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同病相怜”？
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表现亮眼，尤其在半导体与高科技产业带动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屡创新高。然而，许多民众却普遍感受不到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形成所谓“GDP增长、人民无感”的现象。若将视野扩大至中国大陆，可以发现，两岸虽然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及发展阶段不同，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许多相似的结构性问题，可谓“同病相怜”。
这些问题包括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薪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内需不足、房地产泡沫化，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等现象。两岸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都面临如何让经济成果真正惠及全民的共同挑战。
首先，两岸都曾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台湾自1980年代以来便建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电子、资讯及半导体产业成为经济支柱。近年来，人工智能与高效能运算需求激增，更进一步推升出口与投资规模。出口增长并未有效转化为劳工薪资增长，形成经济增长与民众所得脱节的现象。
其次，薪资增长落后于经济发展成果，是两岸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台湾近十多年来，虽然企业获利与股市市值大幅增加，但一般受薪阶级的实质薪资增长相对有限。许多青年即使拥有高学历，仍面临低薪与高物价的压力。科技产业虽然提供高薪职缺，但受益者主要集中于少数高技术人才与大型企业员工，难以带动整体薪资水平全面提升。
中国大陆也面临类似问题。过去劳工薪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但近年经济增速下降后，就业市场竞争加剧，许多年轻人面临就业困难。“内卷”“躺平”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反映部分青年对未来发展失去信心。尽管中国大陆已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但收入分配差距依然明显，经济成果更多集中于大型企业、资本拥有者及部分沿海发达地区，未能均衡惠及所有群体。
第三，内需不足成为两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隐忧。台湾由于薪资停滞与高房价问题，许多年轻家庭将大部分收入用于住房支出，消费能力受到压缩。内需市场规模有限，使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全球景气波动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台湾经济便容易受到冲击。
中国大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许多家庭因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压力而倾向储蓄，导致消费意愿不足。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双循环”发展战略，希望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驱动，但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与房地产市场低迷，使内需扩张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两岸都存在“生产能力强、消费能力弱”的结构性矛盾。
第四，房地产泡沫与资产价格过高，也是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台湾房价多年来持续攀升，房价不仅造成青年购屋困难，也让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投机，而非投入创新创业与实体经济。资产持有者因房价上涨而受益，无房族则承受愈来愈大的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剧世代与阶级差距。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问题更具代表性。过去20年，房地产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大量资金流入房市，推高房价与土地价格。然而，部分地区出现供给过剩、空置率偏高及开发商高负债问题。近年来多家大型房企陷入债务危机，房市降温对地方财政、金融体系及居民财富产生深远影响。这显示过度依赖房地产带动经济增长，最终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五，财富与资源分配不均是两岸经济发展共同的深层问题。台湾的经济利益高度集中于少数大型企业与科技产业，资本市场繁荣虽然创造可观财富，但受益者多为持有资产者。一般劳工虽然参与经济活动，却未必能分享同等比例的成长成果。GDP增加并不代表所有人的生活品质同步提升。
台湾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产业过度集中于半导体与电子科技领域，中国大陆则面临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及人口老龄化等更广泛的结构挑战。图为新竹科学园区鸟瞰图。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
中国大陆的区域与阶层差距同样显著。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地区之间的所得差距仍然存在，科技巨头与大型国有企业掌握大量资源，而中小企业与基层劳工面临较大生存压力。
然而，两岸之间也存在若干重要差异。首先，台湾经济规模较小，对全球市场依赖程度更高，因此受到国际景气与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较大。中国大陆则拥有庞大的内部市场与完整产业链，经济自主性相对较强。
其次，台湾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产业过度集中于半导体与电子科技领域，中国大陆则面临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及人口老龄化等更广泛的结构挑战。此外，大陆政府在资源配置与经济干预方面具有较强能力，台湾则较依赖市场机制与民主政治下的政策协调。
总体而言，两岸经济虽然发展道路不同，但都面临“数字繁荣与民生感受脱节”的共同困境。GDP增长并不必然代表全民共享繁荣，若薪资停滞、房价高涨、内需疲弱及财富集中等问题持续存在，经济增长便可能沦为账面上的数字游戏。
未来，两岸若要真正提升人民福祉，就必须从追求经济规模扩张，转向重视发展品质与分配公平，透过提升劳工所得、扩大中产阶级、抑制资产泡沫、促进产业多元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经济成果能够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经济增长才能从“虚胖”走向“强健”，从少数人的富裕走向全民共享的繁荣。
作者陈国祥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