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正在见证西方民主制的又一次落日
1848年，当民主杀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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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昨天《盖约·格拉古之死——民主是怎样自杀的》一文，对古罗马时代格拉古兄弟改革的故事做了一点介绍，简单的说，那是罗马共和国在遭遇危机时的一次自救，但最终改革失败了，两位格拉古失败的一个共同的原因，都在于他们所力图保护的平民阶层，其实相比于他们所对抗的贵族在智慧上更加没有远见、而在德行上则更加自私败坏。蛮横的否决了向早已同文同种的拉丁同盟扩大公民权的提案、也掐断了自救的生路。
正如之后的哲学家西塞罗所一再强调的，共和国的持守，并不依靠选举制度本身，而是罗马公民的道德。“当国家被暴民的自私所统治，且他们将这种统治冠以‘民主’之名时，世界上就再没有比这更虚伪、更丑陋的政体了。因为在这里，非正义成了法律，而真正的‘公共国家’（Res publica）已经不复存在。”
在文章的末尾，我做了一点引申，我说格拉古兄弟的这个例子，尤其是盖约·格拉古扩大公民权遭到选民抛弃、残害的例子，其实某种程度上和当今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回潮是同率的。
这个观点，我看留言中引发了不少争论，有朋友认为古罗马拉丁同盟的民众与今天划着洗澡盆偷渡到欧美的难民么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值得“被公民”而后者不值得——我觉得这个反驳好像没有抓住我文章的关键，我想强调的当然不是这种简单类比，我想说的是——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实与专制一样，是有它的结构性缺陷的。当时代迫使暴露出它自私和短视的那一面时，它很可能成为民主之世由盛转衰的溃坝点和致命软肋。而当代可能正是这样一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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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选，是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搞的呢？
很多人直觉上会认为是美国或英国，但历史的真实答案是：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的法国。
这个答案乍看起来似乎非常的反常识，因为一般常识中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鼓吹的难道不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么？巴黎人民都攻克巴士底狱了，国王脑袋都砍下来了。怎么还没搞一人一票的民主呢？
形式上，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宣言，确实确立了新生的第一共和国一人一票的制度。但实际上，你去翻看法国大革命历史，会发现大革命时代的法国，现实中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暴力民主”——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写在纸面上的普选其实从没有被真正落实过，老百姓，尤其是巴黎百姓，表达自己观点的主要手段，就是拿着枪冲上街头，发动苦迭打（政变），攻克杜伊勒里宫，绑架国王和议员，总而言之就是谁豁得出去听谁的。
后来乱世结束了，拿破仑一世颁布了他的法典，社会秩序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开始趋于正常，这个时候法国才开始真正执行行之有效的选举制度。
但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纸面上虽然保留了普遍选举，但那是一套被彻底“阉割”的制度。拿破仑精心设计了一套当时看来极为复杂、但今天其实很容易理解的“多级选举制”：底层大众投票选出名单，再议员从名单中选出更高一级的代表，代表成为上一级行政区划的议员，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只有极少数顶层富豪才能进入国家核心机构。
不仅如此，拿破仑一世时代的立法机构只有“辩论权”或“表决权”，没有提案权。那谁有提案权呢？皇帝的内阁、或者皇帝本人，他可以绕过议会，代表人民来乾纲独断。
1814年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颁布了《1814年宪章》。
讽刺的是，《1814年宪法》从某些方面看比拿破仑宪法，还稍微进步了点。
这份宪章废止了形同虚设的普选制，正式确立了严格的“纳税选举制”。规定只有年满30岁且每年缴纳300法郎直接税（主要是地税）的男性才有选举权；而想要成为被选举人（议员），则必须年满40岁且年纳税额达到1000法郎。这就是意味着，在当时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法国，符合这种“纳税大户”条件的选民仅仅只有不到10万人。
到了1820年，为了压制日益抬头的自由派力量，波旁王朝甚至通过了更加荒谬的“双重投票法”。该法规定，本属富豪俱乐部当中的纳税最多的四分之一选民（即最富有的那批人）可以投两次票。
当然，这种赤裸裸对民主的羞辱，最终引爆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推翻，波旁王朝彻底倒台。
紧接着上台的七月王朝，顺应民意放松了选举的财产门槛，把选民的年龄门槛从30岁降到25岁，纳税额从300法郎降到200法郎；被选举人的纳税门槛也降到了500法郎。这样一来，选民人数翻了一番，达到了大约20万人。但请注意，对于当时正在激增的法国人口而言，这依然只占全国人口的0.6%左右，甚至波旁王朝复辟时代初期还要低。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历史现实对理论的讽刺——民主制度在真正的大革命时代其实从来没有现实执行过，执行也只是通过最血腥的“暴力民主”的方式。反而是帝国和王权复辟时代，法国人有了真正的投票权，但这种权利要么只是形式上的（如第一帝国时期），要么有严格的财产限制，真正投票的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事实上，后者这种民主在同时期的英美也是常态。
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自诩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议会政治，但其选民占比低得惊人。
1832年改革前，英国的选举权完全碎片化，各地的财产门槛高低不一。在很多农村选区（郡选区），只有拥有年收益40先令以上自有土地的男性才有投票权。在城市（自治市选区），门槛则更加混乱。但具史学家估算，当时全国拥有投票权的成年男性仅占5%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5%）。
1832年，正是由于法国七月革命的冲击，英国进行了第一次议会改革。它将城市选民的门槛统一为：年房产价值或年租金达到10英镑。这虽然向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敞开了大门，但普通工人、店员、农民依然买不起这张门票。改革后，英国的选民总数也只占全国成年男性的18%左右（约占总人口的4.5%）
再看美国，很多人误以为美国建国后就是“一人一票”。事实上，美国1787年的联邦宪法根本没有规定全国统一的选举权，而是把这个权力留给了各州。而各州在立国之初，无一例外地对选民设置了严格的限制。
18世纪末，绝大多数州都规定只有拥有土地（通常是50英亩以上）或拥有一定数额财产（如50英镑）的白人成年男性才能投票。
这就是说，在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当选总统的时代，全美其实只有大约6%到10%的成年男性符合投票资格（约占总人口的2%左右）——但在当时，这个比例已经是自由之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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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无论英美法在当时都不约而同的执行了选举上财产限制呢？这个规则看似残酷，但实则是的有沉重的现实考量的。
自由主义奠基人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尤其是财产权。
那么基于这一理论，就会产生一个极其残酷但现实的统治逻辑推论：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与国家的命运产生了真正的利益绑定。相反，如果允许毫无财产的流民和雇工投票，他们无需为政策的失败承担任何经济后果。这就将造成“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极易导致大众选出那些主张“瓜分富人财产”的煽动家，最终彻底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私有产权基石。这一点恰恰是麦迪逊、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一再警告的“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
法国七月王朝的首相基佐，面对当时社会涌动的普选要求，有一句名言：“先生们，工作吧、赚钱吧、发财吧，发财之后你们就有选举权了！”
这话听起来很像是财产歧视，但基佐这个人其实不得了，他是大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老师。他的这番话，其实是立足于深厚的社会学认知的——他知道，对于法国这样从君权专制中出生的国家来说，搞政治就跟骑自行车一样，公民权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一点点的扩大，不能停下，但也不能太快，盲目推行普选，滥发公民权，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失速。
但你如果非要说，“你说道理讲的再对，我就是不听！“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理想万岁！就是要普选！行不行？
也可以，事实上，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到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看财产给选票的七月王朝，不仅是事发的法国，当时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把放宽财产门槛，下放选举（公民）权，当做他们的崇高理想，其中最激进的一派观点，主张无视财产，直接给无产者以选举权。信奉这一派理论的许多青年后来都鼎鼎有名，比如蒲鲁东、巴枯宁……还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当然，我们很难说1848年的二月革命是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才发生的。毕竟这些思想在1848年都没有达成完全态。毋宁说，反而是当时全欧四处涌动的普选热情，即催生了上述种种理论，也助推了1848年革命的最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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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将七月王朝推翻后，革命者凭着一腔血勇，总算决定真正执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人一票（但依然仅限成年男子）的全民普选了。
1848年的巴黎街头，空气里还弥漫着理想主义尚未散尽的硝烟，在一片“自由、平等、博爱”的欢呼声中，临时政府的几位核心掌权者近乎宗教狂热的姿态，将这张神圣的选票塞进了每一个法国男人的手中。
在这场洪流中，最卖力的推手当属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拉马丁这个哥们其实很特别，他不仅是法国当时在世的屈指可数的大诗人，还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共和派和卢梭版社会契约论的死忠粉。
在他看来，普选权根本不需要什么财产、阶层或教育的门槛，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自然权利。至于选举的结果——他当然相信卢梭的断言，一旦让民众自由的发声，高尚的法国人民会遵从公意选出给国家最好的道路。
拉马丁在议会和街头发表了无数次激情澎湃的演讲，他向议员们保证法国人民的灵魂是纯洁的、高尚的、理智的，只要给底层平民以尊严和权利，他们就一定会投给美德、理性和长远的国家利益。
“他不像个政客，反倒是像个先知”——报纸当时就如是说。
与拉马丁并肩作战的，还有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勒德律-洛兰。
这位内政部长走得更远，他直接将普选视为消灭一切社会不平等的终极武器，坚信无产者一旦掌握了选票，就能通过合法的程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至于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更对选举寄予厚望，他主张利用国家权力设立“社会工厂”来解决失业，甚至预言说：全民普选最终将推动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并走向他理想中的乌托邦。
这也就是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所坚持的通过普选推动社会平均分配、消灭贫富差距的理论。
在这些知识分子和革命领袖的联合推动下，1848年3月，新生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用一纸法令，让法国选民人数在一夜之间从七月王朝时期的24万人暴增到了900万人。
这就意味着，底层的大字不识的农民、工厂里挣扎在温饱线的雇工、街头的流民，第一次和大商人、大贵族、也和雨果、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巨匠站在了同一条政治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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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选举会选出一个什么结果呢？
结果是一翻两瞪眼，共和派看到了一个几乎他们最不希望看到当选总统名字——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
这个结果看似匪夷所思，其实是很好解释的。
当时的法国外省，尤其是广袤的农村，信息极度闭塞，对于世代耕作的农民而言，巴黎知识分子口中那些玄妙的“三权分立”、“宪政共和”、“私权保障”简直如同天书，他们跟不知道这有啥好；相反，临时政府为了维持巴黎工人的福利而向全国加征的“45生丁税”，却实打实地割了农民的肉，这让外省对巴黎的“革命精英”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仇视与恐惧。哪怕后者对他们有着无数天真的幻想。
正是在这种精英与大众严重撕裂、社会因剧烈动荡而充满焦虑的节骨眼上，一个在历史阴影中窥伺已久的野心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应运而生了。
这个拿破仑皇帝的侄子，此前半生都在流亡和流窜中度过，甚至因为两次拙劣的军事政变未遂而沦为全欧洲的笑柄，但他身上流淌着那个在法国人心中形同神明的家族血液。
当他看到这900万毫无政治博弈经验、却手握选票的庞大选民群体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来了。
路易·波拿巴展现出了远超拉马丁等书生的高超政治手腕，他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超越阶级”的纯粹国家符号。他走向农村，对几百万愤怒且迷茫的农民说，他将继承伯父的遗志，保护私有财产、减免税收，让耕者有其田；他走向城市，对恐惧社会动荡的资产阶级资本家承诺秩序、稳定和商业的繁荣；他甚至去安抚激进的工人，写文章同情底层贫困，承诺面包与就业。
更关键的，他向全体法国人许诺了重振法兰西帝国的荣光——你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这种“让法兰西重新伟大”的口号，永远是煽动民粹主义百试百灵的灵药。因为大多数民众并不在乎过程，他们只想讨论结果。
于是，在1848年12月的总统大选中，历史展现出了它对理想主义者最残酷的幽默感。
那个写满情怀、自以为最懂人民的大诗人拉马丁，最终只拿到了可怜的区区几万张选票；而路易·波拿巴，这个连一句流利的法语都说不好的政治投机分子，凭借着“拿破仑”这个外省农民唯一认得的政治图腾，以550万张选票、高达74%的压倒性绝对多数，高票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
上台后的路易·波拿巴完美地演绎了什么叫利用民主消灭民主。
他不断煽动大众对议会精英的敌意，最终，在仅仅三年后的1851年，他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并在1852年通过一场赞成票高达97%的全民公投，合法地将自己加冕为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共和国里当上了皇帝。
普选的民主最终反而扼杀了民主本身，这让无数的观察者惊掉了下巴——尤其是那些在1848年革命前，将无视财产的全民普选视作社会的最终救赎的青年人们。
理解了这些，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挥笔写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篇著名的文章了——因为马克思本人恰恰是曾经笃信普选是一种有力武器的青年中的一员，法国率先推行了普选，但理论上最好的普选制民主，反而杀死了民主本身。之前的假说被验证破产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危机，甚至信仰危机。
这就需要一个解释和理论的更改。所以马克思必须像中世纪天文学家为了维护托勒密体系，在本轮上添加均论一样，修正自己之前的理论，这就是这篇名作的由来，它可以被视为马克思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一个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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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怎样修改并导向了他后期的理论，这里不多做赘述。
但让我们回归事件本身，重新探讨路易·波拿巴用民主杀死民主的“雾月十八”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是不需要更多的理论修改就可以做出解释的。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原有模型中就能找到答案。
追寻古典自由主义源头，去翻看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政治权力的本质论述，这场悲剧的答案早已写在字里行间——社会契约的重点，不在于卢梭所强调的“全民签约”，而在于洛克强调的“契约精神”，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且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
当1848年的法国革命者凭着一腔血勇，骤然将普选权下放到900万毫无政治经验、朝不保夕的速成选民手中时，他们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洛克最担忧的“契约黑洞”——根据洛克的理论，一个合格的公民在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进入政治社会时，必须具备理性的判断力，和足够的财产，才能去监督政府是否履行了保护财产的职责。
但当时法国的底层选民，正如古罗马时代盖约·格拉古面对的罗马民众一样，既缺乏洛克所说的“独立理性”，也无需为长远的政策失败承担任何经济后果——他们是一群在政治上“无资产、无闲暇、（因此也）无责任”的特殊群体。
当这群选民在面包的诱惑与偶像的崇拜中，将手里的选票一股脑投给路易·波拿巴时，他们并不是在履行洛克式的政治契约，而是在滥用多数人的数量优势，这也就摧毁了洛克所说的“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这种“多数人的暴政”让法国人在追求绝对民主的狂热中，彻底沦为了新帝国的奴仆。
这就再次将人类政治学带回了那个终极的拷问：民主能不能保卫自身？
历史给出的冷酷答案是，如果把民主简单地理解为“一人一票”的数字游戏，或者，只是“因为我生在这个国家，所以我天然说了算”的民粹主义解读，它不仅无法保卫自身，反而会在人性的短视与自私中完成合法自杀。
而从这个角度理解，你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构建上可能在某些关键节点上已经走偏了——在西方最为繁盛的黄金期，随着民众的普遍富裕和化解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选举权已经被下放的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代更为彻底，但那种环境，可能只是一个时代的特例。而政治是一个棘轮，一个权力一旦放出就无法再收回。当经济下行、黄金期过去，曾经在黄金期实现富裕，如今又重新沦为“无资产、无闲暇、无责任”群体的底层民众，就有相当大的可能性重新呼唤出“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出来，用民主的手段扼杀民主，将国家乃至世界带入深渊。
这样的事情，在二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后的委内瑞拉、伊朗，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只是人们暂时可能还不敢也不愿意假设，如果类似的经济退潮导致民主失效，真的发生在发达的美欧日，世界会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文章的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雅沙·蒙克的《人民反抗民主》（The People vs. Democracy），这本书有繁体中文版。
我觉得这本书的主旨其实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殊途同归，雅沙·蒙克指出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在盛世的表象背后，正在发生惊人的“解体”，并重新分化为两个怪物：
一、没有民主的自由：即七月王朝式的精英政治。
冷战后发达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由官僚、法官、央行行长和跨国精英决定，普通选民发现自己无论怎么投票都无法改变命运，一人一票变成了形式。
二、没有自由的民主：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式的滥用民主。
当底层民众对此感到愤怒和绝望时，民粹主义便应运而生。大众开始“为了民主而反抗自由”——他们用选票选出强人，去砸碎法治、践踏少数人权利、摧毁权力分立，以求获得眼前的利益保障。
这两种情况，都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轮番上演，人们愈发不满于前者，但后者其实更加糟糕。
雅沙·蒙克对西方的未来非常悲观，他认为未来人类社会很可能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打摆子，而无论从经验还是理性中，我们都找不到解法。
也许，我们正在见证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