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孩子SAT考试竟能加时，家长们怒了
阿达什·维贾伊·穆吉尔(Adarsh Vijay Mudgil)曾以为，他的孩子们在大学申请中已占尽先机：就读于长岛一所提供大量进阶先修课程(AP)的顶尖高中，请了备考辅导老师，还有私人顾问指导申请。
直到女儿告诉他，在杰里科高中(Jericho High School)读11年级期间，至少有60名同学在参加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时获得了加时。
穆吉尔表示，他怀疑这些学生是否都有获得这种特殊照顾的正当理由。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的父母钻了空子。
考试时间已成为高中生家长们激烈角逐的新战场。多年来，确诊患有残疾或疾病的学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一直能获得更长的答题时间。但如今，获得加时的学生人数激增，且扎堆出现在富裕地区。这让许多家长大呼不公。
他们将怒火对准了那些为获取优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家庭：有的花费1万美元请神经心理学家开具诊断书，有的则找胃肠病学家开具证明，以此申请无限次上厕所的特权。
几位家长表示，另一种策略是：寻找那些在课堂测验中给孩子额外宽限时间的老师，并让他们写信证明学生患有焦虑症或有其他需要特殊对待的理由。
穆吉尔是一名皮肤科医生，他的播客内容通常围绕护肤、健身和励志人物展开，但他专门用了两期节目来讨论这一话题。
他在4月份一期名为“特殊照顾或作弊(Special Accommodation or Cheating)”的节目中说：“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完全无法在压力下发挥的年轻人，细思极恐。”
特殊照顾的形式因具体问题而异。这可能包括延长一半或一倍的考试时间，在单独的房间内考试以减少干扰，或者允许无限次休息。一些患有严重焦虑症的学生甚至可以分四天考完ACT。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个常见理由。此外还有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几位曼哈顿私立学校的家长表示，获得加时以及无限次如厕特权的另一个关键，是找胃肠病学家开具炎症性肠病或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书。
那些曾为孩子争取加时的家长则表示，他们已经厌倦了为自己辩解，并认为所谓作弊的指控是一种冒犯。
来自新泽西州马尔伯罗的大学升学顾问玛妮·莱文(Marni Levine)说：“你绝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摊上这种事。”她那如今已成年的女儿在高中时被诊断出患有听觉处理障碍。
莱文说，其他家长对她侧目而视，并质疑为什么她那成绩优异的女儿突然能在考ACT和SAT时获得一半的加时。由于女儿是在单独的房间里考试，同学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并纷纷询问。后来，一位批评过她的人甚至向她索要了医生的联系方式。
莱文说：“如果你的孩子普普通通，那就顺其自然吧。考试时间多给半小时并不能让你的孩子考上哈佛大学。”
ACT发言人胡安·埃利桑多(Juan Elizondo)表示，获得加时并不像花钱请神经心理学家做个评估那么简单。这类评估的费用在2,000美元到1万美元以上不等，且通常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他说，ACT还会审查学生过往是否一直享有特殊照顾的记录，例如定制课程，或是专为学习障碍学生提供便利的504计划。
ACT方面表示，去年获得特殊照顾的考生比例从2013年的4.1%升至7%。负责管理SAT考试的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表示，去年约有6.7%的SAT考生获得了加时，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
香农·阿尔斯海默(Shannon Alsheimer)说，在她女儿海莉(Haylie)就读的马萨诸塞州卡弗高中里，有学生吹嘘说“我妈在考SAT前给我弄到了504计划”。
阿尔斯海默说：“我们让孩子们太容易找到借口，而不是去深挖潜力、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成了一种依赖。”她的女儿将于秋季入读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劳里·科普·温加滕(Laurie Kopp Weingarten)是新泽西州的一名大学招生顾问，直到大约两年前，她还很少被问及考试加时的问题。
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校友聚会演讲中，一位母亲询问，大学是否知道哪些学生获得了加时。
当温加滕给出否定的回答时，这位母亲显得非常气愤，并说道：“我觉得有80%的学生都拿到了加时，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如今，她在每一次家长会和演讲中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她很理解这种无奈与气愤。
她说：“这些特殊照顾本意是为了让竞争环境更公平。但现实情况是，它们正让竞争环境向那些有钱、有门路的人倾斜。”
亚特兰大的临床心理学家斯科特·汉密尔顿(Scott Hamilton)讲述了他与一个家庭打交道时的一段“离奇”经历。在对该家庭读11年级的孩子进行评估后，他并未发现这名学生在考SAT时需要特殊照顾的证据。
“这到底是个什么世界？我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各方面机能都很好，他们竟然生我的气。”汉密尔顿说，“做不完SAT考题可不算什么残疾。”
他表示，在高中阶段才诊断出学习障碍的情况非常罕见。如果有人来找他做评估，而且时间点离SAT或ACT考试出奇地近，这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特殊照顾机制正在被滥用，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而我所在的行业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蓄意的阴谋，但我们倾向于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