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对冷战毫无兴趣。他想要文明的战争

Alex Ken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每隔几年,我就会被提醒自己新闻从业的一条基本准则:每当你看到大象在天上飞,不要笑,赶紧记笔记。因为如果你看到大象在飞,那就说明某种你尚不理解、但你和你的读者必须弄明白的截然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今天提起这一点,是为了回应上周发布的川普政府33页《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人们普遍注意到,在美国面临的地缘竞争比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激烈之际,这份“川普2025”国家安全纲领却几乎只字未提地缘挑战者。
尽管该报告综述了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它如何谈论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欧盟。文中指出,我们那些姐妹欧洲民主国家的某些行为“正在侵蚀政治自由与主权,其移民政策正在重塑整个大陆并制造冲突,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政治反对派,生育率急剧下降,并丧失民族认同与自信”。
报告继续写道:“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不出20年,甚至更短时间,这片大陆将变得面目全非。”
事实上,该战略文件警告称,除非我们的欧洲盟友选出更多致力于遏制移民的“爱国”民族主义政党,否则欧洲将面临“文明的消亡”。虽然没有明说,但言下之意是:我们将不再以你们民主的质量来评判你们,而是以你们阻止来自穆斯林国家向欧洲南部移民的力度为标准。
这是一头无人应忽视的飞天大象。这种措辞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评估文件。在我看来,它揭示了本届川普政府的一个深层真相:他们来到华盛顿,不是为了打西方的新冷战,而是为了打美国的第三次内战。
是的,在我看来,我们正陷入一场围绕“家园”(home)展开的新内战。
首先,我需要先绕道谈谈“家园”。如今有一种倾向,把每一场危机都简化为干巴巴的经济数据、政治或军事博弈的棋盘操作,抑或是意识形态宣言。这些当然都有其相关性,但在我做记者越久之后,就越发现解开一个故事更好的起点其实是心理学和人类学。它们往往更能揭示驱动我们国内政治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的原始能量、焦虑与渴望——因为它们不仅照亮人们口头上说想要什么,还揭示他们真正恐惧什么、私下祈祷什么,以及为何如此。
我没经历过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1960年代民权运动及马丁·路德·金遇刺那场第二次伟大内战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现在确确实实身处美国的第三次内战之中。这场内战,如同前两次一样,核心问题是:“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以及“谁才有资格在我们的国家之家感到自在?”这场内战目前不如前两场暴力——但毕竟才刚开始。
有了上述背景,我无法回忆起过去40年中有哪一段时期,我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旅行时,遇到如此多的人问同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的?”或者像以色列极右翼民族主义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2022年以色列大选期间用希伯来语打出的政治横幅广告所说:“这里谁才是房东?”
这绝非偶然。如今生活在出生国之外的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全球约有3.04亿移民——有的寻求工作,有的追求教育,有的逃离内部冲突,有的则因干旱、洪水和森林砍伐而流离失所。在我们自己的半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报告称,2023年美墨边境遭遇移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皮尤研究中心估计,同年美国境内无证移民总数增至1400万,打破了此前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这不仅仅是移民的问题。美国的第三次内战在多个战线上同时进行。一条战线是白人、主要是基督徒的美国人,他们抗拒一个少数族裔主导的美国——这一未来已在2040年代左右注定成为现实,由白人生育率下降以及西班牙裔、亚裔和多种族人口增长所驱动。
另一条战线是黑人美国人仍在奋力对抗那些试图筑起新墙、阻止他们拥有“家园”归属感的力量。此外,还有各种背景的美国人,努力在似乎每周都在变化的文化潮流中稳住自己:关于身份、卫生间甚至字体的新期待,以及我们在公共空间中如何相互承认的方式。
再有一条战线,是人工智能推动的技术变革飓风,正以快于人们立足的速度席卷职场。第五条战线则是各族裔、各信仰、各肤色的美国年轻人,正竭力负担哪怕一套普通的住房——那曾长期作为美国梦之物理与心理港湾的居所。
我的感觉是,如今有数百万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不确定社会脚本、经济阶梯或文化规范中哪些是可以安心遵循的。他们在心理上无家可归。
当唐纳德·川普在其首次竞选中将沿墨西哥边境建墙作为核心主题时,他本能地选择了一个对数百万美国人具有双重含义的词。“墙”既意味着一道阻挡失控移民的物理屏障——这些移民正加速美国向少数族裔占多数的社会转型;同时也象征着一道抵御变革速度与广度的墙——那股正在重塑日常生活的文化、数字与代际风暴。
在我看来,这正是川普《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层背景。他并不想重打冷战以捍卫和拓展民主的疆界。我认为,他真正想打的是一场关于什么是美国“家园”、什么是欧洲“家园”的文明战争——重点在于种族和犹太-基督教信仰,并据此判断谁是盟友、谁不是。
经济作家诺亚·史密斯本周在其Substack专栏中指出,这正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开始疏远西欧、转而亲近弗拉基米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关键原因——因为川普的追随者认为,普京比欧盟国家更坚定地捍卫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
史密斯写道,历史上,“在美国人心中,欧洲是海对岸一个永恒同质的地方,那里原住白人始终存在,也将永远存在。”然而,“到了2010年代,这些美国人意识到,这一神圣的欧洲形象已不再准确。由于劳动力人口萎缩,欧洲国家接收了数百万来自中东、中亚和南亚的穆斯林难民及其他移民——其中许多人融入程度远不如他们在美国的同类。你会听到人们说:‘巴黎不再是巴黎了。’”
史密斯补充道,如今由MAGA主导的美国右翼“本质上并不关心民主、盟友关系、北约或欧洲一体化项目。他们关心的是‘西方文明’。除非欧洲大规模驱逐穆斯林移民,并开始强调其基督教遗产,否则共和党不太可能伸出援手帮助欧洲解决任何问题。”
换句话说,当“保护西方文明”——聚焦于种族与信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最大的威胁就变成了涌入美国和西欧的失控移民,而非俄罗斯。正如防务分析人士里克·兰德格拉夫在防务网站“War on the Rocks”上所指出的那样,“保护美国文化、‘精神健康’和‘传统家庭’被框定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求”。
正因如此,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绝非偶然,也不是几个低级别意识形态分子的产物。事实上,它正是解读本届政府国内外真实动因的罗塞塔石碑。
本文作者托马斯·L·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他于1981年加入该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其中包括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