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换人加速 习接班人登场？
邓聿文评论文章：中共五中全会已经举行。但舆论似乎不太关注全会从严治党的议题，反而对会议是否有重大的人事变动感兴趣。虽然我不认为这次全会在这方面会有什么太大动作，却不妨碍来探讨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越来越回避不了。而在我看来，五中全会前中国当局对省级主官的密集调动，或许为外界探究接班人问题提供了线索。
关于习近平的接班人，我前不久提出六个标准。一是政治继承必须可靠，不能在习近平退休后否定他的政治遗产；二是政治行为必须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三是要有真正的治国能力，仅仅忠诚是不够的；四是要经过足够复杂的岗位历练，最好兼具中央和地方、经济和党务，以及不同地区的主政经验；五是要在危机中证明自己，可能比平时政绩更能决定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六是要有统御全党的能力，否则即使习近平愿意把最高权力交给他，也未必坐得稳。
这六项标准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全部满足。习近平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没有致命短板，同时在政治继承、可预测性、治国能力和统御力等几项上足以让他放心的人。但有了标准，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习近平会让什么年龄的人来接自己的班？
这说明，中国高级干部的代际更替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否意味著习近平的接班人一定是70后？我认为不能这样机械理解。
如果我的基本判断成立，即习近平还准备再做两届，大致做到2037年前后，那么今天最值得观察的，其实不是简单的“70后”，而是1967—1975年出生的干部。
为什么从1967年算起？因为到2037年，1967年出生的人70岁。按照过去“七上八下”的习惯，这似乎已经偏大。但所谓“七上八下”从来不是党章规定，更不是最高领导人接班资格的法定年龄线。习近平本人已经打破最高领导人过去的任期惯例，也没有理由认为，他选择接班人时会机械照搬过去政治局常委的退休年龄。
对最高领导人来说，年龄是一个机动条件，而不是决定条件。只要一个人的政治可靠性、能力、威望和统御力足够突出，即使2037年接近70岁，也未必自动出局。因此，1967—1969这一批人仍然值得高度关注。
这批人的最大优势是政治资历已经相对成熟。他们中的几个人，比如赵龙1967年出生，已任福建省委书记；赵刚1968年出生，是陕西省长；殷勇1969年出生，是北京市长。他们如果在二十一大进入政治局，之后再经过一个关键岗位，完全可能进入更高层的观察范围。
70后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年龄。1970年出生的人到2037年67岁，1972年的朱忠明65岁，1973年的卢东亮64岁，1975年出生的人也不过62岁。
他们的不足是履历普遍还不完整，一些人才刚刚进入省长、部长这一层，还没有省委书记、政治局或中央核心部门的经历。但如果习近平确实还准备再做十年，这反而给了他充足时间，这些人的这块短板也会补上。
未来十年，这批人可以继续轮岗，从省长到省委书记，从普通省份到重要省市，从地方到中央，再从中央回地方；有人进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关键地区，有人进入中央重要经济、安全或党务部门。通过这些岗位，习近平可以不断观察、比较和淘汰。
所以，习近平未来十年的人事安排，很可能是在1967—1969的资历优势和70后的年龄优势之间不断筛选。这也说明，二十一大对接班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产生一个明确接班人，而在于形成最后的候选梯队。
目前二十届政治局没有一个1965年以后出生的成员，这种年龄断层不可能长期持续。二十一大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谁接习近平，而是最高层的代际断层。
如果届时1967—1969年出生的干部开始进入政治局，他们就会跨进下一轮最高层竞争的赛道；如果70后已经有人直接入局，信号就更值得注意。反过来，如果70后只是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和候补中央委员会，而政治局仍主要由60后组成，也说明他们暂时仍是下一梯队。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未来接班人的现实观察范围，可以暂时放在1967—1975这一年龄带的原因。
它当然不是说，接班人一定从其中产生，更不意味著现在已经存在一个秘密指定的人选。习近平如果准备做到2037年，今天过早选定接班人，对他没有多少好处，反而可能制造第二个权力中心。他现在真正需要做的，是把一批人推上更重要的位置，看他们怎么表现。
就此而言，五中全会前夕这波省级主官密集调整，也许比全会本身有没有重大人事议题更值得外界注意。它告诉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大概会从哪一代人中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