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极权统治 是中国无法躲避的命运？
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前夕，美国政府内部普遍认为，中国可被视为另一个新兴大国，愿意与这个现任全球霸权国家针对务实的协议进行谈判。
但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存在：这是一个近乎极权主义的国家，拥有明确而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超越美国并重塑全球秩序。 在习近平中国梦的民族复兴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寻求建立两极世界或取代美国的位置，也不打算继承美国霸权地位伴随的负担与义务。
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以及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融合，深刻塑造了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 如果中国仅仅是另一个怀有扩张性地区野心的威权国家，它或许会倾向于追随川普治下的美国，将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 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并非被动反应; 首先，它是由追求极权统治所驱动的。
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不能仅通过传统的大国政治视角来理解与中国的竞争。 为了有效地与中国打交道，美国决策者必须认识到，习近平的地缘政治野心与其更广泛的极权主义计划密不可分。
两位旅美知名学者近期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深入剖析了塑造中国崛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力量。 两部著作均指出，中国逐步回归极权主义，并非习近平掌权所致的历史偶然，而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特征，其影响远超过中国本身。
在《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的许成钢借凿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历史，阐释了为何中国仍陷于重现极权统治的制度模式之中。 裴敏欣的 《破碎的中国梦：改革如何复兴极权主义》（The Broken China Dream： How Reform Revived Totalitarianism，暂译）则更聚焦于后毛泽东时代，将中国日益威权化的轨迹，追溯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
尽管许成钢和裴敏欣从不同角度切入这个议题，得出的结论却惊人地相似。 许成钢认为，中国重返极权主义是写入该政权基因中的，裴敏欣则认为，决定性因素在于邓小平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决定保留列宁主义的一党制国家。 裴敏欣认为，透过维持中共的政治垄断，邓小平阻断了民主化进程，并为最终出现像习近平这样的强人铺平了道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5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演说。 （法新社）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的是极权主义的吗？
这两本书的核心都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极权主义究竟是什么？ 许成钢将其定义为“一种极端的现代专制形式，其特征是透过极权政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并依靠“意识形态、秘密警察、武装力量、媒体以及社会各领域的组织（包括企业）”来掌控资源和社会生活。 这就是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不同之处，后者并不依赖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也不寻求对社会和经济的严密控制。
正如许成钢指出，现代极权主义是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出现的。 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根，不仅是因为苏联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支持，还因为中国本身的制度传统，使得中国社会更容易接受它。
但我并不认为当代中国配得上“极权主义”这个标签。 许成钢虽将其明确归类为极权主义，但裴敏欣的观点比较微妙，认为习近平正将中国推向极权主义，而非威权主义。 我则更倾向于将当今中国描述为“向极权主义迈进”，尽管尚未达到那个地步。
诚然，习近平一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位领袖的议程，是其中国梦民族复兴的核心，让他的意图昭然若揭。 但这个构想尚未完成。 尽管中共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精密的数字监控系统，并要求中国公民学习习近平思想，但该政权并未对经济实施全面控制，也未消除政治领域之外的个人自由。
信息取得就是明显的例子。 中国或许没有自由开放的网络，但中共构建的庞大内网，仍赋予公民惊人的自由度，使其能在线浏览、购物、交流及消费娱乐内容。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情况。
许的观点比裴更为悲观。 如果如他所言，极权主义已植根于中国的制度基因之中，那么实现民主化，就必须用亲民主的模式取代那些根深蒂固的模式，而这种前景几乎近乎幻想。
裴敏欣的结论带有更多条件。 他的分析暗示，尽管过程艰难，但若能瓦解中国的列宁主义政治结构，或许能为民主化开辟一条道路。 不过裴本人认为，这种转变极不可能发生。
虽然许和裴的观点没错，中国在自由和权利方面的短期前景依然黯淡，但并非一切都已无望。 事实上，这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将中国的未来描绘成既定事实，而在于提供了比作者本人所承认的更多理由，让我们保持审慎的乐观。
误读中国的改革时代
贯穿这两本书的一条主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延续的列宁主义政治体系的韧性。 正如两人所指，邓小平坚持捍卫“四个基本原则”，包括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保了最终恢复极权统治所必需的制度框架得以存续。
在改革时代一开始，中国与今日繁荣、工业化且技术先进的强盛国家相比，倒更像如今的朝鲜。 无论从何种标准衡量，中国都比其他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更为成功，建成了比苏联曾经实现的更为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且高效的经济，同时却始终保持着典型的列宁主义特征。
许多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理所当然地聚焦于40年快速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巨变。 但这种侧重，掩盖了同一时期政治体制本身几乎未发生任何改变的这个事实。
就这方面，许和裴的观点隐含地挑战了之前对中国政治演变的解读。 例如，政治理论家贝淡宁（ Daniel A. Bell）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新儒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与日常生活》（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一书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已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它不妨被称为“中国儒家党”。 许和裴的分析，与这类解读难以调和。
无论将中国理解为极权主义、准极权主义，或是仅仅是威权主义，这对与其进行战略竞争的民主政府，以及企业、大学和非政府机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要理解中国，必须关注支撑该政权的政治结构，而不是该政权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呈现的面貌。
试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 倘若民主国家政府能认识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目的并非是推翻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而是为了强化并现代化该体制，他们还会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将其推向西方式自由主义吗？ 它们还会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从而助其成长为一个足以挑战甚至可能超越自身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世界强国吗？
许的制度基因概念解释了为何中国的经济转型未能带来政治自由化。 他并非简单地重提那种常被用来支持“中国例外论”主张的文明论，而是认为民主化最终取决于“一种根本且稳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塑造主要社会互动中关键行为者的行为”。 尽管这些制度基因是继承而来的，但许承认它们可以进化、变异或被取代。
许将中国的制度基因，追溯至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遗产及其更为悠久的中央集权帝国统治历史，他认为这两种传统相互强化。 他指出从封建王朝时期承传下来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中央集权的等级制行政体系; 管理一个大陆规模国家的科举官僚体系; 以及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制。
许认为，这些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种敌视宪政与民主的政治文化。 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将儒家思想作为前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来塑造政府官员思维的做法，以及产权的缺失，都有效阻止了了对帝国权威的挑战，无论是来自贵族精英还是基层运动。
许认为，拥有助长极权统治的制度基因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 俄罗斯同样形成了制度传统，尽管与中国的不同，但同样为共产主义独裁提供肥沃的土壤。
许的这个宏大历史论断最终能否成立，尚有争议。 但他提出了一个不容轻易忽视的问题：某些社会是否会因根深蒂固的制度结构和政治传统，而深陷极权主义泥潭？ 即使不认同他的“制度基因”理论，人们也能认识到中国政治结构在塑造其后毛泽东时代发展轨迹时发挥的关键作用。
裴得出类似的结论，却并未诉诸“制度基因”理论。 相反，他对邓小平的遗产提出严厉的控诉。 裴对后毛泽东时代以10年为单位，进行细致剖析，不仅记录了中国非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同时揭示了其政治体系，在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的支持下，如何在根本上保持不变。
在许多方面，裴的论点在实证上更具说服力。 他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后毛泽东时代，既能引用更具针对性的证据体系，又避开了许那种横跨文明与千年的全景式历史考察固有的争议。 许的核心论点，也就是列宁主义体制的存续扼杀了任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使习近平的强人统治在回顾中显得几乎不可避免，从而强化了中国仍深陷极权主义陷阱的论断。
习近平的掌权之路
裴的分析，尤其是他对2007年中共关键的十七大的解读十分精辟，该次大会在2012年领导层换届前，将习近平确立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尽管如此，他可能高估了列宁主义体制助长习近平的极权野心的程度。 我对中国长期发展轨迹的评估则没那么悲观。
裴在书中写道，2007年，习近平浮出水面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时，胡锦涛本人其实更倾向门生李克强，但他的共青团派系败给了由胡的前任江泽民领导的上海派系。 习近平最终胜出，是因为江泽民派系自身缺乏强有力的候选人，且宁愿支持习近平，也不愿让共青团再主导领导层10年。 习近平上台后，利用中共领导层内部对腐败和体制腐朽的普遍担忧，成功地在政治博弈中胜出，并瓦解了这两个派系。
裴还指出，习近平并非唯一推动极权主义的高层领导人。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薄熙来，这位曾主管重庆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2012年被开除党籍并被捕。 在裴的叙述中，中共领导层广泛支持薄的重庆模式。 该模式将经济权力集中在地方领导人和国有企业手中，揭示了列宁主义体制对极权政治复兴的接受程度。
但裴认为习近平的崛起，反映了列宁主义体制的结构性逻辑，而非偶然的政治权谋，这个观点则显得较不具说服力。 正如裴本人所承认的，江泽民和上海派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恰恰是因为他缺乏强大的派系基础，且在晋升过程中未引发任何警报。 不同于薄熙来宣扬的新毛泽东主义政治，令党内多数领导层感到不安，习近平在掌权前，谨慎地隐藏了自己的野心和意识形态倾向。 换言之，江泽民派系支持习近平，并非因为他们希望回归极权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能控制他。
菁英的共识是先将薄熙来边缘化，再导致其垮台，这进一步显示，中共最高层并不希望中国重返极权主义。 薄熙来重拾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做法，在许多同僚中引发了极大的不安，甚至可能是恐惧，这正是他们最终倒戈相向的原因。 相较之下，习近平玩得更老练，也更深思熟虑。 正因如此，仅凭列宁主义体制，无法完全解释他的崛起。
尽管邓小平决定维持列宁主义秩序，无疑创造了使新强人得以崛起的制度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习近平这样的人必然会崛起。 因此，习近平的崛起，最好被理解为精英阶层权谋的结果，而非中国政治体制的既定结果。
此外，党内领导人对薄熙来极权倾向的反感，似乎依然存在。 尽管不愿公开挑战习近平，但许多政治菁英似乎对他引领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不安。 例如，外交部长王毅起初似乎对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感到不安，最终还是服从了。 如果习近平面临长期的国家危机，究竟还有多少人会保持忠诚，目前尚不明朗。
这绝非暗示邓小平应被免责。 如果他没有保留列宁主义体制，习近平在执政5年内重启极权主义将会困难很多，即使并非不可能。 然而，可能性不应与必然性混为一谈。 这个区别看似微妙，却显示中国的未来远非注定。
习近平的冒险豪赌
习近平对极权主义的执着毋庸置疑。 对他而言，中央集权和意识形态纪律是中国伟大之基石。 当然，国家伟大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指的不是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而是指公民能够受到法律保护、自由发展才能、并在无需担心压迫和歧视的情况下繁荣发展。
然而，即使以习近平自身的标准衡量，极权主义能否带来长期繁荣也远非定论。 在这点上，许的怀疑似乎有充分依据。 他对现代历史的研究显示，共产主义极权体制总是会因经济管理不善、政策僵化以及活力衰退而走向衰落。 正如他指出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极权国家成功逃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是否会成为例外，仍有待观察。 极权主义确实能取得令人瞩目的短期成果，特别是在资源动员、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战略性产业发展方面。 但集中控制和意识形态僵化往往会扭曲经济决策，压制创业精神和国内创新，并在国际上引发不信任。 习近平将中国推向极权主义道路的步伐越深，这些问题就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1949年以来，中国自身的历史对此作了鲜明的印证。 在毛泽东统治下，极权统治屡屡引发经济灾难，其中最惨烈的当属“大跃进”时期。 这场运动导致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饥荒之一，据估计在1959年至1961年间，夺去3千万人的生命。 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快速工业化形成鲜明对比。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放弃极权主义的最极端形式。 中国向对外贸易、投资、技术和管理专长敞开了大门，使外界普遍相信，中国正朝着一个更务实、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体制迈进。
在集体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非凡增长。 对此，海外华人的资本和专业知识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飞速扩张时代的终结，恰逢习近平掌权，以及他重新推动极权主义。
当然，中国的经济放缓不能完全归咎于习近平。 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结构性压力，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减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显然加剧了这些问题。 特别是，他用强人统治取代集体领导，导致重大政策失误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增加，从川普首个任期内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到突然放弃“清零”政策，导致疫苗接种率不足的人群死亡人数大幅激增。
与此同时，习近平日益侵略的行事作风，促使许多外部合作伙伴重新审视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 公众情绪的转变同样意义重大。 在改革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生活会持续改善，但在习近平执政下，这种信心已然减弱。 许多年轻人非但没有热情地参与他的民族复兴计划，反而完全退出中国极具竞争性的职场文化，转而拥抱“躺平”的理念。
诚然，习近平恢复的集中控制，显著加强了中共在战略领域指导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尖端技术领域。 但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巨大代价。 习近平摒弃了定义改革时代的务实主义，转而拥抱极权主义，此举可能动摇了使中国崛起成为可能的经济奇迹的根基，从而削弱了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能力。
此外，习近平透过实质上确立自己作为终身领导人的地位，埋下了一颗政治定时炸弹。 他废除了毛泽东时代之后确立的有序接班规范，这增加了他最终离任时可能引发激烈权力斗争的风险，而这种斗争可能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正如裴指出的，民主化的前景依然黯淡。 但即使只是部分脱离极权主义，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更为有利。
然而，就目前而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方向似乎已定。 他最终能否实现中国梦，不仅取决于其领导层的能力，还取决于世界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这个日益将自身定位为与民主世界对立的政权。
正因如此，裴和许的著作显得尤为珍贵。 任何关注中国的人，都能从裴的洞见及其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演变的清晰、严谨的分析中获益匪浅。 尤其是政策制定者，将能对他们所打交道的这个国家有更清晰的认识。 许那部宏大而内容丰富的著作，也值得认真关注，尽管全书逾700页，读者可能主要限于学术专家。
裴和许的著作，共同为理解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本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洞见。 他们迫使读者超越长期塑造西方政策的那些令人安心的假设，直视驱动中国政治体系的深层结构性力量，从而揭示了中国重返极权主义所涉及的利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