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一个日本人指出大清是“全民腐败”
1889年4月，一个叫荒尾精的日本军人，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
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
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在这方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
甲午战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1893和1894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8300万两左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
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
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关于这段历史，我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们总说大清腐朽、大清溃烂，但是却很少有人想想，“全民腐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通常所指的腐败，是具体的行为，比如凡事都要靠贿赂疏通关系。但我认为，这只是腐败之最浅层的一种表象。“全民腐败”的真正意思，是一种精神上的内耗、喜欢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玩弄复杂的关系甚于做实际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里的“腐败”更多是指一种精神上的消耗和溃烂状态。
这种腐朽的状态，自宋后期开始有迹象，明代逐步达到高潮，到大清则登峰造极。
首先一个标志就是丧失信仰。
信仰这个东西，有时候并不是单指一个具体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也可以指一种集体在精神方面追求形而上的状态。
形而上的意思就是，大多数人都对于超然的东西有所关注，比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正义等等，就是大多数人平常认为“没啥卵用”的那些事儿。
如果一个社会整体性地开始不关注这些话题，而是只沉浸于吃喝拉撒的动物属性，觉得幸福就是吃好喝好有房子，这就是一种堕落，也是“形而下”的状态。
缺乏信仰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毫不尊重规则，社会整体处于一种“谁不钻空子就是傻逼”的状态，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生活意味着你死我活的竞争，人们互相倾轧算计、互相祸害。
“全民腐败”的第二个表现是，“真善美”被视为可笑的幼稚的，社会整体向恶不向善。
如果在教育中需要反复告诫孩子：这个社会坏人很多，很多人都想要算计你欺骗你，你要时刻提防。这种教育意识就是一面镜子，反衬出了社会的堕落。
但如果相反，教育中普遍告诫孩子的是：你要爱他人、尊重他人，时刻为他人着想，多帮助别人。这同样也是一面镜子。
“至善”本应当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风气和趋势，善是主流、是最核心的价值。关键是，这种“善”不停留在口号和道德说教中，而是体现在大多数人的行为之中，是社会的基本潜意识。
但是相反，如果逐利成了社会的唯一原则，每个人想的就都是怎么在冠冕堂皇的说辞之下，拼命挖掘自己的个人利益。
官员喊着孔孟之道却蝇营狗苟，民众喊着万岁，内心却只有麻木、自私和冷漠，维系这个社会的唯一力量不是民众发自内心的归属感，而是恐惧和武力，那我们就只能看到清末那些怪诞的乱象。
其实这种怪相在崇祯身上就已经有过：他在72小时之内失去了帝国首都最后的防线，原因只不过是下面那些麻木不仁、失望至极、内心溃烂的基层小人物在给李自成大军带路。
崇祯只是一个缩影，他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喊着万岁，但内心其实都无动于衷。
因为，在“全民腐败”的情况下，人们只认今天能不能吃上馒头、吃一块肉，除此之外他们不信仰任何东西。
当你利用说教式的治国方式将全民训练成麻木不仁的刍狗，就不要在关键时刻怪这些百姓不争气。崇祯作为一个沉浸于庞大僵化体系中的环节，他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对他来说，最多抱怨一下官员们的虚伪和不忠，仅此而已。
更可悲的是，后来当一个日本人指出了大清的核心弊病时，当时大清人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麻醉之中。甲午战争他们认为自己赢了，对于外来的一切批评都认为是想要迫害自己。
当时，另一个在华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也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