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文强遗言是血证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身居中共体制内顶层，在晚年提出“管得越少越好”，并指出中共权力结构必然生成腐败 ；文强是重庆前公安局长，2010年7月7日上午被执行死刑（注射针剂），文强遗言成了中共斗争屠刀下血淋淋的证词。两位几乎不会被联想在一起的人，都在他们人生的最后都说了饶富深意的“大实话”——看透中共的真言。
赵紫阳对中共计划体制“结构性失败”的观察
从赵紫阳的两部回忆录可见，他的判断是出于在体制内五十年的治理经验与观察，而他最后的反思有三：
1.计划经济的资讯无法集中
《改革历程》反复指出：中央掌握的资讯永远落后于基层，上级“计划”与实际“供求”永远矛盾，官僚向上级汇报有巨大“激励扭曲”。
这使他得出一个结论：中央越想控制越精细，实际错误越大，浪费越多。
2.权力越集中，腐败越严重
《改革历程》中有一段核心内容：“权力越集中，资源越集中，腐败就越严重。腐败不是几个干部品质问题，而是制度激励问题。”
赵紫阳的意思是：计划分配形成“谁掌权、谁决定资源”的局面，官员所有时间都用在“批条子、分指标”而不是治理。当然，当时他并没有喊出“打倒共产党”，他提出：“要限制政府权力，让市场有决策权。”
3.中央集权使责任与能力不对等
赵紫阳晚年谈到农村改革：中央管太多，地方没有自主权，导致治理完全失灵。他说：“中央不可能管那么多细节。能力与权力不相符，就是失败。”
他晚年表示政府要做的应是“规则”而非“干预”，也说过中国若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是死胡同。
要说是薄熙来（左二）亲手杀了文强(左一)并不失真。（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文强 一个凡人在体制深井中的临死供词
赵紫阳晚年在《改革历程》所直言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权力越集中，腐败越制度化”，却在文强不堪入目的一生中到验证。文强在2010年枪决前留下的11段遗言可以佐证赵紫阳对体制大怪兽的观察是很准确的。
文强原是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正厅局级侦查员，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高调开展打黑，将文强列为“黑社会头号保护伞”，文强最终被执行死刑（注射针剂），要说是薄熙来亲手杀了文强并不失真。
2010年7月7日当天早晨5点，文强被民警叫醒起床，随后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宣布最高法核准其死刑并立即执行。9时05分，押解文强的车队抵达刑场，不到10分钟，死刑即执行完毕。网络曾疯传文强死前令人震惊的11句话，其中谈到“他的上级”。从文强的遗言也可以佐证身在中共体制中的凡夫俗子根本无从逃脱，文强是从权力底层的片警一步步爬起，他是怎么爬的？怎么被领导选中又信任？被贪腐体制吞噬成只剩了党性，文强临死前却说出一句句真话。以下摘录文强11段遗言，其中曝光了中共真实的运行模式：
第一段
“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参与过和知道的事情太多……很多人巴不得我马上去死……但有几句话在走前要讲清楚。”文强明确表示自己知道太多了、牵连多方。身为公安局长权力越大、掌控越多，就越可能涉及敏感利益链。
这段遗言佐证了赵紫阳指出的：权力过度集中、缺乏制衡，会形成权力矩阵下的寻租网络，甚至形成多人共同沉沦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段
“都说我贪污、玩女人……这怪我也不怪我……不管谁放在我那位置上都会贪污……那些女学生我不去玩也是别人去玩。”
在这里文强为自己辩解称这不是个人腐败的孤立现象，而是“位置驱动”的行为模式。虽然听了十份不悦，谁家没有儿女，容得中共狗官蹂躏......但这与赵紫阳提出的制度诱因论一致，赵紫阳指出：腐败并非因为官员个体道德不佳，而是因为权力架构提供了无监督、无制衡的诱惑空间。
文强遗言说：“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数十万干部一样。”（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第三段
“谁不明白，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数十万干部一样。”这句话更是中共体制的最不想人人知道的关键点，点出了：官场中不贪即不被信任；不贪就无升迁动力；整个官僚系统因此被结构性腐败同化。
文强遗言中的“活不下去”是大实话，在体制内不贪，就没有利益关系，当然无法得到保护；不贪，也无法“做事”，一是会被视为阻碍，二是无法掌握下属，更无法带队。因此不贪是不上道，不懂交换，当然在逆向淘汰的官场上毫无上升的空间。
这也不是自嘲，是中共运行的铁律。在中共体制里贪腐是加入利益网络的“入会仪式”、分赃交换忠诚的“政治语言”、受贿是上下级互相挟持的“生存保险”，所以不贪的人被视为不可靠、不色的人被视为不懂规矩，干净的人被视为危险且不可控——邓小平就是这么看赵紫阳的。
当然真正的清官不是被打倒了，就是被排挤了，要么也被体制绞杀了。这不仅是个人操守问题，而是中共体制之必然。赵紫阳当然看出权力的绝对等同于腐败的绝对，凡人文强也看懂不腐败就等死。
赵紫阳分析：如果权力不受约束，那么所有行为最终都会为了维持权力、利益与生存而倾向腐败。赵紫阳之所以说“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就是因为他看到权力越大，需要用更肮脏的方式维系。权力不减，腐败不可能减。文强遗言，是赵紫阳观察的最佳验证。
第四段
“我从小片警做到公安副局长，不是靠贪污走过来……我是工作在前，贪污在后。”这句话表面上是辩解，但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中共的逆向淘汰的实际运作机制：掌握暴力与行政强制权的普通干警不会被查；掌握更大权力的干部则必然被拉入利益交换网络。这正是体制内权力分配的逻辑：职责越大、可控资源越多、腐败诱因越强。
赵紫阳也曾指出，官僚体系权力层层堆叠，使得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扭曲与责任不对等，最终腐败结构性地生成。
第五段
“我充其量只是公安副局长，却能为所欲为，是谁给我为所欲为的权利呢？我的上级都干什么去了？”这段更是权力结构的坦白话：权力是体制安排；权力越大，越能不受制衡；上级的纵容或默许，是整个腐败系统的根源。
这句揭开了政法系统的核心秘辛：权力不是法律授予的，当然权力也不是人民授予的，权力是上级默许与利益交换的产物。因此上级不仅知道你的腐败，也必须依赖你的腐败，但最终在斗争绞杀的必要时刻会牺牲你以掩盖整个腐烂的体制；说破了中共体制权力集中的本质不是治理，而是为既得利益者共谋便利。
第六段
“既然不让我活下去……我替那些人办事情……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如今在带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证据。”这里揭开了腐败网络的互相掩护：腐败不是单一事件，而是邀请其他官僚加入的共同游戏。
这句揭穿反腐不是清洗腐败，是清洗旧利益集团；反腐不是执行法律，是执行政治需要；反腐不是查真相，是选择性灭口。这也正是赵紫阳分析的“权力不受制衡，反腐永远是表演”。文强是赵紫阳的观点的眼前实例。
赵紫阳曾这样分析：腐败最危险的不是个案，而是制度化的连锁效应。
第七段
“杀了我不过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污腐败的源头吗？……三年后他们还要不要放鞭炮。”当然处死文强一个人并不能清除腐败网络；腐败的根还在，赵紫阳晚年说过类似判断：反腐不是抓几个贪官，而是要改变权力与监督的制度性设计。
第八段
“有些老百姓恨我没有替他们惩治罪犯……那些人要把钱送到我上司那里……最后要把我摆平。”文强说破官场腐败其实是彼此的“保命策略”；下属用贪腐行为保护自己，同时也保护上级。
第九段
“当年他们说我是英雄……现在他们又说我是罪犯……我敢不去当这个罪犯吗？”以文强的见地，他为自己辩解称官员不是因为腐败而腐败，而是因为腐败是“能活下来的唯一策略”，但这也是官场现实的映照。
第十段
“现在的官员比国民党还坏……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制度……”这句话本是对一党专政治度的最猛烈审判：比国民党还坏不是偶然评价，而是体制比较后的结论。它直指：一党专政下的权力机理，比旧时极权更无制衡、更易腐败。这也与赵紫阳对中共体制的深层批判不谋而合。
第十一段
“我死后孩子不要再姓文……不要从政，不要当官……平淡、平安才是福。”这是真正对亲人的遗嘱：他不希望后代进入中共体制内，这是他走上罪恶之路后，留给自己下一代的大实话。可悲的是，一个曾在中共体制内掌握巨大权力的人在死前告诫后代远离权力。
小片警向上爬的哀歌 凡夫俗子自取灭亡之路
文强的遗言，是赵紫阳晚年发言最黑暗的注脚，也给赵紫阳的观察作了佐证。赵紫阳指出中共的制度会让人腐败，文强的一生恰恰印验随波俗流的凡夫俗子一旦进入中共体内后会如何“自然”腐化，难怪文强临死前还是想为自己辩解称，认为错不在自己，因为：在中共ㄧ党专政下，腐败不是“谁变坏”，而是“谁被选中”。
赵紫阳晚年的思考就是从中共体制看中国的病根，他已经发现中国的病根就是中共本身，只是没敢把“打到共产党”说出口而已，赵紫阳还曾表示：“腐败并非几个干部变坏，而是制度激励造成的”这与文强血淋淋的遗言也是吻合的。
文强的死，当然不是孤例，它只是凡夫俗子在中共体制内必然走上的自取灭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