这多少给何世豪打下了一些药理和生物学基础。
父母对何世豪的教育自幼比较严厉，经常体罚和责罚。从小到大，每一科考试，即便他用尽全力，也大概率难以让父母满意。
后来的专升本考试，全省平均分三十多分，何世豪考了七十多分，除了英语作文，客观题几乎全对。母亲得知后，仍然泼了盆冷水：“你这种人能考多好？你要考得好，你高考早考好了。”
何世豪对小时候的记忆，总是与体罚密切相关。在学校里被老师打，在家里被父母打，棍棒和批评贯穿了他的中小学阶段。
他记得，读中学时，有一次自己忘了穿校服，老师当着很多学生的面斥骂他：“你这种人我管不了了。”“你这种人”几个字很刺痛何世豪，只是没穿校服而已，“他就把我当成坏学生。”
还有一次，一名老师骑车下班的路上，偶遇了何世豪与一名同学站在一家网吧门口聊天。何世豪回到家，不由分说地被父母打了一顿，打完之后他们才告诉他，“老师刚才说你去网吧了。”
何世豪又气又哭，“我去网吧能只去一分钟就回家吗？我没有身份证我能进去吗？”但没有用，打也打完了，父母不会道歉。
体罚的习惯持续到高中，高中老师的体罚更严重。由于学习长期处于班级倒数第一，何世豪在老师眼里是个十足的“坏孩子”。下课后，何世豪趴在桌子上歇一会儿，老师就拿着一块很硬的铁板砸他的头。
在学校里，何世豪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压。课间跑操的时候，老师们常常“动不动给我来一脚”，何世豪总是被班主任叮嘱：不要和别的同学说话，不要影响他们学习。
由于被判定为“差生”，老师并不信任何世豪。一次生物考试，有一道题全班其他同学都做错了，但何世豪做对了。那是一道关于遗传学的选择题，何世豪自己很感兴趣，他满怀自豪，希望和其他同学一样，能被邀请分享解题思路。但老师并不相信是他自己选对的，“你就是全都选C，也会有一个蒙对的。”老师对何世豪说，“你下次别交答题卡了。”
整个中学时代，唯一让何世豪感到有些鼓舞的是英语老师，英语老师不像其他老师一样，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区别对待，在读单词的时候，她不会跳过何世豪。遇到不会读的单词，她也会耐心解释。后来，从大专到考研，英语一直是何世豪最强项的学科。
430分的高考成绩，离当年的理科二本分数线仅差5分。这个分数在何世豪的意料之内。父母曾建议他复读，但他再也不想回到中学时期的日子了。
03
标签
在首都医科大学念硕士期间，何世豪开始发表SCI论著。父母不知道这个名词的含金量，仍然习惯性对儿子持打压态度。他们问何世豪：你这个什么期刊，多少分啊？何世豪回答，2分，父母不屑一顾：“人家都5分呢。”
后来，何世豪陆续发了5、6分的期刊，父母又说，“那人家还能发十分呢，你这连及格线都没达到。”再后来，何世豪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神经科学顶级期刊发表了10篇SCI，发到世界顶级期刊，发到美国心脏协会，得到了全世界同行认可，一些意大利和荷兰的专家甚至专门为他的论文写报道。回到家中，父母仍然会说：你跟人家院士比起来差太远了。
2024年夏天，何世豪受邀以联合培养博士身份去美国斯坦福，父亲提醒他：“你又不是本科，人家本科都有学位证。”何世豪无奈了，“他不知道这有多难，我谁都不认识，只是通过自己的成果就得到了顶级学府的认可，让人家愿意花经费给我机会去研究。”
何世豪在斯坦福大学
这么久以来，何世豪发现，自己不能完全地撕掉“大专”的第一学历标签。
一个最直观的门槛是在考研的时候，大部分“985”“211”院校，尤其是“双一流”医学院校，都在招生简章里明确过，不接收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临床医学生报考。当时报考首都医科大学的时候，何世豪换了三个不同的电话打给招生办，确定了自己具备报考资格。
开学前，何世豪担心导师对自己的“大专出身”有顾虑，想早做准备，于是，他连本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提前把宿舍的被子、衣服打包完，一个人坐上了从泰安到北京的火车，到天坛医院提前实习。
直到如今走到了医学院的顶尖学府，何世豪仍然感觉自己并非越走越轻松。相反，越走到高处，遇到的人越优秀，他身上背负的压力就越大，“专科生”的标签在某些时候愈发显眼。
何世豪偶尔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这辈子都不会找一个第一学历是专科的人看病。”他不断被提醒：虽然你现在很了不起，但你别忘了你就是个专科生。
何世豪拒绝回忆说这些话的人是谁，那些名字和声音都逐渐不再重要。不过，如今，他的英文版个人简历里，最低学历依然保留着那所专科院校。何世豪说：“真正让我恐惧的，不是某一次考试失败，而是那种感觉——你已经拼尽全力了，却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路。”
参加研究生面试时，何世豪的父亲开着家里那辆六七万的小汽车，花了9个小时，送儿子到了北京。那是何世豪人生第一次到北京，父子俩住进了距离首都医科大学10分钟路程的小旅馆里。在房间里，父亲每天晚上照例吸烟，何世豪则在一旁忍着烟味儿学习。
面试持续好几天，何世豪每一天的神经都是高度绷紧的。一天中午，和父亲刚在外头吃完一碗馄饨，何世豪忽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就近找了一个垃圾桶吐。那时候，在长期睡眠不足和高压学习状态下，他的肝功能已经退化得很严重。
那天回去后，父亲不再在房间里吸烟了，也第一次关掉了手机视频的外放。晚上，何世豪听见他打电话给母亲说，“孩子挺不容易的，这次要是没考上，咱也别骂他了。”
何世豪觉得，这是这么多年来，父亲第一次看见他吃过的苦。
04
光
2025年4月，何世豪收到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邀请函。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止一条路。最清晰的，是和大多数研究生同学一样，毕业后留在本校医院或其他省级、市级三甲医院做外科医生。
但那段时间，他反复问自己：“我将来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很快听到了内心深处的答案，“我觉得我还想做更多一些。”他不想只是成为一名医生。
于是，他接受了霍普金斯提供的6万美金年薪，登上了飞往美国巴尔的摩的飞机，跨越重洋，继续研究自己感兴趣的烟雾病。在当年10月的一条朋友圈里，何世豪用英文写道：“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看见了光。数年的钻研，百折不挠，不断内省——如今，我将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继续这段旅程。”
何世豪在实验室
在首都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时，何世豪就将烟雾病（MMD）确定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是一种罕见的、慢性的进展性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病因不明，却是中国儿童和中青年人群脑血管意外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烟雾病的特效药，手术虽能改善脑血流，但存在风险大、费用高、恢复周期长等弊端，且不能大批量救治病人。
研究生期间，何世豪每周两次跟随导师王嵘教授查病房，每次有30多人就诊，一年可以看近3000例病人，他们多集中在5至10岁、37至45岁两个年龄段。其中，儿童患者常表现为反复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影响学习和认知发育。
何世豪对一个11岁男孩印象深刻。当时，做认知量表的时候，男孩做不出基础的加减法数学题，满分10分，他只能拿3、4分。在现场，男孩父亲就哭了，他自责地说：“我天天打他（儿子），我觉得他不好好学习，数学考试成绩很差，但没想到是这种（病）导致的。”
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错，但谁来察觉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异样呢？谁又能给孩子和家长提供帮助呢？
何世豪意识到，这是一块亟待攻克的领域，也需要更多抱持热情的人才。确定研究方向后，在没有AI的过去，他用了半年时间，把烟雾病相关的3000多篇文献下载下来，一点点研究。那段时间，他白天参加规培，晚上看文献和做课题研究。他还以烟雾病的认知障碍研究为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SCI论文。
多年后的今天，他无意间看了一眼，那篇影响因子只有2分的SCI已有50多次引用了。
人的命运终究是由自己改变的，何世豪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一直有人说努力不能换来等价的回报，但我会觉得每一步努力都不是白费的。我可能从这些失败里获得教训，可能在心态上得到锻炼，这些在我眼里都是等价的，我付出的极端痛苦就会带来回报。”
但并非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对痛苦的承受力和想象力，何世豪经常被邀请给大专学生一些建议，他会给出一致的建议：“实话说，如果你在自己的舒适圈比较快乐，那就不要跳出舒适圈，快乐太难了。”
快乐的密钥不止一把，而何世豪是那种结果导向的人。他享受经历漫长潜伏后最终浮上水面看到的第一抹阳光，享受大口憋气后呼吸到的第一口新鲜空气。最开始是从山东到首都，后来再走出国门，到了斯坦福、纽约、费城、香港等世界的不同版图。
一次假期，何世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物馆遇见了一群4、5岁的小孩，他们用英文流畅地交流着，何世豪有些恍惚，“我走了28年的路才见到的恐龙化石，他们4岁就看到了。”
这段回忆是何世豪在美国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回复给我的，十几年来，这个时间仍在案头一直是他的常态。南风窗记者惊讶于他还没休息，他“龇牙”笑笑：“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