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骚乱，是欧洲的告别宣言
亲共媒体香港01评论文章：法国骚乱还未平息，西班牙马德里近日又爆发约2.5万人的大规模游行，抗议养老金压力与持续走高的生活成本。巴塞隆纳同步出现激进示威，部分年轻人模仿法国骚乱的行动方式破坏商铺并与警方冲突。比利时等国也有民众发起同类主题的民生抗议。
回望过去20年，欧洲几乎没有真正安宁过。2005年10月，法国两名北非裔少年在巴黎郊区变电站触电身亡，全法城镇骚乱持续三周，约9,000辆汽车被焚。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雅典公务员、工人、学生轮番上街，紧缩措施引发全国大罢工；欧盟随后三轮救助希腊约2,400亿欧元，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相继求援，西班牙、意大利国债收益率飙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欧元区一度濒临解体。2011年，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占据马德里太阳广场数月，蔓延至意大利、希腊，整个南欧陷入反紧缩浪潮。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欧盟一年接收约130万宗首次避难申请，德国一年接收约百万。2016年6月，英国公投以51.9%选择脱欧，欧盟遭遇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分裂。2018至2019年，法国“黄背心”运动爆发，持续一年有馀。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荷兰、德国、奥地利连续爆发反对抗议。2023年6月，法国警察射杀17岁北非裔少年纳赫尔，六晚之间5,900辆车被烧、3,600多人被捕；同年法国养老金改革引发全国跨行业大罢工。到了2026年10月，法国又有一场55万人的大骚乱。
第一重困境：笨蛋，问题在经济！
首先是宏观经济。欧元区2023年经济增长仅0.5%，2024年勉强回升到1%左右，远低于美国同期2.5%以上的增速，而通胀却在2022年10月冲上峰值：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最终核定的2022年10月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按年通胀率达到 10.6%。因为俄乌战争爆发，能源价格也一度翻了三倍，虽然后来回落，但油价、食品、房租、能源账单的“台阶”已经被永久性地抬高了。
债务更是欧洲各国的慢性病：希腊公共债务占GDP约160%，意大利约137%，法国在2026年预计达到119.3%，2027年还要升到121.7%，财政赤字常年在欧盟3%红线的两倍上下。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的“火车头”，2023年经济零增长，2024年接近衰退，制造业PMI长期在荣枯线下方运行。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德国尚且如此，其它国家就更可想而知。
产业是更致命的问题，也是上述经济表现欠佳的原因。整个网路时代——从搜索引擎、电商、社交网络到智能手机、消费电子、云计算——欧洲没有长出一家全球性公司。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背后是美国，腾讯、阿里、字节跳动、华为、Deepseek背后是中国，欧盟自己的数字市场至今仍是27国碎片化的“数字巴尔干”。当AI浪潮在2023年之后以呼啸而来，全球前十大AI公司没有一家来自欧洲。就连AI战略，也只停留在监管框架层面。可以说，在人类经济史上最关键的两次技术跃迁里，欧洲各国集体缺席。
以法国为例看得最清楚。法国吃的还是奢侈品、航空、化妆品、农业、旅游业的老本——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被政府三次下调后只剩0.5%，等于老百姓平均收入原地踏步；通胀却被央行重新上调到2.5%。一面是物价、房租、能源账单节节攀升，一面是工资原地踏步，政府为了还债又拼命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民众怎么可能不愤怒？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竞选团队墙上贴着“笨蛋，问题在经济”。30多年过去，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欧洲。当下所有的街头怒火、政治极化、移民冲突、极右翼崛起，底层都是同一个问题：蛋糕不再变大，甚至在缩小，而分蛋糕的人还在用20年前的方式。
第二重困境：“政治巴别塔”，各有各心思
经济问题已经够难，还要面临先天畸形的政治结构。欧盟的决策机制本身就是个“妥协品”。欧洲理事会由27国元首组成，外交、税收、宪法等重大事项实行“一致通过”制——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小国都能绑架整个联盟的议程。欧洲议会是直选的，但议员来自27国、各说各话，组成稳定多数越来越难。欧盟委员会名义上是“超国家政府”，但它没有自己的税收权，钱袋子攥在各国议会手里。
更要命的是，27个成员国的利益根本不在一个方向上。德法轴心有分歧。德国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国，要的是东欧安全屏障、廉价俄罗斯能源和欧盟财政纪律；法国是大国雄心驱动的国家，已经衰落却不认命，要的是欧洲战略自主、南欧影响力和对欧元区南部的宽松容忍。两国从来是“妥协式伙伴”，不是真正的同盟。
英国已经用脚投了票。伦敦对欧盟的预算摊派、人员自由流动、欧盟法律凌驾英国议会三条长期不满，2016年公投脱欧。英国一走，欧盟少了一个净出钱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财政和外交权重立刻失衡。
东部“新欧洲”是另一套诉求。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在俄乌战争后多次否决或威胁否决欧盟对俄制裁方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强烈反对欧盟强制摊派的移民配额，宁愿把官司打到欧洲法院也不接收。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更倾向于把欧盟当成提款机和安全保护伞，却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
南部“老欧洲”又是一本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在欧债危机后被德国主导的紧缩政策按在地上摩擦，他们要的是欧元区共同债券、财政宽松和债务减免的宽容；北方富国要的是纪律、紧缩和“谁挥霍谁付款”。这两种诉求从2010年吵到现在，从来没有真正和解过。
于是欧洲面对任何一个真正的难题——对俄制裁、财政改革、移民配额、能源转型、AI监管，包括针对中国的产业与外交政策，都要先开几十场马拉松式峰会，元首们各自回国向国内选民交代，然后才能拿出一份谁都不满意、谁都能活下来的折中方案。这种结构不是用来解决危机的结构，是用来“避免最坏结果”的结构，但恰恰是这个避免最坏结果的结构，导致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最坏结果。
第三重困境：选举政治死结，白左极右撕裂
比制度更深的，是这20年欧洲主流精英奉行的进步主义“白左”执政哲学。这套哲学在纸面上非常漂亮：开放边界、多元文化、政治正确、环保优先、福利国家。但落地20年之后，它在欧洲酿出了三个苦果：移民失控、发展停滞、极右翼反弹。
先是移民。2015年默克尔打开德国边界的那句“Wir schaffen es”（我们能做到），一年引入约百万避难者。法国出生在国外的移民如今已超过700万人，占总人口10.6%。这些移民大量聚居在巴黎、里昂、柏林、布鲁塞尔外围的郊区城镇，面对的是高失业、贫困、语言隔阂、宗教隔阂和公共服务缺位。郊区少年没有变成“多元文化的胜利果实”，变成了每隔几年就烧一次街头的干柴。2005年郊区骚乱、2023年纳赫尔事件、2026年克雷泰伊罢课，导火索不同，柴是同一堆柴。
再是环保意识形态化。德国绿党是这套思维最激进的化身。斯图加特21铁路改造项目，从1997年讨论到今天还在折腾，最初预算45亿欧元膨胀到超过百亿，绿党和环保组织一路抗议、诉讼、封锁工地。德国坚持2023年全部弃核，在俄乌战争后被迫临时重启煤电，能源价格一路高企。农业柴油补贴的削减计划直接引爆2024年全德农民开拖拉机堵公路的抗议。汉堡机场第四跑道、北海风电并网、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几乎每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都要在环保组织的法律战里熬十年以上。欧洲不是不环保，是把环保从科学变成了宗教，而宗教是不讲究性价比的。
第三个苦果是极右翼的全面崛起。经济停滞和移民压力给了极右翼最肥沃的土壤，但极右翼能从边缘冲进执政圈，直接推手恰恰是白左主流的政治正确——当主流政党不敢谈移民、不敢谈身份、不敢谈文化冲突，选民就把这些诉求全部打包投给勒庞、梅洛尼、魏德尔。勒庞的“国民联盟”在2022年法国议会选举中拿下89席，创该党历史纪录；梅洛尼2022年成为意大利二战后首个极右翼总理；德国选择党在东部联邦州民调长期第一。
欧洲政治从中间被硬生生撕成左右两极，中间派越来越难组阁，社会共识越来越薄。右翼崛起当然有经济层面的根源，但它本身就是白左极化发展的产物——左右两翼互为镜像，互相喂养，社会撕裂在这面镜子里无限放大。
正因为如此，川普上任后对欧洲“白左执政”不留情面的批评，虽然充斥着“美国优先”的算计和作为欧洲“上国”的傲慢，却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要害。换个角度看，川普几乎把欧洲自己不敢说的那本账，一条条念了出来。他的内阁官员更是公开说欧洲的能源政策是“自杀”、社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福利依赖”。这些话虽然刺耳但并没有说错。
真正让人绝望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机制。因为选举政治已经把所有政治人物都钉在了短期选票上。法国总统五年一改，德国总理四年一换，欧洲议会五年一选。任何一个政治家敢碰移民改革、敢碰福利紧缩、敢碰能源转型的成本分摊，下一轮选票就会用极右翼或极左翼的票教他做人。而不碰，只能让问题更加恶化。于是所有人的最优策略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涨一点最低工资、发一点能源补贴等热度退去。20年来欧洲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出台过一份真正着眼十年的产业战略或社会改革方案。
第四重困境：外部变量夹击，被动无力反击
欧洲的困境还不止于内部。过去十年，三个外部变量同时夹击，每一个都让欧洲无解。
首先是俄乌战争。2022年2月之后，欧洲被迫切断廉价俄罗斯油气，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化工厂、钢铁厂、陶瓷厂陆续关停外迁——这不是周期性波动，是产业根基被抽走。战争还让欧洲接收了数百万乌克兰难民，进一步加剧了移民问题和社会治理难度。另外，每年还要对乌提供数百亿欧元军事和财政援助，使得财政进一步失衡。欧洲内部也因此更加撕裂，东欧要硬到底，西欧要谈判，匈牙利要通俄，这道裂缝在每一次欧盟峰会上都要重新撕开一遍。
其次是中国制造业冲击。电动车、光伏、锂电池，这三个新能源主战场，中国企业已经把成本曲线打到欧洲本土厂商根本无法跟进的水平。欧洲本土电动车销量的近半壁江山已被中国汽车制造商占据，传统油车市场也正受到严重冲击；光伏组件欧洲本土产能几乎被中国货挤垮。
川普“美国优先”的冲击也不容低估。川普第二次上任后一边逼欧洲企业到美国投资，一边要求欧洲国家把军费提到GDP5%，一边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和俄罗斯合作抽打欧洲，给欧洲在经济、传统安全与心理上以致命冲击。此举不仅加剧了欧洲内部的分裂，还使得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出现严重裂痕，欧洲正从二战后美国的“盟友”，变成美国产业政策的附庸，但欧洲根本无力反击。
在更长的历史尺度里，结论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凭借航海技术、坚船利炮和工业革命，在全球建立起殖民地体系。对殖民地的掠夺、全球市场的开拓和工业生产力的爆发，让欧洲在三百年里成为世界中心——伦敦是金融中心，巴黎是文化中心，柏林是哲学和工程中心。
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从世界中心打成废墟，世界霸权在1945年之后顺理成章地转移到美国。殖民地独立浪潮又革了欧洲的命，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个个国家走向独立，欧洲的海外财源和原料地被连根拔起。
今天的欧洲，GDP总量不到全球的22%，人口不到全球的6%，军事上依赖美国保护，能源上过去依赖俄罗斯、现在依赖美国，产业上在新兴技术赛道全面缺席，撑起欧洲工业基础的制造业正遭受致命冲击。政治上27国互相扯皮，社会上左右撕裂。这不是哪一个欧洲政治家的选择，是一个时代的收尾。
巴黎街头骚乱不是法国一个国家的政治危机，它是欧洲困境与衰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大陆，在自己最后的舞台上，用骚乱这种最古老的语言，向世界递交的一份告别宣言。欧洲不愿承认，但全世界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