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被抓50年：中国为何仍未走出宫廷政治
50年前的10月6日，毛泽东遗产的继承人“四人帮”被抓。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四人帮，但未必记得这个日子。在中共的正史叙事中，1976年10月6日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日子。“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的文革由此结束，中国随后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经历文革的一代人来说，这一天当时确实带有“大快人心”的意味。
但50年后再看10月6日，值得注意的已不只是“四人帮”垮台，还有他们究竟以什么方式垮台。
官方称之为“粉碎四人帮”，也有人称之为“怀仁堂事变”或现代宫廷政变。叫什么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最高权力重组，是在中南海几个人的秘密谋划和突然行动中完成的。
这就是宫廷政治。
所谓宫廷政治，不是一定要有皇宫、太监和后妃。它的本质，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问题不是通过公开而确定的制度解决，而是在最高权力圈内部解决。正式制度虽然存在，但到了决定最高权力归属的关键时刻，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政治忠诚、军队和警卫系统的控制权、少数政治人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比纸面制度更重要。
1976年的中国如此，问题在于，50年后的中国是否已经真正走出了这种政治。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1976年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高铁、5G、无人机、人工智能和空间站。一个中国人今天可以在手机上看到网约车还有几分钟到达，追踪一个快递到了哪个中转站，知道一列高铁几点几分进站。
但是有一件远比这些事情重要的事，他不知道：中国下一任最高领导人是谁，又将通过什么真实机制产生。
于是研究中国最高政治的人至今仍然要看官员座次、陪同名单、谁参加会议、谁突然缺席、谁频繁出现在习近平身边，分析《人民日报》的措辞变化，从干部升降中猜测权力走向。一个可以把探测器送上月球的国家，在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观察方法仍然和研究古代宫廷政治一样。
这种巨大的反差不能仅仅用“政治不透明”来解释。它背后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共如何理解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权。
我把这种体制概括为“组织世袭”。这里的世袭不是指血缘世袭，不是习近平把总书记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对国家最高统治权实行组织内部的代际继承。
传统王朝也是这样，只不过继承主体是家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自称“始皇帝”，设想的是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秦朝后来二世而亡，并不是因为秦始皇设计了一套制度，规定嬴氏统治若干年以后必须退出，而是因为秦王朝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
历代王朝莫不如此。每个王朝在建立时都希望千秋万代。改朝换代不是统治者主动把权力交还社会，而是旧王朝已经守不住天下，被新的政治力量推翻。
中共当然不是传统王朝，它拥有现代政党、现代官僚机构和完整的国家机器，合法性叙事也与皇朝完全不同。但在统治权是否具有期限这个问题上，两者存在一个共同点。
中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共自己的制度文件也明确宣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领导一切。 这意味着，在这套体制的自我理解中，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一次需要定期重新取得的执政授权，也不存在一个制度环节，让共产党在若干年后把国家统治权交还社会，由社会重新决定这个国家是不是还应该由共产党领导。
可以更直白地说，传统王朝认为天下应该永远由自己的家族统治；中共则认为中国应该永远由共产党领导。
所以，我说中共实行的是组织世袭。世袭的不是总书记这个具体职位，而是这个组织对于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垄断资格。领导人一代代更换，统治权却只能在这个组织内部传递。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宫廷政治如此顽强。
因为当最高统治权不需要定期回到社会重新授权，决定最高领导人的真正政治竞争就必然主要发生在统治集团内部。范围再缩小，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再缩小，就是最高领导层乃至最高领导人周围的核心圈。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其实试图改变毛泽东时代高度个人化的政治。干部退休、任期限制、年龄惯例、集体领导以及提前安排接班人，虽然远谈不上透明，却一度让最高权力交接变得相对可预期。
习近平上台后，这个方向发生了逆转。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个修改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清楚，改革时代逐渐形成的最高领导人任期和权力交接惯例，不再具有此前那样的约束力。
所以今天的中国出现了一种颇为特殊的政治结构：中共作为组织，对统治权实行组织性世袭；习近平则在这个组织世袭体制内部，把最高权力重新高度个人化。借用传统政治的概念，我认为习近平就是一个 “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
这不是说习近平真的拥有传统皇帝拥有的一切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比传统皇帝权力更大，因为皇权还要收到相权的制约，但如果一个最高领导人没有明确的任期终点，没有公开确定的接班人，党政军最高权力集中于一身，而其他政治精英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信任，那么从权力运行方式看，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皇权政治的特征，围绕他的政治就必然带有宫廷政治色彩。
可以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完成了一场令人惊叹的物质现代化，但在最重要的权力归属问题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远没有走得那么远，传统皇权某种更深层的政治逻辑一直延续到现在。
也许，这才是1976年10月6日值得在50年后重新被记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