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民防官防接班人！习还能撑多久？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新时代的伟大领袖，实在太操劳了。十四亿人的江山要管，九千多万党员的队伍要带，几千万官员要盯。经济要亲自部署，外交要亲自指挥，军队要亲自整顿，思想要亲自统一。连谁能说话、说什么话、怎样说话，都得立规矩、划红线。
如此日理万机，究竟忙些什么？说穿了，无非三个字：防、防、防；防民，防官，还要防接班人。防民，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基本功；防官，是个人集权者的日常功课；防接班人，则是权力高度个人化之后最难解开的死结。三防齐下，焉能不累？
防民：江山是人民的，人民却须防着
十四亿人民，既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又是政治安全需要防范的对象。这里面藏着一个不能说破的秘密：人民可以拥有江山的名义，却不能轻易触碰权力的实际归属。民生可以困难，财政可以紧张，经济可以下行，唯独政治安全不能出问题。百姓的困难，可以慢慢研究；权力的风险，必须立即处置。所谓江山就是人民，究竟是人民拥有江山，还是江山需要人民不断证明忠诚？
防官：自己人才是最难防的人
防民尚且容易，防官才真正费神。因为老百姓手里没多少权力，官员手里却有。他们掌握财政、人事、土地、工程、公安、司法，熟悉组织运作，知道权力的门道，也懂得如何利用权力。他们既是统治机器的零件，也是可能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人。最高领袖再英明，也不可能亲自盯住每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于是，纪律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定于一尊！还不够，要政治巡视，要思想整顿，要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要清除两面人。昨天还在主席台上表忠心，今天可能就成了严重违纪违法分子；昨天还是政治上的明白人，明天便可能被查出政治问题。官场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生态：人人表态忠诚，人人又担心别人不够忠诚。忠诚成了政治通货，表态成了官场竞赛。
然而，忠诚越是需要反复证明，真实信息便越难抵达权力顶端。上面要信心，下面便汇报信心；上面要成绩，下面便制造成绩；上面要政治正确，下面便层层加码。至于经济到底怎样，百姓到底苦不苦，地方债究竟有多大，谁敢轻易扫了最高领导人的兴？这便是个人集权的奇妙悖论：权力越集中，越依赖官员；越依赖官员，越害怕官员；越害怕官员，越需要集中权力。如此循环，永无宁日。
防接班人：最大的难题是自己如何退场
防民、防官之外，还有一道更难的题：接班人。毛泽东当年何等威风，刘少奇曾位居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核心，后来被打倒；林彪被写进党章作为接班人，最终却发生九一三事件。接班人原本是为了保证江山永续，结果却可能成为最高权力斗争的焦点。道理并不复杂：没有接班人，政治继承充满不确定性；有了接班人，又可能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接班人太弱，无法接班；接班人太强，又可能威胁现有权力格局。立也不是，不立也不是。
邓小平之后，中共曾逐步形成退休惯例和代际交接安排。虽然远非宪政民主，却多少给最高权力交接设置了一些可以预期的规矩。到了新时代，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原有任期制度的一道重要约束被撤除。国家主席任期与总书记、军委主席任职规则并不完全相同，但这一变化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于是，接班人问题重新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海外某些政治评论者也忙得不亦乐乎。今天看李强站得近，便猜测接班有望；明天看蔡奇坐得稳，便推断另有安排；后天某位高官缺席会议，又有人宣布中南海发生惊天变故。仿佛中国政治已经变成一场猜座次、看眼神、听脚步声的宫廷游戏。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谁站在习近平身边，是谁有权决定习近平之后由谁执政；更重要的是，谁来约束这种决定权？一个缺乏稳定、公开、可执行的最高权力交接规则的体制，接班人永远可能是问题，而不只是答案。
（示意图）
定于一尊：领袖越伟大，官员越不敢负责
最高领袖事必躬亲，听起来何等勤政。可一个拥有庞大行政机器的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强调最高领导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因为权力越集中，下级越不敢自主决定。决定对了，功劳归于英明领导；决定错了，责任却可能落在具体执行者头上。最安全的官场生存术，便是等指示、讲政治、表忠诚。于是，下面不敢决定，上面不得不决定；下面不愿担责，上面只能不断加强督察。督察越多，官员越怕犯错；官员越怕犯错，越倾向于等待最高指示。结果，整个官僚体系越来越像一部等待遥控指令的机器。而遥控器只有一个，机器越庞大，遥控器的主人自然越操劳。
现代宪政国家并不要求领导人永远正确。它承认人会犯错，所以用议会、司法、新闻自由、定期选举来监督权力、纠正错误。个人集权的逻辑却不同，既然领袖代表正确方向，那么出了问题，往往首先追究下面是否落实到位。路线可以继续正确，干部必须不断整顿。权力向上集中，责任向下分散，这哪里只是个人勤政问题？分明是制度性的政治疲劳。
不敢退休：权力越大，退场越难
人终究会老，权力却未必愿意交接。这不是某位领袖独有的心理问题，而是个人化权力结构的普遍困境。在现代共和国，总统可以卸任，总理可以辞职，执政党可以败选，国家却照常运转。因为国家不是某个人的私产，权力也不是某个家族的祖业。
可当最高权力长期集中于个人，政治安全、政策遗产、人事安排与个人命运便可能相互捆绑。谁来继承路线？谁来评价功过？谁来保护旧部？谁来承担历史责任？原本应当由制度解决的问题，最后都可能变成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难题。于是，退位不再只是年龄问题，交权也不再只是组织程序。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位领导人究竟想不想退休，是这个体制能否让最高领导人放心退休，让继任者依法接班，让国家不因个人进退而陷入政治不确定性。一个缺乏可靠退出机制的权力结构，最终也可能把掌权者自己困在权力之中。
伟大领袖何时才能不操劳？
说到底，防民、防官、防接班人，看似三件事，实则一回事。都是围绕最高权力如何维持、如何运行、如何延续展开。防民，是担心社会形成不受控制的政治力量；防官，是担心官僚集团形成独立权力中心；防接班人，是担心权力继承改变既有政治格局。于是，越是集中权力，越需要防范；越是严密防范，越难建立稳定的权力交接与制约机制；制度越不可靠，越要依赖个人权威。这便是个人集权的政治循环。
伟大领袖实在太操劳了。操劳到人民不能随便议论，官员不能随便表态，接班人不能随便猜测；操劳到纪律天天讲，忠诚月月查，思想年年整。可是，一个成熟的共和国，原本不需要任何人如此操劳，因为人民能够自治，官员受到法律约束，领导人可以依法退休，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真正稳固的国家，不是领袖永远不能退，而是领袖随时可以退，国家依然正常运转。倘若一个国家离不开某个人，首先值得怀疑的，不是这个人有多么伟大，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什么问题。
伟大领袖何时才能不操劳？答案其实很简单：让人民真正成为主人，让官员真正服从法律，让接班人问题真正交给制度。否则，防完人民防官员，防完官员防接班人，防来防去，终究还有一样东西防不住，那就是时间。江山可以喊万岁，权力可以称永恒，唯独人不能长生不老。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舍不得退场，就停止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