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习下了死命令 2027年6月底前…

万维读报 2026-09-03 14:06+-

出事了!据最新爆料,习近平针对中共地方债问题,内部下了一条“死命令”,要求各地不惜代价完成。问题是现在的地方政府,真的有钱还债吗?对于天文数字的债务,中共现有“家底”仅仅只是杯水车薪。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北京陆续出台的出入境管控、加税、大规模打黑,都和这条“死命令”有关。不仅如此,北京已经盯上了普通老百姓放在银行的存款,一场“国家打劫”即将上演?

1、重磅!习下了死命令 2027年6月底前…    

一场“国家打劫”要来了?最近北京连续释放出几个非常不寻常的信号。外资税收优惠被取消、地方附加税改革启动,更爆料称:这还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招可能正在路上。

海外时评人士杜文带来的更惊人的爆料,习近平目前最害怕地方政府债务暴雷,而且采用了一种非常粗暴和武断的方式,将新冠疫情期间“动态清零”那一套用到了地方化债方面,据称已经下了一条“死命令”:2027年6月底之前,地方融资平台要全面退出;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要全部清零。

先看已经公开的政策变化。

中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消息,自2026年9月1日起,取消外籍个人从中国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的免税优惠,原则上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项已经实行32年的优惠政策突然取消,恰逢土地财政持续萎缩、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确实具有明显的时代意味。

过去是千方百计吸引外资,“放水养鱼”,把盘子做大;如今则越来越强调,只要是在中国形成的收益,就要千方百计留下税收。

紧接着,财政部、税务总局又公布《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拟将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税率由地方在11%至13%之间确定。

如果正式实施,部分地区综合税率可能明显上升。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一句话:地方财政越缺钱,企业和市场承担的压力可能越大。

而这两项政策只是开始。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2.1万亿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增长明显偏弱;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降,地方高度依赖的土地出让收入更是同比暴跌超过三成。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共财政部9月3日发布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全中国政府债务余额达102.5万亿,负债率为73.2%,但该数据远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的估计。 

路透社指出,中国的债务水准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透明性,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界线往往模糊不清。国际货币基金针对中国债务状况的“扩增债务”衡量标准,包括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其他借款方式,描绘出的景象远不像中共官方数字那么乐观,今年中国各级政府债务将达到GDP的136%,到2030年将超过150%。

那么问题来了:中共“国库”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官方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中央财政余额已经跌破1万亿元,而全国31个省区市地方财政余额加起来也只有约6.6万亿元,中央和地方合计约7.6万亿元,这就是习近平的全部家底。

杜文爆料,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习近平疯了,为了化解可能导致中共政府系统性崩溃的风险,也就是地方债, 习近平采用了一种非常粗暴和武断的方式,据悉习下了条死命令,2027年6月底之前地方融资平台要全面退出,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要全部清零,不管地方有没有能力,都必须完成“化债”任务。

如果这个爆料属实,问题就来了:地方拿什么还债?

据说有人曾向习近平汇报,2026年前七个月人民币居民存款增加了6.95万亿元,截至到7月末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6.47万亿元,其中中国居民住户存款余额为172.86万亿元,换句话说, 老百姓有钱完全可以还上地方债务。随着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的法律修改、税收新规的出台,未来,中国可能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大调整。

杜文分析指出,摆在习近平当局面前大致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加税,另一条则是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财富和企业资产的监管、追缴甚至模式,一个词形容,就是“国家打劫”。

第一条路,现在已经开始加码。而第二条路,则指向了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8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有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据悉这份文档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却被标注为机密级别,保密期长达10年。

作为一份指导全国各级执法机关开展专项行动的规范性文档, 其内容直接关系公民权利企业财产和刑事司法,把应该最大限度向社会公开,为什么反而要保密10年?很可能其中包含大量不能也不愿公开让老百姓知道的一些社会管控措施,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要把真正的行动逻辑给藏起来,不让老百姓看明白了。

真正令人最担心的并不是正常打击黑恶势力,而是“黑社会”的概念如果被中共当局不断泛化,运动式执法重新压过常态法治,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

从这份文档呈现出来的内容看,这一次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民营企业家中小经营主体、基层治理以及互联网经营活动,原本可能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乃至较轻的刑事犯罪的行为,现在都被纳入了严重的涉黑涉恶治理框架,这才是所谓“国家打劫”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当然,打击真正的黑恶势力没有任何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执法边界被扩大、财产肆意处置,以及运动式治理重新出现。

所以,把这一连串政策放在一起看,一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方债务已经压到这个程度,中共还能靠什么化解?

如果“2027年6月底全面退出地方融资平台、2028年底清零隐性债务”的爆料最终得到证实,那么接下来一年多,很可能成为地方财政和中国经济非常关键的窗口期。

而现在已经出现的出入境管控进一步收紧、加税、强化稽查以及财政改革,究竟只是开始,还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前奏?答案,恐怕很快就会越来越清楚。

2、惊爆北京军区司令被抄家 习倒查老军头或引反弹  

中共军中的清洗持续,据最新爆料,两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与宋普选被抄家,而张、宋两人都担任过中共国防大学校长,与时任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先后共事过。分析认为,习近平继续倒查中共老军头,应该主要针对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支持者,但如果习逼得太紧,也可能引发军中反弹。

9月3日,海外时评人蔡慎坤爆料,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张仕波突然被抄家。张仕波是浙江诸暨人,与钟绍军是同乡,张仕波为了在中共十八大上攀附上习近平,于是通过钟绍军把习在八一节前的视察安排到了北京军区,然而习对张仕波并不信任,2014年,张仕波和宋普选对调担任国防大学校长,戏剧性的是钟绍军最后的去处也是国防大学,2024年,钟绍军被贬到国防大学任政委,直到这次官宣出事。

贴文下面还附上一个网络聊天截图,上面显示张仕波在浙江诸暨的别墅被抄,中共军纪委也有两辆车开去宋普选的家。发消息的人说,张仕波已被抓。据称,中共当局未公布此事,看来是要低调处理。

网友跟帖:“靠同乡引荐投机钻营,终究难逃被卸磨杀驴的宿命。在疑心重重的威权高压下,越是急于贴靠攀附,越容易暴露野心并沦为清洗的靶子。”“国防大学快成了军中高层的最后站台。昔日靠攀附上位,今日因疑心落马,权力场上的投机者终究难逃被卸磨杀驴的宿命。”“黑帮集团,谁都没有安全感”。

近年来,中共对军方进行大清洗,有不少已经退役的中共高级将领出事,如前海军司令员沈金龙、前海军政委秦生祥、前空军政委于忠福、前空军政委郭普校等人。

海外时评人士岳山分析,中共官场的关系错综复杂,宋普选、张仕波先后与已被秘密判刑的太子党刘亚洲在国防大学共事,据悉刘亚洲和他们关系都不错。而宋普选、张仕波与在军队担任要职多年的张又侠、刘振立也未必没有密切交往。

在五中全会前,习近平继续倒查中共老军头,应该主要针对张又侠和刘振立的支持者,可能他们的一些牢骚话被习近平派出的中共特务监控到并做了上报。而这些中共老军头虽然可能没有能力造反,但他们在部队中多有现役的“门生旧部”,如果习近平逼得太紧,也可能引发他们的反弹。

也有分析认为,习党魁其实把所有的派系都得罪完了,他现在非常怨天怨地认为别人不效忠他,问题就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实际上他是没有任何能力让别人来效忠的。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会人人自危。接下来会不会有人鱼死网破,然后发起激烈的军事行动呢?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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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判断这套重组是否真正完成,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具体问题:**一笔已经完成显性化或者重组的债务,它对应的资产未来真的能够创造出足够偿还本息的现金流吗,还是仍然停留在等待土地价值重新上涨、或者依靠下一轮再融资滚动下去?** 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无论官方"隐性债务"余额降到多低、融资平台"退出"比例升到多高,旧循环依靠资产升值预期支撑信用的核心逻辑,就还没有真正退场,只是换了一层更透明的报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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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 框架性判断 把前面的材料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比"展期还是核销"更准确的判断:目前中国处理地方政府和城投旧账的方式,已经大规模完成了**显性化**,即把原来由银行贷款、非标和城投债券承担、责任模糊的隐性债务,转换成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责任清楚的法定债券;也在同步推进**重组**,通过展期、降息、责任切割,缓解当期的现金流压力,降低融资成本。这两步不是无意义的数字游戏,它们确实让政府承担的风险边界变得更清楚,也确实降低了系统性的利息负担。但按照前面的三分法,这两步主要处理的是第一类和第二类债务:把混杂在城投账上的公共责任显性化、财政化,或者让有现金流的项目回归企业化经营。真正没有大规模发生的,是针对第三类失败投资的**损失确认**。这类投资既无商业现金流,也无足够公共价值。目前公开可见的案例里,几乎看不到本金减记、资产核销或者破产清算,遵义道桥这样具有代表性的重组案例,处理的也仍然是现金流的时间结构,而不是资产本身的真实价值。 这正是这篇文章想要指出的空白:**旧循环不能恢复,这一点已经足够清楚;旧循环留下的资产负债表也已经开始被显性化和重组,但真正意义上的出清目前进展仍然非常有限。所谓出清,就是确认哪些资产已经不再值当初的价格,以及由谁承担这部分差额。** 如果第三类债务的损失持续通过展期向后传导,而不进入真正的确认和分配阶段,那么第二篇文章所说的"退出实验",也就是政府逐步撤回临时支持以后私人循环能否自行运转,就会持续受到这张旧账网络的牵制。新的财政资源、企业利润和银行资金,会不断被吸收进旧账的展期缺口,而不是流向能够支撑新循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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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有意思的是,这种债务压力和城投债务的绝对规模并不完全对应。按机构测算,2025年有息债务规模最大的仍然是浙江、广东、四川、山东、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五省合计占比从2020年的44%上升到52%;而天津、贵州、黑龙江等重点化债地区的城投有息债务反而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债务问题的核心不是"欠得多"本身,而是**债务规模与本地真实财力、真实税基之间的匹配程度**。发达地区债务规模虽大,但对应着更强的产业税基和更持续的现金流;重点化债地区债务负担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当地经济和财政能力已经无法支撑既有债务规模,即使近年债务余额被压降,偿债压力依然突出。这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判断:中国的地方债不可能用一种方案统一处理,强税基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型地区、人口收缩地区,天然需要不同的重组路径和不同程度的中央、省级支持。 ## 四、接口:房企、银行与居民,留给后续研究 这张资产负债表网络还有三个重要节点,这篇文章不做展开,只说明它们如何与地方债务和城投相连,具体的处置机制留给后续专门研究。 房地产企业是网络里最先承受价格下修压力的部分,它们的销售回款和拿地能力直接决定了土地出让收入,而它们的破产、重整或者展期,涉及的是完全不同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制度工具:企业破产法、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和专业债权人的受偿顺序。银行体系,尤其是与地方财政关系最紧密的中小城商行、农商行,同时持有城投债务和房地产相关贷款,是这张网络里最容易把局部风险放大成系统性风险的环节,它们自身的资本重组和风险处置,需要单独研究。居民部门的住房资产和按揭债务,则更适合和收入传导、预防性储蓄、消费转化放在一起处理,而不是被割裂成"负资产处置"这一个技术问题。房价和住房财富的变化如何改变家庭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其消费和加杠杆意愿,是新增长循环能否建立的核心,会在专门讨论居民部门的文章中完整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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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2022年,全国27个省份的显性债务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除以地方综合财力)已经超过100%,其中天津高达300%,是五年里增幅最大的地区,云南、吉林、辽宁、贵州、重庆、河北、福建、广西、青海也都超过150%;而山西、江苏、上海、西藏这四地的显性债务率尚未达到100%。这组数据是2022年的横截面,之所以使用它,是因为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口径相对统一、覆盖全国的完整对比,用来说明地区间的结构性差异,不代表各地当前的实际债务率。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按照融资平台债务压力与地方财力的匹配程度,确定甘肃、青海、宁夏、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12个省份为债务化解重点地区,要求这些地区严控新增政府投资项目,优先获得展期、置换等金融支持。这份名单本身也在动态调整:2025年7月,内蒙古率先宣布退出重点省份名单;2026年1月,吉林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宣布"成功退出地方债务重点省份",并同时披露"高风险金融机构全部出清",成为第二个退出重点名单的省份;宁夏在2025年3月已向国务院提出退出申请,但截至目前尚未见到正式确认。这说明重点省份是一个动态分类,而不是一次性、固定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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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2022年底遵义道桥的债务重组,是目前观察得最清楚的一个具体案例,也很典型地体现了"重组"和"损失确认"之间的边界。** 当时涉及规模155.94亿元的银行贷款被重组,还款期限从原来的10年左右延长到20年,前10年只付息不还本,利率从7.5%降到3.00%至4.50%。这解决的是遵义道桥当期的现金流压力,每年节省的利息支出可以达到数亿元。但公开披露的重组安排没有涉及本金减记,偿还义务只是被推后了10到20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处理的优先顺序:遵义道桥当时明确坚持"保公开债兑付",唯一一只公募债券在展期方案之外按期完成本金兑付,私募债也如期兑付;真正被展期、被非标机构协商降息的,是银行贷款和非标融资。遵义案例至少表明,在实际化债操作中,不同类型债权人承受的处置压力和议价能力并不相同,公开市场债券的刚性兑付目前受到更多保护,但这只是一个案例观察,不宜直接推广成全国统一的损失分配顺序。 ### 债务负担的地区分化,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方案统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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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财政部同时披露,截至2025年6月末,超过六成的融资平台已经实现"退出"。融资平台退出,实际路径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没有实质经营、只承担政府融资功能的"空壳类"平台,通过财政资金偿还或者债务置换后注销清算;另一类是通过兼并、重组、划转,把平台改造成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经营主体",本质上变成一家新的地方国有企业,这同样是显性化和责任切割的一种形式:政府不再为这家企业的债务背书,但企业本身以及它持有的资产和负债并没有消失。早期不少"退平台"公告确实更多停留在名义和信用关系的切割上,部分已"退出"的公司收入结构仍然高度依赖土地和政府项目;但也有市场观察指出,2025年下半年以来,单纯名义上的"退平台"案例在减少,依托实质性资产重组实现市场化转型的案例在增加,"退出"正在从形式走向实质,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也不是所有案例都已经达到这个程度。 真正没有大规模发生的,是第三件事:损失确认。显性化和重组这两步,处理的主要是前面三分法里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边界:把混在城投账上的公共责任部分显性化、财政化,或者让有现金流的项目回归企业化经营。**从目前公开披露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城投化债案例来看,本金减记和破产清算并不是主流工具;公开可见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债务置换、展期降息、资产盘活和平台转型。** 因此,与显性化和现金流重组相比,第三类失败投资所需要的公开、制度化损失确认,目前仍然相对有限。这类投资既缺乏商业回报,也缺乏足够的公共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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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把这三类混在一起讨论"地方债有多少",是当前化债讨论里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有现金流的就是好债,没有现金流的就是坏债。但真正需要被识别和处理的坏账,是第三类;第二类恰恰是不该被当作坏账处理的公共责任。下面这一节要说明的是,目前的化债操作主要发生在哪两类之间,而第三类的损失确认目前进展如何。 ### 目前走到了哪一步:显性化、重组,但损失确认还很有限 判断当前的化债操作,需要把它拆成三件不同的事:**债务显性化**,解决"这笔钱最终该谁还";**债务重组**,解决"什么时候还、按什么条件还";**损失确认**,解决"哪一部分本来就还不了、最终由谁核销"。 2024年四季度推出的"一揽子化债举措",通常被概括为"6+4+2"的组合,做的主要是前两件事。一次性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专门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分三年(2024至2026年)实施,每年额度约2万亿元;另外从2024年起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累计4万亿元,用于补充地方财力、支持化债;再加上此前已经安排、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2万亿元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仍按原合同偿还,不纳入这轮置换。三项合计,官方称为约12万亿元的化债资源。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三笔互相独立、可以相加的新增资金,其中最大的6万亿元本身就是按年分批发行的那部分再融资专项债券。这套安排的实质,是把原来由银行贷款、非标和城投债券承担、责任模糊的隐性债务,转换成由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纳入法定限额管理的正式债券,也就是**把一部分债务从模糊的准财政资产负债表,搬进透明的地方政府法定资产负债表**。这本身是一次真实的责任重构,而不只是数字游戏。截至2026年8月底,已经发行了4万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置换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下降超过2.5个百分点,每年可节省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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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 三种不同性质的债务,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 第三篇已经从地方政府职能重构的角度提出过这一分类的基本原则;这里把它进一步具体化到地方债务与城投资产负债表上。 依据前面提到的原则:公共责任可以没有商业现金流,但不能因此就被当作"坏账"。这个原则落到地方债和城投债务的具体分类上,至少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具有持续经营现金流的债务。** 比如有稳定收费的供水、供气、停车场和物流园区,或者能够依靠长期合同覆盖运行成本和部分资本成本的经营性资产。这类债务合理的归宿是项目化、企业化:让项目自身的收入和现金流支撑偿债,而不是继续依赖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 **第二类,是没有商业现金流、但对应真实公共责任的债务。** 比如很多学校、公共卫生设施、防洪和基本市政工程,本来就不该指望商业回本。这类项目过去的问题,不是它们不该建,而是它们被错误地包装成了"经营性项目",靠融资平台借钱、承诺用未来土地收入偿还。真正的处理方向,是承认这些项目的公共责任属性,使未来支出依法预算化;对已经形成的相关存量债务,则应在法定债务限额、债务置换、财政资金和其他合规化债机制下重新安排,而不是继续挂在城投账上等待土地收入好转。承认公共责任,不等于追认过去所有融资方式合法。 **第三类,是既没有足够商业现金流,也没有足够公共价值的失败投资。**比如严重闲置的产业园、重复建设的商业设施、错误预测需求形成的项目。这一类才是真正需要**确认损失、重整资产、让资本承担后果**的部分:无论是通过资产处置、股权重组,还是必要时的破产清算。处理的核心原则是让原来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按照既定的风险关系承担相应损失,而不是继续用展期把问题往后推,或者被悄悄转移到公共资产负债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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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 三、主体剖面: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与城投 ### 规模与口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截至2026年6月底,纳入限额管理的法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8.7706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17.8413万亿元,专项债务40.9293万亿元,这是一个相对清晰、按季度公开披露的口径。但城投等准财政融资是另一套账,而且这套账本身横跨两个不完全重叠的观察层次。财政部披露的"隐性债务",是城投等主体负债中,被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和监管口径、实际具有政府偿还责任或担保性质的那一部分:2023年末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经过一年多的集中化解,2024年末降至10.5万亿元,一年之间减少了3.8万亿元,是目前官方公布的最新口径;随着2025年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2万亿元再融资债券已经全部发行完毕,这一数字大概率会继续下降,但截至检索时尚未看到财政部公布2025年末的确切余额,这里不做简单推算。城投企业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则是完全不同量级的另一个数字。机构测算显示,2025年末城投企业有息负债规模约为68.86万亿元,包含银行贷款、债券和非标融资,同比增速已经放缓到4%左右。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巨大差距,不能理解成"58万亿元债务被移出了隐性债务名单",而是说明中国的地方债问题存在两个相互连接、却并不等同的观察对象:一个是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隐性债务,另一个是融资平台企业整体的广义有息负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应由企业自身经营现金流偿还,属于市场化债务。化债政策能够让前者通过置换、偿还和责任切割较快下降,但后者并不会因此同步收缩。融资平台隐性债务清零、政府融资职能退出以后,企业仍可能保留依法应由自身经营现金流承担的经营性债务。于是,政府隐性债务余额下降,并不意味着融资平台企业层面的全部有息负债同步消失。换句话说:**政府承担的风险边界变得更清楚了,不等于这张网络里的旧负债已经真正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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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 二、共同原则:损失确认与风险归属,而不是安全滚动 前两篇文章已经给出了处理这张网络最基本的原则。新增长模式最核心的纪律是"保功能不等于保资本":一座城市的排水系统、居民的住房交付、存款人的资金安全,这些是必须保护的公共功能;但开发商的原股东、专业债权人、判断错误的投资者,并不因为项目"足够大"或者"足够重要"就自动获得保护。中央可以承担宏观启动和防止系统性收缩的责任,但这种责任必须严格限定在"经济循环"层面,而不是把旧资产负债表上每一笔投资的损失都接过来。这正是"反向资产负债表责任"和"无差别兜底"之间的分界线。 把这条原则落到具体操作上,意味着处理旧账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这笔债务究竟对应什么经济责任,以及如果原来的资产价值无法覆盖债务,损失最终应该由谁承担。只有先回答这两个问题,展期、置换、重组或者核销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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