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了!国师公开掀桌子 习误判引爆危机?

万维读报 2026-07-16 21:04+-

中国经济到底冷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你只看官方数据,GDP还在增长、失业率只有5%,一切似乎风平浪静。但就在这两天,被称为中共"经济国师"的李稻葵,却突然说了一句足以震动财经圈的话,更关键的是,他还算出了一个官方不敢公布的数字。

而就在李稻葵发声前后,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近日去世,也在财经圈引发巨大震动,同时也被当局盯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梳理,这场财经圈罕见震动背后的真正原因。

1、不忍了!国师公开掀桌子 习误判引爆危机?

过去几年,中共官方一直强调"稳中向好""长期向好",GDP依然保持4%、5%左右增长,失业率只有5%左右,一切似乎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然而,就在官方继续报喜的时候,一位长期被外界称为"经济国师"的人,却突然说了重话。

7月11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罕见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不是什么"K型复苏",而是"整体偏冷,而且已经持续了三年。"

短短一句话,被不少财经人士认为几乎推翻了官方长期以来营造的经济叙事。更重要的是,这番话不是出自海外评论员,而是出自一位长期活跃在官方智库体系、被视为体制内重量级经济学家的口中,因此格外引人关注。

李稻葵直接算出另一本账

真正让外界震动的,并不是"偏冷"两个字,而是李稻葵随后公布的一组数字。

他说,团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重新计算,把那些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已经退出官方统计口径的"受挫劳动人口"重新纳入统计。结果发现,中国广义失业率已经达到10.2%。长期失业人口约2400万人,其中16至24岁的年轻人就有1300万人。

而官方同期公布的数据是多少?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1%,青年失业率15.6%。两个数字之间,相差几乎一倍。

有了高善文的前车之鉴,李稻葵没敢直接批评官方统计,但他的算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大量已经放弃找工作的年轻人不再被计算,那么官方失业率还能真实反映就业压力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这样的就业状况,"对社会稳定非常不利。"对于体制内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表述已经相当罕见。

更大的问题:投资引擎熄火了

除了就业,李稻葵还提到另一个更令人担忧的指标——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8%,创下1996年以来首次全年负增长。而2026年前五个月,跌幅进一步扩大至4.1%。

为什么重要?因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发动机,就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建房子,地方政府卖土地,银行放贷款,居民买房,形成一个高速循环。如今,这套模式几乎同时失灵。

房地产持续低迷,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基建投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两台发动机,几乎一起熄火。李稻葵直言,新的增长动能还没有形成,而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居民不愿消费,企业不敢投资,银行的钱越来越多,却不断流向地方债务"借新还旧",而不是进入实体经济。

一句话概括,就是:钱还在转,却没有创造新的财富。

更讽刺的是,官方数据自己都开始"打架"

就在李稻葵发言几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GDP增长4.7%,看上去还不错。但越拆开看,越让人心里发凉!

消费增长只有1.3%;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7%;房地产投资暴跌18%;民间投资下降8.5%,居民消费疲弱,投资持续萎缩。可是,GDP却增长了4.7%。

推主Finding直言,这份“神奇且魔幻”的官方统计公报最大的问题,不是某个数字真假,而是"总量对得上,分项却彼此对不上,最后只能靠GDP平账。"

例如,消费只有1.3%,第三产业增加值却增长5.2%;投资全面下降,GDP却保持较快增长;进口增长近30%,按理说应反映内需旺盛,但消费和投资却同步疲软。类似矛盾,在工业利润、居民收入、物价等多个指标中都存在。

就在李稻葵发出“另类声音”的同时,另一件事也引发广泛关注。

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于7月7日去世,年仅55岁。财经圈大批人士自发悼念,其中,经济学家林采宜发表《大悲无言》一文,在网上广泛流传。

她披露,早在2018年,一位官员就在公开会议上点名批评高善文:"领导对你够宽容了,要求加强对你的言论引导。"林采宜写下了一句令人唏嘘的话:"如今,这么多悲伤在财经圈流淌,与其说是哀悼高善文,不如说是在哀悼一个还能自由表达观点的时代。"随后,这篇文章被当局删除。

港媒指出,中共官方担忧社会舆论借悼念高善文表达更多情绪,已经有人呼吁警惕借高善文去世宣扬"挑战权威"等思想。

真正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旅澳学者冯崇义认为,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共造假,但是造假到什么程度,让高善文说出来了。习近平折腾十几年,中国经济已经伤筋动骨了,他还要集权巩固这个党,拒绝推行有理性的政策,经济只能更加糟糕。

时评人颜纯钩则把问题看得更深。他认为,房地产与基建投资过热,当然是中国经济衰败的直接原因,但更广泛而深刻的层面上看,是大国策的大倒退,窒息了经济活力,巿场经济让位于计划经济,回到文革前那一套全社会服从党意志的老路上去,如此一来,经济不坏才是怪事。归根结底,习近平的误判是战略性与根本性的。

李稻葵并没有敢否定中国经济,也没有直接批评任何人。但一位长期活跃于官方智库体系的重要经济学家,公开承认经济已经"整体偏冷三年",公开计算广义失业率超过10%,公开承认房地产和基建时代已经结束,本身就释放出耐人寻味的信号。

或许,比某一个GDP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当越来越多体制内专家开始公开表达忧虑,当越来越多财经人士因一句真话而受到关注,外界真正关心的已经不仅是经济数据本身,而是这些声音为何会越来越引发共鸣!

2、15城爆发示威、将领辞职!泽连斯基罕见翻车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动政府和国防体系人事调整,却意外引发一场罕见政治风波。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被撤换后,不仅军方高级将领公开辞职,多名军事专家离开岗位,乌克兰全国至少15座城市爆发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7月16日,乌克兰空军副司令帕夫洛·叶利扎罗夫宣布正式递交辞呈,并公开表示,自己离开军队的重要原因,是无法接受费多罗夫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

叶利扎罗夫在声明中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在战争第五年,我提交了自军队除名的报告。我相信,费多罗夫的离开对国家国防能力造成巨大伤害。”

叶利扎罗夫被称为“拉扎尔”,是乌克兰无人机作战领域的重要人物。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加入乌军,组建专门负责攻击型无人机作战的“拉扎尔特种部队”,推动FPV无人机、重型无人机等新战术应用,被认为是乌克兰无人机战争模式的重要推动者。2026年1月,他被泽连斯基任命为乌克兰空军副司令。

除了叶利扎罗夫外,乌克兰知名军事专家、无人机和电子战顾问谢尔希·“Flash”·别斯克列斯特诺夫也宣布结束担任费多罗夫顾问的工作。他表示虽然失望,但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防卫事业。

与此同时,费多罗夫被撤换也引发民间强烈反应。包括基辅、哈尔科夫、利沃夫、敖德萨、第聂伯罗、克里沃罗格等城市陆续出现抗议活动,目前已扩大至至少15座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抗议与乌克兰过去常见的政治示威不同。过去民众上街,更多是要求政府官员下台;但这一次,民众却是要求政府“留下”一名部长。

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费多罗夫在推动国防改革、发展无人机力量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支持。费多罗夫今年1月才接任国防部长,任职仅约半年便被调整。他任内积极推动乌军无人机现代化和国防体系改革,但也被报道与军方高层在部分政策方向上存在分歧。

目前,泽连斯基政府面临新的政治压力。有乌媒报道称,由于国会内部对于费多罗夫去留争议不断,原本热门的国防部长接任人选也未获得足够支持,相关人事安排仍存在变数。

这场由一次人事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成为泽连斯基执政以来罕见的政治挑战:一边是战争压力持续存在,另一边则是军队内部和民间对国防路线的激烈争论。费多罗夫的去留,或许已经不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而成为乌克兰未来战争战略和政治方向的一场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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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这些现实困难并不否定框架本身的价值,反而说明为什么必须把责任边界和保护底线规定得足够清楚。不能因为债务不透明就放弃真实披露,不能因为金融机构抵制损失就继续维持全面刚兑,不能因为清欠困难就让真实履约的企业继续承担地方财政成本,也不能因为新增长模式见效较慢,就重新启动旧的债务循环。 现实越复杂、政策越容易被扭曲,就越需要守住最基本的原则:错误决策的责任不能转嫁给无辜企业和劳动者,金融稳定不能等同于保护所有错误定价,短期增长压力不能再次凌驾于长期转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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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责任追究同样存在两难。地方债务往往跨越多届政府,如果对所有历史问题实行简单追责,地方官员更可能继续拖延和隐瞒,而不是主动暴露和处置风险。问责机制必须区分故意隐瞒、违规融资、利益输送与正常决策风险。对重整期内新增隐性债务和故意隐瞒应严格追责,对主动申报历史问题、推动低效项目退出和确认损失的行为,则应给予必要的制度保护。 更深层的难点,是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革涉及既有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可能仅靠一次化债顺带完成。重新划分事权财权、建立稳定地方税源、完善人口流动地区的财政补偿机制,每一项都会改变现有利益格局。这些改革虽然必要,却需要长期推进。如果地方债治理不能与财税体制改革同步深化,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地方再次依赖土地、平台和债务扩张的激励。 与此同时,新增长模式形成广泛就业和收入扩散,需要较长时间,而地方政府和宏观政策往往面临短期稳增长压力。这容易使政策在转型过程中重新依赖基建、园区、土地开发和平台融资等旧工具,形成短期见效较快、长期问题继续积累的循环。 因此,这套框架最大的风险,不是政策方向本身错误,而是在执行过程中被旧逻辑重新改造。清欠资金可能被挪去偿还金融债务,条件性支持可能变成无条件输血,平台重整可能只是更换名称,支持现代服务业也可能再次被转化为园区建设和产业补贴。 判断政策是否真正落地,不能只看出台了多少文件、置换了多少债务、整合了多少平台,而要看企业是否真正拿到被拖欠的账款,劳动者工资和基本公共服务是否得到保障,新增隐性债务是否真正停止,金融机构是否承担了与其风险决策相匹配的损失,化债释放的资源是否真正流向就业、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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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十、现实困难与实施难点 前述政策框架在逻辑上力求完整,但从制度设计走向现实落地,仍存在很大距离。地方债务问题牵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融资平台与企业、债权人与居民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真正困难的不只是提出正确方向,更是防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利益博弈和既有激励重新扭曲。 首先,地方债务的真实规模和结构并不透明,这是所有政策的前提性障碍。债务不仅存在于公开债券和融资平台贷款中,还可能分散在地方国有企业、产业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拖欠账款和各种表外安排之中。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和银行都缺乏主动全面暴露债务的充分动力,因为这可能带来问责、融资收缩和资产质量恶化。因此,全口径审计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和保护机制,严格区分主动申报的历史存量债务与重整期内新形成的违规债务。否则,越是高风险的债务,越可能继续被隐藏。 其次,地方债务重整本质上是一场损失的重新分配,必然面临强烈的利益博弈。大型银行、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组织能力较强,而中小企业、供应商和劳动者更加分散,议价能力也更弱。现实中的损失分配往往不是按照责任大小,而是按照谁更容易被延迟支付来进行。如果化债仍然优先保护组织能力最强的主体,却让企业和劳动者承担主要损失,责任重构就会再次退化为损失转嫁。 清理拖欠账款虽然是止血的关键,但现实中的财政压力会不断挤压清欠优先级。很多地方现金紧张,需要同时保障基层工资、政府运转和金融债务偿付。把有限资金用于清偿企业账款,可能影响到期金融债务;优先偿还金融债务,又会让企业现金流继续恶化。与此同时,虚假债权、关联交易和重复申报也可能造成清欠资金被滥用。因此,清欠既要设置明确时限,也必须具备足够的真实性核验和快速争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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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家的孩子谁抱”作为财政责任原则仍然成立。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自身债务和改革责任,中央不能无条件接走所有历史包袱。 但中央也必须承担系统稳定和宏观治理责任,不能允许地方债务调整通过拖欠、减薪、裁员和公共服务收缩,演变为全国性的需求不足和低预期循环。 真正合理的政策,是保系统而不保项目,保民生而不保政绩,保真实履约而不保投机,给地方重整时间但不给地方免责,让各方承担与其决策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相匹配的损失。 地方财政重整必须与居民收入修复、民营经济恢复、现代服务业扩张和社会保障改善同步推进。只有这样,局部产业的热度才可能扩散为更广泛的就业、工资和消费,新的增长动能才可能真正填补旧模式退潮留下的缺口。 地方债治理要终结的,是土地财政、平台融资、房地产和低效投资不断自我延续的旧循环;它要建立的,是一个由稳定公共财政、健康民营企业、广泛就业、居民收入和国内需求相互支撑的新循环。 只有完成这样的转换,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从结构性偏冷走向内生修复,并逐步建立一种不再过度依赖土地、房地产和债务扩张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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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九、政策执行的四项优先原则 地方债重整涉及财政、金融、企业、居民和中央地方关系,执行中必须明确先后次序。 第一,先保底线,再确认损失。基本公共服务、基层工资、真实企业账款和劳动者工资应当优先保障,同时尽快启动债权审查与责任识别,不能以止血为由无限推迟责任承担。 第二,先堵新增,再处理存量。重整期内新增隐性债务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同时鼓励地方如实申报历史存量债务。只有存量债务充分暴露,才能制定真实可行的重整计划。 第三,先救循环,不救投资冲动。中央支持应优先用于恢复企业现金流、劳动者收入、基本公共服务和正常经济循环,而不是让地方重新启动低效产业园、开发区和重复基建。 第四,短期重整和长期改革同步启动。止血、化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居民收入修复和增长模式重建不能机械地前后串联。止血必须立即进行,重整是中心任务,疏通贯穿全过程,增长重建则从一开始就要布局。 结语:化债不是终点,而是增长模式转换的起点 地方债治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存量债务处置层面,而应成为推动中国增长模式转换的制度杠杆。 化解地方债能够解除经济循环中的重要堵塞,却不能自动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如果地方债置换只降低了利息,却没有恢复企业回款、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如果地方获得财政空间以后,又重新回到土地、平台和低效投资;如果新产业继续增长,却不能形成广泛的收入扩散,那么中国经济仍然可能长期处于结构性偏冷状态。 地方债治理的目标,不是以中央财政换取地方债务表面的安全,也不是通过无序违约完成出清,而是在保护经济循环和基本民生的前提下,让错误决策的责任回到决策者,让金融风险的代价回到风险承担者,让真实履约者不再成为错误财政决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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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但真正的增长重建不能只停留在财税制度上。 中国需要继续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芯片和高端装备,这些产业决定长期竞争力。但新产业能否成为新的增长模式,不能只看产值、投资、出口和技术指标,还要看它们能否形成更广泛的企业订单、就业岗位、工资收入、地方税收和居民消费。 如果新产业的增长主要集中于少数企业、少数地区和少数高技能群体,无法形成足够广泛的收入扩散,就难以替代房地产和传统投资模式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 因此,新增长模式必须同时发展能够广泛吸纳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养老、托育、基层医疗、康复护理、社区服务、职业培训、文化体育、生活服务和专业服务,既是居民真实需要,也是扩大就业、改善生活质量和降低家庭长期不确定性的重要领域。 这些就业不一定全部由政府直接提供,更不等于扩大行政编制。政府可以通过规范的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和民营机构扩大供给,同时建立合理的服务标准、劳动保障和财政支持机制。 还应当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降低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不确定性,形成与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工资增长机制。 产业增长只有通过企业订单、就业岗位和工资收入进入居民部门,居民需求才可能成为稳定的增长动力。 未来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条能够自我强化的新循环: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发展创造更广泛的就业和工资,居民收入增长扩大消费,国内需求又为企业投资和创新提供市场。 这才是能够逐步替代旧增长模式的新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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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未来金融机构应当更多根据企业真实订单、税务记录、应收账款和经营现金流提供融资,而不是过度依赖房地产抵押和政府信用。 清偿政府拖欠本身,也会改善企业资产质量,降低企业融资风险。企业回款恢复,银行风险判断改善,融资成本才有可能真正下降。 疏通还必须包括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修复。降低地方债利率,并不会自动让居民增加消费。如果居民仍然担心就业、工资、医疗、养老、教育和育儿支出,就仍会选择增加储蓄。 因此,化债必须与稳定就业、改善工资、扩大社会保障和降低家庭长期不确定性同步推进。只有居民相信未来收入相对稳定,基本公共服务可靠,才会减少防御性储蓄,重新增加消费。 八、重建:让新产业增长真正扩散到居民部门 地方债反复累积,不只是地方官员追求投资和政绩的结果,也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财权结构有关。 地方承担了大量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层治理和基础设施责任,却缺少足够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收入来源。在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扩张时期,这一矛盾可以通过卖地和融资平台暂时掩盖;房地产调整以后,地方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之间的缺口便集中暴露。 如果只处理存量债务,而不重建地方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地方即使暂时停止隐性举债,也可能转向拖欠企业、扩大行政收费和罚款,或者通过产业基金和地方国企继续变相融资。 因此,必须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中央应当承担更多具有全国统一性质、基本均等化性质和跨地区性质的公共服务支出,减轻地方刚性支出压力。 同时,应建立与地方事权、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成本相匹配的稳定税源与税收分享机制,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在人口持续流动的背景下,财政资金和公共服务资源也需要更加充分地随人流动。人口流入地区承担了新增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和社区服务成本,应当获得相应财政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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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就业状况不能只看调查失业率,还应结合社保缴费人数、工资收入、劳动参与率、青年持续失业、企业招聘和人口流动等指标综合判断。 企业回款也不能只看平均周期,还要观察中位数、长期逾期账款比例和中小微企业实际受偿覆盖率。 税务、社保、银行流水、发票、法院执行、招聘数据以及企业和居民调查,应当相互交叉验证,减少地方单方面美化数据的空间。 化债释放的资金必须严格锁定用途。 第一顺位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基层工资;第二顺位是清偿无争议、基于真实履约形成的企业账款和劳动者工资;第三顺位是维护已经建成的公共资产,避免道路、管网、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因缺少维护而快速贬值;第四顺位是就业和民生支持。 只有在前述需要得到保障之后,才可以用于具有真实需求、合理收益和可持续性的新增投资。 化债不能再次变成地方扩张投资冲动的起点。 七、疏通:恢复经济循环的传导机制 地方债治理的目的,不是让政府报表变得好看,而是恢复财政、金融、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正常循环。 政府首先必须恢复支付信用。企业只有相信政府签订的合同能够得到执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按时获得付款,才愿意承接项目、投资设备和招聘员工。 如果政府合同长期无法兑现,即使中央提供再多信贷支持,企业也不会轻易扩大经营。因为企业缺少的不是单纯的贷款,而是确定的现金回报和可信的市场秩序。 银行信贷也需要从平台续命转向真实经营主体。过去地方平台依靠土地、政府信用和隐性担保,可以获得大量相对低成本的资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即使具有真实订单,也可能因为缺少抵押和政府背景而承担更高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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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明显低效的政绩工程,应当停建、合并、出售、改变用途或确认损失。违法违规举债、虚假项目和利益输送,则必须依法追责。 在此基础上,应当建立正式的地方财政重整制度。 当一个地方债务付息负担长期超过合理水平,拖欠企业账款严重,基层“三保”出现缺口,融资平台失去正常市场融资能力,只能依靠借新还旧维持时,就应当触发财政重整。 进入重整期后,中央或省级政府可以提供条件性稳定融资,帮助地方维持基本公共服务、清理真实账款、降低高息短债压力。 但地方必须接受更严格的预算监督,暂停新增非必要项目和低效扩张项目,公开全口径债务,压降融资平台,处置低效资产,并制定多年财政恢复计划。 地方获得的不是免责,而是时间;不是无条件援助,而是带有严格改革约束的重整机会。 对重整期内新形成的隐性债务,应当实行零容忍。但与此同时,也要鼓励地方如实申报历史存量债务,不能因为主动暴露旧债就受到不合理处罚。 如果地方担心历史债务被重新识别后会被当作新增债务问责,就会继续隐藏问题。债务不充分暴露,任何重整方案都只能建立在虚假基础上。 地方进入财政重整后,干部考核体系也必须同步调整。 不能一边要求地方压缩投资、清理债务,一边继续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数量、招商规模和短期经济增速考核官员。否则,地方仍然可能通过产业基金、国有企业、政府购买服务和其他表外渠道继续扩张。 重整地区的考核重点,应当转向政府拖欠下降、基层公共服务保障、债务付息负担下降、民营企业回款改善、居民工资性收入、就业质量、融资平台压降和新增隐性债务控制。 这些指标也不能再次成为新的数字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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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莘莘游子

    底线类转移支付应根据常住人口、公共服务成本、财力缺口和困难程度核定,不能因为地方化债进度不理想而受到惩罚性削减。否则,真正受到惩罚的不是错误决策者,而是当地居民、教师、医护人员和基层工作人员。 但发展性资源和奖励性工具可以与改革绩效挂钩。新增债务限额、再融资便利、专项奖励资金和政策试点资格,可以根据地方重整进度、债务透明度和改革效果进行调整。 这样既能守住民生底线,也能形成改革激励。 六、重整与化债:让损失回到正确承担者 止血解决的是正在发生的现金流断裂,重整与化债解决的则是历史债务如何确认、如何分类、由谁承担,以及如何防止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地方债问题不能只依靠延长期限和降低利率解决。债务置换可以缓解短期压力,但如果不进行全口径审计、分类处置和责任确认,债务只是被推迟,并没有真正解决。 债务分类不能只看项目名称,也不能简单把“公共项目”全部归为应当兜底的债务。应当综合判断三个问题:项目是否属于政府应承担的基本事权,项目规模是否与当地人口、真实需求和财政能力相匹配,债务形成过程是否合法合规。 学校、医院、供水、排污和公共交通具有公共属性,可以成为中央和省级支持的理由。但如果项目明显超标准建设,规模远远超过实际需求,或者存在成本膨胀、违规融资和利益输送,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仍应由地方承担。 公共属性可以成为支持理由,但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具有真实公共价值、只是融资期限过短和利率过高的项目,可以通过长期、低息、规范的政府债务进行置换。具有经营性资产和现金流的项目,应更多通过资产盘活、股权转让、特许经营、债务重组和经营改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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