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那些买刚需房的年轻人
说起刚需房、上车盘，你会想到什么？或许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答案——在城市边缘，这些小区体量巨大、房价亲民，是年轻人落脚城市的第一站。它们因人口聚集而有烟火气，每天上下班时间，人群像潮汐一样出与进。在北京，它可能是天通苑，在贵阳，它可能是花果园，而在南京，毫无疑问，它就是东郊小镇。
从南京市中心驾车，上了高架，建筑群慢慢低矮下来。你会看到尚在拆迁中的乡村，看到远处山脉的弧线。如果不堵车，大概半个多小时，就会抵达东郊小镇。这个小区始建于2004年，共有12个街区，常住人口8万。它门口是刚建好不久的地铁站，密密麻麻停放的电动车，或许也能说明，这里住了多少人，辐射范围有多大。
走在街道上，能感受到强烈的生活气息——虽然周边颇显荒凉，但这里自成一体，有小摊、超市、面馆和学校，小区里放着商贩出摊的三轮车，一楼被住户搭上了竹架子，种上了菜。因为建成时间已超过20年，掉落的墙皮与裸露的电线，也展现出了些许衰败。
她在东郊小镇租了一间一居室住下，也进入了一家中介公司，两年时间里，她就坐在房产中介的电动车后面，在买卖双方谈判时，她在旁边端茶倒水，听他们交谈。
在这个过程里，王梦琪发现了“刚需”背后的复杂意涵——买房者们大多是来自外地小镇的年轻人，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而落脚城市，其实已经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者；房价如高速行驶的列车疾驰之时，他们有一种急切，一种时不我待之感；当然，也有许多结构性的东西，把他们的刚需变得“很刚”。
房产交易环节中，性别议题也无处不在。王梦琪做田野的时候，买房者大多是男性，他们的购房动机或许跟结婚相关，他们往往以“负责任”的主体出现，但很多时候，那位“被负责”的女性都是不在场的。王梦琪好奇，她们为何沉默。
10年过去，王梦琪把当年的田野写成了书，在书写的过程中，她也做了母亲，更加理解当时她见到的那群年轻人，理解他们的急切、不安与选择。理解在房子这件事情上，安全感与紧张感，如何成为当代中国人的一体两面。
在这10年间，很多事情已经变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从全民普涨到剧烈分化的周期。我们跟王梦琪谈起这一切，作为一种回望，一个历史的切片，也作为一种对比，审视在那段被房价追赶的岁月里，我们是如何通过房子去定义爱、定义成功，如何安放我们不安的人生。
以下是王梦琪的口述：
年轻人的第一套房
2013年，我开始在“东郊小镇”做我的研究，在那里一共住了两年。
我选这个小区，其实有点随机。我本科学的是新闻，后来转去学人类学，博士时受教育的背景是经济人类学。当时又正是房地产的黄金年代，房价一直在涨，是一个全民买房的时代。而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就是价值——什么物品或者成就，会被一个社会集体追捧，被公认为最有价值之物。
当时我就觉得，房子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载体，可以提供很好的视角。通过它，你能看到集体意识里更大的、没那么显形的东西。刚好我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一位老师认识，当时我说，我对房子感兴趣，想去房产中介和售楼部看看，那里应该很有意思，能观察到很多东西。那位老师刚买房，就把他的房产中介介绍给我。我也很幸运，这位房产中介，就成了我之后的一个突破口。
这家中介公司，叫城际房产（化名），是南京本地的一家小中介，一共只有两三家门店。老板是一位女性，外地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南京定居了。她最初应该并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但她思维很包容和开放，接受了我来她的店里“做课题”。我就在小区里租了个一居室，1200元一个月。每天都去店里，经常买点小零食，和大家拉近关系。很快，我就坐在他们的电动车后面，在城乡结合部蹿来蹿去，每天跟着客户看房。他们谈价的时候，我就像助理小妹，在旁边端茶倒水（笑）。
能找到这家中介，我很幸运。如果我去的是一家大中介，管理相对严密，我们做田野的难度更大，他们的审核会更谨慎，会有更多管理层面的担心。而这家中介因为比较小，且扎根本地，组织上更灵活，对外来者也更包容和开放。
当时这家中介，主要服务的就是“东郊小镇”。这是个超级大的小区，一共有14个街区，每个街区都有20多栋居民楼。它从2003年开始建，一直建到2010年之后，一个街区一个街区慢慢盖，现在有三万多户。
是谁在买这些房呢？首先，南京本地人极少。当然第一代房东里有南京本地人，但他们都买得早，一开盘就买了，当年4000元一平买的，买来投资。2013年他们卖出去，接近15000元一平，所以是很赚的。
真正住进这些房子的，基本没有南京人。根据我的观察，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画像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来自外地小城市或者城镇、乡村，或许在南京读了大学，但不是最好的大学，可能是大专或者技术学院，大概率没有拿到南京户口。他们毕业之后，当时经济还不错，能在南京找到一份工作，但工资不算太高，月薪三四千的工作当时很常见。
他们能买得起什么样的房子呢？如果工资不高，父母的帮助也有限，他们最多也只能负担一个总价80万到120万之间的房子，大概率是两居室，首付在30万上下。“东郊小镇”的房子，就刚好符合他们的需求，是真正的上车房。
我住在那儿，感觉就很明显——生活气息非常浓，有很多小商贩，面馆的面便宜又好吃。它毕竟是年轻人的第一套房，他们基本都会住进来，买了房就结婚，结婚了就生孩子，有了孩子，就把父母从老家接过来看孩子。所以小区车多、人多、孩子多、宠物多，还有人会在一层的花园里种菜、养鸡。
东郊小镇
我印象很深，当时那些中介总说，虽然南京河西的房子更贵，两万多一平，我们这边只有一万多，“但是你去河西，街上没有人，那就不是刚需。我们才是刚需，是实实在在的，有人气。”
有人气的另一个表现是，每天上下班，小区附近都特别堵。当时这个小区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5公里（2021年底，东郊小镇已正式开通地铁），有两班摆渡的公交车，在二者之间往返。甚至在小区内部，公交车都要停靠三站，单程要半个多小时。每天早上公交车都特别挤，我体验过，很累很累。
说到这里，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因为“东郊小镇”是拆了附近的村子建的，周围就有很多拆迁的农民，都手握几套房，他们很安心，平常就随便找个工作做一做。我有一次去按摩，有个阿姨就跟我们聊天，她说，“哎呀，城里人太可怜了，天天这么早就要挤公交车上下班”。
其实很有意思。如果从阶层话语来说，这个阿姨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相比起来，住在这个小区里的这些刚需人群，是更符合中产画像的。但阿姨却觉得，他们好可怜。
落脚城市
在东郊小镇做田野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那种边缘性。
这种边缘首先是物理意义上的，它在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距离南京市中心很远，距离地铁站也很远。它附近其实有个镇子，那里更繁华，也有些楼盘，房价会贵一点，但东郊小镇距离这个镇中心也还有3公里。所以即便是对于镇上的人来说，它也是边缘，就有人会跟这些买房者说，“你好歹也买在镇中心吧”。
这种边缘，也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是真正的“上车房”，是门槛级别的房子。当时南京的房价普遍在两万以上，东郊小镇的房子，我刚去时是每平一万一，后来一度涨到了一万五。当时大家的预期是，房子都在涨，那我先买一个，买了就上车了。将来如果发展得好，我把它卖了，再买个更大更贵的。这些年轻人都觉得，我要加入这个游戏，要去够一够，一旦够到了，我就成了，就被包括进这个集体了。
东郊小镇如今房价
所以前几年，我看到亮亮和丽君（在郑州购房后遭遇楼盘停工的一对夫妻）的故事，马上就想到我在田野里遇到的人。那些来自小镇的青年，即将要结婚，对未来有很美好的想象，他们觉得，我就是要买个房子，这是刚需，就全部投入进去。
我现在还记得，我遇到过一对情侣，他们看起来感情很好，那个女生也很能说会道，整个买房过程也都是女生在主导。这在当时比较罕见，所以我印象很深。他们买了一个小两居，卖家是一对南京的老夫妻。他们开盘时不到50万买的，121万卖的。
他们谈价时，我全程都听到了。老夫妻就说，“哎呀，你们真的不容易，我跟我儿子说，他本地人，条件太好了，要多了解一下你们。看到你们，就想到我们当年”。那个女生就说，“特别喜欢你家的装修，我也很会做饭，也爱收拾家，你们放心，我一定把房子照顾得很好”。
当时给我的感觉，小情侣的感情好，买卖双方也没有争利，特别符合我们理想中的情况。而且你会发现，他们交易过程中，市场的话语是没有出现的，始终都是道德话语，是温情脉脉的。大多数的交易不会有这么顺利，会有很多或明或暗的冲突。观察人们什么时候使用市场的话语，什么时候又使用非市场的话语，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这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人类学、社会学里还有一个研究技巧，就是去质疑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在田野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会问受访者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要买房？
得到的答案很有趣，各种各样的都有。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当然要买房子”、“我们中国人，当然重视家庭啊”。还有很多人说，因为要结婚、要安家。来买房的人，男性占绝大多数，有人就会说，“因为我是男的啊”。这是一个很有主体性的回答，他潜台词是说，我是男的，我必须有个房子，不然我没法结婚，没法组建家庭，没有女性会愿意嫁给我。当然如果再问，他们也会说，这是很好的投资，但投资绝对不会作为第一个原因被说出来。
当然，从现实层面来说，落户是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当时南京买房可以落户。这些买房者，他们有的没有户口，有的落了集体户，但按政策规定，他们的孩子必须有房才能落户，将来孩子上学，也需要户口。
我有个印象很深的例子，有一天，中介来了一位客人，特别着急。他是个小商贩，是能赚到钱的。当时他的女儿六岁了，要上学了，他可能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临了了才发现证件可能不齐全，孩子没法上学——根据当时的入学政策，最快解决的方法是有本地户口，户口则需要落在房子上。他紧急来找中介，问他们有什么办法？他经历了很多周折，最后紧急补缴社保，才买到房，在开学之前把整个流程办好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也会发现，正是这样一个最低门槛的房子，完成了对城市人口的筛选。
我们能在售楼部看到的人，已经是那些赚到了一些钱的人。他们能负担三四十万的首付，之后也有现金流可以负担房贷。有这样的基础，他们才会想要在南京安家，让孩子在这里长大。
还有很多小商贩、农民工，那些体制外工作的人，他们是很难留在南京的。比如我认识的那些房地产中介，很多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在这里干几年，如果一直不开单，就会待不下去，要么回农村老家，要么去别的地方。我在做田野时，会发现没过几天就有人走了。或许十几个人里，只有一两个很聪明、很有街头智慧的人能做成销冠，能自己买房，甚至倒腾房子，我们就叫made it，成了。有房还是没房，就变成了赢家和失败者的分界线。
发现“刚需”
我在做田野的时候，其实没有很明确地把“刚需”作为我的主题。它太常见了，就像空气一样存在，所有人都在说它。也正因为它不言自明，所以你很难看见它。
当我离开南京，回到学校，已经被海量的田野素材淹没了。我一见到我的导师，就跟她滔滔不绝，导师说，“哎呀，你需要冷静一会儿，需要跟你的田野拉开一段距离”。如果说，博士毕业论文最后是要描述一片森林，那我当时脑子里就全都是一棵棵的树木。我能清楚地看到每一棵树上的纹路，却不知道树和树之间的关系，更不知道整片森林的形状。
慢慢地，“刚需”这个词开始浮出水面，我意识到它很重要，也很有意思——通过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住房市场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我们学经济人类学，认为市场并非像树一样，是完全自然地长起来，必然有制度的参与、人的参与、物质的参与。而“刚需”这个概念，就刚好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组织起来，最后形成了一个市场。
我翻了很多老报纸，想弄明白“刚需”这个词是怎么出现在大众话语里的。最终，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馆长帮我找到了一个最早的记录，是2006年3月2号的上海《新民晚报》，有篇文章就叫《上海人最期待的十大楼盘》，排名前五的楼盘都被称为“亲民”楼盘，因为它们的价格相对可以承担。
后来我就研究“刚需”这个词的流变，发现最早是在2000年，有些学者在讨论住房改革的时候，提出要引入住房公积金制度，“满足老百姓的非弹性住房需求”。这个“非弹性住房需求”太长了，后来在一些论文里，就变成了“刚性需求”，这有可能是刚需这个词最初的语境，是一个微观经济学概念。
21世纪之后，“刚需”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词。房地产商是很喜欢这个词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新的赛道，是一种营销语言，他们可以开发“刚需房”了；中介们也会说，每一位城市居民都对住房有刚需；普通的买房者，也会把自己称为“刚需”人群，当然，这里面也有对高房价的不满。
关于当时的时代情绪，还有几部展现“刚需人群”的电视剧，《蜗居》、《房奴》和《裸婚时代》，大家可能都记得。这些电视剧，也进一步把“住房是刚需”变成了某种社会共识。
图源剧集《蜗居》
但其实我很不想说，我是在研究“刚需人群”，因为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不是一个可以清晰划定的人群。我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为什么这个词会这么流行、这么成功？它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许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大家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去描述它。而且对各方来说，无论是政府、开发商还是买房者，都可以使用它。它代表的各种东西并不互斥，而是可以同时存在，因此它就更有生命力、更扩大化、更被大家接受，最后成了常识。
我也反对说，这些买房者，是被“刚需”的话语洗脑才买了房。我的基本立场是，其实很多人是没得选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房子和户口、市民权是捆绑在一起的。什么是市民权？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你是不是被当做一个成员，和别的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正是这些东西，把“刚需”变得很刚，正是这些东西，让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你还想留在城里，结婚生子，就必须买房。
而这个词的流行，也只是人对结构的反应。你知道这是目前的结构之下不得不走的一步，所以你才说，我有这个刚需。我买这个房子，比其他人买来投资，更有道德层面的高尚性和合法性。所以在我做田野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房子不会（也不应该）跌。
而且“刚需”，也是一种身份话语。就像我们刚谈到的，那些来东郊小镇买房的人，如果说有画像，他们更多是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农民工根本不会用这个词自居，因为他们没有希望留下来。当这些年轻人说到“刚需”，其实意思是，我值得被你留下来，我是一个值得的人，虽然我没有房，但我应该有一个房子。
但也很有意思，“刚需”之上，还有“改善”。“改善性需求”这个词的发明，也很值得分析。当你已经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之后，你要换房，你就不再是刚需了。当你要买且能负担得起一个大平层，你必然不是刚需了，但“改善”这个词，意味着这不是投资，不是投机，仍然是一个合理诉求。造出这些词汇的人，是很敏感的。
有一个瞬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问一个人，“你买这个房子是刚需吗？”对方立马就有点不高兴了，“哦，我们是改善”。那个时刻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刚需”和“改善”之间，似乎隐隐有一种阶层的划分，“我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批人，我也不应该被你认为是刚需人群”。
作为主体的男性，不在场的女性
在田野里，性别也是我很关注的议题。首先，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跟性别有关的学术训练；其次，我每天都会听到他们八卦客户们的婚恋状况；而且我作为女性，本来就对这其中的权力关系很敏感。
所以到了东郊小镇之后没多久，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房价飞涨时，在这样一个有争议并有社会不满的议题上，什么人会被挑选出来，作为被批判和指责的对象——当时有一句话非常流行，是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说的，他说，“中国的房价是丈母娘推动起来的”。这句话完全无视了那些真正在房价飞涨中获益的人。
后来我就开始关注女性在房产交易中的处境。我的观察中，她们是处在失声状态的，是沉默的、不在场的。同时，在刚需话语中，男性是作为主体出现的。
当时，我遇到的绝大多数购房者都是男性——各种各样的，有的马上要结婚、有的是单身，或是父母来给年轻的儿子买房，当然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夫妻一起来看房。总之，来看房的女性很少，独自买房的女性几乎没有。
我遇到的很多男性都会说，“我现在要结婚，当然要买房子”，这样他就可以问爸妈要钱。有的父母，会给才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买房，虽然他既不在南京工作，也还没有女朋友，但这都没关系。我甚至还见到有些人，根本没办法负担贷款，是他妈妈做保洁给他还房贷，很可怜，但他也不在乎，该打牌打牌。
还有一些情侣，还在谈恋爱，男性就会过来看房。买房是双方关系进展中博弈的一部分。男性就要通过买房，来表达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承诺。意思是如果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我就应该表达诚意。
但在整个事情里，女性的地位是很微妙的。我遇到过一对情侣。男生是外地人，爸妈就在农村，他月薪大概3000元，女生是南京本地人，月薪大概2000元，但她的工作在体制内。当时他们来买房，预算不多，想买个一居室，整个过程都是男方来推动的。但其实，男方家也没有太多钱，首付12万，最后就差两万。中介就建议他找女方父母借。男生很抗拒，说先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女生父母是最后的选择。
到了办房贷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男生是独自来办的，但他的征信有问题，信用卡有过逾期，最后还是靠着未婚妻的公积金才贷到了款。而这个女生，明明是房子的共同所有人，甚至房子是用她的公积金贷款，但她全程都很少出现。男生跟我们说，她觉得这些金融方面的事情太麻烦了，而且女孩父母，也希望男方可以把婚房的事情办妥。
他们的故事里我就发现，原来婚房的首付，有这么特殊的意义。当男方家庭无法全款购房时，付首付，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对小家庭的关键贡献。之后，再由女性共同承担按揭还款。
在田野里，我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女性，在男友、丈夫在和房主讨价还价的时候，她们要么沉默，要么缺席。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她们就是别无选择。
在“婚房”的整个交易过程，她们其实是找不到定位的——如果根据传统逻辑，你就听父母的，男方家一定要有个房子，才能表示诚意，在这个父权的逻辑里面，其实都不是你在要房子，而是两个家庭之间的资源交换，必然要经历谈判和协商；如果走新逻辑，你受到了现代教育，也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如果你认为自己独立，你也就不能要这房子，你也不想被指责为“捞女”。你就被卡住了，无法说话。
无论对丈夫还是父母，她们都没办法理直气壮，没办法捍卫自己的财产权。这种无处安放，这种犹疑，这种局外人的感觉，也正是她们尴尬的来源。
关于这点，美国社会学家薇薇安娜·泽利泽有一本书写得很好，叫《亲密关系的购买》。这本书推翻了美国社会的一个主流认识——如果你要谈钱，感情就不纯；如果你要谈感情，就不要谈钱。但在真正的社会学观察中，你会发现，现实不是这样的。钱是无处不在的，它是意义的载体，而且很多时候，它并不必然腐蚀亲密关系，相反，它经常被用来创造和再创造亲密纽带。
而且很有意思，当时刚好专门针对私有房出台了一些司法解释（201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提到，“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
而我们在东郊小镇遇到的购房者，更多是小镇青年，他们很少提及这件事。当时，他们或许还没有很强的物权意识，或者这些女性会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在乎，也不该在乎。男方也会觉得，我买了房子，这就已经是一个证明了，你再去提名字，就不体面了。反而最早有物权意识，能够讲出来的，是经济条件更好、更熟悉商业社会逻辑的中产女性。
我跟一些男性买家单独聊过这件事。我说，你的房本上只有你的名字，那根据现在的《婚姻法》，你们离婚会怎样怎样。他们很多就会强调，“不会的，我这个人很重感情，如果离婚，我不会按法律分，我会按感情分，我会完全考虑女方的付出。”
我们姑且不讨论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人心会变化。我们就讨论他们的话语，在我们谈话的场合，集体的、奉献的话语，是更具道德性和合法性的，当你强调集体价值时，就耻于谈论个人产权。所以男性同样也不会说，这房子就是我的。他们永远都是在说，我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小家负责，才买房，哪怕这个证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不买房，是自由还是特权
2018年，我博士毕业回国，开始在昆山杜克大学工作。之后我又回过两次东郊小镇，跟大家叙叙旧。回去时看到的情况，跟最初已经不太一样了。
比起2015年的那种高歌猛进，那种“年首不买房，一年又白忙”的氛围，2019年前后，房价已经没怎么涨了。大家叙旧时会聊八卦，就讲到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中介，他之前囤了很多房子，但后来就好赌，房子全都输掉了。其实这也是对大环境的反映——也是因为他没事干，没有业务了，才去找别的事情干。
而且当时我就发现，小中介在消失。我当时做田野的那家中介，老板娘把店都关了，现在也在给大中介公司打工。这就说明，大中介已经把市场空间全部挤占了。这些小中介的薪酬体系比较灵活，上班时间也比较自由，但现在的大公司，其实是把房屋交易的每个环节都拆分开了，带看是一个人，签单是一个人，最后的环节又是一个人，划分得非常细，人都被管起来了。
至于那些买房者，比较可惜，因为最初我就是通过中介认识的他们，所以最后保持联系的并不多。但我觉得，这样也行，因为我并不是要给他们一个画像，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刚需人群”是流动的。不过同时我也知道，当时大家那种预期，觉得房价还能涨起来，我再能够往上走，那种流动不一定能实现了。
对我自己来说，过去10年从求学到工作，从结婚到生育，我对房子的理解、对当时那群人的理解也更深了。我2018年回国，刚开始工作那段时间很忙，完全没有精力理会其他事情。但后来我怀孕了，我的户口在安徽老家，我就想着，让孩子跟着我在昆山落户吧，我想得很天真，把我的所有档案全部办好，要从安徽迁到昆山的人才市场。到了最后一步，去公安局注册，我当时就多问了一句：我要有小孩了，将来小孩是不是可以跟着我落户？他们就说，我是在集体户上，小孩不能落，要买房才能落。
我当时一下就，“天呐”。在我的田野里，遇到了那么多有了小孩要买房落户的人，但我居然傻到，自己都忘了这一点。但我没有房，所以我只能把户口迁回老家，现在孩子跟着我在安徽的户口上。我也遇到了一些跟我相似情况的朋友，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买房。
过去这些年，我在美国、英国和国内都生活过，也因为做研究，跟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流。在我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那么特殊。如果你把它和全世界的房地产市场对比，其实内在逻辑是很相似的。
如果你问，在哪里拥有一个房子最难，在哪里拥有一个房子最容易？你可以看一个数据，叫做“住房负担能力指数”，是根据当地房价中位数和人均收入来计算的。10年前，中国内地的这个指数是很高的，中国香港地区更高，英美好像还行。但最近几年，英美也在加速变坏，不是说房价在涨，而是人们花在居住上的钱在一路飙涨。
就讲我自己的经历，10年前，我和我伴侣在美国波士顿读博士，我们租一个一居室，最初是每个月1200美金，最后涨到1600美金，也贵，但我们一个人的工资支付是绰绰有余的。如果你是博士后，拖家带口过去，养全家，租房，还养一辆车，都是可以的。但现在全不行了。我们当时租的房子，现在每个月3000多美金可能都租不到。英国的博士生，都是在和别人合租房子。
包括学区房，英美的学区房也都非常明显。英国还好，公立学校是政府支持的。但美国的学校，是由这个地区的房产税支持的。所以房子越贵，房产税越多，学校就越好。当然你也可以租房上学，但好学校附近房租也会相当贵，因为大家都想去。
现在，我在中国也还是没买房，住在学校提供的教师公寓里。但其实我也很想说，当你听到有人说，我凭什么要买房？为什么要买房？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原因在的。
能说出这些话，就意味着，他们有不买房的选择。他们可能是城里人，已经不存在对第一套房子的需求。当你不需要一套房子来保障你的居住权，当你把房子看做一个投资品，你当然可以觉得这东西不值得。或者你还没有步入婚姻，不需要出示一个房产证去给你的小孩拿一个入学资格，你也有不买房的自由。
当然，人们买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实现租售同权。当然我也看到政府文件里提到，包括一些城市也在做，希望提倡租售同权。当租房也可以得到平等的居住权，制度更加完善之后，将来会更好。
最近几年，我没有时间去做大量的田野，但也始终在关注跟房子相关的事情。而且像我的家人、亲人，都是要买刚需房的人、因为买房产生纠葛的人、离婚要分房的人……
现在房价在往下走，我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大家对“刚需”的想法会不会变？以前都说“刚需”，现在大家会怀疑它吗？但很有意思，我周围买了婚房的朋友，平时也会聊说，房子已经跌了几十万、上百万。我会说，“哎呀，好可惜”。但她们也说，“哎呀，没关系，还好是刚需。”
我就觉得，这个例子更能凸显“刚需”话语的普遍性，它在人心里的地位。尤其是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因为是刚需，所以你觉得不要紧。
其实这也体现了，房子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金融产品。它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可以承载一些金融的功能。但它在居住上的重要作用，也是人们如此热衷谈论它的原因——当增值的价值不再明显，它的社会价值就更凸显了出来。
它让大家能够安放人生，结婚生子，代代延续。你去看不同的国家和族群的社会文化，对生命和族群延续持正面态度的，都会觉得，不断产生的下一代，和群体的未来是最有价值的，而不是短期的获利。
所以我认为房子，是超越了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二分法的存在，它更像是价值的源头，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也不要去批判父母，为什么他们非要去买房子？
在东郊小镇的那两年，我观察到了特别多的不安，特别想写出他们的那种纠结，那种渴望，那种目标明确，那种时不我待。人们就像在追赶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怕再不买就买不起了。这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最终是房子，承载了我们关于家的所有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