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告别5%之后
邓聿文评论文章：在今年中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2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从字面看，这个区间与过去几年“5%左右”的表述差别似乎不大，但在政策语境中，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重要变化：5%不再是必须守住的增长锚，而成为一个可以努力争取的上沿结果。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在官方叙事层面，开始告别最近几年来以5%为基准的增长预期，正式进入4%的增长目标区间。
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一变化？它究竟只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在体量扩大后出现的自然回落，还是中国经济在旧增长模式衰减、新增长模式尚未稳固之间所呈现的结构性信号？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当前增长目标的变化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增长轨迹中去看。
如果以10年来划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一阶段是邓小平南巡推动的高速扩张期，平均增速9.0%。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和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扩张，工业生产能力迅速提升。增长模式逐渐从制度释放转向要素投入扩张，中国经济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三个阶段出现在2000年代。这一阶段可称为全球化黄金十年，平均增速10.3%。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全面嵌入全球产业链，出口和制造业迅速扩张，投资和房地产也同步加速。外需、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形成合力，中国经济进入改革以来最典型的高增长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不仅保持较高增速，更重要的是经济总量快速膨胀，从区域性经济体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个阶段大体从2010年前后开始。这一阶段可称为趋势性降速期，平均增速7.7%。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地产和重化工业的边际效应下降，以及全球需求放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系统性下台阶。从长期的两位数增长转向7%左右，再逐步下降到6%左右。这个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突然失速，而是在体量迅速扩大的同时，增长模式开始调整。政策层面提出“转型升级”，希望通过消费、服务业和技术进步来支撑增长。
第五个阶段则出现在疫情之后，目前仍在延续。这一阶段可称为低增长平台期，平均增速约为4.8%。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又经历了十余年的扩张，如今已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使得在高基数条件下维持过去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房地产经历多年调整，地方债务约束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增长引擎。尽管新能源、电动汽车等新产业有所对冲，但整体增长平台仍在下降，5%左右逐渐成为新的参考水平。
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中枢已经从过去40年的约9%—10%，下移到最近几年接近5%的水平。对于一个超大型经济体而言，这种增速下降具有一定的自然性，并非反常现象。任何经济体在经历高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后，增速都会逐步回落，中国也不例外。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增长目标从5%下调到4.5%—5%，不仅仅是一次周期性调整，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进入“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中低速增长阶段”。
不过，仅用“规模效应”解释今年增长目标的下移，又难以说明一些现实问题。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三个动力：房地产与基建投资、制造业扩张以及出口。过去几年，这三个动力都在发生变化，且叠加了人口结构因素。
首先是房地产。过去二十多年，房地产不仅是投资的重要来源，也通过土地财政支撑地方政府支出。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后，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地方财政压力上升，基建扩张能力受到限制。这一变化削弱了旧增长模式的重要支柱。
其次是出口。2025年中国取得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外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成为支撑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企业通过扩大对新兴市场出口、调整供应链布局，使出口表现好于许多人的预期。但这种状况未必能够持续。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增加，以及主要经济体对中国产能扩张的警惕上升，再加上伊朗战局引发油价飙涨对全球需求的抑制，2026年的出口环境显然比去年更复杂。换句话说，去年托住增长的一部分力量，今年未必还能发挥同样作用。
第三是内需。近年来中国一直强调扩大消费，但消费增长恢复仍然有限。收入预期、房地产财富效应以及人口结构变化，都对消费形成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尚不足以完全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主要增长引擎。
正因为旧模式逐渐减弱，而新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一种过渡状态。一方面，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为增长提供了基本支撑。另一方面，房地产、基建和出口已难以像过去那样轻易推动高增长，而以内需和技术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仍在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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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4.5%—5%的增长目标既包含规模扩大后的自然回落，也反映了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现实约束。它既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也不是单纯的成熟经济体降速，而更像是两种力量叠加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体量巨大的经济体，高速增长难以长期维持；另一方面，旧增长模式的衰减速度快于新模式的成熟速度，使增长平台出现阶段性下移。
可以说，增速跌破5%更像是一道分水岭。它提醒人们，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在于速度本身，而在于增长机制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依赖房地产、基建和出口托举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以内需扩张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新动力仍在形成之中。在这种新旧模式交替的阶段，增速回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能否重新回到5%的增长，而是新的增长结构能否尽快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