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埃及，才发现埃及人对中国人手下留情
在游客的镜头里，埃及是金字塔、神庙与宣礼塔；在当地人的生活里，这些千年文明的结晶则是赖以谋生的“铁饭碗”。本文作者谢书缘是一位伊朗研究博士生，曾于2024年游历中东。他在与小贩的讨价还价中读懂埃及人的生存哲学，在一位留学中国的女导游身上看见中埃两国的相遇，也在古城堡上听到那句沉重的追问：“下一位民族英雄在哪里？”金字塔的阴影之外，是生计、信仰、历史，与一个地区大国的自我期许。
原文：
在吉萨高地的灼热烈日下，胡夫金字塔巍然耸立了四千五百年。庞大的巨石在炙热的空气中蒸腾出模糊的虚影，仿佛将古埃及法老对永恒的渴望凝固在了这片干燥的黄沙之中。然而，任何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在被这宏伟的文明奇迹震撼之前，首先迎面撞上的，绝非静默的历史遗产，而是铺天盖地围绕现实生计的喧嚣。
“Habibi, my friend! One dollar! Just one dollar!”（我的朋友！1美元！就1美元）
对外来者而言，埃及最容易被看见的是它的过去。金字塔、卢克索的神庙、科普特教堂、伊斯兰时代的城堡，几乎能够把几千年历史压缩进有限的旅程。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历史则是一种每天都在发生作用的现实资源。有人依靠它谋生，有人在其间祈祷，有人用它向外国游客讲述自己的国家，也有人依托一个数百年前的名字表达今天的愤怒和期待。
“Habibi, one dollar”——金字塔脚下的生存哲学
在吉萨，人与金字塔之间往往横亘着一场交易。游客甫一走进景区，纪念品、头巾、骆驼、马车和各种招揽便接踵而来。“Habibi”是最容易听熟的阿拉伯语词汇之一，原本是“亲爱的”“朋友”之意，在景区里却经常和价格连在一起：“Habibi, one dollar！”。
埃及开罗悬空教堂内景。该教堂属于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是埃及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作者拍摄）
金字塔旁等待拉客的马车（作者拍摄）
在卢克索神庙，一位景区工作人员便向我悄悄招手，示意我支付一笔小费便可步入他身后的“游客禁区”。待我给他100埃镑后，他不仅欣然放行，还化身摄影师为我拍照，并指导我用古埃及法老的经典姿势与卢克索神庙合影。
摆着法老姿势的笔者（卢克索神庙工作人员摄）
“Habibi, one dollar”这句话背后，承载的是两个埃及。一个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明珠——千年前的王陵、石柱和神庙，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外来者。另一个埃及则是小贩每天的家庭账本——今天能做成多少笔生意，能从游客那里得到多少小费，能带多少收入回归家庭。
埃及人的生意经，在于如何“对付”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对欧美白人游客，他们要价更狠一些，而对待亚洲面孔游客，上来则往往先是抱以一脸热情浮夸的笑容：“Chinese, my friends？”这背后的根源在于，除石油经济外，旅游业是埃及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早在2010年，旅游业的雇员占全国劳动力的12%，他们为1470万到访埃及的旅客服务，为国家带来125亿美元的收益。2025年，埃及接待外国游客接近19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创下新的纪录。
尽管如此，普通埃及人的经济状况客观上仍不容乐观。2025年，“阿拉伯晴雨表”民调显示经济困境仍是该国舆论焦点。72%的受访者认为埃及经济状况“差”或“很差”，45%把生活成本上涨列为最突出的经济问题，60%的人表示上个月买不起足够的食物（其中包括38%的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在尼罗河沿岸，有许多少年已经放下课本，泛舟河上，挣取游客的美元、欧元和埃镑。历史、文明、温饱与“学士贫困”共同存在于当今的埃及。金字塔脚下的一美元，由此被赋予与宏大文明完全不同的重量。几美元对于国际游客也许只是零钱，对于依附旅游业生活的埃及人，却是当天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尼罗河上从事第三产业的少年（作者拍摄）
为埃及人提供饭碗的，不只是地面上的生意。在卢克索，凌晨三四点，西岸沙漠上已经火光点点，几十名工人拉着绳索，为热气球充气；飞行员、地勤、客车司机、卖门票的，乃至凌晨开门的咖啡馆，都挂在同一条旅游链条上。等太阳跃过尼罗河，几十个气球一同升上天空，脚下是帝王谷和王后谷，而每一个吊篮里，都装着几份埃及家庭当天的面包钱。
卢克索收揽热气球的工作人员（作者拍摄）
这样劳碌的喧嚣里并没有多少怨气。一天五次，宣礼声从千座宣礼塔上淌下来，漫过金字塔的石缝，也漫过市集的摊床。正和游客争得面红耳赤的小贩，会忽然停下话头，从摊位底下抽出一块小毯，朝着麦加的方向铺好，俯身礼拜；几分钟后他站起身，拍净膝头的尘土，方才那桩生意，从“你出多少”继续谈起。在他们的世界里，讨价还价和敬拜真主从不冲突——价格是人争来的，收成是真主给的。
与信仰一同被请进日常的，还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许多墓室和神庙的墙壁上，人们能清楚看见这种“共存”的层理：法老时代的浮雕旁边，是后来者留下的基督教圣像，再往上，又覆盖着伊斯兰时代的痕迹。几千年的信仰没有彼此覆盖清除，而是像地层一样叠在同一面墙上。埃及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不把法老文明当成供在玻璃柜里的“他者”，而是拿来谋生、拿来开玩笑、拿来摆姿势拍照。
一面层层叠压着不同时代浮雕与壁画的墓壁（作者拍摄）
习惯埃及小贩的狮子大开口后，我也开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赫尔格达的一座游猎营地，我希望与老板的狮子合影，他开价20美元。在我的一通杀价后，我们以10美元的价格达成了交易。不过，老板觉得自己吃了大亏，看中我的帽子，想免费拿走作为补偿。平日听惯了埃及小贩招徕游客的“Habibi one dollar”，这一次我索性把话术原样送了回去：“Habibi ten dollars”。听到这句话，营地老板哑火了，那顶原本他势在必得的帽子最终重新回到我的手里。
想要我帽子的营地老板和他的狮子（作者拍摄）
埃及小贩漫天要价、能坑一笔是一笔的经营方式，有时会让习惯固定、透明价格的游客感到疲惫甚至厌恶。但只有理解埃及普通人的经济状况，才能理解他们的经营行为。对一个小贩来说，金字塔不仅属于历史，也是一处他每天需要准时上班的地方。游客看见的是历史，当地人首先要过的是今天。而在“今天”的泥泞里，宗教给了他们安顿贫穷的耐心，历史给了他们不容轻视的骄傲——Habibi的笑容里，精明是真的，友善也是真的。
“中国，埃及，兄弟！”——埃及人眼中的中国
在当代埃及人的现实生活与外部认知中，中国与中国人占据着一个极其特殊且日益重要的位置。对于穿梭在各大历史景区的埃及人来说，中国游客不仅是带来经济收益的重要客源，更是一群带着神秘古老文明背景、态度温和且充满友善的远方宾客。在开罗哈利利·汗市场迷宫般的小巷里，当小贩们看到亚洲面孔时，往往会用极其夸张而热情的中文高喊“你好！朋友！”甚至会凑上来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套近乎：“中国，埃及，非常好！兄弟！”
在著名的红海度假胜地赫尔格达，我偶遇了一家埃及人，他们主动提出与我这个“东洋人”合影。其实，埃及存在一种针对外国游客的“套路”，即合影后向游客索要小费。不过，我和这家埃及人之间没有交易，也没有服务关系，双方只是偶然相遇。这家埃及人不会英语，我们仅凭手势以及简单的英语单词进行交流。他们询问我埃及怎么样，我报以“good”。总体上，我遇见的埃及人都较为友好，没有人冲我大喊歧视中国人的词汇。
与我合影的埃及家庭（作者拍摄）
事实上，中埃友谊在宏观层面已得到详细数据的佐证。2025年“阿拉伯晴雨表”民调显示，64%的埃及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47%正面评价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作用。这让抽象的中埃关系在普通人的相遇中获得了一张张具体的、真实的面貌。
这些街头的好感，在我们的女导游身上得以具象化呈现。她在开罗从事中文讲解，曾赴中国留学，中文颇为流利，甚至承担过某重要人物的翻译工作。对她来说，中国不是地图上一个遥远的国家，而是一段实实在在改变了她人生的经历。
和许多埃及年轻人一样，她最初选择学中文，是看见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中国工地。每天清晨，当开罗这座千塔之城还在晨曦与宣礼声中渐渐苏醒时，她便已经踏上了漫长而拥挤的通勤之路：为了准时赶到集合地点，她每天需要单程乘坐1到2个小时的公共交通，穿过拥堵不堪的城郊干道；下班后，再用一两个小时回家。而作为一名在传统穆斯林社会中独立拼搏的现代女性，她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带团讲解任务，还要在家庭责任与职业追求之间寻求平衡——出门前，她得先给孩子们准备好早饭。
当然，她也不忘时刻为同胞谋福利，每天她都会向游客们强调：“司机的基本工资不高，希望大家看在他辛苦开车的份上给他一点小费。”在她身上，在中国见识到的效率与现代观念，和埃及人照顾邻里同胞的传统情义，并行不悖。
在埃及，除了民间的生意外，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也正嵌入埃及的发展肌理。在开罗以东约50公里的沙漠里，埃及新行政首都的天际线正拔地而起——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中，高达385.8米的标志塔是如今的“非洲第一高楼”，被埃及人称作“新时代的金字塔”；在苏伊士湾畔，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把荒漠变成了厂房林立的产业园。
埃及的“非洲第一高楼”（图源：中国一带一路网）
埃及人同时也在借中国这面镜子打量自己：一个同样古老的文明，能把现代化变成现实，那么埃及呢？
“下一位萨拉丁在哪里？”
在埃及，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幕，不在大金字塔或其他神庙，而是在开罗的萨拉丁城堡。1176年，伊斯兰世界的一代雄主萨拉丁开始在穆卡塔姆山修筑这座城堡，以加强开罗的防御。1187年，他在哈丁战役击败十字军主力，随后重新夺取耶路撒冷。几个世纪以后，萨拉丁逐渐超越了一个中世纪统治者的历史身份，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记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象征。在当下，萨拉丁称号所指的“信仰的正义”和他收复被十字军占领的巴勒斯坦的伟业，更牵动着埃及人的心弦。
当视线从微观的生计移向更广阔的地缘格局时，埃及人内心深处那种源于悠久历史的集体记忆与强烈的现实焦虑便开始交织呈现。在开罗最高处的萨拉丁城堡，至今依然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整座开罗城的烟火人间。站在雕梁画栋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前，放眼望去，远方是若隐若现的金字塔轮廓，近处则是浩瀚绵延的开罗老城，千座宣礼塔在夕阳的余晖中挺立。
在萨拉丁城堡，我们的埃及女导游讲到萨拉丁、讲到巴勒斯坦时，抛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下一位萨拉丁在哪里？”脚下是12世纪留下的军事堡垒，远处是今天的开罗，而一个生活在21世纪的埃及人，仍然会在谈论巴勒斯坦时想起八百多年前的萨拉丁。
从萨拉丁城堡眺望金字塔（作者拍摄）
要理解埃及人对萨拉丁的执着呼唤，就无法忽略埃及对于外部邻居的认知以及对其自身区域定位的深刻思考。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与文化心脏，埃及在近代经历了四次中东战争的洗礼，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与经济代价。从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到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再到1967年战争中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以及1973年的十月战争，几代埃及人的国家记忆都与以色列问题紧密相连。1979年，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束了，外交关系建立起来，但政府层面的和平并没有自动消除社会记忆中的巴勒斯坦问题。这也正是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常被称为“冷和平”的原因之一。尤其在2023年哈马斯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埃及一方面需要继续维持外交关系、边境安全和地区斡旋，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又持续激发埃及社会强烈的情感反应。“阿拉伯晴雨表”清晰地展示了埃及民众对巴勒斯坦现状的看法：95%的埃及受访者反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多数受访者对加沙战争持高度负面看法。
民调里的数字，在边境上也有具体的形状。加沙南部与埃及交界的拉法口岸，是巴勒斯坦人唯一不必经过以色列而直接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战争爆发后，口岸的埃及一侧排起救护车的长龙，一批批加沙伤员被送过边境，转入埃及的医院；食品、药品、帐篷在口岸堆积如山，等待进入加沙。2023年10月，埃及在开罗主办和平峰会，很快确立了本轮冲突中主要调解者的位置；此后，哈马斯的代表团一趟趟飞抵这座城市，与埃及、卡塔尔等斡旋方反复磋商。对埃及而言，这不是一桩可以置身事外的“别人家的事”——加沙边界的另一侧，是他们口中的“巴勒斯坦兄弟”。
巴勒斯坦患者及伤者经拉法口岸赴埃及接受治疗（作者提供）
八百多年前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收复的土地，今天仍在流血，这让历史记忆与现实愤怒在埃及人心里叠在了一起。
埃及人之所以把巴勒斯坦的命运看得如此之重，与他们对自己的区域定位密不可分。在他们的自我认知里，埃及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总部设在开罗，伊斯兰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爱资哈尔大学在开罗开讲千年，埃及的电影和歌声从摩洛哥一路传到伊拉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曾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过亿的人口、地跨亚非的版图、扼守苏伊士运河的位置，都在不断提醒埃及人：埃及理应是这片区域的主心骨，理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但现实与自我认知之间，横着一道深深的鸿沟。经济的泥潭——那些民调数字和一美元的故事，正是它的注脚；四次中东战争留下的创伤，让“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记忆更像一种刺痛。正因为如此，萨拉丁才会在八百多年后被一次次提起：人们呼唤的，与其说是一位收复圣城的君主，不如说是一种久违的力量感。这种力量能够带领国家摆脱现实的经济泥潭，能够在巴勒斯坦人受难时伸出援手、重塑中东的和平秩序，能够让埃及重新担起它认为自己理应担当的地区大国责任，恢复这个文明古国的尊严。
在抛出“下一位萨拉丁在哪里”这个问题后，女导游陷入了沉默，游客们也无法回答这个沉重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和文明面前，生计才是以她为代表的埃及人必须面对的日常。
结语
埃及的伟大历史，从来不仅仅停留在那些被岁月风化、被游客瞻仰的巨石金字塔与雄伟神庙之中，而是深深扎根于千千万万在现实阴影下顽强生活、虔诚祈祷、勤劳拼搏的普通人身上。正是这些在物质困顿中保持务实与乐观、在岁月沧桑中坚守信仰与情义、在历史阴影下勇敢前行的活生生的人，构成了埃及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文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