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发布AI宪法又是抵制中国，这位AI大佬走火入魔了？
墙内自媒体K和他的AI同事文章：对内培养AI的好价值观，对外阻止坏人获取AI能力。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过去一年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句。
他给自家模型Claude写了一份23000字的AI宪法，详细规定了这个AI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怎么处理道德困境、甚至讨论了它是否可能拥有意识。与此同时，他是硅谷最积极呼吁封锁中国AI芯片供应的科技公司CEO，没有之一。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紧密得多。
01
先说说AI宪法的事。
Amanda Askell是这份文件的主要作者，她是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在Anthropic专门负责塑造Claude的人格。
她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想象你突然发现你六岁的孩子是个天才，你就不能糊弄他了，因为他能看穿你。
新宪法给Claude设定了四个特质，按照优先级排列：
1. 广泛安全（Broadly Safe）。不能破坏人类对AI的监督机制。这是最高优先级。
2. 广泛合乎伦理（Broadly Ethical）。诚实，有好的价值观，避免不当的有害行为。
3. 遵守Anthropic的指南。按照公司更具体的业务规范行事。
4. 提供帮助（Genuinely Helpful）。对使用者和开发者有用。
这个排序的含义是：如果这四个目标发生冲突，安全排第一，伦理排第二，公司规范排第三，帮助性排最后。一向以安全著称的Anthropic自然会把模型安全放在第一位，并且考虑当前AI模型训练还不完美，错误的价值观或认知盲区都需要由人类来进行监管和纠错，所以这似乎是一种阶段性合理的策略考量。
同时，Anthropic通过角色类比的方法来“培养”Claude的判断力，而不是让它机械地遵守规则，比如讲到Claude和运营方的关系时，它说：运营方就像一个从人力派遣公司请了一个员工的企业老板。派遣公司（Anthropic）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优先于企业老板的指令。
所以Claude可以按照运营方的合理指示行事，就像员工会配合雇主的合理要求一样，但如果雇主要求做违法或严重伤害他人的事，员工应该拒绝。他们的思路是把Claude当成一个有经验的高级专业人士，除了少数确实不能逾越的红线，比如不能协助制造生化武器用明确的“硬约束”来覆盖以外，给它充分的背景知识和价值观训练，让它自己去做判断。
说完AI宪法的事，得先聊聊写这份宪法的人是怎么想的，因为理解了Dario的世界观，后面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sao操作才能看明白。
Dario属于硅谷一个特定的思想群体，粗略地说，可以叫“AI存在风险”（AI existential risk）阵营。这个群体的共同信念是：AI如果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水平，有可能对人类的存续构成威胁，而且他们认为即使这个风险的概率不高，它的后果足够严重，以至于投入大量资源去防范是值得的。
有效利他主义口号：将良好意愿转化为更大的影响
这种思维方式在有效利他主义（EA，Effective Altruism）社区里非常流行。Anthropic的很多早期员工和资助者都跟EA社区有密切关系。
正如他在《Machines of Loving Grace》开头所说："我认为大多数人既低估了AI的上行空间，也低估了AI的风险。"
这句话浓缩了他的世界观：同时是一个极端乐观主义者和极端谨慎主义者。他相信AI可以在5到10年内根除大多数疾病、大幅消除贫困、改变全球治理，但他也认为如果搞砸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在这个世界观的指导下，Dario认为AI是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它将决定未来的权力格局。谁控制AI，就等于在回答一个文明级别的问题。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必须是MZ国家，具体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来控制AI的发展方向。
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看到AI宪法和他的对华政策其实是配套的两个动作。宪法解决的是“我们自己的AI应该是什么样的”，对华政策解决的是“别人的AI不能威胁到我们的优势”。
果然Dario先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02
那Dario在中国问题上具体做了什么？
这里有一条很清晰的升级曲线。
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10月他发表的那篇《Machines of Loving Grace》。在这篇讨论AI美好未来的长文里，Dario提出了一个叫"entente strategy"（协约战略）的构想。
他的意思是，MZHU国家应该组成联盟，通过控制芯片供应链、快速扩张算力来确保AI领先地位，同时阻止或延缓“对手”获取关键资源。
他把这个策略分成“胡萝卜加大棒”两手：一手用AI实现军事优势，另一手把AI的好处分发给更广泛的国家，换取它们支持m@ZHU联盟的议程。最终目标是把“最糟糕的对手”逼到一个位置，让它们发现接受m@ZHU联盟的条件比继续对抗更划算。
到了2025年1月，DeepSeek横空出世的时候，Dario的态度变得更加具体和激进。他在一篇题为《On DeepSeek and Export Controls》的文章里做了几件事。他说DeepSeek的工程师“聪明而好奇”，但他们“受制于一个实施了xxx的XXX国家”。（没办法写出来，大家自行搜索吧）
他描绘了两个可能的世界：如果美国加强出口管控，M@zhu国家可以建立“持久的领先优势”；如果不这么做，中国可能会把更多资源投入AI的军事应用，最终在全球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2025年3月，他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上更进一步，公开说中国Spy“很可能正在窃取”美国AI公司价值上亿美元的算法秘密，呼吁美国政府介入帮助防御。同年5月份，他在Axios AI+DC Summit上说：“把这些芯片卖给中国就是在抵押我们国家的未来。”
Anthropic作为公司也在采取行动。他们封禁了中国用户对Claude的访问，也导致了字节的AI Coding工具Trae被迫下架Claude模型。
Anthropic自己承认这会让他们损失数亿美元的潜在收入。他们还向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提交了强化出口管控的政策建议，明确支持三级国家分类体系即盟友国家几乎不受限，大多数国家有部分限制，“对手国家”受到严格管控。
这些行动产生了一个直接后果：2025年9月，Anthropic的研究员姚顺宇离职去了Google DeepMind（注：不是加入腾讯的姚顺雨），而他公开表示Anthropic将中国定性为“对手国家”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有研究者因为AI公司的对华政策公开出走。
03
这算走火入魔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维度来看。从商业策略的角度看，Dario对安全的强调是一张很管用的牌。在AI行业里，OpenAI打的是“能力”牌，Google打的是“平台”牌，Meta打的是“开源”牌，而Anthropic打的是“安全"牌。这张牌在吸引特定类型的投资者、企业客户和人才方面非常有效。比如政府和大型机构在选择AI供应商时，“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采购标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Dario的安全叙事更像是一种借口，这种借口在军备竞赛语境中很常见。Dario在宪法里写道：“我们认为AI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世界改变性和潜在危险的技术之一，但我们还是在开发它。我们不认为这是矛盾的。如果我不造，别人也会造，那不如让一个关心安全的人来造。”
这个推理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它让任何程度的冒险都变成了道德行为，只要你声称你比别人更关心安全。就像每个国家在军备竞赛中都说自己是为了防御而开发武器一样。
总体来说，我认为Dario有点走火入魔的点在于，他秉持着过于封闭和绝对的价值观，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又在这个逻辑体系里是高度自洽的。
大概的逻辑就是AI将改变一切→控制AI等于控制未来→必须确保好人先拥有它→对内培养AI的好价值观→对外阻止坏人获取AI能力。
而太过自洽的叙事，往往意味着它已经关闭了自我修正的通道。
当你深信AI是人类文明的决胜筹码、深信M@zhu国家必须赢得这场竞赛、深信你的公司正好处于做这件事的最佳位置时，这三重信念叠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你把商业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混为一谈，然后以救世主的姿态去做一些后果很难预料的事情，这是我最担心的。
而且，我确实观察到一种趋势：他的安全叙事在过去两年里变得越来越“宏大”。
从早期比较谦虚的“我们要做安全研究”（也是他离开OpenAI的主要原因），到现在写一份23000字的AI宪法、讨论AI是否可能有意识、提出AI可能在几年内达到诺贝尔奖得主水平，AI能够治愈癌症拯救人类，整个叙事的尺度在膨胀。很难想，下一步他还能做出什么来。
这种膨胀到底是因为他看到了更多内部信息所以更有底气了，还是因为叙事本身需要不断升级来维持关注度和融资能力，那我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