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是“偏执狂”?

RFI 2026-02-04 19:10+-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波军队大整肃如此严酷,高级将领纷纷落马,而且一直清洗到亲信中的亲信张又侠,似乎已无底线可言,这究竟为了什么?其中一个来自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是:因为习近平的偏执与疑惧心理已达到极端程度。也有学者认为这就是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斯大林逻辑”的重演。

是因为张又侠真想造反吗?这种传言公认不靠谱,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指称张向美国泄露了核机密,也受到很多质疑。习为什么利用十年时间清洗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提拔的高官后,为什么近年来要把靶子对准自己提拔的亲信?这里主要介绍一下纽约时报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的相关评估以及政治学家吴国光的相关分析。

纽约时报2月3日引述不具名美国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出于偏执和恐惧,大规模清洗军方。这些现任和前任高官并不知道张又侠曾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也不知道张又侠曾向美国传递核信息。同时美方情报机构也没有发现北京内部传播张又侠是美国间谍的消息。

习近平已撤换了其本人在中共二十大任命的六名中央军委委员中的五人,对于习近平看起来似乎非理性的大清洗,美国情报人员近年来评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习近平的偏执与疑惧心理已达到极端程度。

报道提到德国政治学家马塞尔.迪尔苏斯指出,独裁者眼中最大的权力威胁并非来自抗议者或异议人士,而是身边的亲信,这位学者认为:“作为专制者,你不得不偏执疑惧。你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同圈中人不讲真话,难辨忠贞与谎言。

专家还指出,在极权体系下,军队指挥官经常被清洗。如有本领得到下属爱戴,会形成一个替代性权力中心,让独裁者感到威胁。如果表现不佳,同样得不到独裁者的喜欢。

曾担任中情局中国问题分析师的约翰. 卡尔弗表示:“偏执狂与其说是一种缺陷,不如说是领导者的特质。”这位专家认为:考虑到习在政治上摧毁了如此多强大的元老和体制,若非如此,他不可能走到今天,而且根基如此稳固。

德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分析了习近平这种猜忌心理。『法兰克福汇报』评论指出,清除张又侠等高级军官,凸显了习近平对军方的猜忌和强硬:“威权政治的本性就是怀疑一切,对亲信尤为如此。

美国斯坦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则认为,这是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所致。他在近日接受“不明白播客”播主袁莉专访时分析,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都落马了,那么张又侠也就必须被处理,这就是独裁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因为最高专制者不会容许在自己下面有一派独大。

他分析,为了集中权力,就必须不断清洗,这就是“斯大林逻辑”。首先是清洗自己的政敌或潜在挑战者,就像习近平刚上台时,清洗江泽民的人、胡锦涛的人,譬如借助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来清洗他的前任周永康。到了中共二十大,留下来的基本上已经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人。然后就是“清洗自己的亲信”。这位学者预言习近平还会进一步清洗,甚至清洗到与他关系更近的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6年1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6年1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via REUTERS - Vincent Thian

吴国光认为这背后的逻辑在于,你越清洗、越极权,个人的权力就越大,而权力越集中,做出的决策就越容易昏庸,最终就会带来治理危机,无论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还是中国经济的衰退,都是这样的问题。

至于有人认为中国军队内部会发生反抗甚至造反,吴国光认为“这是低估了共产党的控制力,也高估了中国这些将领们的勇气”。为什么这么多高官坐以待毙,却没有联合起来推翻习近平?这位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体制,这些人完全依附于共产党这套体制存在,他们无法脱离这个体制。

目前对张又侠和另一位军委委员刘振立的“调查和审查”正在秘密进行,外界没有任何相关的细节,只有解放军报谴责他们犯下了“五个严重”,其中最严重的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翻译成白话就是“践踏”了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用这一定性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专家的分析,类似于皇帝心态的习近平对权力的迷恋已到了极端的地步,后果难测。

  • 最新评论
  • 莘莘游子

    更重要的是,单纯的心理解释往往忽视国家战略维度。当前中国的发展路径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和长期目标推进,这对执行体系的一致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反腐与整肃既是权力安全安排,也被视为治理工具,用来打破既有惯性并强化政策执行。支持者认为这有助于提升组织效率,批评者则担忧高压环境可能压缩反馈空间,增加决策风险。但无论立场如何,这首先是一个战略治理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心理异常。如果整肃完全源于个人情绪,就难以解释其与国家政策节奏之间的持续同步。 引用权威媒体或专家观点可以增强说服力,但不能替代逻辑论证。媒体报道只能说明存在某种判断,而不能证明这种判断本身具有排他性。严肃的政治分析应当比较不同解释路径,包括人格因素、制度结构与战略目标,而不是只强化最具冲击力的一种叙事。过度依赖单一视角,往往会把复杂政治过程简化为道德化故事,从而削弱理解深度。 更平衡的理解方式,是承认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威权体系的结构压力,以及国家战略目标共同塑造了当前的整肃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可能强化执行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压缩制度弹性。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领导人是否具有某种心理特质,而是这种集中化路径如何影响信息流动、组织信任以及长期治理能力。 将复杂政治现象还原为心理标签,虽然容易传播,却难以解释现实。相比之下,从制度与战略层面展开分析,更有助于揭示问题的结构与后果。这种视角并不是为任何具体行动背书,而是试图把讨论从情绪判断引回到机制与结果上。 从这一意义上看,当前的反腐、整肃与权力集中,既与领导人的性格和风险意识有关,也源于体制内在的权力约束与战略需求。这些行动并非单纯的私人算计或无序倾轧,而是个人经历、制度逻辑与国家目标交织下的政治过程。一方面,它服务于长期发展与执行能力的强化;另一方面,也不断考验体系在集中与反馈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

    屏蔽
  • 莘莘游子

    很有意思,今天我读到两篇文章,都把习近平近期对军队的大规模整肃与对高层腐败官员的密集惩处,归因于他所谓的“偏执狂”性格。一篇来自 RFI,标题是《习近平是“偏执狂”?》,另一篇则是《纽约时报》的《“他是偏执狂” 曝习近平拿下张又侠的真正原因》。 这样的写法很有戏剧性,也很符合西方叙事框架:将高层人事震荡描绘为个人性格驱动下的权力清洗,并把这些现象归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偏执或猜忌心理。这样来解释显得直观而富有戏剧性,也容易被熟悉民主政治逻辑的读者接受。但问题在于,它过度人格化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制度与战略层面的政治现象,从而简化了对现实运行机制的理解。这种单一视角虽然具有传播效果,却难以充分解释持续性和系统性的政治行为。 首先,把复杂的制度行为压缩为个人心理标签,本身并不能构成真正的分析。偏执、猜忌或所谓皇帝心态,更多是评价性语言,而非解释框架。如果一个政治行为能够跨越多年、涉及不同系统并持续发生,仅以领导人的心理状态作为核心原因显然过于单薄。人格特质可以影响执政风格,但难以单独驱动一个庞大国家机器长期运转。更值得讨论的是权力结构如何运作、组织如何维持控制,以及决策体系如何被不断重塑,而不是停留在心理推断层面。 其次,这类批评往往忽略了威权体系内部的结构性安全逻辑。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中,领导层面对的关键问题并不仅是忠诚与否,而是如何防止体制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军队、官僚系统或既有利益网络一旦具备独立动员能力,就可能改变权力平衡。因此,周期性的整顿与人事重组在这类体系中往往具有制度性的自我维护功能。可以批评这种机制带来的代价,但很难否认它体现的是结构压力,而非单纯情绪反应。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人心理问题,反而遮蔽了制度运行的基本逻辑。

    屏蔽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