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遇溥仪
作者赋格：近日读到一篇旧闻，源自俄罗斯独立媒体《纪事报》今年5月28日发表的调查报道《皇帝的银器：文物赝品如何摇身变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我立刻想起自己曾经在乌克兰见过文章中提到的“赝品”。
找出当年的旅行笔记，2019年9月27日记了一笔：
那年九月，我去乌克兰采访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遗址，结束工作后到乌克兰西部最大城市利沃夫待了三天。不用说，切尔诺贝利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却也完全符合想象。要说这趟乌克兰之行有什么超乎预料之处，回想起来有两点：
首先，去乌克兰之前，我并未意识到这个国家实际上正处于非正常状态。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与俄罗斯及亲俄武装之间的冲突已经持续五年多，只不过因为烈度低且局限于东部边区，外界关注不多。现在来看，2022年全面爆发并延续至今的俄乌冲突其实是顿巴斯地区冲突的升级与扩大。
其次，我没想到会在乌克兰偶遇1945年跟随溥仪流入苏联的故宫散佚珍宝，这个展览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
看到一批银雕摆件，多是动物造型，有马、象、凤凰、麒麟等，一些还镶嵌了玉石、珊瑚和绿松石。三把银制短剑很引人注目，最短的那把剑鞘上刻着四个阳文浅浮雕字，像藏文，说明标签写得很简略：“礼仪匕首，十九世纪，银、绿松石、红玉髓。”还有两件造型相似的工艺品，都是微缩的黄包车和车夫形象，不过材质不同，一件象牙，一件金属。
所有物件在我看来都相当俗气，若不是展览导言称“此次展出的物品原属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所有”，我恐怕会以为这些都是从潘家园淘来的普通货色。当然，大清审美本就偏于“刻奇”，宫里的品位想必也高不到哪里去。
展览导言指出，此次展出溥仪私人物品共计116件。我确实见到了导言里讲到的龙形壶嘴的“昆甘”（Kumgan）茶壶，“昆甘”是突厥语，指一类采用冷轧工艺制成的金属细颈壶，在伊朗、中亚各国都很常见。考虑到清朝统一新疆的历史，这种西来器物出现在清廷，并不令人意外。不过，导言里描述的另一件展品我没有见到：“在一枚刻有双螭虎纹的清代印章旁，有一个高尔夫球杆的图案。这种不同寻常的组合，源于皇帝年少时曾有一位英籍老师，正是这位老师教会了他打高尔夫球，并培养了他对这项运动的喜爱。”尽管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仅提到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教他打网球之事，未提及高尔夫，但我见过溥仪在天津静园打高尔夫球的照片，长春伪满皇宫也建有高尔夫球场，他喜爱高尔夫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场展览最令我不满的一点是，展品来源语焉不详。展览导言称“大多数器物上都有标明制作工坊或订制信息的名称与款识，经知名历史学家与艺术史学家鉴定，这些物品不仅见证了相关历史事件，更体现了清王朝的符号与传统”，我不禁想弄明白，专家们是如何查明展品确实参与了1945年溥仪从奉天（今沈阳）到苏联的流放历程的？以及，1950年溥仪被苏联遣返中国后，这些未能同时归还中国的物件又是如何从俄罗斯远东辗转万里来到乌克兰的？在脱离溥仪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它们曾归谁所有，如今又由谁持有？若能完整追溯这批文物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的流转轨迹，其内幕或许比小说更精彩——我想到了尤瑟纳尔的《一枚传经九人的银币》。
2019年，带着这些疑问从乌克兰回国后，我查遍中文网络，包括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却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展览的报道。后来发现，这个展览早在2017年8月就已经向公众开放，直到2022年冲突全面爆发才撤展。前后长达四年半，竟然不曾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
自1980年代以来，“经溥仪之手流向海外的国宝究竟有多少”这一话题在国内长期备受热议，也催生了许多研究成果。近年，关于“追索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可是，当乌克兰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公开展示上百件据说是“溥仪珍宝”的文物时，中国这边几乎毫无关注。
几年后的现在，剧情急转直下，《纪事报》的报道称，战争爆发后，“溥仪珍宝”卷入一桩文物走私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介入调查，最终鉴定这批文物中的绝大部分是赝品。如此说来，2019年我在乌克兰看了一个假的溥仪珍宝展，还为那些展品谜一样的身世困惑了整整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